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宣和末年，有个原来的契丹臣子夔离不，号称四军大王，有人称他为燕王，他收集残余部众侵犯景、蓟二州。朝廷命郭药师出兵将他击败，于是把夔离不的首级装在匣中送来献上，用大旗引导着装首级的匣子，写着：“伪燕王夔离不首级。”京城的少年争相前往陈桥门观看。大臣建议在殿上接受祝贺。然而夔离不其实根本没有死，即使押送那些士卒的人，也都暗自发笑。有见识的人都为狡猾的胡人竟敢欺骗朝廷而愤怒，也感叹大臣的阿谀奉承和牵强附会。先君偶然写信询问晁叔用京城附近的事情，晁叔用回信说：“也没有别的事，只听说抓到了燕王的头。”京城旧谚中，称那些大肆夸耀、自我炫耀的人为“恰似捉得燕王头”，起初没有人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先君出使淮南时，奉命与廉访使邵成章审理常州制狱。邵成章虽然是宦官，却有正直之气。他常对先君说：“童贯、梁师成这一类人，把家奴当作公卿，即使在自古以来大乱的时代，也没有到这种地步。赵高自称中丞相，龚澄枢自称内太师，尚且不敢真的担任丞相、太师。如今童贯这些人难道不是超过他们了吗？”他又指着自己的脖子说：“像成章这样的人不幸从小做了内臣，将来一定也会按惯例被砍头了。” 先君说：询问任用童贯、梁师成的缘由。邵成章说：“童贯在中宫任房院时，供职于ト内。元符、建中年间，蔡京以宫观使的身份居住在浙地，中宫派童贯到天竺祷告求子。蔡京一向同内臣有交往，却不认识童贯；于是等候时，在天竺山中见到他，邀请他同归，设酒欢饮。蔡京便问：‘为祷求皇嗣做什么佛事？’童贯据实回答。蔡京假装惊讶，说：‘富贵人家求子，也不至于这样寒酸。’童贯于是说：‘宫中从哪里得到钱？’蔡京又叹息说：‘朝廷竟然这样不予供给吗！国家的府库像山像海，都是皇上的财物。’童贯回去后，大肆传播这些话，于是宫人和近侍人人都恨不得蔡内翰当天就做宰相。蔡京得到重用后，便说自己过去曾听李宪说，李宪等人已经老了，西部边事应当得到忠信之臣；有个童贯，虽然年轻，却是奇才。于是派童贯出使陕西，处置边境事务。梁师成从小机警聪敏，通晓书籍，敢说大话。他起初自称母亲原是文潞公的侍儿，除了生下自己的儿子外□者，有人又告诉他说师成长相俊美，像韩魏公，于是他又自称韩公之子。过了很久，有个老妇医者说，苏内翰有个妾住在外宅，生了儿子，被中书梁氏求去。” 梁师成于是又把自己的说法全部改变，自称是真正的苏氏之子。他每次侍奉皇帝，谈到苏公时，总是说“先臣”，听见的人没有不笑的。按照旧例，内臣不能授任节度使，蔡京便说，已经下诏有边功的人不受旧例限制，显然是为了给童贯制造条件。不久攀附而得官的人多了，蔡京又说：“修缮郊庙、营建明堂、铸造九鼎、治理黄河、制定礼制、制作礼乐，都是大的功劳，难道比不上边功吗！”于是获得节钺的人更多了。邵成章又叹息说：“如今的通侍大夫，就是从前的内客省使。历朝从未授予过这个官职。张茂则侍卫四朝，正值宣仁太后与皇帝共同听政时，任两省都知，尊贵无人能比；病重时想求任内客省使，宣仁太后始终不答应，只召见他的儿子，传话说：‘垂帘听政时，我不想开这个先例。不只是为了太皇太后，也是为了避免别人议论。你父亲死后，也还能做一个十全十美的内臣。’他的儿子哭泣拜谢后离去。如今担任通侍大夫的人比比皆是，往往还要感叹自己仕途滞留、没有受到知遇，天掳驳貌宦液？” 先君说：永昭陵道路旁的墙壁上，有人题写绝句：“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不知道是谁写的。又有人说：“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不知道究竟哪一首才是真的？先君说：范忠宣公在绍圣年间被贬居零陵，寄居在一座寺院中，闭门不接待宾客，只有僧人和道人来时才接见。所寄居寺院的长老义霞，性情颇为朴实厚重，范公也偶尔召他来交谈。义霞深深感念范公，多次想为范公修建生祠，范公总是告诫阻止他。元符末年，范公已经被召回朝廷，义霞当天就修建生祠、塑造偶像，恭谨地供奉侍奉。不久，传闻范公以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的身份回朝，中使沿途慰问，并虚位左揆等待他。于是零陵的官吏争相来焚香，增修装饰祠宇，陈设供品。后来范公去世，时局发生变化。又听说要追夺碑额、削除恩典待遇，于是再没有一个人前来了。崇宁癸未正月，范公去世两周年，义霞独自率领徒众前往祭祀，举行佛事，一点也没有改变。那时邹忠公也因被贬居住在这座寺院，赞许义霞的义行，作诗赠给他说：“钟铭勋业今何在，士偶形容尚严然。惟有老僧心不改，殷勤吹呗作三年。”大观己丑年，先君任江阴酒官，当时邹忠公从岭表返回毗陵，先君同他交游很亲密，亲自听说了这件事。