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损斋备忘录》（明）梅纯撰写 ●《损斋备忘录》上 记事 纂言 知人 格物 ○记事 《续资治通鉴纲目》第二十七卷记载，乙未年夏季六月，跟随我太祖高皇帝渡江的共有十人。现在分别大略考察他们的一生始末如下：徐达，官至太傅、中书右丞相、征虏大将军，封信国公。洪武三年改封魏国公。洪武十八年去世，追封中山王，谥号武宁。他的儿子允恭承袭公爵；次子增寿，永乐初年封定国公。（“续资治通鉴纲目第二十七卷所载乙未夏六月从我太祖高皇帝渡江者凡十人”一语中，“第二十七卷”原文没有，据明代《古今说海》本补入；“乙未夏六月”原文没有，据明代《古今说海》本、清代《学海类编》本补入。）（“今略考其终始”一句中，“终”字原文缺失，据明代《古今说海》本补入。）（“洪武三年改封魏国公”一句中，“公”字原文缺失，据明代朱当■〈氵眄〉（下称朱氏）《国朝典故》本、明代《古今说海》本补入。） 冯国用，官至帐前都指挥使。他在事业草创时期立有功劳，早年去世，追封郢国公。儿子冯诚，官至佥大都督事。弟弟冯胜，洪武三年封宋国公。（“弟胜”一句中，“弟”字原文缺失，据明代朱氏《国朝典故》本、明代《古今说海》本补入。） 邵荣，官至平章政事，因谋反被诛杀。汤和，官至御史大夫兼太子谕德。洪武三年封中山侯。洪武十年晋封信国公。洪武二十八年去世，追封东瓯王，谥号襄武。（“追封东瓯王，谥襄武”一句中，“武”字原文缺失，据明代朱氏《国朝典故》本、明代《古今说海》本及《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补入。）儿子汤鼎先去世，追封信世子。李善长，是文臣，官至太师、中书左丞相，封宣国公。洪武三年改封韩国公。洪武二十四年因罪被赐死。儿子李棋娶顺德公主，授驸马都尉。常遇春，官至平章军国重事、征虏副将军，封鄂国公。洪武二年在军中去世，追赠太保，追封开平王，谥号忠武。儿子常茂，洪武三年封郑国公。常茂后来被废黜，没有儿子；弟弟常升承袭爵位，改封开国公。邓愈，官至御史大夫。洪武三年封卫国公。（“洪武三年封卫国公”一句中，“洪武三年”四字原文没有，据明代朱氏《国朝典故》本、明代《古今说海》本补入。）洪武九年去世，追封宁河王，谥号武顺。儿子邓镇承袭公爵，改封申国公。耿君用，官至明威将军、管军总管。跟随征讨张士诚时战死，后来追封长兴侯。儿子耿炳文，官至镇国上将军、大都督府副使，洪武三年封长兴侯。毛广，也是文臣，官至参议，早年去世。儿子毛骧，官至都督。廖永安，官至同佥。与张士诚交战时被俘，在苏州去世，追封楚国公。弟弟廖永忠，官至平章政事，洪武三年封德庆侯。还有一人在刚渡江时归附，即俞通海，官至都督同知。在军中去世，后来追封虢国公。弟弟俞通源，洪武三年封南安侯。（“洪武三年封南安侯”一句中，“南安”二字原文误倒，据明代《古今说海》本及《明史》卷二三三《俞通海传》附《俞通源传》改正。） 外甥一人，即李文忠。母亲是曹国公主，父亲李贞为驸马都尉，追封陇西王，谥号恭献。李文忠官至同知军国事。洪武三年封曹国公，洪武十七年去世，追封岐阳王，谥号武靖。儿子李景隆承袭爵位。义子一人，即沐英，官至征西将军。洪武十年封西平侯。洪武二十五年去世，（“二十五年卒”原文作“二十六年”，据明代《古今说海》本及《明史》卷一二六《沐英传》改正。）追封黔宁王，谥号昭靖。儿子沐春承袭侯爵，去世后，由次子沐晟继续承袭侯爵，永乐年间晋封黔国公。以上这些人都是在王师最初起兵时就跟随的人。到了洪武三年大规模封赏功臣时，人数就增加了。封为公爵的有六人：李善长封韩国公，徐达封魏国公，常茂封郑国公。李文忠封曹国公，冯胜封宋国公，邓愈封卫国公。封为侯爵的有二十八人：汤和封中山侯，唐胜宗封延安侯，陆仲亨封吉安侯。周德兴封江夏侯，华云龙封淮安侯，顾时封济宁侯。耿炳文封长兴侯，陈德封临江侯，郭子兴封巩昌侯。王志原封六安侯，郑遇春封营阳侯，费聚封平凉侯。吴良封江阴侯，吴祯封靖海侯，（“吴祯封靖海侯”一句中，“祯”原作“贞”，据明代《古今说海》本、清代《学海类编》本及《明史》卷一三二《吴祯传》改正。）赵庸封南雄侯。廖永忠封德庆侯，俞通源封南安侯，华高封广德侯。杨璟封荥阳侯，康铎封蕲春侯，朱亮祖封永嘉侯。傅友德封颍川侯，胡均美封豫章侯，韩政封东平侯。黄彬封宜春侯，曹良臣封宣宁侯，梅思祖封汝南侯。陆聚封河南侯。后来十七年所确定的功臣次序，在沿革上又不同于先前的规定。列为功劳高、声望重，并且连续多年曾经统领军队的，共八人：魏国公徐达，曹国公李文忠，卫国公邓愈。侍国公汤和，宋国公冯胜，西平侯沐英。长兴侯耿炳文，江阴侯吴良。专门负责文书、听从指示的有一人：韩国公李善长。以义气相交而因功封爵的有三人：营阳侯郑遇春，六安侯王志，平凉侯费聚。在各地随军征讨，多次立有战功，没有统领军队的名义而按照旧例封爵的有十九人：江夏侯周德兴，巩昌侯郭子兴，南雄侯赵庸。安庆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崇山侯李新”中，“李新”原作“李薪”，据明代朱氏《国朝典故》本、明代《古今说海》本及《明史》卷一三二《李新传》改正。）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谢成，凤翔侯张龙，靖海侯吴祯。（同本卷第一二一 页注释。） 东胜侯汪兴祖，（“东胜侯汪兴祖”中，“汪兴祖”原作“江兴祖”，据明代《古今说海》本及《明史》卷一三三《张德胜传》附《汪兴祖传》改正。）普定侯陈桓，航海侯张赫。

译舳舻侯朱寿，（“舳舻侯朱寿”中，“舳舻侯”原作“轴轳侯”，据《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附《朱寿传》改正；“朱寿”原作“宋寿”，据明代《古今说海》本及《明史》相关传记改正。）德庆侯廖永忠，临江侯陈德。济宁侯顾时，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淮安侯华云龙。列为建功的有十五人：颍国公傅友德，凉国公蓝玉，（“凉国公蓝玉”中，“凉”原作“梁”，据明代《古今说海》本、《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改正。）靖宁侯叶升。景川侯曹震，会宁侯张温，定远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怀远侯曹兴，雄武侯周武。安陆侯吴复，宣德侯金朝兴，（“宣德侯金朝兴”中，“金朝兴”原作“金朝典”，据明代朱氏《国朝典故》本、明代《古今说海》本改正。）永成侯薛显。东川侯胡海，鹤庆侯张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亲而受封的有四人：开国公常升，蕲春侯康铎，金宁侯陈辂。