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卷下 ◎倾轧可畏 朝廷中互相倾轧的风气，始于和┞。当时即使凭阿文成公的老成持重，也时时刻刻提防这种倾轧；像王韩城、董富阳这样的人，则恭顺得如同属吏一般。我的族祖方雪公在吏部很有声望。一天，和笑着说：“京察已经记名，不久可以外放任职，我把上海道交给您，怎么样？”不到几天，果然任命就下来了。方公急忙说明：“我的原籍在五百里以内，按例应当回避。”和说：“您太迂腐了，这是小事，有什么值得过问的！”方公始终不能安心，到任所后立即亲自写呈文报告督抚。奏折呈上去后，他与江宁盐道对调。和非常恼怒。不到两年，恰逢高邮冒领赈济案发，案件已经审讯结案，和上奏说：“历任藩司失于察看，也应当严加议处。”皇上深表赞同，方公于是被罢职。原来方公曾两次署理藩司，和记得十分清楚，所以便巧妙地借此中伤他；类似的事还不止这一件。和的才干，实在仅次于严世蕃，机巧手段层出不穷，隐蔽而无声，常有令人无法预料之处。道光初年，蒋襄平以直隶总督的身份与人一同被召入值军机处，皇上对他十分宠信，曹文正却憎恨他。琦侯被降职调任时，皇上忽然问道：“两江是重要职位，应当找一个资历深、声望重、长期历任封疆大吏的人来担任。”曹回答：“那彦成最合适。”皇上说：“西口正多事，他怎么能去？”文正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皇上便指着蒋襄平说：“你就是长期历任封疆大吏的人，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襄平出来后对人说：“曹文正的智巧，在于话里含有意思却不明说，借皇上的旨意当面排挤人，实在可怕。”阮文达也不受曹文正喜欢。一天，皇上偶然问道：“阮元历任督抚已经三十年，刚到壮年就升到二品，为什么这么快？”曹回答说：“是因为他的学问优长。”皇上又问：“你怎么知道他的学问好？”曹回答：“他现在任云贵总督，仍然天天刻书谈论文章。”皇上默然不语，随后便把阮元召入朝中。原来曹文正一向揣摩到成皇帝重视吏治、厌恶大吏废弛政务。◎中外通商 西洋各国在上古时期不曾同中国交往。明朝中叶，葡萄牙人开始航海来到广东，租住在濠境一带，就是今天的澳门，民间称他们为大西洋人。此后法国人接踵而来，荷兰人也来了，所谓红毛夷就是他们。本朝钦天监任用的西方人，也都是这些距离最近的国家的人。至于英吉利则相距极远，到康熙末年才来通商。花旗就是美利坚，港脚就是普鲁斯，白头就是五印度，来的人越来越多；但朝廷制度森严，没有人敢同他们结交。广东的洋商也只有十三行主持贸易，除此之外没有人过问。乾隆五十九年，他们奉表入朝祝贺，皇上在便殿召见，并没有责备他们不遵守中国的礼仪。礼仪完毕后，使臣可以从内地行走。沿途派严整的军队护送，并让军机大臣松筠同行；两广总督长龄一直到梅岭迎接护送。高宗纯皇帝完全看透了远方来人的真实情意，宽严运用得恰到好处，西人既畏惧他又感念他，没有机会挑起事端。他们请求在天津、宁波两处各给一座小岛，以便囤积货物，最终没有获准。到了嘉庆十三年粤督吴熊光任内，西人已经渐渐桀骜不驯，甚至用兵船驶入内洋进行要挟。到嘉庆二十一年，他们再次入贡，户部尚书和世泰不熟悉先朝掌故，递上奏请，要求按照属国的拜跪礼仪办理。到了日期，皇上登上正大光明殿，但使臣不肯入内，皇上大怒，便停止接见。从此他们更加轻视中国。到了道光十三年，卢坤任粤督时，又发生了类似吴熊光任内的事情，最后迁就着处理完毕，西人的气焰更加嚣张。海关和洋行索取勒逼，每年多达千万，西人不能忍受；上天高远而听见下情，长久下去必然决裂，本来就不必等到禁烟才发生冲突。禁烟战争实际上是由于广州府的余保纯迎合上级的意旨，并同洋商伍姓一起谋划，希望暂时堵住钦差使者的责任，慢慢再设法补救，并不是出自洋人的本意。可是林文忠公被这种说法迷惑，于是酿成了非常的举动。假如当时先查清洋行、海关的弊端，把恩惠施加给洋人，然后再让他们自行禁止，并从情理上委婉劝说，未必不会听从。总之是因为中西隔绝，无法全面了解西洋人的真实情况和虚伪手段，以致处理措施没有得当。也是天运如此，人力谋划很难完全主宰。唉，实在令人感慨。◎御将之难 粤匪刚起兵时，只有几千人，但都是亡命而勇悍的人，抱着必死的意志。天下太平日久，军队已经不能作战。向荣虽然是宿将，却深沉而老奸巨猾，常常以功劳不是出自自己为耻，不肯尽力。起初周文忠公听信别人的话，首先同向荣发生冲突，向荣便袖手旁观。后来赛相来到军中，调来乌都统。乌都统性情忠直，与向荣水火不容；他把贼军围在永安半年，最终却让他们突围逃走。等到乌都统战死，贼军包围桂林，向荣才施展全部本领；湖南守城几个月，如果他能赞助江忠烈据龙尾塘设伏的主张，贼军早就被消灭了。大体说来，他心里轻视各位将领，故意养寇以资助自己；只要大权一天不在自己手中，贼患一天就不能减轻。等到他奉钦差大臣之命出兵时，贼军的势力已经壮大；即使他一路追击向东，竭力扼守金陵，对东南局势也并非没有益处，但已经是所失超过所得了。统御将领的困难，古今都是一样的。粤西局势败坏时，如果林文忠公在道上去世，立即派徐督前往，并让叶某代理督篆，那么广州城的洋务就不会无人处理；如果让本省总督亲自前往，上下同心，调兵调粮，一点阻碍也没有，即使徐督的才能未必超过别人，也比外来官员孤立寄居、动不动就受到牵制好得多。等到李文恭去世、周文忠生病、赛相没有取得功绩，再次命徐督前往时，火势已经燎原，老虎已经逃出笼子，徐督的见识和力量又不属于平定乱事的人才，这件事就更加无法挽救了。◎改盐法 陶文毅改革两淮盐法，裁撤根窝，一时间富商大贾顿时变成穷人，靠盐务维持生计的人也都失业，无处安身，诽谤议论大起。扬州人喜欢玩叶子戏，于是增加两张牌：一张画着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即使全胜也算全负，所以人们拿到它无不痛骂；另一张画着美女，称为陶小姐，拿到的人即使全负也算全胜，所以人们拿到它总是高兴，还加上戏谑的话，淫亵得厉害。文毅听说后非常恼怒，于是上折请求另选盐政，辞去两江兼管之职，皇上的意思却不答应。一两年后，这些谣言也就平息了。然而，“印心石屋”在江南各处名胜都建亭摹刻，只有平山堂一处用木板钉起来保护，我很是惊讶；原来是游人用铁锤凿去了他的名字。怨恨毒害人竟到这种程度，也实在可怕！◎淮鹾忘本

译俞陶泉任都转时，治理政务精明敏捷，任淮鹾数年尤其有显著成效。他的座师是卓相国秉恬。当时卓秉恬以侍郎身份主持江南乡试，因库案赔款一事，向俞陶泉索取一千金的帮助，俞没有答应。考试结束后，卓秉恬回京经过扬州，俞前去拜见，恰好盐大使钱某也在那里。钱某是卓秉恬座主次轩观察的儿子，卓秉恬便把钱某引到上座，让俞陶泉坐在下座。钱某是俞的属吏，推辞说不敢，卓秉恬强行让他上座。坐定后，卓秉恬流着泪对钱某说：“我们这些人如果不是出自老师门下，今天不会有这样的地位；但眼下的风气，大都忘了根本，真令人感慨！”随即拉着钱某的手进入后舱吃午饭，把俞陶泉留在外面。俞陶泉惭愧怨恨地回去，不几天便去世了。俞陶泉虽然有失弟子之礼，他被卓秉恬困辱，固然有自取其咎之处；但卓秉恬的做法几乎使俞陶泉无地自容，似乎也未免太过分了。◎国初爱民 我朝向百姓征收的赋税最少，建国初年每年的收入只有一千几百万元，这记载在京江张相国的文集中。雍正一朝整顿各省关税，乾隆一朝整顿各省盐法，因此户部每年收入多达四千二三百万元。然而其中大半取自商人，并不是全都取自百姓，这就是所谓重视农业、抑制商业。乾隆六十年间，各省很少发生大水大旱，所以百姓家产充实，拖欠丁粮的人很少。大概是因为朝廷每天都把民政当作最重要的事，谨慎选择封疆大吏；从监司以下直到牧令，都凭借才能和品德奋发办事。虽然他们不可能全都廉洁公平，但地方每天都有起色，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得到整顿和兴办，所以才会这样。嘉庆、道光年间，这种风气衰落了。国家和百姓都苦于贫困，奸诈虚伪日益滋长，祸乱接连发生，士人的习气更加浇薄，民心更加争竞。这种变化的由来十分渐进，消长的迹象也十分隐微。综合考核名实，使人返璞归真，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手脚所能完成的。◎金穴 嘉庆、道光年间黄河水患最严重，而水衡方面的钱也最为浪费。东河、南河、北河每年用费七八百万元，占度支的十分之二。一个原因是乾隆中期裁撤民料、民夫等事务，所有费用都由官府支付；后来嘉庆年间戴可亭任河督，请求把料价增加一倍。因此南河每年需要四五百万元，东河二百几十万元，北河几十万元。其中虚报冒领、冗员滥支的情况数不胜数，各河员的日常起居饮食，都同广东的洋商、两淮的盐商一样奢侈。凡是春闱放榜后入选的庶常，以及各省罢官后游荡的士人，都把河工当作发财的金穴，按照势力显赫或黯淡来决定所得财物的多少；有人单独南下，从东河到南河，再到扬州，最后到粤东四处，便获得一二万金。到了道光末年，国用极度窘迫。湘阴李石梧尚书任两江总督时，询问我节省帑费、使之长久维持的办法。我回答：“积弊已经很深，操办得太急，只会徒然引发乱子。价值千金的堤坝，一个蚂蚁洞就足以使它溃决，不能拿国事来试验，必须经过十年才可以。”李公说：“依次推行确实很好，也有具体办法吗？”我回答：“最初三年应当把每年的额度定为三百万元：一百万元用于常年维修，一百万元办理紧要工程，一百万元作为各官的公用开支以及安置游士、部胥的费用。” 实行三年后，所有紧要工程都已具备，便减为二百万元；再过三四年减为一百五十万元；再过三年减为一百万元，这时就不能再减了，而整个河工也已经坚固得像金城汤池，没有可以被攻破的漏洞。十年之中，崇尚实际而贬抑浮华，慎重选用人才，裁减官员、合并职务，风气也一定会大为改变。而且节省费用的实际成效日益显著，朝廷知道了，四方也信服了；即使还有索求和责望，也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减少。十年以后，每年需要一百万元，仍然可以长久庆贺河道安澜，官员和百姓也都有高枕无忧的快乐。究其实，五十万元就足以办理公事，另外五十万元仍然只是供养公中人员的私人费用罢了。”尚书非常赞赏这番深远的话，不久便以疾病为由离职，这个建议最终没有人能够实行。◎尚书爱才 尚书性情严厉，仪表威严。他任两江总督时，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但他爱惜人才如同性命。我当时任州佐，他常常召见我长谈。那时河帅是潘芸阁，以治理河务著称，年老后多有懈怠，害怕尚书严厉，便先自我弹劾而离任了。尚书代理河督职务时，对我说：“国家的帑银已经这样困窘，而潘芸阁每年耗费度支数百万元，他的罪过非常重大。只是因为他是翰林出身的前辈，不想让他晚年触犯法律，所以暂且隐忍不办。”我回答：“潘公没有罪。”尚书惊讶地问：“为什么？”我说：“河督同封疆大吏不同，河务一旦稍有不慎，就会耗费帑银十万，何况还不包括百姓的性命和赈济借贷。潘公任职七年使河道安澜，所节省的费用本来就很多。河务应当以费用少为节省，不能拘泥于一个方面来论断。”尚书于是无话可说。我又说：“潘公真正的罪过其实比您说的严重得多！”尚书大惊，说：“难道能同谋反叛逆相比吗？”我说：“不是。河工最急需的是人才，必须在平时培养、提拔、策励、成全他们，才能在缓急之际任用。自从潘公到任以来，自恃才略，对于人才这件事全不放在心上。起初只是请托之风盛行，后来发展得更加严重，所以如今整个河工系统的文武官员有几百人，却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办事的人。” 天灾变化无法预知，一旦出现异常警报，谁能够供您任用？到那时，即使把一千万金放在案头，想恢复从前的风气、使人才不断涌现，即使凭借宫保的威望，也非用力十年不可。这才是大臣辜负国家最严重的地方。”尚书拍掌击案，称赞了两次，说：“凭你的才识，我在两江任职五年期间，一定尽力推荐你做河督。希望你自爱。”他又问：“那几个巡捕同人交通关节，是否应该全部弹劾？”我说：“自古以来，巡捕这一差事就在▯戟森严之地，确实属于终南捷径；至于佛门广大，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用之处了。”尚书笑着说：“是这样。”他又问：“有个姓杨的幕友在这里开典当铺，大概都是舞文弄墨积聚钱财，是真的吗？”我回答：“姓杨的开典当铺，是他的母舅范姓通过运销票盐致富后留给他的，并不完全是靠钻营谋食。但他作为河督幕友，却在本地开典当铺，不知道避嫌，招来诽谤是自取的。”他又问：“有个姓胡的书吏，串通官场，无恶不作，应当抄没家产，处以极刑。”我说：“这种人不过是城狐社鼠，没有什么大本领，只是不肖之人自己被他迷惑罢了，未必每个官员都同他往来。”