先君说：邹忠公在元符年间所上的《谏立后疏》大意说：“从前宗景提出立妾为后的请求，陛下震怒，立即加以责罚；如今为什么自己反而这样做？从此以后，宗室、外戚以及士大夫家中如果有把妾立为妻的，不加以惩治就会伤害风俗、败坏教化，无法治理国家；加以惩治，又会形成上行下效的局面，难以责备别人。”大体不过如此，民间所传那些诋毁攻击的话。崇宁年间，这篇疏文忽然同昭怀后诉章一起从宫中传出，没有人知道是谁写的。邹忠公再次被贬到昭潭时，有一篇醮词说：“回想当时上奏皇帝的三篇奏章，起初根本没有‘杀母取子’一个字，不知这篇奏疏是由什么人撰写的？即使有人巧妙地策划诬陷，又有谁敢议论？然而事情隐伏在幽冥之中，上天一定全都知道。” 寿春县，就是古代的寿州。那里有汉淮南王刘安的庙宇，载入国家祭祀典章。当地人怀念刘仁赡，想为他建庙却没有获准，于是就在南庙塑造刘侍中的像。好事者作诗说：“刘安占据封国背叛西京，刘仁赡舍身保全一城。今天乡人姑且一起祭祀，不应因为同在一处受祭便同样寄托感情。”先君任淮西提举常平时，才开始为刘仁赡修建庙宇，并具奏朝廷，获赐庙额“忠显”；先君亲自接受了匾额。晚年他曾谈到淮南庙中的诗，因而说：唐代会昌年间淘汰佛教时，庐山有一尊古佛像应当毁掉，寺僧爱惜它，便把它送到道观，给它戴上冠巾，改作老子像，也有人题诗说：“赤土坡头的古寺遗址，老君原来就是一尊牟尼佛。时局艰难，只好共同享用香火，不要相信旁人的是非之说。”这也很可笑。

译先君又说：起初在寿春时，建造了刘仁赡庙。后来押运军粮到河东，曾在滑州铁枪寺拜谒王彦章的画像。到了潞州，又拜谒裴约庙。适逢当地人修葺庙宇，前来请求题写匾额。五代所谓“全节三人”，相隔数千里，但先君都曾拜谒他们的画像；一次为其修建庙宇、请求赐额，两次为其题写匾额，似乎并非偶然。先君说：蔡京做了宰相以后，认为前代大臣都碌碌无为，于是上书建议设置讲议司和大乐。但蔡京实际上糊里糊涂，连……也不知道，属吏中也没有能明白的人。有人说魏汉津懂得铸造鼎、制作乐器的方法。魏汉津是蜀地的受黥刑罪卒。他自称九十五岁，从仙人李艮那里得到方法；李艮大概活了八百岁，世人所称的“李八百”就是他。魏汉津多次到京师替蔡京办事，京师的年轻人戏弄他说：“你的老师八百岁，你是九百岁吗？”因为民间把狂妄痴愚的人称为“九百”。只有蔡京喜欢他那种鲁莽敢说的样子。魏汉津说：“用黍粒确定音律，是通常的说法，不足以采用；现在应当用天子的手指来确定。”蔡京更加高兴。只是想到他的老师李艮不过是方士，恐怕天下人不相信，于是凭空编造说魏汉津所传的是黄帝、后夔的旧法；皇祐年间，他曾与房庶一同被召到京师，陈述以手指定尺的方法，恰逢阮逸制作黍律已经完成，便被排斥不用。当时好事者说蔡京替魏汉津编造履历，乐局官员又随声附和说：“从前禹以自身作为尺度，就是手指尺。”他们这样捏造附会，荒谬到了这种地步。魏汉津于是请求以上君中指的三节作为三寸三分，三乘三为九，以此制定黄钟律。所谓君指，就是中指。过了很久，有人提出疑问说：“皇上年纪尚轻，日后手指或许会有所不同，那怎么办？”魏汉津也无言以对。然而乐律已经将要完成，耗费了数万万钱，于是迁就着编造说：“请量手指的那一年，皇上正好二十四岁，得到三八之数，这就是大簇的人统；超过这个年岁，手指就会多出一寸，便不能使用了。”他敢于欺骗荒诞，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他起初又说魏汉津在皇祐年间曾陈述手指尺法；那时仁宗已经将近四十岁，那么所谓“三八”的说法，原本就不攻自破了。乐律完成，实际上是在崇宁丙戌年秋季。朝廷赐名为《大晟》，设置大司乐、典乐、乐令、主簿、协律郎等官。魏汉津积累官阶升至太中大夫，年老患病而死。先君说：如今《临川集》中有《君难托》一篇，是平甫的诗，平甫自己已收入《平甫集》。评论者便说这是荆公离职以后所作，这是浅薄之人的说法。陈辅之对先君说：荆公在元祐改元三月末，病已经很重了，仍折了几枝花放在床前，作诗说：“老年少有欢娱，何况又病卧在床。汲来清水插放新花，借此安慰流逝的时光。流逝的时光只是一会儿，我又哪里能长久。新花和旧日的我，从此两相忘却。”从此直到去世，他不再作诗，这一篇大概就是绝笔。先君说：荆公所赐的马死了，便命俞秀老作诗。俞秀老即兴吟道：“相君高卧，早晨上朝很晚；站在台阶前的白玉麒麟徒然受损。此次离去一定会转生狮子国，回来时再载着法王之身。”荆公也用这个韵作了一首，末句说：“天厩所赐的马驹已经化龙而去，空留下小跛驴载着闲散之身。”大概荆公晚年曾骑驴出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先君说：米元章所写的“瓜洲闸”三个大字，神采飞动，古今少有，非但别人不能仿佛，连元章自己后来所写的也没有能赶上这一幅。