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田录卷一

译劾。”但从此更加器重鲁公，认为他忠诚诚实，可以重用。鲁公晚年常常向章献明肃太后说，群臣中有几个人可以重用，鲁公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章献明肃太后把这些人都任用了。太宗时亲自考试进士，常常把最先交上试卷的人赐为第一名及第。孙何和李庶几同在科场，都有当时的名声；李庶几文思敏捷，孙何尤其苦于构思迟缓。〔一〕适逢有议论政事的人上言说：“举子轻浮浅薄，作文不求义理，只把文思敏捷相互夸耀。”于是又说：“可以让李庶几和其他举子在饼肆中作赋，以一张饼烤熟的时间完成一韵，谁胜出就算谁强。”太宗听说后大怒。这一年殿试，李庶几最先交卷，太宗立即斥责他出去。因此孙何成了第一名。〔二〕 参知政事丁公（度）和晁公（宗悫）过去一同在馆中任职，喜欢互相开玩笑。晁公因升迁，写启事向丁公致谢；当时丁公正任群牧判官，于是戏弄晁公说：“这篇启事我就不再答复了，应该用一车粪砖作为回报。”晁公回答说：“得到粪砖，也胜过得到启事。”听到的人都认为这是很好的应答。石资政（中立）喜欢说笑，士大夫中能讲述他言语的人很多。他曾经因入朝，遇到荆王迎授，东华门不许进入，于是从左掖门进入。有一个喜欢多事多言的朝士问石公：“为什么从左掖门进入？”石公当时正在□班，一边走一边回答说：“□为大王迎授。”听到的人无不大笑。杨大年正和客人下棋，石公从外面来，坐在一角。杨大年于是诵读贾谊《鹏赋》来戏弄他，说：“停在座位一角，样子十分安闲。”石公立即回答：“嘴不能说话，请允许我用心中的意思作答。” 故老中能讲述五代时事情的人说：冯相（道）和和相（凝）同在中书省。一天，和公问冯公：“您的靴子刚买的，价钱是多少？”冯公举起左脚给和公看，说：“九百。”和公性情急躁，立即回头对小吏说：“我的靴子怎么会用一千八百？”于是责骂了很久。冯公慢慢举起右脚说：“这一只也是九百。”于是满堂大笑。当时人说，宰相如果是这样，凭什么镇服百官呢？钱副枢（若水）曾遇到异人，传授给他相面之法，事情非常奇异。钱公后来又把这件事传给杨大年，所以世人称这两人有识人的眼光。仲简是扬州人，年轻时学习明经，因为贫穷，替人抄书，寄身于杨大年门下。杨大年一见就认为他非同寻常，说：“你应当考中进士，官做到清要显达的职位。”于是教他作诗赋。仲简在天禧年间考取进士第一甲，官至正郎、天章阁待制而去世。谢希深任奉礼郎时，杨大年尤其喜欢他的文章，每次见到他都高兴地延请接待；他离开后，杨大年便叹息不止。郑天休在杨大年门下，见他这样，觉得奇怪而询问。杨大年说：“这个人的官职也会清要显达，只是寿命达不到中寿罢了。”谢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四十六岁去世，果然都如杨大年所说。谢希深起初以奉礼郎身份在锁厅参加进士考试，写启事拜见杨大年，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拖着铃声而来，皇上还在思念没有君子；解下官印而不顾，您对天下百姓又将怎么办！”杨大年亲自把这四句写在扇子上，说：“这是文章中的猛虎。”谢希深因此知名。太祖时，郭进任西山巡检。有人告发他暗中与河东刘继元相通，将要怀有异志。太祖大怒，认为这是诬陷、残害忠臣，命人把告发者捆起来交给郭进，让郭进自行处置。郭进得到此人后没有杀他，对他说：“你如果能替我攻取刘继元的一座城或一个寨子，不仅可以赎回你的死罪，我还会请求授予你一个官职。”一年多以后，此人诱使刘继元的一座城来投降。郭进把事情完整地上报朝廷，请求授予他官职作为奖赏。太祖

译说：“你诬陷残害我的忠良，这件事最多只能抵消你的死罪，不能得到奖赏！”命人把此人还给郭进。郭进又请求说：“如果臣失信，就无法任用别人了。”太祖于是授予此人一个官职作为奖赏。君臣之间大概就是这样。鲁肃简公在朝廷任职刚强正直，憎恶邪恶，不能容忍小人；小人憎恨他，私下给他取外号叫“鱼头”。章献明肃太后临朝听政时，他多次提出补益国政的意见，发表正直的言论，士大夫大多能讲述这些事情。鲁公去世后，太常议定谥号为“刚简”。议论的人不知道这是美谥，以为是借谥号讥讽他，最终改为“肃简”。鲁公和张文节公（知白）在章献明肃太后临朝听政时同在中书省，两人都以清正的节操和正直的治道成为一时名臣；而鲁公尤其简朴平易，如果称为“刚简”，更符合他的实际情况。

