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译高贤宁，济阳人，监生。北方军队包围济南城，催促投降，高贤宁作《周公辅成王论》，射到城外，请求停止用兵。不久，城池被攻破，他被擒获。敌人想授官给他，他坚决推辞。文庙嘉奖他的忠诚，释放并遣送他离去。他终身不做官，活到九十七岁才去世。陈性善，字复初，山阴人。洪武初年，因为通晓经学被荐举为翰林院检讨，深受宠爱优待。建文初年，任礼部侍郎，奉命到河南勘察灾情返回时，正遇北方军队来到城下。他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便骑上白马，马跃入江中，他也随之死去。文庙恼怒他不能顺应天意、归附新命，将他的子孙分散戍守边疆。建文二年，廷试已经取吉水人王艮的试卷为第一名；到了传胪宣布名次时，因为王艮相貌不好看，便用胡广替换了他，王艮于是列为第二。文皇的军队攻入京城后，王艮仰头服毒而死；胡广却迎接投降，官做到大学士，对旧君负心的事太多了。根据相貌取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永久戊戌年廷试时，文皇亲自阅览策论试卷，把李马的试卷定为第一名；但嫌他的名字中有“马”字，就在试卷上改成“骐”。到了传胪时，连续三次唱名，都没有人敢答应。皇上说：“就是李马。”他才接受诏命，被赐为状元及第。永乐甲辰年，廷试已经把孙曰恭的试卷取为第一名，皇上嫌他的名字像“暴”字，便压为第二名。士人的际遇与失意，难道不是命运吗？梅纯《损斋备忘录》说：狄梁公始终效忠唐朝，最终授予五王爵位，使正统复归，功劳确实伟大；然而这不是有道之人可以取法的。为什么？君子在道义上有不安之处，便不敢片刻处身其中，因为事情能否成功自有天命，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将来。像狄梁公这样的人，后来虽然侥幸成功，但他本人已经委身为臣，处在自己不安的境地。何况如果不能最终成功，又将凭什么向先君自我申明呢？这个立论精辟恰当。君子在危险而疑惧的朝廷任职，承担重任、面对大事时，确实应当深思并谨慎处理。梅纯是凤阳人，建国初年某位驸马的孙子，成化甲辰年进士，是有学问的学士。程篁墩说：朱子因为韩绵胄掌握国政、杀害赵忠定公，于是注释《楚辞》，为宗国灭亡而悲伤；又因为蔡西山被流放，断定道统无法实行，于是注释《参同契》，表达长期离去而不返的意思。这些都是大贤君子的内心之事，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世人却怀疑他助长浮华的习气，开创导引之术的端绪，这就是所谓的浅薄理解。作为大丈夫，往往就是这样。他真是懂得言语之意啊！正统年间，张太后病势危重，召三位杨姓宰相到卧榻前，问道：“朝廷还有什么大事没有办成？”文贞回答：“有三件事。第一，建文朝的人虽然已经被消灭，但建文曾临朝统治四年，应当命史官修撰他一朝的实录，仍然使用建文年号。”太后说：“历日已经革除，怎么可以再使用？”文贞回答：“历日只在一时施行，万世流传的信史，难道可以用洪武年号来掩盖、扰乱事实吗？”太后点头表示赞同。后来杨文懿公也说：“古人说：‘国家可以灭亡，历史不能灭亡。’太祖平定天下后，立即命儒臣编修《元史》。太宗平定内难后，史官对建文君的事讳忌而不书，于是使一朝政事以及忠于所事的人都缺略而无传，直到今天仍可补充辑录。”奏章还没有上呈，他就去世了。知情的人都为此惋惜。我在南都时，看见《革除录》所记建文君的事情，丑恶污秽到了极点，都是当时迎合皇上心意的人写成的，其中许多话并不真实。如今距离那个时代更加遥远，不知道真正秉笔记录事实的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正统己巳、庚午年间，也先从宣府、大同方向进犯京师，脱脱不花向东攻打辽阳，阿乐出向西扰乱陕右，黄萧养以及广东的邓茂七在福建反叛，叶宗刘在浙江反叛，各自拥有数十万军众，都是奸宦王振招致的。如果不是节庵司马居中调度，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平定叛乱不久，又发生曹石之变。英皇一生在位期间，不安定的事情屡次发生。正德己巳、庚午年间，安化王▯钅番在陕西反叛，刘六、杨、赵在中原反叛，蓝、鄢、廖、喻在西蜀反叛，王浩八在江西反叛，丘仁、杨清在湖广反叛，也各自拥有数十万军众，都是逆阉刘瑾酿成的。若不是邃庵、幸庵、见素、水村诸公在外尽力，天下的事情也难以预料。平定不久，宸濠又反叛。武皇一生在位期间，用兵的时间占了一大半。军力疲惫，财力枯竭，国家元气衰败。这虽然是人为造成的，难道也有气数的因素吗？景帝更换太子时，诏书由陈循首先起草，说：“上天保佑下民，为他们安排君主，实际上是要让四海安定。”他很久不能答对。王文说：“父亲拥有天下而传给儿子，这本来就是以历年积累为根本。”陈循在这两句下面注写：“王文所作。”英皇复辟后，追究更换储君之事，陈循拿出旧稿进呈，王文因此获罪被诛。陈循的见识也太早了。我听吏部侍郎欧阳崇通这样说。英皇复辟的诏书，一种说法是高少保谷所撰，一种说法是岳修撰所撰。岳正所撰诏书的末联说：“多难可以使国家兴盛，高帝逃脱平城之围而开创汉朝；深重的忧患可以开启圣明，周文王从▯里出来而开创周朝。”当时广为传诵。贺克恭说：“这只能算是臣下歌颂赞美的话，哪里有复国的天子自己这样夸耀的道理？完全没有悔罪的意思。”这也是很有见地的议论。于少保遇害那天，从容地口占一诗说：“庄椿居士老态婆娑，成就人间美好事业很多。正统年间重新更换岁月，大明重新整顿旧日山河。功劳超过吕望扶助周室，德行胜过张良使楚军歌散。长叹一声，我要归去了，在白云堆里笑呵呵。”于公过去任河南巡按很久，所以旧汴城有祠堂。正德年间，御史张淮重新修缮了它。李空同梦阳撰写碑记，其中说：“贼首拥立太上皇来到大同城下，强行要求投降。大同人登城致谢说：‘依赖天地宗社的神灵，国家已经有君主了。’到了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致谢说：‘依赖天地宗社的神灵，国家已经有君主了。’到了京城下，京城人又致谢说：‘依赖天地宗社的神灵，国家已经有君主了。’于是，于公▯言说：‘难道没有听说社稷为重、君主为轻吗？’这句话，难道就是使事情成功、也使人产生疑问的原因吗？”

译况且更换太子、囚禁南宫这两件事，有谁能够替于公宽恕呢？于公有不如意的事，便常常抚胸愤怒地说：“我这一腔热血究竟要洒在什么地方？”这一段非常好，可以补充传记和志书的缺漏。贺克恭说：于少保的所作所为，有招致杀身之祸的道理；但当时杀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过。英庙被扣留在敌人的朝廷，成阝王监国，少保辅佐他，本应卧薪尝胆，准备报复不共戴天的仇恨，使英庙归来。可是没有多久，成阝王就登上天子之位，不再有讨伐敌人的心思，并且废掉太子而改立自己的儿子。等到敌人亲自送英庙回来，景泰只同他见了一面，便把他幽禁在南内。这些都是少保掌管国政时发生的事，难道没有应当处死的道理吗？然而说他迎立外藩以树立私恩，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又说：于公有安定社稷的才能和功劳，少有人能比得上他；只是大义不明，终于导致失败。有人问：成阝王想登上帝位，少保为什么处理成这样？回答说：当时英庙被俘，人心动摇，即使成阝王监国，也只顾自己恐惧不安，哪里敢马上产生其他念头？在这个时候，少保应当有办法处置此事，让成阝王向天下发布诏令，以监国复仇的大义为名，规定谁敢上言希望成阝王即位，谁就是奸党，处以本人和家属的重罪。这样一来，后来成阝王即使有邪心，又怎么能够有所行动呢？当时的处置既没有预防后来的一步步变化，大家又不能以死进谏，也不引退，却主持国事，任凭权势发展，最终使英庙被禁锢在南内。这颗心怎么忍得下去呢？又说：于公清白，抄没家产时，他家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琅琊漫抄》说：于少保之死，人人都说是徐武功害了他。然而当时更换太子、把英庙囚禁在南城，不是于少保又是谁呢？等到景皇帝病重，实际上想迎接襄王府的人来继位，但事情尚未决定，中宫还在犹豫之间，事情泄露了，于是被内官曹吉祥传播出去，因而发动了张石之谋。迎立宪宗，是众人的意见，并不是于少保的本意。宪宗只知道有请复的奏章，于是恢复他的官职，并授予他的儿子官职。然而当时废掉太子，如今又立他为帝，难道是于少保本来的心意吗？不过，他复兴社稷的功劳，足以宽免他的死罪。只是当时张石一党都是武臣，不能公开揭露他们过去无君无父的罪恶，突然将他们杀掉时，徐武功又不能辨明是非，所以今天议论纷纷。大体说来，废太子这件事，凡是署名同意的人都应当诛杀，哪里只是少保一人？只是少保最受皇帝信任，皇帝同意或反对都只需稍作示意，所以他的罪责尤其深重。当时只有范广之死确实是无辜的，人们直到今天还为他惋惜。评论少保的人，看看这几种说法，功劳和罪过就清楚了。宣德、正统年间，诏令朝廷三品以上官员举荐能够胜任太守、县令的人，不拘泥于出身，只任用贤能；如果官员治理失败，就实行连坐。朝廷又能够让官员长期任职，所以在任的人大多得当。例如刘纲守宁州三十二年，孙遇守徽州一十八年，况钟守苏州十多年。