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韩忠献、富文忠在朝廷中都是卓然杰出的人物，没有谁能超过他们，真是国家的屏障、邦家的光荣。仁宗虽然任用他们进入政府，不久却都被派出京城，长期流转在外，四海士民盼望他们入朝为相已经很久了。皇帝最终也体察到他们的贤能，嘉祐年间两人相继掌握宰相权柄。缙绅、列位君主以及林麓中的隐士都睁大眼睛、伸长脖子，争相想看看听听他们将如何施政，却迟迟没有听到看到什么。有的人私下切切议论，感到奇怪。过了一年，举行大礼，在赦文中列出数十项废止和置办的政事，全都是兴利除害的措施。人人都感到庆幸，从这些措施的安排也就可以知道其中的缘故了。世人才知道两位公卿没有立即变更政事，原来是有所等待。借大赦来推行恩惠，不仅使编户百姓家家都明白地把恩德归于皇上，也免除了郡县屡次遵行承办的烦劳，人人无不赞叹传颂他们不凡的德业。这难道不是君子的道义显明而日益彰著，并且宰相自有宰相的体统吗？韩魏公尚未任宰相时，从政府官职出任外官，辗转经历各地，过了很久，才建节出任相州知州。邺台是他祖先坟墓所在的地方。他在谢恩表中说：“铺设牛酒，在乡里宴请父老；排列旌旗仪仗，到先臣墓下拜祭。”这是当时的一大盛事。一个人做官做到这样的地位，回到乡社来临祭祖，正是所谓显耀父母。韩魏公掌管宰相事务时，嘉祐年间京畿各县多有蝗灾，朝廷派使者分路督促捕捉。当时有一名朝士回到京城拜见韩公，当面说某县虽然有蝗虫，却完全没有吃庄稼。韩公听出他是在说谄媚话，便问有没有留下蝗种。这个谄媚的人没料到会问到这个问题，连忙回答说，留下蝗种不能说没有。韩公说：“只怕明年你这个县令的继任者，比不上你的尊长啊。”那人惭愧地退下了。韩魏公掌握宰相权柄时，王陶曾游走于他的门下，韩公平素也很器重他。王陶历任从官，等到做了御史中丞，尚未进入二府，便闷闷不乐，对韩公有所期待。于是借一件小事上奏疏诋毁韩公，因此被调出京城任职，转任各郡。他在谢恩表中更加放纵地狂妄攻击，文辞全都浮夸失实，甚至拿丁朱崖来比拟韩公，悖谬荒唐到了完全不顾道理的程度。一个人因愤怒想攻击别人，失去了自我控制，一旦竟到了这种地步，也就因此大大失去韩公对他的期望。后来他虽然又被朝廷起用，担任计相，最终也没有进入丞弼之列，足以作为急躁之人的鉴戒。潞公在嘉祐年间位居宰相时，皇上偶然身体不适，二府大臣一同在宫中值宿。有一天夜里，有人叩击宫门报告发生变故，潞公立即命人在盆中研墨，叫那人到面前来，用浓墨涂满他的面目，押出去在东华门外斩首。第二天，京城内外安定无事，即使皇帝身边的人也不知道那个告变者究竟是谁。仓促之间处理非常事件，能够这样做，足以镇服宫内宫外，远远超过常人，确实是国家的屏障。程康穆统帅高阳军时，北方使者经过他的辖区，声称有病，派人告诉程公想戴着帽子来拜见。程公拒绝了他，回复说：“有病就可以不必相见；既然相见，就应当遵守礼仪。”使者派来的人沮丧屈服，无法再找话说，实在深得镇守防御的要领。范蜀公在皇祐年间任知谏院。陈恭公任宰相时，他的宠妾鞭打杀死了一名婢女，御史上奏弹劾，排斥陈恭公，却不知道该用什么罪名，于是诬陷范公私下同他的女儿有关系。景仁上言说，朝廷设置台谏官，是让他们除去奸邪，而不是让他们自己制造诬陷。如果事情果真如他们所说，陈恭公可以斩首；否则，诬告者也可以斩首。御史十分恼怒，共同弹劾他阿附宰相，范公不予理会，竭力论说事情并非如此。熙宁初年，欧阳文忠在政府任职，言官也诬陷他私通儿媳吴氏，只有冲乡以自己女儿的事情曾在奏疏中为之辩解，其余人没有一人发言说明这是诬蔑。景仁的心难道是偏私宰相吗？他只是想替朝廷辨别曲直、顾惜政事体统罢了。像他这样的人为什么如此少呢！