西凉侯濮玙。（“西凉侯濮玙”中“侯”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今说海》本补。） 说那些手持兵器、凭借险固之地与朝廷相抗，原本可以观望形势却没有观望而前来归附的，共有七人：东平侯韩政、宣宁侯曹良臣、荥阳侯杨璟 河南侯陆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黄彬 豫章侯胡均美 共五十七人。然而能够配享功臣庙祭祀的，只有二十一人而已：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岐阳王李文忠 宁河王邓愈、东瓯王汤和、黔宁王沐英 郢国公冯国用、越国公胡大海、梁国公赵德胜 济国公丁德兴、巢国公华高、蔡国公张德胜 虢国公俞通海、江国公吴良、海国公吴祯（同本卷第一二一○页注释、同本卷第一二一一页第二个注释。） ○页注释、同本卷第一二一一页第二个注释。） 蕲国公康茂才、安国公曹良臣、黔国公吴复 泗国公耿再成（“泗国公耿再成”中“泗国公”原作“泗海公”，据明《古今说海》本、明史卷一三三《耿再成传》改。）东海郡公茅成（“东海郡公茅成”中“郡”字原来缺失，据明《古今说海》本、明史卷一三三《茅成传》改。）燕山侯孙兴祖

译《传》说：“做君主很难，做臣下也不容易。” 确实如此啊！《皇明祖训》的条章中所载，合议亲戚之家中属于功臣的有五家：魏国公家、信国公家、曹国公家、西平侯家、武定侯家。（“合议亲戚之家内系功臣者五人魏国公家信国公家曹国公家西平侯家武定侯家”中“信国公家”四字原来没有，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 明朝初年，文臣在世时受封爵位的有三人：李善长以太师、中书左丞相的身份被封为韩国公；汪广洋以中书右丞相的身份被封为忠勤伯；刘基以御史中丞的身份被封为诚意伯。后来李善长、汪广洋都各因罪被赐死，只有刘公得以善终。明朝初年，武将中被封为公侯的，如今只有中山徐王、黔宁沐王和武定侯郭公三人的子孙还能够承袭爵位，其余都废止了。中山、黔宁二王，明太祖御制的《为善阴隲》内，确实记载了他们有功而不滥杀以及忠诚仁爱的德行。恭敬地看《大明一统志》的记载，武定侯郭公是临淮人，有臂力，擅长骑马射箭。明朝初年随军出征，渡江攻取金陵，因谨慎稳重而受到信任。后来又随军征讨伪汉，参加鄱阳湖之战，攻下武昌；又跟随徐达攻取中原，攻克元都，平定陇右、山后等地；接着平定南溪峒各部蛮族，因屡次立功被封为武定侯。后来又同傅友德平定北方蒙古。郭英担任将领时，善于安抚士卒，士卒大多愿意听命。大小一百多次战斗，使刀伤箭伤布满全身，像刻画一样；然而他的刚毅气概直到年老也没有衰退。他居家时善于侍奉父母，尤其喜欢读书。死后追封为营国公，谥号威襄。等到看到少傅杨公荣所撰的神道碑，碑文称郭公沉着刚毅而多智谋，身高七尺，臂力超过常人。他曾随军征讨伪汉陈友谅及其子陈理。当时伪汉有一名将领叫陈同佥，勇猛敏捷，善使长矛，纵马冲入中军帐下。太祖立即呼喊郭公说：“郭四，替我杀了贼人！”郭公持枪跃马，奋力一呼，贼将应声倒毙。太祖脱下自己所穿的红色战袍给他穿上，说：“唐代的尉迟敬德也比不上你啊！”（“唐之尉迟敬德不汝过也”中“也”字原来缺失，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今说海》本补。） 皇宁妃是郭公的妹妹。郭公镇守河南时，太祖派人到郭公府第为他饯行，并且说郭公一向清廉节俭，于是赐给他白金二十罂、厩马二十二匹。郭公孝顺、友爱、仁慈、宽恕，恭谨节俭、诚实守信，都是出于天性。他的母亲夫人曾经病重，郭公悬身在灯下向上天祷告，请求用自己的身体代替母亲受病。母亲去世后，郭公在墓旁结庐守墓，日夜号哭，声音不断，身体因哀痛日益消瘦。有一天夜里，他梦见母亲夫人告诉他说：“墓地潮湿就会使你生病，生病就会损伤生命。你固然纯孝，但只有竭尽忠心报效国家，才是为父母增光；不必在墓旁结庐守墓。”郭公醒悟后回到家中，三年之内哀痛如同第一天一样。平日里兄弟之间和睦相处，能够充分尽到友爱的情分。他统率军队、行军作战，行动都遵守纪律；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人，与部下同甘共苦。居家时简朴安静，喜欢读书；天文、地理以及诸子百家的学说，没有不通晓的。他教育子孙，以节俭朴素、努力学习为要务。他侍奉太祖高皇帝四十多年，小心谨慎，从来没有过失。郭公经历大小一百多次战斗，金疮遍布全身，每逢阴雨便疼痛得厉害；但一听到征讨的命令，当天就上路，从未以年老有病为理由推辞，也可以说是不忘忠孝的人了。难道是上天眷顾有德之人，看待这种立功于一时的人，自然与别人不同吗？都督刘贞是合肥人。洪武年间，宁献王受封建国于大宁，郭公担任大宁总兵。文庙发动靖难之役时，首先进入大宁，把那里的军队全部掌握在手中带走。当时众人正苦于边境附近没有一个人听从郭公，郭公担心被擒，于是一夜之间偷偷背着敕书和印信，渡海向南逃去。京师听说军队已经离去，以为郭公也已经投降，于是登记抄没他的家产，全家无论老幼都被下狱。仅过了一天，郭公便从福建回来，家人才因此获释。所以他的子孙直到今天仍然世代相承，没有衰替，大概当时能够幸免，也并非偶然。如今纯母淑人，就是他的嫡系曾孙女。（“今纯母淑人即其嫡曾孙女也”中“女”字原来缺失，据明《古今说海》本补。）大宁原来的辖地既然已经失守，于是便放弃在关塞之外；如今全军都改置于保定，而宁献王则迁国到了南昌。我的先高祖是驸马都尉，是汝南侯的侄子。洪武末年出镇淮安，太宗文皇帝发动靖难之师到来时，他仍然坚守当地。后来臣民共同推戴文皇帝继承大统，先高祖访知大夫人居家平安无恙，于是解散军队返回京城。看来他当初并不是不知道时势，只是受人托付，不敢逃避所承担的困难。后来也不是不能坚持到底，只是天命已经确定，不能忘记亲人。当时还有周是修，自缢而死。言官说他不知天命，请求追加诛戮。皇上说：“他享受国家俸禄，已经尽了自己的心。”对此一概不再追问。我曾仰面思考这句话，可见皇上对于我的先臣本来并没有罪责，而奸邪谄媚之人却擅自盗取权柄加以害死，真令人痛惜！幸亏圣明的皇上最终依法处置了奸臣，而我家直到今天仍然承受不尽的恩典，大概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道与圣心完全相同罢了。孝庙即位第五年，对于开国功臣中追封为王爵的人，都是辅佐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立有大功劳的人；如今他们的子孙中有的连一点俸禄也没有，和编户平民没有区别。孝庙想酌量加以恩典，使他们能够奉祀祖先，于是下诏命令全部查考清楚，把实际情况详细上报。于是吏部恭谨奉诏，立即分别通知各地查找他们，送赴京城。不久，开平王的曾孙常复从云南来到，宁河王的玄孙邓炳从湖广来到，岐阳王的玄孙李浚、东瓯王的玄孙汤绍宗都从南京来到。他们到达后，朝廷命令分别授予指挥使的职务，随后转送兵部，都定为南京锦衣卫使，使他们各自接近祖先的坟墓。在天下太平的盛世仍不忘记报答功臣，这固然是圣明天子的巨大德行；而主管部门急于奉行、顺成圣意，也体现了贤能宰辅的公心。当时承办此事的，有吏部尚书三原王恕、兵部尚书钧州马文升、验封郎中安陆孙交、武选郎中苏州徐源，都是一时有声望的人物。本朝文章方面的首要大臣，洪武初年是学士宋濂；他记录当时盛大美好的政绩，有《洪武圣政记》。永乐以后，则是少师杨士奇，有《三朝圣谕录》。到了天顺改元，少保李贤有《天顺日录》《二录》。这些书近来都有刻印本，只有《圣政记》独自亡佚了，仅能见到它的序文，真可惜啊！○纂言