他曾在膝上用手指比画这三个字，叹息不已。于是又说：元章晚年患疮病，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买了棺材，抬到便斋；疲倦了就躺在里面，客人来了，便请客人到棺材旁，躺着同他们交谈，到了预定的日期便死去。临死时，他要来笔，大字写道：“我从众香国来，如今又要回去了。” 先君任淮西提举常平时，因巡视所属州县，到了舒州的三祖山，就是所谓的山谷。那里的长老惟照，号照阐提，偶然外出，先君便留下一首偈颂在墙上说：芙蓉已经进入双林的寂灭境界，山谷如今流传着佛祖的衣钵。千里之外的客人来到这里遇到了什么？夜间堂中人静，细雨纷纷。惟照回来后，作了四首偈颂唱和答复：芙蓉已经进入双林的寂灭境界，挂角的羚羊已经没有气息。站在关隘上拨转机锋，从不同处显现出来；试问当时的人，到哪里去寻找？（其一）山谷如今流传着佛祖的衣钵，一次拈起便有一次疑问。丰干多嘴多舌，事情本来可以知道，却引得寒山不肯归来。（其二）千里之外的客人来到这里遇到了什么？一念之间超然脱离，不受去来和住止拘束。把整个身心放下，如同火中的莲花；谁还能再替你寻找无生之路？（其三）夜间堂中人静，细雨纷纷，滋润干枯焦灼之物，却总也不知道。可笑当年的净名老人，对文殊所说的话，恰像一个痴人。（其四） 所谓芙蓉，是惟照的老师芙蓉庵主道楷。又有一位正觉，住持泗州普照寺，被他的弟子道琼、守鄞控告，州府正在彻底审查此事。先君任淮南漕时，恰好到了临淮，当天就杖责道琼、守鄞，将他们赶出境外，人人都无法揣测其中原因。当时，惟照和正觉都还不太为人所知，正觉又很年轻，只有先君独具慧眼，深知他们。后来这两个人果然享有盛名，成为僧侣中的杰出人物。惟照住在宝峰，正觉住在天童，求学者多达一千余人。先君识人的能力，大多如此。先君说：玉玺过去只有六方，玺文分别是“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虽然各有使用范围，但这些玺都收藏起来而不使用。凡是诏书，另行铸造“书诏之宝”；内廷降下的手札以及给契丹国的国书，只使用“御前之宝”。到了绍圣末年，得到一方秦代玉玺，是青玉制成的，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因此改年号为元符。崇宁年间，又获得一方玉玺，玺文是“受命于天，既寿亿，永无极”，不知道是哪一代的遗物。然而这两方玉玺以及祖宗时代的六方玉玺，都质朴，而且不很大。蔡京于是请求另外寻找制玺的玉材，仍采用旧玺文重新书写镌刻，称为八宝；这些玉都是美玉中的大璞，远胜旧宝。但篆文全都任意创造，写成虫、鱼、鸟、兽、龙、蛇的形状，笔意华丽而柔弱，再没有古代的法度了。后来又在于阗得到一块极大的玉璞，颜色像凝结的脂膏，玉工都说是生平从未见过的，于是雕琢成玺，直径九寸，细刻九龙，玺文是“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大和，万寿无疆”，称为定命宝，位居八宝之上，总称九宝。所谓定命宝，是因为当时正兴办神霄之事，有人说神霄帝君赐给皇上定命，所以用此命名玉宝。朝廷设置符宝郎，又以内臣充任内符宝郎；玺印的封缄、启用和沐浴洁净等事，都由内符宝郎掌管，所谓符宝郎不得参与其中。

译先君说：“元圭”是一种赤黑色的玉。起初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它的形状也很不像圭，但评论者牵强附会、穿凿解释，认定它是元圭，于是下诏在御殿接受它。寿春处士李璞看到有关议论，叹息说：“这是玉柙。小孔大概是穿系金珠的地方，这一定是秦、汉陵墓中的东西。”后来才听说它原本出自杨康功家，确实是在长安得到的。李璞学识广博，大概没有什么不通晓的。先君说：昭德晁氏一族有很多贤人，自从蔡京专擅国政以来，他们都安于担任外官，没有人通达显贵。其中有一名疏远族人住在济州，因蔡京推荐而担任大晟府协律郎，全族都以此为耻。宣和年间，有一名御史，是晁氏的女婿，过去患有喘病。一天，他对叔用说：“自从进入御史台以后，我的喘病竟然好了。”叔用的妻子颜夫人严肃地回答说：“某郎莫非是不敢喘了吧？”大概他们家一向以坚持正论为风气，即使妇人也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先君说：何文缜、苏在庭，都因为尊奉苏东坡而被中丞弹劾罢免，被称为“曲学”。何文缜的谢表说：“以师友为学问渊源，妄想在千百年间追随先贤；以文章为门户，期望自成一家。曾经得到圣上的知遇，怎么能称作曲学？”当时党禁正严，士气衰颓，何文缜仍能这样不向言官屈服，也值得欣喜。至于苏在庭的谢表说：“我与那些被贬逐的臣子，区别只在于出自高祖；既然同属一个谱系，就难以逃脱刑书。”