苏子美二十一岁时，上疏极其恳切直率；后来因祠会之事遭到贬抑，仕途从此不能振作，不到五十岁便沦落而死，实在令人叹息惋惜。然而这也正是韩文公所说的柳子厚年轻时不能自我珍重、爱惜自己的情况。侍郎郎廉叔有清正高峻的节操，名声传遍一代。他曾拜朱沈天锡为师；显贵以后，两人都分给老师俸禄，每次写信都不称官职，只称“门生”。两位老师去世后，他又周济他们的子女，帮助他们完婚和出嫁。他告老还乡时还没有住宅，后来逐渐经营园圃房舍，自号“武林居士”。他的贤德真是高尚。宋莒公再次进入政府任职时，景文当时以端明殿学士出任成都知州，便系用金色方形团笏头带，言官把这件事奏报皇上。朝廷舆论想追究究竟是否属实，宋公向皇上说明：“臣长期任职于二府，多次蒙赐腰带，曾经寄送给祁景文。兄弟之情，是希望他早日得到进用，没想到他竟已经佩戴起来了。”事情随即搁置不问，真可以说是善于措辞了。宋莒公晚年，景文突然去世，诸侄为他服丧。宋公嫌他们所穿的丧服缝线太粗，命令换掉。有一位门客自称平素深受宋公恩遇，愿意请求让自己来穿这件衣服，当天京城中许多人都传为笑谈。近来有位宰相过生日，赶到宾客处跪在装放生物的笼子旁祝寿的人，与这件事相差无几。唉！士人沉迷于深重的利益，丧失廉耻，不知道自我轻贱，为什么唯独这种事如此突出呢！古书传说，给权贵之人有的专门替他试验溺器，有的检验他的尿液，大概并不是虚妄的。夏文庄属于豪迈俊杰之流，然而操守品行多有瑕疵，清正的舆论很少赞许他。庆历年间，他从前任执政升任枢密使，言官不断排斥他。他被罢免后，当时石守道进献《圣德颂》，序文说：皇帝任命得象为丞相，任命竦为枢密使。接着又说，皇帝采纳御史、谏官十一道奏疏，追回竦的白麻制书，又任命襄为谏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没有不欢喜跳跃的。皇帝罢退奸邪、进用贤能，出于至诚，奋发于圣明决断，表现为刚健克制。夏公对此闷闷不乐，怀恨在心。多年后设水陆道场，常在旁边另设一个牌位，上面写着：“前世的冤家石介。”人们认为这反而更加显明石介的正直言论和刚劲节操，也加重暴露了夏公自己的丑态。这难道不是内心怀着愤懑，不能自我控制，又没有认真思考吗？神宗在位时，李端愿交还节度使旌节，以少师身份退休，朝廷特意给他节度使俸禄的一半。曹佾被授为中书令，朝廷特意赏赐公使钱一万贯，并让他穿朱衣、由两人引导。这些都是近朝礼遇外戚的特殊礼制。

译曾子宣、吕吉甫一同任内相，和宾客一起饮茶、注汤的次数很多。宾客说：“你们是翰林司，为什么不会点茶？”吕吉甫立即说：“如果翰林司的人全都会点茶，那么翰林学士就必须全都精通文章了。”这话是讥讽曾子宣的，两人因此终于失和。这同武元衡在院中吃瓜、驱赶苍蝇的事情相距并不远。哲宗绍隆丕构、拓大提封时，刘舜卿统帅熙河军出兵塞外，攻破戎人的营垒，擒获鬼章，押到朝廷庭下；鬼章傲慢强悍，不肯下拜，最终也不能使他屈服，反而善待了他。有见识的人认为，如果趁他傲慢之时立即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斩首示众，宣扬威势、显示武力，那么敌军一定会挫败丧气，乘此机会足以扫荡他们。这正是边疆以外的军事事务，可以专断处理。即使因此获罪，擅自诛杀又有什么可回避的呢？刘舜卿是庸才，不能建立伟大的功业，只采取畏首畏尾、图谋保全自己的策略，把俘虏送来烦劳朝廷，实在错误。君主还要依靠这种人做什么呢？魏文帝说：“文人相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文人一类重视自己而轻视别人，这种风气由来已久，不必深怪。只有自视从容宽裕的人不是这样，例如韩退之从未不推重柳子厚，杜子美从未不称赞李太白，难道是为了在小事上争胜吗？