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见闻纪训》，（明）陈良谟撰。《见闻纪训》引。《见闻纪训》上。《见闻纪训》下。●《见闻纪训》引。经书、传记、诸子和史书所记载的事情，来历已经很久了；它们的大意无非是给万世留下借鉴和警戒，使人行善去恶罢了。然而它们的文辞深奥，旨意深远，事情又博大久远，除了文人学士以外，很少有人学习。像《论语》《孟子》《小学》这类书，里巷中的年轻人虽然曾经接受过讲读，大多只是口头听闻、背诵篇章，最终不能使内心受到警醒；反倒是民间鄙俗的日常谈论，一旦听进耳中，往往终身不忘。为什么呢？没有凭据就难以相信，眼前的事情容易使人有所感触，这是人的常情。近来我住在山中，空闲时间很多，于是追忆平生耳闻目睹、略有关于世道人心教化的事情，随手直录，不讲究文采，也不按次序排列。只是想给我的子孙们看，使他们读到时，指着某件事说：“这是某件事”；指着某个人说：“这是某个人”。事情近在眼前而且有凭据，也许可以使他们内心受到警醒，从而行善去恶，未必不能略有帮助。嘉靖丙寅季冬朔日，楝塘八十五翁陈良谟在天目山房写。●《见闻纪训》上。陈良谟。归安人施相之、施翊之兄弟都担任知州，退休后居住在家中。他们的田产参差不齐，彼此之间有唇齿相依又互相牵扯的嫌隙。亲友几个人从中调解，连续多日也不能解决。同邑的溪亭严公，名叫凤，侍奉兄长如同父亲，周济、体恤、保护、爱护，无微不至。当时他偶然在船中遇到施翊之，翊之把田产的事情告诉他，严公立即哽咽流泪说：“我哥哥软弱，我正为此苦恼。假使他能像您的哥哥那样有力量，即使把我的田产全部夺去，我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哭泣不止。翊之于是恻然感动而醒悟，便拉着溪亭一同到施相之家，又拜又哭，深深悔恨并责备自己。相之也流泪哭泣，安慰劝解他；他的田产全部听从亲友裁处分配，没有一句争辩。从此兄弟相交友爱，到老都没有衰减。人们都称说严公以诚意感动施氏，施氏以诚意回应；三位公的盛大德行，一时之间使乡邦风气受到感化。正德癸酉年冬天，我和溪亭严公、施菁阳邦直，名侃，一同赴京参加考试。邦直的哥哥邦显，名仕，以省祭的身份赴京谒选，也同船北上。我们在丹阳旅舍中忍受严寒等待。溪亭公德行高尚，屡次资助生活困窘的邦直，侍奉他如同老师。凡是船车、饮食的费用，全由邦直筹办，实际上由邦显掌管。一天，邦显对我说：“这几天看严公吃饭越来越少，是什么原因？难道是菜肉不丰盛，烹调不合适吗？”第二天又对我说：“我昨夜想明白了，找到原因了。严公平时每顿饭一定有羹，只是以前没有羹。我已经让厨师准备羹了。”这天，严公果然先喝羹再吃饭，果然多吃了一些。邦显高兴地说：“您看严公今天吃得怎么样？我差点误会了。”又有一天，邦显派仆人回去，回来后却又关上门伏在枕上哭泣。邦直惊讶地问我：“我哥哥为什么哭？”我进去询问原因，他才擦着眼泪告诉我：“没有别的事。刚才我写了家信，派仆人送回去，嘱咐小弟伟料理家事。因而想到伟弟还没有成年，正应该跟老师读书，逢节日放假，就和同族兄弟吹笛、击鼓、唱歌、欢笑、宴饮取乐。如今我侃弟有无法停止的大事要做，我这个卑微之人却也离家远行，把劳苦的事情交给他，因此我悲伤。” “我还是回去吧。”我于是拉着他的衣襟把他请出来，告诉了严公，大家反复共同安慰劝解他，他才停止哭泣。唉！凡是子女奉养父母，把父母吃得多或少看作自己的忧喜，也可以说是孝顺了。邦显对于乡里的先生竟然如此，他尊敬贤者的诚意是多么深啊！把家事托付给弟弟并不算特别辛苦，他却哭了出来，他对朋友的友爱又是多么深厚啊！唉，像这样的人真贤德，像这样的人真是君子。递铺的商人黄臻，是休宁人。他为人质朴正直、谨慎厚道，在商人中不太

译计较利益。他喜欢行善救济别人，见到恶人就摇手缩颈躲避。他只有一个还年幼的儿子，带着儿子跟随我。我喜欢这个孩子的长处，曾经和他们往来。嘉靖戌子年八月，高坞、石马一带的山洪突然暴涨，冲毁百姓的田地房屋，淹死的人畜多得数不清。当时我在家卧病，洪水涨到几乎床榻之上，差点丧命。我急忙乘木筏登上业师张先生的楼房，才得以免难。远望递铺的店舍，如同木叶落下。不一会儿，有人乘船经过楼下，喊道：“黄臻父子都淹死了！”张先生不胜叹息。我却不相信，说：“这个人，万万没有父子一起死的道理。”张先生说：“你真迂腐啊！颜回早夭而盗跖长寿，天道哪里是可以推测的呢？”我说：“虽然如此，按通常的道理，父子两人中一定会有一个活着。”不一会儿，又有人报告说：“黄臻还活着，他的儿子死了。”我说：“这倒有可能。”不一会儿，又有一人报告说：“黄臻死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说：“这也有可能。”第二天早晨，黄臻带着儿子来了，亲口说自己抱着竹子漂了三十里，被大树根挂住，于是攀爬到树上。