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卷一 太祖平定天下以后，曾命赵普等两三位大臣陈述当今已经施行、可以使后世受益的事情。赵普等人逐项说了几十件大功。太祖让他们再说比这些更高明的事，赵普等人反复思考，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请求太祖指示。太祖说：“我们赵家的事情，只有养兵可以成为百代的利益。凶年荒岁时，可能有反叛的百姓，却不会有反叛的士兵；如果不幸在丰年发生变故，则可能有反叛的士兵，却不会有反叛的百姓。”赵普等人叩头说：“这是圣明的谋略，不是臣下所能想到的。”我认为，议论者把本朝养兵看作巨大的费用，想恢复寓兵于农的办法，这是书生的见解，只能说说而不能采用吗？自唐代以来，大臣拜见君主时，都是排列着坐在殿上，然后讨论准备进呈的事情，这大概就是“坐而论道”的含义。太祖即位那天，宰执范质等人还坐着。太祖说：“我的眼睛昏花了，你们可以自己拿着文书来给我看。”范质等人起身进呈完毕，想回到原来的座位时，太祖已经暗中命令中使把他们的座位撤走了。于是这成为惯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太宗因为柴禹锡、赵熔都是他在晋王府时的旧属官，所以很亲近并信任他们。后来禹锡、赵熔告发秦王赵廷美有阴谋，事情牵连到宰相卢多逊。赵普与卢多逊积有旧怨，便上奏请求兼任枢密职务，以纠察奸邪变乱。赵廷美被贬到房州，卢多逊被贬到崖州，提拔柴禹锡为枢密副使，赵熔任知枢密院。禹锡、赵熔更加派遣吏卒到国门内外侦察事情。有个吏卒喝醉后同卖书人韩玉斗殴，没能取胜，便诬告韩玉说了指斥皇帝的话。禹锡、赵熔把这件事上报，韩玉被依法处死。太宗不久知道韩玉是冤枉的，于是疏远禹锡、赵熔，不再信任赵熔，没过多久，两人都被罢免。赵廷美于太子兴国七年五月迁往房陵，九年正月去世。此前诏令规定这一年十一月将在泰山举行封禅。五月，迅雷之中突然发生大火，烧毁乾元、文明二殿，于是停止了泰山封禅。柴禹锡患狂阳之病，赵普也得了重病，便委托官吏甄潜到终南山上清宫祈祷。天神降临传话说：“赵普只是因为受到冤案牵累罢了。”直到真宗咸平二年，赵廷美才从房陵迁回，在汝州梁县新丰乡安葬。此前已经追复其涪王封号，谥号为悼。仁宗即位后，追赠他为太师、尚书令。（以上均见《国史》） 本朝初年，有神降临在凤翔府[县名OCR不清]县百姓张守真家，自称：“我是上天尊贵的神，号黑杀将军。”张守真于是成为道士。每当神将要降临时，屋内便风声萧萧，声音像婴儿一样，只有张守真能够辨认。凡是百姓前来祈祷求问，所问祸福大多得到应验。开宝九年，太祖召见张守真，在滋福殿接见他，怀疑这是他的妄言。十月十九日，太祖命内侍王继恩到建隆观观看降神，神说了“晋王有仁心”等话。第二天太祖驾崩，晋王即位，这就是太宗。太宗下诏在终南山下修建上清太平宫，封这位神为翊圣将军。（见《太宗实录》《国史·道释志·符瑞志》） 仁皇帝降生时，章懿皇后床榻下生出灵芝，一株有四十二片叶子，用来应验他享有国祚四十二年的祥瑞之兆。仁皇帝四季都穿夹衣，冬天不使用火炉，夏天不使用扇子，这是因为他禀受了天地中和之气。燕恭肃王是仁皇帝的叔父。他很是自尊自大，多次向有关部门领取金钱，说：“预先支取我的俸禄就可以了。”这样积累了数百万钱，有关部门把此事上报。皇帝下诏免除了这些钱，御史沈邈说这样不可以。皇帝悲伤地说：“御史错了。太宗的八个儿子，如今只有燕王一人还在。我应当用天下来供养他，数百万钱不值得计较。”仁皇帝庆历年间，亲自任命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为谏官，使他们的风采闻名天下。王公谈到王德用进献女子入宫的事情，皇帝起初责问他：“宫禁之中的事，你是从哪里知道的？”王公不屈服。皇帝笑着说：“朕是仁宗的儿子，你是王旦的儿子，我们有世代的旧交，岂是别人可比？王德用确实进献了女子，她们已经服侍在朕的左右，怎么样？”王公说：“臣所忧虑的，正是她们在陛下左右。”皇帝当即命令宫中官员，赏给王德用所进女子每人钱三百千，并押送她们出内东门。事情奏报完毕，皇帝流下眼泪。王公说：“陛下既然没有抛弃臣的意见，又何必这样悲伤呢？”皇帝说：“如果朕见到她们而留恋不舍，恐怕也不能让她们出宫了。”过了一会儿，宫官奏报宫女已经出了内东门，皇帝神色动容，起身而立。仁皇帝庆历年间，京师发生夏旱。谏官王素请求皇帝亲自出行祈雨，皇帝说：“太史说初二应当下雨，我想在初一出去祈祷。”王素说：“臣不是太史，但这一天不会下雨。”皇帝问原因，王素说：“陛下因为希望那天会下雨才去祈祷，这不是诚心。没有诚心就不能感动上天，所以臣知道那天不会下雨。”皇帝说：“明天到醴泉观祈雨。”王素说：“醴泉观离京城这么近，仍然像是在外朝，难道是因为怕暑热而不肯走远吗？”皇帝每当心意有所激动时耳朵就会发红，这时耳朵已经全红了，便厉声说：“应当到西太乙宫祈祷。”王素说：“请下达诏旨。”皇帝说：“车驾出郊不预先告知，这是你不知道的典故。”王素说：“本朝初年这样做，是为了防备意外；如今太平已久，预先告诉百姓，只会使许多人前来瞻望圣容罢了，没有什么可担忧的。”谏官按旧例不随从皇帝出行。第二天，皇帝特意召王素随行。当天阳光非常炽烈，尘埃雾气弥漫天空，皇帝面色不悦。车驾到达琼林苑时，皇帝回望西太乙宫，只见那里云气升起，如同香烟；不一会儿，雷电交作，大雨倾盆。皇帝改乘逍遥辇，又换乘平辇，撤去车盖，回到宫中。第二天，皇帝召王素入对，高兴地说：“朕因为你得到了雨，真是幸运。”又说：“昨天朕就在殿庭中冒雨站立，叩拜一百次，焚烧生龙脑香十七斤，一直到半夜，全身都湿透了。” 王素说：“陛下侍奉上天应当恭敬畏惧，但阴气也足以使人得病，同样应当谨慎。”皇帝说：“想到天不下雨，朕想亲自把身体作为牺牲，还有什么可谨慎的呢？” 仁皇帝举行内宴时，十门分别进献各自的膳食。有一道新蟹，共二十八只。皇帝说：“我还没有吃过，这些蟹每只值多少钱？”左右回答：“值一千钱。”皇帝不高兴，说：“我多次告诫你们不要奢侈浪费，一下筷子就是二十八千钱，朕不忍心吃。”于是放在一边不吃。李处度收藏着仁皇帝飞白书写的“四民安乐”四个字，旁边题写着“化成殿醉书，赐贵妃”。唉，即使酒意正浓、嫔妃侍立在旁，他还不忘四方百姓，所以自从圣帝明王以来，上天独独用“仁”来作为他的谥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八枚〕 谏官韩绛当面奏告仁皇帝说：“刘献可派他的儿子拿着书信交给臣，里面多次指斥朝廷内外大臣的过失，臣不敢不上报。”皇帝说：“朕不想把别人的过失留在心里，你拿回去把它烧掉。”唉，这同那些故意让君主和大臣互相离间、让群臣各自揭发别人的短处来显示自己明察的世主，完全不同。

译韩绛又说：“天子的权柄不可以向下转移，事情应当间或由陛下亲自裁断。”仁皇帝说：“朕并非不敢裁断，自然会作出处理；只是深恐裁断不合乎事理，一旦有关部门奉行，祸害就已经加到百姓身上，所以每次都想先充分听取大臣们的意见，然后再实行。”唉，这同那些无论事情大小、无论是否恰当，都大都亲自下手敕，用来压制外朝公议的世主，完全不同。嘉祐二年秋天，北虏请求仁皇帝的画像。议论者担心他们会用厌胜之术，皇帝说：“我优厚地对待北虏，他们一定不会这样做。”于是派御史中丞张[字形不明]把画像送给他们。北虏之主带着盛大的仪仗亲自出来迎接，一见画像便惊异肃然，拜了两拜，并对手下说：“这真是圣明的君主啊。如果我生在中国，不过只能替他执鞭、捧伞，做一个都虞候罢了。”他们敬畏服从到了这种程度。嘉祐年间，将要修建东华门。太史说：“太岁在东方，不可以触犯。”仁皇帝批示他的奏章说：“东家的西边，就是西家的东边；西家的东边，就是东家的西边。太岁究竟在哪里？开工就是了，不必忌讳。”仁皇帝于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日驾临天章阁，召两府、两制、台谏等官员观看三朝皇帝的御书，并在群玉殿置酒赋诗。庚子日，又一次驾临天章阁，召两府以下官员观看十三种瑞物：第一，瑞石，上面文字是“赵二十一帝”；第二，瑞石，上面文字是“真君王万岁”；第三，瑞木，文字为“大运宋”，隐约凸起形成字迹；第四，七星珠；第五，金山，重二十多斤；第六，丹砂山，重十多斤；第七，马蹄金；第八，软石；第九，白石乳花；第十，瑞木，左右两边颜色不同；第十一，瑞竹，一节之中并生两根弦；第十二，龙卵，有紫色斑纹而且较小；第十三，凤卵，颜色白而且较大。又观看太宗、真宗的御集，皇帝亲自用飞白书写姓名，命翰林学士王[字形不明]题写姓名，遍赐给众人。又驾临群玉殿置酒作乐，亲自告诉大家，前一天的宴会办得简略，所以再次举行，不必顾惜，尽管喝醉。仁皇帝单独召宰相韩琦到御榻前，斟给他一大杯鹿胎酒，韩琦一饮而尽。又分别用金盘盛放香药，分赐给众人。第二年三月，皇帝驾崩。所以韩琦的《哀册文》说：“因惊叹前次会面的非同寻常，仿佛是在同群臣作最后的告别。” 仁皇帝去世后，派使者到契丹报丧，燕地境内的人无论远近都聚集起来哭泣。北虏之主握着使者的手号哭悲恸，说：“四十二年没有见过战争了。”后来，北朝把仁皇帝所赐的御衣随葬，郑重地加以奉祀，如同对待他们祖宗的陵墓一样。真宗时期皇嗣还没有出生，便用绿车、旄节迎接濮安懿王，把他养在宫禁之中。后来仁宗出生，便用箫韶部的乐队把濮安懿王送回府邸。后来仁宗也因皇嗣尚未出生，采用真宗时的旧例，从近亲中选取英宗，养在宫禁之中，直到他继承皇位。英宗大概是濮王的第十三个儿子，这大概是天意。文思院供奉皇帝的私人用品，什么东西都齐备。宣仁太后共同听政九年，没有取用其中一件物品。唉，真贤德啊！皇上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到了南都，选定日期即皇帝位。昭慈太后派内侍官邵成章带着皇帝乘舆所用的服饰器物前来，其中有一顶道冠，不是世间通常的样式。邵成章捧着它进献给皇上说：“太母命我奏告殿下，祖宗以来，退朝后闲居时不裹头巾，只戴道冠。自神宗开始才改用头巾，这不是旧制。希望殿下即位以后，退朝闲居时只戴这顶冠，也许可以恢复祖宗时期的气象。”皇上流着眼泪接受了它。《王制》说：“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就是七庙。”除了太祖的庙以外，明白的太祖一系只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在太祖尚未正式居于东向尊位时，大都所祭祀的不过六庙。起初，英宗即位，把仁宗附祭于太庙，同时迁去僖祖；到神宗即位，把英宗附祭，又恢复僖祖而迁去顺祖。司马文正公、范文忠公都说：“僖祖应当迁出，太祖应当正式居于东向的尊位。”最后，孙观文坚决说：“汉高祖取得天下，同商、周的情形不同，所以太上皇不能作为始祖；光武帝兴起，也不敢尊奉舂陵。如今国家居于南面尊位，享有四海九州的供奉，都是太祖传给我们的，不应当用僖祖替代太祖接受祭祀。请以太祖为始祖，另为僖祖建立庙宇，像周人另行祭祀姜原那样；在举行禘祭、袷祭的日子，奉出迁庙之主，使其居于东向之位。这就是韩愈所说的‘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屈居’的意思。”丞相韩魏公读到这段话，叹息说：“这个议论足以流传不朽了！”王荆公轻视礼学，又喜欢标新立异，独自认为不对。三位大臣的议论被搁置而没有施行，如今太祖仍然没有正式居于东向的尊位。元丰三年，开始实行新的官制，用品阶来替代原来的官名。《爵禄新格》规定：中书令、侍中、同平章事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右仆射为特进；吏部尚书为金紫光禄大夫；五曹尚书为银青光禄大夫；左右丞为光禄大夫；六曹侍郎为正议大夫；给事中为通议大夫；左右谏议为太中大夫；秘书监为中大夫；光禄卿至少府监为中散大夫；太常少卿至司农少卿为朝议大夫；六曹郎中分为朝请、朝散、朝奉大夫，共三等；员外郎分为朝请、朝散、朝奉郎，共三等；起居舍人为朝散郎；司谏为朝奉郎；正言、太常博士、国子博士为承议郎；太常、秘书、殿中丞为奉议郎；太子中允、赞善大夫、中舍、洗马为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为宣德郎；光禄寺、卫尉寺、将作监丞为宗义郎；大理评事为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礼郎为承奉郎；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为承务郎。如今年代渐远，旧官制很少有人知道了，所以我特意详细列出它。元符末年，徽宗即位，皇太后垂帘听政。诏令恢复哲宗元祐皇后孟氏的位号，让她从瑶华宫进入宫禁居住。有个叫冯▯的人，论说此事不可行，说：“皇上对于元祐皇后，是叔嫂关系，叔叔没有再娶嫂嫂的礼法。”程伊川对先人说：“元祐皇后是贤德之人，这个说法也不能说完全不合礼。”先人说：“不是这样。《礼》说：‘儿子非常喜欢他的妻子，但父母不喜欢，就把她休弃；儿子不喜欢他的妻子，父母却说：她善于侍奉我们，儿子就应当履行夫妇之礼。’皇太后对于哲宗，是母亲；对于元祐皇后，是婆母。母亲的命令，也是婆母的命令，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并不是皇上以叔叔身份重新娶嫂嫂。”伊川高兴地说：“你说得对。”

译绍兴己未年春，金人第一次答应归还徽宗的梓宫。宰臣将陵墓命名为永固，有个叫王钅至的人说：“这犯了后魏明帝、后周文宣帝二位皇后陵墓的名号。”此事交给秘书省考查，结果如王钅至所说。然而，前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龚都称康陵，本朝顺祖也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都称定陵，本朝翼祖也称定陵；前汉惠帝、唐懿宗王后都称安陵，本朝宣祖也称安陵；唐太宗称昭陵，本朝仁宗称永昭陵；后魏宣武帝皇后称永泰陵，唐玄宗称泰陵，本朝哲宗也称永泰陵。可见本朝陵墓名称与前代陵墓名称相犯的情况并不少，祖宗以来都没有避讳。我当时任校书郎，把这些情况告诉秘书监，又详细报告丞相，但没有得到答复。后来再次讨论徽宗陵名，改称为永祐。本朝《太祖实录》《神宗实录》《哲宗实录》，都有两个版本。它们后来各自重修的原因，书中都有说明。建国初年，诏令有关官员说：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陵墓，都准备了衮冕作为陪葬并封闭墓穴，却仍然没有避免唐末、五代突然兴起的祸乱。至于汉、唐以来的陵墓，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先人在元符年间，上奏直陈宣仁皇后的事情。刑部有罪名登记的人，三十年不得赦免。晚年写成《辩诬》，仍然是那份上奏的内容。国家如果有诬陷和谣言，难道可以不直说吗？先人病重时，抚摸着那部书说：“只不过让它和我一起藏在山中罢了。”上圣明元年第二天，诏令宣扬宣仁皇后的功劳，削除诬谤之说，并交有关官署索取先人的《辩诬》。先人已经去世，我们兄弟追念此事，迟疑而不敢上呈；有关官署催促我们复命，于是我们上奏说：“与其把它藏在名山中，成为百世无人见到的书，哪里比得上把它上呈朝廷，补充一代不可删改的史书呢？”诏令把《辩诬》藏入秘阁著作之庭。谨按：新史中也写有《辩诬》一书，凡是记载从先人《辩诬》中取材的地方，往往说‘河南邵某说’。原来并没有先人斥责当时掌权者的那些话。掌权者的家人以为我们兄弟近来仿照某书来附会国论，又进行诬陷。所以特意把上元年第二日诏书以及《哲宗实录》中曾丞相以下的文字全部列出，用来说明今天的正论，并不只是出自先人的《辩诬》。

译●卷二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诏。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门下省、中书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宣仁圣烈皇后保佑哲宗，对安定国家有大功。奸臣心怀私意，诬蔑圣明的德行，这些话写入《国史》，用来欺骗后世。可以命令国史院另行选派官员，依据事实删改修订，并向天下公布。蔡确、蔡卞、邢恕、蔡懋，交由三省请旨处置，并且不得引用他们的说法。建炎元年五月一日敕令。” ○《哲宗实录》。在此以前，元丰七年三月举行大宴，中宴时延安郡王侍坐，王珪率领百官祝贺。等到升殿，又传谕王珪与延安郡王相见，随后重新分班，两次拜谢。那年冬天，神宗对辅臣说：“明年建立太子，应当让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师保。”神宗病危时，皇后又命宦官梁惟简说：“让你的妻子做一件黄袍，做成十岁孩子可以穿的大小，秘密带来。”这是为皇上仓促即位预作准备。神宗太母有意让皇上继位，早已确然决定，没有丝毫可疑之处。邢恕是个使人倾覆危乱的人，年轻时就在司马光、吕公著之间往来。蔡确得知将让司马光、吕公著担任师保的消息，想寻找借此结交他们的办法，于是同邢恕深相交往。蔡确任右仆射时，多次升迁邢恕为起居舍人。一天，蔡确派邢恕邀请皇后的侄子光州团练使公绘、宁州团练使公纪，二人推辞不去。第二天，又派人把他们召到东府，蔡确说：“应当去见邢舍人。”邢恕说：“我家有一种桃树，开白花，能够治愈君主的疾病，这个说法出自《道藏》，请留下来看一看。”他们进入中庭，看到的却是红色桃花。二人惊问：“白花在哪里？”邢恕握住二人的手说：“右丞相命我来布置心腹。皇上的病还没有好，延安郡王年幼，应当早作决定；岐王、嘉王都是贤王。”公绘等人害怕地说：“你想要给我们家招来祸患。” 他们立即离开了。不久，邢恕反过来说皇后与王珪互相勾结，想舍弃延安郡王而拥立他的儿子颢，多亏自己以及▯、蔡确，才没有发生变故。蔡确奉命办理山陵事务时，韩缜在帘前详细陈述邢恕等人诬陷太后的情况，于是邢恕被召回；贤者揭露了蔡确的奸邪，蔡确再次被贬为知随州，不久又被流放到新州。刘挚任右仆射后，邢恕因结党获罪，被贬为永州监酒税。绍圣二年，授邢恕为待制、知青州。章▯、蔡卞执政后，谋求向元祐旧臣发泄怨恨。他们知道邢恕阴险凶险，敢于虚构欺骗，又因刘挚等人曾使自己被贬，正想伺机发作，替蔡确报被投荒州的怨恨，于是召他任御史中丞。此后，邢恕日夜弹劾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谋划废立，又伪造司马光送范祖禹赴召时的书信，写有‘主少国疑，训事虑’等话，用来坐实皇后有意拥立徐王府的诽谤；又指使高士充上书，诬告王珪曾让高士充询问他的父亲遵裕，探听太后想立谁。遵裕斥责并打发高士充离开，高士充于是离去；又教唆蔡确的儿子蔡渭上书，引用及甫的言论，写有‘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话，以指斥蔡渭、刘挚等人有废黜皇上的谋划。▯、蔡卞制造同文馆狱，让蔡京、安▯彻底审治。这时，宦官郝随日夜在宫中制造事端，迷惑皇帝左右的人；▯、蔡卞彼此勾连商议，把文书送到外朝，拟定追废太皇太后的诏书，请皇帝到灵殿宣读。钦圣献肃皇太后、钦成皇后苦苦劝阻皇帝，言语十分悲切，说：“我们二人每天侍奉崇庆宫，皇太后在上，怎么会传出这种话？况且皇上如果一定要实行这件事，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皇帝受到感动而醒悟，拿过▯、蔡卞的奏章，放在烛火上烧掉。宫禁之中互相庆贺，而郝随等人却不高兴。第二天，▯、蔡卞又以原事请求皇帝施行。皇帝发怒说：“你们难道不想让朕进入英宗神御殿吗！”说完把他们的奏章扔到地上。同文馆狱又追捕后殿御药官张士良，用刀锯、鼎镬等刑具威胁他，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正好又发生了星变，诏令说：“朕遵循祖宗的遗志，从未诛杀大臣，释放他们，不再治罪。”邢恕只是因为在仕途进取上不得志，便极力编造谣言，向执政大臣寻仇以满足自己的意愿。恰逢▯、蔡卞掌权，凶恶的品德相互汇合；如果不舍弃那些不利的谋划，就没有办法激怒君主。他们制造废黜和侮辱的祸患，几乎上及君主和亲属，却丝毫不以此为忌讳；那么对于臣下之家，又还会顾忌什么呢？推究这些谗言的源头，正是打开祸乱根源的人，即使是江充、息夫躬，又怎么能超过他们呢？皇上尤其善于识人，能够清楚地辨明是非邪正，以此照察朝廷内外百官，使任何隐情都无法逃脱。比如他说嘉问、居后辈确实不可任用，留邢恕在朝中，安排周秩进入言路，必定没有安定清静的道理，这些判断都切中他们的隐恶。御史中丞傅尧俞、谏议大夫梁焘、范祖禹、右正言刘安世、殿中侍御史朱光庭连续上章论奏，说蔡确怨恨诽谤、言辞无道，是臣下不忍听闻的。考察蔡确与章▯、黄履、邢恕在元丰末年结成死党，自以为圣主继位，自己都有定策之功。蔡确所谓的桀骜、凶狠、刚愎自用、无所畏惧，如果不及早辨明，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恐怕时间一久，邪说就会流行，离间两宫，损伤慈亲孝子的关系。于是太皇太后在延和殿临朝，向三省、枢密院大臣宣布：“皇帝是神宗的长子，儿子继承父亲的事业，这是当然的名分。前些日子神宗服药已经很久，曾因宰执入宫应对，我把皇子所写的佛经拿给他们看。当时众人中只有首相王珪因而奏请延安郡王应当立为皇太子，其余人都没有说话，蔡确有什么定策之功！如果日后他再来欺骗上下，难道不是朝廷的祸害吗？”于是将蔡确降为英州别驾，安置于新州，并给他递送马匹，发遣前往。▯、黄履、邢恕也都获罪。曾丞相布手记：三省采用叶祖洽的意见，追贬王珪为昌化军司户参军，并追夺赐第、遗表恩例以及子孙等应得待遇，按照刘挚等人的诏令办理。第二次应对时，还没来得及奏报事情，皇上突然宣布：“王珪在先帝病重时，采取两面态度，又召遵裕的儿子来商议事情。当时黄履曾经有奏章加以论列，后来同列大臣敦促他，他才说皇上自己有儿子。”曾布说：“这件事臣等都不知道，只是多次听章▯、邢恕等人约略说过，不知黄履的章疏是否还在？”皇上说：“有。”曾布等人听说宫中并没有这份章疏，黄履却曾在绍圣初年抄录进奏。于是三省又命黄履抄录私人稿本作为证据。

译当天，又听说蔡渭上书，说文及甫在元祐年间曾写信给邢恕说：“刘挚、傅尧俞、梁焘这些人有伊尹、司马昭的行迹。”又说：“这些人都不喜欢鹰扬。”还说：“他们一定要把我置于称心如意的境地才肯罢休。”邢恕曾把这封信给蔡确看过。三省召邢恕询问是否属实，他承认有这回事，于是命邢恕交出奏报。诏令蔡京、安▯彻底查究。信中把傅尧俞称作‘粉’，把梁焘称作‘昆’，大概是用箕子来比喻他们。‘鹰扬’指的是他的父亲。文及甫说：“这些人不喜欢他的父亲，所以不敢妄自进言；所谓伊尹、司马昭，是诋毁攻击的话。至于‘眇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执政大臣认为这句话是在指斥谁？”我拿这件事询问夔，夔说这些人确实有这种心思。我说：有心思就必须有行动痕迹。夔说：没有痕迹就没有事情。冲说：这件事可大可小。意思是，如果‘眇躬’是文及甫自称，那就没有别的含义了。然而，元祐年间的人本来就分成两党，彼此诋毁攻击，竟到了这种地步，实在奇怪。邢恕、蔡确相互勾结，更令人震惊。梁焘去世后，我对子中说：“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再竭力陈说了。”子中说：“不是这样，你所陈述的其他事情，有益处的不止一件，也不算白费。”子中又说：“应对时停留了很久，众人都说，仿佛就是御史中丞应对时的情形。”此前，绍圣初年，蔡确的母亲明氏曾写状子说邢恕：“梁焘曾经对怀州致仕人李询说，如果不杀蔡确，徐王府怎么能安稳？”这件事不久并未施行。后来因为文及甫、唐老的事情，蔡渭对夔说：“唐老的事有什么值得审治的，为什么不审治梁焘？”夔于是查出明氏的状子，呈送上去。诏令交下审问，根据审问结果追查当初询问邢恕的原因，说是从尚朱那里得到的消息；于是召尚朱赴京，尚朱陈述邢恕的话，说是从李询那里听来的；又下令询问李询的状子，李询说确实听梁焘说过这话，于是就准备查办梁焘并将他迁徙。自从上一年因蔡确说文及甫曾写信给邢恕，说刘挚有伊尹、司马昭之心，是行路之人都知道的事情，于是下令向邢恕索取文及甫的书信。邢恕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于是派蔡京、安▯设立审问公事所，在别试所拘押文及甫审问。文及甫说是从父亲彦博那里听来的，但始终没有明确证据。蔡京又命文及甫列举刘挚一党的人员，送到皇帝面前，龚源、孙谔等人也都被列入其中。至于文及甫所说的情况，最终没有施行。大概是说刘挚等人与陈衍等人相互勾结，有废立的意图，于是将文及甫安置在柳州。诏令宦官张士良与陈衍一同担任御药，掌管宣仁阁的文书；但关于他们的说法也没有明确证据。只是说陈衍曾预先知道第二天三省将要奏报的事情，制作掌记，写成与太皇太后酬答执政大臣的话；太皇太后每次垂帘听政时，只是诵读这些话而已。又说太皇太后病危时，陈衍对两府事务作出可否判断，白天黑夜都可以使用御宝，都是陈衍自行决定而不向皇上禀报。后来这场狱案始终没有定论，文及甫被安置在西京，张士良则寄居禁府司。晁待制说之撰写《邢尚书之子居实墓表》，其中说：我曾经说过，赵括年轻时喜欢谈论兵事，而他的父亲赵奢不能驳难他，并不是不能驳难，而是不愿惹怒他。刘歆对他的父亲刘向提出不同意见，并不是为了这篇文章本身，而是汉朝与新室不能同时存在。至于▯夫对于尚书公来说，正是对于这篇文章不能驳难他；这是曾参对待曾点的事情，而不是元对待曾参的事情。把这种忠诚推而广之，难道只是古代的大臣才有吗？唉，古人中没有长寿的人，我还得到过两个人：王子晋活到十五岁，就懂得圣贤治理国家、辨明治乱的根本，极其通晓天人和死生的征兆；颜子活到二十九岁，颓然居于简陋的巷子中，却有治理国家的志向，孔子把四代的礼乐告诉他，这就是所谓大体已经具备而规模还小，果然像颜子这样的人吗？其次又有两个人：扬雄的儿子童乌，如果活到九岁，那么《太玄》就应当能够写得彰明，不必等待侯芭；魏武帝的儿子仓舒，如果活到十三岁，那么汉朝的存亡虽然还不能确定，却一定不至于杀害荀文若这类人。这样看来，▯夫寿命长短所关系到的事情，哪里说得尽呢？黄著作庭坚《荆江亭诗》说：“鲁地的狂士邢尚书，自称挟着太阳登上天街。若敦夫还活着，就会刻下这位老人的事迹，不让平地生出崎岖。”敦夫名居实，早年去世，是尚书公的儿子。王宗丞巩在《闻见录》中记载王▯或的事情：武臣王▯或受到邢恕指使，下书诬陷宣仁皇后对哲宗怀有异心。邢恕又教唆蔡渭等人上书，议论元祐以及元丰末年的事情。他的书信满满一箱都保存着，全部是邢恕亲笔所写，其中涂改删削的地方不止一处。王▯或在哲宗朝把这件事上奏，因此获得阁门职名。他死后，他的儿子直方时常拿出邢恕的书信给亲近的人看。从元丰末年直到宣仁皇后升仙，没有不受到诬陷的人，其中对王珪的诬陷尤其严重。直方死后，这些书信归于晁载之。诸王府赞读江端友的奏书：靖康元年某月某日，诸王府赞读臣江端友冒死拜了两拜，上书皇帝陛下：臣恭敬地看到，宣仁圣烈皇后在元丰末年垂帘听政，保佑哲宗皇帝，起用司马光担任宰相，天下人心都归附于她。九年之间，朝廷清明，海内安定，直到今天人们还称颂这段时期。她大公至正的道义、仁爱百姓和万物的心意，可以说足以比配仁宗。至于她大力实行祖宗旧制，抑制并断绝外戚私人的恩惠，在那个时候，年高有德的人、田野间最愚钝的百姓，都说重新见到了女中的尧舜。况且功德如此巍巍，天下歌诵又是那样广泛。然而一个邢恕编造毫无根据的话来诽谤，使后世产生疑惑，就像日月的光明被浮云遮蔽一样，臣不胜痛恨。当初，元丰年间，高遵裕在灵武大败，被责罚为散官并安置。不久，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宰臣蔡确认为，高遵裕是宣仁皇后的族叔，便立即建议恢复他的官职，以取悦宣仁的心意，却不知道宣仁并不偏袒自己的亲属。宣仁在帘内宣布说：“高遵裕丧失了数十万军队，先帝因此受到震惊，忧闷成病，以至于丢下天下。”

译“如今肉还没有冷，我难道忍心马上偏私于自己的骨肉，而忘记先帝吗？唯独不能把恩惠推及遵裕。”蔡确的谋划因此大受挫败。后来蔡确被贬为安州知州，因作诗讥讽时政获罪，又被贬到新州。邢恕是蔡确的心腹，恰好与遵裕的儿子士京在中山任同僚，便借“垂帘听政时没有推恩、牵复”一事激怒士京，让他上书说王珪曾派遵裕的儿子士充来商议策立之事，遵裕把他斥退了。士京庸碌懦弱，又不识字，实际上是邢恕教他写的这封奏书。士充只是疏远的小臣，平素并不认识王珪，王珪怎么会同他商议关系社稷的大事？又怎么会随意把宫禁中的言语传给他？况且上书时，王珪、遵裕、士充也都已经死了，这些事情到哪里去查考核实呢？臣私下听说，《元丰八年时政记》就是蔡确所修，其中记载三月间策立之事十分详细，何曾有一句近似这种说法的话！邢恕的本意，只是认为如果不显露王珪在此事上的异议，就难以把功劳归于蔡确，却不知道诬辱圣母的罪过更大。邢恕的为人，不仅有识之士都认为不足取，他的儿子居实也不赞同父亲的所作所为，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章惇是排斥元祐旧臣的人，他在帘前奏事时悖逆傲慢、言语不逊，在都堂会议上又用市井俗语讥笑侮辱同僚，这难道是忠厚君子吗？尚且还说要竭力消除徐王觊觎帝位的诽谤，章惇与王珪、蔡确同为执政大臣，接受先帝遗命；假如当时果真存在不同意见，他怎么肯再说这样的话呢？这样看来，邢恕的诽谤，真可以说是欺骗上天了。因此，绍圣年间蔡卞独自倡议追废宣仁圣烈皇后的尊号，幸亏哲宗仁慈孝顺，没有听从他的说法。不然，岂不是使人神都痛恨愤怒，失去天下人的拥戴，成为后世的笑柄？到那时后悔还来得及吗？近年以来，天象屡屡发生变异，祸乱频繁兴起，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夷狄又在境内侵侮，怎么知道不是祖宗在天之灵对此震怒呢？至于高氏一族，含冤抱恨，始终没有得到申雪，也足以伤害天地间的和气，招来灾祸变异，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臣私下认为，圣人的德行没有比孝敬祖庙更重要的，帝王的政事必定以辨明是非为急务。陛下即位以来，任用贤能俊杰，斥退奸邪，例如追赠司马光等人，已经辨明了人臣所受的诽谤，也彰明了是非。然而宣仁圣烈皇后，是神宗的母亲、陛下的曾祖母。她背负诽谤三十多年，公卿大臣从未有人用一句话提及此事，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范纯仁的遗表中说过，宣仁所受的诬谤还没有得到辨明，假如范纯仁身在朝廷，一定能够为她辨白。臣希望陛下命令有关官署，检索查找旧案文书，追究这些言论的源头，查明是谁首先发出的？证人和佐证在哪里？这样小人的真实情状就显露出来了。然后发布明确的诏书，晓谕朝廷内外，使远近臣民的疑惑和议论消除，如同春冰遇到太阳一般涣然融化，岂不是令人痛快吗？随后用策文告祭宣仁圣烈皇后和神祖的宗庙，对上可以慰藉在天之灵，对下可以解除人神的愤懑。从前汉灵帝梦见威宗，因为威宗责备宋皇后而发怒；周成王时，皇天显示威灵，彰明周公的德行。由此可知，宗庙神灵对于祸福变化的影响，实在非常可畏。宣仁所受的诽谤，臣认为只是陛下没有听说罢了。既然听说了却不为她辨明，难道是所谓以孝道教化天下吗？臣的这片微薄心意无法自已，只希望陛下裁量取舍。臣端友惶恐万分，冒死再拜。

译●卷三 东坡先生传。《禹贡》说：“三江已经汇入海中，震泽也终于安定。”东坡说：“关于三江的解释，古今都没有弄清楚，我根据自己的见闻考察如下：从豫章以下流入彭蠡湖，向东直到海边的，是南江；从蜀地岷山流到九江、彭蠡湖而入海的，是中江；从蟠冢山导出的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经过【OCR疑误：三ㄛ】、大别山而流入长江，汇聚成湖泽后成为彭蠡湖，再流入海中的，是北江。这三条江，在彭蠡湖以上是两条，在夏口以上是三条；长江和汉水在夏口汇合，与豫章的江水一起汇入彭蠡湖，于是三江合为一江；经过秣陵、京口流入大海后，就不再分为三条了。然而《禹贡》仍然保留三江的名称，称为‘北江’、‘中江’，是因为水味各不相同。大概这三条水的性质彼此并不相同，虽然江道相合，水味却有差异，所以直到今天仍有‘三泠’的说法。古今都称说唐代陆羽能够辨别水味，三泠之水混杂在一起也不能欺骗他，这并不是妄说。我又根据《禹贡》的话加以考察，发现它们正好相互印证。《禹贡》叙述汉水说：‘蟠冢山导出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水；经过【OCR疑误：三ㄛ】，到达大别山，向南流入长江；向东汇聚成彭蠡湖；向东流成为北江，进入大海。’” 汉水既然已经流入长江，并且又汇聚成彭蠡湖，怎么还能重新流出来成为北江而流入大海呢？由此可知，所谓三江，是以水味来区别的。禹叙述长江时说：“岷山导出长江，向东分出沱水；又向东到达澧水，经过九江，到达东陵；向东斜行向北汇入彭蠡湖；向东成为中江，流入大海。”长江既然已经同汉水汇合，又汇聚成彭蠡湖，怎么能够再分出一条中江流入大海呢？由此可知，也是以水味来区别的。汉水是北江，岷山导出的长江是中江，那么豫章的江水是南江，不必明说也可以知道了。禹是以水味来区别三江的，这可信吗？回答是：《禹贡》说：“济水已经流入黄河，又从荥泽漫溢出来。”禹如果不是以水味来区别水流，又怎么知道荥泽的水是济水呢？尧治理洪水以前，东南一带都是大海，哪里还会有吴、越呢？等到彭蠡湖蓄水，三江流入大海，吴、越才开始有可以居住的土地；水流汇聚的地方，只有震泽而已。所以说：“三江已经汇入海中，震泽也终于安定。”孔安国认为：“长江从彭蠡湖分为三支，流入震泽成为北江，再流入大海。”这种说法很疏略。大概孔安国没有到南方游历，只是按照经文凭意推测，不知道三江距离震泽非常遥远，绝不可能流入那里；而且震泽的大小也绝对不足以容纳三江。” 班固说：“南江从会稽郡吴县南面流入大海；中江从丹阳郡芜湖县西面流出，向东到会稽郡阳羡县东面入海；北江从会稽郡毗陵县北面向东入海。”会稽、丹阳两地或许确实有这三条江，但它们都是东南地区分流出来、各自入海的小水流，并不是《禹贡》所说从彭蠡湖流出的中江、北江。人们只看到《禹贡》有中江、北江的名称，却没有意识到一条江有三种水味，合流而味道不同，反而杂取支流中的一条小水来凑足三江之数。假如这三条就是三江，那么再加上今天从京口入海的长江，便成了四条江。京口的长江与这三条相比，还如同田间小沟和沟渠一样，禹为什么偏偏遗漏大江而计算小水呢？”世人都说东坡先生论三江是以水味区别，自从孔子删定《尚书》以来，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然而我读《唐史》，看到唐高宗问许敬宗：“《尚书》说‘浮于济漯’，如今济水和漯水根本不相连接，为什么这样说呢？”许敬宗说：“夏禹疏导氵允水，向东流成为济水，流入黄河。如今从漯水流到氵昴再汇入黄河，水从这里【OCR疑误：γ】穿过黄河向南流出成为荥水，又【OCR疑误：γ】流到曹、濮一带，从地下分散流出，汇合后向东流；汶水从南面流入，这就是所谓‘溢出成为荥水，向东流出到陶丘，又向东汇合于汶水’。” 古代五行各有主管的官员，水官如果不失职，就能够辨别水的味道和颜色。水流潜入地下又重新涌出，汇合之后又重新分流，这些情况都能辨认。大概江水、河水是以味道来区别的，这一点许敬宗已经先说过了！东坡先生没有把他的说法表彰出来，是嫌他的姓名玷污了史册吧。王弼注释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用的饣束，鼎身沾湿，凶险。’”他认为这是沾染湿润的样子。大概王弼不知道古本《易经》中“形”写作“刑”，“渥”写作“屋刂”，“屋刂”的读音是“屋”，所以《新唐书》在元载的赞语中使用“刑屋刂”，《周礼》中也有“屋刂诛”的说法。【原文‘饣束’‘屋刂’字形及相关字词存在疑误，以上依原文保留】《尚书》以尧、舜开篇，《诗经》以周文王开篇，《春秋》以鲁隐公开篇，《史记》的《世家》以吴泰伯开篇，《列传》以伯夷开篇，这些都是因为谦让作为德行，意义十分重大啊！孔子赞颂周公、赞颂召公，却不赞颂太公。颜子如果得到职位，就会辅佐尧、舜、文王；孟子如果得到职位，就会辅佐商汤、周武王。韩退之的《▯里操》说：“臣下的罪过应当诛杀啊，天王圣明。”这是懂得周文王心意的话。从前孟子想谈论周礼，却担心没有相关典籍。如今《周礼》最后才出现，其中夹杂了许多战国时期的事情；大体上是亵渎祭祀、搜刮钱财、官员冗多、扰害百姓，只能用于文章辞说，不能施行于实际政务。先儒认为它是六国阴谋之书，这就过头了。晁伯认为《周礼》是刘更生为新室所作的书，说：《诗经》《尚书》只称四岳，新室称五岳，《周礼》也称五岳，类似这样的地方不止一处，我对此颇为怀疑。后来得到司马文正公的《日记》，其中记载他上奏反对青苗法，说：“这是《周礼》泉府的职掌，是周公的法令。”司马光回答说：“陛下如果允许臣不顾忌讳，臣才敢冒死直说。从前刘歆采用这种办法来辅佐王莽，使农民和商人失去生计，在道路和市场上哭泣，最终使天下灭亡，怎么足以作为圣朝的法令呢？况且王莽把钱贷给百姓，使他们经营本业，计算所得的利息，每年收取十分之一。和今天相比，每年收取四分利息，还算轻的。” 皇帝说：“王莽夺取天下，本来就不是用正道。”司马光回答说：“王莽夺取天下虽然不是用正道，但他承受的是汉家完整富足的基业；假如他不变更法令、不征取利息，不因此与百姓结怨，也许还不至于灭亡。”这正是文正公的意思，也说明他认为《周礼》中有许多新室时期的事情。自从王安石借《周礼》来文饰自己的政事以后，便把它完全说成周公所作的书，学者再也没有人敢议论了。

译孔子回答众弟子询问孝道，不过说了一两句话；到了曾子，却特意为他写入经书。又说：“孔子的文章，可以听到；关于人的本性和天道，却无法听到。”孔子告诉曾子时，还说：“我的道，用一个根本原则贯穿始终。”大概颜渊死后，孔子所传授的人，只有曾子一个。孔子去世后，子夏、子游、子张因为有若的相貌像孔子，想用侍奉孔子的方式来侍奉有若，只有曾子不同意，说：“这是经过江汉之水洗涤、经过秋日曝晒的洁白啊，光明洁白到了极点，不能再超过了。”他的卓越见识也不是其他弟子所能比的，只是他没有列入四科之中，世人对此颇为疑惑。有人说，颜渊等十人同在陈、蔡之间遭难，曾子因为孝敬父母，没有离开双亲，所以没有列入；有人说，孔子的弟子中曾子最年轻，比孔子小四十六岁。《论语》记载曾子去世，那么《论语》毫无疑问是从曾子的弟子、子思一类人那里流传出来的。曾子曾经同他的门徒急切地追记孔子称说颜渊等人的话；曾子称朋友时各用他们的字，至于孔子称说曾子的话，曾子自然不会记录，如果真是孔子的话，就会直称其名。当时，德行方面是颜回、闵损、冉耕、冉雍；言语方面是宰予、端木赐；政事方面是冉求、仲由；文学方面是言偃、卜商。这大概是《论语》的体例：老师对弟子说话时就直称其名；弟子回答老师，即使谈到朋友也直称其名；弟子之间相互称呼则使用字。这种说法比较接近实际。假如说孔子在陈、蔡受困时面临生死忧患，想把其中的人表彰给后世，所以采用《春秋》褒贬人物的体例，用称字来褒奖他们，那么“贤德啊，颜回！”“赐啊，可以同你谈《诗》了。”“言偃说得对。”“冉雍啊，可以让他面向南方就任君位。”这些难道不都是褒奖吗？杨朱只顾自身，超过了义；墨子主张兼爱，超过了仁。对于仁义方面的偏失，孟子尚且把他们当作夷狄来对待，加以斥责而毫不宽贷。当时还有庄子，著书以来，把尧、舜以下的人没有一个不加以毁谤，尤其严重地毁谤孔子；《诗》《书》、礼乐、刑名、度数，全都认为可以废弃。他背叛道统、危害教化，不是杨朱、墨子两家所能相比的。庄子是蒙地人，孟子是邹地人，两地又彼此相邻，他们却都像没有听说过对方，像对方根本不存在一样，为什么呢？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能辨明这一点。假如说庄子确实是诋毁孔子的人，那不仅是不懂庄子，也是不了解孟子啊！孔子说：“君主要像个君主，臣子要像个臣子；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是常理。孟子则说：“君主把臣子看作手足，臣子就把君主看作腹心；君主把臣子看作犬马，臣子就把君主看作普通人；君主把臣子看作泥土草芥，臣子就把君主看作仇敌。”大概孔子不忍心说出的，孟子全都说尽了。孟子说：“走得慢而落在年长者后面，叫作弟；走得快而抢在年长者前面，叫作不弟。”元丰末年，诏令把孟子配享于孔子庙，他高高地戴着冠冕，坐在颜子之下；曾子的老师坐在席位下方，子思的老师站在庑廊下面。这岂只是走在年长者前面呢？假如孟子有神灵，他难道肯违背自己一生所说的话吗？一定不敢享受这样的配享。老莱子听说穆公想任用子思为相，便问：“像您这样的人侍奉君主，将要怎样做呢？”子思说：“顺从我的本性，以道义侍奉君主，这样就不会死亡。”老莱子说：“不行。顺从你的本性，你的性情清高刚直而且傲视不肖之人；再说又说什么不会死亡，这不是做人臣的态度。”子思说：“不肖之人，本来就是人所应当傲视的。侍奉君主时，道能够施行、言语能够被听从，就可以有所作为；道不能施行、言语不被听从，也就不能侍奉君主，这就叫作不会有所作为。”老莱子说：“你没看见牙齿吗？虽然坚固，最终却会彼此磨损；舌头柔软顺从，最终也不会损坏。”子思说：“我不敢做舌头那样的人，所以不能侍奉君主。”我读子思的著作，知道孟轲的刚直，本来是有老师传授的。司马文正公《太玄说》的大意是：“扬子云真是大儒啊！孔子去世以后，懂得圣人之道的，除了子云还会是谁？孟子和荀子几乎都不足以同他相比，更何况其他人呢？看《太玄》的著作，明处达到人事的极致，幽处穷尽神妙；大的方面包容宇宙，细的方面深入毛发，把天地人的道理合为一体。概括它的根本，向人显示万物的来源；它孕育万物，同时又作为万物之母。” 它像大地一样，任人践踏却无法穷尽；像大海一样，任人舀取却不会枯竭。天下的道理，即使有好的，也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一点。考察混沌元气初始形成的时候，《太玄》已经产生；观察当今时代，《太玄》并非没有施行；推究到天地终结之时，《太玄》也不会灭亡；探究万物的情状，没有遗漏；用它来测度鬼神的形态，没有违背；概括比较六经的言论，也没有冲突。即使圣人重新降生，看到《太玄》，也一定会释然感叹，认为它得到了自己的心意。由此可知，《太玄》是用来赞助、阐发《易》的，并不是另写一部书来同《易》争胜。”我认为文正公把诚实和谦逊作为治学的根本，假如他对《太玄》没有见解，怎么肯说出这样的话呢？程伊川认为《太玄》是赞助《易》的作品，这是不对的。程伊川的门人认为文正公不懂先天之学，也是不对的。

