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邵氏闻见录》　宋代 邵伯温 序 《易经》说：“君子应当多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往昔的行为，以此积累自己的德行。”《孟子》说：“既听到前人的言论，便加以了解；既看到了前人的行为，便加以了解。”我邵伯温因为先父的缘故，亲自接触过前辈，又在家庭中侍奉、在乡里居住、外出做官和求学，因此听到和见到的前人言行很多。说以此积累德行，我不敢当；但年老将至，偶然承担起后死者应负的责任，便把这些事分类编成一书，名为《闻见录》，或许差不多可以做到这一点。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河南邵伯温撰写。太祖年轻时，游历到渭州潘原县，经过泾州长武镇。寺僧守严认为他的骨相非同寻常，暗中让画工把他的形貌画在寺院墙壁上：头戴青巾，身穿褐色皮衣，具有天人的相貌；如今已经改画成戴冠穿官服的形象了。从长武到凤翔，节度使王彦超没有留住他，他又进入洛阳。他在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的柱础旁靠着睡午觉，有个藏经院的主持僧看见一条赤蛇出入他的鼻中，认为十分奇异。太祖醒来后，僧人问他要到哪里去，太祖说：“我想在澶州拜见柴太尉，只是没有盘缠。”僧人说：“我有一头驴可以给您骑。”又拿钱财赠送给他，太祖于是上路。柴太尉一见他就认为非同寻常，把他留在幕府。不久，柴太尉做了天子，这就是周世宗。太祖和宣祖都侍奉他，南征北伐，多次建立大功，直到接受禅让，成为万世基业的开端，实际上是从这次前往澶州开始的。太祖即位后，把各地节度使全都召来朝见，在苑中设宴。各位将帅争相起身谈论功劳，只有王彦超独自说：“臣镇守藩镇没有成效，愿意交还节度使之职，入宫担任宿卫。”太祖高兴地说：“前朝的事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了，有什么值得谈论的？王彦超的话是对的。”他从容地问王彦超：“你当日为什么没有留下我？”王彦超说：“浅水小沟里的水，不足以滋润神龙。如果陛下当时做了臣下，我哪里会有今天呢？”太祖更加高兴，说：“只让你再担任一任永兴节度使。”长寿寺的僧人也被召来见太祖，太祖想授给他官职，僧人推辞了；于是任命他为天下都僧录，让他回洛阳。如今永兴有王彦超的画像，长寿寺殿中也有那位僧人的画像，都是伟岸的人物。唉！圣人处于草创混乱之时，只有一个僧人看出了他的非凡之处；王彦超虽然没有看出，等到回答太祖时所说的话却自有道理，真是奇异啊！周世宗去世后，恭帝年幼，军政大事多由韩通决定。太祖和韩通共同掌管军政。韩通愚昧而刚愎自用，将士都怨恨他；太祖英武，有气度、有才智谋略，又多次建立战功，因此众人都爱戴他，心悦诚服地归附他。太祖将要北征时，京城中纷纷传言：出兵那天应当拥立殿前都点检为天子。富裕人家有的带着全家逃到别州藏匿。太祖听说后很害怕，秘密告诉家人说：“外面的流言这样凶险，怎么办？”太祖的姐姐就是魏国长公主，她当时正在厨房，脸色像铁一样严肃，拿着擀面杖追打太祖，说：“大丈夫遇到大事，能不能做应当自己决定，为什么要在家里恐吓妇女呢！”太祖默默地走了出去。太祖刚登基时，杜太后还健在且身体安康，她和皇上商议军国大事时，仍然称赵普为“书记”。她曾慰劳赵普说：“赵书记，你姑且尽心尽力吧，我的儿子还没有经历过政事。”太祖对赵韩王赵普，就像对自己的左右手一样。御史中丞雷德骧弹劾赵普强行占有百姓的住宅，聚敛钱财贿赂，皇上大怒，斥责雷德骧说：“鼎和铛尚且有耳朵，难道你没有听说赵普是我的社稷之臣吗！”命令左右侍从把他拖到庭院中绕行数周。过了一会儿，才让他重新戴好冠帽，召他上殿，说：“以后应当改正，姑且赦免你，不要让外人听见。” 太祖将要接受禅让时，还没有准备好禅让诏文，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在旁边，从怀中取出诏文进呈，说：“已经写成了。”太祖因此看轻他的为人。陶谷的墓在京城东门外的觉昭寺，墓穴已经洞开，里面空无一物。寺僧说：“多次封闭又多次毁坏，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张舜民说：“陶谷为人轻浮险诈，曾经指着自己的头说，自己一定会戴上貂蝉冠；如今连头骨也没有了。” 太祖刚接受天命，诛灭李筠、李重进之后，威望恩德日益盛大，于是问赵普：“自唐末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总共更换了十个姓氏，战争不停，百姓遭受灾难，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停止战争，制定长久安定的计策，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赵普说：“陛下谈到这件事，是天下和人的福分。唐末以来，战争不停、家破人亡，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节度使权力太重，君主软弱而臣下强盛罢了。如今想治理它，只有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控制他们的钱粮，收回他们的精锐兵力，那么天下就安定了。”话还没有说完，皇帝便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全明白了。”过了一会儿，皇上趁晚朝结束后，和旧友石守信、王审琦饮酒。他屏退左右，告诉二人说：“我得到你们的力量帮助很多，念念不忘你们的功劳。然而做天子也非常艰难，远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如今一整夜都不敢安稳地枕着枕头睡觉。”石守信等人问他原因，皇帝说：“这有什么难以知道的？所谓天子之位，不过是众人都想得到它罢了。”石守信等人都叩头说：“陛下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如今天命已经确定，谁敢再有异心？”皇上说：“不是这样。你们虽然没有这种心思，可是对你们部下那些想求富贵的人又能怎么办呢？一旦有人把黄袍披到你们身上，你们即使想不做天子，难道还能做得到吗？”石守信等人流着泪说：“臣等愚昧，没有想到这一层，只希望陛下怜悯我们，指示一条可以活命的道路。”皇上说：“人生不过像白马从缝隙前飞驰一样短暂。所谓富贵，不过是想多积累金钱，充分地让自己享乐，使子孙显贵荣耀罢了。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选择方便合适的田地住宅买下来，为子孙建立永久的产业，多置办歌伎舞女，每天饮酒吃饭、彼此欢娱，以终享天年？这样君臣之间都没有猜疑，上下相安无事，不也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都拜谢说：“陛下这样为臣等考虑，实在是万分幸运。”第二天，他们都称病，请求解除军政职务。皇上答应了，把他们全部改授散官，让他们回到私第；用来安慰抚恤和赏赐他们的财物十分丰厚，有的还同他们结为婚姻。于是改换设置了容易控制的人，让他们掌管亲军；后来又设置转运使、通判使，掌管各道钱粮；收取天下精锐兵力来充当宿卫，而各位功臣也都得以善终，子孙富贵，直到今天仍未断绝。如果不是赵韩王赵普谋划深远，太祖明智果断，天下恐怕再也不会有太平之日了。圣贤的见识是多么长远啊！世人说赵韩王为人阴险刻薄，在他掌权时，因细小嫌隙而中伤了很多人；然而他的子孙直到今天仍享有福禄，国初大臣很少有人能比得上，难道不是因为安定天下的功劳很大吗？太祖派曹彬讨伐江南，临行时告诫他说：“功成之后，拿使相作为赏赐。”曹彬平定江南回来，皇帝说：“如今四方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归服，你做了使相，品位已经到顶了，难道还肯再去作战吗？暂且慢一慢，再替我攻取太原。”于是秘密赏赐给他五十万钱。曹彬闷闷不乐地退下，回到家里，看见钱布满了屋子，才感叹说：“好官也不过是能多得到一些钱罢了，何必做使相呢！”唉！太祖像这样重视和珍惜爵位。孔子说，只有名位和礼器，不能假借给别人。太祖真正做到了。

译太祖和先祖开国时所任用的将相都是北方人。太祖在禁中刻石立禁令说：“后世子孙不得任用南方士人做宰相，不得让内臣掌管军队。”到了真宗朝，才开始任用福建人；那块刻石也已经不存在了。唉！凭艺祖太祖的明察，他对此早已有预见。汉高祖对吴王刘濞说：“五十年以后，东南发生叛乱的人，难道不是你吗？但天下已经是一家，千万不要反叛。”后来果然应验了。艺祖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太祖即位初期，多次微服出行，暗中察看民情，有时还到功臣家中，行踪让人无法预测。赵普每次退朝后，都不敢脱下朝服和冠帽。一天大雪，临近夜晚，赵普以为皇帝不会再出行了。过了很久，听见敲门声，赵普出去，看见皇帝站在风雪之中。赵普惶恐不安地迎接叩拜。皇帝说：“我已经约了晋王。”不久太宗来到，三人在赵普的厅堂中铺设重[字形疑误]席而坐，烧旺炭火烤肉。赵普的妻子为他们斟酒，皇帝称她为嫂子。赵普从容地问：“夜已经很深，天气又很冷，陛下为什么出宫？”皇帝说：“我睡不着，床榻以外全是别人的家，所以来见你。”赵普说：“难道陛下认为天下太小吗？现在正是南征北伐的时候。请让我听听您预先筹划的目标。”皇帝说：“我想攻下太原。”赵普沉默了很久，说：“这不是臣所能知道的。”皇帝问他原因，赵普说：“太原正当西北两边的要地，如果一举攻下它，那么西北两边的祸患就由我们独自承担。为什么不姑且留下它，等待诸国都被削平之后再攻取呢？那样一小块地方就将无处逃遁。”皇帝笑着说：“我的想法正是这样，只是特意试探你罢了。”于是确定了攻取江南的计划。皇帝说：“王全斌平定蜀地时杀人太多，我现在想起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不能任用他。” 赵普于是推荐曹彬担任将领，以潘美为副将。第二天任命主帅时，曹彬和潘美在殿上应对。曹彬推辞说自己的才力不及，请求另选贤能之臣。潘美大力陈说江南可以攻取，皇帝严厉地告诫曹彬说：“所谓大将，只要能斩杀越位犯分的副将，那么事情就不难了。”潘美吓得汗流满面，不敢抬头看皇帝。将要出发时，皇帝夜里召曹彬进入禁宫，亲自给他斟酒。曹彬喝醉了，宫人用水浇他的脸。曹彬醒来后，皇帝拍着他的背送行说：“一定能攻取，一定能攻取。潘美本来没有罪，只是自己不能容纳他。”这是想用恩德使他归附。因此，凭借曹彬的厚重和潘美的精明锐利，二人互相帮助，命令得到执行，禁令得到遵守，从未滥杀一人，江南便平定了。这都是皇帝仁慈圣明、神武有方，善于任用他们并掌握了正确方法的结果。太祖刚即位时，朝拜太庙，看见其中陈列的笾、豆、篮、簋等礼器，便说：“这是什么东西？”侍臣回答说是礼器。皇帝说：“我的祖宗难道曾经认识这些东西吗！”命令撤去。又立即命令进上平常的膳食，亲自祭享完毕后，回头对近臣说：“还是让他们重新设置原来的礼器，使儒士们办理祭祀仪式。”直到今天，太庙都是先供奉牙盘，之后再举行礼仪。康节先生常说：“太祖皇帝对于礼，可以说真正通晓古今相宜的道理了。” 东京就是唐代的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设置建昌宫，后晋改名为大宁宫；周世宗虽然加以营建修缮，仍然不合王者宫室的制度。太祖皇帝接受天命之初，便派使者绘制西京大内的图样，按照图样改建。建成后，皇帝坐在万岁殿中，打开各道宫门，门道端直得像用绳墨牵引出来一样，便感叹说：“这就像我的内心，稍有邪曲，人人都看得见。”有一天，皇帝登上明德门，指着门上的匾额问赵普：“明德之门，为什么要用‘之’字？”赵普说：“这是语气助词。”皇帝说：“‘之乎者也’这些助词能起什么作用？”赵普无言以对。太祖登基不久，杜太后去世，起初与宣祖合葬在国门南面的奉先寺。后来命宰相范质担任改葬使，重新选择墓地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范质罢任后，又命太宗担任使者，把杜太后的灵柩迁葬到永安陵。又想把远祖迁葬到西京的谷水，那是宣祖未显贵时所葬之处。把两座坟墓并在一起，打开墓穴后全是白骨，无法辨认，于是就依着原坟修建陵园，每年派官员一同祭祀，洛阳人称之为“一寝二位”。伊川先生程颐说：“为合葬选择墓地，可以说是有智慧了。”太祖在近郊打猎时，所骑的马受惊逃走，皇帝跳下来，并且说：“我能够使天下人服从，难道独独不能使一匹马驯服吗？”随即用佩刀刺死了它，过后又后悔说：“我身为天子，多次出游打猎，马逃走了又杀掉它，这是我的过错。”从此一生不再打猎。太祖在位时，晋王府的内臣上奏请求砍伐木场中的大木一根，用来制造器物。皇帝大怒，在奏章上批示说：“把大的破坏成小的，为什么不干脆砍下你的脑袋！”那棵树至今还在，只是半截已经枯朽，仍未被砍动。唉，太祖连一棵树都不忍心违背它的材质而粗暴使用，何况更大的事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交，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禁宫发生火灾时，王审琦没有等候召令，便带兵进入救援。台谏官有人提出意见，于是王审琦被罢职，回到寿州原镇。临朝辞行时，太祖对他说：“你没有等候召令就带兵入宫护卫，这是忠诚；台臣既然提出意见，也不能不执行。你只管回镇，我将把女儿嫁给你的儿子王承衍。”召王承衍进宫时，他已经娶了乐氏为妻，便推辞。皇帝说：“你做我的女婿，我会另外把乐氏嫁出去。”于是命四名御龙直控制御马，载着王承衍回去，他最终娶了秦国大长公主。又给乐氏丰厚的资财作为嫁妆。皇帝对王承衍说：“这样，你父亲就可以安心了。”王审琦回到镇上七年后，率先在各镇中交还节度使之职，以使相身份去世，追封秦王，谥号正懿。王承衍官至护国军节度使、驸马都尉、河中尹，去世后追赠尚书令，追封郑王。唉！太祖驾驭英雄，听取并采纳劝谏，真是圣明啊！太祖即位后，各藩镇节度使都被罢职回京，多数居住在京城，朝廷给予他们十分优厚的待遇。一天，太祖陪同他们临幸金明池，在船中设酒，畅谈往事，十分欢乐。皇帝指着他们所坐的位置说：“这个位置，有天命的人才能得到。我只是偶然被众人推戴到这里，如果你们想做，朕应当让开座位。”各位节度使都伏在地上，汗流满面，不敢起身。皇帝命近臣扶他们起来，众人又像起初一样欢饮。唉！如果不是圣人的气度宏大深远，怎么能这样使天下英雄服从呢！伪蜀国的孟昶以降王身份入朝，船经过眉州湖[字形疑误]渡时，有一名宫嫔怀了孕，孟昶把她遣出宫，并祝愿说：“如果生下儿子，孟氏就还有后代。”后来她果然生下一个儿子，如今孟氏的后代仍未断绝。孟昶治理蜀地时有恩于百姓，国人哭泣着为他送行。到犍为分别时，孟昶离去，当地因此称为蜀王滩。蜀地刚平定时，吕余庆出任知成都府，太祖告诫他说：“蜀人思念孟昶，始终不能忘记。你任职成都，凡是孟昶过去征收专卖税的饮食物品，都应当全部取消。”吕余庆奉诏废除这些税收，蜀人才开始欣然，不再思念旧主。

译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侵，侵犯澶渊，京城震动。当时大臣中有人请求皇帝幸临金陵，也有人请求幸临蜀地。左丞相毕文简公因病没有入朝，右丞相寇莱公独自劝皇帝亲自出征，皇帝于是作出决定，前往澶渊。皇帝起初不想渡河，寇公极力请求，高琼拉住皇帝的马，渡过浮桥。皇帝登上城墙，六军望见皇帝的黄屋车，呼喊“万岁”，声音震动原野，士气大振。皇帝常常派人窥探寇莱公的动静，有人回来报告：“寇准白天睡觉，鼾声像雷一样。”有人说：“寇准正在命厨人砍[字形疑误]。”皇帝于是安心了。后来宋军射死契丹骁将顺国王挞览，契丹害怕，请求议和。皇帝命令选择重臣出使答聘。寇莱公派侍禁曹利用前往。皇上说：“凡是契丹所要求的，都答应他们。”寇莱公告诫曹利用说：“如果答应超过二十万金币，我就杀了你。”和议达成后，各位将领请求设下埋伏拦击契丹，使他们一匹马也不能返回。寇莱公劝皇帝不要听从，放契丹回国，以保全盟约和睦。皇帝回銮后，多次感叹寇莱公的功劳。小人有时进谗说：“陛下知道赌博吗？钱快输完时，把剩下的钱全部押上，叫作孤注。陛下，寇准就是您的孤注罢了，还有什么值得挂念的呢？” 皇帝听到这些话后非常震惊，对寇莱公的宠爱和礼遇于是衰减了。真宗东封泰山、西祀后，礼仪完成，天下安宁。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招待亲王和宰执，使用数百名仙韶女乐；有关部门认为宫嫔不能被外人看见，便在楼前搭起彩色山形屏障遮挡。乐声仿佛从云霄之间传来。李文定公和丁晋公相对而坐，文定公让行酒的黄门官秘密对晋公说：“怎样才能把假山弄倒呢？”晋公微微一笑。皇上看见了，询问原因，晋公如实回答；皇上也笑了，随即命女乐排在楼下，临轩观看，频频宣令劝酒，文定公终于喝得大醉。章献明肃太后是成都华阳人。她年轻时随父亲顺流下峡到玉泉寺，有一位善于给人相面的长老，对她父亲说：“您是贵人。”等到见到太后，又大惊说：“您的尊贵，是因为这个女儿。”又说：“远方不值得久留，为什么不前往京城游历呢？”她父亲以贫穷为由推辞，长老便赠给他中金百两。太后的家人来到京城时，真宗任南衙长官，因张耆将太后纳入后宫。真宗即位后，她被封为才人，晋升为宸妃，后来登上后宫正位，声势震动天下。仁宗即位后，由她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玉泉寺的那位长老当时已经居住在长芦寺。太后多次召见，他都不肯前来；太后派使者到他那里询问需要什么，他说：“道人没有什么需要的。只是玉泉寺没有僧堂，长芦寺没有山门，希望太后以后记挂这件事。”太后便把本阁的服用物品折价成钱，拨给两寺，在长芦寺临江处修建山门，门基建在水中。建成后，山门总是被蛟龙毁坏。太后一定要把它建成，便用数万斤生铁层层铺在下面，山门才修成。大概是蛟龙害怕铁。如今《玉泉寺僧堂梁记》记载的，就是太后所建的事情。

译卷二：仁宗喜欢采用导引术来梳理头发，宫中有一名宫人会这种方法，号称“梳头夫人”。一天，仁宗退朝后，命她为自己理发，嫔妃们列队侍奉。仁宗袖中藏有奏章，左右侍从争着取看，仁宗也无法制止。有一个人在旁边读奏章，原来是台臣请求释放宫女的奏章。众人听后都默不作声，只有梳头夫人叹息说：“如今京师的富人尚且还在求娶妾媵，哪有天子的嫔妃，外臣竟敢拿来进言？官家赶快斥逐进言的人，就清静了。”仁宗没有说话。用过御膳后，他到后苑游幸，命内侍拿出宫人名册，亲自挑出若干人，实行了台臣的建议。梳头夫人因为入宫已久，首先被挑出，仁宗也没有过问。有人问参知政事吴奎说：“皇上和汉文帝相比怎么样？”吴奎回答：“若以这件事来说，远远超过汉文帝了！” 仁宗朝，程文简公任大名府知府时，府中有一个士兵背上长出肉来，蜿蜒盘曲，像龙伏在那里。文简把他收禁起来，并把此事上报。仁宗对宰辅说：“这有什么罪？”下令释放了他。后来这个士兵因病去世。唉，背上长出肉龙，是妖异之事。仁宗释放了他，仁德足以压倒妖异；这个士兵随即死去，也是应该的啊！孙文懿公任翰林学士时，撰写《进▯李太后赦文》说：“章懿太后大大承受了福庆，实在生育了幼小的皇帝；抚养保护之恩深厚，保全安抚的心意重大。神灵的车驾已经远去，仙游也已遥远。唉！她作为天下人的母亲，养育天下的君主，却不能在九重宫阙接受皇帝的奉养，也不能享受四海臣民的奉养；每当想到这些，追念之情就更加郁结。”仁宗读到后，感动哭泣，整整一个月不能自已。孙公从此便参与国家大政。仁宗问文懿说：“你为什么能够说出朕心里的事？”孙公回答：“臣年少时因为是庶子，在兄弟中不受重视，又未能奉养母亲，因此知道陛下圣心中的事情。”仁宗听后为他流泪。在此以前，晏元献公撰写《章懿太后神道碑》说：“五岳高峻，昆山产玉；四海浩渺，丽水生金。”这是把明肃太后作为尊贵者来比拟。学士大夫都赞美这种比拟恰当，只有仁宗不高兴。伯温曾听老僧海妙说：仁宗朝，有一次仁宗前往内道场，夜里听见乐声从云霄之间传来。仁宗忽然来到观看，过了很久，回头对左右说：“众僧每人赏赐紫罗一匹。”僧人前来致谢，仁宗说：“明天从东华门出去时，把紫罗放在怀中，不要让人看见，恐怕台谏会写奏章加以论列。”唉！仁宗用微薄的物品赏赐僧人，尚且害怕进言者，这正是他能够使天下达到太平的原因。海妙又说：他曾见仁宗二十多岁时祭祀南郊回来，坐在金辇中，太阳刚升起，仁宗的面色与金色的阳光交相辉映，真像天人一样。因此记下这件事。仁宗有一天到张贵妃的阁中，看到定州红瓷器，便严厉地问：“怎么得到这种东西的？”贵妃回答说是王拱辰献上的。仁宗发怒说：“我曾经告诫你不要接受臣僚馈送，你为什么不听？”于是拿手中的柱斧把瓷器砸碎。贵妃惭愧道歉，过了很久仁宗才消气。贵妃又曾在端门侍奉上元宴，穿着所谓“灯笼锦”的衣服，仁宗也奇怪地询问。贵妃说：“文彦博因为知道陛下宠爱我，所以特意献上这种衣料。”仁宗始终不高兴。后来潞公入朝任宰相，台官唐介指责他的过失，并提到灯笼锦的事情；唐介虽然因为回答皇帝时失礼而被远谪，潞公不久也出任许州知州，大概是仁宗把他们两人都罢免了。有人说，灯笼锦是潞公夫人送给张贵妃的，文彦博并不知道。唐公的奏章以及梅圣俞写信讥刺此事的诗，都过分了。唉！仁宗宠爱贵妃，使她位在六宫之前，但他责备她遵守正礼尚且如此严格，可以说是圣明了！仁宗朝，王安石任知制诰。有一天举行赏花钓鱼宴，内侍各自用金制的小盒盛放钓饵药，放在几案上，王安石把它们全吃光了。第二天，仁宗对宰辅说：“王安石是个诈伪的人。假如是误吃了钓饵，吃一粒也就该停下了；如今却把它吃光，实在不合情理。”仁宗因此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自己撰写《日录》，轻视、鄙薄祖宗，对仁宗尤其厉害，常常把汉文帝的恭敬节俭说成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可见他内心轻视仁宗。因此当时的大臣富弼、韩琦、文彦博，都被他诋毁了。仁宗时，有一天，天空雷声大作，仁宗穿戴好衣冠，焚香再拜，退朝后静静思考造成天变的原因，却想不出来。偶然间，后苑的工匠进献一个七宝枕屏，仁宗立即拿来砸碎。唉！仁宗敬畏上天威严到了这种程度，他在太平盛世享有长久国运，是应该的啊！到了熙宁年间，大臣却用“天变不足畏”来劝说君主，造成今天的祸乱，真令人悲痛！仁宗的御马中有一匹名叫玉逍遥，马色纯白，仁宗骑它时安稳得像坐车辇一样。养马人说：“这匹马走路有一定尺度，快慢都合乎节度。如果驾驭者催它走快，它就会用脚阻止。”有一天，燕王借来骑乘，它却长鸣不肯前进。燕王发怒，把它退还。仁宗像侍奉父亲一样对燕王十分恭敬。玉逍遥被配到南城马铺。过了很久，它又被召回供御，行走仍和从前一样。仁宗驾崩后，它随葬队伍走到陵墓下，悲鸣不吃东西而死。伊川先生程颐对伯温说：“骏马并不以力量著称，而是以品德著称吧！”本朝自祖宗以来，进士通过省试参加殿试，仍有被黜落的。远方的寒士殿试落第，贫穷得不能回乡，大多流离失所，甚至有人投河而死。仁宗听说后十分同情，从此殿试不再黜落，即使有杂犯，也收录在末名，作为固定制度。可以说仁宗真是仁厚了。仁宗至和年间身体不适，昏迷而不省人事达三天。病愈后，他自己说梦见走在荆棘中，惶恐奔走而迷失道路；有一个身披金甲的神人从天而降，对他说：“上天因为陛下有仁爱之心，赐给您十二年的寿命。”仁宗问：“我应当怎样回去？”神人说：“请让我用我的车驾送您。”仁宗登上车，问神人是什么人，神人回答：“我就是所说的葛将军。”仁宗醒来后，命人查检《道藏》，果然有葛将军主管天门之事，于是便在大醮仪中增加他的位号，并在京师建立庙宇。仁宗从此上朝，只是拱手默坐，不再说话。大臣奏事，合意就点头，不合意就摇头；但当时气候调和、年岁丰收，百姓安乐，四方夷族宾服，天下安然无事。大概仁宗知道治理国家的要领：任用宰辅，采纳台谏，敬畏上天、爱护百姓，遵守祖宗的法度。当时的宰辅是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是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等。唉！仁宗比周代的成王、康王和汉代的文帝、景帝毫不逊色，甚至还有超过他们的地方；这大概就是有宋一代盛治的原因吧？

译仁宗起初迎立光献后时，皇后患病，宫中的国医没有疗效。仁宗问：“皇后在家时请什么人治病？”皇后说：“我随叔父任职河阳时，患病服用孙用和的药，总是见效。”不久召来孙用和，服用他的药果然有效；于是孙用和从平民被授为尚药奉御，从此得到升用。孙用和本是卫地人，因为躲避事情客居河阳，擅长运用张仲景的方法治疗伤寒，名声传遍天下。他的两个儿子孙奇、孙兆，都考中进士，成为朝廷官员，也都擅长医术。仁宗刚驾崩时，宫禁之中永昌郡夫人翁氏名下有一个私身韩蛊，他自称曾经汲水时，看见仁宗显现的龙缠绕在自己身上，仁宗因此临幸了他，并留下了自己的钏；又把东西送给他作为凭证，于是他便声称自己怀孕了。过了预定期限却没有生产；经过查验，原来全是韩蛊的欺诈。他的钏被发现埋在佛阁的土中，原来是韩蛊自己埋下的。翁氏削去一资，杖责韩蛊，把他发配到尼寺做童子。当初，执政大臣请求杀掉他，光献太后说：“把韩蛊安置在尼寺，是想让外人都知道他的欺诈；如果杀了他，人们一定会说韩蛊确实生了孩子。”英宗初年，光献太后垂帘听政，她处理事情的明断大都如此。仁宗皇帝于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驾崩。遗诏传到洛阳时，伯温七岁，还记得城中的军民，乃至妇女儿童，早晚都面向东方号哭；焚烧纸钱产生的烟雾遮蔽天空，连天日都像失去了光明。当时舅父王元修从京师经过洛阳，对先父说，京师停止营业，街巷中哭声数日不断；即使乞丐和小儿也都焚烧纸钱，在大内前哭泣。又有都官周长孺赴任剑州普安知县，行走在乱山中，看见汲水的妇人也带着白纸边走边哭。唉！这就是所说的百姓像死了父母一样悲痛吧！熙宁初年，仁宗的幼女出嫁给钱景臻，京师的父老知道她是仁宗的女儿，跟随着她的车驾叹息流泪。元▯年间，北虏的君主对本朝使者说：“我年轻时，奉事大国的礼节有时还不到位，幸蒙仁宗特别关照、宽容优待，一直想着没有什么可以报答。自仁宗驾崩后，我国把他的御容像祖宗一样奉祀。”说着便哭了起来。原来这位虏主还是太子时，曾混入本国使者队伍中，雄州秘密把此事报告了仁宗。仁宗召他进入宫禁，让他拜见皇后，以丰厚礼节接待他。临行时，仁宗抚摸着他说：“我和你是一家人，日后只要念着双方的友好，只要爱护百姓。”所以虏主一直感念仁宗。唉！仁宗升遐已经很久，京师人和虏主仍然追念不忘，这是前代没有过的事。英宗修建山陵时，有一名辇官毕达在仁宗永昭陵下痛哭说：“臣侍奉陛下四十多年，能够在天上服役，死也没有遗憾了。”当天晚上，毕达突然死亡。这是韩魏公对司马温公说的。永安人霍道全曾经担任三陵壕寨，年过九十，因为丁谓迁移永定陵皇堂一事获罪，被羁管在亳州。道全说地下埋藏的旧物大多能够验证，亳州人把他视为神人。遇到赦免后，他回到永安。嘉▯七年，道全忽然走遍川原观察地形，对人说：“这里将要有大规模的工程。”第二年，仁宗驾崩，起初选择陵地时，有司召见询问他。道全说：“如今永安县的土地吉利，适合迁来作为陵寝。”有司怀疑他是想扰动县中百姓，他所说的话一概没有采用。道全也相继去世。如今永昭陵已经建成，有人说：“地名叫和儿原，不是好的征兆。”三年后，英宗晏驾。元丰年间，神宗仿照汉代原庙的制度，增筑景灵宫。此前，先从寺观迎来历代帝后御容，奉安在宫禁之中。选择吉日，依次备好法驾，由羽卫在前引导前往景灵宫；观看的人夹道而立，鼓吹声震天。教坊使丁仙现起舞时，望见仁宗的御像，牵袖遮住面孔，好像在拭泪；京师的百姓和父老都流下泪来。唉！仁宗的德泽深入人心到了这种程度！

译卷三：英宗是仁宗的侄子，宣仁后是光献后的外甥女，两人从小一起在宫禁中抚养。温成张妃受宠后，英宗回到本宫，宣仁回到本宅。温成去世后，始终没有儿子。一天，仁宗对光献后说：“我们夫妻年老而没有儿子，过去养的十三（英宗在兄弟中的排行）、滔滔（宣仁的小名），如今都已经长大成人。朕替十三、皇后替滔滔主持婚事，让他们互相婚嫁。”当时宫中把天子娶妻称为“取妇”，皇后嫁女称为“嫁女”。可见仁宗和光献后早已把英宗当作儿子，圣意一向已经确定了。这大概是天命，并非人力所能安排。后来召英宗为皇子，英宗入宫谢恩，正好仁宗和皇后在后苑迎接曙（曙是英宗的讳）亭。仁宗对皇后说：“难道是偶然的吗？”嘉▯八年三月最后一天，仁宗起居还安稳，夜里一更，突然索要药物，并召皇后。皇后赶到后，仁宗指着心口，却不能说话。召来的医生投药，已经来不及了。仁宗驾崩，左右侍从想打开宫门召两府大臣，皇后说：“这个时候宫门不能打开，只秘密下敕召两府，让他们天亮时入宫。”三更又命人进粥，四更再次召医生入宫，并派人守护。第二天，两府大臣入宫，皇后哭着告诉他们皇帝驾崩，下令召皇子继承帝位。英宗起初不敢接受帝位，两府大臣共同扶抱他，解开他的头发，给他穿上黄衣。命翰林学士王圭起草诏书，王圭非常害怕，握笔不能下笔。丞相魏公韩琦从容地说，大行皇帝在位多少年，王圭这才能够起草诏书。英宗即位几天后患病，执政大臣请求光献后垂帘，暂时共同听政。皇后推辞不肯，过了很久才答应。光献后拥立英宗的功劳，难道可以掩盖吗？所以神宗深深感念她，侍奉光献后的礼节极其隆重。等到光献后去世，神宗悲伤过度，不能上朝；他所写的挽章，至今读来仍令人流泪。韩魏公去世后，他的子孙仿效郭汾阳，撰写《家传》十卷，详细记载魏公的功业；但写到英宗即位之初时，却说光献后听信谗言，多次说出不平之语。魏公用严厉的话使她警醒，说：“如果官家失去照管，太后也未必能够安稳。”又说，太后曾问汉昌邑王的事情怎么样；还说太后曾言：“昨夜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看见这个孩子却在庆宁宫（说的是英宗又回到了旧邸）。”魏公说：“回到庆宁宫，正是圣躬恢复旧位的征兆，这是好梦。”又说，英宗身体不适时，魏公奏道：“大王已经长大成人了，而且还有人可以替他照管（指神宗）。” 皇后发怒说：“还想在旧巢中寻找兔子吗？”又说，太后曾向大臣哭诉英宗的话：“富弼的意思是拥护太后。”又说：“太后想在前殿临朝，魏公上奏议论了这件事，太后才停止。又说：台谏上奏，请求太后早日归还政权，太后哭着说：‘如果放下政权，以后哪里还能见到这种情形呢！’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全都是荒诞妄言而且不恭敬，不是应该说的话。韩氏的子孙贩卖松梗，夸大祖先的功勋业绩，以求得到任用，却不知道这样会使他们的父祖陷入不义。王岩叟的父亲和他本人都是魏公的门客，也撰写了一篇《魏公遗事》，记载魏公的言行很详细；但谈到光献后暂时共同听政的事情时，也同样荒诞。书中说，太后归还政权以后，魏公劝英宗增加仪卫，英宗说：‘相公不要纵容母后。’又说魏公对太后说：‘自己没有儿子，不得不认这个。’考察这些话的意思，似乎是说英宗没有魏公就不能即位，既然即位了，没有魏公也不能安稳。英宗承受仁宗的天下，尊贵地成为天子，思考如何报答光献后的恩德，怎么反而吝惜仪卫这样的末节，还说出‘不要纵容母后’的话？对于英宗的孝德来说，难道不是有所损害吗？” 恭敬地想，太皇太后是天下人的母亲，却因为她没有儿子而被要求认作母亲。已经身为臣子的人，竟悖逆轻慢到这种地步，难道不近于跋扈吗？前代的奸人自称“定策国老”，把天子当作自己的门生，都是由此而来。以魏公这样的贤者，如果死后有知，他难道敢承受这种说法吗？所以神宗曾说：“这样恐怕不是韩琦的本意。”伯温曾论说英宗的即位：最先提出建议的是范蜀公，随后赞成的是司马温公，顺应仁宗和光献后意愿的是韩魏公。富公的《辞户部尚书章》、吕诲任中丞时所上的《魏公以下迁官疏》，才是天下公认的言论，我把它们全部记载下来，以等待史官采择。英宗即位之初，因病不能上朝，大臣请求光献太后垂帘，暂时共同听政；太后推辞而无法推掉，才答应了。英宗刚刚康复，太后已经下手书要求恢复帝权。魏公上奏说，台谏已有奏章，请求太后早日归还政权。太后听到后立即起身。魏公急忙命仪鸾司撤下帘子，太后还没有转到御屏后面，魏公仍看得见她的衣服。当时富韩公任枢密相，对魏公没有预先通知撤帘一事感到奇怪，说过“韩魏公想把富弼置于灭族之地”这样的话。欧阳公任参知政事时，首先提议追尊濮安懿王；富公说：“欧阳公读书而懂礼法，他之所以提出这个举动，是忘了仁宗，会给皇上增加负担，也是在欺骗韩公。”富公于是按照执政大臣任满应当升官的惯例辞去职务，奏疏中的言辞十分激烈，三天没有得到答复。他见到英宗，当面奏道：“仁宗拥立陛下，是皇太后的功劳。陛下还没有报答皇太后的大功，却先记录臣的小劳，这不是仁宗的本意。当仁宗在世时，宗室中与陛下亲疏相等的人还有很多，他一定选择陛下作为儿子，是因为陛下孝德显著、声名远播。如今皇太后对臣与胡宿、吴奎等人说：‘没有丈夫的妇人没有地方申诉。’这话实在令人不忍听闻，臣确实为此痛心。“难道这会是仁宗对陛下所期望的吗？”富公用笏板指着御床说：“如果陛下没有孝德，谁能够坐在这里？”英宗弯身说：“不敢。”富公更加坚决地请求离职，于是出任河阳知州，从此同魏公、欧阳公断绝往来。后来富公退休居住在洛阳，每年生日，魏公无论路途远近，都一定派使者恭敬地送来书信和礼物；富公只以年老多病作答，不写回信。魏公的礼数始终不变，直到去世才停止。难道魏公对富公有什么惭愧吗？然而天下人都称赞他们二人是贤者。魏公、欧阳公去世时，富公都写了祭文表示吊唁。《国史》记载富公因为没有参与策立英宗而与魏公不合，因而直到这时祭吊也不相通，这是不对的。

译本朝自太祖、太宗以来，便以俭朴的德行传给后世，所以艺祖曾训诫说：“要常常想想在甲马营时就可以了。”当时所用的帷帘，还有用青布镶边的。仁宗生长在太平时期，尤其节俭。京城南面的愍贤寺，是温成张妃的坟院。寺中保存着温成在宫中的旧物：素面朱漆床、黄绢镶边的席子、黄色的隔织褥。仁宗亲笔用飞白书写的“温成影帐”牌子，才二尺多长，不过是朱漆底、金字罢了。温成受宠冠绝六宫，但她的服饰和日用器物也不过如此。因此仁宗病重时，大臣入宫问候，见他所用的都是黄绸。唉，恭敬节俭的德行，难道不就在这些地方吗！英宗宫中没有嫔妃。王广渊因为是濮邸旧日属官，升任待制，但家贫，不能置办仪仗服物，韩魏公替他说情。英宗说：“没有名义就赐给他，不可以。”过了几天，有诏命王广渊在御屏上书写《无逸篇》，赐给他白金一百两。唉，我本朝祖宗把节俭作为家法，就是这样。光献太皇太后在元丰四年春天患病时，把一函文字封得极其严密，交给神宗说：“等我死后再打开它，只是不可以因此治罪任何人。”神宗哭着接受了。后来太皇太后的病痊愈，神宗又把这函交还给她。太皇太后说：“暂且收起来吧。”这年七月，太皇太后升仙。神宗打开这函，里面全是仁宗想立英宗为皇嗣时，臣僚们表示异议的奏书。神宗拿着这些奏书痛哭，想到太皇太后的遗训，不敢追究、责罚那些人。因此，神宗在宫中服丧三年，礼数和孝道都尽到了，是知道慈德深恩无法报答啊。伯温听长者说：“本朝只有真宗咸平、景德年间最为兴盛。当时北虏与本朝通好，战争停止，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单以洛中来说，百姓用车载着酒食和乐器，在大街上游乐，称作‘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年还这样，到了宝元、康定年间，元昊叛乱，西部用兵，天下渐渐多事，再也没有这种风气了。元昊已经称臣后，仁宗绝口不再谈兵。庆历以后，天下虽然又恢复太平，但终究不如天圣、明道以前。”唉，仁宗用兵，是为了应对战争，是不得已才使用武力；事情平定后便不再用兵，这正是他仁慈的原因啊！神宗开设颖邸时，英宗命韩魏公选择宫僚，任用了王陶、韩维、陈荐、孙固、孙思恭、邵亢，都是有声望、有厚德的士人。王陶、韩维的一举一动都合乎法度。神宗入内朝见时，行拜礼稍微急了一些，韩维说：“我下拜，王也应当跟着做。”有一天，诸公陪侍神宗坐着，近侍把一种弓形靴送上来。韩维说：“大王怎么能穿这种舞靴？”神宗面有惭色，立即命人毁掉。王陶、韩维辅导赞助神宗的功劳，就是这样，所以颖邸的宾客僚属被称为天下第一流的选择。神宗刚即位时，中丞王陶上言，说宰相韩魏公不上常朝班是跋扈。神宗派近侍把奏章给韩魏公看，韩魏公上奏说：“臣不是跋扈的人，陛下只要派一个小黄门来，就可以把臣捆起来带走了。”神宗因此受到触动，把王陶调出朝廷任陈州知州。神宗即位后，锐意求治。起初任用吕溱为翰林学士，又任开封府长官。吕溱死后，又任用滕甫为翰林学士，任御史中丞。滕甫性情疏放，皇帝有时派小黄门拿着亲笔短札、加盖御印来询问事情，滕甫却把这些札子夸耀给别人看。有人看到御札中有用字错误，反而诽谤滕甫，说他是在宣扬皇帝的短处。皇帝大怒，斥责并贬逐滕甫，认为他是逆人李逢的亲党，从此不再任用。当时王安石住在金陵，刚服除母丧，英宗多次召他，他都没有来。王安石在仁宗时，曾因讨论立英宗为皇子一事与韩魏公意见不合，所以不敢入朝。王安石虽然科举名次很高、富有文才，但本是远方人，尚未得到中朝士大夫的信服，于是极力结交韩、吕两家的兄弟。韩、吕两家是朝廷世代为臣的家族，天下士人，不是出自韩家门下，就是出自吕家门下。韩氏兄弟中，韩绛字子华，与王安石同年考中高科；韩维字持国，学术尤其高深，不肯出仕，经大臣推荐才进入馆阁。吕氏中，吕公著字晦叔，最为贤能，也与王安石同年考中进士。子华、持国、晦叔在朝廷上争相推扬王安石，王安石的名声才开始显著。王安石又结交当时有声望、有德行的人，如司马君实等，彼此都很友善。在此以前的治平年间，神宗还是颖王，持国任翊善，每次讲论经义，神宗都称善。持国说：“这不是我的说法，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说法。”到神宗即位后，便召王安石入朝，以至于重用他。神宗罢退司马温公以后，当时正直的人都被引退，唯独任用王荆公，彻底变更祖宗的法度，又用兵又谈财利，天下才开始纷乱起来。一天，神宗陪太后，和祁王一同到太皇太后宫中。当时距离举行宗庙祭祀还有几天，太皇太后说：“天气晴朗和暖，行礼那天如果也这样，就是大庆。”神宗说：“是。”太皇太后说：“我过去听到民间疾苦，一定告诉仁宗，常常借着赦免诏令来施行宽恤；现在也应当这样。”神宗说：“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太皇太后说：“我听说民间很苦于青苗钱、助役钱，应当借赦令把它们废除。”神宗不高兴，说：“这是为了使百姓得利，不是使他们受苦。”太皇太后说：“王安石确实有才学，但怨恨他的人很多。陛下想爱护保全他，不如暂时把他调到外地，过一年多再召回来任用，也可以。”神宗说：“群臣之中，只有安石能挺身而出替国家承担事情。”祁王说：“太皇太后的话，是至理之言。陛下不可不认真考虑。”神宗于是发怒，说：“难道是我败坏天下吗？”

译“你自己去做吧。”祁王哭着说：“何至于这样呢？”众人都不高兴地散去。温公过去私下记载富韩公曾这样说过，但世上没有人知道。崇宁年间，蔡京等人修撰《哲宗史》，写《王安石传》时，甚至把王安石说成圣人；然而仍然记载慈圣光献后、宣仁圣烈后曾找机会见皇帝，流着泪劝说王安石扰乱天下，不久王安石便罢相了。难道王安石的罪过，即使他的党羽也终于无法文饰吗？还是上天想彰显我本朝两位太后的贤德，所以无法删掉这些记载呢？神宗罢退王安石后，十年没有任用他。元丰末年，神宗病重，想到可以把幼主托付给谁，只说：“将来要让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师傅。”没有提到王安石。唉，真是圣明啊！神宗元丰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同祭祀南郊。恰逢更改官制，文潞公由司徒、侍中改授太尉，罢去侍中，任开府仪同三司、判河南府，入宫辞行。在此以前，故参知政事王尧臣的儿子王同老，因至和年间潞公与刘沆、富韩公、王参政尧臣共同请求立英宗为皇嗣，便起草奏章进呈，说明他父亲的功劳。神宗把奏章留在宫中，亲自询问潞公。潞公的回答与王同老相合，于是加授潞公两镇节度使，并授其子王宗道为承事郎。潞公极力辞却两镇节度使，只接受食邑。刘沆追赠太师、中书令、兖国公；他的儿子刘仅由祠部员外郎升为天章阁待制。王尧臣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文忠；他的儿子王同老由水部员外郎充任秘阁校理。富公升任司徒，他的儿子富绍京授官阁门祗候。富公的门客李亻思问富公：“您在治平初年升任户部尚书时，多次辞让；如今升任司徒，却只辞让一次就接受了，为什么？”富公说：“治平初年是我自己辞去官职，今天潞公以下的人都升迁了，我难道能坚决辞让，妨碍别人吗？”原来潞公与荆公在政事上意见不合，被调出朝廷判北京，七年没有被召回，从此皇帝对他的眷顾和礼遇又深厚起来了。神宗初年，想攻破夏国，于是亲自准备征讨大辽，御营的兵甲、器械、旗帜全都备齐，又调集河北各路军队，准备设置保甲民兵，各路因此骚动起来。一天，神宗穿着黄金甲去见光献太后，太后说：“官家穿成这样，天下人会怎么看？脱掉它，不吉祥。”神宗又想在京城修筑安楼、橹楯，太后也不允许，只把这些东西储藏在各城门。神宗友爱兄弟，不忍让两个弟弟听从安排、出居外地。到了元▯初年，宣仁太后才命令在天波门外修建宅第。宅第建成、二王入住后，哲宗奉宣仁后亲临。诏令说：二王的各个儿子都升官一级。舍人苏轼起草制辞说：“先皇帝深厚地友爱兄弟，以恩情胜过礼义，不允许两位叔父出居外地，大概是周武王对待周公、召公的意思。太皇太后严格遵守朝廷的礼制，以礼义节制恩情，才答应他们的请求，让他们出居外宅，取得了孔子疏远自己儿子的意义。两位圣人虽然做法不同，最终都归于正道，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朕奉侍两宫，巡行查看新宅第，回顾瞻望，感怀追思，不禁潸然流泪。从前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里什么最快乐？东平王说：‘行善最快乐。’明帝认为他的话很伟大，于是送给他十九枚列侯印，东平王十五岁以上的儿子全都佩带，记载在史册上，天下人并不认为这是偏私。如今二王的儿子们，天性忠诚友爱，逐渐受到礼义熏陶，从能够穿衣以来，个个都身材高大，具有成年人的风范，朕很赞赏他们。现在各升一级官职，用来帮助他们享受行善的快乐。还要努力啊，不要辱没父祖，为国家增光。”第二天，丞相吕大防、范纯仁的两位夫人入宫拜见，宣仁后说：“昨天我和皇帝一起到二王府，二王侍立在旁，尚食供奉也十分恭敬。皇帝对待他们也完全合乎礼数。我已经老了，对此深感欣慰。”宣仁后又说：“仁宗对待燕王，尽到了对侄子的礼数。燕王很自尊重，只按排行称呼仁宗；即使是宫中的服用之物，燕王也总是拿取，仁宗不敢吝惜。我那两个儿子难道敢这样吗？”唉，太后的话，含义深远啊！不幸太后升仙后，小人对她的诽谤诋毁无所不用其极，天下人都替她感到冤屈，详细情况伯温记载在《辨诬》中。