译薛文清公说：“先儒用‘月映万川’作比喻，是说明太极的最好比喻。万条河流总共都是同一个月亮的光，万物共同体现的都是一个太极；每一条河流各自都具有同一个月亮的光，每一种事物各自都具有一个太极。”如今看佛教书籍所说的“一月普遍映现在一切水中，一切水中的月影都由一个月亮统摄”，也是这个意思。朱子曾说，佛教徒也窥见了一两分道理，大概就是这一类吧。王懋学说：“饮食和温暖先作用于内心，经过很久才到达四肢；从这里可以体察天地化育万物的作用。针刺、切割、按压、搔抓刚刚触及皮肤，内心就立即有所觉悟；从这里可以体察天地神妙的作用。”这番话可以说是很善于体察道理了。稗官野史和小说中也有格言，例如李弥远赠给被贬的胡忠简十条话，见于赵与时《宾退录》，全都是《六经》的精义。现完整抄录如下：“第一，有天命，也有君命，不论处在什么地方都要安然处之。第二，只有君子即使困顿，也不会失去自己所享有的正道。（“二曰惟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享”中“享”字原作“亨”，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第三，讲求名节的人尚且还没有达到道的境界，更应当继续前进。第四，外界环境有顺有逆，都应当用最初的志向加以对治。第五，子厚居住在柳州，就修筑愚溪；东坡居住在惠州，就修筑鹤观，仿佛准备在那里终老。第六，没有自我，才能成就大事。第七，上天将要任用一个人，必定先使他受到极大的压抑。第八，要建立功名，不是懂得道理的人不能做到。第九，太刚强恐怕容易折断，必须用浑厚来涵养。第十，学习一定要明白道理，记诵、问答、应付言说等都只是余事。” “世禄之荣，王者用来记载有功、尊崇有德、厚爱他们，以表示恩遇无穷。作为继承爵禄的人，应该以尽职为乐，勉励自己公正办事，勤勉承担职务；增长廉洁之心，远离私利，以此继承并发扬先世的风气。然而近代公卿的子孙，反而降低身份去攀比平民，专心写作声律辞章，向主管部门兜售，不知道求取仕进本身并不是义，却反而把遵循义理看作无能；不知道荫袭爵禄是荣耀，却反而把虚名当作善于继承先业，究竟是什么心思呢！”《近思录》所载这一条，本来是横渠的策问；《性理大全书》却遗漏而没有收录。我起初凭应袭指挥使的资格考中进士，后来看到这段话，于是向朝廷请求恢复原来的官职，所以特意把它完整记在这里，希望不辜负最初的志愿。成化甲午年，江西乡试发下策问，想让周、程、张、朱五位先生配享先圣。大意是说，礼以义为根据而制定，五位先生的学说实际上继承了孔子、孟子中断已久的道统；他们对于后世求学者的功劳，不是汉、唐诸儒所能相比的，不能拘泥于时代的先后，把他们混同列入从祀之中；这样，道统才能彰明。又说，颜路、曾皙、孔鲤是颜回、曾参、孔伋的父亲，如今儿子们都在殿上配享，而父亲却在廊庑之间从祀，这也不是人情所能安处的。应当另在后寝祭祀叔梁纥，再让这三个人配享，这样人伦秩序才能得到安排。它的立论十分精当。近来看到熊去非《五贤祠记》的后记，才知道先儒早已有这种说法，只是当权者还没有施行罢了。如今朝廷崇尚文治、谋求治理，掌管典礼的人难道能不奋力进言吗？不过，理义根植于人心，我认为它必定有实现的一天。滨水的田地常常彼此有消有长，所征税粮仍沿用旧额，不增加也不减少，因此被水冲毁的田地往往苦于赔偿，而新淤积、扩大的田地反而获得意外利益，可以说是错误的。我认为，应当用新近积成的游淤之地，补还被冲毁人家的田地，这样或许能使盈余与亏损恰好均衡，也使人们不再无端争讼。（“庶盈歉适均而人无妄讼”中“盈歉适”三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如今江、淮之间的州县，如果能够按时施行，也并不是非常困难；（“今江淮间州县苟以时举行亦非甚难”中“难”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而且在法制上也没有什么限制障碍；（“且于法制无所拘碍”中“且于”二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只是要看任职官员如何办理罢了。上天生人，所给予的厚薄并不相同；君子也只是实行法则而等待命运罢了。如果一定要根据一个人行为的得失、善恶，来要求他的贫富、寿夭必须相应，那么就是没有考察根本，只想使末节齐同。（“若必据所行之得失善恶而责効于贫富寿夭”中“而”字原本空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比如松柏生长，有的即使遭到砍伐，也还没有立即枯朽；而槐、柳、桑、柘即使得到最好的天时滋养和人为培植，最终也不能与松柏一样长寿。可是如今世上却有人凭一件事情的成功、一种行为的善良，发现所得报应有时并不相称，便往往怨天尤人，这也是不懂得命运啊。欧阳子在《本论》中说，佛、老之害，应当修治根本来战胜它们；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因为根本如果已经修治好，异端就不会进入。如今异端之道正盛，却突然想通过修治根本来战胜它，这就像病势严重却不予治疗，只一味培养老气元气一样，要想痊愈就很难了。佛氏把认识本心、看见本性作为根本，却想把万物的变化都归于空无，完全不知道之所以能够认识、能够看见，本来就依赖阴阳二气的良能。如果连阴阳二气也一并归空，那么又凭什么去认识、去看见呢？心就像火，仁就是火的热性；热性不离开火，却能够作用于万物，就像仁不离开心，却能够施加于他人一样。天地之间都是一气在流行，而理则随处寄寓其中。看那扇子一举动便生风，就可以看见气无处不在；看鸿雁飞翔而成行，就可以看见理无处不在。○知人

