卷上

译一、关鲁于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在御前进士及第。一任，滁州军事推官，历经二考。一项公罪，是没有把巡检原先解送来的盗贼仔细审勘，办事草率，罚铜，遇赦释放。一项公罪，是没有把应当遇赦的盗贼奏请皇帝裁决罪过，罚铜，罢官，后来又根据德音释放。一、二任，衡州军事推官，历经三考，共四十三次差遣办事完毕，其中六次负责勘查案件。一、三任，权任太平州军事判官，历经三考，共三十六次差遣办事完毕。一、四任，奉敕差遣监饶州盐酒税。未经过考核，调任其他差遣。一、五任，奉敕监饶州茶盐务，历经二考。一项公罪，是根据举人施万等人的陈述，试院官员解送发遣不当，派袁州判官张均推勘；本官详细说明，因追捕举人而未能到案，遇赦蒙恩释放。一、现任天平军节度推官、知杭州仁和县事。天圣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至今合计三考，其中两考没有责罚，应当评为中上考；还有一考，尚未见本州申报送到。一、本人没有权要的骨肉或亲戚在朝廷任用。以上所列，全部如前。现任天平军节度推官、知杭州仁和县事关鲁，平素修养儒者的品行，从文科进士中擢用；虽然在公事方面廉洁能干，却长久沉沦于宾席之中。前后历任六任，共考核十三考，遭遇的公罪都已经遇赦释放。臣现在保举他，认为他能够充任京官和亲民任使。如果朝廷任用他以后，他犯有正入己赃罪，臣甘愿与他同罪，决不推辞。谨具奏状上报，恭候敕旨。明道二年七月日，朝奉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充集贤校理、上轻车都尉臣陆某状奏。家中收藏着太傅《除纠察在京刑狱敕》，其中说：中书门下致尚书工部郎中、直昭文阁馆陆某：奉敕如下。国家精心探求教化的根本，明察慎重地处理刑法典章。何况京城之下，事务繁多；刑狱诉讼之间，更是繁重复杂。如果审理裁断稍有违背查验事实的要求，那么百姓或许就会陷入无罪受刑的境地。朕想到这些便忧心痛惜，吃饭时也会因此叹息；应当进一步制定条文，以表示哀怜。于是选任近臣，谨慎求取公正的执法者，察看其中是否有枉曲舞弊，举发那些拖延案件的人。希望遵循体恤隐痛的规制，以招来和平之气。现任命你兼任纠察在京刑狱。开封府以及京城内凡有刑禁之处，都应当由你纠察各处，依据判决发遣徒刑以上罪犯的情况，随即具文报告。其中有处理不尽合理以及拖延滞留的案件，都必须调取原案查阅详核，举发驳正后申奏。如果因为怠慢职守，导致刑狱出现枉曲滥刑，后来又因事情败露，那么受委任的官员一定要依朝廷法典从重处分。还有应当施行的条贯事项，也要筹划后逐项列明上奏。公文到达，依照敕令，特此行文。庆历六年九月日行文。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押字）。考证：大中祥符二年，开始设置纠察在京刑狱一职，由两制及朝官充任。但《实录》和《国史》都没有记载其职掌的详细情况，这道敕令可以补充史官的需要。太傅有一首《赠真行大师》诗，诗说：“语录传来久，所明机妙深。霜天七宝月，禅夕一真心。只有道为证，更无尘可侵。前溪沤出没，谁自感浮沉。”福州西禅寺有这首诗的题版，署名官衔为“转运使、尚书兵部员外郎”，大概是他出任福建转运使时所作。楚公在元▯年间从金陵知府任上因丁忧回到乡里。凡是来给祖墓守墓的人，他都束好衣带同他们坐在一起，每每说：“先祖墓地所托付的事情，怎么敢怠慢呢！” 楚公做官四十年，心里并没有置办屋舍田宅。元▯年间，他因服丧回乡，只寄居在妙明寺僧舍中。晚年在卧龙山下得到一块地，想建一所住宅，最终也没有实现。山脚有一股小泉，他引水做成一个小池，命名为三汲泉。如今年代久远，终于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了。王禹玉撰写《上永裕陵名表》，其中说：“垂精七闰之余。”表文还没有发出，楚公和众位随从官员去见韩玉汝。韩玉汝说：“今天左揆上永裕陵名表，使用‘七闰’这个词，出自哪里？”座客没有一个能回答。韩玉汝于是特意问楚公，楚公不得已，慢慢说：“‘五岁再闰。’注释似乎说，十九年有七个闰月，称为一章。”听到的人都惊叹佩服。当时王禹玉已经病了，文章仍然精工到这种程度。