他的儿子骑在一根横木上，在凶猛的波涛中时隐时现，遇到船夫把他救进船里，因此父子二人都安然无恙。我于是拍手大笑说：“我的话果然应验了吧！”张先生沉默了很久，说：“假使盆成括没有死，孟子的话也仍然可以相信。” 东门的颜六，全乡都称他为善人。这个善人说：自己年已六十，还没有儿子。他的邻居有个范医官，是君子。范医官曾经患病，到杭州求医。仆人到了以后，范医官从家中询问乡里的事情。仆人说：“对门的颜六死了。”范公大为惊骇，于是责骂仆人，认为他是在说谎。仆人说：“我来时听见他家有哭声，他的族人气势汹汹，正在东奔西走寻找成殓用的木材，不是死了又是什么？”范公说：“这个人是善人，而且还没有儿子，怎么能死呢？既然死了，也应当再复活。”仆人暗自发笑。几天后，范公的病好了，回到湖州。船上遇到乡人，便问：“颜六没有事吧？”乡人说：“某天已经死了。他家给他沐浴后准备入殓，摸到他的胸口还有微温，又听见他的口鼻中有细微的呼吸声，便不断用汤水灌入，渐渐苏醒，现在已经能吃稀粥了。”范公于是自以为预见神奇，径直到颜六家慰问，说：“老人家不要忧虑，上天一定不会让您断绝后代。”后来颜六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六岁时，颜六六十七岁去世。我从范藻轩先生那里听到此事；他说：“那位医官先生就是我的父亲。”这件事和我推测黄臻父子一事很相似，所以一并记下，用来说明天道确实如此可以依靠。同年廖梅南，名梯莆，任南京户部正郎，因为前任官职上的牵连过失而被贬为我州知州，这件事非常冤屈。他到任后，绝口不提被贬之事，清廉操守凛然可敬，丝毫也不取，完全不与境外之人交往。各种礼数一概削减。衙门里每天所需的盐、酱、蔬菜、腐乳之类，全都自己购买办理。里役和公用的费用，比过去减少了不止十倍。他忧虑百姓的忧虑，真像疾病疼痛落在自己身上一样。下属中有人以贫困缺乏为由申告，他总是免除其负担。审理诉讼时平心静气，一定让当事人把话说尽；有罪的多从轻处理，连一张纸也不罚。三年后，他调任宁国府同知。离任后，众人想立碑建祠，来记载对他的怀念。廖公听说后，写信给我辞谢，言辞极为恳切。我体察他的诚意，便向乡人逐一说明，事情才停止，但乡人心中为他立祠、口头传颂他的美名，直到今天仍没有消失。他升任镇远府知府，因为母亲年老而请求归养，过着刻苦节俭、粗茶淡饭的生活，和做诸生时一样。我任闽臬副使，巡视县境到了莆地，拜访他的住宅，见四壁萧然。坐了很久，他拿出四碟蔬菜、四枚桃子、一壶白酒，招待我时神色淡泊自如。我面对府县官员时，常常称道他的为人；守令有时因此有所馈赠，全都被他严厉拒绝。有一

译天他来见我，变了脸色说：“兄长难道是在怜悯我吗？”

译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哪里敢怜悯兄长，只是宣扬您的清廉德行罢了。”唉！像梅南这样的人，清白自守、苦守节操，始终不改变，即使和古代的吴处默、陈师道相比，又有什么惭愧呢？我日夜思慕，愿意给他执鞭随从；有些人却因为才干短少而轻视他，真鄙陋啊！这就是世俗的见识。士人守持官节，就像妇人守持贞节；如果大节一旦亏损，万事就会像瓦片一样破裂。即使他有烹饪、刺绣、纺绩、织纴等种种才能，哪里足以赎回失身的羞耻呢？无奈世道衰败，天下不能实行公论，廉洁的人还被嫌弃没有才能，奸佞的人却不被责问其操守，重视末节而忘记根本，是非混淆，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唉，世事变化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忍心说下去吗！本州岛学的陈司训，名思，号纳庵，是九江瑞昌县人。他简朴谨慎厚道，任性自然；不携带家眷，不染黑胡须，不崇尚华丽奢靡。元旦有时举行宴集，他穿着牛皮靴、旧圆领袍，站在穿绯袍、彩绣衣服的同僚中间，神色淡然。诸生入学、补增、廪生以及节日礼仪馈赠，不论多少，他都不询问；有贫困缺乏的，便严厉拒绝其馈赠。丁祭按旧例杀牲后，立即把各种牲畜的肚杂分送到私人厨房，先行烹食，恐怕是因为天气炎热会腐坏。只有陈公把它们悬挂在厅事的楣间，临近祭祀时仍秘密放在各牲畜下面，祭祀完毕再收起。这件事我十分敬佩。督学范公到郡里来，凡事都拿他和同僚比较，当众羞辱他；他当天就上报请求致仕。别人问起原因，他只说年老病发，始终不谈受辱之事，哭泣不止。范公怜悯他的诚实，批准他归去。守丧期满后，他回到本州，急忙收拾行装。知州查出他下属中还有尚未支取的斋膳、学粮银若干，新入学补廪按例有束修银若干，又筹措了若干饯行赠礼；他都不肯等待，于是吩咐守门人晚些开城门，原是想留住他。没想到他清晨就从西门出城离去。