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倒梧桐记卷一

译十二月十五日，清朝总镇李成栋突然攻入广州，苏观生被杀，何吾驺、顾元镜等人都投降，绍武帝被废黜；端溪的丁魁楚却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他只顾计议估算百司官员的俸禄，发给凭证和札文，没有时间顾及峡外的事。二十五日早晨，前来谢恩、朝见的官员还在踉跄走上殿阶，忽然有一顶肩舆出城，抢来一只小船，驾船向西峡而去，众人喧传那是永历帝。于是文武官员纷纷逃跑，彼此都不顾及；皇帝当然知道已有确实消息，跟随逃跑的人也知道事情已经彻底坏了，片刻都不能停留。只有丁魁楚仍然从容不迫，慢慢把行李搬上船，瞪眼旁观，反倒像个局外人。丁魁楚另有打算。丁魁楚是河内永城县人。过去任巡抚时贻误军机，被遣戍五年。戊寅年奉旨缴纳饷银三千两，允许本军准许他返回原籍。丁魁楚援引成例得以回乡。永城县有一个在籍总兵刘超，壬午年冬十月因私仇杀死丁艰侍御魏景琦，按台王汉奉旨前往查勘，刘超又一箭射死王汉，并且占据县城、劫掠百姓。乡绅逼迫丁魁楚替刘超上疏申诉冤情。丁魁楚表面上应付并代为申诉，暗中却替他谋划，另派子弟兵在四面布置。到了癸未年三月初一日五更，伏兵四面出动，用铁网困住刘超，将他擒获押送到京城献俘。丁魁楚因功复职，当时任职方郎的王永绩，酌情加授本省屯田巡抚的名衔。到了第二年甲申，马士英在留都掌权，竟任总制两广。乙酉年二月到任后，他的残酷前所未有，贪婪也前所未有。这一年听说弘光朝发生变故，便暗中联络靖江王，准备在广西发动事变。靖江王果然任命桂林推官顾奕为相国，临桂知县史其文为兵部尚书。八月初七日，他们刚抵达端溪，丁魁楚已于初六日接受福建隆武帝登极诏书，随后用火炮击碎靖江王的船只，并擒获史其文、顾奕二人，押送到福建省依法处死；丁魁楚因此邀功，被封为靖越伯。这真是鬼神也无法验证的事。如今他又拥立永历帝。十二月十五日省城发生变故时，他最早得知消息，立即秘密派亲信携带精银三千两和相当数量的珍宝，嘱咐他们重重贿赂清兵主将，务必设法为自己说情。到永历帝于十二月二十五日逃奔时，他每天都在暗中等候亲信已经投入李成栋麾下、充当家丁的好消息。所以众人虽然忙于逃跑，他却独自安闲。他有大硝船四十只，把三年的官府财物都装进船里。又在肇庆度过年关。丁亥年正月上旬，才转移到岑溪县，假意在城中修建茅屋，实际上不上岸，只是静候广州城的消息。亲信到二月初才敢把精银珍宝献给李成栋，传达丁魁楚孝敬和归附的诚意。李成栋说：“为什么不早说？我正要请你老爷仍然担任两广军门，赶快带着书信去办。”二月二十六日，丁魁楚在岑溪县的船中收到李成栋的亲笔信，喜从天降，更不必建造房屋，仍把四十只哨船转向东面顺流而下。当时李成栋驻扎在梧州，先到城外五里迎接，握手交谈，恨不得早日相识。他知道丁魁楚的三个儿子进入广西时已经失去两个，只剩一个大儿子，也一定要见面，交情和世代情谊格外深厚。傍晚，李成栋请丁魁楚父子吃接风宴，隆重程度远超寻常礼数，握手约定说：“明天是吉日，就劳烦您再次掌管两广官印；上表奏请恢复原职，也在明天办理。”他还把令旗、令牌、符验、旗纛和制台旧敕印一并亲手交付。丁魁楚欣慰至极，笑得十分开心，只求早点告退，以便明天到任，于是满面笑容地告别。丁魁楚上床睡觉，魂魄仿佛已经随着蝴蝶飞舞。忽然到了三更时分，李成栋的船上四面点满火把，派一名令旗官传话，请丁老爷、丁相公过去秘密交谈。当时丁魁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父子二人急忙过船，只见李成栋坐在正位上一动不动，知道事情有变，立即跪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请饶他一条狗命。”李成栋说：“你想饶儿子吗？先把他砍了。”他向左一看，儿子的首级已经送到面前；随即又驱使人杀死丁魁楚。李成栋再次走到船头，四面火光照耀得如同白昼，把丁魁楚的家丁分给各营，每营一人；家眷船中有一妻、四妾、三媳、二女、若干婢女、若干仆妇，也逐一搜查，收归李成栋的船中。只有一名妾在过船时投水而死。四十只船中的厚重财物，一纸一角都没有损失，全归李成栋所有。丁魁楚三年贪婪残酷，最后只得到父子二人并首而死，妻、妾、儿媳、女儿任由别人取乐。可悲啊！不过，难道这就是贪酷全部的罪报吗？听说他船中的精银确有八十四万两，倘若拿出十万两资助永历帝进驻桂林，再由四十只哨船护送，仍然可以保全自身荣华。身为首相，妻儿也常在膝下。总而言之，不忠于君主的报应，丁魁楚正可以作为鉴戒。

译丁亥年永历元年正月初一，永历帝再次抵达梧州，向知府陆世廉取库银五十两作为雇夫费用，向北进入府江。所召集的次辅李永芳、晏日曙、冏卿田芳银、台臣郑封等人，都秘密进入博白县深山，随行的只有总宪王化澄、大司农吴炳、宫詹方以智、文选吴贞毓、省臣唐针、台臣程源、中翰吴其靁、洪士彭、大金吾马吉祥等人。瞿式耜仍留在端溪，和朱治[字迹不清]共同筹划守御。永历帝又在梧江停留了几天。二月初，瞿式耜才跟随永历帝来到桂林，也把府署改作行宫；在路上先任命方以智、吴炳二人同任宰相。他得知湖广武冈州以及长沙、衡阳、永州、宝庆四府的清朝军队尚未到达，那里还只是荒野渡口横着船而已。方以智、吴炳二位宰相随驾北上，驻扎武冈；瞿式耜留守桂林，王化澄也协助处理阁务。马吉祥带着三宫于三月初前往湖南，进驻武冈。衡永道臣严起恒到郊外迎接，他面宽身长，品貌有宰相之相，于是便任命他为宰相。一百天内，崇祯末年河南、江北尚未剿灭的流寇曹志建、王朝俊等人，以及不止数百名头目，如今都被逼入湖南，来归者全部赐予五等爵。又晋升何腾蛟为制台，加授宫保，驻守衡阳。李自成的残部高必正等人号称有百万之众，流入长沙等地。何腾蛟上奏后，堵允锡负责节制他们，题名为忠贞营，分成十营，声势稍有振作。谁料八月二十四日下午武冈战败，清军砍杀北关守军，众人丢下锅灶饭食逃跑；除皇帝车驾和三宫外，没有不徒步赤脚奔逃的。哇哇啼哭的世子已经两个月大了，竟被遗弃在沙滩上。中宫嫡妹和王皇亲的嫡母乘轿出城，也迷失后不知去向。吴炳来不及出城而死。又担心清兵从正路由全州、灌阳进入桂林，皇帝和逃难的臣工从小路踉踉跄跄赶到肇远府，只找到两只小船，装载皇帝和三宫。十一月中旬到达象州，打算进入南宁府，制定永远不再出来的计划。又被新兴伯焦琏的乱兵阻挡，寥寥无几的文武官员都穿着青衣、用青布裹头，手脚磨起厚茧，脸上没有生气，几乎要各自散去。马吉翔在皇帝身边扶持，竭力挽留众人，于是分派阁臣王化澄、吏部左侍郎吴贞毓、司礼监庞天寿护送三宫前往南宁。永历帝仍然逆流北上，溯行十八陡。十二月初三日，船到桂林，得以暂时喘息。瞿式耜与严起恒一同任宰相，君臣上下全都关门躲避兵乱；当地没有土著居民，街上没有人敢独自行走；柴米货物价格上涨五倍；军丁居中囤积货物，交易时也不表现善意；所有人都觉得度日如年。戊子年永历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夜里三更，霍允中是永城伯，突然抢入内宫，把皇帝从寝被中劫出，安置到城外。他又把文武百官捆绑吊索，逼迫他们交出全部财物，整整抢掠了一昼夜。皇帝虽然裸体，但幸而没有受伤。留守的阁臣瞿式耜被抢掠一空，只身逃往平乐府，桂林已经无法停留。金吾马吉翔准备布袍、竹轿扶持皇帝前行，遇到水便浸湿双脚，过岭时攀扯树枝，这些艰难都无法避免。三月初十日进入南宁，随行到达的只有内阁严起恒、马吉翔、吏科许兆进、兵科吴其靁、户科尹三聘、礼科洪士彭、大司马萧琦七人。皇帝打算直接进入土州，萧琦上疏列举十项便利和十项不便加以劝止。君臣的路费和物资实在极其匮乏。严起恒以首揆兼任太宰，于十五日大规模开科选官；邕城通往二十四个土州，槟榔客、盐布客以及土乐户，都列入朝班。四月初一日，生下世子。王化澄因辅护三宫有功，请求册立世子为太子。诏书称为“万喜”，并赦免天下。当时田州、果化州等地的土官前来朝见，行在的文武官员都曲意逢迎，希望取得他们的欢心，以便将来逃入这些地方时有东道主。土巡司都升为县宰，土县宰都升为知府，甚至授予道员衔和土知府的职位。这是因为土司旧有规矩，原本加一级办理事务，如今把道员衔授给他们，他们竟俨然成了开府的官员。这是三百年来未曾打破的格局。