译●卷四 司马文正公作《文中子补传》说：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是河东龙门人。六代祖王玄则，在宋朝做官，历任太仆、国子博士；兄长王玄谟凭借将帅才略显名，而王玄则则凭借儒术进身。王玄则生王焕，王焕生王蚪。齐高帝将要接受宋朝禅让、诛杀袁粲时，王蚪因此向北逃奔魏国。魏孝文帝十分器重他，屡次升迁至并州刺史，封晋阳公，谥号穆，从此在河、汾之间定居。王蚪生王彦，官至同州刺史。王彦生王杰，官至济州刺史，封安唐公，谥号献。王杰生王隆，字伯高。隋开皇初年，王隆以国子博士的身份在云龙门待诏。隋文帝曾从容地对王隆说：“我是什么样的君主？”王隆回答：“陛下聪明神武，这是上天赋予的；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却没有完全以古代制度为依据。虽然具备尧、舜那样的资质，最终却会因不学习而受到拖累。”皇帝沉默了一会儿，说：“先生，您就是我的陆贾。您拿什么来教导我呢？”王隆于是撰写《兴衰要论》七篇，进呈给皇帝。皇帝虽然称赞写得好，却也没有完全领会。王隆历任昌乐、猗氏、铜川令，后来弃官回乡，教授学生，死在家中。王隆生王通。王通自幼聪明颖悟，喜爱学习；向东海李育学习《尚书》，向会稽夏▯学习《诗经》，向河东关朗学习《礼》，向北平霍汲学习《乐》，向族父仲华学习《易经》。仁寿三年，王通刚行冠礼，向西进入长安，献上《太平十二策》。隋文帝召见他，赞叹欣赏，却不能任用，于是让他回去。不久又征召他，隋炀帝即位后，又征召他，他都称病不去，专心以教授为业，从远方前来求学的弟子很多。于是他撰写《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一百五十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称为《王氏六经》。司徒杨素看重他的才华和品行，劝他出仕。王通说：“汾水边的曲折之处，有先人的破旧房屋，足以遮蔽风雨；有少量田地，足以供给粗粥。我希望明公端正自身来治理天下，使时令调和、年成丰收，我所受到的恩赐已经很多了，不愿出仕。”有人向杨素进谗说：“他其实是在怠慢您，您为什么还敬重他呢？”杨素把这话拿来问王通，王通说：“如果您可以被怠慢，那么就是我的所得；如果您不可以被怠慢，那么就是我的过失。得失在我，和您有什么关系呢！”杨素仍像从前一样待他。右武候大将军贺若弼曾经给他看射箭，发箭没有不中的。王通说：“技艺真美啊！君子应当立志于道，依据德，依循仁，然后才能从事各种技艺。” 贺若弼不高兴地离开了。王通对门人说：“这个人自负而刚愎，恐怕很难在当今世道免于祸患了。”纳言苏威喜欢收藏古代器物，王通说：“古代喜欢古物的人，是聚集道；今天喜欢古物的人，是聚集器物。”太学博士刘炫向他问《易》，王通说：“圣人对于《易》，终身都不能穷尽，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有个叫仲长子光的人，隐居在河中洲渚。他曾说：“身处险境而运用奇谋，不如居处平安而无所作为。”王通认为这话说得有道理，说：“名声越消退，德行越增长；自身越退让，道义越进步，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明白了。”王通读到刘孝标的《绝交论》，说：“可惜啊，举出任公来反而毁坏了文章，任公不能说是知人。”读到《辨命论》，说：“人事已经被废弃了。”弟子薛收问：“恩惠不损害义，节俭不伤害礼，怎么样？”王通说：“这是汉文帝难以做到的事。废除肉刑会损害义，减省一些是可以的；穿着弋绨会伤害礼，取其中适度的做法才可以。”王孝逸说：“天下人都争逐利益而抛弃义，应当怎么办？”王通说：“舍弃众人所争逐的，取得众人所抛弃的，不就是君子吗！”有人问怎样对待人的善行，王通说：“知道他有善行，就称赞他；知道他没有善行，就当面告诉他；从来不曾与这样的人长久相处。” 贾琼问怎样平息诽谤。王通说：“不要争辩。”又问怎样停止怨恨，王通说：“不要争斗。”所以他的乡人都受他感化，变得不再争斗。贾琼问众人相处的道理，王通说：“相同而不损害正道，有差异而不伤害事物。古代有道之人，内心不失去真实，外表不违背世俗，所以能够保全。”贾琼请求断绝一切人事往来，王通说：“不可以。”贾琼说：“那么应当怎样呢？”王通说：“庄重地对待他们，诚信地回应他们；来的人不要拒绝，离去的人不要追赶，内心沉静如常，这样就可以了。”王通说姚义善于交往。有人说他过于简略，王通说：“这正是他能够善于交往的原因。”又有人问他是否交往广泛，王通说：“交往广泛而不泛滥，这又正是他能够善于交往的原因。”王通又对薛收说：“他善于接触小人，同他们保持距离却不疏远，接近他们却不亲昵，态度安定自持。”王通曾说：“封禅不是古代的制度，大概是秦、汉以来的奢侈之心吧？”又说：“周公的智慧真深邃啊！使家庭安定，是为了使天下安定；有了我，是为了使百姓得到厚待。”又说：“容易快乐的人必定多有悲哀，轻易施舍的人必定喜欢夺取。”又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其刑罚一定公平；横征重税的国家，其财富一定贫乏。”又说：“廉洁的人常常因无所求而快乐，贪婪的人常常忧虑不足。” 他又说：“我没有见过得到诽谤反而高兴、听到赞誉反而害怕的人。”又说：“昏昧时只谈论财利，这是夷虏的做法。”又说：“居处在近处却能认识远方，身处今日却能知道古代，难道不是靠学习吗？”又说：“轻易赞誉别人却随意毁谤，喜欢憎恶而崇尚发怒，是小人。”又说：“听到诽谤就发怒，是谗言得以进身的阶梯；见到赞誉就高兴，是佞幸得以媒介的途径。断绝阶梯，除去媒介，谗言和佞幸就会远离了。”王通说北山黄公善于行医：先调理饮食起居，然后才使用针灸和药物。又说汾阴侯生善于占筮：“先处理人事，然后再看卦爻。”大业十年，尚书召王通任蜀郡司户；十一年，又以著作郎、国子博士的身份征召他，他都没有前往。大业十四年，他病死在家中。门人给他谥号为文中子。他有两个儿子，福郊、福▯；两个弟弟，凝、绩。评论说：这些都是根据王通的世家以及《中说》所说的内容。玄谟在宋任官至开府仪同三司。绩以及福▯的儿子π、θ、勃，都因善于文章而在唐代闻名，各自都有列传。我私下认为，先王的《六经》已经多得学不完了，又为什么还要续写呢？续写它们，难道能够超出原有《六经》之外吗？如果超出了，就不是经了；如果没有超出却加以续写，就是多余的，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有人说：“那是商、周以前的事，这里说的是汉、魏以来的事。”我说：“汉、魏以来，司马迁、班固一类的人，已经记载得很详细了。”难道要等到续写经书以后，后人才知道这些事吗？这一定是喜欢夸大自己而欺骗愚昧的人吧！那么那些不愚昧的人，谁肯听从他呢？如今他的《六经》都已经亡佚，只有《中说》还保存着；《中说》也是出自他们家，虽然说是门人薛收、姚义所记录的，但我读这部书，私下怀疑唐朝兴起以后，凝、福▯一类人依据当时的事实，随意加以附益。为什么这样说呢？书中所称的朋友、门人，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魏征、陈叔达、薛收之类；考察旧史，没有一个人提到过王通的名字。《隋史》是唐初编修的，也从未在《儒林》《隐逸》之中记载他的名字，难道这些公卿都是忘记老师、抛弃旧交的人吗？为什么唯独他们家把他当作名传当世的圣人，而外面的人却全都不知道呢？福▯又说：“凝任监察御史时，弹劾侯君集有谋反的迹象，唐太宗不相信他，只把凝贬为姑苏令。大夫杜淹上奏说凝直言而无罪，长孙无忌和侯君集交好，因此与杜淹有了嫌隙，王氏兄弟都受到压制而未被任用。当时陈叔达正在撰写《隋史》，害怕长孙无忌，所以没有为文中子立传。” 考察陈叔达，他此前任宰相，地位和职任与长孙无忌相当，为什么还要害怕他？难道竟至于抹去自己老师的姓名，使他在世上默默无闻吗？况且魏征实际上总领《隋史》的编修，即使陈叔达曲意回避权势，魏征难道会听从他吗？这就是我怀疑这件事的原因。又，杜淹在贞观二年去世，贞观十四年侯君集平定高昌回来后才被捕入狱，因此产生怨恨不满；贞观十七年谋反，被诛杀。这些前后时间互相矛盾，是其中最明显的不实之处。又如王通回答李靖所问圣人之道时说：“没有途径可循，也不能到达那个境界，这是道的常态。一定要做到无所到达吗？”又曾对魏征说圣人有忧虑疑惑，退下来后却对董常说圣人没有忧虑疑惑。他说：“把内心和外在行迹割裂开来，已经很久了，都是流入佛教、老庄之学的结果。圣人之道，开始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整治家庭、治理国家，进而达到安定万邦、和谐百姓、感通天地、使万物成长；功业施行于当时，法则流传于后世，怎么能说没有达到任何地方呢？圣人的作为都发自极端真诚，然后功业才能遍及四海；极端真诚是内心，功业是外在行迹，为什么要把二者割裂开来呢？”照王通所说，圣人就是作伪来欺骗天下，这难道可以吗？他又说：“佛，是圣人，是西方的教；放在中国就成为泥滞之物。” 他又说：“《诗》《书》兴盛时秦朝灭亡了，这不是孔子的罪过。虚无玄远之学兴盛时晋朝混乱了，这不是老子、庄子的罪过。斋戒修行盛行时梁国灭亡了，这不是释迦牟尼的罪过。”如果是圣人，那么把他的道理推行到南海也应当适用，推行到北海也应当适用，哪里会有在西方可以实行、在甲国却不能实行的道理呢？如果不是圣人，那么在中国成为泥滞之物，难道到了西方就不成为泥滞之物吗？秦朝焚烧《诗》《书》，所以灭亡；假使《诗》《书》的道理在秦朝兴盛，秦朝怎么会灭亡呢？老子、庄子尊崇虚无而轻视礼法，所以王衍、阮籍之类的人乘着这种风气加以鼓吹，粉饰言论，放纵情欲，以至于九州覆没；释迦牟尼宣说前世因果，抛弃今日的仁义，所以梁武帝承袭其流弊而信奉它，严行斋戒，放松政令刑法，以至于百姓遭受涂炭。最初提出并倡导这些思想的，若不是这两家之罪，又是谁的罪呢？这些都是不合于圣人之道的议论。唐代的文学之士，传述他的学说和著作的，大概很少；只有李翱把它比作《太公家教》，到了司空图、皮日休才开始重视它。宋朝兴起后，柳开、孙何振兴并推广它，于是盛行于世，甚至有人真以为他是可以继承孔子的圣人。我读他的著作，设想他的为人，确实是好学而笃实行事的儒者；可惜他对自己的期许太高，他的子弟又把他称赞得过分，更使后世的人不敢相信。我担心世人讥笑他僭越而连累他的长处，所以选取他的事迹中合于情理、所说又切合实际的部分，写在篇中，用来补充《隋书》的缺失。传记写成后，文正公问我：“你的祖父康节认为他怎么样？”康节称赞说：“小人没有这种长处，当世已经抛弃他；君子有这种过失，万世仍会讥笑他。记录他正确的地方，舍弃他错误的地方，这是君子的归宿；因为他的错误而舍弃他的正确之处，君子就所剩无几了。可惜啊，仲淹，寿命不长吗？并不是不能废弃错误，只是瑕疵不能遮盖美玉。虽然还没有达到圣人的境界，他大概是圣人的一类人吧！”文正从此多次谈论文中子，所以又特意把这些话写在《通鉴》的论说中。然而文正怀疑，书中所称的朋友、门人都是隋、唐之际的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魏征、陈叔达、薛收之类，却没有一个人提到过王通的姓名；又怀疑他的子弟把他称赞得过分；还怀疑唐代文学之士传述他的著作的大概很少，只有李翱把它比作《太公家教》，到了司空图、皮日休才开始重视它。我得到唐代文人刘禹锡的话，说隋朝的诸位儒者中，只有王通能够阐明王道；他隐居在白牛谷，来他门下求学的，都是天下俊杰。他在家中著书，去世后，谥号为文中子。这样看来，苏威等人确实是他的朋友和门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并不是他的子弟把他称赞得过分，这也毫无疑问；不只是司空图、皮日休重视他的著作，这同样毫无疑问。刘禹锡的话，难道是文正公偶然没有看到吗？文正公的传记和康节的赞语，都没有流传到世上，所以我特意把它们表彰出来。程伊川也说：“文中子的格言，前面没有荀卿、扬雄可以相比。” 我家过去收藏着司马文正公隶书写的《无为赞》。考察司马公的传记和文集，其中没有这篇文章，只有这样的记载：“主张黄帝、老子之学的人，认为内心如死灰、形体如枯木，就是无为。迂叟认为不对，于是作《无为赞》说：‘用正道治理内心，用安静保全自身；进退都合乎义，得失都有命定。守道在于自己，成功则取决于天；有所作为反而会失败，不如顺其自然。’”章子厚在丞相府，回头对座上宾客说：“延安帅章质夫因为修筑城墙挖地，得到一根大竹根，已经有一半变成了石头。西边自古以来没有竹子，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宾客都没有说话，只有我的先人说：“天地循环运行，把南方变成北方的情况已经有过多少次了，您难道认为今天的延安就是自天地形成以来才有的西边吗？”章子厚叹息说：“先生有观察事物的学问。”大概章子厚早年曾出于康节门下。

译张籍《祭退之》诗说：“《鲁论》的注释还没有完成，手迹如今已经模糊不清。”这说明韩愈曾经撰写《论语》的传注，但没有完成。如今世间流传的注本，把“宰予昼寝”的“昼”写作“画”字；把“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三月”写作“音”字；把“浴乎沂”的“浴”写作“沿”字，浅陋到了极点，程伊川却都采用了，为什么呢？又如“子畏于匡，颜渊后。曰：‘吾以尔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中的“死”字本来有它自身的意义。程伊川的门人却改作：“子在，回何敢先？”学者大多不服。” 吕汲公将要升任秘书丞时，请求用这一官职来替母亲改换封邑，朝廷同意了。朝廷内外都认为这是美事，只有刘敞，字原父，说：“按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是大夫，父亲下葬按士的礼制，祭祀按大夫的礼制。这是因为不敢凭借自己的尊贵来加高亲人的身份。如今您的举动是孝，但在礼制上似乎相违，这该怎么办呢？而且按照法律，您的母亲本来不应当受封，这也不是尊崇她的办法。”吕公听后赞叹佩服，认为自己不如他，终身敬重原父的学问。楚州人徐积有孝行，苏轼等人特别敬重礼遇他。起初，徐积向胡瑗学习。胡瑗的门人很多，有一天却单独召徐积到中堂吃饭，两个女子在旁侍立。徐积问胡瑗：“如果门人有人问我是否见到了侍女，我将怎样回答？”胡瑗说：“不要预先安排。”徐积听了这句话，忽然大有所悟，他的学业于是大为进步。” 子张对高宗服谅阴三年感到疑惑；子思不听从他的儿子为被出逐的母亲服丧；子游为同母异父的兄弟服大功丧，子夏则认为应服齐衰；孔子去世后，门人对于应当服什么丧服也感到疑惑。在洙水、泗水之间，亲自跟随孔子学习礼制的人尚且如此。所以三年之丧，郑玄说是二十七个月，王肃说是二十五个月。改葬时的丧服，郑玄说服缌麻三个月，王肃说下葬完毕就除去丧服。继母改嫁，郑玄说都应服丧，王肃说只有她曾继承并抚育这个孩子，才为她服丧。没有丧服规定的夭殇，郑玄说儿子服丧一个月，哭一天；王肃说以哭的天数代替服丧的月份。各位儒者的议论纷纷，不能一致。大概挚虞因此长叹，我把这件事表彰出来，是为了说明后世对丧礼多有避讳，而丧礼又极其容易失传、难以明白。

译●卷五 唐以前的文字还没有刻印，大多是抄本。齐朝衡阳王萧钧亲手用小楷抄写《五经》，放在巾箱中。巾箱本《五经》从此开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求下令让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刷出售。朝廷同意了。即使在极其混乱的时代，经籍的流传仍然十分广泛。我曾祖父留下的书，都是长兴年间的刻本，在战火之后散失殆尽，只剩下一部《仪礼》。世间相传，王氏《元经》、薛氏《传》、关子明《易》、《李卫公问对》，都是阮逸仿作的。阮逸曾经把自己的稿本给苏明允看。晁以道说：“阮逸的才辩无人能敌，他仿作《元经》等书，要欺骗一世的人并不困难。”我认为，阮逸后来被仇家告发，说他有‘立太山石，枯上林柳’的句子，遭到编造罪名、窜逐，直到死去，难道也是受到了冥冥中的惩罚吗？”},{ 《说文》说：“姓，是人所由出生的标志。”古代那些神圣之人，他们的母亲感应上天而生下他们，所以“姓”字从“女”。另外，古代的姓如姚、妫、姬、姜之类，也都从“女”旁，其中的意义非常特殊，典籍难以详细记载。伊川的学说以诚敬为根本。他解释“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说：“震动之大，没有什么比得上雷，所以用雷来说明。‘震惊百里’，说的是雷的威势传得很远。人表现出诚敬，没有比祭祀更明显的了。匕是用来承载鼎中祭品并把它升到俎上的，鬯是用来灌地以降神的。正当斟鬯灌地以求神、进献牺牲祈求神享用祭品时，人已经竭尽了诚敬之心；即使有雷震的威势，也不能使他恐惧而失去操守。所以说‘不丧匕鬯’。面对巨大的震动和恐惧，能够安定而不使自己失常的，只有诚敬罢了。”诚敬是最好的修养，所以我特意把这段话表述出来。伊川解释“纳约自牖”说：“‘约’，是用来进言并与君主结交的办法；‘自牖’，是顺着君主明白的地方；‘牖’象征沟通内外。臣下凭借忠信和善道来取得君主的信任，必须从君主明白的地方入手，才能进入他的内心。人的内心有被蒙蔽的地方，也有能够通达的地方。被蒙蔽的，是昏暗之处；能够通达的，是明白之处。顺着他明白的地方进言，就容易被接受。自古能够劝谏君主的，没有不是顺着君主明白的地方进言的，张子房对于汉高祖就是如此。高祖因为戚姬的缘故，准备改立太子，这是他被蒙蔽的地方；群臣争相劝阻的很多。嫡庶、长幼的次序，并不是不明白，但他既被蒙蔽而不能察觉，又有什么办法呢？四位老人，高祖一向知道他们贤能并且敬重他们；这正是他没有被蒙蔽、仍然明白的内心。因此，顺着他明白的地方来谈及这件事，他便像翻手一样很快醒悟过来。况且四位老人的力量，哪里比得上子房、周昌、叔孙通？然而高祖不听从那些人而听从四位老人，只是因为接近他被蒙蔽的地方和接近他明白的地方有所不同罢了。”我不讨论这段话是否符合《易》的本义，但就道理而言是很好的，所以特意把它表述出来。古代《易》的篇次是：《卦爻》第一，《彖》第二，《象》第三，《文言》第四，《系辞》第五，《说卦》第六，《序卦》第七，《杂卦》第八。这样编排，次序彼此不相混杂。先儒说，费直专门把《彖》《象》《文言》参照着解释《易》的爻辞；如今把《彖》《象》《文言》列在各卦之下，是从费氏开始的。孔颖达又说，王辅嗣的意思是，《象》本来是解释经文的，应当彼此接近，所以把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卦下。看来，古《易》先被费氏弄乱，后来又被王氏弄乱了。我家收藏着祖父康节亲手写的《百源易》，确实是古《易》。百源在苏门山下，是康节读《易》的地方，旧秘阁也有一个抄本。程伊川说：“‘黄裳元吉’，是说妇人处在尊贵的位置，女娲氏、武氏就是这种情况。这是非常的变故，不可以明说。所以有‘黄裳元吉’的告诫。像武氏的变故，确实如此。女娲的事不见于《书》；即使真有炼石补天的事情，也不算变故。难道不说汉代吕氏，唯独不算变故吗？”苏仲虎却说：“伊川在元▯年间因获罪被贬逐，所以才这样说，用来诋毁垂帘听政的政治。”我不敢认为这是对的。“那黍子长得纷纷茂盛，那稷子已经长出禾苗。”王氏解释说：“看见黍却说成稷，是因为忧愁而神志昏乱。”程氏解释说：“那黍子，就是我的稷苗。”比较先儒平易明白的说法，这种解释本来就是穿凿附会。《书·伊训》说：“成汤去世以后，太甲元年。”文义非常严密，没有简册断裂残缺的迹象。孟子却说：“成汤之后，外丙在位二年，仲壬在位四年，才轮到太甲。”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伊尹从成汤以来辅佐四代，为什么成汤、太甲在位时政事张弛变化如此明显，而外丙、仲壬在位时却完全没有记载一件事？按照历法考察，如果在成汤之后增加这六年，推算到今天，年数就会多出来而不能相合。司马迁、皇甫谧、刘歆、班固，又都因为采用孟子的说法而错了。只有孔安国遵守本家的传法，没有改变。至于《诗》《书》以外孔子没有说过的事，我不敢妄加判断。东坡在《书上清宫碑》中说：“道家这一流派，本源出于黄帝、老子。他们的道以清静无为为宗旨，以虚静明察、顺应万物为作用，以节俭不争为行为准则，这与《周易》‘何思何虑’和《论语》‘仁者静寿’的说法相合，不过如此而已。”谢显道亲眼见程伊川诵读这几句话，认为这是古今论说仁的文字中最有精妙道理的。我在宫中任职而得以阅览秘藏时，陈莹中等人拿出莹中答复杨中立、辨析伊川不谈先天之学的一封信，于是又拿出我过去见到伊川的弟弟程颖所带出的伊川亲笔书信，满满一轴，信后下方的跋语一定是勉励人熟读王介甫《易》说之类的话。学习伊川之学的士人说：“我们老师的《易》学，哪里值得谈王氏？”众人哗然不服，想让我加以驳斥。我想再同他们辩论时，原先抄录的程颖所带出的伊川书信却丢失了。近来我在眉山任职，有个姓程的学生拿出伊川在晚年被贬涪陵时写给他外祖父金堂谢君的一封信，信中仍然勉励他学习《易》应当从王介甫开始。我把它抄录下来，将给那些从前因不相信我而轻视我的人看。信中说：‘颐启：上月月底，吴斋郎送到书信，我随即转交中奉回复，估计要半个月才能送达。冬天天寒，遥想您起居安适；寄居之处转眼又成了客舍，我每天都在盼望，这才知道行止不能自主是很郁闷的事。来年春天江水安稳，如果您有机会来，能来访一次就很好。只是说到忠、涪之间去探望亲人，必定不会有人怀疑。颐和小儿都很安好。来年春天本来想撰写《春秋》方面的文字，因为没有这部书，所以未能进行；不过可以先完成《论语》《孟子》或《礼记》的文字。《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明白如日月星辰，不容忘记；只怕细微的义例，年老精神不济，会有所遗漏，请推官用心寻究。’

译以后见面时再谈，就像往年所说的那样；许止、蔡般之类关于葬礼的书就是如此。如果想研究《易》，先找来《易绎》熟读，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的文字，使它们融会贯通；其余人的《易》说没有可取之处，只是白费工夫。年纪也大了，应当赶紧努力。宋相见面时，千万谨慎珍重。十一月初九日，颐启，知县、推官。《春秋》记载鲁文公毁掉泉台。《公羊传》讥讽他说：“先君修建的，自己却毁掉它，还不如不要住在那里。”靖康初年，全部毁掉宣和年间修建的离宫别苑，这是宰相不学无术的举动，并不是皇上的意思。康节亲手写的《易》《书》《诗》《春秋》，字迹端正刚劲，没有一处错误遗漏。胄子中贤能的人，应当谨慎收藏，不要使它失传。范淳甫内翰在迩英殿讲解《礼》，讲到“比拟人一定要按照他的伦类”时，说：“先儒认为，把君比作君，应当比拟同一伦类；把臣比作臣，也应当比拟同一伦类，这只是说地位相同罢了。像桀、纣，都是君主；如果把人说成桀、纣，他一定不肯接受。孔子、颜回，只是平民；如果把人说成孔子、颜回，他一定不敢接受。”东坡深深赞叹他掌握了劝讲的体例。程伊川的《易传》，得失尚未评议，表面看来不过是文辞罢了。所以我说它浅近，但它毕竟也是文辞。康节在世时，对于先天之《易》，并不是没有询问、没有谈论；后来伊川门下的人却多次把它说成妄诞。我过去曾因陈莹中《报杨中立游定夫书》略作辨析，现在一并列在下面，留给知育的君子。陈莹中《答杨中立游定夫书》说：“康节说：‘先天图，是心法。’图虽然没有文字，我终日谈论的内容，却从来没有离开它。所以他的诗说：‘身在天地后，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而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值得说的。’他又说：‘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这一段话正是直接解释图的意思，就像逆推四时那样。那么，先天之学以心为根本；至于用在经世方面，不过是康节的余事罢了。世间的学者从文字中寻求《易》，讲到《皇极》时，有的把它看作考察数目的书。康节的诗说：‘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同时代的人把他看作神仙，后来的人把他的书称作考数之书，这些都不是康节所遗憾的。至于他的内心，只是致力于三圣之道罢了。《观物》说：‘起《震》终《艮》一节，说明文王的八卦；天地定位一节，说明伏羲的八卦。’可见先天之学本于伏羲，到文王时才完备。所以他的诗说：‘天地定位，《否》《泰》相反而同类。山泽通气，《咸》《损》显示其中的义理。’ ‘雷风相薄，《恒》《益》由此兴起。水火相射，《既济》《未济》由此形成。四象彼此交错，成为十六种情形；八卦彼此荡动，成为六十四卦。’八卦，是《易》的小成；六十四卦，是《易》的大成。汇集伏羲、文王的事业而完成这一体系的，不是孔子又是谁呢？康节曾说，孟子从未提到《易》字，但《易》的道理存在于其中，只是能看见这一点的人很少。他又说，人能运用《易》，就是懂得《易》；像孟子这样，可以说是善于运用《易》的人。因为《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所以圣人运用《易》，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预先防范，使困穷发生变化而通达。至于暑气到了极点就转变为寒气，寒气到了极点就转变为暑气，这是自行变化、自行通达。既然困穷能自行变化、自行通达，又何必依赖圣人呢？孔子赞述《易》，却不是同《易》争胜；孟子运用《易》，却不直接谈到《易》。这就是所谓贤者能够认识根本大道，他距离圣人运用《易》的境界并不远。然而，有人诋毁《太玄》是盖酱瓿的书，有人又把孟子列入已经成圣的行列；以私人的议论损害公理，都是别有用意。像这样预先防止祸患，难道会缺少人吗？” 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益处呢？《观物》说：‘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就防备它，国家才能长久，子孙才能昌盛；所以圣人重视对未然之事的防范，这就是《易》的大纲。’至于他评论孔子怎样穷尽天地人三才之道，只说：‘行动没有车辙足迹，精妙至极，就在一动一静之间罢了。’阐明先圣幽深的道理，使先天之学显现出来的，不就在康节的书中吗？虽然在康节的书中，但书本身也不足以穷尽其中的奥妙。所以司马文正与康节同时代且交好，却从未说过一句先天之学；他所著《家范》取法于《家人》一卦，却完全采用王弼的说法。如今谈《易》的人，正厌弃平常而追求奇异，脱离日常生活去穿凿空虚玄远的道理。有的人又说文正公怀疑先天之学，这哪里足以谈论两位先生张弛取舍的本意呢？两位先生已经无法见到了。难道只看他们的书，就想窥测他们的内心，能这样吗，不能这样吗？担负先觉责任的人，希望赐我一句话，或许最终可以避免大的过错。”

译●卷六论先天《八卦》的方位与《系辞》所说不同。我私下认为，康节先生之所以辨析伏羲、文王的《易》，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伏羲的《易》中，乾在南、坤在北；从乾向左排列为巽，向右排列为兑；兑在东方，离属阳。若按“起于震、终于艮”的次序，则离在上、坎在下，震在东、兑在西，这与先天的方位本来就不同。乾、坤、屯、蒙的次序，与乾、履、大有、大壮的次序也不同。乾、坤、屯、蒙的次序，孔子作《序卦》来教导天下，其中的文辞和义理，都可以玩味学习。乾、履、大有、大壮的次序，文王没有说明其中的义理，后来的学者又根据什么来学习它呢？虽然没有可以凭据的义理，但如果在心中有所领悟，心里的声音不足以发明它的奥秘，心里的图画也不足以表现它的精妙；一旦陷入语言文字，先天之《易》就隐没了。探求隐秘的人，难道会少吗？背离义理而寻求数术，是文王所忧虑的；所以他关闭这道门，不让它流传出来。孔子继承文王的志向，使隐微的显现、幽深的明白，一概以仁义为准则，默默完成而不加言说。圣人的教导就是这样，纯洁、精微，可以说达到极致了。后来的学者仍然有舍弃经文而取用纬书、违背大道而轻慢正经的人，京房一类人就是如此。康节说：“研究事物之理，不可以勉强求通。勉强求通，就会丧失义理而陷入迷误。《皇极》这部书，是不可以勉强求通的。丧失义理的人，舍弃仁义而迷恋小道，背离外在事物而受私情役使；像这样去取用《皇极》，文正公之所以把它关闭，并不是与康节心意不同。大概伏羲、文王的《易》，既是一致的，又不是完全一致；文王、康节的学说，既相同，又有不同。皇帝、王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开合的义理也有差异；《易》之所以呈现不同，根本未曾有二。所谓伏羲的《八卦》、文王的《八卦》，既未曾不同，也未曾完全相同。说一、说二，说不同、说相同，都只是为了探求《易》的真实意义罢了。我私下认为大概如此，但关于实情究竟怎样，也不敢认为一定如此，还要当面请教，才能作出判断。承蒙您告诉我，《系辞》解释各爻时，没有涉及象数；难道这就是得意而忘象，真正的孔子之学吗？这句话已经说尽了《易》的要旨。至于太阳、星辰和气候的说法，我还没有深入考察。不过，以爻对应时日，既出自《系辞》；关于历法和天象的两句话，又记载在《尧典》中。《月令》所记，都是节气和时令；鸟火、昴星可以辨别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辰弗集于房’，便可以知道错过了日期。《春秋》所记日食的数量，后世按照历法和天象推算，十次中能符合七八次，已经号称精密了。因此，离、坎的上下位置，乾、坤的南北方位，在《六经》中恐怕都可以考察，不只是《易》中如此。孔子说：‘寒气过去，暑气就到来；暑气过去，寒气就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由此形成。’一年不可能自行形成，必定有形成一年的方法。一个时日有三百六旬有六日，靠闰月来确定四时，这就是形成一年的方法。治理历法、明确时令，是先王最大的政务；考察《嗣征》，就可以看出来。至于王所省察的只是岁时，而形成一年的方法交给有关官员掌管；有关官员失职，必定诛杀，不能赦免，不像其他罪过还可以宽宥。凡是圣人，哪有不这样做的呢？正是依靠这种方法把时令授予百姓，怎敢不敬慎呢？然而圣人的文章，贯通天地，如同经线和纬线；经出于上，而纬掌握在有关官员手中。上面推算，下面奉守，百姓所依赖的时令，都不可不敬慎。考察、参览并配合各种说法，根本都取自纬书，是历法所采用、有关官员所应当学习的。康节说：‘洛下闳只懂历法，只有扬子云既懂历法，又懂历法的道理。先天之《易》，难道不就是历法的道理吗？’文正读《太玄说》时说：‘用鬼神的情状来推测它而不违背，用《六经》的文字来概括它而不相悖。’ “即使圣人再生，看到《太玄》，也一定会释然一笑，认为它领会了自己的心意。由此才知道，《太玄》是用来赞助《易》的，并不是另写一部书来同《易》争胜。”他又说：“打猎的人，用网捕获猎物，和用箭射得猎物，有什么不同呢？《易》像网，《太玄》像箭。为什么不能已经设下网，再让射箭的人来帮助呢？”他又说：“孔子去世以后，懂得圣人之道的，除了扬子云还能有谁？孟子、荀子几乎都不足以相比，何况其他人呢？”我浅陋无知，起初根本不了解《太玄》，曾经轻率地议论它，妄加评判其中的是非。自从听到康节的话，才开始在历法的道理中探求子云；后来读到文正的议论，才知道《太玄》不可不学，只是仍然茫然，没有入门的途径，还苦于其中的字难以辨认，何况想立即测知它的奥秘呢？文正自己说：“探求它多年，才得以看到；读了几十遍，参照首尾，才稍稍窥见大概。然后叹息着放下书，赞叹子云真是大儒啊！”凡是文正的学问，都以诚为主，以谦逊自守；即使得到十分、百分，也只说出一二分。他对于《太玄》，如果不是亲自读到、观察到，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起初没有听到这些话，竟轻率地议论子云的书，妄加评判是非，内心的惭愧和怅惘，哪里说得尽呢？在将要成功时抛弃过去的错误，在平地上积累最初的学习，希望能够推究过去而不再留恋，积累新的所得而有所发扬；还要依靠先知先觉的大君子，允许我停下来并帮助我继续前进。我认为您所谈论的康节之学，恐怕不对。康节的诗说：“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人谤道是神仙。”连神仙这种说法他都不接受，怎么会把它看作数学呢？康节说：“先天之学，是心法。”那么，他的学问在于心；有人或许想在心之外观察吉凶休咎，所以才把《皇极》看作考察数目的书。听说康节从未把《皇极》拿来告诉别人，所以他的说法没有流传下来。既然已有《八卦》，可以用来窥察、玩味；顺从它所指示的道理就吉利，违背它就有灾咎，何必还要从《皇极》一书中另求吉凶呢？因此，谏大夫陈公莹中论述康节先天之学的书，是写给杨中立、游定夫的。大谏公与康节没有交往；我的先君同他交好，因为大谏公的请求，曾把遗书的副本送回来。当时国家有一个大盗窃据显要职位，事情还没有揭发；大谏公用言论讥刺他，反而获罪，后来没有人敢继承他的做法。这个大盗的威势从此更加盛大，最终发展到扰乱天下。世人把大谏公的明察比作汉代何武、唐代郭子仪、本朝吕献可、苏明允。有人怀疑大谏公能够预知未来如同神明，也是出自康节的书，那是不对的。大谏公被罢黜以后，才开始学习康节之学；凭借他英伟超群的资质，见识高超通达，才写出了这部书。”},{

译中立、定夫同出于伊川门下，但他们在前辈中的先后次序尚不清楚，所以不知道他们所学的内容。明道、伊川拜见康节时，作诗说：“先辈相互在西街设宴，小子亲自携着几杖前来。”他们对康节恭敬到这种程度。张横渠和伊川相比，属于与伊川父辈同辈的人。横渠拜见康节时，尚且要在床下行拜礼。我还记得王母夫人谈到伊川时，总要说“日程二秀才”之类的话。大概在康节隐居、谢绝征聘的时候，伊川年纪还小，尚未为世人所知。我很早就见过伊川，又同伊川的族弟颖交好。颖知道喜爱《大学》，伊川在他的亲属中唯独同他谈《易》。伊川曾经从颖那里得到一通书疏，是伊川的亲笔手迹。上面说：“学习《易》的人，只要把王辅嗣、胡先生、王荆公的学说取来阅读，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如今伊川的《易传》流传于世，其大旨可以看出；学习伊川之学的人，如果贸然拿大谏公所谓的伏羲《八卦》之说去告诉他，他一定会感到惊骇。康节平日尚且不把这些话告诉别人，我怎么敢说伊川对此有所不知呢？近来有些妄人，拿出杂书中的几十条、上百条文字，假托为伊川的说法，心里想要做到前无古人，以此来抬高自己的老师。像司马文正、张横渠这样的人，他们都斥为尚未达到境界；但他们只把康节看作研究数学的人，又怎么知道所谓的“数”，不是伊川所说的雅正之言呢？难道中立、定夫也被这种说法迷惑了吗？大谏公已经反复而深入地论述过这件事了。先君的告诫是：张巡、许远同样都是忠义之士，但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明白两位父辈的志向，反而在后世互相诋毁，所以都被韩愈贬斥。凡是依托伊川学说来议论我们家学术的人，子孙可以不必答复辨析。博担任史官时，大谏公的次子正也任尚书郎，因为世交家世的缘故，仍然厚待博。他向博详细讲述了先公一生的言论，又拿出这部书，让博在书下撰写论述。博很不肖，不了解大父的学问；但对于其学说源流不可妄加诬蔑这一点，我也曾有所听闻。然而我的言论有不敢全部说尽的地方，仍然遵守先君的遗训罢了。先友周全伯的嫡母去世，后来生母也去世了，他疑惑应当穿什么丧服、设置什么丧位。全伯是程伊川的女婿，连伊川也不能决断，于是先人向司马文正公请教。文正公说：“有人正在服嫡母之丧，而生母又去世了，疑惑该穿什么丧服以及设置丧位的礼制。我考察《杂记》说：‘已经有三年之丧而服练冠的，就用大功丧服的麻来更换它。’又说：‘有父亲的丧事，丧期尚未结束而母亲去世，除去父丧时，就穿除丧之服；事情办完后，仍穿丧服。即使是伯叔父、兄弟的丧事，如果正逢父亲之丧，除去伯叔父、兄弟之丧时，也都穿除丧之服；事情办完后，恢复穿父丧之服。’可见先有一丧而又遭遇重丧的，都应当另外穿相应的丧服。曾子问孔子说：‘同时有两件丧事，怎么办？哪一件先办，哪一件后办？’孔子说：‘下葬时，先办理丧情较轻的，后办理较重的；祭奠和虞祭时，先办理较重的，后办理较轻的。’这是说同一个月内遭遇两件丧事的情况。现在的律令规定，嫡母、继母、慈母、养母与生母适用同一条例，都应服齐衰三年。儿子对于母亲，虽然嫡母和庶母身份不同，但感情没有厚薄之别，本来应当穿同样的丧服。《丧服小记》又说：‘妾附祭于妾的祖姑。’大概是因为妾与女君尊卑相差悬殊，把妾的丧位设置在别处也是可以的。” 礼是大事，先贤尚且不敢轻率议论，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哪里敢贸然替人作出决定？姑且依据所听闻的情况答复，尚请酌情裁定，便是我的幸运了。”我认为文正公对于礼的见解，可以作为后世的准则，所以把它表彰出来。近年洛阳张氏掘地得到十多块石碑，是汉代蔡伯喈所书的隶书《尚书》《礼记》《论语》，都已经残坏缺损。《论语》中多数文字还可以辨认，每一章言语都必定见于其他地方；到了十多句，就写道“全章共若干句”。例如“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也可以”；例如“凤凰啊凤凰！为什么你的德行衰落了”；例如“拿着车子的人是谁的儿子？子路说：是孔丘。那人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他知道渡口在哪里”；又如“放下他的手杖去除草”等语句，都与今世流传的版本不同。《尚书》中的“因此高宗享有国祚一百年”，今世版本作“因此高宗享有国祚五十九年”，差异尤其大。当初熹平四年，蔡伯喈因为经书传读中有穿凿附会和错误妄说，便与马日殚等人根据先前的见闻考订订正，亲自书写在石碑上，立在洛阳太学门下。前来摹写的人每天有上千辆车，塞满宽阔的街道。到了隋开皇六年，这些石碑被迁到长安，文字因[原文：“元刂泐”，疑为脱误或乱码]而无法辨认。隋文帝下诏询问刘焯、刘炫，刘焯能够驳倒群起的各种说法，因此遭到飞章弹劾。我认为，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校定《诗》《书》的篇册，直到汉熹平年间，已经过了六百多年，文字早已多有讹误散失；从熹平到隋开皇，又过了四百多年；从开皇到当今，又过了五百多年，其中的讹误散失，哪里数得清呢！蔡伯喈、刘焯、刘炫，都被称为当时最博通的儒者。蔡伯喈这样说，刘焯、刘炫也这样说，应当是可信的。可是考察《隋史》，既然说那些石碑已经迁到长安，如今却还有在洛阳出土的，这是为什么呢？

译唐高祖在晋阳起兵，都是秦王世民谋划的。高祖对世民说：“如果事情成功，天下都是你的功劳，应当立你为太子。”将领和辅佐者也这样请求。世民多次推辞。太子建成沉溺酒色、游猎，齐王元吉过失很多，而世民的功名日益显盛。建成内心不安，便与元吉共同倾陷世民，各自招引、培植党羽。高祖晚年宠幸的内宫女子很多，小王有将近二十人，她们的母亲争相同各位长子交结来巩固自己。建成、元吉曲意侍奉各位妃嫔，谄媚奉承、送礼行贿，无所不用，以求取悦高祖。有人说，他们还在张婕妤、尹德妃那里进谗。只有世民不这样做。因此妃嫔们争相称誉建成、元吉，而诋毁世民。世民平定洛阳后，妃嫔们私下索取珍宝财物，并替亲属求取官职。世民说：“珍宝财物都已经登记上报，官职应当授给贤能而有功的人。”没有答应。淮南安王神通有功，世民赏给他几十顷田地。张婕妤的父亲借婕妤之势想夺取这些田地，神通拿出秦王的命令，不肯交出。双方因此都心怀怨恨。尹德妃的父亲阿鼠强横无理，殴打秦王府属官杜如晦，打断他一根手指，还说：“你是什么人！经过我家门口竟敢不下车。” 德妃反过来上奏，说杜如晦一家受到秦王身边人的欺凌暴虐。高祖积累了怒气，多次责备世民。世民极力为自己申辩，高祖始终不相信。世民每次在宫中侍宴，想到太穆皇后早逝，不能见到高祖拥有天下，有时便抽泣流泪。高祖看见后很不高兴，妃嫔们便暗中共同诬陷世民说：“天下幸好没有事情，陛下年事已高，只应当相互娱乐；秦王却独自哭泣，正是憎恨我们这些妃嫔。陛下万岁之后，我们母子一定不会被秦王容纳。”说着便相互哭泣。又说：“皇太子仁慈孝顺，陛下若把我们母子托付给他，他一定能够保全我们。”高祖因此感到悲伤。从此更加疏远世民，而建成、元吉一天比一天亲近。元吉劝建成除掉世民，说：“等他入朝时，我亲手杀了他。”世民跟随高祖到元吉府第，元吉把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寝室中，想刺杀世民，但没有成功。高祖到仁智宫时，建成留守京城，世民、元吉随行；建成命元吉伺机刺杀世民，说：“安危成败的计策，就决定在今年。”建成又派郎将[原文：“氽朱焕”，人名疑有误]、校尉桥公山把铠甲送给庆州都督杨文干，让他起兵，想使内外相互呼应。[原文：“氽朱焕”，人名疑有误]、桥公山告发了这件事，杨文干于是反叛。高祖大怒，把建成囚禁在帐幕中，只给他吃麦饭。高祖对世民说：“杨文干反叛，事情牵连到建成，我担心响应他的人很多，你应当亲自前往；回来后，我就立你为太子。我不能效法隋文帝亲自杀死自己的儿子，只应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地兵力弱小，以后他不能侍奉你，你要取代他就容易了。”元吉与妃嫔轮番替建成求情，封德彝也替他周旋解脱，高祖的态度于是改变了，只责备兄弟不和，把罪过归给太子中允王珪、右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将他们流放到[原文：“▯州”，地名疑误]。高祖在城南校猎，命建成、世民、元吉奔驰射猎、比赛胜负。建成有一匹胡马，肥壮却喜欢跌倒，便把它交给世民说：“这匹马非常骏良，能够跃过几丈宽的山涧，弟弟善于骑马，试着骑它。”世民骑上它追逐鹿，马跌倒，世民跃到几步之外站立，马站起来后他又骑上去，像这样连续三次。他回头对宇文士及说：“他想借此让我被杀，人的死生难道不是有命吗？”建成听说后，反而让妃嫔向高祖进谗说：“秦王自己说：我有上天授予的命运，正应当成为天下的君主，哪里会白白送死！” 高祖大怒，先召见建成、元吉，随后召世民入内，责备他说：“天子自有上天的命运，不是靠智谋和力量就能求得的。你求取它为什么这样急迫呢？”世民摘下帽子叩头，请求交给司法官审查验证。高祖的怒气没有消解，恰逢有关官署上奏突厥入侵，高祖于是改变脸色，慰劳勉励世民，命他戴好冠帽、穿好衣带，与他共同谋划对付突厥。高祖每次遇到盗贼侵犯，总是命世民讨伐。事情平定后，高祖对世民的猜疑嫌恶更加严重。建成夜里召世民饮酒，趁机[原文：“▯▯之”，疑为“鸩之”或有脱误]。世民突然心口剧痛，吐血数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他回到西宫。高祖询问世民的病情，下令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以后不得再夜间饮酒。又对世民说：“最初谋划大事、削平天下，都是你的功劳。我想立你为继承人，你坚决推辞。况且建成年长，做继承人已经很久，我不忍心夺去他的地位。看你们兄弟的情形，似乎不能相容；同处京城，一定会发生争斗。应当派你建立行台，居住在洛阳，陕州以东的地方都由你主管。还要命你使用天子的旌旗，仿照汉代梁孝王的旧例。”世民流泪推辞。建成、元吉相互谋划：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有了土地和军队，就不能再制服他；不如把他留在长安，那样他只是一个普通人，要除掉他就容易了。于是暗中命几个人上密封奏章，说秦王身边的人听说要前往洛阳，没有不欢喜跳跃的；看他们的志向和意趣，恐怕秦王不再回来。又有近幸之人，各自拿利害关系劝说高祖，这件事再次中止。建成、元吉与后宫日夜诬陷世民，高祖相信了，准备加罪于他。陈叔达极力进谏，这才作罢。元吉请求杀死世民，高祖说：“他有平定天下的功劳，罪状又没有明显证据，拿什么作为杀他的理由？”秦王府属官都忧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房玄龄对长孙无忌说：“裂痕已经形成，一旦祸乱的机缘暗中爆发，哪里只是秦王府和朝廷血流遍地，实在关系到国家社稷的安危。不如劝秦王采取周公诛管、蔡的做法，以安定国家。存亡的关键，间隔不能容纳一根头发，正在今天。”长孙无忌说：“我考虑这件事已经很久，只是不敢说。现在应当把它禀告秦王。”于是入内向世民进言。世民召房玄龄商议，玄龄说：“大王的功劳遍及天下，应当承继大业。今天的忧患危急，正是上天在帮助您，不要再犹豫。”他又和府属杜如晦共同劝世民诛杀建成、元吉。元吉因为秦王府有很多骁勇将领，便诬陷尉迟敬德，使他下诏狱。世民替他申辩，尉迟敬德才得以免罪。

译元吉又诬陷程知节，使他出任康州刺史。知节对世民说：“大王的股肱和羽翼都已经被除去了，您的自身怎么能够长久保全！”建成对元吉说：“秦王府中值得害怕的智谋之士，只有房玄龄、杜如晦。”于是都诬陷并驱逐了他们。恰逢元吉将要北伐，请求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等人一同出征，又选阅秦王帐下的精锐士卒。王[原文：“蛭”，人名疑误]秘密告诉世民：“建成对元吉说：‘我和秦王在昆明池为你饯行，让壮士在帐幕中刺杀秦王，对外就说他是突然死亡。尉迟敬德等人，你把他们全部坑杀。’”世民把王[原文：“蛭”，人名疑误]的话告诉长孙无忌等人，长孙无忌等劝世民先发制人谋划此事。世民叹息说：“骨肉相残，是古今最大的恶行。我确实知道灾祸就在早晚之间，只想等他们先发动，然后再以义讨伐他们，这难道不可以吗？”尉迟敬德说：“人之常情，谁不爱惜生命？如今众人愿意用死来侍奉大王，正是上天授予您的机会。祸乱的机势即将爆发，大王却仍然安然不把它当作忧患；大王即使自己轻视生命，又把国家和宗庙怎么办？大王如果不用我的话，我将隐身草野，不能留在大王身边，只能与您一起束手受戮。”长孙无忌说：“如果不听尉迟敬德的话，事情现在就要失败了。尉迟敬德一定不会再属于大王，我也应当跟随他离开。”世民说：“我的意见也不能完全丢弃，您再想想办法。”府中僚属又说：“元吉凶狠暴戾，最终也不会甘心侍奉建成。听薛实说：‘元吉这个名字合起来就是“唐”字，应当主持唐的祭祀。’元吉高兴地说：‘只要除掉秦王，夺取东宫就像翻手一样容易。’他和建成的谋划还没有成功，却已经产生了夺取建成地位的心思。心怀叛乱而没有满足，什么事做不出来？如果让这两个人得志，恐怕天下就不再属于唐朝了，怎么能顾惜匹夫的小节而忘掉国家社稷的大计呢？”恰逢太白星经过天区，傅奕秘密上奏：“太白星出现在秦地分野，秦王应当拥有天下。”高祖把这份奏状交给世民。世民于是秘密上奏说：“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又说：“臣对于兄弟没有丝毫亏负，如今他们想杀臣，似乎是替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今天含冤而死，就永远不能再见君主和亲人了。魂魄归于地下，实在羞于见到那些贼人。”高祖看了奏状，惊愕不已，回复说：“明天应当审问，你应早些入朝参见。”第二天，世民于是诛杀了建成、元吉。据说就是这样。我曾经评论史官赞颂唐太宗的话：“若拿他与商汤、周武王相比，他有相同之处；若与周成王、周康王相比，他甚至超过了他们。” 何庶几说：“孙谏议甫只是直接把太宗视为圣人，苏东坡则认为太宗能够听从劝谏，接近于圣人。”像建成那样庸碌刚愎，元吉那样凶狠暴戾，如果让他们得以害死太宗，那么唐朝的宗庙社稷就可以立即灭亡了。谁还能使隋朝遗民在经历水深火热和刀兵之后得到安定，并让唐朝传承三百年之久呢？所以刘昫、欧阳文忠所撰的史书，对于诛杀建成、元吉一事都不加非议。刘昫又说：“正当高祖任用谗言之人的时期，建成嫉妒功臣的日子，如果姑息畏惧而僵持不决，谁来顾惜国家的分崩离析？变故的兴起，间隔不能容纳一根头发；正担心有毁巢之祸，哪里还顾得上担心‘尺布’的谣言呢？”这大概是一代人的公正言论。唯独范内相纯夫撰写《唐鉴》，认为太宗诛杀建成、元吉，与周公诛杀管叔、蔡叔不同。他说：“管叔、蔡叔在国内散布流言，将要危害周公，以此离间王室，因此得罪天下，所以才杀了他们。并不是周公私自杀他们，而是天下人都认为他们应当被诛杀。周公哪里能够把他们当作私人的事情来处置呢？”我认为不是这样。周公关系到周朝的存亡，哪里比得上太宗关系到唐朝的存亡？管叔、蔡叔只是散布一次流言来危害周公，周公还可以杀他们。建成、元吉已经[原文：“▯▯太宗”，疑为“鸩太宗”或有脱误]，如果不死，还披甲埋伏士兵，日日夜夜惴惴不安地想要发动变乱，这不只是像管叔、蔡叔那样危害周公，太宗难道唯独不能杀他们吗？管叔、蔡叔危害周公，尚且得罪天下；建成、元吉危害太宗，难道唯独不能得罪天下吗？隋朝遗民依靠太宗来保全性命，应当比周朝人民依靠周公更加深切。凭周公的英灵，本来并不是管叔、蔡叔所能危害的；即使不幸发生了危害，作为周朝辅佐者的召公以下还有其他人，王室又何必忧虑被离间呢？如果建成、元吉得以害死太宗，唐朝随即就会灭亡，不只是离间王室而已，太宗难道还能把这当作个人私事而不诛杀他们吗？纯夫又说：“立太子应当按照年长而不是功劳。建成虽然没有功劳，是太子；太宗虽然有功劳，是藩王。”我也认为不是这样。古公舍弃长子泰伯，立季历为太子；文王舍弃长子伯邑考，立武王为太子。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说是因为贤能，那么大贤之人也没有谁能比得上太宗；他的大功大德感通天地，不必等到古公、文王那样明智，即使极其愚笨、地位最低的人，也知道他应当拥有天下。高祖受内宫迷惑而不能明察，年老昏聩而悖乱，哪里说得尽呢！所以我特意详细列举建成、元吉谋害太宗的事情，以表明太宗的计策是出于无可奈何，实际上是与天下人共同诛讨他们；这与周公诛管叔、蔡叔的义理相比，同样正当而无愧。这样是为了反驳纯夫的说法，并留给真正懂得正确言论的君子参考。汉高祖正宠幸戚姬时，周昌曾在宴饮时入宫奏事，这说明周昌能够见到戚姬。后来汉高祖想废掉太子，周昌在朝廷上争辩，吕后在东厢房侧耳偷听，还见到周昌跪拜谢罪等情形，这说明吕后也能见到周昌。又有一次，汉文帝到灞陵，让慎夫人弹瑟，自己倚着瑟歌唱，并回头对群臣说话，群臣都得以见到慎夫人。后来文帝到上林苑，皇后、慎夫人随行。袁盎把慎夫人的座位向后引退，慎夫人发怒，不肯就座，文帝也发怒起身。袁盎于是上前进言等事，这说明袁盎也能见到皇后、慎夫人。汉代宫禁的制度，竟然不像后世想象的那样严格。司马迁叙述三千年的事情，用了五十万字；班固叙述二百年的事情，用了八十万字。晋代张辅就是据此评论二人史书的优劣。蔡邕把“想走远却恐怕陷入泥中”说成是孔子的话；李固把“前进过猛的人退步也快”说成是老子的话；杜甫把东方朔分肉说成发生在社日，把褒姒、妲己分别说成夏、商两代的人物，这些都是引用材料时的错误。《前汉书·叙传》说：“对外广及四方。”考察《尚书》原文“对外迫近四海”，“博”字是错误的。《魏书·高堂隆传》说：“因此采用大简。”考察《诗经》原文“因此采用大谏”，“简”字是错误的。《后汉书·方术传》说：“怀协道艺”，应当作“怀挟道艺”的“挟”字。《胡广传》说：“议者剥异”，应当作“驳”字。《朱浮传》说：“保宥生人”，应当作“宥”字。“王允乳药求死”，应当作“茹”字。史官在这些地方没有加以校正，类似的情况不止一处。

译汉高祖的父亲是太上皇，《前史》没有记载他的名字。《后汉书·章帝纪》说：“在万年奉祀太上皇。”汪〔“名▯▯”：原注“它官反”〕说：“名▯▯，又名执嘉。”《高后纪》记载：高祖的母亲称昭灵后。戾太子这个谥号，并不是美谥，宣帝把它加给自己的祖父。我认为，太子之死值得哀悼，这和幽王、厉王的恶行不同，也和孟子所说“即使孝子慈孙也不能改变”的情况不同。过去人们轻视庶出之子。孙坚有五个儿子，《吴史》记载了他们的情况；孙仁是庶出，所以没有被记录。因此《陈武赞》说：“子表是将门的庶出之子，却能同嫡子并驾齐驱，出类拔萃，不也是很美的事吗！”然而田婴有四十个儿子，低贱妾室所生的田文最贤能，所以立他为太子；他就是孟尝君。贾谊的奏疏说：“生时成为圣明的帝王，死后成为明神，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又说：“万年以后，把帝位传给年老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将使国家不得安宁。”当时文帝还健在，并不是没有忌惮，只是更加礼遇贾谊，让他坐得靠前。像武帝因为道路不好而说：“难道是因为我不走这条路吗！”因为马瘦而说：“难道是因为我不骑这匹马吗！”这些都杀了主管的人，其中已经有差别了。如今章奏中不应写出这个名字。赵广汉，按照《国史会要》的记载，是本朝广汉的后代。●卷八 宪宗元和十四年，朝廷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送入禁中，韩愈因上谏而被贬逐。元和十五年，发生了陈弘志之祸。懿宗咸通十四年，又把佛骨迎入禁中，进谏的人以宪宗的事作为警戒。懿宗说：“我活着能够见到它，死也没有遗憾了。”没过几个月，懿宗就去世了。佛骨被送回法门寺。韩愈奏谏中所说“自从奉佛以来，享年并不长久”，真是知晓事实的言论啊。后汉胡广去世时，他过去的属吏，从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到数百人，都穿着丧服。董翊被举荐为孝廉，任须昌令，听说举荐他的长官将要去世，便弃官离去。唐代杜审言受到崔融的知遇，崔融死后，杜审言为他服缌麻丧服。裴估和郑余庆友善，裴佶死后，郑余庆为他穿丧服。这种礼制已经废弃很久了。近来张乐全去世，苏东坡按照唐人的礼制穿丧服，坐在主丧的位置上，服缌麻三个月。苏东坡去世后，张文潜坐着举哀并穿丧服，因此获罪。《新唐书》说：“韩退之是邓州南阳人。”《史记》说：“白起攻打南阳。”徐广注释说：“这里的南阳，是河内的修武。”那么韩退之就是修武人。把他说成邓州人，是错误的。《西汉书·于定国传》说：“东海有一位孝妇，侍奉婆婆十分恭谨。丈夫死后没有儿子，她不肯改嫁。婆婆不愿连累儿媳，便上吊自杀。婆婆的女儿诬告儿媳杀了母亲，官府于是曲解事实构成这桩案件。于定国为此争辩，太守不听，他便抱着全部案卷，在府衙上哭泣，以有病为由辞职离去。太守最终杀了孝妇，郡中连续干旱三年。后来太守到任，于定国把此事禀告他，于是杀牛祭祀孝妇，天降大雨，当年获得丰收。”《东汉书·孟尝传》说：“上虞有一位寡妇，侍奉婆婆十分恭谨。婆婆因年老长寿而寿终，但丈夫的妹妹诬告寡妇用毒药害死婆婆，官府竟然定了她的罪。孟尝说明她蒙受冤屈，太守不听，他便在门外悲伤哭泣，以有病为由辞职离去。太守杀了寡妇，郡中连续干旱两年。后来太守到任，孟尝把她的冤情全部陈述出来，于是依法惩治诬告的女子，并在寡妇坟前祭祀，天降大雨，庄稼于是成熟。”这两件事非常相似，范晔后来撰写史书，却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这是为什么？唐代宗已经诛杀元载，又想把韩会等元载的党羽全部诛杀。吴凑苦苦进谏，这才只把他们降职流放到远州。韩会是韩退之的哥哥。韩退之说哥哥遭受谗言陷害，奉诏迁往南方。考察韩会所获的罪，并不是遭受谗言陷害。柳子厚也说：“韩会善于清谈，名声最高，因此得到的恩宠很多。” 难道士人能够因为清高，反而被元载玷污吗？近来王钅至撰写韩会