天顺、成化年间仍然如此。因此，任官的人都肯用心处理民政，爱护百姓如同自己的子女，百姓也爱戴他们如同父母。弘治年间直到现在，这项制度已经废除，铨曹只按照资格排次任用。任官的人还没有任满一考，就只希望被选调进京升迁。一切都敷衍拖日子，把官职看成暂住的旅舍。百姓苦于迎送官员。偶尔得到一个好官，不久就离任，百姓便失望了。怎样才能像过去那样让官员长期任职，使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呢？对此不能不感慨。祖宗在位时，朝廷内外的大臣也大多长期任职。例如蹇忠定在吏部任职三十多年，夏忠靖在户部二十八年，胡忠安在礼部三十二年，三杨都在内阁任职三四十年，黄忠宣镇守交▯二十年，周文襄巡抚南圻二十二年，于肃愍巡抚河南、山西十八年，王忠肃巡抚辽东十多年，在吏部任职十六年。委以重任而且专一，他们的声望就更加隆重，这就是他们能够施行自己志向的原因。成化初年，孝庄皇太后去世，诏令朝廷大臣商议另行安葬，不与裕陵合葬。孝庄是英宗的正皇后，钱氏没有儿子。当时孝肃太后周氏是英宗的贵妃，实际上生了宪宗。宪宗即位后，尊她为太后，所以她不愿让孝庄合葬。大学士彭时上疏说：“先帝孝庄太后今日合葬，和皇太后百年之后合葬，本来并不相妨，不应无端产生嫌疑而另行议论，以致失去大伦。”周太后不答应，坚持要另葬。给事中七弘、张宾都极力为此争辩。礼部尚书姚夔率领公卿跪伏在宫阙前再次奏请，其中说：“山陵和宗庙，是圣上孝道首先要考虑的；纲常和礼典，是国家所看重的。万一合葬、合祔宗庙稍有疑虑而受阻，关系十分重大，怎能保证将来不会有人以不合礼制为由改正而归于正道呢？”言辞非常恳切，接着又哭泣，声音传到了宫内。宪宗亲自拿着奏疏禀告太后，太后知道众人的意见无法违背，才答应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岁〕 裕陵居中，孝庄居左，右边空着以等待周太后。到弘治十七年三月，周太后去世，孝宗知道孝庄的葬法不合礼制，想要改正，并且从袖中取出一张裕陵图，和内阁三位老臣商议。观看这张图时，三位老臣就是刘健、李东阳、谢迁。孝宗指着图说明：陵门以内有三条隧道，其中一条向西再向北转，到达英宗的皇堂；右边的墓圹空着，中间有通道可以往来。另一条向东再向北转，到达孝庄的玄堂，两处相距几丈，中间隔断而不相通。于是说：“这实在非常不合礼制，都是当初内官迎合周太后所做的事情，必须改正。”孝宗反复和三位老臣商议，三人有的赞同，有的反对。钦天监以北方方位不利为由，使此事中止。但在陵殿的神座安排上，仍把英宗移到中间，孝庄居左，孝肃居右。孝肃就是周太后。至于合祔宗庙的礼仪，刘健说：“先前的奏议已经定下来了，打算让两位皇后共同配享，英宗还援引唐、宋一帝二后、一帝三后的说法作为依据。”孝宗说：“两个皇后已经不合礼制，何况三个皇后呢？”谢进说：“所谓三个皇后，一个是后来继立的，一个是生母。”孝宗说：“办事必须以古人为准，后世鄙陋轻慢的事情不足以效法。” 何况钱太后是皇祖册立的正皇后。我朝自祖宗以来，都是一帝一后。如今如果让她们共同合祔，就等于从我这里开始破坏制度。我担心后世会杂乱而没有尽头。”于是停止合祔，只让孝庄配享，另立一座殿，制度如奉慈殿。殿中有一室，供奉孝肃的神主；左边有一室，供奉孝穆的神主。孝穆也是孝宗的生母纪氏。圣明的见解，高出千古。先前姚文敏公依据礼制主张改正的言论，当时似乎有违逆之嫌，但他能预见今日必然发生的事情，都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译宪宗溺爱万妃，后宫没有人敢僭越得到她那样的宠爱。只有宫人纪氏偶然得到一次临幸，便怀了孕。万妃想尽办法摧辱她，但胎儿始终平安。纪氏于是被排斥住在西宫，和被废的皇后吴氏同住，内外隔绝，不能往来。后来她生下皇子，却没有乳汁，孩子饿得几乎要死。忽然有一只长着鹰爪的母鸡从空中掉落到庭院里，内侍把它捉住养起来，它每天产卵，便取卵调在粥糊中喂孩子，孩子因此活了下来。宪宗并不知道这件事。当时王皇后没有儿子，宪宗有一天命内监为他梳理头发，照着镜子叹息。内监说：“皇上叹息，难道是因为还没有太子的缘故吗？”宪宗点头。内监说：“太子出生在西宫，已经六岁了，您还忧虑什么呢？”于是把事情的原委全都说了。宪宗又惊又喜，抓着还未梳好的头发径直来到西宫，劈开宫门进去。皇子的胎发披在脸上，见到宪宗便跑进他的怀里。宪宗立即把他抱回宫中，于是立为太子，这就是孝宗。纪氏也被接出西宫住入宫中，但刚过一个月就去世了。人们说她是被万妃下毒害死的。后来孝宗继承帝位，做了十八年太平贤明的君主。圣人的出生，确实有上天帮助，不是人的谋害所能阻止的。后来纪氏被追尊为孝穆太后。这些话是我听吴南溪说的。成化末年，寿安邵太后当时还是贵妃，她有一个儿子，正受到宠爱。王皇后没有儿子，宪宗将要产生废后改立的想法，便召内侍怀恩来同他商议。怀恩叩头说：“这是国家大事，不是奴才们敢参与的，应当和内阁大臣商议。”宪宗认为有理。第二天，退朝后召见怀恩，怀恩却以有病推辞。宪宗再问他，他回答说：“我本来没有病，昨天听到圣旨，惊恐心悸，这才病了。”这件事于是搁置下来。寿安当时虽然没有获得中宫正位，但到了晚年，亲眼看见圣孙入承大统，接受尊号，享有尊养，爵位还惠及外戚，仿佛一切早有安排。假使当时废后改立之事成功，她的名声就不会这样安稳而荣耀了。像怀恩这样的人，比起贤臣许敬宗、吕夷简一类人，真是相差太远了！成化甲辰年秋季八月，有黑色的<生月>出现，民间称它为妖魔，变化莫测，能够伤人。起初听说有一群白羊从城北门进入，当天晚上它便开始作害。民间都敲锣击梆来警戒，有的人还用石灰在墙上印手印来吓它；否则它就会变化后进入屋中，使人整夜不得安睡。过了半个月才停止。嘉靖己丑年七月，它又出现，城中许多人家都受到它的伤害，十天不到也就停止了。弘治初年元宵节，张皇亲兄弟入宫观灯，整夜没有出来。当时孝宗非常宠爱张氏。一天晚上，内侍何文鼎拿着金瓜，暗中站在东华门内，等皇亲进入便要将其击打。皇亲逃进宫中，见到孝宗，伏在地上痛哭，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孝宗惊起，急忙把文鼎带来，责问道：“你是什么人，竟敢侮辱皇亲？”文鼎说：“皇亲整夜入宫宴饮享乐，假如发生意外，国家社稷怎么办？金瓜是祖宗留下来用以击打乱臣的，奴婢即使把他打死、粉身碎骨也不推辞！”孝宗起初非常愤怒，听了这番话后认为他说得有理，只责罚他，令他到南京闲住。文鼎读书守正，是贤明的内侍。弘治己未科会试，程学士敏政主持考试，仆役们假称能够疏通关节，以此索取贿赂。举人唐寅等人因此想托关系窃取高等名次，被言官华昶等揭发，逮捕送入诏狱。孝宗亲临午门，会同司法官审问此事；因为程敏政是东宫旧官，便从轻处罚，只罢免了他的官职。审问正在进行时，一个巨铛进言说：“如果让奴才们在宫里，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孝宗斥责他：“这件事哪里是你们这些人可以参与的？”这确实是圣明的见解。曾听说事情尚未败露时，孝宗举行内廷宴会，优人装扮成一个人，端着盘子奉上七只煮熟的猪蹄，边走边喊：“卖蹄子啊！”另一个人上前购买，问价钱多少，卖者说：“一千两银子一只。”买者问：“为什么这么贵？”卖者说：“这些都是熟蹄子，不是生蹄子。”满堂哄笑而散。孝宗顿时明白过来。程敏政是世家子弟，以文学闻名天下，自负很高，这件事不用查问也知道他是被诬陷的，只是受检防▯束，才被小人误害罢了。后来他虽恢复官职并获赠官衔，但白璧和青蝇，终究无法完全掩盖。可惜啊！弘治乙丑年会试第一场考试的这一天，孝宗天刚亮就焚香向上天祷告，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来辅佐治理，求贤的心意十分诚恳。不久，礼部送进试题，孝宗看见《孟子》中的“故将大有为之君”一节，神色▯然，心有所动，便问内阁大臣：“为什么出这道题？”大学士刘健回答说：“考官翻书命题，是为了向天下表示绝对公正，没有别的意思。”孝宗于是作罢。这一年五月，孝宗去世。此前一年，各省乡试中，河南的《书经》题目是“天子惟君万邦”，讲的是商高宗免除丧服之事；山西的论题是“仁孝闻于天下”，讲的是汉文帝从代地入继帝位之事。到这次会试又出了这道题，这些都是新君即位的征兆，难道会是偶然的吗？弘治乙丑年九月十三日，半夜发生地震，栋梁和瓦片全都发出声响。此前，有一股黑气从东方而来。地面都长出白毛，南京、苏州、松江也都是这样，其中有的长一二尺，像马尾一样。正德初年，刘瑾、谷大用、马永成、罗祥、魏彬、丘聚、张雄、张瑞引导皇上沉溺淫乐，暗中操弄威权，被称为“八党”。他们的暴虐气焰炽盛，人们都战战兢兢、侧目而视，没有人敢于议论。户部尚书韩忠定公起草奏疏，倡议九卿跪伏宫阙前弹劾他们，接着又哭泣。奏疏送入后，皇上发怒，将它交给内阁裁决，▯母庵、木斋都想重重治罪。西涯却从旁极力申辩救护。▯母庵说：“你忘了顾命大臣的遗言吗？”当时八人都十分窘迫，只希望能远远流放而免于死罪就算幸运了。然而宫内有司礼监李荣，宫外有西涯，彼此设法营救，于是八人都得到宽宥。没过几天，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掌管东厂。刘瑾得势以后更加肆无忌惮，于是搜罗现任和退休大臣的细小过失，像东山、忠定一类人，都被戴上刑具押到京城，关进监狱，罚缴粮食，罢免官职，编入军籍戍边，所受的祸害实在太惨重了。当时▯母庵、木斋相继罢官离去，只有西涯独自得以留任，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为他们求情。他得罪清正之士太多了。这些事是我听牟锦衣斌说的。武皇刚登极时，召集了数百上千名火者，每天在宫内教场操练火炮，喊声直到天亮仍不停止。李崆峒有《明星篇》记载这件事。正德二年秋天，黄河从汴地起有三百里澄清了三天，这正是当今皇上降下祥瑞的年份。正德七年正月，黄河从清河到柳家浦有九十里澄清了五天。圣人出世，难道会是偶然的吗？