译况且以悖逆手段得来的东西，必然也会以悖逆手段失去；如果不是广泛结交收买，他怎么能形成声势？估计他目前积攒的钱财已经不多，但官吏性情奸诈狡猾，逼迫得太急，一定会牵连很多人。如果仓促兴起大狱，必然会投鼠忌器；如果审查之后又中途停止，也难免虎头蛇尾。把他驱逐出去就够了，不值得发射千钧重弩。”尚书又问：“各部都议论应当使用钱币，河工唯独不能这样做吗？”我回答：“河工中平险只在片刻之间。钱币分量太重，等运到那里，已经来不及使用了，所以不能不用银子。银子用一车两匹马运送，几百里路一早一晚就能到，随地兑换钱币，足以救急。况且您在江苏巡抚任内已经上奏说明各项费用不能参用钱币，唯独河费没有这样说，难道不担心前后矛盾吗？”尚书又问：“整个河工系统的人才，谁优谁劣？”我回答：“如今人才不相竞进，到处都如此，不只是河工。在属员中，大多只是守分任职；在上司看来，也不过是取长舍短罢了，优劣之间没有太大差别。”尚书立即说：“即使同样是守分任职，也有长处和短处。”我说：“识别人很难，虚名非常不可靠。有的人颇有名声却没有实际才能，有的人极其默默无闻却非常可取；如果没有同他共事过，实在不敢妄加评论。” 如果只是按照世俗混淆黑白的说法来回答，那么宫保早已听得很熟，不需要听我的浅陋之言。他之所以恳切地向我询问，大概是想得到真正的见识和确切的判断。某个人才干开展，可以应付紧急事务；某个人忠厚踏实、精细认真，做事一丝不苟。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可以记录考核的了。” 这一天所谈的十几件事，我都直言争辩，违逆他的意思；尚书却都深深采纳，赞叹我忠诚正直。以两江宫保这样重要的身份，竟允许一个小吏把话全部说完，由此可知他平时内心深厚、器量宏大，没有自我成见，也没有私心。◎荻庄群花会 清江与淮城相距三十里，是河务、漕运、盐务三处官员和商人聚集的地方，游乐冶游之风最盛，大约有千百人，分为苏帮、扬帮。湖北熊司马随官船行走在河上，刚刚超过二十岁，容貌俊美，文采丰富，尤其精通音律，丝竹等各种技艺没有不在众人之上的。他家里富有资财，为博美人一笑，花费千金也毫不吝惜。一时间人们把他视为璧人，他乘羊车进入市场，众人争相向他投掷果子。春天的一天，二十四位群芳仿照秦淮的“盒子会”，在淮城的荻庄设宴。那里水木清丽，厅堂建在一座孤洲上，窗棂四面通透，栏杆四周都是垂杨、桃树和杏树，烟水迷蒙，充分具有江湖之趣。于是大家聚在一起商量说：“今天不能没有善于歌唱的人来助兴劝酒。”众人都说一定要约熊郎来。熊郎欣然赴约，带着琵琶、筝、笛，提前赶到。宴饮欢聚了一整天，他手执酒壶酒杯，逐一向群芳敬酒，转动歌喉唱起各种曼妙的曲调，满座的人都陶醉了。河边观看的人有几千，都认为这是神仙般的盛会。酒宴结束后，众人各自拿出一件珍玩作为缠头钱，有的是珍珠，有的是美玉，有的是披霞，有的是汉璧，都是人世间罕见而精巧绝伦的东西，二十四人没有一件重复的。原来这些物品都是她们事先花重金从数百里外购得，准备在这天使用，估计总价值将近万金，真是千古未有的豪举。算起来，熊君从各人那里得到的交情馈赠，大概已经超过这些物品价值的十倍了。这是嘉庆年间的事。几十年后，淮地人还能够讲述这件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小孤山楹联 小孤山在大江之中，山峰孤立陡峭，下部尖削而上部丰厚，好像把一块石头放在盆盎中。碧绿的藤萝、火红的秋叶，秋景尤其美丽。我曾两次经过那里，题写楹联说：“有美一人，中夜闻五铢环佩；遗世独立，下游俯两点金焦。”当时人们惊叹这是题写小孤山的绝唱。琵琶亭楹联 九江琵琶亭，我也题有一副楹联：“灯影摇曳，凄凉的夜里暗风吹雨；荻花瑟瑟，明月绕船之时令人魂销。”这些内容都是根据元稹、白居易的故事组织写成的。沧浪亭楹联 苏州新修的沧浪亭落成，应敏斋廉访嘱托我拟写一副楹联：“小子听着，濯足还是濯缨，都是自己招致；先生醉了，一丘一壑自得其乐。” 三联合美 黄鹤楼、岳阳楼是大湖南北的壮丽景观，但楹联没有什么特别动人的。我经过鄂渚时，集取古书中的句子题写道：“大江流日夜，西北有高楼。”后来到了岳州，又题写道：“对此茫茫百端集，此老眷眷天下忧。”三醉亭也题写道：“一月二十九日醉，百年三万六千场。”一时之间广为传诵，人们认为这些楹联配合得很好。孝廉阵亡 孝廉臧牧庵名叫纡青，是宿迁人，道光甲午年被乡里推荐。他洒脱豪爽，喜欢谈论军事，富有谋略；同时性情能耐得住辛劳，穿布衣、吃粗食，断绝世俗嗜好。他参加公车考试游历京师时，名声很大。庚子、辛丑年间，海疆战事发生，奕相经奉命担任扬威将军，统兵援救浙江，上奏推荐臧君担任参军。臧君没有接受这个职务，但奕相敬重他，把他当作主要谋士，他所说的话都深信不疑。等到军队抵达杭州，奕相却被知州张应云的话迷惑，在宁波府城一战即溃，军势于是无法支撑，臧君便拂袖离去。他在山中居住了十多年，周文忠委托他召集乡民二千人驻守宿州，自成一旅，多次击破大股捻军。周文忠去世后，接任者嫉妒他的才能，上密疏准备杀掉他。正好臧君转战到泸州以南，接连收复桐、舒数城，贼人对他十分痛恨，诱骗他进入埋伏，在重重包围中将他歼灭。奉旨以三品官衔追赠并予以抚恤。臧君刚直豪爽，任性使气，连王公贵族也不放在眼里，嫉妒他的人便按照惯例加以束缚。他自己审度已经没有保全的道理，所以把蹈入刀刃看得像吃糖一样甘甜。曾文正从周文忠那里得到并了解他，对他非常器重。假如臧君没有死，皖北的捻军就不会骚扰十几年。参戎中的奇才 参戎师庾山是我的妻兄，挥霍豪迈。他起初从事河工，后来带兵剿贼，军纪严明，善于统率部众；即使把十万名乌合之众交给他，几天之后也能编组训练成军，真是罕见的人才。只是他性情豪奢，厨役供应丰盛精美，姬妾侍女全都是姿色出众的人。他喜欢结交士大夫，很多人都称赞他。在杭州时，他租住在金衙庄，园林是全城最好的，绿窗朱户，翠袖红裙，座上常常宾客满堂。我每次酒兴正浓，总笑着对他说：“你自命为盖世豪杰，依我的判断，你一定会死在妇人女子手里。你年纪已经渐渐老了，何不把丫鬟中最漂亮的一个送给我，也好免得将来靠卖鞋为生！”师庾山大笑着点头。没过多久，他带领一支千人的偏师防守婺源，被贼军困住，便用长矛刺腹而死。以君的身份本来可以不出任这项差事，只是因为日常费用越来越大，没有办法满足闺房中的需要，又希望在外出防守时有所收获，于是最终殉难了。我的话果然应验了。师君喜欢逞强使气。我说：“假如我们两人对阵争斗，我每天施展一两条小计，就能使你因愤怒而死，不用张一张弓，也不用折一支箭。”师君无法回答。不过，他的才略，在武人中至今还没有见到能够与他匹敌的。奇士被害

译钱东平，名叫江，是吴兴的奇士。年轻时跟随官员到粤东，英国人占据香港后，钱君起草檄文，召集壮士三万人，约定日期前去袭击。洋商非常恐惧，便逼迫督抚将他拘捕囚禁，以滋事罪发配新疆。林文忠在戍所深深赏识他，遇到赐环返还的机会时，嘱咐将军免除他的罪责，让他一同入关。他在京城中与公卿交游，性情放纵，喜欢说大话，黄树斋司寇把他引为同道。咸丰三年，贼军攻陷金陵，江北震动。雷鹤皋星使奉命防守河道，钱君鼓动在里下河起义，驻扎在仙女庙，几天之内就得到数千名勇士和数十万军饷，军威大振。他的一个姓沈的亲戚，是钱君推荐进入幕府的；这个人多次因文字方面的事受到责备，心中怀恨钱君，便向雷鹤皋进谗言，说钱君将要夺权，主持他的军队，雷鹤皋身边的小人又不断从旁挑拨。雷鹤皋于是设下埋伏，邀请钱君前来，两人谈话稍有不合，众刀一齐砍来，钱君便被杀害。后来又以谋反的罪名上报，这也是沈某编造的。钱君挥金如土，以平民身份名震天下，但处理事情往往疏忽。我在众人聚集的场合，常常讥讽他没有才能，不过是凭一股意气压倒一世人罢了。他死后，人人都责怪雷鹤皋残忍，我却说：“雷鹤皋对钱君已经仁至义尽了。以钱君的疏忽荒诞，不出一个月，如果不是被贼军擒获，也一定会被部下杀死，他一生的底细都会暴露无遗。如今他虽然含冤而死，天下人却为他惋惜，这究竟是雷鹤皋对他的恩德呢，还是怨恨呢？”众人都无法反驳。沈某后来也落魄得无法维持生计，临死时，自己把舌头咬成了几十段，人们都说这是钱君在阴间的报应。河厅的奢侈 当年河厅极其奢侈。乾隆末年，首厅一定要蓄养戏班，有所谓院班、道班；嘉庆一朝尤其严重，有的积累资产达到百万。绍兴人张松庵尤其善于理财，垄断通行工役的财贿。凡是购买燕窝都按箱计算，一箱就是数千金；建兰、牡丹也动辄上千。霜降以后，便带着数万金到苏州邀请名伶，为安澜演戏。九月、十月、十一月三个月中，即使是席间那种一文钱可以买十多根的柳木牙签，也要开账报到数百千；海参、鱼翅的费用就更达到上万。烹饪菜肴时，客人从辰时一直到半夜都不停歇，小碗菜可以达到一百几十碗。厨房里有几十具煤炉，一人专门负责一道菜，目光不看其他地方；他所负责的菜一送上来，便飘然出去游玩了。河厅所穿的皮衣，通常不在市场购买，而是在夏秋之间各自带着数万金出关，购买整张狐皮运回，让制毛皮的工匠按照皮张大小各自分类，分为大毛、中毛、小毛，所以每片毛皮的颜色都均匀洁净，没有瑕疵，即使京师的大皮货店也没有这样完整美好的。苏州、杭州的绸缎，每年一定自行确定花样和颜色，让织坊另行织造，每种花样织五件，大概就是大衿、缺衿、一果元、外褂、马褂。其中最奢侈的，宅门以内、上房之中没有油灯，也不用布帛，因为上下都点蜡烛，连缠足用的裹脚布也不用布料。珠翠金玉更是多得数不清，朝珠、带板、扳指动辄价值千金。像琪南珠，加上披霞、挂件，必定要三千金；把它悬挂在胸前，香气能传到半里之外，仿佛进入了芝兰之室。到了官员入衙参见的日子，众人聚坐官厅，商人们便纷纷云集，书画和各种玩物无不齐备。从前琦侯任两江总督时，得到一幅手卷，是元代王野云的《龙舟图》，图中画着几千人，面貌没有一个相同；已经有人出价一千五百金，第二天询问时，才知道被河厅万君用二千金买走了。琦侯于是弹劾万君，万君终身因此被弃置不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人〕 当时同样奢靡的，还有广东的洋商、汉口和扬州的盐商、苏州的铜商以及江苏各州县，他们的挥霍大多与河厅不相上下。广东、汉口我没有去过，只是听说而已。道光年间陶文毅改行票法，扬州盐商已经困顿。不过，总商黄潆泰仍有完整的戏班，大约二三百人；他的戏箱已经价值二三十万，四季更换皮衣和葛衣，像演《吴主采莲》《蔡状元赏荷》时，全场都穿纱衣。黄潆泰的儿子小园同我交情很好，我到他家时，早晨起来便有十多个小碗，各色点心都已备好，粥也有十多种，任凭客人喜爱。我惊讶于这种糟蹋食物，他的仆人却说：“这只是平常的规矩罢了；如果一定把客人当作贵客来接待，不备下满满一席，就算不上恭敬。” 豪富二则 乾隆年间，江浙富裕人家很多，拥有巨万家产以及一二十万家产的人，多得难以数清，而且还有不为人知的；只有家产达到百万，才开始流传于人们口中。洞庭山富室尤其多，席氏居首，而我家乡禾中的王江泾陶氏可以与他相匹敌，两姓还互相通婚。有一天，陶氏来到席氏家，从停船的地方到席家住宅约有二里多路，道路两旁都搭设了灯棚，夜间行走不用手持火炬；到达后便奏乐欢宴，连续多日。席氏对陶氏说：“我所住的地方，有什么还没有尽善尽美的吗？”陶氏说：“没有别的，只是大厅的地砖纵横数尺，像行宫里的东西。

译书房窗外的池塘只是缺少荷花、菱角罢了。” 席氏默然不语。过了两个时辰左右，又邀请陶氏到水榭去看，那里已经荷花满目。送客出来时，大厅里的地砖也都换成了每块约一尺的砖。陶氏于是大为惊叹佩服。陶氏偶然到苏州观看极其秀美的戏班，演员嫌他土气老派，便戏弄他说：“你喜欢看戏，为什么不在家里演呢？只是每天要有风鱼、火腿才肯下筷子罢了。”当时请戏班演出需要二百金。陶氏回去后，立即订下演一百本戏，把戏班关在厅堂中让他们自行演出，却没有一个观众；每天供应两餐，除了风鱼、火腿之外没有别的食物。十天以后，众伶人十分窘迫，于是道歉认错，这才停止演出。禾中陶氏之外，以查氏、方氏为巨富。方氏大约有数百万家产，查氏则因天津盐务失败回乡，原先超过千万，回到家乡时仍有一二百万。他所居住的地方有内外两座园林，林木山谷幽深开阔，内室尤其宏伟华丽，全都仿照宫廷式样。主人曾任侍御，回乡将近二十年后去世；他闭门不与人交往，日常起居、衣服饮食都仿效帝王。他家外面各处岸边的差役更换，都亲自写“某人去”，大概是仿照邸报。查小山名有圻，是声山宫詹的曾孙，在天津凭盐务起家，祖父也曾任御史，家门鼎盛，与朝廷贵人都是至亲，一时显赫无比。他年轻时以一个儿子承继两房，估计家产三千万。年仅四十岁便突然去世。估计他一生挥霍不少于六七千万，所以俗称“遮半天”。他母亲办丧事时，三位相国一同来为他主持知宾，导致花侍御上奏弹劾戴大庾，说的就是这件事。朝廷内外的大官有困难，没有不向他借助的；如陶文毅、百文敏每次借银都以万计，取钱就像随手携取一样。他最著名的事，是四更时打开正阳门。禁门没有特别的诏旨不能在夜间开启，查氏在城外宴请客人，忽然有急事要回住宅，当时已经三更，于是让他的宠客出面传话，城门便单独开启了，他用三十万金犒赏守门士兵。这件事一时轰传，人们认为是豪举。他离开京城回浙江为祖先扫墓时，出国门，直隶总督便派十多个材官护送他到山东，而山东巡抚的武官已经在那里等候。到了河督、漕督以及江督、江苏巡抚那里，也都是这样。经过关卡时，他的船停在三里之外，开关等候他通过。他所经过的十八个站点，尖宿铺陈设的房屋全都一样，因为每一站都预先派出几家丁负责供应和铺设。几十名侍妾都乘坐轿子，后面的车辆几乎有几百辆。到达禾地时，正好福建总督检阅军队，停泊在南岸，有十几艘太平巨船，使用红旗。查氏停泊在北岸，船只的巨大和数量也一样，使用蓝旗，声势几乎超过地方官吏。他的叔父以侍御身份在家乡，查氏向他借二百万，叔父只给了五十万；查氏不满意，便离开了。书契圣手 从前官场太平的时候，上下都重视文章，凡是贺禀、贺启，全都骈俪华美，工整绝伦。一个幕府中的记室，有时收入可达千金。即使是有才学的人，也能够凭此出入公卿之间，获得高价。那些喜欢讲究声气交际的人，书信遍及天下，幕客往往有几十人，各自负责一种技艺。此外还蓄养一二十名擅长书法的少年。当时崇尚楷书，所谓“欧底赵面”，都内含华美而外显挺秀，十几个人写出来仿佛出自同一只手。每逢有长信，便分给众人分别缮写，一刻钟左右就能完成，合起来看，根本不知道是多人所写。即使起草，也要使用红格纸，预先扣定字数，这样才容易分开缮写。其中最精通的人，即使是奏折，也可以直接书写而不用衬格，而且能够站着写，不必坐下。甚至在马上放一只木架也能缮写奏折；这只有军中才有，稍微放慢缰绳写上几行，骑马前进一段后再照样写，如此反复几次，奏折已经写完，途中吃早饭时就可以拜发，不需要耽误片刻。古人的精干 乾隆、嘉庆年间，人才各方面都很兴盛。姑且不论朝廷内外的大官，他们个个天资禀赋非凡，精力超过常人，到了八九十岁仍然上朝等候入朝，脸上没有疲倦之色。即使下至轿夫、仆役、倡优、差役士卒、商人和童仆，也都各自能够出人头地。这大概是当时风气造成的：不精明能干就无法谋生，如果精明能干，就没有不遇到机会的。百文敏公担任记室的，有一个人叫周莲堂，本来是生员，后来改做文案幕客，文敏公十分信任和倚重他。两江的案牍每天有几箱，动辄上千件，他过目不忘，有人询问便立即回答，人人都对他畏惧。他积累财富十几万。曾有一卷《莲塘小影》，当时的名士如张船山、陈曼生、万廉山、吴山尊都为它题诗，文敏公也写了一首短古诗赠给他。后来就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异才致富 商人之中，如果不是奇异的人才，就不能主持事务；因为出入数百万资金，使用数百名人员，又没有官府法律来约束管理，全靠一个人的恩惠足以感动人，一个人的才干足以使人信服，才可以成为保全家业的上策。所以我常说，世上有五种贤能的人：一是贤相，二是贤将，三是贤吏，四是贤医，五是贤商。总的来说，凡是贤能的人，一定都洞悉人情世故。比如临川的李太翁、新城的陈太翁，都可以作为百世的典范，是士大夫应当引以为愧的。李太翁带着一把雨伞到了广西，年纪已经五十多岁，多次不得志，到六十三四岁时才积聚了八千金。他带着家眷回乡，途中遇到旧交某通判，此人因亏空被捕审问，李太翁与他席地而坐诀别，立即拿出八千金代为偿还。不满三年，这个人升任粤西臬司，恰逢盐场缺少经营人才，便请李太翁前往，打开藩库借给他五万金。从此他做什么都获利，未到八十岁，家产已经达到二三百万。他活到九十五岁去世时，还看见孙子春湖侍郎进入翰林。他六十岁以前早衰多病，七八十岁时反而转为强健，牙齿掉了又重新长出，八十二岁时还生了一个儿子。凡是江西、广西的善举，没有一件不参与。大概上天报答善行，他所积的阴德并不只是救助某通判这一件事。陈太翁原本是皮匠，一生一文钱也不肯苟取。全县有疑难不平的事情，总是来请他裁决；他恭敬、俭朴、慈爱、谦让，德行声望远近皆知，人们敬重他超过理学大儒。他的儿子凭科举甲科出身，担任观察使，有道学家的声名。子孙都位列通显，富贵全都集中于一家。天道清明，奇异的人才接连出现；那些虚伪地装作方正严肃、清廉耿介的人，难道不惭愧吗！广陵名胜