译初十日，羊城总镇李成栋反叛清朝，把整个广东归还永历朝。永历帝派洪天擢、潘曾纬、李绮三人携带奏疏，诚恳请求皇帝车驾前往端州，满朝惊喜之情无法形容。然而没有人真正相信，也只是姑且答应而已。此前，丁亥年二月，李成栋收缴两广文武官员的印信，大大小小不下五千颗，其中取出制台印藏了起来。他有一名爱妾，是从云间得到的青楼女子；她独自陪同他前往闽粤，揣知他的心意，因此早晚不断怂恿他，只是李成栋一直置之不理。四月初三日晚饭时，她侍酒，又再次挑动此事。李成栋抚着几案说：“可怜我在云间的家眷啊。”原来李成栋本来的家眷都住在松江府城内。爱妾说：“我难道敢独自享受富贵吗？先死在您面前，以成全您的志向。”于是拿刀自刎。李成栋抱着尸体哭说：“是女子吗？这样才对。”当即取来梨园袍服、腰金、吉服、晋贤冠，向她拜了四拜，将她收殓；又拿出两广制台印，写奏疏迎接永历帝到南宁。洪天擢、潘曾纬、李绮三人到达后，又有沈原宥再次携带李成栋催促皇帝速驾的奏疏到来，众人才知道这件事确实是真的。于是，准备出仕者的兴奋之情骤然高涨，草木仿佛都飞舞起来。王化澄闭门不出半年多，忽然入朝值班了。朱天麟改名换姓，隐居太平府，奔走告别窦[语义不明]，被邀请拜为宰相。晏清从田州出来担任县宰。张凤翼任兵科，并兼任翰林修撰。张佐辰和扶纲从贵州来，掌管文选、考功事务。顾之俊也从制中前来随驾，献上天地人三策以及水、火、药三种用法。张起、王者友等人各自编造一个名目，谋求参加考选。吴江县的书役王正国担任吏部司务。董云襄担任大行。潘骏观升任兵曹，王署任户曹。庞天寿掌管司礼监。吴贞毓先任吏部侍郎兼副宪，奉派到广东答复李成栋。又下达考贡诏旨，乡村教师、巫师、童生以及僧人、道士，凡是能拿笔在纸上写出黑字的，全都递交一份呈文，自称“山东、山西某府某县生员”；但一定要选取距离最远的地方，因为没有人可以查证。他们拖着衣襟上路，像蚂蚁一样遍布各处。曾经做过官的，都说自己是来迎接銮驾；游手好闲的平民，则假称自己是原任官员。六部的左右侍郎，十天之内聚集得济济一堂；然而在朝堂或道路旁相遇时，彼此都不抬手行礼。朝中有一两个科甲出身的人，便故意抬高气势和身份来自尊。朝中又有二三个凭势力进身的人，便故意强横自高。此外还有菜贩、屠夫、出门充当皂役的人、倡优、鸨卒之类，虽然竟然也戴着进贤冠，却成群结队行走，仿佛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的脸。只见有人无缘无故穿吉服，有人无缘无故穿素服，也有人独自穿着锦绣衣服。脚下的靴子十分卑末，却都穿着天蓝色剪绒靴，没有什么区别；所谓快靴也只是勉强充数，取其形状相似而已。又有天青色配地白色的服色，甚至有人穿油钉皮靴做事，也只是取其形似而已。章服、补子、腰带常常没有配齐，也不合规格；补子绣鹤而腰带用银，便是衣服与腰带不相称；腰带用金而补子绣雀，便是腰带与衣服不相称；腰带用黑角，补子却是四云、大红石、蓝色，服装与腰带彼此又相违。至于人的品级不如腰带，人的身份不如服装，人的身份又不如站立的位次，人的身份更不如称呼和礼貌，满朝上下全无等级威仪，挽袖露肩，衣襟像牛、衣裾像马。新建立的朝廷终于变成了集市，严起恒不得不承担这个罪责。喧闹了两个月，闰六月初十日，皇帝车驾同三宫才离开南宁。当时正值急流，只用两天两夜便到了浔州府。原总兵陈邦传挽留皇帝并陈述功劳，柳州、庆远二府仍由永历朝占据，但设置官员、征收赋税都自行决定。有人呵斥大司马萧琦没有派兵护卫，并用石头砸毁他的船，萧琦忧闷气绝而死。晏日曙、李永茂、郑封三人各自把船停泊在苍梧县蛇庙三角嘴，因为无事闯入庙中、触犯蛇神，突然得病而死。羊城、端溪、梧江绵延千余里，人们伸颈遥望龙舟，却始终看不见，陈邦传因此千方百计投辖挽留。皇帝车驾又进入浔州府，暂时驻在府署作为行宫，发放札付；起初是庆国公自行发札，后来是部札，再后来则是贵县、钦州发札。所谓钦札，是皇帝加盖印玺，札授的官员与吏部、兵部没有关系。从巡检、典史、知县、知府，到科道、翰林、侍郎、尚书，都可以用札文授予。武职则有正总兵、副总兵和参将三种。尚书、正总兵用皇帝钦札授予，也可以换取百金；在广东道路上所需的路费，就靠这个取得。七月二十九日，皇帝车驾抵达端溪城下，李成栋在百里之外迎接，慰劳得格外周到。三十日，车驾停留在船中。八月初一日辰时，再次进入肇庆府行宫。宫中储存银一万两，用来雇佣、赏赐人员，其余衣饰器皿也约值万金。象魏、宫殿、台阶等设施，规模大体可观。首相严起恒，其次是王化澄，再其次是朱天麟；政事的施行或停止，以及大小政务，都必须先承禀李成栋，然后才能上奏。李成栋为人朴实木讷、刚强坚忍，没有自矜之意，也没有喜悦的表情；不阿谀逢迎，不多说话。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都敬重他，又深深畏惧他。永历帝筑坛要拜他为将，坛才修到一半，成栋说：“事情在于人做不做，何必在于登不登坛？因为刎颈之交和宠妾之事，片刻也不能忘怀；我一定要为他们讨还公道，才能瞑目于九泉。”十二日，他当面奏告永历帝说：“南雄以下的事情，由各位臣工负责；庾关以外的事情，由臣独自承担。”一句话说完便离去，率领二十万军队向南雄进发。当时江右的金声桓据守南昌，已经同成栋联络，约定日期南下了。

译成栋离开后，朝廷局势大变。都察院左都御史袁彭年过去是宜兴的心腹，宜兴被议处后，他首先揭发宜兴。后来袁彭年归附清朝，任广东学道，发布告示说：“金钱鼠尾，才是新朝的雅致；峨冠博带，实在是亡国的陋规。”等他返回明朝后，又重新诋毁这些事。他自夸是反正功臣，如今又担心那些因从龙之功而在两榜中得志的人，于是谈论他们的来龙去脉、长处短处，另发议论，横加干预当局。成栋有个养子叫李元允，本姓贾，是河南人，因为愚蠢浑浊，成栋没有带他出征，而把他留在肇庆守家。袁彭年特意抬高他的身份，把内外权力都交给他：挑动他的怒气，借以利用他的怒气；迎合他的喜悦，借以利用他的喜悦。李元允是傀儡，袁彭年是牵线的人。傀儡的笑骂毫无顾忌，牵线者的机谋权术却锋利刺骨。一时间政事和人心于是严重乖离。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正卿潘曾纬、广东学道李绮、兵部尚书曹烨、工部尚书耿献忠、通政使毛毓祥，都是成栋亲近宠爱的人，他们都从五羊来，形成一派；严、王、朱三位相公，吏部尚书晏清，吏部侍郎吴贞毓，以及出身杂项的六科官员吴其雷、洪士彭、雷得复、尹三聘、许兆进、张起等，都从南宁随驾而来，形成另一派。又有从各路来到的官员：都察院右副御史刘湘客、礼部尚书吴璟、吏科都给事中丁时魁、兵科都给事中金堡、户科都给事中蒙正发、礼科都给事中李用楫、文选司郎中施召征、光禄寺正卿陆世廉、太仆寺正卿马光仪、制司郎中徐世仪，又形成一派。广东本地人陈世杰、词林吴以连、司封李贞省、高赉明、台中杨邦翰、冏卿唐元楫、方郎等，也形成一派。各派见风使舵，纷纷归入其中一党；袁彭年一只手招揽，一只手驱逐；有势力的人先行投靠，没有势力的人则仰赖攀附；没有朝廷，只有成栋。成栋远在外地，李元允近在眼前。李元允的亲近宠幸还不可预测，袁彭年的指挥却不得不听从。于是，李元允门前像赶集一样，登临他的厅堂、遥望他的门阙，简直不亚于龙门。每逢朝会之日，东班官员趋入，西班官员彼此交谈，东班因李元允而空了一大半。李元允为人暴戾专断、狂妄轻率而不近人情，客人来了不作揖，也不送客，喜欢派仆卒同客人赌博。各位公卿不顾身家，竭力陪奉他，放浪戏谑、辱骂席间的人，完全不忌讳他人的禁忌；这些都是袁彭年胁迫控制内外、曲意迁就而成全他的结果。中郎没有儿子，果然不是诬蔑他！十月初十日夜，李元允奉行成栋的密计，在德庆道上杀死佟养甲，从此威势和权力更加显赫。这月十五日是李元允的诞辰，在朝文武官员，除了公分之外，还有私分；私分之外，还有私公分；私公分之外，又有私私分。馈送私私分的人络绎不绝，月下往来不断，呼喊“崧”字、“寿”字，各种名目都出现了。八月至冬末，众人争先恐后地奔走在李元允左右，把这说成中兴的盛事；至于中兴的大业，则是成栋在岭外所做的。

译谁知成栋十月二十四日到了赣州府城下，二十六日五更天将黎明时，听见城上呼喊“董大哥”三声。成栋从梦中惊醒，说：“董大成是我的中军，他们呼喊他，我的军队已经归他们所有了！”于是急忙披上蓝布短马衣，骑上一头骡子，一声不发，迅速奔向虔关；到梅关共六百里路，他在大雨中用两昼夜奔跑跌撞着向前赶。成栋原先统领三十万兵，分为十大营，每营各有一名总戎；成栋弃军逃走，十名总戎也尾随而行。到了南安府城门，成栋像刚从梦中醒来一样，回头对十人说：“你们怎么也来了？”众人说：“大老爷逃走了，我们不得不来。”成栋怒斥道：“胡说！”随即亲手杀了爱将杨□□。二十万士卒和器械全都丢弃在赣州城下，只剩一百多人南下；他也无颜再进入端溪去面见皇帝，于是顺流直下珠江，打算重新举事。这个消息传到朝廷后，诸位臣工也不觉得奇怪，各自上密封奏章请求转升，仕途名籍纷纷而动，没有人另想办法、另施技能来替成栋分忧。若有人提出如何对外抵御、如何对内防备等过虑的办法，反而会被讥笑为愚人。至于通政使那里上疏陈请求任职的，每天多达千人；阁臣票拟时，只写“看议具奏”四个字。吏部门前如同《破窑记》中“彩楼招赘”那一曲所描写的情形，瞎眼的、跛脚的，都来抱着希望。文选司虽然掌握铨选的权力，却没有可以出选授官的地方。广东一省，不奉成栋的旨意咨文，各级大小官员都不得擅自任免。桂林、平乐由留守阁臣瞿式耜主持政务，庆远、柳州由新兴伯焦琏主持政务。焦琏这个人，是陈邦傅出京时的京债主。浔、南、思、太四府，则由原思恩伯、如今的庆国公陈邦传主持政务。文选司之所以满足陈请任职者的愿望，只是发给一张空白札文，作为日后到吏部的凭据而已。两衙门迎合袁彭年的意图，谋求李元允欢心，于是共同攻击陈邦傅。陈邦傅原是浙东人，曾任广西总兵，隆武三年春，挂征蛮将军印。成栋一向轻视厌恶他，因为他在丁亥年二月已经先送降表到了羊城。到这时攻击他的人中，科臣金堡最为强硬。陈邦傅上疏说：“皇上这两三年间几次奔逃，流离颠沛到了极点，却没有一位两衙门的官兵同皇上一同吃过苦。为什么今天才稍稍安定，侍御济锵，议论却这样纷乱？如果认为臣没有粮饷、没有兵力，是窃取勋爵，请立即派金堡来做臣的监军，看看臣十年的粮草和十万铁骑。” 己丑年正月初十日，陈邦傅的奏疏送入朝廷；十一日，朱天麟票拟，其中有“金堡何来，朕亦未悉”这句话。当时严起恒早就想排挤朱天麟，却一直找不到机会，便把这段票拟文字秘密给吏科丁时魁看。丁时魁突然震怒，连夜约集两衙门的官员；十三日早晨，他率领当时在职的科道官十六人进入丹墀，一同说强臣钳制言官的言论，将来恐怕会重现唐末节度使专横、宗周守府的局面。于是他们喧闹叫喊着出来说：“我们不做官了！”把公服、袍带扔在庭中，戴着小帽、穿着白衣出宫，他们所倚仗的就是李元允。李元允接受袁彭年的授意，掌握通达大内的权力，声势压迫至尊。当时永历帝正在穿堂，召见太仆马光，追问五年前在永州遇难、逃入全州的事情。忽然听到外面的变故，两手震颤发抖，茶水于是倾洒在衣服上，实在令人怜悯。可恨丁时魁等人另有隐情：金堡原任临清州知州，李贼到来时，他不知做了什么；杜工部《喜达行在》诗中有“辛苦贼中来”一句，说的是讥刺他筋骨疼痛。十四日早晨，特地下诏，命李元允分别到十六位科道官员的府门，传谕他们仍入朝办事；又把先前的奏本发回重新票拟，阁臣朱天麟当天放还田里。诸位大臣认为这体现了高尚刚正的风操，是中兴以来侍御官中第一等的美举。朱天麟于是不得不辞官。朱天麟的举动原本不合舆情；他尚未出仕时，曾改换姓名隐居在太平府山中。得知李成栋归明的消息后，恰好王太监到山中购买苏木，他便盛情款待王太监。王太监上疏特别推荐他，详细说到朱天麟宴席食物的丰盛、礼仪的恭敬，毫不避讳；朱天麟不知其中大体，还以为王太监推荐得十分恳切。严、王二位相公不容有第三个人参与，直接以“该部知道”退回。朱天麟又请求庆国公陈邦傅特别上疏，严、王二位相公答应了，拟授他宗伯。此时是六月初一日。过了三天，朱天麟入朝觐见；宗伯印由王化澄兼摄。初五日，王化澄以礼部印信送给朱天麟，朱天麟不接受。双方往返推辞，从早晨到傍晚，他始终不肯答应。科道两衙门传出揭帖说：“天麟原本是由阁臣推荐的，怎么能授予宗伯？现在应当共同上疏请求授他阁臣。”第二天奏疏呈上，仍然被以“该部知道”退回。于是朱天麟不得不接受宗伯之职。没有办法，他便安排大儿子日生任侍御，立即让他管理河道事务；次儿子月生任中翰，弟弟天凤任大行；又雇用四十五名乡兵，持枪举旗，跟随在左右，说是为将来出任将领作准备。凡是会见客人、与人谈话，不到太阳偏西、深夜时分都不结束。在苏州时，人们称朱天麟为“朱怪”；在广州时，人们称他为“朱痴”。到了这时，他这一家被排斥驱逐，有一半是咎由自取。又在去年秋天七月，皇帝驻留浔州时，皇帝允许陈邦傅留守浔州；书写敕书时，中书张立先得到银二十四两，于是把“居”字换成“世”字，也一并发出。后来想追回那道敕书，改正“居”字，却没有成功。正月二日，朝廷把攻击陈邦傅作为主要政务，其余事情一概无暇顾及。至于李成栋，去年冬天十一月回到羊城，整顿兵马。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又向南雄进发；在滇阳峡中，忽然看见被他杀死的将领杨某来索命。成栋攀弓射他，身体也随着弓弦飞去，坠入水中。被救起后，他神情惨然，从此也不敢越过梅关，把军队驻扎在信丰县城中。二月二十六日，他出兵南下，先在三更派遣三百名火器手出发，责令他们说：“如果像以前那样遇到敌兵，就全部发射火炮，我在后面接应；否则就径直向前走。”到了黎明仍听不见炮声，众人都说：“火器军一定已经前进了，我们应当拔营。”于是披甲上马，话还没有说完，清兵就杀入营中，满营溃乱。原来火器手遇到清兵时正要取火点火，恰逢暴雨突然降下，火被雨浇灭，火炮一声也没有发出，三百名火器手因此被砍杀，无一人留下。成栋的营地后面正连接着湍急的水流和大山涧，有人看见成栋铠甲还没有穿完，骑着一匹跛马渡过山涧；等他渡过山涧后，再寻找他，却已经没有踪影了。《风倒梧桐记》卷二 三山何是非卯甫集