译世人称说元代前期以理学为宗旨的诸儒，必定说“南吴北许”，这固然不是后学者敢于轻易评论的。但如今读他们的书，却看出静修刘公尤其有许多自己的心得。例如，他因歉收而责备家人荒废楼台，便说人之体察道，应当随着气机的成毁循环，不能因为一时荒废就懈怠厌弃。他论述声音的发出时，说声音根源于事物的情状：来的声音必定表现为来，去的声音必定表现为去，这些都是天造地设的。人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会知道唯诺、坐立之类各自都有本然确定的道理，自己便不能在其中彼此抵牾。这些都是先贤没有说过的。其他立论大多也类似这样，他对于世间教化确实功劳不小。可惜啊！他去世时才四十五岁，没有来得及著述，所以求学者很少知道他；至今还能保存而没有泯灭的著作，就不能不尽心珍惜了。少保李文达公曾说，当时仕途中能够崇尚理学的人，只见薛大理一人。如今看他所著的《读书二录》，都是亲身从身心上体验而有所获得的，确实不是才高能文的人所能造作出来的。因此他教导别人时，恳切地把恢复本性作为要务，可以说知道自己应当致力于什么。他小时候，亲手抄录《性理大全》一书；那部书不下数百万字，如果不是立志宏大，难道不会产生厌倦之心吗？所以他最终能够使自身真诚，并推广到他人身上，一时的生死利害大都不能动摇他。那些见识浅薄的人却嫌他的言辞不华美，就像认为司马相如、扬雄胜过曾子只因为曾子说过一个“唯”字一样。从一个人描写他人的方式，足以窥见他自身的修养。孙志同平时不大作诗，（“孙志同素不多作诗”中“孙”字原作“逊”，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有一天，他在一卷为人守墓的图卷上题诗说：“可以料知表彰门闾的事情，并不等同于结庐守墓的内心。”这就不是诗人刻意经营所能达到的境界了，大概是因为他平日真诚地修养自己，不求别人知道，所以不知不觉在言语中显露出来罢了。狄梁公虽然始终效忠唐朝，最终辅佐五王恢复正统大统，功劳固然很高；但这不是守道之人应当取法的。为什么呢？君子对于义有感到不安的地方，便不敢片刻处身其中来成就事情；有些命运难以强求，只能等待将来。像狄梁公所做的事，后来虽然侥幸成功，但他本人已经正式委身为臣，处在自己感到不安的位置上了。何况如果最终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况或不能终遂其志”中“其志”二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那么又将凭什么在先王面前自我陈献呢？（“遂又将何以自献于先王乎”中“遂又将”三字原本空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 按：狄梁公有一位姑母，姑母有一个儿子。狄公请求姑母，想给这个儿子安排官职。姑母说：“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不想让他侍奉女主来取得荣耀的名声。”狄公惭愧地退了出来。这样看来，妇人的见识反而高于狄梁公了。○格物 《潜溪文集》记载一件事：从前波斯人来到闽地，看见某座古墓有宝气，就拜访墓旁的人，想用数万钱买下它。墓旁的人吝惜不肯给，波斯人说：“你不用这样做，这座墓已经五百年没有主人了。”墓旁的人才收下钱。波斯人打开墓，见棺木和尸体的肌肉都已腐烂殆尽，只有心脏坚硬如石，便锯开来看，发现里面有一幅美丽的山水，青碧如画，旁边还有一个盛妆女子倚栏凝望。大概是这个女子爱好山水成癖，早晚吞吐清气，所以能够融结成这样。这是意志一动便形成气的例子。《程氏遗书》记载一件事：南方有个采石人，因为采石时石头塌陷，便被困在石头里面。他幸而没有死，只是非常饥饿，便只取石膏来吃，不知过了几年。后来有人再次来采石，看见这个人在石头里面，就把他引了出来。他渐渐觉得身体变硬，刚出来见到风，便化成了石头。这是气随着意志一动而变化的例子。天地之间，阴阳的变化还有什么不能发生呢！指南针或许是因为金的性质趋向南方，就像火向上燃烧、水向下流润一样。只是其他金属质体沉重，常常要凭借外物，不能顺遂地表现出自然本性，所以只有针可以用来验证这一点。火浣布大概属于金石一类，布丝像今天的铜铁丝网，投入火中也不能立即燃烧罢了。方诸对着月亮能生出水来，这件事我还没有试过；即使确有其事，生成的水也不会很多。火要借助木材作为形体，得到木材这个媒介便可以传递，所以即使有千寻高的火焰也会突然熄灭；水自身有形体，它的生成怎么会一下子旺盛起来呢？现在用一杯水去浇在一捆柴上使它受热，尚且难以立即使火消失，那么水的增长，难道能突然变得不同吗？（“岂能顿异邪”中的“顿”，原作“顷”，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明《古今说海》本改。）懂得死亡的道理，就可以懂得生命的道理。按道理推断，凉的火焰绝不可能存在。阳能制约阴，所以水可以被烧热，泉水也有温暖的；阴不能制约阳，阴盛到极点反而会克制阳，却不能使阳顺从它的性质。阳形成形体就是火焰，火焰是阳的余气，怎么会是凉的呢？（明《古今说海》本在这段后还有一段文字：“朱启明说：人的眼睛和舌头都有形体，所看见、所喜欢的东西也都有形体。鼻子只是容纳气，所以所嗅到的也只是气。至于耳朵，是中间空虚的东西，而所听到的声音也没有形迹。事物各按同类相互感应，本来就是如此。”） ●《损斋备忘录》下（“损斋备忘录下”中的“损斋”二字原来没有，据同页书口的小字补。） 说诗 论文 补阙 拾遗 辨疑 刊误 ○说诗

译太祖高皇帝御制《咏雪诗》说：“腊月以前接连三场大雪，茫茫无边；知道这是天宫降下的六角雪花。九曲河水深，已经凝结到河底，张骞也没有地方再乘木筏前行。”大明一统的宏大基业，就在这里显露出征兆了。《新雨诗》说：“一片云被风驾着，带着雨飞来；片刻之间，凭栏便看遍九州。楹柱外近处听到新涨的水声，遥远的天空一片碧色，仿佛天门敞开。”革新而宏大的治理，从这里已经显现出来了，真是盛大啊！（此句下明《古今说海》本另有两段文字，抄录如下：“太祖征讨伪汉，到了潇湘，作诗说：‘马渡溪头苜蓿香，片云片雨渡潇湘。阵风吹醒英雄梦，不是咸阳是洛阳。’天才般的华美辞藻、圣明睿智的文章，豪放雄迈到这种程度。” “‘大将征南胆气豪，腰悬秋水吕虔刀。马鸣甲胄乾坤静，风动旌旗日月高。世上麒麟终有种，穴中蝼蚁竟何逃。大标铜柱归来日，庭院春深听百劳。’这是圣祖命都督佥事杨文南征时赐给他的诗，气势雄健豪迈，音律和谐流畅，非常像盛唐的格局。”） 宣庙的诗多为六言诗，例如《过史馆》说：“尧的光辉广大，照临四方；舜的德行巍巍，光明显著。祖先和父亲的事业流传万年，天地四方都成为一家。”《上林春色》说：“山边云彩散开，显出清晨的天色；树林间鸟儿嬉弄着春天的声音。万物的意态都包含着生机，上天的心意确实与我的心意相合。”这两首诗如今民间许多人家往往有石刻摹本，大概是因为石刻不在禁宫之中，（“盖石不在禁中”中的“盖石”二字原来颠倒，据明《古今说海》本改。）所以人们大多能够得到。