江南李后主擅长词章，也能书写绘画，各方面都达到精妙绝伦的境界。当时纸笔一类的用品也极其精致，世人相传尤其喜爱玉屑笺。他向蜀主求取这种笺纸，蜀主让造笺工匠制作；只有六合的水最适合使用，于是就在当地制作。如今当地出产的麻纸与玉屑笺没有差别，大概就是当年制作方法遗留下来的规范。王元之的词学、器识和气度超过当代。太宗非常器重并认为他奇异不凡，而且他天性忠诚刚劲，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的，说话也不向任何人徇私。他大概因为任知制诰时获罪，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回到朝廷后，皇上说：“王的文章俊秀颖异，很少有人能与他相比，只是性情刚直，不能很好地容纳别人。”皇帝命宰相召见告诫他，后来他又接连遭到贬斥，都是因为议论政事。他曾作《三黜赋》，说：“一生有多少日子，八年中三次被贬。第一次贬到商於，父母年老而且有病，孩子还没有断奶，只能哇哇哭着抱住树。那里是方圆六百里的穷山，只有毒蛇和[B206]虎。过了两年得以生还，幸好全家没有受到苦难。第二次贬到滁州，我的父亲已经去世；灵前的几筵还没有撤去，客葬的棺柩还没有下葬。我哭泣流血般走上路，悲痛地仰问苍天；调任淮海之间的郡，实在忙乱而没有监察。很快又因国丧哭号奔赴，也办理居丧和送葬之事。在液垣使四人显明，所受的宠禄何其丰厚。如今离开齐安，头发白了，眼睛昏花。我的儿子已有孙子，才开始会笑，还不会说话。离开时没有车骑，留下时没有田园。公羊挣脱藩篱，老鹤乘坐轩车。不了解我的人还说，郎官尊贵、郡守显赫。唉！令尹不因困厄而怨恨，是我所师法的；柳下惠不以处境为耻，我或许可以接近他。卞和被刖，我却保全了肌体；曹沫失败，我却没有受到损伤。” “我不是抬着尸体苟且求生的人，不会缄默得像金人一样闭口，也要重新吟诵白圭的诗。细小的过错并非不能宽宥，大的过失也可以补救；思考之后再去实行，后悔也还可以追改。仰慕康侯白天接见贤士，如果实际上无所施为，那么即使赐给马又有什么用？效法仲尼每天反省自己，如果实际上无所作为，那么即使叹息凤凰不至又有什么可悲？既然这样，即使身体受到屈辱而道义不屈，任凭遭受百次贬谪，又有什么损害？我应当坚守正直、佩行仁义，希望终身奉行不改。”王公的志向由此可以看出来。然而，把正直作为行为准则，却又因后悔而不能完全依靠这种自信。皋陶所说的正直而温和，叔向所说因正直而招致祸难，正是这种情况。王元之的表、启写得精美，例如：“各县丰收，完全没有公事。一家人衣食饱暖，全都承受君王恩德。在三神山上，曾经陪随皇帝乘鹤车游览；六位学士之中，唯独有我这个渔父发出叹息。”人们大多传诵这些话。他任知制诰被贬后，不久又恢复原职。他在谢恩文书中写道：“台阶前，药树再次吟诵谢客的诗；观院里，桃花免得引起刘郎的叹息。”这几句尤其含蓄婉转。田宣简公天性宽厚明达、忠诚敦厚，在平凉任帅时，常置酒同属官聚会。路分都监雍元规饮酒超过平日，言语神色失去常态，牵着衣襟离席游走，到第二天早晨才醒悟。雍元规惭愧害怕到了极点，立即赶到田公那里，深深自责谢罪。田公温和地用柔缓的话安慰他。雍元规离开后，田公还担心他心中不安。几天后，田公告诉副帅范恪在西池宴请军官，酒席进行到一半时赠诗说：“清醒时不要回想醉时的事情，今天不要再说昨天的过错。池上的风光适合共同欣赏，劝你不要喝到半醉才回去。”雍元规几乎感动得流泪，这才安定下来。评论者无不感叹田公的德量足以包容别人的大过错，远远超过常人。宣简公曾经过箕山，望见颍水，作诗说：“先生曾在这里傲视清明的时代，青山清波万古奇绝。想来你求取好名的心还没有停止，所以在滩头洗耳，想让别人知道。” 