离开后，仍追查各项银钱总数若干，发文派人带到他的原籍；他只收下属尚未支取的廪米、斋膳银和正式应得的银钱，其余一分也不接受，并且通知本县发回文书，交给原来的差人带回。问起他的家境，只不过勉强够每天生活罢了。唉，人们常说人的气节日渐衰薄，今人不如古人；像陈君这样的人，在今人中恐怕并不多见。难道不能把他称为古人吗？程琼是休宁人，寄居在我州北门外，开店卖饭，招留行人住宿，替人送行并饲养马骡。然而这个人虽然身处市井，却轻视钱财、看重道义。有个归安人宗定，带着白银一百两到州里买丝，丝还没有运出，又回到程琼店里吃饭，雇用他的马匹，沿梅溪而下，把银子放在布袋里，挂在马鞍上。没想到途中银子掉到地上，他自己没有察觉。跟随马匹的童仆把银子捡起来，埋在路旁竹园里。宗定到了梅溪，解开布袋发现银子不见了，起初没有想到是童仆所为，于是骑马赶回程琼的店铺，在沿途张贴告示说：“拾到银子的人，愿意与他平分。”程琼看那童仆面色可疑，便暗中诱导盘问；童仆不承认，他又威吓他，童仆才说出实情。于是押着童仆一同到埋银子的地方，取出银子还给宗定。宗定拿出一半作为谢礼，程琼坚决不收；减到二十两，他也不接受。然而程琼拾到遗失物后归还失主，并不只有这一次，这件事还算其中数额较多的。唉，如今的人争逐刀锥般微小的利益，以至于忍心伤害天理人情而不顾，更何况是一百两白银呢！柳宗元写《为官贪贿者作讥》这样的文章，正是为了讥刺官员受贿。像程琼这样的人也做到了，而所作所为竟然如此，我恐怕有些做士人的人还比不上他。我将要指着这种人说：“难道不可以做士人吗？” 万石梁，名云鹏，是盐城人，任湖州太守。戚南玄，名贤，任归安知县；戴龙山，名嘉猷，任乌程知县。万公清廉严正、刚直不阿，另外两位也都是名士。御史巡按府中，众官前来参谒。安吉郭知州禀报事情时，偶然称呼道：“老爹！”石梁立即大声呵斥他。御史脸色一变，不高兴地退去。万公出来坐在别馆，两位知县进来告诉他说：“刚才郭知州失口这样称呼，固然可鄙。公出门后再告诫他也就可以了；在御史面前这样做，未免太严厉了吧？又把御史置于什么地位呢？”石梁公欣然长揖致谢说：“承蒙指教，承蒙指教。”随后又到了两县衙门，各递交一张侍生名帖。看当时上下相互成全，是何等气象！如今还有这样的情形吗？同年叶肃卿，名应騘，是鄞县人，任刑部郎中，奉命审勘陈洸一案，揭发了他的罪恶，因此触犯当时的宰相，被贬戍辽东。我服丧期满，起复赴京，途中在苏州与他相会。苏州人魏维翰，名应召，也任刑部郎，因贬戍而回到家乡，来我的船上拜访，于是和我一同到肃卿的船上。席间，魏说：“我们郡的太守李公，是您的同年；如今您要远赴戍所，按理似乎应该厚厚地赠送路费。”如此说了些话。肃卿顿时脸色不悦，说：“魏君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我留在这里，难道是有所企求吗？”分别后，他立即解缆离去。李公听说此事，赶快追来挽留并设宴饯行，但肃卿不肯停留；李公于是派官吏带着赠礼追到浒墅，再三陈说太守恳切的心意，肃卿只是点头而已。他所送的虽只是笺纸、饵食等微薄物品，也全都严词拒绝，不肯接受。肃卿处在患难颠沛之中，却仍不肯苟且如此，他的志向节操实在值得尊崇。【《宁波府志》有他的传记，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所以记载下来。】我已故姑父郎公，名晖，为人孤高耿介、峭直，大概就是所谓独行之士。他不从事文章学业，却喜欢阅读史书鉴戒；遇到忠孝节义的事情，就欣喜动容，拍击几案高声诵读；遇到奸邪回曲、谄媚奸佞的人，就愤恨叹惋、皱眉呻吟，好像自己受到了他们的伤害。一天，他忽然露着头、袒着手臂，捶胸绕屋奔走并骂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全家都不知道原因。过了一会儿，他躺在床上，气息渐渐平和。姑母问：“您为什么发怒？”他说：“刚才读到秦桧杀岳飞的事情，所以胸中的愤怒之气禁不住涌上来了。”他最看重承诺，或者赞许一个人，或者约定一件事，只要一说出口，就一定履行，绝不违背。他本性不饮酒，经过亲友家，亲友将要杀鸡备酒挽留他，他总是制止说：“我刚才在某处已经喝过了，已经饱了；如果您有意请我，某天我会再来。”主人以为这只是托词，到约定日期果然没有邀请他，他便自己前往。每逢岁时节令，择日宴请宾客，一定专门设席邀请一个人；如果有两位客人，第二天又另设宴席分别邀请，绝不把前一天剩下的菜肴再端出来；到别人家也是这样。如果只邀请郎公，他才赴宴；若有其他宾客，他就拒绝。遇到有文采修养的人，他不论辈分都折节敬礼；见到僧道，则憎恶他们如同仇敌。他尤其不相信淫祀，除家祭外，只在腊月祭灶而已。他对乡人却过于计较亲疏分别：例如席间有三个人，亲疏本来相同，而善恶分为三等，他便当面以三等礼节分别对待，所以常常和别人发生抵触。