译●卷四 熙宁七年春，契丹派▯使萧禧来声称：“代北对境有被侵占的土地，请派使者来共同划定界线。”神宗答应了这件事，却为派谁出使而为难。执政商议派太常少卿、判三司开拆司刘公忱为使者。刘公忱在便殿回答说：“臣奉命以来，在枢府查考文书凭据，没有看见本朝侵占虏人一尺一寸土地。况且雁门是古来有名的边塞，即使一小步土地也不能放弃，怎么能想把五百里的疆土交给敌人，使其得到资助呢？臣既然承受出使的使命，就应当以死拒绝他们，只希望陛下支持臣的意见，臣就万分荣幸了！”皇帝认为他说得对。刘公忱出境时，皇帝亲笔写诏书说：“虏人理屈便会发怒，卿姑且按照他们的要求给他们吧。”刘公忱没有奉行诏命。起初任秘书丞吕公大忠为副使，任命下达后，吕公大忠遭逢父母丧事，皇帝下诏起复，他还没有出发，刘公忱也已经出使回来。虏人又派萧禧来，神宗打开天章阁，召执政大臣与刘公忱、吕公大忠一同在资政殿对答，长时间辩论。神宗说：“虏人争一件事情尚且不肯罢休，如今两次派使者来，难道有中途停止的道理吗？你们替朝廷坚决维护疆土，确实是对的；但是，怎样才能消除祸患呢？”吕公大忠进言说：“他们派使者来要求代北的土地，假如有一个使者名叫魏王英弼，来要求关南的土地，那该怎么办呢？” 神宗说：“你这是什么话？”吕公大忠说：“陛下既然认为臣的话不对，那么现在怎么可以为代北之事开启这种先例呢？”刘公忱进言说：“吕公大忠的话，是关系社稷的大计，希望陛下仔细考虑。”执政大臣都知道他们的意见不可改变，便罢免刘公忱为三司盐铁判官，吕公大忠请求终服丧制。神宗派中使把亲笔诏书赐给富韩公、韩魏公、文潞公、曾鲁公，诏书大意说：“朝廷与北虏通好将近八十年，近年以来，北虏屡屡制造事端，代北之地一向没有确定的边界，所以制造衅端，妄图争辩曲直。近来命官吏共同查勘，虽然图籍记载十分清楚，他们却用诡辩不肯服从。如今蛮横的使者又来了，意在一定要得到土地。虏人的贪求没有止境，恐怕事情还不会停止；万一发生意外，将怎样应对？古代处理重大政事，一定要咨询老臣。”韩魏公上疏说：“臣观察近年以来，朝廷每次举事，似乎都不把强大的敌国放在心上。虏人见到这些形势而产生疑心，必定认为我国有图谋收复燕南的意图。即使听说虏主懦弱妄为，难道没有强悍的宗室和属臣，以及谋臣策士，引用先发制人的说法，制造这次事端吗？所以他们屡次派使者，以争论土地边界为名，来观察我国实际会怎样应对。” 使虏人产生疑心的事情有七件：高丽臣服于契丹，长期不向朝廷进贡，后来却因商船招抚劝谕而前来；而且高丽来不来，对国家本来没有什么损益，但契丹知道后，认为朝廷将要图谋他们，这是第一件。吐蕃各部没有共同的君长，从来没有成为边患，我们却强行夺取他们的土地，并扩展到熙河一路，杀死他们的老弱数万人，耗费不可计算；契丹听说后，必定认为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这是第二件。边境靠近西山，地势高而向上，不能修筑溏泺；以前听说派使者统领军队，到处种植榆树、柳树，希望它们长成，用来限制虏人的骑兵，这与庆历年间《慢书》中所说的修筑堤防、阻塞要道没有不同，这是第三件。义勇民兵的将校整齐严明，训练也很精良，却突然创设团保甲，使一道之内纷纷扰乱；义勇军士十人中去了七人，破坏了原本可以使用的成法，只得到增加数字的虚名，这是第四件。河北各州，沿边和靠近内地的地方，同时兴修城池，增加防城器具，检视衣甲器械，这是第五件。创设都作院，颁发弓刀的新式样，大量制造战车；这些事情众目所见，间谍很容易窥知，耗尽钱财和力量，先使自己困顿衰败，这是第六件。在河北设置三十七将，各自专掌军政，州县不得参与；声称要出征，又更加显露出可疑的迹象，这是第七件。北虏一向是敌国，因怀疑而采取行动，也是不得已的，说明他们很会替自己谋划。如今蛮横的使者再次到来，起初故意傲慢，是为了试探朝廷；何况代北与雄州一向有确定的边界，如果宽容退让把土地给他们，虏人的贪求没有止境，必然会逐渐加重；如果不答应，虏人就会抓住这件事，认为自己有理，即使不发动大规模进攻，也势必逐渐侵扰各边，最终破坏盟好。臣过去曾谈论青苗钱的事情，进言的人便动辄加以严重诬陷；若不是陛下圣明，臣几乎遭到极刑。从此听说新法不断颁下，臣实在为了避嫌疑，不敢再论列。如今亲自奉诏回答，事情关系国家安危，如果该说却隐瞒不说，罪行不容诛杀。臣曾私下推想，最初替陛下谋划的人一定说：自祖宗以来，因循苟且，治国的根本应当先使国家富强；聚集财物、积蓄粮食，把兵力寄寓于百姓之中，这样就可以鞭笞四夷，完全收复唐朝过去的疆域，然后制定礼乐，用文治来装饰太平。所以才散发青苗钱，让百姓缴纳利息；又制定免役法，逐步收取钱财。即使从各方面补救，终究也不是好办法，这就是所谓富国之术。又在内外设置市易务，使小商贩和普通百姓无从下手；再加上新制度不断颁布，改动没有常规，官吏茫然无措，不能详细记住。违反的人便按徒刑治罪，不因赦令而减免；监司督促责罚，把严酷当作精明，簿法的苛细，比告缗还要过分。如今农夫在田野间怨恨，商旅在道路上叹息，官吏不能安于职守，恐怕陛下并没有完全知道这些情况。想要排斥四夷、兴起太平，却先使国家的根本困顿动摇，使众人的心离散而怨恨，这就是陛下最初谋划的最大错误。陛下有尧的仁慈、舜的聪明，知过能改而不吝惜，这是圣人的德行。但那些热衷进取的人不顾国家利害，只说边事将要发生，正可借此谋求富贵；他们一定会说，虏人的势力已经衰弱，只是表面上表现得骄横傲慢罢了。凭陛下神圣文武的才能，如果选择将领，率领大军深入虏境，那么强行划定的土地一战就可以收复。这也是没有经过思考的。如今河朔连年遭受灾害，民力极其困乏，沿边和次边的州郡，草料粮食都不充足；新选的将官，都是粗鲁勇猛而缺少谋略的人，义勇、保甲刚刚兴办，还没有训练。如果驱使重兵停驻在坚城之下，粮道又不能接续，便会腹背受敌；即使是曹彬、米信这样的名将和宿将，也会因此招致歧沟之败。臣愚昧地替陛下谋划，认为应当派使者回访，优厚地送上礼物，并详细说明：朝廷从前的兴作，不过是平常的修治防备；与北朝通好的长久，是自古所没有的，哪里还有别的意图呢？”

译恐怕会被间谍误导罢了！况且疆界一向已经确定，应当按照旧日边界，请命令边境官吏退回，归还越界侵占的土地，不可借此制造事端，毁坏历代累积的友好关系，永远敦厚地遵守信约，彻底消除猜疑。希望陛下把自己认为可疑的情形，如将官之类，顺势罢免，以消除敌虏的疑虑，这样就可以拖延些时日。陛下更加休养百姓、爱惜民力，重用贤能，疏远奸邪谄谀之徒，提拔任用忠诚正直的人，天下就会心悦诚服；边境防备日益充实，塞下有多余的储蓄，国库中有盈余的财物。敌虏如果果真自行败坏盟誓，出现衰败混乱的征兆，然后一振军威，恢复旧日疆土，就可以快慰忠义之士不平的心情，洗雪祖宗历朝的愤恨了。”富韩公上疏说：“臣近五六年来，切实听说绥州、▯瓦、熙河、辰锦、戎泸、交趾，都有人议论用兵。有的因为丧失军队，有的因为献上敌人的首级，消息当即传遍四方。西部用兵刚开始，便传说一定要收复灵州、夏州；后来又大肆传说有人提出平定燕地的策略，北方敌虏必然已经探知此事。他们又听说朝廷正在训练士马、修缮城池、整治武器、聚集草料粮食，加上招致高丽，想要形成牵制；又设置河北三十六将，诸事相互配合。这就是敌虏所以提前制造事端的原因；事端既已发生，形势就不肯停止了。如今事端已经酿成，代北各处的军队都驻扎在边境上，争论超过一年仍未解决。横使再次到来，事情归朝廷处理，自然要由朝廷承担；恐怕道理上难以缓和迁延，很快就要作出可或不可的决定。违背他们，战争就会爆发，祸患来得迅速；顺从他们，河东的侦察范围就会日益收缩，即使暂时缓和了眼前局势，后患也会留到以后。臣认为，不如把事情完全交给边臣处理，坚持以历来图籍记载的疆界为依据，让他们尽力彼此争辩诘难。然而北方敌虏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理亏，只是想要制造事端，于是发动战争。难道是无缘无故突然兴兵吗？实在是有导致他们前来的原因。希望陛下深思熟虑，不可只说是敌虏制造事端、背弃盟约。如果他们万一入侵，事情到了不得已的地步，我们只严格整军以待；他们来了就抵抗作战，离去就防备守御，这是自古以来中兴之世防守边疆的要领。若朝廷因愤怒便想深入敌境进行讨伐攻击，臣实在担心万一有所失误，危害就不小了；或者他们再同西夏形成夹击之势，朝廷就要日夜忧劳了。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两边边境都告警危急，数年不能得到休息，四方的凶徒一定会有观望形势的人。臣希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忧，以百姓生灵为念，容忍污辱，包涵耻垢，暂且求得安定平静；不是有万全把握，就不要发动战争。这是天下人的愿望，也是臣的心愿。然而又到处传言陛下决定要亲自出征，中外听到后，都心惊胆落。陛下英明睿智，天资出众，必定已经有成算。然而太平时代的天子与开创基业的君主，所处情势完全不同，尤其不可意气激昂而轻率行动。又恐怕朝廷只是制造声势，起初并没有实际行动；如果这样，就是我们用虚假的声势招来他们的实际进攻。制造虚声的人，必然有疏忽遗漏的忧患；真正前来进攻的人，必然会竭尽周密筹划，成败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假使胡人前来进攻，最终得逞而退去，契丹这一族本来势力强盛，又有夏国、嘴厮▯、高丽、黑水女真、鞑靼等各番部作为党援，其势力必然难以消灭，那么边境祸患就会由此形成，最终没有停止的时候。臣私下认为，可以趁这次横使到来，暂且选派人员，把他们怀疑我们的几件事向他们说明，坦诚开导他们说：凡是整治武备，都是中国平常的事情，并不是想要对外发动征伐。过去用兵的地方，都是犯了过错的小蕃，朝廷必须向他们问罪。至于我们两个大国，交好已经七十多年，无缘无故怎么肯轻易破坏关系？又恐怕是奸人奔走活动，妄自制造间谍之说，因此彼此猜疑离心，逐渐造成嫌隙，于是才有今天争论是非。如果朝廷还有可以说明的事情，就全都向他们说明，务必使他们心中释然、不再疑惑，这也是一种帮助。横使如果不接受，就派遣报聘使者到戎主面前详细说明这个意思，或许能够取得一点效果，必定会有所益处。因为他们很大程度上依赖朝廷每年给予的财物，才得以维持国家的计用；既然有依赖的心情，难道会没有求得安定的愿望吗？只是因为疑虑还没有消除，于是表现得倔强。如果把事情说明白、解释清楚，他们一定愿意回心转意。如果双方的情意不能沟通，祸患就会日益加深，将来一定会后悔。臣还希望陛下兼听博采，多方访察，不应当只听信一面之词。恐怕有迎合圣意以及畏惧、回避当权者的人，不敢把真实情况上报，从而误了国家大计。臣之所以说到这些，是私下听说去年春天长期旱灾，陛下特意颁下手诏，允许人们尽量陈述时政的得失。不久听说上章论列的人很多，却随后有人遭到贬降。陛下既然不是把手诏召人尽情陈述看作应当宽容对待的意思，反而使他们获罪，士大夫从此都只求闭口不言，下情无法上达，这是朝政最大的祸患。希望陛下深思熟虑，早些使天下获得恩惠。”文潞公、曾鲁公的奏疏，都主张不要同他们争论，只请求选拔将帅、整治铠甲兵器来等待敌人。当时王荆公再次入朝任相，说：“想要取得它，必先牢固地使它归附。”他用笔在地图上划定，命天章阁待制韩公缜出使，全部把它交给对方，据说东西两边放弃的土地有五百多里。韩公迎合王荆公的意旨行事，比起刘公、吕公感到惭愧，议论此事的人都替朝廷感到惋惜。唉！祖宗留下的土地，谁敢让哪怕一寸一尺不列入王会图呢！王荆公轻率地把它交给邻国，又提出把土地交出去是为了取得土地的说法，使神宗忽视韩、富二公的意见而不予采用，到了后世，奸臣又把征伐燕地说成是神宗的遗志，终于导致天下大乱，王荆公的罪过，哪里数得清呢！神宗天性节俭，曾因一位老宫人的话得知：祖宗时期，妃嫔、公主每月所得的俸禄少得可怜，神宗感叹自己无法达到那种程度。只有王安石说：“陛下如果果真能够理财，即使拿天下来供养自己也是可以的。”神宗这才开始有意支持青苗、助役之法。王安石的做法大多如此，所以吕诲中丞在弹劾奏章中说：“表面上显得朴实粗野，内心却怀着狡猾奸诈。”

译卷五　绍圣初年，哲宗亲自处理政务，任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范相纯仁与李清臣在政事上意见不合，范公请求离职。哲宗不准，范公坚持辞职，哲宗不得已，任命他为观文殿大学士、知颖昌府。召章▯为相，章▯尚未到任，李清臣独自主持中书事务，更加企望侥幸取得相位，又推行免役、青苗法，任命各路常平使者。章▯到任后，不能容忍李清臣，便借事陷害他，李清臣出任知北京。建中靖国初年，上皇即位，任用韩忠彦为相，李清臣为门下侍郎。韩忠彦与李清臣有交情，所以只听从李清臣的话。李清臣再次掌权，范右丞纯礼是韩忠彦所推荐的人，李清臣罢免了他；刘安世、吕希纯都是韩忠彦所器重的人，李清臣不让他们入朝，外放刘安世为定武帅、吕希纯为高阳帅；张舜民是韩忠彦推荐的谏议大夫，李清臣将他排挤出朝，任命为真定帅。李清臣排挤出朝、外放以及不让入朝的，都是贤能之士，是李清臣一向畏惧、又无法公开指名任用的人；韩忠彦十分懦弱，不能替他们主持公道。曾布任右相时，范致虚在谏疏中说：“河北三帅彼此联合，恐怕不是社稷的福气。”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同一天被罢职，李清臣也被曾布陷害，出任知北京。伯温曾评论说，绍圣、建中靖国初年，正值朝廷邪正、治乱尚未确定的时候，都是被一个李清臣出于私意、侥幸谋求相位而破坏了。如果邪说没有取胜，众多小人没有一同进用，李清臣自己也不至于无法立足朝廷。假使李清臣在绍圣初年能同范丞相一起，在建中靖国初年能同范右丞、刘安世、吕希纯、张舜民一起，以公议正论共同治理国家，那么朝廷就不会有后来那场祸患，李清臣也能够保住相位。这是忠臣义士痛惜一时治乱的关键，因此为之流泪的事情。元符末年，上皇即位，皇太后垂帘与他共同听政。有诏令恢复哲宗元▯皇后孟氏的位号，让她从瑶华宫进入宫禁居住。当时有人议论说这样不可以，说：“皇上与元▯皇后是叔嫂关系。叔叔没有再恢复嫂嫂身份的道理。”程伊川先生对伯温说：“元▯皇后所说的固然有道理，议论者的话也不能说没有礼法依据。”伯温说：“不是这样。《礼》说：‘儿子非常喜爱他的妻子，父母不喜欢，就让他休妻；儿子不喜欢他的妻子，父母却说她善于侍奉我，儿子仍要行夫妇之礼。’皇太后对于哲宗，是母亲；对于元▯皇后，是婆母。母亲的命令、婆母的命令，有什么不可以？这不是皇上以叔叔身份恢复嫂嫂的身份。”伊川高兴地说：“你的话说得对。”后来奸臣曹布、蔡京相继掌权，朋党之祸再次发生，元▯皇后最终出宫居住在旧宫二十年。靖康初年，大金攻陷京师，逼迫上皇、渊圣帝向北巡行，宗族全都迁徙，只有元▯皇后因为住在道宫而没有被牵连。敌虏退去后，群臣请求她进入宫禁，垂帘听政，以安定心怀异志的人。后来皇上在宋地即位，前往雄州、扬州；敌虏再次侵犯，又前往余杭，元▯皇后在艰难之中辅佐皇上成就圣德，功劳很多。元▯皇后去世后，皇上悲哀悼念得非常厉害，连续多日不能临朝视事。下诏服齐衰丧服，谥号为昭慈圣献。唉，元▯皇后曾侍奉宣仁圣烈太后，她的贤德是有来由的。至于她后来被废黜或兴复，那是天意。熙宁初年，韩魏公被罢去政事，富公再次任相，神宗首先询问边事，富公说：“陛下即位之初，应当施布恩德、推行惠政，希望二十年内不要说‘用兵’这两个字。”这是因为当时王荆公已经得到宠信，正在劝神宗用兵来威服四方夷族。起初采用王韶，攻取熙河，以截断西夏的右臂；又想攻取灵武，以截断大辽的右臂；又联结高丽，想要图谋大辽；又任用章▯为察访使，想要攻取湖北夔峡的蛮族；又任用刘彝知桂州、沈起为广西路安抚使，以窥伺交趾。两人没有严守秘密，在富良江上建造战舰，交趾侦知后，先从海上运载军队攻陷廉州，又攻破邕州，杀死守臣苏缄，屠杀城中百姓，掠取人口后离去。又任用郭逵、封逵为宣抚广南，使他们直捣交趾；郭逵是老将，与Ι的议论不同，于是交趾扼守富良江，宋军不能前进，因瘴气而死的有十多万人。无丰四年，五路大举进兵，攻取灵武。夏人决开黄河水柜，放水灌入我们的营垒，军队和将领因冻死、溺死、饥饿而未及交战便死去的有几十万人。又采用吕嘉卿推荐的徐禧修筑永乐城，夏人以大军攻破永乐城，从徐禧以下死去的有十多万人。战败的消息连夜送到，神宗早朝时在正殿痛哭，宰执们不敢抬头仰视。神宗叹息说：“永乐这次行动，没有一个人说它不可以。”右丞蒲宗孟进言说：“臣曾经说过。”神宗严肃地说：“你什么时候说过？朝廷内只有吕公著，朝廷外只有赵Ι，曾经说用兵不是好事。”后来神宗又对宰执们说：“从今以后再不用兵，和你们共同享受太平。”然而神宗从此郁郁不乐，直到病势危重。唉，真是令人痛惜！所以元▯初年，宰执辅佐太后和幼主，不再谈论用兵。西夏请求归还旧地，便把▯延、环庆中几处并非我方要害的城塞给了它。游师雄、种谊生擒鬼章，也只是略加奖赏，可见用意深远。绍圣、元符年间，章▯掌权，贬逐并抛弃其他帅臣，发兵收取旧地，修筑新塞，又攻取河北的皇阝、鄯等州，关中地区十分困苦。哲宗去世，建中靖国初年，谏议大夫张舜民是▯人，熟知灵武失败、永乐祸患以及神宗因此得病的原因，在经筵中向上皇说明，上皇因此受到感动。所以章▯被罢去相位，放弃皇阝、鄯等州的土地。崇宁初年，蔡京掌权，借绍述之名，胁迫上皇发兵，重新攻取皇阝、鄯旧地，责罚枢密使安公焘以及放弃土地的各路帅臣；熙河、泾原、环庆、▯延各路进兵修筑城寨，泸戎、绵州也开拓边境。

译宦官童贯任宣抚使，每年用兵不止。熙河帅刘法，官至检校少保，和全军一起陷没，童贯却把它作为捷报上报，上皇还接受祝贺。致和以来，天下公私财力都枯竭，百姓无法生活。蔡京经营与北方敌虏的关系没有成功，离开职位。王黼任相，想要功劳超过蔡京，于是联结女真来攻伐大辽。燕、冀地区的遗民几乎被敌虏杀尽，王黼又用金帛向女真购买空城，把这当作吊民伐罪的功劳。又暗中约定大辽旧臣张觉，图谋营平、滦州等地。事情泄露后，女真以招纳叛逃者为名，从河东而来的军队攻陷忻、代，越过太原，攻陷隆德，一直到泽州的高平；从河北而来的军队直抵京城。上皇禅位，前往丹阳。渊圣割让三镇，作为城下之盟。女真退兵后，朝廷又下诏命令三镇坚守。又借女真使者之机，用黄绢诏书联络女真所任用的大辽旧臣余睹，使他归附；余睹反而拿所得诏书欺骗女真主，诏书中有‘共同消灭大金’的话。女真震怒，再次起兵攻破京师，劫持迁徙二帝，俘虏宗族和大臣，夺取贵重器物、图籍后离去。皇上在宋地即位，迁往淮扬；敌虏逼近，皇上渡江时形势极其危急，军民溺水而死以及被驱赶、擒获的人数多得无法计算。如今皇帝乘坐的车驾流离播迁，中原土地全部丧失，天下人因战争而死的有十分之八九，可悲啊！一个王安石劝君主用兵，章▯、蔡京、王黼继承了他的说法，祸患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因此把这些事情全部记载下来，作为后世的警戒。元符末年，哲宗去世，上皇即位，钦圣皇太后垂帘与上皇共同听政。召范忠宣公从永州回来，空出宰相之位等待他。范忠宣患病，不能入朝，于是任命韩忠彦为左仆射。安焘有一时的声望，正值服母丧，于是任命曾布为右仆射。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钦圣太后升仙，曾布任山陵使。曾布与宦官刘瑷相互勾结，知道许多宫禁中的事情，到了陵墓下面，暗中告诉中丞赵挺之，建议实行绍述，以迎合皇上的心意。曾布回朝后，与韩忠彦势力相敌，逐渐排斥韩忠彦所推荐援引的人。右丞范公纯礼为人沉默而刚正，多次因进言触犯皇上，曾布忌惮他，便对驸马都尉王诜说：“皇上想任命你为枢密都承旨，范右丞不同意，所以事情作罢。”原来王诜曾经上札子向皇上请求这个官职，皇上禀告皇太后，太后说：“王诜轻浮浅薄，如果真让他担任此职，就会败坏枢密院。驸马都尉王师约在先朝担任过这个官职，很称职，可以任用他。”皇上采纳王诜所上的札子，却批示任命王师约为枢密都承旨，这是皇太后的意思。曾布却妄称这是范右丞提出的，以此激怒王诜，王诜相信了并因此怨恨范右丞。后来王诜因接待大辽使者，妄称范右丞主持宴会，席间言语触犯御名，辱没了国家。右丞不再申辩，以端明殿学士身份出任知颖昌府，从此韩忠彦的门客相继被驱逐。曾布一心实行绍述，全部恢复绍圣、元符时期的政事。韩忠彦懦弱而没有才智，既怨恨曾布，便说：“曾布为自己打算的只是绍述罢了。我应当任用能够实行绍述的人来压倒他。”于是召蔡京入朝，蔡京之所以被任用，就是从韩忠彦开始的。韩忠彦最终不能保住职位，被罢免离去，曾布独自任相。台谏官陈▯、龚▯等人多是贤能之士，都是曾布任用的，也与他意见不合，离职而去。蔡京任拜右丞，后来做到宰相，蔡卞任知枢密院。蔡京掌权后，曾布被罢去相位；京城兴起大狱，审治曾布贪赃的罪状，将曾布贬为白州司户参军，安置在廉州。曾布的几个儿子和门下士都受到严厉责罚，这是蔡京所为。韩忠彦也被安置到河北附近的州郡。不久又允许他自行选择居住地，蔡京暗中以此报答韩忠彦当初推荐任用他的恩情。大观末年，皇上很厌恶蔡京，因天象发生变异而将他逐出朝廷。又因修饰临平山、决开兴化水道等事情，认为他有不利于社稷的用心，贬为太子少傅，居住在苏州。皇上任用张商英为右相。张商英没有才术，谋略也少，轻视同僚，离间之言一同兴起。皇上不高兴，罢免了他。蔡京暗中结交宦官童贯，借童贯出使大辽返回的机会，谎称敌虏之主问蔡京在哪里。皇上相信了他的话，再次召见蔡京。当时何执中已经任左相，于是任命蔡京为太师，称为“公相”，总管三省事务。童贯既然引荐了蔡京，自己也想做枢密使。蔡京只让他任太尉、节度使、陕西宣抚使，童贯大失所望，从此开始怨恨蔡京。蔡京以太师身份退休，皇上命郑居中为宰相。郑居中因母亲去世服丧，宰相一职便任命余深担任；这些人都是鄙陋的小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后来又任命王黼为宰相。王黼年轻而凶暴任性，想让自己的功劳超过蔡京，于是独自负责联合大金灭亡大辽、夺取燕云的事务，设置经抚房，枢密院都不得参与。朝廷下令族诛反对者，禁止谈论北方事务的人。王黼后来以太傅身份退休，却仍掌管应奉司，以巩固皇上的宠信。白时中、李邦彦同时任左右相，轻薄庸弱，没有任何建树。蔡京以失明为由被罢免后又出任，掌管三省事务；任用他的儿子蔡攸作谋主。蔡攸与他的哥哥互相仇视，蔡攸失败后，蔡京又退休。宣和七年十一月，皇上祭祀天地结束，正在景灵宫恭敬谢神时，听说金人出兵侵犯京师。皇上下诏称为上皇，把皇位禅让给渊圣皇帝，改年号为靖康。李邦彦主持和议，派李邺、李邦、郑望之出使金国，割让三镇，订立城下之盟。金人退兵后，李邦彦被罢免，朝廷又不再割让三镇。第二年冬天，金人攻破京师，徽宗、钦宗二帝被迫北行。今上在宋州即位，巡幸维扬；渡过长江后，巡幸余杭。唉，曾布、蔡京、王黼的罪过，上达于天，我把这些事全部记载下来，作为后世的警戒。

译●卷六　伯温在崇宁年间居住在洛阳，一次经过仁王寺僧舍，得到一册叶子格旧书，其中有赵普任中书令时，在雍熙三年担任邓州节度使期间，劝谏太宗皇帝讨伐燕地的奏疏和札子各一篇。他忧国爱君之深，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即使夹杂在陆宣公的论事文章中，也难以分辨。奏疏说：武胜军节度使臣赵普谨奏。臣自二月中旬以来，恭敬地看到朝廷忽然派遣使臣，征调粮草。等到详细了解诏令，才知道是要攻取幽州；既已奉行指挥，便着手征发调配，只是不合时宜地采取行动，实在猜不透其中缘故。此后虽然听到捷报，却没有听说事情已经成功，收复之事稍有拖延。不久天气炎热，运送粮草的劳役仍然繁重，穿甲持戈的士卒也没有停止，百姓疲惫，军队衰老，渐渐恐怕会出现祸患。臣从本月以来，疑虑更加深重。臣私下想到，陛下日理万机，心中以百姓为念，圣明的谋略和神妙的功业，凡事都没有遗漏谋划。至于平定收复浙右，奋力夺取河东，为后代留下英奇功业，洗雪前朝的愤懑，使四海都归于掌握，十年之间达到雍熙之治，唯独那些蕃戎，难道值得作为敌手吗？他们像鸟兽一样迁徙，自古就很难制服；前代的圣帝明王，无不把他们置于教化之外，任凭他们追逐水草，都把他们当作禽兽来畜养。在这种时候，官家何必挂怀？一定是有人相互勾结、谄媚逢迎，欺骗蒙蔽圣明，因而发动了并不急迫的战争，稍稍涉及没有名义的议论。不论曲直，只看见事情拖延下去，将要变成六月间的征伐，耗费很可能达到千金。臣由此推想，深感忧虑。臣私下想到，自己虽然缺少智谋，但粗略读过古代典籍；千古兴亡的道理，是从简册中得到的，历代帝王善恶的征验，是从经史中听闻的。其中祸福善恶，如影随形，像丹青一样鲜明，像日月一样清楚。古人曾把这些作为重要训诫，历代都把它当作珍宝。臣读《史记》，见到汉武帝时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人所上的长篇奏书，以及唐玄宗时宰相姚元崇直奏的十件事情，这些意见可以坐而消除祸患，使太平立即到来。臣只担心陛下不能留意这些内容，若要医治时弊、挽救弊端，没有比这些更好的办法了。又听说前事是后事的老师，古人是今人的准则；根据年代看，虽然时代不完全相同，但衡量其中的是非，必然没有不同。臣于是想抄录下来，专门备具进呈，恭敬地希望圣上慈爱，特别垂意阅览，谨将各件内容列在后面，如此等等。臣自念以平庸的才质，蒙受恩宠而居于显要职位，有幸遇到千年难逢的时运，深受二圣的知遇。从平民之家升上青云，并不是由于智谋；从低级属官登上最高职位，只是因为机遇。所受的私恩何止如车鱼之恩，我的报答却还不如犬马。臣虽然粗略具有一些性情和见识，却常常积聚着惊惧。所遗憾的是年老发衰、精神减退，既不能在朝廷献策，也不能到军前效命。只有一点微薄的诚心，写成奏章上奏。如今朝廷大规模征发禁军，远征山戎，使百万户百姓都承担运输之役；使数十州的土地有一半失去耕种和桑蚕，这与为了捕捉鼷鼠而发动机弩、拿明珠去弹雀有什么不同？得到的少，失去的多。即使在所得很少的方面，仍然难以真正取得；更何况在损失很多之外，还有别的忧虑。此前还没有看到有利于此事的办法，应该把它交付详慎考虑。臣又听说，圣人不被事物所拘滞，看到可行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却；事理有变通，情势不能拘执。所以前面所说的，事情拖久了，考虑就会改变；军队长久出动，就会发生变故。臣的愚诚，深深害怕的就是这些。秦始皇拒绝劝谏，最终连累子孙；汉武帝改变心意，反而延续了宗社。如果忽然拖延到晚了，恐怕会失去时机。何况十天半月之间，很快就变成一个月；臣私下担心内地先困乏，边境荒芜，北狄的弓变硬、马变肥，越来越难以擒制；中原百姓疲惫、军队衰老，也会耽误指挥调度。臣如今独自提出这种使众人沮丧的话，确实犯了弥天大罪，但冒昧陈述狂妄浅陋的意见，也有自己的缘由。臣私下认为，暮年残余的光阴还能有几天？酬报恩义，正在今日。难道因为害怕劳烦陛下日夜忧虑，就宁可躲避越礼犯上的罪过吗？虔诚地希望圣上早日商议撤军。我姑且提出一个退兵的计谋，另有一个万全之策。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安宁和顺地休息饮食，施恩养护疲弱的百姓，使门户长久不必关闭，使边境烽火永远停止；这样，各个远方地区自然会仰慕教化，天下都归附仁德。既然四夷已经前来称臣，料想契丹还能逃到哪里？又何必劳民动众，卖掉牛犊去购买刀兵？有道义的事情容易施行，无为而治的功业最大；像这样停止战争、安抚百姓，才又是万全之策。臣又私下料想，陛下这次非正常地出兵，恐怕是由于偏听偏信；无奈进献谄媚之言的人太多，事情拖久了还会有隐患。大凡小人，都只顾谋求自身，谁会考虑国家大计？有时承接诏令询问，所说都不是实话；全都懂得欺骗君主，常常担忧事情败坏。事情成功，奸邪之人获利；事情失败，社稷便忧患。前些日子直接攻取幽州，不知是谁谋划的？一定没有成算，全是欺骗之言。如今事情虚实之间，应当都显露出来。臣既不知道主谋是谁，无法指明姓名，恭敬地希望官家查找其中罪尤最重的人，特意依法惩处奸人，以免损伤圣主的明察。这样才能使作假欺骗的人悔改，使忠臣竭尽力量，大家共同畏惧三千条刑法，同心巩固八百年的基业。臣在此时想要吐露肺腑之言，先已寒毛直竖；惊疑犹豫，沉思了好几天。又想到古代贤哲临终之时，尚且能够以尸体进谏；微臣还没有死，怎么忍心当面阿谀？臣明知逆耳之言不是保全自身的办法，只因所受恩德如同鸟翼庇护，生命轻如鸿毛，想要报答国士的知遇，岂能和普通人的报答相比？即使被流放荒远、弃市处死，也甘愿承受今日的诛罚；若贪图俸禄、苟且偷安，便是在造作来生的罪业。只祈求圣明特别加以体察衡量，进一步留意细节，另写札子，冒犯陛下。臣无比倾尽心意、沥尽诚恳，忧虑国家而忘却家庭，涕泪纵横、徘徊不安，实在是激切恐惧到了极点。札子说：臣承蒙滥居藩镇，姑且知道一些农事。我私下看到，本州辖境历来多是荒凉之地，户数少、百姓贫困，路程遥远、道路偏僻。估量境内土地，五县中有四县处在山地；考察当地人家，三户中有两户是客籍。近来征发调配，实在觉得艰难。由于这里直到莫州，往来有四千多里；有的人家没有男丁却有税役，必须雇人运输。每次雇人的费用，便宜的也不少于五百；原先分配的粮食数额为二万石，大约要花费十万贯钱。若由本户自己运输，费用就少得多。

译所涉及的，是二万户贫困人家，却要拿出十万贯现钱，因此典卖家产、耗费耕牛的，十户中有六七户；其中还有卖掉儿女的，也有因此丧命的。即使一再善意劝导，也只能偶然赶上严格期限。自从起运以来，往返已经八十多天。近来听说其中有些人家，私下回到乡村，都说是在装运军粮，却没有送纳的地方，因为没有口粮，只好再次索取盘缠。臣虽然不能辨明这些话是真是假，但也难以照原样上报。臣听闻街坊暗中议论，前后说法很多，有人说军队被契丹包围，也有人说粮草被劫；等到下令查问时，他们又都隐藏不说。这是因为臣无法知道军前的实际情况，只能听到外面的消息。何况宫中机密事务，本来不应泄露到朝廷之外，可百姓的流言已经在道路上传开；详细考察这些停滞的情况，必定有艰难之处。恭敬地乞求圣上慈悲，早日下令停止；如果再拖延下去，粮储费用会更加增加。臣私下想到，按照今日的人情，不能再行征发调配；如果再行徭役，必定会有大量逃亡迁徙。即使收下幽州，边境更加扩大，战争还没有停止，忽然发生变故，也看不出事情会有什么长远好处，必定是因为有[疑字]滥之徒、奸邪之党，只说契丹正逢幼主、土地上有灾星，以此作为理由，曲解迎合圣旨。不能考察戎人的情势，无论上下，都把幽州的百姓逼得失去生计；土星照临外方，也不能因此就发动征讨。如果契丹能够顺合众人的意愿，即使幼主难以轻易对付，也会因不顺从群情而失败；即使没有灾星，也同样会失败。实在应当守持正道，办事贵在无私；如果以制造祸乱来求取功劳，臣私下担心得到土地也不算勇武。这大概是因为两省中很少有敢于直言的人，灵台中没有精通技艺的人。何况补缺、拾遗本来应专门负责规劝谏诤；天文、历算也必须预先判断吉凶。造成这次错误，各自都负有疏忽遗漏的罪责。如果没有过失追究，拿什么警戒后来的人？有一位臣子因为长期担任近职，充分看到了人情世态；至于后殿三班、前朝百官，文武虽然不同，是非大致相同。刚刚接受差遣，便想着侥幸获利；即使询问利害，也都躲避嫌疑。何况毁誉使人动心，贪求任意而行，互相附和狂妄之说，渐渐成为常态。其中长期经历政事的人，明明知道却假装不知道；初任官职的人，不懂却仍然兼用欺诈狡猾的手段；大多不合适，很少有纯正贤良之人。又凡是涉及宣敕、委派差遣的事情，都是帝王的心腹事务，是用来帮助皇帝观察听闻的，务必要详慎精确；其中用兵之事不同于一般事务，更应仔细审度。曾经派人沿边考察，往返参详，却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说出符合当时情势的话。如今加以比较，真相和虚假都已经显现。请诛杀欺骗君上的那一类人，把这作为撤军的前提。这样以后，谄媚奸佞之风便会暗中消退，也可避免误导朝廷；只有这样加以区别，才能作为激励和惩戒。撤军和公开揭发不同：一方面是我们没有斗志，另一方面是他们怀有仇心。何况契丹怀有禽兽般的心性，依仗胡马的力量；即使垂恩宽恕、放弃追击，也要考虑追兵奔袭，因此必须设置防备，避免给奸人留下便利。恭敬地乞求皇帝陛下秘密授予成算，远方宣示圣明谋略。只要让强弩长枪周密布置、用来防御，前面唱歌、后面起舞，稍微安排行程；即使被迫交战，又何必担忧力量不足？只需住一夜两宿，很快便能抵达城池；到时就可以让战士解下马鞍，暂且作为守边之旅，让耕夫回到家舍，重新成为安乐从业的人。由此可知，多难可以兴王，已经在往昔留下美名；听从劝谏才是圣明，应该在今日得到赞颂。这件事如果实行，天下幸甚。臣如今将事情的始末详细陈述，曾经思考自己发迹的缘由，实在有特别的幸运。论到所受的际遇，近代无人可以相比。臣恭敬地回想，宣祖皇帝在滁州不安定的时候，曾召臣进入内寝；昭宪太后在宅中寝疾之日，陛下又把臣召到床前，推心置腹地对待臣，都曾亲自握手，温和地抚慰劝谕，与家人没有不同。臣只想着竭尽节操、尽忠报国，以至于变家为国；惭愧的是自己的德望不足，却有这样的际遇。先皇开创基业之初，臣不久便居于机密之地；陛下继承帝位之后，臣又进入中书。蒙受二圣的深知，受到两朝的重用，这不只是今世的缘分，应该也是前生所系。礼法虽然限定了君臣关系，恩情实际上如同骨肉，所以凡是进献启沃之言，都不躲避危亡。臣每每认为陛下本是天人暂时来到人间，因此天生知道福业，禀性仁慈。暗中听说宫中读经，膳食中戒食肉类；如今若能忍下一时的愤怒，便可以长久积累万劫的善因。如果战争还不能停止，恐怕杀害会逐渐增多；正因为百姓的忧患尚未平定，战事正处于动荡之中，却又在如梦如幻之间大肆进行劳民伤财的事情，这究竟是什么小人，竟误导我至尊？请查明奸人，不要容许首恶。说到这里，臣不禁涕泪交流。又想到臣虽然缺少智谋，实在与国家同荣辱；全因心意迫切，不知不觉言辞繁多。冒犯皇帝威严，臣惶恐战栗，无比不安。这篇奏疏与国史记载的大意相似，不同之处，是札子只见于此书。太宗晚年喜好佛教，中书令便顺着他的喜好来劝谏。伯温私下听说，太祖有一天把幽州、燕地的地图拿给中书令看，询问攻取幽州、燕地的策略。中书令说：“图中所说的，一定是曹翰。”皇帝说：“对。”又问：“曹翰可以攻取吗？”中书令说：“曹翰可以攻取，但谁可以守住？”皇帝说：“让曹翰守在那里。”中书令说：“曹翰死了，谁可以替代他？”皇帝不说话，过了很久才说：“你可以说是考虑得长远啊。”皇帝从此闭口不再谈讨伐燕地。到了太宗时，因平定河东，想乘胜攻打燕、蓟。当时中书令镇守邓州，所以有了这篇奏疏。皇帝下诏褒奖他的意见。唉，中书令跟随祖宗平定天下，尚且认为攻取幽州、燕地很困难；近来小人窃居大臣之位，却提出联合女真、灭亡大辽、攻取幽州和蓟州的建议，最终导致天下大乱，真是可悲啊！

译王晋公王祐侒，侍奉太祖，任知制诰。太祖派他出使魏州，授予他便宜行事的权力，并告诉他说：“使者回来后，就让你和王溥担任同样的官职。”当时王溥正任宰相。原来，魏州节度使符彦卿是太宗夫人的父亲，有流言传到了皇上那里。王祐到晋王府向太宗辞别，太宗屏退左右，想同他谈话；王祐径直快步走了出去。王祐到达魏州后，发现符彦卿家中有两个仗势横行的家僮，便凭便宜之权判处发配而已。回朝后，太祖问他：“你敢保证符彦卿没有异心吗？”王祐说：“臣和符彦卿两家各有百口人，我愿意用臣的全家来保证符彦卿全家。”又说：“五代的君主，大多因猜忌而杀害无辜，所以享有国祚不长。希望陛下以此为戒。”皇帝因他的话而发怒，只把他贬为护国军行军司马，安置在华州，七年不召见。太宗即位后，对辅臣说：“王祐除了文章之外，另有清廉高洁的节操，这是朕亲自知道的。”于是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召他，王祐还没有来得及见到太宗便去世了。当初王祐赴贬所时，亲友在都城门外送行，对他说：“想来您这次要做王溥的官职了。”王祐笑说：“我不做，儿子二郎一定会做。”二郎，就是文正公王旦。王祐一向知道他必定显贵，亲手在庭院中种下三棵槐树，说：“我的子孙中一定会有人做到三公。” 后来果然如此。天下人称他们为三槐王氏。宋朝初年，赵普任中书令、宰相时，在政事厅坐屏后放置两个大瓮。凡有人投递议论利害的文字，都放进瓮中；装满后，便在通衢大道上焚烧。李沆，谥文靖，任宰相时，正值太平时期；凡是建议改革、更张制度、喜欢激昂行事的人，他一概不采用，说：“这是为了报国。”唉，贤相的思虑真是深远。到了熙宁初年，王荆公任宰相，忙得没有时间休息吃饭；设置条例司，暗中讨论天下利害。贤能与不肖之人混杂任用，贤能者不合意而离去，不肖者贪图利益而独自留下；把祖宗的法度全部改变，天下纷乱，终于造成今日的祸乱。由此更加知道赵中令、李文靖懂得做宰相的根本。太宗有一天对宰辅说：“朕比唐太宗怎么样？”众人都说：“陛下是尧、舜，唐太宗哪里能与您相比？”只有丞相文正公李[疑字]没有说话，慢慢吟诵白乐天的诗：“三千怨女放出宫，八百死囚归还狱。”太宗说：“朕不如他。”神宗为司马光《资治通鉴》作序说：“如果说唐太宗，就像孔子所说的‘禹，我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神宗可以说是无愧于唐太宗了。后来召见王荆公，王荆公一开始就提出每件事都应当效法尧、舜的主张，神宗相信了他。王荆公和他的党羽从此开始专门提出高深宏大的说法，后来甚至轻视祖宗，认为祖宗的法度不值得效法，更何况唐太宗呢？文正公的话真值得拜服。真宗身体不适，病势严重的那天晚上，李文定公和宰执们因祈禳之事住在内殿。当时仁宗年幼，八大王赵元俨很有威望，他以探问病情为由留在宫禁之中，过了好几天也不肯出去。执政大臣为此忧虑，却没有办法，偶然翰林司用金盂盛来热水，说：“这是大王所需要的。”李文定拿起案上的墨笔在水中搅动，把水搅得全黑，让人端去。八大王看见后大为惊恐，以为水中有毒，立即上马离开。李文定遇到事情，大多就是这样处理的。太祖平定江南后，任命贾黄中主持金陵。有一天，黄中巡视府第，看到库房门锁得非常严密，便召集属官和吏员打开它，发现数十只装满宝物的大箱子，都是李氏宫中的物品，而且没有登记在册。黄中把这些东西全部上表献给朝廷。太宗感叹说：“我的府库里的物品都有登记，贪婪污浊的人尚且敢冒禁盗取，何况这些亡国遗留下来的物品呢？”赐给黄中钱三百万，以表彰他的廉洁。黄中是唐朝宰相贾耽的第四代孙，七岁时以童子身份参加科举便考中。李文正公赠给他的诗说：“七岁成为神童，自古以来就很难；贾家门第显赫，世代都有官员。十人科第名列前茅，五部经书都能诵于舌端。看见榜文还不知道名字尊贵，登上宴席还不懂管弦之乐。从今以后稳步登上青云，万里前程谁能测量他的才华。”到了太平兴国年间，他终于参与朝廷大政。五十六岁时去世。太宗厚重地抚恤他的家属，对他的母亲说：“不要因为几个孙子以及家门的困窘而忧虑，我一直记得这些。”黄中的孙子贾种民，元丰年间被宰相蔡确任用，官至大理寺丞。他罗织旧宰相陈恭公执中之子世孺及其妻子的案件，竟把他们治成极重的罪，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受了冤屈。他又迎合蔡确的意旨，到府第审问同知枢密院吕公公著，叫公著的儿子希纯和老妇人站在庭下，审问世孺的妻子吕氏所提出的请求，并用枷锁和杖打逼迫他们。希纯等人说：“吕氏因为是枢密使的侄女，曾经把这件事来告诉枢密使。枢密使没有说话，只是流泪罢了。”最终无法据此定罪。神宗知道后大怒说：“原本没有诏旨让你们去审问吕公著，贾种民不过是个小臣，竟敢凌辱执政大臣，立即冲替。”唉，黄中的后代衰败了！贾黄中字昌民，是沧州人，唐朝宰相贾耽的后裔。他所获赠的诗，有人说是窦仪所作。十五岁考中进士，授任校书郎、集贤校理、左拾遗补缺。岭南平定后，任采访使；江南平定后，主持升州事务。奉召回朝，任知制诰；升任翰林学士。太宗常召见他，向他询问时政的得失。他回答说：“我的职责是撰写诏书，思想不能超出职分。”太宗更加器重他，授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太宗召见他的母亲王氏，命她就座，对她说：“能把儿子教育成这样，真是当今的孟母。”他性情端庄稳重，遵守家法，熟悉许多台阁旧事。朝廷的典章礼仪，都借助他的知识来增删修订。当时的名士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有文集流传于世，共三十卷。贾黄中与宋白、李至、吕蒙正、苏易简五人同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当时的翰林承旨扈蒙赠诗说：“五只凤凰一同飞入翰林。”后来他们都成为名臣。