皇帝把天下让给别人，仿佛自己得到天下而不需要依赖外物，那就只需谦逊退让罢了，为什么还要“洗耳”呢？“洗耳”其实是想把他的高尚风操暴露宣扬给四方和万世。田公能够探知其中的真实心情。宣简公刚考中大科、任金陵通判时，有个叫李琵琶的人，原本是建康的伶人，南唐灭亡时十多岁，到这时已经将近八十岁了。因宴席上叫他出来，他仍然能够饮下一大杯酒。他叙说往日的事情，历历在耳，言辞神态并不十分悲伤，仿佛是个无情之人。他又说，后主喜爱音乐技艺，选取教坊中最优秀的人，称作“别敕都知”。他早晚侍奉宴席，自称父亲擅长琵琶，名字在特别选拔的人中最有名。王师围城但尚未攻陷时，后主仍没有停止奏乐，只说“很是述说”。宣简公诗的末章说：“曲子终了，他很高兴地询问往事，自称本来就是都知的儿子。当时这里最为繁华，酒兴浓时不觉放纵夸耀。如果这个人懂得感伤，哪里能终老于喜爱琵琶呢？”确实如诗中所说。正因为他没有感情，所以能够讲述往事、演奏旧曲而不悲伤，也能沦落泥土而长寿。古诗说：“欲望少，牵挂的事情就少，滋味淡薄反而真正是自己的幸运。”又说：“多情确实容易薄命，很容易就牵动愁肠。”唉！对外物感受浓厚而感情却不随之迁移的人，没有不因此成为自身负担的。这也是由于身份卑微、命运所致，自己不能作主，只能任其取舍罢了。像李琵琶这样活在人世间，幸运未必不多，命运也未必不厚。杨文公入省主持考试，天下士人已经离开后，真宗问他说：“听说你在都堂帘中哄然大笑，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有个举人上来询问尧舜有几件事。我回答说，遇到这种疑惑的问题就不要让他参加考试，因此同僚们都以此发笑。”皇上听后为之动容。范蜀公曾把这件事写在简册上，说南唐时就已经有这件事了。侍郎杨銮是南唐宰相汤悦的妹婿，他问汤悦：“尧舜不知道有几件事吗？”汤悦回答说：“遇到这种疑问就不要让他参加考试。”唉！荒唐的人多得很，为什么唯独责怪这个人呢？

译富文忠执掌宰相事务时，殿帅职位空缺，朝廷拟定人选准备授官。皇上对富公说：“张茂实资历已久，为什么不把他列入选用？”富公回答：“张茂实虽然可以任用，但他曾经同臣一起出使北方，恐怕引起舆论非议，所以不敢荐举。”皇上说：“朝廷公开选拔人才，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于是张茂实被提拔为御史中丞。韩绛不明白其中缘故，便上奏弹劾这件事，果然如富文忠所说，指责他任用不公。丞相当天就在家中上表，引罪说：“看韩绛所说，句句都切中我的毛病，我无法逃避斧钺之诛，还有什么脸面再去朝见皇上呢？”这是因为皇上自己知道事情的始末，不需要再加以剖析。富文忠最终因此请求离职，仍然坚决请求出任外官。欧阳永叔当时任内制，起草批答说：“事情由于暧昧不明，言语又涉及中伤，便仓促罢免宪司，以消除群臣的疑惑。即使是朕不明察、不聪敏，也能够替卿辨明此事。卿又有什么嫌疑和疑虑，竟然要离开朕而不顾？辞意已经十分坚决，劝喻也已经十分恳切；体察朕的心意，重新安处原位，使天下人明白知道朕任用贤能而没有二心。”君臣之间的情谊可谓深厚至极。然而如果没有欧阳永叔的文笔，也没有人能把君主这样的诚意发挥得如此明显恳切，使大臣释然并受到感动。韩、富两位公卿的功业和当时的声望，不仅仅像古代的王佐之才。天下无论贤者还是不肖者，都称说韩公、富公，两人平素也彼此交情深厚。韩公曾寄诗给文忠说：“两州结成子孙相交的契约，十年共同驰骋，享有忠义的声名。”治平年间，韩公位居宰相，富公任枢密使，在举措之间发生了意见相反的事情，因此失去欢心而互不理睬，相继离开职位。彼此的音信以及庆贺、吊唁，也都很少往来。所谓形势一旦产生疑虑，嫌隙就会滋生；力量彼此相当，争乱就会发生。这难道是假话吗？连著名贤者尚且如此，何况庸常之人呢！