这样一来，贤士大夫都轻视他了。先君说：绍圣初年，宗室仲忽得到一件古铜器，器上有铭文：“鲁公作文王尊彝以献。”朝廷下诏将它送交秘阁，但秘阁官员弹劾上奏说，仲忽所献的东西其实不是古物，请求依法惩治欺骗妄称之罪。于是仲忽因此被罚俸一月。大概当时仍然厌恶用怪异奇特的东西迷惑君主。到了崇宁以后，古器全都汇集到御府，多得数也数不清。一件器物的价值有时达到数千缗，许多人因此求取恩泽。古墓所到之处几乎都被挖掘殆尽，而仲忽所献的那件器物，巍然居于群器之首。朝廷编有《博古图》一百卷，但仍只是其中的大略。宣抚司进入燕地，得到古玉器进献，也编入图中，命王黼作序，秘阁官员代为撰写说：“宣抚司得到的是耶律德光盗取的上古宝玉。”当时阿谀奉承的人，一致称赞这种说法，说它……取得了《尚书》《春秋》的法则，荒谬可笑到了这种地步。寿春有一位士人，住所靠近淮河，建有一座小楼。一天，他坐在楼上，看见淮滩上的云气像一条线。不一会儿雷声震响、暴雨骤至，有龙腾跃升天。第二天，他于是到滩上去，看见一只蚌，蚌壳相当大，觉得奇怪。随手拿起来察看，原来蚌壳里面有龙的痕迹，蜿蜒盘曲，头角、尾、足、鳞、鬣等细节全都具备。士人便把它带回去，珍藏起来。先君大概亲眼见过这件事，还曾说出那位游姓道人的姓名，如今忘记了。先君说：乡人姚待制辉中，是嘉祐四年进士及第。他三十岁时做县令，因为母亲年老多病，便请求致仕，希望尽快得到朝廷官职来封赠他的母亲。母亲去世后，辉中哀痛伤身，几乎濒临死亡，在穷僻小巷中闭门居住了十五年。每逢岁时祭扫，他一生总是徒步往返，一边走一边哭泣，路人见到的，无不为之感动。按照旧例，侍从以上的官员上奏政事，皇上有所褒奖称许，就在殿上拜谢，称为曲谢。次数多的有时达到两三次。其他官员则等退下殿来，再拜后退出。政和年间，蔡京致仕，谢恩那天，凡是曲谢共十五六次。其实皇上对他的眷顾已经衰减，他害怕被别人乘机攻击，所以故意曲折措辞，诱导皇上说话，只要得到一句称许，就赶紧下拜，用这种方式显示皇上的眷顾没有改变。他的奸诈就是这样。黄安时，名叫安时，祖先是虔州人。父亲黄克俊，官做到尚书膳部员外郎。安时年轻时在太学很有声望，楚公传授他《礼》和《春秋》。父亲去世后，他便停止参加科举，退居寿春县的凤桥，自号凤桥耕叟。起初，安时的妻子与弟弟黄宽相处不和；安时的妻子早死后，他便终身不再娶妻。他穿布衣、吃粗食，闭门讲授《礼》的礼仪制度、名物度数及其沿革变化。别人多年也不能穷究的内容，安时面对客人指点解说，都能清楚地呈现出来，就像在讲述自己屋里的事情一样。晚年喜好《易》，尤其尊崇伊川程先生的学说。当时天下还没有人专门研究程氏之学，安时却如此不拘泥于世俗。他曾说：“程先生对于《易》的理解很深，但像《蛊卦》的《九二》爻辞，就不对了。他的解释说：‘周公辅佐成王，只能使他成为成王而已。守住祖业而不失正道，也就可以了，固然不能使他像羲、黄、尧、舜那样大有作为。’这话不对，把成王看作中等资质的人，是后世人的说法。古人本来把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称为六位君子。成王年幼时，虽然曾经不了解周公，但等到周公教导他、辅佐他，时间久了，成王也就成为周公那样的人了。如果周公早晚教导、辅佐成王，而成王始终只是中等资质、没有改变，那么周公凭什么成为圣人，成王又怎么能同禹、汤、文、武并称君子呢？况且把守住祖业而不失正道看作中等资质，非要有大作为才算贤能，正是近世儒者的弊病。成王在位时，如果不知道谨慎守护文王、武王的事业，反而还想大有作为，我只看见他妄自作为而给天下带来祸患罢了。”安时著书数百卷，不幸遭逢战乱，再也没有流传下来。安时也死于兵乱。他有个儿子叫牧儿，只有他逃脱了。先君多方寻找，最终没有遇到他，常常把这件事当作遗憾。先君说：楚公罢政，是因为吴材上章论奏。此前，吴材与王能甫交相上章，议论吕希纯、刘安世不应恢复官职，朝廷因此搁置了恢复二人的命令。但吴材不断历数并诋毁元祐党人，楚公于是请求下诏，对他们一概不予追究。诏书下达后，侍御史邹馀说应当坚决守住诏书。楚公又请求把他的奏章张贴在朝堂上，并且进言说：“这道诏书，臣愿意以死守护。”吴材非常不高兴，再次请求入对，极力议论元祐党人不可不严加治罪。徽宗说：“诏书已经下达，而且大臣们竭力认为不可追究，姑且停止此事，怎么样？”吴材于是说：“请求不要追究的人，是陆某。陆某就是党人，正是害怕牵连到自己罢了。”第二天，他便上章专门攻击楚公，说：“他职位虽是丞辖，实情却是党魁。”当时是壬午年六月。然而这道奏章没有发出，只是在批示中说楚公的名字列在党籍内。当晚，便命蔡京代替他担任左丞。先君又说：元符末年，台谏官弹劾蔡卞，并牵连到蔡京。当时蔡京任翰林学士承旨，议论的人都认为他一定会被罢免。蔡京却神色自若，于是众人都说是太后在支持他，想把两朝史事专门交给他办理。不久太后归政，众人又说蔡京勾结外戚向宗回、向宗良，以及内臣张琳、刘瑷、裴迪臣。