译江宁、苏州、杭州，是山水最优美的地方。江宁临近长江，气势开阔宏伟；北城一带山林幽静秀美，古迹尤其多。苏州则胜在平远开阔，正所谓山势温和、水流柔软。太湖的群山并非不艳丽秀美，只是山路大多不深幽。只有杭州的西湖，烟波与岩壑兼备，里山尤其深邃曲折，一年四季都适宜游览，金陵、姑苏也不能不低头自叹不如。扬州则完全凭园林亭榭取胜，虽然都是人工营造，但构思巧妙、布局灵活；城北七八里，夹岸排列的楼船画舫没有一处相同。若不是乾隆六十年间物力、人才集中，实在难以办成。嘉庆一朝二十五年间，已经逐渐荒废。我在己卯、庚辰年间陪母亲南归时，还来得及看到大小虹园，华丽曲折，仿佛游历蓬莱仙岛；估计全园还保存着十分之五六。到戊戌年嫁到邗地，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荒田茂草已经很多了；但天宁门城外的梅花岭、东园、城▯清梵、小秦淮、虹桥、桃花庵、小金山、云山阁、尺五楼、平山堂，都还保存完好。五月、六月、七月，各地游人来此消夏，画船上箫鼓齐鸣，送别夕阳，沉醉于新月；歌声高入云霄，花香浓如雾，风景还可以与苏杭相提并论。这时阮文达已经退休居家，年满八十，常常乘肩舆游山，在邗上农桑一带休息，和两三个同辈老朋友一起煮茶谈论古事。一个白发老人置身其中，仿佛进入画图，真是太平时代的佳话。等到粤寇变乱发生，这里便成了战乱奔突的场所，名胜也全都毁尽了。秦淮粉黛 秦淮河面不宽，南北两岸都有水榭。粤寇作乱以前，珠帘装饰的画舫密集相连，家家都是青楼女子。红板桥低矮，紫金山遥远，常常可以看见双桨划过水面而来，船上一定有著名的美人和绝色女子在旁边徘徊。端午节赛龙舟时，游人尤其多。贡院就在这里，参加乡试的各官员都租住在此。楼上的人更都是衣香鬓影的女子；即使是道、府一级的大员，也都借此流连忘返，几乎成了销金窟。青楼中的交际应酬，风味与苏州、杭州完全不同，举止落落大方，很有大家风范，很少有脂粉气和庸俗姿态。古人说：金陵城中，即使卖菜的佣工也有六朝烟水气。确实如此。金陵胜地 金陵城南报恩寺的佛塔，高达几十丈，巨大壮丽，天下第一。每次点燃塔灯，从远处看就像火焰山，真是奇景。粤匪用地雷把它轰倒了。相传它是在永乐年间兴建的，前后用了十九年；塔下的砖石数量，是地上塔身的数倍。当时物力的雄厚，由此可见：所谓午朝门石桥，经历五百年仍丝毫未动，开国时的规模真是宏大啊！城南原有四百八十座寺院，现存的还有几十处，其中牛首、天阙最为奇绝，但经过兵火之后已经没有一处遗存。这场劫难，是千年以来少有的。金陵城北，山冈岭脉蜿蜒，林木▯翳，幽静秀美到了极点。最著名的是随园和陶谷。陶谷就是贞白隐居的地方，但选择住宅的人不是陶贞白本人，没什么值得观赏的。随园建在深谷中，依着山崖修筑，山坡高低起伏，全都顺应天然；山谷中有流水，可以造湖、架桥、建亭、设舫。几十间正屋位于最高处，仿佛▯兼山红雪、琉璃世界。小眠斋、金石斋、群玉山头、小仓山房，玲珑曲折，极尽水色明净、树木萧瑟的情趣；一床一几，都富有脱俗的意味。我曾在春天住在那里十多天，黄莺的叫声掠过窗边，仙鹤的身影出现在山峰之间，百花竞相开放，满眼青翠环绕，觉得当年这位老人享有的清闲福气，同时代的文人真是比不上。园子下面有牡丹厅，非常宏敞。园门外没有围墙，只有万竿修竹，满眼碧绿如海；过路人远远不知道里面有这样多的台榭。

译溃河事类志 道光甲申年十一月，发生大风和霾，导致高家埝十三堡决口，洪泽湖的水全部倾泻而出，淮、扬两郡几乎都成了鱼鳖之地。宣宗震怒，特意派大学士汪廷珍、尚书文孚到南河查办。乙酉年正月，钦差的旌节刚刚到达，我当时还年幼，也跟着众人前去观看。万柳园是清江浦北岸的驿亭，凡南北往来的大官，都在那里请安。这一天，总督、漕督、河督以及所属文武官员一百多人全部聚集，旗帜、车马使街道拥堵不通。各位大员在辕门外坐着胡床等待。过了一会儿，先看见一名材官骑快马飞奔而来，高声喊道：‘中堂请漕督魏大人请圣安。’仅凭这一句话，江督孙寄辅相国、河督张莲舫司空都知道自己将被革职了。相国立即叫清河县某官前来，问道：‘各项事情准备好了吗？’因为当时皇帝的怒意难以预料，所有枷锁、铁链等刑具都不能缺少。司空的家丁拿着空梁帽和元青褂献上来，相国急忙制止说：‘暂且等一等。’不久，两位钦差进入行馆。漕督进去请安后暂时退下。随即叫三人来听宣谕旨，随从的四名司员从中门出来，手捧朱批谕旨，在香案前像雁阵一样排列站立，三位总督都跪下。领头的司员捧着谕旨高声宣读，读到‘孙玉庭辜负皇恩、玩忽职守，罪不可逃’便停下，又慢慢说道：‘皇上问孙玉庭知罪还是不知罪？’ 相国于是摘下帽子，连续叩头，恭敬地答道：‘孙玉庭昏昧糊涂，辜负天恩，只求从重治罪。’说完又连续叩头，额头都磕破了。随后才传旨说：‘革去大学士、两江总督之职，另候谕旨。两江总督一职着魏元煜署理。’宣读完，漕督便叩九次头谢恩。又传旨说：‘张文浩刚愎自用，不听取别人意见，误国害民，他的罪责尤其重大。’接着又宣读：‘皇上问张文浩知罪还是不知罪？’河督这时已经换了帽服，便伏在地上痛哭，自称：‘我的罪应当处死一万次，请皇上立即依法严惩。’接着又宣读：‘上谕：张文浩革职，先行戴枷示众两个月，听候严厉审讯。’于是叫清河县把枷拿来。枷是用薄木板制成的，方圆一尺多，用黄绸包封，套在河督脖子上，押着他离去。当时内外官员和百姓围观的有一万人，没有不感到惊惧的。又传召道、将、厅、营等官跪在庭院中，逐一传旨后又说道：‘钦差临行时，当面接受圣谕：自古刑罚不加于大夫，张文浩身为河督，却特意命令他在河岸戴枷示众，实在是因为百姓性命最为重要。设置官职本来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如今却使百姓流离失所，实在是朝廷的耻辱。因此特加严厉惩罚，是为了慎重对待百姓性命。淮、扬士民都应当知悉皇上的意思，等等。’ 这名司员是满人，传旨时声音洪亮，声调高低、语速缓急，都说得清楚动听。我跟在蒙师盛先生身后，私下问道：‘为什么宣旨的中段要作两次停顿转折？’老师说：‘你不记得《汉书》了吗？霍光废黜昌邑王时，宣读太后诏令，逐条列举罪状，中间稍作停顿，说道：“作为人子，难道应当像这样悖逆作乱吗？”今天这件事，正是承袭了它的意思。’我这才恍然大悟。张莲舫河帅是浙东世家子弟，起初以州同的身份候补南河官职，很有才干，熟悉河务，所以从同知升为道员，又从道员升任东河总督。他因父母丧服尚未期满，宣宗登基后，特意命他夺情任工部侍郎，督办北直隶水利。当时枢相戴大庾、蒋襄平两位大臣竭力推荐他，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特别深。但张氏因此自满，到了南河任上，设置高座，参将跪在道路旁迎接，他却不停轿；对过去的同僚，也都以严厉的脸色相待，舆论因此沸腾。御黄坝应该关闭却没有关闭，洪湖五坝应该开启却没有开启，终于造成了这场灾变。汪相是山阳县人，他家的祖坟也被洪水淹没，所以对张氏尤其痛恨，几乎想把他置于死地。幸亏文公从中说情，以张氏父亲年过八十为由请求，才从宽发往伊犁戍守；过了十二年，最终也没有获得赦免。汪、文两位钦差查办了两个月，回京复命。奉旨说：‘张文浩发往伊犁充当苦差。钦此。’到了押解出发的那天，也是一场大场面。当时江督是琦侯善，河督是严公▯良，两人都聚集在总督府行辕。张氏戴着枷、穿着囚服，被带到大堂，摆设香案；两位总督宣旨后，他解下枷锁谢恩。负责解送的官员庭泰唱名，称某官某犯，点名后发给文凭。公事办完，两位总督便邀请张氏到内厅饯行；他推辞了两次，才进去。喝过三巡酒，便出来了。到了大堂，两位总督各自叫来自己的轿子等候送行，张氏坚决道谢说不敢劳驾，两位总督便各挽住他一条手臂，含泪说道：‘三兄这次出行，是替国家办事。做官的人生难免有公事上的过错，圣明的皇上在上面，不久一定会赐还你的自由。我们三人的才能和任职都很轻，将来恐怕还未必能达到三兄的地位。三兄走后，令尊那里自然由我们代为侍奉，请千万不要挂念。’张氏也痛哭跪下致谢，仍然叫来一顶小竹轿从旁门进去，准备徒步出门。两位总督急忙阻止，并对众人说道：‘张大人奉旨出差，你们应当照常为他送行。’于是坚决关上侧门，催促轿子从中门出去，并奏起鼓乐、鸣放火炮。两位总督随即也一同到了万柳园，各位官员都跟随前往。坐了很久，张氏还没有到，随即有人报告说，他已经从偏僻的小路渡过黄河了。两位总督于是返回，先到张氏住处向老先生请安，又叫出张氏的大儿子，再三安慰一番后离去。几个月后，他们送去一万金的路费，并把张氏的家眷送回浙江。严、张原本是旧同僚，彼此相处很好；琦氏与张氏只是泛泛之交，而且一向有刻薄苛细的名声。但在生死患难之际，他们竟如此深厚慷慨，无论公义还是私情，都处理得恰到好处。大概当时的清议极其重视朋友这一伦理关系，把它看得和君父之伦相近；在关系冷暖的关键时刻，好名声的人往往很多，即使不是发自内心，也还要维持官场上的体面，这就像所谓告朔时保存的饩羊。自从‘扫除习气’这句话出现以后，官场中车服冠冕的体制降到与平民相同，上面骄横、下面谄媚，转眼便互不相识，公论也因此一败涂地，怎能不令人感慨啊！

译道光甲申年洪湖决口后，黄河水势强、淮河水势弱，漕运船只受阻。琦侯善与副总河潘芸阁极力主张开放王营减坝，引导黄河向北流，把下游河道疏浚通畅，然后再设法把黄河水引回原道。正总河张芥航很不赞成，但力量不足以阻止。估计耗费国库银六百万。引水归故道以后，河道仍然高亢淤塞，毫无成效。皇帝震怒，把琦侯降为阁学，特命大学士蒋攸▯、尚书穆彰阿到江南查办：同知唐文睿倡议切滩，被发往新疆；主管总局的淮扬道邹公眉办理不当，议处。一时间舆论沸腾，出现了‘五鬼闹王营’的说法：琦氏是冒失鬼，潘氏是怂恿鬼，张氏是冤枉鬼，邹氏是刻薄鬼，唐氏是糊涂鬼。此后便实行灌塘法疏通漕运，不再考虑淮河、黄河水势的强弱了。司马好古 陈曼生、万廉山两位司马，都是以名士身份担任河官。两家的宾客非常兴盛，来往相接，常常有几十人。金石、书画等物品，无不充满，且精美绝伦。陈曼生制作宜兴茗壶，器形和样式仿照古物，各自在壶上镌刻铭文，有时还间杂花草纹饰；每件都贵到几金而不可得。万廉山则把秦汉碑刻一百种缩摹在端砚背面，即使碑文斑驳断裂，也都摹仿得极其逼真，一时被惊叹为神技。太平时代的士大夫用心于艺术竟到了这种程度，也算是宦途中的佳话。公子浪游 我的同乡王东白观察，主管四川打箭炉粮台，积累财富达到百万，最受福贝子赏识。他的儿子是个年轻的纨绔子弟，有一次到了吴门，找不到灯船，于是第二年把所有灯船都预订下来，结果苏州人没有一条船可以游览。苏州人大惊，以为江湖上来了大盗，听说后便要报告府县，把他枷锁拘押。恰好福贝子征讨台湾回来，他的儿子到船边迎接拜见，福贝子责令他长跪，数说他浪荡游乐的罪过；他再三认罪道歉，福贝子才作罢。这件事传到外面，各级官员都缩着脖子，认为贝子这样爱护儿子，幸好没有放任他胡来。当时大官一举一动的郑重竟到了这种程度！

译叫名读书 钱箨石侍郎告老还乡，为人真率高雅，在乡里的声望极高。他的儿子与我同乡王家订了婚。王家是富裕人家，但不识字；有一次前往拜见钱箨石，钱箨石突然问道：‘你在家读书吗？’王氏无法回答，只好勉强答道：‘叫名读书。’钱箨石立即厉声斥责他说：‘读书就是读书，不读书就是不读书，什么叫“叫名读书”？’于是挥手把他赶了出去。老一辈人当时严厉，毫不顾惜情面。若放到今天，他一定会撸起袖子挥拳打老人了。铜人写字 乾隆、嘉庆年间，西洋商船只准在广东一个口岸通商，钟表、呢绒、羽毛等各种玩物，精致巧妙胜过今天百倍，价格也极其昂贵。当时高宗八十万寿，淮南、淮北盐政筹办贡品，有个广东人拿一件巨大的厨柜来出售。柜中设有庭院房舍，门一打开，就有一个洋人出来，向客人拱手行礼；他能自己研墨，取出红笺写下‘万寿无疆’四个字，挂在壁后，然后拱手退下。众人都惊叹这是神奇的技艺，定价五万两。正要交付价款时，盐政的门丁索要五千两费用，广东人惊愕而不肯给。门丁说：‘过了明天，这东西就一文不值了。’广东人不相信。第二天，果然退货，不再购买，却不知道其中缘故。后来暗中侦查，原来门丁对他的主人说：‘东西虽然精巧，但全靠机关。假如运到京城时有所损坏，进贡给皇上时最后一个字脱落，那就会招来大祸。’盐政认为这话很有道理，于是没有购买。小人的谗言构陷，真能颠倒黑白。他说的话确实有充分道理，也算老成远虑；但因为索要费用没有得到，便拿这个理由说出来，那就真是小人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钱〕 部吏口才 福郡王征讨西藏回来，户部书吏向他索要军需报销时应交给部里的费用，于是递上名帖请求拜见，名义上是祝贺喜事、求取赏赐。福郡王大怒说：‘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书吏，竟敢向大帅索取贿赂吗？但他胆子大到这种程度，一定有他的说法，暂且让他进来。’于是福郡王板着脸询问。书吏回答：‘我不敢索取费用，只是这次用款多达数千万，账册太多，必须增添许多书手，日夜赶办，几个月之内全部编具奏报；皇上刚刚因功劳办成而高兴，一定会很快决定赏赐。若没有大笔资金，只靠现有人员分案陆续上报，不用三五年不能办完。今天上奏西军报销，明天又上奏西军报销，皇上一定会厌烦，必然受到责问，舆论也会趁机攻击，最终一定会兴起大狱。这是替中堂您考虑，不是替我们这些书吏考虑。’福郡王听后大为赞赏，立即命令粮台给他二百万。大概在道光以前，军需报销交给部里的费用都加收二成，不像今天只有几厘。这名书吏眼明手快，说话侃侃而谈、毫不屈服，竟能打动王公的听闻，也真是奇才。而福公能够听从正确意见，善于揣测英主的喜怒，也不是平庸之辈所能做到的。不过，他的门房能够把这张名帖递进去，已经收了十万两贿赂；否则哪里那么容易见到福公呢！总的说来，当时无论君子、小人，还是居上位、居下位的人，都有才干、谋略和智术，所以办事能够如火如荼，光焰万丈。国家处于全盛时期，哪里会没有人才？这关系到国家的气运。大臣多耆艾 本朝大员大多长寿，汉、唐以来都比不上；宋代只有文潞公一人活到九十多岁，明代则只有刘健、王恕两人超过九十岁。乾隆朝先有沈归愚尚书活到九十七岁，嘉庆初年有蔡葛山相国九十三岁、梁山舟学士九十三岁，道光年间有李书农尚书九十六岁、黄左田宫保和戴莲士相国九十五岁，咸丰年间杜石樵尚书也活到九十六岁；身居一品而活到九十岁的，已经有六人了。至于八十多岁以及将近九十岁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大儒中孙夏峰、毛西河也超过九十岁。文苑中的唐实君、韩某也是这样。枢堂 京官以入枢密院任职最为显贵紧要，两书房则只是清贵而已。嘉庆、道光两朝的领袖大臣十分富裕，每年得到的馈赠有多达巨万的。不过他们只是传递消息、表示拥护或反对，从没有人在长官面前公然评论人才的好坏。即使是撰述圣旨、拟定诏令，也都谨慎遵循皇上的意思，不敢在其中擅自增减轻重一字，不像后来那样可以任意干预。军机处长官过去一向都是有功勋的旧臣，以及长期任职于封疆的官员，熟悉各项政务，所以对朝廷内外的情况都十分通达，没有什么事情的内情和难处是不知道的。自曹文正、穆长白、祁文端等人都由词臣逐步升到显要职位以后，任用也渐渐开始破格了。然而道光初年，对于先朝的旧例，还能够谨慎遵守，不失原有的规矩。因为文正的先人曾在乾隆朝位列正卿，文正出生在京城宅第，熟悉朝廷典章。长白也很爱学习。寿阳除了《说文》小学之外，其他学问都不太用心了。军机大臣按照旧例，对于入京朝见的督抚不私下会见、不留他们饮酒，只在朝房等公共场所接见几次，这也是人人都知道、都看见的事。文正严格遵守这一条例，长白已经有所通融，后来则更无所谓了。大臣见到章京，只称呼某老爷，没有称字或称号的，因为军机处禁令森严，不敢有丝毫涉及私人亲昵。许玉叔、汪衡甫二位公都极其警敏，入值几天，各项事情全都熟悉了，与老一辈没有不同。何恪慎公则小心谨慎，不说温和安慰的话，所以始终没有衰减对他的恩遇和礼遇。由章京直接升到军机处堂官的，先前只有戴大庾、卢德州两位宰相，加上何公共为三人。彭文敬以通政使身份离开军机处值班，过了几年又被召回，不能与他们并列。章京每四天轮值一次，值班结束时大多不去本部办理事务。前面只有吴槐江制军，后来只有钱萍启中丞，一个属于刑部，一个属于户部；他们不但在不值班的日子不去当值，即使在园中休息时，部里有重要事情也没有不参与的。梁〔疑为人名，原文作“ぇ林”〕有《枢垣纪略》一书，记载极为详细。从雍正二年设立军机处到嘉庆二十五年为止的一百年中，章京共有一百人，江浙人占大半，而且浙江人多于江苏人。浙江人中又以杭州人为最多，嘉兴次之，其余各郡则寥寥无几。我们禾郡入选的人，以钱裴山中丞最为有名，确实有过目不忘、五官同时运用的气概。他以会元身份传胪，母子相抱痛哭，大概是长期把自己当作状元看待了。可惜没有活到中寿，死在安徽巡抚任上，未能看到他的结局。户部是六部之首。