冯当年还是举子时，试卷中有一首《咏温泉》诗说：“他像冰雪，你像热汤；他学那平静的流水，你却沸腾飞扬。如今人事贵在和合，不要让寒暑彼此苦苦相争。”（他平生大多随和，很少怪异，对世事也没有抵触之意，这些都在那篇佳作中表现出来了。） 文潞公镇守成都时，曾把灯笼锦进献到温成宫中，京城里都传说这种锦缎新奇罕见。他回朝后参与辅政，后来又任宰相。唐子方任言官时，弹劾进献锦缎的事情，朝廷斥责他奸邪；他的言辞十分刚直，触犯天子，惹得天子震怒，但他并不畏惧。左右的人无不为他忧惧，他因此被放逐到岭外。李师中有诗为他送行说：“真诚自许，却不逢时；独立敢言，是人所难。离开国都，一身轻如落叶；高尚声名，千载重如山。与你同游的英俊之士，脸皮怎么这样厚；你还未死，奸佞谄谀之人的尸骨已经寒冷。上天若有意安定社稷，怎肯让夫子不能活着回来？”有人把“未”字改作“尚”字，大概是因为其中另有说法。那时有义气的士人不仅敬佩唐子方孤高刚劲的节操，也看重李师中锐意行善、乐于成全美事的品格。后来子方的声望日益显著，俸禄官位也越来越高，做到御史中丞；但他以沉默来保全声誉和名望，没有什么建树和发言，不如从前那样为国忘家了。李师中于是写信责备他，索要当年赠给他的诗，可说是正直诚信的朋友。唉！士人身处卑微时，往往以忠义自持，奋力振作以成就自身名声；一旦身居重要职位，便贪图荣华、固守恩宠，谋求私利，能够不改变操守的很少。难道这种责备只能归于唐子方吗？王荆公《登庸谢表》说：“想到改变风俗应当暂且从容，务求逐步改革；想到爱惜时日的道理，又将急切地加以施行。” 由此可以看出王荆公的志向了。世上的议论者说，王荆公得到皇帝的信任，专掌天下政务，推行各项事务时严厉急切而不采取渐进办法，以致不同意见纷纷兴起；他们果真了解王荆公吗？荆公在政府中全面革新各项制度，确实是大有作为的人。他有一首小诗说：“金明池路旁柳树参天，年老归来听着管弦。吃着丰足的官俸仍如往日，夕阳流水使人思绪茫然。”这本是失意无聊之人的话。当时正是君臣相遇、谋划契合、计策得到采纳之时，不应有这样的诗句，了解情况的人对此颇为奇怪。后来他离开国都，长期居于闲散之地，终于就像诗中所吟咏的那样了。荆公很了解吕吉甫，竭力向皇帝推荐他，使他很快登上重要职位。不到几年，两人一同在政府任职，彼此争夺权势，终于产生嫌隙。吕吉甫心中不安，对人说：“惠卿读儒家经典，只知道仲尼值得尊敬；看外典，只知道佛值得推重；对于当今之世，只知道介甫值得师法。没想到竟被人进谗言，使我失去了平日的欢洽；况且还是让惠卿妥善离去吧。”有人把这番话告诉了王荆公。王荆公听后，对儿子元泽说：“吕六竟然这样，叫人不能忍受。”他的儿子回答说：“公虽然不能忍受，别人将要不能忍受公了。”王荆公默然不语。父子二人的天资厚薄互不相同，难怪最高深的道理不能相互传授了。五代时僭越作乱的国家共有十个，其中窃取帝号而不奉行正朔的有七个：江南的杨溥、李▯，蜀王建、孟知祥，南汉刘陟，闽王延钧，以及河东刘崇。宋元宪、欧文忠都说，钱Α时曾把落星石封为宝物；应山制书称为宝正六年。由此怀疑钱氏也曾改元称帝，后来却对此加以避讳。欧公又说：“我查阅吴越与各国往来的书信很多，都没有称帝的事情；我深切认为，当时称帝改元只施行于本国境内，并没有向四方使用。否则，怎么会完全看不到旁证的痕迹呢？” 太原刘氏的旧城虽然已经残破废弃，但残存的城址仍然高大稳固，山势也高耸险峻。当时城郭周围大约有四十里，其雄伟气势可以想见。周世宗征讨它却没有攻克，后来太祖、太宗相继亲自统率六军，才擒获那个顽童。凭这样一个小小角落的力量，抗拒中原全盛时期的锋芒，如果不是依靠坚固雄伟的城防，哪里能够拖延这么多年呢？关塞边陲的要地，如今即使壁垒已经整齐坚固，若能逐渐扩建到与它相当，不仅足以等待敌寇来犯，敌寇也会自行潜藏收敛了。