译的补传，也没有写出他是元载党羽这件事，看来都不是实录。班固曾经醉酒辱骂洛阳令种竞。到窦宪败亡时，种竞收捕窦宪的宾客，班固也在其中，死在狱中。班固所著《汉书》尚未完成，汉和帝下诏让班固的妹妹、曹世叔的妻子续成此书〔原注：“一作绪”，下同〕。她就是曹大家。华峤评论班固说：“排斥节义，否定正直，不把舍生取义看作美德。”我认为华峤说得很有见识。既然班固是依附窦宪而死，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班固撰写《汉史》，缺点在于害怕司马迁：从汉武帝以前的内容看，对于司马迁的文字，他不敢轻易改动。比如《项羽传》，只是把汉高祖的事移到《本纪》中罢了。其他列传也都是如此。司马迁的书中记载某人时，有时说“那时他对某人如何，如今已做了大官”。距离班固的时代已经二百年，班固记载这些人时，也都说“他的儿子某人，如今已做了大官”。这是因为害怕司马迁而造成的缺失。司马迁撰写历代史人物表以及《食货》等志，曾经记载历代人物；班固撰写《汉史》的表、志，也记载历代人物，这同样是因为害怕司马迁而造成的缺失。班固既然知道应该敬畏司马迁，那么按照《汉书》的体例，从汉武帝以后一直写到汉平帝，续成史书是可以的；但不应重复司马迁的文字。孔子撰作经书，使后世读《易》的人，好像没有《春秋》；读《书》的人，好像没有《诗》。这种编纂方法，他本来就不知道。只有韩退之撰写《王仲舒碑》之后，又撰写《志》；苏子瞻撰写《司马君实行状》之后，又撰写《碑》。事情相同，文字各异，这才近于懂得其中的道理。前蜀刘禅在魏景元五年三月投降，第二年十二月，魏灭亡。后蜀王衍在唐同光三年十一月投降，第二年三月被诛杀；四月，庄宗死于郭从谦发动的变乱。两位君主都因仓促投降而失国，大概很相似。然而王衍不值得称道；刘禅如果稍微收用先人的旧臣，采纳他们留下的策略，正值中原改朝换代之际，魏军一定还不能窥伺蜀地。大概谯周的罪过，已经上通于天了。路岩被贬到新州，死在杨叔死过的床榻上，见《资治通鉴》。刘挚被贬到新州，死在蔡确死过的屋子里，见王巩《杂记》。两件事非常相似，实在令人惊骇。蜀郡男子路建等人停止诉讼，惭愧地退去，这是仿效周文王使虞、芮停止争讼的故事，用来向王莽献媚。蜀地人阿谀奉承，甚至超过了《剧秦美新》所表现的程度。王莽命令国内不得使用两个字的名字，又派使者暗示单于改为一个字的名字；东汉士大夫以操守相互推重，遇到王莽的事情一定唾弃他。可是他们终其一世都谨慎遵守一个字名字的法令，这是为什么？魏安厘王向孔子第六世孙子顺询问天下的高士。子顺说：“世上没有这样的人。退一步说，可以算作次一等的，大概是鲁仲连吧？”魏王说：“鲁仲连是勉强做出来的，并不是出于本性自然。”子顺说：“人人都先勉强去做，勉强去做而不停止，才会成为君子。勉强去做而不改变，习惯便同本性融合；本性形成后，就变得自然了。”按照子顺的说法，这就是孟轲所说“尧、舜出于本性，汤、武反复践行，五霸只是借用；借用久了而不归还，怎么知道它不是本来具有的呢”的意思。涑水先生说得好：“所谓借用，是指只有形式而实际并不遵从。只有形式而实际不遵从，连国家都不能保全，何况能够称霸呢？”东坡先生说：“借用和本性，根本上也是不同的。哪里还要讨论归还不归还呢！即使借用很久而不归还，仍然不是他本来具有的。” 我每次诵读“鲁仲连是勉强做出来的，并不是出于本性自然”这两句话，总要长叹三声。曹参被召回时，嘱咐他的后任丞相说：“把齐国治理狱讼和管理市场的事务托付给你，千万不要扰乱它们。”第五伦主持长安市政，公平、廉洁、正直，没有奸邪枉曲之事。程伊川说：“如今的人治理狱讼，却不治理市场。所以我做官时，对于这两种政务不敢不尽力。

译”

译起初，回纥的风俗质朴厚重，君臣之间的等级差别很小，所以众人的意志专一，强劲勇健而无敌。自从回纥对唐朝建立功劳后，唐朝赏赐馈赠丰厚。登里可汗开始自尊自大，修筑宫室居住，妇女有涂粉画眉、穿着文绣服饰的装扮，使中原因此耗费空虚，虏人的风俗也随之败坏。又如耶律德光践踏中原并占有它，临死时，他的母亲还不哭泣，只抚摸着他的尸体说：“等我国中的人和牲畜恢复如旧，然后再埋葬你。”大概所谓华夷之分，是上天决定的；如果有时反过来，未必就是它们的福气。李绅的族子李虞，把李绅秘密议论李逢吉的奏疏全部告诉了李逢吉，因此李绅被李逢吉陷害。吕晦叔的族子吕嘉问，先把吕晦叔准备弹劾王介甫的奏疏告诉王介甫，因此吕晦叔被王介甫驱逐。由此更加知道，不肖的子弟各个时代都不缺少。陈叔宝昏庸无道，杨广亲自擒获了他。陈叔宝死后，谥号为炀。后来杨广更加昏暴凶恶，死后也谥为炀。唐朝的旧例是：天下有冤屈的人，允许到唐太宗昭陵前哭诉。汉高祖进入关中后，和百姓约定法令三章，全部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法令。唐高祖进入长安后，和百姓约定法令十二条，全部废除了隋朝残暴的禁令。太史公说：“子贡在七十弟子中最富有，使孔子的名声传布天下，子贡前后都起了作用。”我认为不是这样。太史公既然遭受宫刑，在《报益州刺史任安书》中说：“家境贫穷，财物不足以赎身。”难道他是对照子贡的富有而有所感触吗？像孔子这样圣明的人，哪里需要借助富有呢？秦孝文王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单独葬在杜县东面。她说：“向东可以望见我的儿子，向西可以望见我的丈夫，百年之后，旁边应当有能够容纳万户人家的地方。”汉代韩信家境贫穷，母亲死后没有钱安葬，于是外出寻找高燥的墓地，要求墓地旁边可以安置万户人家。颜师古注释说：“这是说他有远大的志向。”却不知道韩信其实原本采用的是夏太后的话。有人对我说，有一种看地相的学说认为：“达到极高处，土地就平坦。”大概这种方法是古已有之的。王浚讨伐吴国时，在益州制造大船，长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人。船上用木材筑成城墙，建起楼橹，开设四座船门，船背上还可以骑马来往。木屑遮蔽江面顺流而下，吴国建平太守吾彦捞取漂来的木屑，把这些情况报告给吴主，如此等等。我认为古代八尺为一步，一百二十步就是九十六丈。江山不因古今而改变，如今蜀地江流曲折，山峡各不相同，即使盛夏洪水暴涨，哪里能够回转停泊长达九十六丈的船？到了冬天江水浅，形势仿佛可以涉水而过；普通船只一经过沙滩浅石，尚且要多日不能前进。而王浚在咸宁五年十一月从益州顺江而下，这件事绝对不可信。又，建平如今是夔州，距离益州道路还有数千里；木屑遮蔽江面，难道近处的蜀人不去捞取，反而让远处的吴人得到吗？这不过是史臣夸张的说法罢了。像“流血漂杵”这样的事情，孟子本来就不相信。萧道成诛杀苍梧王以后，王敬则亲手取来白纱帽戴到萧道成头上，让他立即即位。沈攸之召集各军主将说：“我奉太后的命令在京城以下起兵建立义举，如果大事成功，就共同戴白纱帽。”大概晋、宋、齐、梁以来，只有君主能够戴白纱帽。我家有范琼所画的梁武帝像，梁武帝也戴着白纱帽。梁武帝时，荧惑星进入南斗星宿，他光着脚走下殿堂，以此禳解“荧惑进入南斗，天子下殿奔走”的谶语。后来听说魏主向西逃奔，他惭愧地说：“虏人也应验天象吗？”在当时，虏人已经完全占有中原土地，怎么会不应验天象呢？突厥本来是西方地位低贱的部族，姓阿史那氏，居住在金山南面，为柔然冶炼铁器；到其酋长土门时，才开始强盛。突厥多次侵扰魏国西部边境，魏丞相泰派遣酒泉的胡人安诺▯陀出使突厥。突厥人高兴地说：“大国的使者到了，我们的国家要兴盛了。”后来突厥凭借势力凌辱中原，唐高祖甚至以臣下的礼节侍奉它，最终被唐太宗消灭。我认为，上天起初并没有区别夷狄和华夏；它们的盛衰，取决于阴阳、治乱的规律。从古今事实来看，没有不是这样的。羊祜的外甥王衍跟随羊祜谈论政事，言辞非常辩捷。羊祜不回答，王衍恼怒地拂袖离去。羊祜回头对其他客人说：“王夷甫凭借盛大名声身居高官，然而伤害风俗、败坏教化的，正是这个人。”又在步阐之战中，羊祜想按军法斩杀王戎，所以王戎、王衍对羊祜积下怨恨，便诋毁他。当时人因此说：“二王掌权，羊公没有德行。”后来王衍仍然崇尚虚浮荒诞，鄙视名位和名数，有见识的人都对此忧虑。只有王戎深深赞同这种风气，最终造成夷狄砍伐摧毁中原的祸患，王衍本人也不能幸免。羊公识别王衍，类似于吕献可识别王荆公；识别王戎，则类似于张九龄识别安禄山。唉，真是贤明啊！北齐刘炫，字光伯。当时朝廷搜求散佚的古书，他便伪造了一百多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后呈送官府，领取赏赐离去。后来有人控告他，朝廷宽赦其罪，只降一等免死。如今有一种《连山易》，意义非常浅薄，难道是刘炫伪造的书吗？齐国著作郎祖埏，富有文学才华，精通多种技艺，但为人粗疏轻率，没有操守。他曾经在宴会后丢失一只金叵罗，后来竟在祖埏的发髻上找到了。近世把叵罗解释为洗具；如果果真是洗具，怎么能放在发髻上呢？不知道叵罗究竟是什么东西。汉代韩信擒获李左车，向他询问攻取齐国的策略；周武帝宇文邕攻破晋阳、擒获高延宗，也向他询问攻取邺城的策略。两人都是先辞谢而后回答，而且回答完全按对方所说的去做。这两件事非常相似，难道兵法本来就应当如此吗？唐代郑元▯出使突厥，对颉利说：“唐和突厥风俗不同，突厥即使得到唐朝土地，也不能居住。如今掠夺来的东西，都归入国人之手，对可汗有什么好处？不如回军，重新修好和亲；可以免除〔原文作“可天”〕跋涉的劳苦，坐享金帛，而且都归入可汗的府库。这同抛弃兄弟世代积累的欢乐、结下子孙无穷的怨恨相比，哪个更好呢？”颉利听后高兴，率领数十万精锐骑兵回去了。郑元▯自义宁以来，五次出使突厥，几乎丧命的情况多次发生。本朝庆历二年，北虏以重兵压迫边境，想得到关南十县，形势难以预料。富韩公出使回报，对虏主说：“北朝与中国通好，人主可以独享其中利益，而臣下没有什么可获取的；如果用兵，利益归于臣下，而人主承担祸患。所以北朝的诸位大臣争相劝说用兵，都是为自身谋划，并不是为国家考虑。”虏主惊讶地说：“这是什么意思？”富公说：“晋高祖欺骗上天、背叛君主，向北方求援；末帝昏乱，神人都抛弃了他。当时中国疆域狭小，上下离心背叛，所以契丹军队得以独自取胜。虽然掠夺来的金帛充满了各位臣子的家中，但壮士和良马也死伤大半。

译这祸患由谁承担呢？如今中国疆域万里，各地精兵以百万计算，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用兵，能够保证自己一定取胜吗？”虏主说：“不能。”富公说：“胜负还不能预知；即使北朝取胜，所损失的士卒和马匹，是由群臣承担，还是由人主承担？如果不断绝和好，每年的岁币都归人主所有，臣下得到的只是出使者的所得，一年不过一两个人，群臣还有什么利益呢？”虏主恍然大悟，长久地点头称是。这也是郑元▯的谋议。像富公这样的人，终身不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功劳；有人当面称赞他出使虏人的功绩，富公一定变色退避，显得不高兴。东坡撰写《显忠尚德之碑》，开头就写富公出使虏人的事情，天下至今都在传诵，但这并不是富公的本意。太史令傅奕上疏请求废除佛法，说：“有佛法便不忠不孝，剃掉头发而向君主、父母行礼；游手好闲、白吃饭，改变服饰来逃避租赋；虚构三涂，谬说六道，恐吓愚民，欺骗庸人。”又说：“人的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罚、恩德、威势、福泽，取决于人主；贫富贵贱，是功业所招致的。但愚蠢的僧人都假称这些是由佛决定的。”又说：“从伏羲、神农直到汉代，都没有佛法，君主圣明，臣子忠诚，国祚长久，年寿绵延。汉明帝才开始建立胡神的祠法，到了苻坚、石勒等时期，羌胡扰乱华夏，君主昏庸，臣子奸佞，国祚短促，政治暴虐。”韩退之《论佛骨》奏疏说：“从伏羲到周文王、周武王时，都还没有佛法，而君主寿命多达百岁，也有超过百岁的。自从佛法传入中国，帝王奉事它，寿命却不能延长；梁武帝奉佛最为虔诚，而国家却发生大乱。”宪宗读到奏疏后大怒，将要对韩愈施以极刑，说：“韩愈说我奉佛太过，这还可以容忍；至于说东汉奉佛以后，帝王全都短命夭亡，这话多么乖张刺耳！”我认为韩愈的话，大概是扩充发挥了傅奕的话，所以把它特别列出来。

译●卷九 唐高宗说：“隋炀帝拒绝进谏而灭亡，我常常把这件事作为警戒，虚心寻求劝谏。可是没有人进谏，这是为什么？”李▯说：“陛下所做的事情全都完善，群臣没有什么可以进谏的。”我认为，高宗立太宗的才人武氏为皇后，是被李▯那句“陛下的家事不要让外人过问”所误导的；李▯又说高宗“所作所为尽善，无可进谏”。太宗把李▯留给高宗，是看错了人。突厥的默啜，自武则天时期起就成为中原的祸患。朝廷为此废寝忘食，竭尽天下之力也不能战胜他。郝灵筌取得了他的首级，自以为建立了举世无比的功劳。当时宋▯任宰相，认为天子喜好武功，担心投机取巧的人争相萌生侥幸求功之心，便极力压低对郝灵筌的赏赐。过了一年，才授给他郎将之职。郝灵筌悲痛哭泣而死。起初，熙宁、元丰年间，西羌大首领鬼章青宜结成为边患，多次击败官军。种宗悬挂旌节作为赏格，悬赏捉拿他，却始终没有捉到。到了元▯年间，种谊把他活捉送来，吕汲公任宰相，种谊却只升了一官，担任西上阁门使而已，这也是宋▯的意思。李▯、许敬宗在高宗册立武后时，李林甫在玄宗废黜太子时，都凭“陛下的家事，何必询问外人”这一句话而使事情定了下来。唉，奸人的话，总是迎合当代君主的喜好而得以进入，因此必然相同。高祖增加萧何二千户的食邑，理由是萧何当年在咸阳服徭役时，送给我唯独多出了二钱。光武帝赐给冯异珍宝、衣服、钱帛，用来报答他在仓促危急时于芜蒌亭送豆粥、在滹沱河送麦饭的恩情。这两位皇帝对待这两位臣子非常相似，可以说他们是旧交了。高祖下令把项籍的旧部都称作“籍”，只有郑君不奉诏令；于是凡是改名为“籍”的人都任命为大夫，却驱逐郑君。刘裕秘密写信招揽司马休之府中的录事韩延之，韩延之不肯屈服；因为刘裕父亲名翘、字显宗，他便改字为“显宗”，给儿子取名为“翘”，以表示不臣服于刘氏。像郑君、韩延之这样的人，才可以谈论侍奉君主的道义。汉宣帝刚即位时，拜谒高庙，霍光陪乘在车上。宣帝内心严肃畏惧他，仿佛背上有芒刺一样。唐宣宗刚即位时，李德裕捧着册书，宣宗问身边的人：“刚才靠近我的，不是太尉吗？他每次回头看我，都使我毛发悚然。”世人说，霍氏的灾祸萌发于陪乘，李氏的灾祸起因于捧册。因此说：“威势震慑君主的人，不能留用。”这两位大臣的情况很相似。李匡威的忌日，王▯到他的宅第吊祭，李匡威穿着丧服、里面披着铠甲来接见他。唐朝末年，武人遇到忌日，尚且还穿丧服接受吊唁。张芸叟曾说过一段可以作为信验的话，他过去见过《唐野史》一书，其中记载了两件事：第一，唐明皇被李辅国杀害，肃宗知道他的阴谋，却不能制止。没过几天，雷震把李辅国杀死了。第二，甘露之变发生时，北司正在逮捕王涯。卢仝恰好也在座，便一并把他抓了起来。卢仝申诉说：“我是山野之人。”北司斥责他说：“山野之人为什么要去见宰相？”卢仝无言以对，于是人们怀疑他参与了谋划。王涯以下的人，都把头发反绑在柱子上，钉住手脚，然后才施刑。卢仝没有头发，北司便命人在他脑后再添一枚钉子，人们认为这应验了“添丁”的谶语。秦始皇兼并天下后，焚毁六经，销毁各种兵器，废弃古代文治武功的制度，独自创立帝王的一套制度；他本来是大商人吕不韦的儿子。曹操凭借奸雄的资质，匡正大汉，如果还有余力建立世袭官制，他本来就是夏侯氏的儿子。晋元帝渡过长江建立东晋，尚且延续了一百多年；他本来是小吏牛氏的儿子。上天要兴盛谁，是有无法预知的地方的。《晋史》记载：刘聪在位时，有盗贼挖掘汉文帝的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和薄太后的陵墓，得到很多金帛。朝廷因为用度不足，下诏把剩余的财物收取来充实府库。从汉代到晋代已经过了四五百年，陵墓中的丝织品难道不会腐坏吗？这里应当说是得到金玉才对。苏公为韩魏公议论薄葬时又说：“汉文帝葬在霸陵，陵墓中的树木不改原来的行列，随葬品中没有金玉，天下人认为这是圣明之举，后世便安稳如泰山。”这话也不对。牛僧孺任伊阙尉时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深刻指责时政的过失。宰相李吉甫嫉恨他，向宪宗哭诉，说考官不公，便罢免了牛僧孺。考官是白乐天，因此白乐天也一并受到李吉甫父子的憎恶。我认为，牛党与李党的对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嘉▯年间，苏子由参加制策考试，在皇帝禁省中逐条陈述政事缺失，毫不回避，甚至说宰相不贤，希望得到娄师德、郝处俊那样的人来任用。宰相魏公赶紧把他当作国士来对待，不但没有嫉妒他。唉，他比李吉甫贤明得多了！司马文正最初撰写《历代论》时，论及曹操便说：“这是从盗贼手中夺取天下，并不是从汉室那里取得天下。”富文忠对此表示怀疑，向邵康节询问，邵康节认为这话不对。我家还收藏着《康节答文忠书》的副本，当时有人把邵康节的意见告诉了司马文正，如今《通鉴·魏语》以下的部分已经没有这段议论了。太史公向南登上庐山，观看大禹疏导九江的地方，于是到达会稽太湟，登上姑苏山，远望五湖；向西眺望蜀地的岷山和离堆，于是写成《河渠书》。吴、蜀的水称为江，秦地的水称为河；他在书中把江、淮等水都统称为河，不应当这样，或许是因为太史公是秦地人。《汉史·萧何传》先说百姓上书，称萧何强行压低价格购买百姓的田地和宅第，达数千处；后来又说萧何购买田宅必定选择偏僻贫穷的地方，建造住宅不修筑高墙大屋，并说：“让后世贤能的人以我的俭朴为榜样；不贤能的人，也不要被权势之家夺去。”前后反复到这种地步，实在不可信。汉高祖轻慢侮辱人，辱骂诸侯和群臣就像辱骂奴仆一样。至于张良，他却一定称字“子房”，不敢直呼其名。高祖假装出游云梦，把韩信捆绑起来，装在后车上。韩信叹息说：“狡猾的兔子死了，猎狗就被烹杀；飞鸟没有了，良弓就被收藏。”至于子房能够抛弃人世间的事情，跟随赤松子游历，高祖又怎么能加害他呢？所以司马迁把这些话完整记载下来，班固却删去了后面两句，这是没有理解淮阴侯韩信的感叹。

译汉高祖从成皋出发，向东渡过黄河，只有滕公跟随。张耳、韩信的军队驻扎在修武。高祖到达后，住在传舍。天一亮，他自称是汉王的使者，驰马进入赵军营垒。张耳、韩信还没有起身，他便直接进入卧室，夺取二人的印信和兵符，指挥召集各位将领，重新安排他们的职务。张耳、韩信起身后，才知道高祖来了，大为惊恐。高祖夺取二人的军权后，便命张耳防守赵地，任命韩信为相国。汉文帝时，刘礼的军队驻扎在灞上，徐厉的军队驻扎在棘门，周亚夫的军队驻扎在细柳营。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到灞上、棘门的军营时，皇帝直接驰入，大将以下的军官骑马出入迎送。到了细柳军营，军士和官吏都披着铠甲，磨利兵刃，张开弓弩，拉满弓弦，手持武器。皇帝的先头部队到达，却不能进入。先头部队说：“天子将要到了！”军门都尉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儿，皇帝到了，也不能进入。于是皇帝派使者持符节下诏给将军说：“我想来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营门。守门士兵对皇帝的车马说：“将军规定，军营中不许纵马奔驰。”于是天子按住缰绳缓慢前行。到达中军营帐时，将军周亚夫作了一揖，说：“披甲戴盔的将士不行跪拜礼，请允许我用军礼拜见。”天子因此改变神色，俯身扶着车前横木表示敬意。皇帝派人传话致意：“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礼节完毕后便离开。皇帝说：“唉，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灞上、棘门的军队，简直像儿戏一样。”我认为韩信很会治军，但天子到来时他竟不知道，等天子一到就进入卧室夺走他的印信和兵符；这样看来，韩信是可以被袭击并俘虏的，他的戒备远远不如周亚夫严密。两汉的士人中，前有张子房，后有诸葛孔明，都有洙泗大儒的气象。张子房已经辞让齐地三万户的封赏，又把相国之位让给萧何，还从容地同他谈论了许多天下大事。太史公说得好：“在帷帐中谋划，却能在无形之中制胜。”子房谋划事情，不求知名，不以勇力建功，从容易处谋划困难的事，从细微处成就重大的事业，可以说把他的特点全都概括了。刘玄德临死时把后事托付给孔明：“你的才能是曹丕的十倍，嗣子如果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他没有才能，你可以取而代之。”大概刘玄德已经知道刘禅不贤，志在把一个时代的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既然不幸将死，除了孔明没有别人可以完成这件事，所以这确实是他的真心话。这也是尧、舜、禹之间的事情。孙盛是什么人，竟把它说成扰乱纲常的遗命，又说这是权术，哪里配和他谈论玄德、孔明呢！东坡先生说，孔明的《出师表》可以同《伊训》《说命》相互表里。我认为它也是周公《鸱鸨》那种挽救祸乱的诗。所以他说：“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兴复汉室的功业托付给我；如果不能成功，就治我的罪，用来告慰先帝的英灵。”假如孔明是替玄德出师，一定不会说这种话。等到军中把孔明去世的消息报来，蜀人想去吊唁却不被允许，想为他建立祠庙也不被允许，最后只能到野外祭祀，彼此吊唁哭泣，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孔明没有死，也不能保证他和刘禅始终相处下去。崔瑗家中连一石粮食也没有，当时的人却都来向他请教亲近的事情，所以李固听到他的声望便恭敬致意。然而杜乔担任八使时，却以贪赃罪上奏弹劾崔瑗。士人想要避免谗言诽谤，真是困难啊！王阳的车马极其鲜明华丽，崔瑗招待宾客的饮食也很丰盛，但两位公都是清正自守、守节不改的士人。因此评论人物，应当考察他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神宗厌恶《后汉书》中范哗的姓名，想要重新修撰一部《后汉书》。他寻找《东观汉记》，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高丽把它的抄本附在某位医官身边送来进献，但神宗已经去世了。到了元▯年间，高丽使者说明了这件事，朝廷向书省查问，却没有人知道。那名医官已经死了，后来在他家中找到这部书，收藏在内府秘阁。我曾经在吕汲公家抄写过一部副本，也在战火中丢失了。还有一次我在长安任职时，有人说杜民家有《江表传》《英雄志》，我便把这件事告诉了外台，外台急忙派官员去索取，杜民惊惧不安，立即把书烧掉了。如今世上已经没有这三部书了。尧、舜禅让的事情，尚且还有被幽禁、死于野外等惊人的说法，只是有赖于孔子，才没有留下完整的书来记载这些事。何况那些假借尧、舜来宣扬禅让的人，想让君臣双方都平安保全，实在很难。只有汉献帝从初平元年庚午即位，到延康元年庚子把帝位让给魏王曹丕，实际上在位三十年。曹丕尊奉汉献帝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地位在诸侯王之上；上奏事情不称臣，接受诏书不下拜，使用天子的车服祭祀天地、宗庙、祖先和腊祭，一切都依照汉朝制度。黄初七年丙午，曹丕去世，曹睿即位。青龙二年甲寅，山阳公去世，此时距离他退位已经十四年。曹睿改穿丧服，率领群臣尽情哀哭，派使者吊祭，监督办理丧事，谥号为孝献皇帝。册文说，曹睿下令：“用汉天子的礼仪安葬于禅陵。”五年后，曹睿去世，齐王曹芳即位，四年后被废。高贵乡公曹髦即位，五年后去世。陈留王曹奂即位。景元元年庚辰，山阳公夫人去世，曹奂到华林园临哭，派持节使者追谥她为献穆皇后。下葬时，车服制度都依照汉氏旧例。又过了四年，陈留王把帝位让给晋。由此可见，魏国尊奉汉帝及其后代，始终如一。考察晋代以后那些被称作禅让的事情，难道不是盛大的德行吗？史臣不知道这个道理，还要贬低曹丕没有宏大宽厚的气度，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出来。上柱国窦毅娶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为妻。他的女儿听说隋朝杨坚接受周静帝的禅让，便从堂上跳下，抚摸胸口长叹说：“可恨我不是男子，不能挽救外家的灾祸。”窦毅和公主急忙捂住她的嘴，说：“你不要胡说，会使我们全族被诛灭的！”窦毅因此认为她非同寻常，把她嫁给唐公李渊；她就是太穆皇后，确实生下了太宗，最终能够灭亡隋朝。丹阳人陶弘景博学多才，喜爱养生之术，在齐朝任奉朝请，后来弃官隐居茅山。梁武帝早年就同他交游，对他的恩礼非常优厚，每次收到他的书信，都焚香恭敬接受。梁武帝多次亲手写诏书召他出山，他都不肯出来。朝廷遇到吉凶、征讨等大事，一定先向他咨询，一个月中常有数封书信往来，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他临终前有诗说：“王夷甫任意放诞，何平叔坐着空谈。哪里料到昭阳殿，竟变成了单于的宫殿。”当时天下士人仍崇尚西晋的风气，竞相谈论玄理，所以陶弘景这样说。大概放诞和空谈会废弃礼法，礼法一旦废弃，就会变成夷狄。古今的变迁有其必然之处，陶弘景这话说得很有见识。

译●卷十　汉高祖戴着一顶竹皮冠起兵于田野，起初没有享用秦朝的俸禄，最终却能够除掉秦朝的暴政，把一代人从刀兵和陷阱中拯救出来，安置在安乐之地。他拥有天下，把帝位传给子孙四百年。他取得天下的手段没有一件不是正义的，即使商汤、周武王也会感到惭愧。史臣不知道这一点，只说“斩蛇显现符瑞，与火德相合”，实在荒谬。班固说：“太史公取贾谊《过秦》上下篇的内容，用来作为《秦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篇末的赞文。”但班固在《贾谊传》中没有记载《过秦》，如今《史记·陈涉世家》篇末却把《过秦》署作“褚先生曰”，这是不对的。王荆公不同意欧阳公贬斥冯道。按冯道先后侍奉五位君主，担任宰相，如果果真不加诛罚，史书还有什么可写的呢？王荆公的《明妃曲》说：“汉朝的恩情自然浅薄，胡人的恩情自然深厚，人生的快乐在于遇到知心人。”他自然会取法冯道。韩信攻破赵国广武军后，李左车投降成为俘虏，韩信却向西面拜他为师，古今都称这是盛大的德行。然而韩信既然如此看重李左车，为什么不向高祖推荐并尊重任用他呢？一问到攻打燕国、讨伐齐国以后，便不知道李左车在哪里，史书中也不再出现他的姓名。韩信一向很爱重钟离昧，钟离昧逃亡投奔韩信，韩信待他也不薄；但有一天韩信逼迫钟离昧自杀，还拿着他的首级去见高祖。钟离昧骂他说：“您不是长者！”我担心前面的李左车，就像后来的钟离昧一样。韩信不能善终，也是理所当然的。《新唐史·南诏》中说，海岛、溪峒之间的蛮人，是马援南征时留下而没有杀掉的人，称作“马留人”。如今世间把猴子称为马留猴，它的形状和那些人相似。舜每年巡视四岳。南方多暑热，却在五月的暑天向南到达衡山；北方多寒冷，却在十一月的寒天到达常山，世人对此颇为怀疑。《汉书·郊祀志》说，汉武帝从三月出发巡行封禅，之后又向北到达碣石，巡视辽西，经过北部边境，又到九原，五月返回甘泉，仅用一百天就行走了万八干余里，更加荒唐。丞相属官和洽对曹操说：“天下人的才干和德行各不相同，不能只凭一种标准来取舍。世上有些人节俭朴素超过常度，用来约束自身还可以；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一切事物，失误就可能很多。如今朝廷议论官吏，穿新衣、乘好车的人，就说他不清廉；仪容不修饰、衣服皮裘破旧的人，就说他廉洁，以至于士大夫故意弄脏衣服，把车马服饰藏起来；朝廷和府中的大官，有时还亲自提着水壶饭食进入官署。建立教化应当遵循中庸之道，贵在能够长久实行。如今推崇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行为，来约束各种不同的人；勉强这样做，必然使人疲惫困顿。古代的大教化，着重在于通达人情罢了。凡是偏激诡异的行为，都会给虚伪留下可乘之机。”绍兴以来，宰相赵元镇喜好伊川程氏的学说。赵元镇并不了解伊川的士人，却借此资助、提拔人进身，反而任用妖妄之人迷惑一世；他常常拱手正坐，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有人去拜访他，他就说：“我正在思考诚敬。”那些成为奸邪、虚伪之人的人，十人中有九人必定穿破衣、吃粗食，以此自我污损，否则就会被斥为不肖。我担心后世因此受到迷惑，所以得到和洽这段话，特意把它表彰出来。田横远在万里之外的海岛上，高祖一定要他来朝，否则就发兵诛杀他，田横不敢违抗。商山四皓却近在眼前，距离长安不到百里；以高祖的暴烈，张子房却说“皇上有四个人不能招致”，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四皓都是震动当世的豪杰，其中拯救天下百姓的志向，起初与高祖相同；高祖已经称帝，他们就可以隐居了。因此高祖是要保全他们，不是想屈服他们而不能屈服。我的祖父康节这样说。游士中有汝南人范滂等，他们批评朝政，从公卿以下的人都降低身份来敬重他们。太学生争相仰慕他们的风范，认为文学即将兴盛，隐士又将被起用。只有申屠蟠独自叹息说：“从前战国时期，隐士横加议论，各国君王甚至要为他们手持扫帚在前面引路，最后却有坑杀儒生、焚烧书籍的灾祸；如今所说的，正是这种情形。”于是他在梁、砀之间销声匿迹，凭借树木搭屋，把自己看得和佣工一样。他居住了两年，范滂等人果然遭遇党锢之祸，有的被杀，有的被施刑，受害者达数百人。我认为桓帝、灵帝时期，国家政令从宦官寺人手中发出；世人既然愤懑不平，所以隐士才起来发表抗争性的正直议论。他们彼此互相称名号，出现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太学中跟随他们的学生多达三万余人。宦官反而说：“他们另立宰相，结成朋党，图谋危害国家。”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司隶校尉朱寓、颍川太守巴肃、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阳太守翟超、任城相刘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多人，都死在狱中。还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废黜，有的被禁锢，甚至牵连七族的，又有六七百人。天下因此骚动，自古以来，士大夫遭受的祸患从没有像这样严重的。世人说范滂等人完全具备忠孝的节操，这是错误的。我得到申屠蟠的事迹，认为他见识高绝，能预见事物，具有明智通达的防患之才，所以把他的事迹表彰出来。禹死后第二代就已经失去国家了，那就是启、太康。周公死后第五代就已经杀死国君了，即伯禽、考公、炀公、幽公；幽公的弟弟氵费杀死幽公而自立。商汤之后第二代有太甲失道，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周武王之后第四代有昭王，王道渐渐衰微，他南巡狩猎，死在江上；他的死没有发讣告，是因为要替他隐讳。汉高祖之后第二代有吕氏之祸。唐太宗之后第二代有武氏之祸。这几个君主，难道会没有留下恩泽吗？汉武帝任用杜周为廷尉，诏狱牵连逮捕达到六七万人，交相增加的又有十多万人。唐武后审讯流放的犯人，一天之内，万国俊杀了三百人，刘光业杀了九百人，王德寿杀了七百人。伯夷姓墨，名元，有的写作允，字公信；叔齐名智，字公达。他们是兄弟，是孤竹君的儿子。夷、齐大概是他们的谥号。（原注：见《论语疏》、见《春秋·少阳篇》） 《前汉书·循吏传》说：“孝宣帝自霍光死后，才亲自处理各种政务，振奋精神治理国家，每五天听一次政事，从丞相以下各自履行职务后退下。”每五天听一次政事，史臣还认为这是美事，那么孝宣帝以前的君主不亲自过问天下事务，也就可以知道了。

译李▯病重时，对他的弟弟弼说：“我亲眼见到房玄龄、杜如晦一生勤劳辛苦，好不容易才建立门户，却遭到不肖子孙败坏，荡然无余。我的子孙，全都托付给你。安葬完我以后，你应当住在我的厅堂里，抚养孤儿幼子，谨慎地察看他们；其中若有志气不正、交游不当的人，都先打死，然后再把情况报告上来。”从此直到死，他不再说别的话。我认为，李▯亲眼见过太宗经过百战取得天下的艰难，又忍到临死才说出这样悲痛的话，却首先把李▯遗留给高宗。等到高宗想立太宗的才人为皇后，褚遂良、郝处信等人拼死争辩说不可以，唯独采用了李▯“这是陛下的家事，不要询问外人”这一句话，使唐朝的宗庙社稷几乎覆亡。为什么李▯能为自己的家族考虑，却不能为国家考虑呢？李▯真是个鄙陋的人啊！司马文正公修撰《通鉴》时，对他的属官范淳父说：“各史中有诗赋之类的文字，如果只是为了文章，就可以删去。”大概司马公的意思是，士人要在天下后世立身，不在于空洞的言辞。比如屈原因为忠诚而被废黜，直到沉入汨罗江而死；他所作的《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都说它可以与日月争光，难道是空洞的言辞吗？《通鉴》把屈原的事迹连同这些内容全都删去了。《春秋》褒扬细微的善行，《通鉴》却遮蔽了日月般的光辉，这是为什么呢？司马公应当有深刻的见识，但我在《考异》中没有找到解释。古时候，君主即位时称为元年，表示从开始到终了的意思。汉武帝却加上“建元”的年号，后来又用它来命名年份，这已经不是古制了；而且他又多次更改年号。难道有君主即位称元年以后，还能再次称元年的道理吗？唐太宗即位时，称贞观元年，到二十三年结束，这可以说比较接近古制。唐太宗根据谶言，想把宫中姓武的人全部杀掉，李淳风认为不可以，最终却杀了李君羡。谶言说“有一个女子，身材高长，姓武”，说得如此明白。后来高宗想立太宗的才人武氏为皇后，长孙无忌、郝处信、褚遂良极力进谏，却没有一句提到武氏的谶言。这是为什么？武氏造成的变故，后来严重到无法言说；司马文正公在《通鉴》中不记载这件怪事，却单独记载了这条谶言。汉桓帝时，有人说：“百姓贫困，必定是钱币价值低、钱质单薄，应当铸造大钱。”这件事交给四府的群臣和太学中善于议论的人讨论。我曾经说过，国家有政事，为什么太学的士人也能参与议论？大概是因为他们鼓吹枯木使之复生、压抑或抬高某些人，造成震动，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窦武在两宫得到的赏赐，全都分给了太学诸生；陈蕃听到王甫发动变乱，带着八十多个太学生拔刀闯入；范滂借助公众舆论攻击他人，公卿都降低身份去迎合他；依附他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最终酿成朋党之祸，汉朝也随之灭亡。难道这只是曹节等人的罪过吗？靖康初年，海外势力和国内势力扰乱中原，形势还不算严重。朝廷有所施行，太学诸生必定起来议论；又推举全国的人进言斥责大臣，敲击登闻鼓，把它打碎。朝廷大臣畏惧怯懦，拱手沉默，不敢确立任何措施，天下最终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幸亏今天的天子中兴，加大号令，太学诸生才开始畏惧、震慑，党徒瓦解离散。否则，这场祸患不会在汉代朋党之祸以下。鲍宣说：“百姓有七种亡失，豪强大姓贪得无厌地蚕食百姓，这是第一种。”马援说：“大姓侵害小民，本来就是太守的职责。”然而凭曹操那样的勇气，尚且说：“我先在济南铲除残暴、清除污秽，因此被豪强憎恨，恐怕招致家祸，所以托病离去。”如今的君子想仅仅凭礼义廉耻来制裁那些豪强大姓、暴虐百姓的人，也太疏阔了。蜀地在韦皋刻石立碑的文字中，后来书写韦皋名字的地方，必定把其中的字刻削掉，只能勉强辨认。所以宋子京记载韦皋的事说：“蜀人思念他，看到他的遗像一定下拜；凡是刻石写有韦皋名字的，都把字削去，以表示尊敬和避讳。”近来有人从西南夷得到韦皋授予旧日君长的文书，在韦皋官位下面，写着一个像“皋”的字，又涂上墨，和刻石上的情形相似；这大概是“皋”的花押字。当时书写碑石，也采用前面写姓名、后面写花押的制度，并不是蜀人削去文字来表示尊敬和避讳。比如本朝韩魏公书写“花”字，写成像“琦”字的形状，又涂上墨，还可以辨认，也属于这种字体。●卷十一 像孟子这样的大贤人，对于他的言论也有人非难、怀疑、辩驳或贬斥，这是为什么？我不敢说自己知道。我把这些说法详细列在下面，学者们可以对它们加以权衡判断。后汉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文字繁多，这里不予收录。王充的《刺孟》出自《论衡》，韩退之称赞他“闭门潜心思考，用《论衡》来修身”。这样看来，韩退之所说孟子“纯粹而又纯粹”的评价，也可能不完全正确。只是大略取法先王，却不知道先王之道的纲领；然而才智过人，志向宏大，见闻杂博。考察过去的旧说，创立了关于五行的学说，十分偏僻悖谬而没有条理，幽深隐晦而无法解释，支离简约而不能说明。于是修饰辞藻，恭敬地对待它，说：“这才是真正先君子的言论。”子思首先倡导，孟轲随后附和；世俗中讲习此说的，仍然是昏昧的儒者，只会连声应诺，不知道它的错误在哪里，于是接受并传授它，认为仲尼、子游因此给后世留下了深厚的恩泽。这就是子思、孟轲的罪过。（以上出自《荀卿·非十二子》） 有人怀疑“伯夷偏狭，柳下惠不恭敬”，说：孟子称自己愿意学习的人是孔子，那么君子的行为还有谁先于孔子呢？孔子周游七十多个国家，都因为道不同而离开，难道不是不认可那里的君主，因而不侍奉他们吗？孺悲想见孔子，孔子以有病为由推辞，难道不是不认可这个朋友，因而不与他交往吗？阳虎在鲁国掌权，孔子不肯出仕，难道不是不肯立身于恶人的朝廷吗？阳虎掌握鲁国臣政，难道不是因为不以侍奉污辱君主为羞吗？孔子担任委吏、乘田，难道不是不鄙视小官吗？全天下都不了解他，他却不怨天、不责怪人，难道不是身处遗弃之中而不怨恨吗？饮水、弯曲手臂当枕头，却以其中为乐，难道不是处于困厄穷困而不忧愁吗？住在乡党之间，恭谨小心，好像不善言谈，难道不是随和地与众人相处而不丧失自己吗？所以，君子在国家有道时出仕，国家无道时隐退；侍奉贤能的大夫，同仁厚的士人交友，这并不是偏狭。与人和谐相处而不盲目同流合污，退居世外也不感到忧闷，这并不是不恭敬。如果不失其中正之道，即使孔子亲自这样做，怎么能说君子不应这样做呢？有人怀疑“陈仲子避开兄长，离开母亲”，说：仲子认为兄长的俸禄是不义之禄，大概是说兄长不是用正当的方式侍奉君主而取得它；认为兄长的住宅是不义之宅，大概是说住宅不是用正当方式从别人那里取得并建成的。

译仲子大概曾经劝谏过他的兄长，但兄长没有采纳。仲子的想法是：我既然知道这些东西不义，却还吃着它、住在其中，就是嘴上非难它，而身体却享用它，所以要避开它。于是他住在於陵，於陵的房屋和粮食，是他亲自织草鞋、妻子纺麻织布换来的，并不是不义之物。难道还要追问房屋是谁建的、粮食是谁种的吗？他所吃的▯▯，是兄长接受别人馈赠所得的，所以他吐掉了。难道他对母亲的东西就不吃，对妻子的东西却吃吗？君子责备别人，应当探究其中的实情。仲子避开兄长、离开母亲，难道是他所愿意的吗？像仲子这样的人，确实不是中行之士，但也是有所不为的狷介之士。孟子却责备他，为什么这样过分呢？有人怀疑“孟子将要入朝见王”，说：孔子是圣人，鲁定公、鲁哀公是平庸的君主。然而定公、哀公召见孔子时，孔子都不等车驾备好就前往；经过君主的位次时，脸色庄重，脚步快疾；经过空着的君位尚且不敢不恭敬，何况已经召见他却不信任他而另往他处吗？孟子是学习孔子的人，他的道理难道会不同吗？君臣之间的义，是人的大伦。孟子的德行，哪里比得上周公？他的年龄，哪里比得上周公对成王时的年龄优势？成王年幼，周公背着他上朝接受诸侯朝见；成王长大后，周公归还政权，面向北方向成王叩首，敬畏地侍奉他，与侍奉文王、武王没有不同。难道能说对方有爵位，我有德行和年长的优势，就可以轻慢对方吗？有人怀疑“孟子对蚳鼃说，处在职位上就不能不进言；进言而不被采纳就不能不离开；自己没有官职守责，也没有进言的责任，出仕或退处都可以从容自如”，说：孟子居住在齐国时，齐王以他为老师。老师，是引导人向善、救助人改正过错的人。怎么能说他“没有官职守责、没有进言责任”呢？如果说他是因为贫穷才出仕，那么他出行有几十辆后车，随从有几百人，靠齐国供养，不是守门人和打更人的情形可比。《诗经》说：“那些君子啊，不白白吃饭。”贤者的行为，是百世应当遵循的准则。我担心后世的人凭借自己拥有的条件而对君主骄傲，自己没有承担事务却贪恋俸禄职位，都援引孟子来比拟自己，所以不得不表示怀疑。有人怀疑“沈同询问讨伐燕国”，说：孟子知道燕国可以讨伐，但一定要等到能够实行仁政的人才可以讨伐它。齐国没有实行仁政，讨伐燕国不是它所应承担的事情。假如齐王没有向孟子谋划，孟子可以不参与，也可以不知道。沈同既然把孟子的话拿去劝齐王讨伐燕国，而孟子的话还含有未完全说尽的意思，怎么能不告诉齐王并加以纠正呢？战争是大事，百姓的死生、国家的存亡都系于此。如果发动战争不能合宜，就会使百姓遭受残害、国家陷入危难，仁者怎么忍心坐视这种错误妄为呢？有人怀疑“父子之间不责求善行”，说：《经》说：“遇到不义之事，儿子不能不向父亲争辩。”《传》说：“爱护孩子，就用合乎义的道理教导他。”孟子却说：“父子之间不责求善行。”不责求善行，就是不劝谏、不教导，这怎么可以呢？有人怀疑“人的本性就像急流”，说：告子说：“人的本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就像水没有向东流还是向西流的分别。”这是告子说错了。水没有向东向西的分别，是说地势平坦。假使地势东高西低，水就向西流；西高东低，水就向东流，难道是开渠引导水流能够造成的吗？说人的本性没有善与不善的分别，是说普通人。瞽叟生舜，舜生商均，难道靠后天陶冶就能改变他们的本性吗？孟子说人没有不善的，这也是孟子说错了。丹朱、商均从小到大每天所见的都是尧、舜，却不能改变自己的恶性，难道人的本性会没有不善的吗？有人怀疑“天生的就叫作本性”，说：孟子说：“白色羽毛的白，就像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像白玉的白。”告子应当回答说：“颜色相同，但本性不同。”羽毛的本性轻，雪的本性弱，玉的本性坚硬；而告子对此也都认可了。这正是后来孟子提出犬、牛、人之性问题的原因。孟子也可以说是凭辩论取胜于人了。有人怀疑“齐宣王询问卿”，说：《礼》说：“君主不与同姓同车，也不与异姓同车”，是嫌他们有逼近君主之嫌。担任卿的人，无论是贵戚、异姓还是同姓，都是臣子。作为臣子的道义是：向君主进谏而君主不听，可以离开，也可以为之而死；怎么能因为是贵戚，就敢改变君臣的位次而取而代之呢？孟子的话错了。君主有大过错，没有谁比纣王更严重；纣王的卿士，没有谁比王子比干、箕子、微子更亲近、更尊贵。微子离开了，箕子因此做了奴隶，比干进谏而死。孔子说商朝有三位仁人。纣王的过错如此之大，而三位贤人尚且不敢改变君臣位次，何况过错不如纣王、贤能也不如三位仁人的君主呢？一定会有后世的贵戚之臣，进谏君主而君主不听，于是废掉君主、取而代之，说：“我是采用孟子的话，并不是篡位，而是合乎义。”这可以吗？有人说：孟子的意图，是想使齐王感到恐惧。这又不对。齐王如果听了孟子的话而害怕，那么就会更加忌恨贵戚，贵戚进谏便杀掉他们；贵戚听了孟子的话，又会起兵仿效，那么孟子的话不仅不能纠正骄傲君主的错误，反而正好成为篡夺作乱的凭借。这可以吗？有人怀疑“可以就仕的有三种情况，可以离去的也有三种情况”，说：君子出仕，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不是为了礼貌待遇和饮食。伊尹离开商汤而去投奔夏桀，夏桀难道能以礼貌来迎接他吗？孔子忙忙碌碌地周游天下，佛肹召请他，他想去；公山弗扰召请他，他也想去；难道他是为了礼貌待遇和饮食吗？是因为急于推行自己的道。现在孟子却说：“即使还没有实行我的主张，只要迎接我的礼节周到，我就前往；礼貌衰减，我就离开。”这是为了礼貌而出仕。又说：“早晨没有饭吃，晚上也没有饭吃，君主说：‘我既不能实行你的大道，也不能听从你的主张，却让你在我的土地上挨饿，我感到羞耻。’给我粮食，也可以接受。”这是为了饮食而出仕。一定这样做，就难免是出卖先王之道来推销自己，古代君子的出仕，大概不是这样。有人怀疑“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义；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行仁义；五霸只是借用仁义”，说：所谓出于本性，是上天赋予他们的；亲身实行，是亲自去做；借用，是外表上拥有仁义，内心实际上没有。尧、舜、商汤、周武王对于仁义，都是本性具备并亲自实行的。五霸只不过是勉强做到罢了。仁，是用来治理国家、使诸侯服从的。皇帝、帝王、霸主都使用它，只是由于所用的大小、高下、远近、多少不同而有区别。所谓借用，是指外表具备文饰而实际不依从它。外表具备文饰、实际却不依从，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保全，何况能够成就霸业呢？即使长期借用而不归还，也仍然不是自己真正拥有的。