译宋尚书（祁）还是平民时，还没有被人知晓。孙宣公 一见到他便认为他非同寻常，于是把他当作知己。后来宋祁考中进士，很快获得当时的声名，所以世人称孙宣公善于识人。孙宣公曾对门下宾客说：“近世谥号采用两个字，而文臣一定谥为‘文’，这都不是古制。我死后如果能得到‘宣’或‘戴’这样的谥号，就足够了。”等到孙宣公去世时，宋祁正任礼官，于是给他上谥号为“宣”，成全了他的心愿。嘉祐二年，枢密使田公（况）罢免枢密使，改任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免枢密使按例应当降麻宣制，但这次只用制书任命。大概是因为过去高若讷罢免枢密使时，所授官职正与田公相同，也没有降麻，于是便把这作为成例。〔四〕真宗时，丁晋公（谓）从平江军节度使改任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按例应当降麻，而朝廷议论认为可惜，于是只用制书任命。近来陈相（执中）罢免使相改任仆射时，便降麻宣制；庞籍罢免节度使改任观文殿大学士，又没有降麻。可见并没有固定的制度。宝元、康定年间，我从贬所返回，路过京师，见到王君贶刚任舍人，出使契丹回来。我当时在座，看到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骑马列队站在门外，递上名帖说“不敢求见”。舍人派人向他们致谢，他们便离开了。到了庆历三年，我任舍人时，这种礼节已经废止了。然而三衙管军臣僚在道路上相逢，远远看见舍人，前导呵喝的人就收住马匹站立，走在前面的呵喝者传声说“太尉停马”，并赶快派人向舍人致谢，等舍人的马经过以后，才敢继续前行。后来我在外任职十年返回，于是进入翰林任学士，看到三衙的前导仪仗十分威严，不再像当时那样；他们与学士相逢时，各自分道而过，完全没有收马避让的礼节了。这大概是两制的地位逐渐降低，而三衙的地位逐渐提高。〔五〕旧制规定：侍卫亲军与殿前军分为两司。自从侍卫司不再设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只设置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一处作“马步军指挥使”〕以来，侍卫一司自行分成两部分，所以连同殿前司合称三衙。五代的军制已经没有典章法度，而如今又有许多地方不同于旧制了。国家在开宝年间铸造的钱币，钱文写作“宋通元宝”；到了宝元年间，则写作“皇宋通宝”。近世的钱文都标明年号，只有这两种钱不是这样，是因为年号中有“宝”字，钱文不能重复使用“宝”字的缘故。太祖建隆六年，〔六〕将要商议改换年号时，太祖告诉宰相不要采用前代旧年号，于是改年号为干德。后来太祖在宫禁中看到宫人镜子背面有“干德”的年号，便拿这件事询问学士陶谷。陶谷说：〔七〕“这是伪蜀时期的年号。”太祖又询问宫人，原来她是前蜀王在世时的宫人。太祖因此更加重视儒士，同时感叹宰相见闻少。〔八〕 仁宗即位后，改年号为天圣。当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论的人说，撰拟年号的人取“天”字，是因为“天”字拆开像“二人”，以“二人圣”来取悦太后。到天圣九年，改年号为明道，议论的人又认为“明”字拆开像“日有并”，与“二人”的意思相同。不久，因为触犯契丹的避讳，第二年仓促改为景祐。当时天下连续几年大旱，改元诏书的意思是希望借此迎来和气。景祐五年，因为举行郊祀又改年号为宝元。自景祐初年起，群臣仰慕唐玄宗把开元加在尊号上的做法，于是请求把景祐加在尊号之上；到了宝元年间也这样做。这一年赵元昊在河西反叛，改姓元氏，朝廷厌恶此事，立即改年号为康定，不再把它加在尊号上。好事之徒又说：“康定本来就是谥号。”第二年又改年号为庆历。庆历九年，发生大旱，河北尤其严重，百姓死亡十分之八九，于是又改年号为皇祐，仍然和景祐的做法相同。皇祐六年，四月初一发生日食，认为正阳之月是自古所忌讳的，于是又改年号为至和。