译己丑永历三年三月初七日，李成栋的凶信与湖广何腾蛟的凶信在同一时刻传到，惊得人魂飞胆裂。众人昼夜逃徙，朝廷内外议论纷纷，门户之间彼此如水火、如冰炭；各种纠葛全都被揭开，一个月内局势才稍稍平定。两衙门中有善于观望气象的人，认为成栋既死，李元允不足以依靠；袁彭年羽翼强健，便想设法挫败他。他们上了一道尊重朝廷、抑制奔竞的奏疏，请求把事权归于永历帝，暗中弹劾袁彭年的专擅。袁彭年勃然震怒，在答复奏疏中有“如果臣当年用三千铁骑鼓励西行，今天君臣又在哪里”等话。永历帝拿着他的奏章，向群臣哭诉，满朝官员都大惊失色。肇庆因此出现了《假山图》和“五虎号”。所谓《假山图》，就是借“假”谐音“贾”。图中画着一座假山，下面画着数百名朝廷官员：有的用头顶着它，有的用手抱着它，有的用肩背负着它，有的用木杖支撑着它；有的仰头观看，有的站在远处倾听，有的指指点点、说个不停，有的惊恐害怕，退避着用双手捂住耳朵逃走；山顶上又有一道黑气，直冲上天。这些都是市井中的男女老幼对胸中不平之事感到愤懑，于是画图加以诙谐讽刺。所谓“五虎号”，其中两人是吏部丁时魁、户部蒙正发，他们都是袁彭年的同乡，属楚地人。一个被称为虎尾，一个被称为虎脚。兵部金堡是浙江人，因为他在福建任延平知府时，上疏指责隆武朝赏罚不明，接连杀死同乡尹文炜、施璩二人，人们都害怕他，所以被称为虎牙。副宪刘湘客是关中的一名布衣，由留守阁臣瞿式耜推荐而来，又与成栋是同乡，所以被称为虎皮。虎头就是袁彭年。他每天把“祖制”二字挂在嘴边，谈论迁延、讲空话，并因此获得厚利；如果不是虎党的人，奏章就不发，事情不是虎党的人就办不成，星岩道上于是成了虎市。忽然到了四月初六日，云南张献忠的养子孙可望派遣龚鼎、杨可仕等六人，献上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马四匹，送来书信请求册封为秦王。信中说：“先秦王荡平中土，除掉贪官污吏，十年来未曾忘记忠君爱国之心。没想到自成犯上作乱，皇帝的车驾辗转迁移，我孤守滇南，谨慎遵循先父遗志。现将此事移文告知，请以王爵承继父爵，以国家继承先秦王之业，乞请皇帝命重臣会同查验。”奏书呈上后，仅在上面写了“己丑年正月十五日孙可望拜书”，用整幅黄纸书写；他不奉行朔，也不建立自己的年朔。事情这样议论下来，群臣纷纷怂恿，认为应当封他为秦王的人十之八九。只有兵部金堡坚决争辩，认为祖制中没有这种做法。李元允、袁彭年因为龚鼎、杨可仕等人是由陈邦傅派来的，也认定此事不可行；阻挠了两个月，仍未定夺。广西南宁府与云南广南府交错相邻，中间只隔着田州，两地之间两天可以到达。陈邦傅在戊子年十月强行娶南太道臣赵台的女儿为儿媳，亲自到了南宁，于是同孙可望往来。孙可望派来的人由陈邦傅引路；孙可望吩咐来使出门时，要说“如果不允许封秦王，滇兵就杀入南宁”等话，陈邦傅也是最先遭难的人。陈邦傅担心行在知道此事，又因刻印、刓印、夸夸其谈、计较长短等事，受到金堡的牵制，不能确保封王成功，于是先假造敕书和差遣文书，封孙可望为秦王。孙可望肃然行臣下之礼，先五拜叩头，舞蹈称臣，接受秦王封号。后来他率领三位义兄弟以及三军士卒，一同高呼万岁。随后秦王升座，接受三位义兄弟和三军士卒的庆贺。礼毕，正要撰写奏表称贺，恰好龚鼎等人带着荆郡王的敕书到来。孙可望把敕书撕毁丢弃，不予理会，也不更改先前的封号。谢恩表也于是停止呈送。当时已经是十月初了。孙可望是张献忠养子中的一人。自从张献忠在丙戌年于成都府被炮火击毙后，孙可望便进入贵州，占据定番城，依靠这里休整人马；他的意图是进入滇南夺取沐府。没想到沐府的事情更加奇怪。沐府世代镇守云南，按理说应当为长远防备作打算，即使稍微打开吝啬的钱袋，也合乎情理。可是，燕台传来变乱消息时，他仍高卧不动；金陵失守时，他仍高卧不动。丙戌年七月，福京再次陷落，于是司、两院上奏请求增加兵力守卫滇南边境，担心外来军队流入。增加兵力，必须先筹措粮饷。如今请求沐府助饷，沐主沐天波面带忧容说：“这确实是极其要紧的事，只是近年花费太多，不能拿出一文钱来帮助。怎么办！怎么办！还是应当从长计议。”然而增加兵力的事情不能再拖延，人人都有身家性命，眼下就要实行。滇南的田地非常瘠薄，无法商议增加田赋。天波认为各土司使用食盐很多，再给沐府增加一张盐票，军饷就可以从中筹出。众人都认为可行。于是命盐场计会官发给运使的盐票，另外设置沐府的饷票，规定从九月开始实行。刚开始实行时，有些土司遵守法令缴纳沐府饷银。初九日，楚雄府土司吴必魁抗拒命令，在盐场中不仅丢弃沐府盐票，还抢夺商人的盐。他到县里告状，县里的差役便打他；他到府里告状，府里的差役便杀了他。吴必魁声称：“如今已经没有朱皇帝了，哪里还会有沐国公！”于是他带领众人进入城中，捉住楚雄府的文武官员，数说他们的罪状后杀掉，又连同楚雄府城一起占据。沐天波于是因为饷票惹出了事端。要除掉这个大恶人、攻克楚城，不借助强悍的土司兵力就不能做到；计划必须调动土司中强有力的人来平定扫除这场叛乱。崇祯初年，滇南发生浦民升之乱。民升自己并不能作乱，他的妻子范氏十分骄纵娇蛮，容貌很美，力气也很大，而且很有智谋，却不喜欢安静，每天驱使、挟制民升，摇旗击鼓，掠取勇壮之士来取乐。朝廷为此耗费粮饷、发放库银，几乎达到二十万。两院司道中被夺职、降级的人，无法计算。因怯懦、败事、丧命而被革职驱逐的人，实在不知道有几十、几百。后来民升将要败亡时，忽然同范氏告别说：“你不能把我当丈夫，我也不再把你当妻子，我要走了。”他随即前往鹤庆府，捉住一个土司沙定洲，说：“只有我和你，可以结为夫妻。”沙定洲说：“我已经有妻子了。”范氏说：“请把她叫出来，我同她说话，以妯娌相称。”三句话还没说完，她便向沙定洲作了一揖，拱手说道：“如今还不能结成百年之好吗！”