楚公在应答之间总是迟疑退让，不肯用自己的长处压倒众人，这是我们家的家法。楚公精通《礼》学，每每阐发经义以破除后世的妄说，只有合祭天地这件事，他独自认为是正确的。他常说：“祭祀天时，百神都随从受祭，地神也应当随从受祭，只是不能说成合祭罢了。” 楚公任吏部尚书，出使契丹。张芸叟任吏部侍郎，每次离开官署，总要到我家来，坐在厅事西阶，叫来宅中的老兵，逐一询问家人是否平安；又叫来卒长，命令他约束负责守夜的人，然后才离开。除非遇到斋戒祭祀或疾病，从不间断。楚公说：神祖说的话都能成为文章。楚公在后省任职时，曾因进呈修订敕令，天色已晚还反复考阅没有结束。当时皇帝的病刚刚痊愈，楚公于是请求改日再办。皇帝整肃容色说：“并不是喜欢劳苦、厌恶安逸，只是享受天下供奉，想用勤勉来报答它。”当时皇帝确实这样说，一个字也没有润色。东坡先生任钱塘知州时，我的六叔祖祠部公任转运司属官，和他很不合。绍圣年间，章子厚任宰相，极力推荐六叔祖，说他可以担任谏官、御史。于是召他入宫应对。哲宗说完话后，六叔祖来到殿上，还没有站定，皇帝就疾言厉色地说：“苏轼！”六叔祖估计章宰相一定会替皇帝追究他与苏轼在钱塘不合的事情，于是回答说：“臣任浙西转运司勾当公事时，苏轼任杭州知州，修缮官署、修筑西湖堤岸，工程很大。臣认为这是耗费财力、动用民众去营办不急迫的事情，便劝他停止。苏轼于是发怒，对郡中官员说：‘近来我提出一两件事，同各位监司商议，大家都认为是对的，可是小モ却总是喋喋不休！’‘小モ’大概指的就是臣。然而当时年成不好，百姓饥饿，靠着做这些工程获得食物，从而免于死亡和被徒刑的百姓很多。臣所争论的事情，也不能说完全正确。”皇帝默然不语。章宰相听说后，也很不高兴。因此六叔祖后来始终没有升迁。

译徽宗初次举行郊祀时，内侍请求用黄金制作大裘匣，估计所需不过数百两。但议论的人都认为郊祀费用已经很大，不应再在旧例之外妄自增加开支。一天，皇帝对执政大臣说：“大裘匣难道不可以制作吗？”楚公回答：“大裘崇尚质朴，确实不应再加装饰。”皇帝忽然变了脸色，说：“既然这样，就可以立即罢去这件事了，我可受不了丰稷那样的煎炒。”楚公退下后对韩公、曾公二人说：“假使像宰相这样的人常在经筵陪侍，君主哪里还会有错误的举动呢！”丰公当时大概任工部尚书，是以本职身份提出争论的。元符庚辰年夏秋之间，丰清敏公任中丞，楚公代理吏部尚书。一天，他们在西府见到曾子宣，曾子宣脸色非常不高兴，说：“丰相怎么竟这样不明白事理？眼看事情有希望挽回，却又把事情弄坏了。近来应对时，他竟然说司马君实、吕晦叔等人都是忠臣贤者，怎么可以因为赦免而叙复官职呢？赦令只应施及有罪之人，无罪的人有什么可赦免的！皇上问他：‘司马光、吕公著更改先帝的法度，难道也没有罪吗？’他却说：‘应该改，有什么罪！’他竟如此不肯委婉顺从。皇上不能平息怒气，很怀疑朝廷都是借建中之名作说辞，实际上心意在元▯。这可怎么办？”楚公回答说：“您误解了。皇上是受父子亲爱之情牵制，所谓建中，也只是勉强听从罢了。只是偶尔有这类议论传到皇上面前，那么建中之政就可以守住；只怕言路没有后来的人接续，不必担心会把事情弄坏。”不久，清敏果然改任尚书，王明叟任中丞，所以群奸仍有所忌惮。王明叟被罢免后，本来想任用邹忠公，但邹忠公因为母亲年老，极力请求离职；小人乘机得以进用，事情于是发生大变。明白事理的人都佩服楚公的先见之明。楚公在海州时，和查朝散应辰的《雪》诗，诗说：“无地得施调国手，惟天知有爱民心。”楚公虽然安于仕途上的进退，但志向却始终在于百姓，正是如此。楚公在绍圣年间因为元▯年间修史获罪，被夺去职任，出守泰州。当时在史院任职时，和各位公卿意见不合的地方确实很多，有时甚至有人劝他自己申辩。楚公笑笑没有回答。到了郡中，他写信向执政大臣致谢说：“议论涓埃般微小的补益，或许还有值得夸耀之处；面对天地般广大的恩德，实在可以说是无法报答。”议论者认为，这不仅深得近臣的体裁，也可以看出儒者的气象。楚公任太学直讲多年。离任以后，太学案件发生，许多学官都因这件事获罪罢职。元丰年间，他在经筵侍讲，神宗从容地说：“你在太学任职很久，德行学问受到士人敬服；你离开后，学官竟然狼藉到这种地步。”楚公说：“学官和诸生，是老师和弟子的关系。如今却因为接受所监临之人的赃物而获罪，四方实在都认为判处不当。龚原、王氵允之等都是知名士人，只因接受乡人送的纸一百番、笔十管，就被斥退废黜，实在可惜，希望陛下始终怜悯他们。