章圣皇帝选定土地修建玉清昭应宫，负责望气的人暗中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说此地将会诞生两位天子，人们都不相信。不久宫殿遭遇火灾，全部烧成灰烬；就在那片废墟上修建睦亲宅，用来安置宗室。永厚、永裕二帝都出生在这座宅邸中，后来相继从潜隐状态登上帝位，使百姓得到福祉。术士当年所作的预言，果然没有错。文靖长于识别人材，世人至今还能讲述他的这件事。王仲仪是前宰相的儿子，任待制时还不到四十岁。有一天他拜见文靖，头戴簪绅，骑从华丽显赫。文靖的两个儿子偷看他，彼此羡慕，文靖知道后便说：“你们为什么羡慕王某？”二人回答：“因为他年少而显贵通达。”文靖又告诉他们：“你们将来都应当远远超过这个人。”这两个儿子就是晦叔和宝臣，一个做了宰相，一个做了枢密使。文靖的鉴识裁量精明到如此地步。丁晋公被贬逐到朱崖，到了海上，遇见一位异人，那人很会谈论严生之事，所说吉凶后来都有应验。异人又说：“公只管不必忧虑，不久就应当能够回到北方，并且寿终正寝。”丁晋公叩问其中缘故，异人回答：“公的食料中还有几只羊，等把它们吃完就行了。”后来果然回到了北方，不久以正卿身份分司任职，然后去世。人的饮食难道可以任意放纵心意、越过身份本分吗？

译王逵任湖南转运使。永州有个何仙姑，曾经遇到异人，得到道术，行迹十分奇异，士大夫大多去拜访她的住处。王逵巡视辖境到达永州时，想请她到船中留宿几晚。魏▯任长沙帅，与王逵不和，于是把这件事报告朝廷，说王逵把一个没有丈夫的妇人带到船上留宿。因此王逵被罢职。魏▯所说虽然险恶荒诞，但王逵作为使者，行事确实很不避嫌疑，招致别人指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罪过。古人对于寡妇的儿子，尚且讲究不轻易相见、不与之交友；这类事情难道不值得警惕吗？贾文元尚未足月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有人送给他一顶帽子。醒来后还记得帽子的形制，便画出来给人看，原来是貂蝉冠。后来贾公官位升至侍中，去世。王荆公作《挽词》说：“天上貂蝉，曾在梦中赐予；魂归之后，应当侍奉于紫阳宫。”这是在叙述这件事。张邓公任宰相时，女儿去世，便在桌上写下“薄福”二字。赵悦道只有一个儿子，任职守成都时，儿子当天去世；他得到讣告后，在书背上写下“冤家”二字，穿上丧服，悲痛哀哭。过了一会儿便不再悲伤思念，这也是近代宗师大儒中的旷达之人。王元之在淳化年间任禁从时，八月的最后一天梦见自己作诗进呈御前。醒来后只记得一句：“九日山中见菊花。”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第二天，他被授为商州团练副使；孟冬初旬到达任所时，满眼都是盛开的菊花。这是神灵先行告知他的吗？后来他终于长期滞留翰林，仕途又在外任中坎坷，未能获得更大的任用便去世了。这也算是诗中的谶语，难道是偶然的吗？富文忠生于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时，韩忠献生于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时。从前有个精通术数的人说：“富公的命数可以达到九分，韩公达不到一二分，但功名、禄位不会有高下之别。”议论此事的人都不以为然。后来忠献去世时年仅六十岁，文忠归还政权后优游自得，又过了十年才去世，享年八十岁。这才相信术数确实精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