至和三年，仁宗身体不适，过了很久才康复，于是又改年号为嘉祐。从天圣到这里，共有九个年号，〔九〕每一个都有其缘由。寇忠愍公（准）被贬时，起初以列卿身份任安州知州，后来又被贬为衡州副使，又被贬为道州虽驾，最终被贬为雷州司户。当时丁晋公和冯相（拯）同在中书省，丁公负责起草诏令，起初想把寇准贬到崖州，但忽然自己疑虑起来，对冯公说：“崖州要再次渡过鲸波，怎么办？”冯公只是唯唯应声。丁公于是慢慢拟定把寇准贬到雷州。等到丁公自己被贬时，冯公便拟定把他贬到崖州。当时好事者相互传说道：“如果见到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等到丁公南行时，寇准又被移任道州。寇准听说丁公将要到来，派人带着蒸饼到边境上迎接他，同时把丁公的童仆收留下来，关上门不让他们出去。听到这件事的人，大多认为寇准做得合乎体统。杨文公（亿）凭文章名满天下，但性情特别刚强，和别人很少合得来。有憎恨他的人，便借事诬陷他。杨大年在学士院时，忽然在夜间被召到一座小阁中，那里深处宫禁之内。见面后，皇帝赐茶，神态从容地询问他；过了很久，拿出几箱文稿给杨大年看，说：“你认得我的笔迹吗？这些都是我亲自起草的，从来没有命令臣下代写。”杨大年惶恐不知如何回答，叩头再拜后出来。这才知道自己一定是被人诬陷了。因此他假装发狂，逃往阳翟。真宗喜爱文章，起初对杨大年的恩宠无比，晚年恩遇礼数逐渐衰减，也是由这件事造成的。王文正公（曾）为人方正持重，在中书省任职时，是最贤能的宰相。他曾说：“大臣执掌政务，不应当把恩惠归给自己、把怨恨推给别人。”王公曾对尹师鲁说：“恩惠想归于自己，那么怨恨让谁来承担！”听到的人都赞叹佩服，认为这是名言。李文靖公（沆）任宰相时沉着正直，厚重稳健，具有大臣的气度。他曾说：“我做宰相没有别的才能，只是不改动朝廷的法制，用这一点来报效国家。”士大夫起初听到这话，认为它不切合实际。后来，执掌国政的人有时不考虑事情的体制，有时收取恩惠、博取声誉，屡屡改动祖宗的旧制，终于造成官员和士兵冗滥，多得无法计数；而且开支没有节制，财用匮乏，公私都陷入困境。推究这些事情的根源，都是因为执政者不能遵守旧有规章，任意加以更改造成的。到这时才知道李公的话虽然简短，却抓住了要害，因此佩服他见识谋虑的精深。

译陶尚书（谷）任学士时，曾在傍晚被召入应对。太祖在便殿，陶谷到了后远远看见皇上，想上前却又退回来，如此反复了好几次。左右催促传召得很急，陶谷始终徘徊不敢进去。太祖笑着说：“这是个措大，太拘泥于礼数了！”于是回头命左右取袍带来。皇上已经束好衣带，陶谷便赶快走进去。薛简肃公任开封府知府时，明参政（镐）任府中属官，薛公待他十分优厚，直接把他看作将来可以辅佐皇帝的大臣。后来薛公镇守秦、益二州，常常征召明镐随行，对他礼遇特别优厚。有人问薛公“您凭什么知道他一定显贵”，薛公说：“他的为人端庄严肃，说话简要而道理完备。凡是为人简朴持重，就显得尊严，这是贵臣的相貌。”后来明镐果然官至参知政事，直到去世。当时人人都佩服薛公善于识人。腊茶出产〔一作“盛行”〕于剑、建，〔一 ○〕草茶盛行于两浙。两浙的茶品中，日注〔一一〕是第一等。自景祐以后，洪州双井白芽逐渐兴盛，近些年制作尤其精良；用红纱袋包装，每袋不过一二两，再用十几斤普通茶来养护它，以避开暑热湿气。这种茶的品质远远超过日注，于是成为草茶中的第一等。仁宗退朝后，常常命侍臣在迩英阁讲读。贾侍中（昌朝）当时任侍讲，讲解《春秋左氏传》；每讲到诸侯淫乱的事情，就略过不说。皇上问他是什么缘故，贾昌朝如实回答。皇上说：“《六经》记载这些事情，是为了给后来的君王作为借鉴和警戒，何必忌讳呢？” 丁晋公从保信军节度使、知江宁府被召回，任参知政事。中书省认为丁是节度使，便召翰林学士起草任命诏书。当时盛文肃任学士，认为任参知政事应当由舍人起草制书，于是便用制书任命。丁晋公对此十分怨恨。寇忠愍被贬时，平日与他交情深厚的九人，从盛文肃以下都因牵连而被斥退；杨大年与寇公尤其友善，丁晋公怜惜他的才华，曲意加以保全。议论此事的人说，丁晋公贬斥的朝廷士大夫很多，唯独保全了杨大年，可见大臣爱惜人才这一点值得称道。太祖时，任命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抵御北方的契丹，只给了他三千兵马。