译六部中户部最为重要，凡是总理事务的大学士和满人尚书，都由最受皇帝眷顾的人担任，还必须兼任提督，并兼管内务府、掌有钥匙；这是嘉庆、道光年间的风气。吏部、刑部次之，工部又次之，礼部、兵部再次之。各部司员中，户部以南档房、北档房以及云南、山东两司的捐纳房为重要部门。道光初年，英相掌管财政时有“三六九”的传言；当时张子畏行三，管椒轩行六，朱朵山行九。刑部则以秋审处为重要部门，很多人在那里升任封疆大吏或卿贰，人才最为盛集。因为案件情况变化万端，百姓的情状和隐情无所不有，必须能够彻底了解实际情形，通晓法律条例，而且文笔又足以把它们表达出来，才可以跻身上等人才。各部都由汉人司员主持起草稿件，满人司员负责回堂审核；只有刑部，起草稿件和回堂审核都由汉人司员担任。只有琦静庵中堂以荫生身份进入刑部，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受到汉人老辈的侮辱，十分怨恨。于是用三百金聘请一名部里的书吏，在家中像对待老师一样向北面事奉他，三年便把他的本领全部学会。二十五岁就升任京堂，特派查办案件；二十七岁任河南按察使，接连弹劾两名巡抚使其离任；三十岁即由江南布政使升任江苏巡抚，政绩声名卓著，宣宗还特意奖赏他。不久又任两江总督，人人都称他为“小琦”。这位大人后来被清议排斥，几乎被视为曹操、秦桧一类的人。然而他实际上朴实节俭而且能吃苦耐劳，属下官员进见时，只谈刑名、钱谷、缉捕等事务，很少有人涉及私事。因此他所到之处都被称道为治理有方，盗贼之风也得到遏止。他统率军队尤其严厉，任扬州督师时，没有一个士兵敢惹是生非，也没有听说有哗变闹饷的；作战不力时，往往不敢回营，宁可死在敌人手里，可见他的才能确实不容易得到。只是他所亲近的人，喜欢收受馈赠，又暗中探听皇上的旨意来揣摩迎合，以巩固自己的宠幸。因为这两点被世人鄙视，那是由于他出身稍低于富贵之家且没有读书，才受到这种误解。翰林清苦。乾隆、嘉庆年间，翰林官十分清贫困苦。我们乡里的黄霁青先生，己巳年传胪，直到庚辰年才授任广信府。在十多年冷清的官署任职期间，他都是步行，否则就租骡车，从来没有自己蓄养车马，同辈人也都如此，并非只有他一人。京城有句谚语说，上街时有三种令人厌烦的东西，走在它们后面，一旦有急事就没有不耽误的：一个是妇人，一个是骆驼，一个是翰林。当时翰林无不穿方头靴，所以在公共场所和店铺里，看见方头靴就一定知道是翰林了。道光一朝三十年，没有比翰林更受重视的了，有的人甚至会被皇帝临时召见，随即授予道员、知府之职，不几年就升为督抚。日常起居、服饰饮食的情形完全改变，大半都乘坐后档车，而且有前面车马开路、后面车马跟随的排场了。然而他们所负的债也极多，有达到二三万的；其中陆立夫制军最多，史士良观察次之，但这些人都是翰林院中最显赫的人物。因富裕而引起疑忌。道光初年侯继青赎罪一案，因为他以富有闻名，于是人们便怀疑刑部上下没有不收受贿赂的人。当时吴门韩桂〔原文作“桂ぎ”，疑为姓名OCR有误〕先生任尚书，他是由拔贡出身，仁宗、宣宗都非常倚重他。英相、汪相都忌恨他，一定要把他置于重典，还想让他的夫人到刑部堂上对质审问。一时舆论汹涌。黄左田尚书当时正在军机处，奉旨会同审理，只有他大声疾呼，竭力阻止此事。郭颐园大司寇已经退休住在京城，特意上折子，抱病赶到宫门请求召见，声称大臣互相陷害会损伤国体。宣宗特意派内侍用温和的话安慰他，事情才得以化解。蒋襄平相国当时正任四川总督，也赶快上疏说，韩某与自己共事多年，知道他小心廉谨；收受贿赂一事，自己可以以百口担保他一定没有。先朝旧臣已经不多，应该仍然录用。皇上深深点头赞同。不久，韩某仍被授任刑部侍郎，却以有病为由离职。当时朝廷内外的风气，还多有人敢于直言。若戊午科场案也有这种情形，那么柏中堂就不会死了。大臣抗言直谏。嘉庆年间修撰《明鉴》，分纂者是杭州的戚容台太史，其中叙述本朝与明朝交战的事情，皇上怒其诽谤，把他交付狱吏审讯。松文清公被召见时，偶然谈到这件事，松公便奏道：“纯皇帝有明白谕旨，关于前明的事情应当直书，不应当有所避忌。”皇上惊异地说：“先帝果真有这样的谕旨吗？”于是命人查检《实录》进呈，戚容台才免于获罪。松公出来后，对曹文正说：“别人不知道也就罢了，您难道也把这件事忘了吗？为什么不把它上奏让皇上知道！”曹文正说：“皇上正在盛怒，哪里敢说！”松公说：“您从此就完了！为了珍惜自己的一句话不说，却使君主陷于过错，这还算什么大臣呢？”曹文正默然无言。奏对不能含糊。本朝勤于政务，是三代以来所未有的。每天召见军机大臣自不必说，即使各旗、各部的大小九卿，也都有值日奏事的制度。其中六部尚书、侍郎共六人，不知道皇上会命令谁入见应对，所以要把第二天准备奏报的事情在前一天全部写成奏折底稿，由笔帖式分送给六位堂官，必须详细询问事情的底细，使内容熟记在心。假如第二天能够入见，就必须逐项回奏，不敢因为很久没有进见奏对，便在一天之内把事情忽略过去。那些当面奏对含糊的人，不久必定被斥退；说得清楚的人，往往承受优厚擢升。从来各部事务都是满人尚书主持，侍郎都不能提出不同意见；只有卓海帆、恩小山二公反其道而行，尚书批定稿件时一定采纳二人的意见作为裁决的准则，大概因为他们值日时常常蒙受皇帝召见的恩遇。即使军机大臣也多畏惧他们，因为军机大臣入见时都是众人一同跪着，所说的话大家都听得到；部臣则都是单独应对，如果有人说倾轧他人的话，就没有人听见了。部曹的才学。从前六部的书吏都是绍兴籍，自明代以来就是如此。凡是负责回稿、回堂的人，另有专人担任。所谓稿工，大多有才学但不擅长科举考试，而且深通条例和案件，所以他们所撰写的奏稿、咨文稿，驳斥事理都无懈可击，文章也明白流畅。外地各院、各司的书吏也同样如此。兴兵之后，朝廷内外这种情况都成为绝响，有些人完全不通文理，想再找到从前那种善于舞文弄弊的人也找不到了。真令人感慨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外官廉洁。地方官的各个职位，从督抚直到州县，都是因为陋规丰厚，才成为优缺，并不必另外按惯例去索取贿赂。大体说来，这种风气始于乾隆中期以后，到道光年间才停止，几乎持续了一百年。各级官员养尊处优，把这些收入看作本来就有的；能够守住这些成规，就已经被称为“操守廉洁”了。总督的职位以两江为最优，一年有三十万；淮南盐务占其中三分之一，各关备贡占三分之一，养廉公费占三分之一，都是盖用官印的文书解送，并不认为是私下所得。其次是两广和四川。巡抚则广东、广西都超过十万，浙江不过六万，江苏不过四万，福建最为困苦。

译布政使则江南、浙江都有五六万，而四川、陕西、山东、山西的平余最多，因为土地、丁口数量巨大。按察使必须全省都有节礼、寿礼，才算优缺；四川、河南、山东、安徽都是如此，其他各省都比不上。道员中，陕西粮道以及福建、台湾的道员，都有三十万，与两江总督的职位相当。知府中，四川夔州有二十万。广东的广州府、潮州府，广西的浔州府、梧州府，以上四府都有十万以上。自咸丰、同治以来，时势完全不同，各个职位都变得困乏，如果不兼辖勇营就无法维持了。只有天津新设的海关道，还有二十多万，居天下第一。沿海的海关道中，上海最好，宁绍、登莱青次之，汉口、九江、常镇又次之，已经著名为优缺。至于盐务上下各级官员的公费，都是按照盐引抽收，在奏牍中可以看到，所以不认为是陋规。只有许玉叔曾经弹劾陶文毅，说他辞去一年五千的养廉，却接受一个月五千的经费，文毅为此苦苦辩解。林文忠代理任职时立即下札说：“这笔款项不得按月照数解送，全部存入运库。”如有赏赐犒劳，随时发札提取罢了。后来任职的那些人，就不能像这样保持清廉了。名驰四方。著名的老店，如扬州的戴春林、苏州的孙春阻〔原文作“阻”，疑为店名OCR有误〕、嘉善的吴鼎盛、京城的王麻子、杭州的张小泉，都是天下知名，货物货真价实，来购买的人无论老少都不欺骗，也不允许还价；战乱以后，这些店都停业绝迹了。同一种货物，为什么偏偏一家独占声誉？并不是有什么秘传的方法，只是格外认真罢了。其他人都只求快速见效，不愿意为一二十年以后费心费力，所以最终一事无成。然而这些店家刚开始获得名声时，也只是遵循“诚实、讲理”二字去做，于是经过一二百年便享受到了相应的回报。子孙也世代遵守这种方法，没有谁敢懈怠疏忽。由此类推，什么事情不都是这样吗？馆阁体书法的变化。馆阁体书法随着时代而变化，都是窥测皇帝的意旨所在。国初，圣祖喜爱董其昌的书法，一时文臣都跟从他，其中最著名的是查声山、姜西溟。雍正、乾隆年间都以颜体为根基，间杂赵体、米体，俗话所说的“墨圆光方”就是这种风格。然而字中的福泽气息无不雄厚。嘉庆年间一变而为欧体，是成亲王开始的。道光年间再次变为柳体，祁寿阳是其中首屈一指的人。咸丰以后，既不学欧体，也不学柳体、颜体，近来又多学习北魏碑体，取法的路径越高，形成自家风格就越难，容易流于险怪，结果千篇一律。然而白折上的小楷仍然取其匀整秀美。近来的奏折都讥议选拔士人的方法不应当专门崇尚试帖诗和小楷。其实嘉庆以前就有这两件事，却并不妨碍人才大量涌现。这种说法真是因为噎住了就连吃饭也废弃了。三老一变。乾隆六十年停止捐纳以后，地方官中知府以下都由正途出身，督抚、司、道则重用旗人，而吏治日益兴盛。外放的旗人大多是世家子弟，由正途入仕的不过是读书人罢了，为什么却能这样见效？这是因为当时有“三老”：一是老吏，二是老幕，三是老胥。一个省一定有一个省的老吏，他们都是曾经担任府、州、县同知、通判而告老退职的人，熟悉一省的情况，刚正端直；即使督抚到任，也一定要以弟子拜见老师的礼节表示敬意，后辈更争相以礼相待，遇到各种事情都向他们请教，这就是进入德行之门。老幕都是博通各学的早年读书人，因为不适合科举考场，才改行做幕僚；品德学问都很优秀，操守尤其严峻，主官尊敬他们如同老师，不敢用不合礼义的事情来对待他们。偶尔礼貌稍有疏忽，他们便拂袖而去，全省舆论都会立即哗然。至于吏胥，也都老成谨慎厚重，办事不马虎；凡是道义上不可做的事，本官不能改变他们的志向。因此有这三种老人成天相处，就像蓬草生长在麻中，不用扶持自然会挺直。道光以后，这种风气渐渐衰微，三老变成了老贪、老滑、老奸，没有人敬重礼待；有才华的人大都唾弃他们，而国家二百年的纲纪法度也都失传了。我年轻时见到老一辈的徐仰亭对待沈观察，两人有不合之处；沈观察年过六十，尚且要长跪道歉，事情才算了结。后来我的老师陈稻庄先生，处事就已经近于圆通了。世风日益衰替。从前在三大节日拜贺时，督抚以下的官员在公事叙礼完毕后，便到幕友和各房逐一行礼，幕友才前往回拜。道光年间中期，才开始有官员先去拜访主人；后来则变得颐指气使，也有甘愿自居为门下士的人。世风日益衰败，其他事情也可以类推。阿财神。过去起居、服饰、饮食的奢华，以旗员最为突出，大概因为他们多供奉内廷，能够最先得到风气的变化，无论做什么都要把排场做得出色。按照我所见到的两淮盐政、淮关监督来说，嘉庆、道光年间以阿克当阿最为阔绰，他任淮鹾十多年，人们称他为“阿财神”。过往客人的酬答应酬，至少没有低于五百金的，交游遍及天下。仁宗也非常与他投契，派他查河、查赈，把他看作天使一般使用，但他最终也不能做到督抚。那时政治体制还很严密。到了道光年间，钟云亭与他同任内府官，却已经担任福建总督、江苏巡抚了。阿克当阿的书籍字画价值三十万金，金玉珠宝古玩价值二三十万金，花卉、食器、几案接近十万，衣裘、车马更多于二十万，僮仆以百计，幕友以数十计；每餐必摆满一丈见方的席面，除国忌日外，很少有不观看戏剧的时候。他仅鼻烟壶一项就不下二三百枚，价值在百金以内的没有一件，色彩纷红耀绿，美不胜收。真正的琪〔原文作“琪▯南”，文字疑有残缺或OCR错误〕南朝珠，以碧犀、翡翠作配件的，一挂就值三五千金；珠子柔腻如泥，润泽得不留手，香气在半里之外都能闻到。至于带钩、佩玉，数量和价值就更多了。专门管理书籍的仆人有八人，随时负责装潢、修补、装订，另有专人负责。宋、元时期的团扇多达三千余柄，每柄价值四五两，都是从数万柄中挑选出来留下的。《全唐文》书馆就是因为他奏请下旨而开办的，吴谷人、吴山尊、孙渊如、黄仲符、石琢堂、洪桐生等老辈人物都是座上客，尽享一时风雅之乐。饮食方面其他的暂且不说，四月中鲥鱼上市时，他一定派出几只小船，在焦山急流中张网捕捞，船上放着柴薪和锅，一捕到鱼就投入锅中，划着双桨飞快赶回；到达平山时鱼味正好煮熟，与在焦山亲自烹食没有不同。他的豪华奢侈都类似这样，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和时尚。河防的巨额款项。