译于是，定洲完全遵守范氏的约束，征调发遣兵员，号令严明，终于成为滇南土司中最富强的一家。这时天波用令符调他前来，他欣然率全洞兵众出动。十一月初旬，包围楚雄。十五日，已经解除了吴必魁，扫平楚雄府，奏请下令重新设置文武各属，以便谋求守土抚治。天波非常高兴，赏赐金帛厚赏他们。定洲又上奏说：“臣夫妇想前来当面谢恩。”到了这月二十九日，天波登座，两旁楼榭陈设仪仗，鼓乐旗帜极其炫耀，接受拜见和祝贺。定洲只带夫妇二人而已，三叩首还没有完，两人低着头忽然快步登殿；急忙查看，只见两人各自挥舞双刀，已经格杀了身边几个人。天波急忙逃入内殿，两人也竟然闯入内殿，见人就杀。沐府的男女、内侍不下四五百人，顷刻间尸横遍地，幸亏天波翻墙逃走。定洲夫妇反而慢慢登上殿去，已经有人前来拜贺并趋走听命。四座城门又都有定洲的亲信把守，负责盘查。原来他们攻破楚雄后，各路兵马已经暗中埋伏在城中，也约定日期一同起事。天波吝惜养兵的几百两银子，竟落到妻儿不能保全、三百年祖业丧亡的地步，也实在可悲。定洲夫妇坐据沐府，殿宇华美，宫室壮丽；三司、两院仍按旧制供职，每天把天波三百年来的积蓄全部运进本洞。他们所藏的财富，哪里只是可以匹敌一个敌国；其他物品还不算，单是箭头石青、箭头朱砂、落红琥珀、马蹄赤金，装在精细的竹篾箱里，每箱五十斤，藏在高层板库中，每库五十箱，共有二百五十库。珍珠、青红宝石制成的黄龙凉伞，共一百四十顶。定洲夫妇从十月开始搬运，到丁亥年四月才完毕。这消息一传到孙可望耳中，他拍案而起说：“这就是我案上的肉。沙定洲这样的微末小寇，怎么敢袭取我囊中的东西！”于是连夜出发，竟进入云南府，当时是七月初二日。定洲夫妇已经提前三天逃回本洞，可望只得到一座空空的沐府宅第，于是查访天波，并将三司、两院一并杀戮。天波从大理府来，可望答应让他复仇，随即任用天波为报门官。十一月，选派三千精锐，围困定洲的土洞；到戊子年二月，擒获定洲夫妇以及四名亲戚。沐府的藏物和定洲原有的财物，又全部运进沐府内宅。孙可望把擒获的六名贼人带到沐天波面前，活活剥下他们的皮。天波也在可望面前叩首称谢。这就是可望开始进入滇地的经过。行在六月初，袁彭年的生母去世，他自称遭逢母丧却不守制，还向众人喧扬说：“我家深受国恩，世代都有科名；又承受天地的宏大恩泽，代代产生奇才。我如今享年超过了先人，上天正是不想把我放在无用之地。”党中人认为他这是为了国家而忘掉家庭，中兴有望，应当晋升世爵。马太后非常厌恶他，传令查问：“丁艰而不守制，是哪一朝的祖制？”彭年又厚着脸皮过了一个多月，带着大量资财离开，带着妾住在佛山。七、八两个月，他又因为堵允锡乘浮船从苍梧下到崧台，起初歌颂，后来讥讽，喋喋不休地说了两个月。永历又批发给学道李绮生银三千两，交给他去联络高必正的忠贞十营各营头领，李元允却登门强行索取而去。当时忠贞军已经攻下浔州、梧州，抢掠杀害了允锡，他无可奈何，只好借纵酒来排遣。八月二十七日辞朝，恰好得到史其文把没有主人的家眷送来求婚。因酒意压过怒气，气息闭塞，又受到女色诱惑，终于死在浔州府。因此这次下广，实际上是被李元允等人嘲弄了。朝中的权力格局长久以来已经固定，彭年虽然离开了，却没有人敢再去探穴。此时崇祯朝的旧相国何吾驺、黄士俊，自正月二十八日入直以来，奏章不断，装满了箱子，如今也都告老归去。这时内阁事务纷乱喧嚣，奏疏还没有呈上，先商议票拟；如果批下的旨意违背心意，就同相公争论。相公从袖中取出簿册，准备了一本底簿给他看，推说是内阁改动的，听说其实有两本底簿。又每天太阳出来就要接见宾客，客人一定要等候会面，颇为烦苦。只有严起恒能够忍受这些，所以能长久安稳。到了九、十两月，起恒独自为相，奉承永历帝粉饰太平，追赠何腾蛟为中湘王、李成栋为宁夏王，都设坛悬挂白幡，皇帝都亲自拭泪上前祭奠。又有伪造的吴三桂奏疏、伪造的东京回信，都说四方的好消息每天传来。这不过是如醉如梦的妄想和妄记罢了。两个衙门又忙于考选、考贡之事，是非全靠贿赂，日夜忙碌。长洲伯王皇亲新收的戏子组成了戏班，文武臣工没有一个晚上不参加宴会，没有一次宴会不演戏，没有一场戏不演到深夜。加级加衔，巧妙地获得三代人的恩典诏书，荫子、貤封以及各种特殊恩赏，都像如意珠一样，想要什么就一定求取，求取什么就一定得到。武职将领无不世袭分封，区区端溪之地，连小小的官职也都塞得满满的。间或有一两个知己，也想着替国家谋划长远安定。无奈梅关已经失守，玉望难以产生，出头之日遥遥无期，只能悠闲等待，仿佛天下不是只会出现一个李成栋，青楼女子必然很多；但像成栋那样受到宠爱的妾，难道见过几个能看清形势的吗？而没有等到最后一天就离去的有三个人：吴璟、方以智、李用楫。吴璟掌管宗伯之职，见到咨询入贡的生员都被说成牛头马面，便摘下官帽从朝门离去。方以智参与机密，见诏令发布却传不到城外，便抛下妻子儿女离去。李用楫起初奉派持敕册封交南，因丢失印信而罢免；后来又奉派持敕册封滇南，因议论更改而罢免；又因为家眷乘船三次遇盗，每天供给都没有资金，于是也拂袖离去。这些都是戊子、己丑年间的事。然而宫禁狭窄，供奉清简，不过千金之子罢了。侍女寥寥无几，也都年幼愚钝，穿着荆布衣服。内侍夏国祥用六十金在广州城娶了一个歌舞女子，头发刚刚遮住额头，不到一个月便不知去向；在城中到处寻找也找不到，过了三天，她的尸体在东池水面上浮起，系着红带，已经死在水中，想来也有不得已的缘故。原来府署与高要县学并列，中间隔着一池水，于是填土填去一半；每天下午，永历帝便和内侍在那里骑马射箭，皇帝也常常射中，三宫从侧楼上观看，以此为乐。

译三宫，指太后马氏、圣后王氏的生母，以及中宫王氏正宫。每天三宫和皇帝一起用膳，只需二十四金，凡有赏赐也包括在这笔数目之内。皇帝的度量又很大，每当报捷、当面谢恩的奏事完毕后，必定向左边看一眼说：“赏给他十两银子。”内侍吴国泰、夏国祥等人都深以值日为苦。至于大司礼庞天寿，也供养御营兵十营；每营有大总兵一人、副总兵二人、参将四人，参将以下有官头二人，官头以下只有小卒一人。一营十人，十营也不过一百人。这些人都是天寿自己出钱供养，用来作为永历的仪卫和护卫，他也因此损失很大。庚寅永历四年正月初一日，清兵越过梅关。初三日，攻克南雄府。初七日，消息传到肇庆，君臣上下魂不附体，像山崩一样逃窜溃散。武官的家丁横行抢杀，先抢劫财物最重的人，如冢宰晏清等；官位显要的，则有吏部丁时魁等。凡是文官，都成了砧板上的肉。初九日，永历登船。十三日解开缆绳出发，沿途遭到抢劫，文职官员没有一个能保全。二月初一日，到达梧州，众人都以船为家。李元允长期同陈邦傅互相倾轧，不敢向西进发，停船在肇庆。五虎失势后，报仇的人恨不得剥其皮、食其肉；只有袁彭年因母丧先行离开，于是将金、丁、蒙、刘四虎奉旨逮捕审问，依照北京厂卫的旧例，备齐全套刑具，轮番使用。因为马吉翔在这里，他本来就是凭北镇抚司起家的，即使纵容他们送上乘舆，也要把各种刑法都用尽。招出的赃款总共有十五六万，说是因为受刑不过才招认的。拷问时，金某呼喊二祖列宗，丁某和蒙、刘二人则满口说“老爷饶命”“万代公侯”等话，只顾不停叩头而已。过去那些依附五虎而得志的人，吓得胆破魂消，倾尽家产来掩盖罪行。永历登极三年，到这时才显现出威严声势。到了四月间，羊城还没有失守，杜永和不时有捷报传到梧州，李元允又用计杀了叛将罗守诚。局势稍稍缓和，重新举行考选；凡是略像个人样子的，没有不穿绣衣、执铁简，身居木天铨席的。然而这些人所得的地位并不合分，天意立即会用某种方式使他们败亡。比如董云骧，在台中谢恩时，叩头不起，死在皇船上。朱士焜任吏科，回乡省亲时，全家被贼人杀尽。潘骏观已经改任铨部，见朝廷上没有人戴官帽，却穿便服行礼，众人便编出“方巾片片潘双鹤”的口号，他也因此被夺职。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严起恒逍遥于河上，到八月十五日，拿不出什么金镜来献，便亲笔写下“水殿”二字，设置一座牌坊，用鼓乐迎送皇帝所乘的船，又命群臣上表称贺。实际情形像孤舟上的寡妇，外表却像画船箫鼓。自戊子年五月初十日到如今已经两年多了，从来没有谈论军务、筹措军饷的奏疏，也没有正气凛然、慷慨直言的大臣，只有伴食尸位、嬉戏泄沓。严起恒是庸臣，也是佞臣，也是贪臣，却不是奸臣；他的罪行死有余辜，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时广东省的长官、两广总制杜永和，仍然固守着。杜永和是河南人，是李成栋谨慎亲近的好友。成栋渡涧身亡时，两个印信都由永和佩带着，得以没有丢失，后来传给李栖鹏。栖鹏陷在梅岭，印信仍未丢失，又传给阎可义。可义病死在韶州，又传给李五老。五老是元允的哥哥，也是成栋的养子；军士喧闹反对而罢，又传给罗守诚。守诚原是成栋的中军，也因不合众望而罢职。这些都是己丑年夏秋间的事。到了九月，永和代理两广总督，专门守卫羊城。庚寅年正月初七日，听说清兵越岭，杜永和同三司江槱等人在十四日出城登船，仍停泊在海珠寺旁，等清兵一到，就扬帆驶向虎头门。没想到等到月底仍杳无音信，永和又率三司回城，各自分派汛地，谋划固守。到二月初四日，清兵才到达，在城北扎营，仰攻十分困难。原来羊城东、南两面距离珠江很近，北城护城壕外有二里多的污田，人马可以站立；只有西门一带是山麓，永和便在那里凭借石城重兵防守。珠江以南五大县的钱粮，仍然不断输送贡赋，没有懈怠。从二月到十月，清兵共遭遇三次大败，永和晋封为豫国公。十月初十日是永历帝的圣诞，永和召集文武官员到五层楼拜牌，偶然有人喊出守卫西外城的主将范承恩，还当众直呼他的绰号“范草包”。承恩认为这是当众侮辱自己，十分怨恨。范承恩是淮安府的旧属，曾随李成栋进入广东；因为目不识丁，所以被称为“草包”。于是范承恩暗中与平南王、靖南王相通。十月二十八日，二王的军队果然进攻西外城，范承恩退入里城，外城于是失守。连续攻打三天，到十一月初二日未时，羊城陷落。永和带着三司官员，携带两广的印信乘船出海而去，听说进入了暹罗国。初五日，袁彭年首先投诚，捧出犒军银八百两，哭诉说当年是迫于李成栋这一逆犯，后来处处仍然效忠清朝，这片心意可以昭示于天日。二王也把他驱逐出去；旧辅黄士俊、何吾驺，以及杨邦翰、李贞、吴以连等人，也一个个投诚，唯恐自己落在后面。当时有人用打油诗调笑黄士俊，其中有“君王若问臣年纪，报道于今方剃头”两句。这是因为崇祯末年，士俊曾受到皇帝存问。他当时已经八十二岁，又遭遇这样几代人的升沉变故，活着还不如死去。何吾驺则更加令人奇怪。他三百万的家产，以及大澜、小澜的住宅，巍峨华丽，全都付之一炬。两广军民又被杀戮了几百万人，城郭村野有几万家被毁灭，以致天下两次改朝换代，都是由何吾驺和辜朝荐争夺事权、划分你我而引起的。历来两广在籍乡绅，必定有人掌握着联络两院、三司的门路；己未以后，这些门路归到了香山人手中。辛未年以来，潮阳的辜朝荐每件事都想同香山争胜，而且一争就一定要取胜；但在其中的局势上，终究是香山势大力厚，辜朝荐不能胜过，因此非常愤恨。丙戌年八月，清兵攻取福建，当时还没有进入广东的命令。辜朝荐是潮州人，潮州到福建省只有四天路程，于是亲自前往福州府，献上攻取广东的策略。他大力宣称三个月便能成功，可以直达西粤桂林。想到取得首先攻克的功劳，就可以压倒香山，不让香山出头。清兵总镇李成栋派三百名精骑连夜向东进发，从老龙一带沿路进入广东，经过增城县，都暗中潜入花山。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只派十个人，头上裹着青白布，装成外国人的船夫，直走到广州城布政司前双门下紫薇牌坊的人群中，各自解下头布，露出辫发和剃发的头。

