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靖康传信录》 宋 李纲
自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 自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营司参谋官。四日，除尚书右丞、充留守。五日，改充亲征行营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罢职。五日，以士庶伏阙复旧职，改充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金寇退师，除知枢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七月，出师，次怀州。八月，召赴阙议事。九月，还次封邱，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寻落职，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寻移宁江。以二年行次长沙，闻召命复官，除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时金寇再犯阙，半年，京师之围未解，四方盗贼蜂起。余荷两朝厚恩，国步艰难，不敢自爱，方率义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才岁余，一身之进退荣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纷然如此，岂非真梦耶然一岁之间再致大寇，虽曰天数，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于崇观以来军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于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战。何也贼以孤军深入，前阻坚城而后顾邀击之威，当是时不难于和。而朝廷震惧，其所邀求，一切与之。既割三镇，又质亲王，又许不赀之金币，使贼有以窥中国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诸道之兵既集，数倍于贼，将士气锐而心齐，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惩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亚夫困敌之大计，使贼安然厚有所得而归，此失其所以战也。失此二者之机会，故令贼志益侈，再举南牧无所忌惮，遂有并吞华夏之心。譬犹病者证候既明，当用毒药而不用，虽暂得安，疾必再来，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视去岁，人心、国势之不相侔，何止相什百哉！臣子之义，惟当奋不顾身，死以殉国家之急。及其成功，则天也。然自是之后，朝廷非大有惩创，士风非大有变革，内外大小同心协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为事，扫去偷惰苟且之习，娼嫉谮诉之风，虽使寇退，亦岂易支吾哉故余于此录记其实而无隐，庶几后之览者有感于斯文。
译《靖康传信录》 宋·李纲 自序 卷一 卷二 卷三 ● 自序 靖康元年正月三日，任命我充任行营司参谋官。四日，授尚书右丞，充任留守。五日，改任亲征行营使。二月三日，因姚平仲的事情被罢职。五日，由于士人和百姓伏阙请愿，恢复原职，改任都大提举京城四壁守御使。金军退兵，授知枢密院事。六月，任命我充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七月，出兵，驻扎在怀州。八月，召我入朝议事。九月，返回并驻扎在封邱，授观文殿学士、知扬州。十月，因谏官的指责，改任提举亳州明道宫。不久被削夺职名，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安置在建昌军。不久又移置宁江。靖康二年，我行至长沙时，听说召命恢复官职，授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当时金军再次侵犯京城，半年以来，京师的包围还没有解除，各地盗贼纷纷兴起。我蒙受两朝厚恩，国家局势艰难，不敢顾惜自身，正率领义军援救王室。回想从乙巳年冬天到现在才一年多，一个人的进退荣辱、天下的安危利害，纷乱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真的像一场梦吗？然而一年之间两次招致强敌，虽说是天数，也同样是人事造成的。去年春天招致敌寇，祸患的根源在于崇宁、观以来军政没有修明，并且发动了燕山之役。去年冬天招致敌寇，祸患的根源在于去年春天既失去了可以讲和的条件，又失去了可以作战的条件。为什么这样说？敌军以孤军深入，前面被坚城阻挡，后面又有遭受邀击的威胁，在当时并不难与之讲和。然而朝廷震恐畏惧，对敌军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概答应。既割让三镇，又把亲王送去做人质，还答应给予不可估量的金帛，使敌军得以窥见中原的虚弱；这就是失去了讲和的条件。各道军队聚集以后，数量是敌军的数倍，将士士气锐利、心志齐一，朝廷却畏惧怯懦，没有人肯使用他们；只惩罚姚平仲劫营小败的过失，却忘了周亚夫困敌的大计，使敌军安然获得丰厚所得而返回；这就是失去了作战的条件。失去了这两个机会，所以使敌军的野心更加膨胀，再次南下侵掠时毫无顾忌，最终产生了吞并华夏的念头。这就好比病人的证候已经明确，本应使用峻烈药物却没有使用，虽然暂时得到安稳，疾病必定再次发作，这是必然的道理。拿今天同去年相比，人心和国势的差别，哪里只是相差十倍、百倍而已！臣子的道义，只应当奋勇而不顾自身，以死殉国，以解国家的急难。至于能否成功，那就取决于上天了。然而从此以后，朝廷如果没有大的惩戒创伤，士人的风气没有大的改变，内外上下不能同心协力，以扶持宗庙社稷、保全国家和家室为要务，扫除偷懒怠惰、苟且敷衍的习气，以及嫉妒、诬陷和诉讼之风，那么即使敌寇退去，又哪里容易支撑应付呢？所以我在这里记录事实而不加隐瞒，希望后来阅读这篇文字的人能够对此有所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