我又曾在一家旧日的世家看到一首《咏撒扇》诗：“湘浦烟霞交相映翠，剡溪花雨生出香气。扫除人间的炎热，招回天上的清凉。”这三首诗都有一视同仁的气象，而这一首尤其含有克制私欲的意味。总的说来，它们都把天地万物看作一个整体，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先父谈论文时，常常称赞苏轼《赤壁赋》中“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两句，说它们自然雄浑，不靠雕琢，所以值得推崇。我认为诗也是这样，例如李白“天晴一雁远，海阔孤帆迟”“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等句，天地之间又能有多少这样的句子呢！“忽然听见贫者乞讨的声音悲哀，风雨交加，夜深了，去了又回来。多少豪富人家此时正在夜饮，贪图欢乐，还不肯暂时放下酒杯。”唉！这是先父夜里听到乞丐而有所感触所作的诗。它与前辈《蚕妇吟》所说的“子归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像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不过，前一首是在自我哀怨，这一首却是在怜恤别人，它的用心更为广大。人的才性和资质各有所偏，所以学习的人作诗、作文不能兼有两方面的美。过去韩愈以三代文章自任，至于诗却让给李白、杜甫。像宋濂作为明朝初年的文章首臣，当时的文士谁能超过他呢？然而在吟咏性情方面，他独自次于当时的各位名家，大概是因为上天造物，充实的就不华饰，深厚的就不浮浅，本来不能样样兼全。古人作诗都出于自身的修养，并不依靠雕琢，所以他们的气象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例如《葛覃》中“言告师氏”那一章，在当时不过是直说实际发生的事情罢了，但仔细玩味，就可以看出其中勤劳、节俭、孝敬的实情。他们其他的诗大多也都这样，起初并不是有意创作成诗。如今人的修养已经比不上古人，却反而在一字一句之间劳心焦思，越是工巧，离诗的本意就越远。善于学习诗的人，大概也应该从开始时培养自己的修养吧！诗最忌讳使用虚字，虚字太多就会流于议论，不是用来吟咏性情的写法。宋人之所以赶不上唐人，正是因为偏重议论。偶尔有纠正这种习气的，又往往刻削得过分，不再具有浑然一体的气象；智巧日益增加，淳朴日益消散。即使有作者，也对此无可奈何了。学习选诗，不仅要有古人的气象，即使措辞造句也不能沾染后世的时俗语言和谚语。所谓“装龙要像龙”，必须做到这样才算真正学习。比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文辞并非不工巧，但《楚辞》的后人偏偏只取法《长门赋》，为什么呢？是因为声音格调相近。然而也不能偷用古人已经说过的话，摹仿沿袭得过分，否则全无新意，令人厌倦；关键在于胸中自有活法。梅圣俞曾说，作诗的方法，必须能够把难以描写的景物写得如同就在眼前，把说不尽的意味寄托在语言之外，这样才算达到最高境界。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知晓诗法的言论，确实如此！然而想要描写难以描写的景物，不是熟练学习的人不能精确；想要包含说不尽的意味，不是平素有深厚修养的人不能做到。描写景物应当含蓄，这样诵读起来才有余味，不会显得浅短。前贤曾经喜爱“晓日都门道，微凉草树秋”这两句，因为清爽萧瑟的秋景，诵读它就像呈现在眼前。句中起初并没有把意思全部说尽，如今的人大多不懂这个道理。作诗虽然崇尚用委婉的方式劝谏，但也不能把意思暴露得太明显；暴露得太明显，不仅失去诗人温厚的用意，反而会更加激怒听到的人。所以善于作诗的人，必定要像古人所说的那样：让明白这个意思的人觉得并非没有益处，让不明白的人也不至于因此招来祸患，这样才可以。唐代以前的诗，依据事实把它表现在声调之中，自然包含义理，所以人在讽诵之间能够受到感发。如今的人却只是直接用义理去评论事实，因此没有余味。李太白天资俊逸，确实可以说是诗中的圣人。像《远别离》《蜀道难》等篇，浑然豪放，驰骋于古今之间，即使盛唐一时的诗人又哪里能够赶得上！欧阳修作《庐山高》，自称可以与李白并驾齐驱，但仔细看它，终究觉得说得艰苦生硬。赵宋以来，学者大多从经学中有所觉悟，所以谈诗的人只喜欢杜少陵的忠诚仁爱，往往把杜甫列为甲、李白列为乙，却不知道李、杜二人各有长短，实在不应执着于一种说法。“发誓扫除匈奴，不顾自身安危；五千名穿貂锦的将士，葬身胡地尘土。可怜无定河边的尸骨，仍然是春闺梦中的亲人。”这是唐人陈陶诗的后两句，大概是说，妻子身处遥远之地，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亡，还在梦中见到他，立意可以说十分精到。然而初读时，似乎并不经意；若换作今人，不知要费多少议论才能把意思说尽。从前苏轼作《韩文公庙碑》，其中说：“写文章诋毁佛教、讥刺君王，是为了到南海观望衡山、湘水。”鹤山魏氏深深认为这话不对，大概臣子进谏，只希望事情一定能够成功，哪里有预先知道没有益处，却姑且借此求取名声的道理呢！近日有人送别张兼素被贬官，诗中说：“还没有下达词头，就已经怀疑将遭受深重的祸患。”他把今天当作什么日子呢？反而还自以为得意，不也很奇怪吗！

译元人萨天锡的《秋宫词》说：“清冷的夜里宫车驶出建章宫，穿紫衣的小队只有两三行。石栏杆外银灯经过，照见芙蓉叶上的秋霜。”初读时，似乎只是泛泛说当时的事情；仔细品味其中的辞意，便有深宫寂寞、盼望皇帝临幸却始终不能如愿的气象。而且造语浑然，能够追踪盛唐，这样的作品也不多见。广陵的茅大方作诗必定贯穿经义，曾经拜谒孟庙，作有“千古难忘义利词”一句，当时的作者没有人能超过它。洪武末年，先祖镇守淮安时，茅大方正任都宪，先祖寄诗给他说：“淮南的消息近来怎么样？听说将军的志向始终不改。即使有火龙翻动大地的轴心，也不要让铁骑渡过天河。关中的事业有萧丞相，塞外的功勋有马伏波。年老的我没有才能，无法报效，只能迎风一叹，长歌一曲。”他对于义利，确实没有忘记自己的选择！一百多年来，这首诗还在淮人中传诵。（这一段后明《古今说海》本还有如下文字：“铁铉是色目人。任山东布政时，极力抵抗靖难军。文皇即位后，他被擒到朝廷，不屈而死。他的两个女儿被送入教坊，始终不受辱，后来获赦出教坊，都嫁给了士人。长女有诗说：‘教坊脂粉洗去铅华，一片闲心面对落花。旧日曲调听来仍有遗恨，故园归去已经无家。云鬟半绾，对着妆镜；眼泪徒然流下，沾湿了绛纱。今日幸喜遇到白司马，在酒尊前重新诉说琵琶。’她的妹妹有诗说：‘骨肉伤残，产业荒废，怎忍让一身离去归入娼门？眼泪垂落如玉筷，辞别官舍；脚步踏着金莲，走进教坊。”） “对着镜子怜惜自己倾国倾城的容貌，面对别人羞于学习倚门卖笑的妆扮。