况且臣任直讲时，有亲戚故旧来访，也不能不与他们互通问候；如果臣没有离任，难道就能独自免罪吗？从前苏舜钦监进奏院，因为卖旧纸所得的钱置酒招待宾客，被判定为自盗赃物而除名。当时言官本来确实把他看作犯了赃罪，如今谁不称说他的冤屈？臣担心后人看待龚原、王氵允之等人，也会像如今看待苏舜钦一样。”这番话虽然没有被采纳，但皇帝因此更加知道楚公是德厚的长者。满中行任太学官。案件结成后，只有他因为没有牵连到吏部的议罪而受到奖赏。楚公叹息说：“这样的奖赏有什么值得爱惜的呢？”从此便轻视满中行的为人。楚公从元▯年间出任汝阴知州开始，历经绍圣、元符十多年，常常被调往外地任职。他曾作《梅花》诗说：“与春不入都因淡，教雪难如只为香。”大概是用来比况自己的。查匪躬在崇宁初年曾在政府见过楚公。按照旧例，皇子、皇女刚出生，辅臣都要进献礼物。这一天正好遇到此事。楚公面对匪躬长叹。匪躬私下想：泰陵终究没有子嗣，而皇上有很多儿子，这是臣民共同庆贺的事，楚公却面有忧色，这是为什么呢？于是请求楚公说明缘故。楚公又叹息说：“祖宗希望大臣尽快了解宫中的事情，所以制定了这项制度，防微杜渐的用意很深。然而我任此职半年，已经进献三次了。皇上正值年富力强，受宠的妃嫔已经很多，这是大臣的责任。只是还没有办法加以节制，怎么办呢？”匪躬常常感叹前辈见识深远、考虑周密。元丰年间庚申年冬天，慈圣光献太后升天。第二年春天，将近百日，按照旧例应当举行卒哭礼。楚公当时以集贤校理兼任崇政殿说书，因而进对，说：“《礼》中说，安葬以后举行虞祭，虞祭以后举行卒哭礼。古时候，士人三个月下葬，举行三次虞祭，卒哭礼是在百日举行的，这是士人的礼制。如今太皇太后，应当等山陵复土、九次虞祭的礼仪完毕以后，再举行卒哭礼。而且古时候刚开始服丧时哭泣没有固定时间，举行卒哭礼以后，只在早晚哭泣罢了。如今民间习俗，刚开始服丧时只在天亮和傍晚哭泣，卒哭以后，连早晚哭泣也废止了，这不合礼制。”神祖喜好礼制，全部按照楚公所说实行。祖宗的官制，对于官品流类区分得最为精密，凡是升迁、改任，都有不同的制度。进士出身、门荫出身、流外出身，以及曾任清望官、曾犯贪赃罪等，各种情况都有区别。自从元丰官制以后，这些区别一概被废除。楚公在后省时，曾上言说：曾孝宽近来任签书枢密院官，才升为起居舍人，而如今堂吏竟有人升到朝请大夫，这不合朝廷体制。应当稍微参照旧制，区分官员流品。神祖认为有道理，但王相禹玉坚持“任用贤能不应拘泥于门第和资格”的说法，议论于是被搁置。到了元祐，才在阶官名称上冠以“左”“右”二字。起初议定，犯贪赃罪的人，带“左”字的降为带“右”字；谏官说：这样做，是允许带“右”字的人犯贪赃罪，于是命令犯贪赃罪的人一律去掉“左”“右”二字。如今大概沿用了元祐的制度，然而如果让公卿子弟与吏胥、杂流处于同一等级，也不是甄别人才的本意，还是应当完全仿照祖宗旧制才好。建中初年，石格任刑部郎官，曾替长官和副长官到曾丞相那里禀报事情。曾丞相发怒，长官和副长官都退下了，唯独石格说：“天下人的议论都认为事情应当是那样，相公却独自认为应当这样。我宁可得罪相公，也不敢屈从天下的公议，希望相公暂且放下这番怒气，按道理来考察这件事。”最终他得以伸张正理而离去。楚公当时任执政，非常赞赏并感叹他的行为，认为他可以任用。恰逢楚公离职，蔡京掌权，石格于是再也没有显达，这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为人了。蔡元度解释《易经》“相见乎离”说：“刑相从中显现出来。万物都彼此显现，也是这样。”他又解释《论语》说：“‘四体不勤’，是说身体四肢堕落；‘五谷不分’，是说废弃聪明才智；‘孰为夫子’，是说无我也无人。”龚深甫任给事中时，曾和楚公谈到这些话，大怒说：“小子竟敢这样！只听说执掌法律的官吏玩弄文辞，还没听说读书人竟敢曲解经书！”