译正德辛未、壬申年间，流贼大肆扰乱中原。我所听说的当时尽忠而死于职守的人，有枣强知县段豸，他是北京人，弘治乙丑进士；上蔡知县霍恩，他是茂山卫人，弘治壬戌进士；西平知县王佐，他是潞州人，弘治乙卯贡士；裕州知州郁采，他是山阴人，正德戊辰进士。他们都能奋发立志抗击贼寇，甘愿迎着刀刃而死，具有古代刚烈丈夫的气概，都获赠官职，子孙得到荫袭，并享受祠祀。正德壬申年，流贼刘六等大肆扰乱中原，直抵湖广。有关官府登记民兵防守抵御，通常每三名丁抽取一名为骁勇之士；人数不足，就捶打责罚里老。实在没有办法，便把还没有成丁的人都登记为成丁。还不够，就用假名填入册籍，说是“未生保”，以此敷衍交差。乡里惊慌不安，怨声载道，楚地城中尤其严重。金陵沈宝作诗说：“未生保，旧册新供查对了；宁可去死，只怕官府拷打；一个丁已经报成三个丁。谁是里正，谁是屯老？过堂时，官员还责怪成丁太少。一个个反复审问，竟然全都同名；这道理看来实在难以弄明白。抱着冤屈含着眼泪走向官道，只恨儿孙出生得太晚。大半所谓成丁还在襁褓之中，在母腹里就被登记为未生保。民脂民膏不够官府饱餐，春日降霜还要杀死野草。前一年民户已经减少了十分之七，官府的粮饷什么时候送到过那些饿死的人手里？”唉，国家养兵，每年花费的俸禄粮饷数以千万计；等到盗寇发生，却要征选民兵，再调边军、土军去剿灭。边军还算可以，至于土军，个个狼子野心，统领者又不能约束控制，任凭他们劫掠屠杀，百姓所受的苦难，比盗贼经过还要严重。我在沔地时，正遇上流贼作乱，襄阳、汉水一带骚动不安。当时民兵有骁勇、义勇、健步、僧步、白棒手、牯牛阵等名称，因地而异。土军造成的祸害，是我亲眼见到的。养兵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正德丁丑年八月一日，武皇带着几十名骑兵出居庸关，想向北巡幸。守关御史张钦坚决阻止，不让他出关，并且上疏说：“君主出行，必须告知宗庙社稷，诏告天下，还必须命勋戚和文武大臣护从。如今这些都没有，必定是奸人假托陛下之名，想同北方胡虏互通消息，这是极其不道的行为。请下令司法部门缉捕。”武皇于是到昌平打猎后返回。八月十三日抵达京城，立即把张钦下诏狱，命中官守关。二十八日，武皇再次出居庸关，到达大同，驻扎在▯毕阳和城。胡虏数万人截断皇帝回銮的道路，说想求见皇帝。我军也在城外列阵。武皇派三名夜不收到京师取银一百万两。九月二十四日是皇帝生日，阁老梁储、内臣张永前去请求他回京，却没有成功。户部筹措白银二十万两，派侍郎侯观携带到大同，犒赏官军，然后皇帝才返回。唉，英宗北狩，被扣留在胡虏朝廷，这件往事就是明白的鉴戒。假如武皇出行时，关隘守臣都像张钦一样，怎能任凭他随意行动？此后他又巡幸宣府、太原、榆林，轻率踏入虎狼之穴，能够没有跌倒覆亡，也算是幸运了。难道不应当警戒吗？张钦后来改姓李，官至都御史，是北直隶通州人，和我是同年进士。正德戊寅年冬天，我到瑞州，住在分司。夜里二更将尽时，听见三声像雷一样的声响。第二天，瑞州太守宋以方进来报告说：半夜时分，有三团像斗那么大的火，坠落在城东，声音如雷，▯几照得远近一片，地面也因此变红，过了很久才熄灭。占卜认为，这个地方将遭遇兵火。宁王府难道将要发生不安定的事情吗？第二年六月，宸濠派人诱骗宋以方到南昌，把他关进监狱。十四日，果然反叛，杀死孙、许二位大臣。叛军出城时，把戴着刑具的宋以方押到船上，强迫他随行。宋以方说：“我不过一死罢了。”走到鄱阳湖时，看守稍有松懈，他望着康郎山说：“我找到死的地方了。”于是痛骂贼人，投水而死。当时阳明的奏疏和纪载都没有记录这件事。后来陈洪谟巡抚江西，查访得知实情，详细上报，宋以方才被追赠光录卿，赐祠名为“嘉忠”，并荫及他的儿子。宋以方字义卿，是靖州人，弘治乙丑进士，相貌不出众，性情质朴正直而少有文饰。宸濠屡次肆意侵扰，他痛切拒绝并压制他；每天聚集粮食、训练兵士来防备他的变乱。他曾经和我谈到这件事，义气激昂，好像不愿同宸濠共生；他的死大概早就准备好了吧？宸濠叛乱时，孙、许二位大臣同时尽节，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后来有人说孙公之死不如许公壮烈。我因此想起正德戊寅年九月，我奉命到江西，得以会见孙公。孙公私下对我说：“宁贼一定会反叛，这是毫无疑问的。变乱发生后，我要用这把老骨头报效国家。你没有镇守地方的责任，不宜在这里久留。”我向他致谢，随即前往抚州离开了。第二年六月，叛乱果然发生，孙公遇害。由此才知道，孙公早已准备为国而死。只是许公正值壮年，赴死时慷慨激昂；孙公年已六十，举止稍显迟缓，说话的人便认为孙公不如许公，却不知道孙公以身殉国，从接受巡抚任命时起，就已经预先作好了准备。看他《过草萍驿》诗中说：“纲常自古要担当，弱水谁将驾苇航？岭道风行豸寸遁远，海天云阔雁飞忙。身曾许国频加爱，发为忧民忽变苍。醉饱恩光何以报，寸丹应不愧朝堂。”他的志向由此可以看出来。议论者喋喋不休，又有什么用呢？宸濠的元妃娄氏，是广信郎中性之孙谦的女儿。她具有美好贤淑的品德，自从宸濠蓄谋叛乱以来，早晚苦苦劝谏，有时甚至流泪。宸濠将要杀害孙、许二位大臣时，娄妃在屏风后跺脚，命令内侍前去救阻，却没有成功。登船那天，她哭泣着不肯走。宸濠骗她说：“朝廷有旨意召我，你只管不要忧虑。”娄妃不得已才随行。黄家渡战败时，她投水而死。宸濠被囚禁后，每次吃饭都设立娄妃的牌位，哭泣祭奠，夜里不能入睡。等到将要被俘时，他作诗说：“▯赖与乾坤担此爱，不如收拾上瀛洲。清风明月人三个，芳草斜阳土一丘。梦短梦长都是梦，愁多愁少总成愁。从今别▯江南去，不管人间春与秋。”又作《忆故宫》说：“当时轻弃牡丹台，寂掩重门日几回，杨柳雨中含泪舞，芙蓉水上带愁开。痛思竖子真非辅，始信娇童自不才。歌管楼台金马地，等闲留与野人来。”宸濠性情聪敏，擅长吟诗作赋，只是任用不当；拥有这样的富贵却不能享受，后悔也已经晚了。

译宸濠特别宠爱宫中妃嫔，有个紫妃，住在紫竹宫，穿紫色衣服；有个素妃，住在素英宫，打扮素雅；有个翠妃，住在绿英宫，全身装饰翠绿色饰物，能吟诗，善书法，尤其受到宠幸。宫殿四壁都排列着巨大的镜子，光亮晶莹。每当宸濠与她们宴饮亲昵时，镜中映出各种身影，千姿百媚，宸濠便心情舒畅。又在宫中修建▯秋▯迁台，搭架高约二丈，用车运绳，供宫人嬉戏；车子一动，绳索便把人吊起，越过架顶，势头无法停止，甚至有人头晕目眩坠地而死。又在阳春书院堆石造山，宫室台榭极尽华丽。挖地数十亩，修成大池，夏天菱角荷花香气浓郁。宸濠和各位妃子整日宴饮享乐，宫人中年轻貌美的都穿着华丽妆饰和薄绡衣服，驾着小画艇，歌唱《采莲曲》，沿池漂荡，不时采摘花果送来助酒，直到酒醉才停止。翠妃曾吟咏梅花，诗说：绣花针刺破糊纸的窗户，引来一线寒梅的香气。连蝼蚁也知道春意美好，倒拖着花瓣爬上东墙。这首诗很受宸濠赏识。后来事情败露，翠妃听说被一个知县抢走了。唉，宸濠荒淫沉溺到这种地步！即使他的叛逆阴谋得以成功，也不过成为陈后主、隋炀帝罢了。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灭亡呢？宸濠平定以后，关于功罪的处理标准很不得人心。只有进贤人舒状元国裳所作的《哭许公诗序》，才很恰当地评价了许公。宗室发动叛乱后，很多人把成败当作顺逆的标准。宸濠反叛，何况还有陆完、钱宁替他出谋划策、操办事务呢！如果不是巡抚孙公德成、副使许公汝登当时为义而死，那么君臣之道就会废弃，人们也无从判断是非了。后来，进贤知县刘源清首先诛杀了起兵的官校娄伯等人。第二天，阔陂巡检、余干知县马津也杀了那些校尉；这些校尉曾前往万年、东乡二县招引强盗。两县知县都拒绝了他们，但万年知县白绣却又派人在龙窟招请贼军运送粮食。这件事颇为奇怪。叛贼的檄文送到后，抚州知府陈槐率属下跪拜迎接，临川知县传南乔没有前来。等候捧檄文的教官唐曰仁和生员出来后，便把他们抓起来送往益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这些都是义兵尚未发动以前值得记录的事情。等到巡抚王公起兵后，吉安的乡官也发动了义兵，可以说是没有人授意，却自发地做了该做的事。各府县没有经过巡抚征调兵员，而是自行因义愤而起兵的，只有万安知县王冕、瑞州通判胡尧元。万安知县王冕还能够临机应变，用小船装载芦苇放火，寻找会说建昌话的当地人，靠近叛贼的巨舰，设法擒获了宸濠，这件事尤其奇特。可惜如今记录功劳的人都没有记到这些。有人问：安庆的功劳属于谁？回答说：杨锐，守备；张文锦，知府。有人写了投降旗帜，正要竖起来，指挥崔文斩断了那面旗，擒获潘鹏的儿子，将他在城上杀掉作为殉祭，然后才商议防守。因此，宸濠因为在黄石矶战败，便撤兵返回。又问：南京的功劳属于谁？回答说：不知道。又问：孙公、许公获赠官职，难道就足以报答他们了吗？回答说：维护纲常的功劳，也是维护社稷的功劳。即使封你为公、封你为侯，又有什么过错呢？宸濠从鄱阳湖出来，首先进犯安庆。