译所以太后虽然归还政权，仍然参与政事。皇上想顺从众议罢免蔡京，却未能做到。于是陈莹中、陈伯修等人，都上疏两宫，不停地攻击蔡京。蔡京最终被逐出朝廷，削夺官职，奉祠外任；这时太后也去世了。然而太学博士范致虚忽然被任命为谏官，诏命从宫中直接发出，原来是因为他曾投匦上书，请求任用蔡京为宰相。到这时，朝廷内外才知道皇上的意向也在蔡京一边。当时诸位贤臣还在朝廷，公论尚未屈服，恰逢范致虚又请求替安焘、蹇序辰辨明冤屈，他说：“如果不说明这两位大臣并没有罪，怎么解除两朝以来对他们的深重诽谤？希望依法惩治那些议论大臣的人，以慰藉他们在天之灵。”台谏官便对范致虚加以论劾，于是把他调出朝廷，任均州知州。后来尚书省认为贬谪太轻，封还诏命，改任郢州通判。范致虚虽然被斥退，但吴材等人接连处在言官之列，更加卖力地为蔡京制造有利条件；已经被斥退的人也都重新召回。于是蔡京终于做了宰相，这就是天下治乱的分界。先君起初有意在寿春居住，城中也略有一处东皋。宣和末年，正想逐渐修缮治理它，恰逢战乱，未能实现。晚年与客人谈到淮乡渔业、稻米的美好，仍然惆怅不已。建炎年间战乱时，先君在东阳山中避居了三年，山中的人至今仍怀念他而不能忘记。那里在安福寺设有祠堂。当先君归来时，曾有诗说：“前世想来我是这座山中的僧人，猿猴和仙鹤相逢也有情意。珍重岭头的风和月，百年之后常记得老夫的姓名。” 先君临终那一年，曾梦见陪侍楚公登上海岱楼。楚公叹息，又说：“你在这里的时候才几岁，如今也老了，何况是我呢！”先君醒来后，悲伤感慨，流下眼泪，曾有诗说：“岁月悠悠，悲叹往事；山川原野缓缓展开，梦中重新游历。”大概就是记述这个梦。先父说：蔡京从年轻时起就喜欢方士的说法。他自己说：在钱塘时常遇到异人，因此每到一处，总要邀请道士们来。崇宁初年任宰相后，就对徽宗说：“泰州的徐神翁，能知道未来的事。元祐年间，苏轼任扬州知州，派人往来求取神翁的字，神翁写了一幅大字，说：‘泄露天机而轻慢神灵，堕入地狱，灾祸会连累七代祖先。’神翁虽是方外之士，却能嫉恨元祐党人，这种事情正应当显著地禳解。”他的话竟可笑到如此地步。然而徽宗很喜欢这些说法。宦官们又说：元符年间，哲宗曾派人秘密询问继嗣之事。神翁说：“是吉人君子。”所谓“吉人”，就是徽宗的名字，于是把神翁召到京城。徽宗仿照宋太宗接见陈抟的旧事，穿着绛色道袍，在便殿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又有个叫刘混康的人，是茅山道士。他的师祖朱自英因传授符箓而出名。章献明肃太后临朝时，曾把朱自英召到京师，跟他接受法箓，所以刘混康也得以被召见。刘混康很有见识，善于弹劾鬼神，却从未真的施行过。他常说：“怎么能敲打枷锁、击打锁链，去做一个老狱吏呢？”这两个人到京后，都死了。徽宗怀疑他们是变化成仙而离去，于是更加寻找同类的人。起初，蔡京任真定帅时，道士王老志自称是钟离权的弟子，曾说蔡京一定会贵至人臣之极。到这时，便访求找到了他。蔡京把他安置在自己宅后的园圃中，引他去见徽宗。王老志大胆夸谈，仔细看着徽宗，说：“还记得老臣吗？”徽宗也想起了他：自己曾梦游帝所，看见有仙官向自己赞拜，那仙官的面貌正是王老志。徽宗对他的恩宠礼遇尤其优厚。皇帝出游时，王老志总穿羽衣为皇帝导驾，说：“凡有非常之事，我都能预先知道。”不久，王老志夜里敲蔡京的门，告诉他说：“钟离公大怒，说我的话涉及欺骗妄诞，我将要被贬斥堕落，您的福分也不会长久了。”第二天，他得了病，极力辞归河朔，后来死在那里。从此以后，自称有奇异法术的方士接踵而来，最后林灵素出现，尤其成为其中的魁首。林灵素字通叟，原名灵噩，是温州人。他年轻时曾侍奉僧人，做童子，嗜酒而不检点，被僧人鞭打侮辱，便发愤离去，做了道士。他略知一些小法术，也常常把自己写的歌诗抄送给别人，但笔迹、文辞和句法都很鄙陋，完全没有可观之处。他得宠以后，门徒中机灵的人稍微替他润色了一番。然而林灵素本来只是个庸常之人，每次登上高座说法，任意讲些市井俗谈，听到的人往往笑倒。有时他选择日期施行符水，为人治病。皇帝偶尔驾临他的住所，设下行宫观看时，他便暗中招募京城里的无赖几十人，让他们弯腰装作驼背，扶着杖装作瞎子，闭嘴装作哑巴，拖着脚装作跛子。等到他喷水、投符之后，驼背的人便挺直了背，瞎子丢下手杖，哑巴大声呼喊，跛子快步行走；有的下拜，有的哭泣，都说自己患病二十年或三十年，竟在一天之内全都痊愈，欢呼声震动大地。徽宗大为高兴。林灵素认为这样还不够，于是又宣扬神霄之事。他说天有九霄，神霄最为尊贵；徽宗是神霄帝君，实际上是玉皇大帝的长子，降临人间；他的副贰青华、长生二帝君，实际上掌管神霄府的事务。每逢斋醮，徽宗一定亲自书写表章，向二位帝君祈祷。有时很久没有神灵回应，也照样祈祷。好事之徒有的说青华帝君就是徽宗，长生帝君就是郓王，这实在是太过分了。