译楚公在史院时，一天，吕汲公来到这里，经过办公处，偶然问道：“皇甫[缺字]，字持正吗？”在座的人没有能够回答。楚公说：“这个‘[缺字]’字，《诗经》中有‘[缺字][缺字]其[缺字]’。”汲公回到府中，刚下马，就叫子弟查检《毛诗》，说：“陆侍郎怕争功，不肯在众人中明说，必定是出处在这里。”查检以后，果然是在这句的注文中。楚公镇守蔡州时，一天接到赦书，原来是因为哲宗服药。赦书中说到哲宗早起临朝、屡次冒着寒气的事情。楚公当天亲自前往各处遍祷神祇，又在厅堂设置道场祈福，在道场旁边安排住处，日夜不进入私室。几天之内，徽宗即位，赦书和哲宗的遗诏一同到达。楚公打开封口，立即放声痛哭。楚公的女婿龙图杨公彦章快步出来询问，看见遗诏，也掩面哭着进去，家人才知道这是国丧。过了一会儿，郡中官员相继前来，楚公都哭号着接见他们。于是宣读遗诏。整天不进食的人有一天，吃粥的人有三天。六叔祖祠部一生喜欢作诗，每天规定自己作一首，有事耽搁了就补作，到老年也没有停止。八十多岁时，曾有诗句说：“枕上吹齑使隔夜的酒意醒来，窗间秉烛捡拾残棋。”又有《闻乱》诗说：“哪里知道那些小孩子，竟然毁坏了美好的家居。” 崇宁元年正月、二月之间，有一个武人调任京师，以善于相面自称。楚公过去在南阳认识他，他因求见楚公，楚公便问：“朝廷官员中谁将再次显贵？”他回答说：“大宗正丞郑居中极其显贵；其次是太学博士李夔，按相法应当有显贵的儿子。”他又说：“今年朝廷将要焕然一新，只有温右丞不会离职，但他的结局也不好。”温右丞就是温益。这一年，从韩丞相忠彦以下的官员全都被罢免，只有温益升任中书侍郎，但没过多久就死在任上。李夔，大概就是建炎年间丞相李纲的父亲。这个武人的姓名，连先君也已经记不得了。他的相术神妙到这种程度，真可以说奇异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二月〕 楚公生性节俭朴素，尤其不喜欢饮酒。每次和弟子、诸生谈话直到深夜，不过喝一杯豆粉山药汤，或者服一丸桃奴丸罢了。李作[缺字]字刚，是楚公的女婿，才华极高，楚公很喜爱他。李作[缺字]和马巨济友善。马巨济在太学中很有声望，等到参加省试时，李作[缺字]仿照杜子美《杜鹃诗》的体裁作诗取笑他，说：“太学有马涓，南省没有马涓；秋榜有马涓，春榜没有马涓。”楚公听说后很不高兴。李作[缺字]说：“我和巨济交情深厚，所以才这样开玩笑。”楚公说：“和人交往应当有礼。什么叫‘忘形’？世上凡是交朋友最终成为仇敌的，都是因为忘形。我记得熙宁年间，我和舒信道、彭器资一同在景德参加考试。一天夜里，信道半夜敲器资的门，想要请教事情；器资已经睡下，却立即起身束好衣带。信道隔着门喊道：‘不必起来，只有一句话，只想向你请教。’器资没有回答，直到束好衣带，开门请他进来坐下，然后才一起交谈。信道对此很不高兴，但朋友之间像器资这样，才是正确的。” 三十九伯父，字元成，早年便在文学上有所成就。在蔡州时，他还不到二十岁，作了一首送别友人的诗：“园中的花如今开得灿烂，一朵朵都是我亲手栽种。只有新添的离愁，任凭东风也吹不开。”楚公看见后很不高兴，说：“花都开得灿烂，却偏偏说东风吹不开，这孩子难道还没有通达之见吗？”伯父果然仕途不通，早早去世。元丰八年，礼部贡院失火。试官马希孟被烧死，蔡卞也几乎丧命。蔡京当时任开封府知府，招募勇士翻墙进去，把蔡卞夹带出来，于是重新举行考试。楚公主持礼部试，录取焦蹈为第一名。所以当时有谚语说：“若不是试官遇火灾，哪里能有状元焦。”这一年正值谅阴，没有举行殿试。焦蹈在策论中说：“谈论经书却不明白经义，还不如没有经书；

译谈论历史却不能通达史实，还不如没有历史。” 楚公非常喜爱这篇策论，认为其中有扬子云的风格。韩康公任大名府尹时，有个叫余行之的人上书，言辞狂妄悖逆，甚至劝康公采取伊尹、霍光那样的举动。康公得到他的书，还没有阅读，恰好门客拿来读了，大为惊恐，直接进入内室禀告康公，当天就逮捕余行之，给他戴上刑具押送京师。其实他是患有狂病，并没有别的意图。主管官吏对他严加审讯，竟然把他定为谋逆，请求依法论罪。楚公当时在迩英殿侍从，神祖正深厚地信任礼遇他，有嫉恨楚公的人便不断进谗言，说楚公与余行之交好。皇上把这件事问楚公，楚公说：“余行之曾任越州官员，我是越人，确实认识他。他是个狂病患者，抛弃妻子儿女，出外游荡二十年不归。他的儿子长大后，听说父亲客居京师，前来探望，余行之拒绝见他，儿子哭泣着离去。看这些事情，除了狂病还能是什么呢？”皇上悲悯地说：“既然如此，那么诛杀牵连到他的妻子儿女，岂不是会滥杀吗？把他们拘禁安置在远郡就够了。”于是只诛杀余行之，他的妻子儿女都得以免罪。后来赵[缺字]的案件发生，便得以援用余行之案的先例，因此从父亲庭臣到母亲、妻子都免罪。吴储、吴侔的案件，又援用赵[缺字]案的先例，凡应当连坐的人也都免罪。