到了黄石矶，他以为王守仁错失战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于是返回，果然失败。李士实以诗文闻名天下。正德年间，他是德高望重的老臣。我到南昌时，曾到东湖里的宅第拜访他。他所谈的全是道义之说。刘养正以举人身份居家，背负着理学家的名声，不随便与人交往。我到吉安时，伍太守文定对我说：这个人的品德非常高尚，有人想见他却无法如愿。阳明也很推重他。不到半年，他们全都跟随叛逆。李士实被任为太师，刘养正被任为国师，不久便身遭杀戮、家族覆灭，成为万世笑柄。从前那些虚浮的名声，哪里值得凭信呢！知人之难，实在太严重了。所以说，只有到了盖棺之后，事情才算真正定论。宸濠反叛时，那些被胁迫跟从的官员害怕威势、畏惧死亡，苟且偷生、侥幸求免，像梁辰、杨璋这类人尚且还可以理解，何况佥事师羲呢！他分巡九江时，宸濠的伪檄文送到，师羲率众出迎跪拜，高呼万岁。他发布招募士兵的告示时，竟声称是奉圣旨办理，不使用正德年号，只写己卯年六月某日。他的叛逆罪迹十分明显，与王纶、潘鹏没有区别。起初拟定处死，后来长期没有决定。一直拖到杨邃庵入阁，他才侥幸漏过法网，被发配充军。这样还算是有国法吗？大概是因为师羲本来就是杨邃庵的门生。姑苏人唐寅，是南圻的解元。他擅长诗画，在当时很有名。宸濠以礼相待把他请来，天天同他谈诗论画。酒席间话题涉及叛逆，唐寅立即假装疯癫，不作回答；有时还装出丧失心智的样子，遇到别人就像要泄露宸濠的阴谋。宸濠害怕了，便打发他回去，使他得以不遭祸患。浮梁人汪文庆很有才干器识，宸濠器重他，想授给他官职，汪文庆极力推辞说：我的才能浅薄，不堪任用。刘养正竭力替他周旋，汪文庆又一次谢绝了。唐寅笑着说：汪君的处置是对的。大丈夫怎么能去做佛座下的八角狮头鬼呢？言外之意是说，一旦背负了沉重的罪名，最终就无法脱身。唐寅表面上放纵诞妄，内心却有自己的主见，正是如此。武皇自正德丁丑年冬天巡幸居庸，随后又巡幸宣府、大同、大原、陕西榆林等地，一直没有过上安宁的年份。这些都是边将江彬诱导的结果。皇上自称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赐江彬国姓，封他为伯，提督京营，把他视为心腹手足。己卯年春天，有诏令南巡。当时宁藩蓄谋叛乱，上下都忧虑不安。大臣和科道官员接连上疏劝谏，皇上不听。武选郎中黄巩独自上疏陈述六件事，大意说：皇上不亲近正直之人，堵塞断绝言路，假借名号，沉溺于巡游，宠信任用边将，收纳设置义子。他的话十分恳切正直。车驾副郎陆震也想上疏，看见黄巩的奏稿后，便附上自己的姓名一同进呈。各部、院、寺的属官也相继上言。皇上大怒，把他们全都关进诏狱，在朝廷跪了五天。黄巩、陆震都被杖打一百多下，革除名籍，其余人各杖打三十下。陆震以及各部门中死去的共有十三人。到了六月，宸濠果然反叛；七月就被擒获了。皇上的近臣中贪图功劳的人又诱导皇上亲自出征，想把功劳归到自己一方。皇上于是带着宠爱的刘娼南行，在南都驻跸将近一年。当时又有神周、李宗、许泰等人，都统率大军随从护卫。每逢皇上出游打猎，这四个人都穿着骑装，和皇上一样。

译他们混杂编列在一起，别人无法分辨。江彬尤其倚仗宠信，凭借权势僭越比拟至尊，公卿都害怕他。他所统率的边军散居民间，抄掠、奸淫，无所不为，怨恨和愤怒纷纷聚集。到了冬天，皇帝才返回。第二年辛巳年春三月，武皇驾崩。当时各将领统率的边军有数万人在京城，宫内没有储君，朝廷内外都岌岌可危，认为变乱将在早晚发生。石斋阁老于是秘密奏告昭圣太后，太后便遣散各路军队，让他们各自回到边地领取赏赐。第二天，中官张永奉密旨，在后载门擒获江彬；而李宗、神周、许泰也分别在前朝门被擒。官民踊跃欢呼，声音如雷。江彬因为哄骗诱导至尊、暗中图谋叛逆，被诛灭三族。神周、李宗、许泰也因同党之罪，全都死在狱中。这次行动没有动用兵戈，在顷刻之间平定了祸乱。石斋的秘密谋划、太后的明断、宦官张永的竭力效命，都是维护社稷的功劳。可是石斋最终因为大礼之争被排斥，直到死去，实在可惜！正德辛巳年三月丙寅日，武皇下诏让今上继承皇位。慈寿太后派皇亲邵蕙、寿宁侯张鹤龄、驸马崔元、太监韦霖、阁老梁储、礼部尚书毛澄，携带诏书前去迎接；他们当天出发，走到南阳。韦霖想抢先见到今上以邀功，暗中兼程赶路，经过两昼夜便到达兴邸，停在门外。韦霖上奏请求见面，今上说：迎接册立这样的大事，朝廷不派皇亲和大臣，却派一个内官来吗？兴府官员说：皇亲和大臣都马上到了。今上说：等侯爷等人到齐后一同接见。第二天，诸位大臣到达，宣读诏书并朝见完毕，退到便殿。今上只召见邵蕙、张鹤龄、崔元、梁储、毛澄五位大臣，让他们入座赐茶，并询问国事。韦霖独自拱手站在庭中。第二天，今上又召这五位大臣入座，商议启程出发的事。韦霖又借故托人通过承奉官求见，希望能得到一个座位。今上把他斥退。车驾启程后，沿途驻跸、进膳，都只同五位大臣交谈，对韦霖没有流露一言一色的关注。当时今上刚满十五岁，而且面容庄重，不轻易皱眉或欢笑，确实有端庄肃穆的仪容。韦霖退下后对同伴说：圣人又出现了。今上即位初年，五月五日，按照旧例，御药局派人出京采办百草，并取蟾酥以备制药使用。内使奏请执行此事，皇上问：这是每年的惯例，还是今年才开始办理？内使回答：是每年的惯例。皇上说：既然是每年的惯例，库中既有储存，就先用库中的。如今百姓的禾苗还在田里，你们出去采办，人马来往践踏，会损伤庄稼，暂且停止吧。皇上又问：蟾酥应当用多少？内使回答说要用数万只。皇上说：这样做不是会严重伤害它们的生命吗？内使回答：只用针刺它的一只眼睛，留下另一只眼睛让它活着。皇上说：即使只刺一只眼睛，它的脑髓已经空了，也一定会死。为了供一个人使用而杀死上万条生命，我不做这种事。有一天，皇上入朝拜见慈寿太后。太后身边的人害怕皇上圣明，想设法迷惑他，便暗示太后盛装打扮几十名美女，预先排列在身边，希望皇上看了高兴。皇上刚进来见到她们，因为太后在场，不敢直接斥责，只是低头向下看，停在那里不再前进，像是面露怒色。太后稍稍察觉，便挥手让她们退下。皇上这才上前行礼问安。太后说：天下是祖宗的，皇帝由你来做，必须自己作主，不要听外面的官员说话，坏了宫里的事情。皇上知道是身边的人在太后面前进谗，只是连声答应便退下。到了文华殿，皇上亲自写下禁约，命令各宫负责守门的内官都只能在本宫住宿，不得往来混杂、传递闲话。即使仁寿宫的内官，也不得擅自进入其他宫殿。今上登基第六天，就下诏命礼官讨论兴献王及其母妃的尊号。当时内阁辅臣杨廷和、蒋冕、毛纪以及礼部尚书毛澄，都主张依照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的旧例。恰逢朝廷大臣上议，主张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称兴献大王母妃为皇叔母、兴献大王妃。皇上的意思不是这样，命令重新议论。张璁当时刚考中进士，上疏认为：皇上遵循祖训，奉遗诏入朝承继大统，这是继承统绪，不是承继嗣子之位。此事不同于汉成帝、宋英宗早先被立为皇子、在宫中抚养的情况。不应当把孝宗称为叔父。兴献王应当在京师另立庙宇，以发扬尊敬亲生父亲的孝道。皇上看了奏疏很高兴，说：这个议论一提出，我们父子的名分最终一定可以完整了。不久，桂萼、霍韬相继进言，都赞同张璁的意见，而杨廷和等人坚持己见，不肯接受。皇上起初顺从群臣意见，称孝宗为皇考，称慈寿太后为圣母，称生父为兴献帝，称生母为兴国太后，并向天下颁诏。张璁、桂萼在南京听说后，立即上疏说：皇上不应当作为别人的后嗣，兴献帝应称皇考，圣母应称太后，请去掉“兴国”二字。这正合皇上的心意。内阁仍然坚持原议，杨廷和被罢免离去，于是皇上命令礼部加称生父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再次向天下颁诏。但皇上的心意始终没有满足。张璁、桂萼又连续上疏，认为应当去掉“本生”二字。皇上更加高兴，命礼部议定施行。于是全朝大小臣工都到左顺门跪伏，有人大声呼喊太祖高皇帝，有人大声呼喊孝宗皇帝，声音传到宫内。皇上多次命司礼官去劝告他们退下，他们仍不退。于是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等七人，摇撼宫门大哭，哭声震动宫阙。皇上大怒，命人登记各位大臣姓名，逮捕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在午门杖打。学士丰熙、给事中张羽中、御史余翱、吏部郎中余宽、户部郎中黄侍▯、兵部郎中陶滋、刑部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纯等八名为首者，以及杨慎等七人，都加杖刑、削职并充军。于是下诏称兴献帝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称圣母为章圣皇太后。我当时在襄阳，听说此事后私下认为：这一礼议由张璁首先倡议，桂萼、霍韬继而支持，方献夫、席书、黄绾、熊浃、黄宗明又接着支持。