译范鲁公范质考中进士时，和凝主持考试，喜爱他的文章和赋。和凝自己以第十三名考中，便对范鲁公说：“你的文章本应在众士之中名列第一，却屈居第十三名，是想让你继承老夫的衣钵啊。”范鲁公认为这是极大的荣耀。二人先后担任宰相，有人献诗说：“从此朝廷增加了新的故事，登用贤才、传承衣钵，也成为相传的佳话。”周祖从邺城起兵向京城进发时，京师混乱，范鲁公隐居在民间。一天，他坐在封丘巷的茶馆里，有一个相貌奇异丑陋的人上前作揖说：“相公不必忧虑。”当时正值暑天，范鲁公手中的扇子上偶然写着两句诗：“大暑驱除酷吏，清风迎来故人。”那人说：“世间酷吏制造的冤狱，哪里只是像大暑一样呢？相公日后应当深入追究这一弊病。”于是拿着他的扇子离开了。范鲁公茫然了很久，后来走到袄庙后门，看见一个矮小的土偶鬼，面貌像茶馆中见到的那个人，扇子也在它手里，心中觉得十分奇异。叛乱平定后，周祖访求到范鲁公，便重用他。范鲁公见到周祖，首先建议说，法律条文繁多广杂，轻重没有依据，官吏便能借机作奸，于是周祖特地下诏详细修定，这就是《刑统》。范鲁公告诫子孙的诗，大意说：“告诫你们学习立身处世，没有什么比先做到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更重要；和悦地侍奉父母兄长，不敢产生骄傲轻慢之心。要时时战战兢兢，仓促之间也必须这样。告诫你们学习求取俸禄，没有什么比勤学道艺更重要。曾听过格言：学业优异就可以做官。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担心学业没有达到。告诫你们远离耻辱，恭敬就接近礼法。降低自己而尊重别人，先考虑别人而后考虑自己。《相鼠》和《茅鸱》两首诗，应该拿来鉴戒诗人所讽刺的事情。告诫你们不要放纵懈怠，放纵懈怠不是正直之士。周公、孔子留下了名教，齐、梁时期还崇尚清谈；南朝人以‘八达’为称，千年之后却玷污了青史。告诫你们不要嗜酒，狂乱人的药物不是美味；它能改变谨慎厚重的性情，使人变成凶险之类。古今因酒而倾覆败亡的人，一个个都可以记载。告诫你们不要多言，多言是众人所忌；如果不谨慎守住言语关口，灾祸就会从这里开始。在是非毁誉之间，只足以成为自身的负累。世人都看重结交朋友，想要结成如金兰般的契友；忿恨怨恼由此产生，风波也会立即兴起。因此君子的性情，应当宽广深厚而淡泊如水。世人都喜欢奉承，昂首自得，增加自己的意气，却不知道奉承你的人其实把你当作玩物。所以古人厌恶佞媚之人，如同厌恶▯▯和戚施。世人都重视任侠，俗称为讲气义；替别人奔赴急难，往往会陷入刑法制度之中。所以马援写信，殷勤地告诫他的几个儿子：世人都轻视清廉朴素，奉养自身却喜好华丽奢侈。骑着肥马，穿着轻暖的皮衣，得意扬扬地经过乡里；即使得到市井儿童的怜爱，也仍然会被有见识的人鄙弃。”恭敬地考察祖宗所任用的宰相辅臣，都是忠厚笃实之士，唯独鲁公最为突出。我读国史时得到这首诗，便记录下来作为给子孙的戒训。僧人海妙对我说：过去他曾出入晋公门下，晋公做宰相时，挖池塘养鱼，上面盖着木板。每逢客人到来，就移开木板钓取鲜鱼，切成鱼脍；那里的珍奇菜肴多得数不清。后来晋公从朱崖以秘书少监身份调任光州，海妙前去拜见他。晋公穿着乡野服装、拄杖着屦在山中行走，观看村民采茶，体恤他们的辛劳，别人都不知道他就是晋公。晋公与海妙告别时说：“我如果不死，五年后一定会恢复原来的职位。”五年后，赵元昊叛乱，边境战事发生，朝廷更换并任用了大臣。晋公没有生病，沐浴后穿戴整齐，躺在佛堂中去世。元丰二年，我住在洛阳。有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自称年轻时曾跟随丁晋公前往朱崖，很能讲述当时的事情。我叫他来询问，老人说：“丁公从西京分司被贬往崖州时，我跟随他同行。走到龙门以南的彭婆镇，丁公患了疟疾，夜里又遇到盗贼，丢失了许多物品。直到现在，还有一只玉碗在颖阳的富户家里，那是盗贼拿去抵押的。到了崖州后，过了很久，我辞别回乡，丁公交给我一粒蜡丸，告诫说：‘日后西京知府和会府官员到来时，就把它投进去。’我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当时的知府是王钦若；会府官员得到蜡丸后不敢打开，立即把它上奏，于是那其实是丁公自己陈述请求回京的奏表。其中说：‘即使滔天的罪过很大，怎奈拥立皇帝的功劳很高。’随后就有诏旨恢复他的秘书监职位，调任光州。”唉！任用智谋权术，是君子所不做的事。世人说丁晋公、乏冀公都善于使用智谋权术；如果按照老人的说法，那么丁晋公又在乏冀公之上了。王内翰王禹偁，字元之，是济州钜野人。世代务农，九岁便能作歌诗，毕士安任州从事时，非常称赞他。长大后更加能写文章，在科场中很有声誉，考中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奉召到宰相府接受考试，擢升为右拾遗、直史馆。因为北戎侵犯边境，他上书提出和议，太宗赏识他，宰相赵普尤其器重他。到了景德年间，最终采用了他的建议，与敌方互通友好。他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共同校订三部史书，订正了许多错误，升任左司谏、知制诰。因为议论徐铉被人诬告一事，王内翰为徐铉申辩，说明他并没有罪，却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不久召入翰林任学士。孝章皇后升天后，诏令把梓宫迁到旧燕国长公主府第。群臣不服丧，王内翰说：“皇后曾经以母仪成为天下表率，应当遵用旧礼。”因被指为诽谤，贬为滁州知州。真宗即位后，他因直言应诏，召回任知制诰。咸平初年，修撰《太祖实录》，因与宰相意见不合，又因被指为诽谤而贬为黄州知州。后来调任蕲州，死在任上。他一生的大节就是这样，所以他所著的《建隆遗事》，又名《箧中记》，自叙十分隐秘，大概说：“我是太祖皇帝做诸生时的同学，一代的事情都是我亲眼见到的，考察国史后，有些地方或许不同。”又说：“皇上性情严肃庄重而少言，非常喜爱读书；即使在军中，手里也不放下书卷。如果听说民间有奇书，不惜用千金求取。显德初年随世宗南征，刚刚平定淮甸，有个小人向世宗诬陷皇上说：‘赵某自从攻下寿州后，私下拥有几辆装载很重的车辆。’

译世宗派人暗中侦察，果然发现有几辆装着箱笼的车，立即命人把它们另外送到行在，当面打开，里面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几千卷书。世宗对此感到惊异，召见皇上并告诫他说：‘你现在替我担任将帅，开拓疆土，应当准备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要书做什么？’皇上叩头谢罪说：‘臣没有奇谋可以辅佐圣德，承受这样的重任实在惭愧，常常担心不能胜任。所以聚集这些书来阅读，是想扩大见闻，增长智虑。’世宗说：‘很好。’”史书说：“皇上北征的那天晚上，驻扎在陈桥驿，罗彦环等人献上中央的服装，拥立皇上为天子，请他上马向南返回。刚走出驿门，皇上勒住马不再前进，对各位将校说：‘我有命令，你们能听从吗？’将领们都伏在地上听命。皇上说：‘你们这些人是贪图爵位赏赐，逼迫我做君主；如今进入京城，不得任意抢掠。依照我的命令行事，就应当有重赏；否则，若成群结队地抢掠，将受到斧钺诛杀。’将领们都再次接受命令，军队于是出发。进入国都后，军队像宾客一样，丝毫不侵犯百姓。此前京城居民听说皇上到来，都非常恐惧，以为会沿袭五代的弊病，放纵士卒抢掠。等看到皇上的号令，士兵一到，便立即脱下铠甲回营，市面没有受到惊扰，完全没有骚扰百姓，众人都非常高兴。又听说皇上在驿站前训诫约束军队的事情，全城父老都互相庆贺说：‘五代的天子都凭借武力强行控制天下，没有一个以德行使百姓心悦诚服。如今皇上登上帝位还不到一天，就已经有爱护百姓的心，我们这些人已经老了，能有幸看见真正的天子治理天下，实在太幸运了！’从唐末到五代，各地藩镇节度使都不听朝廷命令；皇上登基后，胸襟开阔、气度宏大，以赤诚之心对待他们。因此各路节度使感念他的恩德又畏惧他的威势，不敢跋扈；每年的贡奉没有缺少，朝廷屡次召见，他们屡次到来，都恭敬地履行藩臣的礼节。有见识的人知道，君主的威势已经推行开了，太平的根基已经建立了。”又说：“杜太后气度宽宏，有才智，建国初年在内廷的辅佐很多。皇上当初从陈桥即帝位，带兵进入城中，先有人报告说：‘点检（皇上当时的官职是点检）已经做了天子回来了！’当时太后还没有起床，听到报告后安卧不答；晋王等人都惊跳起来，奔走出迎（晋王后来奉命，这就是太宗）。不一会儿，皇上的亲信来到内寝，进去禀告太后，太后才慢慢起身说：‘我的儿子一向有大志，果然有了今天。’不久皇上到来，在堂上拜见太后。众人都向她道贺，只有太后神色忧愁，并不高兴，皇上对此非常惊讶。身边的人进言对太后说：‘我听说母亲会因儿子显贵，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太后的儿子如今做了天子，为什么反而不高兴？’太后对皇上说：‘我听说做君主并不容易，而且天子身处亿万百姓之上；如果治理得当，这个位置就值得尊崇；如果失去驾驭之道，那么想做一个普通百姓也不可能了，这就是我忧虑的原因。你应当努力啊！’皇上拜了两拜说：‘谨慎地接受您的教诲。’又说：“乾德、开宝年间，天下将要大致平定，只有河东还没有接受王化，而且疆土实际上很广、国家财用丰足；皇上却更加节俭，宫人不到二百名，还认为太多。宫殿内部只挂青布镶边的帘子，使用绯绢帐、紫绸褥；皇上的衣服只有赭袍，用绫罗制成，其余都使用纟▯绢。晋王以下的人因在宫中陪宴，从容地说服饰用品太过简陋，皇上严肃地说：‘你们难道不记得住在甲马营中的时候吗？’皇上虽然贵为万乘之尊，却像这样始终不忘平民时期的事情。”又说：“开宝末年，朝廷商议迁都洛阳。晋王说：‘京师驻扎着百万军队，全靠汴渠漕运东南的物资来供养；如果迁都洛阳，恐怕水运艰难受阻，军粮储备会不足。’皇上看了奏表没有答复，只命令把它留在宫中。另一天，晋王设宴觐见，从容地又谈到迁都不便。皇上说：‘迁都洛阳还不算完，长久以后还应迁到雍州。’晋王叩问其中的意图，皇上说：‘我想向西迁都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凭借山河的险胜，裁减多余的军队，遵循周、汉的旧例来安定天下。’晋王又说：‘国家安定在于德行，不在于险要。’皇上没有回答。晋王出去后，皇上对侍臣说：‘晋王的话固然有道理，姑且听从他；不到一百年，天下的民力就会耗尽了。’又说：“皇上享有天下十七年，身边的内臣有五十多人，只让他们掌管宫禁内的事务，从未让他们参与政事；有时不得已派往外地，也只让他办理一件事，不得擅自刺探、听取其他事情再上奏。天下人都认为这是幸事。开宝末年，派内臣到名山大川祈祷，不久有个黄门在洞穴中采得一块形状像羊的怪石，认为奇异便献上。皇上说：‘这是坟墓中的东西，拿来献给我做什么？’命人砸碎那块石头，又杖责并驱逐那个黄门。他不接受内臣的献媚，都是这样。”又说：“乾德初年，浙西的钱俶来朝见，皇上对待他非常优厚。他刚到宫阙，晋王、丞相以及朝廷内外臣僚便送来五十多封表章，请求留下钱俶。皇上说：‘钱俶在本国，每年修行职贡从未缺少，如今又带着诚意来朝，如果贪图他的土地而把他留下，大概不是君主应有的用心，又凭什么向天下显示信用呢？’ 所有奏议都没有被采纳。钱俶辞别回国时，皇上除了赏赐金帛和名马之外，另用黄绢封好一份文书交给钱俶，说：“等到了本国再打开。”又告诉钱俶说：“我知道你忠诚勤勉，如果我一直平安康健，你就永远拥有东南之地，别人是不可以取代你的。”钱俶感动得流泪，拜谢后离去。钱俶到了钱塘，打开封轴，里面竟是晋王、丞相以下请求留下他的五十多封笺章。钱俶大为惊讶，上表称谢。皇上存心仁厚守信，大多如此。”唉，王内翰，前辈诸公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都尊敬并师法他，说：“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我伯温是后辈，从天下各处得到他的私人书信，在兵火之后，选取可以流传的内容编列于此。

译李文定公李迪还是学生时，跟随种放明逸先生学习。他将要到京城应试，向明逸先生请求当涂公卿的荐书，明逸说：“有个认识滑州柳开仲途的人，是奇才善士，应当写信把你的姓名介绍给他。”文定带着书信去拜见仲途，把文章卷子作为见面礼，和拜帖一起送进去。过了很久，仲途出来说：“读你的文章，必须先沐浴，我才敢来见你。”于是把他留在门下。一天，仲途亲自出题，让文定与自己的几个儿子以及门客一起作赋。赋写成后，仲途惊叹说：“你一定会成为天下第一名，并且做宰相。”又让门客和自己的儿子向他行礼，说：“日后不要忘记我们。”文定以状元身份及第，十年后登上宰相之位。仲途门下有个姓柳的门客，后来官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长子李柬之娶他的女儿，没有忘记仲途当年的话。文定所作的赋题没有流传下来。比如王沂公王曾起初作《有物混成赋》，有见识的人便知道他必定会做宰相；大概一个人的修养和学问，都会发露在言辞中，从这些就可以看出来。这是程明道先生告诉伯温的。寇莱公显贵以后，得到每月俸禄，置办了堂屋中的用品。有个老妇人哭着说：“太夫人去世时，家里贫穷，想要一匹绢做衣服和殓被都得不到，遗憾的是没有活到看见您今天的地位。”寇公听到后非常悲痛，因此居家生活俭朴，所睡的青色帷帐用了二十年也没有更换。有人拿公孙弘的故事来讥讽他，寇公笑说：“公孙弘用虚伪欺骗我这种诚实的人，我还有什么可惭愧的！”所以魏野赠给寇公的诗说：“有官位可以居于鼎鼐之间，却没有宅第用来建造楼台。”后来敌国使者在朝廷上，看着寇公说：“这就是没有宅第的宰相吗？”有人说寇公颇为专横奢侈放纵，其实不是这样。只是他多次主持藩镇事务，公宴和会见宾客时设置的宴席十分丰盛，也就是韩愈所说的：“美石的储藏，曾经在私人居室里耗空；方丈大的食物，每每在宾客宴席上摆满。”我从寇公的外甥王公丞相所作的墓志中看到，寇公的遗事就是这些。张文定公齐贤，是河南人。年轻时还是举子，家里非常贫困，寄居在河南尹张全义门下，吃饭时的食量相当于好几个人。他自己说，平时从来没有吃饱过，只有遇到村人设斋时才能吃饱。一次他去赴斋饭，已经晚了，看到那家挂着一整张牛皮，便取下来煮着吃，吃得一点不剩。太祖巡幸西都时，文定公在马前献上十条策略，太祖召他到行宫，赐给卫士廊下的饭食。文定在大盘中用手取食，皇帝用拄斧敲他的头，问他所说的十件事。文定一边吃一边回答，脸上丝毫没有畏惧之色。太祖赐给他一束帛，打发他离去。皇帝回去后，对太宗说：“我这次到西都，为你得到了一位叫张齐贤的宰相。”太宗即位时，齐贤正要参加廷试，皇帝想把他列在上甲，有司却把他列在丙科，皇帝很不高兴。于是下诏：这一榜进士全部授任京官通判。文定得到的官职是将作监丞、通判衡州，不到十年就做到宰相了。河南节度使李守正叛乱，周高祖任枢密使，出兵讨伐他。有个麻衣道者对赵普说：“城下有三股天子之气，李守正怎么可能长久？”没过多久，城池就被攻破了。在此以前，李守正的儿媳是符彦卿的女儿，相面的人说她贵不可言。李守正说：“有这样的儿媳，我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于是下定决心叛乱。城破后，全家放火自焚。符氏坐在堂上不动，士兵进去后，她斥责说：“我的父亲与郭公有旧，你们不能无礼地对待我！”有人把这件事报告给郭公，郭公命柴世宗收纳她，她后来成了皇后。所谓“三天子气”，是指周高祖、柴世宗和本朝艺祖当时都在军中。这个麻衣道者，难道是个奇异之人吗？华山隐士陈抟，字图南，唐长兴年间考中进士，游历四方，胸怀大志。他在《隐武当山诗》中说：“将来我到南面称帝的时候，还记得这座山的名字。”本朝张邓公把“南面”改为“南岳”，并在诗后题道：“长满苔藓的墙壁上题着这样大志的诗，可惜如今华图南已经老了。”这大概是唐末时的诗。陈抟常骑一头白骡，跟随几百名恶少年，想进入汴州。途中听说艺祖登上帝位，大笑着从骡背上跌下来，说：“天下从此安定了。”于是进入华山做道士，修缮唐代的云台观居住。艺祖召见他，他没有来。太宗召见他，他穿着羽衣来到延英殿，皇帝向他询问了很久。皇帝送他到中书省去见宰辅，丞相宋琪问：“先生掌握玄默修养之道，可以教给别人吗？”陈抟说：“我不知道吐纳修养的道理。即使能够在白天冲天飞升，对圣明的时代又有什么益处？皇上博通古今，深究治乱，实在是一位有道、仁厚、英明的君主，正是君臣同心同德、实现太平的时候。用心勤勉地修炼，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宋琪等人赞叹不已，把这些话上奏皇帝，皇帝更加敬重他。皇帝起初问他讨伐河东的事情，他没有回答，后来出兵果然没有成功。陈抟回到华山几年后，皇帝再次召见他，他对皇帝说：“现在河东的事情可以办成了。” 于是终于攻克了太原。皇帝知道陈抟善于观察人的相貌，派他到南衙去见真宗。陈抟到了门口便急忙回来，皇帝问他原因，他说：“王府门下的差役都将会成为将相，何必还要见王呢？”于是建储之议就确定了。后来皇帝赐给他“希夷先生”的称号。真宗即位时，先生已经去世，真宗因西祀汾阴，巡幸云台观，拜谒他的祠堂，并加以礼敬。皇帝知道自己能够确定皇太子的地位，其中有陈抟的帮助。唉！世人把先生当作神仙，只认为他善于处理人伦关系、鉴察人物，这种看法太浅薄了。到了康节先生，实际上只是从先生那里继承了一点道术，却还把他比作汉代的“四皓”。种先生名放，字明逸，隐居在终南山豹林谷。他听闻华山陈希夷先生的名声，便前去拜见。一天，希夷先生让人洒扫庭院，说：“应当有贵客要来。”明逸装扮成樵夫，在庭下行礼，希夷拉着他上来说：“您哪里是樵夫？二十年后您应当成为显贵的官员，名声传遍天下。”明逸说：“我以道义而来，官禄不是我所关心的。”希夷笑着说：“人的贵贱没有不是命中注定的，尊贵的人不能变成卑贱的人，就像卑贱的人也不能变成尊贵的人一样。您的骨相本来就应当如此，虽然隐迹山林，恐怕最终也不能安居，日后您自然会明白。”后来明逸在真宗朝任职，以司谏身份应召入朝。皇帝拉着他的手，登上龙图阁，与他谈论天下大事，对他的宠遇大概就是这样。等到他辞官归山时，恰好任谏议大夫。东封时，改任给事中；西祀时，改任工部侍郎。希夷又对明逸说：“您不娶妻，可以得到中寿。”明逸听从了他的话，活到六十岁去世。此前希夷曾为明逸占卜，把上代人的葬地选在豹林谷下，但没有确定墓穴的位置。下葬后，希夷去看，说这块地本来就很好，只是墓穴的位置稍微偏后一些，将来世世代代都会出名将。明逸没有娶妻，也没有儿子；从他的侄子世衡起直到今天，家中出任将帅的人都很有声望。希夷上表之后，选定日期，在华山张超谷的石室中解化。明逸立碑叙述希夷的学说，说是“明皇帝王伯之道”等。唉！所谓仙人，如果不是希夷，又会是谁呢？

译钱若水还是举子时，曾在华山拜见陈希夷。希夷说：“明天应当再来。”若水按期前往，看见一位老僧与希夷相对坐在地炉旁。老僧仔细端详若水，过了很久没有说话，只用火箸在炉灰上画出“做不得”三个字，慢慢说道：“是个能在仕途得意时急流勇退的人。”若水告辞离去，希夷也不再挽留他。后来若水考中进士，任枢密副使，年仅四十岁就请求退职。希夷起初认为若水有仙人的风姿和道骨，心意还没有确定，便让那位老僧观察他。老僧说“做不得”，所以希夷不再挽留他。然而能够在仕途得意时急流勇退，距离神仙也就不远了。那位老僧就是麻衣道者，是希夷一向尊敬礼待的人。康节先生曾背诵希夷先生的话：“得到便宜的事情不能再做，得到便宜的地方不能再去。”又说：“吃亏就是得到便宜。”所以康节的诗说：“珍重啊，至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教诲，吃亏就是得到便宜。”这句话大概可以终身奉行。李文靖公任宰相时，曾经读《论语》。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李沆做宰相，像《论语》中‘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两句话，尚且还没有做到。圣人的话，是可以终身佩服并奉行的。”咸干、景德年间，李文靖公李沆任宰相，王文正公王旦主持政事。当时西北两个方向尚未平定，军书和边报没有一天中断，皇上已经日夜忧劳，两位宰相也忙得无暇安睡吃饭。文正公感叹说：“怎样才能等到亲眼看见太平？那时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安闲自在了。”文靖公说：“国家有强敌和外患，足以使人警戒恐惧。将来天下即使太平了，皇上的心意渐渐满足，也未必能够高高拱手、无所事事。我年老将死，等你做宰相时自然会知道，不必过分忧虑。”等到北方边境和好，西部边疆归附，于是举行朝陵、展礼、封山、庆贺等活动，各种重大的典礼和盛大的仪式，没有不兴办的。文靖已经去世，文正也已衰老，疲于赞导，每每叹息说：“文靖真是圣人。”所以当时称文靖为“圣相”。吕文穆公名蒙正，年轻贫困时在洛阳龙门利涉院士室冲，与温仲舒一起读书（那间屋里如今还保留着画像），曾有诗说：“八爷风急浪花飞，手把鱼竿傍钓矶。” “从此钓鱼竿头的香饵不同了，我这颗心终究要等到鱼儿归来。”他又有诗说：“奇怪，池塘里的春水怎么涨满了？原来昨夜南山响起了雷雨。”后来他考中状元，官位做到宰相。温仲舒考中第三名，官至尚书。吕公在龙门时，有一天走在伊水边，看见一个卖瓜的人；他想买瓜，却没有钱，那个人偶然把一只瓜落在地上，吕公惆怅地捡起来吃了。后来他做了宰相，在洛城东南买了一座园子，面临伊水，建起一座亭子，取名“噎瓜”，用来不忘贫贱时的情义。

译●卷八 吕文穆公退休后，居住在洛阳，如今南州坊的张观文宅就是那处宅第。真宗祭祀汾阴，经过洛阳时，文穆还能够出迎拜见。到皇帝回銮时，文穆已经病了，皇帝亲自到他的宅第，坐在堂中（宅第后来归张氏所有，皇帝坐过的地方还在，别人不敢住正寝），问他说：“您的几个儿子中，谁可以任用？”文穆回答说：“我的几个儿子都像猪狗一样，不值得任用；有个侄子吕夷简，任颖川推官，是宰相之才。”皇帝记住了他的话，吕夷简后来果然得到重用，就是文靖公。此前，富韩公的父亲非常贫穷，寄居在文穆公门下。一天，他对文穆说：“我的儿子十多岁，想让他进书院，跟廷评、太祝学习。”文穆答应了。这个孩子就是韩公。文穆见到他后大为惊异，说：“这个孩子将来的名位会和我相近。”立即让自己的几个儿子与他一起读书，供给也很优厚。文穆两次任宰相，以司徒职位退休；后来韩公也两次任宰相，以司徒职位退休。文穆识人的本领就是这样。文靖公也得到了他的识人之术。文潞公由兖州通判任满代归，文靖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问潞公说：“有没有带兖州的墨来？”第二天，潞公送来墨，文靖仔细看了很久，原来是想观察潞公的手相。文靖推荐潞公任殿中侍御史，成为从官。潞公平定贝州，出入将相职位五十年，最后以太师身份退休，年过九十。天下所称的“文、富二公”，都出自吕氏门下。唉，真是盛大啊！吕文靖公任宰相时，章献太后垂帘，与皇帝一同听政。李宸妃去世，章献太后把这件事秘而不宣，想按照普通宫人的礼制在宫外治丧。文靖早朝时，请求单独留下奏道：“听说宫中有位贵人突然去世，丧礼应当从优厚办理。”章献太后于是拉着仁宗进入内宫。过了一会儿，她独自坐在帘下，召见文靖问道：“一个宫人死了，宰相为什么要这样说？”文靖说：“臣身为宰相，凡是宫内宫外的事情都应当参与。”章献太后发怒说：“宰相是想离间我们母子吗？”文靖从容回答：“陛下如果不顾念刘氏，臣不敢说这些话；既然还顾念刘氏，丧礼就应当从厚办理。”章献太后明白过来，急忙说：“是宫人李宸妃，她的丧事怎么办？”文靖于是请求在皇仪殿治丧，太后和皇帝在后苑举哀，百官奉灵舆从西华门出，用一品礼安葬在洪福寺。文靖又对入内都知罗崇勋说：“宸妃应当穿皇后服入殓，用水银充满棺材，将来不要说我夷简没有预先说过。”章献太后全都听从了。后来章献太后升天，燕王对仁宗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宸妃是非正常死亡的。”仁宗号哭悲恸，悲伤得身体受损，连续多日不上朝，下诏表达哀痛并自责，尊李宸妃为皇太后，谥号为章懿。事情刚办完，章献太后的灵柩停殡在洪福寺，皇帝亲自前往祭告。更换梓宫时，皇帝亲自哭着察看，发现李宸妃的面色如同活着一样，冠服也像皇太后所穿的服饰；这是因为用水银浇灌过，所以尸体没有腐坏。皇帝叹息说：“人们所说的话，果然可以相信啊！”于是更加优厚地对待刘氏。这样使仁宗的孝德和章献太后的母道两方面都得到保全，正是文靖公事先见识深远的结果。唉，真是智慧啊！吕文靖公退休后，居住在郑州。范文正公由参知政事出任河东陕西宣抚使，路过郑州，拜见文靖公。文靖问：“参政出使，是要做什么？”文正说：“我在朝廷没有什么补益，自己认为这次出使，想在外面谋求报效。”文靖笑道：“参政错了。既然离开朝廷哪怕只有半步，哪里还能把事情办好？”文正听了这话，开始有了后悔之意。不久，他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知▯州、兼陕西四路安抚使。当时富韩公也由枢密副使出任河北宣抚使，将要回朝时，被任命为资政殿学士、知郓州、兼四路安抚使。唉，文靖公已经年老了，判断天下大事还如此高明，他的智慧和谋略远远超过常人啊！至和年间，仁宗身体不适，有一天稍微好转，想见宰执。执政大臣听到召见，急忙前往。吕文靖任宰相，使者在道路上一个接一个地催促他赶路，文靖却按住马缰，越发缓慢前行。到了宫中，其他执政大臣已经见到皇帝。皇帝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等文靖等了很久，渐渐疲倦，不高兴地说：“我病中想见你，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慢？”文靖慢慢回答：“陛下身体不适，已经很久不上朝，外面的议论颇为异常。臣身为宰相，白天从大路上纵马进入宫禁，实在不合适。”皇帝听了他的话，感叹了很久，其他大臣这才露出惭愧之色。又有一次，文靖的夫人因入宫朝见，皇后说：“皇上喜欢吃糟淮白鱼。祖宗旧制规定，不得从四方取得食物，没有办法弄到这种鱼。相公家在寿州，那里应当有。”夫人回家后，想用十奁进献。文靖见到后问是怎么回事，夫人把原因告诉他，文靖说：“两奁就够了。”夫人说：“这是为了供给御膳，何必吝惜呢？”文靖惆怅地说：“御膳中没有的东西，人臣之家怎么能有十奁呢？”唉，文靖公的智慧超出常人，竟到了这样的程度。孙文懿公，是眉州鱼蛇人。年轻时家里贫穷，想典当田地到京师应试，便亲自写了县里的判状。县尉李昭言戏说道：“像您这样的人，想去京师应试的有几个？”文懿以第三名考中进士，后来任判审官院。李昭言后来赴吏部调任，见到文懿非常害怕，以为文懿没有忘记从前那句话。文懿却特意调任李昭言知眉州。又有一次，文懿在荣州聚徒讲学，家境十分贫困，得到一些束修礼物，带回家去，却被一个村镇的镇将全部征税。后来文懿任监左藏库，那个镇将押送本州的绢帛纲运来到京城，见到文懿后又惭愧又害怕。文懿安慰并向他道谢，还送给他一两黄金让他回去。他的盛大德行就是这样。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王丞相随还没有考中进士时，一同在嵩山法王寺读书。有一个男子自称善于相面，说：“王君是宰相之才；韩、李二位君子都应当成为执政。王君的官位虽然高，但子孙比不上韩、李两家的兴盛。”后来韩参政的儿子绛、缜都成为宰相，维任参知政事；李参政的儿子淑兼领三院学士，以文章闻名。两家的子孙做官、求学，直到今天仍没有衰落；王丞相的后代却衰微了。真奇异啊！韩参政的孙子宗师，任侍郎。韩参政亿、李参政若谷还没有考中进士时，家境都很贫困，一同上京应试，只有一张席子和一条毡子，于是把它们分割开来使用。每次外出拜谒，他们轮流做仆人。李若谷先考中进士，被授予许州长社县主簿。他赴任时，亲自牵着妻子骑的驴，韩亿替他背着一个箱子。将要到长社还有三十里时，李若谷对韩亿说：“恐怕县里的差吏要来了。”箱子里只有六百钱，他拿出一半送给韩亿，两人相互抱持，痛哭着分别离去。第二次考试时，韩亿也考中进士。后来二人都做到参知政事，两家世代通婚，关系一直没有断绝。韩参政的孙子宗师，任侍郎。

译庆历三年，范文正公任参知政事，富文忠公任枢密副使。当时京西发生盗乱，盗贼掠夺商、邓、均、房等地，光化知军弃城逃走。奏报送到后，两位大臣一同在皇帝面前奏对。富公请求将知军按军法处置，范公说：“光化没有城郭，也没有铠甲兵器，知军之所以弃城，是因为这个原因。请求减轻他的罪行。”仁宗同意了。退朝到政事堂后，富公非常愤怒，对范公说：“六丈是想当佛吗？”范公笑道：“人何必一定要做佛？我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等稍微安定下来再告诉您。”富公更加不高兴。范公从容说道：“皇上正值盛年，怎么可以教他随意杀人？一旦杀人杀顺了手，我们这些人的脑袋都保不住了！”富公听后汗流满面，起身道谢说：“这不是我能够想到的。”富公一向把范公当作父亲来侍奉。薛简肃公任成都知府时，范蜀公正在做举子。薛公一见便喜爱他，把他安排住在府第中，让他与自己的子弟一起讲学。薛公常说：“范君是将来位居廊庙的人。”范公更加谦逊退让。他乘着小马车来到铜壶阁下，便下车步行快走到府门。过了一年，人们都不知道他是薛公的老师和门客。薛简肃回朝时，带着蜀公一起离开。有人问简肃：“从成都回来，得到什么奇异的东西？”简肃说：“蜀地的珍奇物产不值得一提，我回来得到了一位伟大的人。”当时二宋公很有声望，他们一见范公，就与他结为平民朋友。后来一同作《长啸却胡骑》，范公写成后，人们争相传诵。范公后来成为贤能的从官；他所建立的功业，温公自认为也比不上。唉，简肃公真可以说是善于识人了。胡先生瑗任国子监判官时，教育各位学生都有一套方法。安厚卿枢密当时是他的学生。厚卿患有严重的痫病，每当众人聚集站在廊下、登堂听讲，人一多，疾病就发作。先生便派人扶他回去，调养护理得十分周到。厚卿考中进士后，病情大为好转。有人把这件事同王文康公患严重淋病相比，说他后来任枢密使时，疾病自然就严正相同。大概人的疾病，随着气血的通畅或阻塞而变化；气血一旦畅通，疾病也会自行痊愈。先生常对学生说：吃饱后不能马上伏在案上，或者长时间坐着，这些都会损伤气血，应当练习射箭、投壶，游走休息。这也是继承了“食不语、寝不言”的古意。程伊川说：“凡是跟随安定先生学习的人，他们醇厚平和、容易相处的气质，远远看去就能知道。”国子监过去设有先生的祠堂，绍圣初年，林自担任博士时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祠堂便被撤除了。尹师鲁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后调任筠州监酒，并患了病。当时范文正公任邓州知州，听说此事后报告朝廷，请求让师鲁到邓州就医，仁宗答应了。师鲁到达后，文正每天都带着医生前去，调养护理十分周到，师鲁并没有感到很痛苦。一天，文正偶因有事没有前往，师鲁便派人请他来。文正立即赶去，只见师鲁凭几端坐，已经闭上眼睛了。文正伏身呼唤他，师鲁又睁开眼睛，文正问：“你看见了什么？”师鲁从容地说：“既没有鬼神，也没有恐怖。”说完又闭上眼睛去世了。吕献可病重时，亲笔写信把墓志铭的事托付给司马温公，温公急忙去探望他，献可已经闭上眼睛了。温公伏身呼唤他说：“还有什么要嘱托我的吗？”献可又睁开眼睛说：“天下还可以治理，你实在要爱惜自己。”说完便闭眼去世了。唉！大君子对于死生、来去都能不改其志，大概就是这样；至于平生以道义相互推重的人，却唯独不能忘怀。王懿恪公拱辰和欧阳文忠公同年考中进士。文忠以监元、省元的身份参加廷试，一心想夺得天下第一。第二天将要唱名，前一夜他准备了一套新衣服；懿恪却先穿着这套衣服进去，文忠感到奇怪。懿恪笑着说：“做状元的人就应当穿这身衣服。”等到唱名时，果然考取第一。后来懿恪和文忠一同成为薛简肃公的女婿。文忠先娶了懿恪夫人的姐姐，后来又娶了她的妹妹，所以文忠有“旧女婿成了新女婿，大姨夫成了小姨夫”的玩笑说法。懿恪很早就显贵了，文忠从选入馆职、被贬夷陵时，懿恪已经任知制诰；后来进入翰林院任学士，最终历任八座尚书。熙宁初年，懿恪被任命为宣徽使，遍历各藩府。元丰初年召回京城，到院供职，出任北京知府，特赐笏头球露金带，佩鱼，待遇如同两府大臣所穿戴的那样。懿恪上表致谢说：“腰系金带三十年，却从未佩带随身鱼符；如今带上缀有万颗钉饰的带子，使朝廷中的人耳目一新。”大概祖宗旧制规定：现任两府大臣可以佩笏头球露金带和鱼符，前任大臣若没有皇帝特旨则不许这样佩带。尚书、翰林学士在御仙花金带上佩鱼符，是元丰年间的新近制度；只有方团胯带才可以佩鱼，球露带就是方团胯带。所以说这是新近制定的制度。文忠和懿恪虽然是亲友兼姻亲，但文忠内心轻视他。文忠任参政时，属吏拟定要进升懿恪为仆射，文忠说：“仆射是宰相的官职。王拱辰从未任过宰相，不能授予此职。改授东宫官吧。”后来懿恪一直升到宣徽使，终身没有做到执政。大概是因为懿恪支持吕文靖，文忠支持范文正，两人的党派不同。” 天圣、明道年间，钱文僖公从枢密院出任西都留守，谢希深任通判，欧阳永叔任推官，尹师鲁任掌书记，梅圣俞任主簿，这些都是天下知名的士人，钱相待他们十分优厚。一天，他们在普明院聚会；那里是白乐天的故宅，院中有《唐九老画像》，钱相和希深等人也被画在画像旁边。后来府第建起双桂楼，西城建造临圜驿，钱相命永叔、师鲁撰写记文。永叔的文章先写成，共一千多字。师鲁说：“我只用五百字就可以记述。”文章完成后，永叔佩服它简练古雅。永叔从此开始写古文。钱相对希深说：“你们这些人是将来任台阁、禁从官职的人选，应当用心学习史学，把自己所听到和看到的事情编写出来。”因此有一部书，叫作《都厅闲话》，是诸位先生共同撰写的。当时这个幕府人才兴盛，天下都称道它。又有十名知名进士，前来做希深、永叔的门生，其中王复、王尚恭最为突出。当时科举制度较为宽松，秋试在府园醮厅举行，希深主持考试，永叔、圣俞任试官。王复想前往请求取得怀州解额，永叔说：“王尚恭已经要作解元了。”王复便没有去；永叔又说：“解元除了王复，不能是别人。”

译原来各位生员的文章和辞赋，平日里就已经按次序排定了；他们公正到了这种程度。当朝廷没有大事、郡府事务清闲时，钱相和诸位先生天天出游宴乐，几乎没有一天空过。有一天，他们从长夏门出去，让随从和车骑退下，徒步走到午桥，拜访郭君隐君。郭君不知道来的是钱相，只是简单准备了酒食。钱相非常高兴，舍不得离开。到了晚上，衙门的车骑和随从前来，郭君也不因此改变神色，不增加礼节。天快黑时钱相告辞，郭君送到门口，说：“我这个乡野之人从未到过府衙，没有机会前去拜见致谢。”钱相惆怅地对诸公说：“这个人把富贵看作什么呢？真是使人惭愧啊！”郭君名叫延卿，当时年过八十，年轻时曾跟随张文定公、吕文穆公交游，以文章和品行著称。张、吕二公相继入朝为相，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任命他为职官，但他没有出仕。洛阳人直到今天还把那里称作郭五秀才庄。谢希深、欧阳永叔任职洛阳时，一同游览嵩山。从颍阳回来，傍晚到达龙门香山。下起了雪，他们登上石楼眺望都城，各自抒发心中的感想。忽然看见烟霭中有人骑马渡过伊水而来，到了近前，才知道是钱相派厨师、驿传人员和歌妓送来。属吏传达钱相的话说：“山行一定很劳累，应当暂留龙门赏雪；府中事务简少，不必急着回来。”钱相厚待诸公，大多像这样。后来钱相被贬到汉东，诸公送他到彭婆镇。钱相置酒，作了一首长短句，让歌妓演唱，气氛十分悲伤。钱相流下眼泪，诸公也都流下眼泪。王沂公代替钱相任留守，管理属吏如同捆扎湿物一样严厉，诸公都无法忍受他的忧惧。王沂公每天惊讶他们常常出游，责备说：“你们各位自认为比寇莱公如何？寇莱公尚且因为奢侈放纵而获罪，被贬至死，何况比他更差的人呢！”希深等人不敢回答，永叔拿起手板站起来说：“依我欧阳修看，寇莱公的祸患不在饮酒，而在于年老了还不知道退居。”当时沂公年纪已经很大，仿佛被这话触动了。诸公都认为永叔说得伟大。永叔后来因沂公的推荐进入馆职，但仍然没有忘记钱相。有人说钱相去世后，给他改谥号三次，最终得到美谥，是欧阳永叔出力的缘故。贾内翰黯以状元及第回到邓州，范文正公任邓州知州，内翰向文正致谢说：“我是晚辈，偶然考中了科第，希望得到您的教诲。” 文正说：“你不必担心自己不能显达，只要把‘不欺’这两个字终身奉行就可以了。”内翰拜受这番话，始终没有忘记，每次对人说：“我从范文正公那里得到的教诲，终身使用也用不尽。”唉！得到文正公这两个字教诲的人，足以成为一代名臣了。狄武襄公青起初以散直的身份任延州指挥使。当时西夏用兵，武襄凭借智慧和勇敢建立了奇功。他曾披散头发，戴着铜铸的人面具，冲出重围、陷入敌阵，来往如有神助，使敌人震惊畏惧、屈服，没有人敢抵挡他。他又见识通达、志向远大，贤士大夫都一致称赞他，尤其受到范文正、范忠献、韩正献诸公的赏识。文正公把《春秋》《汉书》交给他，说：“做将领却不了解古今，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武襄感动佩服，自我勉励，从不懈怠，后来升任枢密。有人告诉他应当推说狄梁公是自己的远祖，武襄惭愧地谢绝说：“我出身农家，年轻时就当兵，哪里敢认唐朝忠臣梁公为祖先呢？”又有人劝他除去鬓边的字，他却说：“我虽然显贵，却不能忘本。”每次到韩忠献家，必定在宗庙庭院下行拜礼；进入内宅拜见夫人时也十分恭敬，并以郎君的礼节对待她的子弟。他与常人不同，就是如此。郭宣徽逵年轻时，仪表已经高大魁伟，每天带着两张饼，在京师州西的酒楼上读《汉书》。饿了就吃饼，再买一升酒来喝，然后继续读书。到傍晚回去，常常如此。酒家人对此感到奇异；后来郭逵也以散直的身份任延州指使。范文正公任帅时，命他主管私藏，他整天端坐在屋内不出门，文正更加信任他。韩魏公接替文正公后，宣徽又侍奉他，魏公尤其器重他。他屡次建立大功，升任副都总管。治平年间，朝廷召他入京任签书枢密院。杨太尉遂地位低微时，曾任文潞公的虞候吏；每逢宴会，太尉独自不吃剩下的食物，别人给他也不理睬。文潞公因此认为他不同寻常。文潞公平定贝州时，太尉挖掘地道进入城中，首先登城，受到皇帝的特别赏赐。后来官至节度使。苗太尉被授予小官时，寄居在京城旅舍，从未出门办事，同僚都拿这件事嘲笑他。后来他成为著名将领和统帅，官至节度使，两次被任命为殿帅。这四个人的功业、智勇、贫贱以及遭遇和机遇大致相似，所以把他们合在一起记述。杜祁公年轻时寄居济源，有一位县令善于给人相面，对他优厚相待。杜祁公与县中大姓相里氏议婚没有成功，后来也另行娶妻。过了很久，杜祁公的妻子去世，县令说：“相里家的女子将来应当成为国夫人。”相里家有兄弟二人，先前拒绝杜祁公婚事的是哥哥。县令召见弟弟，说：“秀才杜君，才德和人品足以托付，应当把你的妹妹嫁给他。”婚事议定后，他的哥哥很不高兴，弟弟说：“杜君是县令看重的客人，县令的意思难道可以违背吗？”哥哥惆怅地说：“姑且依从吧，只让他教我们的孩子读书罢了。”杜祁公尚未成婚，便赴京参加考试，并考中进士。相里家的哥哥带着丰厚的资财去拜见他，杜公说：“婚事已经议定，怎么敢违背？我既然出仕，只是很担心门下没有教孩子读书的人罢了。”于是退还了相里兄长送来的礼物。相里家的哥哥非常惭愧地回去了。杜祁公娶了相里夫人后，后来升任从官，按照两郊礼上奏，请求把异姓亲属列入恩任范围；相里家的弟弟后来官至员外郎。这是任道任司门时替先父所说的。我任潞州长子县尉时，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寺里的老僧对我说：文康公的父亲是本地人，以教授乡村儿童为业。有个孩子七八岁，家里无力抚养，想把他送给寺中的祖师。祖师善于相面，说：“这个孩子的相貌显贵，可以让他读书。”于是拿出钱财资助他。这个孩子就是王文康公。后来王公显贵，祖师已经去世，王公便命寺僧设祠祭祀他。王文康公最受寇莱公赏识，因此把女儿嫁给他；王公居住在洛阳陶化坊，洛阳人直到今天还称那里为西州王相公宅。王公有儿子益恭、益柔。益柔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当时很有声望。孙子慎言、慎行、慎术，都列为大夫，都是贤人，并且都与康节先生交游。