译市井中有无赖之徒，到了夏天就买来药鱼药，药名叫雷公藤，把捣出的汁液倒入上游二三十里处，鱼、鳖、虾、蛤，无论大小全都死去。郎公每年拿出二两银子买雷公藤，把它烧掉，说：“我的力量不能禁止人们使用它，只把这些藤烧掉，也许可以避免数千百条鱼虾死亡。”唉！这又是郎公爱惜万物的仁心，不只是孤高自守、独来独往而已。如今我环顾家乡方圆一二百里，假如有这样的人，我一定整肃衣冠、庄重容色向他行礼。洞庭山消夏湾有个蒋举人【忘了他的名字】，屡次参加春官考试都没有考中，于是放弃科举，仿效垄断市场的商人，而且比他们更加贪婪。他每天鸡鸣就起床，到太阳落山时，手里拿着几串钱，勤勉不懈，心中只急于求取货财；积聚货物、牟取厚利，算计钱财到了骨髓。对于周济救恤之类的义举，即使至亲也不肯拿出一根毫毛。没过几年，便被称为富有资财的人。钱财之神作祟，盗贼来劫掠他，对他鞭打、烙烧，惨烈超过官府的刑罚。盗贼申时进入，直到漏尽才出去，把他所有的财物洗劫一空。盗贼喜出望外，于是宰杀牲畜、装载酒水，拿蒋家的财物到湖中小雷山的神祠还愿。小雷山在湖中，断岸绵延数十里，完全没有民居，只有一座荒废的祠庙。群盗便把船停泊在祠庙下面，全都上岸祭祀。祭祀完毕后，他们畅饮至大醉，自以为巡逻的士兵不可能追踪到自己，哪里料到船夫割断缆绳把船开走，扬帆转舵，飘然远去。盗贼醒来寻找船只，却发现船已经不见，毫无办法。凡是商船经过，知道他们是盗贼，也都告诫自己不敢靠近。当时正值严冬，他们饥寒交迫到极点，一个接一个倒地而死，没有一个活下来。这件事是我从陈康衢，名曼年那里听来的。蒋氏积聚财富招来盗贼，盗贼祈求福气却得到灾祸，船夫安然占有那些财物，却也不知道最后结果如何。螳螂捕捉蝉，麻雀又从旁啄食螳螂。麻雀还没有把螳螂吞下，弹丸射击它的人已经到了。义理之外的利益，意料之外的变故，就这样接连不断、无穷无尽。唉，这难道不是贪图利益者永远的鉴戒吗！正德己卯年，我病愈后赴京参加铨选，北上到漷县王家渡，天还没黑就停船靠岸。与我同泊的有几条船，都是同年。恰好大家坐在一起时，忽然船夫和当地人发生扭打，到了聚会的地方才知道那是我家的僮仆。查问我家僮仆的过错后，便稍微责罚了他，告诉他离开。座中有一位同年，是新喻人，突然惊怒，大声骂道：“呸！你是什么人，竟敢纠集多人到我的官船上行劫，反倒诬陷我的船夫与你殴打吗！”于是把那人捆起来，又召来在官府服役的当地人，一并鞭打，命他写下诬告状。那人叩头哀求，过了好一会儿才被呵斥放走。座中众人都啧啧称赞，他更加得意洋洋，面露骄矜之色，对我说：“兄长真迂腐啊！如今做官，只要有智谋才略罢了，‘人心天理’这四个字已经用不着了。”姑且不谈这件事。我怅然不答。后来这个人被任命为绍兴府推官，果然把“人心天理”四字置之不用，动辄编造罪名，任凭胸中所想，罗织锻炼，受冤的人多得数不清，而上官却往往嘉奖他。大概是因为他轻佻机巧、反应敏捷，能够迎合人的心意。后来他升任刑部主事，我正好与他同僚，旁观他的所作所为，仍和在绍兴时一样，而且更加严重。后来他终于因考察被贬为沔阳判官，不久背上生疽，洞穿胸部而死，没有儿子。他死后的事情，我询问他的乡里士大夫，他们都皱眉不忍说起。唉！“人心天理”这四个字，大概是万万不能置之不用的吧！前任知州江新原公，名一麟，婺源人。他廉洁能干、仁厚宽和，都是出于天性；兴办废弃的事业，振兴衰败的事物，真像办理自家事情一样，从不遗余力。即使政务纷繁接踵，百姓却安然无事，不知道这是他的诸多惠政所致；他的政绩即使轮流更换仆役来数，也数不完。后来他升任刑部员外郎，拿出俸银十两，命州民赵锷修造座船北行。赵锷修好后，江公带着家眷登船，看见修缮得坚固完好、器物齐备，十分高兴，问花费了多少，赵锷回答说十两，他不相信，挥手让他退下，暗中召来各种工匠，逐一核查，实际花费超过二十两。于是他取出白银六两、扇子三十把，以及三觔二物，价值四两有余，又把赵锷叫来，说：“你报说花费十两，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把这三样东西给你。”赵锷不敢接受，江公亲自交给他，他才勉强收下。赵锷退下后，江公的妻子正安人对他说：“既然知道实际花费超过十两，就应该把数目补足，至于扇子，用来酬谢他的劳苦就可以了，何必吝惜这些东西呢？”江公急忙叫赵锷来，补给他四两银子。赵锷更加不敢接受，江公脸和脖子都气红了，怒道：“这样一来，岂不是使我连一个妇人都不如了？你一定不许推辞。”赵锷这才收下。唉！仅凭这一件事，其他方面也就可以知道了。江公具有杨伯起那样的天资，又有乐羊子妻那样的贤内助，所以他修身处世、主持政务，理应远远超过常人。唉！真是贤德啊！同年建德人王本立，名建，曾对我说：“他做诸生时，提学主持岁考以后，正好有一位分守某地的参政【忘了他的姓名】巡行各县，诸生前去拜见，间或谈到考试的事情，他只问取为案首、保送补入生员的姓名和人数，其他一概不问。