议论此事的人说，这都是由于楚公一句话所带来的好处。司马温公刚开始执掌政务时，一天对随从官员说：“近些年法令增加得太过分了，例如三省法，竟然多达数百册，而且多是繁琐的文辞，不切合实际使用。其中有一条说‘凡称省的，指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难道不可笑吗？”当时众人多半参与修订法书，都只是唯唯应诺。唯独楚公起身回答说：“三省法之所以多，是因为其中还合并了格式。又所谓三百册，是进呈的底本中较大的数量；至于进表、原来下达的圣旨和指挥、目录之类，自古以来就不少。如果按中字数计算，不过五六十册，比过去的中书条例，所减已经超过一半，并不是法令增加得太多。至于‘凡称省，指门下省、中书省、尚书省’这一条，是因为内侍省也称为省；如果不明确订立这条，恐怕后世宦官势力壮大，有人会擅自夸大自己的地位，所以才这样规定。”温公改变了脸色，说：“很好。”到了崇宁以后，群阉掌权，于是把都知改为知内侍省事、同知内侍省事，把押班改为签书内侍省事，借此僭越比拟枢密府，可见楚公当时的议论确实具有先见之明、考虑深远。楚公年轻时患病，身体瘦弱得只剩骨头。忽然梦见一位老翁，说：“我是老聃，和你有缘，应当治好你的病。”于是老翁探取他的肠胃，在流动的泉水中洗涤，然后重新放回腹中。醒来以后，楚公仍然疼痛得厉害。从此以后，他所患的病顿时痊愈。晚年，他从政府出来任亳州知州，拜谒太清宫时，才明白梦中老翁话里的意思。楚公在亳州时，正患病，曾白天躺卧，忽然看见右[缺字]有几十个人列队侍立，都是古代的衣冠服饰。他起初认为自己平生专心研究《礼》，而且病中神志恍惚，所以没有把这件事当作异常。后来多次看见他们，才把这件事告诉门生子弟。不久，楚公去世。元丰七年秋天举行宴会。神祖正举杯饮酒，手忽然迟缓，酒杯倾倒，酒沾湿了御袍。当时京城盛传《侧金盏曲》，有关官署认为这不吉祥，于是禁止传唱。第二年，宫中皇帝驾崩，楚公进献挽辞，说：“花到了深秋，在宴会以后凋萎。”意思大概就是指这件事。佛经说“天人有五种衰相”，例如宫殿震动、身体光彩减退等，花朽萎也是其中之一。先公说：楚公曾告诫门人子弟：“《蔡文忠谥议》中说，文忠一旦说出一句话，终身都不再更改。后生立身处世，应当把这句话作为根本。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做到问心无愧，又凭什么做一个士人呢！” 楚公在元符庚辰年冬天，以权吏部尚书的身份奉命担任回谢北朝国使，与西上[缺字]门使、泰州团练使李嗣徽一同出行。北虏派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傅、左金吾卫将军耶律成，朝议大夫、守太常少卿、充史馆修撰李俦前来迎接。李俦自称是燕人，四十三岁，刘霄榜及第，到现在已经二十八年了。出古北口几天后，在会仙石置酒，李俦忽然自己说：“兄长耶律俨新近入朝为相。”当时已经是十二月中旬。几天以后到达他们的国都，见到虏主洪基时，洪基已经苦于肺喘，不能亲自设宴慰劳，于是把宴会移到使馆举行。第二年正月初一，楚公南归，还没有到幽州，便听说洪基去世，其孙燕王延禧继位。延禧比徽宗大七岁，按照旧例称徽宗为兄，号为天祚。耶律俨辅佐延禧，专擅作威作福，享尽富贵而死。当初元丰年间，蔡京出使北虏，耶律俨接待他，两人感情相当深厚。到了崇宁以后，两人都[乱码]，每当使者往来时，总要互相问候；然而这两个人最终都成了国家祸乱的根源，真是奇怪。宣和末年，有个武人叫刘远，是殿帅刘昌祚的儿子，任京东提点刑狱，他对先君说：“我曾出使北虏，认识耶律俨的儿子处温。处温说，耶律俨侍奉洪基时，曾献上《黄菊赋》。洪基赐诗回答说：‘昨天得到卿的《黄菊赋》，把金色的花朵剪碎排列成诗句。袖中至今还留有余香，凄冷的西风也吹不去。’处温在他们的国家也显贵起来。耶律淳的妃子萧氏僭越称立时，处温掌权，想要逮捕萧氏，使幽州归附朝廷，事情泄露后，他和妻子、儿女都被诛杀。后来朝廷取得幽州，追赠处温为燕王，并把他的住宅作为庙宇。他的妻子也追封为燕国夫人。北虏崇尚佛教，所以僧寺非常多，一座寺院有一千名僧人的比比皆是。楚公出使时，途经中京，耶律成等人邀请他到大镇国天庆寺烧香，并设素斋。楚公问耶律成：“也有禅僧吗？”耶律成说：“有。近来有位寂照大师，深通佛理，现在已经去世了。”楚公又问：“道观有多少？”耶律成说：“中京只有集仙观而已。”由此可知，北虏信奉道教的人尤其少。先君说：高丽的风俗也不喜欢道教。宣和年间，林灵素受到宠信，便请求派几名道士随奉使前往，称为行教，停留几个月后回来。所派的人都是庸才，林灵素只是借此乞求恩泽罢了，却不知道所谓行教究竟是做什么。楚公出使北虏回来时，把所得的貔[缺字]带到京师。先君说：还记得它的样子，像大老鼠却极其肥[缺字]，非常怕太阳，偶然被缝隙中的阳光照到，便立即死亡。它的特性是能使肉糜烂；在一鼎肉中投入一片貔肉，马上就会腐烂。不过北虏人也不因此看重它，只说是珍味罢了。