译●第九卷　富韩公起初参加科举考试，穆修伯长对他说：“进士的名位不足以发挥你的才能，应当凭大科考试扬名于天下。”富公果然在礼部试中落第。当时太师公任耀州知州，富公向西返回，行至陕州。范文正公任开封府尹，派人追上富公说：“朝廷有诏令要通过大科考试选拔士人，你应当赶快回来。”富公再次前往京师，拜见文正，以自己从未学习过大科应试之学为由推辞。文正说：“我已经和诸位先生一起推荐你了，又为你开辟了一间屋子，里面全是大科考试的文章，你正可以到那里去学习。”当时晏元献公任宰相，向文正请求结亲。文正说：“您的女儿如果要嫁给普通官人，我不敢知道谁合适；如果一定要选择国士，没有人比得上富某。”元献一见富公，就非常喜爱并器重他，于是议定婚事。富公后来又通过贤良方正科考中。富公入朝任职之初，凭借言辞严正、奉行直道侍奉仁宗，任谏官，后来升任知制诰。宰相对此不高兴，于是推荐富公出使难以预料的敌国。欧阳公上书，引用卢杞推荐颜真卿出使李希烈的事，说宰相是想害富公；但皇帝没有答复。富公能够出使敌国，敌国君臣都传诵他的话，和中国修好，几百年不再用兵，这可以说是大功；然而富公每每不把它看作自己的功劳。富公出使回来后，被任命为枢密直学士，随后又任翰林学士，再任枢密副使；富公都以出使时没有办好事情为由，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并且说：“敌国既然已经与我们通好，议论的人便认为天下无事，边防准备也逐渐松弛。敌国万一背弃盟约，我即使死了也有罪。不只是我不敢接受这些任命，也希望陛下想到夷狄轻慢侮辱中原的耻辱，卧薪尝胆，不要忘记修明政事。”于是把这些话报告给皇帝，富公的任命便暂时停止。过了一个多月，又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当时元昊的使者来辞行，群臣在紫宸殿门前列班，皇帝等富公编入枢密院的班次后才就座，并且派宰相章德象告诉富公说：“这是朝廷特意任用你，并不是因为出使敌国的缘故。”富公无可奈何，只好接受任命。唉！出使敌国的功劳如此伟大，他却不把它归于自己。后来他任青州知州，使四十多万饥民得以活命，这件事他却常常自称为功劳，说这超过了做中书令二十四考的功劳。富公究竟把什么看作自己的责任，世人哪里能够看透呢？苏内翰奉诏撰写富公墓道碑，开头论述富公出使敌国的功劳，这并不符合富公的本心。伯温的先父隐居不接受朝廷征聘，却与富公结为道义之交，只有他最深刻地了解富公。庆历二年，大辽以重兵逼近边境，泛使刘六符再次到来，要求割让关南十县的土地。敌人的意图深不可测，朝廷中的臣子没有人敢前往。富韩公出使，面对面驳斥敌国君臣，敌方理屈词穷，便增加二十万缗的财物作为交换而议和。正当富公第二次出使时，他从政府接受了国书和口头传达的话；出发后，对副使说：“我作为使者，却没有看过国书，万一国书上的辞意与口头传达的话不同，我的使命就失败了。”打开国书一看，果然不一样。富公立即驱马返回，拜见仁宗，详细说明此事。富公说：“政府本来就是这样做的，想把臣置于死地。臣死不足惜，可是国家的使命怎么办？”仁宗召宰相吕夷简当面询问，吕夷简从容地把那封国书藏在袖中，说：“恐怕是弄错了，应当让他们改定。”富公更加激烈地争辩，心中愤愤不平。仁宗私下问枢密使晏殊：“你看怎么样？”晏殊说：“吕夷简决不会这样做，恐怕确实是弄错了。”富公愤怒地说：“晏殊奸邪，结党吕夷简来欺骗陛下。”富公是晏公的女婿，但他竟然如此忠诚正直。契丹既然和议，仁宗深深念及富公的功劳，御史中丞王拱辰回答说：“富弼不能阻止夷狄贪得无厌的要求，如今陛下只不过停止割让一个女子；如果敌人请求和亲，富弼难道也忍心把她舍弃吗？” 皇帝严肃地说：“我是为了天下百姓，牺牲一个女儿并不可惜。”王拱辰惊惧，知道自己的话无法被采纳，于是拜了两拜说：“陛下能说出这样的话，天下真是幸运！”唉，我们的仁宗真是圣明啊！王拱辰大概是吕丞相的党羽。至和年间，富公主持国政，制定了“一举三十年推恩”的法令。原来富公与河南进士段希元、魏升平在科场中关系很好；富公做宰相后，不愿对他们徇私，所以为天下制定了这项制度。两人都符合这项恩典的条件，希元官至太子中舍，退休后转任殿中丞；升平官至大理寺丞。这项法令直到现在还在实行。唉！做宰相而不对亲近的人徇私，像富公这样才可以称为贤相。升平去世后，富公仍念念不忘，召来他的儿子宜和子孙讲学。富公去世时，宜也已年老，仍然居于富公门下。到崇宁年间，朝廷制定考试门客的法令，宜不接受新学，这才请求离去。仁宗末年，富公从宰相职位上因母亲去世服丧，皇帝派使者下诏起复他，达六七次，富公始终不肯起任。他上疏说：“陛下得到一个不孝的儿子，将来又能任用他做什么？”仁宗才同意他的请求。服丧期满时，英宗已经即位，魏公已经升任左相，所以任用富公为枢密相。魏公以下的官员都升了官，富公也升任户部尚书。富公推辞说：“我私下听说，制辞叙述陛下即位时，因为我正在服丧，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事，于是便取嘉祐年间我在中书时曾经议论建储的事情，把它说成我的功劳，并据此推加今天的恩典。” 嘉祐年间，虽然曾经泛泛议论过建储之事，但仁宗仍然秘密保留着这一请求。对于陛下来说，当时还处在茫昧幽冥之中，尚未显现形象，怎么能像韩琦等人后来所立的功效那样深切而显明呢？”他又推辞说：“韩琦等七人确实有功，可以多次接受陛下授予的官爵；唯独我没有丝毫功效。”他又推辞说：“韩琦等七人对陛下有功有德，唯独我对陛下没有功劳，不过是在先朝有过一点微小的议论之劳。”他又推辞说：“韩琦等人的功勋显赫，明亮如日月星辰。朝廷内外执笔的人，歌颂他们还来不及。恳请陛下催促他们入朝谢恩，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由此可见，富公难道会因为自己没有参与预定国策而对魏公感到惭愧吗！

译熙宁初年，富弼再次入朝，与曾公亮一同担任宰相。吕公弼任枢密使，韩绛、赵概、冯京、赵顼都任参知政事，而且任职时间都已很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便推荐吕公著任御史中丞。皇帝下诏特许吕公著不必回避吕公弼，吕公弼心中不安，请求外出任职；于是被任命为宣徽使、判太原府，后来调任秦州。赵概退休，冯京、赵顼都外任，富弼判亳州，曾公亮判永兴军，只有韩绛和王安石留在政府。后来韩绛任陕西宣抚使，王安石出任昭文馆大学士。韩绛失去职权，以原官职出知邓州，王安石于是正式任昭文馆大学士。司马光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因为与新法意见不合，推辞不接受任命，出任永兴军知军。吕公著极力陈说新法的弊病，被罢去御史中丞，出知永州。韩维也因为议论与新法不合，被罢去开封府尹，出知河阳。过去那些与王安石交游、互相称誉的人，都被排斥退职而不再任用，只有王安石独掌政权。于是又以富弼阻挠青苗法为由，削去他的使相官衔，改授散官仆射、判汝州。王安石后来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金陵，便推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吕惠卿得到职位后，便背叛王安石，拿出王安石平日写给他的信，其中有一句说：‘不要让齐年知道。’ 这里说的是冯京，大概是因为王安石和冯京都生于辛酉年。信中又说：‘不要让皇上知道。’神宗这才开始对王安石不满。吕惠卿又制造李逢案件，牵连到李士宁；李士宁是蓬州人，精通道术。王安石在金陵服丧时，曾与他共同居住数年，吕惠卿的意思是想把王安石也一并牵连进去。他又制造郑侠案件，牵连到王安石的弟弟安国，罪名严重到要追夺官职、勒令罢职。吕惠卿为了谋害王安石，什么手段都用尽了。神宗醒悟后，急忙召王安石入朝。王安石没有推辞，从金陵逆流而上，七天便赶到宫阙，再次任昭文馆大学士；吕惠卿以原官职出知陈州。李逢案件于是得到平反，李逢的党羽有数人被处死，李士宁只被编管发配。唉！如果不是神宗保护王安石，他就危险了。王安石再次任相不久，又出知金陵，主管宫观祠禄，直到死去都没有再被任用。当初韩绛议论助役法时，和王安石意见相同；后来他任昭文馆大学士，也被吕惠卿所不容，出知定州。熙宁二年，富弼判亳州，提举常平仓赵济说富弼阻挠改革新法，于是削去他的武宁节度使和平章事官衔，改以左仆射判汝州。富弼经过南京时，张安道任知府，列队骑从在庭院中迎接拜谒，张安道却不出来。有人问富弼，富弼说：‘我是这地方的主人。’不久富弼来拜访，张安道的门客私下议论：‘这两位都是天下伟人，他们的谈论会是什么样呢？’便站在屏风后偷偷听。张安道接待富弼也很简慢，两人相对而坐，巍然如山岳。富弼慢慢说道：‘人本来就很难看清。’张安道说：‘你说的是王安石吗？他又有什么难以看清的！仁宗皇祐年间，我主持贡举院，有人推荐王安石，说他有文学才华，应该征召来考校，我姑且听从了。王安石来了以后，贡举院中凡是事务都想加以纷更改动。我厌恶这个人，便发檄文让他离开；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同他说过话。’富弼低下头，面露惭愧之色。大概富弼一向喜欢王安石，直到王安石得势而扰乱天下，才知道他的奸邪。元丰六年，富弼已经病重，上书陈说八件事，大体都是论述君子、小人是国家治乱的根本。神宗对宰辅说：‘富弼有奏章送来了。’章惇问：‘富弼说了什么事？’神宗说：‘他说我身边有很多小人。’章惇说：‘可以让他具体说明谁是小人。’神宗说：‘富弼是历经三朝的老臣，怎么可以让他逐一说明？’左丞王安礼进言说：‘富弼说得对。’退朝后，章惇责备王安礼说：‘左丞回答皇上的话错了。’王安礼说：‘我们这些人今天说“确实如圣上所说”，明天又说“圣人的学问不是臣下所能达到的”，怎么能不说是小人呢？’章惇无言以对。这年五月，一颗大星坠落在富弼所居住的还政堂下，空中发出如同铠甲战马的声音。富弼登上天光台，焚香再拜，知道自己将要去世了，真是奇异啊！富弼死后，司马光、范仲淹的谥号为忠宣的公爵前去吊唁。富弼的儿子绍廷、绍京哭着说：‘先父有一封亲自封缄押印的奏章，大概是遗表。’两位公爵说：‘应当不要拆封，直接上报。’苏轼作富弼神道碑，说‘世人没有谁知道其中所说的内容’，就是这个意思。神宗听到讣告后震惊悲悼，拿出祭文，派中使设祭，恩礼非常优厚。政府方面当时只派人去致祭一次而已。朝廷旧例是：以前任宰相以使相身份退休的，发给全部俸禄。富弼以司徒、使相身份退休，居住在洛阳，除了三公俸禄一百二十千以外，其余都不接受。富弼清心学道，独自居住在还政堂。每天早晨起床后，便放下中门的钥匙，让人进去瞻礼家庙；对夫人像对宾客一样恭敬，子孙若没有穿戴冠带就不接见；平时谢绝宾客。文潞公任留守时，逢时节便来往拜访。富弼一向喜欢文潞公，两人过去同朝为官，文潞公还曾拜见富弼的母亲。富弼常劝文潞公早日退职，文潞公惭愧道谢。富弼死后，他的儿子朝议大夫绍廷，字德先，是守持父亲家法的人。富弼的两个女儿、女婿以及各位外甥都同住在富弼府第中，家中的事情一如富弼在世时，丝毫不敢改变，乡里都称赞他们。建中靖国初年，朝廷提拔德先任河北西路提举常平，德先推辞说：‘熙宁扶之初，先臣因为不实行青苗法而获罪，臣不敢担任这个官职。’皇上更加赞许他，改授祠部员外郎。崇宁年间，德先去世，郑地人晁咏之为他撰写墓志，文章十分优美，只是没有记载他推辞提举常平一事，是有所避讳，真可惜啊！德先的儿子直柔，侍奉当今皇上，任同知枢密院事。

译韩魏公从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身份出知扬州时，王安石刚考中进士，任佥判。王安石常常读书直到天亮，只稍稍打个盹，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便急忙赶到州府，常常来不及洗漱。韩魏公见王安石年轻，怀疑他是夜间饮酒放纵。一日，他从容地对王安石说：‘你还年轻，不要荒废学业，不可自暴自弃。’王安石没有回答，退下后说：‘韩公不是了解我的人。’后来韩魏公知道王安石很贤能，想把他收为门下，王安石起初并不屈从，就像召他考试授馆职而他不肯赴试这一类事情。因此，王安石《熙宁日录》中贬低韩魏公的地方很多，常说：‘韩公不过是外表相貌好罢了。’还作《画虎图诗》讥诋他。等到王安石任宰相、推行新法时，韩魏公上言说新法不便。神宗受到触动而醒悟，想要罢除新法。王安石非常愤怒，把韩魏公的奏章送到条例司加以驳斥，并颁行天下。他又诬称吕申公说过藩镇大臣将要兴兵进攻晋阳、铲除皇帝身边的奸恶之人，亲自起草吕申公的贬谪词，把这件事明白写出，借此动摇韩魏公。幸赖神宗英明，始终眷顾礼遇韩魏公，没有改变。韩魏公去世，神宗震惊悲悼，亲自撰写墓碑，恩意非常深厚。王安石有一首挽诗说：‘幕府中的少年如今已白发，伤心却无路送你的灵柩。’ 这仍然是没有忘记韩魏公年轻时对他说的那些话。熙宁二年，韩魏公从永兴军调任判北京，经过宫阙时入殿拜见皇帝。王安石正掌权，神宗问韩魏公：‘你和王安石的议论不同，为什么？’韩魏公说：‘仁宗册立先帝为皇嗣时，王安石持有不同意见，所以与我不同。’神宗把韩魏公的话拿去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当仁宗想立先帝为皇子时，仁宗年纪还不大，万一后来有了儿子，将把先帝置于什么地位？我的意见之所以和韩琦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王安石强词辩解，大多就是这样。当韩魏公请求册立英宗为皇嗣时，仁宗说：‘稍等，后宫有人将要临产。’韩魏公说：‘即使后宫生下儿子，所立的嗣子退居旧邸也就可以了。’大概韩魏公已经作好了安排。然而王安石在英宗一朝始终屡次被召而不肯到任，实际上是自己感到惭愧。有人说蔡襄也有不同意见，英宗知道此事后，蔡襄心中不安，出知福州。治平初年，英宗即位后患病，病发作时，请光献太后垂帘，与他一同听政。宫中有一名入内都知任守忠，奸邪反复，离间并窥伺两宫。当时司马光任知谏院，吕谏议任侍御史，先后上了十多道奏章，请求诛杀任守忠。英宗虽然醒悟，却没有施行。宰相韩魏公有一天拿出一道空头敕令，参政欧阳公已经签署，参政赵概对此表示疑难，问欧阳公：‘怎么样？’欧阳公说：‘只管签写，韩公一定自有他的道理。’韩魏公坐在政事堂，以头子勾取任守忠，让他站在庭下，数说他的罪行：‘你的罪行应当处死。’责授他为蕲州团练副使，安置在蕲州。韩魏公取来空头敕令填写完毕，派使臣当天押送他上路，他的意思是认为稍有耽搁就会发生变故。唉！韩魏公真是宰相。欧阳公说：‘悟替韩魏公作《昼锦堂记》，说“垂着朝服的绅带，端正地拿着笏板，不动声色，使天下处于泰山般安稳的状态”，正是指这件事。’ 尹师鲁因贬谪而死，有个儿子名叫朴，当时还在襁褓中。朴长大后，韩魏公把他的情况上报朝廷，朝廷授予他官职。韩魏公判北京时，推荐朴做属官，像教育子弟一样教导他。朴年轻而有才华，有时所作所为超过礼法，韩魏公便悬挂尹师鲁的画像哭泣。朴也很早去世。唉！韩魏公可以称为君子了。张金部名叫方，任白波三门发运使；王司封名叫湛，任副使；文潞公的父亲令公名叫异，任属官，三人彼此友善。张金部被召回朝，便推荐文令公接替自己。潞公作为子弟在孔目官张望家读书。张望曾经参加科举，颇通晓经书，后来编入军籍，但他的几个儿子都成为儒学之士。潞公年轻时喜欢游玩，令公对此感到奇怪并责备他，潞公很久不敢回家。张望告诉令公说：‘郎君在我家，学习更加勤奋刻苦，不再游玩了。’于是拿出潞公所作的数百篇文章，令公为此很高兴。王司封想把女儿嫁给潞公，王司封的妻子说：‘文彦博家境贫寒，值得托付吗？’于是作罢。后来潞公历任将相，张望仍然健在。潞公任判河南时，他的母亲申国太夫人过生日，张望从清河来祝寿，有诗说：‘庭下的郎君已经做了宰相，门前的旧属官却成了将军。’这是因为张望凭借儿子入仕而获得将军封号。张望曾说：‘我的子孙应当以立、门、金、石、心为名。’长子张靖与潞公同年中进士，兄弟中有几人担任监司。潞公待他们十分优厚。到了按‘门’字排行的孙辈，家族更加显达，有人做到侍从。康节先生说：‘我曾见过张将军，他沉稳深厚而雄伟，与众人不同。他能在潞公还是童子时便识得他，当然应当有后代显达。’ 文潞公年轻时，随父亲到蜀州担任幕官。经过成都时，潞公进入江渎庙观看墙壁上的绘画，祠官非常殷勤地接待他，并且说自己夜里梦见神灵命令洒扫祠庭，说：‘明天有宰相来，你难道就是将来的宰相吗？’潞公笑着说：‘宰相不是我所敢期望的；如果我能做成都的长官，一定让庙宇焕然一新。’庆历年间，潞公以枢密直学士身份出知益州，处理政务第三天，便拜谒江渎庙，仿佛有所感触。正要筹划改造时，忽然江水上涨，数千根大木遮蔽江流漂下来，便全部取来作为建筑材料。庙宇建成后，雄伟壮观，天下第一。又有长老说：‘潞公任成都知州时，经常设宴聚会。那年发生旱灾，潞公仍然出游，有村民拿着枯焦的谷苗来申诉。潞公停止宴会，斋戒居处三天，在庙中祈祷，当天就下了雨，这一年获得大丰收。’真是奇异啊！文潞公小时候和一群孩子击球，球进入柱子的孔穴中，无法取出，潞公用水灌入，球便浮了出来。司马光小时候也和一群孩子玩耍，一个孩子掉进大水瓮中，已经沉没，孩子们惊慌逃散，无法救他；司马光拿石头砸破水瓮，孩子才得以出来。有见识的人当时就知道这两位公的仁爱和智慧非同寻常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章〕

译●卷十 文潞公在庆历年间以枢密直学士身份出知成都府。文潞公当时还不到四十岁，成都的风俗喜爱游乐，文潞公经常设宴聚会，因此有流言传到京师。御史何郯，字圣从，是蜀地人，借请假回乡的机会回到蜀地，皇帝派人暗中观察他。圣从将要到达时，潞公也因此感到不安。张俞，字少愚，对潞公说：‘圣从来这里，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少愚于是到汉州迎接圣从。同郡正好有一名营妓擅长舞蹈，圣从很喜欢她，问她姓什么，妓女说：‘姓杨。’圣从说：‘就是所谓的杨台柳。’少愚立即取下妓女颈上的帕罗题诗：‘蜀国佳人号细腰，东台御史惜妖娆。从今唤作杨台柳，舞尽春风万万条。’又命那名妓女创作《柳枝词》歌唱，圣从因此沉醉。几天后，圣从到了成都，态度很严肃。一天，潞公大规模奏乐设宴招待圣从，把那名妓女混在府中歌妓之中，让她唱少愚的诗，借此向圣从敬酒，圣从每次都因此陶醉。圣从回朝后，关于潞公的诽谤于是平息了。这件事与陶谷出使江南时所作《邮亭词》相类似。张少愚是个奇士，潞公本来就很看重他。韩魏公留守北京时，李稷以国子博士身份任漕运官，对韩魏公很傲慢。韩魏公不与他计较，仍以很高的礼节待他。不久文潞公接替韩魏公任留守，还没有到任，便放话说：‘李稷的父亲李绚，是我的门下士。我听说李稷竟敢怠慢韩魏公，一定是因为他父亲死后失于教诲才到了这种地步。我把李稷看作自己的侄子，如果他果然不改，就要在厅堂上训诫他。’文潞公到了北京，李稷前来拜见，先坐在客厅等候。过了很久，文潞公穿着道服出来，对他说：‘你的父亲是我的门客，你只需行八拜之礼。’李稷不得已，按数行了八拜之礼。后来李稷调任陕西漕运官，正赶上五路出兵攻取灵武，李稷随军行动，威势更加盛大。一天早晨，他进入鄜延军营，军士击鼓并高声应诺，主帅种谔还躺在帐中没有起身。种谔感到奇怪，出来后，面对李稷，呼叫击鼓吹角的军士，问道：‘军中有几个主帅？’军士说：‘只有太尉。’种谔说：‘主帅还没有升帐，却擅自为转运粮草的官员击鼓应诺，这是为什么？借你的头来代替运使。’于是呵斥军士出去斩首。李稷仓皇离去，十分恐惧，甚至不能上马，从此不敢进入种谔的军营。后来朝廷派给事中徐禧与延安帅沈括、副帅种谔领兵修筑永乐城，种谔的意见与沈括不合，沈括把此事报告朝廷，朝廷留下种谔守延安，由沈括专门负责永乐城战役。徐禧等人还没有到达，西夏人已经倾全国兵力包围永乐城，形势十分危急。监军李舜举撕裂衣襟上奏说：‘臣没有什么遗憾，只希望朝廷不要轻视这些贼人。’李稷也写奏章，只说：‘臣千苦万苦。’神宗得到奏章后，都为之震动。城池攻破后，徐禧已经不知去向，有人说他投降了番人。张芸叟说：‘有人从西夏回来，说见过他。’李舜举自缢而死。有人说李稷因为残酷暴虐，在混乱中被官军杀死。唉！李稷没有得到善终，实在是应该的！文潞公判北京时，有个叫汪辅之的人刚被任命为运判，为人狭隘急躁。他第一次入府拜见时，文潞公正坐在厅堂处理事务，阅读拜帖后把它放在案上，不予理会，进入内宅，过了很久才出来，汪辅之已经无法忍受。见面后，文潞公对他的礼节十分简慢，说：‘家里人本来应该叫我洗头，我忘了有客来见，运判不要见怪。’汪辅之非常沮丧。旧例是监司到任三天，府中一定设宴，文潞公故意取消了这项安排。汪辅之发公文确定日期，要检查府库，通判按次序把这件事报告文潞公，文潞公不回答。这天文潞公家中设宴，府内外事务一概不许通报。汪辅之坐在都厅，属吏报告说侍中家中正在设宴，钥匙不能取来。汪辅之大怒，砸坏了架阁，库房的锁也因此无法检查。他暗中弹劾文潞公不理政事，神宗把汪辅之的奏章批示交给文潞公，批语中说：‘侍中是有旧德的大臣，所以烦劳他卧守北门，细小事务不必劳心。汪辅之不过是小臣，竟敢这样无礼，将另行处置。’文潞公得到批示后没有说什么。一天，他召集监司说：‘我年老昏庸、行为失当，幸望诸位宽容。’监司都惭愧道歉，文潞公于是拿出皇帝的批示给汪辅之看。汪辅之惊恐万分，逃回去，借口检查州郡而离开。没过多久，汪辅之被罢免。唉！神宗如此眷顾礼遇大臣、压制抑制小人，可以说是圣明了！元丰年间，文潞公以太尉身份留守西京，还没有交接印信，便先到府第设座，接见监司和府官。唐介的儿子、参知政事义问任转运判官，退下后对他的门客尹焕说：“先君任台官时，曾经谈论过潞公，如今潞公难道要挟此事来记恨他吗？我应该避开他。”尹焕说：“潞公这样做一定有道理，姑且听听再说。”第二天，文公交接府政，依照次序像平常礼仪一样接见监司和府官。有人把这件事问文公，文公说：“我还没有处理府政，这是三公接见普通属官。交接印信以后，就是河南知府接见监司了。”义问听说后，又对尹焕说：“如果不是您，我差点就得罪潞公了。”一天，潞公对义问说：“仁宗朝时，你父亲任台谏，因为进言谈论我的事而被贬官，我也被罢去宰相职务，出任许州通判。不久，我又被召回担任宰相。我上奏说：‘唐某所说的正好切中臣的罪过；如果只召臣回来而不召唐某，臣不敢奉诏。’仁宗采纳我的话，起用你父亲为潭州通判，不久又得到重用，后来与我一同执政，我们因此相互了解很深。”义问听了潞公的话，感动得流泪，从此出入潞公门下。后来潞公任平章重事，推荐义问为集贤殿修撰，出任荆南帅。唉！潞公的德行和气度超出常人，大概就是这样。洛城南面的东午桥，距离长夏门五里，蔡君谟曾为它作记；这里大概从唐代以来就是游览观赏的地方。裴晋公的绿野庄如今是文定张公的别墅，白乐天的白莲庄如今是少师任公的别墅，池台的旧址还在。两座庄园虽然隔着城，但高大的槐树和古老的柳树高低相接。午桥西南二十里处有分洛堰，分取洛水；正南十八里处有龙门堰，引入伊水，以大石作为水闸，两水彼此相通。洛水的一支从后载门流入城中，分流到各园，再汇成一条水渠，经过天门街北面、天津桥和引龙桥南面，向东到达罗门；伊水的一支向正北流入城中，另一支向东南流入城中，都向北流，分流到各园，再汇成一条水渠，从长夏门向东、向北流到罗门，最终都流入漕河。因此，洛阳城中公卿和普通士人的园宅，大多有水、竹、花木之美。元丰初年，开浚清河、汴河，禁止伊水、洛水流入城中，各园因此荒废，花木也都枯死，故都的形势于是大为减色。元丰四年，文潞公留守时，因为漕河旧道淤塞，又把伊水、洛水引入城中，再引入漕河，在偃师与伊水、洛水汇合，以疏通漕运，隶属于白波辇运司，诏令批准了这件事。

译从此，船只可以由洛水入河，航行到京师，公私都感到便利。洛城的园圃又兴盛起来。文公在河边建了一座亭子，题名为“漕河新亭”。元祐年间，文公交还政权，归居府第，带着几杖和酒食来到这座亭子，洛阳城的男女百姓跟随文公游览洛水。元丰五年，文潞公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当时富韩公以司徒身份退休，潞公仰慕唐代白乐天的九老会，于是召集洛中年高德厚的卿大夫，组成耆英会。因为洛中的风俗崇尚年龄而不崇尚官位，便在资胜院修建大厦，名为耆英堂，命闽人郑奂在堂中绘像。当时富韩公七十九岁，文潞公和司封郎中席汝言都七十七岁，朝议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岁，太常少卿赵丙、秘书监刘几、卫州防御使冯行已都七十五岁，天章阁待制楚建中、朝议大夫王慎言都七十二岁，太中大夫张问、龙图阁直学士张寿都七十岁。当时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写信给潞公，希望参加这次聚会，时年七十一岁。只有司马温公当时将近七十岁，潞公一向敬重他，援引唐代九老中狄兼谟的旧例，请他入会。温公以自己是后辈为辞，不敢排在富公、文公二人之后。潞公不答应，命郑奂从帷幕后传摹温公的画像，又到北京传摹王公的画像，于是参加聚会的共有十三人。潞公作为东道主，带着歌妓和乐队到富公宅第举行第一次聚会。到了富公举行聚会时，只送去了羊和酒，其他人都依次举行聚会。洛阳有许多名园和古刹，胜在有水、竹、林、亭；各位老人须发洁白，衣冠十分壮伟，每逢宴集，洛阳人都跟着观看。潞公又组织同甲会，司马郎中旦、程太中▯向、席司封汝言，都是丙午年出生的人，也在资胜院绘了画像。后来司马公又和几位官员组织真率会，约定：饮酒不超过五行，食物不超过五味，只有菜肴不限量。楚正议违反约定，增加饮食的数量，被罚另行举行一次聚会。这些都是洛阳太平时代的盛事。洛阳的士人和百姓又在资胜院为潞公建立生祠，温公取神宗送给潞公的《河南诗》，用隶书题写匾额，称为“＜立宁＞瞻堂”，并在堂中塑造潞公像，头戴冠、身佩剑，形象壮伟，洛阳人对它礼敬得十分严肃。起初，温公因为自己是后辈，不敢参加富公、文公二人的聚会；潞公聚会时对温公说：“我留守北京时，派人进入大辽侦察事情，回来后说，看见虏主大宴群臣，伶人演戏。其中有扮作衣冠人物的人，见到东西就一定抢来藏在怀里，后面有一个人拿棍子打他，说：‘是司马端明吗？’君实的清名在夷狄那里都这样响亮。”温公惭愧道谢。潞公举行耆英会时，康节先生已经去世；当时有一位中散大夫吴执中，少年登科，皇祐初年已经任秘书丞，不喜欢做官进取，很早就退休了。他的年齿和德望并不低于诸公，居住在洛阳时常常闭门不出，人们都认不出他的面孔，只有他与康节相交很好。吴执中从未到过公府，他没有参加聚会，并不是潞公遗漏了他。文潞公曾说：“人们只是把我长寿当作可庆贺的事，却不知道我经历世事已经很久，内外亲戚都已去世，一时的朋友也几乎凋零殆尽，所接触的都是年少而浅薄的人，没有可以谈论旧事的对象，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范忠宣公也说：“有人用养生之道互相劝勉，却不知道人并不是能够长久留在世上的东西。假如丁令威活到千岁，化为仙鹤回到故乡，看到城郭和人民都已不是原来的样子，那么独自留存又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唉！这些都是通达事理的话。英宗即位后，侍御史吕诲、字献可进言说，欧阳修首先提出邪僻的意见，推尊濮安懿王，使圣德受到牵累；并且弹劾韩琦、曾公亮、赵概。他累计上奏十多章，英宗没有采纳。他请求自行贬官，又上奏十多章，带领属下把御史台的敕告送到皇帝面前，说：“臣的进言没有奏效，不敢再居于这个职位。”于是出任蕲州知州，后改任晋州。神宗即位，提升他为天章阁待制，重新任命他为知谏院，又提升为御史中丞。神宗正振作精神寻求治国之道。一天，紫宸殿早朝时，两府奏事时间很长，太阳已经西斜，按惯例，便把等待皇帝召见的官员隔在后殿，等皇帝更衣后重新坐下，再依次引见。献可在崇政殿等待召对，司马温公任翰林学士、在迩英阁侍读，也赶到赞善堂等候召见。两人在朝道路上相遇，一同向北走。温公暗中问：“今天请求召对，你准备说什么？”献可举起手说：“袖中装着弹劾奏章，弹劾的就是新任参政王安石。”温公惊讶地说：“王介甫一向有学问和操守，任命下达那天，众人都为得到这样的人才而高兴。为什么要弹劾他呢？”献可严肃地说：“君实也说这种话吗？安石虽然一时有声望，却喜欢固执偏见，不通晓人情世故，轻信奸邪反复的人，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听他说话似乎很好，施用于实际政务却疏漏。如果只让他担任侍从官，也许还可以容忍；把他放在宰辅的位置上，天下一定会遭受他的祸害！”温公又劝他说：“我和您相知，有心里想说的话不敢不全部说出。但还没有见到他不善的迹象，就仓促议论他，是不可以的。”献可说：“皇上刚刚继承帝位，年纪还轻。早晚与皇上谋划议论的，只有两三位执政大臣。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败坏国事；这正是心腹之患，医治还怕来不及，难道可以拖延吗？”话还没有说完，阁门吏已经高声催促他们入班，于是两人各自快步离开。温公从经筵退下后，默默坐在玉堂中，始终思考献可的话，却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不久，士大夫之间渐渐有人传说献可奏疏中的观点，多数人认为过于严厉。没过多久，中书省设置三司条例司，参与议论的人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开始改变祖宗的旧法，专门致力于聚敛财物，私自制定条目，颁布到各地，胡乱引用《周官》，把它作为实施诛罚和赏赐的依据。辅弼大臣提出异议却不能使其改变，台谏官和从官竭力争辩也不能阻止，州郡有时奉行得稍有违背他们的意思，谴责贬黜便接踵而来。所任用的都是轻薄的年轻人，天下因此骚动不安。于是，过去心中怀疑的人才开始惭愧、敬佩并叹服，认为献可真正能够识人。温公与安石的辩论尤其激烈。

译神宗想同时任用二人，任命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因为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拒绝接受任命。他写了三封信送给安石，希望安石或许能够听取意见并改正。安石仍像原来一样行事，始终不肯听从，于是温公与他断绝交往。温公离职后，退居洛阳，常常感慨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我比不上。”献可不断进言反对安石，被调出京城任邓州知州。康节先生与献可交好，献可最初应召时，康节与他谈论天下事；到献可被贬官时，事情没有一件不如康节所说。因此，献可任邓州知州时，康节寄诗给他：“一别星霜二纪中，升沉音问不相通。林间谈笑须归我，天下安危且系公。万乘几前当蹇谔，百花洲上略相从。不知月白风清夜，能忆伊川旧钓翁？”献可作和诗说：“冥冥鸿羽在云天，邈阻风音已廿年。不谓圣朝求治理，尚容遗逸卧林泉。羡君自有随时乐，顾我官闲饱昼眠。应笑无成三黜后，病衰方始赋归田。”献可不久请求担任宫观官，回到洛阳，温公和康节每天都来往。献可生病后，亲自起草奏章请求退休，说：“臣没有长期的疾病，偶然遇到医者施术不合医理，却完全不知道脉象有虚实，阴阳有逆顺，诊察有标本，治疗有先后，胡乱投用汤药，大都任凭自己的想法；在指下诊脉时一有差错，祸患便蔓延到四肢，渐渐形成风痹，于是难以行走。并不是害怕针灸药石的痛苦，又将担心心腹之中发生变化。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能怎么办呢？即使如此，一个人的微小生命，本来还不值得忧虑；但想到九族所托付的责任，实在令人忧虑。因此我想交还俸禄以苟且求生，不等到按规定年限退休便交还政权。”这实际上是用自身疾病比喻朝政的弊病。温公、康节每天到他的卧室探病，献可所说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忧虑愤懑，不能忘怀，从未说过一句自己的私事。一天，他亲笔写信托温公为自己撰写墓志铭，温公急忙去看他时，他已经闭上眼睛了。温公呼唤他说：“还有什么事情要托付给我吗？”献可又睁开眼睛说：“天下的事情还可以挽救，君实要努力。”所以温公撰写他的墓志，论述献可任中丞时说：“有一位侍臣辞官居家，朝廷内外都称赞他的才干，认为古今少有与他相提并论的人。天子召他参与政事，众人都为得到人才而高兴，只有献可认为不对，众人没有不感到奇怪的。过了不久，新任执政倚仗自己的才干，抛弃众人而任凭己意，厌恶平常而追求奇异，频繁更改祖宗法令，专门急切地搜刮百姓财物，他所宠爱、信任和提拔的人，有时并不是合适的人，天下大失所望。献可多次争辩而不能使其改变，便上奏章列举他的过失说：‘使天下百姓受到误害的，一定就是这个人。如果让他长期居于朝廷中枢，天下一定不会有安定的道理。’又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了它罢了。’”墓志还没有写成，河南监牧使刘航、字仲通自愿请求把文章书写在石碑上；看过文章后，仲通又犹豫不决，不敢下笔。当时安石正任宰相。仲通的儿子安世说：“成全我父亲的美意，可以吗？”于是代替父亲把它写下。仲通又暗中告诫献可的几个儿子不要摹刻副本，担心这对三家都没有好处。当时朝廷任用小人蔡天申为京西察访，设置察访司于西都。天申重金贿赂刻工，得到一本副本献给安石。天申起初想借此中伤温公，安石得到后把它挂在墙上，对门下士说：“君实的文章，是西汉的文章。”献可忍着将死之苦，对温公说“天下还可以挽救，应当爱惜自己”；后来温公任宰相，使天下再次达到元祐时期的盛况，献可却来不及看到了，天下人诵读他的话并为他悲伤。温公去世后，献可的儿子由庚作挽诗说：“地下若逢中执法，为言今日再升平。”这是记述他父亲生前的话。司马温公曾说：“过去我和王介甫一同任群牧司判官，包孝肃公任使，当时号称清正严明。一天，群牧司的牡丹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包公举杯劝酒，我平素不喜欢饮酒，也勉强喝了，介甫直到宴席结束都不饮，包公也不能强迫他。我由此知道他是不屈服的。” 包公举杯相劝，我平时本来不喜欢喝酒，也勉强喝了；王介甫直到宴席结束都没有喝，包公也不能强迫他。我因此知道他确实是不肯屈服的人。

译卷十一　神宗皇帝最初在金陵召见王荆公，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从知制诰提升为翰林学士。荆公想改变祖宗的法度，推行新法，排斥旧日的老臣，任用新进的年轻人，温公认为不对，竭力争辩。神宗任用荆公为参知政事，任用温公为枢密副使，温公因为意见不被采纳，辞谢而不接受任命。枢密吕公弼因在殿上奏事，对皇帝说：“陛下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司马光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同而竭力辞职，今天一定会来决定去留。”当时温公正在等待召对，站在殿庭下，皇帝指着他说：“他已经来了。”皇帝又感叹说：“汲黯站在朝廷上，淮南王的谋划就会停止。”温公坚决请求离去，皇帝不得已，于是任命他为端明殿学士、永兴军知军。他到任一个多月后，上奏说：“臣没有才能，最在群臣之下。先见之明不如吕诲公，正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进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于决断不如范镇。吕诲在安石刚开始参与政事时，就已经说安石是奸邪之人，认为他一定会败坏扰乱天下；臣当时认为安石不过是不明晓事理而又刚愎罢了，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如今看来，安石提拔亲信党羽，盘踞重要职位，排挤异己，独占并巩固权力和恩宠。他常常自以为是，暗中赞成陛下从宫中发出手诏，用来决定外朝的事情，使天下的威权和恩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一切毁谤议论却都归到陛下身上。臣才知道自己的先见之明远远不如吕诲。范纯仁和程颢都一向受到安石厚待，安石把他们从普通官员中提拔出来，越级置于清要职位。他们看到安石所作所为，不敢顾念私恩而废弃公议，竭力指出他的缺点。臣与安石来自南北不同的地方，取舍的道路也不同；臣向来与安石交往疏远，安石向来待臣冷淡，只是因为曾多次与他同僚，心中一直顾念，不忍轻易断交并公开指责他，因循拖延到了今天。这是臣没有辜负安石，却非常辜负陛下，在这一点上远不如范纯仁和程颢。臣侥幸任两制官，经历侍奉三朝，在国家大义上是君臣，在恩情上却如骨肉。臣看到安石专门放纵自己的狂妄愚昧，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使宗庙社稷处于像堆叠鸡蛋一样危险的境地；臣畏缩怯懦、爱惜自身，没有早早替陛下把这些事情分明说清。这远不如苏轼和孔文仲。苏轼、孔文仲都是被疏远的低级臣僚，却敢于不顾陛下雷霆般的威严和安石虎狼般的愤怒，上书进策，指明陈述他的过失，即使丢官受谴也毫不顾虑；臣远远不如苏轼和孔文仲。人之常情，谁不贪恋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到安石迷惑陛下，把谄媚说成忠诚，把忠诚说成谄媚，把正确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正确，愤懑不能自胜，便上奏章竭力进言，因而自行请求退休，甘愿承受丑诋，闭门居家。臣却顾惜俸禄和职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忍受羞辱，仍然居于方镇之职；臣远远不如范镇。臣听说，居于职位的人就一定要忧虑职位上的事情，享受俸禄的人就一定要承担相应的祸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窃盗。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却曾经受教于君子，不忍让自己做窃盗之行。如今陛下只相信安石的话，安石认为谁贤明，谁就是贤明；认为谁愚昧，谁就是愚昧；认为对的就是对，认为错的就是错。谄媚依附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攻击诘难安石的人被称为谗邪。臣的才干见识本来就是安石认为愚昧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安石认为错误的，今天所说的这些话，正是陛下所说的谗邪之言。希望陛下依据圣恩裁定臣的罪过。如果臣的罪过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范镇的先例退休；如果罪过重于范镇，或流放或诛杀，臣都不敢逃避。”皇帝一定想任用温公，召他任许州知州，命他经过宫阙登殿。诏令刚下，皇帝对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说：“朕召司马光，你估计他会来吗？”程颢回答说：“陛下如果能够采纳他的意见，司马光一定会来；不能采纳他的意见，司马光一定不会来。”皇帝说：“先不谈是否采纳他的意见，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曾经在身边，君主自然可以少犯过错。”温公果然辞谢召命，请求担任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便修撰《资治通鉴》。后来请求提举嵩山崇福宫。前后任职四次，共十五年。神宗取他所编修的《资治通鉴》，命人在经筵讲读；所读内容将要读完，而新进呈的部分还没有送到，神宗便下诏催促。神宗于是同左丞蒲宗孟谈论人才，谈到温公时，神宗说：“像司马光这样的人，暂且不论其他事情，单说他辞去枢密使这一件事，自朕即位以来，所见的只有他一个。”神宗对司马光的宠信礼遇始终不衰，就是如此。只是司马光因为新法没有废除，认为在道义上不能出来任职。元丰官制制定完成后，神宗说：“御史大夫这个职位，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言说：“国是刚刚确定，希望稍微等一等。”到了元丰七年秋，《资治通鉴》编成进呈，神宗当时授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赐给与二府官员品级相当的带；修书官都升了官阶，又召范祖禹和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馆职。当时神宗刚患轻微疾病，病情好转后，对宰辅说：“明年春天建立太子，以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师保。”神宗的意思是，除了这两位大臣，不能把皇太子托付给别人。到了第二年春天三月，还没来得及建立太子，神宗就去世了。神宗对司马光的了解，深到了这种程度。熙宁初年荆公提出实行新法的主张时，神宗曾被他所迷惑。到了元丰初年，神宗醒悟过来，罢黜而不用荆公达七年，又想任用司马光为御史大夫、东宫师保，大概是准备依靠他来任宰相。唉！天下不幸，神宗没来得及任用司马光就去世了，这就是后世发生朋党之祸的原因。司马温公任西京留台时，每次出行，前导人员不超过三节。后来任职宫观，骑马时有时连伞盖也不张开，自己拿扇子遮太阳。程伊川对他说：“您出门没有随从骑从，市上的人有时都不认识您，这有些不方便。”温公说：“我正是希望别人不认识我。”王荆公辞去宰相后，住在钟山，只骑驴出行。有人劝他让人抬轿，他严肃地说：“自古以来，王公即使没有德行，也从来不敢拿人来代替牲畜。”唉！两位大臣的贤德有很多相同之处，只是到了对新法的意见不合时便断绝交往，真可惜啊！