译有人怀疑“瞽叟杀人”，说：《虞书》称赞舜的德行说：“父亲顽劣，母亲嚣张，象傲慢；舜能够用孝道使他们和谐，恭敬勤勉，使他们进步，进步到以善自我约束而不至于作恶。”舜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能够用孝道使亲人和谐，使他们进步，靠善来约束自己而不至于作恶。若是不能在事情发生以前阻止他们，直到瞽叟犯了杀人罪，被官吏拘捕，舜才放弃天下，偷偷把他带走逃跑，即使狂妄之人也不会这样做，难道能说舜会这样做吗？这不过是乡巷间的说法，大概不是孟子的话。况且瞽叟既然已经被皋陶拘捕，舜怎么能把他偷走？即使背着他逃到海边，皋陶仍然可以把他拘捕。如果说皋陶表面上依法拘捕他，实际上却放纵他而让舜把他带走，那就是君臣互相作伪来欺骗天下，怎么能说是舜和皋陶呢？况且舜已经做了天子，天下百姓像拥戴父母一样拥戴他；即使他想住到海边，百姓难道会听从吗？这样看来，皋陶拘捕瞽叟，是依法办事，却使舜失去了天下，而且失去的更多。所以说：这不过是乡巷间的说法，不是孟子的话。（以上出自司马文正公《疑孟》） 孔子说：“颜回啊，他的内心能够三个月不违背仁德；其他人，则不过每天或每月偶尔做到一次罢了。”孔子又说：“我对于别人，诋毁谁、赞誉谁呢？如果有所赞誉，一定是经过考察验证的。”孔子对颜渊的考验已经很充分，对他的观察也十分周密。他曾经默默地考察颜渊，经过三个月之久，发现他在颠沛流离和仓促紧急的情况下，没有一件事不是出于仁德，因此知道他终身都不会背离仁德。君子观察一个人，一定要从他所思虑的事情上观察；但他所思虑的事情也可能有虚伪，即使终身观察，也未必能得到他的真实情况。所以经过三个月之久，一定会有预先思虑所不能顾及的地方。虚伪和真实表面上没有差别，但君子为什么鄙弃虚伪呢？因为一旦利害当前，虚伪就会败露。孟子说：“尧、舜是出于本性而行仁，汤、武是亲身实践仁义，五霸只是借用仁义的名义。长期借用而不归还，怎么知道那不就是他们本来所有的呢？”借用和本性，根本上本来就不同，哪里还要讨论最终归还不归还呢？假如孔子来观察他们，不到一天就能作出判断，根本不必等三个月，哪里会有不知道的道理？孔子说：“立志于道，依据于德，依靠于仁，游习于六艺。”所谓“立志”，就是心中没有其他追求，也不另作安排，只把志向放在心上罢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内心不要忘记”。所谓“依据”，是指可以求取、可以实践；所谓“依靠”，是从来没有片刻离开；所谓“游习”，是可以出入往来而不受拘束。君子立志于道，那么外物没有什么能够留住他；而游习于六艺，道德也会由此自然产生。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百姓信任政府。”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去掉这三项中的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必须在剩下的两项中再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死亡，但百姓没有信任就无法立足。”孟子比较礼义和饮食的轻重：礼义重而饮食轻，就舍弃饮食；饮食重而礼义轻，就舍弃礼义。对于美色也是这样。可是孔子舍弃饮食而保存信义，说：“自古以来人都免不了死亡，百姓没有信任就无法立足。”为什么不再比较它们的轻重呢？回答说：“礼义和信义对于饮食、美色，就像五谷不会杀人一样。”现在有人问：“我担心五谷会杀人，想要禁止五谷，怎么办？”一定会回答说：“我宁可吃五谷而死，也不禁止它。”这就是孔子舍弃饮食而保存信义的说法。现在如果回答说：“选择其中会杀人的加以禁止，不会杀人的就不要禁止。”可是五谷中哪里有会杀人的呢？这就是孟子关于礼义和饮食轻重的说法。礼义是用来使人能够娶妻的；不遵循礼义却娶到妻子的，处处都有；因为遵循礼义反而娶不到妻子的，天下从来没有。信义是用来使人得到食物的；抛弃信义却得到食物的，处处都有；因为遵守信义反而得不到食物的，天下从来没有。现在制定法律，不遵从天下人共同认可的原则，却依据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来打开取舍礼义的大门，使人以为礼义有时也可以舍弃，那么以后人们就会各自按照私意来权衡，礼义的轻重哪里还会有固定的标准？按照孟子的说法，礼义很快就会被废弃。有人说：“舜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那么按照礼义，他就娶不到妻子。”回答说：“这是孟子传下来的说法，古代并没有这样的记载。凡是关于舜的事情，如修补粮仓、疏通水井以及没有告诉父母就娶妻，都只是齐、鲁一带乡野人的传说。考察《尚书》，舜侍奉父母，大概是孝敬和顺的，不至于做出奸邪之事，根本没有这些说法。假使不幸真有这些事情，那也不是人情常理所能预料的。自舜以来，像瞽叟这样的人大概也有，但作为父亲而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娶妻的，从来没有。所以说，因为遵循礼义而娶不到妻子的人，天下没有。”有人说：“嫂嫂和小叔不能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如果嫂嫂落水却不去救她，说因为礼规定不能亲手递接东西，可以吗？”回答说：“嫂嫂和小叔不能亲手递接东西，是礼；嫂嫂落水时用手去救她，也同样是礼。有什么可取舍的呢？”

译●卷十二　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政事，说：“如果杀掉无道的人，以成就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您治理政事，为什么要使用杀戮？您希望向善，百姓也就会向善。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会倒伏。”即使尧、舜在上，也不能避免杀掉无道之人。然而君子始终不会用杀戮来劝说君主。尧、舜时代的百姓，不幸而自己走上死路的，或许有；但我没有听说尧、舜曾亲自杀人。孟子说“用使百姓生存的道理去杀人，即使被杀死的人也不怨恨杀他的人”。假使后世的暴君和贪官污吏都说：“我是按照使人活命的道理杀他们的。”所以孔子不忍心这样说。孔子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做手执马鞭的车夫，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能求得，就依从我所喜好的。”凡是可以求取的事物，求取就能得到，不求取就得不到。仁义没有不求取便能得到的，也没有求取却得不到的，因此知道仁义是可以求取的。所以说：“仁德离我们很远吗？我想要仁德，仁德就来到了。”富贵有求取却得不到的，也有不求取反而得到的，因此知道富贵不是可以求取的。所以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即使做手执马鞭的车夫，我也愿意去做；如果不能求得，就依从我所喜好的。”圣人对于利益，从来没有存心去求取，哪里还会问它可不可以求取呢？然而如果只是直接告诉人们不要去求取，人们仍会抱有可以得到的想法，只不过因为圣人的压力才暂时停止罢了。因为圣人的压力而停止，停止之后还可能有再次行动的时候，所以要告诉他们这是不可求取的，才是说：假如它可以求取，即使是我也将要去求取它。这样是把它说得很高贵，实际上本来就有【原文疑误】；不如打开门、打开箱子给他看，说明里面根本没有。孟子说：“饮食和美色，是人的本性；但其中有命运的安排，君子不把它们说成本性。仁义是命运所赋予的，但人有实行仁义的本性，君子不把它们说成命运。君子教导人，应当依据真实情况，为什么不把它说出来呢？” 如果把饮食和美色说成本性，那就是可以求取而得到的，君子却要禁止；如果把仁义说成命运所决定的，那就是不可求取而得到的，君子却要强迫人去实行。禁止可以求取的，强迫不可求取的，天下有谁能遵从呢？所以，仁义可以求取，富贵不可求取，这是确实如此的道理。把可以的说成不可以，把不可以的说成可以，即使圣人也做不到。子贡问：“怎样才可以称作士？”孔子说：“立身行事有羞耻之心，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可以称作士。”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乡党称赞他敬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下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坚决完成，【原文作‘▯▯然’，疑为形容拘守小节】是小人啊！不过也可以算作次一等了。”把口头承诺当作信，把遭遇患难而不退缩当作果断，这本来就是孔子认为不足取的。孟子沿用了这一点，所以说：“大人不一定说话必然兑现，做事必然完成。”但这并不是孔子所说的大人。所谓大人，是不轻易立下承诺，但说话从来不失信；不必等到遭遇患难，做事也从来不果断失当。如今把“不一定守信”说成伟大，这是在开启逐渐废弃信义的道路，并不是孔子舍弃军备、舍弃粮食的本意。有人问子产怎么样。孔子说：“是个施惠于人的人。”子产为郑国制定疆界、救济贫困的制度，建立了谤政，铸造刑书；临死时又教太叔采用严猛的办法。他使用刑法严厉，治理政事苛刻，只能给人眼前的利益，却没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因此子罕、叔向都讥讽他，而孔子只认为他是施惠于人的人，不认为他达到了仁的境界，大概也是轻视他的意思。孟子说：子产曾经乘坐自己的车辆到溱水、洧水去渡人，“只是施惠于人，却不知道怎样治理政事”。这大概是受孔子那句话影响而产生的错误。子产治理政事，整顿百姓的赋税，修缮城郭和道路，并且按时修理桥梁，这些已经足够了。哪里会有亲自乘车去渡人的道理呢？《礼》说：“子产，是百姓的母亲，只能供养他们，却不能教导他们。”这也是受孟子那句话影响而产生的错误。“奏乐就用《韶》舞。放弃郑国的乐声，疏远谄佞之人。郑国的乐声淫靡，谄佞之人危险。”郑国乐声的祸害，和谄佞之人的祸害相同。可是孟子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相同”，这是为什么？假使孟子治理政事，难道能够保存郑声而不把它废去吗？他说“现在的音乐和古代的音乐相同”，只是顺着齐王所喜欢的事物，把话说得投合他的心意罢了。不仅这一件事如此，喜好美色、喜好财货、喜好勇武，是诸侯的三种弊病，而孟子都说没有害处。按照我的说法，百姓只怕君王不喜欢这些东西。拿医生来比喻，因为药苦而难以下咽，就把病人所嗜好的东西当作药，可以吗？假使声色和财货能够使君王成就王业，那么利益也可以用来推进仁义，何必偏偏要深切纠正梁王呢？这难道不是丧失了自己的本心吗？孔子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的习染使人彼此相距很远。”又说：“只有上等的智慧者和下等的愚昧者不会改变。”本性可以受到扰乱，却不能被消灭；如果能够被消灭，就不是真正的本性。人背离自己的本性，到了桀、纣、盗跖的程度，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然而，他们的恶行一定是从他们所喜爱或所憎恶的事情上产生的；对于他们不喜爱、不憎恶的事情，他们从来不会作恶。所以，木的本性是向上的，水的本性是向下的；把木压弯，可以使它成为车轮，压制它的力量穷尽之后，木仍然没有不向上生长的。水受到激荡，可以使它喷涌向上；激荡它的力量穷尽之后，水仍然没有不向下流的。这是孟子所看到的。孟子看到了本性，却把本性同善分离开来。《易》说：“一阴一阳叫作道，继承道的叫作善，成就道的叫作性。”成就道的是本性，而善只是继承它罢了，并不是本性。本性如同阴阳，善如同万物；万物没有不是阴阳所生成的，但不能把万物说成就是阴阳。所以阴阳看不见、听不到，却并不是不存在。现在因为它不是不存在，就把它命名为某种具体存在，那么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成了具体物质，也就不再是阴阳了。因此，天数第一属水，但水并不等同于天数第一；地数第二属火，但火并不等同于地数第二。把“为善”直接说成“善”【原文“为善面善”疑有误】，并不是本性；假使本性可以称为善，孔子早就这样说了。如果本性可以称为善，那么也可以称为恶。所以荀卿所谓“人性本恶”，大概是从孟子的说法产生的；扬雄所谓“善恶混杂”，大概又是从孟子和荀卿两人的说法产生的。本性不能用善或恶来命名，所以孔子只说：“人的本性彼此接近，后天的习染使人彼此相距很远。”如果人的本性本来彼此接近，那么上等智慧者和下等愚昧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回答说：其中有可以改变的道理，却没有能够改变的资质。至于我的弟弟子由所说的：从天上降下来的雨是水，流入江河、蓄积在坑井中的也是水，积聚成泥浆的也还是水。指着泥浆告诉人说“这里有水的本性”，可以；但如果说“我将把它澄清后让人饮用”，就不行了。这就是所谓上等智慧者和下等愚昧者不会改变。苏东坡说：我撰写《论语说》，同《孟子》进行辩论的地方共有八处。

译尧把帝位传给舜，舜传给禹，禹传给汤，汤传给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传给孔子，孔子传给孟轲；孟轲死后，这一传承就断绝了。有人问：“为什么说孔子死后就没有得到传承呢？”回答说：“那个孟子，名义上学习孔子，实际上却背离孔子，怎么能够传承孔子的道呢？”又问：“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孔子的道是君主像君主、臣子像臣子；孟子的道却是人人都可以成为君主。天下没有王道、霸道之分时，虚伪而善辩的人得不到诛杀，各家学说便可以推行自己的主张；孙武、吴起的智谋，苏秦、张仪的欺诈，孟子的仁义，虽然根源不同，但造成天下混乱这一点是相同的。《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我认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五霸率领诸侯侍奉天子，孟子却劝诸侯取代天子；只要还有人性，就一定知道这是逆顺颠倒。孟子处在周显王时期，后来还过了一百多年，秦才兼并天下。唉！孟子真是忍心的人，把周王室看得好像根本不存在一样。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凭借战争，这是管仲的力量。像这样做，真称得上仁。’又说：‘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使天下得到匡正，百姓直到今天还享受他的恩惠。’ “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着头发、穿着左衽衣服，成为夷狄了。”可是孟子说：“凭借齐国来称王，易如反掌；功业却低微到这种程度。所以说，管仲是曾西都不肯做的人。”唉！这就好比看见有人救正在争斗的人，却嘲笑他说：“为什么不趁机把他们杀掉，还可以得到财货？不过，他只是救争斗的人罢了。”桓公、管仲对于周王室，是在救护父祖；孟子却非难他们，这又该怎么办呢？有人说：“那么汤、武也不是这样吗？”回答说：“汤、武是迫不得已。契、相土在世的时候，哪里知道后来会有桀呢？后稷、公刘、古公在世的时候，哪里知道后来会有纣呢？他们世世代代树立德行，只是为了修养自身，并把这种德行推广到国家罢了。汤、武出生时，不幸遇到了桀、纣，只得放逐他们、杀掉他们，登上天下之位，难道这是汤、武所希望的吗？他们上仰畏惧上天，下俯畏惧人心，想要继续做臣子，却无法做到。按照孟子的说法，这就成了汤、武修养仁德、实行义行，是为了夺取桀、纣的天下。唉！我竟不知道仁义原来是用来篡夺天下的工具。” 《仲虺之诰》说：成汤把桀放逐到南巢，只觉得自己有惭愧的德行，说：“我担心后世会把我作为借口。”孔子说：“《武》这篇乐舞，形式上极其完美了，但还没有达到尽善。”既然顺应天意、响应人心尚且如此【原文“О▯”有疑误】，孟子却偏偏要从中求取这种做法，他的用心究竟在哪里呢？孔子说：“周文王已经拥有天下三分之二，却仍然臣服侍奉殷朝。周的德行，可以说已经达到最高了。”又说：“有对百姓施行君主之道的大德，也有侍奉君主时谨慎小心的小节。”《尚书序》说：“伊尹既然以夏的罪恶为耻，又回到了亳。”孟子也说：“五次投奔汤，五次投奔桀的人，是伊尹。”周显王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只是国势衰微罢了。他不是纣，齐国、梁国却不去侍奉他；他不是桀，孟子却不去投奔他。唉！孟子想成为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为什么这样急躁呢？《孟子》说：“如果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仁人天下无敌，用最仁德的人讨伐最不仁德的人，怎么会流血多到漂起杵呢？”回答说：这是纣一个人的罪恶，还是众人的罪恶呢？如果众人都善良而只有纣一人作恶，那么早就应该除掉纣，不必等到周来讨伐。纣成为天下逃亡罪人的主人，把他们聚集在渊薮之中，与他同流合污的人难道能够很快数清吗？纣存在，逃亡罪人就存在；纣灭亡，逃亡罪人还能归附谁呢？那些想要抵抗周军的人，又哪里能够数清？所以说血流得能漂起杵，还不算过分。有人说：这是因为周军前面的降卒倒戈，从后面进攻商军，使商军败退，所以荀卿说，杀人的都是商人，不是周人。既然如此，那么商人确实没有抵抗周军；但如果全都败退了，周军又何必进攻呢？有人问：“禹把益推荐给天下。七年后，禹去世。三年的丧期结束，益便避让禹的儿子启，退居到箕山的北面。前来朝见和处理诉讼的人不去益那里，却去启那里；讴歌的人不歌颂益，却歌颂启，说：‘这是我们君主的儿子。’有这回事吗？”回答说：“禹难道不知道启贤能吗？既然知道，又为什么还要把帝位传给益呢？父亲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贤能，又怎么能算明智？如果知道他贤能，天下最终会归附他，却故意让给益以成就自己的名声，这就是虚伪。谁能说圣人既不明智又虚伪呢？益也不知道启贤能吗？他不在禹活着时辞让，禹死后才退避，以便仿效舜、禹的事迹，最终却又不能成为舜、禹，难道不惭愧吗？益与稷、皋陶是同一类人物，不应当这样做；况且我的老师孔子也没有这样说过。”有人说：“那么，舜避让尧的儿子到南河以南，禹避让舜的儿子到阳城，又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尧没有接受舜的辞让，舜在文祖之庙接受了帝位；舜没有接受禹的辞让，禹在神宗之庙接受了天命。有的经历了二十八年，有的经历了十七年，帝位传承的次序已经在自己身上确定，天下人的心也已经牢固归附，又怎么能够退避呢？舜、禹从来没有真正退避过。按照孟子的说法，古代圣人反而成了弄虚作假的人。王莽握着孺子的手，流泪抽泣，又有什么值得讥笑的呢？” 有人说：“父母让舜修补粮仓，他拆掉梯子，瞽叟放火焚烧粮仓；又让他疏通水井，舜从井中出来后，瞽叟便跟着把土石填埋下去。象说：‘谋划遮盖都君的事情，全是我的功劳；牛羊归父母，粮仓归父母，兵器归我，琴归我，【原文“▯氐朕”有疑误】，两个嫂嫂让她们替我整理住处。’象前往舜的宫室，舜正在床上弹琴。象说：‘我忧郁苦闷，只是思念您啊。’并且故意作出忸怩的样子。舜说：‘这些臣民，你就来替我治理吧。’有这回事吗？”回答说：“《尚书》说：‘瞽叟的儿子，父亲顽固，母亲【原文“晶”有疑误】，象傲慢；舜能够用孝顺使他们和谐，恭敬孝顺【原文“▯▯▯”有疑误】，没有达到奸邪的地步。’又说：‘背负罪过、承认过错，恭敬地带着礼物去见瞽叟，恭敬谨慎，瞽叟也确实顺从了。’这说明瞽叟和象从来没有想杀害舜。假如瞽叟和象想杀舜，拿刀刺杀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让他修补粮仓、疏通水井呢？这说明他们也有所顾虑。象尚且能够思虑，那么所谓两个嫂嫂是尧的女儿，难道可以夺来娶为妻吗？尧有百官、牛羊和粮仓，能够把这些供给在田野耕作的舜，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女儿吗？即使女儿被夺走，难道又没有官吏、士卒和刑法来惩治他吗？舜因为父母不爱自己，向上天哭诉；父母想杀他，他侥幸逃脱后，却马上弹琴，怎么会这样快乐呢？这些全都是街巷里的传说，只是孟子听闻不够明察罢了。”}],

译有人说：“凭借德行施行仁政就能称王，称王不必等到拥有广大的土地。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百里土地，就能称王。怎么样？”回答说：这都是孟子的过错。《大雅》说：“美好的玉瓒，里面盛着黄酒。”到了九命的等级，才赐给圭瓒和鬯酒。帝乙时，王季担任西伯，凭功德获得这种赏赐。周朝从王季起，就已经分掌天下、共同治理了，哪里只是百里呢？《商颂》说：“玄王刚强有为，接受小国便使它通达，接受大国也使它通达；所行无不合乎法度，于是考察已经发动的事业。相土威武显赫，海外各地都整齐服从。上天的命令没有违背，直到汤才达到同等的境地。”契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大国；相土继承契的事业，入朝担任王官之长，出外统率诸侯，威武显赫，连四海之外都纷纷服从，整齐有序。商朝从相土起，威势已经行于海外了，哪里只是七十里呢？唉！孟子教人，是教人不知量力。有人说：“那么仁义对人难道没有益处吗？”回答说：“怎么会没有益处呢？天子用它来保全天下，诸侯用它来保全国家，卿大夫用它来保全宗庙，士用它来保全俸禄和地位，庶人用它来保全田地和住宅。这样使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夫妻彼此相爱、彼此恭敬，互相匡正、互相救助，和谐融洽如同宫商相应，如同彩绘纹理依次排列，祸乱日渐消除，声誉日渐扩大，怎么会没有益处呢？” 至于挟带私欲、趋逐利益，图谋非分之事，难道是仁义的本意吗？那只是孟子的邪说，是把人陷入叛逆和罪恶之中。” 有人说：“孟子的话，诸侯为什么不听，是因为认为它迂腐空疏吗？”回答说：迂腐空疏确实有，但也足以令人畏惧。假如孟子处在诸侯的位置上，就能够夺取天下；处在卿大夫的位置上，难道不能夺取一个国家吗？做他的君主，不也很难吗？然而滕文公曾经实行过孟子的主张。所以许行、陈相称赞他说是“仁政”，称赞他是“圣人”。此后却寂寂无闻，没有听说滕侯取得天下。孟子的话，终究没有得到验证。

译●卷十三：孔子同宾牟贾谈论《大武》时，说“声音过度而延及商”是什么意思？宾牟贾回答说：“这不是《武》乐的本来声调，是主管官员失去了传承。如果不是主管官员失传，那么武王的志向就荒谬了。武王的志向尚且是不贪取商国，而孟子却说文王仰望王道仍未看见，是说商国的福禄还没有耗尽，遗憾它还有贤臣。文王贪取商国竟然如此严重，那么他侍奉君主时的谨慎小心又在哪里呢？难道孔子会胡说吗？孔子没有胡说，是孟子诬蔑文王。”有人说：“孟子的用心，是认为天下积乱已久，诸侯都想自己称雄；如果只劝他们以臣子的身份侍奉周王，谁会喜欢呢？所以他树起仁义的大旗，把汤、武作为诱饵，希望仁义之说能迅速推行，只是为了救助这些百姓罢了。”回答说：“孟子不肯委曲一尺而换取伸展八尺，说以顺从为正道，是妇女的做法；难道他会甘愿屈就到这种地步吗？仁义又哪里是可以迅速推行的东西呢？子哙不能把燕国送给别人，子之也不能从子哙那里接受燕国，这本来就说明他知道有周王室。上天要废弃一个国家，必定会像废弃桀、纣那样；周王室难道会成为桀、纣吗？盛衰交替，就像循环一样；圣王的后代不能没有昏乱，还要依靠臣子扶持救助。” 天下的土地，方圆百里的封国有多少？如果家家都可以施行仁义，人人都可以成为汤、武，那么谁还能托付六尺高的孤儿呢？孟子自以为喜好仁义，我却知道他实在非常不仁。齐王想召见孟子，孟子却声称有病。第二天，他出门去吊丧。齐王派人来问候病情，医生也来了；孟仲子请求孟子一定不要回去，而是到朝廷去。孟子不得已，只好到景丑氏那里住宿。孔子说过：“君主有命召见，不能等车驾备好就应当出发。”这话是说孔子当时任官，有官职。孟子担任齐国卿，难道就没有官职吗？天下有三种公认的尊贵：爵位是一种，年长是一种，德行是一种。怎么能只凭其中一种，就怠慢另外两种呢？难道孔子的德行浅薄而且年纪小吗？君主有两种情况下不把人当臣子看待：他担任尸时，就不把他当臣子；他担任老师时，也不把他当臣子。这只是说讲道的当时，并不是平常一贯如此。君主尊重贤人，贤臣尚且应当辞让，何况可以用君命强行召他吗？这就是孟子骄傲的习气，难怪他教诸侯反抗天子。” 孟子说：“纣王离武丁去世不久，他的旧臣家族、遗留下来的风俗、流传下来的教化和良好政绩，仍然有保存的；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都是贤人，共同辅佐他，所以过了很久才失去天下。天下每一尺土地，没有不是他的；天下每一个百姓，没有不是他的臣民；然而文王还只能从方圆百里的地方起兵，因此事情很难。齐国人有句话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乘势而行；即使有锄头，也不如等待时机。’如今的时势就容易多了。”现在的学者说：“从天子到庶人，都可以施行王道。孟子劝诸侯施行王道，并不是要夺取王位。”回答说：“只是施行王道而已吗？如果只是这样，那为什么还要说纣王失去天下呢？又何必担忧良好政绩还存在？又何必害怕贤人辅佐？每一尺土地、每一个百姓都是纣王所有，这对诸侯施行王道有什么妨碍呢？” 齐宣王问道：“人人都说我要毁掉明堂，是要毁掉它吗？已经决定了吗？”孟子回答说：“明堂，是王者的殿堂。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毁掉它。”施行王政而居于明堂，不就是要夺取王位吗？君主和父亲都是不可图谋的，二者之间容不下一丝一毫的异心；可是学者们纷纷替他强作解释。又有人说，孟子是用权宜之计诱导诸侯，使他们进于仁义；仁义通达之后，诸侯自然会尊重君主、亲近亲族，周王室就会自行复兴。回答说：“如果只谈仁义而不谈称王，他们因喜悦而施行仁义，本来还可以知道他们会尊重周王室；如果说仁义可以用来称王，他们因喜悦而施行仁义，就会借仁义来图谋王位，只怕取得王位还嫌太晚，哪里还会顾念周王室呢？唉！如今的学者盲目附和得太厉害了，他们以孟子为是，却以《六经》为非；喜欢王道，却忘了天子。我认为天下可以没有孟子，却不可以没有《六经》；可以没有王道，却不可以没有天子。所以写作《常语》，是为了端正君臣的义理，阐明孔子的道，为后世防止祸乱罢了。人们知道它，对我没有什么利益；人们不知道它，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害。我只是哀叹学者迷惑，所以姑且再说这些话。”（以上是李泰伯《常语》）毁谤我，我知道；赞誉我，我也知道；这究竟是对还是错？” 一切都必须求之于正道，不合正道就算了。孟子，我知道他有些地方明白地符合孔子，所以《常语》不能不把这些加以阐述。然而他说，从汤到武丁，贤圣之君有六七位相继出现，天下长期安定就难以改变，所以文王还没有完全使天下归服；齐国有方圆千里的土地，施行仁政就能称王，没有谁能够抵挡；从周朝建立到现在已经七百多年了。若计算其年数，这话是过头了；若考察当时的时势，却是可以的。如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这就是教诸侯以仁政反叛天子，是想成为辅佐新王、建立新朝的人。《常语》不能不驳斥他。天子本来就不可背叛，《六经》也不可背叛。如果可以背叛，那么孟子的书就如同盗贼的兵器、老虎的翅膀一样可怕。孟子首先倡导这种说法，学者们跟着附和；刘歆用《诗》《书》帮助王莽，荀文若劝曹操以王道、霸道行事，也都是孟子这一类思想的表现。后世的君主最终不喜欢儒者，原因就在这里。《常语》的写作，是不得已而为之：哀伤古人用自己的言论背叛天子，也哀伤今人用自己的言论背叛《六经》。所以说：天下可以没有孟子，却不可以没有《六经》；可以没有王道，却不可以没有天子。” 这对于维护名教有很大的功劳，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以上是陈次公《述常语》）

译孟轲确实是学习孔子的人；他那些背离、违背孔子的地方，《常语》批评得非常清楚。世上的学者不探求其中的用意，冷漠地加以非难，这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有孟轲，孟轲去世数百年后有扬雄，又数百年后有韩愈。扬雄和韩愈都是贤人，他们在著作中都明确推尊孟子。如今《常语》突然与这两位不同，学习孟轲的人惊惧而喧嚷，也就难怪了。然而那些喧嚷的人，哪里知道扬雄、韩愈尊重孟轲的地方呢？《常语》也同样尊重。它所认为错误的，是教诸侯背叛天子，认为这不是孔子的志向；又认为“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这句话给当今造成了危害。因此现在的儒者往往依据这句话破坏《六经》，《常语》难道可以不写吗？况且孟子去世已有一千多年，起初荀卿曾经完全说明他的错误，却被扬子云压制；等到韩愈“纯粹而又纯粹”的说法流行以后，后来的学子就都尊崇相信孟子。到了今天，他的学说竟然高出《六经》之上；《常语》不写，谁来彻底说明这件事？有人说：“您的话是对的，但众人的议论怎么办？”回答说：“只看它同圣人是否一致罢了，还管什么众人的议论呢！” 所以说：人们知道它，对我没有利益；人们不知道它，对我也没有损害。”（以上是傅野《述常语》） 桃应问孟子：“舜做天子，皋陶担任士，瞽叟杀了人，那该怎么办？”孟子说：“把他逮捕起来就是了。”桃应说：“那么舜不加以禁止吗？”孟子说：“舜怎么能禁止呢？皋陶是受命执法的。”桃应说：“那么舜该怎么办？”孟子说：“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沿着海边居住，终身悠然自得，快乐得忘记了天下。”刘子说：“孟子的话，虽然考察得细，却没有完全合乎道理；虽然采用了权宜之计，却没有完全合乎义理。孝子侍奉父母，对外要竭尽自己的力量，对内要充分表达自己的心意，既不让父母有不义的名声，也不让人们有非难他们的说法。瞽叟让舜修筑粮仓，随后放火烧掉，舜于是从下面出来；又让舜挖井，随后填土掩埋，舜于是从旁边出来；舜到田野去，每天向昊天号哭，恭敬谨慎、战战兢兢，瞽叟也终于信任顺从。《尚书》说：‘父亲顽固，母亲嚣张，弟弟傲慢，舜却能用孝使他们和谐，光明盛大而又恭敬谨慎，不至于陷入奸邪。’由此看来，舜做天子时，瞽叟必定不会杀人。孔子作《春秋》，对尊贵的人有所避讳，对亲属有所避讳，对贤人有所避讳。因此作为儿子就为父亲避讳，作为臣子就为君主避讳，难道只有《春秋》如此吗？即使担任士的人也应当如此。所以一定要根据父子亲情、君臣大义来审理这件事。” 从前商鞅制定法律时，太子触犯了法律。商鞅说：太子是君主的副贰，不能施刑，于是惩罚他的师傅和老师。商鞅的法律已经很严酷了，然而仍然有所变通。由此看来，瞽叟杀人，皋陶一定不会逮捕他。叶公子高问孔子：“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却出来作证。这样做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我们乡里的正直人不是这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由此看来，即使瞽叟杀了人，皋陶虽然逮捕了他，舜也一定不会听任此事。难道舜会因为天下是自己受命得到的，就反过来亲自审视自己的父亲吗？圣人的地位没有比这更高的，天子的尊贵没有比这更高的，用天下来奉养父亲，没有比这更完备的；德行是圣人，尊贵是天子，又享有天下的奉养，却不能使父亲免受哪怕一天的忧患，这样的人就不是舜。知道圣人的德行，知道天子的尊贵，知道天下奉养的完备，却不知道天子父亲的尊贵，还一味要逮捕他，这样的人就不是皋陶。只是说没有发生这件事罢了；如果真的发生了，哪里会发展到“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沿海居住”呢？所以说，孟子的话，虽然考察得细，却没有完全合乎道理；虽然采用权宜之计，却没有完全合乎义理。秤这种东西，单独悬挂时会偏斜；加上砝码后，才会转动而平衡。” 在一重一轻之间，圣人会根据时势作出权衡。请问什么叫权衡？回答说：皋陶不难于放弃士的职位，不过是失去执刑的机会罢了。从君臣关系来权衡，天下所有君臣的关系必定安定，没有比这更高的义。舜不难于放弃君位，不过是暂时隐而不行法令罢了。从父子关系来权衡，天下所有父子的关系必定和悦，没有比这更盛大的仁。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不因小事妨害大事，不因名声损害大义，不因权术伤害正道，不因卑贱之事触犯尊贵之事；即使委屈自身，只要能使天下获利就去做；即使贬损自己的名声，只要能使天下安定就去做。大概只有舜和皋陶能这样吧？”（以上是刘原父《明舜》） 我读韩愈的著作，知道他斥责杨、墨，排斥释、老，是为了尊崇圣人的道，他的志向确实坚定。自孟轲、扬雄去世以后，能够传承他们的道而又纯正的人，只有韩愈罢了。然而他说孟轲辅佐圣人、彰明圣道的功劳不在大禹之下，这也过分了。难道是赞美其支流，却忘记了源头吗？尧在位时，洪水淹没天下，百姓深受其害。即使尧、舜那样圣明，也仍然忧叹不安，没有治理洪水的办法；大禹于是疏导横流，把水排入大海，使百姓得到粮食并安定居处。天下的祸患，若不是大禹就不能除去，这是明明白白的。即使有一百个夔、离娄，又有什么益处呢？孔子的道覆盖天地，陶铸日月，万物的本性和人类精神的根本，哪一样不是依靠他的德而得以保存呢？如果有一天失去它，就会连鸟兽都不如。周朝灭亡时，诡辩欺诈、暴虐横行，圣人的道只是在一个时期偶然不能施行，也如同天地昏暗、日月被蚀，是时运的常态，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孟轲是学习圣人的人，他愤然奋起，排斥杨墨，诛责背叛义理的人，以尊崇周公、孔子，确实对世道有很大功劳。然而圣人的道本来没有什么绝对不可、绝对可以；假如当时孟轲之流不能竭力排斥杨墨，横加阻遏异端，阐明仁义来教导天下，那么圣人的教化难道就真的会因此废弃吗？”

译假如圣人的道遭受杨墨的侵害就因此衰微，那么它也不过是一家人的小道说罢了，又哪里值得称为万世不变的法则呢？孟轲即使想要扩大他的教化，难道天下就会随之兴盛吗？由此可见，圣人的道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废弃，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兴盛，这是明明白白的。后来嬴政肆虐，焚烧有关书籍，堵塞传播圣道的途径，使天下人的耳目愚昧，不能通晓圣人的学说；这种危害远远超过杨墨。然而汉朝兴起后，孔子的学说如雷霆震动天下，难道又是因为孟轲的辩说才得以施行的吗？所以说，赞誉它不能增加什么，毁谤它也不能减少什么，这是因为它的道广大。后来的儒者如果能够立言著书，振扬它的风教，阐明它的宗旨，也就可以了。若说要随着它的废弃而使它复兴，随着它的闭塞而使它重新通行，难道不是过分了吗？我认为杨墨之祸还比不上洪水；然而洪水造成九年的灾害，不是大禹就不能平治。孔子的道虽然受到侵害毁坏，也不是因为孟轲才更加尊贵。如果孔子的道要靠孟轲的毁誉才兴盛，那么就不足以称为孔子的道；即使圣人复生，也一定不会改变这种说法。”（以上是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三十岁时出生，三十岁时被征召任用，在位五十年，巡行四方时去世。□《谥法》说：“接受禅让并取得成功叫作舜，仁爱、圣明、兴盛、光明叫作舜。”《白虎通》说：“舜，就是恭顺的样子，意思是能够推行、信守尧的道并实行它。”孔安国说：“舜三十岁时被征召任用，三十岁时开始任职；在位期间服丧三年，其中一年计入三十岁之数；做天子五十年，总共活了一百一十二岁。”考察《尚书》所说“帝于是去世，百姓像丧失父母一样服丧三年，四海停止演奏各种乐声”，这是说百姓思念、仰慕尧的德行，同时说明舜虽然已经接受帝位，却命令天下服丧三年，像继承先世时的礼制，所以在“去世”之后把这件事一并说出。下文说“正月初一，舜到文祖庙”，意思是尧去世满一年后，舜到文祖庙祭告并改换年号。孟轲不明白这句话，认为服丧三年期满后，舜才到文祖庙，于是妄称孔子说：舜已经做了天子，又率领天下诸侯为尧服丧三年，这是同时有两个天子。如果真是这样，就应当在服丧期满的那个月到宗庙，不应当说是在“正月初一”。隔年改元，是《春秋》的通常法则，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孟轲又说，尧、舜、禹去世，服丧三年结束后，舜、禹、益都避让他们的儿子，然后才登上帝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二岁、正元日、元日〕 况且舜在正月初一到文祖庙接受尧的帝位，已经二十八年了，怎么可能到服丧期满、继承之事尚未确定时，才把帝位让给尧的儿子呢？孔安国仍然沿袭孟轲的错误，于是说舜服完尧的丧三年后，将要亲自处理政事，又到文祖庙去。周朝衰微时，杨墨之道盛行，孟子排斥并驳斥它，可以说是纯正了。但他在解释经义、论说世事时，见识和谋略往往短浅而乖戾；浅陋的儒者喜爱他的词句简略、意义浅显，杂然尊崇他，实在可鄙可笑。司马迁说：“舜三十岁时，尧举用他；五十岁时代理天子职事；五十八岁时尧去世；六十一岁时接替尧登上帝位；三十九年后去世。”这也是采用了孟轲的旧说。郑玄说：“舜生三十，是说他活到三十岁；征庸三十，是说历经三十年的考察试用；在位五十年，巡行四方时去世，是说从摄位到去世共五十年，因此舜活了一百一十岁。”（以上是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十岁〕 臣听说，《春秋》尊奉统一王权的法则，用来端正天下的根本；这与《礼》中所说的“尊无二上”没有不同，宗旨实际上是一致的。国家对于君主，家庭对于父亲，学者对于孔子，都应当专一而不能有两个中心。因此，明王废斥诸子百家，表彰《六经》；大儒推尊阐明孔氏之学，抑制排斥诸子百家。如今国家五十年来，对于孔子的学说却有时分为两途，不能专一。有人把义理归于老庄，又设置科目，以《孟子》与《六经》并列；这同古代废斥百家而专门阐明孔氏和《六经》的做法相比，不是很奇怪吗？此前，学官废斥孔子的《春秋》，反而表彰伪杂的《周礼》，又把《孟子》与孔子并列。而学者发表议论时以《孟子》为折中标准，却忽略《论语》，这本来是可以考察出来的。如今皇太子刚开始就外傅学习时，适逢让官僚讲授《孝经》并诵读《孟子》；这是因为《孟子》不应当排在《论语》之前。如果把《孟子》置于《论语》之前，难道这就是教导皇太子凭借其超越世人的天资而养成美德，并把他看作只有一种德行的方法吗？臣愚昧地私下认为，应当讲授《孝经》而诵读《论语》；等到《孝经》讲完之后，再回头讲已经讲过的《论语》，这样进入德行之门也就容易了。也可以隔一天读《尔雅》，以显示文字训诂的本源，并阐明天地万物的名称和实际含义。前代大儒说，《尔雅》本来就是周公训导成王的书，这话确实不假。臣愚昧而流落，在衰老暮年之时，承蒙圣君给予一日之间的非同寻常的恩宠，从太子左谕德升任詹事；如果心中有所志向，就不敢因为有所触犯而隐瞒不说。臣愚昧地估量，这番话一说出来，必定会遭受世俗不轻的诬蔑和诽谤。臣所依仗而能够安心的，是陛下圣明宽大的气度，能够从旁洞察万代以来的细微情形，而不受世俗迷惑。再想，太子是天下的根本，而天下的根本又全系于孔子的《六经》，那么宗庙社稷流传下来的光辉，不是很伟大吗？臣听凭狂妄盲昧的独到见解，冒犯皇帝的威严，实在极度惶恐，恭候治罪。（以上为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译●卷十四。陈叔易说：“王荆公得到东坡《表忠观碑》的底本，看着座上宾客说：‘像什么人的文章？’又自言自语说：‘像司马迁。’又自问自答说：‘像司马迁的哪一篇文章？’又说：‘是《三王世家》。’”我认为不是这样。司马迁死后，他的书中亡佚了《景帝纪》《武帝纪》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和《三王世家》。到元、成时期，有一位褚先生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和《日者传》，当时人认为他的文辞鄙陋，失去了司马迁原来的意旨。王荆公难道不知道这一点，却把今天的《三王世家》当作司马迁的书吗？至于许多议论者认为司马迁恼怒汉武帝，所以在《本纪》中只记载远渡大海寻求神仙、到大宛取得马匹、用兵以及祭祀等事，以此认为他是在诽谤汉武帝，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子由说：“子瞻读书，有些内容是对别人说的，有些内容是不对别人说的。不对别人说的，就对我苏辙说，并且认为我苏辙能够理解。”世人称说苏氏的文章出自《檀弓》，确实不是妄言。柳子厚说：“淮水、济水的清澈，即使有像秋毫那样微小的玷污，本来不算什么毛病；然而万一离娄先生近前来眯着眼睛看它，还不如没有这些清水时那样畅快。”我认为，文章文采焕发、前无古人的人，更应当兼取并牢记这句话。柳子厚又说：“北到晋地，西行到豳地，东到吴地的尽头，南到楚、越交界之处，其中以山水著名的州有上百个，永州最为优美。”他用精妙的语言写起那些可以游览的地方，读来使人飘然产生超出尘世的意趣。然而子厚另又说：“永州在楚地的最南边，地貌同越地相似。我苦闷时就出游，出游又常常恐惧；走过野外，就有蝮蛇、毒蛇和大黄蜂；抬头看天空，低头看地面，每走一步都劳累困倦；靠近水边，又害怕射工、沙虱暗中含怒发作，击中人的形体和影子，动不动就形成疮疣。”子厚先前所记的黄溪、西山、钴铒潭、袁家渴，难道果真值得快乐吗？为什么说法这样不同呢？东坡《江行唱和集序》说：“从前写文章的人，并不是有能力写才写得精工，而是不能不写，所以才写得精工。山川有云气，草木有果实，内里充盈蓬勃，必然显露在外；即使想不显露出来，难道做得到吗？所以我写文章很多，却从来不敢存心去创作。” 当时东坡年方二十，尚未考中进士，但他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才华已经如此。所以黄门说：“苏公的文章，是从上天那里得到的。” 欧阳公对曾子固说：“王介甫的文章，要进一步放开格局，不要刻意造作辞语，也不要模拟前人。”又说：“孟子、韩愈的文章虽然高妙，也不必一定像他们。”他对梅圣俞说：“读苏轼的书，不知不觉汗都出来了，痛快啊！我这个老头应当让路，让他超过我一头。”又说：“苏轼所说的快乐，正是我欧阳修所得的深层体会，没想到后生竟能通达这个道理。”欧阳公起初接受这两位的意见时，所持的看法已经不同了。韩愈写文章，并不完全采用《诗经》《尚书》中的话。例如《田弘正先庙碑》说：“从前鲁僖公能够遵循他的祖先伯禽的功业，周天子于是命令他的史臣克作成《▯》《▯必》《泮》《▯》等诗，使它们在鲁国的宗庙中奏唱，以借助鲁国先祖的神灵。”他运用《诗经》文字的方法就是这样。又如《前进士上宰相书》，用二百多字解释《菁菁者莪》，大概是韩愈年轻时的作品。柳子厚在父亲墓碑上记述父亲生前的朋友，本来只想说明他的父亲虽然不显达，但交游的都是天下伟大的人物和贤能之士，列出他们的姓名、官爵，并顺带写出他们各自的长处，也就可以了。可是他反过来对这些人加以讥刺和指责，几乎毫不宽容，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子厚被贬在永州，又遭逢母亲去世，因自己伤心母亲下葬时不能回去而自伤。他的困厄可以说非常严重了，但他轻侮他人、喜好讥评的习气仍然如此。由此也可以知道他任尚书郎时的情形。韩愈所说的“不自贵重”，大概就是指他的资性如此。柳子厚在《段太尉逸事状》中写道：“解下佩刀，挑选一个年老而局促的人牵马，来到郭▯门下。披甲的人出来，太尉一边笑一边进去说：‘我带着我的脑袋来了。’”宋景文修撰《新唐书》时写作“吾戴头来矣”，删去一个“吾”字就不成语意了。“我带着脑袋来了”，究竟是谁的脑袋呢？曾子固的文章，可以称为名家之作了。然而欧阳公说：广文曾生在礼部列名之前，就已经是我的门生了。欧阳公写给吴孝宗的诗中有说：“我开始见到曾子时，他的文章起初也就是这样。像昆仑山倾泻黄河，浩荡漫溢，充满百川。加以疏导，使它顺着道路流行，渐渐收束横溢的波澜。东海知道归处，认识道路后到达那里就不难。”这说明子固在文章方面，遇到欧阳公后才知道归宿在哪里。可是曾子固在《祭欧阳公文》中自己说：“我性情戆直而不聪敏，早年承蒙您振拔洗濯；言语遵从您的教诲，行为遵循您的表率。”子开在欧阳公去世后，写作子固的行状，却说：“宋朝兴起八十多年，天下太平，奇异的人才间或出现。欧阳文忠公显赫地特立而出，成为学者的宗师。曾公稍后出现，于是同文忠公齐名。”我认为这说得过分赞美了。张籍《哭韩退之》诗说：“从此以后的学者，有的称作韩、张。” 韩愈说，张籍、▯等人，学者称为韩门弟子，而不称为韩、张。苏东坡说：“文忠公去世，已经十八年了。士人百姓所归附的对象，散去而各自自以为贤。我因此感到恐惧，每天登门到老师那里去。”这话是有道理的啊！曾子开评论他的兄长子固的文章说：“纵横驰骋于上下，越写越新；读文章的人不一定能理解，理解的人也不一定能说出。大概是天赋独厚，若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即使学问完备、思考精密，也没有办法达到。”又说：“语言浅近而旨意深远，即使《诗经》《尚书》的作品也未必远远超过它。”苏子由评论他的兄长子瞻的文章说：“遇到事情而写成的诗、骚、铭、记，以及书、檄、论、撰，大体都超过常人。”又说：“他从小喜爱读书，到老也不厌倦；自己说比不上晋人，至于唐代的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大概接近他们。”子开的话大多夸张，子由的话则力求谦逊，后世应当通过东坡、南丰的文章来辨别。文章使用助字，柳子厚讨论它是否恰当，并不以重复为问题。《檀弓》说：“南宫纟舀的妻子的姑母的丧事。”韩愈也说：“我年纪还不到四十，眼睛却昏花茫然，头发却灰白苍苍，牙齿也松动摇落。” 近来六一、文安、东坡三位先生懂得这一点。愚溪可惜杨诲使用《庄子》的文字太多，反而使文章的正气受到拖累。东坡很早就从《庄子》中领会了文章的方法，所以在诗文中多采用《庄子》的语句。

译读司马子长的文章，茫然觉得它仿佛同所叙之事相互背离。例如他说：“百姓安居乐业，即使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未曾到过市井；他们游荡嬉戏，像小孩子的样子。”这同《律书》有什么关系呢？《伯夷列传》开头说：“我登上箕山，山上有许由的坟墓。”他的用意究竟在哪里？下面又使用“富贵如果可以求得，即使是手执马鞭的人，我也愿意去做”“天气寒冷以后才知道松柏最后凋零”等语句。这些话很不相类，难道这正是他的文章所以宏大深邃、高古不凡的原因吗？看看其他人拘谨局促，一步也不敢越出所叙之事之外，他们的胆识和才智实在太浅薄了；只有杜子美作诗时近似这样。鲁直拿晁载之的《闵吾庐赋》问东坡写得怎么样，东坡答道：“晁君的辞赋，仔细看很是奇丽，难道相信他家中有很多奇异的人才吗？不过其中有一点小问题，希望鲁直逐渐劝诫他。凡是写文章，应当努力使它平和；在充足有余之后，溢出而成为奇异，大概是出于不得已。晁君喜欢追求奇异，似乎太早了。但不能直接这样说，并不是要替他隐瞒，而是恐怕伤害他勇往直前的气势；只要作为朋友之间讲求磨砺的话就可以了。”我认为这是文章的妙诀，学者不可不知道，所以把它特别写出来。东坡考中制科后，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过苏轼的制策吗？”吕申公称赞它。荆公说：“完全像战国时期的文章；如果我王安石做考官，一定会把它黜落。”所以王荆公后来修撰《英宗实录》时，说苏明允具有战国纵横家的学问。老苏公说：“学者在文章中使用引证，就像打官司时使用证据一样。既然引用一个人的话已经能够说明事情，就应当停止；如果一个人的话不能说明全部，才可以再引用别人。” 宋玉《招魂》说，东南西北四方之外的地方都恶劣得不能托身，只希望屈大夫靠近进入修门。当时屈大夫还活着。韩退之《罗池词》说：“北方的人啊，议论柳侯的是非。千秋万岁啊，柳侯不要违背我。”当时柳仪曹已经死了；如果说国内对于柳侯有的是非，而公正的评议还没有出现，那还不如说远在罗池的人千万年奉祀柳侯，永不忘记。唉，韩退之悲悼柳仪曹，比宋玉悲悼屈大夫更深。《英宗实录》记载：“苏洵去世，他的儿子苏轼辞去所赐的银绢，请求追赠官职，所以追赠苏洵为光禄寺丞。”这同欧阳公《苏洵墓志铭》中“天子听说后哀悼他，特意追赠为光禄寺丞”的说法不同。有人说《实录》是王荆公所写。实录又记载苏洵的《机论》《衡论》策文非常优美，但大体都是谈兵谋、权术、利害和机变的言论。大概在明允之时，王荆公的名声已经很大，只有明允没有见到他，便作《辨奸》来讥刺王荆公，所以王荆公对此很不高兴。《楚辞》的文章，只能算屈原一人真正入门。宋玉亲眼见过屈原，尚且不能得到他的仿佛神韵，何况比宋玉更差的人呢？只有韩退之的《罗池词》可以同屈原并驾齐驱而出。东坡说“鲜于子骏的作品，追得上古代的屈原”，这是朋友过分赞誉了。至于晁无咎编集的《续离骚》，都不是这样。韩退之的文章，是从经书中来的；柳子厚的文章，是从史书中来的；欧阳公的文章，平和之气多，英发之气少；苏公的文章，英发之气多，平和之气少。苏叔党对叶少蕴说：“东坡先生起初想写《志林》一百篇，刚写成十二篇，先生就病了，可惜啊！先生胸中难道还有比‘武王不是圣人’这一论说更伟大的见解吗？” 我客居长安时，蓝田的一座墓被水冲坏，得到韩退之亲自书写的《薛助教志》石碑。拿它校对印本，差别很大。印本写“挟一矢”，石本却写“指一矢”，这是更精妙的说法。又有一次，城中挖地得到一块小而狭长的青石，上面刻着《瘗破砚铭》；在长安又得到韩退之的《李元宾墓铭》，由段季展书写。拿它校对印本，石本没有“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这件事。印本《铭》又说：“完了啊，元宾！文章高出当世，品行超过古人，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石本却写作“意何为哉”。越发感叹石本的措辞精妙。欧阳公以下喜好韩氏之学的人，都没有见过这些文字。李汉对于韩退之，不称他为子婿，而称为门人。他说：“韩退之的诗文，是我所编次的。”例如《革华传》，按类别本来没有这篇文章。赵▯《因话录》说：“《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这些都是后人诬造的；那些文字极其鄙陋浅薄，那么《革华传》不是韩退之所作就很明显了。”我认为，凡是李汉没有收录、而今天列入《昌黎外集》的文章，都值得怀疑。比如柳子厚说，韩退之寄来书信，见于《送元生序》，其中没有斥责浮图。又如刘梦得说，韩愈对柳子厚说：“你知道关于天的学说吗？我来为你说说关于天的学说。”等等。又说，柳子厚死后，韩退之写信来吊祭说：“悲哀啊！这个人竟然没有善终。我曾评论他的文章雄浑深厚、雅正刚健，像司马子长，崔骃、蔡邕都不足以多加称许。”韩退之又自己说：“我给李贺写信，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如今这些说法和书信都没有流传下来，那么李汉遗漏的东西也一定很多了。司马迁的父亲名叫谈，所以《史记》中避讳“谈”字，把“赵谈”改作“赵同”。范晔的父亲名叫泰，于是把“郭泰”“郑泰”改作“郭太”“郑太”。杜甫的父亲名叫闲，所以诗中不出现“闲”字；其中写“邻家闲不违”的，古本作“邻家问不违”；写“曾闪朱旗北斗闲”的，古本作“曾闪朱旗北斗殷”。李翱的父亲名叫楚今，所以他所作的文章都把“今”改作“兹”。只有韩退之因为李贺而作《讳辩》，引用言征的说法来辩论；韩退之的父亲名叫仲卿，他在文章中却不避讳“仲”或相关字。曹志是曹植的儿子，他的奏章说“干不植强”，并不避讳父亲的名字。吕岱是吴国大臣，他的书信说“功以权成”，也不避讳君主的名字。