然而宫观设醮时，也有人说看见徽宗穿着道家冠服，骑着金龙，缓缓从空中降下，召来奉祠官和道士与他们交谈。这件事很秘密，无法知道真相。只有从空中投下果子时，人们往往能够得到，且都大得异常。林灵素又自称自己就是神霄府的计吏褚慧，有个哥哥叫褚嘉卿，官位做到右极仙卿。褚嘉卿如今也降生在人间，就是王黼；王黼奉和御制诗中有“君王犹记褚嘉卿”一句，说的就是这件事。其他人如蔡京是左元仙伯，范致虚是东台典籍，王孝迪是西台详阅真文吏。林灵素与王革有仇，就说：“王革不过是马厩里的小吏，曾经替帝君驾马。”其他有名的人很多。当时明节刘后正得宠，林灵素又说：“皇后在神霄是九华玉真安妃。”蔡京的《曲燕诗》说：“保和前殿丽秋晖，恩许尘凡到绮闱。曲燕酒阑传密诏，玉真轩里见安妃。”说的就是这件事。安妃见于《真诰》，本是天上的尊贵真人，林灵素竟敢这样冒犯亵渎。又曾秘密上奏说玉灵真裔即将出生，其实明节刘后正要临产罢了。林灵素被赐号为“蕊珠殿侍晨金门羽客通真达灵先生”。

译徽宗刻玉制成“降真召灵之宝”，供自己使用；又赐给林灵素一枚涂金印，印文是“通真达灵之印”，待遇等级相当于执政，赏赐多得无法计算。他有个姓丁的弟子，自称是他的四世孙。徽宗为此下诏，赠给他少保之职。士大夫中不要脸的人每天聚集到林灵素门下，凡是经他推荐的人立即得到提拔。朝廷又制定法令，规定道士地位在僧人之上；道士进入僧寺，总要占据主持的位置，后来甚至给僧尼加冠戴簪，强使他们成为道士。此前宫中多次出现怪异之物，有时看见一个老妇人，穿黄衫、戴黄帽，抱着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孩子穿红袍、系玉带，乘舆鸣跸而出，老妇和孩子都有悲泣的神情。它们将要出现时，必先有像雷一样的声音，宫中也因此如同打雷。徽宗曾亲笔写札子赐给林灵素，大意说：“元符三年冬天，宫人从永泰陵回来，提着一笼皂荚经过宫门，笼子忽然自己跳动，皂荚全都跳了出来。从此怪物更加显露活动，你应当好好治理，不要被剃发的僧徒讥笑。”林灵素用尽法术，也没有效果。时间久了，徽宗更加厌烦，便放林灵素回到故乡。宣和末年，林灵素病死。林灵素逞强排斥佛教，常说佛教是“金狄乱华”，又创作宫殿图，画成仙女骑麟凤的样子，称作“女真”，这些全都是妖妄之言。先父说：宣德门本来是汴州的鼓角门，到后梁建都时，称为建国门。历经五代，制度极其低矮简陋，到了宋朝祖宗时期，才把它增建扩大，但也不过只有三座门。蔡京本来没有学问，却说：“天子有五门，如今只有三门，不合古制。”天子五门，是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说的是层层相重的数目，并不是横向排列五座门。蔡京后来也渐渐知道自己错了，但工程已经大举兴起，还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他的门客有人对他说：“李华的赋中写道：‘复道双回，凤门五开。’可见唐朝也有五门。”蔡京大喜，于是得到借口，把土木工程做到极尽，改门名为太极楼。有人说“太极”不是美好的名称，于是又改回宣德门，并把宣德郎改为宣教郎。门建成后，王履道起草诏书，说：“阁道高大穹窿，两座观楼高举直上霄汉；宫阙神奇壮丽，十扇门在天地之间开启。”所谓十扇门，就是五门。过去只有皇帝乘舆从中门出入；如果赐给臣下旌节，也开启中门让他们出去，这是特殊的礼制。到这时，中门左右的两门也常常关闭。赐给文臣旌节，就开启左门让他出去；赐给武臣旌节，就开启右门让他出去。宣德门虽然极其精美华丽，但气势反而比不上从前的宏伟壮阔。游外曾祖父唐质肃公，以忠言直节著称，国史中有完整记载。南迁时，朝廷士大夫大多作诗为他送行。比如李诚之所作的《山字韵》一篇，以及梅圣俞的《书窜》，本来已经在世间广为流传；谢景初、谢师厚所作五篇，尤其高妙，但世人知道得很少，如今抄录在这里。诗说：“长蛇长着毒牙，谁让人赤手去捕捉？六月河水冲破堤坝，捧土块也想抵挡奔腾的洪流。一个人的光明正直只是徒然，天下人都仰慕顾念他。后世如果有像您这样的人，这番作为也不算错。”这是第一首。“树木高大突出，就会被风折断；油脂光亮，就会自行燃烧。被折断固然是必然的道理，光明的本性难道能够改变吗？人的志趣各不相同，公正的议论却如日月高悬。刚一开口进言，死生就难以预料；暗中闭口不言，反而能获得富贵长寿。”这是第二首。“在草木郁闭的炎热海边，蒸腾着有毒的雾气露水。获罪后被发往那里，即使免不了遭受割断喉颈的刑戮。那个人心中学习圣贤，在义理上没有什么不足。为什么却触犯君主威势，竟遭受这样的羞辱？”这是第三首。“身处履行言责的职位，亲眼看见公正之路被埋没。为什么还要包藏心思、厚着脸皮，踏上天子的殿阶？话一出口，贬谪随即到来，官吏押送他直到南海边。一名臣子并不值得吝惜，何必像狼狈和豺狗一样喋喋不休？”