译司马温公闲居西洛时，在著书之余，记载本朝事情的很多，名为《斋记》《日记》《记闻》的不止一种，如今都已经亡佚了。当时他和王介甫已经断绝交往，但记述王介甫时，仍直书其善恶而不加隐瞒，说：“王安石，字介甫，是抚州临川人。考中进士，在当时很有名。庆历二年考取第五名进士，起初签署扬州判官，后来任鄞县知县。他喜欢读书，记忆力很强，即使是后辈投献的文章以及参加科试的文章，只要读一遍就能背诵在口中，终身不会忘记。他写文章时下笔如飞，起初好像并不经意，文章写成后，观看的人都佩服其精妙。他友爱各位弟弟，俸禄拿回家，过不了几天就没有了，都被弟弟们花费掉，家境屡次空乏，他从不过问。他的议论高深奇特，能够用广博的辩说来支持自己的主张，没有人能使他屈服。他起初做小官时，并不急切追求升迁。皇▯年间，文潞公任宰相，推荐安石以及张环、曾公定、韩维四人，说他们淡泊退让，请求朝廷破格提拔任用，以激励世人，改变浮薄争逐的风气。朝廷下诏，将他们的姓名登记在册。至和年间，朝廷召他考试馆职，他坚决推辞不去；于是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他又推辞，朝廷不准，于是才到任。他年轻时恳切请求到外地任职，获任常州知州，从此名声重于天下，士大夫都遗憾不能见到他的面。” 朝廷曾经想授给他优厚的官职，只是担心他不肯接受。他从常州调任提点江南西路刑狱。嘉祐年间，授予他馆职、三司度支判官，他坚决推辞，朝廷不准。没过多久，命他修撰《起居注》，他以自己刚入馆职、馆职中资历较深的人很多，不应越过他们处在他们之上为理由推辞。这样的奏章上了十多次，朝廷下诏让阁门吏带着敕书到三司授予他，安石不接受；吏员跟着他行礼授敕，安石躲进厕所。吏员把敕书放在案上离去，安石派人追上去还给他。朝廷最终也不能强迫他接受。一年多以后，朝廷再次重申前面的任命，安石又推辞，写了七八道奏章后才接受。不久授任知制诰，从此便不再推辞官职了。”伯温惋惜这些事没有流传于后世，所以把它们记述出来。熙宁初年，朝廷派大理寺丞蔡天申到京西察访，他是枢密使蔡挺的儿子。到了西京，他把南资福院作为行台，倚仗父亲的势力，任意作威作福，震动一路。河南尹李中师待制、转运使李南公等人，早晚都在衙门恭敬地接待他。当时司马温公任判留司御史台，因为朝拜应天院神御殿，蔡天申独自站在一个班次中，大概是因为尹以下的官员不敢压过他。报说班次已经整齐后，温公叫知班说：“把蔡寺丞带回本班。”知班便引蔡天申站在监竹木务官富赞善的下方。原来朝廷礼仪中，站位按照官职高低排列；朝拜应天院时，留台属于职事官，蔡天申当天便照此执行。司马温公居住洛阳时，常到夏院扫墓，探望他的哥哥郎中公，并替同族兄弟和乡人讲书讲学。有时乘兴游览荆山、华山等山，然后回来。他经常游览寿安山，在瓷窑旁买了一处地方作为休息之所。曾经和范景仁经过韩城，到达登封，在峻极峰下的院舍休息，登上嵩山山顶，进入崇福宫、会善寺，由辗辕道到龙门，游览广爱寺、奉先寺等寺院，登上华严阁、千佛岩，寻访高公堂，渡过潜溪，进入广化寺，观看唐代郭汾阳的铁像，涉过伊水到香山皇龛，在石楼休息，来到八节滩，经过白公显堂。凡是沿途所到之处，大多写有诗篇，他亲自作序，称为《游山录》，士大夫争相传阅。他不喜欢坐肩舆，在山中也骑马，遇到道路险峻就拄杖行走，所以在嵩山题字说：“登山有方法：慢慢走就不会疲困，把脚放在平稳的地方就不会跌倒，务必要谨慎啊！”其中的意义深远。温公退居洛阳时，把物我看作齐同，把穷困和显达看作一回事，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度过。一天，他出任宰相治理天下，功劳便施及国家，恩泽也惠及百姓。唉！这才真是古人所说的大丈夫啊。元丰四年，官制编成，神宗亲自在宫中把确定好的图本批示发出，先对宰辅说：“官制即将实行，我想新旧两方面的人都任用。”又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蔡确进言说：“国是刚刚确定，希望稍微迟一些。”王圭也帮助他说话。又有诏旨：任命范纯仁、李常为太常少卿，王圭、蔡确上奏说：“范纯仁已经生病，只任用李常。”后来范纯仁的弟弟范纯粹从京东提举常平调任陕西转运判官，入殿奏对，神宗问：“纯仁没有事情吧？”范纯粹说：“臣兄纯仁没有事情。”神宗这才明白过来。当时范纯仁任西京留台，不久授任直龙图阁、知河南府，又擢升为庆阳帅。王圭、蔡确知道神宗想任用他，所以故意不让他入朝。唉！王圭、蔡确不能顺应神宗想要新旧人物兼用的善意，终于酿成朋党之祸，他们的罪过实在很大。元丰变法以后，又加上大规模兴起的狱讼，天灾多次出现，盗贼纷纷兴起，百姓无法生活。神宗对此感到后悔，想恢复祖宗的旧制度，重新任用旧臣，却突然去世，来不及实行，而表达这一意旨的诏书墨迹还在，实在是当时令人痛惜的事情。司马温公自从和王荆公因意见不合而争论，不接受枢密使之任，退居西洛，已经承载天下的厚望十五年了。所以哲宗即位后，宣仁太后与他共同听政，首先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在政事上不容有任何回避顾忌，因此把其中最严重、最危害百姓的措施废除了。王荆公曾经生病，感叹说：“始终认为新法不便利的，只有司马君实。”这大概是尊重他的贤德，因而不敢怨恨他。有人对司马光说：“元丰旧臣如章▯、吕惠卿等人都是小人，将来如果有人以父子之义向皇上进言，朋党之祸就会发生，不能不害怕。”司马光严肃地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就不会有这种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改动了这些措施。唉！司马光的勇猛果断，孟轲也比不上他。如果说应当把元丰旧臣也一并任用，让他们共同改变新法，以断绝后来的祸患，这确实不是司马光所取的办法。从本朝治乱来评论，那些所谓元祐党人，难道不是天意吗？后世如果得到司马光这些话，可以流泪痛哭了。

译王荆公任明州鄞县知县时，读书写文章，每两天处理一次县政。他修筑堤堰，疏浚陂塘，以便利水运和陆运；把谷物借给百姓，规定利息偿还，使新旧粮食能够相互调换；兴办学校，严格保伍制度，县里的人都觉得便利。所以熙宁初年执政者推行的法令，都以这些做法为依据。然而荆公的法令在一个县实行还可以，却不知道在天下推行就行不通。后来派出的推行新法的使者，大多是刻薄的小人，急于求取功利，竟至于扒开河道造田，毁坏百姓的坟墓、房屋以及肥沃土地，这类事情多得无法计算。青苗法虽然只收取二分利息，但百姓请求缴纳时所花的费用，竟达到本金的十分之七八。再加上官吏冒领侵占百姓利益，新旧弊端相互沿袭，弊害更加繁多。保甲、保马尤其有害，天下纷扰不安，不能得到休息，大概祖宗的法制因此更加改变了。只有役法的新旧两种差役、雇役主张，都各有弊端。吴地、蜀地的百姓认为雇役便利，秦地、晋地的百姓认为差役便利；荆公和司马温公都很早显贵，很少任职州县，不能全面了解各地风俗，所以荆公主张雇役，温公主张差役。即使旧有制度也有弊端。苏内翰、范忠宣是温公门下的士人，又认为差役不便利；章子厚是荆公门下的士人，又认为雇役不便利。内翰、忠宣、子厚虽然贤能与否各不相同，但都聪明而通晓吏治，又了解南北各地的风俗，他们的议论很公允，各自都不偏私于自己所主张的制度。元祐初年，温公恢复差役，改掉雇役。子厚进言说：“保甲、保马一天不废除，就会多一天的害处。至于役法，熙宁初年用雇役代替差役，议论不够详尽，实行得太快，所以后来产生弊端。如今再用差役代替雇役，应当详细讨论、反复讲求，也许才可以实行。但限定五天完成，太快了，以后必定会有弊端。”温公不以为然。子厚在太皇太后帘下和温公争辩，甚至说出“将来恐怕难以奉陪吃剑”这样的话。太后恼怒他不恭敬，子厚获罪离职。蔡京任开封府知府时，用五日限期把京畿各县的雇役法全部改为差役，后来到政事堂向温公说明，温公高兴地说：“假如人人都像待制这样，还担心法令不能实行吗？”绍圣初年，子厚入朝任宰相，又主张把雇役改为差役，设立专司讨论，长久不能决定。蔡京兼任提举，向子厚说明：“不过是把熙宁、元丰的役法拿来实行罢了，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子厚相信了他，于是确定实行雇役。蔡京前后观望反复，像温公这样贤明的人、像子厚这样暴躁的人，都足以被他欺骗，他真是个小人。温公已经生病，却把改行役法的期限定为五天，想迅速推行，所以其中的利弊还没有考虑周全。议论的人认为，差役、雇役两种制度兼用才可以实行。雇役制度规定，凡是家产达到三百千的，都可以充任；又允许借用府中吏员、胥徒来雇用，这样就不会妨害衙前差役。若不雇用有财产、有能力、能办事的上等人家，而让他们主持官物、保护纲运，就会有侵盗的忧患。只是应当革除管理公库、公厨等事务，即使不用坊场、河渡的收入来酬报他们的劳作，也可以。雇役所雇的都是不务正业的年轻人，他们不爱惜自身，造成的弊端无法尽述。所以说，差役、雇役两种制度同时设置、同时使用，才可以实行。荆公的新法中，农田水利之法当时本来就不能长久实行，保甲、保马等制度也相继废止，只有青苗法的散发与收敛，直到建炎年间天下大乱时才废止。唉！荆公因为新法不能实行，便不愿出任宰相；温公因为新法实行，又不愿出任枢密副使；神宗罢退温公而任用荆公，两人从此断绝交往。王荆公天性孝顺友爱，俸禄拿回家后，弟弟们总是拿去花光，他从不过问。他的儿子王秀长大后，专门处理家政，却不是这样。荆公的几个弟弟都有文学才能，安礼字和甫，侍奉神宗时任右丞，气概豪迈而玩世不恭，在君主面前也不屈服。一天，宰执一同入对，皇上感叹没有人才，左丞蒲宗孟回答说：“人才有一半被司马光用邪说败坏了。”皇上不说话，久久地直视蒲宗孟。宗孟非常害怕，窘迫得无地自容。皇上又说：“蒲宗孟竟然不取法司马光吗？司马光这个人，暂且不论其他事情，单说他辞去枢密使这一点，朕自即位以来，只见过他一个人。其他人即使逼迫他们离职，也还不肯呢。”又因泛泛评论古今人物，宗孟极力称赞扬雄的贤能，皇上变了脸色说：“扬雄写了《剧秦美新》，这不好。”皇上很不高兴。宗孟又借奏报书局属官请求恩赏的机会，皇上说：“所修的书荒谬得很，没有恩赏。”宗孟又援引先例，说书局、仪鸾司等机构应当赐帛，皇上因事情小而没有回答。安礼进言说：“既然说修书荒谬，恐怕仪鸾司也不能参与。”皇上因此笑了。退朝后，安礼开宗孟的玩笑说：“扬雄因为您受到牵累了。” 当时苏子瞻被交给御史台审讯，小人劝皇上杀掉他，安礼说不可以。安国字平甫，尤其正直而有文才。一天，荆公和吕惠卿讨论新法，平甫在内室吹笛，荆公派人告诉他说：“请学士不要听郑声。”平甫立即回答：“希望相公远离奸佞之人。”吕惠卿对此深深记恨。后来荆公罢相，安国终于被吕惠卿陷害，被放归田里，最终穷困而死。▯字元泽，性情险恶，凡是荆公所做的不近人情之事，都是▯教唆的。吕惠卿等人像奴仆一样侍奉他。荆公设置条例司，起初任用程颢、字伯淳的人为属官。伯淳是贤士，有一天正值盛暑，荆公和伯淳面对面谈话，▯披散着头发、赤着脚，手里拿着妇人的冠子走出来，问荆公：“你们谈的是什么事？”荆公说：“新法屡次被人阻挠，我正在和程君商议。”▯盘腿张足而坐，大声说：“如果把韩琦、富弼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市集上，新法就能实行了。”荆公急忙说：“孩子说错了。”伯淳严肃地说：“我正在和参政讨论国家大事，子弟不可以参与，你暂且退下。”▯不高兴地离开了。伯淳从此和荆公意见不合。祖宗的制度规定，宰相的儿子不得带职任官，神宗特意命▯担任从官，但▯当时已经生病，不能上朝了。▯去世后，荆公被罢去宰相，始终哀悼不忘，还作诗说：“一日凤鸟去，千年梁木摧。”大概是把▯比作孔子。荆公住在钟山时，曾恍惚看见▯身戴铁枷，像重囚一样，荆公于是把所居住的半山园宅施舍出来改为寺院，为▯祈福。后来荆公患疮，病得很重，曾对侄子说：“赶快把我所说的《日录》烧掉。”侄子欺骗他，拿其他书代替《日录》焚烧，荆公才去世。有人说，荆公后来又有所见闻。

译王荆公任知制诰时，吴夫人为他买了一个妾。荆公看见后说：“这是什么东西？”女子说：“夫人命我来侍奉您左右。”安石问：“你是哪家的？”女子说：“我的丈夫是军中大将，押运粮米时船只失事，家产全部赔光还不够，于是又卖掉我来偿还。”荆公神色悲伤地说：“夫人花了多少钱买你？”女子说：“九十万。”荆公叫来她的丈夫，让他们像从前一样恢复夫妻关系，并把钱全部赏给他们。司马温公被庞颖公征召任太原府通判时，还没有儿子。庞颖公的夫人提起此事，便替他买了一个妾，温公完全不理会。夫人怀疑他有所忌讳，有一天教那妾说：“等我出门后，你自己打扮好到书院去。”希望温公能看她一眼。妾照她的话做了，温公惊讶地说：“夫人出去了，你怎么能到这里来？”立即把她打发走。庞颖公知道后，便向属官们称赞温公的贤德。荆公、温公都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也不经营财货，这些方面都相同。两人被授任修撰《起居注》时，都推辞了六七次，实在推辞不过才接受。温公被授任知制诰，因为不擅长写诰令，多次推辞，获准免任，改授待制。荆公的官职渐渐显贵，俸禄拿回家后，任由弟弟们拿去花光，从不过问。温公任太原通判时，每月供应的酒食只用于招待宾客，除此以外便不再领取；晚年居住洛阳，买了园宅，仍然把哥哥郎中列为户主。所以两位大臣平生关系友善，直到因对新法的议论不合，才开始著书断绝交往。卷十二：吕晦叔和王介甫一同任馆职。当时馆阁中的人都是知名士人，每当评论古今人物和国家治乱，众人的意见总是止于介甫；而介甫的意见又以晦叔的判断为定论。有一天，他们谈论刘向在汉朝末年谈论天下大事，反复不止，有人认为这是通晓忠义，有人认为这是不懂时势变化，争论尚未定论。介甫来了，众人问他，介甫最后回答说：“刘向只是强行絮叨，扰人耳朵罢了。”众人都不满意。晦叔来了，众人又问他，晦叔说：“他是汉室同姓的卿大夫啊！”众人这才服气。因此介甫一生对待晦叔都十分恭敬，曾经写信给晦叔说：“我在京师两年，心中积累了鄙陋吝啬的情绪，常常不能自我克制。每次一拜访长者，便顿然消解而返。所谓有德之人的仪容能使人的杂念消除，这一点在晦叔身上我体会到了。凭安石这样的无能之人，不能长久跟随您的左右，以便求得内心安定而稍稍接近正道。”又说：“师友之间的道义，实在要寄望于晦叔。”所以介甫任宰相后，推荐晦叔担任中丞。晦叔迫于天下公议，转而说新法不便，介甫开始不高兴，认为晦叔有欢兜、共工那样的奸邪了。王荆公和吕申公一向关系深厚。荆公曾说：“吕十六不做宰相，天下就不会太平。”又说：“晦叔做了宰相，我们这些人就可以谈论仕进了。”他看重晦叔到了这种程度。议论考察、举荐官员时，他们的意见起初还一致。荆公推荐申公担任中丞，是想让他成为自己的助手，所以申公起初多次举荐条例司的人担任台官。后来天下人苦于条例司成为百姓的祸害，申公便说新法不便。荆公恼怒他背叛自己，从此开始有了驱逐申公的念头。当初推荐申公任中丞时，荆公说他有八元、八凯那样的贤能；不到半年，两人的议论就不同了，荆公又说他有欢兜、共工那样的奸邪。荆公的喜怒变化就是如此。起初荆公也没有理由把申公定罪，恰逢神宗对执政大臣说，吕公著曾经说过：“韩琦请求停止青苗钱，多次被执事大臣阻止，恐怕会兴起晋阳之兵来铲除君主身边的奸恶。”荆公便拿这句话作为申公的罪状，罢去他的侍读学士，改任知颍州。宋次道负责起草制词，荆公让他明确写出这句话，陈相▯叔认为不可以，次道只说：“奏报失实，引用依据不恰当。”荆公大怒，亲自改成：“近来大臣抗章进言，因在便殿回答询问，竟然诬陷方镇，声称有铲除奸恶的谋划，实在使我听闻后震惊，却没有事实根据。” 申公一向谨

译慎缜密，实际上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有人说，孙觉莘老曾经对皇上说：“如今藩镇大臣这样议论政事，却遭到挫折；如果处在唐朝末年、五代之际，一定会有人兴起晋阳之兵来铲除君主身边的奸恶。”皇上已经忘了说这话的人，只记得他有漂亮的胡须，误以为是申公。熙宁四年，申公以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居住在洛阳，寄居在兴教寺的僧舍；他想买宅子，便向康节先生谋求意见。康节说：“要选择地段吗？”申公说：“不。”康节又问：“要选择木材吗？”申公说：“不。”康节说：“您已经有宅子了。”不久，申公在白师子巷张文节宰相宅邸的西边得到一块地，顺着地势高低修建园宅，并不十分宏大壮丽。康节、温公和申公时常往来。申公少言寡语，见到康节总是从容相处，即使一整天也不过说几句话。有一天，他面对康节长叹说：“百姓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命运了。”当时荆公掌权，推行新法的人都是新进而又险薄的士人，天下骚动不安，这正是申公所叹息的事。康节说：“王介甫是外来之人，您和君实把他引荐到这个地步，如今还有什么可说的？”申公写下“公著之罪也”。熙宁十年春，申公起任知河阳，河阳尹贾公昌衡带着温公、程伯淳在福先寺上东院为他饯行，康节因病没有赴宴。第二天，伯淳对康节说：“君实和晦叔在席上不断争论出仕和退处的问题，我作诗来劝解他们说：‘两条龙悠闲地卧在洛水清波之间，多少年优游自在地住在洛城。希望两位都能同时决定出仕或退处，在同一时刻一起出仕为天下苍生效力。’”申公镇守河阳一年多后，被召回任枢密副使。后来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知定州，又以大学士身份任知扬州。哲宗即位后，授任左丞，升任门下侍郎，与温公一同担任元▯年间的宰相，正如伯淳诗中所说。伯温因经学明达、品行修养而被授官，在东府拜见申公。申公谈到康节，长久地感叹不已，对伯温说：“科举功名只是进入仕途的门径，不要把高低得失放在心上。立身处世、推行正道，不能不努力。”伯温起身道谢。申公有三个儿子，希哲、希积、希纯，都拜康节为师，所以伯温和他们交往非常深厚。元▯三年，申公辞去职位，授司空、平章军国事。第二年去世。王介甫和苏子瞻起初并没有嫌隙，吕惠卿嫉妒子瞻才华高，常常从中挑拨。神宗想任命子瞻为同修起居注，介甫加以阻挠。介甫又认为子瞻是文士，不懂吏务，所以任命他为开封府推官，想以此使他陷入困境。子瞻于是更加无所顾忌地议论政事，拟写廷试策问，进献万言书，对时政的危急状况作了激烈论述，介甫更加不喜欢子瞻。子瞻被调出京任职。中丞李定是介甫的门客。李定没有服母丧，子瞻认为这是不孝，因而厌恶他。李定因此怀恨，弹劾子瞻作诗诽谤讥刺。子瞻任知湖州时被押送到御史台狱，御史台想杀他；神宗最终不忍，贬去他的现任官职，以散官身份安置在黄州。后来移居汝州，经过金陵，见到介甫时两人十分欢洽。子瞻说：“我想有话对您说。”介甫脸色变了，以为子瞻要为以前的事情辩解。子瞻说：“我所要说的是天下大事。”介甫脸色平静下来，说：“姑且说说看。”子瞻说：“大规模用兵和大规模兴狱，是汉、唐灭亡的征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是要革除这些事情。如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能停止；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您难道唯独不说一句话来挽救这种局面吗？”介甫举起两根手指给子瞻看，说：“这两件事都是惠卿启发并促成的，我身在外面，怎么敢说话！” 子瞻说：“确实如此。但是，在朝廷就进言，身在朝外就不进言，这是侍奉君主的通常礼法。皇上用来对待您的礼数不是通常礼数，您用来侍奉皇上的方式难道也可以拘泥于通常礼数吗？”介甫严厉地说：“我必须说。”又说：“话从安石口中说出，只进到子瞻耳中。”这是因为介甫曾

译替惠卿泄露过一封写有‘不要让皇上知道’的私信，仍然害怕惠卿，担心子瞻泄露这番话。介甫又对子瞻说：“人必须懂得，即使杀一个无辜的人、做一件不义的事就能得到天下，也绝不能去做，这样才可以。”子瞻开玩笑说：“如今的君子吗？即使只是为了少算半年磨勘，即便杀人也会去做。”介甫笑了笑，没有说话。

译王荆公晚年在钟山书院常常书写“福建子”三个字，大概是因吕惠卿而悔恨：既恨被惠卿陷害，也悔恨被惠卿误导。他每次上山行走时多半神情恍惚，独自说些近乎狂乱的话。田画承君说，荆公曾对他的侄子防说：“我过去喜欢交游，朋友很多，后来都因国事而彼此断绝关系。如今闲居，又想写信问候他们。”防欣然把纸笔放在案上，荆公几次想下笔写信，却总是长叹一声停止，神情仿佛有所惭愧。荆公病后，和甫拿邸吏的文书给他看，恰好传来司马温公被任命为宰相的消息，荆公惆怅地说：“司马十二已经做宰相了。”荆公所说的《日录》，曾命防把它收起来。荆公病重时，命防把它烧掉，防却用其他书代替焚烧。后来朝廷采用蔡卞的请求，下令江宁府到防家取出《日录》进献。蔡卞当时正在编修史书，害怕获罪，便借《日录》删削事实、罗织文辞，向上侮辱轻视神宗，向下诬陷毁谤旧臣，把元▯年间编修的《神宗正史》全部改掉。大概荆公第一次任宰相时，自居为皇帝的师臣，神宗待他的礼遇十分优厚；第二次任宰相时，皇帝越来越不满意，两人的议论多有异同，所以后来《日录》被蔡卞欺罔，神宗便把它藏了起来。如今流传于世的只剩七十多卷，这就是陈莹中所说的“尊崇私史来压制宗庙”的情形。伯温私下认为，荆公听到温公入朝任相时说“司马十二已经做宰相了”，是因为两人一向友善。荆公因推行新法而任相，温公因反对推行新法而辞去枢密使，双方反复争辩，写了三封信之后才断绝关系。荆公知道温公是长者，所以并不继续结怨。等到荆公去世，温公正在病假中听到消息，写信给吕申公说：“介甫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固执罢了。赠恤的典礼应当优厚。”温公的盛大德行真是无人能及啊！范蜀公以侍从身份侍奉仁宗时，首先提出建立皇子的主张；侍奉英宗时，又说称濮安懿王为亲属是不合礼制的，因此在天下声名大振。熙宁初年王荆公开始掌权，蜀公用直言正论驳斥他却不能取胜，便上奏请求退休，说：“陛下有接纳劝谏的资质，大臣却提出拒绝劝谏的计策；陛下有爱护百姓的本性，大臣却采用残害百姓的办法。”荆公看到奏疏后非常愤怒，拿着奏疏时手都发抖。冯当世替他解围说：“参政何必这样呢？”于是蜀公被罢去翰林学士，以本官户部侍郎的身份退休。舍人蔡延庆起草制词，荆公对他很不满意，亲自起草诏制，极力丑化诋毁蜀公。第二天，蔡延庆借向蜀公道贺的机会，把制词出自荆公的情况全部告诉他，以此替自己解释。蜀公笑着吟诵制词说：“说我在外没有任职的才能，这话我坦然承受；说我内心怀有求利的实情，那就是他在说自己了。”蜀公上表谢恩，大意说：“虽然说是请求退身离去，怎敢忘记忧虑国事的心情。”又说：“希望陛下集合群臣的意见作为耳目，以清除壅塞蒙蔽的奸邪；任用老成之人作为心腹，以培养和平的福祉。”天下人听到后都称赞他的壮烈。蜀公退居以后，专心以读书赋诗自我娱乐。客人到来时，总是置办酒宴，尽情欢乐。有人劝蜀公称病闭门不出，蜀公说：“死生祸福都是天意，我又能把天怎么样呢？”过了很久，他让两个人抬着轿子回蜀地，尽情领略江山登临的胜景，并赈济宗族中贫困的人，一年后才回来。元▯初年，哲宗登极，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共同处理政事。她首先下诏特意起用蜀公，诏书说：“西伯善于奉养老者，二位老人前来归附；汉室用谦卑的言辞，四位大臣入朝侍奉。请为我勉强起身，不要畏惧辛劳，天下都希望您和温公一同入朝任职。”蜀公推辞说：“六十三岁时请求离职，是因为按年纪应当退休；七十九岁又回来，难道还能说合乎礼制吗？”最终没有起身任职。此前神宗修建山陵时，蜀公曾在陵下参加葬礼。蔡京见到他说：“皇上将要起用您了。”蜀公神色严肃地说：“我因为议论新法不合先帝之意而获罪。如今先帝一旦离开天下，我怎么可以趁此谋取利益？”所以蜀公最终没有被元▯年间的两位圣主一同起用。绍圣初年，章▯、蔡卞想把蜀公一并斥为元▯党，准备追加贬谪，蔡京说：“我亲自听到蜀公当时说过这样的话，他不是党人。”章▯、蔡卞才作罢。有人说：“司马温公、范蜀公都以清正的德行闻名天下，他们起初都认为新法不便，仿佛出自同一个人的意见；但晚年出仕和退处却不同，这是为什么？” 伯温说：熙宁初年，温公、蜀公因议论新法获罪。蜀公退休，温公没有接受枢密副使之职，请求担任宫观职务达十五年。元丰末年，神宗去世，哲宗和宣仁太后首先任用温公为宰相。蜀公在熙宁初年既已退休，按道义就不应在元▯年间再出来任职。这就是两位公出仕与退处不同的地方，但他们所守的道义是相同的。眉山苏明允先生在嘉▯初年游历京师时，王荆公的声名刚开始显赫，党羽和同道倾动一时，欧阳文忠公也很赞赏他。苏先生是文忠公的门客，文忠公劝苏先生去见荆公，荆公也愿意同苏先生交往。苏先生说：“我了解这个人了。他不近人情，这种人很少不会成为天下的祸患。”于是写了一篇《辩奸》，是为荆公而发。文章说：事情有必然到来的结果，道理有本来如此的规律。只有天下最能沉静的人，才能从细微处看出显著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光晕就要刮风，柱脚潮湿就要下雨，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的推移、形势的相互依赖，其疏远难知、变化莫测，哪里比得上天地阴阳的事情！可是贤者仍有不知道其中原因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喜爱和厌恶扰乱了内心，利害得失又从外部夺取了判断。过去羊叔子见到王衍，说：‘误害天下苍生的必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说：‘这个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就没有一个能留下。’从今天看来，其中的道理固然有可以看出的地方。依我看，王衍这个人的为人，容貌言语固然确实有可以欺骗世人、盗取名声之处；但如果他不嫉妒、不贪求，随波与世俗相处，即使晋朝没有惠帝，只有一个中等资质的君主，纵使王衍有一百个，也凭什么扰乱天下呢？

译卢杞的奸邪固然足以败坏国家，但他没有学问，也没有文采，容貌不足以打动人，言语不足以迷惑世人；如果不是德宗鄙陋昏暗，又怎么会任用他呢？由此说来，二位公对王衍、卢杞二人的判断，也可能未必完全正确。如今有这样一种人，口中诵读孔子、老子的言论，亲身实行伯夷、叔齐的行为，招揽那些喜好名声的人和不得志的人，彼此共同制造言论，私下树立名号，把自己说成颜渊、孟轲重新出世；但内心阴险刻毒、险诈狠毒，与常人志趣不同。这就是把王衍和卢杞合成一个人了，他造成的祸害哪里说得尽呢！脸上脏了还不忘洗，衣服脏了还不忘浣洗，这是人的真实情感。如今却不是这样，穿夷狄的衣服，吃狗猪的食物，蓬头垢面、面容憔悴，却谈论《诗》《书》，这难道是他的真实情感吗？凡是不近人情的事情，很少有不成为大奸大恶的，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凭借盖世的名声来助成尚未显露的恶行，即使有希望治理好天下的君主、爱好贤才的宰相，也还是会提拔任用他；那么他成为天下祸患，必然无疑。这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的程度。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不会有显赫的战功。’假如这个人不被任用，那么我的话就是过分了，而这个人也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谁知道祸患竟会到这种地步呢？否则，天下将遭受他的祸害，而我却获得了预先知道这些话的名声，那就太可悲了！这篇文章一写出来，当时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说得不对。即使是文章中所说的那两个人，也发出“未免太过分了”的感叹。十多年后，荆公开始得势执政，后来成为奸臣，没有一件事不如苏先生所说。熙宁初年，荆公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那天，中丞吕献可极力指出他的奸邪，多次指着荆公说：“扰乱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又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情，只是庸人扰乱它罢了。”司马温公起初也认为这些话不对，等到荆公残害百姓、扰乱政事，温公才向皇上深切进言；皇上不听，温公便不接受枢密副使之职而离开。又给荆公写了三封信，言辞十分恳切，希望荆公或许能够听从。荆公不听，温公于是同他断绝关系。温公惆怅地说：“吕献可的先见之明，我比不上。”如果说起明允先生，那么他了解荆公又在吕献可之前十多年。难道温公没有看过《辩奸》吗？只有张文定公在给苏先生写墓表时，把这件事完整记载下来。朝请钱公名叫景谌，是忠懿王的孙子，嘉▯年间任宫殿直，巡辖西京马递铺。他通过锁厅考试考中进士，拜康节先生为师，和仲父同在科场。仲父下葬时，康节托付他撰写墓志。熙宁八年，他和王十三丈诏景猷一同跟随瀛帅张谏议八丈景宪。定国征召他为属官。张丈因康节寄给钱丈、王丈的诗而见到这些诗，又寄给康节一首诗说：“桥边处士文章如锦，塞上将军头发如霜。” 钱丈和王荆公关系友善，后来荆公掌权，两人因对新法的看法不合，于是断绝关系，钱丈终身任外官。他的家集里有《答兖守赵度支书》，自序写得很详细。文中的“彼”指荆公，由此足以看出钱丈的贤德。信中说：景谌再拜，致信于督府度支器之八兄阁下。专使到来，承蒙赐信，内容周详，我既感动又欣慰。又得知府中政务清简，您闲居时有很多空暇，这很好，很好。我和兄长分别已经八九年了。这期间有悲伤、哀痛和离别忧患，家中事情层出不穷，患难多而欢乐少，完全没有从前的快乐。虽然这是人事造成的，也因为年纪渐老，心情不佳罢了。每当遇到美景乐事，或与众人聚居相处时，反而整日忧愁感伤，神情惨然地离去。不知兄长心中又怎样呢？承蒙您询问我这八九年间的得失，又问到我拒绝当时宰相一事，竟劝我考虑远离祸辱的办法。兄长因为还没有根据传闻判断这件事的是非，所以我在这里提及它。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对是错，只是估量自己的力量，实行自己的见解罢了。请允许我为兄长略作说明。当初我考进士时，他任太常博士，主持别头试，在数百人中选中了我，认为我是懂得圣贤之道的人，使我得以参加荐举，送到春官。他又在公卿之间很受尊重。后来我到他门下游学，行师生之礼，请他讲授经学、评论文章；如果不是二帝三王的道理，以及孔子、孟子的话，他都不谈。等到他任提点畿内时，我任畿县主簿。当时，学士大夫争相投奔他的人不计其数；我只因文章和品行受到荐举，所以同他本人也已经很熟了。后来我调任荥阳、泽二县县令，接着遭逢父母丧事，听说他参与主持国家大政，天下人无不欢欣鼓舞，都说他一定能恢复三代的风气，使天下达到太平。那时我因私事从许昌来到京师，便到他的私宅拜见他。正值盛夏，他和僧人智缘一起躺在地上，旁边又有一个同他最亲近的人袒露着身体坐着；他回头让我脱帽脱衣，起初根本没有顾及其他礼节。突然问我：“青苗法和助役法怎么样？”我回答：“利益少而祸害多，日后一定会成为平民的祸患。”他又问：“谁是可以任用的人？”我便回答说：“一个人在服丧期间不与外界交往，而要了解人的难处尤其不是浅显容易的事。”他听了很不高兴。我私下认为，大贤治理天下，一定会有出人意料的奇谋远略；但我也不敢断定这样做就不会造成祸乱。等我回到许昌，看到他改变祖宗的法度，专门把聚敛财物、严苛刻薄作为施政手段，又一味追求新奇，把这称为“新法”。于是天下那些热衷于求取进身之路的人，纷纷凭借逐利而求进，完全不是前些日子所讲论、所听闻的情形了。又过了两三年，我因调任官职来到京师；当时他已经任宰相、主持国政，我又去拜见他。他很高兴我来，让我先去见他的弟弟平甫。平甫本来就是我的老朋友，也了解我；他同样高兴地说：“宰相想把你安排到馆阁任职，并委任你办理事务。”我便同平甫开玩笑互相调侃，说：“其他百事都可以，只有新书中的役法我不了解。”平甫虽然认为我说得太过分，却击节赞叹，认为我的话说得对。等见到他本人，他开口便说想让我办理峡路的役法文书，又要把戎、沪蛮人的事务交给我。我以不了解峡路民情为由，并说戎、沪用兵关系到朝廷的举动和一路百姓的安危，希望选用懂军事、爱护百姓的人。他勃然大怒。当时在座的几十名客人，没有一个不替我担心。退出来后，我到谒舍，有人为我赞赏激动，也有人指责我矫饰、诋毁我。我心中本来已经很自得，也不在意别人议论我是非。我每每观察自古以来的情形，发现喜好逐利的人很多，顾念道义的人很少，所以天下各种事情大多由别人决定，而不在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利益胜过道义。因此君子放下那些取决于别人的事情，而去做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至于出仕、退处、离开、留下，我本来是能够自己作主的。

译一定要以道义为根本去行事；对于自己能够决定的事情，就有所不做。怎么能被利益所动，也把一切归于别人决定呢？那样一来，连盗贼的行为也可以做了。盗贼之所以成为盗贼，就是因为利益胜过道义，而不知道自己所作所为的道理。我曾经忧虑这种风气在天下流行已经很久，经历千百年也没有一个人纠正它的弊病、使人们明白这种风俗；因此人们这样在世上行事，越来越自信而毫不怀疑，又何必顾虑别人怎么说呢？上不愧对天，俯不愧对人，内不愧对自己的良心，我所得到的就是这样。当时我虽然私下庆幸自己没有因此遭祸，认为这是很大的幸运，但又为那些人见识浅薄、思虑困窘而悲哀；他们不知道治理、祸乱、兴盛、灭亡的根本，也不明白治国的体要。自本朝以来，得到君主如此专一信任的臣子从来没有过。正值天子聪明圣明，祖宗积累的德泽，以及百年来仁厚的恩惠和灵验的福泽，已经深入百姓骨髓，却还没有人能够享用这些成果；正应当用道德辅佐天子，施行启发并增厚民德的教化，以承继历代圣贤的美好事业，享受百年的恩泽，安养天下百姓，同天下人共享这些成果，成就太平事业，建立万世不可动摇的根基，把它留给子孙后代无穷无尽地享用。可是他反而任意动用军队、滥施刑罚，改变扰乱自然常道，认为祖宗的法度不值得效法，蒙蔽堵塞君主的聪明，离散天下人的心，为祸乱奠定基础；这正是忠臣义士尤其痛惜的地方。后来我任职于繁、邓二州时，他更加掌握政权、专擅行事，一代相沿的成法几乎没有一两项保存下来。百姓忧愁困苦，郡县官吏也惴惴不安、忧虑恐惧，担心会因获罪而被罢黜；他所做的不只是改变法制而已。至于教育人的方法、治理人的方术、经学义理和文章，他自称另成一家之学；任官处理政务的人也都抛弃旧有传统而崇尚新奇，天下人于是纷纷顺应这种风气。有人穿凿附会地解释《六经》，陷入虚无之说，牵强拼合主观臆见，写成《字解》，称为“时学”；而《春秋》所体现的、以王道统一天下的法则却独被废弃不用。又把荒唐怪诞、认为古代不对而当今正确、没有任何纲纪统属的文章称为“时文”。把险诈逐利、残害百姓而不知羞耻的人称为“时官”。驱使天下人致力于时学，凭借时文去求取时官的赏识。我既然已经列入仕籍，而所学习的是圣贤的事业，专门以《春秋》为根本，都是大中至正、三纲五常的道理。我所写的文章，学习《六经》而作，必定以道德性命为根本，最终归于仁义。把这些施用于做官，又是忠厚爱人、兼善天下的道理。我自知不合时宜，而这样的学问又做不好，正惶惶不安，无处容身；恰好老朋友张谏议正国征召我做高阳帅府幕僚，到任已经一年多了。幸好主人仁厚沉静，边境没有事情，我得以从容地沉浸于文史之中。刚到任又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已经三岁；一个女儿早已嫁给名门，回头看自己一身也没有什么牵累。然而我有一个贫困年老的兄长，另一个弟弟早已去世，留下的孤儿年幼无依，婚嫁尚未办完。等到主人罢任离府，我就应当谋求守关击柝之类的职务，以便在贫困中安身，躲避当权者的恼怒。今年春天，邵尧夫先生也写信招我到洛中游览，并且有诗说：“年光徒然流逝，人事日益萧条。”只等贫困年老的人生活稍稍能够自足，年幼孤儿各有应得的安排和归宿，我也就西归洛中，守护先人的坟墓，在洛水一带徜徉，我的愿望就算完成了。我的兄长一向厚爱我，知道我的这个志向，所以我把心中所想全部告诉他。看完后请撕掉，不要拿给别人看，以免给我招来祸患。听说兄长也在营建明水的居所，不知什么时候确定归去？借此写信问候。我们相距很远，还没有相会的日期，只愿兄长更加厚爱百姓、保重自己，其他也没有什么值得祈祷的了。

译●卷十三。刘仲通仰慕司马温公、吕献可的贤德。当时司马温公想为吕献可撰写墓志，刘仲通主动请求书写碑石。温公的文章写成后，直接书写王介甫的罪行而毫不隐讳，仲通这才产生了害怕的意思。他的儿子安世，字器之，出入司马温公门下，代父亲书写碑文，从此更加知名。到温公在元祐年间入朝任宰相时，推荐器之任馆职，并对器之说：“您知道我为什么推荐您吗？”器之说：“我已经跟随您交游很久了。”温公说：“不是这样。我闲居时，您还时常来问候，从不间断；我任政府官职后，您却唯独没有给我写信，这就是我推荐您的原因。”到温公去世时，器之的官位逐渐显赫，他对温公学说的信奉更加坚定，所以任台谏时以忠诚正直、敢于进言闻名于当时。绍圣初年，党争祸乱兴起，器之尤其被章▯、蔡卞所忌恨，被远远贬谪到岭外。盛夏时他奉养老母同行，路人都怜悯他，但器之毫不屈服。到达一个郡后，听说有使者从京师来，人们都替器之担忧。郡将派自己的门客来劝器之安排后事，门客哭泣着说明来意。器之神色不变，留下门客吃饭，淡淡微笑，神态自若。他当着门客取笔写了几张纸，然后慢慢叫来掌管事务的仆人，从容地对门客说：“听说朝廷赐我死，我就死；按照这几张纸办事。” 他笑着对门客说：“死并不难。”门客从他的仆人那里取来他写的纸阅读，原来上面全都详细安排了自己的家事，以及同他一起被贬、应当赴死之人的家事，门客惊叹不已，认为无人能及。器之停留了几天，使者进入海岛，杖杀了内臣陈衍；原来章▯、蔡卞本来就命令使者绕道前往各郡，逼迫各地流放的人自尽。一天，器之在山中行走，扶着母亲乘坐的篮舆，在树下休息；一条大蛇缓缓爬来，草木全都向两旁倒伏，挑夫惊慌逃走，器之却一动不动。蛇像是朝着他作出相向之势，过了很久才离去。村民向器之行罗拜礼，说：“这位官人真是异人。蛇是我们山中的神，它见到官人高兴，特来迎接。官人远行没有灾祸吧！”建中靖国初年，因为上皇登极，器之遇到赦恩得以回归，居住在南京。不久又随从官帅镇守定武。蔡京掌权后，他再次被削夺官职，直至死去。唉，温公门下的士人很多，像器之这样操守凛然，无论死生祸福都不改变，真是元祐年间的人啊。器之一生喜欢读《孟子》，所以他刚强浩大、不屈不挠的气节很像《孟子》中的精神。熙宁年间，有上书的人说，秦州有一万多顷闲置田地，如果把它们交给百姓耕种，每年可以收获三万石粮食，再把承受赋役的人登记为弓箭手。边境附近还有多年积存、滞留不用的钞币，可以用来购买蜀地货物，再拿到边州出售；官府在古渭砦设置市易务，借此就可以开拓河湟、收复旧土，截断匈奴的右臂。宰相竭力推行这个建议，知秦州事李师中极力说不可以，于是命开封府推官王尧臣与内侍押班李若愚共同查核实情。王尧臣回来上奏说：“臣查核所谓闲田，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兴办货物贸易、把货物积存在边境，实际上会启发戎人的野心，开启边境争端，作为后患非常大，臣私下认为不可。”听到这番话的人都认为他的言论难得。王尧臣后来成为贤能的从官。他的墓志就是这样记载的。伯温说：上书的人是王韶；竭力推行的人是王介甫；知秦州李师中，就是郓州名臣、李诚之待制。王介甫主持王韶的主张，发动熙河之役，天下士人没有谁敢说不可以，唯独王公能够直言，这实在很难得！熙宁年间，朝廷中有“生老病死苦”的说法：当时王荆公改变新法，每天都在制造事端；曾鲁公因为年老，在其中模棱两可、犹豫不决；富、韩二位公爵称病不出；唐参政同荆公争论，接受审问，想要据理力争却不能取胜，背上生毒疮而死；赵清献只是不断声称苦恼。当时范忠宣公任侍御史，把他们全都弹劾了。他在弹劾荆公的奏章中说：“志向在于追求眼前功效，忘记了自己过去的学问。”在弹劾富公的奏章中说：“谋求自身超过了谋划国家。”在弹劾曾公、赵公的奏章中说：“对可行与不可行犹豫不决，不能作出判断。”忠宣常说：“把王介甫比作莽、卓，已经过分了；他只是急于求取功利，于是忘记了平素的操守。”荆公还想任用忠宣为同修起居注，忠宣没有接受，出任陕西漕司，又调任成都漕司。荆公不高兴，最终借一件事情罢免了他。元丰初年，蔡确排挤吴充，使他罢去宰相之职，又指王▯为吴充的同党，想把他一并赶走。王▯害怕蔡确，便引荐他入朝任执政。当时王▯独自任宰相已经很久，神宗对他厌恶轻视，他却没有察觉。蔡确机敏，察觉了这件事，一天秘密问王▯说：“近来皇上对您的心意是厚还是薄？”王▯说：“没有什么变化。”蔡确说：“皇上已经厌弃您了！”王▯说：“那怎么办？”蔡确说：“皇上很久以来就想收复灵武，只是忧虑没有承担责任的人。您如果能承担这个责任，宰相之位就可以保住。”王▯高兴地向他道谢。恰好江东漕张琬有违法之事，帝浯圭想派官员审查治罪，王▯把皇帝的意思告诉都检正俞充。俞充同张琬交好，便写信告知张琬。张琬上奏章为自己辩解，皇帝问王▯：“张琬的事情我只告诉了你，张琬是从哪里知道的？”王▯因为泄露了皇帝的话，退朝后非常忧虑，召来俞充询问，俞充如实回答。王▯说：“我和您都要获罪了。不过有一个办法，可以任命您为环庆帅，赶快上奏请求收取灵武的章奏，皇上高兴了，罪过就可以免除。”于是任命俞充为待制、环庆帅，俞充果然提出了收取灵武的奏议。不久，俞充突然去世，便由高遵裕代替他。朝廷下诏让高遵裕节度五路大军，发动灵武之役。泾原副帅刘昌祚率领大部军队先到灵武城下，因为高遵裕还没有到，不敢进攻。王▯河的李宪所率军队没有到达，王▯延的副帅种谔独自请求班师。高遵裕到达后，夏人聚集了大军，决开黄河水灌我军；因冻饿、沉溺而没有交战便死去的有十多万人。高遵裕狼狈逃走，敌军追赶袭击他。种谔拥兵不救，以此证实了自己的主张。追究这场兵祸的起因，是王▯为了逃避泄露皇帝言语的罪责而造成的。绍圣初年，有人说王▯在拥立哲宗时另有异议，认为他对君主不忠，追贬了他；这实际上不是他的罪过，而灵武之祸才是他的罪过。蔡确的罪过尤其大，被贬到新州而死，也是有原因的。蔡确审理相州的案件时，被拘押的朝廷官员，蔡确命令狱卒同他们住在一间屋里、同席睡觉，饮食和大小便都混在一室；又在他们面前放一个大盆，凡是送来的食物，无论汤、饭、饼、糕点，全都投入盆中，用勺子搅拌后，像喂猪狗一样分给他们吃，放在那里不加过问。因此被拘押的人幸而能够得到审问，即使无罪也不肯承认。蔡确专门靠制造案件来取得宰相之位，大概就是这样。