春天到来，雨露宽广如海；嫁给刘郎，胜过嫁给阮郎。”）” 蘧伯玉的使者称述伯玉说：“想要少犯过错，却还没有做到。”先儒认为，他的话越是自谦自抑，他主人的贤德就越发显著。作诗也必须有这样的气象才好。如今的学者喜欢自命不凡，一开口便把自己当作贤人君子，例如说：“江山一定要等我到来，亲眼见到孔子再说。”这类句子，大概自以为能够占据高位，却不知道有见识的人看了，只会觉得他浮躁狂妄。杨诚斋听说晦翁脚有病，便在赠人的诗末写道：“晦庵如果问诚斋老头，我在上下千座山峰之间不用人扶。”晦翁看见后笑着说：“我的病还在脚上，诚斋的病却在嘴上。”纯说：“前代正人也会这样互相戏谑。”孙志同说：“玩笑中也有规劝的意味，难道是希望我们文公让诚斋说话谨慎吗？”纯因此感叹自己的见识不如孙志同；自己所希望的只是长期保持一种见解，却又看出另一种不同的道理，正是这一类情形。瞿宗吉的《竹枝词》，如“月落西边有时出，水流东去几时还。早起腥风满城市，郎从海口贩鲜回”等句，可以说超过杨铁崖了。○论文

译文章和德行，虽然事物有本末之分，（“文章德行虽物有本末”中的“末”，原作“未”，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但流传当今、播及后世时，也互相成为主次。所以《周南》《商颂》往往借重于商汤、周文王，木匠则把名声托付给韩愈、柳宗元。然而有言论的人是被人称道，有德行的人则被人们称道；善于求学的人也可以由此知道应当选择什么。朱文公的《百丈山记》《云谷记》等，叙事详细周到，文辞古雅，几乎不沿袭陈旧的话；即使把它们混在柳宗元游山的各篇记文中，又有谁能够分辨出来呢？他解释经书的各篇文章，意在使人容易明白，本来就应当写得平和、舒缓、详尽而恳切。后生小子只看到这些文章，没有看到那些游记，便妄自发表议论，真是多么不自量力啊！枚乘的《七发》也只是偶然止于七篇，后人仿效它，便把“七”作为一种文体。到了柳宗元的《晋问》，名称虽然改变了，篇数仍然沿袭下来。只有诚意伯刘公作《九难》，可以说超过前人，不屑于沿走旧路。韩退之的《画记》，（“韩退之画记”中的“画”，原作“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改。）先儒说它的文体像《顾命》，如今看它确实如此。但《顾命》所说的都是治理天下、谋划长远的事情，所叙述记载的也都是一时声容礼乐的盛况；韩退之所记的不过是游玩和沉溺禽猎，怎么能相提并论呢？韩愈不是依靠正道得到这幅画，却玩赏它而舍不得放下，岂不是近于丧失志向吗！不过，这幅画是韩愈非常喜爱的东西，他一旦因赵氏子的话受到感动，便立即把画送给他，一点也不吝惜；他与世人争相崇尚一件东西，最后竟至于辱身败家，是不同的。王荆公读柳宗元传记时说：“我看八位司马都是天下的奇才，只因一度被王叔文诱导，便陷入不合义理的境地，直到今天，想做君子的人都以谈论他们为羞，却喜欢攻击他们。然而这八个人既然已经困顿，无所用于世，往往能够自我奋强，以求与后世有所区别，所以他们的名声最终没有废弃。至于那些所谓想做君子的人，我大多只看到他们开始时的表现；要说到最后能够不随世俗俯仰，以此与小人区别开来的，却很少。这样说来，又何必议论他们呢？”（“复何议于彼哉”中的“议”字，原本不清，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其中告诫人们谨慎开始、善于坚持到底的意味十分深切。然而近世选编文章的人，却只选取他的《读孟尝君传》一篇，为什么呢？（“而近世选文章者乃独取其读孟尝君传一篇”中的“文章者”三字，原本空缺，据明朱氏《国朝典故》本补。） 人们有句常说的话：“唐诗、晋字、汉文章。”大概是各自举出它们最盛的时期。然而说成各自说明它们衰落的时期，也可以。为什么呢？古人作文，是充实积累达到丰盛之后随着感触自然发出，所以三代以前的记事、编纂言论，浑然天成，不借助规矩绳墨却自然合乎法度。到了班固、司马迁以后，才有意铺陈叙述、组织成章，这种浑然的气势实际上从这里开始被凿损了。古人的诗是用来吟咏性情的，并不是为了向人争取华美。自从律诗体制出现，学习的人渐渐把讲究声律毛病作为要务，气势格调日益趋向巧丽浮靡，这就是朱子所感叹的“永远依附声律”。至于书法，虽然由古人创制，但六书的意义实在是天地自然形成的；经过周代以后，字体有时改变，但其中的意义本来还在。江左诸子习惯于旷达放任，开始减少笔画，专门以妍美媚丽相互夸耀，于是六书的意义荒废了。所以也可以说，这三者各自说明了它们的衰落。《梁甫吟》的结句“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采用的是本诗“谁其尸之？有齐季女”的句法。后来欧阳修作《醉翁亭记》，全文说尽之后才显露出姓名，也是这种写法，只是变化得更加巧妙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补阙 有子说：“诚信接近于义，说出的话就可以兑现；恭敬接近于礼，就能远离耻辱；依靠某人而不失去亲近关系，也就可以尊奉他。”朱熹《集注》说：“这说的是人的言语、行为和交际，都应当在开始时谨慎，并考虑到最终结果。即使开始时本来就应谨慎，如果不幸在开始时有所疏忽，那又该怎么办呢？”说得好！张载曾说：“君子宁可说了话而不顾及后果，也不在不合义的信约上遵守规矩；宁可自身遭受困厄和侮辱，也不以不合礼的恭敬去迎合别人；宁可孤立而没有朋友，也不使自身沦落到可鄙之人的行列。”这话说得极其深刻！这样看来，悔过的人便能有所努力而改向善道，这可以补充有子没有说到的地方。临川吴氏考订、注释《周礼》，以《尚书·周官》的文字为依据；凡是职掌与某官相合的，就分别隶属于该官，因此连《冬官》也得以补备。他又依据《舜典》，用《孟子》补充大司徒的职掌，尤其有根据，可以弥补千古以来的遗憾。经礼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条，如今保存下来的《仪礼》只有十七篇罢了。然而圣王的制度还要依赖这些内容，可见求学的人如果能够领会其中的意义，再按照类别推演其余，即使不拘泥于过去的具体遗迹，也是可以的。六经在秦代焚书之后，只有《乐经》全部亡佚，而蔡西山用《律吕新书》加以补充。《八卦》本于《河图》，《周易》对此已经说得很详细；《九畴》本于《洛书》，却独独没有流传下来，而九峰用《洪范皇极内篇》加以补充。蔡氏父子对圣人之门的贡献实在太多了！○拾遗