然而齐州的赋税最多，于是又任命他为齐州防御使，把全州的赋税都交给他，使他用来养兵。李汉超是武人，所作所为多不合法。过了很久，关南百姓到朝廷上诉，说李汉超借他们的钱不还，还抢夺他们的女儿作为妾。太祖召百姓到便殿相见，赐给他们酒食，慰劳一番，然后慢慢问道：“自从汉超在关南任职以来，契丹入侵过几次？”百姓回答说：“没有。”太祖说：“过去契丹入侵时，边将不能抵御，河北百姓每年都遭受劫掠和俘虏，你们在那种时候能够保全自己的财物和妇女吗？如今汉超所取的东西，与契丹所掠取的相比，哪一个更多？”又问告状说女儿被夺的那个人：“你家有几个女儿，分别嫁给了什么人？”百姓把情况详细回答了。太祖说：“既然这样，你们的女儿嫁的都是村夫。像汉超这样的人，是我的贵臣；他因为喜爱你们的女儿才把她们娶去，得到她们后一定不会让她们无所归宿。与其嫁给村夫，哪里比得上住在汉超家中享受富贵！”于是百姓都感激喜悦地离去了。太祖派人对汉超说：“你需要钱，为什么不告诉我，却要向百姓索取呢！”于是赐给他几百两银子，说：“你自己把钱还给他们，使他们感激你。” 汉超感动得流泪，发誓要以死报答。仁宗在处理万机政务的闲暇，没有什么玩赏喜好，只亲自喜爱书法，尤其擅长飞白书，技艺神妙。凡是飞白书，都是用点画来表现物体的形状，其中“点”最难写得工整。至和年间，有位书待诏李唐卿创作了飞白三百点，进献给仁宗，自称已经穷尽了各种物象；仁宗也颇为欣赏，于是特意用这些技法写成“清净”二字，其中六个点尤其奇妙绝伦，又超出了三百点的范围。仁宗天性恭谨俭朴。至和二年春天，他身体不适，两府大臣每天到寝阁问候圣体，看见仁宗使用的器物和服饰都很简朴：用的是素面漆制的唾壶、盂子，用素面□盏进药；御榻上的被褥全是黄色□，颜色已经陈旧暗淡，宫人急忙取来新被子盖在上面，也还是黄色□。然而宫外的人没有知道这些的，只有两府大臣因侍奉病情才得以看见。陈康肃公尧咨擅长射箭，当时世上无人能比，他也因此自我夸耀。一次，他在家中园圃射箭，有个卖油的老人放下担子站在那里，斜着眼看他，看了很久也不离开。见他射出的箭十支中有八九支命中，只是微微点头。康肃问道：“你也懂射箭吗？我的箭术难道不精吗？”老人说：“没有别的，不过是手熟罢了。”康肃愤怒地说：“你怎么敢轻视我的箭术！”老人说：“凭我倒油的经验就知道这个道理。”于是拿来一个葫芦放在地上，用一枚铜钱盖住葫芦口，慢慢用勺子舀油滴下，油从钱孔中注入而铜钱没有沾湿，便说：“我也没有别的，只是手熟罢了。”康肃笑着把他打发走了。这与庄子所说的“解牛”“□轮”有什么不同呢？至和初年，陈恭公罢去宰相职务，同时任用文彦博、富弼二位公。正衙宣布任命诏书时，仁宗派小黄门秘密混在百官班列中听他们议论；二公久负人望，一旦重新被任用，朝廷士大夫往往互相庆贺。小黄门把这些情况一一奏报，仁宗十分高兴。我当时任学士，过了几天，在垂拱殿奏事，仁宗问：“新任命的彦博等人，外面的议论怎样？”我以朝廷士大夫互相庆贺回答。仁宗说：“自古以来君主任用人才，有时根据梦兆和占卜；如果不了解人才，就应当听从众人的声望，梦兆和占卜哪里值得凭信呢！”所以我所作《文公批答》中说：“长久想来，商、周的记载中，甚至还要凭借梦兆和占卜来求取贤才，哪里比得上采用缙绅公卿的公论，顺从朝廷内外众人的声望呢？”这句话完整地叙述了仁宗的话。王元之在翰林院时，曾为夏州李继迁起草任命诏书。李继迁送来的润笔礼物是平常的好几倍，但因为用启头的格式写信送来，王元之便拒绝接受，大概是顾惜体统。近来舍人院起草诏书，有人送润笔礼物稍微晚了些，院中一定派人到门上催索，而应当送礼的人往往并不急着送。这样的做法相沿已久，如今索取的人和送礼的人都安然处之，不觉得奇怪了。宫中旧有玉石雕成的三清真像，起初供奉在真游殿。后来大内发生火灾，便迁到玉清昭应宫。不久玉清昭应宫又发生大火，于是又迁到洞真宫。洞真宫再次失火，又迁到上清宫。上清宫又发生火灾，全部焚烧殆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于是又迁到景灵宫。宫司和道官相互惶恐，上奏说：“真像所到之处总是发生火灾，景灵宫一定也不能幸免，希望迁到别处。”于是迁到集禧宫迎祥池的水心殿。京城人便称它们为“行火真君”。