译黄安时自称：“年轻时拜见楚公，把自己所著的《春秋论》作为见面礼，其中有评论董仲舒不合圣人之处。楚公从容地笑着说：‘董仲舒读这部书，三年不窥视园子，骑马时连马的雌雄都不知道，你曾经这样下过功夫吗？’安时说：‘自从听到这句话，我终身不敢轻率地发表议论。’ 三十八伯父是楚公的长子。楚公很晚才有儿子，三十八岁时才生下伯父，于是便以“三十八”作为他的排行。只是伯父不幸，年少时便患有轻微疾病。按照旧例，执政的子弟可以请求留在京城任厘务差遣。韩师朴多次对楚公说：“郊社令这个职务完全没有事务，贤郎虽有小病，但拜起、书写文书都没有妨碍，能否委屈他担任这个职务？”楚公最终还是推辞说不能。楚公在政府任职时，有位大卿岑岩起亲笔写信说：前些日子登门向您道贺，承蒙您厚重笃实地看待彼此的交情，使我得以把贵重的礼物献给您，也有[缺字]谦让的光彩，使老年人更加增添了冒昧轻慢的过错。然而，大将军有向宾客作揖的礼节，古人把这当作美谈；如今文昌纲辖中有接受宾客拜礼的人，难道反而不如前人吗？若起所说的“事契”，我出生得晚，没有来得及知道。又得到这封信时，先君已经去世，没有办法向他询问；然而我不敢不把它记下来，是为了记载前辈的风尚。楚公出使北虏时，使馆中有一个小胡人，办事非常谨慎，也会说汉话。楚公于是吃夹子，把没有吃完的食物给他；他行礼道谢却不吃，问他原因，他说：“准备把它留给父母。”楚公很高兴，给他的食物更多了些，又问：“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他回答：“人们说这是石榴。”楚公猜想，他说的“食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北虏人运载随行物品时，不使用兵夫，只要遇到路上行走的人，就驱使他们服役。一天将要上马时，一个挑担的民夫申诉说：“我是燕京的进士，不能挑担。”楚公笑了，替他说明情况，把他放走了。楚公年少时就显贵，而各位叔父出生得晚，所以他年轻时的文章大多散失了。朝循之任治为先时，背诵楚公回师朴的《谢入馆启》说：“富贵连续几代，而有寒[缺字]的风气；文学才华超过常人，而没有暧昧不明的品行。”如今家集也已经散失了。楚地人尤其喜爱《毛诗》，其中的注字都能暗中背诵。看见门生有人轻视注疏，便叹息说：“我在治平年间到金陵，见王介甫有一部《诗正义》放在案上，翻阅处全都已经磨损破穿，大概是因为反复[缺字]阅造成的。介甫读书，一经看过就都能记住，然而尚且如此。楚公非常喜爱王辅嗣解释《易经》的著作，说：“刚强而又方正，柔顺而又圆融，要想求得安稳就很困难了。”认为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论断。元祐年间，李作▯替楚公对苏轼说：“苏子瞻撰写《富公神道碑》，说到争取岁币一事，极力主张使用‘献’字。我根据当时的国书考察，最终还是答应了他们用‘纳’字，那么富公就是没有争取到；碑文既不说曾答应改用‘献’字，又把能够拒绝契丹请求作为富公的功劳，难道不是错误吗？”楚公说：“这不是错误。大凡重大的典策文书与寻常文字不同，必须有替朝廷避讳的地方。比如欧阳公撰写《范文正碑》，说天子能够率领百官为太后祝寿，是因为范文正争辩而停止。后来苏明允、姚子张修撰《太常因革礼》，看到当时确实有实□上寿的事，便认为欧阳公撰文时不知道这一点。这也是替朝廷避讳罢了。这类文字一定会传到四夷；如果是君主改过、罪己之类的事情，本来就是好事，直书也没有妨害。若是上述两件事，就关系到国家体面，不得不避讳。” 绍圣初年，王君仪来探望楚公。楚公问君仪：“最近读了什么书？”君仪回答了。楚公说：“各种史书都读过一遍了吗？”