译当时只杀了一个人，满城便崩溃了。十个人分别把守六座城门，将城门严密关闭，在城上巡逻，直到第三天，三百名精锐骑兵才到；李成栋的大军过了一个多月才到。何吾驺投诚后，请求修撰《明史》，门上题署“纂修明史”的匾额。广东人因此编了“吾驺修史，真堪羞死”的歌谣。此时李成栋刚到，城中确实做到市场没有改换店铺，寸草也没有被扰动。成栋也没有惊扰地方，只是向各府、州、县传发檄文。到第二年二月，军队已经抵达浔、太等地，两广于是平定了。辜朝荐不能再另起风波，后来朝荐全家被杀，身首异处，住宅也被焚毁，一点遗迹都没有留下。又因为丁亥年二月初一日陈子壮、张家玉二人举义起兵，所以上至苍梧、下至潮阳，各处都有潜伏的盗匪肆意抢掠，小民和村堡都遭受灾祸。张家玉在六月兵败，投身沉入江中。陈子壮藏身于高明县，又带着一名妓女，因此被擒获，押解到省城，李成栋会同三司将他处死。成栋说：“如果按照国法，应当剐三千七百刀；现在减为十分之一，剐三百七十刀就算了。”袁彭年跪下禀告说：“李老爷，既然国法如此，还是应当剐三千七百刀。” 成栋说：“我还恨不得他没有先死，来替我解围（？），何必这样做！”广州城内外稍稍安定，而潮阳地界连接闽、漳，山深海远、草木茂密，盗贼日益猖獗。百姓追究这场祸乱的根源，总认为都是从辜朝荐请清兵而来，因此对他恨之入骨。又因为朝荐的父亲在乡里横行霸道，凡是秤、尺、斗、斛以及服饰、饮食、器用等物，没有得到他的号令就不能使用；他家的秤称作“辜爷秤”，尺称作“辜爷尺”，诸如此类。成栋反明以后，永历帝驻在肇庆，朝荐竟然不敢入朝；虽然有他的门生、礼科李用楫三次上荐举的奏剡，他还是害怕一露面就会把事情全部暴露。潮州士绅百姓已经欺负他孤立势弱，己丑年四月激于义愤，把他的全家全部诛灭。唉！这也是丁魁楚无君之行得到的报应。到了十一月初七日，听说广州已经失守，众人各自抱头鼠窜，移船向西而行；不到五里，又一路抢劫杀人。到了藤县，便分成两路：跟随永历帝的，上行右江；其余的人进入容县港，王化澄等人就是这一类。上行右江的人走到浔州途中，兵众各自逃散，永历呼喊他们也没有回应。进入容县港的人，在北流境内被土寇全部抢掠，抛弃妻子、失去妾室、丢掉儿子、遗弃仆人的，到处都是；孤零零一个人，徒步行走，双脚沉重，沿路乞食，羞于见人。从前还是参加鸳班的尊贵宾客，如今却形容枯槁，像一条丧家之狗，悲哀苦楚到了极点。人生遭逢这种境况，真是不幸。永历帝再次到南宁府，仍以府署作为行宫；他所宠信的严起恒还不忍离去，只与大金吾马吉翔、大司礼庞天寿三人席地相对哭泣罢了。永历五年正月、二月，因为局势略微平定，间或有旧臣从别的道路来到，也有新臣没有经过三思便来就职。文武两班，官位排列得整整齐齐，但也不过像薤上的露水、水中的鸥鸟，终究没有可以依靠的凭借。忽然三月初一日，孙可望发兵三千，直抵邕江，立即捉取兵科都给事中——当时任此职的是应天人吴晋叔，将他腰斩了，还以为他是从前的金堡，却不知道官职相同而人已经不同了。又捉取首辅严起恒，在船中同他追究议论不封秦王的缘故，两人相对时仍然行礼如常；到分别时，却把他投入江北。邕江的水势极其泛滥凶猛，源头从交趾流入。严起恒的家人急忙驾船前往营救，一直追到横州，才找到他的尸体。唉！这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了。其余朝臣全都逃散了，他们是死是活，都没有再听到消息。丙戌年十月初九日，到现在五六年间的局势，日日变化、月月更新，千奇百怪。后世修史的人，想来也会庆幸这部书能够独自保存下来。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始安事略》瞿元锡 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始安事略》瞿元锡撰写 此前，丙戌年秋九月发生延汀之变，消息从东粤传来，那里的士大夫逐渐像鱼鳞一样聚集到端州江边。当时先太师奉召入朝尚未成行，停船在这里，已经将近一年了；他同粤地当事官丁、吕诸公拥戴桂藩第四子永明王在肇庆即位，以次年丁亥为永历元年。不久，清兵进入广东城，皇帝西行，随后驻跸全阳，先太师改任留守桂林。适逢东阿县任子于元烨前来督领西粤军队，同先太师共事一年，公家粮饷和私人费用多取资于先太师；后来他被弹劾而遭严厉谴责，先太师竭力救助他。又过了一年，任子于元烨起任楚地督军，先太师资助他的行军粮食，又供给夫役费用。再过一年，楚地又失守，任子于元烨再次逃到粤地，而且不奉命便径直奔赴行在，说出危急的话来惊动皇上，请求增加事权，于是挟制当事官员，在官衔中插入“广西”字样，借此横行索取先太师的土地。等到达桂林时，他志气骄横而胆量怯弱，诸位勋臣没有不侧目而视的。有个少女已经同宁远伯王永祚订下婚约，却又改嫁给开国公赵印选。当时任子于元烨想在粤西任意妄为，借助赵印选来辅佐自己，即使破坏王家的婚约也不在意。因此，王、赵两家结下嫌隙；卫国公胡一青出镇大榕江，独自操劳，心中也很不满。当时桂林特别倚重的，只有滇营三位将领。三将都有私怨，不肯协力守卫粤地边疆。而三次劫掠、保全省会的宣国公焦琏驻军平乐，彼此呼应不灵，所以[缺字]能够从全州长驱直入，没有人可以阻挡。

译此前，十月十三日，先太师召集众人商议，搜集钱物作为悬赏，才认为即使不能作战，也还可以固守；然而勋督的心思在于饱扬，完全没有抵御敌人的谋划。十一月初五日，忽然传来一纸兴安塘报，得知初四日严关各塘都已经被扫荡。先太师当即飞檄催促印选等人迅速赶赴子营，但印选犹豫不前，他的意图完全放在老营，只准备采取移营这一招。到了午后，派人前去侦察，才知道他们已经全家逃走；城中胡、王二营，以及武陵侯杨国栋、宁武伯马养驎、绥宁伯蒲缨各家的老营，也都已经奔逃，城中竟然空无一人。于元烨乔装出走，刚到月城，就被乱兵杀死。先太师抚胸跺脚说：“朝廷用高爵来诱饵这些人，百姓用膏血养活这些人，如今竟然落得这样的结局吗！”那时家人已经全都四散，有标下总兵官戚良勋骑着两匹马赶来，想让先太师先行逃走。先太师斥责他说：“你们这些武臣要走就自己走，我今天即使离开，也不过是多活几天。自古以来，谁能不死？只是要死得明白，好让祖宗在地下看见罢了。你若再多说一句，我先用尚方剑斩了你。” 戚良勋离去时，已经是申时了。先太师端正地坐在署中，挺立不动。恰好总督张同敞公从灵川回来，经过江东，远远询问城中的情形，得知城中已经空无一人，只留下留守还在，于是泅水过江，直接进入先太师的官署，说：“事情紧迫了，将采取什么办法来避免这场灾难呢？”先太师说：“城还在我就留下，城亡我就同亡。我自丁亥年三月十一日[缺字]到桂林，已经决心一死；我今天能够死得其所了。您不是留守，可以不死，为什么不离开呢！”张公神色严肃、意志坚定地说：“死就一起死罢了。古人以独自做君子的老师为耻，难道能不和门生一起殉难吗？”于是笑着同张公饮酒，神色安然。环顾左右，只有一个老兵，便命营总兵官徐高前来，对他说：“我把敕书和节印交给你，你星夜赶赴行在，把它们完整交还皇上，不要让[缺字]得到它们。”点起灯来相对而坐，夜雨淙淙，远远看见城外火光照天，满城寂静无声。鸡鸣时，守城士兵进来报告说：“清兵已经包围各城门了。”天渐渐亮了，先太师对张公说：“我们两人的死期近了！”辰时，喧闹声[缺字]靖江王府前；再过一刻钟，才来到官署。先太师和张公端坐在中堂，突然有几名骑兵拿着弓、腰佩刀来到，把先太师和张公押走。先太师说：“我们两人坐着等了一夜，不必再押。”于是便同他们一起走。当时大雨倾注，两人在泥泞中蹒跚行走了几个时辰，才到靖江王府后门。靖江王父子也因为守国而不肯出城，被拘禁在另一间房里。孔有德习惯性地举手作揖，说：“哪一位是瞿阁部先生？请坐！”先太师说：“我是留守督师瞿式耜。中国人不席地而坐；城既然陷落了，只求快点死罢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孔有德脸色和缓下来，安慰他说：“我在湖南时，已经知道城中有留守。我到这里后，就知道有两位不怕死而不肯离开。我决不会杀忠臣，何必求死呢？甲申闯贼之变时，大清为先帝报仇，安葬、祭祀都按礼完成，这本来是人人都应当感谢的。如今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天意也可知了，阁部不要自己苦恼！今后我掌管军马，阁部掌管钱粮，和在明朝时没有什么不同。”先太师说：“我为永历皇上供职，难道是为[缺字]供职吗？”孔有德说：“我身居王位，对阁部来说也并不轻微。”先太师笑道：“安禄山、朱泚，自以为是王，这样的王也太卑贱了！” 孔有德说：“我是先圣的后裔，只是形势和时势所迫，才到了今天这一步，阁部为什么如此固执呢？”张公厉声说：“你不要侮辱先圣。你不过是毛文龙的门子，却自称是先圣的后裔吗？”孔有德大怒，斥令左右把他捆起来。逼他下跪，他不屈服；于是把他的两条手臂打断，并打伤一只眼睛，他始终不屈。先太师说：“这是宫詹司马张同敞，和我一同遭难，应当和我一同赴死。你们怎么可以侮辱他！”孔有德希望先太师屈服变节，想先对张公施恩，便命左右解开他的捆绑。适逢臬司彭爌、王三元进来劝解，于是张公被一同带出，拘禁在民房中，同张公分别关押，但彼此的消息还时常能够互通。孔有德派人送来满人的衣服、满人的帽子，扔在地上。拘押到第三天，孔有德设宴，先太师挥手拒绝饮食，并用[缺字]的食物称呼它。此时他已经绝食四天了，恰好礼部主事杨硕肤刚从阳翔山中来，稍微供给薪柴和饮水，先太师接受了，并秘密送来衣帽等物，防守监视的人没有察觉。孔有德时常命彭、王二人多方劝慰，要求他剃发，他不答应；请他出家为僧，他也不答应。先太师说：“做和尚，是剃发的别称。剃发就是投降，难道有投降[缺字]的留守吗？” 他每天只戴方巾，仰卧坐在一间屋里，同张公唱和作诗，以表明自己的志向。间或同张公在城中徘徊，登高远眺山川，发出华表鹤归的感叹。一天，路上遇到某位监军御史，看见他头戴僧帽、身穿青衣，便迟疑着要走开；先太师当面斥责他说：“怎么竟然自行羞辱自己，进而羞辱国家到了这种地步！”那人汗流浃背，伏倒在路中。[缺字]官看见后，更加畏惧先太师的威严不可侵犯。闰十一月十一日，召幕友刘觐公前来，对他说：“今天的事情已经到了《井》卦的上爻；各人安处于自己的位置而迁移圣贤，自有其学问。我只做不动菩萨、欢喜地菩萨，[缺字]又能把我怎么样呢！甲申年夏天，国难正深重时，我想跟随黄叔阳的后面藏起来，但松师不允许，回答我多次说：‘留下这副身躯，作为晚年的烈士。’现在正是时候了。”两人相对直到天亮，他只反复谈论圣驾播迁、疆土失守以及“臣罪当诛”的意思，完全没有一句谈及自身和家人。刘觐公流着泪告别。十五日，先太师对张公说：“我们两人等待死亡已经四十天了，却迟迟偷生未决；了解我的人指责我是苏武，不了解我的人指责我是李陵，我们两人如何为自己辩解呢？”随即起草一份檄文，托老兵从小路奔驰去晓谕焦宣国：“徐高、陈希贤的重兵还在城中没有散去，城中全是假象；如果援兵迅速进入，就可以恢复正统。”恰好有个投降贼军的魏元翼，他从前任桂平督粮道，贪污墨黑没有限度。先太师和张公曾罚没他的财物来补助军饷，他因此恨入骨髓。自从投奔[缺字]营后，便千方百计陷害他们，想抓住他们才甘心。而且他广泛派出侦察兵，搜捕传递檄书的人。老兵刚到文昌门，檄文就被他的党羽抓获，献给孔有德，孔有德大怒。