译章▯是郇公的远房族亲。他考中进士后，住在京师郇公的宅第中。他私下侵犯族父的妾，被人发现后翻墙逃出，误踩到街上的一位老妇人，又被老妇人告发。当时包公任开封府知府，没有再深入追究，只让他缴纳赎罪铜钱而已。章▯后来在五六名之间及第，大为不满，责骂、埋怨考试官。有人请求看他的敕文，他便把敕文扔到地上给人看，士人舆论都恼怒他的不恭敬。熙宁初年，他参加馆职考试，御史说他品行不端，便罢免了他。等到介甫掌权，张郇、李承之推荐章▯可以任用，介甫说：“听说章▯品行很差。”李承之说：“我所推荐的是他的才能，只是章▯的才干适合当今使用罢了，平素的品行有什么妨碍呢！您试着召来同他谈谈，自然会喜欢他。”介甫召见他，章▯一向善于辩说，又很会迎合，介甫非常高兴，只恨得到他太晚。提拔任用几年后，升至两制、三司使。右司马温公就是这样记载章▯的。伯温撰写《▯传》，在《辩诬》中记载得很详细。杨元素任御史中丞时，同刘挚说助役法有十种危害。王荆公让张琥写出十条诘难来责问他们，张琥推辞不写。曾布说：“请让我来写。”于是进一步诘问他们二人的立场和好恶，究竟表现在哪里。杨元素惊恐，请罪说：“臣愚昧，不知道助役法的好处竟然如此多，应当服罪，承认自己妄言。”刘挚奋然说：“做人臣的，怎么可以被权势压倒，使君主不能知道利害的真实情况？”随即又逐条回答曾布提出的诘难，以申明先前的主张，并且说：“臣所趋向的是陛下，所背离的是权臣；所喜爱的是忠直，所厌恶的是邪奸。臣如今获罪被斥逐，本来是自己的命分，但助役法最终一定会成为天下的祸害，希望陛下不要忘记臣的话。”于是杨元素出任郑州知州，刘挚被责罚，监领某职。张琥也因此违逆了荆公的心意，因事被削去修注官职。吕惠卿因父亲去世服丧离职后，王荆公不知道可以把心腹托付给谁、同谁谋划政事。曾布当时以著作佐郎身份编修敕令，机巧狡黠，很善于迎合荆公的心意，荆公很喜欢他。几天之内，接连授予他中允、馆职，判司农寺。曾布在告谢那天，抱着敕书，先后宣读了五六道任命。曾布任部门检正时，按照旧例，只要向荆公禀报，事情就可以施行。当时冯当世、王禹玉一同任参政，有人说：“还应当再向二位参政禀报。”曾布说：“丞相已经决定了，为什么还要问他们？等敕书颁出，让他们押字就是了。”所以唐调后来在给两府的弹劾荆公奏章中说：“吕惠卿、曾布，是安石的心腹；王▯、元绛，是安石的仆隶。”又说：“王▯像奴仆侍奉安石，还唯恐侍奉得不够周到。” 吐蕃在唐朝最为强盛，到本朝才开始衰落。如今河奉、邈川、青唐、洮、岷，以及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的夷人，都是吐蕃遗留下来的族种。唯独▯角厮▯一族最为强盛，即使西夏也畏惧它；朝廷封其首领为西平王，用来作为藩屏。陕西各州县特意设置驿站，称为▯角家位，每年进贡奉献不断。熙河尚未开拓以前，关中士人大多谈论它的利害；即使贤能如张横渠先生，年轻时也曾想招募宾客去攻取它。范文正公镇守延安时，把他招到府中安置，使他学习制科考试，直到考中进士，他的志向才停止。仁宗皇帝在位时，韩琦、富弼二公任宰相，凡是主张开拓边境的人，他们都不采纳。熙宁初年，王荆公执政，才开始有开拓边境的议论。王韶被罢免新安县主簿后，游历边境，得到这一主张，于是上奏开拓熙河的策略。荆公认为这是奇谋，于是发动了熙河之役。只有岷州白石大潭、秦州所属县有赋税，其余地方连＜豆斗＞粮食、一尺布也没有，只能依靠陕西各州县和朝廷府库供给。因此，自从开拓熙河以来，陕西百姓日益困苦，朝廷财用也更加耗损。当初，▯角厮▯把几个儿子分别安置在熙河、洮、岷一带；▯角厮▯死后，几个儿子都衰弱了，所以王韶能够攻取这些地方。唃厮啰诸子中，只有董毡在湟鄯最为强盛。王韶的势力只能攻取河州；王韶暂时入朝时，鬼章已经起兵攻打河州，于是发生了踏白之败，景思立也死于此战。绍圣初年，章惇任宰相，曾布任枢密，董毡已经自行立国，却被强臣阿里骨篡夺，国人都畏惧他。阿里骨死后，他的儿子瞎征即位，国人思念旧主，不肯向瞎征朝见。瞎征懦弱，想出家为僧，国人又想杀他，于是瞎征请求献纳土地，归附朝廷。当时工部侍郎厚帅任熙河帅，童贯刚开始主持边事，便接受了这片土地，把瞎征送到朝廷，授予他官爵，派他居住在熙州。建中靖国初年，韩忠彦任宰相，安焘任枢密，于是放弃湟鄯，寻求唃厮啰氏的后裔来立为君主。韩忠彦罢相后，蔡京任宰相，又恢复了湟鄯，责罚安焘、熙河帅姚师雄以及所有主张放弃湟鄯的人，边事又重新兴起了。唉，朝廷接受小国叛臣献纳的土地，不能依法治他的罪，反而还授给他官爵，按道理是不合适的。靖康初年，有言官请求寻找青唐族人，把湟鄯的土地赐给他们；朝廷下令熙河帅商议上报，却没有人敢承担这个责任，于是作罢。后来大金攻陷陕西六路，军队进入熙河，立即寻找湟鄯旧族，把全部土地都给了他们。唉，他们是夷狄，却能这样懂得奉行正道，难道正因如此才轻视中国吗！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去世，遗诏传到洛阳。当时前宰相韩康公任留守，程宗丞伯淳由御史出任汝州酒官，恰好因公文来到洛阳，便在府第举行哀悼。仪式结束后，他对韩康公的弟弟、兵部侍郎说：“我因为进言说新法不便利，触犯了大臣，同僚都被贬官，只有我被任命为监司。我不敢接受，便辞去了。想到先帝知遇我的恩德，终究没有办法报答。”说着便哭了。兵部侍郎问：“今天朝廷的情况怎么样？”宗丞说：“司马君实、吕晦叔已经任宰相了。”兵部侍郎问：“如果两位果真任宰相，将会怎样？”宗丞说：“应当同元丰年间的大臣们一起处理政务；如果先划分党派，日后就可忧虑了。”兵部侍郎问：“忧虑什么？”宗丞说：“元丰年间的大臣都是贪图利益的人，如果让他们自行改变那些危害百姓太甚的法令，那就好了；否则，士大夫的祸患还不会停止。君实忠诚正直，很难同他商议；晦叔通晓事理，只怕力量不够。”后来两人果然一同任宰相，召宗丞入朝，但他尚未成行，就因病去世了。温公、申公也相继去世。吕汲公吕微仲、范忠宣公范尧夫一同任宰相。忠宣的见解同宗丞相同，所以蔡确被贬到新州时，忠宣独自认为不可以，又对吕汲公说：“如果您重新打开这条路，我们这些人将没有一个能免祸了。”

译忠宣最终还是被罢免离职了。唉！宗丞受到温公、申公的器重，假如他没有早死，名望和地位一定会同忠宣相等；两人相互调护，在朝廷上协力办事，那么元祐党争的祸乱就无从发生了。宗丞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当年他同韩兵部谈论这件事时，范醇夫、朱公弁、杜孝锡、伯温都在场听见。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他的话更加得到验证，所以特意把它记录下来公布。哲宗即位，宣仁太后垂帘听政，同群臣共同处理政务，专门以忠厚、不扰民为施政原则，停止战争、修好戎人，爱护百姓、重视粮食，差不多恢复了嘉祐年间的风气。然而，即使是贤能的人也免不了按类别相互依附，所以当时有“洛党”“川党”“朔党”的说法。洛党以程正叔侍讲为首领，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川党以苏子瞻为首领，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为首领，羽翼尤其众多。各党不过是相互攻击罢了。程正叔常采用古代礼制，苏子瞻认为这不近人情，像王介甫一样，因此深深憎恶他，有时还加以顶撞侮辱。朱光庭、贾易为此愤愤不平，便都用诽谤侮辱的罪名诬陷苏子瞻，执政大臣将双方同样处理。当时元丰年间的大臣已经被排挤到闲散职位，他们都怨恨入骨，暗中窥伺机会，而各位贤者却没有察觉，自己划分党派，互相诋毁。到了绍圣初年，章惇任宰相，把他们都视为元祐党人，全部流放到岭海以外，实在可悲。吕微仲是秦地人，性情直率而不结党；范醇夫是蜀地人，效法温公而不立党，却也免不了被流放驱逐，直到死去，更加可悲。熙宁年间，听说梁丞相梁适去世，光献太后下诏在相国寺供饭给僧人，为他祈福荐亡。神宗问：“难道是因为梁适是仁宗旧日的宰相吗？”光献太后说：“如果没有梁适，就不会有今天的我。”神宗问其中的缘故，太后说：“我当初被册立为皇后时，仁宗有一天对宰辅说：‘我住在宫中，身边前后左右都是皇后的人。’宰相陈执中请求把我交给外廷处置，梁适进言说：‘民间百姓今天休掉一个妻子，明天再休掉一个妻子，尚且被认为不可以，何况天子呢？陈执中的话不对！’仁宗没有说话，过了很久才说：‘梁适的话是忠言。’”唉，正因为仁宗圣明、梁公贤能，我光献太后才成为宋朝的任姒啊！李承之任待制，是位奇异的人才，苏子瞻所说的“李六丈人豪迈”指的就是他。他还是童子时，朝廷长期没有答复他为父亲李纬论功的请求，于是亲自到漏舍把奏状拿给宰相韩魏公看。韩魏公说：“您如果果真读书，自然应当考取科名，不必纷纷议论奖赏的事。”李承之说：“先人的功劳和罪过还没有分辨清楚，我深怕父亲先死入沟壑，无法在地下相见，所以忍痛亲自说明。如果想求取官职，只要稍微识些字，考中第二名本来就不难。”韩魏公曾以王尧臣为第二名登科，李承之所以这样说；韩魏公听到这话，惊愕地变了脸色。有人说，魏公的德行和器量使天下人敬服，唯独对李承之一生都不能释怀。李承之考中进士后，官位逐渐显达，更加以正直著称。唐介任参政、担任台官时，曾上言文潞公把灯笼锦献给张贵妃一事，皇帝非常愤怒，把唐介贬到春州。李承之作诗送他，诗中有“离开国都一身轻如树叶，千古声名重如高山；一同交游的英俊之士脸皮多么厚，已经死去的英雄白骨仍然寒冷”的句子。后来唐介因文潞公推荐而在朝廷任职，却没有再提这件事，李承之因此向唐介索回当初赠送的诗，唐介无法答复，便取出诗还给他说：“我本来就不用押韵不合的诗。”这是因为“山”和“寒”两个字的韵不同，所以这样说。由此可见李承之刚强正直。仁宗朝，李承之在州县任职，因邸吏报告包拯被任命为参政，有人说：“朝廷这下会多事了。”李承之严肃地说：“包公成不了什么事。如今知鄞县王安石这个人，眼睛多白，很像王敦。将来扰乱天下的，就是这个人。”后来荆公王安石辅佐神宗，以“不必畏惧天命、不必效法神宗、不必顾虑人们的议论”为施政方法，李承之深深诋毁他。到吕献可中丞去世时，李承之作诗哭悼他，其中有“奸邪进用，贤能必须退避；忠臣为国而死，令人忧伤。我活着究竟有什么益处，愿求占卜九泉之下的归处”的句子。王安石一党的吕惠卿更加怨恨他，只是没有找到发作的机会。恰好李承之上章自我陈述，神宗把奏章留在宫中，吕惠卿坚持请求取阅。他于是删节奏章文意，用“上天生下微臣，实在是为了陛下”等话激怒皇帝，李承之因而被责为愚弄君主，终身没有得到重用。唉，像李承之这样的士人，难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刚者吗？朱寿昌年轻时不知道母亲在哪里，便辞去官职，走遍天下寻找母亲，还刺血书写佛经，志意十分苦切。熙宁初年，他在同州找到母亲，迎接她回家，朝廷官员大多作诗赞美他。苏内翰苏子瞻的诗说：“感谢您的离合经历，使我心酸；这样的事情，今天没有，古代或许听说过。” 王荆公推荐李定担任台官，李定曾经没有为母亲服丧，台谏官、给事中、舍人都弹劾他不孝，认为不能任用。苏内翰因朱寿昌的事作诗贬斥李定，所以说“这样的事情，今天没有，古代或许听说过”。后来李定任御史中丞，上言说苏内翰常常作诗讥刺皇帝。苏内翰从湖州赴诏狱，小人一定想杀害他。张文定、范文忠两位公上疏营救，没有得到答复，天下人都知道他免不了一死。苏内翰在狱中作诗寄给黄门公苏子由说：“愿生生世世同您做兄弟，再结来生未断的缘分。”有人把诗上奏皇帝，皇帝读后凄然动容，最终赦免了他，任命他以团练副使的身份安置在黄州。元丰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阳下大雨，伊水、洛水上涨，冲毁天津桥，水浪与上阳宫的宫墙一样高。当夜，西南城墙被冲破，伊水、洛水在南北两面汇合成一片，水深一丈多，公卿、士人、庶民的宅第、房屋全都毁坏。只有伊水东面的水渠有积薪堵住水口，所以洪水没有流入府第。韩丞相康公任洛阳尹，安抚救济百姓，没有发生盗贼之警，人们才稍稍安定。两天后，有几个恶少声称洪水还会再次到来，众人都号哭，韩公下令把他们捉来，判决流放，于是事情平定。此事上报朝廷。又在水南修筑新城、新堤，增筑南罗城。第二年夏天，洛水再次上涨，涨到新城堤下，但不能进入城内。洛阳人因此感激韩康公，认为康公任洛阳尹时有非凡的政绩；这是其中较大的一件事。

译●卷十四 元丰末年，修治神宗的山陵。韩康公任洛阳尹时，凡是上供的物品都预先准备好，即使是中贵人也不敢任意索取。原来韩公的儿子宗师同洛阳的贤士大夫交游，听到什么情况，就一定告诉父亲，韩公便据此施行。又有朱光庭、杜纯孝锡，都任府官，被推荐为山陵司属；两人忠诚守信有余，提出了许多意见，工程完成后，百姓也受到他们的恩惠。韩公因功被授为使相，出判大名；他离开后，百姓更加思念他。此前，神宗的灵车停驻永安，韩公到郊外迎接。朱太妃在后面护送灵驾，韩公也去迎接她。太妃回到宫中，偶然对宣仁太后说起此事，宣仁太后发怒说：“韩某是先朝老臣，你怎么能接受他向你行望尘礼？”太妃哭泣谢罪。韩公的声望竟然如此之重。韩持国任资政大夫、知颍昌府时，时彦以状元及第，任签判。时彦初次拜见持国，通报者称他为“状元”，持国生气地说：“状元难道没有官职吗？”从此便称时彦为“签判”，时彦终身都对此怀恨。马涓字巨济也以状元及第，任秦州签判。起初有人称他“状元”，吕晋伯任帅时对他说：“所谓状元，是指考中进士而尚未授官；既然已经任判官，就不可以再称‘状元’了。”马巨济惭愧道谢。吕晋伯又对他说：“科举之学既然没有用处，修身为己之学，你要努力学习。”当时谢良佐字显道任州学教授，显道学习伊川程氏之学。吕晋伯每次屈驾乘车，带着马巨济去拜访他，谢显道便讲解《论语》，吕晋伯整理衣襟、神色肃敬地听，说：“圣人的言行就在这里，我不敢不肃敬。”他又多次把公事文书交给马巨济仔细复核，并说：“修身为己的学问不可放在后面；至于治理政事、管理百姓，难道可以不知道吗？”马巨济自认为找到了老师，后来入朝任台官，以有声望著称，常说：“这是吕公多年来对我的恩德。”他比时彦贤明得多了。元祐初年，哲宗年幼，起用文潞公任平章军国重事，召程颐字正叔任崇政殿说书。正叔以老师自居，每次侍奉皇帝讲学时，神色都十分庄重，接着还加以讽谏，皇帝因此敬畏他。文潞公面对皇帝时非常恭敬。进士唱名时，他终日侍立，皇帝多次说：“太师稍微休息一下吧。”文公叩头谢恩，却仍站在那里不离开，当时他已经九十岁了。有人对正叔说：“您的态度傲慢，却看文潞公如此恭敬，议论的人认为这还没有说尽其中的道理。”正叔说：“文潞公是历经三朝的大臣，侍奉年幼的君主，不得不恭敬。我以平民身份做皇上的老师，怎么敢不自重？这就是我同文潞公不同的地方。”有见识的人都信服他的话。元祐三年，范忠宣公任尚书右仆射。有个叫吴处厚的人，拿着蔡确题写在安州车盖亭的诗来，皇帝认为诗中有诽谤讥刺之意。宣仁太后得到诗后，愤怒地说：“蔡确把我比作武后，应当重重贬谪。”吕汲公任左丞，不敢进言。忠宣请求减轻蔡确的罪责，没有被采纳。起初商议把蔡确贬到新州，忠宣对汲公说：“这条道路上的荆棘已经七八十年了，我们这些人若把它重新打开，恐怕自己也免不了祸患。”汲公又不敢进言，忠宣于是请求罢去政务，以观文殿大学士身份出知颍昌府。刘挚罢职后，哲宗和宣仁太后又起用忠宣任右相。宣仁太后卧病，宰辅入宫问候，太后留下忠宣说：“你的父亲范仲淹可以说是忠臣。在章献太后临朝时，他劝太后尽到母亲的职责；在仁宗朝，他劝皇帝尽到儿子的职责。你应当像他一样。”唉，宣仁太后对忠宣的期望，群臣没有人能比得上。哲宗亲自处理政务后，吕汲公想升殿中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忠宣说：“天子的谏官应当任用正直的人，杨畏不能任用。”汲公当时正约定让杨畏帮助自己，便对忠宣说：“难道是因为杨畏曾经议论过您吗？”忠宣说：“我不知道。” 原来皇帝当初召忠宣时，杨畏曾经提出过意见，但皇帝没有采纳，所以忠宣并不知道。忠宣因此请求罢去政务，皇帝没有允许。后来杨畏首先背叛吕汲公，凡是能够加害汲公的事情，他无所不做。李清臣又首先提出绍述之议，给正直之士造成了许多祸害。一天，哲宗震怒，对门下侍郎苏辙说：“你怎么能把秦始皇、汉武帝拿来同先帝相比？”苏辙下殿等候治罪。吕汲公等人都不敢抬头看，忠宣从容地说：“史书称汉武帝有雄才大略，是汉朝七位制定制度的君主之一，可以说是近世的贤君。苏辙果真拿他来比先帝，并不是诽谤。陛下刚开始亲政，进退大臣不应当像呵斥奴仆一样。”哲宗的怒气稍稍平息。退朝后，苏门下举笏向忠宣道谢说：“您真是佛地位中的人。”苏公同忠宣一起执政，忠宣平时少言寡语，苏公过去若有什么疑惑，到这时才知道他的贤能。忠宣多次请求罢去政务，出知陈州。章惇掌权后，元祐党人的祸乱兴起，唯独忠宣没有被牵连。等到吕汲公被贬往南方，忠宣斋戒后上书营救汲公，章惇发怒，也把他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在永州。忠宣高兴地前往，每当几个儿子怨恨章惇、替忠宣抱不平时，他一定发怒制止他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在江上赴贬所时，船翻了，众人扶着忠宣出来，他的衣服全都湿透了；他回头对几个儿子说：“这难道是章惇造成的吗？”到了永州，忠宣的几个儿子听说韩维少师被贬到均州，韩维的儿子把少师任执政时同司马公议论多有不合的情况告诉章惇，因而获准不必赴贬所。他们想以忠宣同司马公在役法上的意见不同为理由，请求忠宣回京，便把这件事告诉忠宣。忠宣说：“我因君实的推荐才做到宰相，同朝廷大臣议论政事，意见不合是可以的；你们却把它当作今天求归的理由，这是不可以的。带着羞愧活着，不如没有羞愧地死去。”几个儿子于是作罢。元符末年，哲宗去世，太上皇即位初期，钦圣皇太后共同听政。忠宣公先从永州被任命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居住在邓州，大概是两位太后和皇帝都想任用他。朝廷派宦官到永州赐茶和药，秘密传旨说：“皇帝和太皇太后都很了解相公在先朝议论政事时忠诚正直，如今空出职位等待相公，不知您的眼病怎么样？请什么人医治？只是因为身边有不合适的人阻隔了相公。”忠宣叩头谢恩。宦官又说：“太后问相公：官家即位后，办事怎么样？天下人有什么议论？”忠宣说：“老臣和远方的人只知道欢欣鼓舞，颂扬圣德。”

译宦官又说：“天下若有不便的事情，只管奏报上来。”忠宣说：“怎敢不奉诏。”宦官又说：“邓州暂且去不去？”忠宣说：“已经出乎意料之外了，就像回到故乡一样。”宦官又说：“离开宫阙那天，两位圣人再三说：太后在宫中，皇帝在藩邸时，就非常了解相公是正直之臣。”忠宣感动得不停哭泣。不久，他晋升为右正议大夫，提举嵩山崇福宫，接着又任观文殿大学士、中太一宫使；朝廷召他入朝任职，但他病倒了。诏书中有“难道只是尊重德行、敬重年长者，以彰显宠爱优待，希望能每天听到正直的议论和美善的谋略，接受忠诚的劝告”这样的话。忠宣捧着诏书哭着说：“皇上果然要任用我了。可是我的眼睛已经完全失明，风痹之病也没有好转，恩德深重而生命将尽，死后仍有多余的罪责。”将要到达京畿时，皇帝又派宦官赐给他银盒、茶和药，催促他入朝觐见，并再次传达皇帝想见他的意思。忠宣说：“老臣昏昧健忘，不能勉强入朝。”宦官说：“朝廷会给予优厚的礼遇。”忠宣说：“老臣命薄，只是徒然蒙受圣上的眷顾。”皇帝又派宦官赐给他银、绢各五百，以接济路上的费用。又派御医诊治，所需物品全都由内府供给，一文钱也不许从公家取用，等忠宣病愈后才允许他回去。忠宣请求回颍昌养病，皇帝不得已，答应了他。每次见到辅臣来问候他的病情，他就说：“我能得到范某亲自来见一面，也就满足了。”皇上知道公不能起身，才任命他为宰相。公的病稍有好转，便命令医生守在门外，不许接受私人酬谢；于是拿天宁节所得的冠帔，请求改换服色。皇上批示他的奏章说：“冠帔可以留给亲属，医生的服色依照你的请求办理。你提出的忠言和良谋，应当随时陈奏，以符合朕眷顾、优待老臣并求得治理之道的心意。”公上表谢恩，又请求告老，诏令不准。等诏令到达时，公已经去世了。皇上和太皇太后听说后，震惊悲痛，流下眼泪。在此以前，公病势危重，但神智清醒不乱，几个儿子侍奉并为他读书，他口授遗表，共有八件事，命门生李之仪依次记录。其中一件说：“如果宣仁的诽谤议论还没有辨明，因而使保佑之功和忧劳不显，都是权臣只求发泄私愤，并不是泰陵真正认为理所当然的。”大概是忠宣考虑怎样报答宣仁后的托付。几个儿子认为他所说的都是朝廷大事，而且还要防止后患，便把公口授的遗表抄写一份，盖上颍昌府的府印，寄存在军资库。公将要下葬时，李之仪撰写行状，并论述他一生立身朝廷、修养操守的大节。蔡京掌权后，小人附会诬陷，说公的儿子正平等人伪造了中使到永州传达圣旨的记录，把它当作遗表，其实并不是公的意思。正平和李之仪都被交给御史台审讯，遭受的捶打刑罚十分痛苦。正平、李之仪想要被迫诬认罪行，那个传达圣旨的中使却始终不服，说：“旧制规定，凡是传达圣旨，都要在御前领取底本，请取御宝；出宫后，还要在内东门登记，由使者领受圣旨。”于是拘捕审问中使，从他家中找到永州传达圣旨的底本，上面有御宝，和他说的一样。又检验内东门登记的领受圣旨簿册，也相同。又把颍昌府官员拘来，取出正平缴纳的遗表，八件事都确实无误，于是案件才得以解脱。正平仍被羁管在象州，李之仪被羁管在太平州。正平家中死在岭外的有十多人，只有正平遇到赦免得以回乡；他没有再出仕，终身只是选人。蔡京在绍圣初年任户部尚书，想要结交后戚向氏，于是奏请扩建向氏的坟寺，事情交给开封府办理。正平任开封府县尉，前往察看那块地方，说：“向氏寺院的地界已经够用了，不能夺取百姓的田地。”开封府把他的话上报，哲宗发怒，蔡京用铜二十斤赎罪。蔡京因此怨恨正平，所以想诬陷并杀害他。唉！假使忠宣没有病故，能在初年辅佐上皇，天下难道还会有今天这样的祸患吗？公病后不能上朝，上皇才任命曾布和蔡京为宰相。嘉祐年间，李参从荆南帅任被召回，任三司使；参政孙▯认为李参是刻薄剥削、聚敛钱财的人，不可任用，于是改任群牧使。可见祖宗并不以财计方面的才能任用人，到仁宗朝，大臣们所尊奉的原则仍然如此。元丰初年，薛向由三司使升任同知枢密院。他虽然是因为善于办理政务、通晓财用而得到升迁，但当时朝廷下令州县让民户饲养保马，天下人都认为不便，宰执却坚持实行，只有薛向认为不可，因此以原官身份被责令出知随州。他死后，到元祐初年，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赐谥号恭敏。

译●卷十五　程宗丞先生名颢，字伯淳；他的弟弟侍讲先生名颐，字正叔。康节先公把他们的父亲太中公当作兄长侍奉，二位先生都曾跟随康节交游。他们的老师是周敦颐，字茂叔。宗丞为人清正温和，侍讲为人严肃峻厉。每当康节发表议论，宗丞心中都与他契合，几乎没有什么要追问的；侍讲则时常与他反复辩论。因此康节曾对宗丞说：“你不是来帮助我的人。”然而在彼此完全了解这一点上，二位先生是相同的。横渠张先生名载，字子厚；他的弟弟戬，字天祺，是二程先生的表叔。子厚年轻时自负才华，想要结交宾客，夺取熙河皇阝鄯之地。范文正公任延安帅时，听说此事，把他请到府第供养，让他准备制科考试；他和天祺都考中进士。后来正和二程先生一起研究《中庸》《大学》的道理，尤其精通《礼》。熙宁初年，子厚任崇文院校书，天祺和伯淳一同任监察御史。当时介甫推行新法，伯淳从条例司官员转任御史，和台谏官一起议论新法的不便，结果都被罢职。皇上仍然支持伯淳，介甫也没有深深恼怒他。朝廷任命伯淳为京西北路提点，他竭力推辞，请求和同列一起贬谪，于是改任澶州签判。天祺尤其不肯屈服。有一天，他到政事堂说新法不便，介甫不回答，只用扇子遮住脸笑。天祺发怒说：“参政笑我，却不知道天下人也在笑参政。”赵清献公当时同任参知政事，从旁边替他们解围。天祺说：“您也不能说自己没有罪过。”清献露出惭愧的神色。天祺被贬为监凤翔府司竹监，全家都不吃笋，他的清廉就是这样。不久，他死在任所。子厚也请求离职。熙宁十年，吴充任宰相掌权，又召子厚回馆任职。康节已经生病，子厚懂医，也喜欢谈论命运，替康节诊脉后说：“先生的病不用担心。”又问：“您很相信命运吗？”康节说：“上天的命运，我自己知道；世俗所说的命运，我不知道。”子厚说：“先生已经知道天命了，还说什么呢？”子厚入馆几个月后，因病回乡，经过洛阳时，康节已经去世，他写信慰问和安抚伯温，情意非常深厚。见到二程先生时说：“我的病一定不能痊愈了，还能赶到长安吗？”走到临潼县，他沐浴更衣后睡下，到了早晨一看，已经去世了。门生穿着丧服，拉着灵车，把他葬在凤翔的横渠，这就是横渠先生。伯淳从澶州请求改任监洛河木竹务，以便侍奉双亲。朝廷任命他为判武学，他尚未赴任，便因中丞李定的奏言而被罢免。后来任开封府扶沟县知县，因囚犯逃失，被贬为汝州监酒。元祐初年，以宗正丞的身份被召回，朝廷将要重用他；还未赴任便去世，葬在伊川。文潞公为他的墓表文写道：“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年经司马温公、吕申公推荐，召见应对，起初授职官，后来又授馆职，任崇政殿说书。一年多后出任西京国子监判官，两次任命为直秘阁，都没有接受。绍圣年间，因属于元祐党而被贬到涪州，遇到上皇即位，遇赦得以回归。过了很久才恢复官职，终于去世。这就是伊川先生。”三位先生都曾跟随康节交游，康节尤其喜欢明道，对他的称誉与富韩公、司马温公、吕申公相等。因此康节的《四贤诗》说：“彦国的言论铺陈详尽，晦叔的言论简洁恰当，君实的言论从容不迫，伯淳的言论和畅自然。四位贤人在洛阳受到众人瞩目，所以处在人们之上。大宋熙宁年间，他们成为一时的典范。”康节对明道的推重可说是极其深厚了。有一天，二程先生陪太中公到天津的庐舍拜访康节，康节带着酒到月陂上饮酒，十分欢畅，谈论自己一生学问、出仕和退处的大要。第二天，明道惆怅地对门生周纯明说：“昨天跟随尧夫先生交游，听他谈论，他真是自古以来的豪杰。可惜他已经老了，不能再为世所用。”纯明问：“他说的是什么呢？”明道说：“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一天，康节有诗说：“草地柔软水波平，微风吹过细流轻；云淡日明柳枝低，狂言说了什么也记不清；痛饮从未像这杯这样尽兴。遇到好景只管悠闲漫步，朋友欢聚哪会觉得胸怀大开。一定要尽情做些赏心乐事，却又恐怕赏心之事难以很快到来。”明道唱和道：“先生相约同游西街，我亲自带着手杖前来。每到一处都容许我参与高论，坐在一旁还允许我喝尽余杯。栏杆前流水使我们同心喜乐，树林外青山使眼界重新开阔。时运通泰、心情闲适两者都难得，真应当乘兴多次紧随陪伴。”明道如此敬重康节。因此康节下葬时，只有伯温请求为他撰写墓志。可悲啊，先生这样的长者已经全部逝去，但他们留下的话还在。伯温想到自己年老，实在令人伤感，不能让后人对他们一无所闻，于是把这些事详细记载下来。元符末年，吕惠卿被罢免延安帅，陆师闵接替他。有人人告发吕惠卿多次冒用他人的功劳来邀赏，陆师闵把这件事交给有关官署办理，案件尚未办完，他就被罢免离职。曾布任枢密使，平素与吕惠卿有嫌隙，特意把德孺从太原调到延安，大概也是因为德孺与吕惠卿有嫌隙。德孺到任后，把这件事取来由自己办理，有的人从皇城使被追夺官职，降到小使臣，德孺因此大大失去了边将的拥戴。议论的人说，这个案子的供词已经交给前任政务所掌管，德孺却拿来由自己办理，这是错的。德孺聪明超过常人，却被曾布利用，可惜啊！不久，德孺也因议论役法而被罢免。像忠宣丞相就不是这样。公任庆阳帅时，总管种诂无缘无故向朝廷控告他。皇上派御史查办，种诂被停职，公也被罢去帅职。后来公再次兼任枢密副使时，种诂仍在停职状态，公又推荐他任永兴军路钤辖，还推荐他出知隰州。公常常自责说：“我的祖先和种氏的先世有交情和义气，我无能，却被他的子孙告发，哪里还应当计较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呢！”唉，这可以说是以德报怨了。以德孺的贤能，在这件事上却对忠宣感到惭愧了。

译田书，字承君，是阳翟人，已故枢密宣简公的侄子。他相貌雄伟，议论慷慨，都有前辈的风范。邹浩，字志完，任颍昌教授时，和承君交游，彼此相处很愉快。邹浩性情懦弱，因为得到承君的交往，所以遇到事情总能自我激励。元符年间，承君任监京城门。有一天，传报皇上召见志完，承君替他高兴。又一天，传报志完获赐对，承君更加高兴。监门的制度不许他出去，志完也没有来。过了很久，志完被任命为言官，承君才开始对志完有所期待。志完派使者来见承君，以探测他的心意。使者问承君：“最近读了什么书？”承君说：“我读《墨子》，诗中有‘知道您已经得到云梯之后，应当后悔当年哭泣染黑丝’这样的句子。”这是替邹志完发出的讥刺。使者把这话告诉志完，志完写短信向承君道歉，言辞十分恳切，于是约他相见。承君说：“这个人还知道有所畏惧，不能断绝交往。”便催促着前去见他，问志完：“平生您和我相互期许的情形怎么样？现在您担任什么官职？”志完惭愧地道歉说：“皇上接见群臣，从来没有用声色假意相待，唯独对我似乎比较喜欢。如今天下的事情多得说不完。我本想让皇上更加信任我以后再进言，贵在这样做能对事情有益。” 承君赞同他。后来朋党之祸大规模兴起，时局一天比一天变化，承君称病回到阳翟的田舍。一天，传报废黜皇后孟氏，立刘氏为皇后。承君告诉几个儿子：“志完不进言，可以和他绝交了。”又一天，志完写信约承君在颍昌中途会面，自称已经获罪。承君非常高兴，立即前往。志完详细说道：“我在劝谏废黜、册立皇后时，所说的话过于直率。皇上起初并没有发怒，我于是上奏说：‘臣即使死了，也不再希望见到圣上的容光了。’我下殿拜辞离去，到了殿门，回头望见皇上还没有起身，凝然沉思，好像心里有所考虑。第二天我就获罪了。”志完和承君相留了三天。临别时，志完流下眼泪，承君神色严肃地责备他说：“假如志完当时隐默不言，留在京师，遇到寒病而不能发汗，五天就死了，难道只有岭海之外才能置人于死地吗？希望您不要因为这次行动而自满，士人应当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一件。”

译志完茫然若失，叹息说：“您的赠言对我的情意太深厚了！” 于是两人分别离去。建中靖国初年，承君入朝任大宗丞。宰相曾布想把他收为门下之人，却不能使他屈服；任命他为提举常平，他也辞谢了；于是请求出知淮阳军而离开。官吏和百姓都敬畏并爱戴他。那年发生大瘟疫，承君每天亲自带着医生，逐户询问病情，给他们送药，十分勤勉。有一天，他因小病没有出门，正在书写的全军之人都看见承君骑着马，带着随从腾空而去。上前询问，才知道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成了淮阳的土神。儒、释两家的道理虽然不同，但如果不是具有独立操守的人，就不足以使自己的学说和家法著名。近来伯温听闻的人中有两位这样的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年经司马温公推荐，被召入禁中任侍讲。当时哲宗年幼，先生以老师的身份自处。后来出任西京国子监判官，两次加授直秘阁，都辞不接受。朋党之祸兴起后，被贬到涪州。先生注解《周易》，和门生弟子讲学，不因获罪而忧愁；遇到赦免得以回归，也不因而喜悦。长老道楷，崇宁年间奉朝廷命令住持京师法云寺。皇上有一天赐给他紫色方袍和禅师称号，道楷说：“这不是我的佛法。”便退还不接受。中使向皇上诬陷他，说道楷把敕书扔在地上。皇上发怒，把他交给大理寺杖打。司法官知道道楷是有道之人，想放他出去，问：“法师七十岁了吗？”他说：“六十九岁。”“有病吗？”道楷神色严肃地说：“我平生没有病。皇上赐下杖刑，官府不可以随便减轻它。”于是接受杖打，一句话也没有说。从此他隐居在沂州芙蓉溪，跟随他的人更加多了。朝廷多次下诏，又命他恢复僧人身份，他不接受。唉，这两个人虽然所学不同，却都是有独立操守的人。那些身为僧人、身处佛门却不能依道而行的人，听到他们的风范，或许可以稍稍感到惭愧了！程伯淳先生曾说：“熙宁初年，正值介甫推行新法，同时任用君子和小人。君子正直而与他不合，介甫认为他们是拘泥于俗学、不通晓世务，便斥退不用；小人苟且迎合、谄媚奉承，介甫认为他们有才干、懂得变通，便任用他们。君子中，司马君实不接受同知枢密院之职而离去，范尧夫辞去同修《起居注》而获罪，张天祺任监察御史时当面折责介甫而被贬。介甫性情刚愎，众人认为不可行，他反而把这件事抓得更紧。君子既然离去，他任用的全是小人，小人们争相刻薄行事，所以对天下的祸害越来越深。假使众多君子没有被任用，能够同他抗争，等他的势力延续一段时间后自然缓和，再委婉地共同商议，或许还有听从的道理；但如果小人没有空隙可以乘机而入，那么他们造成的祸害就不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步。”天下人都认为先生的话说得明白正确。陈▯，字莹中，闽人。他有学问，十八岁考中进士甲科。绍圣初年，经章▯推荐任太学博士。在这以前，章▯的妻子曾劝章▯不要修治旧怨；章▯任宰相后，却专门致力于报复，首先制造了朋党之祸。章▯的妻子去世后，章▯悲痛思念，不能自持。莹中见章▯神情十分悲哀，便对他说：“您与其作无益的悲伤，为什么不想想夫人生前说过的话呢？”这是在讥刺章▯报复旧怨。章▯认为这话冒犯了自己，从此不再任用他。曾布任宰相时，推荐莹中任谏官，后来又任都司。蔡卞依据王安石的《日录》改修《神宗实录》，曾布也支持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莹中给曾布写信，说蔡卞尊崇私家史书，以压制宗庙正史，并且论述当时政事的不当。曾布也认为这话触犯了自己，于是把他外调。莹中任谏官时，向上皇极力陈说蔡京、蔡卞不可任用，任用他们必定会使天下大乱。蔡京深深怨恨他，多次把他流窜、责罚。按照惯例遇到赦免得以放归，但仍被编隶通州。有一天，莹中的儿子奔赴京师，谈论蔡京的事情。诏狱随即下令，明州急忙捕捉莹中，士人和百姓哭泣着为他送行，莹中却不为所动。进入狱中后，他看见儿子也被拘系，笑着说：“不肖之子，劳烦我走这一趟。”蔡京让酷吏李孝寿审理此案。李孝寿坐在厅事帘内，把五木刑具排列在庭中，叫来莹中审问。莹中从容地说：“蔡京的罪行，我确实知道；不肖的儿子并不知道。”他多次索要纸张，亲自书写。李孝寿害怕，认为莹中并不知情，当天就放他回去，仍编隶通州。他的儿子被发配到海上。莹中撰写《尊尧集》，用来辨明王安石妄自编写《日录》诋毁祖宗、诋毁神宗的事情，这部书如今还流传于世。靖康初年，莹中来不及得到重用便去世，特赠谏议大夫。莹中晚年喜欢研究康节先生的学问，曾向伯温索求遗书，说：“我对于康节的学问，似乎有所领悟。” 伯温在绍圣初年任监永兴军钱监，吕晋伯龙图居住在乡里，曾多次来见他，伯温深受器重和爱护。伯温被罢官后，贫穷得不能回乡，经茶司推荐任属官。有一天，他拜见吕公，吕公说：“你也只求做一个停止升迁的官，这是为什么呢？选人做各司属官，使臣做走马承受，难道一生就只做这种官吗？这就是做官了吗？”伯温把原委告诉他，吕公说：“如果是为了侍奉亲人或因为贫困，那还可以。”吕公是丞相汲公的哥哥，性情刚直，谨守礼法。他任从官时，回乡见到县令，必定行桑梓之恭敬礼数；对待部属官吏如同子弟，经常当面指出他们的缺点，却乐于帮助他们成才。即使是丞相，他也从来没有稍微给过好脸色。有一天，他到府第坐在堂上，丞相夫人在庭下行拜礼，丞相命两个婢女扶她起来。吕公发怒说：“别人把她当作丞相夫人，我只知道她是吕二郎的媳妇。又没有生病，为什么动不动就要人搀扶？”丞相因此惭愧道歉，他才作罢。他常常劝丞相辞去职位，以躲避盈满招祸的灾难。绍圣年间，丞相被贬往南方，吕公任平凉帅，因议论边事不合；调任秦地帅，又和钟传意见不合，也触犯了章▯，于是降为待制，出知同州。退休后，又恢复为龙图阁直学士。唉，吕公真是当今的古人啊。”}], 伯温还来得及见到他，记下了他一生所说的话，大致如此。

译本朝的古文，柳开仲途、穆修伯长首先倡导，尹洙师鲁兄弟接着继承。欧阳文忠公早年擅长骈偶文章，所以在国学、南省考试时，都名列天下第一；考中甲科后，任职河南，才得以拜师于师鲁，于是拿韩退之的文章来学习，欧阳公自己的叙述就是这样。大概欧阳公和师鲁在文章上虽然不同，但欧阳公写古文，实际上在师鲁之后。比如《五代史》，欧阳公曾经和师鲁约定分头撰写。因此欧阳公被贬夷陵时，写信给师鲁说：“开年以来，才开始像是没有什么事情了。起初是把前一年所作的《十国志》重新改订，大概是要作为进呈的底本，务必要使卷数多些。如今如果就把它作为正史，就应当全部删削，只保留其中重要的部分。细小的事情虽然有可以记载的，但与大局无关，自然可以留在小说中，不足以牵累正史。过了几天，我检查旧稿，于是全都删去了，十篇中删掉了三四篇。师鲁所撰写的部分，在京城时没有仔细看，路上细读后才发现非常好。师鲁一向以史才自负，果然如此，《河东》一传写得极妙。我所撰部分取法于这篇传记，也有繁简不当之处，希望师鲁加以删改，那就尽善尽美了。正史不再分为五史，统统写成纪传体。现在想把《梁纪》同《汉》《周》合在一起，我姑且先试着撰写；《唐》《晋》两代请师鲁来写，仍按前一年商议的办法。” 其他列传，约略准备把各代功臣随着本纪分别撰写传记。等续写完毕后，再把五代列传的人名写出来，分成两部分，分别动手作传，不知师鲁认为这样如何？我们这些人被时代所弃，只想借此略微伸展自己的志向，稍稍希望取得后世的名声。像我修这样的人，幸而能和师鲁相互依靠；如果这部书能够写成，也是一件荣耀的事。现在特意告诉朱公，派这个使者前去请教，希望得到回信。如果可以，就各自开始动手，只等任进回来，便让他带着《国志》草稿去。”后来师鲁去世，没有留下儿子。如今欧阳公的《五代史》已颁行给学官，在世间广泛流传，其中果然有师鲁所写的文章吗？还是全都由欧阳公一人撰写的呢？欧阳公为师鲁撰写墓志，评论他的文章说“简练而有法度”，又说：“在孔子的《六经》中，只有《春秋》可以与之相当。”这样看来，欧阳公对师鲁并不薄。崇宁年间，改修《神宗正史》，《欧阳公传》却说：“同时有个尹洙，也写古文；但尹洙的才华不够与曾巩相比。”大概史官都是后辈浅学之士，不知道前辈文章的源流本来有先后次第。