君仪说：“他就是读过一遍了。”原来，君仪对各种书中的每一个字只要有疑问，也绝不放过。楚公尚未考中进士时，游历四方，在高邮停留的时间最长。大概是因为他跟随孙莘老交游，寄居在处士傅琼家中。傅氏的孙子傅兴祖，字仲修，实际上接受了他的教育。因为仲修没有考中进士，便自号“且翁”。楚公辅佐朝政时，曾对宾客说：“如今天下的大势，就像一个久病而瘦弱、气息仅存的人，只应当让他躺在褥席之间吃些稀粥调养罢了；如果突然让他驰马射箭，难道还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吗？” 祖母楚国郑夫人抚养照看庶子，和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先君与四十二叔父提举公同年出生。祖母刚怀孕时，做了两套襁褓，交给侍者，说：“先出生的先用。”后来八月祖母生下先君，九月杜知婆生下叔父，两人相隔才二十多天。楚公出生在鲁墟的旧宅中，太傅说：“这个孩子一定会使我家荣耀。”于是就把“荣”作为他的乳名。先君出生在京师，当时楚公任小宗伯，住在丽景公。因此就把“景”作为先君的乳名。游因读到《柳氏训序》，其中记载了先世的乳名，所以恭谨地记下这些，也担心子孙渐渐疏远后会有不知道的人。楚公说：辽人虽然表面上窥伺中原的礼仪文教，实际上却安于夷狄的习俗。南朝使者经过中京时，按照旧例有乐队前来迎接，并把束帛送给使者。楚公在十一月二十日到达中京，辽人仍照常奏乐、接受束帛。第二天早晨，迎接使者的人却来到这里不再举行仪式，说：“今天是国忌日，要行香。”楚公查阅案牍，发现辽人所忌的本是正月二十日。于是发文询问，辽人却把公文送回来，说：“去年是在昨天忌讳，今年就在今天忌讳，有什么不可以的？”原来是贪图束帛，所以把忌日改了。后来在返回途中听说辽主去世，他们不能戴上做出丧服样式的幞头，只把幞头的光泽用墨涂暗。走了几天，已经渐渐服丧之后，服饰便恢复如常。唯独副使忘了洗幞头，看见的人都笑他。楚公平生待人接物以诚相待，即使面对夷狄也不改变，因此从容地同副使交谈，让他把幞头洗干净，副使连忙道谢。楚公在朝廷任职时，有个内臣叫郝随，本是陈太妃宫中的旧人，与将作监许几一同管理京城所。许几想按照杂压的规定排在郝随之上，郝随不肯，说：“从前阎守勤的位次排在李士京之上，这就是先例。”两人各自向尚书省申诉。楚公建议说：“诸葛亮所说‘宫中、府中，都是一个整体’，采用杂压正是这个意思，怎么能援引旧例呢！”于是皇帝下了诏旨，许几的位次排在郝随之上。郝随非常愤怒，不肯到任，哭泣着向皇帝申诉。皇帝安慰劝勉他，说：“应当替你改换差遣。杂压是先帝时制定的，怎么敢废除呢！”这是崇宁初年的事，楚公评论这件事，大概就是如此。

译楚公在元祐年间任礼部侍郎，当时议论者想要改定太学的法制，唯独楚公认为不可以。他说：“如果学校只依靠法令，那么旧法已经很好；如果学校应当首先承担教化作用，那么改法就更加不对。”等到他执掌政事，有人建议改革学制，楚公又反对，说：“我曾经反复思考这件事：用利益诱导求学者，法令即使层出不穷，怎么能没有弊端？不如慎重地选择师儒，用至诚来教育学生，像从前的安定先生那样，能使求学者重视德行、喜爱义理，忘掉求取利禄的念头，这就差不多了。” 楚公任金陵太守时，句容县有三名百姓共同杀死一人，三人都被判处死刑，登记囚犯时也已经引供认罪。但死者的父亲到府衙申诉冤屈。楚公接受了他的诉状，通判狄咸争辩说，既然已经经过录问，就不应再受理。楚公说：“姑且缓十天，我一定能查清。”随即设法悬赏捕捉，果然在第八天抓到了真正的凶手。原来死者的弟弟与嫂子私通，害怕事情败露，便杀害了自己的哥哥，一审问就认了罪。那三个人都是平民，当天便打开刑具释放了他们。曾丞相一天在政事堂中说道：“范镗虽然受到章相的厚待，但并不是一般人可比的。”楚公问：“这是什么意思？”曾丞相说：“范镗昨天自己说，他追随章相是因为追随义理，不是追逐利益。”楚公叹息说：“士大夫竟有这样的议论，正是今天值得忧虑的事情。一个人在势力强盛时，委屈自己去侍奉、依附他；事情发生变化后，却说‘我从前追随的是义理，不是利益’，这可以吗？” 卷下 先君说：青州王沂公居住的坊巷，有一块匾额写着“三元文正之坊”。又曾见王沂公登科后给父亲报喜的信，写道：“我今天在殿前唱名，竟然忝列第一，这都是先世积德和父亲教诲的结果；但这也只是世间常有的事情，父亲不必过分高兴。”