过了几天，分巡某地的佥事【忘了他的姓名】来到，诸生前去拜见，也谈到考试的事情，他只问黜退、停考、降级、责打的姓名和人数，其他一概不问。诸生于是私下议论说：‘两位公所问的竟然完全相反，我们记住这件事，且看两位公离任后官位和禄位如何。’后来，分守公官至户部侍郎，儿子相继登第；佥事公升任山西副使，遇到安化王作乱，被腰斩。唉！难道说只因一次发问就能招来祸福吗？大概言语是内心的声音，行为是内心的表现。存心仁厚，那么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依循仁厚；存心刻薄，那么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依循刻薄。君子凭厚德承载万物，那些残忍刻薄的人，难道是能够享受福禄的器量之人吗！”

译我的朋友归安人仰思忠，名臣质朴正直、开朗爽快，精通堪舆术。福建旧任方伯何公，先前做湖州太守时，他的女婿、六合县令林克正认识思忠，于是邀请他到福建为方伯公选择葬地。何公的姻亲某氏，也想安葬父亲【忘了姓名，父亲也曾任知县】，于是顺路把思忠送到他家。思忠连续几天探访幽僻之处、攀登险峻山地，找到一块很好的地方。正要确定穴位时，突然下起大雨，于是下山，约定天晴后再去。当天夜里，思忠梦见一位老人问他：“今天看的地方好吗？”他回答：“好。”老人说：“这个地方千万不能给他。这个人曾任考官，收受贿赂，卖弄关节，让三个举子中式，必定会有阴间的祸报。若葬在这里，按理应当使他的子孙荣显，这不合天意。”思忠随即醒来。第二天，思忠便问林克正：“昨天那位大尹公先前做过什么官？他的仕途情况怎样？”林克正说：“他先做某县教谕，转任这个官职不久便突然去世。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优点或缺点，只听说他做考官时通过通关节收受了很多贿赂，乡里的舆论因此轻视他。”思忠惊惧而在内心警醒，于是借故辞别回去了。过了两三年，思忠遇到那乡里的人，问道：“那位大尹葬在什么地方？”那人说：“因为他与有势力的人家争买坟地，互相殴打闹出了人命，官司牵连至今还没有安葬，家业也将要衰败了。” 思忠每次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我们总是相对叹息，感到惊异。人的平日品行不可玷污，福地不容易得到，而关于冥冥之中报应的说法也不能不信。前辈樊知县，名毅；王司训，名辅。我年轻时曾听过二位公的言论。樊公曾说：“我从邹平回来，查点囊中财物，白银只有五千两，黄金和彩缯不到一千。”王公也曾说：“不要以为学官贫穷，我任沛县学官时积下的俸禄财物，加上诸生馈赠的东西，也有六百金，我带着这些回来。”我看樊公的意思，似乎认为六千金算少，而王公却认为六百金算多。樊公的三个儿子兄弟之间不能相容，各自要求分居，樊公所得的六千金买田置屋，全部给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反而怀疑父亲还藏有遗产，动辄恼怒怨恨，不再顾念奉养父亲。樊公于是只取了几亩田、一所园居，自己靠这些生活。谷物还没有成熟就卖掉，蚕丝还没有缫成就卖掉，门口没有五尺高的小童，客人来了只有一个老婢女供茶而已。我常去见樊公，只见他忧愁不乐，等到他去世时，丧葬礼仪也不能完备。如今他的孙辈都已经零落衰败，不能振作。王公有四个儿子，长子从事医业，次子任藩司属官，最小的两个读书做生员，分开饮食却同住一处，奉养父亲，使他欢悦。王公晚年悠闲自得，只以浇花种竹为乐。客人来了，他从来没有不留客饮酒的；饮酒一定要尽兴才停止。我常常看见王公没有一天不笑口常开。如今他最小的两个儿子，一个任邵武教谕，一个任来安知县，孙辈也有做生员的，家声日益兴盛，前途还很长。樊公的财产是王公的十倍，而王公的生活享受又是樊公的十倍。两位公的子孙，贤能与不肖相差的程度，也不止十倍。那么，做官时贪污财货，连为自己谋划都不能善终，何况想为子孙谋划呢？为什么不减少欲求、容易满足，又把有余的财物留给后代呢？唉，这也足以作为鉴戒了。宁波府学的生员王录，临近贡生名次时，排在李某之后。李某平素缺乏品行操守，却很有权术，于是想尽办法夺取王录的名次。王录是个朴实的人，并不计较。李某入京参加铨选，遍访乡里的显贵，通过攀附关系得以拜见首辅严介翁的门下，时间一久便得到亲近【此处有缺字或乱码，原文为“亲■〈目匿〉”】，于是请求担任顺天府学训导。严介翁表示同意，铨曹也答应了他。于是他志得意满，还没等到榜文公布，忽然得意扬扬地进入府学，登上讲堂，窥视官署，在那里徘徊了很久。斋夫们觉得他的举止奇怪，便呵斥他；他竟大声骂道：“我不久就要坐在这里了，你们这些鼠辈竟敢无礼吗！”斋夫们于是聚集到吏部前喧哗，事情传到文选司，文选司大为惊骇，急忙把他的任命改为广东一个偏僻县学的教职。