译十六日下午，先太师备好水沐浴，知道第二天早晨将无法避免这场灾难了。十七日丙申，[缺字]名骑兵来请先太师出去。先太师神色不惊，安然自若，对他们说：“等一等，慢些，等我写完绝命词！”于是提笔写成两首诗，一首自题，一首赠给张公。整理好衣冠，面向南方行五拜三叩头礼，把亲手抄录的临难诗稿一册放在几案上，神态从容、缓步而行。在门口遇到张公，笑着对他说：“我们两人多活了四十天，今天可以死得其所了。”张公也对先太师说：“痛快，走吧。厉鬼杀贼，门生怎么敢忘记！”走到城角的盘石处，先太师说：“我一生喜爱山水，这个地方很不错，可以走了。”于是大声呼喊皇上三次，便同张公面向南方遇害。片刻之间，暴雨骤至，狂风奔驰，空中雷声震响三次，孔有德也因此惊骇恐惧。故国的臣民，无论远近都震惊哀悼，捂着衣袖哭泣的，不知有几千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当时有何中湘部下、沅陵侯马蛟麟，身在[缺字]营中，心中怀念故国。听说先太师殉难，便急忙赶去诀别，却已经来不及了。他找来芦苇席将遗体覆盖，叹息着离去。第二天，杨硕甫进城对孔有德说：“杨艺跟随阁部瞿老师在粤地已经六年，只是为了这副颈骨，想把它收殓起来以报答知己。今天事情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乞请您施加宽大的恩典，让我稍尽师生之情。”孔有德心有所动，允许他办理殡殓。杨硕甫抬着棺材到遇害之处，看见刀刃留下的血迹还在颈部，而头和身体尚未分离，面容仍像活着一样。他跪下哭诉说：“门生在这里，老师的眼睛，难道就要闭上了吗？”忽然看见先太师睁大双眼，目光不动，神采却焕然。杨硕甫又悲痛又恐惧，用手掌摩擦、熨拭他的眼睛，过了很久眼睛才闭合。他秘密准备了一套大红蟒衣、一件金幞头，恭敬地为先太师入殓；同时也为张公准备殡葬之具，把他们殓葬在浅土中。这个地方在桂林城门附近，大概就是风洞山的山麓。当日一同遇害的还有徐高、旗鼓陈希贤和家人陈祥云。此前十月十二日，先太师派孙子昌文到行在，进献万寿表。二十一日到达梧州，第二天竟然入朝当面奏报西粤的情形：军队骄横，粮食匮乏，没有办法抵御[缺字]张之[缺字]。滇营三镇气势汹汹，彼此寻找争斗，似乎不是中兴的景象。同乡诸老认为先太师权力不重，没有办法镇服各位勋臣，便公开上疏请求圣旨，特授黄钺、龙旗，凡公、侯、伯以及大小文武各官，都受其节制。十一月初五日，命令撰写敕文，第二天送去加盖御宝。初九日，皇上临轩，昌文应对策问。这一天，传来东省初三日已经失守的消息，整个朝廷震惊。初十日，忽然又传来桂林初五日也已经失守。皇上于是迁移行驾，准备前往浔州，百官逃窜，士民流离，而骄横的军队和凶悍的将领便肆意劫掠。昌文前去向阁部和庞司礼辞行，司礼说：“桂林已经失守，令祖自然会尽忠，你不能上省，跟随行在到浔州去就可以了。”昌文说：“桂林虽然失守，晚生一定要上省寻找祖父的下落。如果逃奔投靠行在，就是为了功名而忘记祖父了。既然已经成就孝道，又怎么成就忠道呢？”于是匆匆离去。十二日，从甘村走到周村，寄宿在曾孝廉家；而船中被掳来的财物、粮食、书籍以及弓箭、军械等器物，已经在初十夜里放火焚烧，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十五日，准备前往竹峒，从贺县进入桂林，探听一次消息。正好遇到八排猺贼出山，十分猖獗，道路阻塞，往来不通。又过了一个月，才再次回到周村。周村又被猺贼抢掠，随身行李全部丧失，艰难困顿的痛苦，真是人生从未有过的。辛卯年正月初二日，又从周村出发。一天走到黄州，路上遇到阳朔龙头山人，向他询问省城中的事情；那人详细叙述后，才知道先太师遇难，昌文痛哭无地，几乎不能活下去。十二日，到达剪刀猺同邑王方谷家，详细得知先太师殉难的始末。过了几天，杨硕甫来到，得知先太师浅葬在风洞山，心中稍感安慰。那时想上桂林，又害怕凶恶的兵锋；想下梧州，又担心途中有人认出自己，把他挟持去讨好[缺字]的人。加上盘缠又缺乏，进退两难，只好躲藏在荒山中，感觉每一刻都像一年那么漫长。恶奴胡科背叛主人逃走，跟随昌文经历患难、两个月不离左右的，只有勋官钱廷缵一人。三月初二日，勋官钱云从兴平来，昌文才知道梧州的情形。镇将马蛟麟写信迎接昌文到梧桐城，方密之相公也有亲笔信召他前往，于是便打算出山。十六日到达梧州，十八日拜见马镇，受到十分殷勤的接待，情谊超过兄弟。有位内司房公，是上元人，周旋照料，无微不至，想不到在流离困顿之时，竟有像徐生那样让人寄宿在自己榻上的人。马镇每天想遣送昌文南归，却总被先太师部下的恶将王陈策百般阻挠，拖延羁留了许多日子。五月初二日，才放船向东而下。十二日到佛山，忽然看见王陈策同[缺字]卒数人，奉孔牌追赶并押送同行的男女七人，全部加上枷锁。二十二日，又回到梧州。马镇又暗中保护，派兵押送。盛暑之中乘坐盐船，被钩锁和琅珰拘束，不能转动，真是所谓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六月十二日到桂林，昌文担心魏元翼来寻仇，认为这次出行必定没有生路。这天下午，住在怀达章京李养性家。十三日，传令释放，等待旨意录用，实在出乎意料。暗中询问后，得知魏元翼已经在初七日被先太师和张公诛杀；一开口，众人都说审讯魏元翼时，只听见空中仿佛有铁链的声音。片刻之间，魏元翼七窍流血而死。[缺字]更加害怕先太师的英灵仍然鲜明如在，不敢加害他的子孙了。八月二十一日，幼弟元统回来了。二十五日，昌文启出先太师的灵柩和先临桂夫人的灵柩，合葬在明月洞。明月洞距离城四里，是悬崖上的石室，也是仙子居住的地方。恶将王陈策担任贾梧州，九月二十五日，忽然说：“瞿太师叫我，赶快拿纱帽、圆领来。”话还没有说完就已经死了。魏、王两个贼人千方百计图谋，最终却先丧失了性命，谁说天道遥远、忠臣的后代不能世代昌盛呢！先太师六年的事迹，都记载在《留守封事》中；经过兵火之后，一时难以购得。等将来灵柩归还故乡，再编排成书，传播到远近各地。现在因为传述得不详细，不敢轻率下笔，以免遮蔽先太师丰功伟业、壮烈无比的事迹。弘光朝伪东宫、伪后以及党祸纪略 桐城戴田有著

译唉！自古以来，南渡后迅速灭亡的，没有像明朝弘光时期这样快的。它的疆域比宋端宗时大，亲近程度超过晋元帝时，统统绪的正统性也胜过李昇时，可它的灭亡却突然发生。当时，奸人有的自称太子，有的自称元妃；妖孽造成的祸患，史书所载也偶有类似情况，但并不立即导致灭亡，只是没有党争之祸加速其灭亡而已。党争始于万历年间，浙江人沈一贯任宰相，专擅权力，行事放纵，大量把私人安插在要害职位；而当时的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等，自以气节相许，常常与政府抗争。顾宪成、高攀龙又在东林讲学，名流都乐于依附他们。这就是东林党开始形成的原因。国本之争发生后，两党像仇敌一样相互攻击。此后又发生了妖书案、挺击案，连续多年没有平息。神宗晚年，郑贵妃越发受宠，她的儿子福王在诸子中独受皇帝怜爱。王皇后没有儿子，光宗在兄弟中排行最长，牵系着朝廷内外的人心；而郑贵妃很早就得宠显贵，只要看到天下还有人地位在郑氏之上，就总感到不满，连皇帝也因此左右为难。当时的名流都认为嫡长次序已经确定，请求尽早册立太子，奏章充满了公车署。皇帝大怒，有的官员被贬黜，有的遭受廷杖，这种情况接连不断；但进言的人越来越多，都把遭斥逐当作自己的声名。政府中的沈一贯以及申时行、王锡爵，都主张调解保护，于是进言者连他们也一起攻击。然而皇帝的意向一向已经确定，最终还是册立光宗为太子；至于福王封国河南，所给予的财物极其优厚，其他诸王都不能相比。福王不善于接待宾客，所喜欢的只有倡优和妇女，朝廷内外都认为他不值得畏惧。国本既已确定，两党的冲突反而更加激烈。泰昌、天启年间，又发生红丸案、移宫案，朝廷内争论不休，像蝉声喧噪、沸汤翻滚一样，与挺击案合称“三案”。到魏忠贤执政时，浙党全都归附魏氏，东林党人一个接一个被捕入狱，剩下的人几乎全部遭到斥逐。烈皇帝即位后，魏党众人都被禁锢，终身不得与朝臣同列。崇祯十四年正月，流贼李自成攻陷河南府，福王遇害，世子逃往怀庆。事情传到朝廷，皇帝震惊悲痛，停止上朝三天，哭着对群臣说：“福王是皇祖的爱子，却遭逢国家不幸，遇到灾难凶险；应当用一头特牛到定陵告慰皇祖，用一只特羊到皇贵妃的园寝祭告。”命令河南有关官员改葬福王，负责办理吊唁和助丧之物。世子在怀庆由官府安排馆舍，并按照凶荒时期的礼制供给饮食。不久，世子承袭为福王。福王的元妃黄氏、继妃李氏，都早早去世。福王与潞王先后避贼逃到淮河以南。崇祯十七年四月，烈皇帝去世的消息传到南京，众大臣商议拥立新君，多数意向属于潞王；而东林党担心因三案旧事与福王府结怨，也不利于拥立福王。凤阳总督马士英写信给各位大臣，说福王是神宗的孙子，按长幼次序应当即位。马士英有纵横谋略的才能，起初被太监王坤构陷，谪戍边地。阮大铖名列逆案之中，多次想重新出仕却找不到机会，他与马士英最为友善。崇祯年间周延儒第二次被召用时，阮大铖向周延儒表示归诚，请求推荐自己。周延儒感到为难，于是托请马士英，说：“瑶草重新起用，就是大铖重新起用。”（瑶草是马士英的字。）周延儒入京见皇帝，说马士英有边疆军事才能可以任用，于是起用他为凤阳总督。到此时，阮大铖与马士英谋划拥立福王，因为福王与东林党有嫌隙，福王一旦即位，东林党必然被驱逐，逆案也可以翻案，阮大铖自己也就能够出仕。兵部尚书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广、兵部右侍郎吕大器写信给马士英，说福王有失德之处，没有君主的仪度，不可以拥立。但当时马士英掌握兵权，与大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关系深厚；各将领都愿意按照马士英的意旨拥立福王；吏科给事中李沾从中主持这一主张，于是向宗庙报告拥立福王。五月己丑，群臣劝福王即位，福王推辞谦让，于是让福王在南京监国。这一天，大清军队进入北京。壬辰，任命史可法为东阁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二人都入阁办事。任命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任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仍任凤阳总督。史可法请求把江北划分为四镇，由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分别统领；所收复的中原州县立即归他们统辖，天下平定后，封为上公，爵位世袭。又奏请在扬州设置督师，节制各将领。马士英率领部下渡江，与群臣联名上疏劝进。