译丁文简公丁度罢去参知政事，任紫宸殿学士，也就是文明殿学士。文明殿原本设有大学士，是宰相兼任的职务；又设有学士，是众学士之首。后来因为“文明”是宋真宗的谥号，于是改称紫宸殿。近代的学士，都以殿名作为官称，如端明、资政就是这样。丁度接受任命后，便称作“丁紫宸”。议论的人又说，紫宸这个称号不是人臣适宜使用的，于是立即改称观文。观文是隋炀帝的殿名，按理说也应当避讳，大概是当时的人不知道这一点。因此说，朝廷中的事情不能不学习。王冀公王钦若罢去参知政事，但真宗对他的宠爱和礼遇并未减退，特意设置资政殿学士一职来宠荣他。当时寇莱公在中书省，确定他的班次地位按照杂学士排列，在翰林学士之下。王钦若因此向真宗申诉说：“臣由学士升任参知政事，如今无罪罢职，班次反而在下，这是贬降啊。”真宗于是特意加置大学士一职，使他的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上。真宗对他的宠遇就是如此。景祐年间有个郎官叫皮仲容，偶然出行经过街道，被一个轻浮的人戏弄。那人立即上前祝贺说：“听说您有了御史台的任命。”皮仲容停住马，惭愧地道谢了很久，慢慢询问那人凭什么知道。那人回答说：“如今新任命御史台官员，一定要选用少见的姓氏，所以我只凭您的姓就知道了。”这是因为当时三院御史分别是仲简、论程、掌禹锡。听到这件事的人把它传作笑谈。太宗时，宋白、贾黄中、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任翰林学士，承旨扈蒙赠诗给他们说：“五只凤凰一同飞入翰林。”后来吕蒙正做了宰相，贾黄中、李至、苏易简都做到参知政事，宋白官至尚书，老年任承旨；他们全都成为名臣。御史台的旧例是：三院御史奏论政事，一定要先向中丞禀告。自从刘子仪任中丞时，才开始在台中规定：“今后御史有所奏论，不必先向中丞和杂端禀告。”直到现在仍然如此。丁晋公南迁时，经过潭州，亲自写了一篇《斋僧疏》，说：“补缀仲山所制的衮服，虽然已经用尽了巧心；调和傅说所做的羹汤，实在难以调和众人的口味。”他年轻时就以文章著名，晚年诗笔尤其精妙，在海南所作的诗篇很多，例如“草能解除忘忧草的忧愁，究竟忧愁什么事；花名叫含笑花，它在对谁含笑”，尤其被人传诵。张仆射张齐贤体格肥大，饭量超过常人，尤其喜欢肥猪肉，每餐吃好几斤。天寿院的风药黑神丸，普通人服用不过一弹丸，他常常一次用五七两作为大剂量，夹在胡饼中一口吃下。淳化年间，他罢相后任知安州。安陆是山地郡，那里的人从未见过达官贵人，见张齐贤的饮食不像常人，全郡都惊骇不已。他曾经和宾客聚餐，厨吏在厅堂放置一个金漆大桶，必定是因为他的情况不同于常人。然而晏元献公身材清瘦得像削出来一样，饭量很小，每次把半个饼掰开，用筷子卷起来，再抽出筷子，只在里面捻取一小茎来吃。这也不同于常人。宋宣献公宋绶、夏英公夏竦一同考察童行诵经。有一个童行诵《法华经》诵不下去，问他：“你学习佛经几年了？”他回答：“十年了。”二公又笑又怜悯他，于是各自取来一部《法华经》诵读，宋公用了十天，夏公用了七天，竟然一个字也没有遗漏。人的天性相差竟然这样大。枢密曹侍中曹利用在澶渊之战中以殿直身份出使契丹，议定盟约和好关系，因此得到升用。庄献明肃太后临朝时，他以功勋旧臣自居，权势倾动朝廷内外，即使太后也严肃畏惧他，只称他为侍中而不直呼其名。凡是宫中降下的恩泽诏令，他都坚持不予执行。但因为他所扣留的诏令很多，所以有时同一件事三次被他扣留后又再次降下，这时便不得已而执行。过了很久，被小人窥测出这个情况：凡有人有所请求而三次降下的诏令都没有执行，就一定再去请求。太后说：“侍中已经不肯执行了。”请求的人慢慢启奏说：“臣已经告诉侍中宅中的乳母，请她找侍中的亲信替我说情，侍中已经答应了。”于是诏令又降下，曹利用并不知道其中缘故，只因已经三次扣留而无法再拒绝，便□□执行。太后因此大怒，从此对他咬牙切齿，终于酿成曹芮之祸。由此可知，大臣功劳很高而权势很盛时，祸患到来，并不是靠智谋思虑就能防止的。曹侍中在枢密院任职时，致力于革除侥幸求进的弊端，尤其压制宦官。罗崇勋当时任供奉官，负责监领后苑工程，任期届满后叙功求赏，提出过分的要求，在宫中不断冒犯。庄献太后因此发怒，在帘前告诉曹利用，让他召来罗崇勋加以告诫。