这是第四首。“古今都有因进谏而被驱逐的人，照例被视为朝政的瑕疵。何况还要同廊庙大臣相比，世人又会更加憎恨他们的私心。国家安危、政治治乱的踪迹，这件事暂且不谈。如果还没有受到诽谤者的监视，得失又何必悲伤？”这是第五首。这些诗可以说精妙了。黄鲁直自称从师厚那里得到作诗的句法，难道是假话吗？还有刘宏的几首绝句，也写得很好。他的警策句说：“黄茅苦露之地，更应多加留意；不要连累我们的君主杀害进谏之臣。”他寄托的用意，大概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先夫人曾说，李诚之的诗原来写的是“未死奸谀骨已寒”，大概是害怕灾祸，不敢斥责潞公。然而不知道这样一来诗句反而不工整。质肃公喜欢作诗，世间流传的只有《渡淮遇风》一篇。先夫人曾为游氏诵读质肃公的《九日赠僧》小诗，诗说：“今天是重阳节，劳烦法师来访野外的堂屋。相逢之后又无话可说，篱笆下的菊花已经黄了。” 质肃公的长子司谏公，宣仁太后临朝时，被召为左司谏。同一天，苏黄门的儿子苏子由被召为右司谏。任命下达时，司谏公已经去世了。知情的人都为此叹息惋惜。绍圣年间，元祐大臣被流放，范忠宣叹息说：“如果□唐士宪、程伯淳没有突然死去，元祐时期的政事就可以无所遗憾，也应当□□今天这样的祸患。”他受到正直之人的推重，就是如此。质肃公的第三个儿子大夫公，在绍圣年间也以正直著称。他刚到京师时，调任官职，前去拜见当时的宰相。宰相府接待宾客有固定名额，超过名额就拒绝接待。一天，大夫公坐在接待宾客的地方，听见门外有喧闹争执声。不一会儿，一个穿朱衣、执象笏的人从门槛下匍匐爬进来，原来他因为来得晚，已经超过名额，被负责接待宾客的人拒绝入内。问他是谁，才知道他曾任江淮郡守。大夫公叹息说：“士大夫丧失廉耻，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当即拂袖离去。从此一生不再请求堂除，不去拜谒执政；每次任期届满，总是通过吏部注授应当入京的官职，借此离开京城。他后来也做到远郡郡守，累积官阶至朝奉大夫。游氏的外祖父奉议公，是质肃公最小的儿子，博学而品行坚定，所交往的都是知名人士，尤其不喜欢求取仕进，一生常任管库之职。钱穆父、吕原明都很了解他。宣仁太后陵墓修建时，钱公以京尹身份任顿递使，上奏让奉议公主管汜水。顿递所中往来的人像织布一样密集，奉议公一概按照法令供给物资；不合乎法令的，即使一束柴草也不给。钱公也替他担忧，但他毫不在意。黄鲁直因史事被拘禁在陈留。有人说大臣将因诽谤先帝而获罪，被处以极刑，即使亲戚也不敢同他来往；奉议公却独自从京师赶到陈留去拜访他。等到鲁直的贬谪诏令下达，奉议公又设法照料他上路，连衣服、袜子、褥垫和被子，都由奉议公家中拿出。陈无己客居京师，常常食物不足，奉议公分给他粮米，连续多年如此。他仕途不顺，又多次触犯当权者，于是自行辞官离去。最后得到监理中岳庙的职务，死在那里。渡江以后，士大夫中只有吕居仁还能够讲述奉议公的言行，大概是因为奉议公与吕原明尤其友善。

译质肃公的父亲宫师，早已有盛名。宫师的弟弟殿丞，也是豪杰人物。在科举场屋中，他与孙汉公齐名，很早就考中甲科；他与寇莱公、丁晋公都是旧交。他仗恃意气，不肯屈服，因此一生都任职于州县。谢希深特别推荐选拔他。他起初升任大理寺丞，后来以殿中丞的身份退休。真淡先生是殿丞公的孙子，凭借伯父质肃公的任用，担任试将作监主簿，调任巴县县尉，后来弃官回到江陵，从此不再做官。他自号真淡翁，居所名为藏拙堂、炙背庵。他博通《六经》，尤其精通《易》，也颇喜欢道家的学说。一生不服药，不在白天睡觉，夏天不拿扇子，冬天不穿丝绵，即使在家中闲居，也一定端庄正坐。他拱手不放，日夜研习《易》，自称清楚地看见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所见之理，并不是凭主观猜度。彭器资、邹至完都把他当作老师尊敬，甚至向他下拜。他死于元符庚辰年。临终时，他洒扫道室，安坐而逝。先生没有大量著书，死后只有《春秋说》二卷、《易论》三卷流传于世；门人魏倚等把他的言论编集为《说约》十卷。我的舅父处厚、居正，都是司谏公的儿子。崇宁末年，宦官们肆意横行，欺凌压倒士大夫。二位舅父都在州县任职，于是相约弃官回乡，闭门不再出仕。居正在宣和年间去世；处厚在南渡以后，官至徽猷阁待制。政和年间，朝廷已经同女真互派使者。女真派人来，约我们共同消灭契丹，平分契丹的土地。大臣们竭力主张这样做，认为如果不趁现在同女真订立明确的盟约，日后女真灭掉契丹，反而同我们成为邻国，那怎么办？有人把这件事拿去询问居正舅父，居正说：“如今同女真一起逼迫契丹，未必能够得到土地，却先丢弃信义，以后就没有办法再抵御夷狄。何况女真与契丹的胜负还没有决定，万一契丹重新振作，打败女真，我们在海上订约的事情，女真和契丹不可能不知道。