译黄庭坚说：“男女婚嫁，他们一落地就自有衣食的分定，这就是所谓的天命。把他们放在狭窄的巷子里，牛羊也会替他们哺乳养育；那些不应在山野沟壑中挨冻受饿的人，天也不能让他们死掉。如今整天皱着眉头，正是因为替百草担心春雨罢了。”苏轼说：“从今以后，早晚两餐，食物不过一荤一素；有尊贵客人来，丰盛的饭菜最多增加到三样，可以减少，不可增加。凡是邀请我的人，先把这些告诉他：第一，安守本分来培养福气；第二，放宽胃口来培养元气；第三，节省费用来积蓄钱财。”我认为两位先生的话，深深足以警戒人的躁妄；古今汇集嘉言的人都遗漏而没有记录，所以特意列举出来，等待善于理解言语的人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曾参的后母对待他没有恩情，但他供养后母始终不衰。后来他的妻子蒸藜菜没有蒸熟，他便因此休掉了她。有人说：“这不属于七出之罪。”曾参说：“藜菜是小事罢了，我想让它蒸熟，她都不肯听从我的吩咐，何况大事呢！”于是休掉了妻子，终身没有再娶。他的儿子曾元请求他再娶，曾参告诉儿子说：“商王高宗的后妻杀死孝巳，尹吉甫的后妻放逐伯奇；我上不能比高宗，中不能比吉甫，怎么知道自己能够免于这种祸患呢！”朱熹编修《仪礼经传通解》时，把这件事附在《昏义》末尾，并且注明出自《家语》。如今考察《家语》，却没有见到记载这件事，难道近来刊印的《家语》不是全书吗？《通鉴纲目》既然把昭烈帝以大字书写为正统，又在《感兴诗》中表达了这一义理，可是分注还采用司马温公的旧议，却没有涉及致堂的论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编者偶然遗漏而没有收录，还是不知道另有相关说法呢？○辨疑 《周易》自汉代儒者把《彖传》《象传》等传文分别附在各卦各爻之下以后，历代沿袭或改革，编排于是各不相同。到了东莱吕氏考订《十翼》，把它附在经文之后，才恢复孔氏旧本的样子。但《大象》《小象》仍兼分上下，似乎还值得怀疑。大概《大象》主要解释卦象，《小象》主要解释爻辞，意义既不相同，文章体制也不同，恐怕原本各自成篇。先儒有“大象”“小象”的称呼，难道也是因为篇章不同而分别命名的吗？《尚书》中精深严密的旨意，例如“虞书”的“精一执中”、“商书”的“主善克一”等语句，今文《尚书》都没有。谁说古文《尚书》是伪书呢？草庐吴氏在《叙录》中却另列为存疑，大概也是没有考察其中的实际情况。《春秋》记事并不是靠用字本身来表示褒贬，而是根据事实确定名称，褒贬自然就显现出来。例如臣下杀死君上称作“弒”，这是臣下杀君的固定名称，不可更改，就像酒不能说成吃，肉不能说成饮一样。如果舍弃这个名称而不写作“弒”，那就不是臣下杀君了。所以凡是臣下杀死君上，必定用“弒”字记载，并不是厌恶臣下杀君，故意写“弒”字来表示贬斥。因此说：“《春秋》正名，大概是说端正事物本来的名称罢了。”难道圣人还要把自己的智力和力量假借到其中吗！有人说大地有四次运行游动，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大地之所以凝结形成，是由于受到强劲而回旋环绕、不可侵犯的天气制约。假如大地能够游动，就说明天气还可以被侵犯；这不只是不了解大地，也是不了解上天。乱臣贼子乘机窃取权势，虽然可以横行一时，但天意最终一定胜过人力，没有长久作恶而不受报应的。像宋劭、隋广弒杀父亲和君主，直到自身被杀、国家灭亡，成为后世的鉴戒，本来就不能逃脱天网恢恢。唯独宋太祖去世这件事，人们常因怀疑太宗弒杀并夺取帝位。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圣贤关于福善祸淫的训诫全都只是用来设置言辞、垂示教化的说法，就不值得相信了！有人说：“唐代昭陵也曾亲手射杀建成，却享有国祚将近二十世，为什么呢？”这大概有所不同：唐朝兴起的功劳本来不在建成，昭陵夺取宗统也是为了谋求治国。然而传承不过一再，就已经遭遇武氏之祸，唐朝的统绪几乎断绝，天道本来就从未遗漏。何况宋太祖辛勤开创基业，太宗曾经面向北方侍奉他，后来一旦夺来据为己有，又传给自己的儿子、孙子，最终却没有遭遇祸殃，天道难道竟会如此乖谬吗？君子著述，阐明隐微、显露幽暗，是为了劝善惩恶于将来。如今对于似是而非的事情，动辄把大恶归罪于他，就会使后世那些无所忌惮的人一定说：“像宋太宗这样篡位弒君，尚且能够享有这样的国祚，我们这些人的小小不善又有什么可忧惧的呢？”这就会败坏天下人的义心。近来丘氏、程氏各自曾经加以论辨，引证颇为详细，唯独对于这一义理没有谈到，所以特意写出来，以扩充他们的说法。四声之中，平声每个音大概都有两种。例如“天”固然与“忝”同音，属于平声；“田”也是这个音的平声。“千”固然与“浅”同音，属于平声；“钱”也是这个音的平声。我想古代把平声分为上、下两类，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声音流传到后世，时间久了便相互转变讹误，所以学习的人彼此讥评，最终也没有得到它的真实情况，实在令人叹息！有人说雷的形状像斧头，这是把因果说反了。先王制作器物崇尚取法于自然形象，正是斧头取象于雷。○刊误

译六经中的言论，凡是孔子删定、阐述的，经历万世也不会有弊病；其他由门人记录的，不免有背离真实、失去正道之处，有些内容不能全部相信。比如鲁斋评论《家语》，正学评论《檀弓》，因此评论《家语》的人说，楚王丢失弓的说法终究难以理解。而且弓这种东西只是细小物件，即使说“有人丢失，有人拾得，就不要去寻找”，但它丢失后仍然应当寻找，这是十分明显的。假如楚王丢失了自己的夫人，也说“有人丢失，有人得到，就不要过问”，那已经说不通了；何况桀、纣所失去的天下，就是汤、武所得到的天下，假如说“有人丢失，有人得到，就不要忧虑”，那就成了淫乱暴虐之恶不必非难，天命断绝也不值得畏惧，这怎么可以呢！我私下认为，楚王刚丢失弓时，应当立即命令寻找；寻找不到，就应当反省自己，说：“我处理事务不够恭敬，任用的人不合适；过去的事情既然无法追回，从今以后便应当兢兢业业地任用贤人，这样才可能不再有所丧失。”这样才接近古人有错就改而不吝惜、能够认真对待小事的意义。如今却舍弃这些道理，专门把能够忘却看作可贵，这就是既丢失了外在的东西，又连内在的道理也一并遗忘了。不守自己的职分，却以广博自居，难道不也接近墨家兼爱一派吗？评论《檀弓》的人谈到“丧事要赶快贫困，死后要赶快腐朽”的说法，便说：“孔子想做官不是为了富贵，而是为了推行道；把棺椁制作得华美，不是为了使尸体不朽，而是为了扩大孝道。”想要富贵却沉溺其中，并且还奔赴蛮夷之国去谋求利益，难道认为孔子会这样吗？想保全已经死去的身体，并因此为百姓制定制度，孔子会取法于此吗？有子提出的疑问、曾子的发问、子游的回答，都是传述者的错误。他谈到季武子建成寝宫时说：“寝宫建成了，而夷人的坟墓却与人合葬在台阶之下；这两个人都不够称得上知礼，况且还称赞他们，为什么呢？既然这样，那么知礼的人应该怎么办？”回答说：“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就占卜郊野之地，把墓迁过去，这还算是好的吧？”