译●卷十六 杨凝式，官至少师。唐昭宗时任直史馆，是宰相杨涉的儿子。朱全忠逼迫唐朝禅位，杨涉担任奉传国宝使，杨凝式说：“大人身为唐朝宰相，使国家到了这个地步，不能说没有过错。何况拿着天子的玺绶交给别人，即使能保住富贵，又怎能面对千秋万代呢？为什么不辞去这个差使！”杨涉大为惊恐，说：“你想灭我全族吗！”好几天都神色不安。朱全忠篡位并弑君后，杨凝式历经梁、唐、晋三朝，假装癫狂而不理政事，屡次升迁，做到太子少师。他的书法从颜真卿、柳公权入手，进而达到二王的精妙境界。他住在洛阳延福坊，每次出门，前面都有仪仗车马，自己却常常走在后面。有一天想游览天官寺，随从说：“为什么不去广受寺？”他也听从了。如今两座寺院墙壁之间，留下的题字很多。多宝塔院还保存着他的遗像。近年刘寿臣任留台时，在旧日案牍中得到杨少师亲笔书写的假牒十多纸，都是楷书精妙绝伦。世人评论杨少师的书法，以行草为长处，这是错误的。本朝初年，隐士石砒住在洛阳北面的邙山，冯拯任侍中、洛阳留守。石砒常常骑驴直接到侍中府，见到冯拯必定行拜礼，喝酒喝到醉了才离开。石砒喜欢作诗，多用道家语意，其中有诗句说：“蜘蛛结网反而仰着肚子，啄木鸟转到树枝上倒垂着头。”意思是说谋求利益的人就是这样。又有诗句说：“蜗牛角上争些闲事，石火光中寄托此身。”意思是说喜好财利的人就是这样。洛阳人很能背诵这些诗句。有一天，他从城中喝酒大醉，骑驴夜里回去，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孙觉任龙图阁待制以前，家住高邮，曾和士大夫在郊外别墅讲学。一天夜里天色昏暗，忽然有月光从窗缝照进来。孙觉觉得奇怪，便和同舍的人一起寻找光亮所在。他们走了二十多里，看见一颗大珠浮游在湖面上，光芒直达天空，向四面照耀，远近都能看见。有个叫崔伯易的人作《感珠赋》记载了这件事。熙宁初年，孙觉考中进士，任河南县主簿，这是他自己说的。周长孺，字士彦，是澶渊人。杨置榜登第后，任渭州共城县令。他得到邵康节先生为师。士彦按照古代弟子侍奉老师的礼节侍奉先生，先生把先天之学传授给他。士彦性情刚强，遇到事情就容易发作；跟随先生之后，却变得淡泊，好像对世事没有什么意趣了。他的弟弟周直孺觉得奇怪，便询问他。士彦感慨地说：“这是我从先生那里得到的东西。”士彦在共城县近郊打猎，有只兔子从草丛中窜出，他亲自射中兔子；但到了那里却再也看不见兔子，只找到一块石刻，上面写着“士彦当都而卒”。后来士彦每次到京城一定赶快回来，不敢停留。治平末年，他以都官员外郎的身份任剑州普城县知县，去世。灵柩回乡经过洛阳时，因为贫穷无法继续赶路。康节先生为他的家人留下了十分周全的安排，又教导他的儿子纯明学习，并替他娶了程伊川先生的侄女。纯明后来在元祐三年考中进士。士彦因为打猎得到石刻，数十年后果然应验，这件事与汉代滕公为自己营造佳城的故事相类似，真是奇异啊！张唐英，是天觉丞相的哥哥。丞相年轻时曾向唐英求学。唐英有史才，曾经撰写《宋名臣传》《蜀祷杌》，流传于世。熙宁元年春天，他服丧期满，回京朝见，路过洛阳时，府尹和同僚下属出城赏花，他都没有参加。唐英在驿舍题诗说：“先帝昭陵的土还没有干，又听说永厚陵已经埋葬了帝后的衣冠。小臣的眼泪全都流成了血，怎么忍心面对东风观赏牡丹。”府尹听到后，立即写信表示歉意，却被唐英退回而不接受。原来仁宗的山陵刚刚建成，英宗又已去世。幸亏唐英回京后不能回到御史台任职，否则河南府尹就难免获罪了。皇祐初年，洛阳南面的资福院有个僧录义琛，一向出入尹师鲁门下。师鲁从平凉帅任上被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均州监酒，经过洛阳时，义琛见到他说：“想请龙图阁待制略到寺院来一下，可以吗？”师鲁答应了。义琛说：“乡里有几位门徒想一睹龙图的面容。”不一会儿，几个人出来，行了一个礼就离去了，原来都是洛阳的大豪族。义琛已经暗中约定，借钱为师鲁在洛阳城南宫南村、靠近城郭的地方买了三十顷良田。师鲁起初并不知道，后来义琛又用每年所得的田租偿还这些人的钱。师鲁去世时，灵柩送回洛阳，义琛在灵柩前痛哭，并把田契交到师鲁家中。师鲁一向贫穷，子孙靠这些田产才得以生活。唉，在仁宗朝，一个僧人尚且如此重义，风俗可以说很淳厚了。康节先生和义琛交好，常常称赞他。陕西有个豪士刘易，经常游历边地，喜欢谈论军事。宝元、康定年间，韩魏公宣抚五路，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赐给他处士称号。刘易擅长作诗，魏公替他把诗写在石头上。有时刘易认为不合自己的意思，就发怒把字洗掉；魏公却欣然重新书写，一点也不嫌麻烦。尹师鲁任平凉帅时，把刘易请到府中，以尊贵礼节待他。狄武襄接替师鲁后，待他也很优厚。每次设宴，刘易喜欢吃苦马菜，若没有这种菜就大声叫嚷，发怒而且无礼。边城没有这种菜，狄公便替他到内地州郡寻找。后来每次宴集，整天只给他吃这种菜，刘易实在受不了，这才摆上普通饭菜。当时人称赞狄公善于制服人。谢希深的小儿子景平，起初任大理评事，监理光化军税务。有一个兵官被本厅军员拿住把柄、借事刁难，因此兵官常常忧闷不乐。景平有一天问他缘故，兵官哭着诉说，景平说：“你应当解除官职离开，我一定能替你报仇。”兵官离去后，景平于是代理军事职务，叫来那个军员审问，说：“一个老兵怎么敢挟制兵官，使他被罢任离去！”这个军员是个无赖，放肆地说：“景平只会喝酒、击鞠罢了，这件事不该由他插手。”景平以他犯有阶级之罪，将他送进监狱。案件审结后，判处发配。谢希深当时名望很高，他的几个儿子都很贤能，景平排行最小，也还保有家风。”

译祖无择，字择之，是蔡州人。年轻时跟随穆伯长学习古文，后来考中甲科。嘉祐年间，他和王介甫一同任知制诰，择之是前辈。当时词臣可以接受润笔财物，王介甫曾因辞谢某人的馈赠而未能推辞，便出于义理不肯接受，把那件财物放在舍人院的房梁上。王介甫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择之把它取来作为本院公用。王介甫听说后很厌恶，认为这是不廉洁。熙宁二年，王介甫入朝任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权势倾动天下。当时择之以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的身份任杭州知州。王介甫暗中告知监司，要求他们寻找择之的罪过。监司迎合他的意旨，以贪赃滥用罪上报朝廷，朝廷派御史王子韶审查处理。王子韶是小人，把择之拘捕下狱，严刑逼供却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只因他送给宾客三百小瓶酒，便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于某地。元丰年间，他恢复任秘书监、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调任光化军知军，最终在那里去世。士大夫都替他感到冤屈。当时还有明州知州、光禄卿苗振，监司也因观望王介甫的态度而揭发他的贪赃罪行，朝廷派崇文院校书张载审查处理。张载字子厚，就是所谓的横渠先生，把案件全部平反，最后只罚了金钱。他们有的幸运，有的不幸，情形就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嘉祐年间，有个李殿丞任济源县知县，魏广任主簿，是汜水人。两人一向友好。一天在府中相会，李殿丞喝醉了，对魏广说：“如果我真的官运通达，一定推荐你做我的属官。”没过多久，河南出现了空缺，他代理处理那里的事务；河南知州职位空缺后，李殿丞又代理知州，于是发文让魏广代理幕官，两人相处得更加融洽。监司因为他们宴饮会集次数太多，把二人都罢职，令其回到原来的官职。魏广先离开，李殿丞在东门宴席上为他饯行，作诗说：“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人情反复像车轮。我如今本来就是漂泊的浮萍，却又在长亭为主人。”这是因为当时朝廷的文法宽松，所任用的监司也都宽厚，所以能够容许州县官吏这样做。任道任司门之职时，曾把这件事告诉康节先生。薛俅，字肃之，任梓州路提刑时，市场上有个道人卖兔毫笔，这是蜀中没有的东西，于是把他叫来。见到那道人目光逼人，便问：“你有什么法术吗？”道人说：“只是小技，姑且为官人试一试。”他命人烧旺炭火，拿一只手连同衣袖放进火中，又取来一斗酒慢慢饮下。酒喝完时火已烧成红色的灰烬也灭了，道人抖动衣袖站起身来，和原来一样。肃之感到惊异而□□他，问他从哪里学来这种本领，道人完全不回答就离开了。第二天再次招请，已经见不到他了。肃之把这件事看作终身遗憾，亲自告诉康节先生。姚嗣宗，字因叔，是华阴人，性情豪放，能写文章，喜欢谈论军事。他曾作诗说：“踏破贺兰山的岩石，扫清西海的尘埃。一个平民却有这样的志向，可惜只能做困穷的鳞鱼。”韩魏公宣抚陕西时，把他推荐给朝廷。朝廷授予他大理寺丞的官职，任华阴知县。有个运使李参，性情急躁，因为拜访岳相，看见庭院中一块唐代大碑被火烧毁，便问姚嗣宗：“是谁烧了这块碑？”嗣宗说：“是草贼罢了。”李参问：“为什么不逮捕治罪？”嗣宗说：“当时抓他没有抓到。”李参又问草贼的姓名，嗣宗说：“是黄巢。”李参知道他是在戏弄自己，这才作罢。姚嗣宗是人中豪杰，最终却仕途不得志而死。吕汲公为他撰写墓表，记载他的生平十分详细。从前有个李藻，字希纯，常说嘉祐年间他参加科举考试时，洛阳有十多个名士，分题作诗赋。每到十天左右，便在僧寺聚会。有个大姓李家的子弟喜欢热心办事，见到希纯说：“我已经在居所旁边修好了房舍，可以和诸位一同在那里会集学习，比僧寺冷落空旷要好一些。”希纯等人欣然听从。每次到他的馆舍，主人都准备饮食，热情挽留，有时几天都不能离开。有一天，大家一起喝醉了还没有起身，庭院中的桃花飘落在被褥席子上，这都是嘉祐太平景象的征兆。当时洛阳有几十家大姓争相邀请名士，以热心好客相互竞争；他们的子弟中有考中进士的。熙宁以后，再也没有这种风气了。潞州人张仲宾，字穆之，为人十分贤良，是康节先生的门弟子。他自己说，他的祖先原本住在襄源县，自己十五六岁时还只知道嬉戏玩耍，父母教训责备他，他便自己奋发经营生计，说：“在外县没有什么可以成就的。”于是迁居州城。三年后，他的资产成为全州第一。又说：“一个州有什么值得说的！”又过了三年，他成为一路最富有的人。又说：“难道只做到富家子弟就算了吗？”于是把国子监的书全部买来，修建学馆，邀请四方名士，和子孙一起讲学。他的从孙仲容、仲宾一同考中进士，仲安在下一榜考中甲科，可以说都是有志之士。偃师人孙道中对我说：他曾经住在乡村，每逢月下，听见笛声非常清亮悠扬。有一天，他循着笛声去听，发现声音来自一棵老桑树的枝头，便记住了那个地方。第二天前去查看，只见桑树枝上长出一个吹横笛的仙人，眉眼、衣服和织物全都具备。于是把它拿回家，笛声就断绝了。道中就是这样对我说的。道中名叫孙元实，精通礼学，曾任尚书郎，为人忠实守信，从不妄言。长安百姓常安民，以刻字为业，收集了许多隋、唐时期碑铭墓志的墨本，也能写篆书。他用儒学来教育自己的儿子。崇宁初年，蔡京、蔡卞把元祐奸党名籍上皇帝亲自书写的内容刻在石碑上，立在文德殿门前；又立在天下各州治所的厅事前。长安也应当立碑，官府召安民来刻字，安民推辞说：“我是个愚昧的百姓，不知道朝廷立这块碑的用意。但元祐的大臣，例如司马相公，天下都称赞他正直，如今却说他是奸邪之人，我不忍心刻写。”府官大怒，想要治他的罪。安民说：“官府派的差役我不敢推辞，只求不要把‘安民刻字’刻在碑上，我恐怕后世也会把这件事当作罪过。”唉，安民不过是一个工匠，尚且知道辨别邪正，害怕留下过恶，远远胜过士大夫。因此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

译●卷十七 长安人张衍，八十岁时还凭借术数往来于士大夫之间。他为人忠诚信实，懂得道理。章子厚、蔡持正任州县官时，他就预言二人将成为宰相；蒲传正、薛师正尚未显达时，他也都预言二人将成为执政。绍圣初年，我任长安官职，便根据范忠宣公的命运询问张衍。张衍说：“范丞相的命运很像他的父亲文正公，文正公在艰难处境中，也只做到参知政事罢了。”我问：“忠宣为什么能做宰相？”张衍说：“如今朝廷贵人的命格都不如他，所以他能做宰相。”他又说：“古代有命格的格局，如今已经不能照用。古代贵人少而有福之人多；如今贵人多而有福之人少。”我问他这话的意思，张衍说：“过去命格出众的人可以做宰执，次一等的可以任两制；再下一等的可以任卿监，做监司或大郡长官，享受安逸长寿的生活，给子孙留下丰厚的田产住宅，虽然不是两制，福分也不在他们之下。所以说有福之人多，显贵之人少。如今的士大夫，从朝官便升任两制，忽然被罢免，仍只是一名朝官，不能给子孙留下什么，贫困简约如同当初。大概是因为他们的命运应验在刑杀上，没过多久灾祸就来了。所以说显贵之人多，有福之人少。”我又拿同时任监司的张芸叟、陆孝叔、邵仲恭、吴子平几人的命运询问他。张衍说：“他们都只是带职正郎、员外郎罢了；如果再从这里升进，就不行了。” “只有邵仲恭的命运应验得比较快。”后来张芸叟任侍郎，陆孝叔任待制不久，都被贬官。陆孝叔任熙州帅，吴子平任秦州帅，不久便去世。邵仲恭任郓州帅，调任常州，去世时五十五岁。三人都曾任直龙图阁，没有一个不如张衍所说的。章子厚做宰相后，正意气风发，便通过他的侄子□□询问张衍。张衍说：“按照我的吉凶判断，您的命运已经应验到八分，及早退下才是上策，否则灾祸就要来了。”子厚没有采纳他的话，却也没有发怒。后来果然发生了崖州之祸。蔡持正以门客身份、借任承务郎的名义上奏张衍，朝廷奖赏他的术数。张衍和总领市舶吴宫田舜卿交好。张衍有几千缗钱，舜卿替他买田，却用官户的名义占有。后来舜卿因贪赃败露，官府籍没他的财产，张衍的田地也在其中。有人劝张衍自行申诉，张衍说：“我过去和田君交好，田君替我占有这些好田，是出于好意。田君不幸到了这个地步，我若向有关官府申诉，就不合道义了。”最终没有请求归还那些田地，士大夫大多称赞他。张衍病重时，我去看他，他说：“我的寿数已经尽了，某日应当死亡。家中的事情我全都安排好了，您一定要记住。”不久果然如此。河南宁氏，他们的祖先中有一个叫承训的，原本是钱塘人，侍奉吴越王，以才干武略著称。钱氏归附朝廷后，被授任左侍禁。钱子直在大中祥符元年参加姚晖榜，考中甲科，任明州慈县令，后来去世；他的妻子李氏改嫁给任恭惠公。子直有个儿子，李氏把他寄放在宁氏族人那里后离去。宁氏族人家道败落，有位年老的婢媪收养了他。任公任越州知州时，有客人偶然问宁氏的孩子是否平安，任公惊愕不已。回去后，他问夫人，夫人哭着说：“当初是不愿拿这个孩子来拖累您，所以把他留在宁氏族人那里。宁氏族人家破了，他现在已经流落了。”任公怜悯他，花费许多金帛寻找，终于找到了他。他当时五岁，任公像教育自己的儿子一样教育他，于是让他冒用任姓，取名为适。任公任知枢密院事时，想给他授官，夫人哭着推辞，并且对适说：“你是宁氏的儿子，家破后无处可归，只要努力读书求取功名，我死也没有遗憾了。”适因此发奋读书。景祐初年，他考中进士，夫人才为此感到高兴。夫人去世后，任公对适说：“以前不愿让你出仕，是为了成全你的志向。现在应当再次推荐你，以表示我们之间没有隔阂，你不要推辞。”适哭着道谢，于是凭任公的推荐改任太常寺太祝，任公又上奏授予他的儿子官职。任公去世后，适解除官职，像为父亲服丧一样守丧。这件事传到朝廷，他请求恢复宁姓，并请求辞去任公所奏授的官职。朝廷下诏允许他恢复宁姓，却不允许他辞去官职。他与任氏兄弟相对哭泣，才告别离去。因此，任氏和宁氏世代通婚；适改名后取得仕籍，追赠他的父亲子直为太常博士。他最终官至尚书职方员外郎、福建路运判。他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有几十人，大多是有名的士人，于是宁氏成为洛阳的望族。河南刘氏中，有个名叫刘环隽的人，侍奉齐、魏，官至中书侍郎。他的儿子刘坦侍奉隋文帝，追赠尚书右丞。刘坦的儿子刘政会侍奉唐高祖、唐太宗，任洪州大都督；他去世后，唐太宗亲自下敕说：“政会过去参与义举，建立了特殊功勋，追赠户部尚书，谥号襄，配享高祖庙，画像陈列在凌烟阁。”他的儿子刘元意袭承爵位，封渝国公，侍奉唐太宗，并娶南平公主为妻。他的弟弟刘元象任主客郎中，刘元育任益州刺史。刘元意的儿子名奇，长寿年间任天官侍郎，因议论武则天而遭遇改朝换代，被下狱处死。他的弟弟刘循任金吾卫将军。刘循的儿子刘慎知幼年时遭逢父丧，侍奉母亲居住在伊水以南。一天，一群盗贼来到，众人都逃走了，只有慎知独自不动。盗贼觉得奇怪，询问原因，他回答说：“母亲年老而且有病，不能行走，我只有和她同生共死罢了。”盗贼被他的话感动而离去，一方百姓因此得以免遭祸害。他的弟弟刘超任河南少尹。刘微任吴郡太守。刘微的儿子▯，开元年间因是功臣之后，被赐进士出身，任济州东阿县令，因服继母丧过于哀毁而死。他的儿子刘藻任秘书郎。刘藻的弟弟刘全成、刘方平，都有文才。刘方平的儿子刘符，宝历二年考中，官至户部侍郎，追赠司徒。刘氏有八个儿子：崇龟、崇彝、崇圣、崇鲁、崇摹、崇▯、崇环、崇▯子，都做了官。崇▯的儿子刘岳，天福四年考中进士，侍奉后唐明宗，任吏部侍郎，追赠司徒。他的儿子刘温叟侍奉本朝太祖皇帝，任御史中丞。太祖有一天和几名谒者登上正阳门西楼，温叟从御史台回来，经过楼下，有人告诉他应当避让，温叟却没有理会。第二天，他请求入朝对答，当面谢罪说：“陛下登临御前楼，六军一定会有人希望得到赏赐；臣之所以不避让，是希望陛下不要在非规定时间登楼。”太祖非常高兴，从内库拿出三千缗钱，交给有关官署作为自我处罚。太宗任开封府尹时，知道温叟贫穷，拿五百千钱赠给他。温叟收下钱却没有推辞，只是当着使者的面把钱封存登记在西厢。到第二年，太宗又派使者给他送酒，使者看见那封存登记仍和原来一样。回去后把这件事禀告太宗，太宗叹息说：“连我的钱他都不肯接受，何况别人的钱呢？”于是仍命人把钱运回，以成全他的美名。御史台旧例，每月发给餐钱一万，不足之数用赃罚钱补充。温叟厌恶这种名义，不肯领取。太祖因此与太宗从容谈论朝廷大臣中有名节的人，太宗把送钱的事告诉了他，太祖长久地赞叹不已。

译后来温叟请求退职，太祖说：“等朕选到一个像你这样守道正直的人，就可以代替你。”他的儿子刘照，太宗朝任赞善大夫。刘烨考中进士，任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明肃太后临朝时，单独召见他，太后说：“我知道你们家是传承十几代的名门，想看一看你家的族谱，只怕与你我同宗。”刘烨说：“不敢。”太后多次追问，他估计无法避免，于是在入殿应对时，假装因风眩跌倒，退了出来。于是请求出任河南府知府。太后再次召见，他恳切推辞而不赴任，请求担任留司御史台，直到去世。刘烨有七个儿子：贶、几、先、亢、忱、兆、兢；其中几人考中科举。刘忱曾在入殿应对时，奏陈仁宗没有进呈家谱的事情，仁宗称叹了很久。刘忱任监司、郡守时颇有声望，他的儿子刘唐老在元祐年间任右正言。从北齐到本朝五百多年，刘氏一直没有衰落。洛阳有许多大家族，世代以族谱相互传授，宁氏、刘氏尤其是著名的大姓，都有值得传述的事迹。康节先生的先父说：从前居住在卫州共城，有位赵姓谏议，任三司副使时因病请求出任卫州知州，因为卫州有很多名医。有个叫申受的人擅长医术，自称从参政高若讷那里学到医术，又从郝氏老人那里学到了诊脉之术。申受的说法是，高参政的医学非常高明，但他显贵之后，诊脉很少，所以不如郝老。郝老名叫郝充，住在郑州；现在谏议的病，非郝老不能医治。赵氏依照他的话，把郝老召来。郝老诊脉后说：“有沉积之病，应当用泻下法。”赵服了他的药，突然腹泻不止。病情已经危急，郝老于是让赵坐在大盆里，用碗盖住他的头颈，再用热水浇淋他，赵才苏醒过来。赵斥责申受说：“你错误地推荐了郝老。”申受说：“我的医术远远比不上郝老。您的病确实应该泻下，只是气虚，药力太猛，身体不能承受。不过积存已久的病确实已经治好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申受又说：“郝老的诊脉术通神。您把全家的人都叫来坐在帐中，让他逐一诊脉；家中老少男女，无论已经婚嫁还是尚未婚嫁，他没有不知道的。”赵试验他的说法，果然如此，这才更加礼敬郝老。从此赵的病痊愈，又入朝任三司副使。申受被朝廷任用为太医丞。郝老本是河朔人，去世后，张峋的儿子张坚为他记述墓志，记载了他一生所医治的许多奇异病症，说：“有位士人的妻子怀孕，郝老诊脉后说：‘六脉都已断绝，反而是借用胎儿的气来资养，所以还没有死。孩子一出生，母亲就会死。’后来果然如此。郝老平时不预先调制固定的药末，而是根据病情增减各种药物的分量，服用后没有不见效的。跟随他学习的人，都成了名医。”洛阳一带的地势，郏辱阝山在西面，邙山在北面，成皋在东面，连接着嵩山、少室山；阙塞正对南方，连接女几山，又连接荆山、华山，一直到终南山。洛水从西南流来，伊水从南方流来，右边是涧水，左边是▯水。隋文帝登上邙山，面对阙塞叹道：“真是天然的宫阙啊。”现在的洛城就是这里。周公占卜建都的地方在这里西北，郏辱阝二山相连，在郏辱阝定鼎，说的就是这件事。前面临近涧水、洛水两条河，所以说山谷和洛水相争，将要毁坏王宫。《洛诰》说：“我又在▯水以东占卜，也只有洛地可以居住。”东汉的洛阳就是这里，在今洛城以东十八里，跨越洛水，前面正对着に辕，北面连接邙山，地势极其平坦开阔。西晋、后魏都曾建都于此。晋代又在这里西北修筑金墉城。这里山川秀美滋润有余，但地势雄伟壮阔，稍稍比不上长安。长安东面有崤山、函谷关，东南有荆山、华山，连接终南山；西南有太白山、鸡足山，再向西是秦陇、岐山；北面有梁山；东北有雷首山、中条山，与平阳一带的山相连接。泾水、渭水、氵产水、沣水、氵高水、涝水、▯水分布在长安的前后左右，流入黄河。因此，尧建都平阳，舜建都蒲坂，周建都岐山，周文王建都丰，周武王建都镐。秦国最初在秦地建国，后来迁到岐山以南，就是今天的宝鸡。秦穆公羽阳宫的旧址和三良的墓还保存着。到秦始皇时，建都咸阳，跨渭水修建阿房宫。西汉建都在秦宫以东，今天未央、长乐、章台等宫城楼观的遗迹还保存着。隋文帝起初以汉宫为都城，后来向稍东的地方迁移，依靠龙首渠山，修筑长安新城，规模制度非常雄伟：南面连接华严川，可以眺望南山；北面临近渭水；城南北三十多里，东西南北二十多里；汉末的未央宫就在它的苑囿之中。唐代沿袭这里作为都城，又修建东内，今天含元殿、太液池的旧址还保存着。又修建南内，称为兴庆宫，今天池苑和宫殿的旧址也还在。又从东面修筑夹城和复道，向南到兴庆宫，再向南到曲江，向东跨过灞水、氵产水，连接骊山。山上修建羯鼓望京楼，山下修建华清宫。宫中有温泉，用白玉石雕成出水芙蓉，设有御汤、莲花汤、太子汤、百官汤。华清宫北面临近渭水，从华清宫向东，离宫彼此相望，一直连接到东都。从尧、舜、周、秦、汉、唐以来，各代都城彼此相近，有高山大河、平坦的河川和肥沃的田野，地势足以压倒天下。洛阳的民俗平和，土地适宜种植花木。长安还保留着秦、汉时期游侠的风气，那里长着很多长杨花和老槐树，耕作、养蚕最为兴盛，古人称它为“陆海”。前代英雄一定要得到这个地方，才可以有所作为；如今它沉沦在北狄手中，真令人惋惜！洛阳一带的风俗崇尚名分教化，即使公卿之家也不敢凭借权势，人人都随自己的贫富状况自得其乐，对财货利益并不急切。正月时梅花已经开放，二月桃李杂花盛开，三月牡丹开放。花开繁盛的地方，人们修建园圃；四方的技艺之人都聚集而来，城中男女带着酒争相出游，选择园亭中的胜处，在池台上下斟酒满杯，高歌呼喊，不再过问园主是谁。到了傍晚，人们游览花市，花贩用竹笼装花出售；即使贫穷的人也戴花、饮酒，共同欢乐。因此王平甫的诗说：“春风和暖，翠幕中买酒；露水沾湿竹笼，夜里仍在卖花。”“姚黄”最初出在邙山后、白司马坡下的姚氏酒肆，水地各寺之间也有这种花，一年不过十几枝，府中大多采来进献。其次是“魏花”，出自五代魏仁浦枢密使园池中的岛上。刚出现时，园吏收取钱财，用小船载游人前往观看，其他地方还没有这种花。其余花品很多，天圣年间钱文僖公任留守时，欧阳公编写《花谱》，只有四十多种；到元祐年间韩玉汝丞相任留守时，命留台张子坚续编，已经有一百多种了。“姚黄”从浓绿叶子中开出淡黄色的花，后来发展到重瓣；“魏花”颜色微红，叶子稍少。

译这两个品种都因姓氏而得名，特别超过其他花，所以洛阳人把“姚黄”比作花王，把“魏花”比作花妃。我离开故乡已经很久了，政和年间经过那里，正值春天，却发现花园和花市都没有花。询问原因，人们说：“花还没有开放时，官府就派人看守；刚一开放，便把花连同花盆全部搬到京师，并登记园户的姓名，每年像缴纳租税一样输送花卉。洛阳旧有的规矩于是废止了。”我因此叹息，又追记它兴盛时的情形如下。河中府河东县永乐镇，就是唐代的永乐县；本朝▯宁初年，撤县改为镇。它面临黄河，背靠雷首山、中条山，地势深厚雄壮。安吏之乱时，当地人多逃到这里避难。那里有姚孝子庄，孝子名叫姚栖筠，唐贞元年间务农，遇到戍守边疆的差役。栖筠的父亲对他的兄长说：“兄长还没有儿子，弟弟我已经有了儿子，请让我代替兄长出征。”于是战死。当时栖筠才三岁，后来他的继母改嫁，他由伯母抚养。伯母去世后，栖筠把她安葬，又招魂安葬父亲，在墓旁搭屋居住，终身哀悼追慕而不衰。县令苏辙用俸禄买地，开通墓道，刻石表彰此事。河东尹浑▯上报此事，朝廷下诏加以优厚赏赐，在他的乡里立表旌表，并把他的乡命名为孝悌社、节义里、钦爱。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师正。岳到师正，世世代代仍然在墓旁结庐守墓。到本朝庆历年间，再次加以旌表。元祐年间，县令王辟之把事状列报朝廷，请求下诏让史官记载此事。大概自唐代以来，这种孝义风气没有多少改变。政和甲午年，我经过他家，家中长幼排列在庭下行拜礼，依次登堂，侍立应答都很有礼貌，讲述他们的家世次序十分详细。大概从栖筠以下，合族共同居住已经二十多代了。我为此徘徊叹息后离去。村里人对我说：姚氏世代推举尊长、公平的人主持家族事务，各个子弟分别承担职事，专门由一人守护坟墓；近来有人出家为僧，也仍然在墓旁结庐。早晚全家在堂上聚餐，男子、妇女各自列队坐下，小孩子坐在席子上，大家共同在木槽中吃饭。吃完饭，马上锁上厨房门，没有分开起火做饭的。男女的衣服各放在一个衣架上，不分彼此。有子弟新近娶妻，私下买食物送给妻子，妻子不接受，把食物交给尊长，请求责打他。远望他们的坟墓，林木茂盛，洒扫、种植都十分谨慎。家里有田十顷，仅够供给衣食。缴纳赋税不需要官府催逼，从来没有因为诉讼到县衙。如今已经三百多年，仍然遵守家法，没有人提出异议。经历唐末五代的战乱，全家仍守护坟墓而不离去。熙宁年间，陕右连年歉收，全族一百口人一同到唐、邓一带谋食，等到返回时，没有少一个人。政和年间，官府向百姓征取粟麦，称为均籴，姚氏无力供给，全家日夜号哭，想要逃走。我听说后十分悲痛，告诉县官说：“孝义之家，怎么忍心让他们为这件事争执？”于是让县衙写成文状申报府司、监司，最终获准免除。唉，永乐已经陷入敌虏之手，姚氏成为虏民，不知道如今是生是死了！因此把这件事完整记下来。枢密章公▯对我说：“我最初入仕到四川任官时，妻子儿女骑驴，我亲自牵着驴，孩子们还小，全家人一同由一头驴驮着。近来初次做官的人，如果没有车马和几十名仆从，就不能出行，真令人叹息。”前辈勤俭、不自我奢侈夸大，大概就是这样，于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纪公实对我说，他曾听父亲说：王冀公王钦若以使相身份任洛阳尹时，仪仗车骑浩荡地进入城中，士人和百姓聚集观看。富韩公当时还是应试举子，和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以及一位张姓人，一同在上东门内福先寺的第二道门上观看。门很高，富公身材魁梧，三个人拉着他登上去，看见王公旌节仪仗和随从的盛大场面。富公叹道：“王公当年也是举子吗？”三人说：“您为什么叹息？怎么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不会这样呢？”后来富公历任将相，以三公身份回家退休，八十岁才去世，谥号文忠。他的名望地位不在王冀公之下，而功德却超过了王冀公。魏叔平、段希元后来都做到富公任宰相时的官位；他们以特奏名身份被授官。那位张姓人则穷困终老而死。熙宁初年，洛阳有个老人叫党翁，以卖药为生，每天在水街南北往来，走得非常快，连年轻人也赶不上。他自称五代清泰年间曾当过兵，侍奉过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以验证。他戴着卷脚幞头，穿黄色短衫，系着皮带，仍是唐代的装束。他有妻子但没有儿子，询问他的经历，他却不回答。到元丰年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曾亲眼见过他，也真是个奇异的人。有个关中的商人，从陇山得到一只鹦鹉，鹦鹉能够说人话。商人很喜欢它，偶尔因事情被交给有关官署关进监狱，十天后回家，总是叹息悔恨不已。鹦鹉说：“郎君在狱中待了几天就已经受不了了，鹦鹉被关在笼中多年，又该怎么办呢？”商人受到感动，带它到陇山，哭着把它放走。商人离开后，每当商人的同伴经过陇山，鹦鹉一定在林中询问郎君是否平安，托他们捎去问候。泸南长宁军有一户人家养秦吉了，也能说人话。有个夷族首领想用钱伍拾万买它，主人告诉它说：“我穷困得厉害，打算把你卖掉。”秦吉了说：“我是汉人的禽鸟，不愿意进入夷人之中。”于是奋力挣扎而死。唉，士人中有背叛主人、忘记恩德，甘心前往异域却不能以死明志的，竟然还不如秦吉了。因此把这件事特别记载出来。我任西蜀宪时，治所在嘉州。嘉州西面有一座花将军庙，花将军英勇威武，杜子美的诗中也有记载。庙史拿出一只匣子，里面收藏着唐至德元年十月郑丞相的告文，文中说：“花惊定，是位将军。这一年吐蕃攻陷▯州，将军和丞相难道是共同立功的吗？”告文末尾列着“金紫光禄大夫、左相、豳国公臣，正议大夫、门下侍郎、平章事、博陵县开国男臣”，却没有写姓名。右相一职空缺。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平章事的姓名已经磨灭。我谨考查至德元年，肃宗刚在灵武即位，右丞相杨国忠被诛杀，所以右相一职空缺。这年六月丙午，剑南节度使崔圆任中书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书、平章事韦见素任左相，蜀太守崔涣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告文中没有写姓名以及姓名已经磨灭的，毫无疑问就是这三个人。中书省官员写了姓名，门下省官员却没有写姓名，可见当时节度使一职废置、缺员到了这种程度。然而，花将军名叫惊定，也只有从这篇告文中才能知道。有人说将军是丹棱东馆人，如今东馆的庙貌尤其盛大。庙史又拿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伪蜀王孟昶、伪蜀太子孟元▯投降入朝，乘船经过庙下时所作的两篇祭文，墨色像新写的一样。其中那些窘迫急切、悲伤哀痛的话，读来也是令人叹息。

译伯温的曾祖母张夫人待祖母李夫人十分严厉，李夫人不能忍受。一天夜里，她想自尽，梦见神人让她用玉箸吃下一杯羹，并告诉她：“不要自尽，你将生下一个好儿子。”夫人相信了这话。后来夫人患病消瘦，医生已经给她用药，她又梦见寝堂门左右有两株木瓜树，左边的已经结满果实，右边的已经枯死，于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大父。大父立即取来药，把它倒掉。到了预定的日期，生下康节公，同时还落下一胎死胎，是个女儿。十多年后，夫人病卧堂上，在月光中看见一个女子在庭院下拜见她，哭着说：“母亲没有察觉庸医，用药毒死了我，真可恨！”夫人说：“这是命。”女子说：“如果是命，为什么哥哥独自活下来？”夫人说：“你死而哥哥独自活着，也是命。”女子哭泣着离去。又过了十多年，夫人再次看见那个女子来，女子哭着说：“我一度被庸医误治，过了十年才得以再次投生。因为我与母亲缘分深厚，所以来同您告别。”说完又哭泣着离去。由此可知，释氏所说的轮回和鬼神之说，也有可以相信的地方；康节知道这些，却不肯说出来。亲自把这件事告诉伯温。伊川丈人和李夫人因上山行走，在云雾之间看见一只大黑猿，心有所感，李夫人于是怀孕。临近生产时，慈乌飞满庭院，人们认为这是祥瑞，于是生下康节公。康节公刚出生时，头发盖住脸，已经长了牙齿，还能呼喊母亲。七岁时，他在庭院中玩耍，从蚂蚁洞中忽然看见了另一番天地：天光显现，云气往来。过了很久，他把这件事告诉夫人，夫人来到那里却什么也看不见，便禁止他再说。长大后，他外出求学，夜间行走在晋州山路上，马突然受惊，他便和马一起跌入深涧。随从攀援下去寻找他，却发现他没有受伤，只坏了一顶帽子。熙宁十年，康节公已经六十七岁。这年夏季六月，他患了轻微的疾病。一天白天睡醒后，他说道：“我梦见旌旗、仙鹤、大雁从空中降下，在前面引导我穿行于乱山之中，并在一座驿亭里同司马君实、吕晦叔等诸公分别。回头看驿亭墙上，有四个大字，写着‘千秋万岁’。我的精神已经去了那里，不要再用医药强行逼迫我了！唉，真奇异啊！” 太学博士姜愚，字子发，是京师人，比康节先公大一岁，跟随康节学习，自称门生。先公四十五岁时还没有娶妻。潞州张仲宾太博，字穆之，当时还没有考中科第，也跟随康节学习。子发和这两位一同向康节说：“不孝有三种，其中没有后代是最大的。先生年过四十还不娶妻，双亲年老而没有儿子，这恐怕还不能算高尚吧。”康节说：“我是贫穷无力娶妻，并不是为了显得高尚。”子发说：“我的同学王允修很乐于行善，他有一个妹妹非常贤淑，似乎足以与先生相配。”穆之说：“先生如果要成婚，我来准备聘礼，让子发去和王允修说这件事。”于是康节娶了先夫人。两年后，伯温出生。所以康节有诗说：“我如今已经四十七岁，生下儿子才开始做人父亲。抚养教育他的责任确实在我，寿命长短、贤能愚钝则取决于你。我如果能活到七十岁，亲眼看见我的儿子二十五岁。我希望你成为大贤，不知道上天是否肯成全我的愿望？”子发本是京师富家子弟，气概豪爽，乐于施舍，考中进士后，每月拿出一半俸禄供养康节。后来任知寿州六安县，以眼疾分司，居住在新乡。子发死后，康节把他的女儿嫁给河南进士纪辉，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她，伯温把她当作姐姐敬事。元符三年，纪辉和姜氏女儿一同去世。如今他们的两个儿子依靠我家，避乱进入蜀地，伯温也把他们当作子侄来对待。王观文乐道尚未得志时，与子发交往非常友善。乐道家境贫寒，在京师教授小学，住在城西；子发住在城东，两地相距很远。一天大雪，子发想到乐道和他的母亲又冷又饿，便亲自扛着一把锹，铲雪前往。到了乐道住处，他敲门，过了很久才有人应门。乐道和母亲冻得坐在地上，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还没有吃饭。子发十分同情，立即出去买酒、肉、柴、炭，来回奔忙，和乐道母子一起围火取暖、吃饭。乐道发现子发衣服单薄，问他原因，才知道他把绵衣拿去抵押换钱，买了饭食。子发讲解《论语》，士人乐于听讲，便为他组织了一次讲会，得到数百千钱，替乐道娶了妻子。乐道考中进士，调任睦州判官。妻子去世后，子发又替他求娶范文正公夫人的侄女、汶阳李氏续弦；他对乐道如此尽心尽义。熙宁初年，乐道以翰林侍读学士任西京留守。子发年老后更加贫困，而且失明了，便从新乡乘小车来见乐道，本以为乐道会怜悯他。乐道只送给他三十壶酒，子发很是失望。康节住在天津的房舍中，替他典当衣物筹办路费，送他返回新乡，不久子发便去世了。康节先公年轻时外出求学，先祖母李夫人思念他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甚至倒着背诵佛经。康节急忙回来，此后不再外出。夫人去世后，康节守丧过度哀毁，亲自烧火做饭来供养家人。祖父在苏门山下置办了家宅，康节独自在百源之上筑室居住。当时李成的儿子挺之，是东方的大儒，代理共城县令。他一见康节便心意相投，传授给他《大学》。康节更加自我克制、勤奋勉励，三年不设置床榻，昼夜端正危坐思考。他抄写了一部《周易》，贴在屋壁之间，每天诵读几十遍。听说汾外任先生精通《易》学，又前去向他请教。挺之离任后担任河阳司户曹，康节也跟随他，寄居在州学，贫困得厉害，只能把饮食用的油储存起来点灯读书。一天，有一名将校从京师出任代职，见到康节后说：“谁像这位秀才一样苦学呢？”便送给他纸一百幅、笔十枝。康节推辞一番后才接受。每当提起这件事，他就对先夫人说：“我年轻时曾经这样艰难，应当把它告诉子孙。”康节又曾对伯温说：“我早年徒步外出求学，直到有所成就，历经艰难。”程伯淳、正叔虽然都是名士，却出身于贵家，他们取得成就就容易多了。”于是含泪写下这些话，给子孙看。

译康节先公在庆历年间经过洛阳，寄居在水北的汤氏家中，喜爱当地山水和风俗的美好，从此产生了买地筑屋的想法。到了皇▯元年，他从卫州共城奉迎大父伊川丈人迁居到洛阳。门生、怀州武陟知县侯绍曾，字孝杰，帮助他成行。起初寄居在天宫寺三学院。刘谏议元瑜，字君玉；吕谏议献可；静居；张少卿师锡及其子职方君景伯；状元师德之子谏议君景宪；王谏议益柔，字胜之；子中散兄弟；谔，字师柔，及其子孙；南国张大丞师雄及其诸子；刘龙图之子秘监几，字伯寿；修撰忱，字明复；侍讲李▯，字景真；吴少卿执中；王学士起，字仲儒；李侍讲育，字仲象；其子吁，字端伯；姚郎中爽，字周辅，这些人与他交游最为亲密，有的自称门生。洛阳人替他在履道坊西、天庆观东买了住宅。赵谏议在汝州叶县借田给他，后来王不疑又和同乡人在河南延秋村买田。康节又归还了叶县的田地。嘉▯七年，王宣徽任洛尹，在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住宅的旧址上，利用郭崇废宅的剩余材料建成房屋三十间，请康节迁居进去。富韩公让他的门客孟约买下一座与康节住宅相对的园子，园中水、竹、花、木都很优美。熙宁初年，实行购买官田的办法，天津的住宅也属于官地。榜文张贴了三个月，没有人忍心购买。诸公说：“如果让先生的住宅被别人住去，我们这些人都会蒙受羞耻。”于是司马温公以下的人共同凑钱把它买下。康节先生作诗感谢王宣徽说：“嘉▯壬寅年，新居开始建成。正好分居在道德里，又更加接近帝王宫。栏杆仰望着高峻的端门，轩窗正对着雄伟的两观。窗户空旷，能听见▯、涧的声响；台榭回环，映照着伊、嵩二山。这样的好景尤其难得，昌盛的时代哪里容易遇到？我没有才能救济天下，却有福分享受丰收之年。水竹环绕着腹心之地，莺花聚集于深幽之处。年老以后欢乐不止，端节之时感叹无穷。放声长啸、傲然自得，陪伴着真正的朋友；经营这座宅园，则承蒙府公相助。我徒然抒写一片赤诚，却无法报答您深厚隆盛的恩德。”后来又作诗感谢温公等人说：“再次感谢诸公替我买下园林，在洛阳城中占有了林泉。约七千步的平坦流水，二十多家争相出钱。嘉▯年间卜居终究只是租赁，熙宁年间领到地契才终于归我所有。凤凰楼下的新闲客，道德坊中的旧散仙。洛水岸边的清风，早晨吹满衣袖；嵩山岭上的明月，夜间照满轩窗。头插篱笠，倒戴在荷花池畔；轻摇谈麈，站在杨柳旁边。” 街道通向铜驼，繁花烂漫；堤岸连接金谷，草色茂盛连绵。青春尚未老去，还可以出游；红日已经升高，我却仍自安睡。洞名叫长生，应该有主人；窝名叫安乐，难道会没有主宰？我敢在世上明白地睁开眼睛，也会在人间另眼看待上天。把所有光阴都送入酒杯，将天地造化全都移入诗篇。也知道这一片好田地，足以承受尧夫这支如椽的大笔。”如今住宅的契约写着司马温公的户名，园子的契约写着富韩公的户名，庄田的契约写着王郎中的户名，康节起初并没有改动这些名字。康节大概是说：“贫穷人家从来没有向别人求取过什么，别人送来东西，即使很少也一定接受。”他曾对伯温说：“名与利不能同时兼得。我本来不追求名声，既然已经被世人知晓了，还要利禄做什么？所以甘愿贫穷而以道为乐，一生都没有不足之意。”唉！洛阳淳厚的风俗和众多杰出的人物，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又想到人的老年境况令人伤感，于是详细记下这些事，给子孙看。康节先公说，本朝有五件事，是自唐尧、虞舜以来从未有过的：第一，改朝换代之日，市场不改变店铺；第二，平定天下是在即位以后完成的；第三，从未杀害一个无罪的人；第四，百年之间才传了四代；第五，百年之间没有发生心腹之患。所以《观盛化诗》说：“纷纷扰扰的五代乱离之中，一旦云开，又重新看见了天。草木经过百年，重新沐浴雨露；车书所通的万里山河，仍是旧日山川。寻常街巷中还有人头簪冠带，随意的园亭里也有管弦之声。人们老在太平时代，春天还没有老去；莺鸟花木无所伤害，人们直到日高仍安然睡眠。”又说：“我们这些人养拙自守，依赖清明的时代；所得的幸运很多，难道不知道吗？天下的英才都在山林中隐逸，人间的好景所在都能使人舒展眉头。生来只习惯看见丰收，老来从未经历乱离。把前代逐一列举的五件事考察一遍，自帝尧以来本来就没有这样的时代。”伯温私下怀疑“未尝经乱离”这句话说得太过分了，先公说：“我老了，也将死去，你们这些人以后自然会知道。”我永远想到先公处在本朝太平盛世，却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谢绝征聘而不屈服；他写成的诗文常常就是这样。康节先公和富文忠公早年便相识。文忠公刚入朝任宰相时，对门下士田▯大卿说：“替我问问邵尧夫，他如果愿意出仕，我当用官职起用他；如果不愿意，就任命他为先生、处士，以成全他隐居的志向。”田大卿把这话告诉康节，康节没有回答，只作了两首诗答谢他说：“承蒙您招请，多谢您没有遗忘我；您大概认为我胸中还有可以施展的抱负。如果出仕，哪里能禁止官府的意图？既然已经闲居，又何必再用名号来称许？愿意像巢父、许由那样在帝王面前自称臣下，甘愿老死在唐尧、虞舜时代的家家户户之间。满眼都是清正贤能的人在朝廷任职，我这个病人没有什么可以系连国家安危。”又说：“想要实现终身闲居到老的打算，却不知道天意究竟怎样。几重轩聂冕酬身贵，得此云山到眼多。好景从来不缺少吟咏的兴致，壮心却已经全部消磨。鹌鸿自然有江湖的快乐，哪里用得着对我这样小心地张设罗网。”文忠公始终没有忘记他。后来因明堂▯祭，颁布赦诏向天下征举遗逸之士，文忠公认为河南府一定会以康节应诏。当时文潞公任洛尹，按照两府的礼制召见康节，康节不肯屈从，于是便以福建人黄景应诏。黄景字子蒙，也曾跟随康节交游，寄居在李邯郸公家中，李公的儿子寿朋把他推荐给潞公。当时天下应诏的人共有二十八人，一同在政事堂接受宰执召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章〕