译他们的论议极为正确。杨邃庵阁老当时罢官居住在京口，见到这些奏议后说：张生的这个议论，即使圣人重新出现，也不能改变它。然而当时张璁、桂萼等人都只是刚刚入仕的新人，却突然提出这一议议，在朝的元老大臣们眼看国家的大功要出自一个书生，心中的愤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念头一旦横亘心中，就牢不可解。于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官员，不论事情本身的是非，也不论道义上是否应当，都相继群起应和，竭力排斥它，务求采取必胜的办法，这大概不是出于为国尽公、尽理的议论。皇上虽然年少，但圣明的见解卓越古今。纷纷扰扰的浮议不能动摇改变他的意志。最终大礼得以确定，而大臣们相继罢官降职，小臣受到杖打、编入戍籍，几乎酿成党争之祸，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假如当时有杨邃庵这样的人居中调和，和朝廷中负责礼制的官员从容讲求研究，俯首接受这一议论，那么既能使圣心得到安慰，也能保全国家体统。可惜诸位老臣不知道这样做，反而激成了这场祸乱，怎能不令人感慨呢？今上即位初年，就派行人慰问大学士羽中庵刘公、木斋谢公、户部尚书质庵韩公、礼部侍郎枫山章公，起用致仕尚书九峰孙公、都御史幸庵彭公、见素林公、静庵胡公、巽庵李公；白岩乔公又从南京司马被召回，任为冢宰。一时之间，著名大臣和前朝老臣分布在台省各部门，朝廷面貌焕然一新，天下一致产生了太平的希望。然而他们都没有多久便辞职离去，实在可惜！今上即位初年第一次朝见时，慈寿太后首先说：你的兄长长期荒废朝廷礼仪，外面的官员又不懂礼制，藩邸原来跟随来的人恐怕也不能任用。内臣萧敬经历过三朝，小心谨慎而且熟悉政事，可以任用他。当时萧敬已经八十岁，长期闲居。皇上当天就召他入宫，掌管司礼监事务。即位第三天，皇上在西角门穿素服视朝，百官也都穿缟素。朝会结束后，一个生员手里拿着奏本，面向北跪着站在侍班之中，御史和鸿胪官相互惊愕。萧敬来到御榻前，奏道：下面跪着的生员擅自进入禁门，应当交锦衣卫拿问。皇上说：准奏。众人都佩服他处置得体。这个生员是湖州孝丰的岁贡生，姓李，忘了他的名字。当时也应当追问他所奏的是什么事情。吏部尚书王琼获罪之后，尚书职位空缺。各位九卿会同推举南京吏部尚书廖纪、兵部尚书乔宇、掌詹事府的吏部左侍郎石瑶，上奏请求任用其中一人，于是任用了石瑶。第二天早朝，传召石瑶出班跪下，鸿胪官引他到奉天门。皇上走下宝座几步，面对殿檐拱手站立，取出手敕授给他，然后回到座位。石瑶叩头退下。退朝后，皇帝车驾到了文华殿，又传召石瑶前来，再次走下座位，宣布说：朕在藩邸时，已经知道你的名声。现在特意任命你为吏部尚书，你必须选用几个好官，为朕办事。石瑶叩头退下。这也是旧日的典制。弘治初年，召三原王公任冢宰时，孝皇曾实行过一次。正德以来，这项礼仪长期废止，如今重新举行，朝野都称庆。听说皇上起初并不知道这一典制，是司礼监萧敬引导他实行的。国家不能没有年长而有经验的人。后来石瑶因为多病，不久便入阁。他坚持正道、不依附权势，受到清议推重。嘉靖改元七月二十一日夜，南京雷电大作，整夜不停。到二十五日下午，又刮了一整天大风，下了一整天暴雨，屋瓦全都轰鸣，墙壁全部倒塌，合抱粗的大树被连根拔起的有无数棵。孝陵的松柏也被拔起二千余株，府部台阶内的大柏树全都倒下，这是不同寻常的灾变。嘉靖乙酉年七月，甘露降在襄阳的山川坛。松柏上凝结得像糖霜一样，树木因此变白，味道非常甘美。戊子年四月，甘露又降在我所在的盐城。我的西园花木竹林上都像覆盖着浓霜一样。这年秋天大丰收。庚子年四月又降甘露。《瑞应图》说：君王的德行达到上天，甘露就会降下。如今十六年之间总共出现三次了。嘉靖丁亥年三月十日，荧惑星停留在心宿。这个月，有一条大鱼随着潮水来到这里。潮水退去后，它陷在低洼泥湿的地方，无法离开。鱼身长达十七丈，高二丈多，嘴宽约为身高的一半。皮肤呈绿色，没有鳞片，颈部有很长的鬣毛，十分坚硬。海边百姓争相割取它的肉，鱼发出的声音像老虎咆哮，割了三天才吃完。大概是海鳅。《文献通考》记载，宋绍兴二十年四月，海盐县有巨大的鳅鱼仰卧在沙滩上，高度与县门楼相齐，身长一百丈，百姓把它的肉割成小块，有十几个人被它转动的鬣毛压死，颔骨长二丈五尺。京房《易传》说：海中多次出现巨鱼，说明奸邪之人得到进用，贤能之人受到疏远。此后我们县没有出现其他应验之事，可见这件事所关系的意义很大。嘉靖戊子年十二月十七日是立春。这天晚上，长庚星在西方出现，从奎宿、娄宿升起，经过觜宿、参宿，到天汉才停止。嘉靖己丑年元旦，刮起了大风，尘霾弥漫。这年四月，听说当今皇上梦见两个穿黄衣的人，向皇帝辞行往南方去。第二天，皇上把这件事告诉大学士杨一清。杨一清回答说：“黄衣人就是蝗虫。南方难道要发生蝗灾吗？”这年秋七月，蝗虫果然来了，大江以南到处都是，我们盐场也一样。过了几天，一场大风雨把蝗虫冲进海里，全都死了。到了庚子年六月，蝗虫又从西北方遮天蔽日地飞来，几天后又被大雨驱赶，全部死去。但仍有遗种留在这里，到七月又孳生出来。开始吃青草，后来吃禾稼。民间祈求神灵、酬谢愿心，张旗击鼓，田野之间听来仿佛是在赴战斗。然而最终仍遭受了蝗灾，受害的也有十之四三。第二年，又因遗种为害而受苦，刚刚孳生出来，连下十多天大雨，便全部消灭了。百姓又安定地从事生产了。我们乡里一向没有这种东西，百岁老人也从未见过。大概蝗虫是旱灾之物，终究不利于水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嘉靖庚寅年正月的一天晚上，晚饭后，家僮忽然报告说海上有火。我急忙登上城墙眺望，看见海中隐隐约约有几十点火光，像星星一样，渐渐向东方移动。这天夜里，火光从教场口移到海塘上，像有数百盏灯笼，两两成对地向东北方行进，直到独山才熄灭。仿佛有神在主持这件事，其中的道理实在无法明白。嘉靖辛卯年七月，彗星出现在西方，过了一个多月才消失。九月又出现在东北方。己亥年四月末，又出现在东方。

译嘉靖己亥年六月，金、衢、徽、严各郡有龙出现，山洪暴发，城郭、百姓住宅和坟墓被毁的数不清，人畜被水冲走淹死，几天之内漂浮在钱塘江滩和我们海边的尸体以千万计。其中有少妇戴着金饰、怀里抱着银器而死去。棺椁、楼房和器物都随着潮水冲下来，许多被居民打捞得到。这是东南地区的一次大变异。我的丰崖兄作诗说：“己亥六月初七日，海塘上漂尸堆满塘边。银簪金镯和罗绮衣服，全被海边人所得。可悲啊，这些尸体是从哪里来的？不久便传说是从徽州、严州漂来的。地穴中的龙奋力腾跃，山石裂开，洪水涌出，滔滔奔流。沿江相望有多少郡邑？高城大厦全都沉没。金珠财帛还算什么，皓齿红颜又有几千几百？钱塘江水从天而降，哭声充满江面，连江神也为之悲哀。江水高涨，水流湍急，无法救援，千里奔流进入鱼龙的腹中。您难道没有听说，我们乡里四月初六日，有龙从西方而来，骤然聚起大雨。春花全都随风雷电飘落，南境一带连天都是赤色。去年大旱，收成已经很少，如今又遭受灾害疾病，怎么能够痊愈？不过，与那些被冲走淹死的事情相比，这点小伤小损又何必忧虑？唉，山崩水发自古以来就有，像这样惨烈毒害的灾难，我们又能归咎于谁？” 四月末，彗星指向东方，这件事已经是预兆了，您知道吗？上天发动杀机，谁能抵御它？战争、兵乱和盗贼，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衰老的白头翁还能有什么愿望？只愿老眼不要看见百姓流离失所。嘉靖己亥年秋天，田里的禾苗枯死以及被虫吃掉的占了大半，民间收成与丰收年相比十成中只有三四成。府、县官府不肯上奏灾荒，征收赋税反而更加急迫。到了第二年春天，饥荒严重，民间吃糠秕、豆饼，甚至连草根、树皮也剥取殆尽。路上遍是饿死的人，卖儿女、妻妾的数不胜数。北乡尤其严重。老人们相互传说，只有元大德五年我们乡里发生极严重的荒灾，甚至人吃人；直到现在二百余年来，从未遇到过这样的荒年。我丰崖长公作《卖妇谣》说：“东家把妻子卖到江南去，西家也把妻子卖到江南去。夫妻肝肠寸断，彼此却都不知道，眼泪鼻涕一起流成河。丈夫嘱咐妻子：‘你只管逃生，不要顾念我；卖掉你得到的钱交给官府，总比夫妻相持着天天等死强。’妻子告诉丈夫：‘杨花随风飘落，哪知道落在什么地方？百年夫妻一朝分别。此生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团聚？哭声震动上天，天地也为之悲哀。’路旁观看的人个个流泪，路旁流泪的人还劝慰他们：‘人生不幸遇到这种时候，就不要说什么草根和树皮了，别人家甚至吃自己的亲生五岁孩子。’朱西村也作了一篇诗说：‘东家少妇能卖一万钱，西家年长的妇人能卖五六千。痴儿肚肠如铁石般坚硬，妇人命薄，只能苟延残生。这并不是没有恩爱、没有婚姻缘分，也不是两情相弃、彼此抛弃。’ 灶前已经有好几天断了炊烟，腹中的饥饿之病没有办法痊愈。官府的赈济本可解除倒悬之急，却全由豪民掌握，任其取舍。刚来写卖身契时，泪流满面；放手分别时，放声痛哭，哭声直达天际。第二天早晨被捉上开往江南的船，只有离去的日子，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来。怀中的儿女哇哇哭着，只好抛弃他们，任其葬身于饥饿蛟龙的口涎之中。风吹落花飘到江水边，蓬草随风飘荡，断梗再也不能相连。妇人离开家有什么值得怜惜的呢？造成这种风俗恶果，究竟是谁的过错？我如今歌咏这首《卖妇篇》，请问有谁愿意把它谱写到筝、琵琶的弦上？官府早晚会设盛大的宴席，到那时就在公堂前一边弹奏一边歌唱。嘉靖己亥年夏天，皇帝驾临承天，开启章圣太后歹赞宫。一天夜里，忽然有一个男子潜入皇城，赤身光脚坐在奉天门的宝座上。到天亮时，被宦官捉住，送到法司审问。他说自己名叫孙堂，是京城人，判处死刑的事情还没有决定。这真是一件极其奇异的事。嘉靖辛丑年七月，台州山中有<豸干>出现，全身都是火，群山中的龙出来与它搏斗，洪水大作。