曹利用回到枢密院，坐在厅事中，召罗崇勋站在庭院里，剥去他的头巾和腰带，使他困辱了很久，才取来他的供状上报。罗崇勋无法忍受这种羞耻。后来曹芮的事情发生，镇州紧急上奏，说曹芮有谋反的迹象。仁宗和太后大为惊恐，罗崇勋正好在旁边，于是主动请求前去办理。他接受命令后，喜色显露在脸上，日夜兼程奔驰，罗织锻造这桩案件。曹芮被诛杀后，曹利用起初被贬到随州，后来又贬到房州。走到襄阳渡北津时，押送他的内臣杨怀敏指着江水对曹利用说：“侍中，真是一江好水。”这是想让他自己投江，前后说了好几次，曹利用却不明白。到了襄阳驿，杨怀敏便逼迫他自缢。宋郑公宋庠起初名叫郊，字伯庠；他和弟弟宋祁还在平民身份时，名声就震动天下，被称为“二宋”。他任知制诰时，仁宗突然加以奖赏宠信，准备重用他。有嫉妒他先行升进的人诬陷他，说：“他的姓与国号相合，名又应合郊天之礼。”又说：“郊就是交，交是替代的名称；‘宋交’这个说法不吉祥。”仁宗立即下令让他改名。宋庠心中郁郁不乐，但不得已，只好改名为庠，字公序。后来宋庠历任两府二十多年，以司空身份退休，兼享福禄长寿而终。那个诬陷他的人最终没有得到任用，直到死去；这件事可以作为小人的警戒。

译曹武惠王曹彬是本朝名将，功勋事业的盛大，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曾说：“自从我做将领以来，杀的人很多，但从未因为个人的喜怒而随意杀死一个人。”他居住的厅堂房屋破旧，子弟请求加以□葺，曹彬说：“现在正值严冬，墙壁瓦石之间有许多虫子蛰伏，不能伤害它们的生命。”他的仁爱之心、爱惜万物就是这样。他平定江南回来后，到□门入朝觐见，□子称说：“奉诏在江南办理公事回来。”他谦恭而不夸耀自己，也如此。真宗喜爱文章，虽然通过文章辞藻选取士人，却一定要考察他们的器量和见识。每次在崇政殿亲临，赐予进士及第名次时，一定召来名次最高的第三、第四人，一同排列在庭下，再观察其中形貌和精神磊落的人，才赐给第一名及第。有时选取他们应试文章中说理有情趣的，慢慢…… 《铸鼎象物赋》中说：“鼎足只要向下端正，哪里听说公□会倾斜；鼎铉处在上方，实在取的是王臣的威严和厚重。”于是便把它定为第一名。蔡齐的《置器赋》中说：“把天下安置得像倒扣的盂一样稳固，这功业可以说是宏大。”于是便把他定为第一人。钱思公生长在富贵之家，但性情俭朴节约，内室中的用度管理非常严谨。子弟们不到规定时候，不能随便取一文钱。钱思公有一个珊瑚笔架，一生尤其珍爱，常常把它放在几案上。子弟有人想要钱，便常常偷偷把笔架藏起来，钱思公立即怅然若失，于是在家庭中悬赏，用十千钱赎回它。过了一两天，子弟假装找到了笔架拿来献上，钱思公高兴地把十千钱赏给他。后来有子弟想要钱，又把笔架偷走。一年之中大约有五七次，钱思公始终没有察觉。我任职西都时，在他的幕府中亲眼见过这件事，每次都和同僚感叹钱公的纯厚品德。本朝的雅乐，采用的就是王朴所制定的周乐。太祖时，和岘认为音调太高，于是把它降低了一律。但直到现在谈论音乐的人，仍然认为音调高，说如今的黄钟就是古代的夹钟。景祐年间，李照制作新乐，又把音调降低。太常寺的歌工认为音调太浊，唱不成曲调；铸钟时，便私下贿赂铸匠，让他减少合金中的铜，使声音稍微清亮一些，这样歌声才协调而能唱成曲调，而李照竟然不知道。由此可知，审定音律、制作乐曲是多么困难。李照每每说：“音调高就急促，降低就舒缓；我制作的乐曲，时间久了可以使人的内心受到感动而都变得舒缓和谐，也应当使人物的形体生长得丰大。”王侍读王洙身材尤其矮小，常常戏弄他说：“您的乐曲制成后，能使我长高吗？”听到的人都觉得好笑，但乐曲制成后最终没有被采用。邓州的花蜡烛名闻天下，即使京城也不能制造；相传这是寇莱公制作蜡烛的方法。寇莱公曾任知邓州，而且从年轻时就富贵，不点油灯，尤其喜欢夜间设宴痛饮，即使寝室里也点蜡烛直到天亮。他每次罢官离开后，后来到官舍任职的人，常常能看见厕所里蜡烛融化的烛泪落在地上，往往堆成一片。杜祁公为人清廉节俭，在任官时从未点过公家的蜡烛，只点一炷油灯，灯光微弱得像要熄灭一样，和客人相对清谈而已。二位都是名臣，但奢侈和节俭却有这样的不同；然而杜祁公长寿善终，寇莱公晚年遭遇南迁之祸，最终死在那里而没有回来。即使说这是他的不幸，也可以作为鉴戒。按照旧例，学士进入宫中时，由院吏穿朱衣两人引导。