译樊宗师的文章很怪异，韩退之只是取其不沿袭前人的一点，说他有《魁纪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以及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在道路上遇到的事物，以及器物、门巷等杂铭二百二十篇；赋十篇，诗七百一十九篇。他评论说：“数量很多啊，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又说：“然而一定要出自自己，不沿袭前人的一句一字，这又是多么困难啊。”又说：“继承发展这种写作方法，可以说达到了这种方法的极致。”他说“未有”“难”“极”，特别取重的是他不沿袭前人，并不是直接认为他的文章优美。所以他在《铭》中说：“古人写文章，必定要求词语出自自己；后世做不到，就剽窃盗取。后世都指责前人，而公然相互袭用，从汉代直到今天一概如此。”大概是在斥责班固以下那些相互沿袭的人。韩退之对于文章，吝于认可到了这种程度。●卷十五。王勃《滕王阁记》中“落霞孤鹜”这一句，当时的人都共同称赞，欧阳公却认为它近似俳谐之文，值得鄙弃。然而“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乐极悲来，识盈虚之有数”这些句子，所记的意义也非常深远。大概王勃是文中子的孙子，世代崇尚他的学问，只是当时的人不了解罢了。东坡《报江季恭书》说：“《非国语》一书，我的浅见认为它不对，只是没有空闲写成论说罢了。柳子的学问，大体上把礼乐看作空洞的器具，把天与人看作彼此不能相知，等等。虽然内容很多，大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所谓小人无所顾忌。至于《时令》《断刑》《正符》，也都不对。”我认为，学者不可不知道这一点。曹植《七启》说“食味芳莲之巢龟”，张协《七命》说“食味丹穴之雏鸡”，都是极其丰盛的菜肴；但这两种东西似乎都不适合拿来充作厨房中的食物。有人问苏东坡：“云龙山人张天骥，不过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乡村人罢了。您却为他写《放鹤亭记》，把他比作古代隐士，还赠给他诗，其中有‘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的话，未免过分了。”苏东坡笑着说：“不过是装点门面罢了。”苏东坡门下，稍有地位的人都不敢这样说；像禽聪、蜜殊这一类人，也都是装点门面的人罢了。苏东坡对于古人，只给陶渊明、杜子美、李太白、韩退之、柳子厚的诗写过跋。南华请他为柳子厚所撰《六祖大鉴禅师碑》写字，后来南华又想请他写刘梦得的碑，他便推辞了。丞相吕微仲撰写《法云秀和尚碑》，丞相想请苏东坡书写碑石，却不敢亲自开口，便托外甥王谠转达。苏东坡先索取碑文稿本，仔细看过后说：“我来书写。”大概是因为微仲的文章本来就写得好。曾子固起初任太平州司户。知州张伯玉是前辈人物。欧阳公、王荆公等名士都共同称赞子固的文章。张伯玉却完全不在意，问子固：“我正要修建六经阁，你替我写一篇记。”子固前后抄写了六七稿，始终不合张伯玉的心意。于是张伯玉对子固说：“我自己来写。”他在纸上写道：“六经阁，是把诸子百家的书都收藏在里面的地方。”却不写尊崇六经之类的话。子固从此大为敬畏佩服，更加努力钻研学问了。长安人安信之的儿子安允对我说：“从前收藏有韩退之家集第二十六、第二十七两卷，是用茧纸写的楷书，其中有韩退之亲自修改定稿的字。后来被张浮休取走了。” 欧阳公对苏明允说：“我读过的文士文章很多，唯独喜欢尹师鲁和石守道的文章；可是心里仍觉得有所不足。如今看了您的文章，我的心意满足了。”唉！欧阳公的满足，正如孔子的通达、杜子美的无所遗憾，以及韩退之的是非判断一样。李季常是丞相苏子容的外孙，他对我说：苏东坡从儋耳回来，船停在京口时，苏子容刚刚去世，东坡也已经病了，便派叔党前来吊唁，亲自写了《饭僧文》。文中说自己在熙宁初年陪同苏子容到文德殿，当时已经是三位舍人之首；到了元祐年间，又陪同苏子容在迩英阁前，还是“五学士”之首。虽然自己的才华和成就凌厉高远，不敢说能与苏子容相同，但出仕和退处的大体情形，并没有什么感到惭愧的地方。第二天，季常和子容的几个孙子前去道谢，东坡侧身躺着流泪，不能起身。李义山《樊南四六集》记载，《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中说：“宰臣王涯等人，有的长期享受显贵荣耀，有的破格受到委任；他们等待着改变局面，却还不能把权力交给他们。在陈述奏议时，已经显露出虚伪；在伏藏之时，又牵涉到震惊之事。”等等。当时北司愤怒不平，甚至诬陷并杀害宰相，势头仍未停止。文宗只是为王涯等人流泪，却不敢替他们辩解。李义山的表文说“只是想改变局面，却还不能把权力交给他们”，独自说明他们没有谋反的迹象，这也真是困难了。司马文正公去世后，范蜀公取苏翰林所写的《行状》来撰写墓志，又附上铭文；翰林应当把它书写在碑石上，但认为这不合《春秋》那种含蓄委婉的义理，于是劝公休谏议说：“我不是不愿意书写，只是恐怕这对三家都没有好处。”于是便改换铭文的题名。范蜀公所作的铭文，世上没有流传下来，所以我特意把它表述出来。铭文说：“上天生养这些百姓，于是为他们设置君主。君主不能独自治理天下，于是上天又把臣子赐给他。有忠臣，也有奸邪；有正直者，也有倾佞者。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说，要等待时机而生。伟大的我大宋，承受着神器的重任；预卜国祚万亿年，天下统一。然而熙宁初年，奸邪小人放纵淫乱；结党朋比，闭塞视听，堵塞言路，于是把黎民百姓愚弄得苦不堪言。百姓无法安生，天下人心汹汹。险恶、偏邪、奸猾之徒，彼此唱和、雷同附会；说上天不值得敬畏，说众人不值得听从，说祖宗旧法不值得效法，竟敢荒诞欺妄而不恭敬。赫赫有威的神宗皇帝洞察其中，于是放逐他们、斥退他们，把奸佞凶恶之徒远远投弃，诛除像蛀虫一样的毒害，才重新任用公。可是他突然抛弃万国，未能完成这件事。二位圣主继承帝位，谋划政事并辅佐朝政，于是说：‘在这个时候，非有公不可。’召公来到洛京，虚心而至诚。公到了京师，早晨询问，晚上咨询。公既然在位，朝廷内外都很高兴。大家相信他的话将会兑现，都擦亮眼睛等待着看他的作为。他每天亲自处理万机，勤劳地办理各种事务；为忧虑国事而竭尽心力，连梦中都想着这些事。还不到一个月，便已经救助溺水者、振济饥渴者。事情无论大小，他都彻底查究其始末；兴利除害，赏赐必定兑现，惩罚必定执行。辨别贤能与不肖，就像分清黑白一样。年高有德者、贤哲俊杰，一个也没有遗漏；罪大恶极的人，毫不犹豫地除去。无论远近之人，都像风吹草偃一样响应服从。反复考察、核实，名声与实际相称。上天为什么这样不仁，夺去了我的良臣？上天实在不肯宽恕，夺去了我的贤辅。唉，完了吗？竟然不肯留下吗！山岳可以拔起，但公的意气坚强，不可夺取；江汉可以枯竭，但公的正直言论深厚有力，不可阻遏。唉，公啊，时机已经得到，道术也已经施行，志愿也已经伸张，可是寿命却止于此处。悲哀啊！”

译欧阳公平生尊崇并任用韩退之，在学问见解上没有一点不同。韩退之撰写《处州孔子庙碑》，说：“从天子到郡邑的长官，能够得到祭祀而遍及天下的，只有社稷与孔子。然而，社祭祀土地，稷祭祀谷物，勾龙、弃只是配享者，并不是专门的主祭对象；而且社稷有其位置，只是筑坛而不建屋，哪里像孔子那样按照王者的礼制奉祀，高高地坐在正中，以门人为配享者，从天子以下的人都面向北跪拜、进献祭品，进退之间真诚恭敬，礼节如同亲自做弟子一样？勾龙、弃凭借功劳，孔子凭借德行，本来就各有次第啊！自古以来，许多人因功德而取得祭祀之位，却不能得到永久祭祀；勾龙、弃和孔子都没有取得王位，却都得到永久祭祀，但事情没有一件像孔子这样盛大。所谓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能像夫子这样，他的贤德远远超过尧、舜，大概就是这种效验吧。”欧阳修撰写《谷城县夫子庙记》，却说：“后世的人只是看见官府为夫子建立祠庙，州县没有不祭祀他，于是认为夫子的尊贵因此达到了极盛。更有甚者，竟说夫子活着时虽然没有取得王位，死后却有所享受祭祀，以此作为夫子的荣耀；又说有德之人的报偿，即使尧、舜也比不上。这是多么荒谬的说法啊！” 这样看来，欧阳公是把韩退之的说法视为谬论了。眉山的老苏先生尚未为世人所知时，雷简夫雷太简任雅州知州，唯独了解他的才华，便写信把他推荐给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位公，他们都对信中的话很有兴趣。三位公都是从雷太简开始知道老苏先生的。后来东坡、颖滨只说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却不提雷太简，这是为什么呢？我任雅州官时，得到雷太简推荐老苏先生的信，曾拿这件事询问先生的曾孙苏子符、苏仲虎，他们也说不清楚。雷简夫是长安人，因为有遗才而被授予官职，他的文章也很奇特，《国史》中有他的传记。《上韩忠献书》说：“简夫启：去年我在长安时，多次收到您的奏记；等到进入蜀地以来，因为路途遥远，往来颇为疏懒。恭敬地想来，您会体谅我的处境，宽恕我如此。不知您在名都中是否安逸，睡眠饮食怎么样？简夫从前与尹师鲁分别后，不幸直到他去世也没能再见面，因此平常一直引以为憾，认为天下后辈中再没有可以和我谈论当世事务的人。没想到我任职在荒僻的州郡，处于西南极远之地，而东面距离眉州还数百里；有一天，眉州人苏洵带着几篇文章，不远千里来拜访我。我读他的《洪范论》，知道他有辅佐君王的才干；读他的《史论》，看出他有司马迁那样的史才；读他的《权书》十篇，发现他在讥刺时政的弊病；他的《审势》《审敌》《审备》三篇，表现出一种忧虑天下的大志。唉！尹师鲁不能再生，谁能和苏洵相抗衡呢？简夫自认为道术没有显扬，地位又很低，自己的话不被当时的人信任和重视，无法彰显苏洵的事迹。于是立即告诉他说：‘像您的文章，日后一定会向韩公求得知遇，那样就绝不会被埋没了。’又想到我被路途遥远和职守所阻隔，不能带着笏板、约定衣袖，迅速指点着在几案之间畅快地读苏洵的文章，以使韩公亲耳听到，所以只能郁郁不乐。苏洵年过四十，少言寡笑，淳厚谨慎，喜好礼法，不随便交游；他也曾被举荐为茂才，却没有中选，如今已经不再抱有希望。近来张益州张安道推荐他担任成都学官，还没有得到答复。正好今年春天他将带两个儿子进京，准备参加秋试；幸好他要向东行，我便约定他有空时亲自把自己的作品带来，求见您，希望您加以奖掖提拔。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文章，就不能算没有遇到知音了。’《上张文定书》说：“简夫启：我近来看到眉州苏洵所作的文章，其中像《洪范论》，确实是辅佐君王的才干；《史论》，确实是优秀史家的才干。他哪里只是西南的才俊，实在是天下的奇才。简直让人想把珍珠和灵芝磨碎，亲自拿着刀勺，让他把这些东西吃饱，唯恐给他别的食物反而有损于他。” 而且不能只说他如此爱护苏洵，还奇怪苏洵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作品投给您；问了他之后，他说：‘苏洵已经出自张公门下，又承蒙张公推荐，想让他代替黄柬担任郡学官。苏洵想到既然已经出自张公门下，也就不推辞了。’简夫听了很高兴。我私下推测，您的用意在于援引苏洵，当然不只是让他担任一个学官；苏洵所希望于您的，也不只是一个学官，只是双方各有所期待罢了。又听说您的推荐，过了好几个月还没有下达，朝廷又拘泥于成例进行检核，执政者从中阻挠，使他的才干不能通达。即使您再次郑重申说，也恐怕一次上奏仍得不到答复，难道能让这样的人年近五十，还迟迟奔波在仕途上吗？从前萧昕推荐张镐时说：‘任用他，他就是帝王的老师；不用他，他不过是幽谷中的一个老人罢了。’希望您推荐苏洵的奏状，写到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获得批准才停止，这或许就是为苏洵取得进用机会的权力了。’《上欧阳内翰书》说：“简夫启：我前些年在公车府待诏，因为故人苏子美才得以拜见您的风采；您不疏远、不遗漏我，允许我参与议论。不到两三年，您受到圣上的破格知遇，于是得以凭借文章言论决定天下士大夫的进退。士大夫不知道刑罚有多么可怕、奖赏有多么令人欣喜、活命可以立即得到、死亡可以得以避免，却知道您的文章言论令人畏惧。简夫没有在这个时候竭尽一生的力量，谨慎地依附在您的门下，反而正在军旅之间任事，或者因病回到旧居，所以脚步没有到达您的门庭，书信也没有通达您的身边，这样已经十多年了。难道是偶然的吗？其中大概是有原因的。您的官职一天比一天显赫；过去用来议论天下士大夫进退的权力，如今又加上了官位的分量，因此您一句话说出来，九鼎也不足以比它更重。简夫被时代抛弃，只能和庸俗官吏同列；在外任官，碌碌无为，多受诽谤而少有赞誉。正当世人看待他的言论，还不如看待鸿毛那样轻的时候，所以他的姓名没有被您记住。别人不肯看重他，难道简夫愿意被人轻视吗？我正等待退居田野、与公卿断绝往来之后，才敢拿一封信去问守门吏，说明旧日的情谊。如今还没有完成自己的心愿，事情却已经有了足以改变它的原因。我听说眉州人苏洵，年过四十，少言寡笑，淳厚谨慎，爱好礼法，不随便交游；曾撰写《六经》《洪范》等《论》十篇，为后世谋划。张益州一见他的文章，感叹说：‘司马迁已经死了，除了您，我还能和谁相比呢？’简夫也对他说：‘您活着时，就是辅佐君王的才干。’

译唉！要使苏洵从贫贱中得到起用，简夫做不到，但这件事也不能责怪简夫。如果明知苏洵的才华却不把他告诉别人，那么简夫就有罪了。因此我不敢固守最初的想法，冒昧把苏洵的声名告诉您。恭敬地想，您担任翰林，凭文章和忠义作为天下人的师表；苏洵的困厄或通达，理应由您来决定。从前苏洵和您互不相知，天下人不会因此责怪您；如今您读到简夫的信，既然已经知道了苏洵，而苏洵又将东行到京师来拜见您，从今以后，天下人就要因为苏洵而牵累您了。陈希亮，字公弼，是一个天性刚正的人。嘉祐年间，任凤翔府知府。东坡刚刚考中制科，任签书判官事，属吏称他为苏贤良。陈公弼怒道：‘府中的判官算什么贤良？’便不顾情面地杖责那个属吏，有人来拜见也不得入内。因此东坡《客次假寐》诗说：‘虽然没有性命之忧，姑且再忍耐片刻。’又作《九日独不预府宴登真兴寺阁》诗说：‘思念弟弟的怨恨像云一样不散，眺望故乡的心情像雨一样难以放晴。’他的难受竟到了这种地步。《东坡诗案》又说：他任凤翔府签判时，因为中元节没有经过知府厅，罚铜八斤，这也是陈公弼办理的案件。东坡写《府斋醮祷祈》等几篇短文时，陈公弼必定用墨涂改并重新审定，双方多次往返修改。东坡替陈公弼写《凌虚台记》，其中说：“东面是秦穆公在橐泉祈求丰年之处，南面是汉武帝的长杨、五柞宫，北面是隋朝的仁寿宫和唐朝的九成宫；如果计算它们一时的盛况，以及宏伟奇丽、坚固而不可动摇的程度，哪里只是超过这座台百倍呢！然而几代之后，想寻求它们仿佛存在的痕迹，却只剩破瓦颓垣，没有一点完整留存；它们已经化为禾黍荆棘、丘墟田亩了，何况这座台呢？台尚且不能凭借自身长久存在，何况人事中得失的变化，忽然而来、忽然而去，难道能够长久吗？如果有人想凭此向世人夸耀而自我满足，那就错了。”陈公弼看后笑着说：“我亲自见过苏明允，还只是他的侄辈；我却是他的孙辈。平日里我故意不以言辞神色对他表示客气，是因为他年少而突然获得大名，担心他骄傲自满而不能承受，难道是我不喜欢他吗？”他一个字也没有改，立即命人把文章刻在石上。后来陈公弼接受其他州送来的酒，因贪赃获罪，受挫受辱、郁郁不乐，直到死去。有人说，欧阳公对陈公弼在东坡事情上有所曲折处理而感到遗憾，不只是因为陈公弼待东坡冷淡。陈公弼的儿子陈季常住在黄州岐亭，仰慕朱家、郭解的为人，当地的侠士都归附于他。元丰初年，东坡被贬到黄州，执政者怀疑陈公弼因东坡而获罪身死，便把这件事归咎于季常，认为季常一定会甘心报复。然而东坡和季常相处得非常融洽，所以东坡特意为陈公弼作传，甚至把他比作汲黯，说：“我在凤翔任官，实际上跟随陈公两年。当时我年轻气盛，愚昧而缺乏阅历，多次和陈公争论，甚至表现在言语和神色上，后来就后悔了。”崔德符笑着对我说：“如果真如元丰年间执政者所怀疑的那样，那么东坡所说的后悔，难道是佛家忏悔的那种后悔吗？” 晏公不喜欢欧阳公，所以欧阳公分镇外任时所作的叙谢文中说：“我出入您的门馆，不能说交往不旧；承受您的恩惠和知遇，也不能说不深。然而我的足迹没有走到宾客的台阶，书信也没有通达到您的身边。这难道不是因为我漂泊的性情，距离越远关系越疏；孤僻笨拙的内心，容易感到危险而多有畏惧吗？行动常常招致过错，举动往往连累他人。所以我退隐，并不只是为了使自己方便；偶然由于上天的幸运，得以请求出任一郡之长。询问故老所思念的事情，流传的风尚还没有远去；遥望大国作为屏障，彼此接壤而相互交往。”晏公得到这篇文章后，当着宾客的面吟诵了十多句，交给书记官撰写答复。宾客说：“欧阳公以文章著名，这篇答复似乎太草率了。”晏公说：“回复一位在我主持科举时录取的门生，已经做得过分了。”

译●卷十六欧阳公《乞致仕表》说：“请让我解下官印，离开官府，回到故乡；披着皮裘，披散头发，在将尽的岁月里逍遥自在；凿井耕田，歌咏太平盛世的欢乐。”有客人当面赞叹这几句写得工整而平淡。欧阳公说：“这还不如老苏秀才那几句：‘有田一廛，足以为养。行年五十，复将何求？’”这原是苏明允谢官笺中的话，欧阳公喜爱它，到老还没有忘记。我见过司马文正亲手抄写欧阳公《青州不▯秋料青苗钱放罪谢表》中的两句：“劝戒小人不要坚持错误，希望君子能够改正过错。”司马文正是喜欢这两句写得工整，还是认为“遂非”“改过”这样的说法不对呢？像司马文正那样极力抨击青苗等事，在《免枢近出帅长安谢表》中却说：“即使因此失去职位、危及自身，最终也不使百姓受害、国家受损。” 本朝的四六文，以刘筠、杨大年为文体规范，必须严格遵守四字句、六字句的格律，所以称为“四六”。然而它的弊病是大多像俳优的说话，令人鄙薄。欧阳公非常厌恶这种文体，说：“当今世人所说的四六文，不是我欧阳修所喜好的。年轻时做进士，不能免于写这种文章；自从考中进士以后，就弃置不写了。在西京担任三位宰相的幕府属官时，按职分本来应当写，也不肯写。”像欧阳公所作的四六文说：“在下位制造谣言的人，起初就像含沙射影，只希望暗中击中别人；在朝廷上公开散布的人，于是放肆发出恶鸟般的叫声，谁能不听见而捂住耳朵呢？”俳优式的文风因此有了改变。到了苏东坡写四六文，如说：“大禹治理兖州的土地，经过十三年才使它安定；汉代修筑宣防宫，经过三十多年才完成。当洪水决口时，是主管官吏失去了防备，并不是天意如此；等到水患重新平定，大概是上天帮助有德之人，并不是人的功劳。”他以强大的力量挽引天河来洗涤四六文，于是偶俪文中过分可恶的气息一扫而空，而四六文原有的法式也就消失了。梅圣俞写作《碧云霞应昭陵》时，在名位较高的大臣中，只有杜祁公、富郑公、韩魏公、欧阳公没有被贬出朝廷，其他人都遭到讥讽诋毁，毫不回避。序中说：“碧云霞，是马厩中的马。庄宪太后临朝时，把它赐给荆王，荆王厌恶它身上的旋毛。太后知道后说：‘旋毛难道能害人吗？我不相信。’于是把它留下，准备供皇帝乘用，列为御马第一。因为它嘴边的肉呈现出像霞片一样的碧色，所以称为‘云’。世人把旋毛看作丑相，这匹马却因旋毛而显得尊贵；即使尊贵，疾病难道能够去掉吗？唉！”范文正公也在被诋毁之列。因为范文正地位卑微时，曾经常与中书吏人范仲尹结交，后来因此使范仲尹家业破败。范文正显贵以后，却完全没有收养救济他。王钅至性之对此不服，认为这是魏泰假托梅圣俞之名写的书。性之在《范仲尹墓志》后跋中说：“近来有个襄阳人魏泰，科场失意，喜欢假造他人的著作，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全都假托武人张师正的名义；他又不能自我约束，暴露了自己的姓名，写成《东轩笔录》，全凭个人的好恶诬蔑前人。最后又写《碧云霞》，假托梅圣俞的名义，诋毁甚至牵连范文正公，于是天下人都惊骇而不服。” 况且文正公与欧阳公、梅公同在朝廷任职，志同道合，怎么会有不同的议论？只不过圣俞的子孙不显贵，所以借助这件事来抬高自己、欺骗世人。现在我抄录杨辟所作的《范仲尹墓志》，也许可以让人知道魏泰颠倒是非的真相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样一来，魏泰所厚诬的其他人，也都可以迎刃而解；这种话难道可以全信吗？我还来得及认识魏泰，最详细地知道他的来历，所以要把事实张扬说明，使百世以后文正公不再蒙受他的谬说。”颍人王钅至性之题。对此我认为不是这样，也在后面写道：性之的用意多么美好啊！假使范公不蒙受这种谬说，圣俞也还不失为君子。然而圣俞很早就结交诸公，名声本来可以相互并列，却独自困顿衰老、不能振作，内心不免急躁。他在《闻范公讣诗》中说：“一出任职便屡次更换郡县，人人都盼望得到酒壶。世俗的情态实在难以学习，过去从未上奏笺求进。贫贱时常安于本分，地位崇高却不懂得谄媚。虽然与您门馆相隔，我仍和众人一起哭泣。”做郡守却用酒来取悦别人，以善于上奏笺为乐，接受谄媚奉承，这难道是评论范公的道理吗？圣俞的意思，难道真的有所不足吗？例如他写文公灯笼锦的事情，又与《书窜）诗相合。因此我认为，这本书确实出自圣俞之手。有个童子问我东坡《梅花诗》中“玉奴终不负东昏”一句的出处。查《南史》，齐东昏侯的妃子潘玉儿有倾国之色。牛僧孺《周秦行记》说：“薄太后说：‘牛秀才远道而来，谁来陪伴他？’潘妃推辞说：‘东昏侯因为玉儿而身亡国灭，我不打算辜负他。’”注释说：“玉儿，是妃子的昵称。”东坡正是用了这件事，只是把“玉儿”写成了“玉奴”，错了。又如《过岐亭陈季常诗》中的“ 不见卢怀慎，▯壶似▯鸭”。查《卢氏杂记》：郑余庆请客吃饭，告诫厨师把煮烂的燕子去毛时不要扭断脖子。客人吃的是蒸鹅鸭。饭菜摆好后，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只蒸葫芦。这样看来，“蒸葫芦似蒸鸭”说的是郑余庆，不是卢怀慎，也错了。又如《送子由出疆诗》中的“忆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蜡风戏僧虔”。查《南史》，王昙首在家中聚会，听子孙们做游戏；僧达跳到地上扮虎子。僧虔连续叠放十二枚博棋而不使它们掉落。僧绰则削取蜡烛制成凤凰。因此，用蜡制凤凰做游戏的是僧绰，不是僧虔，也错了。又如《和徐积诗》中的“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应须问子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枚〕

译查《庄子》，子舆和子桑是朋友，恰逢连下十天大雨。子舆说：“子桑大概病了！”于是包着饭去给他吃。因此，包饭去的人是子舆，不是子来，也错了。又如《谢黄师是送酒诗》中的“偶逢元放觅柱杖，不觉麴生来坐隅”。查《左慈元放传》，没有关于手杖和酒的事情。查《抱朴子》《列仙传》，孔元方每次饮酒，都把手杖竖在地上倚着它，使自己的身体倒转，头朝下、脚朝上。因此，手杖酒的故事是孔元方，不是左元放，也错了。又如《和李邦直诗》中的“恨无杨子一区宅，懒卧元龙百尺楼”。查陈登，字元龙：许汜和刘备在刘表那里，刘表与刘备共同评论天下人物。许汜说：“陈元龙是纵横江海的人物，豪气至今不减。”刘备问许汜是否曾受到什么怠慢。许汜说：“过去经过下邳去见元龙，元龙没有一点待客之意，长久不和我说话，自己上大床去睡，却让我睡在下床。”刘备说：“您有国士的名声，如今天下大乱，却没有拯救世人的志向，只知道求田问舍，说不出有价值的话，这正是元龙所忌讳的，他怎么会愿意和您说话？假如小人要睡在百尺高楼上，让您睡在地上，那又何止是上下床之间的差别呢？” 刘表大笑。因此，百尺楼说的是刘备，不是元龙，也错了。又如《豆粥诗》中的“湿薪破灶自燎衣，饥寒顿解刘文叔”。查《汉史》，王郎起兵后，光武帝从蓟向东南疾驰，到了南宫县，遇到大风雨，便把车赶进道路旁的空屋。冯异抱来柴薪，邓禹烧火，光武帝对着灶火烘烤衣服。冯异进献的是麦饭，不是豆粥；至于芜蒌亭的豆粥，又没有湿柴、破灶、烘衣服等事情，所以这里也错了。又如《和刘景文听琵琶诗》中的“犹胜江左狂灵运，共斗东昏百草须”。查唐代《刘梦得嘉话》，晋代谢灵运有漂亮的胡须，临刑时把它剪下来，施给南海祇洹寺的维摩诘塑像作胡须。寺中人十分珍惜，起初并没有损坏。到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在端午节斗百草，为了搜集更多物品，命人通过驿站快马取来；后来又担心被别人得到，便把其余的全都扔掉。因此，拿灵运的胡须斗百草的是唐代安乐公主，不是齐东昏侯，也错了。又如《会猎诗》中的“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了美貌的妻子，驾车带她到如皋射雉，并射中了。杜氏注说：“这是为了给妻子驾车到皋泽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所以“如”应当解释为“到、往”，不是地名，也错了。又如《海市诗》中的“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查韩退之《谒衡岳诗》：“紫盖山绵延连接天柱山，石廪峰腾跃耸立，堆聚在祝融峰旁。”诗中又说“窜逐蛮夷幸不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韩退之从潮阳贬所回来时写的。其实没有详考韩退之先前被贬为阳山县令、后来调任江陵判官时，曾把船停在湘江水流中，前往观看衡岳的事情。却说“潮阳太守南迁归”，也错了。《周诗》说“大姒嗣徽音”，意思是大姒继承大任的美德。大任对于大姒来说是婆婆，具有继承的意义。《司马文正行状》说“二圣嗣位”。哲宗对于神宗是儿子，说“嗣位”可以；宣仁后对于神宗是母亲，说“嗣位”就不可以，也错了。又如《二疏赞》说：“孝宣中兴，用法术驾驭臣民。杀死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盖是三位良臣。先生怜悯他们，振衣脱鞋而离去，使人知道区区小利，不足以使士人骄傲。”所谓三位良臣，是指盖宽饶、韩延寿、杨恽。诗意是说，孝宣帝杀了这三个人，所以二疏离开了。查《汉史》，孝宣帝地节三年，疏广任皇太子太傅，他的侄子疏受任少傅，到元康四年，两人都以有病为由辞职离去。又过了两年，即神爵二年九月，司隶校尉盖宽饶被交给主管官吏审理，自杀身亡。又过了三年，即五凤元年十二月，左冯翊韩延寿被处死于市。又过了一年，即五凤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杨恽被腰斩；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二疏离职之后。因此，说二疏因为这三人被杀而离去，也错了。佛书说：“日月高悬，盲人看不见。”《日喻》却说“目盲者不能认识太阳”；“眇”是眼睛有疾而仍能看见，并非盲人，怎么会不认识太阳？这里也错了。又有一篇序说：“谢自然想渡海求师，有人告诉她，蓬莱隔着弱水三万里，不能到达。天台山有司马子微，住在赤城山，名字列在绛阙，可以前去跟从他；谢自然后来可以向子微接受道术，白日飞升成仙。”查司马子微在开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谢自然出生于大历五年，到贞元十年才飞升成仙；也就是说，子微死了四十三年后，谢自然才出生。却说“谢自然向子微受道”，也错了。东坡是天下后世所信任的人，难道也会有错误吗？我回答说：“东坡屡屡犯下成百上千的错误，仍然是天下后世所信任的人。”童子又说：“既然有这种说法，那么凡是求学者犯的错误也都可以被允许了。”我说：“你又不是东坡，为什么这样说？” 程文简公的父亲程元白，官职只做到县令；因为文简公显贵，才追赠太师，本来似乎没有什么可写的。欧阳公后来为他撰写神道碑，竟写了九百多字，世人认为这很难得。韩忠献公的曾祖父韩惟古没有做过官，因为忠献公显贵，才追赠太保，更加没有什么可写。李邦直后来为他撰写神道碑，写了三百多字，文章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世人尤其认为这很难得。吕献可因追尊濮园一事攻击欧阳公，例如说：“某官首先提出邪说，妄自援引经书作为证据，用违背正道的做法取悦君主，因为贪图眼前利益而辜负先帝。”这样的奏章共有十四篇，全部载在献可的奏议中。司马文正为其作序，却一开头就载录欧阳公的《谏臣论》，认为其中说的是真话。文正的意思，难道是认为献可已经把欧阳公所写的谏臣之事全部做到了，使欧阳公无法再怨恨他？还是认为欧阳公只是能够这样说，而献可确实能够这样做？否则，献可既然把欧阳公排斥为邪说之人，怎么又反过来用欧阳公的议论为献可的奏章作序，并且认为那些话是真话呢？欧阳公晚年写了《濮议》一书，专门与献可等人辩论，却把过错全归到献可身上，实在太过分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章〕

译孔子自己说不如颜回，曹孟德在《祭桥玄文》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东坡的《醉白堂记》中也这样说。宋元王二年，江里的神龟奉使命出使黄河，到了泉阳，渔人豫苴撒网捕捞，得到了它。神龟托梦给宋元王，梦中见到一个男子，伸长脖子，脑袋很长，穿着黑色绣衣，乘坐有帷盖的车，等等。这件事出自《史记·龟策列传》。韩退之《孟东野失子诗》说：“东野夜里梦见，有个穿黑衣戴巾的人。”实际上就是用了这件事。东坡被贬黄州以后，京城盛传他白日飞升成仙。神宗听说后，对左丞蒲宗孟惋惜叹息了很久。因此东坡的谢表中说：“疾病连年，人人都传说我已经死了；饥寒接连不断，臣自己也厌弃剩下的生命。”曾南丰读欧阳公《书锦堂记》中的“来治于相”和《真州东园记》中的“泛以画舫之舟”两句话，都认为是文章的毛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丈〕 ●卷十七：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驾临后苑，召集宰执、侍从、台谏、馆阁以下的官员赏花、钓鱼。酒宴进行到中段时，皇上作诗说：“晴朗的日光明亮照耀，百花全都开放；花气氤氲，和煦的风吹来。游丝和柳絮缠绕着出行的仪仗，飘落的花蕊带着香气落入酒杯。鱼儿跃出水面，水波不时发出泼刺声；黄莺在深树间鸣啭，久久徘徊。正值青春时节，朝廷和民间都没有事情，所以特许近侍陪同游乐。”宰相韩琦、枢密曾公亮、参政张▯、孙▯，副枢欧阳修、陈旭以下都作诗唱和。皇帝唯独称赞韩琦“轻阴阁雨迎天步，寒色留春送寿杯”两句。当时翰林学士承旨宋祁因久病请假在家，第二天把和诗呈上，皇帝看后已经感到惆怅。没过几天宋祁就去世了，皇帝更加震惊悲悼。” 真宗曾问杨大年：“你看过《比红儿诗》吗？”杨大年当时没有答上来。他每次向子孙谈起这件事，都以为遗憾。后来他的孙辈有人在相国寺庭院的杂货摊中买到了一部旧书。原来唐末罗虬、罗邺、罗隐兄弟三人都有文才，当时号称“三罗”。罗虬考中进士后，在坊州任职。那里有个营妓，小名红儿，先前被郡将宠爱，没有人敢接近她；罗虬也喜欢她，郡将不能容忍，于是罗虬弃官离去，但始终没有忘记红儿。他把各种美好的事物拿来相比，写成《比红儿诗》一百首。这件事见于《摭言》，《太平广记》中也略有记载，不知杨大年为什么竟不知道。嘉祐年间，侍从官一起推荐国子博士梅尧臣，认为他应当进入馆阁。仁皇帝说：“能够写出‘一见天颜万人喜，却回宫路乐声长’的人，就是他。”原来皇帝驾临景灵宫时，梅尧臣作过诗，诗句或许传入宫中，皇帝喜爱这两句。皇帝召他考试并赐予等级，但他最终直到去世也没有进入馆阁。兖州东面有个漏泽，每到夏季中段雨水频繁时，积水一望无际；到了秋分以后，水中发出像雷一样的声响，一夜之间全部干涸。起初无法测知其中的缘故，后来发现奇石林立，有时探寻石头下面，能找到洞穴，水就从这里流入地下。李卫公在平泉有一块石头，刻字称为“漏泽”，并在石头前建了一座亭子，题名“鲁石”。有诗说：“鲁客拿来相赠，琼壤也比不上它。”说的就是兖州漏泽的石头。《国史补》记载：“韩退之喜欢奇险之事，曾和客人登上华山的绝顶，估计无法返回，便发狂痛哭，幸亏华阴县令想尽办法把他救了下来。”有人说没有这回事。我读韩退之《答张彻诗》说：“在洛邑得到休假，登华山走尽险绝的山径。倚着山岩俯视海上波涛，牵起衣袖仿佛可以拂到天上的星辰。太阳驾车从这里回转，金神掌管着刑杀。泉水像白色长带拖曳而下，石峰像宝剑聚集在高处的青天之间。石阶曲折，登山者只能屈身攀援；山梯在疾风中摇荡，行人孤苦伶仃。后悔当初狂妄，已经咬破了牙齿；还把劝诫刻在石上作为铭记。”这样看来，《国史补》的记载确实没有虚妄。韩退之出使镇州时，写《题寿阳驿》说：“长安的风光将要因离别而变化，春天过了一半，边城格外寒冷。看不见园中的花和巷中的柳，马头前只有一轮团团的月亮。”《镇州归》又写道：“分别以来，街头的杨柳树在春风中摇摆，仿佛要飞起来。还好小园里的桃李仍在，留下花朵不开放，等待我归来。”孙子阳对我说：“近来寿阳驿翻修地面，发现了刻有这两首诗的石碑。唐人的题跋说：‘退之有倩桃、风柳两名侍妓，归途中听说风柳已经离去，所以写下这些诗。’后来张籍《祭退之诗》说‘于是带出两个侍女，一起弹奏琵琶和筝’，难道不是指这两个人吗？”钱昭度有《食梨诗》说：“西南方一弯月亮使腹中寒冷，二八飞泉使牙齿周围感到寒凉。”我读《乐府解题》，《井谜》中说：“二八三八，飞泉仰流。”大概“二八三八”就是五八，五八是四十；四十就是“井”字。黄鲁直的诗说：“山尖将要下雨，云气美好；湖面迎着风，生出水的波纹。”汪彦章仿照他的体裁写道：“野田没有下雨，却显出龟卜的征兆；湖水遇到风，生出▯纹。”从前宋景文问晏元献：“刘梦得‘壤西春水▯纹生’这句中，‘生’字应当作什么解释？”元献说：“如果解释为在▯纹中产生的意思，就不合适；应当作生熟的‘生’来解释。”景文叹服，认为这是精妙的说法。现在彦章用“生”与“出”相对，那么这里的“生”就是生长的意思了。难道他没有听说元献的话吗？王元之是济州人，七八岁时已经能写文章。毕文简公任郡从事时，才知道有这个孩子。问他家里靠什么谋生，得知靠磨面，于是让他作《磨诗》。元之不假思索，写了一首诗回答：“只要心中存有正念，就不必忧虑眼前的迟滞。假如有人稍微用力，便是转身的时候。”文简公非常惊异，把他留在子弟中讲学。一天，太守宴席上出了一句诗：“鹦鹉能言争似凤”，在座宾客都没有对出下句。文简公把这句写在屏风上，元之在下面写道：“蜘蛛虽然灵巧，也不如蚕。”文简公叹息说：“这是治理国家的才干啊。”于是给他加上衣冠，称他为小友。等到文简公入朝任宰相时，元之已经掌管诏令文书了。唐代主持贡举的人有一首诗说：“梧桐叶落，井亭的阴影渐深；▯闭着朱门，试院深深。这里曾是往年辛苦求取功名的地方，今天不能辜负当初的心愿。”后来有人为落第者删改成五言诗来讥讽他。（原注：出自《岚斋记》）我曾见南唐李侯撩起衣襟，在宫人庆奴的扇子上题诗说：“风情渐渐衰老，面对春色也感到羞惭；到处都因怀念旧日游踪而销魂。多谢长长的柳条似乎还认识我，勉强垂下烟雾般的姿态拂过人的头。” 唐代荆州每次解送举人，多数不能考中，因此称为“天荒”。后来刘蜕舍人凭荆州解送的资格考中，便称为“破天荒”。苏轼曾作两句诗赠给琼州进士姜唐佐：“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用的就是这件事。他在诗后题道：“等你考中后，应当续写后两句。”后来姜唐佐从广州赴京应试，经过许昌时去拜见颍滨，此时苏轼已经去世，两人相对流泪，颍滨便替他补足诗句：“生长茅间有异方，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目长。”

译李士宁是蓬州人，有奇异的方术，就是王安石所说“李生坦荡荡，所见实奇哉”的那个人。熙宁年间，宗室世居之事牵连到李士宁。吕惠卿起初背叛王安石，想罗织罪名陷害李士宁，以此牵累王安石。神宗察觉了这件事，立即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石平生喜欢辞去官职，这一次却不再推辞；从金陵连日连夜赶来后，吕惠卿被罢免，李士宁只被处以编管安置。起初，李士宁赠给王安石的诗，多半完全采用古人的句子。王安石问他，他说：“意思到了就可以采用，不一定都要自己创作。”王安石又问：“古代有这种诗体吗？”李士宁笑道：“《孝经》是孔子写的。每一章都必定引用古诗，难道孔子不能自己作诗吗？这也就是所谓意思到了就可以采用，不一定都要自己创作。”王安石非常赞同。后来王安石辞去相位，迁居观音院，在墙上题写薛能、陆龟蒙的两首诗：“江上悠悠不见人，十年一觉梦中身。殷勤为解丁香结，放出枝头自在春。蜡屐寻苔认旧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年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采用的就是李士宁的诗体。此后他又大量集取古人诗句，如《胡笳曲》之类，不胜枚举。《夫子曳杖之歌》中有“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的话。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下雨时树木结冰，宁王去世，当时有歌谣说：“冬凌树稼达官怕。”熙宁年间，京城又下雨而树木结冰，同时华山崩塌，山阜头谷被削去数干百丈，压死了七个村庄的人。当时王安石任宰相，变乱典章常法，征收财利，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忧虑。恰逢韩魏公去世，王安石作挽诗说：“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于是把这两句用来指韩魏公。潘▯老说：“花妥莺梢蝶，溪喧獭趁鱼。”其中“妥”读作“堕”，是为了押韵。▯老不知道秦地的读音，把“落”读成“妥”的上声，就像说“雨妥”“花妥”这一类。杜甫是秦地人。唐代诗人有一种借音相对的诗律，例如“床头两瓮地黄酒，架上一封天子书”，又如“三人铛脚坐，一夜掉头吟”，以及“须欲沾青女，官犹佐子男”等句，都是这种情况。有人鄙视这种做法，认为不押韵，如杜甫的“枸杞因吾有，鸡栖奈汝何”，又如“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杜牧的“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也采用了这种诗律。“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这是唐代僧人灵澈的话，苏轼《海会殿上梁文》全部采用了它。陶渊明《读山海经》诗说：“形天无千岁”，这大概是校本的错误，原文应是“形天舞干戚”。考察《山海经》，海中有一种兽叫形天，每次从水中出来，必定口衔干戚起舞。王安石在中山月下散步，蒋颖叔任发运使，经过那里时传呼开道，声势非常显赫，王安石心里很不高兴。蒋颖叔喜欢谈禅，王安石有诗说：“怪见传呼杀风景，不知禅客夜相投。”考察李义山《杂纂》的“杀风景门”，其中的“月下传呼”用的就是这件事。《唐史》记载：中和四年六月，时溥把黄巢的首级送到行在，这件事是假的。东西二都的老人们历来相传，黄巢实际上没有死；他被尚址逼迫，陷入太山狼虎谷，于是自行剃发做了和尚，得以逃脱，前往投奔河南尹张全义。张全义原来也是黄巢的党羽。双方都不敢认他，只是建造南禅寺让他居住。我多次到南禅寺，墙壁上画着一个和尚，那就是黄巢。他的相貌不过是中等人的样子，只有眼睛正而细长，像蛇眼，这是不同之处。老人们说：还有一幅旧的写真绢本，尤其奇异，黄巢在上面题诗说：“犹忆当年草上飞，铁衣脱尽挂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凭阑干看落晖。”这是替李易初取来的。庆历年间，翰林侍读学士李淑镇守郑州，题写周少主陵墓说：“弄耜牵车晚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陇才三尺，刚道房陵半仗来。”当时皇帝命李淑撰写《陈文惠公尧佐墓铭》，李淑在文中写道：“尧佐喜欢作小诗，其中间或有奇特的句子”，又有“▯愎弗咸”等语。陈氏子弟请求删改这些话，李淑已经把文章先行奏报皇帝，不能再改。陈氏子弟因此怨恨他，把李淑的《周陵诗》刻在石碑上，指责其中“倒戈”二字是诽谤。皇帝也认为宋太祖是顺应天意人心取得天下，并不是靠逼迫征伐而取得，于是罢免了李淑的学士职务。李淑上奏章辨析《尚书》的含义，说那是纣王的前部军队自己倒戈攻打纣王，并不是武王倒戈。皇帝知道李淑精通经学，便像从前一样对待他。宋代内翰祁某说：“白居易说‘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这大概说的就是献臣吧？”献臣是李淑的字。他写文章尤其古奥，具有樊宗师的文体。《王羲之传》说：“山阴有个道士喜欢养鹅，王羲之前去观看，心里非常喜爱，想得到那些鹅。道士说：‘你替我书写《道德经》，我就把整群鹅都送给你。’王羲之欣然写完，便把鹅装进笼子带走。”李太白《送贺监诗》却说：“鉴湖流水春始波，狂子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世人有说王羲之书写《黄庭经》换鹅，正是又承袭了李白的错误。李太白《侠客行》说：“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说：“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有人说，这两首诗同样歌咏侠客，思想却这样不同。我认为不是这样。李白歌咏的是不肯接受报答的侠客，就像朱家终身不让季布知道自己救过他；元稹歌咏的是希望后世知道其事的侠客，就像聂政的姐姐临死时，担心最终湮没弟弟的贤名。杜甫说：“陶冶性情存底物”，原本出自颜之推：“至于陶冶性情，从容讽谏，体会其中的意味，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杜甫又说：“悲君随燕雀，薄宦走风尘”，原本出自陈胜和人一起受雇耕田时说的话。杜甫又说：“上君白玉堂，侍君金华省”，原本出自班固的自述：“当时皇帝正致力于求学，郑宽中、张禹早晚进入金华殿讲说《尚书》《论语》。”杜甫又说：“露井冻银床”，原本出自《晋书·乐志·淮南篇》：“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练汲寒浆。”杜甫又说：“春水船如天上坐”，原本出自沈云卿：“船如天上坐，人在镜中行。船如天上去，鱼似镜中悬。”有人据此来说明杜甫诗歌的高妙。我认为杜甫之所以能够独立于千载诗人之上，并不只是因为有所本。《诗经》三百篇的创作，究竟又有什么本源呢？

译●卷十八 欧阳修常常吟诵李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这两句，说：“杜子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如果按照杜甫律诗的格律来约束，“青天外”难道可以和“白鹭洲”相对吗？韩愈的《石鼓诗》，体制仿效杜甫的《八分歌》。“伏羲、神农离我们已经很久了，举世之中很少再有人保持真性！鲁国的老先生孔子急切奔走，努力弥补，使世风重新淳厚。凤凰虽然没有出现，礼乐却暂时焕然一新。洙水、泗水之间停止了微弱的声响，漂泊流离一直到了暴虐的秦朝。《诗》《书》又有什么罪过，一旦之间竟化为灰尘。区区几位老先生，为了这件事确实苦心勤勉。为什么到了绝世之后，六经竟没有一个亲近它们的人？整天驾车奔走，却见不到有人询问渡口。如果再不痛快地饮酒，就白白辜负头上的头巾。只是遗憾其中有许多谬误，您应当宽恕这个醉人。”我从前和苏仲虎在清溪真觉僧房中相会，有人拿出苏轼手书的陶渊明这首诗。仲虎说：“我祖父平生喜爱书写这首诗，在士人朋友之间曾多次见到。”我说：“伏羲、神农出现在上古，所谓没有人刻意作为而任其自然；从他们以后才开始有传承，但事情多有虚假而不真实。孔子特意加以弥补，使天下后世称他们为圣人而不敢议论，其功德一直影响到尧、舜以来，他的贤能难道不是相差很远吗？例如汲郡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竹简文字，陶渊明本来就没有废弃它们。苏轼议论武王不是圣人，听到的人已经惊骇而不肯信服；他们哪里能和陶渊明所表达的这个意思相提并论呢？”仲虎不知不觉站起身来说：“陶渊明真令人敬畏！所以他反而说自己醉中的谬论应当得到宽恕。” 刘中原父比欧阳修稍晚出仕，同为昭陵侍臣。他们的学问文章势均力敌，却彼此相处融洽。欧阳修喜爱韩愈的文章，全部都能背诵，中原父戏称他为“韩文究”。他常常开玩笑说：永叔对于韩文，有公开取用的，有暗中取用的；暗中取用的数不胜数，公开取用的大致还可以数清。欧阳修《赠僧》说：“韩子亦尝谓，收敛加冠巾”，就是韩愈《送僧澄观》中“我欲收敛加冠巾”这句。欧阳修《聚星堂燕集》说：“退之尝有云，青蒿倚长松”，就是韩愈《醉留孟东野》中“自惭青蒿倚长松”这句，这难道不是公开取用吗？欧阳修认为韩愈“读《墨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是背叛圣道。中原父笑着说：“永叔没有伤害事奉的主人啊。”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说：“左相日兴废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世贤”二字，大概难以解释。有人说“世”字应当是“避”字，是抄本的错误。左相就是李适之，他有正直的声誉。右相李林甫奸邪，李适之多次与他的议论不合，后来被罢免。有诗说：“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试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杜甫所谓“衔杯乐圣称避贤”，正是采用了李适之诗中的话。韩愈和孟东野《斗鸡联句》中有：“神槌困朱亥。”古本作“袖槌”，用的是《史记》中朱亥把四十斤重的铁锤藏在袖中、击杀晋鄙的故事。韩熙载蓄养了数百名歌妓，俸禄收入被歌妓们争夺耗尽，到了贫困匮乏、无所供给的地步。晚上他就穿着破旧的衣服鞋子，装作盲人，背着一弦琴，跟随各房歌妓卖唱，乞求饮食。苏轼《谢元长老衲裙诗》说：“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用的就是这件事。但我独自不能理解苏轼的用意。古乐府说：“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藁砧”是铁，借此询问丈夫在哪里。“山上复有山”是“出”字，表示丈夫出去了。“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表示什么时候回来。“破镜飞上天”，表示月半时回来。比如李义山“空看小垂手，忍问大刀头”，宋子京“曾损归书凭鲤尾，莫令残月误刀头”，都是用的这个故事。杜甫《赠韦左丞诗》说：“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原宪贫”所出典故不止一处；“贡公喜”的注释引用“王阳入仕，贡禹弹冠”，事情虽然相合，却没有“贡公喜”这三个字。我读刘孝标《广绝交论》说：“王阳登则贡公喜。”这才是它的出处。杜甫说：“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后来得到古本，发现“日日”作“白白”。这不仅在句式上非常工整，意趣也不相同。张籍《老将诗》说：“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为数奇。”古人传诵这两句，认为是佳句。考察《汉书》，“天幸”二字说的是霍去病，并不是卫青。《汉书音义》说“数”读作“朔”，这样一来，它也不能和“天”相对。杜甫《赠高适诗》说：“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愈《赠张功曹诗》说：“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侄阿宜诗》说：“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这是因为唐代参军、簿尉犯罪时要加以鞭打惩罚，就像如今的胥吏一样。高子勉亲自听黄庭坚这样说。我起初怀疑并非如此，后来读《唐史》，才知道唐代宗命刘晏考察所属官员的善恶：刺史犯罪，五品以上弹劾治罪，六晶以下杖打完毕后上奏；参军、簿尉更不值得一提。杜审言，字必简，是杜甫的祖父。景龙初年，他任国子监主簿，和韦承庆的《山庄诗》唱和五首：“迳转危峰碧，桥斜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换粳香。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犹言行乐少，别向后池塘。”“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牖飞。鹿赓衔妓席，鹤子曳童衣。园果尝难遍，池莲摘未稀。卷帘先待月，应在醉中归。”“携琴绕碧纱，摇笔弄青霞。杜若幽林草，芙蓉曲沼花。宴游成野客，形胜得山家。往往留仙步，登攀日易斜。”“野兴城中发，朝英物外求。情悬朱绂望，契动赤城游。海燕巢书阁，山鸡舞画楼。雨余清更晚，共坐北岩幽。”“赏玩奇他日，高深处此时。地为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静鱼偏逸，人闲鸟欲欺。青溪留别兴，更与白云期。”品味这些诗句的句法，就知道杜甫的诗是有来历的。

译舒州峰顶寺有李太白题写的诗：“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曾子山最初见到这首诗，它没有收入诗集，也恐怕是李白年少时所作。《国史》先祖父的《康节传》说：“和常秩一同被征召，某人最终没有起用，得到褒奖了。”因此先祖父下葬时，门生的挽诗有：“地下若逢常处士，揶揄应笑赠官来”这样的句子。古今诗人，多有记写相同境遇、使用熟语或彼此相类的情况。鲍明远说：“昔如鞴上鹰，今似槛中猿”；杜甫说：“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王安石说：“昔如下击三鹘拳，今如倒曳九牛尾。”李太白说：“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杜牧说：“故乡七十五长亭。”《选诗》说：“流波恋旧浦，行云思故山”；李太白说：“水忽恋前浦，云犹归旧山。”嵇叔夜说：“委性命兮任去留”；陶渊明说：“曷不委心任去留。”方干说：“蝉曳残声过别枝”；苏子美说：“山蝉带响穿疏户。”韦应物说：“野渡无人舟自横”；寇莱公说：“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王元之说：“谪居思遁世，多病厌浮生”；寇莱公说：“愁多怯秋夜，病久厌人生。”唐人说：“人心胜潮水，相送过浔阳”；梅圣俞说：“寒潮如特送，不肯过湓城。”王元之说：“烧残灰烬方分五，拨尽寒沙始见金”；梅圣俞说：“力槌顽石方逢玉，尽拨寒沙始见金。”杜甫说：“坐饮贤人酒，门听长者车”；王安石说：“室有贤人酒，门多长者车。”唐人说：“万井闾阎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烟”；梅圣俞说：“千门皆禁火，九野自生烟。”刘梦得说：“药性病生谙”；于鹄说：“病多谙药性。”唐人说：“中流见树影，两岸闻钟声”；张祜说：“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这些著名诗人，难道都是彼此剽窃的吗？杜祁公《齿落诗》中有：“刚须饶舌在，寒不为唇亡”这样的句子。他当时已经八十岁，警策有力的诗句仍然如此。李太白诗中说：“我醉了想睡觉，您可以走了。”这是陶潜说过的话。杜子美诗中说“使君自有妇”，是《昭明文选》中《罗敷诗》的话。“泥污后土何尝干”，是宋玉《九辩》中的话。杜子美诗中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王子韶说：“无风”是山谷的名称，“不夜”是城的名称。他曾亲自到过那里。比如李义山《锦瑟诗》中的“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庄生”和“望帝”都是瑟曲中古曲的名称。杜子美用“郑李”对“文章”，用“严仆射”对“望乡台”，用“春苜蓿”对“霍嫖姚”，用“正冠”对“吹帽”。又说“轩墀曾宠鹤”，如同“鹤乘轩”的典故。《左氏传》注说：“轩，是大夫乘坐的车。”这里并不是台阶前的“轩墀”之“轩”，有人因此认为诗句有毛病，只有懂诗的人才能辨别。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说：“知章骑马似乘船”，又说“天子呼来不上船”，用了两个“船”字押韵；“汝阳三斗始朝天”，又说“举头白眼望青天”，用了两个“天”字押韵；“苏晋长斋绣佛前”，又说“皎如玉树临风前”，又说“脱帽露顶王公前”，用了三个“前”字押韵；“眼花落井水底眠”，又说“长安市上酒家眠”，用了两个“眠”字押韵。《牵牛织女诗》说：“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又说“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用了两个“中”字押韵。李太白《高阳歌》说：“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用了两个“杯”字押韵。《庐山谣》说：“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阙前开二峰长”；又说“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江长”，用了两个“长”字押韵。韩退之《李花诗》说：“冰盘夏荐碧实脆，斥去不御惭其花”；又说“谁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用了两个“花”字押韵。《双鸟诗》说：“两鸟各闭口，万象衔口头”；又说“百舌旧饶声，从此常低头”，用了两个“头”字押韵。《示爽诗》说：“冬夜岂不长，达旦灯烛然”；又说“此来南北近，里闾故依然”，用了两个“然”字押韵。《猛虎行》说：“猛虎死不辞，但惭前所为”；又说“亲故且不保，人谁信汝为”，用了两个“为”字押韵。子美、太白、退之在诗歌创作上都没有留下遗憾，难道他们自有一套体制吗？杜子美诗中“将军只数霍嫖姚”对“苑马总归春苜蓿”，“嫖姚”二字按诗律应读作上声。又说“杖藜妨跃马，不是故离群”，“离”字按诗律应读平声。《汉书音义》说：“嫖姚二字都读去声，音为‘鳔鹞’。”《檀弓》说：“离群索居。”《释文》说“离”字读去声，反切为力智，音为“利”。退之说“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是有道理的。王荆公用“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两句，贬低韩退之。然而“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有“气严当酒暖，洒急听窗知”，都是韩退之的咏雪诗。荆公咏雪时却说：“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完全使用了退之的诗句。排斥古人的陈旧言辞，认为这样做不对；自己却使用古人的陈旧言辞，难道反而认为这样做对吗？