译到了河南，黄景用闽地口音通报自己的姓名，文忠公很不高兴。众人各自应试写一篇论，朝廷任命黄景为试衔知县。文忠公上奏说天下还有被遗落的人才，请求再次下令荐举。诏令同意了。王拱辰尚书任洛尹，于是以康节应诏。颍川推荐常秩，他们都先被授予试将作监主簿，不受选限约束。文忠公召请康节，却不想徇私，所以以天下人才为名提出请求。知制诰王介甫不认识康节，驳还任命文书说：“假使邵某只是普通百姓，试衔也不能授给他。如果真是贤者，就不应只授试衔，应当召来考试，然后再授官。”皇上没有采纳，下令知制诰祖无择办理，祖无择删去了“不理选限”的文辞；然而康节和常秩都没有起身赴任。当时富公已经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熙宁二年，神宗刚即位，诏令天下荐举遗逸之士。御史中丞吕诲、三司副使吴充、龙图阁学士祖无择都推荐康节。当时欧阳公任参知政事，平素很看重常秩，因此颍川又以常秩应诏。康节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颍州团练推官。他辞谢，皇上不准许。接受任命后，他立即以疾病为由不肯赴任。他作两首诗答谢乡人，其中一首说：“平生不做令人皱眉的事，天下应该没有对我咬牙切齿的人。” “让落花凋零，哪里用得着再下雨？给旧物增添装饰，哪里还需要春天？幸而遇到尧、舜这样的真主，姑且放任巢父、许由做外臣。六十岁的病人应该自量本分，监司何必苦苦陈说？”第二首说：“只怕乡人还不太了解我，彼此相知深厚之后，又有什么可疑的？贫困时给予俸禄，是可以接受的；年老之后授予官职，就难以再做了。自有山林泉石可以安顿平素的志向，何况也没有才能惊动丹墀。荀子、扬雄如果能够守住我们儒者的本分，也就免得被韩愈的文章议论小小的瑕疵。”常秩以职官身份被起用。当时王介甫正推行新法，天下纷纷认为不便，便想找到山林中的士人，使他们与新法相合。常秩获赐召对，神宗问他：“仁宗召你，你为什么不起身？朕召你，你为什么却起身？”常秩说：“仁宗容许臣不起身，陛下却不容许臣不起身。”于是极力称说新法的便利，便被授为谏官，后来升至待制。皇帝逐渐轻视他。王介甫仍然支持他，没有忘记当初的主张，但也知道他的为人了。熙宁初年，王介甫的弟弟安国，字平甫，任西京国子监教授，跟随康节交游。他回去后把康节的出仕与退处告诉王介甫，王介甫感叹说：“邵尧夫的贤能，真是无人能及。”《神宗正史·康节列传》中史臣写道：“与常秩一同被召，某最终没有起身。”〔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康节先公和富韩公早有交情。富韩公从汝州获准回到洛阳养病，在那里修建大宅，与康节在天津的隐居之所相距很近。富韩公说：“从今以后可以随时互相邀请了。”康节说：“我冬夏不出门，春秋两季偶尔到亲友之间走走。您邀请我，我未必会来；您不邀请我，我有时反而会自己来。”富韩公谢绝宾客，并告诫儿子说：“先生来了，不要不按时接见。”康节有一天来访，富韩公作诗说：“先生从卫州来到西京，乐于道义、安于闲适，完全不涉世俗机心。再三邀请到初设的筵席，终究没有起身；独自甘居穷巷，寂寞无所依凭。贯通百代，曾经探究古事；吟咏千篇，也深入精微。珍重的知交忽然来访，醉中应和风雨，深夜才归。”康节和诗说：“在道堂闲谈了很长时间，尘世之外的酒杯没有白白举起。刚登上小车，人们已经认出是我；醉中应和风雨，深夜才归。”富韩公又在康节《击壤诗集》上题诗说：“黎民受到教化而变得淳厚，正是尧的时代；只看‘尧夫’这个字，就知道先生的德行。再看新诗，诗集名为《击壤》，先生已经把全部道理写出，几乎没有遗漏。”他就是这样了解康节的。富韩公曾让两个青衣和一个苍头扶着他行走。一天，他和康节在后园相会，康节谈论天下大事，富韩公十分高兴，不知不觉独自走下堂来。康节没有起身，只慢慢指着两个苍头，开玩笑对富韩公说：“您把拄杖忘了。” 富弼深居简出，借口有病谢绝宾客，但他曾经苦于气痞。邵雍说：“好事到了手，为什么反而害怕？不替别人做成这件事，自己闷闷不乐又有什么益处？”富弼笑着说：“这件事不容易说。”原来他指的是嘉祐年间建议册立储君的事。富弼虽然刚强勇敢，但遇事审慎周详，不到万全不会行动，邵雍因此拿这件事开玩笑。一天，富弼面露忧色，邵雍问他，富弼说：“先生猜我在忧虑什么？”邵雍说：“难道是因为王安石被罢去宰相，吕惠卿任参知政事，而惠卿比安石更加凶暴吗？”富弼说：“是。”邵雍说：“您不必忧虑。安石、惠卿本来就是因势利而结合的。如今惠卿和安石在势利上相互冲突，很快就会彼此成为仇敌，顾不上去加害别人了。”不久，吕惠卿果然背叛王安石，凡是能够加害安石的事，没有不做的。富弼对邵雍说：“先生的见识和谋虑远远超过常人。”一天傍晚，司马光来见邵雍，说：“明天僧人显修开堂说法，富弼、吕晦叔想一起去听。晦叔迷信佛教，已经无法劝阻；富弼如果也去了，在道理上不太合适。我是后辈，不敢开口，先生为什么不去阻止他呢？”邵雍说：“只恨我听说得太晚了。”第二天，富弼果然去了。后来邵雍因见到富弼，对他说：“听说皇上想按照裴晋公的礼制起用您。”富弼笑着说：“先生认为我这样衰老多病，还能被起用吗？”邵雍说：“确实如此。有人说，皇上命您出仕，您不肯起用；如今一个僧人开堂，您却出去了，难道不是不合适吗？”富弼惊讶地说：“我还没有想到这一层。”两人一起吃笋，邵雍说：“笋的味道很美。”富弼说：“还不如中堂骨头美。”邵雍说：“我这个山野之人在林下吃了三十年笋，从来没有被人夺去。您今天能吃到中堂的骨头吗？”富弼笑着不再说了。邵雍病重时，富弼每天派自己的儿子和医生前来，馈送药物从未间断。邵雍去世后，富弼送给他的丧赙十分丰厚。邵伯温服丧期满，前往拜见富弼，富弼悲伤地说：“先生年纪还不大，我曾劝他学习修养。”又说：“如果不能学习修养，为什么要胡乱奔走呢？”富弼问邵伯温多大年纪，是否娶妻。伯温回答：“二十四岁，还没有娶妻。”富弼说：“晚些娶妻很好，可以保养血气，专心于学问。我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后才娶妻。曾经告诉先父先母，在未考中之前决不娶妻；弟妹应当先行婚嫁。所以田氏妹妹先嫁给元钧。”从此，邵伯温得以出入富弼门下。可悲啊，如今天下的士人曾经有幸在富弼座前拜见过的，只有邵伯温一人。想起富弼英伟的姿态，仍然令人感到凛然如同他还活在世上一样。

译熙宁三年，司马温公司马光与王荆公王安石因新法意见不合，不接受枢密副使之职，请求到地方任职，以端明殿学士身份任永兴军知军。几个月后，神宗思念他，说：“假使司马光在朝廷，君主自然不会有错误的举动。”于是改任许州，命他经过宫阙入殿觐见。司马光极力推辞，请求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于是居住在洛阳，在尊贤坊买了一座园子，取名独乐园，开始与邵伯温的先父邵雍交游。他曾说：“我司马光是陕人，先生是卫人，如今同住洛阳，就也是同乡了。像先生这样道学尊贵的人，应当以年长和德行为贵，官职是不值得谈的。”一天，司马光穿着深衣，从崇德寺书局出来，沿洛水堤岸散步，顺道经过邵雍在天津的住所，通报说自己是程秀才。见面后，邵雍知道是司马光，便问这样做的缘故。司马光笑着说：“司马氏出自程伯休父，所以说是程。”留下诗说：“拜罢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草软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邵雍唱和道：“冠盖纷华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 “唯独您完全不把这些当作事情，这才相信人间确有大丈夫。”“风从背后吹来，河水声近处也变得微弱；斜阳淡淡，隔着云彩像衣裳。一对白鹭从烟霭之外飞来，将要落到沙滩上，却又背转身飞走。”司马光一天登上崇德阁，约邵雍前来，等了很久他还没有到，便作诗说：“淡日浓云合复开，碧伊清洛远萦回。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邵雍唱和说：“君家梁上年时燕，过社今年尚未回。谓罚误君凝伫久，万花深处小车来。”又说：“天启大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须回。神仙一语难忘处，花外小车犹未来。”邵雍有《安乐窝中诗》说：“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司马光很喜爱这首诗，请人写在纸帘上，字画奇特古朴，我家世代把它当作珍宝收藏。司马光和邵雍唱和的诗很多，详载于《击壤集》。司马光曾问邵雍：“我是什么样的人？”邵雍说：“君实是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光深深认为这话说得知己。邵雍去世后，司马光作挽诗两章，其中一首说：“慕德闻风久，论交倾盖新。” “何须半面旧，不待一言亲。讲道切磋直，忘怀笑语真。重言蒙▯实，佩服敢书绅。”这是记载邵雍所说的话。邵雍又说：“君实是九分人。”他敬重司马光到了这种程度。后来司马光因为邵雍的缘故，对邵雍的遗孤邵伯温特别优厚。司马光没有儿子，便以族人的儿子司马康为嗣子。司马康字公休，贤能很像司马光，有见识的人说，这是上天特意为司马光生下的。司马公休与邵伯温的交游更加深厚。司马光去世后，司马公休服丧期满。元祐年间正要受到重用，却也不幸去世，特赠谏议大夫。司马公休有个儿子叫司马植，当时只有几岁，司马公休一向把他托付给邵伯温。直到范纯夫、内翰等人都说：“将来能够成就温公后代的，非邵伯温不可。”朝廷知道此事后，将伯温从长子县尉调任西京国子监教授，使司马植能够完成学业，并趁机料理司马氏家事。司马植字子立，长大后贤能如同司马公休，天厂说他是真正属于温公门户中的人。他也早死，没有儿子，司马温公的后代于是断绝了。司马温公司马光最初居住在洛阳时，向邵雍询问，说：“有个尹材，字处初；一个张云卿，字伯纪；一个田述古，字明之。这三个人都很贤能俊秀。”处初、明之得以进入司马光门下，唯独伯纪还没有见到。邵雍把这件事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处初、明之的贤能如先生所说。张君呢，我听说他把父亲的灵柩寄葬在和州，长久没有去省视，所以不敢同他相见。”邵雍说：“张云卿可以说是孝子。云卿的父亲因获罪被贬官，死在和州；家贫不能归葬，因而暂时寄放在那里。云卿奉养母亲回到洛阳，家里非常贫困。府尹怜悯他，让他担任国子监说书，每月得到七千钱的俸禄来供养母亲。如果去和州一趟，俸禄就会停发几个月，他的母亲也会因此挨饿。他的情况就是这样。”司马光惆怅地说：“是我听信了错误的说法。”从此伯纪也跟随司马光交游。不久，伯纪的母亲去世，他徒步到和州迎回父亲的灵柩，与母亲合葬。三位君子既然得到司马光的知遇，司马光入相于元祐年间后，处初、明之以遗逸身份授官，伯纪因多次被举荐而得到特恩，三人一同被授予学官。司马光喜爱贤才、礼待士人，尊重并采用邵雍的意见，到了这样的程度。伯纪学问广博，文潞公对于经史注疏有时有所遗忘，大多向伯纪询问。邵雍先生与赵宗道学士交游。赵宗道年长，邵雍向他行拜礼；赵宗道的几个儿子也按照把父亲的朋友当作老师的礼节侍奉邵雍。赵宗道早年出于富韩公富弼门下。熙宁初年，赵宗道从西都留台兼领宫观之职去世。此前，赵宗道的幼子赵济任提举常平，弹劾富弼不实行新法，朝廷因此以他所说的话为罪，罢免了富弼的使相之职。赵宗道去世后，富弼以致仕身份居住在洛阳，对他的家属厚加赙恤。赵家兄弟服丧期满后，想去向富弼道谢，唯独赵济不敢前往，便向邵雍请示。邵雍说：“按照富公的德行气度，他还会对你有什么期望吗？只管去，不要疑虑。几个兄长都去而你不去，就是把自己置于不肖之人的地位。”第二天，赵济和兄长们一同前往，富弼抚慰他，态度十分慈爱。赵济心中不安，起身谢罪。富弼阻止他说：“我见的是故人的儿子，前些日子的公事不必谈论。”赵济回去向邵雍道谢说：“若不是先生，赵济的过错就无法赎清了。”熙宁癸丑年春，大名人王荀龙，字仲贤，来到洛阳，拜见邵雍先生。王荀龙的议论刚劲正直，有超过常人的地方，邵雍很喜欢，和他的诗说：“车从赏花来北京，耿君先期已驰情。此时陨霜奈何重？今岁花开徒有声。既辱佳章当坠刺，宁无累句代通名？”

译“上天所赋予的美好才华，本来就应该自己珍惜；料想您不会白白生在这个时代。”仲贤是魏公的门客，因而拿出魏公送行的诗，诗用颜体大字书写，极其奇伟。邵雍说：“我年轻时喜欢写大字，李挺之说：‘学习书法会妨碍学习道。’所以我曾作诗说：‘忆昔初学大字时，学人饮酒与吟诗。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岁成一非。’”仲贤又吟诵魏公的诗：“春去花丛胡蝶乱，雨余蔬圃桔槔闲。”邵雍喜爱这两句，说：“这是怨而不伤、委婉而能成章的语言。”仲贤的儿子名叫岩叟，字彦霖。元祐初年，他从知定州安喜县被召任监察御史，有刚直的声誉，后来官至签书枢密院。彦霖父子都是魏公的门客。魏公镇守相州时，推荐彦霖为属官。韩康公接替魏公后，想把彦霖留下，彦霖辞谢说：“我是魏公的门客，不愿从别人的门下出仕。”士大夫都称赞他。邵雍先生曾说，李复圭龙图处理事情果断。他二十八岁时任滑州知州，一次与郡中官员夜间聚会，有个衙役抢夺银匠的铁锤并杀了人，全府都受到惊扰。李复圭把他抓来，立即斩首，并上章待罪。各司也因此查究他擅自杀人。仁宗说：“李复圭是将帅之才。”于是任命他为庆州知州。后来他被贬责到光化军，有个被放停的士兵自己陈述，请求增加租税，让他租佃某人的官田。李复圭说：“你是因为被拣选停役的士兵，怎么还能租佃官田？”士兵说：“我的筋力还没有衰退。”李复圭说：“你是因为衰老才被拣选停役的，既然没有衰老，就应当重新充军。”于是叫来刺字的人，在他脸上刺上元军分的字样，人人都称赞他。李复圭才华很高，为众人所忌恨，所以做官多次不能升迁。他居处时常感到不平，邵雍便和他的诗，作《天吟》一篇说：“一般颜色正苍苍，今古人曾望断肠。日往月来无少异，阳舒阳惨不相妨。迅雷震后山川裂，甘露零时草木香。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见鸾凰。千秋烂为三春雨，万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难理会，直须贤者入消详。”这是扩大他的诗意，使他有所感悟。邵雍先生参加河南尹李君锡举行的投壶宴会，李君锡最后一箭射中了耳。李君锡说：“只是偶然射中罢了。”邵雍应声说：“差一点就把壶输掉了。”在座宾客认为这是贴切的对答，可以说很会开玩笑了。

译●卷十九 熙宁初年，王宣徽的儿子名叫王正甫，字茂直，任西京粮料院监官。一天，他约邵雍先生和吴处厚、王平甫一起聚餐，邵雍以生病为由推辞。第二天，王茂直来见，邵雍对他说：“我推辞这次聚会是有原因的，你姑且听我说。吴处厚这个人喜欢议论，王平甫是介甫王安石的弟弟。介甫正在执政推行新法，吴处厚常常讥讽他；王平甫虽然不很赞成他哥哥，但如果有人当面骂他哥哥，他也会受不了。这就是我推辞聚会的原因。”王茂直笑着说：“先生料事竟然这样周详。昨天在酒席间，吴处厚毁谤介甫，王平甫变了脸色，想把这件事列入府中的案卷。我费力劝解，他才作罢。”唉！邵雍凭道德受到一代人的尊敬，平日里在出仕、退处以及饮食往来这样的小事上，都谨慎到这种程度，做子孙的应当记住这一点。熙宁年间，洛阳受到朝廷尊敬礼遇的人中，大臣有富韩公富弼，侍从有司马温公司马光、吕申公，身居卿监之位而以清廉德行早早退隐的士大夫有十多人，喜好学习、乐于行善而有品行义行的有近二十人。邵雍先生隐居并谢绝朝廷征召，他们都与他交往，忠厚的风气传遍天下。同乡的后生都知道敬畏廉耻，想做一件事，必定说：“不要做不善之事，恐怕司马端明知道，也恐怕邵先生知道。”唉，这是多么盛大的景象啊！嘉祐年间，朝廷以遗逸身份授邵雍先生官职，他推辞，朝廷不接受。河南尹派官员到府第送来告敕和朝章，邵雍穿上官服表示谢意，随即又恢复原来的褐衣。到了熙宁初年，朝廷再次授官，他三次推辞，朝廷仍不接受。第二次穿着朝章表示谢意，并且说：“我不再做官了。”这才穿起隐士的服装，戴乌帽，穿绦褐；即使见到卿相，也不改变服饰。司马温公依照《礼记》制作深衣、冠簪、幅巾和缙带。每次出门，他穿朝服骑马，用皮匣装着深衣，让人跟在后面携带；进入独乐园后才换上深衣。他常对邵雍说：“先生可以穿这种衣服吗？”邵雍说：“我是当今时代的人，应当穿当今时代的衣服。”温公感叹他的话合乎道理。富弼尚未考中进士时，家住水北上阳门外，在水南天宫寺三学院读书。学院里有个行者名叫宗颢，曾经在富弼身边供事。等到富弼任宰相时，宗颢已经做了僧人，刚公上奏请求赐给他紫色袈裟，赐号宝月大师。富弼致仕后，在至德坊修建大宅，与天宫寺相距很近。富弼因病谢绝宾客，宗颢来访有时不能进门，就直接进入道堂，见到富弼便说：“相公还记得在学院中读书的时候吗？”富弼每次都因此发笑。逢年过节，富弼送给他的礼物十分丰厚。邵雍先生从共城迁到洛阳时，还没有被世人知晓，只有宗颢接待并供养他。由此可见宗颢不是普通的僧人。邵雍登上他院中的楼阁，曾作《洛阳怀古赋》说：“洛阳作为都城，地处天地中央，那里有居于天下中央的王者之气。我迁居这里才半年，适逢秋雨初晴，便和殿院刘君玉登上天宫寺三学院的楼阁，于是得以周遍览看洛阳的风景。可惜自历代兴亡废替以来，天子虽然曾以此为都城，却大多不能长久居住。因此产生了怀古之感，用来寄托讽谏吟诵之意。君玉喜欢赋，请允许我用赋来表达。秋雨初晴，日色清明；万物景象显现，秋色更加明朗。有什么幽深的情怀能够得到畅快，只有登临高阁才可以凭栏远望。” “天空空阔，秋风轻冷；览看三川的形势胜景，感慨千古以来的兴亡废替。于是眺望西北方向，那里物产风光美好，云的情态、物的姿态，连成一片茫然的气象。楼阁高低相间，金碧色彩鲜明耀眼。正处在地势环抱之处，王者居所本应坐落于此。可惜天子居住在东都，这个地方就像诸夏之地，不能会合四方来朝的人，也不能向天下发号施令。声名、礼乐制度和文物，不从这里传出；道德仁义，也不从这里教化天下。宫殿森然排列，后来都荒芜成茂密的野草；园圃像棋子一样分布，也荒废成平坦的原野。帝王车驾三十多年没有来到这里，使人依依叹息说：这里只是徒有都城的名号罢了。唉！夏王治理水患时，四海之内划分的土地只有九州，而处在中央的确实叫作豫州。荆山、黄河以北，是这里的上游地区。周公为成王占卜建都之地时，普天之下各地进贡的方国有万数，而处在中央的确实叫作洛阳。瀍水、涧水两侧，这里正是旧都。直到今天已有二千多年，由于兴亡更替没有定数，所以帝王居住的地方也没有固定。我创作这篇赋，是要考察古今变化的时势，叙述兴亡异同的踪迹，追悼已经失去的君王，保存后来国家的借鉴。过去太昊开始制定法则，二帝使它完备；三王全面施行这些法则，并参酌采用，使之适宜。” “这六位圣人治理天下，实在是万世的宗师。我于是说，治理百姓的道理，到这里已经最为完备了。等到五霸抗拒正道、七雄凭借威势争雄，汉朝的兴起乘着秦朝的弊病，曹氏趁汉朝衰弱而专擅权力，开始时鼎足而立并共同治理，最终却像豆子一样分裂而崩溃。晋朝失守中原，宋朝在江左划定疆界；有的逃往齐地而往来于魏地，有的取道陈地而经过隋地。自从元魏开拓河南土地、建立基业，经历六朝的风物；李唐盘踞关中腹地、孕育国势，又经历五代的动乱离散。这期间，有的因道义胜利而获得民心，有的因兵力强盛而震慑臣下，有的像虎吞龙噬一样兼并，有的像鸡狂犬诈一样行事，有的在艰难中创建基业，有的在安逸中守成，有的因覆亡而结束，有的则根基牢固而振兴。因此可以陈述六件事；虽然善恶各不相同，但成败的道理是一样的。第一说：德是多么伟大啊！德能够滋润天下，但一定要先在自身实行，然后才能教化别人。所谓教化，就是让别人效法自己，是由别人来效法我。因此不用严厉就能治理，不刻意作为也能成功，不用言语命令也能使人信服，不下命令也能使人实行。顺应天下人的本性和生命，养育天下的生灵。这大概就是帝王所应做的事吧。第二说：政是多么重要啊！政能够使天下公正，但一定要先在自身实行，然后才能教导别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译所谓教化，就是端正人心；是先端正自己，再去端正别人。因此，才能有威严而得到治理，有作为而获得成功，有言语而取得信任，有命令而得到执行，拔除天下的疾苦，使天下的百姓得以生存。这大概是王者所做的事吧！第三点说：力量真是强大啊！要使天下归服，首先必须充实府库，储备仓粮；磨利兵器，巩固城池防御。使法令严酷如烈火，使兵刑肃杀如秋霜，使民众对上对下都震恐，使外部荒远地区的夷人心生畏惧。这大概是霸者所做的事吧！第四点说：有时在随意放纵中受到损害，因宽纵而失误，开始时废弛政事，久而久之便滋生奸邪。既然所得利益不能抵偿祸害，于是庸人得以排斥贤者。这样必定减轻赋税，想让百姓不困苦，百姓反而更加困苦；减少刑罚，想让百姓不受残害，百姓反而更加受残害。这是因为求得天下的办法失去了根本。第五点说：有时任用人专凭明察，行事专凭苛察，开始时声势猛烈，最终却缺失不全。既然上下彼此残害，恩德和信用也就被夺走了。因此加重刑罚，想让百姓不犯法，百姓反而更加犯法；增加赋税，想让国家不枯竭，国家反而更加枯竭。这是因为求得天下的办法失去了末节。第六点说：水灾旱灾造成灾祸，年成损耗、国力空虚，这是天地间的常理，即使圣人也不能完全避免，大概只要有所准备就不会有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不能保持中道，又加上宽严失当、轻重失宜，即使没有水旱、兵革，百姓也已经困苦了，更何况还有水旱、兵革呢？所谓“本末同时失误，不灭亡还等待什么呢”，说的就是这个。天下国家的成败有六种情形，说的就是这些。统治天下的人，不能不采用圣帝的典章谋略，实行明王的教化。士人可以杀死，却不可以侮辱；百姓可以亲近，却不可以轻视。君上如果能像抚养儿子一样安抚百姓，臣下必定拥戴他的后代。仲尼之所以陈述革命，是要抑制世人为非作歹而不把君主当君主；说明逊国，是要杜绝世人做臣子却不守臣道。制定礼乐，使天下的政教归于统一；修订《春秋》，斥责诸侯扰乱人伦；删定《诗》，以彰显文王、武王的美德；编次《书》，以尊崇尧、舜的仁德；赞述《易》，将它同《六经》一并保存。看来，不能因为土地的重要而改变对百姓的教化，不能以天的教化违背天时；必须根据时势施行教化，各方面都准备齐全，居于相应土地便能得到适宜的结果。因此可知，土地不可能永远固定不变地占有。君上如果一定要上行帝王之事，就请掌握天道；居中行王者之事，就请掌握人道；下行霸者之事，就请掌握地道。在这三种道中，能够实行其中一种，即使追溯到千古以前，也仍然容易如反掌。那么洛阳的兴盛，又何必计较是否建都呢？如果想任用我，我就遵从其中的道理。康节先生关于经世治国的学问，大概就是这样，只是借作赋来表达自己的见解罢了。熙宁年间，宗颢还健在时，伯温曾到他的书院读书。宗颢常常拿富公晚年求学的事来勉励他，说：“富公夜里枕着圆枕，使自己不能长久安睡。想有所思考时，冬天用冰雪，夏天用新水浇脸。他勤苦到这种程度。”康节先公的《怀古赋》起初没有底本，只有宗颢能够背诵，直到年近九十才去世。康节先公常说：“本朝祖宗树立天下士人的风尚，不是前代能够相比的。朝廷内部没有大臣跋扈，外部没有藩镇强横，也没有大盗贼，唯独夷狄值得忧虑，所以有《十六国诗》说：‘普天之下号称寰区，大禹曾经治理水土。衣服破旧时多生虮虱，爪甲腐烂处足以滋生虫蛆。帝王的龙章本来不靠狂寇，宫门的仪仗何曾荐进乱胡？尼父有句话值得玩味，只是当时少了一个管夷吾。’又作《观棋诗》，逐一叙述古今，写到西晋时说：‘两位君主蒙受霜露之苦，五胡侵犯鼎彝。世上没有管夷吾，使人更加悲叹。’他常说：‘孔子念及管仲的功劳，自然不会把华夏沦为披发左衽看作幸运。像管仲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轻率议论吗？’唉，确实是有道理的啊！” 康节先公关于先天的学问，伯温不才，不敢称赞。平日对于人事的机微和吉凶，他从不轻易谈论。治平年间，他和客人散步到天津桥上，听到杜鹃声，神情凄惨而不高兴。客人问他原因，他说：“洛阳过去没有杜鹃，如今才来到，这必有主因。”客人说：“为什么？”康节先公说：“不到两年，朝廷将任用南方士人为宰相，他会大量引荐南方人，专门致力于变更，天下从此就会多事了！”客人说：“听到杜鹃声，怎么就能知道这些呢？”康节先公说：“天下将要太平时，地气自然由北向南；天下将要动乱时，地气自然由南向北。如今南方的地气已经到达了，禽鸟飞翔之类最先得到地气。《春秋》记载‘六[疑字]退飞’、‘鹳鹆来巢’，都是地气使然。从此南方的草木都可以移植过来，南方的疾病、瘴疟之类，也将使北方人都感到苦痛。”到了熙宁初年，他的话果然应验，真是奇异啊！所以康节先公曾作诗说：“黄莺啼叫之处，春天还在；杜宇到来之时，春天已经不再。”又说：“几家大宅横映着斜阳，一片残春中杜鹃啼叫。”其中的旨意很深。后来伯温听说熙州有一座庸碑，本朝尚未攻下那里时，有一天几千只家雀聚集在碑上，人们厌恶地说：“难道这个地方将要归汉人所有了吗？” 于是把家雀全部烧死，因为夷人中没有这种鸟。后来果然如他们所说。因此一并记下这件事，用来证明先君的话。康节先公没有什么书不读，唯独以《六经》为根本，大概是领会了圣人的深意。他一生不从事训诂注解之学，曾说：“经典的意义本来明白，只是苦于人们不能理解罢了。在屋子下面再盖屋子，在床下面再安一张床，只会越来越使人迷惑。”所谓陈旧的说法，正是使人活用的东西。所以有诗说：“陈旧的言论和活用之理不必自夸，本来中等才智的人都可以明白。”他认为老子懂得《易》的体，孟子懂得《易》的用。谈到文中子时，说佛是西方的圣人，并不认为这样说有过错。对于佛、老的学说，他口头上从不谈论，是因为已经知道而不说。因此有诗说：“不向禅师献媚，不向方士谄谀；不走出门户一步，却直接与天地相通。”他所著《皇极经世书》，以元、会、运、世的数理推演，千年的日期也可以坐而推知。以太极为堂奥，以乾坤为门户，包摄《六经》；阴阳刚柔运行其中，消长盈虚彼此造成盛衰，皇、王、帝、伯彼此造成治乱。他哪里肯从事训诂注解之学呢？

译熙宁三年四月，朝廷开始实行新法，所派遣的使者全都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遇到事情便兴风作浪，天下骚动不安，州县开始无法治理。康节先公闲居山林，门生和旧友中在四方做官的人都想递交弹劾自己的文书辞官回来，写信询问康节先公。康节先公回答说：“这正是贤者应当尽力的时候。新法固然严苛，但如果能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恩惠。递交辞职文书离去有什么益处呢？”唉，康节先公深刻通晓世务，不像这样靠沽名激愤来取得虚名。世人所说康节先公是隐士，并不是这样。康节先公出行不选择日期，有人告诉他某日不利，他就不出行。他大概是说：别人没有说出来时，人并不知道；既然说出来了，就已经知道了；知道后还一定要去做，那就等于和鬼神对抗。春秋祭祀时，他约略依照古今礼制举行，也焚烧纸钱。程伊川感到奇怪，问他原因，他说：“这是明器的意义。假如其中有一件做得不对，难道符合孝子慈孙的心意吗？”又说：“我的高祖、曾祖都是当时的人，不能用笾、豆、簠、簋来进献牲品。”伯温谨慎遵守遗训实行这些礼制。伯温从前侍奉在家中，曾向康节先公请教说：“大人在至和年间，仁宗在位，富公执掌国政，可以说是盛况极盛了；可是您却辞谢征聘，不肯出仕，为什么呢？”先公说：“本朝到了仁宗时期，政教的美善、人才的兴盛、朝廷的尊荣，都达到了极点。前代有的还没有达到，后代则有所不及。这是上天的安排，并非偶然。我即使出仕，又有什么益处呢？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伯温拜了两拜，叩头行礼，不知道该怎样追问。康节先公的遗训说：“你固然应当行善，但也必须量力而行。如果不量力而行，即使是善事也不应当去做。因此有诗说：‘量力而行动，就不会有后悔和忧恨；顺应适宜之处而快乐，就能少些经营谋划。如果一定要等到有骐骥才骑马，只怕一生都没有马可骑。’他又曾说：“善人固然可以亲近，但还没有了解清楚时不可急于结交；恶人固然应当疏远，但还没有远离的条件时不可急于离去，否则一定会招来后悔和忧恨。”所以无名君作序说：“见到善人，从未急于结交；见到不善之人，从未急于离开。”伯温牢记这些话，终身不敢忘记。康节先公说：从前京城有一个道人，每天在市场上喝酒。他将要离开时，对邻居说：“今天应当有某人来。”不久果然来了。从此以后，事情无不如此。有人问：“预先知道这些，是什么法术？”他说：“只是无心罢了。”又问：“无心可以学习吗？”他说：“刚想让人学习无心，就已经有心了。”程伊川先生又说：从前我被贬到涪州，经过汉江。船行到江中时，几乎翻覆，船上的人都号哭起来。伊川只是整理衣襟安坐，内心保持诚敬。不久船到了岸边，同船众人中有一位老人问伊川：“船将要倾覆时，您端正地坐着，神态十分庄重，为什么呢？”伊川说：“只是内心守持诚敬罢了。”老人说：“内心守持诚敬固然好，却不如无心。”伊川还想同他说话，却忽然不见了。唉，如果人果真能够无心，危险艰难在面前也仍会像平地一样。老子说：“进入水中而不被沾湿，进入火中而不感到炎热。”只有无心的人才能做到。康节先公听一个道人说：他曾经乘船渡海，遇到风暴便停泊在岸边，和几个人下船采柴。有几十个巨人，身高一丈多，互相呼喊，声音像禽兽，把他们全都抓走，用竹竿像串鱼一样串起来，摆在食物旁饮酒。那个道人恰好在竹竿的末端，巨人醉后睡着了，他便跑回船上逃脱。于是他解开衣服，露出腋下留下的穿刺痕迹。康节先公说：“四海之外，没有什么不存在的，只是人的耳目达不到罢了。”

译●卷二十　熙宁年间，有一个没有眼睛的道人，把钱放在手掌中，就能知道钱币正面、背面以及年号，人们都觉得奇异。康节先公问他：“把钱放在你的脚上，也能知道吗？”道人回答：“这是我师父的话。”说完惭愧道歉，离开了。伯温年轻时因为读《文中子》，读到“假如诸葛武侯没有死，礼乐难道会兴盛吗”，于是写了一篇议论，认为武侯是辅佐霸者的人，恐怕未必能兴起礼乐。康节先公看到后大怒，说：“即使你和武侯一样贤能，也不可以妄自议论他，何况你们相差万分呢？凭武侯的贤德，怎么知道他不能兴起礼乐？后辈动辄议论前代贤人，也是不对的。”伯温从此不敢再妄议前代贤达。伯温的先世出自范阳，以中正刚直、笃实诚厚、读书谨守礼法作为家法。祖父伊川丈人尤其质朴正直，一生不随意说笑。七十九岁时，于治平四年正月初一日去世。起初并没有疾病，连续多日不吃东西、不喝水。除夕夜，康节先公以下的人侍立在左右。伯温当时才七岁，祖父非常疼爱他，他也站在祖父身旁。祖父说：“我等不到新年就要去了。”康节先公等人都掩面哭泣，祖父制止他们说：“我的儿子以布衣身份名声震动朝廷，子孙都努力学习、孝顺谨慎，我闭眼也没有遗憾了，为什么要哭呢？”祖父平日喜欢用大杯饮酒，对康节先公说：“斟酒同你告别吗？”康节和叔父斟满大杯献上，祖父一饮而尽；再次斟酒，饮到一半，气息已经微弱了。他对康节说：“我一生不伤害万物，不妄发言语，自己估量没有罪过。死后应当用肉来祭祀，不要举行佛事扰乱我的教法。不要让我死在妇人手中。等我兄弟完成小殓以后，才让家里人哭。不要号叫，使我迷失道路。”康节先公流着眼泪答应了。康节筹划安葬祖父，和程正叔先生一同在伊川神阴原选择墓地。没有完全采用葬书的说法，大体按照五音选择墓地，按照昭穆次序安葬；对于拘泥阴阳禁忌的说法，都不相信。因此在这一年十月初三日安葬。打开棺材时，祖父的面容像活着一样，伯温至今还记得。熙宁十年夏天，康节先生患了轻微的疾病，气息日益衰弱，精神却日益清明。他笑着对司马温公说：“我想观察一次生死变化，怎么样？”温公说：“先生不应该到了这个地步。”康节先生说：“死生本来就是常事。”张横渠先生喜欢谈论命理，前来问候病情，便说：“先生谈论命吗？应当推算一下。”康节先公说：“如果是天命，我知道；世俗所谓的命，我不知道。”横渠说：“先生已经知道天命了，我还说什么呢？”程伊川说：“先生到了这个地步，别人已经无从出力，希望您自己作主。”康节先公说：“我一生学习道理，难道不知道这些吗？然而也没有什么可作主的。”当时康节正在正寝，诸位先生在外面商议后事，有人想把他葬在靠近洛城的地方。康节先公已经知道，叫伯温进去说：“诸位想把我葬在靠近城的地方，不可以，应当跟随伊川先茔安葬。”七月初四日，他写下一首诗，大字写道：“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客人问他：“您年纪多大了？”回答：“六十有七岁。”又说：“俯仰于天地之间，浩然正气独自无愧。”就在这天夜里五更去世。他安排后事，像祖父当年一样，伯温不敢违背。此前，康节先公每次去祭扫伊川祖父的墓，走到半路的上官店时，一定要到信孝杰殿丞家拜访。孝杰最早跟随康节先公。孝杰死后，留下八个儿子，康节先公把他们当作子侄一样对待，每次经过那里，他们便迎接下拜，恭敬地侍立在左右。康节先公去世那年寒食节经过那里，对几个孩子说：“我再次经过这里时，情形就和今天不同了。”孩子们不敢询问。到了安葬时，丧车到达上官店，几个孩子哭着祭奠，并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认为十分奇异。张景观，字临之，学问和品行都很高，康节先公很喜欢他。他将赴涪州武龙尉任职，来向康节先公告别，眼泪流了几行，对他说：“我看不到您活着回来呀。”张峋，字子坚，康节先公在门生弟子中认为他可以同自己谈论道理。他赴京听候调任时，康节先公神色凄然，脸色改变，说：“我老了，不能再见到你了。”这些事都发生在这一年春天。唉，康节先公能够预知的事情，哪里只有这些呢？伯温不才，不能有所述说，只能修养自身，等待死亡后到九原去追随他罢了。我还追忆他的遗言，把它们留给子孙看。康节先公与吕微仲丞相并没有交往；先公与横渠先生张子厚同在熙宁十年丁巳去世。现在《微仲文集》中有《和母同州丁巳吟》说：“品行高尚，声名同样美好；命运不好，寿数都已终结。可叹你们这些君子，贤德啊，两位丈夫。不要使敦厚的风俗变得浅薄（邵尧夫以乐道为乐而不出仕），谁还会拒绝虚无之说（张子厚曾论述佛老的过失）？仰望大道都自愧不如，修建的大梁怎么突然毁坏了呢？秘密奏章焚烧了汉代的绶带，环绕经典哭泣秦代的儒者。幸赖有许多良友，能够使继承者不感到孤单。”这是为先公和子厚所作的。河南府把先公去世的消息上报后，朝廷下诏追赠著作郎，谥号康节。子厚从秘阁因病辞职，向西归去，到长安时去世，门人穿着丧服，拉着车将他葬在横渠。伯温有幸见到吕公，每当谈到先公，就惆怅地感叹自己无法赶上他。后来伯温最初出仕，任长子县尉；吕公在元祐年间入朝为相，改任伯温为西京国学教授。不久，吕公被罢免政事。唉，这也算是使继承者不孤单的恩惠吗？康节先公居住在洛阳时，凡是交游中年长于他的人，他都向其行拜礼；年纪相同的人，便同他们交朋友；年纪比他小的人，就把他们当作子弟对待，从不稍有区别于人，因此得到众人的欢心。每年春季二月出门，到了四月天气渐热就停止；秋季八月出门，到了十一月天气渐寒就停止。所以有诗说：“有四种情况常常不出门（大风、大雨、大寒、大暑），有四种聚会一定不赴会（公会、葬会、生会、醵会）。”每次出门，人们都倒穿鞋子出来迎接他，即使儿童和奴仆也都知道尊敬奉承他。每到一家，子弟和家人争着准备酒菜，询问他想吃什么；不再称呼他的姓，只称他的名字说：“我们家的先生到了。”即使是内室亲属之间的事情，有没有决定的，也都来向他请教。康节先公总是以至诚为他们分析开导，没有人不心悦诚服。有十多家仿照康节先公所居住的安乐窝建屋，等待他到来，称作“行窝”。所以康节先公去世后，乡人挽诗有句说：“春风秋月游玩嬉戏的地方，十二家‘行窝’都冷落了。”洛阳风俗的美好就是这样。康节先公到士人朋友家中，白天枕着枕头休息，看见他们枕屏上画着小孩捉迷藏，便题诗说：“于是让高卧的人，斜靠着枕头观看孩子游戏。”

译这大概是在熙宁年间的事。陈恬说。《击壤集》中没有记载。熙宁初年，欧阳文忠公任参知政事，派他的儿子[字形不明]叔弼到洛阳探望王宣徽夫人的病情。临行时，他对叔弼说：“到了洛阳，只可以拜见邵先生，替我转达仰慕之意。”康节先生见到叔弼后，从容地同他谈论自己一生的出处以及学术的大概。临别时还说：“以后不要忘记我这个乡野之人。”十年以后，康节先公去世；又过十年，韩康公任洛阳知府，请求朝廷赐予谥号。恰逢叔弼任太常博士，按次序应当参与谥议。叔弼曾对晁说之、晁以道说：“我撰写邵先生的谥议，所写的都是过去亲耳从先生那里听到的。当时我年轻，先生一见我就高兴地接待我。谈到他一生学术和出处的大道理，所以我能知道得这样详细。难道不是先生学道超绝当世，能够预知未来之事，预先把这些告诉我的吗？”这件事在二十年以后得到了验证，真是奇异啊！康节先生年轻时游学京师，最初同国子监直讲邵必不疑以宗族关系相交。不疑年长，康节先生便以兄长之礼拜见他。大概是因为不疑从河朔迁到丹阳，而康节先公的祖上也是河朔人。后来康节从卫地进入洛阳时，不疑任京西提刑。嘉祐年间，河南府以遗逸之士推荐康节先公，不疑亲自写荐章，其中有“深厚的德行足以镇服浮薄的风俗，清正的风范可以留传给后世”之语。两人彼此推重到了这种程度。熙宁初年，不疑以龙图阁学士出知成都府，经过洛阳时，对康节先公说：“我在辞别皇帝的那天，又推荐了先生。”康节先公追送他到洛阳城北，才分别。不疑途中寄诗给康节先生说：“我乘着一辆驿传车经过崤山、渑池一带，你拥着群书卧居在洛城。人间的富贵又有什么呢？闲适和忙碌的趣味，实在分别得很清楚。”不疑在金牛驿停留时突然去世，灵柩运回，康节先公悲痛大哭。不疑的女儿嫁给杨国宝杨应之。应之也是康节先公的门生，康节先公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开禧、元丰年间，应之任河南府推官；这时康节已经去世，伯温又以兄长之礼拜见他。宣和己丑年，伯温赴果州，途中经过阆州，有个知阆中县的邵充美、字孺者前来迎接，自称是同姓侄子。伯温询问宗族的源流，美孺说：“充的祖上从润州进入蜀地，是龙图公祖先的叔父一辈。”伯温说：“康节先公以兄长之礼对待龙图公，我不敢忘记。”从此以后，伯温和美孺之间无论内亲外亲，都按亲属关系论交。癸巳年，伯温奉命出使西州，美孺居住在郫县，伯温曾到他家拜谒刑部公的庙。美孺天性温和宽厚，同人说话时好像生怕伤害对方；但到了处理官府政务、辨明是非时，却意志坚定，谁也不能使他改变，是个君子。丹阳、河南、成都三支邵氏的世次关系，就是这样。唉，世人不讲宗族盟谊已经很久了，我把这些全都记载下来，用来给三家的子孙看。伯温的叔父名睦，是后祖母杨氏夫人所生，比康节先生小二十多岁。他努力学习，孝顺谨慎，侍奉康节如同侍奉父亲。熙宁元年四月八日，他突然去世，享年三十三岁。康节先公悲痛大哭。叔父去世后，康节先公整理他的旧书，发现他写的一首《重九诗》：“衣服还像当日那样洁白，花朵还像往年那样金黄。想要询问东篱的事情，东篱之事却已渺不可知。”他死后，灵柩安葬在后园东篱之下。唉，人的死生，难道果真是预先注定的吗？康节先公去世后，二程先生对伯温有不使他成为孤儿的情意，因此教导我非常深厚。宗丞先生对伯温说：“人做学问，忌讳自己设定标准；如果循序渐进地不停学习，自然会有自己的成就。”先人的破屋，厅堂后面没有门，只能从旁边的房舍曲折绕行出去。我觉得不方便，便凿墙开了一道门。侍讲先生见到后说：“前人规划建造一定有道理，不可以擅自改造。”我立即把门堵上。侍讲对周全伯说：“邵君即使在小事上也能相信前人的安排，是个勇于行善的人。”我刚开始做官时，侍讲说：“凡是做官，即使所管辖的公吏有罪，也要先立案，然后再决定处分。有时如果是出于个人怒气，等到案情具备时怒气也消散了，就不至于仓促伤害别人。每次判决人的时候，对于尚未受过杖责的人，应当慎重，因为恐怕他将来还会有所作为。”伯温终身都照此实行。熙宁八年秋天，我和十多个士人在洛阳建春门广爱寺端像院讲学，等待参加考试。一天晚上，我梦见来到殿庭参加唱第，抬头望见殿上坐着的是女主。醒来后，我把梦告诉同舍的人，他们都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到了元祐二年秋天，我因经术和品行受到推荐；第二年春天，在集英殿唱名，这时正是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我才明白，先前的梦在十五年以后得到了应验，果然是命数如此。《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