太祖朝李□任学士时，太宗在南衙，当时只有一个穿朱衣的人在前面引导，李□也去掉了其中一个人，从此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过去学士进入□子时，名帖上不写姓，只说“学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同时任学士，于是写上姓氏以便区别；从那以后便都写上姓氏。晏元献公凭文章享有声誉，年轻时身处富贵，性情豪迈俊爽，所到之处都延请宾客，一时的名士很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罢任枢密副使，改任南京留守时，年仅三十八岁。幕僚中的王琪、张亢最受礼遇。张亢身材肥大，王琪把他比作牛；王琪瘦得骨立，张亢把他比作猴。两人因此互相讥笑。王琪曾嘲笑说：“张亢碰到墙上便成了八字。”张亢随即应声说：“王琪望着月亮叫三声。”满座的人因此大笑。杨文公曾告诫他的门人，写文章应当避开俗语。后来杨公写奏表说：“伏望陛下的德行超过九皇。”门人郑戬立即请问杨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卖生菜？”于是杨公大笑，替他改掉了这句话。夏英公夏竦的父亲在河北任官，景德年间契丹侵犯河北，于是战死在阵中。后来夏竦任舍人，服母丧期满后起复，奉命出使契丹；他推辞不去，奏表中说：“父亲死于王事，自己又正逢母丧。道义上不能戴着这片天，向契丹穹庐行拜礼；礼制上应当枕着土块守丧，怎能忍心听夷狄音乐的声音。”当时人认为，这篇四六骈文的对偶最为精妙绝伦。孙何、孙仅都因文章写得好而在当时闻名。孙仅任陕西转运使时，写了两首《骊山诗》，后一首中有这样的话：“秦始皇的陵墓建成后，陈胜便起兵了；明皇的宫殿建成后，安禄山便来了。”当时正值修建玉清昭应宫，有憎恶孙仅的人，想借此中伤他，便抄录他的诗进呈。真宗读到前一首中“朱衣吏引上骊山”一句，立即说：“孙仅器量狭小，这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于是丢开不再读，因此“陈胜、禄山”的话最终没有被听到，人们都认为这是幸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杨大年每当想写文章，就和门人、宾客饮酒、赌博、投壶、下棋，甚至说笑喧哗，却并不妨碍构思。他用小方纸细细书写，挥笔如飞，文章一字不改；每写满一幅纸，就命门人传抄记录。门人疲于应命，片刻之间便写成数千字，真是一代文豪。杨大年任学士时，起草《答契丹书》，其中写道：“邻坏交欢。”草稿呈入后，真宗亲自在旁边批注：“朽壤、鼠壤、粪壤。”杨大年立即改为“邻境”。第二天早晨，他援引唐代旧例说：学士所作的文书如果有所改动，就属于不称职，应当罢免；于是急忙请求解除职务。真宗对宰相说：“杨亿不懂得商量，真是有气性。”

译太常所使用的王朴乐，编钟都不是圆形，而是侧着下垂。自李照、胡瑗这些人以来，都认为它不对。李照制作新乐时，将要铸造编钟，便到供给铜料的铸泻务，得到一枚古编钟。工匠不敢销毁它，于是收藏在太常寺。这口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制作的，铭文写道：“这是我皇祖的宝和钟，愿它传至万年，子子孙孙永远珍宝使用。”敲击它的声音，与王朴所定夷则的清声相合；它的形状也不是圆的而是侧垂，正与王朴的钟相同。这样以后才知道王朴博学好古，并非毫无根据。后来胡瑗改铸编钟，便把钟身改成圆形而向下垂挂；敲击时声音沉闷郁塞而不高扬。他所铸的[缺字]钟，钟柄又长，震动摇摆，声音不和谐。著作佐郎刘义叟私下对人说：“这和周景王的无射钟没有不同，必定会有使人迷乱的疾病。”不久，仁宗得病，人们认为刘义叟的话得到了验证。这套乐器也很快被废弃。自太宗崇尚并奖励儒学以来，突然擢升为科举高第、后来做到辅弼大臣的人很多。太平兴国二年至天圣八年，共二十三榜；从吕文穆公（吕蒙正）以下，受到重用的有二十七人。其中三人同时进入两府的，只有天圣五年这一榜。这一年王文安公（王尧臣）考取第一名，今昭文相公韩仆射、（韩琦）西厅参政赵侍郎（赵概）分别为第二、第三名。