译壬寅，福王即皇帝位，把明年定为弘光元年。甲辰，任命忻诚伯赵之龙总督京营戎政，秘密命令参将王之纲到河南郭家寨迎接母妃。李自成派伪制将军董学礼率军南下，抵达宿迁；漕运总督路振飞派兵将其击败，擒获伪防御使武愫。不久，尊皇考福恭王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恭皇帝，尊母妃□氏为孝诚端惠慈顺贞穆皇太后，尊皇祖妣贵妃郑氏为孝宁温穆庄惠慈懿宪天裕圣太皇太后。皇太后、太皇太后这两个称号，都是在生前使用的；嘉靖年间已经纠正前朝的错误，而礼官没有考察，因而又沿用了这个错误。远程加上母太妃邹氏的尊号为恪贞仁寿皇太后，追谥元妃黄氏为孝哲懿庄温贞仁靖皇后，继妃李氏为孝义端仁肃明贞洁皇后。皇帝即位后，史可法任首辅，急忙召集天下名流，以收拢人心。但马士英凭借拥立之功进入政府，内与中宫勾结，外与四镇结交，把史可法调出朝廷任督师，马士英于是成为首辅。四镇之中只有黄得功忠诚勇敢，奉行朝廷命令；其余各镇都骄横强悍，无法依法约束。高杰进封靖南侯，左良玉封宁南侯，高杰封兴平伯，刘泽清封东平伯，刘良佐封广昌伯。史可法到扬州后，被高杰困逼；史可法坦诚地向高杰表明心意，高杰受到感动，愿意为史可法效死。黄得功、刘泽清与高杰交恶，马士英也恼怒高杰被史可法所利用。文武官员离心，朝廷内外瓦解，史可法疲于奔命，而国事日益分裂。皇帝优柔寡断而性情宽厚，政事全都委任大臣处理，不在中间加以控制。由于这个缘故，法纪全都废弛，朝廷大臣没有不放纵行事、互相贿赂的；宦官揽权贪贿尤其严重。他们自从跟随福王府流离奔逃以来，便把攫取钱财当作衣食来源，皇帝也怜悯他们而不加罪责。到阮大铖入朝后，党争的祸害又更加严重，进谗陷害之事极多。因此皇帝在宫中常常跺脚，说：“马士英误了我！”然而大权已经旁落，也无可奈何。皇帝又多有声色方面的嗜好，自六月庚辰下诏选取淑女以后，访求淑女的使者四处派出，有见识的人早已料定他不能善终。诚意伯刘孔昭奏劾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李沾（也升任太常寺少卿）奏称吕大器在拥立策划时怀有二心（这两人都是阮大铖一党）。皇帝说：“朕遭逢时运不济，痛念君父，哪里还有心思贪恋帝位？只是因为宗庙社稷关系重大，才勉强承担这一重任。” 对于参与拥立策划的臣子，朕已经明察知悉，其余的就不必深究了。不久，张慎言和姜曰广等人都因为争论阮大铖是否出仕而相继辞职离去。马士英推荐前光禄寺卿阮大铖，说他懂得军事，于是赐给冠带，召入朝廷见皇帝。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王孙蕃、陈良弼、大理丞詹兆恒、应天府丞郭维经、怀远侯常延龄等人，接连上奏说阮大铖名列逆案，不应召用。皇上对这些奏疏没有听从。阮大铖入朝应对，称合乎皇帝旨意，并且伏地哭道：“陛下知道父亲和君父的仇还没有报，难道也知道祖母的仇还没有报吗？”他借三案挑动激怒皇帝，皇帝大怒。从此开始，安远侯柳祚昌又推荐阮大铖，任他为兵部右侍郎，巡视江防，不久晋升为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刘宗周上疏弹劾，皇帝没有听从。

译七月己丑，任命左懋第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使燕京。高杰、刘泽清举荐前总兵陈洪范作为副使。到达燕京后，左懋第不屈而死；陈洪范暗中输诚投降，并请求南下充当间谍，到了南方后，秘密上奏说黄得功、刘良佐与敌人相通。二人上疏自我辩解。皇帝说：“这是敌人的反间计，不值得相信。”陈洪范不久请假离去。后来陈洪范奉太后并挟持潞王，在杭州投降。自从李自成败退西安，山东各州县杀掉他的伪官，重新替明朝守卫；然而南方朝廷没有一个官员、一名士兵出河北，从济宁以西全都向北投降，只有济宁设置守军。八月，大清军队进攻济宁，攻下了它。在此以前，刘宗周在原籍，自称草野孤臣，请求皇帝亲自出征，又说四镇不应封爵。姜曰广拟定优厚的诏旨，准备交付史馆保存；刘宗周接连上疏，说朝廷内外的臣子都可以诛杀。四镇都很愤怒，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分别上疏弹劾刘宗周，说他激变军心，动摇皇帝的车驾。三人又与黄得功联名上疏，说姜曰广等人图谋危害社稷。四镇日益横行，而马士英借此驱逐姜曰广、刘宗周，任用阮大铖。从此，朝廷中的权力，藩镇都能够操纵了。当初，阮大铖因列入逆案而被废黜禁锢，隐居在金陵城南，沉溺于歌舞伎乐。当时，东南名士继东林之后兴起，被称为复社，常聚集在雨花、桃叶一带，品评人物，议论纷纷；礼部仪制司主事周镳实际上是盟主。他们诋毁阮大铖，不遗余力。阮大铖曾把梨园子弟当作间谍，每当听说名士们饮酒聚会，必定派一两个人混进伶人的另一部，偷听名士们的谈话。但名士们酒兴浓时，总是伸手指骂阮大铖，以此为快；阮大铖听说后，就咬牙捶床，极其怨恨。适逢流贼扰乱江北，烽火烧到瓜步、浦口，名士们担心阮大铖将要替流贼充当内应，于是刻印《留都防乱公檄》来声讨他。无锡顾杲是带头者，贵池吴应箕、刘城，宣城沈寿民、唐允甲，宜兴陈贞慧，松江徐孚远，吴县杨延枢、钱禧，以及归德侯方域等数百人都附和参与。阮大铖内心怨恨又害怕，独自逃到牛首山的祖堂躲藏，却让自己的心腹收买檄文；檄文越收缴，流传得反而越广。阮大铖的门客对他说：“周镳的名声，正因为辱骂您而提高；各位名士和党人又因为辱骂您而向周镳献媚。”于是阮大铖对周镳以及各位名士恨之入骨，想着有朝一日得志，就发动大狱把他们杀掉，只是还没有找到借口。等到阮大铖骤然显贵并掌权后，他与宦官亲近，驱逐进谏的官员。逆案中的人，如袁宏勋、杨维垣等，也依次被起用。先凭借流言逮捕周镳和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演祚，关进刑部监狱；接着又派吏卒审讯，并捕捉囚禁各名士。校尉纷纷出动，善良正直的人因此逃散一空。制定按从逆情节分为六等的条例，凡是素有声望、又不讨阮大铖喜欢的人，就随意塞入其中；有些真正失节的人，反而可以用贿赂免罪。群臣每天上书互相诋毁，皇帝也感到厌烦。皇帝下诏说：“朕遭逢百六之运，车书阻隔，正要依靠群臣的谋略，不久便返回故都。然而文武官员互相争斗，导致意见分歧日益严重。先皇帝天资英断，把各种意见汇聚起来；如今上天不降安康，过错难道在先皇帝吗？你们各位大臣还应以过去的教训为鉴，精诚洁白自己的内心，匡扶恢复王室。如果水火不能相容，刀兵又再次兴起，天下的事情经不起再一次败坏，那你们将把朕看成什么样的君主？”皇太后从河南到达南京，皇帝派灵璧侯汤国祚到南郊告祭。杨维垣追究三朝党争。皇帝说：“小人急于争竞，不难歪曲诬陷君父来满足私欲，姑且不再追究。”至于《三朝要典》，礼部访求搜集，送入史馆，以保存列圣慈爱孝亲的事实。又奏称逆案中有许多冤枉者，吏部应分别起用。九江督袁继咸上疏说：《三朝要典》已经被先帝焚毁，不应保存。左良玉也上疏议论此事。皇帝说：“这是朕的家事，列圣父子兄弟数十年间从未有隔阂。各位大臣妄自兴起诬陷构陷，如今相关的人几乎都已死去，这与在朝大臣的功罪无关。朕已经全部从宽赦免，不必疑忌猜测。”袁宏勋奏称袁继咸庇护三案，袁继咸上疏自我辩解。皇帝说：“袁继咸身负守卫疆土的职责，应当一心办贼，不得借端制造事端。”此前，湖广巡抚御史黄澍因议论马士英被逮捕，依靠左良玉而没有到任。太监何志孔与左良玉关系尤其亲密；而吕大器先前弹劾马士英，说他以入朝为名，横行占据政府，卖官鬻爵，请求皇帝罢免斥逐他。皇帝没有听从。吕大器不久辞官离去。到这时，逮捕他的命令下达，他也没有到京。失职的臣子逐渐挟持藩镇来抗拒朝廷。当时，一般官员若不行贿就不能入仕；政府与宦官、勋戚、藩镇，都能够操纵官员的任用和罢免。吏部尚书徐石麒不能履行职务，离开职位。兵部贪污受贿尤其严重，奸民带着大量金钱进入京城，当天就可以成为大帅。前任官员仍在任，而后任官员已经升任的情况比比皆是。等到新旧任官员抵达任所相互争夺时，朝廷于是命令□者等待空缺。旧任官员想保住职位，仍然交纳贿赂；新任官员也增加贿赂，来求旧任官员尽快离去。武官横行霸道，城中百姓没有人敢指责他们。阮大铖一党更加势盛，张孙振、赵之龙、冯可宗都成为他的爪牙，每天把报复怨仇、杀人为事。他们的主要用意，是设法离间骨肉亲属，用非常手段危害、动摇皇祖母宫中的各位名流。拥立皇帝时，持有不同意见的只有几个人；但马士英等人想夸大自己的功劳，凡是有人弹劾他们，就一定用这件事诬陷对方。弘光元年春正月，开封总督许定国向北投降，诱杀兴平伯高杰。