水火相互冲击，赤色的气弥漫天空，临海、太平、天台三县的民居和田地被毁，死去的人数不清。这也是一场大灾变。这年，临安、余杭的竹子结了很多米，民间煮来吃，像大麦一样。人们说，这也是荒年的预兆。君主接见大臣，共同商议治理政事，讲求学问，延请访问人才，询问百姓的疾苦，实在是盛德之事。汉、唐、宋的英明君主都这样做过；我朝自圣祖以后，文、仁、宣、英四庙的皇帝也都勤于接见大臣。当时的元老，如蹇、夏、三杨、李文达等人，也都竭尽忠诚，匡正辅佐。因此君主很少有失德之举，朝廷中有很多贤能之士，天下又得到安定，暗中受到这种做法的恩惠。看《三朝圣谕录》《夏忠靖公遗事》和《天顺日录》就可以知道。孝宗末年，皇帝励精图治，常常在平台召见三四位老臣，只有刘忠宣公时常发表正直的言论，给予有益的补救。皇上也倚重任用他。至于▯母庵、西涯、木斋三位老臣，没有听说他们有重大的建言和阐明。难道是他们得到君主的专任不如前朝诸公，还是大臣之道贵在顺势辅佐呢？君臣贤明相逢，自古以来就是难事。看西涯的《燕对录》，不能不感慨。在经筵上当面进奏，近世已经没有听说过。只有嘉靖甲申年夏天，修撰吕楠说：‘五月十二日是献陵愍忌之日，这一天讲筵时君臣不应穿华丽的服装。’己丑年夏天，祭酒陆深上奏说：‘讲官的讲章，不应由辅臣删改，使讲官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也借此观察他们学术的正邪。’这些意见都不为辅臣所喜欢。不久，吕楠因议论礼制被贬为解州判官，陆深最终也因这件事被贬为诞平府同知。虽然他们的意见没有被采用，但当时的舆论认为他们是正确的。正德年间，刘瑾虽然被诛杀，但他的余党仍然存在。如今皇上继承皇位，年纪虽小，却很早就养成了英明果断的作风，对这些人一点也不宽容。即位之初，就驱逐长随、火者一万多人，追夺蟒衣、玉带，不计其数。后来又得到张璁正确地匡正辅佐，把各省镇守的内臣全部革除。司礼监不得干预章奏。刘瑾当权时，公卿大臣与他相见，没有人敢与他抗礼，甚至有人向他跪拜伏地。自从张璁掌权，司礼监以下直到各监、司、局的巨宦，见到张璁都屏息敬畏，不敢与他并行并坐，称他为‘爷’。张璁不动声色，却暗中消除了他们骄横凶悍、狡猾险诈的心思。大概自汉、唐、宋、元以来，宦官收敛退缩，士人的志气得以伸展，国家体制尊严，君主威势隆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过。这确实是千载难逢的时机。这虽然是皇上的英明，但张璁能够得到皇上信任，又有控制驾驭的办法，他的功劳难道可以轻视吗？嘉靖初年，当今皇上选立皇后，锦衣卫韦千户的女儿也在候选之列。宦官和皇亲邵蕙等人都收受了重金贿赂，大家都倾向于她。宗伯毛文简公毛澄在左顺门厉声说：‘韦千户是韦太监的家人，连她的真实姓氏都不知道，怎么能够登上玉牒？这件事礼部决不敢承担。各位自己决定吧。’众人的议论于是平息了。毛文简身体柔弱，但气节不可动摇。这就是他的大节。

译关于孔子的称号以及陪祀的各位贤人，国初大学士吴沉曾作《孔子称王辨》，认为这样称呼是不对的。成化年间，夏止轩夏寅上奏论说：‘孔子确实是万世道学的宗主，应当称为先圣；如果反而称王、称帝，虽然极为尊崇，最终名分和礼制仍未端正。应当考察古代礼制的沿革，去除前代的错误，端正孔子先圣的称号，并把颜、曾、思、孟列为先贤。改用木主，代替塑像。厘清并端正十哲在寝室中的位置，祭祀叔梁纥，并以颜、路、曾、皙、孔鲤配祀。其中像公伯寮、荀卿、王弼、贾逵、马融、杜预这些获罪于名教的人，都应罢黜。这样以后，才足以慰藉先圣的神灵，回应天下学士的期望，成为万世不可更改的典章。’这番言论见于《政监》。弘治初年，程学士程敏政上奏议论，也认为汉代以来陪祀的二十二人中，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虽然有训诂和微言方面的成就，却都严重违背名教。应当削去爵位，罢除祭祀。郑众、卢植、郑玄、伏虔、范宁五人，虽然看起来没有过错，但对圣学没有什么发明，也应各自在本乡祭祀。其中后苍在汉初讲说礼制，写成数万言，称为《后氏曲台礼》。如今《礼记》这部书，如果没有后苍，就不会流传到后世。应当与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伏胜、孔安国、毛苌、高堂生、杜子春同样列入陪祀。又议论说，隋代的王通、宋代的胡瑷，应当列入两庑祭祀。又认为让颜、曾、思、孟在堂上配食，而他们的父亲都坐在两庑之下，是不合礼制的。应当另立一座祠堂，中间祭祀启圣公，以颜路、曾皙、孔鲤、孟孙氏配食，并以程▯向、朱松、蔡元定陪祀，这样大概才不失以礼尊奉圣贤的本意。又认为申党就是申枨，名位和称号应当只保留一个。公伯寮、秦冉、颜何、遽瑷、林放五人不在《孔子家语》所列七十子的数目中，应当罢除祭祀。这些议论见于《篁墩集》。正德初年，谢祭酒谢铎陈述三件事，也认为叔梁纥应当另立庙宇，并主张罢黜吴澄的陪祀资格。皇帝下旨，交给祀部议论，但大多被阻挠搁置，没有实行。嘉靖十年，皇上才采用辅臣张璁的意见，下诏天下，去掉‘大成至圣文宣王’的称号，统一称为‘至圣先师孔子’。大成殿改为先师庙。四配、十哲和两庑的各位贤人，全部去掉宋代所封的爵位，一律称为先贤。毁掉塑像，改用木主。春秋两次祭祀，国学使用笾豆各十，外府、州、县使用笾豆各八。乐舞使用六佾。把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卿、戴圣、刘向、马融、贾逵、何休、王弼、王肃、杜预、吴澄等十三人逐出陪祀。林放、遽瑗、郑众、卢植、郑玄、伏虔、范宁七人，各自在本乡祭祀。后来又把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瑷四人增入陪祀。又下诏，在圣殿后面另立一座祠堂，中间祭祀启圣公叔梁纥，以颜路、曾皙、孔鲤、孟孙氏配祀，以程▯向、朱松、蔡元定陪祀。每逢丁祭，提前用一只羊、一头猪作为祭品献祭。名分端正，礼制顺当，一举洗去了历代帝王的鄙陋。而吴、夏、程、谢四位先生的议论，最终在后世得到实行，成为本朝的盛典；如果不是圣明君主和贤能宰相在上面主持推动，怎么能够达到这种地步？近来看到梅纯《损斋备忘录》记载，成化甲午年江西乡试，策问想要把周、程、张、朱五子增列为配享先圣者，大意是说：礼制根据义理而制定，五子的学说确实继承了已经断绝的孔孟道统，他们对于后来求学者的功劳，不是汉、唐诸儒所能相比。不能拘泥于时代先后，把他们混同在陪祀之列，这样道统才能明白。这一立论非常精当。等到读了熊去非《五贤祠记后语》，才知道前代儒者早已有这种说法，只是当权者没有实行罢了。我认为这个议论也是正确的。可惜罗峰提出建议时，难道只是依据前面的各种说法，而不知道还有这种议论吗？还是确实认为按照时代先后有不可实行之处，所以没有说出来呢？宋代王安石也曾经配享先圣。他这个人本身不合乎礼制，却仍然沿袭旧例被举荐配享。我因此把这些记载保存下来，供后来人考察了解。郊祀和社祀的礼制，自汉、唐、宋、元以来，有时合祭，有时分祭，各朝制度都不相同。我朝太祖开国初年，分开在南郊祭祀，祭坛遗址还在。后来认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怎么能处在不同的位置？于是采用古代明堂的制度，创建高大的殿宇，用黄金装饰。高大宏伟，古代没有可以相比的。殿名为《大祀殿》，合祭天地。殿中设置昊天、上帝、后土、地祗的神位，面向南方；旁边设置太祖、太宗配享的神位，面向西方；都设高座，覆盖黄色帷幔。月台左右设置日月星辰的神位。仪门外左右筑台，聚集石块建成神龛，作为岳、渎、海、镇诸神的神位。革除前代所封的称号，只称某山之神、某水之神。北京的规制也相同。每年孟春举行礼仪，天子主持祭祀天地日月，以下由公卿大臣分献。祭祀结束后回到朝廷，在奉天殿和丹墀内设庆成宴。文职五品以上、武职四品以上都可以参加宴会。这就是大致情况。这套礼制是太祖当时根据义理制定的，儒臣无法改变，后来历代都遵行。到了嘉靖年间，当今皇上采纳辅臣的意见分开祭祀，于是创建南郊、北郊祭坛。冬至在圜丘祭天，夏至在方泽祭地，并以太祖配享。又举行明堂祭祀，用来祭祀上帝，并以恭穆献皇帝配享。太宗没有配享之处，于是改尊为成祖，使其配享祈谷之祭。我考察明堂的说法，杜氏《通典》记载欧阳修说：‘在明堂祭祀文王，使他配享上帝。’三代有明堂之名，却没有留下它的制度。自汉代以来，诸儒的说法不一致，以至于不知道应当遵从哪一种，只能临时增删，不能与古制相合。然而推究其根本宗旨，关键在于发布政令，在君王尊严的居所与神灵相交罢了；至于具体营造，何必一定要和古代相同？如今开始举行这种祭祀，但明堂还没有建成。听说就在奉天殿举行礼仪，难道也是采用欧阳修的说法吗？