译东坡《与陈传道书》说：“知道传道每天作一首诗，这很好。这种技艺即使有很高的才华，如果不经常练习，也不能写得精巧。”这大概是梅圣俞的方法。韩少师又说：“梅圣俞学习陶诗时，想把描写事物形象的功夫做到极致，写《挑灯杖子诗》竟然有几十首。”李邯郸的孙子亨仲说：“我家有梅圣俞诗的善本，世上流传的本子，大多是欧阳公删去了其中最好的部分，恐怕是忌惮他的声名超过自己。”有人说欧阳公在谏官任上时，曾经很诋毁邯郸公，所以亨仲的话恐怕不真实。不过曾仲成说：“欧阳公有‘韩盂于文词，两雄力相当。盂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等句。圣俞对苏子美说：‘永叔自己想成为韩退之，却硬要把我说成孟郊。’这虽然是戏言，也似乎有些不平。” ●卷十九晁以道说：“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任群牧司判官。次道家中有很多唐人的诗集，荆公把那些诗集全部拿来，选取好的诗，过去在诗旁签帖作记号，让吏员抄录。吏员厌烦文字太多，就把荆公所选长诗上的签帖移到他没有选取的小诗上。荆公性情疏忽，不再重新查看，于是庸人把许多诗集经过荆公取舍的本子都毁弃了。如今世上所谓王荆公编定的《唐百家诗选》，其实是群牧司的吏员编定的。” 宋子京罢任成都知府后，按照惯例应当入朝担任执政，但他还没有到京，宰相就按两处职位的先后次序，把职位都让别人充任了。子京听到消息后很惆怅，写下“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的诗句。言官又上奏说蜀地百姓不能安于他的奢侈，于是只让他担任郑州知州；他望着国都城门却不能进去，过了很久才再次担任翰林承旨。不久，不幸的讣告传到成都，士民在他的祠堂哭泣的有几千人。由此可见，说“不能安于他的奢侈”是诬陷。宰相就是韩魏公，言官就是包孝肃。不过子京先前有“碧云漫有三年信，明月长为两地愁”的诗句，最终却没有到两地任职，怀着悲愤去世，世人认为这是谶语。吕申公任维扬帅时，东坡从黄岗调往汝海，路过那里去拜见他。申公设酒招待，却整天没有交谈一句话。东坡昏昏欲睡，歌女唱道：“夜寒斗觉罗衣薄。”东坡惊醒，小声说道：“夜来走却罗医博。”歌女们都躲着偷笑。酒宴结束后，两人在后园中行走，到了更漏时分坐下。东坡就用几案上的笔墨，在歌女的团扇上题写道：“雨叶风枝晓自匀，绿阴青子静无尘。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申公看见后也没有说话。韩魏公与宋尚书一同参加中书省考试，试题是赋《琬圭》。宋公长叹说：“我已经老了，难道还要跟韩家郎君一起应试吗！”这是因为宋公的文章声名早已显著，而韩公凭借从官子弟的身份登科，当时世人还没有完全知道这一点。有人把这话告诉韩公，韩公便惭愧地道歉说：“我哪里敢与宋公相比，这次考试必定落第。”后来韩公的文章列为第一，宋公反而名列其下。后来韩公任中山帅，建造阅古堂，宋公作词说：“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名将相，刻石好文章。”韩公看见后很不高兴。王荆公刚开始执掌政事时，有一次面对客人惆怅地说：“我老了想投靠僧人罢了。”客人说：“情况紧急时就抱佛脚。”荆公微笑说：“‘投老欲依僧’，是古人的完整句子。”客人说：“‘急则抱佛脚’也是完整的俗语。不过上面用‘投’，下面用‘脚’，难道不是恰好相对吗？”荆公于是大笑。苏仲虎说：有人拿澄心纸来求东坡题字。东坡让仲虎取来京师印本《东坡集》，诵读其中的诗，自己照着书写。写到“边城岁莫多风雪，强压香醪与君别”时，东坡停笔，瞪着仲虎说：“你竟然念作‘香醪’。”仲虎惊恐不安，过了很久才明白，原来印本把“春醪”误印成了“香醪”。刘梦得作《九日诗》时，想用“糕”字，但因为《五经》中没有这个字，便停下来不再写了。宋子京认为不应该这样。因此子京的《九日食糕》诗中咏道：“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餐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这首诗于是成为古今绝唱。“糗饵粉蜜”是糕类食品，见于《周礼》。“诗豪”是白乐天对梦得的称呼。李太白《僧伽歌》说：“这位僧人本来住在南天竺，为了佛法而以头陀行来到这个国家。”又说：“可叹我漂泊江淮已经很久，很少遇到真正的僧人来谈论空、有。”当时僧伽已经在淮、泗一带显名了。在豪杰中能够认识郭子仪，在隐逸中能够认识司马子微，在佛教僧人中能够认识僧伽，那么太白也真是不同寻常的人啊！白乐天《长恨歌》中有“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灯未成眠”的诗句，难道兴庆宫中夜里不点蜡油，而是明皇帝亲自挑灯吗？这只是书生的可笑见识罢了。元和年间，处士唐衢很善于哭泣，听说白乐天被贬，就总是大哭。唐衢后来去世，乐天有诗说：“何当向坟前，还君一掬泪。” 晁以道问我：“梅二的诗比黄九怎么样？”我说：“鲁直的诗写到让人喜爱的地方，圣俞的诗却写到让人不喜爱的地方。”以道听后笑了一笑。柑和橘这两种东西，《草木书》分别列为一条。安定郡王用黄柑酿酒，称作“洞庭春色”。东坡的赋都使用了橘的典故。难道是因为橘这一条下面说：它的种类有朱柑、乳柑、黄柑、石柑吗？柑本来没有什么故事，名为“洞庭春色”的也是橘。欧阳公作诗推崇韩退之，不推崇杜子美。刘中原父常常不同意这一点。欧阳公说：“子美‘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的诗句有俗气，退之决不会这样说。”中原父说：“这也不过像退之‘昔在四门馆，晨有僧来谒’的诗句罢了。”欧阳公赞赏中原父的辩说，笑了一笑。南方人把象牙称为“白暗”，把犀角称为“黑暗”。少陵诗说“黑暗通蛮货”，用的就是方言。李太白诗说：“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按陶弘景《仙方注》说：“断肠草不能食用，它的花很美，名叫芙蓉。” 李习之、韩退之、孟东野都很有才华。习之在文章方面，是退之所敬重的人；退之与东野唱和酬答，倾动一时，而习之独自没有诗作，退之并不非议他。尹师鲁、欧阳永叔、梅圣俞都很有才华。师鲁在文章方面，是永叔所敬重的人；永叔与圣俞唱和酬答，倾动一时，而师鲁独自没有诗作，永叔也不非议他。难道习之、师鲁在诗歌方面，是认为不值得创作，还是本来就不能作诗呢？夔峡一带的人，在每年正月，十人或百人结成一队，在田间摆设牲畜和酒，随后众人拿起兵器大声喧哗，称作“养乌鬼”（原注：读去声）。老人说：这里靠近乌蛮的战场，乌蛮常常给人带来祸害，所以用这种做法来禳除灾祸。沈存中怀疑少陵“家家养乌鬼”说的就是这种习俗。解释这首诗的人却说“乌鬼”是鸬鹚的别名。我往来夔峡之间，向当地人询问，情况正如存中所说，鸬鹚也没有别名。

译华州齐云楼有唐昭宗的词：“哪里能得到英雄，把我迎回大内之中。”蒲中的鹳鹊楼有唐太宗的诗：“过去曾骑一匹马来到这里，如今驾着六龙车归来。”其中英伟而又凄怨的气势，为什么祖孙二人竟如此不同啊！东坡为董毅夫作长短句，其中说：“文君婿知否？笑君卑辱。”这是奇特的语句。“文君婿”就像说“虞姬婿”一样。如今刻本的人不懂，擅自改成“文君细知否”，实在可笑。东坡送别李公择时所作的长短句说：“凭仗飞魂招楚些，我思君处君思我。”这表达了退之《与孟东野书》中“凭我心中对你的思念，便知道你也在牵挂我”的意思。宋子京在翰林院任职时，同院有李献臣等人，共有六位学士。一天，张贵妃的词头下达，众人商议举行告庭之礼，尚未决定，子京就突然把制书上奏。贵妃发怒，把制书摔到地上说：“哪个学士竟敢轻视人？”子京因此出任安州知州，作长短句咏燕子，其中有“因为衔泥污锦衣，垂下珠帘不敢归”的句子。有人把这首词传入宫禁，仁皇帝看后叹息了一声，不久便把他召回玉堂任职。“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是李太白的词。我曾在秋日于咸阳宝钗楼上为客人饯行，汉代各陵墓映在夕阳中，有人歌唱这首词，满座的人都感到凄然，宴会于是结束。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敲击铜盘，歌唱刘尚书《竹枝词》九解，仍然保有当时含蓄深长、婉转艳丽的情调，其他歌妓都做不到。迪孺说：“欧阳詹曾为并州歌妓作赋，写有‘高城已不见，况乃城中人’的诗句。如今欧阳詹的后代仍以歌妓为业，他的诗原本也还保存着。夔州这家歌妓的祖先，必定曾侍奉刘尚书，所以只有她能够传唱当时的声调。” “仙女是董双成，桂殿夜凉吹玉笙；曲终之后却从天宫离去，千门万户只剩空明月。银河中的仙女啊，容颜如玉般精炼，云▯常常来到人间；九霄有路可去却无踪迹，袅袅天风吹动佩环。”这是李太尉文饶的《迎神》《送神》两曲。我游历秦地时，还能遇到有人婉转地唱诵它们，有人甚至把两曲合成一曲，说是李太白所作，这是错误的。程叔微说：“伊川听到有人吟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的长短句，笑着说：‘这是鬼说的话。’”他的意思其实也是在欣赏这两句。程、晏三家有连续不断的声誉。晏叔原是临淄公最小的儿子。他任颍昌府许田镇监镇时，亲手抄写自己所作的长短句，送给府帅韩少师。韩少师回信说：“收到新词，满满一卷，可见才华有余而品德不足。希望郎君舍弃有余的才华，弥补不足的德行，这正是门下老吏的殷切期望。”一个监镇官，竟敢在饮酒之间作长短句，拿给本道大帅看；以大帅的威严，仍然充分表达了像门生对牙郎君那样的情意。对叔原来说，这是非常豪迈；对韩公来说，这是非常有德。我曾见过东坡的一帖字，上面说：“王十六秀才送给我一串拍板，以为我有歌女，不知道我其实没有。不过这也有用，可以陪傅大士唱《金刚经》。”字迹奇特飘逸，仿佛要飞动起来。鲁直用小楷在下面题写道：“这串拍板如果送给朝云，让她歌唱公所作的《满庭芳》，也不错。不过朝云如今已经成为惠州的土了。”我认为韩退之、张籍在翰墨之间，也没有这样一段风流韵事。东坡《赤壁词》中“灰飞烟灭”的句子，是《圆觉经》中的佛语。

译●卷二十仁皇帝问王懿敏素：“大臣中，谁可以任命为宰相？”懿敏说：“臣下哪里敢说。”皇帝说：“姑且说说看。”懿敏说：“只有连宦官、宫妾都不知道姓名的人，才可以列入人选。”皇帝神情怅然，过了一会儿说：“只有富弼罢了。”懿敏下拜说：“陛下得到了合适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宣布任命富公为宰相后，士大夫都举笏相互庆贺，有人又私下把这件事报告给皇帝，皇帝更加高兴，说：“我这次选拔贤才，胜过梦卜了。” 神宗问：“周世宗这个人怎么样？”冯公京说：“世宗的威势胜过他的德行，所以享有国祚的时间不长。”王荆公说：“世宗去世时，远近之人都哀痛思慕，他并不是没有德行。”荆公一向凭借强辩压倒同列，却不知道冯公的回答原本是艺祖的话，见于《三朝宝训》。王荆公刚开始参与政事时，俯视朝廷，仿佛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一天，他与众人争论新法，怒视诸公说：“你们不过是因为不读书罢了。”赵清献同样参与政事，只有他反驳说：“您的话错了。像皋、夔、稷、契那些时代，有什么书可以读呢？”荆公沉默不语。宪成李公任杭州知州时，从不游宴。一天遇到下雪，他命令赶快准备酒食，郡中属官不免以为将举行歌舞盛会，于是他却去孤山拜访林和靖，和他清谈赏雪。又规定除了饮食之外，不购买任何东西。到他离任时，只买了一部《白乐天集》。傅献简公说：“司马文正公极力推辞枢密院近臣的职位，我曾劝他说，主上的恩宠和心意非常特殊，得到这个职位或许可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如果主张无法实行，再离开也可以。”司马公严肃地说：“古今因为被这些名位诱惑而损害、丧失名节的人太多了。”最终辞谢，没有就任。文潞公说：“司马君实的操守，真应该到古人中去寻找。” 傅献简和杜祁公取来两篇从未见过的石刻文字，都有一千多字，各自记诵了一篇。杜祁公再读了一遍，傅献简只读了一遍，便能背诵出来，一个字也没有差错。当时杜祁公已经年过七十，光禄丞赵枢也在座，亲眼看到了这件事。韩魏公、文潞公先后镇守北门。韩魏公任职时，朝城县令杖打一名守把兵，才打了两下，那士兵便不断地悖逆辱骂，县令把他送到府中。韩公问那士兵：“你确实悖逆县令吗？”士兵回答：“确实如此。”韩公说：“你是禁兵，既然在县里服役，就应当有等级名分。”随即在送交文书上作出判决，命人押赴市曹处斩，神态从容平和，和平常没有两样。众人看到他投下判笔，才知道事情有了不同。文潞公任职时，又有外县送来一名士兵，所犯的罪行和前一个相同。文公震怒，询问事实虚实；士兵据实回答。文公也在送交文书上判处斩刑，并把笔掷下。两位公的器量不同：韩魏公认为对方是自己犯法，自己并不因此发怒；文潞公禀性雄豪，不能容忍奸恶。这是刘器之替韩▯所说的话。苏东坡评论张文定，只用一个字，说：“大。”他又说：“只有天是伟大的，只有尧能够效法天道；天下没有一天会没有士人。然而仁宗在位时，唯独士人特别多，是因为仁宗的气度伟大。贾谊感叹小德已经衰微，知道凤凰之类的祥鸟不会降临；怜悯沟渠小河只不过平常狭小，知道连能吞舟的大鱼也无法容纳；他痛惜当时没有这样伟大的人来容纳自己。天下是一个大器物，如果不是力量能够兼容万人，谁又能举起它呢？如果不是仁宗的气度伟大，谁又能容纳这天下万千英才呢？”世人都认为这是知人之言。神宗曾问张文定是否认识王安石，张文定说：“王安石把我看作祖父一辈的人。我见到他祖父那一天，王安石还头发未束，穿着短褐布衣，身上长满疮疥，只是做洒扫杂役的一名苍头罢了。”所以荆公也敬畏张文定的伟大，不敢同他争辩。《日录》中把前代诸公几乎都贬斥了一遍，唯独没有对张文定加以讥刺。”},{ 刘器之说：“我跟随司马公五年，得到他的一句话，就是‘诚’。我请问‘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回答：‘诚是天的道，思求诚是人的道；最终达到这条道，二者就是一样的。’我又问应当怎样用力实践，司马公高兴地说：‘你问得很好，从今以后不要对人说妄语。我起初很轻视这件事，退下来后考察自己每天的行为和言语，发现彼此牵制、互相矛盾的地方很多。努力实行了七年以后才做到；从此言语和行为一致，表里相应，遇到事情时心中坦然，处置起来总有余地了。’” 有人问刘器之说：“三代以后，论宰相的学术，只有司马文正一人罢了。”刘器之说：“他的学术当然如此；但如果说到宰相的才干，能够谋划治理天下、周旋应对四海事务的人，我还不敢认为他是第一。大概元祐年间的大臣，大多长于德行，却短于才智。先人也说过：司马公所说的‘只有大人才能纠正君心的错误’，如果让御史大夫、谏大夫在殿中执掌法度，在经幄中劝讲经义，那么一旦被任用，就将是前无古人了。” 赵清献公每逢生日，都会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在夜间穿戴好衣冠、焚香露天祭告，行九拜之礼。如果有一件事情不能这样禀告上天，他就不敢去做。张尧封的从孙跟随明复先生在南京学习，他的女儿常在明复先生身边办事。张尧封死后，她入禁中成为贵妃，受到的宠遇最为优厚。她多次派使者向明复先生送礼，明复先生始终闭门拒绝，直到终身都没有接受。庆历年间，富郑公、韩魏公都还年轻便参与执政，很热衷于兴建工程。章郇公身居丞相之位，整天默默不语，好像不会说话。有人问郇公：“富公、韩公做事勇于任事，您认为怎么样？”郇公说：“我每次看见小孩子蹦跳嬉戏，不能呵止他们，只能等他们撞到墙壁后自己退回来。他们正跳得起劲时，势头很难遏制。”后来富、韩二公经历了岁月和忧患，才知道天下的事情不能任意进行纷更。而王荆公年轻气盛，刚强倔强，无人能够匹敌，把祖宗的典章制度全都变更扰乱了。富、韩二公无法救止他，便离开了政局，这才感叹郇公的话说得高明。唐代制度规定：只有给事中可以封还皇帝的制书。康定年间，皇帝下达中旨，恢复刘从德的妻子王氏原先被削去的遂国夫人封号。富韩公任知制诰时，将这份词头封还。知制诰，就是今天的中书舍人。由中书舍人缴还词头，是从富公开始的。王氏是犍为人，当初凭借外戚身份出入禁中；据说她的父亲蒙正，便由此开始为人通达并谋取奸利。吕申公说：“唯独君主的宠爱不能依仗。” 王荆公住在半山时，派一个老兵去打水、扫地，事情做得合他的心意，便不住口地夸奖他；忽然这个老兵不小心碰到了灯架，王荆公立即大怒，认为他做事不用力，把他赶走了。参寥在座，私下对另一个客人说：“王公凭自己的喜怒来任用或斥退一个老兵，就像在朝廷上凭自己的喜怒来任用或斥退士大夫一样。” 王荆公和曾南丰一生都因道义而相互依附。神宗问南丰：“你同王安石交往最早，安石是怎样的人？”南丰说：“安石的文学和品行，不比扬雄差，只是因为吝啬，所以不及扬雄。”神宗立即说：“安石轻视富贵，并不吝啬。”南丰说：“我所说的吝啬，是指安石勇于有所作为，却吝于改正过错。”神宗点头表示赞同。

译王荆公晚年喜欢解释字义。有客人问：“‘羁’字为什么从‘西’？”荆公便说西方在方域中主管杀伐，连续说了几百句话还不停。有人说：“‘霸’字从‘雨’，不从‘西’。”荆公随即说：“这是像及时雨滋润万物一样教化它。”他的学问专门牵强附会，像这样没有定论的地方很多。比如《三经义》颁行给学官几年以后，他又列举其中不正确的地方，上奏请求删改，拿它同古人悬之日月、不可刊改的学说相比，难道不是误导学习的人吗？有人向皇上诬告胡宿说：“‘宿’字的声调应当读去声，他却读作入声，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哪里能担任词臣？”皇上把这件事问胡宿。胡宿说：“臣的名字取归宿之‘宿’，不是星宿之‘宿’。”诬告者又说：“如果确实是取归宿之义，为什么字拱辰呢？”所以后来改字为武平。王荆公的儿子｛▯万｝写《荆公画像赞》说：“历代圣人留下的教诲，彼此参差不齐；汇集它们的最高成就，使之光耀于仲尼。”这是把他的父亲说成超过孔子的人。｛▯万｝死后，荆公写诗哭悼他说：“一天之内凤鸟飞去了，千年之材栋梁摧折了。”这是把儿子比作孔子。父子互相把对方当作圣人，可以说是毫无顾忌了。杨大年任翰林学士时，恰逢礼部考试天下士人。一天，他会见同乡中等待考试的人，有人说：“学士一定主持文衡，请您幸而预先给我们一些教诲。”杨大年变了脸色，拂袖入内，说：“于休哉！”杨大年后来果然主持贡举。凡是程文中使用“于休哉”的，都被选中；而当时在座的客人有一半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所以没有使用。苏东坡在翰苑时，傍晚中使传旨召见他；他已经喝了半醉，急忙汲水漱口，心情稍微清爽后，进入内东门小殿应对。帘中传出任命名单：吕公著任司空、平章军国重事，吕大防、范纯仁任左右仆射。承受诏旨后，宣仁后说：“学士前年担任什么官？”他回答：“臣前年任汝州团练副使。”“现在担任什么官？”回答：“臣现在待罪翰林学士。”“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这个职位？”回答：“是遇到了太皇太后陛下。”“这不关老身的事。”“是遇到了皇帝陛下。”“这也不关官家的事。”“难道是出于大臣的推荐？”“也不关大臣们的事。”东坡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也不敢从别的途径进身。”宣仁后说：“我早就想让学士知道这件事了，这是神宗皇帝的意思。” 皇帝读文章时，饮食停在匕箸之间，宫人私下相互说：一定是苏轼写的。皇帝常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任用这位学士，就已升仙了。”东坡不禁失声痛哭，宣仁后和皇帝也哭了，左右侍从都哭了。不久，宣仁后命人赐座、赐茶。她又说：“学士一定要尽心侍奉官家，以报答先帝。”东坡下拜，宫人撤下御前的金莲烛，送他回翰林院。这些话是东坡告诉王巩的。东坡先被贬到黄州，熙宁年间的执政者妄称陈季常是乡里任侠之人，家在黄州岐亭，并且与东坡有世仇；后来东坡被贬到惠州，绍圣年间的执政者又妄称程之才是某人的女婿，与东坡有旧怨，便借用宪节让他们去报复东坡，使他们都能遂心。可是季常、之才同东坡相处得非常欢乐。刘器之在元祐初年和东坡同朝为官。东坡勇于行义，有时因此做得过头，器之就一定用典故来约束他。东坡甚至发怒说：“哪里找来一件农具，把一个‘刘正言’拖来，让他知道这么多典故？”有人把这话告诉器之，器之说：“子瞻本来就是我所敬畏的人；但如果他凭恃才华，想要改变、扰乱典章常法，那就不行。”当时朝中又流传一句话：“闽蜀同风，腹中有虫。”这是因为“闽”“蜀”二字都从虫。东坡在众人聚集的场合变了脸色，说：“书上说‘立贤无方’，怎么能这样说！”器之说：“我起初没有听到这句话，但‘立贤无方’必须是贤者才可以这样；如果是中等以下的人，多半受土地风俗影响，怎么能不被地方习俗改变？”东坡沉默了。到了元符末年，东坡、器之分别从岭海归来，在路上相遇，才重新欢聚。器之对人说：“浮华和豪纵的习气全都去掉了，这不是从前的子瞻了。”东坡则说：“器之是铁石般的人。” 司马丞相死在任上，程伊川主持丧事，专门采用古礼。将要举行明堂祭祀时，东坡从任所派人来吊唁，伊川阻止他说：“您正要参加吉礼，这不符合‘哭则不歌’的意义，不能进去。”东坡不顾阻拦而进入，说：“只听说‘哭则不歌’，没有听说‘歌则不哭’。”伊川无法在辩论上胜过他。晁以道对我说：他曾亲自问东坡：“先生的《易传》，应当流传万世。”东坡说：“我还遗憾自己不懂数学。” 李伸攵说：东坡从海外回到毗陵时，正苦于暑热，戴着小冠，披着半臂，坐在船中。船沿着运河前行，两岸有千万人跟随观看。东坡回头对同坐的客人说：“难道要把我苏轼看死吗？”人们爱慕他到了这样的程度。东坡在钱塘时，《答刘道原书》中说：“道原想刻印《七史》，当然很好；只是当时新学经解纷纷而来，日夜摹刻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力量顾及这件事。近来我看到京师的经义题目：‘国异政，家殊俗’，国家为什么说不同？家族为什么说特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中‘其’和‘厥’有什么不同？又说《易·观》卦本来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来是老瞄，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实在令人痛心惊骇。”当时是熙宁初年，正是新学之学盛行、专门进行牵强穿凿的时候。安世八月八日入朝应对，太后慰问得十分优厚。太皇太后首先说到先公，侧身悲伤了很久，说：“像司马相公这样尽心于朝廷的人，哪里还能再得到？君臣之间有这样的情谊，值得记载，值得记载。”我过去收藏谏大夫刘安世器之写给司马公的《报司马公休书》一纸，内容如下。既然值得记载，所以记下它。●卷二十一。赵肯堂亲眼见到鲁直晚年把东坡的画像悬挂在室内，每天早晨起床后都穿戴衣冠，焚香行礼，恭敬肃穆。有人问他二人的声名是否可以相提并论，他便离开座位，惊慌躲避，说：“庭坚仰望东坡，不过是他的门弟子，怎么敢失去应有的次序呢？”如今江西的君子称“苏黄”，并不是鲁直本来的意思。

译东坡任扬州长官时，曾蚊罢去州学教授一职，经过真州，见到了吕惠卿。惠卿问：“苏轼是怎样的人？”曾蚊说：“是聪明人。”惠卿生气地说：“尧聪明，舜聪明吗？大禹聪明吗？”曾蚊说：“虽然不是三位圣人的那种聪明，也确实是聪明人。”惠卿问：“苏轼学习谁？”曾蚊说：“学习孟子。”惠卿更加生气，站起来说：“这是什么不合道理的话？”曾蚊说：“孟子说‘百姓最重要，社稷次之’，凭这一点就知道苏公学习孟子。”惠卿沉默了。李定亲自审理东坡的案件时，形势已经不可挽回。一天，他在崇政殿门外对同僚说：“苏轼是奇才。”众人都不敢回答。他又说：“苏轼前二三十年所写的诗文，援引经史，随问随答，没有一个字差错，真是天下奇才。”他叹息了很久。这大概就是世间公论，即使有仇怨也无法改变它。王彦霖《系年录》记载：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实录》完成。著作郎黄庭坚被授任起居舍人，苏子由不高兴，说：“庭坚授官那天，我任尚书右丞，却没有预先听到这件事。”不久，后省封还词头，下令阻止这项任命施行。子由的不高兴，是不满吕丞相专断吗？还是不喜欢庭坚呢？庭坚字鲁直，早年出自东坡门下；有人说后来他自己想要成名立家，二人似乎因此失和了。范文正公任天府尹时，因为议论吕申公而被降为饶州；欧阳公任馆职时，写信责备谏官不进言，也被贬为夷陵。没过多久，申公也被罢免。后来欧阳公写《文正神道碑》说：“吕公再次任相，公也再次起用，于是二人欢喜地相约，共同竭力办理国事。天下人都因此称许他们。”文正的儿子尧夫认为事实不是这样，便同欧阳公辩论；辩不过，就自行删去“欢然”“共力”等字。欧阳公很不高兴，对苏明允说：“《范公碑》被他的子弟擅自改动石碑上的文字，真叫人遗憾。”《文正墓志》则是富公所写。此前，富公在欧阳公任平章时写信，大意说：“大凡撰写文章，其中有涉及明确说明善恶、可以用来劝善惩恶的内容，一定要把措辞写得明白，使善恶清楚显现，让作恶的人稍知戒惧，让行善的人稍受鼓励，这也是文章的作用。难道应当学习圣人写《春秋》那样，写得隐晦深奥、含蓄委婉，使后人传述、作注还不能通晓，再反复作疏也不能穷尽，以至于作说、作解、作训释、作论议，经过一千多年，学者至今仍不能彻底贯通明白吗？我认为像《春秋》这样的著作，只有圣人可以写；圣人以下的人都不能写，即使写了，后世也不会再相信。学者如果能约取《春秋》的大义，确立法则和体例，对善事加以褒扬，对恶事加以贬斥；如果确有不得已必须避讳的地方，把措辞稍微写得隐微一些也可以，不应使后人在一千多年之后仍不知道它的本意。如果善行不能得到劝勉，恶行不能受到警戒，那么文字还有什么用呢？既然已经写下，而恶人自己不受警戒，善人自己也得不到劝勉，那是人的罪过，文章有什么过错呢？我常常痛恨如今的人写文章没有任何阐明，只是一味模棱两可。人行善本来就不容易，有的人遭受谗毁，有的人被流放斥退，有的人穷困寒饿，严重的甚至被杀、被灭族。可是执笔的人只求自己方便，不替他们表彰显扬，实在是有罪的人。作恶的人一定使用奸谋巧诈、行贿结党，多方设法逃避刑罚，何况他们逃避的不只是刑罚，甚至连子孙后代也享受余荫而不绝，这可以说是极大的幸运。执笔的人又害怕他们，不敢写出他们的恶行，于是恶人更加作恶，而善人常常受到阻塞，不能振作。君子被小人压倒、抑制，失去的不过是俸禄和官位。唯有这三四寸长的竹管，可以在口角笔端褒善贬恶，使善人尊贵，使恶人卑贱，使善人生存，使恶人败亡，这必须从我开始，不能再有所畏惧而闭口不言，使自己不得痛快。” 我从前写《希文墓志》，大体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只恨自己有这样的意思却没有相应的文辞；但我也认为，希文的善行多少得到了彰显，奸人的恶行多少得到了暴露。如今永叔也说：‘胸中有想要说的话，确实应当无所回避，明白地写出来，发泄忠义之士的愤懑，不也是痛快吗！’这似乎也是认为我的说法正确。然而我的说法，是表彰公正、批评错误，并不是要额外加罪于恶人；例如《希文墓志》中所诋毁的奸人，都有事实依据，完全是天下人所听闻知道的，并非我故意创制出来的。那些人的几名子弟都掌握权位，他们一定会大肆诽谤，我也绝不会顾惜什么。起初，宝元、庆历年间，范公、富公、欧阳公是天下正论的发端。范公死后，富公、欧阳公相约写下他的事迹。欧阳公后来又改变了态度，这是为什么呢？我读富公的信读到汗流浃背，尚且认为按照《春秋》那样诛责还不够痛快。唉，真是可怕啊！” 英宗刚开始亲政时，韩魏公任宰相，富郑公任枢密相。一天，韩公提出拟任几名官员，说他们在策立皇帝一事上有功，应当升官。富公说：“先帝把神器交付给陛下，这些人有什么功劳值得记载？”韩公面露惭色。后来韩公镇守长安，对范尧夫说起这件事，说：“我韩琦就是怕他富弼。” 登州有个妇女叫阿云，谋杀丈夫后自首。知州许遵认为，按照法律，因犯其他罪而导致杀伤他人并自首的，可以免除所因之罪，但仍应按故意杀伤罪论处；诏令又有因疑惑而被拘捕、招认后减等的规定，于是便按审问时将要举发的情形上报，认为谋划是杀人的原因，既已自首所因之罪，理应从宽减免。此事交给百官议论。大概斗杀、劫杀中，斗殴和劫掠是杀人的原因，所以在审问将要举发时可以减免；至于谋划后杀人，谋划并不是“所因”，因此不能减免。司马文正公议论说：“杀伤之罪中本来就有两等，轻重不同。一个人如果处心积虑，使用各种欺诈手段，趁人不备加害，就叫作谋杀；如果只是任性直行，毫无顾虑，公然杀害，就叫作故杀。谋杀尤其严重，故杀稍轻。如今这个人因为犯了别的罪而杀伤他人，即使所因之罪可以自首免除，杀伤罪也不在自首免罪之例。若按谋杀论处就太重，若按斗杀论处又太轻，所以斟酌取中，令其按故意杀伤罪论处。若是直接犯杀伤罪而没有其他罪，只有尚未伤人时才可以自首；一旦已经伤人，都不可以自首。如今许遵想把谋划和杀人分为两件事，那么故杀和杀人也就是两件事了。况且法律所说的‘得免所因之罪’，劫囚、劫掠人口等情形都属于这一类。”

译已经犯了某种罪，又杀伤他人，所以劫囚、劫掠可以自首，而杀伤罪不能免除；如果平常只是谋划，并没有为了杀人，那么究竟有什么罪可以自首免除呢？由此可知，‘谋’字只是因‘杀’字而连带写出，不能另行作为所谓‘所因之罪’。如果把斗杀和谋杀都当作所因之罪，而按故意杀伤罪论处，那么斗伤者自首，反而会加重一等。”从廷尉以下，众人都嫉恨许遵的妄说，赞同文正公的议论。王荆公不懂法律，却喜欢议论法律，也喜欢故意与别人不同，唯独支持许遵的意见。廷尉以下争论不能使他改变，最终还是按照从宽减免办理。到了王荆公做宰相时，谋杀便正式实行“按问”之法。旧法规定，一经审问而不承认，后来即使自己招供，也不得算作按问；当时想扩大适用范围，即使多次审问仍不承认，也算作按问，天下人都非难这种做法。后来文正公做宰相，制定法令：各州军判处大辟之刑时，罪人的情理若不可怜悯，刑名又没有疑虑，却敢上奏朝廷的，一律令刑部举发驳正，并从重按朝廷典章治罪，不得援用成例破坏法条。祖宗以来，大辟之罪只有情有可悯或案情有疑虑时，才可以奏请裁决；如果既不可悯，又无疑虑，就是有关官司妄加审判，企图侥幸宽纵，难道是除暴安良的意思吗？文正公主张以严刑止息犯罪，这是正确的法治。荆公却姑息养奸，这是不合法的。到绍圣以来，又恢复实行荆公的法律，杀人者才开始不被处死。我曾经说，后汉张敏的议论，可以作为万世遵行的法则。他说：‘孔子留下经典，皋陶制定法律，推究他们的本意，都是想禁止百姓做坏事。有人认为平等用法应当先讨论如何使人活下来，臣愚见以为，天地万物之中，只有人最为尊贵；杀人者处死，这是三代通行的制度。如今想急于使人活命，反而会打开杀人的道路；一个人不死，天下就会受到祸害。《礼记》说：“如果使一人获利而使百人受害，人们就会离开城郭。”春天生长、秋天肃杀，是天道的常规。春天一物枯死就算灾异，秋天一物开花就算异常。君王承受天地之道，顺应四时，效法圣人，遵从经典和法律罢了。’这大概与司马文正公的议论相合。苏黄门起初憎恨许遵的审判，后来又说：‘许遵的子孙大多显贵，难道只因为他使一个人活下来，天理就一定不遗弃他吗？’这话也不对。假如妄自使杀人者免死可以算作阴德，那么被杀者的冤屈，难道不也会成为阴谴吗？韩魏公从外地上奏章，逐条列举王荆公新法危害天下的情形，神宗有所感悟，告诉执政大臣赶快废除它。荆公当时正在告假，请求分司。赵清献公参与处理政事，说：‘想等王安石出来，让他自己废除。’荆公出来以后，上疏驳斥魏公的奏章，坚持他的法令更加坚定，最终导致天下败乱。有见识的人因此对清献公留下遗憾。先人曾说，熙宁、元丰年间，司马文正、范忠宣先后任西都留台，我都曾跟随他们交游。到了元祐初年，文正被起用为宰相，忠宣被起用为枢密使，我去见他们，他们的谈吐和服用，完全如同在西都时一样；但忠宣面色非常润泽，文正仍然清苦，没有丝毫改变。我由此窥见，忠宣心中难道还把名位当作快乐吗？我曾见司马文正公亲手写的一帖文字：‘司马光五六岁时，玩青胡桃，姐姐想替我剥皮，却没有剥开。姐姐离开后，一个婢女用热水把它剥开。姐姐回来，问是谁剥的胡桃皮。我说：“是自己剥开的。”先公恰好看见，呵斥我说：“小孩子怎么能说假话？”司马光从此不敢说假话。’后来，公把诚实的学问传授给刘器之，说：‘从不说假话开始。’ 东坡为文正公书写神道碑，也说：‘谈论文正公的德行，至于感动人心、震动天地，像这样巍巍盛大，却可以用两个字概括：诚，一。’ 韩忠献公、宋景文公一同被召试并考中。王德用兼任平章事，按惯例应当向他致谢，两公便写了些自谦说文章空疏的话。德用说：‘我也曾看过你们的程文，确实空疏；年轻人更应当广泛求学问道。’两公非常难堪。景文甚至说：‘我们这些人见到一个老衙官，这是在自取侮辱。’后来两公都成就了大名，德用已经去世，忠献对景文说：‘王公虽然是武人，却还有前辈激励、成就后学的心意，不可忘记。’这是我从李先仲那里听来的，他说自己是王公的外孙。文潞公本来姓敬，他的曾祖父为了避石晋高祖的名讳，改姓文。到了汉代，又恢复姓敬。进入本朝后，他的祖父为了避翼祖的名讳，再次改姓文。当初敬氏避讳时，各自取姓氏的一半，有的改为文氏，有的改为苟氏。然而“敬”字从“著”（原注：己力切，音“棘”），并不是“苟”字；从“支”也不是“文”字，所以两者都不是其中的一半。苏东坡被贬黄州后，神宗很挂念他，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命苏轼来完成。’王珪面有难色。神宗又说：‘苏轼不行，那姑且任用曾巩。’曾巩任检讨官，先上《太祖总论》，已经不合神宗的心意，不久便被罢免。东坡从黄冈迁往汝坟，乘船经过金陵，在钟山拜见王荆公，两人长时间宴饮交谈。荆公说：‘子瞻应当重新撰写《三国书》。’东坡推辞说：‘我已经老了，愿意推荐刘道原来代替我。’ 元丰末年，司马文正完成《资治通鉴》，进呈御览。丞相王珪、蔡确见到皇上，问皇上觉得怎样。皇上说：‘应当略加删削后颁出，不可以长久留在宫中。’又赞叹说：‘远远胜过荀悦的《汉纪》。’退朝后，中使把这部书送到政事堂，每页接缝处都盖上睿思殿宝章。睿思殿，是皇上在禁中读书的地方。舍人王震等人在省中，跟随丞相来观看，丞相笑着说：‘你们不要靠近禁脔。’这是说皇上所喜爱、看重的东西。

译卷二十二：熙宁年间，边境官吏报告北虏将要入侵。朝廷急忙派中贵人征取两河百姓的车辆，作为战备，百姓大为惊扰。从宰执以下，认为不便而纷纷进言，皇上都没有理会。当时沈括存中任记注官。一天，他侍立在御座旁，皇上回头问：‘你知道登记车辆的事吗？’沈括说：‘不知道。车辆将用来做什么？’皇上说：‘北虏凭借马多取胜，只有车辆可以抵挡他们。’沈括说：‘胡人一来，百姓的父子、坟墓、田地、房屋都要抛弃，哪里还有余暇顾及车辆？朝廷姑且登记车辆的数目而不立即征取，有什么妨害呢？’皇上高兴地说：‘你说得有道理。为什么议论的人这样纷纷不已？’沈括说：‘车战的好处，见于历代。巫臣教吴国使用车战，于是吴国称霸中原；李靖使用偏箱鹿角车，擒获了颉利。我只是有一件事不明白：古人所说的轻车，是兵车，五人驾御，回旋转折，适合轻便迅速；如今民间的锱车，笨重粗陋，用牛来拉，一天不能走三十里，稍微遇到雨雪，便一步也不能前进，所以民间称它为太平车。它或许可以在无事之日使用，只恐怕战事中不能使用。’皇上更加高兴，说：‘没有人像你这样替朕考虑，我应当再想一想。’ 第二天，皇上便停止登记征取民间车辆。执政大臣问沈括：‘你用了什么办法，只是当面谈论几句，就使这件事停止了？皇上还很赞赏关于太平车的说法。’沈括说：‘圣明的君主可以用道理说服，不能用言语争辩；如果车确实有用，我哪里敢认为不可用呢？’沈括不久升任知制诰。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修史时，伊川先生程颐字正叔还是平民，年纪还小，有时也来拜见。如今伊川的学者因为《文正斋记》中有‘正叔’二字，便认为这就是伊川的字，这是不对的；楚王讨论建立中字时，所说的正叔才是他的字。然而伊川后来因文正公推荐，进入禁中担任劝讲，不久便被罢免。此前，刘莘老议论说：‘纷纷的议论之所以对程颐产生怀疑，只是因为有人说，自古以来的先生、处士都在盗取虚名，对实际任用没有益处。像程颐这样的人，不过是凭迂阔的学问向君主邀取身价罢了。天下守节重义的人，乐于守道而不出仕，像程颐这类人也不少；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上面的援引，所以没有被听闻罢了。’他又根据程颐辞免爵命的话说：‘前朝召举平民的旧例都保存着，这是程颐自己想成为种放，并且急切想得到台谏、侍从之职，不可不察。圣人自有中道，超过它就会偏颇；天下自有常理，背离它就会混乱。伏望审察真伪，慎重对待名器。’等等。孔文仲议论说：‘程颐在经筵上僭越骄横，拜访权势，逞口舌扰乱政事，以报偿恩怨，致使市井之间把他看作五鬼之首；他曾让程颐帮助贾易弹劾吕陶，后来制定学制又荒诞悖谬，连儿童都讥笑鄙视。’等等。他又说：‘程颐卑污下作、阴险机巧，平素没有乡里德行；在经筵陈述议论时，僭越骄横，忘记身份；到处拜谒贵臣，逐一拜访台谏，应当放归田里，以示惩罚。’等等。刘器之议论说：‘程颐、欧阳修、毕仲游、杨国宝、孙朴结交执政大臣的子弟，士大夫之间称他们为五鬼。’他又说：‘进言的人一定会说，五鬼这个称号出自流俗的无根之谈，哪里值得作为依据？臣也有理由反驳：如今士大夫没有不出入权势之门的，怎么能全都得到鬼名？只是因为他们阴险邪僻、暗中潜伏，进身又不走正道，所以程颐等五人独自蒙受恶名。孔子说：“我对于人，毁谤谁，赞誉谁？如果有所赞誉，那一定是经过考验的。”人的毁誉，必定要用事实来验证。如今众人的议论指斥这五人，可以说是毁谤了；然而推究考察他们的行迹，则人们的话也有不虚假的地方。臣请逐一陈述：至于程颐，先是因获罪而离职。’等等。苏子瞻上奏说：‘臣一向痛恨程颐的奸邪，已经表现在言语和脸色上。因为程颐教唆诱导孔文仲，让他凭个人私意议论政事，后来被文仲上奏，程颐于是获罪。’等等。后来子瞻任礼部尚书，又把伊川所修订的学制几乎全部贬斥讥讽了一遍。像苏子瞻、刘莘老、孔文仲、刘器之，都是世间的君子，可是他们对伊川先生的看法竟然如此不同；到了斥责党人、实行党禁时，他们又一同陷入祸患。可悲啊！我任校书郎时，曾问赵丞相元镇说：‘张天觉，是首先制造元祐党人之说的人。靖康初年，他与范文正、司马文正一同被追赠，天下人已经认为不对。您亲自负责辨别邪正，既然没有能够追改，反而又给他谥号文忠，这岂不是和蔡公齐、富公弼属于同一等次了吗？’元镇惆怅地说：‘蜀人勾涛在从班中交游谈论，有关官员不肖，不能依法处理罢了。’我看见他面有悔色，也就不再说了。某公在章献明肃后垂帘听政时，秘密进献《唐武氏七庙图》，章献后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上，说：‘我不做辜负祖宗的事。’仁皇帝替他解围说：‘某公只是想尽忠罢了。’章献后去世后，仁皇帝常说：‘某公心术品行不好。’后来他竟然被任命为平章事。这是因为仁皇帝德行盛大、气度宽宏，不记旧恶的缘故。某公死后，有人为他撰写碑志，极力称赞他，天下便再也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听说某公所得润笔是绢帛五千端。王冀公很久以来一直受到真宗格外的宠爱。晚年任政府大臣时，某州发生妖狱，把朝廷内外士大夫与妖人往来唱和诗歌的事全部上报，其中有‘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王钦若’的字样。真宗当面责问他，冀公辩解了好几次，最终见无法搪塞，便叩头说：‘臣的官职是工部尚书，怎么敢擅自增加到左仆射？这个道理十分明白，可是圣意始终不能理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臣的福分已经尽了。’最终他因此被罢免。范直方《诵忠宣答德孺论边事书》说：‘大辂和柴车争相奔驰，明珠和瓦砾相互碰撞；君子和小人较量力量，中原和夷狄争胜负，不仅不值得取胜，也没有什么值得取胜的，即使取胜了，也不是正确的。’唉，这是多么高尚的德行之言啊！范文正公说：‘我每天夜里临睡时，就自己计算一天饮食供养的费用以及所做的事情；如果供养自己的费用与所做的事情相称，就能鼾声大作、安稳熟睡；如果不相称，就整夜不能安睡，第二天一定要寻求使二者相称的办法。’ 赵韩王未显达时，曾请求把唐太宗的遗骨葬在昭陵之下。吕汲公任长安主帅时，醴泉县百姓因争夺唐明皇的头骨而到府衙诉讼，说：‘得到它的人就会富贵兴盛。’吕汲公把头骨取来，葬在泰陵之下。

译卢多逊被贬往南方，经过大庾岭时，在一户小人家休息。那家的老妇很会说话，卢多逊详细询问她。老妇说：‘我是中州的仕宦家族，有个儿子在宫中任职也渐渐显贵，却被宰相卢多逊挟私报复，远远发配，直到死去。卢多逊心中怀着毒害人的恶意，专门触犯法律禁令；我留在这岭上等候他的过错。’卢多逊出行时非常贫困，老妇本来并不认识他，他便仓皇躲开了。苏子由被贬雷州，不许住官舍，于是租住民房。章子厚又认为他强行夺取民居，下令本州追查审治房主，直到租赁契券十分明确才罢休。不到一两年，子厚也被贬到雷州，同样向百姓询问住房。百姓说：‘先前苏公来时，章丞相差点毁了我家，如今不能再租给你。’他们就是这样互相报复。钱德基对我说：‘我家先生经历唐末、五代，在吴越拥有这样的基业，顺从侍奉中原，不敢仿效其他霸府僭越，恭敬地等待真正的君主出现，立即奉上户籍版图，归于职方氏。所以自本朝以来，学士大夫都以忠孝称许我家，没有一个人非议。到了欧阳公才说：“得到封落星石为落星山的制书，知道吴越也曾改年号为宝正，这些都已经载入史书了。”他又在《归田录》中记载，思公的子弟一年四五次偷取思公的珊瑚笔格，幸亏思公用钱把它赎回。如果果真如此，那些子弟也太不肖了。’思公任洛阳尹时，欧阳公在他属下任职，他特别把欧阳公当作国士对待，难道是子弟中有人与欧阳公相处不和吗？李王煜在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过生日，钱王ㄈ在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过生日，两人都得到赏赐的器物和钱币；中使在宴会结束后突然死亡。这些事都见于《国史》。周世宗得到李氏写给契丹请求援助的蜡封书信，便以此为名义，攻下淮甸；艺祖得到孟氏与太原往来的蜡封书信，也以此为名义，攻下蜀地。这两件事完全相同。汉、唐的宦官可以说已经极为兴盛了，然而官位还没有达到师保。到了刘钅长一人，身边有宦官七千多人，才开始出现官至师保的人。艺祖俘获刘钅长后，为了永远鉴戒他的祸患，不许内侍官超过供奉官；又因为刘钅长的宫殿，便一概命名为龙德。张侍中耆遗言要求厚葬，晏丞相殊遗言要求薄葬，两位公都葬在阳翟。元祐年间，两人的墓都被盗贼挖掘。侍中的墓穴中金、玉、犀角、珍珠塞满其中，盗贼没有靠近他的棺材，所得财物已经多得无法背负，便都排列行礼后离去。丞相的墓穴中只有几十件陶瓦器，盗贼因劳而无所得，十分愤怒，砍开棺材去取金带，发现也是木制的，于是用斧头把他的骨头砍碎。厚葬反而免祸，薄葬反而招祸，杨王孙的主张看来是疏漏了。蜀地靖恭先生杨汇，字源澈，资质耿介清白，出生在偏远地方，却对朝廷旧事以及学士大夫的谱牒都能融会贯通。他在当时士人中，除了范端明景仁、内翰纯夫、尚书苏子瞻、门下侍郎子由以外，谁也不放在眼里。他闭门居住在僻陋的街巷中，著书作诗，没有人知道他。只有我的先父曾经向朝廷推荐他说：“成都府的平民杨汇，学问品行都很高，志向气节极其坚苦；对于本朝典章礼制、世代仕宦的家族、奇异文字和罕见书籍，没有不知道的。他闭门居住在陋巷中，仿佛打算终身如此。如今正是应当崇尚廉耻、招徕隐逸遗贤的时候，像杨汇这样的人，却被弃置在偏远地方，实在可惜。恭请朝廷特意加以征召。”朝廷也没有答复。他最终死在偏僻的街巷中，藏书有万签，古代金石碑刻的拓本，超过了六一堂中《集古录》所收藏的数量。我校勘中秘书时，偶尔把这件事告诉信安郡王孟仁仲。一天，王陪侍皇上宴饮，说到靖恭先生的事情，皇上为此叹息，准备下诏允许我让他家把书籍和金石拓本送来进献，正好我以病为由辞职离去。后来先生的儿子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便把他父亲的全部书籍和金石拓本拿去，送给一位部刺史，说：“皇上很久以来就想得到这些东西，您能否替我用它们换一个官职？” 部刺史知道他品行不肖，便欺骗他说：“可以。”他把书籍据为己有，只送给他几壶酒浆罢了。欧阳公在政府任职时，寄诗给颍州处士常秩说：“笑死汝阴的常处士，十年来骑马听候早朝。”欧阳公将要退休时，又寄诗给常秩说：“幸亏有东邻的常处士，披着蓑衣戴着斗笠陪我春日锄田。”原来欧阳公先前任颍州知州时，在平民中发现了常秩，非常喜爱他。直到欧阳公退休归来，每当接待宾客时，一定让常秩恢复隐士的旧日服装。常秩已经接受了王荆公的征召，只有欧阳公仍穿着朝廷规定的服装来见他，因此感到惭愧。常秩入朝后极力谄媚奉承，于是升任次对。早年他著有《春秋学》数十卷，自负极高；因为王荆公不喜欢《春秋》，他也闭口不再谈论，反而把自己的书藏起来不让它流传。正好两河一带年成不好，诏令暂时搁置青苗钱。王平甫戏弄常秩说：“您的《春秋》，也暂时搁置了。”后来神宗逐渐疏远常秩，荆公也鄙视他。常秩丧失气节，闷闷不乐，像得了狂易病一样；有人说他自杀而死。荆公还在他的墓碑上作表文，大概就是因为他失节的缘故。