译本朝河防的费用，是乾隆中期以后才大为增加的。在靳文襄任职时，只是各省按定额解送六十余万罢了。后来便规定为冬季岁修料费一百二十万，大汛工程费用一百五十万，再加上各省按额解送的款项，已经达到三百三十万。又有以荡柴折价的二三十万。如果遇到水势特别大的年份，还要另行请求续拨四五十万；至于另案工程，又分为常年款和专款，常年另案在防汛的一百五十万内报销，专款另案则单独报销，不列入年终清单。与当时相比，漕运事务极其紧迫而河流决口频繁，先后各任河臣实在不能不承担责任。只有黎襄勤任职十三年，完全没有发生蚁穴溃堤之类的忧患，而且节省公帑无法计算；又倡导用碎石代替扫工，确实取得奇效，使后人得以遵行，他的功劳哪里说得尽呢？张芥航先生继任其后，帮助修筑高埝大堤十五丈，用银一百数十万，使淮、扬地区得到保障，他的功劳也很大，只是不如黎襄勤修治得周密谨慎罢了。严正而成神。黎公刚被提拔为河道总督时，才四十岁，人们都称他为“小黎”。他自认为是新近升迁、资历浅薄，对各位督抚都行礼极其恭敬，陪坐随行，唯唯诺诺，十分谨慎；但他清廉得彻骨，没有妾媵，也没有玩物爱好，晚年独居在外，两个儿子都穿布衣、吃粗食，别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公子的儿子。因为采用碎石筑工，朝廷内外的浮议纷纷而起，他忧劳成疾，瘦得只剩一副骨架，死时五十三岁。宣宗震惊悲悼，作诗挽悼他，建了专祠，赐予上谥。他还没有去世以前，曾有一群鹤飞来，在空中盘旋了一个多月，到他去世后才离去。又有白气出现在天空，形成三个大圆圈。当时正值正月，天空无云却响起雷声。这些都是他的异常征兆。近年以来，传闻他已经成为河神了。黎公一向厌恶请托。他的妻弟王某以知县身份分发到安徽任职，当时的藩司是徐月樵。王某于是由河厅升任道员，又由道员升任藩、臬两司官员，都是黎公门下的人。妻弟想得到一封信，却不敢自己开口，黎公的夫人也不敢代为请求，只好托幕友邹老先生从旁婉转求情。黎公慨然说：“做官贵在自立，如果确实有可以建树的地方，何必等待别人说情！这个人决不是做吏员的材料，替他说项，只是在自欺罢了。”这样说了好几次，才勉强答应，并嘱咐书记说：“只可以添上‘乘某人到省城的机会’这一句话，不必显露出请托的意思。”于是王某拿着这封信到了安徽，藩司从来没有收到黎公的信，询问后知道王某是他的至亲，于是接连委任给他优缺。等到黎公去世时，这个人已经成为拥有大量财产的富户了。◎罢官得官 我浙江有一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以县令身份在福建做官，亏空数以万计，公务废弛，已经快要被列入弹劾官员的奏章了。恰好他的父亲的旧友来到福建任巡抚，他去迎接拜见时，在众人面前被狠狠辱骂，那位老人还哭着对他说：“我和你的父亲同在一个衙门任职，同在外地做官，又一同在塞外遭遇患难，关系不只是手足，你竟使家声败坏到这种地步，九泉之下将怎样面对我的好友？”说着便呵斥他出去。此人长跪痛哭谢罪，但老人的怒气仍未消解。到了官署，那位夫人却嘱咐自己的公子出来探望他的老母亲，并且时时加以周济。老人从此虽然拒绝让他来见自己，但府、县等官员都知道他是大官的至交，于是设法弥补他的官府亏空，并且每月给他发放薪水。此人从此也闭门学习律法，三年后，渐渐受到人们称许。后来中丞公升任总督离开此地，临行时，司、道两级官员替他请求，并把他确实已经改过自新的情况告诉中丞，中丞才略微点头。不久，他补任优缺，升为直隶州官，日子逐渐好转起来。过去大官的一个皱眉或微笑，竟有这样慎重的分量，不像近来的人请托毫无顾忌，却仍然对本人没有益处。◎声音关系到政治 道光十五年，歌伎和优伶唱曲助酒，往往就唱《惨睹》和《弹词》，即使只会唱其中一段的也是如此，于是俗语中便有了“家家收拾起，处处不堤防”的说法。这些曲调尖细、急促、悲哀而激烈，确实不是太平盛世的声音。不久，水患发生，广东的盗寇又接踵而来。由此可见，声音的道理同政治的治乱有关，其中大概也有上天的作用吧。◎方靴逐渐废弃 京官都穿方靴，外官中道员、知府以上也都如此，即使州县官以及司、道所属的首领官也一样，大概是为了体现穿着袍服、佩笏时的雍容气象。自甲午以后，一律改穿尖靴，即使朝廷中的元老重臣和翰林院官员也都如此，而且多是薄底，厚度不到几分，取的是行走方便。整个京城只有卓相一人还穿方靴。见识深的人都担心这是兵事将起的征象。过去戏剧一向都唱昆腔，那时也全改唱“二黄”和“西皮”，声调高亢激烈，像听到了变徵之声，时局竟也随之转变，真可怕啊！◎衣服样式增多 盛夏穿大襟袍，多用黄葛纱制作，而且没有马蹄袖，名叫“四不象”；又有一种果元袍，带有马蹄袖。后来又有在半臂上加左右两只袖子的，名叫“军机袄”。这些样式都是军机处的人创制的，只是取其寒暖适宜、穿着方便罢了。每当小春天气转热时，便上面穿皮衣、里面衬棉衣；稍微凉些，便里面穿皮衣、外面穿棉衣。也有把二毛、大毛穿在上面而把小毛穿在下面的，还有把羔皮缝在里面、外表仍做成棉衣样式的。夏天还有夹纱、棉纱的区别，都是因为早晚气候不同。老年人和体弱的人这样穿，是为了灵活应对寒暖，人人却争相仿效，用来夸耀衣服多、竞比奢华。兵乱之后，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些讲究了。◎零星的变化和颠倒 宴请客人时，菜肴最多的是二十四碟，即八大碟、八小碟，再加燕菜和烧烤而已。甲午以后出现了所谓“拼盘”，每碟冷荤就有四种，四碟便有十六种了。八大碟、八小碟也交错重叠地摆出，不像从前那样呆板而缺少变化，但有见识的人仍认为这不是好兆头。就连横幅、挂屏、扇头，也多采用合锦的形式，零碎而错杂，同乾隆、嘉庆以前大不相同。◎服色应当谨慎 下人穿衣不准使用天青色，即使商人和富户也一样。后来羽缎中有一种所谓藏青色的，介于两者之间，仆役便都越分使用。近来则人人都穿天青色，完全没有了区别尊卑等级的标志，却没有人责怪它。◎品评兰花 建兰中的素心品种，以龙岩州的为第一。它的花都高出叶面，叶子宽达六七分，披散而茂密，每一大盆价值百金，香气十分浓烈。我所见张松庵观察、罗子扬太守家中，都以百盆计算，确实是盛大的景观。至于蕙兰，又有梅瓣、荷花片、水仙片等名目，有的一朵花就价值千金。这种兰花只有吴越的富裕人家看重，官场中已经没有爱好它的人了。◎百香精舍 董香光籍贯松江，距离我的家乡只有八十里。听说他未考取功名时，曾寄居此地数年，所以他的墨迹流传得特别多，甚至有一户人家的丧事礼簿，全部是他亲手抄录的，确实是至宝。

译先父一生喜爱董氏书法，收集了几十种，我又竭力购买，以博取堂上父亲的欢心，长卷、短册共有一百多件。先父晚年把书斋命名为“百香精舍”，大概就是为了这些东西。其中有金笺本元人词，以及绫本《大江东去》一阕，是他二十岁以后所作，神采尤其足以动人。又有他晚年用高丽纸写的楷书《圣教序》，纯粹是北碑的气息，醇厚古雅而深沉肃穆，比云栖的《金刚经》好百倍，赵松雪、文衡山都不值得一提了。庚申之变中，保存下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山水画只有一幅立轴和一大册，在先兄的箱子里。父亲去世以后，我终身成为孤独无依的人，也不忍心再拿父亲的书法来亵渎了。◎万廉山事四则 万廉山司马以善于审决案件而闻名，有“万一堂”的称号。然而他一生也因此受到牵连，功名没有振兴起来。起初，他以元和县令身份承办审理寿州命案，被定为永不叙用；等到百文敏推荐他以后，又因刘第五一案被革职，这两件事都不是发生在他本人的管辖任期内。寿州孙姓是大户人家，有两个雇工突然死亡，无法确定主使者。后来查知是因为在锯木的深山中中了蛇毒，于是便捕蛇并将蛇肢解示众，民间称为“烘板案”，案件被提到苏州定案，远近都惊讶地把它当作奇闻。不久，孙家的仇家告发说，原来是孙家大伯与弟媳通奸，两个雇工窥见此事，所以被害死。经御史参劾后，钦差出面审讯，最终两人都死在监狱中，真相却没有查明；至于他们行贿的证据，则已经取得。孙家极其富有，所花费用达到六七十万，所以声称无法掩盖这件事。铁冶亭任两江总督时因这件事被降调，苏州府被发遣戍守伊犁，承办审理此案的人也被革职。这也是嘉庆年间的一桩大案。刘第五一案，是由廖运台的儿子、候补道廖世芳捕获的。廖世芳此前捕获刘第五的父亲和兄弟，都得到越级提升。林清起事以后，皇帝下令紧急缉捕刘第五，江督又把这件事交给廖世芳办理。他到了曲阜乡间将刘第五捕捉捆绑，却没有通知当地官员。山东巡抚陈预根据衍圣公的呈文上奏，说刘第五是他的佃户，是把良民诬陷为盗匪。皇帝命托相、郭司空到苏州重新审讯并释放刘第五，督抚以下的官员都获罪，万廉山也在其中。我的同乡周次立太守也作为办事干员参与会审，钦差询问实际情况，他回答说：“是不是刘第五，我不知道，但他无疑是教匪，身上有几处枪伤可以证明。”钦差说：“他声称那是疮病。”周次立说：“这不难辨别，疮好了以后皮肤向外翻卷，枪伤则是皮肤向内收缩，两者完全不同。”托相说：“皇上的意思是顾念圣裔，平反已经决定了，各位可以歇手了。” 万廉山受到百文敏的知遇，被奉为上宾。三江统辖盐、漕、河三项大政，每天公文朱笔批示、墨笔拟办的有成千件，百文敏又喜欢延揽人才、综合考核，凡是三省巡抚专门负责的刑名、钱谷事务，他都逐一剖析，不稍加宽贷。因此当时江西、安徽、江苏两司遇到事情，必定每十天上报一次；每份报告必用红笺十多页，全省事务都逐一写明，仿佛侍坐在他面前交谈，而百文敏有时还亲笔批答，即使卑微的官员和下级吏员也偶尔得到他的批示。一时间人们争相奋发，拼死效力。百文敏多次受到弹劾，仁宗却更加宠信他，常常感叹他是办理政务的人才。廉山以一个被革职的旧县令身份留在幕府中，司、道官员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杨迈公任淮海道时，百文敏厌恶他年老，打算弹劾他。一天夜里，万廉山来到杨迈公侄子的住所，杨迈公察觉后，穿便服提着一盏灯，因同乡关系直接来到他的房间，握住万廉山的手臂说：“相公的意思我早就知道了，能不能容我以生病为由离职？”万廉山回答：“这样或许可以免祸。”杨迈公拜谢回去，已经拟好了上报文书，随即有旨升任山东臬司，事情才得以解决。万廉山不能避嫌，这就是其中的一例。万廉山是南昌人，和陈竹香河督是同乡。他闲居时，陈竹香以优厚的聘礼聘请他。百文敏到任以后，知道自己在才力和声势上比不过陈竹香，于是便进入百文敏的幕府。百文敏因弹劾礼部有关事务，奉旨将陈凤翔革职发往口外，先在河边枷号示众；黎襄勤由扬州道升任河督，也是百文敏秘密推荐的。黎襄勤和万廉山早晚互通消息，交情十分牢固。从此五六年间，百文敏每次巡视清江，万廉山必定一同前来，黎襄勤设盛宴、演戏，请三道官员作陪。万廉山戴着高粱冠，穿着貂裘，独自占据一席，竟不知道自己只是属官。到了丙子年，百文敏在任上去世，万廉山以同知身份恢复官职，被发往南河候补。每次到衙门参见，百文敏的旧属都必定单独留下他吃便饭，谈的全是诗文；临出门时还命人驾车回拜，万廉山无法安心，于是借一个扬州差事，独居邗江之上三四年，几乎到了断炊的地步。孙寄圃任协办大学士并接任江督时，松相嘱咐他说：“江南那些姓万的跋扈之人应当防备，万承纪在百文敏幕府中，尤其能让您高兴，也能让您发怒。”但是孙相特别爱惜人才，经过扬州时，万廉山进见，孙相拿出一封约一尺高的信给他看。信中内阁温制府承受的恩惠很多，是孙相的亲家，信里却全是攻击万廉山的话。万廉山看后脸色大变。孙相安慰他说：“你不必忧虑，他如果另有意图，就不会让你看这封信；你只须自己努力就是了。” 不久，陈曼生病发，坚决请求让万廉山代替自己，孙相便替他向黎公说情，使他补任海防同知。后来河督张、严二公都是他的旧交，张芥航一向器重他的名声，潘芸阁又和他的儿子小廉侍御在京城同朝为官、关系莫逆，所以都尊称他为廉山先生。他最终创制了灌塘法，使漕运船只通行了三十多年，河务依靠这一办法，他治理事务的才能实在不能埋没。廉山擅长书法，篆书、隶书都达到了绝高境界，而且更擅长绘画，人物、花鸟、翎毛都典雅润泽而有古意；山水画则兼有南北宗的长处，宏伟秀丽、雄浑壮阔，喜欢画金碧辉煌的楼台，有二李的风格。他困居邗江时，讨债的人纷纷上门，便闭门作画，子女、外甥、侄子每人各得一册，仿古画各十六种，烟云变化极其丰富，大概是把金石书法的笔势融入其中，不是寻常画师所能企及的。我还见过他的一幅长卷，画的是葡萄架，松鼠在架上窜动。又有一幅绿鹦鹉图，每一笔都用中锋，圆润遒劲如铁。大概他少年时在毕秋帆幕府中，与各位老辈同席交往，天资超过常人，下笔便有古意，看不出一丝尘俗气。他的行书仿效《书谱》；他在百文敏幕府时写的书信稿有数百通，我装裱成卷，已经送给他的同胞侄子少云明府收藏了。◎清江浦