李某怏怏离去，又恰好遇到从前鄞县学的司训寮长，是一向与他互相结怨的人，两人天天找事争吵，后来殴打李某，李某因此愤恨，最终和一个儿子、一个仆人一起死去。第二年，王录应贡入京，等待铨选，终于得到江西余干县学训导的职位，颇为富裕地回去了。李某费尽心机，最终却落到这种地步；王录听其自然，最后也得到一块好地方，而且安然归来。造物主故意在其中有所取舍，以此彰明善恶报应竟是如此，实在可怕。这是我从鄞县的士人朋友那里听来的。梅溪有一个富翁，贪婪至极，也吝啬到了极点。银钱、钱币、粮食每天都积聚增多。我每次与钱焕卿相对谈到此人时，都说：“这个人一定会遭遇奇祸。”钱焕卿问：“为什么？”我说：“财物积聚而不分散，又没有任何善行，想不遭祸，可能吗？”过了两三年，我又说：“这个人的灾祸将要到了。”钱焕卿又问：“为什么？”我说：“从前只是贪婪吝啬，令人厌恶鄙视罢了；近来听说他渐渐骄横起来，难道不是在自招灾祸吗？”没过多久，他就被盗贼刺杀了。芝里有个朱某，平生最憎恨蜂。他在梁柱之间钻孔，每当看见蜂从孔中进入，就总是用东西把孔堵住；即使孔在高处，也一定架梯子去堵。在别人家看见蜂孔，他也这样做。后来他连续生了两个儿子，二人的肛门都堵塞不通。有人教他把秤尾烧红后钻孔，最终两个儿子都死了，后嗣也断绝了。于是他去问紫姑，紫姑神降笔告诉他，这是堵塞蜂孔的缘故。这件事是我外祖父东畦公说的：“天道喜爱生养，朱某心心念念只想让蜂死，这就是违逆天道，能没有报应吗？”那么，像虫类这样微小的生物，天也想让它们生存吗？回答说：“是的。”由此看来，放龟、渡蚁，都有福报，是可以知道的。虽然如此，《易》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由此产生。’善与吉相类，恶与凶相类，所以行善，吉祥自然应之；作恶，凶祸自然应之，就像水流向潮湿处、火趋向干燥处，各自按同类相应，难道是上天逐一称量后再把它们授予人吗？唉！这样说来，天道只在人的心中，它难道不是严明的吗？”

译龙西溪佥宪，名霓，对我说：“往年我在京师时，同年朋友叶行人有一天经过西溪的寓所，商量说：‘我想注门籍几天，你看怎么样？【凡是京官，都把姓名写在簿册上，放在长安门，这叫门籍；有病时就在姓名下面注一个“病”字，不参加朝参，叫注门籍。】’我问西溪原因，他回答说：‘近来有湖广的差事，我打算避开它。’我说：‘为什么？湖广并不险远，何况尊父还健在，顺路到一个省份去拜见父亲，难道不是好事吗？为什么要躲避呢？’叶行人说：‘其实不是这样。我听说吏部将要选任科道官，如果接受这次差事，恐怕不能参加选任；我暂且避开它，那么杨子山就会前去【杨子山名艮，是排在这位行人之后的人】。’我说：‘如果是为了这个，我不敢阻拦你。’叶行人果然注门籍称病。没想到才过几天，吏部突然开始选任，他已经势必不能出京，杨子山因此参加选任，终于得到吏科给事中的职位。叶行人只是捶胸惆怅悔恨罢了。可见谋划不善，恰好导致自己失败，反而成就了别人的功名，实在可笑。” 杭州人朱朝宗，名京，专攻举子业，很有声望。此前，陆水村公任浙江宪副时，聘请他来教导自己的儿子，对他十分器重。后来朝宗考中正德癸酉乡试，多次参加会试都没有成功，家境又将要贫困，于是请求恩准，改任学官。当时陆公任冢宰，唱名唱到朱朝宗时，惊讶地说：“你怎么会在这里任职？”朱朝宗详细说明了自己不得已的缘故。陆公叹息了很久，又告诉身边的人：“两位卿家都极力赞誉他。”选官出来后，同批被选的朋友都向他道贺，说：“你得到冢宰的知遇，官职虽然不能上下调整，难道还不能得到一个好地方吗？”等到选定好地方时，大家都被别人选去了，而朱朝宗却被派到北方一个最偏僻、最鄙陋的县，县名也忘了，众人都猜不透其中原因。当时有个名叫璐的杭州人金美之，正在陆公府中任馆客。一天，陆公与他一起吃饭，问道：“朱朝宗被选到什么地方做官？”美之回答了某县。陆公放下筷子叹道：“这是我的过错！我当初确实想告诉郎中，替他选择一处好地方，竟然忘记了。你写信告诉朝宗，我将替他安排。”他的意思是要为朱朝宗改调。没过多久，陆公因宸濠之事获罪，被贬戍边，朱朝宗最终死在任所。唉！既然得到冢宰的知遇，却连一个好学官职位都得不到，难道不是命运吗？”},{ 先正说：“即使是宰相，难道还能陶铸出我这样的信用吗！”就是这个意思。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佐的熊州判官，对百姓没有什么作为，百姓也把他忘了。后来，他的儿子北原公做了冢宰，州里有个姓丘的人按照惯例作为贡生，准备赴吏部谒选，于是特意为熊州判官立了一通去思碑，请人撰文刻石，又摹拓装潢，所有事情都亲自筹办，花费相当多，实际上是想借此讨好冢宰公。等他到了京城，突然因病去世，这通碑也就成了无用之物。当时，正好同州有个姓施的人，也以贡生身份等候选用，吏部便赶紧用低价从丘某的随从那里买下这通碑，于是拿去献给北原公。