译关于巾帽的说法，成化以前的情况我年幼，来不及知道。弘治年间，士人和百姓所戴的，有春秋两季的罗帽、夏季的鬃帽、皱纱帽、冬季的毡帽和▯丝帽；帽子都是平顶，像截断的竹筒。正德年间，帽顶稍稍收拢，成为桃尖的样式。那种鬃帽又有瓦棱形的，价格很高。刚出现时，有一顶要四五两银子的，非富贵豪强之家不用。嘉靖初年，士大夫中有人戴巾。如今即使平民也戴巾了。有唐巾、程巾、坡巾、华阳巾、和靖巾、玉台巾、诸葛巾、凌云巾、方山巾、阳明巾，形制各不相同。民间大半都戴这种巾，风俗因此发生了变化。近来皇帝制定忠靖冠，作为臣下闲居时穿戴的服饰，用来表明贵贱、区别尊卑。三品以上用金线装饰，四品以下用青线装饰。文职只有朝廷显贵以及在外的二司官、府州县正官、儒学教官，武职只有都督以上官员获准使用；如今武夫和下级官吏也一概使用，毫无顾忌了。国初，民间妇女遇到婚嫁宴饮，都穿团袄作为礼服。有的用罗，有的用纟宁丝，都绣着衣领，下面垂着装饰，大致像霞帔的样式。我还来得及见过这种服装。不是仕宦家族中受到恩封的人，不敢使用冠袍；如今士人和百姓之家遇到嫁娶，必定借来珠冠、袍服和腰带，以此增添荣耀。一时之间，乡间富民还必定借用黄色凉伞，拥护遮蔽自己的妻子。这种僭越混乱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可笑。如果没有主管官员严格重申禁令，怎么能够革除这种风气？元代有团衫、团袄，难道这种服制就是它们遗留下来的制度吗？谥法本来是最公正的评议，用来劝勉天下人的，但前代也有不少借机徇私的情况。宋代夏竦死后，谥号为“文正”。刘敞说：“夏竦奸邪，却谥为正，这是不可以的。”于是改谥为“文庄”。我私下认为，“文正”这两个字，只有范希、文司马君实之类的人才足以当得起。王子明、许平仲、吴幼清尚且觉得有所惭愧。近来听说阁老大臣中，也有谥为“文正”的。不知道舆论对此会怎么说呢？又有子孙替祖父、父亲请求谥号的，不惜花费钱财。礼部坚持认为不允许，通常奉旨停止此事。过了几个月，他们便借助近幸之人的关系，私下取得“康僖”等谥号。京城人说：“一千两银子只买得‘糠粞’两个字。”米价竟贵重到这种地步吗？也足以令人一笑。有人说：“我朝的谥法，只专门赞美而遗漏恶行，给予贤者美谥，却顾不上不肖之人。提出谥议不由太常寺，复核裁定不由考功司，所以很少符合公论。” 曾听说上古之人，大多把一百二十岁作为高寿；即使这是由于禀赋深厚，也还是靠修养才得到的。近世长寿的人中，昆山周寿谊生于宋景定年间，经历元朝，到洪武五年，已经一百一十岁。郡守魏观以乡饮礼聘他为大宾，他还曾受到太祖召见，在殿上赐食，并免除他家的丁役。他活到一百一十六岁才去世。北京的茹翁生于元代，到天顺初年已经一百零四岁。英宗召见他，赐给冠、袍、带、鞋，在顺天府设宴，又命礼部尚书姚文敏公率领公卿到他家祝贺。他活到一百一十岁才去世。济宁王士宁生于元末，到成化癸卯年已有一百二十岁。程篁墩曾去拜访他，只见他面容像孩子一样，精神完足，气息平和。朝廷派使者，乘安车征召他。后来不知道他最终去了哪里。大概是修道而有所成就的人。太仓毛翁，是礼部尚书文简公毛澄的祖父。他年老时丧子，抚养孙子毛澄并教导他；活到一百零四岁时，毛澄已经状元及第，任修撰。他因孙子显贵而被封授了某种荣典。巡抚都御史彭礼在当地建造人瑞坊来表彰他。后来活到一百一十二岁才去世。这四位老人都登上高寿之列，受到荣耀的诏命，并得以善终，却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修养才达到这样的。近来又听沈东川潞说，湖州有个陈德，已经一百一十六岁，身体仍然强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岁、百十六岁、百十岁、百十二岁〕 可惜不能亲眼见到他。晋代吏部侍郎徐宁有五个儿子，名为丰之、实之、仁之、祚之、育之。祚之任秘书监，有三个儿子，名为尚之、羡之、钦之。钦之后来做了宋朝丞相。东莞公有三个儿子，名为逵之、佩之、迈之；逵之任中书侍郎，有两个儿子，名为淳之、湛之。湛之做了丞相。枝江忠烈侯有两个儿子，名为洹之、津之。洹之任工部郎中。袭封侯爵五代，名字都沿用“之”字。这样看来，羲之、献之也就不必被嫌弃了。建国初年，提学没有专门的官员。正统初年，才命令各省增设一名宪臣，使他专门负责学校和教育事务，并发给敕书让他赴任。朝廷倚重他们来大力推行教化、培养贤能人才，可见委任是很重的！当时我们浙江有一位熊佥事，名叫熊炼，刚正方直、正大无私，人们不敢拿私事去求他。他教育士人，先重视德行，后重视文章技艺；考核取舍，连极细小的差错也不放过。成化年间，张庄简公张悦以宪副身份督学，也像熊公一样。弘治初年，吴公伯通博学多识，也差不多可以比得上他们。因此，先朝士人的风气端正雅正，社会习俗淳厚美好，直到今天人们还称赞不衰。此后担任这个官职的人，不是尸位素餐、只做表面文章，就是放松教化而急于用刑；不是专门搜求细小过失，就是背弃公道、偏向私情。更严重的是，像如今的提学官，他们的学术深浅无法知道，但考试取舍却不公正。童生入学，先把乡绅官宦和士大夫的子弟全部录取，然后才轮到民间富户的子弟。平民百姓的子弟想要入学却没有门路，于是用重金托请官员。花钱多的要用一百金，少的也不少于几十金。于是便替人改姓换名，冒充籍贯、更改户籍，大开侥幸取巧的门路。有关官员曲意奉承，没有不顺着他们心意的。贫寒清白的士人，即使有可取之处，也仍然被黜退。他们只能低头丧气，仰面对着屋梁暗自叹息罢了。士人的风气败坏混乱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到了极点！不知道敕书中有这条命令，才使他们这样做吗？还是他们徇私任意妄为，毫无顾忌呢？他们对上辜负朝廷，对下辜负自己所学，实在太多了。哪里才能使熊公、张公这样的人重新出现在今天呢？姑且记录下来，以抒发一番感慨。我读《唐史·薛登传》，其中说：“如今选拔士人，尤其违背了根本原则。明诏刚刚下达，他们已经奔走于府、寺的门前，出入王公的宅第。陈述文章以求恩宠，写奏记发誓报答，所以当时俗称被举荐的人都叫作‘觅举’。‘觅’就是自己求取，并不是指别人知道他的才能。”如今的士子每逢秋试，也有人事先打听藩、臬、府、县中那些有声望、能赏识人才的官员，便带着礼物登门，呈上文章听他们讲论，希望能够被选入帘内，或者得到侥幸录取。这正是所谓的“觅举人”。士人的风气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太可耻了吗？孝宗去世后，谥号为“敬皇帝”，庙号为“孝”。翰林编修陈作所写的表文说：“‘敬止’之义在《诗经》中有所歌咏，所以称为‘文’；大孝受到孔子的称道，这大概就是舜吧？”可以说十分贴切恰当。

译弘治年间，有虏使来到京城，说他们国家有一副无人能够对出的对联，请中国来对，说的是：“内无相，外无将，天运相将。”其中有轻视中朝的意思。当时有人以“天难度，地难量，皇家度量”为对句，显示君王胸怀广大、无所不包的气象，也很好。当时马端肃公任冢宰，制止使者作答。大国的体统本来就应当这样。虏使因此心中沮丧。老成之人的见识，能够如此看重国家。唐代突厥默啜请求娶公主，诏令送给他金缕衣，并准备鞍具。默啜认为鞍只是涂了金，并非天子的本意，于是请求停止和亲。鸿胪卿知逢尧说：“汉朝的制度重视女婿，送鞍是希望他安稳长久，并不是把金子看得贵重。”默啜听从了他的话。如今人家娶媳妇都使用鞍，还和宝瓶一起取‘平安’的寓意，这个来由已经很久了。《博物志》说：住在山里的人多患瘿病。大概是说他们饮用不流动的泉水。我到均州、郧阳等地，见民间男女十个人中有九个患瘿病，也正是因为山中没有大的泉水。嘉靖年间，军人陈霖把几件金银首饰用手帕包好，叫婢女拿到银匠那里修整。有一只鹰在半路上把包攫走，飞出城去。婢女回来告诉陈霖，陈霖急忙登城远望，看见鹰叼着包一直向东北飞，飞到海塘下面去了，以为东西必定丢失了。不久，鹰又叼着包盘旋飞上来，进城后把包放在陈霖屋顶上才离开。拿下来查看，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原来鹰起初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把它攫走；后来知道自己弄错了，于是又把它送回来。禽鸟竟有这样的灵性，不能说只是偶然。《鹤林玉露》记载，宋代婺州州治有一棵古树，树上有鹰巢，一个士卒探取鹰雏。郡守王梦龙正靠着案几处理事务，鹰忽然飞下来，攫走了另一个士卒的头巾。过了一会儿，它知道那人不是探取鹰巢的士卒，便叼着头巾送还给他；又径直攫走探巢者的头巾。两件事大致相同。鹰尚且如此，反而比人中那些明知错误却一错到底的人更为不同了！江南有一个乡绅，他的儿子凭借伪造的契券强行夺取别人的田地。田主害怕他的势力，不敢抗争，只能暗中忍受，愤懑郁结而成病。病危时，他对妻子儿女说：“我如果死了，你们应当在棺材旁边凿开一个洞，我一定会变成毒蛇，杀死他父子，吃掉他们的肉。”这话被乡绅听到了，乡绅害怕，立即命令儿子把田契还给田主。不久，那个人觉得胸中不适，勉强起身呕吐，吐出的东西中有一物，长一尺多，像赤练蛇一样，头尾都在动，他的病很快就痊愈了。大概是他积累已久的愤怒，最终形成了这个东西。假使那父子不悔过，那么这个人必定会死，而乡绅父子也必定会遭祸。这足以作为强横之人的警戒。一年四季的景色，只有春天最值得欢乐。春天风和日暖，花朵和杨柳争相显美，百鸟交相鸣叫，人心愉悦。所以人们在这个时节称作“寻芳”，称作“踏青”。登山临水，随意游赏，都是为了涤荡心胸、振奋精神，舒展春天生发的气机，帮助阳气回归。因此，桌子称为“春台”，凳子称为“春凳”，盛放菜肴的器具称为“春盘”，果品蔬菜称为“春盛”；又有“春▯”、 “春檠”，酒称为“春酒”，饼称为“春饼”，茶称为“春茗”，菜称为“春蔬”，都是春天宴饮欢乐所用的物品，其他时节便没有这些称呼。夏天蚕事刚刚结束，栽种插秧接着开始。炎热的天气和毒辣的阳光下，正忙着耕耘锄地，哪里有空游乐？秋天天气虽然清爽，但景物萧条；收获到了期限，要筑墙收纳庄稼，妇女和孩子也忙于操持家务，同样没有空闲欢乐。