译清江浦虽然是繁华之地，但园林景致极少。只有河道总督衙署设有河芳书院，原来是尹文端创建的，圣驾南巡时曾经驻跸，也不过是一座大池塘和一座大厅罢了，此外没有楼台亭榭、古树奇石。海道衙署有一处东园，池塘约五亩，中间横着一座红桥，厅堂还算宏敞，东头临水只有一座小榭，也没有什么胜景。西郊的禹王台高高隆起，不过一小丘，只能供人远眺；它南面就是积水池，前明武宗曾在这里落水而得病，如今也干涸成平地了。我同乡黄荫庭司马开始在黎公祠旁稍作营建，挖池叠石，只像吴越富户的别业，不能称作园林。近年以来，淮北盐务大为兴旺，在这里经商的张、陈诸大家以及路观察各自争奇斗胜，颇有林泉之趣。路观察尤其擅长布局，菜肴也极其精美，不用海味，多用蔬菜水果，都是园中自己种植的，鲜美得难以形容。从前河工兴盛时，反而没有这种乐事，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距离清江浦几十里、上百里的地方，如河嘴、淮城、宝应，就已经有园林了。河嘴著名的是荻庄曲江楼。淮城城内也有好几处。宝应则有乔学士的纵棹园，其中一座黄石山最为苍古有致，山中有汪容甫在射阳湖中寻得的孔子、老子像碑，是真正的汉代遗物，常年供人摹拓，近来也渐渐失去旧日的面貌了。◎维扬胜地 扬州园林的胜景，天下第一。这是由于乾隆朝六次南巡，各盐商竭尽财力物力来供皇帝赏玩。从北门一直到平山，沿岸几十里楼台相连，没有一处重复。其中最精妙的是过虹桥向西转弯处，小金山耸立在南面，五顶桥横锁其中，而白塔一带雄伟古朴，常常夕阳返照，箫声鼓声和张灯的游船交相传来，仿佛进入了《汉宫图》一般。这些都是因为花费重金广泛聘请名士设计，再逐一布置而成。城内的园林有几十处，最为空旷洒脱的，首推康山草堂。尉氏的园子湖石也最为出色，听说移植时花费了二十余万金。最华丽精密的，是张氏观察所居住的园子，俗称张大麻子园。张氏原是一个寒士，五十岁以后才补任通州运判，十年间便积聚了百万财产。他的职位本来就优厚，凡是盐商的大案，都让他负责审理，他从中调解说合，钱财便随手取得。后来他已经捐资升任道员，分发甘肃。蒋相任两江总督时，委任他代理运司，因为被言官纠劾而罢职，蒋相也因此被降调。张氏这个人，大概也就是世俗所说的特别能干的官员罢了。我在戊戌年入赘扬州时，曾到他的园子游览一次，没过几天园子就毁于火灾，还好我有幸亲眼见过，眼福没有落空。园子占地几十亩，其中有一座三层楼，可以俯瞰大江；赏梅、赏荷、赏桂、赏菊，都各有专门的地方。演戏宴客时，上下楼层的台阶设置得像宫内一样。另有套房三十多间，回环曲折，走进去便迷失方向。金玉锦绣摆满四壁，禽鸟和鱼也特别多。听说他生前有十二位美姬住在这里，卧床彼此相通，有时夜里在这里睡下，清晨却从那里起身。荒淫放纵自不必说，糟蹋财物也可想而知。◎事情都有预先决定 世俗常说，满洲历来没有鼎甲。若追问是否有这样的定例、是否见于官书，就无法回答了。其实不知道，建国初年还曾有满、汉两榜状元，到康熙初年才停止。之所以后来没有满洲鼎甲，是因为历代皇帝都反复恳切地告诫，认为清语和骑射是满洲的根本，不准沾染汉人的习气。因此满人对于小楷、试帖诗不肯下功夫，即使读卷官也不敢把满人的试卷列入前十本，唯恐反而招来皇帝的诘问。满人没有鼎甲，而汉人没有督师，这两件事延续了将近二百年。其间只有岳钟琪曾任大将军，但那也是武职。道光六年，麟梅阁尚书考中丙戌科传胪。杨时斋宫保奉命担任钦差大臣，统率军队出关，在京官举行公会时，人人都认为这是破格任用。当时杭州钱金粟学士也在座，就是世人所称的“阴官”。他忽然长叹说：“二三十年后，各位如果看到旗人大魁、汉人大帅，那场面一定比今天的戏场更加热闹。”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林、李、曾三位公相继担任督师；同治年间，崇侍郎考中状元，都是在发捻极其喧闹的时候，钱金粟的话全都应验了。由此可知，大劫难大概早已注定。◎河工最为重要 河工一向按照军营的规矩办理，所以河督以下直到河厅，获罪后有戴枷示众的，有依法处死的。可是每年河道安澜，都有人因此受到保举。凡是堵合决口，有因功特别保举而获赐花翎、免补本班的，同知就可以升任道员，道员就可以升任河督，往往都破格提拔。然而乾隆、嘉庆年间，人们都把河工看作畏途，大概是因为奖赏虽重，惩罚也严厉。我外曾祖章质庵观察，曾任运河道，后来退职归家，居家三十年，家产达到百万，活过九十岁才去世。高宗南巡时，两次派太医为他诊病，大概是想任用他做河督，但章质庵总是托病推辞，太医还替他开了几张药方。听说当时有两名侍卫一同前来，计算路费和酬谢，花费竟达到巨万，也算奇事。同时，罗云斋廉访也从闸官起家，已经将要任命为河督，却死在山东臬司任内。这个人确实有绝技，山东运河千里以内的地势水势，没有不了如指掌的；他为公事也总是奋勇前往。虽然只是道员，每逢大事，皇帝在上谕中总是命督抚同他商议，可见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远远超过同僚。章质庵对修堤防洪也极其熟悉，凡是估算工程，即使数百万的款项，也能提笔列出，根本不需要算盘。他为自己营造的墓穴在我们乡里，耗费二十万金，全部用三合土筑成，至今仍高大坚固；即使长毛来挖，也丝毫不能损坏。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一生办事是多么扎实。◎大富必大寿

译自古以来，享有大富贵的人必定长寿。以我亲眼所见和听闻的情况来说，大概也有好几个人。例如临川李太翁活到九十多岁，这是其中最显著的。江北沭阳的程翁，六十多岁才开始发家，到八十岁时已经有二百万家产，其中一半得益于淮北票盐，九十三岁才去世。即使经历兵乱，他的产业也没有受损，直到现在仍是江苏第一富家。河营弁员中有顾某、孔某、谈某三人，都是黎襄勤公特别提拔的，白手起家，积累到数十万家产。谈某、孔某八十多岁时仍很健壮，顾某则活到九十四岁，子孙将近百人。他们的存心和行事都诚实周全，确实是富贵长寿的征兆。我乡里的查丙唐先生也活到八十九岁，以诸生身份入幕，做诸侯的上宾达五十年。我还来得及侍奉并听他谈论，亲眼见过他在灯下写蝇头小楷。◎都天会 都天会最盛大的地方是镇江，其次是清江浦。每年有一二十架抬阁，全部扮演故事，分为上、中、下四层；最上面一层高达四丈，可以越过街市房屋的楼檐。抬阁都由童男童女装扮，远远看去，亭亭玉立，仿佛彩色山峰在移动。除此之外，还有旗、伞、旌、幢，绵延数里；香亭有几十座，没有一座相同。又有二十四匹坐马，牵马的人都是穿着华服的少年。还有十几挑玉器担，珍奇物品罗列齐全，无所不备。每年按惯例在四月二十八日举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一二十座抬阁不是一个人能够办成的，必定要提前一年制作；可是直到出会前一天，人们还不知道今年的抬阁要演什么戏，可见其保密得如此严密。假如上下各级办理公事都能这样严密，难道不是最好不过吗？◎陋规一洗 漕运事务中浮收钱粮、强行折收的陋规，始于乾隆年间中期，在嘉庆年间更加严重，到道光年间达到极点。江苏以上元、南汇、嘉定、宝山四个县缺最为肥缺，每年都有十几万。浙江则有“金平湖、银嘉善”的谣谚。当时民间富足殷实，只求县官不要另有额外需求；每亩多交一二百文，本来就是百姓十分愿意的。这六县的钱漕收入，都超过十万两、十万石，积少成多，很容易形成巨额。上海还有海船挂号这一项巨款，也都是自然形成的陋规。癸未年发生大水，癸巳年又接着发生，粮船的帮费一天比一天增加，下层农民的逃亡也一天比一天严重，而吃漕运陋规的生员、监生也一年比一年多，州县因此无法办理政务。后来幸好改为海运，免除了帮费的负担，但浮收仍没有革除。直到兵乱之后，才确定按折价收取公费，把从前积累的弊病一扫而空。◎盐务五则 淮盐规定销售盐引一百二十九万多道，每引四百斤，湖南、湖北占十分之六，江西其次。嘉庆年间，额外费用日益增加，情形日益恶化。到道光十年，陶文毅任两江总督，才开始竭力整顿；但只是淮北改行票盐，淮南仍照旧。镇江有一位包姓人家，靠经营南盐起家。他想脱离纲商的名籍，于是趁陆立夫先生升任江督时，提出改行票盐的建议；当时董石塘、谢墨卿、魏默深三人争相帮助促成此事。开始改行时生意非常兴旺，竟用一年的销量卖完了两年的盐引。第二年，各商人却裹足不前，岸盐堆积滞销，于是正要采取让包姓商人包岸认销、把分散销售寓于总商统销之中的办法，粤匪就向东而下了。纲盐制度的成法，是前人耗费无限苦心建立的，一旦被彻底破坏，也真是劫数。陶文毅裁减根窝时，有人原来富到巨万，一天之内便变成赤贫，大概是因为窝单原来每引值二三两，忽然改成一钱几分，不准再加，而且也没有用处，所以他们感到痛苦。当时总商黄潆泰家实际上拥有数十万引，星使刚刚入奏，还不知道部议是否批准，众人仍抱有希望；黄潆泰却在七天之内已经提前得到消息，于是命他的伙计到各处增购。人们以为总商既然这样做，必定是想囤积居奇，窝价反而会增加。三天后消息传来时，黄潆泰手中已经一张盐引也没有了，原来他表面上是在买，暗中却是在卖，他就是这样机警。盐务兴盛时，盐政一年收入数十万，运司也有一二十万，南掣有几十万，北掣较为辛苦，也有二三万，三个分司与南掣相差不多。肥缺如泰坝，每年有五六万；永丰坝子盐、汉岸提课，也都有数万；即使是押解京饷、甘饷的差使，也有数千金。又有官运这一项差使，则要看任职的人，盈余和亏空都无法计算。候补官员还有坐薪，每年也有数百金；各省做官，没有比两淮更优裕的。淮北开始改行票盐时，一年运输三次，利润达到原来的数倍；那些空手挂号的人也都获得巨额资财，于是改为验资，筹集银两达到八百多万。而在验资的人中，又有用借来的银子充数的。票贩中有“五虎”的称号，魏默深、范吾山都是其中之一。然而陶文毅任两江总督时，竟没有一个湖南人能够混入其中做官或充当商人，这也可以看出陶文毅严肃刚正，足以教化自己的乡里人。李文恭任两江总督时也是如此。南方盐商每家都聘请一位朋友，名叫“出官”。遇到公事，盐政、运司传人询问时，就让这个人前往；每年给他的束修都有一二千。我的族人香署明经与阮文达同榜入学，为人最为醇厚忠实，在黄潆泰家担任这个职位三十多年，积累财产达到三十万。他立身勤俭，一如寒士，出门必定步行；各盐岸的商伙有了有利可图的地方，也一定替他附带分取一份，所以除束修之外，每年还得到数千金。这样积累三十年，连一文钱也没有胡乱花费。三代单传，到了他的儿子雪舫茂才生下三个儿子，家族繁衍得令人无法胜数。发逆攻陷之后，家产终于荡然无存，也同样归于尽了。◎书画遭劫 《四库全书》在江浙共有三座书阁，即杭州、镇江、扬州。兵乱之后只剩下一座，而且其实都是抄本。如果从文渊阁抄录一份，不过需要五万金；江浙靠资财起家的人并不少，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件事。宁波的天一阁也孤零零地什么都没有留下，真可以说是千古以来文字遭受的灾难。即使是杨玉堂河帅，也曾花四五万金购买书籍，都是宋、元精善刻本，捆扎装载运回原籍，却也毁于贼手，更是奇事。我们乡里的张叔未解元家一向富足，自成年起就嗜好金石书画，六十年间购买的东西不下十几万件，前明项子京的天籁阁也不过如此。贼军到来后，这些东西全都散失，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分之三，而且也散落民间了。太平时期，士大夫喜爱古物而且多有高雅的爱好，吴越之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后来世上既没有这样的人，也没有这样的事，难道不令人感慨吗！◎孙春阳茶腿

译火腿以金华的最好，而孙春阳的茶腿尤其胜过金华火腿。所谓茶腿，是因为不需要烹调，拿来佐茶，香美可口。此外，各种蜜饯没有不好的；即使是瓜子这一项，也没有一粒不是平整端正的，都是精心挑选、秘制而成，所以他们的各种产品都很有名。只是因为价格没有差别，所以店里的伙计不能再经营其他买卖。◎苏州头 妇女的妆饰都仿效苏州，苏州又总是由青楼首先引领风气，做官的人反而跟着仿效，原因实在令人无法理解。道光初年，妇女都梳元宝头，后来施用燕尾；道光中期以后，都改梳平三套，显得比较淡雅，燕尾全都没有了，颈项白得像雪，只剩下头发蓬蓬松松地聚在一起。甲午、乙未年间，忽然改穿纯素色衣衫，有人用白线系住发髻，询问她们却并没有亲人去世；这大概是大乱的征兆，难道就是古人所说的“服妖”吗？◎首府首县 从前各省都重视首府、首县，这两个职位一定由才干谋略通达敏捷、资历声望都很高的人担任；一省的利弊和人才，他们没有不了解的，督抚、司道都倚重任用他们，对他们言听计从，所以众人都把这两个职位指为要地。其中擅自施展威福、通行贿赂的人确实有，但公正诚实的人占多数。无论是新选官员，还是分发到省的州、县官员，都先去拜见他们，由他们考察才干，报告给上级；有的留在省里学习，有的进入发审司审理案件，都以首府、首县的意见为判断。甚至有人不懂礼仪规程、不熟悉公务，也只向首府、首县询问；这就是一省的纲纪。兵乱之后，风气完全改变，再也没有所谓首府、首县了。◎衙参不准单见 到衙门参见时，一向不准单独会见，也不准留下候见。如果有人这样做，众人都会议论讥笑。自从军务紧急以后，无论是什么官员，不按规定时间前来拜谒，清场之后仍然保持原来的状态，甚至两司这样的高级官员也是如此，因此很容易遭到舆论非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旧日的规矩。◎禁烟疏 自古以来，处士横加议论，并不只是战国时期才这样。道光十五、十六年以后，在京城以诗文倡导禁烟的，有陈石士、程春海、姚伯昂三位侍郎；谏垣中有徐廉峰、黄树斋、朱伯韩、苏赓堂、陈颂南；翰林中有何子贞、吴子序；中书中有梅伯言、宗涤楼；公车中有孔宥涵、潘四农、臧牧庵、江龙门、张亨甫。当时这些人的文章和议论在京城传播，锋芒毕露，连宰执也畏惧他们的锋芒。禁烟的奏疏，实际上是吴子序、臧牧庵、江龙门三人夜间谈话、剪烛闲谈时无意间提到的，于是写成一篇稿子，黄树斋赶紧把它上奏。奏疏言辞危急严峻，宣宗读后大为震动，于是决意施行。奏疏的大意，是说纹银流出海外太多，银价日益昂贵，地方的钱漕、河工都因此受害，而不是把民众的生命置于首位。它的立意已经接近霸术，而不是王道，所以边境衅端开启，祸患之气也乘机而入。十八省督抚各自提出了条陈，我曾打算把它们汇总起来，作为寒食时的故事，却没有完成。其中我私下认为，邓ㄍ筠制府的一篇奏疏，对事情的缓急处理最为得当；大概如果对犯烟禁者采用黔面法，既不会残害民命，又能使人感到羞耻并受到约束，可惜没有见到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六年〕 林文忠的奏疏也十分琐碎。陶文毅的立意则很宽厚，极不赞成严刑峻法，老成持重而又以国家大局为重，所以自然不同。