译●卷二十三我过去从司马氏那里得到文正公在熙宁年间辞去枢密职务、出任长安帅臣时亲手写的密疏。文正公不久便自行辞职，从此闭口不再谈论天下大事。这篇奏疏没有收入《传家集》。奏疏说：“臣的才能不足，远在群臣之下；论预见不如吕诲，公正刚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于直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于决断不如范镇。吕诲在安石刚开始参与政事时，就指出安石是奸邪之人，认为他必将败坏扰乱天下；臣当时认为安石不过是不明事理而且刚愎自用，不至于像吕诲所说的那样。如今看来，安石援引亲信党羽，占据重要职位，排挤异己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宠信，常常自以为是，暗中赞成陛下从宫内发出手诏来决定外朝的事务，使天下的威权和恩宠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一切毁谤议论却都归到陛下身上，臣才知道自己的预见远远不如吕诲。纯仁和程颢都素来同安石交厚，安石把他们从众多僚属中提拔出来，越级置于清要之职；纯仁和程颢看见安石的所作所为，不敢顾念私人的恩情而废弃公共议论，极力陈说他的过失。臣与安石一南一北，乡土不同，取舍的道路也不同；臣平素与安石交往疏远，安石平素待臣也很冷淡，只因为我们多次做过同僚，臣私心仍眷恋不舍，不忍轻易断绝关系并公开说出这些话，于是因循拖延到今天。这是臣没有辜负安石，却辜负了陛下；臣远远不如纯仁和程颢。臣充任两制官，经历侍奉三朝；按国家大义说是君臣，按恩情说却如同骨肉。臣看见安石专擅政权，任意施展他的狂妄愚见，使天下百姓遭受荼毒之苦，使宗庙社稷面临像累卵一样的危险；臣畏缩怯懦、爱惜自身，没有早日替陛下把事情明白说出来。苏轼和文仲都只是被疏远的低级臣僚，却敢于不避陛下雷霆般的威严和安石狼虎般的愤怒，上书和应对策问，指斥陈说他的过失；他们被罢官、受到责罚，也没有任何顾虑。这一点臣远远不如苏轼和文仲。人之常情，谁不贪图富贵、留恋俸禄？范镇看见安石迷惑陛下，把谄媚的人当作忠臣，把忠臣当作奸佞，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愤懑不已，便上疏极力陈说，并因此自己请求退休，甘愿承受丑诋，闭门在家居住。臣却顾惜俸禄官位，为妻子儿女打算，忍受羞耻，仍然任居方镇。这一点臣远远不如范镇。臣听说，处在那个职位上的人就必须忧虑那项职事，享受那份俸禄的人就必须承担由此而来的祸患；如果不是这样，就是窃取职位和俸禄。臣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曾经受教于君子，不忍使自身去做盗窃之事。如今陛下只相信安石的话，安石认为谁贤能，谁就贤能；认为谁愚蠢，谁就愚蠢；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认为是错的就是错的。谄媚依附安石的人被称为忠良，攻击非难安石的人被称为谗邪。” 臣的才智见识本来就是安石所认为愚蠢的，臣的议论本来就是安石所认为错误的，臣今天所说的话，正是陛下所称的谗邪之言。恭请圣恩裁决臣的罪责。如果臣的罪与范镇相同，就请求依照范镇的先例退休；如果罪过重于范镇，那么或流放，或处死，臣都不敢逃避。请陛下裁决。” 司马文正公说：“吕献可的预见，连我也比不上。”我担心后世只得到他的话而不知道事情的经过，会产生疑惑。有文正公的门下士、谏大夫刘安世，字器之，写过《书范景仁传后》，其中的话可以相信，所以把它抄录在下面：“熙宁年间，王介甫刚开始参与大政，神宗正振作精神、谋求治理天下。一天，紫宸殿早朝，两府官员奏事完毕，时间已经很晚了，按照惯例，先让负责进言的官员在中廊等候，等皇上进去更衣后再出来，依次引导他们进见。当时吕献可任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任翰林学士、侍读迩英阁，正要前往经筵，两人在庭中相遇。文正公悄悄问道：‘今天请求进见，要谈什么事？’献可举起手说：‘袖中所带的弹劾奏章，是弹劾新任参政王介甫的。’文正公惊讶地说：‘凭王介甫的学问、品行和才艺，任命下达的那天，众人都为得到人才而高兴，为什么突然要弹劾他呢？’献可严肃地说：‘安石虽然有一时的声名，又得到皇上的倾向和信任，但他喜欢固执邪见，不通晓人情，轻易相信别人却难以改变，喜欢别人谄媚自己；听他说话时觉得很美好，实际拿来施用却很疏漏。如果让他处在侍从之列，也许还可以容忍；把他放在宰辅的位置上，天下必定会受他的祸害。’文正公说：‘我一向把您当作知心朋友，如果心中有所想，不敢不全部说出来。’ ‘今天的议论，还没有看见安石有不善的迹象，似乎太过匆促；或者您另有奏疏，希望先把它呈上去，暂且搁置这件事，再加以筹划考虑，可以吗？’献可说：‘皇上刚刚继承帝位，年纪还轻，早晚能够同他谋划议事的，不过是两三个执政大臣罢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会败坏国家大事。这是心腹之患，治疗它还唯恐来不及，难道可以缓一缓吗？’话还没有说完，阁门官已经高声催促他们入班，于是两人便快步出去。文正公从经筵退下后，默默坐在玉堂中，整天思考这件事，却想不出反驳的理由。不久，士大夫之间渐渐有人传说他的奏疏，往往私下交谈、偷偷议论，讥笑他做得太过分。没过多久，听说中书设置了三司条例司，平日出入介甫门下、谄媚钻营而急于求进的人，全都被征召为属吏；他们早晚在一起谋划，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责任，力图变更祖宗的法令，搜刮百姓财物来充足国用，又妄自援引古书，掩盖他们诛求剥削的实质。辅弼大臣提出不同意见也不能使他们改变，台谏和侍从官竭力争论也不能动摇他们；郡县监司奉行新法稍微违背他们的意旨，谴责贬黜便随之而来，于是百姓骚动不安。这以后，先前议论此事的人才惭愧、敬佩而叹服，认为自己比不上献可；而献可最终也因为这件事出任邓州知州。唉！行为乖僻而又固执，言语虚伪而又善于辩说，记诵丑事却广博，顺从错误而加以文饰，只有孔子才能识别这种人，即使子贡那样的智慧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当时介甫从小官一直做到禁从，他的学问、品行和声名迅速显扬于天下，士大夫无论认识还是不认识他，都说介甫如果不用也就罢了，一旦任用，就一定能兴起太平。只有献可不这样认为。后来考察他的所作所为，最终果然如献可所预料。若不是明智而不受迷惑，超出世俗见识之外，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程度？《易》说：‘能够预知事物微妙变化，大概就是神明了吧！’所谓‘几’，就是事物发动时最微小的征兆，是吉凶将要出现之前的预见。献可具备这种能力。文正公退居洛阳后，每次谈论当代人物，必定说：‘吕献可的预见、范景仁的果敢决断，都是我所比不上的，我心里确实佩服他们。’所以作《景仁传》。大概范景仁的果敢决断，是得到文正公的传述后才显明的。献可的墓志铭虽然也由文正公撰成，但只记载他一生的大节，却不愿详细写出他们彼此辩难的言语，因此献可的预见，世上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向文正公学习，亲耳听到他的这些话，担心贤者的正确议论和深远见识最终湮没而没有流传，所以抄录蜀公的传记，来留给喜爱善行的君子。”

译绍圣以来，权臣挟持继承和述行神宗政事的名义而发动变乱，总要先挟持王荆公。蔡氏甚至把荆公奉为圣人。天下的正直议论一旦贬斥荆公，他们就说：“这不是贬斥荆公，而是诋毁神宗，是不忠于继承和述行神宗的事业。”正直的议论全被废止，朋党牵连之网牢固得无法解开。仁人君子知道这必定会成为后世的祸患，而且祸害猛烈得无法抵挡，却没有办法挽救。陈莹中流着眼泪问谏大夫刘安世，字器之，说：“怎么办才好？”器之亲自接受过司马文正公的学问，胆识和智谋超过常人，说：“如果不从神宗、荆公入手，就无法挽救。”因此莹中反过来疏理蔡氏所刊出的荆公《日录》中诋毁神宗的言论，说这就是《尊尧集》。他的意图是：如果皇上心中对荆公产生不平之意，那么蔡氏就可以被攻击，正直的议论就可以恢复，朋党牵连之网就可以解开，后世的祸患就可以挽救。莹中因此获罪，被流放，最终死于流窜途中。正直的议论最终没有恢复，朋党牵连之网最终没有解开，后世的祸患最终无法挽救，这是天意。我读到他的书，为此感到悲痛；还担心后世有人不明白莹中的本意，只把它看成是为辟斥荆公而诋毁神宗，所以特意把事情完整说出。《尊尧集》文字繁多，不全部记载，只记它的序文说：‘臣听说先王所说的道德，不过是性命之理罢了。’ 这就是安石的精义。有《三经》，有《字说》，有《日录》，讲的都是性命之理。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人用心专一，主张推行他的学说；所谓大有作为，也不过是性命之理罢了；所谓继承和述行，也不过是性命之理罢了；所谓统一道德，也就是用性命之理来使天下归于一；所谓使风俗相同，也就是用性命之理来使风俗一致。不学习性命之理，就称为流俗；排斥流俗，就流放那些人；恼怒曲解学问的人，就焚烧他们的书。所以自从蔡卞等人掌权以来，他们所谓的国是，都是从性命之理中产生的，不能被撼动。臣过去在谏省所上奏章中，曾把安石比作伊尹。伊尹是圣人，而臣竟然把安石同他相比，是因为臣当时仍被国是蒙蔽。臣所上另一道奏章又说，安石是神考的老师；神考就是尧舜。任用安石，不过九年罢了。起初任用，后来又抛弃，神宗什么时候始终认为安石是正确的呢？而臣却把安石称为神考的老师，是因为臣在那时仍被国是蒙蔽。臣过去因进言而获罪，几乎被诛杀，幸赖陛下委曲保全，赐给臣余生。臣感激流泪，时时反省自己，于是懂得了改过的道理。臣所应当改正的，也不过是性命之理罢了。孔子说：‘乾道发生变化，各自端正其性命。’又说：‘地道不自认为有成，而代替天道使万物各有终结。’性命之理，难道还能有不同于这些的吗？臣恭敬地看到，治平年间，安石倡导的言论说：‘道德隆盛而品德卓异的人，即使天子也应面向北方拜问，并同他轮流成为宾客和主人。’自从安石倡导这种说法以来，差不多五十年了，国是的根源，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臣听说天尊地卑，乾坤的秩序于是确定；既然确定了，就不可更改。天子面向南方，公侯面向北方，这可以更改吗？如今安石的性命之理，竟然有天子面向北方行礼的制度。天子面向北方侍奉臣下，那么臣子就要面向南方接受这种礼节；臣对于性命之理，怎么能不对此怀疑呢？传记说，君主有两种情形可以不把他当作臣下对待：当他担任祭祀的主祭者时，不把他当臣下；当他担任老师时，也不把他当臣下。老师不向北方行礼，就是不把他当臣下的礼制。哪里有可以让天子面向北方行礼的道理呢？汉显宗对桓荣的侍奉，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但所施行的礼节也不过是让他面向东方而坐罢了。竟然要以君主的身份朝拜臣下，以父亲的身份拜见儿子，这就是齐东野人的说法，是庞勋那种没有父亲礼法的行为；把这种东西拿来作为教义，难道不是扰乱名分吗？” 扰乱名分的教义，怎么可以学习呢？臣既然错误地学习了这种教义，怎么能不悔恨呢？《易》说：‘回头不远，就不会遭受大的悔恨，是大吉。’臣对于已经发生的错误，难道敢只感到悔恨却不改正吗？臣过去把安石当作神考的老师，这是臣尊重安石而轻视神考；臣过去把安石比作伊尹那样的圣人，这是臣抬高安石而欺骗陛下。臣作为陛下的耳目之官，却妄自进献轻率许诺的话，臣的罪恶堆积如山。臣如果不洗心革面，痛下决心同王氏断绝关系，又凭什么表明自己改过的心意呢？臣所撰写《尊尧集》，只是为了表明改过的心意罢了。庄周说：‘明白这个道理而面向南方，这是尧作为君主；明白这个道理而面向北方，这是舜作为臣子。’庄周的学说虚妄荒诞，没有实际内容，不能用来治理天下；但在名分问题上，也不敢不严肃对待。飞蜂走蚁还知道上下尊卑，怎么可以让臣子自以为圣，竟至于缺失名分呢？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当；言语不能顺当，事情就不能成功。’安石所说的面向北方行礼，能说是顺当的吗？推崇这种不顺当的教义，那么所述说的熙宁、元丰旧事，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废弃大法而树立私门，开启掠夺并产生后患，实在令人寒心；还有什么祸患比这更大呢？臣请求为此作序说明。从前绍圣年间，史官蔡卞专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来修撰神考《实录》，贬低神考而抬高安石，尊崇私家史书而压制宗庙正史。臣任谏省官时，请求改修裕陵《实录》；后来在都司任职，又进呈《日录辨》。当时臣还没有看到《日录》的完整篇帙，只知道它是私史，却不知道它是增饰的史书。自从离开京城以来，臣一直访求这部书，偶然得到完整的编本，于是又仔细通读；虽然身处偏远，也没有停止考订讨论。路过长沙时，曾留下转藏这部书的言论；等到了合浦，又写下这篇临近死期的文字。考察其中诋毁、诬陷、讥刺、戏弄的言辞，看出了蔡卞增添伪造的意图；当时臣仍认为安石的原录都可以凭据，蔡卞增添的部分才是诬妄伪造的。那时臣考察《日录》还不够成熟，只知道它是增饰的史书，却不知道它是悖逆的史书。这都是因为臣的才智见识昏昧迟钝，觉悟得不早。回想臣在谏省所上的奏章，直到在合浦旧日所写的文章，其中言语都违背正理，随从世俗而妄加议论，既轻视神考，又欺骗陛下；如果将来有一天陛下因此恼怒臣，臣将凭什么自我解救，难道敢不悔恨吗？《日录》说‘卿是我的老师’，这是安石假造的话。”

译又说‘督促责成我有所作为’，难道是神考亲自说出的训诫吗？把训诫托称为神考所说，既是为了自我夸耀，也是为了轻视君主。轻视君主，就是讥讽、侮辱、贬薄君主，想要抛弃名分；自我夸耀，就是骄傲傲慢、侵犯君主，眼中没有祖宗。这样的话实在很多，这里姑且举一两例。《日录》说：‘我自己觉得才能极其平庸，恐怕不足以有所作为；恐怕古代的贤君都必须天资英明卓异。’这不是借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我顽钝鄙陋，起初什么也不懂，自从您在翰林任职后，我才开始听到道德的学说，心中稍微开悟。’这不是借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您刚开始在讲筵任职时，劝我把讲学放在首位，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件事有多么急迫。’这不是借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您大概只是因为任职已久，料想我终究不足以有所作为，所以想离开。’这不是借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又说：‘君臣之所以成为君臣，只是因为形体上的身份罢了；既然只是形体上的身份，就不足以成为您的负累。’这不是借托训诫来轻视君主吗？讥讽、侮辱、贬薄君主，想要抛弃名分，从这些话中大略就可以看出来了。《日录》又说：‘王安石建立的义理深邃，能够看见众人所不能看见的东西。’这是借托训诫来为自己夸耀。又说：‘如果王安石不是智慧见识高远精密、不容易抵挡流俗，且是天生明达俊异的才子，就不能庇护覆盖百姓。’ 原文“托训”反复出现，意为假托圣训。

译谈论太祖的征伐时，却说：“江南李氏什么时候理亏过？” 他任意挥写狂躁悖逆的文字，全都说成是烈考的言论，假造圣训、欺骗上天，还有谁比这更严重？祖宗的威灵仿佛仍在，圣主继承发扬祖业也日益更新；如果不辨明这些假托圣训的诬妄，凭什么平息天下人的愤怒！何况除去假托圣训之外，他肆意诋毁的地方还很多：神考小心谨慎，他却说“喜欢过问琐碎事务”；神考敬畏上天、减少政事，他却说“畏惧谨慎过了头”；神考想要革除苛细的法令，他却说“君主昏庸琐碎”；神考想要宽宥疑似的案件，他却说“陛下含糊不清”；神考以礼相待功臣贤士，他却说“包容奸邪”；神考赞许并采纳忠直之言，他却说“不惩治小人”。他还说：“奸诈欺罔之徒，陛下能不能诛杀？”把忠良比作元济，责怪神考应当像宪宗那样；又说军队不能停止，必须取得胜利才罢休。神考遵守祖宗不杀人的戒律，以天地爱护生命为心，对他的言论十分厌弃，宠信待遇逐渐减薄，先驱逐邓绾，随后罢黜安石；到了熙宁末年，安石从前所憎恨的人又被重新收用。到了元丰末年，司马光等人从前所说的话又重新被考虑。蔡卞等人不遵守神考临终的遗命，只图谋自己的私利；把继承推行安石的主张作为宗旨，把务必实行诛杀作为事务。他向哲宗请求，哲宗不答应；又向陛下请求，陛下拒绝了他。人心归向仁德，上天帮助有德之人，于是使奸谋在内部崩溃，逆党自己暴露出来。蔡卞既然不敢居住在金陵，世人也不再把安石视为圣人，后悔跟从王氏的，难道只有我吗？朝廷缙绅同心协力侍奉皇上；学校中的义士，按理也都应当如此；参加科举、具有才艺的人，谁肯立即陈述自己所积蓄的才学？有用的人才，也将先忍耐而后有所作为。改变王氏诬蔑君主的习气，符合《春秋》尊崇君王的义理。人才济济，何必担忧没有人！何况安石所施行的政事，事情已经过去，如果不亲自写在文字中，后人怎么知道他的用心？写成这部书，是上天使我这样做的。况且安石著书的用意，难道就是想立即施行吗？蔡卞的安排并非没有次序，他自以为谋划周全、没有遗漏，为什么又急于传播、向远近宣示，不是太快了吗？既然如此，传播得这样快，是上天在催促它。上天保佑我宋朝而不帮助王氏，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来。像我从前那样，妄自推尊安石，称他为圣人，就像把蚂蚁土堆看成泰山，把马蹄踏出的水洼看成大海。《易经》说既然没有责罚，鬼神也无法诛罚；事情已经过去，快马也追不上了，舌头又能有什么补救？圣人，是人伦道德的最高境界；傲慢对待君上、扰乱人伦，难道是圣人吗？原文“子亻▯”“｛▯万｝”字样疑有乱码或缺损，无法确定其准确文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篇、一卷、五卷〕 原文“献亩”疑为讹字，具体字词无法确定。原文“元▯”为年号字样疑有OCR缺损，按原文保留。〔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原文“谮▯”字样疑有OCR缺损，具体字词无法确定；“元▯”年号字样亦疑有OCR缺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原文“▯冕夷俟”字样疑有乱码或缺损，无法确定准确文字；“▯目”疑为“瞋目”之类字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十卷〕 原文“▯弗”“▯”字样疑有OCR缺损，具体字词无法确定。原文“元▯”年号字样疑有OCR缺损，按原文保留。

译原文“章▯”疑为人名“章惇”，但字样存在OCR缺损，未擅自改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曾经因为王安石有所建议，神宗加以拒绝，说：‘如果这样，那么富弼亲笔奏疏中所说“老臣无处申诉，只能仰望屋梁暗自叹息”的情形，就要到来了。’富弼去世时，神宗亲自撰写祭文，其中说：‘说出了别人难以说出的话，议定国家大计，谋划施行于朝廷，恩泽遍及四方，别人都无法参与其中。’神宗即位初年，又特意把颍邸旧日的书籍赐给司马光。后来司马光不愿接受枢密大臣的任命，回到洛阳编修《资治通鉴》，每次进呈一部分，神宗就命经筵官阅读；读到将近完毕而司马光所进的新部分尚未送到时，便下诏催促。熙宁年间，神宗起初喜爱淄石砚，于是亲自挑选其中最好的赐给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又赐给他腰带，按照辅臣的品级数目赐予。神宗曾因蒲宗孟谈论人才而谈到司马光，说：‘其他事情先不说，只说辞去枢密使这一点，自朕即位以来，只见过他一个人。’元丰末年，灵武失利，神宗在朝堂上痛哭，大臣们不敢抬头仰视。过了一会儿，神宗叹息说：‘谁来告诉朕，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于是又自己说道：‘只有吕公著多次对朕说过，用兵不是好事。’难道这是责怪吕公著在熙宁初年经常争论新法不便吗？元丰末年，将要册立太子，神宗谨慎地选求宫僚，向辅弼大臣宣布，只选中了司马光、吕公著两人；这与王安石、吕惠卿有什么关系呢？” 神宗后来厌弃轻视代替皇帝起草诏令的臣子，认为一时的文章没有用，想恢复辞赋；章▯还能够替苏轼说明皇上的恩德。经筵官蔡卞更加发表恍惚浮荡的言论，皇上的心意根本不在那些话上。等到赵彦若担任经筵侍讲，所说的都是忠实纯朴的话。皇上听了很高兴，于是问道：“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赵彦若回答说：“臣是从先儒的传注中发掘出来的。”皇上更加高兴。他处理政事时，韩绛因主动请求承认前日敷奏错误的罪过，请求下旨改正。皇上欣然叹息说：“卿不坚持错误，这很好；如果是王安石，就会说成是伤害我的办法了。”元丰末年，不得已创立户马的说法，神宗低头叹息说：“朕在这件事上对不起文彦博了。”王珪等人请求宣布德音，神宗又说：“文彦博前些年争论国马没有获胜，便上奏说：‘陛下十年以后一定会想起我的话。’”王珪于是奏道：“废除祖宗的马监，是王安石坚决请求实行的，本来并不是陛下的意思。”皇上又叹息说：“安石误导朕，难道只有这一件事吗！”安石在金陵看到元丰官制施行，变了脸色，自己说：“这么大的事情，安石竟一点也没有预先听到。”安石渐渐害怕皇上的心意，于是写作前后《元丰行》，用谄媚逢迎来求得保全。”}], 此前，王安石撰写《诗义序》，极尽谄媚之辞，神宗拒绝了它，命他另行撰写；如今施行的这篇就是后来所作。神宗听说王安石贫困，命中使甘师颜赐给王安石黄金五十两。王安石喜欢故意采取怪诞激烈、矫饰自持的行为，便把这些金子施舍给定林僧舍。甘师颜因此不敢接受按惯例应得的赏赐，回来后把事情全部上奏。神宗便告诉御药院，发牒给江宁府，到王安石家取回甘师颜按常例应得的赏赐。王安石曾与吕惠卿约定，不让神宗知道一份文帖；吕惠卿既已同王安石分裂而另立党派，便把那份文帖上呈。神宗向王安石询问熙河每年的费用实数，王安石告诉王韶，不必把全部数目答出；王韶既已背叛王安石，也把王安石的话上奏了。不知自古以来，配享的辅政大臣中，是否曾有过像这样留下形迹的？王安石不学习孔子的《春秋》，却配享孔子；晚年被神宗疏远，却又配享神宗，这岂不是要成为国家政事的负累吗？神宗有一天把在京师被市易务禁锢的保人全部释放了，大约有一千人。远近听说后，没有不手舞足蹈、欢喜异常的。神宗曾经痛恨市易法，说：‘百姓家中即使非常富有，尚且不肯谋求小利，国家何必这样琐琐屑屑地做这件事呢？’唉！假如上天再赐给神宗一些眷顾和保佑，使他再在位几年，那么像市易法这类制度，他一定会亲自清除，不让后世议论纷纷，只知道这是谋略，却不知道它成了圣君的负累吧？有志之士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停止议论，正是因为这件事。陛下在谋求治理的初期，近处应当遵奉上皇发布的求言诏书，远处应当完成神宗晚年的志愿，这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洛阳著名公卿的园林，是天下第一。裔夷借助权势役使祝融、回禄，把它们全都取走了。我得到李格非字文叔所作的《洛阳名园记》，读到其中内容竟流下眼泪。文叔出自苏东坡门下，他的文章也很值得观赏。例如他论说：‘天下的治乱，可以从洛阳的盛衰看出；洛阳的盛衰，可以从园圃的兴废看出。’这真是说到了要害！所以把它完整地写在这里。○富郑公园　洛阳的园池大多因袭隋唐旧址，只有富郑公园开辟得最晚，而景物却最为优胜。

译游人从富郑公宅第向西出行，经过探春亭，登上四景堂，整个园林的胜景便大体可以看尽；向南渡过通津桥，到达流亭，远望紫筠堂后返回；向右转入花木之间走一百多步，经过荫樾亭、赏幽台，到达重波轩才停下；再直向北走到土筠洞，从这里进入大片竹林。凡是称为‘洞’的地方，都是架起高一丈多的轩，以竹子贯穿其中，并在轩上形成道路。横向的洞有一个，叫土筠；纵向的洞有三个，叫水筠、石筠、榭筠。经过四洞向北，有五座亭子错落排列在竹林中，叫丛玉、披风、猗岚、夹竹、兼山。稍向南有梅台，再向南有天光台，台子伸出竹木树梢；沿着洞的南面向东走，还可到达卧云堂。卧云堂与四景堂南北相对，左右有两座山，背后压着通流；凡是坐在这里，整个园林的胜景都仿佛可以拥而有之。富郑公自从辞去政事回到宅第后，完全谢绝宾客，在这座园园中宴饮休息将近二十年。亭台花木全都出自他的亲自规划和精心营造，所以曲折延展，横直相间，空旷明爽而又深幽紧密，处处都有曲折幽深的意趣。○董氏西园　董氏西园中的亭台花木，原本并没有按行列区域布置，想来是随着景物逐年增加、逐月修葺而形成的。从南门进去，有三座相互连接的厅堂：稍向西的一座位于大池之间；越过小桥，有一座高台；再向西有一座厅堂，四周被竹子环绕，其中有石芙蓉，水从花间涌出。打开轩窗，四面都十分开阔；盛夏炎热时，不见烈日，清风忽然吹来，停留着不肯离去。幽静的鸟儿不时鸣叫，各自仿佛在夸耀自己的得意。这本是山林中的景色，却在洛阳城中于此处得以看到。午间道路通到池边，池南有一座厅堂，正对着高亭。厅堂虽然不宏大，却曲折而深邃，游人到了这里往往彼此失散。难道就是前代所说的‘迷楼’吗？元祐年间，有位留守喜欢在这里宴饮聚会。○董氏东园　董氏凭借财富雄居洛阳，元丰年间，因亏欠县官钱财，所有田宅都被登记没收。城中的两座园子因荒芜毁坏而无人治理，但其规模仍然值得称赏。东园向北，入门有一棵栝树，树围约十围，果实像松子一样小，却比松子更甘甜芳香。有一座可以居住的厅堂；董氏兴盛时，常带着歌舞伎在这里游乐，醉得不能回去，就在此住宿数十日。南面有破败房屋的遗址，只有流杯、寸碧两亭还完整。西面有大池，池中有厅堂，匾额题作‘含碧’。水从四面喷流倾泻入池，又从地下流出，所以早晚都像飞瀑一样，而池水却不会溢出。洛阳人喝醉后登上那座厅堂，往往立即醒酒，所以民间把它称作‘醒酒’。○环溪　环溪，是王开府的宅园。其中的洁华亭向南临池，池水从左右两侧向北展开；经过凉榭，又汇成大池，周围回环如环，所以叫作环溪。凉榭南面有多景楼，从那里向南眺望，嵩高、少室、龙门、大谷等层层山峰青翠高耸，全都在眼前争奇；凉榭北面有风月台，从那里向北眺望，隋唐宫阙楼台、千门万户，灿烂辉煌，绵延十多里；凡是左太冲用十年心力写赋所描绘的景象，都可以一眼看尽。再向西有锦厅、秀野台，园中有松树、桧树和各种花木千株，全都是精选的品种，分别排列。园中还挖出水面作为岛屿，可以在岛上奏乐，随时欣赏各处景物的盛美。凉榭、锦厅下面可以容纳数百人，宏大壮丽，洛阳城中没有能超过它们的。○刘氏园　刘给事的园子中有凉堂，建筑的高低和规模恰到好处，合乎人的心意。有懂得《木经》的人看后说：近世建造房屋，大多追求高峻挺立，所以居住的人不方便，房屋也容易损坏；只有这座厅堂正合乎建造的法式。西面有一座台，做工尤其精巧，大约占地十多丈见方。楼房横列，厅堂排列，廊庑回环缭绕，栏杆沿着四周相接，树木映衬花朵，花朵承托树木，无不妍美稳妥。洛阳人把它称作‘刘氏小景’。如今它被分割成两处，已不能同其他完整园林争胜了。○丛春园　如今的门下侍郎安公从尹氏那里买来这座园子。园中幽静寂寥，高大的树木森然挺立；桐、梓、桧、柏都排列得很整齐。大亭有丛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建在荼蘼花架上，可以向北望见洛水。洛水从西面汹涌奔腾向东流去。天津桥用石块层层叠成，正好遏制水流的怒势，把水导入洪下；洪下全是大石铺底，与水流相抗，水花喷涌如霜雪，声音传到数十里外。我曾在严冬月夜登上这座亭子，聆听洛水的声音。过了很久，才觉得清冷寒冽侵入肌骨，不能再停留，于是离去。

译●卷二十五 ○天王院花园子　洛阳的花有很多种，但唯独把牡丹称作花王。所有园子都种牡丹，只有这里专门称作‘花园子’，因为这里没有别的亭台，只有数十万株牡丹。全城靠花谋生的人，都把家安置在这里。牡丹开放时，张设帐幕，排列店铺，管弦乐声充满其中；城中的士女都停止炊烟，来这里游赏。花期一过，这里又变成丘墟，破墙和残灶彼此可见。如今牡丹一年比一年繁盛，但姚黄、魏紫却越来越难得到；魏花一枝要一千钱，姚黄则没有出售的。○归仁园　归仁是坊的名称，园林占满了这一坊，纵横都超过一里。北面有牡丹、芍药千株，中间有竹林百亩，南面桃树李树一望无际。唐朝丞相牛僧孺园中的七星桧，是原来的古树；如今归中书李侍郎所有，正在其中修建亭子。河南城方圆五十多里，其中有许多大型园池，而这座园子是其中最好的。○苗帅园　节度使苗侯显贵以后，想遍览天下最好的地方，于是选择居处，得到了河南；河南的园宅又号称是最佳之地，他得到开宝年间宰相王溥的园子，于是买了下来。园子年代久远，景物都显得苍老；他又把它完整地修缮装饰，使之焕然一新，于是产生了想压倒其他园林的意图。园中原有两棵七叶树，相对而立，高达百尺，春夏远望如山，如今正在它们北面修建厅堂；竹子有一万多竿，粗的足有二三围，疏密有致，光润如玉制椽木，如今正在它们南面修建亭子；东面有水，从伊水引来，可以让十石的船漂行，如今正在溪流上修建亭子；有七棵大松树，如今引水灌溉它们；有适宜种莲荷的池塘，命人修建水轩，木板伸出水面；水轩对面有桥亭。建筑规模十分雕饰奢丽，但这还没有把园子的美景全部开发出来。宰相旧园在水的东面，被直龙图阁赵氏所得，也大规模营建宅第园林；其中稍向北的地方叫‘郏▯陌’，排列着七座丞相宅第。文潞公、程丞相宅第旁有池亭，但仍不能同赵韩王的园子相比。○赵韩王园　赵韩王的宅园，在开国初年，诏令将作监营建治理；它的规划和制作，大概可以同宫禁省署相比。韩王以太师身份回到这座宅第，过了一百天就去世了。他的子孙都住在京师，很少来居住。因此，旧园池通常只是锁闭门扉；高亭大榭和花木汇聚之处，一年四季不过是仆役拿着扫帚、扛着畚箕和锄头在其中活动罢了。大概上天对于安闲享乐，总是特别吝惜，似乎比对声名爵位还吝惜。○李氏仁丰园　李卫公有《平泉花木记》，其中记载一百多种花木而已。如今洛阳的良工巧匠，采用嫁接、拼接等方法，把红花白花接到其他树木上，同大自然争奇斗巧，所以花木一年比一年奇异、繁多。桃、李、梅、杏、莲、菊，各有数千种；牡丹、芍药，多达数百种；又有远方的奇异花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类，号称难以栽植的，在洛阳种下后，往往同当地土产没有区别。因此洛阳城中的园圃，花木有多到一千种的。甘露院东面的李氏园，人工治理得非常精细，洛阳的花木无不具备，其中有四座相连的亭子，叫迎翠、濯缨、观清、超然。○松岛　松、柏、枞、杉、桧、栝都是美好的树木，洛阳唯独喜爱栝树而敬重松树。松岛是有数百年松树的园子。它东南角的两棵松树尤其奇异，唐代时属于袁象先的园子，本朝属于李文定丞相，如今属于吴氏，已经传了三代。园中修缮了不少亭榭池沼，又在旁边种植竹木，南面筑台，北面修堂，东北面建道院。再向东有池塘，池塘前后都有亭子临水而建。从东面的大渠引水注入园中，清泉细流涓涓流淌，没有一处不通；这种情况在其他郡还没有，洛阳却唯独因这些松树而得名。○东田　文潞公的东田原来是药圃，土地绵延到东城，水面十分广阔，泛舟游览的人如同置身江湖之间。渊映、缥水两座厅堂，曲折地坐落在水中；湘肤、药圃两座厅堂夹在它们之间，向西距离文潞公宅第一里多。如今文潞公官至太师，年已九十岁，仍然时常拄杖穿鞋到这里游览。○紫金台　张氏园从东田沿城向北，张氏园也水多竹盛，有四座亭子。《河图志》说：‘黄帝坐在玄扈台上。’郭璞说：‘它在洛水▯。有人说，这里就是那个地方。’ ○水北胡氏二园　水北胡氏的两座园子相距十多步，位于邙山山麓，▯水从旁边流过。园子借着岸边开凿两个土洞，深一百多尺，坚固完整，像用黏土烧制的一样；在洞前开设轩窗，临近水面。水流清浅时发出潺潺声，水势湍急暴涨时便奔腾疾流，都很可喜。亭榭花木大多在两个土洞的东面。凡是登临观览时令人神情恍惚、俯视时觉得险峻绝妙的景象，都是天成地设、不靠人工而自然巧妙的，洛阳只有这座园子具备。不过，其中亭台的名称都不值得记载，若记载下来反而会扰乱实际景物。比如那座台子四面望去可以看见一百多里的景色，伊水、洛水在其中回环缠绕；林木纷繁，云烟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现，使画工穷尽心思也无法描绘，于是命名为‘玩月台’。有一座庵隐藏在松、桧、藤、葛之中，打开旁边的窗户，台上所能看到的景物便全部呈现在眼前，于是命名为‘学古庵’。其他名称的不足，也都属于这一类。○大字寺园　大字寺园是唐代白乐天的园子。白乐天说：‘我在履道坊有一座宅第，宅地五亩，园地十亩，有一池水，有一千竿竹子。’说的就是这里。如今张氏得到其中一半，称为会隐园；水和竹子还在洛阳，但按照园图考察，凡是图上说某堂旁有某水、某亭旁有某树的，到现在还存在；至于称为堂、亭的建筑，却已经完全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难道这正是顺应天理而形成的东西可以长久，而依靠人力建成的东西不足以凭恃吗？寺中还有许多白乐天的刻石。○独乐园　司马光在洛阳自号迂叟，把他的园子称为独乐园。这座园子低矮而狭小，不能同其他园子相提并论。所谓读书堂，不过是几间小屋；浇花亭，更加狭小；弄水种竹轩，尤其狭小；见山台，高不过一寻一丈；所谓钓鱼庵、采药圃，也只是用竹梢和蔓草特别编结而成。司马公亲自为它作记，也有诗流传于世；人们之所以敬仰爱慕他，并不在于这座园子。○湖园　洛阳人说：‘园圃的胜景不能同时兼备的有六种；

译追求宏大的往往缺少幽深，人工胜过自然的往往缺少闲雅古朴，水泉很多的往往没有眺望之处。能够同时具备这六点的，只有湖园罢了。’我曾经游览过它，确实如此。唐代时这里是裴晋公的园子，园中有湖，湖中有洲，叫百花湖。北面有一座厅堂叫四并；四并堂四面通达，旁边向东、西延伸的小路叫桂堂。截然伸出湖右面的，是迎晖亭。经过横池，拨开林木荒草，沿着曲径走，才能到达梅台和知止庵。从竹径远望，显得超然；登上去则显得▯然，这就是环翠亭。园中水面渺远而层层幽深，尤其以花卉繁盛见长；前面又占据池亭的优胜之处，是翠樾轩。大体情形就是这样。至于百花盛开时香气浓郁，使白昼也像昏暗下来；青苹被风吹动，林荫合拢；水面平静，跳鱼发出声响；树叶凋落，群峰显现：虽然四季不同，景物却都很好，那就更不是几句话能够全部记载的了。○吕文穆园　伊水、洛水从东南分流，经过城中。其中伊水尤其清澈，园亭都喜欢得到它；如果又处在伊水的上游，那么春夏也没有干涸的忧患。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游，树木茂盛，竹子润泽，有三座亭子：一座在池中，两座在池外，桥横跨池面，把它们连接起来。洛阳还有一些园池，各自有一种特别著名的景物，例如大隐庄的梅花、杨侍郎园的流杯水、师子园的师子。梅花大概是早梅，香气非常浓烈，而且花朵很大；有人说，是把大庾岭的梅树移栽到这里的。流杯水虽然湍急，却不会冲撞旁边的东西，因此奇异。师子是草石，埋入地下数十丈；有人根据地层考察，认为大概是武后天枢熔铸后没有熔尽的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都是隋唐时期的官园，虽然如今已经被犁成良田，树木也变成了桑麻，但其中的宫殿池沼，以及当时聚会盛况，遗留下来的风俗和老者仍有人知道它们所在的地方，也能说出它们兴废的起因。游览这些地方，也可以观察万物无常，看到时事的兴起迅速到来、又突然消逝。李格非说：‘洛阳处于天下中央，凭借ゾ渑的险阻，扼守秦陇的咽喉，又是赵、魏两地往来的汇集之处，大概是四方都必争的地方。天下平常没有战事也就罢了，一旦发生战事，洛阳就会首先遭受兵祸。所以我说，洛阳的盛衰，是观察天下治乱的征候。唐代贞观、开元年间，公卿贵戚在东都修建馆舍、排列宅第的，号称有一千多处；等到天下陷入战乱离散，接着又遭受五代的酷烈灾祸，那些池塘竹树被战车践踏，荒废成了丘墟；高亭大榭被烟火焚烧，化成灰烬；同唐朝一起灭亡、同时消失的家园，已经没有剩下的了。所以我说，园圃的兴废，是观察洛阳盛衰的征候。况且天下的治乱，可以从洛阳的盛衰看出；洛阳的盛衰，又可以从园囿的兴废看出。那么我作《名园记》，难道是没有意义的吗？唉！公卿大夫在朝廷中高居显位，放纵自己，凭一己私利行事，而忘记天下的治理；等到想退居来享受这些园林，能够得到吗？唐朝末年的情形就是这样。’我过去游览长安时，遇到晁以道赴任成州知州，便同他一起到唐代大明宫，登上含元殿的旧址。那里在龙首山东麓，高出平地四十多尺，面向南方有五座门，中间的是丹凤门，正面遥对南山，气势仿佛要同南山比高低；遗址高高耸立，仍然可以辨认。从殿到门，南北有四百多步，东西有五百步，是一片大庭院；殿后放眼望去，全都耕作成了田地。太液池的旧址还剩几十顷，其中也已经耕种了。第二天，追随路以道从道路进入咸阳，到了汉代未央宫、建章宫的旧基址，估量它们的繁盛广阔，远远超过大明宫；它们兼有控制夷夏的作用，如果没有壮丽的形制，就无法彰显威严，这一点确实可信。又过了一天，到了秦代阿房宫的一座殿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正如所说的“上面可以坐万人，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旗帜”，四周修有驰道和阁道，直达南山外面，山顶还建有阙。与未央宫、建章宫相比，又远远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了。县令张琦说：“像周代的镐京、丰宫、灵台、明堂、辟雍，地方也彼此相近；只有灵台还可以辨认，高度才二十尺，宫殿则再也没有遗址了。”路以道长叹说：“《诗经》所说的‘开始营建时不要急迫，百姓如同自己的子弟来参加’，它专门以简易俭约为美德，起初并没有说到地势险要、财富强盛；由此更加知道仁义的尊贵、道德的可贵。那些凭借险阻而固守、逞强称雄的事，都是由于自身不足才产生的；秦、汉、唐的遗迹，更令人惭愧了。”我追述记录下他的话，觉得其中有值得感慨的地方，所以完整地写了下来。

译●卷二十六有人说：从前我罢任兖州掾曹后，和一两个朋友到岱岳祭祀，便登上绝顶。走了四十里，住在山野人的茅舍里，门前有药灶，地上多有鬼箭、天麻、玄参之类的药材。约在五更初，各自拄着手杖向东走，仅走了一二里，到了太平顶。丛林中有真庙东封坛的遗址，我们裹着粗布衣服坐下，等待日出。过了很久，星斗渐渐稀少，向东望去像是一片平地，天边已经明亮，下面却还是昏暗。又过了很久，明亮处出现几座山峰，形状像卧牛和车盖，星斗全都看不见了，下面仍然昏暗，起初以为太阳应当从明亮处出来。又过了很久，太阳从极暗处涌出，呈正红色，升起几十丈；有一半进入明亮处，便有一半光亮；全部进入明亮处，就全都发光，但下面仍然昏暗。太阳渐渐升高，颜色也逐渐分辨得清楚，估计是五更三四点。经过真庙帐篷住宿的地方，石头上有很多方形柱脚孔；又经过龙口泉，大石有一道裂缝，像龙张开大口，水从里面流出；又经过天门十八盘，那里尤其高耸秀美。向北眺望青州、齐州，各座山都可以一一数清。确实是天下的壮伟景观。客人又说：兖州以东的曲阜城，就是鲁国，孔子的庙宇和住宅在那里。庭院中有两株桧树，每株都有十几围粗；东边的树纹向左旋，西边的树纹向右旋，世代相传说是孔子亲手栽植的。殿前有一座坛，是鲁恭王毁坏的孔子旧堂基址。城北就是孔林，其中有一座亭子，是真庙停驻过的地方。孔林西北角是孔子的墓，东北角是伯鱼的墓，正北方是子思的墓。孔氏说：商人崇尚左边，所以孔子的墓在西边。旧说武都的紫泥用来封玺，所以诏书中有“紫泥”这个名称。如今的阶州，古代就是武都，山水全是红色，泥土正是紫色；然而泥土怎么能用来封印呢？应当是用它来制作印色罢了。又有人说，武都是周武王的采地，文州、成州也是周文王、周成王、周康王的采地，都是因此得名。虽然经书中没有见到这种说法，但这个传说也很古老了。赵复又说：从前我在丰、沛一带往来，对那里非常熟悉。汉高帝的住宅与卢绾的住宅相邻，两处都已经改作祠庙。走在平坦的地方，山岭和原野曲折绵延；寻找所谓丰西之泽、芒砀之泽，都没有找到，也没有遗迹，这与史书所记载的不相符合。蜀地号称“天险”，秦用十月攻取它，后唐用七十五天攻取它，本朝用六十六天攻取它。我经过武功唐高祖的住宅，过去称为庆善宫，如今成了佛寺，正面朝向渭水。史书载，唐太宗出生那天，有两条龙在门外嬉戏。就是这个地方，地势非常狭窄【原文“殊Τ仄”疑有OCR或缺字问题】。苏世长说：“我从前在武功侍奉陛下，看见他居住的住宅仅仅能够遮蔽风雨，那里有唐代两位皇帝的彩漆画像。”不知道是哪两位皇帝。游景叔得到唐人画在屋壁上的太宗画像，极其奇伟，与世间流传的画像不同。天下州名中，民间读音不正确的有两个地方。一处是处州，原来叫括州；唐德宗即位后，因为需要避讳他的名字，恰逢处士星出现在相应分野，所以改名为处州，读音为“楮”，如今民间误读为处所的“处”。洋州的“洋”是汪洋的“洋”，读音为“杨”，如今民间误读为详略的“详”。上至朝廷各省，下至士大夫，都这样读，没有能够纠正它的人。如今的道州，就是古代的有庳，是獠夷居住的地方，实际上属于荒服之地。有人说舜对于象，是把他封在那里，并不是放逐他；只是象不能在自己的国家施政，舜便派官吏治理他的国家，让他缴纳贡税。这些话都是孔子没有说过的。有庳距离舜的都城平阳，远在江湖之外一万里；如果说舜想要经常见到象、让他不断前来，也太劳苦了。不过这话只是出自《孟子》。韩愈说：象是舜的弟弟，舜杀了他。《通鉴外纪》把这话记录下来，没有删削。夔州古代的名称是朐腮。“朐”读作“蠢”，又读作“劬”；“腮”读作“如尹反”，又读作“忍”，指的是蚯蚓。直到今天，那里仍然有很多这种东西。春秋时期，当地人苦于寒热疾病，把它称为蚯蚓瘴。凤翔府的园中有一株枯槐，年老的人说：唐昭宗曾扶着这棵树，让朱全忠系袜子；环顾四周没有人响应，所以直到今天还称它为“手托槐”。沈黎是武侯驻兵的营垒，城墙和营壁还保存着，里面有武侯祠，只剩几间破屋，还夹杂着其他土木塑画的鬼神，十分不合礼制。我任州官时，按照本书重新修建了它，刻石记载此事，又在廊下张榜，记文大多没有写出。榜文说：“黎州根据本州县士民的陈状，恭敬地看到汉大丞相武侯诸葛公，他的操守节义宏大，足以作为天下后世的师表，不只是对蜀地这一边有功而已。武侯庙建在州治的武侯城中，已经很久了。如今就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使之更加庄严，应该制定约束，希望不至于亵渎怠慢神灵，毁坏前代的制度。谨按蜀地本书所载，大丞相的长子、侍中、尚书仆射、军师将军，名讳为瞻。本朝一有善政，即使不是出自他的谋议，百姓也一定欢喜地说：‘这是我们葛侯所做的。’他们仰慕他到了这种程度。邓艾攻下蜀地，派使者送信给诸葛瞻说：‘如果投降，就上表封你为琅琊王。’诸葛瞻杀了使者，率领他的儿子尚，大声呼喊，奋战至死。君子说：‘对外没有辜负他的国家，对内没有愧对他的家庭，忠孝两全。’现在大丞相庙以诸葛瞻配享。又据《汉晋春秋》记载，蜀国大丞相诸葛公南征时，有个夷人叫孟获，勇健强悍，无人能敌，诸葛公七次擒获他，又七次释放他。” 孟获才叹息说：‘这是诸葛公的天威，夷人不再反抗了。’现在用“天威”给诸葛公的堂命名，并把丞相府的从事、将佐，从镇南大将军马公忠以下十人画像画在堂中。又据大丞相文集记载，丞相南征时，诏书赐给他黄金铁钺一把、曲盖一把、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六十人。现在也一并画在廊下。只有唐南康王韦公皋、太尉李公德裕，过去分别在大丞相庙庭中设祠，因为他们各自对这一边有功，所以得以保留；除此之外，其他一概停止。那些另外设置的祠庙，妄自用土木、丹青塑画鬼神等物的，应当由州县查究举发，依法处理。以上榜文张贴在庙中，以示后来的人，不要违犯。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是曹玮武穆与羌族首领李遵交战并战胜他的地方。羌人直到今天仍然畏惧，不敢在那里耕种，放眼望去全是草木。武穆生于六月二十日，当地人在这一天大奏音乐，到他的庙中祭祀。” 唐昭宗被朱全忠劫持，迁往洛阳；到了陕州，因为何皇后临产，便留在青莲佛寺行宫，朱全忠发怒，逼迫他们赶快启程。如今寺中的佛像坐在莲花叶上，叶上有当时宫人写的“愿皇后早降生”，墨色还像新写的一样。我的先人曾任陕州芮城县令，当地一个村落全是李姓，大概是唐代皇族的后代。高祖微贱时，曾经住在那里，留有旧宅基址。百姓收藏着高祖诏书十多张，内容都是免除赋税徭役，每每写着“不得欺压百姓”。我过去有一份抄录本，近来遗失了。

译如今归州的屈沱，是屈原的旧居。世代相传，屈原有个姐姐，因为屈原的行为与众人不合，见他被流放，便抛下他独自归去，所以叫“归州”，又叫“秭归”。袁崧说：“‘姊’和‘秭’在古代字形和意义相通，这与屈原所说‘女Ч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的话相合。” 归州有昭君村，村里人生女儿，无论美丑，都要在她们脸上施灸；白州有绿珠村，旧井还在。有人说喝了那口井的水就会生出美女，村里人竟用瓦石把井填满了。难道也是因为这两个女子的遭遇被认为是不祥吗？浙江人说“富家为起早”，大概是说钱财多了，事情也多，不能睡到很晚。虽然是俗鄙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绍圣元年，咸阳县百姓段吉在夏日天刚破晓、下过雨后，到村落中卖粥和蔬菜。他站在某家门前，脚陷入地中，得到一方玉玺和一件玉检。玉玺方四寸，篆文像凤鸟鱼龙的形状，文曰“受命于天，既受永昌”。考察《玉玺记》，秦始皇得到卞氏的蓝田玉，刻成玉玺，命丞相李斯书写篆文，大意如此。又说王莽逼迫元后取出玉玺，元后把它扔在地上，所以缺了一角，拿来验证都相符合。只有《玉玺记》说“玉色黄”，这方玉玺却是青苍色。大概汉高祖到霸上时，子婴乘着白车在轵道投降时献上的玉玺，世代相传，称为“传国玺”。董卓迁都关中，孙坚进入洛阳，在城南井中得到它。直到梁朝朱全忠以后，才不知下落；朱全忠以后，多数都城在汴、洛一带，如今玉玺却还从秦地出现。又说玉玺背面还刻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个字，但实际上没有。记载中也没有说有玉检这一异常之物。有司将它进献上来，朝廷议论认为是祥瑞，于是改年号为元符，授予段吉官职。到靖康年间国家灭亡，被敌人取走了。和氏之玉只见于蔺相如的话中；它既然是璧，难道能够刻成玉玺吗？宣和年间的元圭，出自王懿恪家，过去上面有王懿恪用朱笔书写的“元圭”二字。有人把它进献上去，认为是真正的夏后氏祥瑞。后来收复燕山，又得到一件元圭，尤其奇异古朴，不是前一件可以相比的。朝廷认为既然先前已经举行过盛大礼仪，就不应当再次有元圭出现，于是把它收藏在内库，不再追究。金人兴起后，后来得到的那件元圭被磨改，用作副衮冕，供奉他们的君主；前一件也被取走了。然而窦建德因为得到元圭，所以把国号定为夏，不知道这两件圭究竟是哪一代的遗物？绍圣初年，我的先人在长安府任职，在西城汉高祖庙前卖汤饼的人家得到一只白玉盒，高一尺多，上面遍刻云气和龙凤纹，像是海中神山，底部有饕餮纹，实在是三代的宝器。长安府把它进献朝廷，朝廷批示说：坟墓中的物品，不可以进献给皇帝，应当登记没收入官库，这仍然遵循祖宗的典制。到了政和年间，我的先人再次在长安任职，询问这件玉盒，已经不知去向了。楚氏是洛阳的旧族，其中有个叫元辅的人对我说：家中收藏一只黑水晶枕，里面有一枝半开的繁杏，是稀世之宝。当初为躲避敌人进入颍阳时，祖先世代的奇珍玩物全都丢弃了，唯独背着这只枕头逃走；敌人的势力逼近后，也只得把它丢在山谷中。文序世说：潞公有一只白玉盆，直径一尺多，三只脚，是攻破贝州时仁皇帝赐给他的；他常常用来盛酒，后来据说把它放入墓穴中。中隐王正叔说：“王仲至任长安帅的时候，境内毁坏了一座古墓，里面有一件青色的大瓷器，能容水一斛；瓷器中有一个白玉婴儿，高一尺多。水一直没有耗尽或败坏，像刚打来的水一样。玉婴儿被王仲至取走了。”