我有幸和二位同在两府，每次谈到此事，都认为这是科场的盛事。自景祐元年以后，直到现在治平三年，三十多年间举行了十二榜，五人以上却没有一人进入两府，也很奇怪。校勘记 〔一〕“何尤苦思迟”：宋人（姓名缺失）《分门古今类事》卷十八引用《归田录》这一条（以下简称《古今类事》卷×）时，这句话下面还有“自谓必居其下”六字，可能是该书编者增补的。〔二〕“由是何为第一”：《古今类事》卷十八这句话下面还有“此不谓之命乎”六字，也可能是该书编者增补的。〔三〕“公既卒”：夏校说：从“小人恶之”以下三十三字，《言行录》（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五）作：“在政府七年，务裁抑侥幸，不以名器私人。及薨”，共十八字。〔四〕“遂以为故事”：宋江少虞《皇宋类苑》七十八卷本卷二十五引用《归田录》这一条（以下简称《类苑》卷×）时，把这句话以下的文字作为另一条。〔五〕“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以下：《类苑》卷二十五另列为一条。〔六〕“太祖建隆六年”：《古今类事》卷二引用宋钱易《洞微志》和《归田录》这一条，作“建隆末”；宋李攸《宋朝事实》卷二记载此事作“建隆四年，始议改元”。考察可知，建隆没有六年，怀疑“六”是“末”或“四”的误字。〔七〕“以问学士陶谷谷曰”：夏校说：以上四字，祠堂本作“窦仪，仪曰”。现在考察此事，刘[缺字]《中山诗话》、李攸《宋朝事实》卷二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都有记载，但各书说法不同。（八）于是感叹宰相见闻太少。（“宰相”后有“之”字。）夏校：上面三字，祠堂本作“须用读书人”五字。〔九〕“凡年号九”：《类苑》卷三十二作“凡年号九易”。〔一 〔一○〕“腊茶出于剑建”：《类苑》卷六十作“腊茶出于福建”。〔一一〕“日注”：上海师范学院藏明刻《稗海》本《归田录》用朱笔把“注”改为“铸”，并有眉批校语说：“日铸，是绍兴的山名，那里出产茶。” 〔一二〕“不须先白中丞杂端”：宋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十四（以下简称《职官分纪》卷×）以及宋祝穆、元富大用、祝渊《事文类聚》新集卷十八引用《归田录》这一条时，都没有“杂端”二字。夏校又说：杂端二字疑有错误。考察《宋史·刘筠本传》作“毋白丞杂”，可知宋代官制中，中丞的下一职为知杂御史，所以把“丞杂”并称；既然这里说的是中丞，那么下文的“杂端”应当是“知杂”的误写。现在考察可知：“杂端”二字并无错误。唐宋时期重视知杂事御史，称为“杂端”，又称“端公”；宋元丰改制以前的文献中常有这种称呼。〔一三〕“但以三执不能已”：《说郛》本在“执”字下有“所”字。〔一四〕“内中唐突不已”：《类苑》卷七十一把“内中”作“入内”。〔一五〕“锻成其狱”：夏校说：祠堂本把“锻”作“炼”。〔一六〕“郊者交也”：“者”字下面，夏校说：宋本作“音”。现在考察，《四部丛刊》影印元刊《欧阳文忠公集》（以下简称元刊《文集》本）、《稗海》本以及《类苑》卷十都作“郊音交也”，较长。〔一七〕“然必视其器识”：“器”字下面，夏校说：《言行录》（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五）有“形神”二字。〔一八〕“所至延宾客”：《类苑》卷六十三及《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十都没有“至”字。〔一九〕“思闻夷乐之声”：《类苑》卷四十以及宋王正德《余师录》卷四引用《归田录》这一条时，把“夷乐之声”作“禁[缺字]之音”；宋费衮《梁溪漫志》卷六引用此条作“[缺字][缺字]之音”。宋王[缺字]《王公四六话》上说：“夏英公《辞奉使表》大略说：……义不戴天，难下单于之拜；哀深陟[缺字]，忍闻禁[缺字]之音……后来欧阳永叔唱和《归田录》，改作：义不戴天，难下穹庐之拜；情深陟[缺字]，忍闻夷乐之声。”各书所引都不相同。《归田录》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