一旦契丹以大义责备我们，对方的军队有正义作为凭借，气势就会强盛，我们将用什么应对？如果中途突然断绝同女真的关系，也未必能够保全同契丹原有的友好，反而白白同女真结怨，这些都不是好办法。现在的策略，不如用丰厚的礼物和重金同女真保持交往，而书信中主要这样说：‘听说契丹得罪了大国，战争长久没有停止。本朝同契丹有百年的兄弟友好，不忍心坐视不管。如今想同契丹商议，重新准备封册，拥立大国，双方都放下细小的旧怨，共同谋求休息。如果契丹的车服、仪仗、器物有不完备的，本朝应当替它补给。’又派使者告诉契丹说：‘听说女真连年侵犯，至今没有停止。本朝念及祖宗盟誓的重要和兄弟急难相救的道义，已经从海道派遣使者前去调解。又担心北朝与女真和好，女真可能要求金帛，想先借给它一两年的岁币，也只听从命令。’这样可以使契丹不忘记我们的恩德；我们同契丹的和好既然已经深厚，就应当更加巩固。即使女真灭掉契丹，也会服从中国的礼义，这样就容易用怀柔办法使它归附。这是边境百年无事的策略。”有见识的人说，自从同女真往来以来，有人说应当交往，有人说应当断绝，却完全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议论，可惜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用。唐子西庚晚年从岭表回来，客居荆州，同处厚、居正两位舅父交游，于是通过联宗谱牒结为兄弟。他从荆州回蜀时，前来向两位舅父辞别；居正外出，他只见到了处厚，约定以后再来此地置屋为邻，并留下诗作告别：“旧日交游零落，半数存亡；晚年在荆州又遇到两位姓唐的朋友。临别时眼前没有小谢那样的才士；再来时，天外又有另一个扬雄。预先选定日后砍茅建屋的地方，要住得靠近先生隐居的墙边。将来同幽居之人朝夕相处，哪里还能去参加少年人的交游场呢？” 居正舅父精通史学，考察验证是非尤其精细严谨。他有一篇《滁州汉高祖庙碑阴记》，是绍圣初年所作，那时年纪还很轻。现在把全文记载在这里。滁州西面有座丰山，山顶还保存着汉高帝庙。有人说：汉朝的将领追击项羽，曾经经过这座山；直到今天，当地风俗仍把五月十七日当作高帝的生日，远近的人全都聚集来，在庙中进献酒食。我曾随太守侍郎曾公到庙中祈雨，因而读到庭院中刻的碑文，才知道过去人们相传的说法，原来是把五月十七日当作高帝的忌日。考查《汉书》：高帝十二年四月甲辰，在长乐宫驾崩；五月丙寅，葬于长陵。五月十七日必定是下葬的日子，但也不是忌日。按照历法推算，从上元甲子年起，到汉高帝十二年四月月底，共积一百九十一万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万九千五百九十一个月、七亿七百二十四万六千八百十五日；用历法除算，余数得到五月初一是己酉，十七日是乙丑，那么丙寅的下葬日其实是十八日。班固记载，汉初北平侯张苍所采用的《颛顼历》，关于晦日、朔日、月亮出现、上弦下弦、月满月亏的记载多有错误，所以高帝九年六月乙未的晦日发生日食。日食必定发生在朔日，既然记作晦日日食，就说明实际早了一天，难道不是丙寅日才是当时的十七日吗？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年代久远，传述这件事的人弄错了。于是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曾公，他下令把它刻在碑阴。绍圣二年五月朔日，江陵唐某记。记中所说的太守侍郎曾公，就是曾子开。当时大概是因为参与修史之事获罪，被贬谪到滁州。彦猷侍读是质肃公没有服制关系的兄弟。吴越末年，唐氏中有个名叫渭的人，跟随吴越王归附朝廷，得以担任王官，出任归州刺史，于是定居荆渚，是质肃公的祖父。名叫涣的人留居钱塘，是侍读的祖父。侍读一生酷爱砚，尤其喜爱红丝石，认为用它制作砚台的美妙之处，不是端石、歙石所能相比的。所谓红丝石，是侍读当初在青州山洞中得到的，红黄相间，纹理像缠绕的丝线，其中以纹理分布并布满整方砚台的最为珍贵。也有纹理呈山峰、林木、花卉形状的，石质晶莹润泽而有锋芒，所以适合磨墨，又不损伤笔。石头中常常自行渗出膏液，与墨调和后，落在纸上如同纯漆，天下的石头没有这种奇异之处。每次磨成墨，十天都不会干。砚匣一定要用银制；如果使用漆匣，气液蒸腾浸润，不久便会损坏。然而侍读说，自从得到这种石头以来，只雕琢成了二十多方砚台，山洞就被崩塌的山崖堵住了，于是再也无法取出。如今世上所有的红丝砚，都是山洞外的粗劣石头，只是徒然盗用红丝石的名声罢了。后人诋毁红丝砚，甚至认为它只能用来研磨朱砂以及制作投盆，大概只是见到了那些盗用名声的粗石，这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