冬天是万物收藏聚积的时节，民间公私赋税，以及婚丧、营葬等各种事情，都要在两三个月内办理完毕。何况风雪严寒，哪里适合出门？不久，一年就要过去了。因此一年之中只有春天可以欢乐，而一个月之中又没有几天；一天之内，又没有几个时辰；即使这几个时辰中，也不知道哪些人真正懂得这种欢乐，哪些人是自然而然得到欢乐的。浮生匆忙劳碌，实在令人叹息。还有一种缙绅，身处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地位，却反而琐碎忙碌，只为子孙谋求长久富贵，却不知道让自己获得舒适自在，这种鄙陋狭小到了什么地步啊！华州有个灵哥，据说预言将来之事大多应验。知州娄珏是贵溪人，有一天去叩问他，说：“我离家很久，音信全无。想寄一封信，能替我送到吗？”灵哥在帷帐中回答说：“只管写信来，我会替你送去。”娄珏封好信，交给侍香的妇人。妇人回报说：“爷已经走了。”不一会儿，南边庭院的水榭中传来飕飕的风声。妇人又回报说：“爷回来了。”灵哥于是从帷帐中说：“信已经送到你家了，家中一切平安。”娄珏暗想相隔几千里，片刻之间怎么可能送到？因此不相信。几天后，家人来到，说某月某日从小儿手中收到信，全家都惊异，所以派人来探问，娄珏这才非常惊叹他的神异。鲁桥也有一个灵哥，出现在峄山，召他便来，也让妇人侍奉香火，称他为“爷”，与他同寝同处。正德初年，我进京参加会试，也曾去叩问他，他所说的事情大多应验。叩问的人想要求见他，他只在帷帐中伸出手臂，让人抚摸，却从未有人见过他的形体。其实是一只猴精。密云有个赤肚子，不知道是哪里人。几十年前来到密云养济院，和一群乞丐住在一起。当时正值严冬，边地极其寒冷，乞丐都冻死了，只有赤肚子独自活了下来。人们很惊异他，便在市中游走；他拿市场上的饼吃，谁生气不给他，他就恼怒。那天饼卖不出去，乐意给他吃的人反而获得了双倍利润，人们更加惊异。早晚都睡在人家的屋檐下，遇到大雪时，他睡卧的地方积雪全都融化。他赤身不穿衣服，背上披着一片毡，前面遮着一尺布，左腋下夹着一卷毡子；两只手只伸直大指和食指来活动，其余手指都弯曲捻着，不能伸展。头发半白，长到肩膀。他常常坐在地上，用左脚跟抵住尾闾。不说话。问他时，只微微一笑。北游的士大夫都去看他。弘治年间，南京有个尹蓬头，寄住在魏国家中，每天吃几十个馒头，走路快得像飞一样。自称活了二百多岁。后来去了陕西，不知道最终去了哪里。这些都是异人。陈道昶住在华山，后来迁居到宝鸡香净山的绝顶。嘉靖初年，我们县令魏侯廷玺经过宝鸡，听说有这样一位老人，便和两个朋友进山拜访他。到了山口，看见一个道人在路旁迎候。魏侯问：“你从哪里来？”道人说：“师父命道童出来迎接。”魏侯问：“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道人说：“山中的人长久处于寂静之中，所以能够知道。”第二天，他们到了山顶，看见一位老人，头戴幅巾，身穿布袍，赤脚出来迎接，这就是道昶。他请众人坐下，与他们交谈。前一天，道昶借来樵夫的木材，放在接待客人的地方，设置了木榻。他的弟子问他原因，他说：“明天有贵客要来。”他事先知道事情竟然到了这种程度，大概是董五经一类的人吧？

译近世吴兴凌汉章的针灸，随手施用便有神奇的疗效；澉川吴日章的星命之术、半塘和尚的相术，百次试验百次应验；我们乡里陈天器的写真，容貌和气色没有一处不像本人。都是绝技。如今哪里还容易得到这样的人呢？我们乡里的天宁寺僧人秀碧峰，从小出家，就不吃荤。每天五更起床，诵经礼佛，无论寒暑从不间断，在众僧中最以持戒修行为人所知。今年秋天忽然得病，卧床一个多月，整天酣睡，自称非常舒适。忽然有一天，他起身沐浴，索要送终的新衣，穿好以后盘膝端坐。又索要念珠，诵念“阿弥陀佛”几十声；接着只呼念“佛”字，也呼念了几十声。与徒众告别后，结跏趺坐而死。过了三天，面色神情没有改变，左手捻着中指结成■字，右手向上张开。手指仍然柔软，颈骨却挺直不曲。曾听说有人坐着化去，今天才亲眼见到。这也是他平日心神专一、静修功夫所造成的。享年七十岁，时在嘉靖壬寅八月一日。江浦孔德贻因祖上荫庇，从南京户部出任荆门知守，年四十二岁；他的父亲六十二岁，祖父八十二岁，儿子二十二岁，孙子两岁。五代人同时存在，这在人间十分罕见。士大夫多作诗歌称颂，只有沣州守广东赵善鸣的一副对联——“捧觞令祖还称祖，戏贤孙又见孙”——最为贴切恰当。丘文庄公悼念岳武穆的乐府说：“臣飞死，臣俊喜，臣浚无言世忠靡。臣桧夜报四太子，臣构称臣自此始。”这真是史笔。邵二泉写《孙景云妻钟烈妇传》说：“割颈而死，衣服被血污；投水而死，衣服被水浸湿；死后还要被剥下衣服更换，死了还要受辱。我还是上吊死吧。”语言简约而意思完备，不愧为古代的作品。如今皇上登临帝位已久，却减少临朝听政的次数，每天居住在西宫奉行道教。起初任用邵真人，后来又任用陶真人，官职都达到了极品。后妃以下，也都穿法服随从。蒋子云的宫词写道：“君王亲自穿上紫色衣裳，戴白玉冠簪，进入宝光之中。半夜碧坛上星月清冷，九天仙乐伴着鸾凤降临。离宫与复道连接着蓬莱，云气环绕千座山峰，绽放五色光彩。香车行驶不染尘埃，珠帘卷起，后宫众人远远跟随皇上从上陵回来。年幼时被选入蕊珠宫，紫阁玲珑，重重十二层。每天侍奉上真修习法事，用水晶盘捧着玉芙蓉。碧殿瑶坛上礼拜上清，桂花冲着露水浸润银屏。两个玉女一同扶着青案，跪下来打开玉匣，诵读道经。” 嘉靖九年秋天，我的内侄张有守梦见有人拿着一本像试录的册籍给他看。他揭开册子，看见有守的名字列在第一，我的儿子清孺列在第二，张悌、徐子龙又列在后面。第二天，有守把梦告诉了这三个人。四个人年龄相仿，都是县学中有志向的学生，私下里很高兴，说将来应当一同考中科第。这年冬天，有守得病去世。第二年秋天，我的儿子也病死了。又过了两年，张悌病发，便惊叹说：“我恐怕起不来了！”别人问他原因，他于是讲述了那个梦，到秋天果然去世。徐子龙本来没有病，看到张悌死后也惊惧地说：“难道我能够幸免吗？”第二年也得病去世。这四个人都锐意求取功名，却带着未实现的志愿死去。难道冥冥之中果真有主宰他们命运的力量吗？还是有守的精神感召，本来就和这三个人相同呢？静下心来想这些事，哪里承受得住这样的悲痛啊！●卷下 玉笥生张宪作《研补歌》，沧洲生朱■作《打研文》，并附有释音一篇；又把张宪的诗写在左边，和好事者一同传播。至正十一年春三月初吉，杨子维桢廉夫作《在■类村民，试奎章赐墨，谨识张宪歌并序》说：“玉带生是正直的人，侍奉宋文山丞相，担任文章书墨之宾，和同馆的谢先生翱交情友善。宋朝覆亡后，丞相殉国。讣告传来，玉带生和谢翱在西台之顶哭祭，又怜悯宋朝各陵墓暴露在外，便私下相约将陵墓覆盖起来，并用冬青木作标记后离去。后来谢翱在途中去世，如今玉带生回到了会稽，和抱遗老人、秋声子等人结为七客。当初，宋上皇因为丞相的恩德，赐给玉带生紫衣、玉带，直到今天仍未改变。” 宋末，梁隆吉的《闻杜鹃》诗说：“不如归去，锦城宫殿隐没在烟雾笼罩的树木间，天津桥上响起一两声杜鹃。叫破了中原，却已无处可居，不如归去。”元末，在燕京听到杜鹃声，丘文庄公作诗说：“不如归去，中华不是胡人居住的地方，江淮一带的赤色气焰横贯长空，天色明亮。居庸关就是你来时的道路，不如归去。”这是同一首诗。梁隆吉感叹宋朝社稷已经倾覆，丘文庄却庆幸胡人的气运将要终结，只是两人的感触不同罢了。文文山被捕后押往北方，王炎午鼎翁写《生祭文》来催促他去死，篇幅累计一千五百字，读来令人悲愤不已。等到文文山为大义殉难，谢翱皋羽在严陵西台哭祭他，作歌来招引他的魂魄。一个是在文文山未死以前以爱相助，一个是在他死后以哀痛挽祭。文文山忠于君主、正直择友的品行，在这两件事中都可以看到。程婴杀死自己的儿子来保存赵氏孤儿，鲁孝义保杀死自己的儿子来保存公子称，这是同一种大义。纪信欺骗楚军来解除荥阳之围，韩成欺骗汉军而成就鄱阳之战的胜利，这是同一种权变。谢翱登上严陵西台祭奠文文山，成器登上龙泉山顶祭奠刘忠愍，这是同一种悲愤。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谁说古今之人不能相提并论呢？我经过杭州的集庆寺，观看宋理宗的塑像，因而想起《宋遗民录》记载：元朝胡僧杨琏真加曾挖掘宋朝诸陵，取走其中的金银财宝，还截下理宗的头颅做饮器。后来我太祖高皇帝寻得这副头颅，将它埋葬在南京高座寺山后；又命浙江守臣把理宗重新安葬于原来的陵墓。等到我看到林霁山《梦中诗注》，又说理宗的头骨被北军投入湖中，霁山用钱买通渔人寻找出来，装在匣中，假称是佛经，葬在越山。难道是安葬以后又被胡人挖走，所以太祖才寻得它吗？这究竟是不是理宗的头骨，已经无法知道了。我感慨之余，作了一首绝句：‘穆陵天子越山钻，自谓珠襦百世安。许大头颅留不住，空遗余像与人看。’ 方太常时举说：同母异父的兄弟，子夏认为：‘应服齐衰，和亲兄弟相同。’这等于不知道父亲的关系。子游说：‘服大功大概比较接近。’游氏认为不应服丧，只能把他们比作路人，这又等于不知道母亲的关系。横渠说：‘服小功吧？’这就对了。我认为，凡是为别人服丧，即使是最轻的缌麻服，也一定要有亲属关系，然后才服丧。像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的母亲既然已经同父亲断绝关系，所生的孩子就和路人没有区别。俗话所说的就是‘只有称呼而没有服制’。怎么能服小功呢？游氏的说法是对的。如果确实应该服丧，先王制定礼制时早已有规定，何必等到后世再来议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