译●卷二十七张浮休说：盗墓者夜里挖开咸阳原上的古墓，有火光冒出来，便用剑击打，发出铿锵声坠落下来；仔细看，是一张白玉帘。难道是至宝埋藏太久，想要飞走吗？玉帘被击碎后，有中官拿它制作算筹，浮休也得到一两片。宣和殿聚集着殷、周时期的鼎、钟、尊、爵等数百上千种器物。国家灭亡后，敌人把宫禁中的物品全部取走，其中那些不便搬运的，半数投入南壁池中。后世的三代彝器，应当会从大梁的废墟中出土了。主父齐贤自称：年轻时贫困羁旅，寄居在齐、鲁的村落中。有个牧童为了找羊进入古墓，得到一只黄色的瓷质小扁瓶，形制非常朴素。当时田里的豆荚刚刚成熟，牧童想用它来盛豆荚，才放入几荚，随手一看就已经装满了。牧童惊讶地告诉同伴，同队的三四个孩子试验，也都如此。路上的行人看见了，投进去几枚钱，随手一看也已经装满，于是把瓶子抢走。牧童哭喊着告诉父亲，父亲正在修筑田埂，拿着锄头追赶行人并追上了，双方争夺起来，父亲用锄头把瓶子打破了。他还拿着碎片给齐贤看，碎片里面都有五色彩绘，画着彼此相连的人面，颜色像新画的一样，也很奇异。齐贤把这件事告诉了王性之。近年，犍为、资官两县交界处有个地名叫龙透，向氏的佃户在那里耕田，忽然有声音从地下传出，耕牛惊慌逃走，挖出一把铜剑，长二尺多。佃户拿回家，挂在牛栏上。到了夜里，剑发出光，牛栏里的牛全都惊恐不安。把它移到屋里，光更加强烈，愚昧的佃户也惊惧起来，把它扔到门外，剑立即飞走了，大概是神奇之物。士人聂椿说：向氏就是他的岳家。牛僧孺和李德裕彼此仇视，不能共处一国，但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却常常相同。如今洛阳公卿园圃中的石头，刻着“奇章”的，是牛僧孺过去的旧物；刻着“平泉”的，是李德裕过去的旧物，两类大致各占一半。比如李邦直的归仁园，就是牛僧孺的旧宅，里面埋着几座石冢，至今还没有发掘；平泉在凿龙的右边，地方仅能辨认，想寻找李德裕所记载的花木，却早已被禾黍替代了。世人传说李太白的草书有好几轴，其实是葛叔忱伪造的。葛叔忱豪放不羁，有人感叹李太白没有书法作品可以流传。葛叔忱偶然在僧舍中，纵笔写成一轴字，题名为“李太白书”，并且和僧人约定，日后不要告诉别人真相，以便让这个僧人在人前相信它是真的。所谓在丹徒僧舍得到的作品，其实是因为书写于丹徒僧舍而得名。如今世间流传的《法书要录》《法书苑》《墨薮》等书，把古今善于书法的人的姓名全都记录了，却没有给李太白的书法列品评等级。李太白自负有王霸之才，饮酒鼓琴，谈论兵法，击剑，炼丹烧金，乘云升仙；凡是他心中所存的志向，无不奋发显露。若他的草书真有这样奇特遒劲，难道反而会谦退自悔，一句话也不提吗？葛叔忱的书法确实高出常人，所以能够戏弄当世士人。晁以道这样告诉我。大儒宋景文公的学问兼通九流，尤其精通音韵训诂，所以他所著的书使用奇僻字，很多人不认识。他曾经为儿子娶媳妇，三天后，儿子把岳家送来的食物清单写信报告给他。他看了一遍就说：“信上错了一个字，姑且回信告诉他们！”等儿子把回信拿来，他立即发怒说：“我厌恶别人写错字，你也这样吗？”儿子惊慌害怕，退后站着，慢慢询问错在哪里，然后用笔把“暖”字涂掉。原来岳家信中写的是“以食物暖女”，回信也照样写了；儿子更加惊骇，又小心询问应当用哪个“暖”字。过了很久，宋景文公怒声说：“从食，从而，从大。”儿子退下查阅字书《博雅》，其中找到“饣Й”字，注释说：“女儿出嫁三天，送食物给她，叫作饣Й女。”这才知道俗语所说的饣Й女，本来有自己的本字。苏东坡《谢滕达道书》说：“前些日子得以观看您收藏的各种书籍，使后来的学者稍稍窥见家传的奥秘，实在很幸运！恕先的训诂，尤其接近古义。我正在研究这部书，得到它后很有启发和裨益；您赐予此书的厚意，就像获得珠贝一样。我年老无能，却立即为它建立训传，现在还没有完成，日后一定替您刊行出来。古学正在崩坏，说起来令人伤心。”李方叔说：“东坡每次出门，必定把声韵、音训、文字方面的书取出，重新放进行李箱中。”我认为学者不可不知道这件事。陶隐居《与梁武帝启》说：“王羲之有名的墨迹，不过几种。《黄庭》《劝进》《像赞》《洛神》，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褚遂良《逸少正书目》所列有《乐毅论》《黄庭经》《书赞》《墓田》《丙舍》等，共十四帖，合为五卷。《劝进》已经亡佚，《洛神》没有列入，大概是褚遂良误以为《洛神》是王献之的书迹，所以柳公权也这样说。褚遂良、柳公权都是书法高手，但他们的鉴别取舍仍然有失误。自古以来，从二王以后，评论书法的精妙，只有陶隐居是第一人，这话并不虚妄。崇宁初年，整治天都，在地下挖出一件瓦器，里面装有木制简札，形状上宽下窄，长一尺多，书写的是章草，有的还夹杂朱字；上面列举物品数量，如缣多少匹、绵多少屯、钱米多少等，所用的都是章和年号。松替它写成这样，像刚写成的一样；字势遒劲古朴，仿佛要飞动，不是今天所收藏的书帖可以相比的。它出自书吏之手尚且如此，正是古人所谓的“札书”。见《汉武纪》《郊祀志》，札书就是简书中较小的一种。张浮休在《跋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中这样说。崔▯▯，淳化年间任判国子监，精通文字学。宋太宗问他说：“李觉曾说四皓中有一人姓什么，有人说是在‘上’字上加一撇，有人说是在‘上’字上加一点，究竟读什么音？”▯▯说：“臣听说，刀字下面用‘擢’的音，两点下面用‘鹿’的音；在‘上’字上加一撇或一点，都不能成为一个字。”四皓中的一人，是甬里先生。我认为现在写作“角里”，在“上”字上加撇是错误的。俗语说，借书给别人是“一痴”，还书给别人也是“一痴”。我常怀疑这句话近于刻薄：借书、还书本来是合乎道理的，为什么说是痴呢？后来看到王乐道《与钱穆四书》《出师颂书》，信中写得极为精妙，其中有古语说：“借书一▯，还书一▯，想带两尊酒前往，只是知道对方例外物不敢收。”于是我查《说文》，▯，反切为“抽迟”，也读作▯。注释说：是酒器。古人说借书，原来是俗人误把这个字当成“痴”了。荆浩评论说：“山水画的学问，吴道子有笔力却没有墨韵，项容有墨韵却没有笔力；王维、李思训这一类人都不能与他们相比。”由此可知他对自己的成就很自负。然而到了我朝，长安关同、营丘李成、华原范宽这些绝艺之人，连荆浩也不能与他们相比。因此，我朝山水画的成就，是古今第一。

译国初，营丘李成画山水，前无古人。后来河阳郭熙得到他的遗法。李成的儿子李觉、郭熙的儿子郭思，都做了从官，很广泛地搜求两位父亲的画，所以流传到世上的越来越少，也就越发珍贵了。观看汉代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上面多刻有山林和人物，这才知道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这些人还保留着古代遗法。到了吴道玄，技艺绝妙而达到神境，然而这才开始运用巧思，古意也稍有减少了。何况比他更差的画家呢？这些话只能对真正懂得的人说。画花时，赵昌的意趣在于形似，徐熙的意趣却不在于形似；不是高明的画家，不能根据像与不像来评定他们的高下。那种意趣不在形似的情形，就像太史公写文章、杜少陵作诗一样。只有长安隐士王正叔认为我是知音。蜀人看重孙知微的画笔，苏东坡却只说：“不过是工匠的手艺罢了。”他的见识很高。宣和年间，朝廷派大黄门到西都拿出许多金帛交换古画，求售者多得像集市一样。只有在郭宣猷家取到一幅吴道子的画，画的是剪去手指甲的宫人；它的韵味胜过东坡所赋《周员外画背面欠伸内人》好几层。我年轻时曾因此作《续丽人行》。我过去在▯城孔宁极家，见过孔▯所编《私纪》一卷，其中说：“韩愈身材肥胖，喜欢睡觉；每次来到吴家，一定要叫人准备枕头和竹席。”近来潮阳刘方明摹写了一幅唐本韩愈画像，确实像孔▯记载的那样；由此更加知道世间流传的那位须髯很美的人，果然就是韩熙载。晁以道说：东坡声势最盛时，李公麟来到，为他绘制家庙中的画像。后来东坡被贬往南方，李公麟在京师路上遇到苏氏两院的子弟，竟用扇子遮住脸，连一揖也不作，他的刻薄就到了这种程度。因此晁以道鄙视他，把平日所有李公麟的画全都送给了别人。郭恕先画重楼复阁，楼阁间错落重叠，木工一看就知道其用料，没有一处不合规矩。这样一个超脱尘世的仙人，尚且在小技艺上做到如此周详精致，这是为什么呢？我收藏南唐李侯《阁中集》第九十一卷，其中《画目》记载：上品九十五种。其中《蕃王放簇帐》四幅。今人的注释说：一幅在陆农师家，两幅在潘景家。《江乡春夏景山水》六幅。注释说：大李将军；今人的注释又说：两幅在马粹老家。《山行摘瓜图》一幅。注释说：小李将军；今人的注释又说：在刘忠谏家。《卢思道朔方行》一幅。注释说：小李将军；今人的注释又说：在李伯时家。《明皇游猎图》一幅。注释说：小李将军；今人的注释又说：在马粹老家。《奚人习马图》三幅。注释说：韩干；今人的注释又说：一幅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种。其中《月令风俗图》四幅。今人的注释说：在杨康功龙图家。《杨妃使雪衣女乱双陆图》一幅。注释说：李▯；今人的注释又说：在王粹老家，如今已经换了主人。《竹》四幅。今人的注释说：在王仲仪的儿子定国那里，其中一竿着色卧枝尤其精妙。下品一百三十九种。其中《回纹图》两幅。注释说：殷嵩。今人的注释又说：在仲仪家。《诗图》两幅，《叙》一篇说：楼台人物分在两处，中间是远水、红桥和小山，画的是窦滔带着随从迎接若兰；车舆人物画得很小而且繁多，大体上学习周▯，但气势格局远胜于他。《猫》一幅。注释说：汀州李交；今人的注释又说：在刘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幅，小幅三幅，画得像真的一样。后来有李伯时题跋说：“江南《阁中集》一卷，是从邵安简家得到的。其中的名品大多散落在士大夫家中，公麟还曾见过它们。画上有朱印‘建业文房之印’‘内合同印’，有墨印‘集贤院御书记’，外面装裱着回鸾墨锦，签条用的是潢经纸。”我猜现在这些注释是出自伯时之手，但不知道这部集子共有几卷，其他各卷又记载了哪些画名品类。建业文房也很兴盛啊，我每次抚摸这些画，都不免叹息。

译●卷二十八：凤翔府开元寺的大殿有九间，后壁上有吴道玄所画的壁画，内容从佛出生、修行、说法一直到灭度；山林、宫室、人物、禽兽，共有数千万种形态，极尽古今天下的妙处。画到佛灭度时，比丘众▯踊跳着哭泣，全都像悲痛得不能自持；即使飞鸟走兽，也都作出号哭扑倒的样子，唯独菩萨神色淡然地站在旁边，像平常一样，丝毫没有悲哀的表情。难道是因为他能够穷尽生死的道理吗？称他为“画圣”，确实恰当。画上题记为开元三十年。如今凤翔被敌人占据，从前的城邑房屋都已成为废墟，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记下来。古代的绘画和塑像，本来是一回事。杨惠之和吴道子同拜张僧繇为师学习绘画，杨惠之见吴道子的笔法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不甘心屈居其下，于是改去学习塑像，也成为古今第一。唉，绘画只是一种技艺，尚且不肯稍稍屈居人下，何况对于更长远、更重大的事情呢？所谓“砚瓦”，是唐人的说法，并不是说把瓦做成砚台。大概是说砚台中间一定要隆起，像瓦的形状；以不滞留墨汁为可贵。过了一百多年以后，才会变得平易。古人对一方砚台尚且如此用心。我曾经评论砚台：端石像有德之人，常常过于厚重，或者才干不足，不能没有滞碍；歙石像才俊之人，对人往往一见倾倒，近于失之轻浮，但遇到事情便风生水起，没有一样不使人满意。如果能兼具端石的品地和歙石的才性，就是绝品。再说清洗端石，整天多次换水，污渍最终仍不能完全除去；歙石一洗就晶莹透亮，不留墨迹，也是一大快事。唐氏所作的砚台论说得很广泛，但根本也没有超出这些。石晋时期，关中有一位叫李处士的人，能够修补石砚。砚台已经破碎，交给他一两天后取回，完好得像新雕琢的一样。他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有人认为他是异人。近世轻视书法学问，涉及笔墨的事情大多草率，尤其不挑选纸张。唐人有熟纸，也有生纸。熟纸就是所谓光润精美、光彩照人的纸，制作方法不止一种；生纸不是遇到丧事等特殊情况就不用。韩愈《与陈京书》说：“《送孟郊序》用生纸写。”这是说当时急于为自己辩解，没有空闲挑选纸张罢了。如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司马文正一生随手使用所居之地出产的纸；王荆公一生只使用一种小竹纸。宣城陈氏家中世代相传王羲之求笔的帖子，后世因此更加把他们看作制笔名家。柳公权求笔时，他们只送给他两枝，并说：“公权擅长书法，今后还会来索取，不必拒绝他。”柳公权果然拒绝了，于是多次换用普通的笔。有人说：“先前那是王羲之用过的笔，公权本来就不能使用。”我从王正夫父子那里得到一枝张义祖使用的无心毫，笔锋像锥子一样，长约二寸，别人不能使用，也说这是王羲之遗留下来的笔法。张义祖名叫友正，是退传的儿子，住在昭德坊，二十年不下楼阁，学习书法完全窥见王羲之的精妙。他还认为蔡君谟浅近，米元章狂诞，不能算合格，只是世上没有人知道。至于他所使用的笔，实在令人叹息。只有王正夫父子喜欢它。宋太祖攻下南唐，所得李廷▯父子的墨，与其他俘获物一起交给主藏登记收存，并没有把它看得珍贵。后来有关部门重新修建相国寺门楼，诏令使用黑漆，便从主藏取墨，用车装载供应，所用的全是李廷▯父子的墨。到了宣和年间，黄金还可以得到，李氏的墨却已经不可得了。黄鲁直在几案和阁架之间取出一个小锦囊，里面有半丸墨，拿给潘谷看。潘谷隔着锦囊用手一摸，立即把它放在几案上，叩头说：“这是天下的珍宝啊。”取出来一看，原来是李廷▯制作的。黄鲁直又取出另一个小锦囊，里面有一丸墨，潘谷像刚才那样用手一摸，便叹息说：“我如今老了，已经不能再制成这样的墨了。”取出来一看，原来是潘谷年轻时制作的。他的技艺精妙到了这种程度。已故德阳县男虞祺，字齐年，是从陵州的诸生中起家的。他起初并不懂佛书，常说：“诚是天道，思诚是人道，达到最高境界时二者是一回事，我只知道这些。”在百姓因毒赋和额外征敛而遭受鞭打、马牛被驱赶、人民受苦的日子里，他一次押运漕粮到夔州，又一次押运到潼州，川地百姓唯独安然无事，早晚都倚赖着他。后来他偶然患了轻病，靠着几案不说话，忽然回头对座客说：“古佛都来了，我也要回去了。”男子允文站在旁边，流下眼泪。他又笑着说：“人转生为佛，难道不可以吗？”客人惊异于这不是虞君平生所说的话，走近一看，他已经去世了。第二年，才有更生佛的事情发生。陵州有个叫解逑的人，病死一天一夜后复生。他详细说：起初有黄衣人把我带走，遇到故乡的少年曹生，他说：“乡里的大夫虞君主管更生之事，明天就要成为更生佛了，赶快去见他。”走到宫室前，只见一位头戴王者冕服、端坐其中的人，原来就是虞君。官吏询问解逑以往行善的情况，解逑诉说自己力量微薄、家境贫困，只到过瓦屋山，在那里见到辟支佛显现的瑞相非常殊胜，于是获得释放离开。王又命令解逑说：“回去告诉我家乡的人，要广泛设置更生道场，诵念几位更生佛的名号，不要懈怠。”话说完，白毫光从王身上升起，直达大观阙，黄金榜上写着“大慈大悲，更生如来”，解逑顿时恍然醒悟。明天应当举行虞君的练祭。士人陈公璜，年仅九十岁，把这件事直截详尽地记录下来。华严道人祖觉从《大涅▯经》中得到关于更生佛的说法；因为其中所说有根据，并非虚妄，虞君又不是研究佛学、说佛语的人，而是以直心为道场、没有虚假，所以记载他成为更生佛的事情，确实没有疑问。在此以前，彭山杨舜钦使君在田间时，夜里梦见已故的计吏王咨。王咨满面悲哀地说着话，告辞离去时，衣服后面穿出一条牛尾。使君过去与王咨交好，惊醒起来。家人的梦也相同，彼此谈论还没有结束，外面就来报告一头牛出生了；急忙拿火去照看，牛仰起头流下眼泪。唉，君子和小人的善恶，差别如同天与深渊；有报应也正是这样。我特意记下大略，作为世人的警戒。王子飞观文对我说：我出使三韩时，在海上航行，每逢风涛危险，就剪碎佛经投入海中，奇异的东西便出没争抢着把它带走；到了投入道书时，它们却毫不理会。凤翔府祁阳镇法门寺塔中，埋葬着佛的一节手指骨。唐宪宗用盛大的仪仗卫队迎入宫禁，韩吏部曾作表进谏。塔的下层是大青石雕成的芙蕖，工艺制作精妙；每一片芙蕖叶上，都刻着一个捐施金钱者的姓名，大概有几千人，其中宫女姓名最多，如张好好、李水水之类，与慈恩寺塔砖上所刻的姓名相同。又刻有白玉象；所葬的佛指骨放在金莲花中，隔着琉璃水晶匣可以看见。我在宣和年间经过那里，有个老头陀说：以前塔中有很多宝器，是唐代各位皇帝、诸王布施供佛的东西，都被权势之人取走了；还剩下两件水晶兽环洗，也是奇物。

译五台山佛光的传说由来已久。《唐穆宗实录》记载：元和十五年四月四日，河东节度使裴度上奏说，五台山佛光寺旁出现庆云，像金仙乘着狻猊，带领他的徒众千万，从巳时一直到申时才消失。又有峨眉普贤寺，光景非常殊胜，并不比五台山差，只是在唐代没有听说过。李太白写峨眉山诗只说仙而不说佛；《华严经》以普贤菩萨为主，李长者《合论》只说五台山而不说峨眉山；再加上山中的各处佛祠，都没有唐代刻石文字，所以怀疑峨眉佛光只是到了本朝才特别兴盛。庆历年间，齐州报告说：有个僧人如因，以妖妄之说迷惑人，动辄声称正法一千年为一劫，像法一千年为一劫，末法一千年为一劫。如今像法已经九百六十年，只剩四十年，马上就是末劫，将会发生饥荒、瘟疫、战争等等。此事交给两街僧录司处理，僧录司上奏说：正法、像法以及三灾劫等说法，全都出自《大藏经论》，并不是妖妄。皇帝只是下令天下，不要妄自把《大藏经论》拿给人看。熙宁初年，神宗又对王安石说：“有个姓千的比丘尼，替富弼说：世界渐渐变坏，不要参与其中的事情就可以了。富弼相信了她的话。”但神宗也没有因此责罚富弼。我曾听前代长老说过汤保衡遇到汉代张陵的事情，已经把它刻在资中崇寿观的石碑上了。后来得到吕大临、字与叔所作的《保衡传》，记载尤其详尽。与叔继承横渠先生的学说，以诚和正为根本，可以相信他没有虚构。但汉史记载，建安二十年，曹操击败张鲁，平定汉中。张鲁的祖父张陵，在顺帝时期客居蜀地，在鹤鸣山中学道，制作符书来迷惑百姓。接受他道法的人每人都要交出五斗米，当时称他们为“米贼”。张陵的儿子张衡，张衡的儿子张鲁，父子相承传授这种法术，自称“师君”。他们的部众称“鬼卒”，首领称“祭酒”，又有“理头”，大体上与黄巾相似。朝廷不能讨伐，便任命张鲁为镇夷中郎将，兼领汉宁太守。那么所谓张陵，果真是异人吗？如今道家一派奉他为祖师，这件事已经无法辨明了。与叔的《汤保衡传》说：“嘉▯末年，京师麻家巷有一个聚集小学生的李道，太学生汤保衡曾经与他交游。一天，保衡来到李道的学舍，那里有一个道士，身材相貌高大雄伟，胡须奇异，说话像狂人一样，又同李道交谈。保衡见到他，觉得很奇怪。离开后，保衡问李道，李道说：‘这个道士住在建隆观。他早晚常常经过我这里，我本来从未到过他那里。他不过是个落魄而不检点的人，你为什么问他呢？’保衡说：‘我住的地方离建隆观很近，观里的道士我都认识，却从未见过这个人。’后来保衡很想去拜访他。又一天，保衡来到李道的学舍，再次见到先前那个道士，问他住在哪里，他仍说住在建隆观。道士离开后，保衡悄悄跟随他，进入道观大门，走到西廊便不见了。保衡追过去寻找，再也没有看见他。于是他看见观廊墙壁上画着一个道士，正是刚才所见的那个人，画像上题着“张天师”。保衡心中十分惊异。另一天，他便穿戴好冠帽衣带，在李道的住处等候。李道问：“你在等什么？”保衡假装用别的话回答。这样等了三天，那个道士才从外面回来，已经像醉酒一样昏沉；他与李道相见，和往常没有不同。保衡看见他确实与画像上一模一样，便出门拜见，称道：“天师。”道士推辞躲避说：“您不要说过头的话。”李道也笑着说：“这个道士怎么能称为天师呢？”保衡再三叩请，并把自己所见的事情详细说了。道士于是说：“好，请在某日到某地相会。”保衡说：“好。”保衡依约前往，道士见到他说：“你只要抬眼看太阳十天，一定会有所见；以后可以在某地再相会。” 保衡回来后，按照道士教的方法观看太阳。看了很久，眼睛不再眩晕。到了第十天，他才看见太阳中有人形；仔细观察，见一名道士站在太阳中，形貌清晰如常。保衡再次去见道士，道士问：“你看见了什么？”保衡说：“看见天师在太阳中。”道士说：“你可以再回去继续看太阳，过了一百天以后还会看见别的东西，到时可以在某地再次相会，但千万不要泄露此事。”保衡依照教诲观看，家人都以为他得了疯病，问他也不回答。过了一百多天，他才看见自己的形体也在太阳中，正和道士站在一起。保衡于是与道士会面，把所见的事情详细告诉了他。道士说：“可以传授你了。”于是授给他符箓，使他能够摄制鬼神；那名道士从此又不见了。保衡住在太学中，曾经死了一个幼子，每当想念孩子时，就把他召到面前，同舍的学生都能看见。有一天，保衡对朋友说：“我刚才经过西车子曲，看见一座小宅第，门前有车马，有几个妇人刚下车，都没有用东西遮住头；第二个下车的妇人，年纪约二十岁，很有姿色。我猜想她是从外地来到京师的士大夫的妻子。我想今晚到你前舍小饮，应该把刚才见到的那个妇人召来给你看看。” 朋友说：“那是良家女子，你怎么可以随意把她召来？一定会连累我。”保衡说：“不是把她本人召来，而是摄取她的生魂，姑且拿来取笑罢了。不过一定要到夜里，等她睡着后才能召来；如果她在梦中来到这里，只能远远观看，千万不要靠近她。靠近她，魂魄就不能返回身体，那个人一定会死。”于是他和朋友在傍晚出门，经过那家宅舍，等了一会儿，听见门内有妇人的声音。保衡心知正是刚才见到的妇人，便吸取她的气息，用彩线系住她的中指。随后到了朋友的学舍，命仆人取酒来，与朋友相对饮酒，并让随从先去睡觉。半夜，保衡起身开门，有一个妇人从外面走来，正是刚才所见的人；形体和容貌都与常人一样，只是隐约像空中的东西，声音像婴儿一样。她看见保衡便向他下拜。保衡问她姓什么，她详细说明自己是某氏；她的丈夫刚从外地罢官回到京师。她又问保衡：“这是什么地方？我刚才明明记得已经睡下了，没想到竟到了这里。又怀疑这是在做梦，但比梦境清楚得多；又怀疑自己已经死了，难道这里不是阴间吗？”保衡说：“这里也是人间，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不必忧虑。”他让妇人站在面前，亲切地同她交谈，直到五更才让她离去。人们传说保衡非常精通召鬼的法术。保衡考中进士，如今担任县令。”

译●卷二十九：张君猷担任湖南漕，经过南岳时，从肩舆中看见道路左边有一座十分华丽的道观，匾额上写着“朱陵宫”。他远远望见里面有一名穿羽衣的人站在殿上。君猷想下轿去看，但随行骑兵已经有一半走过去了。第二年他再次经过那里，寻找朱陵宫，却没有找到。当地父老说，附近只有朱真人祠。到了那里，才发现那就是先前所见朱陵宫的地方，但实际上只有一两间小屋，变化竟然如此奇异。唐代吕仙人的故乡在岳阳，如今当地叫仙人村，姓吕的人仍然很多。艺祖刚接受禅让即位时，仙人从后苑中出来，同他交谈了很久；艺祖解下赭袍给他穿上，仙人忽然就不见了。如今岳阳的仙人像，羽衣下面穿着赭袍。北齐曾下令道士剃发成为沙门，宣和年间又下令沙门戴冠成为道士，古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同。郝翁名叫允，是博陵人。年轻时替兄长长期在河朔服役，不能忍受这种劳役，便逃走了。一天月夜，他走在山间，十分疲惫，便在一棵树下休息。忽然像有一只大鸟飞来停在树上，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名穿黄衣的道士。郝允拜谢并请求怜悯，道士说：“你是郝允吗？”于是把医术传授给他。后来郝允迁居郑圃，世人都以“神医”称呼他。远近的人依靠他活命的，达四十多年。并不是所有病人他都能救活，而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可靠。遇到不幸而无法医治的病人，他一定先告诉对方，即使病人死了也没有遗憾。他诊脉不但能知道已经患了什么病，还能预知尚未发生的疾病和死亡；近的在顷刻之间，远的要过几年，到了预言的日期时刻都没有差错。他每年还常常推测天地六元五运，考察四方的疾病，提前告诉人们，也没有差错。皇▯年间，郝翁去世。张峋，字子坚，为他的墓志记载说：“夏英公患泄泻，太医都认为是中气虚弱。郝翁说：“风邪侵入胃中就会泄泻，这大概是稿本汤的适应证。”英公惊讶地说：“我服用了无数金石类药物，泄泻仍不止，怎么敢喝稿本汤呢？”郝翁强行让他服下，泄泻便止住了。太常博士杨日宣患寒病，郝翁说：“你的脉象起初震动而末尾停息，末尾震动而起初停息，按医法说这是鱼游虾戏，无法医治。”没过几天，杨日宣就死了。州监军患悲伤忧思之病，郝翁告诉他的儿子说：“按医法应当让他极度惊悸，病就会痊愈。”当时通守李宋卿任御史，执法非常严厉，是监军内心所畏惧的人。郝翁便和监军的儿子一起向李宋卿请求。李宋卿一来询问，便责备监军的过失，监军惊恐不安，汗流不止，病于是好了。殿中丞姚程腰脊疼痛，不能俯仰。郝翁说：“这是谷独气。应当因饮食而发怒，使四肢受病，病传入大络小络，只会疼痛而不会损伤。按医法不应当用药，若用药攻治，疼痛反而会加重；必须经过一年才能俯仰，二年才能坐起，三年才能痊愈。”后来三年果然痊愈。乡里有两个妇人，一夜之间口噤，像死了一样。郝翁说：“这是血脉阻滞。不用药，听到鸡叫声自然会痊愈。”有一人行走时脚步十分踉跄，动辄跌倒。郝翁说：“这是脉厥。应当治疗筋脉，用药物热敷就会舒适。”这些都应验了。士人陈尧遵的妻子患病，众多医生都认为是劳累损伤。郝翁说：“赶快停止用药，这是怀孕的症状，而且要恭喜你将生男孩了。”后来果然如此。又有两个妇人怀孕，其中一人咽喉阻塞，不能说话。郝翁说：“胎儿的胞胎长大，阻塞了经脉；孩子出生后经脉运行，母亲就能说话了。不能用毒性药物伤害她。”分娩后，母子都平安。有一个妇人身体极其强健，郝翁偶然为她诊脉，说：“母亲的气已经死了，她之所以还能活着，反而是依靠胎儿的气。”到了预定的日期，孩子出生而母亲死亡。郝翁所医治的病人遍及天下一半，其中神奇异常的事无法全部记载。像上面所记的，只是郑圃人共同知道的事情罢了。郝翁有个儿子名叫怀质，把他的学问全部传承下来。怀质曾经自己诊察脉象，对人说：“我将会突然死亡。”过了几年，果然突然死亡。郝翁研读《黄帝内经》，认为王冰的注传大多失去了经文的主旨，便间或用朱笔墨笔在书下作注，世人还没有见到这部书。怀质死后，这部书也失传了，只有太医赵宗古从郝翁那里得到六元五运的方法，曾经绘图献给朝廷，如今仍在世间流传。” 无为军的医生张济擅长用针，是从异人那里得到针术秘诀的。他说，能够剖开人体观察经络，就没有什么不能精通的。适逢饥荒和瘟疫，人们互相吞食，他一共诊视了一百七十人，用针治疗无不立即见效。例如，孕妇因跌倒而腹部偏向左侧，针刺右手手指，腹部就恢复正常；长期患脱肛，针刺头顶中央便痊愈；伤寒导致翻胃，连续多日呕吐，不能进食，针刺眼角，立即就能进食。这些方法都是古今方书没有记载的。陈莹中为他写了传记。” 药王、药上是世间著名的良医，曾经尝遍草木金石等药物，名目总计十万八千种，完全知道它们苦、酸、咸、淡、甘、辛等各种味道。所以从药物的滋味入手而有所领悟，也更加知道如今医家把药物分别称作“味”，这种做法古已有之。郑师甫说：“我曾经脚背受伤，伤口进了水，肿痛得不能走路。有个乞丐让我把耳垢塞敷在伤口上，过了一夜水液全部排出，伤口便痊愈了。” 崇宁年间，西都修建大内，苦于苑中的池水容易干涸。有人说，把牛骨放进池中，水就不会干。放进去后，果然如此。范时老负责这项工程，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吕公晋伯说：除虱的方法是吸入北方的气，喷在笔端，写下“钦深渊默漆”五个字，放在床帐之间，虱子就会全部除掉。吕公为人正直，不是妄言之人。洛阳楚氏把墓葬在龙门以东的尹樊村。凿井时总是得不到泉水，有个术士说：“夜里用器皿盛水，观察星星较多的地方，地下就有泉水。”照此做后，果然如此。如今世俗所说的卦影，也是《易经》的象数学。比如看见“豕负涂”“载鬼一车”之类，不是取象又是什么？这种说法不能轻易用义理来解释。我见王庆曾说：“我年轻时长期困顿贫穷，曾跟随一位头陀占卜卦象。头陀说：‘一定要遇到庚午年才会亨通畅快，一半在春天来到，一半在秋天来到。’头陀又说：‘难道是你运行到庚午，春秋之间稍有快意吗？’过了很久也没有应验。晚年由于秦相君的推荐，我做到参知政事。秦相君出生于庚午年，‘半春半秋’正是‘秦’字的意思。卦象的奇异就是这样。” 殿中丞丘浚很懂得数术。熙宁十年秋天，翰林学士杨元素被贬官到荆州，经过池阳时去见丘浚。丘浚说：“明年应当改年号。我用《易经》推算，值《丰》卦当令，年号一定会用‘丰’字。”到了预定之时，果然改年号为元丰。汾州、晋州一带祈雨时，人们裸露上身大声呼喊，挥动手臂作反复翻掌的姿势，又把水洒在经过道路的人身上，实在近乎可笑。查考《董仲舒传》的注释，其中有“闭阴纵阳，以水洒人”的说法，大概这种习俗就是由此而来。广西人喜欢吃巨蟒。每当看见巨蟒，就立即诵念“红娘子”三个字，蟒蛇往往便不动了。人们一边行走一边诵念，用藤蔓把蟒蛇的头系在树上，然后刺杀它。熊行走几十里路，在岩穴和茂密树林之间各自有藏身休息的地方，山里人称为“熊馆”。如果老虎、豹子跑到百里之外，就会迷失原来的道路。

译▯▯能够役使水，所以水中寄宿的东西不能伤害它。鸩能够作巫步禁制蛇，所以以蛇为食。啄木鸟在树上凿洞并在其中筑巢，人有时用木头把洞塞住，它能够用嘴画符，木塞便会自行掉出来。喜鹊知道一年中适宜筑巢的地方，又能把巢隐藏在树上，所以凶猛的鸟看不见它的巢。燕子选择避开戊日、己日筑巢，所以巢不会倾塌。鹳有长水石，所以能在巢中蓄养鱼，水也不会干涸。可见它们不只是具有某种知觉而已。有一位隐士名叫刘易，住在王屋山。他看见一只蜘蛛被大黄蜂螫伤，腹部胀得像要裂开，便急忙到草丛中咬取芋头梗揉磨伤处，腹胀立即平复。于是他用这种方法治疗被黄蜂螫伤的人，疼痛立刻停止。用鱼的枕骨制成器皿，人们只知道喜爱它晶莹透亮的颜色，却不知道它遇到蛊毒一定会爆裂，这一点尤其可贵。油绢纸、石灰、麦糠、马粪和粪草，都能够生火。马、骡、驴属于阳类，站起时先起前肢，治疗时使用阳性药物；羊、牛、骆驼属于阴类，站起时先起后肢，治疗时使用阴性药物。因此兽医有两种。梧桐树上百鸟都不敢停留，是为了避开凤凰。古语这样说，用事实验证果然如此。蜀地喜欢猎奇的人，南归时大多带木犀花回来，种下都能成活；有时选取嫩枝接在冬青树枝之间，也能成活，难道它们属于同一类吗？所谓“万年枝”，就是冬青。所谓“玉树”，就是槐树。宫苑中多有这两种树，只是特意换了美好的名称。冬青又名冻青，人们珍视它具有经受岁寒而不改变的节操，所以司马长卿称它为女贞，难道不是为了文君的缘故吗？芸草是古人用来藏书的植物，所说的“芸香”就是它。把它放在书帙中就没有蛀虫，放在席子下面就能驱除跳蚤和虱子。它的叶子像豌豆，成小丛生长；到了秋天，叶面会微微发白，像沾了粉汗，南方人称它为“七里香”。大多数香草在花谢后就没有香气了，即使叶子有香味，也必须摘下来嗅闻才察觉。这种草在距离几十步以外就能闻到香味，从春天到秋天香气不断，可以观赏。种植柿树有七种绝妙之处：第一，寿命长；第二，树荫多；第三，没有鸟巢；第四，没有虫蛀；第五，有美好的果实；第六，树干根基非常牢固；第七，霜后的叶子红艳。很值得观赏。榆树有两种：一种叫郎榆，一种叫姑榆；郎榆不开花。千叶黄梅花，洛阳人特别珍爱它，它的香气不同于其他品种，蜀地还没有人认识。近来在兴州、利州的山中，樵夫把它砍来当柴烧，有洛阳人认出了这种花，询问当地还很多，于是开始移栽送给喜欢猎奇的人，如今西州各处都有了。我曾在春天经过夷陵，山中有很多红梨花，便吟诵欧阳公的诗，徘徊在花下舍不得离开；近来蜀地也渐渐见到了这种花。又有人在剑州山中得到千叶杏花，洛阳《花木谱》中没有记载，也是奇异的物产。蜀地没有橄榄。有人说：司马相如的狗监所诵读的《上林赋》《喻蜀父老文》《封禅书》，王褒的《中和乐职宣布诗》《圣主得贤臣颂》，以及扬雄的《剧秦美新篇》，文辞都绚丽优美，足以取悦当时的人。张九龄议论安禄山的策文、姜公辅论朱泚的文章，虽然言辞激切而且后来可以验证，却总是被抛弃而不采纳。司马相如等是蜀地人，张九龄、姜公辅是岭海一带的人；如果用草木的气味作比喻，橄榄不生长在蜀地，而生长在岭海一带，正是这个道理。这也如同唐代李直方所列贡士第的果实：第一是绿李，第二是粉梨，第三是樱桃，第四是柑子，第五是葡桃；有人推荐荔枝，说它是举荐果品中的第一名。这种说法大概始于范晔，他把各种香品与当时的人物相比较；侯朱虚所著的《百官本草》，也只是善于戏言的作品罢了。不过近来蜀中种橄榄往往能够成活，我的山园中就有几株。兰花有两种：细叶的在春天开花，花少；阔叶的在秋天开花，花多。黄鲁直《兰说》说：“楚人种植兰花九畹，栽种蕙草一百亩；兰花因为少所以珍贵，蕙草因为多所以低贱。”我认为这并不对。十二亩为一畹，那么九畹和一百亩的面积也大致相等。黄鲁直又说：“一千片叶子只开一朵花而香气有余的叫兰，一千片叶子开五七朵花而香气不足的叫蕙。”因此把细叶的叫兰、阔叶的叫蕙，也不对。楚地人说，蕙就是如今的零陵香，又叫薰草，所谓“一薰一莸”说的就是它。唐人只称它为铃铃香，也称铃子香，因为它的花倒悬在枝间，像小铃铛一样。近来有人把它附入《本草》，说它产于零陵郡，也不对。《本草》中本来就有“薰草”一条，明确说它也叫蕙草；说产于零陵，是重复记载。凌霄花有毒（另一本作“出蜀”）。有人在清晨仰头观看它的花，花中的露水滴入眼睛，竟然失明了。有人说金钱花也是这样。卷三十记载：政和戊戌年夏季六月，京师连下大雨十天，洪水突然涌来，各处城墙和门洞都用土堵塞，汴水上涨泛滥，宫殿和寺庙非常危险。宰执们在天汉桥上搭庐暂住。有一家做饼的人家早早起床，看见一条蛟螭伏在门外，它总是遮住自己的脸，像是羞惭又恐惧的样子，成千上万人聚集观看。道士林灵素当时正凭借旁门左道掌权，说：“这是妖怪。”于是把它捶打杀死。京城四郊都成了江河，人们不知道洪水是从哪里来的，有见识的人已经知道这是战争将起的征兆了。林灵素专门毁坏佛教，泗州普照王的塔庙也被废弃。洪水突然到来时，朝廷立即下诏给普照王增加六个字的封号；洪水退去后又把这些字削去。此前担任当制舍人的许翰因为诏词对普照王褒扬过分而获罪。尚书卢立之说：“宣和末年，宫禁之中多次出现变异，其中叫作‘摧’（原注：宫中读音）的最为严重。每到深夜，就有巨人呼喊‘摧’，遇到人一定把人撕裂。有几个勇敢的宦官相约等它出现，便逼赶它。巨人转身逃跑时，掉下一件东西，发出铿锵的声响；拿来察看，原来是内帑收藏的铁制幞头。”赵正之说：“宫禁中旧来就有这种怪物，但它不出仙韶院；到了宣和末年，才开始遍布宫殿之中。” 宦官卢功裔说：“宣和末年，鬼车在福宁殿庭院中滴血；又有狐狸登上御座；还有一次，内殿的砖地上忽然出现一摊血，立即擦掉后又冒出来，拆去砖头仍然冒出，挖开地面也仍然冒出，最后只好废弃了那座殿。”

译李▯常说：“宣和末年，我担任洛阳县尉时，有公务在西宫，宫中每天都不断有龙伏卧或腾起，差不多有几百处，起初确实觉得奇怪。不久，金人攻入洛阳，宫殿就被焚毁了。”张浮休说：“我先前被贬到郴江时，夏天有一天正在寓所陪一群孩子读书，忽然看见天边有一条船，载着人物，仿佛在水面上行驶；过了很久才沉没。”三峡之中，石壁高达千万仞，在飞鸟和悬猿都无法到达的地方，有洞穴存放着许多棺椁，有的大，有的小，都清清楚楚、一个个数得出来，峡中人称它们为“仙人棺椁”。考察《隋唐嘉话》记载：将军王果在峡口的崖边看见一具将要坠落的棺材，便把它移到平坦处，发现铭文写道：“三百年后水会漂走我，想坠落却没有坠落，遇到了王果。”如今这些洞穴在高悬险绝、达千万仞的石壁上。只有大禹当初开凿三峡、疏导岷山之江时，人迹或许能够到达那里；而且它们并不在崖边，也不只是经过三百年而已。远望那些棺椁，都完好得像新的一样，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制成的，也实在奇异。长安乾明寺，就是唐代太庙。庭院中有一块陨星石，形状像伏卧的牛，上面有四个手印、两个足印，像印在泥中一样。当地的老人说：这是武氏改朝换代那天陨落的。又有兴平一座道观中，存有一块陨星石，形状像装满半根柱子，上面全是捆系留下的痕迹，难道它真的曾经被系在空中吗？” 大概是无法知道了。旁边有一块石头，记载着西晋时期坠落的事情。熙宁年间，少华山崩塌，压死七个村子的人，数也数不清。此前，穴居的虎豹之类全都躲走了，只有人不知道，于是遭了灾祸。山在夜间崩塌，声音震响到百里之外；州城距离山才二十里，起初却听不见，事情竟奇异到这种程度。元符年间，众人在岐山县的客店住宿。第二天，有一个人丢失了头颅，现场却没有血。官府追捕凶手，过了一年最终也没有抓到。有人说：这是侠客用飞剑击中人，却不会流血。政和年间，河中府早宴结束后，营妓成群走在大街上，忽然狂风刮起，空中飞剑密布，有的割断发髻，有的剪掉胡须，有的划伤面部，但都没有死亡，也没有受重伤。另有人说：这是剑侠在戏弄人罢了。我亲眼见过这件事。殿中丞丘舜元是闽地人。他乘船前往汴京，恰逢生日，便把船停靠在津亭。家人斟酒为他祝寿，他忽然昏昏睡去，梦见登上岸，穿过树林和草丛，来到一个村舍，主人准备了饮食。醒来后，他走在岸上，所见景物全都和梦中一样。到了那座村舍，看见一位老人正在撤去席面，像是宾客刚刚散去的样子。他问老人，老人说：“我先前在这一天死了一个儿子，这是在祭祀他。”舜元默然无语，知道自己前世就是老人的儿子，于是厚赠老人后离去。欧阳公曾经梦见自己变成鸲鹆，初夏清晨，在绿荫中飞翔鸣叫，感到非常快乐。刘法将要出生时，他母亲的帷帐忽然像要坠落压下来一样；仔细一看，帷帐上有一条大蛇，蜿蜒盘曲，像是正在遭受痛苦，母亲非常害怕，躲到别处去了。刘法出生后，再去看时，只剩下蛇蜕。后来刘法做了将领，获得了贤能的声誉。崇宁年间兴办儒学，于是惩处那些无赖的举子；宣和年间兴办道学，于是惩处那些无赖的道士。刘法因此被贬官。过了很久，他以节度使、检校少师的身份统领熙河。童贯把本路的精锐士兵全部调走，让他使用老弱士兵和下等军队，结果深入敌境后无法策应，终于失败。童贯正在上奏报捷，反而把刘法说成不听节制，士大夫都为他感到冤屈。王荆公在钟山，傍晚骑着驴经过荒村。有个蒙着头、手里拿着一张文书的妇人拦住王荆公说：“我有冤情要申诉。”王荆公告诉她，自己已经退居，不参与公事，应当由州县审理。妇人说：“我的冤情涉及相公您，请留步看一看这份文书。”王荆公无法推辞，便让一个拿着药囊的老兵替他取来状纸。到了半山园打开一看，原来只是一幅白纸。王荆公在当月去世。这件事是他的侄子王防告诉王性之的。滕章敏公达道任青社统帅时，有一天晚上宴请属官。酒喝到一半，教官突然起身，说家中有急事；章敏公先送他离去，其他宾客也都散开，站在前后各处。章敏公回来时，大家共同看见一个没有头的魁梧人，穿着锦袍坐在主座上。章敏公和宾客都吓得退避，不敢上前；过了一会儿，那人变成黑雾散去。这是章敏公亲自告诉王乐道的。《蜀▯杌》中的“▯”字疑为书名文字的OCR错误。不久前，种湘任叙州守，把客馆拆毁改建为东园。值夜的士兵都看见一条大蛇从客馆中出来，穿过西楼离去。西楼下面临着大江，估计它爬行的地方大约有十数丈长。第二天，在客馆寝室中寻找时，发现有一个方圆约寸尺的洞；挖开后，见到蛇盘曲爬行的痕迹，足足有一间屋子那么大，泥土颜色光亮细腻，像刚用新泥涂饰过一样。难道是异物也躲避强迫劳役，打洞离开了吗？没过几天，种湘就死了。兴元府发生火灾，飞落的灰烬掉在天庆观殿下的古柏树上，柏树内部全都烧空了，臭味远近都能闻到。第二天，发现了几百根像羊肋骨一样的东西，原来是一条大蛇的骨骸。统帅杨掌武每次出行，都拿这件事给宾客看。庞孝祖说：从前他提举成都茶马时，夏天坐在后园的堂上，忽然听见身后传来铁器锒铛作响的声音，急忙从窗外窥看，只见一个东西从小池中出来，形状像龙，脸却像猫，拖着尾巴爬上石砌，鳞甲发出声响。不一会儿雷雨暴作，它便不见了。孝祖怀疑世间所画的龙全都不像真的。我读《华严合论》，其中说龙的种类最多，有像猫一样的，难道就是孝祖所看见的那种吗？程致仲对我说：“近些年，《云斋小书》中记载的丹棱李达道遇到女妖的事情，并不是虚妄的。致仲亲眼看见泥金绘成的鸳鸾在云气中出入，身穿黄色衣服，奇异美丽，耀眼夺目，绝不是人间之物，大概是妖怪所穿的衣服，留下来送给李达道的。还有，她们所唱的歌曲多是仙人之语，只是《小书》还没有记载罢了。” 李公择的儿子夷旷，宣和年间任发运司属官，傍晚抵达江边的亭子。亭吏说：“先前有一位叫‘水太保’的人在这里。”夷旷派亭吏前去致意。屏风里面传来话说：“太保应当避开。”不久，几个老年和年轻的妇人传呼道：“太保来了！”所谓太保，原来只是一个十多岁的、扎着草角发髻的童子。他们各自骑马离去，人与马的形状都很奇怪。夷旷对此感到疑惑，派几个健壮的步卒跟踪其后；步卒都惊恐地回来，说：“大约十多里外，远远望见一个大水潭，人和马全都跳进里面去了。”从前江子我曾把这件事告诉我，后来他与夷旷一同在成都任官，我询问夷旷，果然确有此事。

译高骈最初扩建成都外城，后来王氏、孟氏相继以成都为伪都，他们进一步修建得奢侈僭越，挖地一直挖到泉水。靖康年间，统帅卢立之也增筑城墙，用了一年，工程劳役十分浩大。到了绍兴年间，连绵大雨使北墙毁坏，代理统帅孙渥才开始施工；在几尺厚的土下，发现了高骈的《石记》，上面写道：“刻下此文，放置在城墙中，过若干年后应当出土。”这正好与出土的年份相合。此前屡次有大规模工程，却没有发现它，是因为年数还没有相合。高骈喜欢异术，难道也有能够预知年数的人吗？傅献简说：“王荆公出生时，有只獾进入他的房间，不久便不知去向，所以他的小名叫獾郎。” 欧阳公说：“我作《憎蝇赋》时，觉得苍蝇确实可憎；尤其受不了蚊子，竟从远处发出〔原文疑字〕声飞来咬人。” 秦少游在东坡的座席中，有人拿他胡须多来打趣。少游说：“君子很多吗？”东坡笑着说：“小人是樊须啊。” 经筵官在资善堂聚餐，东坡大力称赞河豚的美味。吕元明问它是什么滋味。东坡说：“值得为它死一次。”后来再次聚餐时，东坡又称赞猪肉的美味。范淳甫说：“可是它会引发风病，怎么办？”东坡笑着喊道：“淳甫诬告猪肉。”郭忠恕嘲笑聂崇义说：“一接近权贵就全成了聋子，一攀附权贵就立刻变成聋子；虽然有三只耳朵，怎么还是不能聪明。”聂崇义说：“我不会作诗，姑且用两句话答谢：不要笑我有三只耳朵，总比怀有二心强。”陈亚、蔡襄也有人这样说：“陈亚有心终究是恶，蔡襄没有口便成了衰。”王汾和刘▯也说：“早朝时殿内必须呼唤你，寒食节在原野坟头全都拜见你。”刘▯又嘲笑王觌说：“你为什么要被卖掉？”王觌说：“卖掉你又值几文钱？”他们这些诙谐的话都值得记载。孙传师名叫览，有人投送诗作给他，诗中写道：“恭请笑着阅览。” 传师说：“你不要笑着阅览，孙览应当笑你。” 有人说：“东方虬再过三十年，请你让西门豹来作对。”这是唐人的话。如今相州有西门豹祠，神像的衣裳之间微微露出一条豹尾。韩魏公看见后，笑着命人把它截去。韩玉汝一生喜欢铺张饮食和厨传，一顿饮食可以抵得上好几个人的食量。他出任长安统帅时，钱穆作四行词，其中有“喜廉颇之能饭”之句，玉汝很不高兴。又有个贵人被称为“竞渡船”，因为他只知道争逐利益。席大光任言官时，弹劾他道：“某人别名叫‘竞渡船’，里面装着无赖小人，外面争逐着一定要抢到的微小利益。”士大夫们都高兴地传说这件事。王荆公喜欢讲解字形，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刘贡父戏弄他说：“三个鹿字组成‘粗’，鹿还不如牛；三个牛字组成‘细’，牛还不如鹿。”他的意思是说：“应当三个牛字组成‘粗’，三个鹿字组成‘细’；如果难以立即改动，就让它们暂且权发遣。”王荆公当时正放松法度，不按常规任用人，往往让小官突然占据要职；因为资历浅，这些人都被称为“权发遣”，所以刘贡父把这件事也一并拿来开玩笑。刘贡父说：“有人不认识‘斗’‘争’二字，便写信请教乡里的先生。先生回答说：用‘仄’和‘更’相切。那人又怀疑‘更’字，便询问，先生说：用‘户’和‘横’相切。那人又怀疑‘横’字，便询问，先生说：用‘户’和‘行’相切。那人又怀疑‘行’字，便询问，先生说：用‘华’和‘争’相切。结果他始终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读音。”我曾把这件事当作笑谈。一个擅长反切的客人对此表示非难，但也很难同他讲道理。有个士人说话口吃，刘贡父嘲笑他说：“你本来就是周昌一类的人，又成了韩非那一类；虽然没有扬雄的才华，却有邓艾那样的口吃。”因为周昌、韩非、扬雄、邓艾说话都口吃。有客人问刘贡父：“某人有没有隐蔽的过错？中司准备鸣鼓进攻他。”贡父说：“中司尽管自己敲小鼓吧，我这个老头可做不来放暗箭的事。”客人笑着离去，这种诙谐实在很深厚。刘贡父称蔡确为“倒悬蛤蜊”，因为蛤蜊又叫“壳菜”。蔡确对此非常记恨。马默攻击刘贡父，戏弄侮辱没有节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贡父。贡父说：“既然叫马默，又何必用驴来鸣叫？”他当即写成《马默驴鸣赋》，其中有“冀北群空，黔南技止”这样的警策之句，也可以说是奇才。王荆公喜欢谈论谋利，有个小人献媚说：“如果把梁山泊八百里的水排干改成田地，那利益就大了。”荆公非常高兴，慢慢问道：“这个办法固然好。排出的水可以容到什么地方去？”刘贡父在座中说：“只要在旁边另挖一个八百里的湖泊，就可以容纳了。”荆公笑着作罢。我认为这件事与优旃的诙谐、以及‘漆城难为荫室’的话相合，所以记了下来。王荆公宴请宾客吃饭时，突然问道：“孔子不把姜从食物中取出，为什么呢？”刘贡父说：“《草木书》说：姜吃得太多会损害智慧；如果不使道理明白，就会用它来使人愚蠢。孔子是用道理教人的，所以才这样说。”荆公很高兴，以为听到了奇闻；过了很久，才明白这是在戏弄他。王荆公的学问，崇尚的就是这种牵强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