译○附录 ◎洋务宜遵祖训安内攘外自有成效说 我私下认为，当今国事中最紧迫的，没有比洋务和海防更重要的了。对于战、守、抚、备，各种意见纷纷不一，而二三十年来始终没有定论。古人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关键并不在于先讨论我国将怎样制服他们，而应当先考察他们究竟凭什么胜过我国。近来人们羡慕并畏惧西洋，无非有两点：一是富，二是强。所谓富，是说他们在各处洋面占据港口，每年的收入只是加起来超过中华而已。所谓强，是说他们船坚炮利，新式火器不断出现而已。至于他们凭什么致富、凭什么变强的道理，却没有人能够推究其根本、探察其源流。即使有他们的船和炮，如果驾驶、操纵的技术不如他们，坚忍勇猛的民心不如他们，号令如山、不可动摇的程度不如他们，那么同没有船炮又有什么不同呢！试拿最近的事情来比较：我大清国在东方兴起，把骑射作为绝技。当时与明人交战，明人有鸟枪大炮，而我们没有，这和今天我国的枪炮不敌西洋的情形相类似。然而明人的枪炮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发射，我方强弓劲马已经冲到他们面前，明军往往丢下枪炮逃跑。原因没有别的，只是人心有齐有不齐、士气有勇有不勇的差别罢了，本来不在于有无器械。前年普鲁斯与佛郎西发生争战，法国的陆军枪炮冠绝泰西，几百上千年来以强国自居、没有敌手；普鲁斯却是个狭小的国家，只因国君英明、臣下贤良，蓄谋已久，竭尽精力和智慧，上下一心，于是使法国所倚仗的火器和各种技术失去作用，被普鲁斯击败。这说明西方人与西方人交战时，所使用的轮船、枪炮都同样精良，但仍然要凭人心整齐还是涣散来分出胜负。中国每天学习军火，即使事事都做得合乎方法，最多也不过达到与佛郎西相等的程度；如果不先设法鼓舞军心、整顿刑政，假如出现一个像普鲁斯那样强悍锐利、所向无敌的国家，我们能不被它击败吗？所以，拿前明有火器与清朝初年没有火器来说，是有火器的一方败了，而没有火器的一方胜了；拿普鲁斯、法国两国来说，则是火器著名的一方败了，而火器并不著名的一方胜了。既然如此，那么一方必败、另一方必胜的原因，仍然在于军心的勇敢或怯弱，以此分出优劣；器械有无、锋利或不锋利，实际上只是第二位的条件，这一点清楚可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年〕 以中华十八省来说，可以分为南北两种情况。南方人擅长文辞，精于书写，北方人往往比不上。可是北方人只仿效南方人精良的笔墨、华美的纸张，却不能像南方人那样从幼年起耳濡目染、勤奋学习，因此没有益处。北方人习惯弓马，擅长奔驰，南方人也比不上。可是南方人仿效北方人，只购买名马、高车、强弓、劲箭，却不能像北方人那样锻炼筋骨、耐受艰苦，也没有益处。同样是中华人，南北各有适宜的方面，尚且不能事事互相仿效，反而出现客居者取代主人的情形。如今却想一下子强行改变中华数万年来形成的人心风俗，逼迫人们仿照西洋，即使有汉武帝、秦始皇那样的威势，也显然不可能取得丝毫效果。臣下愚昧，私下认为，如今中华与西洋的形势，有三件事情不值得过分忧虑，有三件事情不能照搬学习，还有三件事情大有可为，谨敢为圣明详细陈述如下：泰西大小各国有几十个，却没有统一在一个至尊之下。最大的有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后来兴起的普鲁斯也与它们并列，和中国从前的战国时代非常相似；各国彼此联络，彼此猜忌，又彼此防范牵制，所以历次条约中一定会说“以后如果有施恩之处，各国一律均沾”。它们相互牵制、约束的隐情，由此大体可以看出，绝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单独挑起战争。假如我们能够驾驭得当、操纵有法，那么它们反而可以为我所用。让它们成为鹬蚌相争的双方也可以，让它们彼此如冰炭不相容也可以。即使不能这样，也一定会有这个国家疏远而那个国家亲近，有一个国家违背而众国不能一致，绝不至于各国同时决裂、共同与我为难。这是第一件不值得深忧的事。西方人勇于作战，但要兴兵却十分谨慎、困难，必须一国之内君臣、绅士、商人共同商议并一致同意，而且筹集到巨额军饷，才会任命将领。就像道光二十年洋兵初来时，正值林则徐任两广总督，威名最盛，所以不敢立即侵犯广东，只乘浙江防备的空隙进犯。等到占据定海，本来完全可以接连向内地进犯，却仍然前往天津诉说冤屈。第二年二月，奕山在广东议和，答应赔给六百万，事情本来已经可以停战；如果不是裕谦在宁波严厉抵抗，江宁二千一百万的赔款，绝不至于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咸丰六年，叶名琛因洋人要求进城一事与他们争执，反复拖延了一年多，才使省城被攻陷。等到僧格林沁在天津击沉一艘外国船后，法国人急于报仇。到了第二年春天，上海道吴煦命令商人与洋人谈判，说只给他们二百万兵费，其余一切仍照戊午年的原议办理，洋兵就可以撤回；但朝廷内部有端华、肃顺拒绝，外部有何桂清、薛焕拒绝，洋人无可奈何，这才率大队向北进发。当时洋兵聚集在上海，运来二万匹战马，在洋泾浜放牧，中国人都亲眼看见、亲耳听到。正值发逆接连攻陷苏州、常州，使洋人得以乘机逐利，突然改变计划：如果让进攻天津的军队先占据杭州、湖州，作为发逆的前锋，那么这些地方本来就可以轻易取得。然而西方人没有奉到本国君主的命令，不敢这样做。根据洋人前后几年的行动来看，他们善于作战，却不轻易决定决战，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因为中国军队虽然不能在海上同他们交锋，但如果在陆路作战，洋人自己估计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况且我们的兵勇可以不断调募，他们来的军队却只有这些人数，全靠潮勇和汉奸充当前队。这是第二个不值得深忧的地方。洋商自从十三口通商以来，在中国购买房屋、安置子孙，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对土地的留恋很深，最急切的是谋利。一旦发生变故，他们数千万的财产都会荡然无存。所以前几年他们屡次替中国剿灭叛逆，并不是因为他们归化中国的心特别真诚，而是因为他们为自身谋利更加迫切；如果不是万分怨恨，哪里肯自损羽毛呢！上年东洋人无故多嘴，在京的威公使还出面调解，这也确实证明他们不愿意各通商口岸受到搅扰，担心自己受到池鱼之殃。东洋人虽然心地险诈、难以揣测，与西方人不同，不可不加防备；然而各通商口岸都有西方人的贸易，他们绝不会让东洋人独自肆意逞强。这是第三个不值得深忧的地方。

译西方人的军法极其严格，供养军队也极其优厚，他们每月的军饷是中国的数倍。即使一队一千人死去八九成，剩下的一二成仍然向前冲，不肯后退。每艘船有数百人，整天寂静无声；被派在船上分段巡查的人，手持枪械来回走动，脚步一刻不停。不仅没有无故上岸的人，即使在船上也没有纵情嬉闹、酣睡不起的人。枪炮、器械、绳索及各种杂物，不惜花费重金，必定要新而坚固。整天磨砺整饬，像是在等待敌人到来。即使炮弹的表面也光滑得像球、像镜子，大小与炮膛相合，再加以规算测量，所以能够射得远而击中目标。即使王子贵人一旦入伍，也同普通百姓一样，劳苦笨重的事情都要学着做。桅杆高达数丈，必须攀着绳索登上去，行走还要快如飞驰；只有把每个士兵的能力都发挥出来，才可以成为水师提督。军队之中，从来没有一个官员或士兵可以侥幸升迁。这种法律的精密严格，是中国不容易学习的第一点。西方将领奉命出国担任全权大臣时，行动和停留都可以自行决定。他们督率军队时，临阵即将交战，往往在尚未制定计划之前广泛征询各方意见，必须汇集众人的见解，择取好的意见实行；即使士卒和低级官员也可以参与议论。等到计策已经确定，即使王公贵人也不能动摇；一切无知的浮泛议论，更加屏弃不顾。因此，下层的情况没有不能上达的，好的计策也不会受到中途阻挠。对于敌人的山川地势、兵将的强弱和人数、城郭距离的远近及地形的险易，必须预先侦察清楚，公布给全体士兵，使人人都心中明白；还要发给地图，临战时再三申令告诫，使众人的心合为一心，掌握胜算后才肯行动，从没有草率行事的时候。这种用兵的周密谨慎，是中国不容易学习的第二点。西洋旧有的制度，除临阵死亡者不论外，凡是俘获的囚犯，受伤的给他医治，死亡的替他收殓，活着的供养起来，绝没有摧残侮辱、虐待凌辱的事情。两军交战时，使者往来不加阻拦；一旦树起白旗，立即停止战斗，不得无故伤害。每天的战事，准许局外人士随笔记录，不加讳饰。将领的胜败，如果确实不是由于他的部署过错，而且得到众人谅解，各国都可以重新录用，例如现在法国的麦马韩就是这样。这种待人忠厚，是中国不容易学习的第三点。正因为有这三种长处，所以他们的士气和精力使失败少而胜利多。这些都是船坚炮利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必须兼有这三点，船坚炮利才会收到成效。否则，就只是孟子所说的：兵器铠甲并不是不坚固锋利，只是丢下它们逃走罢了。军队和将领的法律精密而严格，这是根本；轮船和大炮锋利而射程远，这是末节。有根本而没有末节，即使只拿木棒，也可以鞭打秦、楚的坚甲利兵。有末节而没有根本，即使有强弩，也不能射穿鲁国的薄绢。谈论洋务的人，对于西方人的根本长处，为什么偏偏不深入长久地思考呢？今天我们大清国，确实有三件大有可为的事情。列祖列宗深厚的仁德恩泽超过三代，所以三藩之变、川楚之变、发捻之变，虽然都扰乱了半个天下，但民心对朝廷感戴至深，深入骨髓肌肤，并不像汉、隋、唐、明那样一旦就出现土崩瓦解的形势。两宫皇太后十多年来任用贤能，平定了大难。中外上下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奉行法令，没有一个骄横放纵、专擅贪婪、玩忽职守者。吏治的清明，尤其胜过太平二百年间的时期；既没有尾大不掉的忧患，也没有积重难返的忧虑。洋人一旦在内地做出不善之事，这里的人就会挽袖高呼，千人立即响应，没有谁甘心忍受他们的困辱。即使远在海外寄居，如旧金山一类地方，衣服和冠帽制度至今仍不改变中华风俗。这就是民心牢固团结、大有可为之处。本朝经常收入的款项，康熙时只有二千数百万；雍正、乾隆两朝整顿关税、盐务后，增加到四千二三百万；到嘉庆、道光年间，年年如此。同治四五年以后，国内逐步肃清，各海口逐渐增加洋税，最多达到一千一二百万；各省厘捐最多达到一千七八百万，共增加白银三千万，这是历来所没有的。原有的四千二三百万收入，虽然有许多没有解送上来，也还可以收到三千万。新旧两项合计，已经达到六千万。如果能够适当节省费用，处处核实，以今天和过去相比，国家的用度不必担心不充足。这是经费宽裕、大有可为之处。太平时期，百姓不知道战争，绿营大多偷懒怠惰，即使旗兵也远不如从前。自从战事兴起以来，前后二十年，各省人民都有穿着军装、从事战争而不厌倦的意愿，挖壕沟、筑营垒、制造枪炮，都视为平常事情。如果能够精选强健勤劳的人加以训练，虽然未必能战胜各国洋人，但中原的乱民就没有机会发动骚乱。这是营伍奋发努力、大有可为之处。具备这三件大有可为的事情，而皇宫之中仍日夜忧劳，始终小心地把未雨绸缪、在安定中进一步求安定作为念头，这才真正是古代圣王的用心。我恭敬地想，顺治以来，列位圣祖的实录都尊藏在宫内，不是臣下所能偷看；《宝训》却普遍赐给大臣，即使《会典》和律例也已经大半详细记载。过去每制定一项法律、每确定一条条例，列位圣祖都苦心斟酌，为子孙万世考虑，内容无不包括在内。假如今天中外大小臣工都能仔细研究官书，彻底明白条例的意义，那么对于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理，自然能够不偏不倚，可以长久实行，也可以使国家自强。不能因为嘉庆以后中外各衙门拘泥律例，导致胥吏玩弄权力的一两件事，就连远年以来祖宗的成法也认为不足以效法。回头考察顺治年间前后三藩之变，当时国势固然十分危急；即使到了康熙时，伊犁的准噶尔仍然是敌国，使圣祖仁皇帝不得不三次亲自征讨漠北。雍正一朝，驻防军只到巴里坤，多次出关，我军屡遭大败；西北边外的寇患，没有一天不作战，没有一年不争战，比今天东西两洋的局势严重十倍。两朝圣主只是把培养内地元气、整顿明确中外政事作为首要计划，使民心大定，兵力自然强盛。到乾隆初年，准夷发生内乱，我军没有流血就平定了局势，开拓新疆二万余里。

译这就是巩固根本、等待时机，尧舜般的成效都已经在这里了。没有听说世宗宪皇帝凭借圣明的资质，会以退让为耻，急忙把穷兵黩武、讲求武力当作要务。即使乾隆六十年间，缅甸、安南、大小金川、廓尔喀等重大军事行动，加上高宗纯皇帝的十全武功，威震四海；但《方略》所记载的上谕，时时刻刻都以停止战争、安抚百姓为念，务求以仁德治理，以道德使人归服，这正是历代帝王圣贤相传的治国心法。有天地存在一天，就有一天的道理；全天下的人仰戴苍天、脚踏厚土，靠食物和土地生活，如果不是丧失了人心，谁能够违背它呢？中原对于西洋，未必事事不如，也未必事事都胜；其中各自的民情风俗各有所长，但天理所在却没有两样。如今人们只知道西方人处处凭借形势、处处凭借强力，却不知道他们平日优待百姓、信任军队，仍然不能超出中土圣贤的大道至理。而且他们的一些举措，有时也暗合其中一两点，这就是他们所以强大的原因。世人都认为西洋人聪明，唯独我认为西洋人愚钝；正因为他们愚钝，所以用心能够专一，制造器械能够精利。而中原人的聪明超过他们十倍，至于不专一、不精细的地方，反而都是被聪明耽误了。世人都认为西洋人狡诈，唯独我认为西洋人〔原文“▯”字不明〕。正因为他们〔原文“▯”字不明〕，所以政令严肃，军纪整齐。而中原人的圆融处世也超过他们十倍；至于不整齐、不严肃的地方，又是被这种圆融耽误了。现在想同他们竞争，寻求使国家富强的效果，必须先探究他们富强的根源。各国取得成效的实际原因，究竟是军民一心、法令严整，还是仅仅因为船炮猛烈、所向无敌？如果能够把握这两个方面，详细辨析它们，那么朝廷之上整顿纲纪、发布命令时，哪些应先、哪些应后，哪些应缓、哪些应急，其次序自然会有人主持，也就不会被众说纷纭弄得迷惑。兵器可以一百年不用，却不可以一天不作准备，这是古语。但一天没有准备固然不行，要求一旦就变得强大，也有做不到的地方。人的禀赋有强有弱，各不相同；即使想把弱者转为强者，也必须先保养精神、调和气血，再加上每天锻炼筋骨，才可希望力量充足、气势雄健。如果急着服用强壮药物来损伤身体，大量购买锋利兵器来助长声势，一旦双方交战，力量既不能举起那些器械，气力也不能长久坚持，即使只想勉强支撑〔原文“扌耆柱”字样不明〕，也仍然困难；而平日自身的元气因此受到内伤，后悔也来不及了。总之，建立国家的道理，是武备不可不修，但政令是它的根本；外患不可不防备，但信义才是它的根基。蒙恬率三十万军队把匈奴赶出北部边疆，汉武帝派五位将军轮番出塞，兵力可以说很强大了，但单于归附内地却是在宣帝时期。隋炀帝征讨突厥、征讨高丽，旌旗车马绵延数千里，国威可以说十分震动了，但在渭桥接受安抚归顺却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近来的普鲁斯进攻佛郎西来说，在出兵以前，普鲁斯已经受到法国人的欺辱六七十年；普鲁斯国王只知道激励本国民心，讲求本国政令，使百姓都感戴君上，乐意为国而死；又广泛寻求将相人才，推心置腹地任用他们，使上下内外的恩德信义牢固团结，如同一体。他出征的军队和将领，感激平日君主和宰相的恩德，所以只进不退，视死如归，才能成就这举世罕见的功业。假如普鲁斯不在内政上用心，只依仗造船制炮，张扬声势四处宣告，先被法国人察觉，法国必定另创新法超过他们，那么普鲁斯人早就被挫败消灭了，哪里还能一泄其愤呢！把汉、唐以来直到本朝的往事拿来比较是这样，考察泰西各国前后用兵的近事也是这样，确实没有不先重视根本、然后经营末节的。我恭敬地希望两宫皇太后思考古今的全局，继承祖宗留下的谋略，首先保养国家元气，以体恤民生；大力整顿吏治，以维护国家根本。手按宝剑、怒目而视，只是匹夫的勇气；修养德行、等待时机，才是大圣人的智慧。假如都能像雍正一朝的世宗宪皇帝那样励精图治，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处处破格任用人才，处处破格办理政务。当时朝廷大政和北直隶水利，专门交给怡贤亲王、大学士朱轼办理；军机处事务，专门交给张廷玉、蒋廷锡办理，都能做到言听计从，早晨上奏，晚上就可以批准。云贵苗疆事务，设置三省总督，专门任用鄂尔泰；河南、山东专门任用田文镜；浙江巡抚专门任用李卫，并兼管江南盐务，所有营伍都归他考核弹劾；河工、海塘等事务，专门交给嵇曾筠办理。此外，张广泗不过是一个捐班知府，不到五年就任为七省经略；岳钟琪不过是一个副将，却被任为陕甘总督。再往下到同知、知府，都允许他们专折奏事；督抚的幕友，皇帝也都知道姓名。即使相隔万里，政令也雷厉风行，无不受到皇帝的明察。只是因为裁断专一而迅速，所以浮泛议论不能动摇它。只是因为赏罚分明，所以众人没有可推诿的余地。十八省之中，都能做到夜不闭户，野外没有被遗漏的人才；只要有一技一长，无不愿意为国家效死尽力。所以雍正帝亲笔批示的上谕冠绝古今，直到今天仍在天下流传而不朽。近来中外人才纷纷兴起，未必没有怡贤亲王、朱轼、鄂尔泰、李卫这样的人，只是要依靠圣明的君主辨别清楚并信任任用他们罢了。如果任用他们的长处而舍弃他们的短处，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而杜绝个人爱憎，要求他们尽心尽力而宽恕他们能力所不及的地方，那么人人都能用在适合其才能的位置上，天下就没有治理不好的了。