他谈到防墓崩塌时说：“取法古人、以古人为师，是因为古人的做法合乎人情、合乎道理。”父母的棺木裸露在众人面前却不修整，这能取法古人吗？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哪里足以称为圣人呢？他诬蔑孔子太过分了！他说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也是这样。他谈到曾子教导子夏时说：“孔子的门人中，曾子最年轻；曾子的父亲与子夏的老师商固是朋友。” “曾子在子夏的丧事中，天亮后前去吊唁是合适的；说出子夏的名字并数落他的过错，却是不对的。”这是曾子本人的事情，传述者却说过头了。有人说：“朋友有过错，按照他的长处来规正他，难道不正当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规正他本身是对的；说出他的名字并数落他的过错，曾子不会这样粗暴。”怎么知道呢？回答说：“因为那些话的措辞傲慢无礼，而曾子的话诚恳谨慎。”他说子思的母亲死在卫国时，便说：“礼，是君子始终践行的器物，片刻也不能离身，难道要根据家庭的贫富、时势的通塞来决定是否实行吗？”子思是贤人，他所行的道已经纯粹了；如果相信这话，哪里会是这样呢？关键在于他已经明白了道。他评论孔子不抛弃原壤时说：“周公说：‘故旧没有重大过错就不应抛弃。’如果有重大过错，周公一定会抛弃他。”小过错而宽容，是义；有重大过错而抛弃，也是义。明察地拒绝、糊涂地容忍，这是器量浅薄而没有原则的人所做的，难道是圣人所做的吗？天下的重大过错，大概没有比母亲去世而唱歌更严重的了；这样的情况都不抛弃，还要在什么情况下抛弃呢？把这看作圣人的器量，我实在不能理解。以上这些说法，都有益于维护名教，所以记录下来。“正统”的“正”，不是雅正的“正”。苏轼说：“不过是如同说拥有天下罢了。”所以《通鉴纲目》把秦、晋和隋都按正统记载，是为了安定人心、平息争乱。喜欢标新立异的人常想用改变正统的方式来记载；如果改变正统就可以改变书法，那么我们的朱子应当首先这样记载了。朱子难道会忘记正统与变统的区别吗？这种说法不只是轻率诋毁先贤，也会给奸雄提供借口。一句话的差异却带来无穷祸患，怎么能不害怕呢！宋朝拥有天下，大体都是太祖的功劳；他尚未兼并的地方，只有河东一小块土地。四明陈氏在《通鉴续编》中直到太祖一生结束，仍把宋列为列国，写到太宗时才列入正统，似乎没有能够权衡形势和事理的适宜性。如今奉敕编修《续通鉴纲目》，便采用天台徐氏的说法，在开宝八年就大书承接正统；同时因为北汉尚未灭亡，把它与唐初的梁师都相提并论，这一点最有根据。其他如贬斥契丹年号、记载韩通死节、把赵普去世时的官爵全部削去、记载张世杰之死，以及只在提纲中显著记载等做法，都远远胜过陈氏。陈氏之书成于元末，到成化初年已经超过一百年，而世间常常很少见到，难道是因为书法不当之处太多，所以特意保存下来，等待圣朝重新制作吗？我曾经想仿照尹氏编撰《续纲目》，阐明其中义理，但才力不够，至今还没有完成；姑且记下它的要点，等待有才能的人来完成。附录：《损斋备忘录》二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译明代梅纯撰。梅纯是夏邑人，成化辛丑进士；太学题名碑写作“南京京卫人”，大概是因为梅纯是洪武年间驸马都尉梅殷的长孙，世代隶属于勋籍的缘故。这部书中自称，他起初凭借应当承袭的指挥使身份考中进士，后来又读到《近思录》中张载论述世禄子孙不应专事声韵文辞、以此求取有司录用的条目，于是向朝廷请求恢复旧官，大概也是一位卓然自异的士人。这部书上卷分为“纪事、纂言、知人、格物”四类，下卷分为“说诗、论文、补阙、拾遗、辨疑、刊误”六类。他谈论《诗经》、评论文章，颇能切中道理，但也常常失之迂阔。例如他说，韩愈《画记》先儒认为体制近似《顾命》，如今看来确实如此；但《顾命》所说的都是经世治国的长远谋略，所叙述记载的也是一时声容礼乐的盛况，而韩愈所记不过是游玩和沉溺于禽兽之事，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韩愈没有依靠正道得到这些东西，玩赏而不舍弃它，不是几乎丧失志向了吗？如此等等，可以说拘泥得太厉害了。而且《顾命》何尝有乐舞，却说是声容礼乐的盛况，大概是妄自夸大的说法，没有核实事实。他在“纪事”类中说，梅殷返回京师是因为母亲年老；至于他被挤死在笪桥下，是赵深与谭■〈日义〉私下加害，并非成祖的意图，因此他的家族所受的恩泽还没有断绝，等等。这些说法与史书记载大不相同，也是曲笔。（《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 列传第九 -------------------------------------------------------------------------------- ○公主 明代制度规定，皇帝的姑母称大长公主，皇帝的姊妹称长公主，皇帝的女儿称公主，都授予金册，俸禄为二千石；公主的丈夫称驸马都尉。亲王的女儿称郡主，郡王的女儿称县主，孙女称郡君，曾孙女称县君，玄孙女称乡君，女婿都称仪宾。郡主俸禄八百石，其余依次递减，各有差等。郡主以下，恩宠礼遇已经减少，没有值得记载的人了。现在依照前代史书的体例，撰作《公主传》，并附载驸马都尉。○仁祖二女；太祖十六女：福成、庆阳二主附；兴宗四女；成祖五女；仁宗七女；宣宗二女；英宗八女；景帝一女；宪宗五女；孝宗三女；睿宗二女；世宗五女；穆宗六女；神宗十女；光宗九女；熹宗二女；庄烈帝六女。仁祖二女。太原长公主，是淳皇后所生，嫁给王七一，早逝。洪武三年追赠册封，并追赠王七一为荣禄大夫、驸马都尉，派使者备办衣冠，将他们改葬在盱眙。曹国长公主，是太原长公主母亲的妹妹，嫁给李贞。公主性情纯厚孝顺，帮助李贞治理家事尤其勤劳节俭，早逝。李贞带着儿子文忠躲避战乱，到滁阳依附太祖。洪武元年二月，追册公主为孝亲公主，封李贞为恩亲侯、驸马都尉。此前兵乱时，公主尚未下葬，太祖命有关部门备办礼仪，将她葬在李氏祖墓。诏书说：“公主祠堂、碑亭的规格，全部按照功臣死后追赠王爵的制度办理。”洪武三年，改册公主为陇西长公主。洪武五年，因为文忠显贵，加册公主为曹国长公主，并进封李贞为右柱国、曹国公。李贞性情孝顺友爱、恭敬谨慎。当初文忠镇守严州，多次因征伐之事出兵，都把军务交给李贞暂时掌管。文忠攻克桐庐后，把俘虏送到严州。严州城中空虚，俘虏谋划叛逃。李贞设宴款待他们，等他们喝醉后将其捆绑，押送回应天。太祖嘉奖他，屡次授予相当于儿子爵位的官职，并赐给他西华门玄津桥以西的甲第。皇帝多次亲临，太子和诸王也时常前往问候，亲近和尊重无人可比。晚年尤其谦抑自守，曾说：“富贵以后忘记贫贱，是君子不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