不久，北原公因事离职，接替他的石塘听说北原公已经入选，得到了云南安宁州吏目的职位，最终却流落在外，罢职归来。为父亲树立不朽的名声，凡是做儿子的，谁会不高兴呢？即使花费千金，也不过如此；丘某的计策确实十分巧妙。哪里料到北原公寿命不长，这通碑反而落到了别人手里。施生不费力、不花钱，坐享这件奇货，自以为是莫大的幸运，以为美好的职位可以轻易得到，最终却也只落得这个结果。唉！这都是命运，能怎么办呢？俗话说：“结果做成了君子，白白做了小人。”这句话真是意味深长啊！我的同年郎士英，名杰；刘鸣远，名钊。两人经过铅干庙，在篱笆旁小便，看到一团粗纸被丢在地上。郎士英开玩笑地用余尿洒在纸上，随后坐在庙门的门槛上。不一会儿，一个乞丐经过，立即用手里拄着的竹杖，快速戳向那团纸。郎士英问：“戳什么呢？”乞丐说：“这里盘着一条小蛇，所以戳它罢了。”郎士英心里疑惑，说：“我看到的是粗纸，哪里有什么蛇？难道蛇藏在纸下面吗？”又过了一会儿，只见一个少年骑马经过，马上勒住缰绳下马，俯身像是在拾取什么东西，把它放进袖中。郎士英走近问道：“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少年说：“有人遗落了一个荷包。”郎士英于是拿来查看，果然是一个青紵丝荷包，一面有几处尿渍，还湿着，另外有五六处破痕，正是竹杖戳出来的。荷包里有一块银子，只有五六分重。郎士英把事情全部告诉了另外两人，三人于是面面相觑，惊叹奇异，过了很久。原来是同一样东西，郎士英和刘鸣远看成粗纸，乞丐看成蛇，骑马的少年看成荷包；由此可见，一文钱、一寸布帛，也不能妄想随意得到。这件事是我听士英说的。同年杨伯名偁告诉我：“嘉兴有一个商人，积存了几百两白银，装在磁瓮里，又把两股金钗放在银子上面，埋在地下，然后外出经商。不料被他的儿子偷看见了。过了一年，儿子偷偷挖开埋藏处，看到瓮里只有一泓清水。他又用手搅动并探查，什么也没有，于是把盖子照原样封好。等父亲回来，打开瓮取金，清点数目并没有减少，只是原来上下的次序被搅乱了。他问妻子：‘我埋藏的金子，有谁曾经打开过吗？我放在上面的金钗，现在怎么反而在下面了？’后来他的儿子渐渐自己说出了事情经过，众人都惊骇叹息。连父亲的财产，儿子尚且不能据为己有，何况可以非分地觊觎呢！” 朱笔峯，名昆山，曾与我一同任闽臬寮友。他曾说，他家塾师的父亲是一位姓杨的老人。有一天，老人坐在门口，看见一个妇人经过，把一支银簪掉在街石上，发出铿锵的响声。老人等她走远，走到她掉簪的地方查看，却没有看见银簪，只见一条蚯蚓在石缝之间，便迟疑了很久，还是退回去坐着。不一会儿，一个男子经过，俯身拾起银簪，插在发髻上。杨老便高声说：“这是我掉的银簪！”那人知道他是在撒谎，径直离开。杨老跟着他走，拉住他的衣服不放。那人于是拿出二分银子，用一分买了一条鱼，用另一分给了杨老，说：“老人家不要再纠缠了，拿这些银子买酒煮鱼，今晚把它们吃喝完也就是了。”杨老于是回家，把鱼放在锅上，买了一壶酒，让儿媳妇煮鱼温酒。中间忽然有一只邻家的猫跳到锅上，儿媳妇用棍子扑打猫，猫竟叼着鱼跑了，同时打翻了酒，连盛鱼的器皿也摔碎了。人们都同情他，又觉得可笑。杨老把银簪看成蚯蚓，似乎本来可以由此醒悟，却还要强行索取，哪里还能吃得到鱼呢？唉！真是贪婪的人啊，也是命薄的人啊！

译乐清章恭毅公名叫章纶，景泰年间任仪制郎中，因为上疏劝谏更换太子一事被下狱，此事载于国史，士大夫大多能够谈说。章公的孙子九思，字可睿，和我一同在乡试中举，偶然谈到章公的一件非常奇异的事。章公被幽禁很久，头上生了虱子，瘙痒得实在难以忍受，想用梳子把它们除掉，却苦于没有梳子。一天，忽然有一群麻雀在天窗中共同衔着一件东西落下来，正好掉在章公面前。他拿来一看，原来是一把新制的牙边篦箕。章公感激承受神灵的赐予，解决了所需，便恭敬地珍藏起来，直到今天还供奉在家庙中。又有一天，大雨漏进床铺，他哀叫着请狱卒把他移到干燥的地方；刚刚离开一床之地，砖墙便轰然倒塌了，否则几乎就要被压死。可见忠臣义士的行为合于神明，所以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冥冥之中自然会得到保护，真像有某种力量在左右、护佑他们一样。因此特意记述出来。我过去参与管理楚藩事务时，按分守的职责巡视各县，到了公安縣，有一位姓白的教谕【忘了他的名字】，仪表举止端正整齐，只是鼻梁中间横着一缕黑色，像画上去的一样。我退衙后询问门子，门子说：“这是晦气【方言中把不吉利叫作晦气】。教谕参加会试进京时，有一位来自太和山的田道姑到县里募捐，听说他的妻子平素喜欢行善，便到教谕衙门求布施。教谕的妻子于是捐银一两，用教谕的名义题写疏文，又给了她一丈纻丝绸来绣幡。