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珍席放谈》，宋代高晦叟撰。●卷上 宋朝初年沿用旧制，节度使的班次排列在卿监之下，太祖命令把它提升到龙墀之内。如今官至观察使，礼秩与待制相等；元戎的位次列在六曹尚书之后、翰林学士之上，这就合宜了。唐朝制度中，文武官员兼任节度使，回朝后任尚书省、御史台长官或副长官的，间或有之，如颜鲁公从江西回来后充任刑部侍郎，段成公从泾原回来后仍任司农卿，就是这种情况，也是一时的良好规范。起初，外戚很少有建立节度使功名的，太祖时杜审进凭借太祖舅父的尊贵身份，到年老才得到节度使之职。宋朝制度规定，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五品州大概就是军事州，而任命的官员却是防御使；用防御使、团练使统领刺史州，大概是沿袭唐制。至于节度州，若不是赐予旄钺，就不能任命节度使。观察使大概与节度使相辅相成：观察使统辖州，节度使统辖军；节度使可以兼任观察使，而观察使比照节度使，地位就有所降低了。神宗大力改革官制，设置尚书省，分为六曹来管理政务。制度制定完成那天，命令左右仆射到都省行礼，皇上按照唐制，接受百官恭敬拜见。王禹玉、蔡持正作为两位宰相兼尚书，在副阶之上行拜礼，皇上答拜。御史中丞以及各行侍郎以下官员在庭中行拜礼，又跪在堂上接受他们的参拜。皇上随即听说了这件事，第二天上朝时谈到此事，惊讶其礼仪不合规制。此后被任用为宰相的人，也不再沿袭这种做法了。按照旧例，知制诰、待制、权发遣三司使事都赐予金带。韩玉汝以待制身份分画河东地界，事情办完后；陈睦以校理身份出使高丽回来后，升任职修撰，也都各自受到赐予。近来梁材叔、胡师文、黄师是这些人，都是待制，并且都赐予杂学士带，这也是优厚的礼遇。旧制规定，公卿士大夫因年老请求退职的，按照品秩高低，依例晋升散官后退休。内外制、杂学士、前执政官退休时仍带原职名，前宰相退休时仍带使职、弼职，这种制度从熙宁、元丰年间才开始。石表之以前参知政事的身份，从资政殿大学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任上退休。田宣简后来以枢密使身份罢职，任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请求退休，也授予太子少傅。二人的职任和退休情况虽然不同，但恩遇和品秩却相同。前后难道是失于比照、凝滞不通吗？还是轻重取决于当时的情况呢？神宗朝，王公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任职于金陵府，到生日时，皇帝下诏命人查核是否有应赐的礼物。枢密院准备上报：宰臣、枢密使如果兼任平章事并为使相，生日时就赐礼物，特令依照在外使相的惯例赐给。过去赵献担任守太师，在西京养病；本朝旧例规定，不兼同平章事，就没有生日赐物的惯例。太宗因为赵普是前任宰相，特意表示不同寻常的恩数，派使者到他那里赐给礼物。当时本应把这件事上奏说明，不知为什么竟遗忘了。本朝旧宰相不兼平章事而在生日赐给礼物的，只有这两位罢了。本朝的小使臣以及供奉官以下官员，都隶属于宣徽院，宣徽院使的班次于是同二府相同，列在枢密副使之上。到雍熙年间设置三班院，专门负责小使臣的授任，而宣徽使仍照旧；此后班次排列就降到枢密副使之下了。担任使者而获得重赐金笏带的，不可胜数，只有王君贶是这样的。旧令规定，郡守、监司、通判按照服色品级借给紫服或绯服，但不垂挂鱼袋。考察唐制，借绯服就佩银鱼，借紫服就佩金鱼，官员的衔位也写在其中，这种制度似乎可以沿用。哲宗尚未亲自执政时，宰相吕大防委托更改先朝官制，事情极不合常理：用“左”“右”二字来区分有无出身的人，这样一来，任右职的人就分明会被归入贪赃污秽之类，也不足为怪了。怎么会思虑得这样不周！朝廷士大夫没有听见一人议论这种疏漏错乱，是出于畏惧和依附才这样吗？还是果真认为它合乎道理而无话可说呢？直到皇帝独自掌握权柄，才命有关官署恢复旧典，废除这种错误的举措，天下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班固曾对霍光说：“不学习，没有谋略。”吕大防难道不是这类人吗？凡是诏书、德音，立皇后、建太子，进行大规模诛讨，任免三公、宰相、枢密使，以及任命将领时，诏书都用白麻纸书写，不加盖印章，由百官列班宣读，所以称为“白麻”，也叫“宣麻”。杜子美有诗说：“紫诰追三代，黄麻似六经。”（按：杜甫《赠张▯》诗作“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此处作“追三代”，不知道依据何处。）关于黄麻，没有看到它的出处，大概是唐贞观年间因诏敕多被虫蛀，才开始用黄麻纸书写罢了。名称与白麻相近，但事情却不同。按照公文格式，过去只有中书门下发敕书称为“故牒”，如今只有尚书省发敕书称为“故牒”；各州发出补授官职的牒文也称为“故牒”，其余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发出的支移文书，都称为“谨牒”，这是不变的制度。唯独夔州路转运司的公牒动辄写“故”字，各道监司的文书从来没有类似的。前后主持此事的人只是一代代沿袭执行，没有顾及条理而加以改革。近来上官又去拜访属官，名帖上多写“起居某官”，是为了避开“参”这种较低的称呼。其实“参辞”是上下都通行的礼制；所谓“起居”，其礼仪地位极为隆重。因为嫌它轻而增加礼数，实在是把次序颠倒了，难道不是因循沿袭常例而没有思考吗？唐朝京师的钱，每陌为八十五文，黄河以南也每陌为八十五文。燕、代地区都以八十文为一陌。汉王章曾建议，官府支出钱币时，每陌减少其中三文。如今官府和私人一切收支都使用七十七文一陌，称为“省陌”。唯独封赠所用的钱交入官府库藏时，每陌仍用八十文，这是唐代遗留下来的制度。太祖召陈图南到便殿应对，恩礼十分优厚，问他说：“从前尧舜治理天下的情形，如今能够做到吗？”陈图南回答：“尧舜住的是三尺高的土阶，茅草屋顶也不加修剪，他们的事迹似乎难以企及。然而如果能够以清静无为来治理，那么今天也就是尧舜了。”皇上认为他的回答很好。“清静”的说法起源于老子、庄子，世人大多把它看作道家虚无玄妙的学说，但它的源头大概出自乾坤《易》所说的简易之道。尧舜遵循这种道理，修养自身来使百姓安宁。希夷先生把它用来回答皇帝的询问，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其功利广泛。难道是那些高谈远引、逃避尘世、泛泛而谈的人所能企及的吗？太祖嘉许并采纳了它，帝王之道日益兴盛，圣明的政绩日益提高，停止武事、修治文教，使天下安定得以安枕无忧，与唐虞相比也没有什么逊色了。太祖曾下诏说：“官吏人数繁多，却要求政事治理有成；俸禄微薄，却责求人们廉洁，实在没有道理。与其官员冗余而增加开支，不如裁减官员来增加俸禄。”这不只是给当时留下训诫，也足以作为万世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