译洋人的长处在海上，战争在海上，谋取利益也在海上。清朝初年郑成功窃据台湾，圣祖仁皇帝把沿海居民迁到离海三十里以外来躲避他，于是郑氏就被我方困住了。这就是不与他争夺海上的利益。当时如果确实放弃海上的利害关系，不与洋人争夺，只依靠陆路军队和百姓的人心来战胜他们，他们必然无从施展本领。自道光庚子年起到今天，三十年间，内地同洋人交锋，只有广东三元里义民八十三村和台湾各社两次给他们以重创；这些人都不依仗枪炮猛烈，而只依仗人心坚定。前者已经死去，后者继续前进，洋人的利器竟然无法发挥作用。从前捻匪势力强盛时，各省各县都曾经筑圩；圩长不过是秀才、监生，却只要一声号令，几十个圩中的百万人都能为他效死。如果沿海地方官都能像圩长那样以恩德和信义感动百姓，那么平日的百姓都可以在有事时成为士兵，即使一声呼唤，数千万人也都会聚集。船和大炮只是没有生命的东西，等人来使用才会发挥作用；民心和军心却是有生命的东西，激发起来就可以使人必死奋战。两者的优劣，相差如同天地。先选任沿海的督抚，再选任沿海的州县官，就像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手指一样，上下联络，万众一心。中原有船有炮，固然足以战胜外洋；即使没有船炮，也必然卓然有所凭恃而无所畏惧。与其花费二三千万购买那些离开外国人就不能使用的船炮，不如只用一千万，或者减免厘捐，或者开垦荒地生产，用来取得沿海万里百姓的人心，岂不是更好吗！天下这样广大，兵、刑、钱、谷等事务这样繁杂，边防、海防这样重要，都应一一综合核查名实，明确施行并有所作为，使各直省之中没有一个百姓不能安居乐业，没有一个官员敢于荒废职守；节省没有益处的费用，减轻民间的赋敛；寻求有用的人才，让他们各自专任重要职务。船炮固然不必废弃、不必不讲求，但不能只依靠船炮来求得自强；军队和将领关键在于训练得精良，更应当设法使将士敢于死战。这样就会看到，四海内外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国势蒸蒸日上。外洋各国的人都有耳目，自然既敬重又畏惧，不敢妄加要求。办理洋务的大臣恪守条约，以恩德信义同他们结交，绝不会发生无缘无故的要挟欺凌之事。再经过一二十年，我皇上年岁日长，英武神明，又承蒙上天眷佑；等到机会到来，也如乾隆朝平定准夷的旧事一样，必定可以报数世之仇，发泄普天下的愤恨。眼下本来不必急急忙忙地追求奇效，这样只会徒然扰乱人心；制造器械，就会像画虎不成反类犬；到了阵前，又会像羊鹤一样不能起舞。这样既因举棋不定而使朝廷的筹划受到拖累，又因彼此狼狈相依而引起外国疑虑；耗尽千百万小民的脂膏，购买东西洋国家剩下的船炮，防务筹划还不能说完备，国库却已经全部空虚，弊政也永远难以更改，百姓生活更已十分困苦，结果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天下士绅耆老异口同声、同心一致，却没有人敢上书申诉的事情。臣愚昧固陋至极，心中又万分急迫。谨冒死上陈，恭请圣明垂察鉴省；天下幸甚，人民幸甚。再查盛京到广西的沿海地区，纵长达七八千里，没有一处不能登陆，也没有一处不能受到骚扰。如果想要设置防务，不是需要准备大量兵力，就是分散兵力后令人担忧，结果只会挂一漏万，毫无益处。前明太祖防御日本倭寇，筑城设戍，东西数省多达数百处，直到今天遗迹还在。后来倭寇避开坚实之处而攻击空虚之地，哪里真正受到过这些防备的制约呢？外国依靠炮台取胜，其疆域本来就小，而扼守要冲的口岸又多，不像中国两面濒海、延绵万里的情形这样困难。只有长江以内，到处都可以加以控制；有的地方仿照西洋制度来办，还足以作为意外情况下的防备。但也必须使守台的兵勇能够坚忍坚固，即使遇到危险也不至于溃散，不能像从前大沽口僧格林沁所设的两座炮台那样，最终被挫败赶走而不起作用。至于铁甲船、后开门大炮之类，只要花费巨款购买装备，不怕不能精良；但船上的兵勇，驾驶不如外国人灵活，开炮不如外国人迅速，只有船炮而没有相应的智谋和勇气，也不能战胜他们。近人只知道仿造外国船炮的坚固锐利，却始终不讲求兵法和人员素质究竟如何，这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中国的收入已经达到六千万，如果能够逐项核查并节省使用，自己本来就有余裕；凡是另外寻求增加财源的办法，都可以暂缓筹办。目前的紧急事务，总不外乎《圣经》中的几句话：节省费用，爱护人民罢了。海疆这样漫长，应当怎样全面防守？船炮如果能够精良完善，应当怎样训练？国家经费并不是缺乏，应当怎样清理整顿？以上三层，应请皇上下旨，命令中外大臣各自抒发见解，切实提出奏议，明确说明究竟怎样办理才确有把握；只须用简要的几句话分别上报，天下大局就不难确定。此外千言万语，都属于多余的话，可以废弃。现一并陈明，臣实在狂妄浅陋至极。再查用兵的道理，不出“法令严明，恩信昭著”八个字，将领在这里，统率士兵也在这里。所以自古以来，没有必定取胜的军队，却有必定取胜的将领；有了将领，就不怕没有军队，这正是将才难得的原因。如今综合考察中外用兵的方法，中国不如西人的有三点，而胜过西人的有四点。什么叫作不如？一是枪炮精良，二是测量准确，三是步法严整锐利。能够胜过他们的则是：一，熟悉地势；二，人数无穷；三，随机应变迅速灵活；四，体力强健刚劲。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客军和主军的情势不同。他们是客军，我们是主军，本来就能事半功倍。但也有因为处于客军地位反而获得力量的情形，就是背水列阵，有进无退，所谓“亡命”二字罢了。假使中国的将领能够深思熟虑以凝聚士卒之心，用严明号令整顿士卒习气，得到数百名亲兵，使他们在生死患难中彼此不相负，合成一条心，那么再用这些人驾驭外营，即使有数万人，也会仿效他们；到了阵前奋勇努力，便会自然而然。前队伤亡，后队接续前进，使洋人无暇放枪放炮，再用短刀利刃逼近其身，践踏杀伤他们。

译在远处作战，就以十人抵挡一人；在近处作战，就以一人抵挡百人。同时在左右前后，有时制造虚张声势来扰乱敌人，有时埋伏精锐部队来截击敌人。将领和士兵如果如同同一个身体，陆路列阵作战就没有不胜的。试想道光十九年海疆发生事变以来，直到现在三四十年间，可曾听说中国军队和西人鏖战一整天有过一次吗？只听到炮声一响便相继奔逃溃散罢了。僧王在天津战败，胜保在八里桥战败，哪一次不是这样？楚军和发逆交战十多次，像著名的湘潭之战、宝庆之战、安庆之战，确实有过；但同西人作战，却还没有试过。淮军收复苏州、常州时，贼军中间有使用洋人和小火轮的，淮军曾多次击败他们，但也没有同西人正面较量过。如今想作万一之备，那么沿海七省必须选出七名大将，训练七万名敢死之士，优厚发给每月军饷，严格训练；如果西人一旦背弃盟约登陆决战，也不难把他们聚集起来歼灭。敌人一个地方失利，处处都会丧胆。普鲁斯战胜佛郎西，土耳其战胜俄罗斯，以弱敌强，以少击多，难道另有什么神奇法术吗？也不过在于“致死”二字罢了。即使铁甲船、火轮兵船、后开门枪炮、炮台样样都有，并且在这些方面还超过敌人，仍然不能没有“忘命”的士兵；没有“忘命”的士兵，也不能使万人一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什么事情紧急，什么事情缓慢；什么有利，什么有害，即使愚人也能辨别。抛弃虚名而追求实际成效，天下难道还有不能办成的事情吗？谋划根本固然迂缓，枝叶上的成效就更加遥远。百姓的脂膏和国家的库银，年年用来填塞无穷无尽的深壑，却不询问军心究竟如何，这难道不是太可悲了吗！具体计算如下：士兵七万名，每人每月十元，共计八百四十万元，合银六百万两。大将七员，每人每年三万元。连同军火器械、修造炮台、制造船只等一切费用，每年一千万元足够。一半作为现发军饷，一半存入公中，作为各名士兵永久的产业。直隶一万人驻扎天津；山东驻扎烟台；江苏驻扎鹅鼻嘴、上海两处；浙江驻扎乍浦、宁波两处；福建驻扎省城、厦门两处；广东驻扎省城一处；顺天驻扎牛庄一处。这七万人都从楚军、淮军中挑选三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身经百战、朴实而敢于战死的人充任。另行修筑城垒，让他们集中居住其中，每天训练。他们的家属另住一城，每月准假六日回去省视。各按各队轮流进行，周而复始，以使劳逸均等，并表示体恤。军饷分为三项：一项养活本人，一项赡养家庭，一项留下作为永久产业。这样军心就会稳固，战斗意志就会坚定；平时供养他们一千天，到需要时便可使用一朝。士兵脸上刺字、手臂刺青的做法，都始于五代，而南北宋尤其重视；即使是狄武襄这样的当代伟人，也不能避免。如今设立专门的军队，应当采用刺臂的办法，以便识别，并坚定他们的心志。《川淮两全说》川盐、淮盐相互争执，朝廷内外至今没有确定的意见，大概只是徒然争论恢复淮盐旧岸的虚名，并没有安顿川盐的办法。既然没有办法，那么即使把川盐沿岸全部让出，淮盐的孤军深入，也必然会造成像湖北巡抚奏折中所说的只销出数万引的局面；又何不另作计划，使淮盐销售能够取得实际成效，却不占据拒绝川盐的名义，这不是两全其美吗？我偶然提出这些浅陋意见，用来畅述其中的主旨；明眼人读到这里，应当会默然拍掌，知道眼前的道理平淡无奇，不值得一笑。湖南、湖北两省淮南盐的旧销售区域，被川盐占据了二十多年，屡次经过两江总督奏请恢复，始终没有定议。自去年以来，各位御史纷纷分条陈述，主张淮盐的、主张川盐的说法不一；而四川、湖南、湖北各督抚又竭力陈说其中的困难。经户部汇总核查后奏报，清令淮南盐商包缴鄂地盐课九十万两，再补贴川厘六十万两；如果确实有商人出具结状，承认包缴，且使湖南、湖北两省的厘饷没有亏缺，就停止川盐运输，奏报中是这样说的。自古以来，国家政事，创始固然困难，恢复旧制也同样不容易。川盐占据淮盐销售区域已经很久，早已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此时即使淮商敢于认缴这一百五十万两的巨款，一旦运盐前去，也不能销售足十五万引，势必最终成为画饼。何况即使销售足十五万引，也就是每引所摊厘金多达十两，同样不是商人力量所能承受的。而川井又不能一下子封闭，川盐私运仍旧蔓延，湖北、四川两省反而可以借口误了税饷来反驳、刁难，因此这次措施对于两淮而言，确实很难掌握。淮盐滞销，不在于荆、襄、宜的口岸没有恢复，实际上在于武、汉、黄、德的口岸私盐太多。这四府的定额盐引有三四十万道，近年只销出四分之一，并不是因为户口凋零，实在是由于川盐私运越界灌销。假使武、汉、黄、德能够销售到旧额的四分之三，那么即使荆、襄不恢复，淮南也已经可以多销十几万引，足以抵得上议论恢复川盐旧岸的数目了。有人认为，荆、襄不恢复，武、汉的川盐私运就难以除掉；恢复荆、襄，正是为了保全武、汉，所以必须从荆、襄着力。这话似乎近于情理，但川、鄂两省从中竭力阻拒，已经形成必定不能实行的局面；这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变通推究，采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办法。查川盐在四川缴纳盐税的是十五万引，进入湖北缴纳厘金的是十五万引，经过平善坝、由淮盐官员查验的是十五万引。把湖南、湖北两省的武、汉、黄、德、荆、襄、郧、安、德、荆、宜、施、长、岳、常、沣、衡、宝十六府二州合计起来，旧额规定的盐引共有七十八万多道；原来每引四百斤，现在每引六百斤，折合成五十三四万引。可是近年两省所销淮盐约二十二万引，加上川盐十五万引，只有三十七万引上下，此外还少销十六七万引。这并不是真正缺少销售，而是因为四川官商正引之外，还有无数小贩把私盐全部私销到武、汉一带。按照沿海各省的盐业情况，凡是有盐场的地方都各自设置盐官，核查产盐数量；即使内外商人领取凭照运出，也有名册和定额；运盐的船大多编号烙字，一眼就能看出，不容混淆。盐出场以后，每隔百里或几十里，就有稽查盐卡的人员，按船抽查检验。近年淮南盐的票章所对应的盐运到岸后，全部进入官栈，由官府监督商人和盐行出售，层层设置关卡，所以流弊较少。

译如果看现在川盐的情形，那么在盐井出盐的地方既没有商人也没有盐票，已经很少有人稽查；沿途运输既没有官员也没有盐卡，更完全没有约束。本朝的制度规定，沿海凡有盐的地方必定有相应法规，唯独今天的四川有盐却没有法规，实在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怎么能不产生百般弊端呢？查自各盐井产盐之处到平善坝，路程远达千里，才设置委员厘卡，按斤缴纳厘金；但每包盐大到四五百斤，是淮盐的数倍，势必不能依法称量抽查，不过是虚应故事罢了。所谓十五万引，只是根据官商运输的数量大略估计出来的说法，而小贩零星运输以及私盐中的私盐都没有计算。况且盐一到沙市，并没有督销局的官员查察，任凭盐行和水贩顺流而下，随意向武、汉等地灌销，这正是淮盐旧界永远不能畅销的根本病因。如今一旦想让川盐私运全部消失，又想让官样文章所说的十五万引全部停止运输，这只是囫囵吞枣的议论，而不是细致周密、落实到根本的章程；操办得过于急迫，只会让两省找到借口。按照今天的局势，只须声明各省盐务的成规全部遵照户部原议，先命四川省彻底查清共有多少盐井、分别坐落何处，编造详细册籍；今后每年各井就按照近年所报的十五万引作为总数分摊，规定某井应产盐若干，确定限额。所有承运盐的商人，也命令他们先缴纳捐款，按盐引领取凭照，开列姓名和籍贯，完全依照淮南的方式办理。从盐井所在地到平善坝一千多里之内，选择水路险要之处增设盐卡，逐处抽查检验，必须盐数和票数相符，才准许船只下行。并选派威望高、精明能干的司道大员，前往四川盐井总汇的适中地点，专门核查各井出盐总数，不得在十五万引之外夹带一粒盐。沙市地方也派员设立督销局，酌情委派干练人员；凡川盐运到后，全部进入官栈储存，等各路商贩到来时，凭官府监督商人发放盐，依照旧例另发水程小票。票上注明运往哪个县、在哪个分行销售，船户、车户的姓名也一一详细记载。到岸后先向当地官府报明，销售完毕后立即把水程小票交县，由县转交督销局，以便核对；不得混入下游淮盐界内，一有违犯，立即严厉惩处。凡在川、鄂交界及武、汉以上地区，查出无票盐船的，盐货全部没收入官，按私盐论处。照此从上到下、从总到分，层层控制、稽查，川中私贩既不能在出井时多运，也不能在分界以外灌销；只要让商人运输的十五万引官盐在荆、襄四府一州之地周转，那么下游淮盐界已经拓展数百里，不再受到川盐丝毫的拖累。武、汉、黄、德四府一定能够做到百姓都吃淮盐、都销售淮引；在旧有销售十二万引之外，再增加一倍销售，便可以稳操胜券。从此川盐进入湖北，处处有商人就处处有官员监督其进入，查验其运出；这样川中商贩就会俯首接受约束，不能像往年那样任意游走、没有归束。十五万引之外，少购买一分夹带的私盐，就能多销售一分武、汉应销的淮引。从此两淮不争论恢复旧岸也可以，不包缴鄂厘也可以，不补贴川饷更可以。在我们这边，这是遵守祖宗成法，并且照依户部原文，都是本朝二百余年来本来就有的法度，并不是另行标新立异的章程。荆、襄既然是淮盐的旧销售区域，如今即使准许川商借道运输，也应当受淮盐官员约束，川、鄂两省的官员和商人自然就没有借口了。而淮商、淮灶一年多销售十五六万引，已经与恢复旧岸后所希望增加的盐引数目没有差别；每引按六两收取厘金，以十六七万引计算，就是在连年已经销售的盐引数目之外，还能为朝廷多收库银不少于一百万两。与恢复旧岸后包缴九十万两的主张相比，这边虽然增加，另一边仍然亏缺，统计整个大局毫无益处，两者差别很大。川盐十五万引仍准许其承运销售，四川省就不能再以小民失业、协饷困难为理由；在湖北、湖南两省，也不能再以每年库款减少、收入无着为借口。淮盐不指望另外增加销售，只希望武、汉、黄、德的旧定额不缺，淮南盐灶的一百几十万穷困盐丁和贫户自然可以稍稍喘息。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潜移默化地推行的办法；如果确实能够尽力实行，三五年后四川盐井就会依次收束，再把云南盐岸疏通，那么淮盐原有的规模，十几年后不难完全恢复，面貌也会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