于是又说：楚公登科时，第四名张中在殿廷上非常高兴，拉着楚公的手说：“怎样才能让乡里知道这件事呢？”楚公没有回答。回来后，私下对亲近的人说：“这个人大概不是志向远大、器量宏远的人。”后来张中任明州象山县官，因为私下同高丽人朴寅亮唱和作诗获罪，被停职，一生仕途沉滞。虽然他一时因犯法而遭遇不幸，但他的器量格局也确实不够远大。宣和末年，蔡京病势沉重，人人都说他一定会死，只有晁叔用对先君说：“他还不会死。这个老人把天下败坏到这种地步，如果让他安然死在窗下，享尽哀荣，哪里还有天道呢！”不久果然如此。宣和七年，黄安时从寿春来到山阳，见到先君，叹息说：“祸乱的发生不过就在早晚之间了。上天让蔡京活到八十岁不死，病危后又苏醒，这只是要让他亲身承受灾祸罢了，天下难道能不很快大乱吗！” 从前，殿廷宣读制书时，声音都拉得很长，像吟诵一样。所以苏黄门的诗说：“明日白麻传好语，曼声微绕殿中央。”如今只用平声读，不再拉长声音了。先君说：“政和初年才变成这样。”游在京城时，曾拿这件事询问ト门官，但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先君说：按照旧例，尚书省给前任宰相下札子时，不敢直呼他的官职和姓氏，只称“某处相公”而已；比如留守西京，就称“京□相公”之类。元祐年间，蔡相被贬的命令下达时，札子还写着“札送邓州相公”，如今这种制度已经废除了。先君说：蔡京设置礼制局多年，所花费的钱财不可胜数，结果只改了朝靴为履。起初用履替换靴子，议论的人很是疑惑，以为从此会把朝服也全部改掉；消息逐渐传开后，贩卖幞头、帽纱的人都不敢进京，价格贵了数倍。后来又颁布《五礼新仪》，设置礼生，命令他们推行。民间举行丧葬婚姻，礼生动不动就威胁他们，说：“你不采用《五礼新仪》，我就要告发你！”一定要得到贿赂才罢休。百姓住宅狭窄简陋，原本没有堂、寝、台阶、门户的区别，即使想要实行也办不到。朝廷察觉这样做不对，才下诏说逐渐施行，实际上这项制度最终还是废弃，没有推行。黄河以北有柳公权书写的《何进滔德政碑》，号称绝笔，迎合的人于是摹刻它，用来刊刻《五礼新仪》。先君说：“崇宁年间，起初铸造大泉当十，称为乌背赤仄；其次是漉铜钱，制作都极其精良。但毁坏三枚小钱，就可以铸成一枚大泉，利润大得无法计算，私铸者多如云集，论罪甚至达到死刑。虽然命令官府处以杖刑、刺配，仍然无法禁止。又把乌背赤仄和漉铜钱悬挂在通衢大道上，让人辨认。好事的人开玩笑说，这是给私铸者提供样品，后来也就无法可想了。最终废止当十，改为当五，不久又废止当五，改为当三。起初，熙宁年间铸造折二钱，所以崇宁大泉开始也称为折十。后来群阉说，徽宗是神宗第十子，而‘折’不是好名称，于是改称当十。不久皇帝便下了这道诏旨。” 先君又说，关于把当十改为当五一事：会稽天宁、能仁两座僧寺，当时正在大兴土木。郡守秘密召见天宁长老滋须、能仁长老大智，告诉他们说：“得到秘密报告，事情就是这样，估计过不了明天，朝廷的命令一定会到。听说两寺积存的当十钱很多，应当赶快拿它支付物价和工钱，不要耽搁。”两人退下后，大智立即召来负责事务的僧人，按照郡守的话把钱全部散发出去。刚办完，市场上已经张贴了榜文。派人侦察天宁寺时，滋须从郡守那里回来便称病，关起方丈室的门躺下，听说榜文张贴出来才出来；大智对此十分惭愧佩服。然而有见识的人说，滋须既然不能这样做，就应当把消息告诉大智；如今却把消息卖给他来博取名声，也不是贤者。郡守偏袒这两个僧人，却让百姓承受祸害，他是否贤明也就可见了。先君说，鸿胪过去有个旧称叫“睡卿”，因为它所掌管的只是道教、佛教以及四夷朝贡之事，极其清闲安静。政和以后，朝廷尊崇方士，有建议者便说：“佛教出自西域，由鸿胪掌管是可以的；道教以黄帝、老子为宗，难道是夷狄吗？”于是改令秘书省掌管道教。后来高丽多次入贡，于是又下诏把高丽提升到与夏国相等的地位，隶属于枢密院；鸿胪就更加无事可做，甚至整天连一个字也不处理，称作“梦中作梦”。先君说：元符末年，章相罢免政务，从东水门出来，走到淮门路旁的土堠上，看见到处都题着大字，说：“我是里堠，奉白子厚。山陵归后，专在这里等候。”沿途没有一处遗漏。先君从京师陪侍出行前往亳社时，还看见这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