道姑刚离开，教谕同僚的妻子来访，谈到这件事，便惊骇地说：‘这份疏文簿册正是本道上司发给的，若被看见，必然会说儒官竟然和道姑往来，牵累可不小，怎么办？’白教谕的妻子急忙派人追赶，却没有追到，于是认定她丈夫的仕途从此完了，早晚都闷闷不乐。等教谕落第回来，她拿纻丝裁衣，又剪动了它，更加心中不安，于是上吊自杀了。” 第二天，我询问知县，情况果然如门子所说，而且还大加称赞他。后来巡抚林二山公，名大辂，莆田人，评议贤能与否的考核册时，对我说：“明年湖广要去掉一名官员，必定是公安白教谕。”这个人真是罪不可赦。我惊讶地问原因，林公说：“此人奸污学吏的妻子，她的妻子有所揭发，于是我勒令他上吊而死。”我便把所听到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林公沉吟之间，我说：“不知道公所听说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果真是君子，或许还可以听信；假如不是这样的人，请再查访一下。”林公于是猛然醒悟，拍着几案说：“对了，对了！你不用再说了。”随即奋笔抹去了他名下所写的考语。后来白教谕升任国子助教，我调任福建按察司，曾在莆田见到二山公。林公指着邻家对我说：“这个姓吴的，先前任公安训导，诽谤白教谕的就是他。他平素心术不正，我确实因为你的话才顿然醒悟，看清了他。”后来吴某升任萍乡教谕，也被同僚诬陷而罢官回乡，经过鄱阳湖时船翻了，只凭一人之身幸免于难，如今又穷困无聊了。唉！从前自己诽谤别人，如今被别人诽谤，天道喜欢回报，难道不是这样吗？而听信言论的人尤其应当先考察说这话的人。归安人河祭孙邦华赴京参加谒选，北上时有一个姐夫某人，也凭省祭的资格等待选官，带着儿子和孙邦华一同北上参加铨选。某人于是被授为太原府仓官，而孙邦华因为选期尚未到，没有收拾行装，准备回去。没想到他的姐夫忽然在旅舍暴死。孙邦华是个机灵人，私下对外甥说：“你父亲一生已经辛苦够了，不过文凭还在，何不让我替你父亲到外省任一个小官，这样谁能认出他来？你可以暂且安葬你父亲，跟着我前往；凡是有所获得，我发誓一定平分。等任期满了再考核，就把你父亲说成逃亡，而我自己也可以另行选官。这样岂不是两全其美？难道不胜过空着手孤零零地回去吗？”他的外甥完全听从了这番话，辗转周旋之间，幸好没有败露。孙邦华非常以此为得计。三年后，他脱身进京，便自己投递文凭听候选官。几天后榜单公布，恰好补授了他姐夫原来的缺，而这时已经势不可再前往了。他于是哭泣着放弃这个职位，回去了。假如当初不采取侥幸的计策，那么太原仓官仍然自在，而且还可以独自享有利益，不必把所得分给别人。小人善于谋划，可是造物主安排命运更加巧妙，任凭你千方百计，总也逃不出它的范围。孙邦华虽然机灵，又能怎么样呢？这是本郡人王承祖说的。溧阳有个狄某【忘了他的名字】，任云南定远县知县。县里有个富翁死了，妻子掌管家产，把遗留下来的数万两金子全都藏起来，不肯交出。富翁的叔叔便到县衙告发，并暗中嘱咐狄某说：“追查出多少，愿意和你平分。”狄某相信了他，把嫂子拘到官府，严刑拷问，她不肯吐露实情，于是用铁钉钉住她的脚，再把滚汤浇在她的乳房上；这样她才把全部财产交出，共四万两金子，狄某果然得到二万两。那个妇人怀恨而死。后来狄某罢官回乡，一天白天睡觉，忽然看见先前那个妇人手里拿着一小团像鱼的东西挂在床上，转眼间便不见了，他大为惊异。不久，他全身生出疽疮，形状像团鱼，用手一按，头和脚都会动，疼痛直入骨髓，昼夜号哭，过了一年多便死了。他的五个儿子、七个孙子也都生了这种团鱼疽，随后相继死去，只有一个孙子幸免，如今也已经穷得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馆宾余姚人沈少林，前几年在他族孙生员沈斯道家任家庭教师，听到了详细情况。这次谈到冥报之事，于是把这件事告诉我。唉！狄明府只知道得到很多钱财的快意，却不知道种下祸根的深重，竟到了这种地步！遂昌士人刘合峯说，他附近的村中有三个人同行，走到一处渡口前，正遇上溪水突然上涨，而船在对岸。其中一人平素愚笨，另外两人便诱使他脱衣游过去取船。那个人在湍急的水流中浮沉，几乎被水淹没，好不容易才渡过去，仍然竭力撑船回来接他们。两人上了船，刚想撑船离岸，那个愚笨的人忽然肚子疼想要排泄，无法忍住，急忙跳上岸去。两人立即挥手说：“天已经晚了，我们不能等你了。”于是撑船离去。不一会儿水势湍急，船横着撞到岸边，一接触便翻覆，两人都溺水而死。而那个愚笨的人本来就在岸上，安然无恙。只因认为他愚笨，便把他推到危险中，以便自己获利，这一念已经非常不仁。他们翻船溺死，也是应该的。建昌府督刊知事毛祯 督写检校季士俊 对读教授徐文渊 训导陆胜宗 覆订湖州府后学吴仕旦 ●《见闻纪训》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