译二月，鸿胪寺少卿高梦箕上奏说，先帝的太子在杭州。此前有个妖僧叫大悲，从北方来，自称是先帝，后来又自称齐王，又自称潞王。把他交给镇抚司审讯，他又说自己是神宗的儿子，因为宫廷内部有嫌隙，被寄养在民间，长大后才做了和尚。供词牵连到潞王以及前宰相申时行、礼部尚书钱谦益。于是潞王常淓上奏说这个奸僧污蔑诽谤，户部侍郎申绍芳替祖父申辩冤屈，钱谦益上疏自我申明，皇帝都下旨加以慰谕；但张孙振、阮大铖想借此发动大狱，制作匿名帖子，散布在大街上。天下的清流人物，如徐石麒、徐汧、陈子龙、祁彪佳、夏允彝、杨廷枢等，都被列入其中。马士英性情疏放，本来不想杀人，而大悲所说的事情又没有牵连到他，于是案件便停止了。二月月底，在市集上处死大悲；第二天，国内便传言说：“太子到了。”皇帝起初看到高梦箕的奏疏，非常高兴，派宦官追踪查访，在钱塘江边找到了这个人。三月初一到达京城，朝廷大臣和百姓拥挤观看，人人面露喜色。第二天，才知道他是高阳县男子王之明。其□头发垂到肩上，肌肤白皙，但举止轻率，身体弯曲，面容带有愁苦之色。他刚到时，住在兴善寺，后来迁到锦衣卫冯可宗的宅邸。皇帝驾临武英殿，命群臣以及左春坊左中允刘正宗、右春坊右中允李景廉、前詹事府詹事方拱干等人审视辨认；刘正宗等人都曾是东宫讲官。方拱干上前后，王之明指认他为方先生。等问刘正宗等人时，他们都不认识王之明。又问东宫讲书在什么地方，讲过什么书，练习什么字体，回答都不相符。兵科给事中戴英进言说：“先帝十六年冬天，先帝在中左门亲自审讯吴昌时，太子当时侍立在旁边，你还记得吗？”王之明回答不上来。群臣围绕着反复追问，他才说姓名是王之明，是已故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曾经在东宫担任侍卫。家破后向南逃亡，在旅舍遇到高梦箕家的仆人穆虎，于是与穆虎同住同行。穆虎教他这样做，他便假称太子。至于方拱干，则说自己在担任侍卫时就认识他。群臣把情况上奏后，将王之明交给中城兵马司监狱。王之明在狱中嬉笑自得，喜欢饮酒，酒兴浓时就放声高歌，整夜不停。狱中囚犯中与他亲近的，问他：“你果真是太子吗？还是假冒的？”他都不回答。过了几天，皇帝派宦官张朝进与东宫伴读邱志忠到锦衣卫召王之明，再次审视辨认，王之明的脸色十分恐惧。志忠仔细审视了很久，说道：“太子认识我吗？”王之明没有回答。锦衣卫从容地劝他不要害怕。之明只是说：“算了，算了。”志忠仰天祷告说：“凭先帝的仁厚圣明，却遭逢祸乱到了这种地步，如今连一个血脉后代也没有，天下人都为此悲伤。如果你果真是先帝的儿子，愿上天启发你的内心。”说完便捶胸顿足，放声大哭。之明始终不说话。当时，天子昏暗软弱，马士英、阮大铖混乱朝政，人们都义愤填膺，全都说这个太子是真的，谣言纷纷兴起，一人倡导，百人附和，无法制止。法司把王之明一案上报。皇帝说：“这一定是奸人授意，企图图谋不轨，并不是高梦箕一个人能够办成的。法司应当严密查访其往来踪迹以及主使之人。”原来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又想借此制造大狱、陷害清流，而高梦箕遭受酷刑，是想逼他牵连他人。梦箕大声说道：“把别人的罪名加在我身上，也不能使我屈服。”于是人心更加恐惧，民间都指称马士英等人共同谋害太子。黄得功上疏说：“先帝的儿子，就是陛下的儿子，如今真假还没有辨明，只有想尽办法保全他，才能向天下人和舆论交代。假如立即加害于他，即使他果真是冒充的，天下人也一定会因此认定他是真正的东宫太子。”于是命令把他养在狱中，等向天下的愚夫愚妇发布公告之后，再依法处死。袁继咸和湖广巡抚何腾蛟都上疏，请求保全太子。刘良佐也一并谈到太子和童氏的事情，说皇上被群臣欺骗，将要使天伦关系彻底断绝。童氏是河南人，自称是皇上的元妃。河南巡抚越其杰、巡抚陈潜夫相信了她，按礼仪护送她到京城。皇帝大怒，把童氏交给锦衣卫监狱。童氏容貌美丽，却非常□。秉笔太监屈尚忠到狱中察看她，一见面就知道了她的姓名，但她所说的王宫事情有许多不合之处。于是对她施刑，她说自己曾在福王府中是西宫妃子，后来又是邵陵王宫中的宫人。她还说：“我和王分别时，咬破胸部留下记号，又分开金子作为信物。分别以后生了一个儿子，如今已经四岁了。”她在狱中一边号哭，一边不停地念着自己的儿子。受刑以后，她声称有病，皇帝命令医生调治，等候审讯，不要让她死去。于是医生不断前去诊视。一天，她忽然不肯喝药，要求狱官替她祈禳。她自称自己的生年干支，说自己已经三十二岁，生日是八月十三日子时，并且和丈夫同日同时出生，而丈夫比她大七年零一个月。狱官假装替她书写符箓祈祷，童氏道谢说：“我不会忘记先生的。”过了几天，她生下一个男孩，便嘱咐狱中的妇人和服侍她的人说：“不要泄露此事，泄露了我一定会死，也会连累你们。” 于是便把孩子扔进厕所中。后来她又被押入刑部监狱。五月壬辰日，皇帝出逃，京城陷入混乱，童氏出狱，不知后来去了哪里。

译在大悲和尚被诛杀之后，王之明和童氏先后出现；与此同时，有个穿戴衣冠、装扮成道士的人径直进入西长安门，守门人阻止他说：“我就是天子。你没有听说黄牛背上绿头鸭吗？”守门人把他抓住，发现他装出癫狂的样子。上奏之后，打了他一顿杖便释放了。过了一天，又有一个穿青衣的人进入西华门，经过武英殿，几乎进入西宁宫——那里是太后居住的地方。守门人呵斥他，他却说：“把御床拿来，我今天要登基。”于是把他擒住，送到锦衣卫审讯。他自称詹有道，是南京人；平生信奉佛教，说佛拥护他入宫登极之类的话。上奏后，皇帝命令打他一百杖，他的皮肉却没有受伤，也没有发出声音。给他套上枷锁时，他已经死了。当初，皇帝看到刘良佐的奏疏时说：“朕的元妃是黄氏，由先帝册封，不幸早早去世；继妃是李氏，也已经殉难。朕即位之初，就追封她们为皇后，并下诏告示天下。你身为大臣，难道不知道吗？童氏冒充朕的妃子，朕当初只是郡王，哪里会有东宫、西宫？况且她说自己是邵陵王宫人，真假还没有完全查清。王之明是王昺的侄孙，避难南来，高梦箕的家丁穆虎教他冒充东宫太子，如今正在严加审讯。” 如果他果真是真太子而不是冒充的，朕在夫妇、伯侄之间难道会没有天性吗？何况宫中有许多曾与朕共同经历患难的人。朕对先帝没有丝毫嫌隙，只因宗社没有主人，不得已接受群臣的请求，勉强承担重任，哪里会有贪图天下的心思，去加害先帝的血脉？朕与夫妇之间的感情，又岂是群臣所能欺骗的？只是太祖的天潢贵胄、先帝的遗体，不能让异姓顽童混淆宗社；宫闱风化关系重大，岂能容许妖妇擅自闯入！国家有大纲，法律有常刑，你不得轻信妖言讹传，妄自产生疑议。”于是命令法司先把这两案的事实审查清楚，向朝廷内外昭示，以消除众人的疑惑。然而流言一天比一天严重，大军已经攻取盱泗，经过徐州，正迅速逼近仪州、扬州。左良玉在先帝时骄横放纵贼寇，酿成亡国之祸；皇帝即位以后，他又多次上书，侵扰朝政。听说有太子一事后，他上疏说：“大臣蒙蔽君主，危害皇储。”当时左良玉正患病，他的儿子、中军都督府右都督左梦庚性情凶狠狡猾，于是起兵反叛，以奉太子密旨诛杀奸臣马士英为名，攻陷九江。左良玉病死后，左梦庚又攻陷东流、安庆，京城戒严，公、侯、伯分别守卫城门。征调靖南、广昌、东平的军队入京护卫，命史可法到江北调度，命阮大铖率兵巡防上江。大军到来后，没有人抵抗。等到大军已经到达仪州、扬州之间，马士英等人却都说没有忧患，还想借北方军队来击破左良玉。杨维垣等人请求追赠、抚恤三案诸臣刘廷元等二十一人，并恢复他们原来的官职，仍按等级分别给予赠荫。又在狱中杀死周镳、雷演祚，并在市中杀死前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光时亨素有清望，因为阻止南迁而被捕入狱；到这时，又与投降贼寇的周锺、武愫一同被杀，以此羞辱他。皇帝说：“朕身为天子，难道还要计较平民过去的嫌怨吗？凡是曾得罪皇祖妣、皇考的人，从今以后都不要追究。文武群臣，如果再把过去的事情写入奏章来污蔑他人，治罪。”都督黄斌卿等人在铜陵与左良玉的军队交战，将其击败；黄得功在■〈足反〉子矶大败左梦庚的军队。进封黄得功为靖国公，世袭罔替。加封阮大铖为太子太保，诸将各自升官并按等级给予荫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二十一人〕 四月丁丑日，大军攻破扬州，史可法为国而死。五月丙戌日，赵之龙秘密派遣使者携带降书，请求大军渡江。使者遭遇大风，船几乎倾覆。庚寅日，京城白天昏暗，大军抵达南岸。壬辰日，皇帝前往太平，临幸黄得功军营，阮大铖跟随。马士英护送太后前往杭州。第二天中午，数百名奸民攻破中城兵马司监狱，放出王之明，称他为皇太子，拥护他进入宫中。宫中的金帛、器物和珍玩几乎被抢掠一空。有个太学生徐踽，手持奏表，号召军民入宫劝进，却没有人响应。赵之龙逮捕徐踽，将他杀死。乙未日，保国公朱国弼入宫，把王之明带出来，幽禁在另一间屋里。大军到达后，朱国弼把他献上，后来不知王之明的下落。有人说，主兵的人派王之明离开，王之明不肯，于是留在军中，做了仆役一类的工作。百姓又聚集起来，杀死马士英过去统领的黔兵及其姻亲党羽，砸毁民宅，抢劫财物。赵之龙逮捕了几十人，将他们斩首，城门白天也关闭了。皇帝出逃时，群臣自杀的有十多人；吏部尚书张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维垣是阮大铖、马士英一党，到了晚年却自杀，人人都对此感到惊异。钱谦益本是东林党的首领，文章和气节闻名天下；先帝时被邪党排挤，几乎丧命。皇帝即位后，起用他为礼部尚书，他却与各个邪党合流。大军到来时，钱谦益投降，并把阮氏以及几名妃嫔献给豫王作为见面礼。阮氏是诸生阮晋的女儿，钱谦益选她为帝后，但她和其他妃嫔都还没有入宫。到了这时，钱谦益把她献出；豫王又把阮氏赐给孔有德。钱谦益被授予内院学士，不久便罢官回家。乙未日，豫王到郊坛，赵之龙率群臣出城迎接。己亥日，豫王进入南京，降将刘良佐率军到芜湖劫持皇帝车驾，投奔大军，黄得功为此战死。丙午日，皇帝到达南京。甲寅日，皇帝被押往北方。顺治丁亥年五月初六日，皇帝驾崩。

译马士英逃往杭州时，杭州人不肯接纳他，他在钱塘江上徘徊观望。当时鲁王在绍兴监国，唐王在福州即皇帝位，改年号为隆武。山阴王思任写信给马士英说：“阁下文采风流，是我一向敬仰的。当国家破亡、众人疑惑之际，您拥立新君，却立即骄气满腹，把持政权根本，掌握兵权，从不谈论战守之事，只用声色来迎合君主，固结门户、结党营私，以致人心瓦解，士气低落。叛兵到来时束手无策，强敌来临时望风先逃，导致皇帝车驾颠沛流离，社稷沦为废墟。看到这种茫然局面，谁应该承担罪责？我替阁下打算，不如准备一盂清水，自刎以向天下谢罪，那么忠贞愤激之士还可以原谅您。假如只想保全首领，也应当立即交出兵权，授予正直的大臣，呼天抢地，来召集豪杰。如今您却逍遥地停留在江上，走贾似道的老路，世人已经讥笑褚渊了，连牙齿都感到寒冷，您还想来投奔我们越地！我们越地是报仇雪耻的国家，不是包藏污垢、容纳罪恶的地方。我将先投身胥涛，请求以素车白马来拒绝阁下。”马士英渐渐进入浙东，持两端观望。多次交战失败后，马士英与总兵方国安、大学士逢年一起向北投降，但仍然与隆武朝廷往来，被大军察觉后，在黯淡滩一同被斩首。阮大铖逃往浙江金华。在此以前，阮大铖已经先于马士英投降。金华人朱大典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守城，而朱大典过去曾在南方担任督师，和阮大铖共事。到这时，阮大铖来到城下，自称处境困窘，前来归附；朱大典怜悯他，把他接纳进城，作为内应。金华城被攻破后，大军屠城；朱大典自杀，全家五百人都自焚而死。大军于是接连攻取金州、衢州各郡县，将要越过仙霞岭。大军到达青浦扎营时，恰逢阮大铖有一点小病，军中与他亲近的人对他说：“您年纪大了，难道不怕跋涉劳苦吗？我们先越过山岭，您暂且留在这里调养，慢慢到福州去，怎么样？”阮大铖勃然变色说：“我虽然老了，还能拉强弓、骑快马；况且如今要攻取七闽，没有我怎么行？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又慷慨叹息道：“这一定是东林、复社的人来离间我。”军中不明白东林、复社是什么意思，便说：“请您上路，我们不敢阻拦您。”第二天越过山岭时，阮大铖下马步行，轻捷得像飞一样，指着那些骑马的人骂道：“你们这些年轻力壮的男子，反而还不如我这个老秃翁！” 他左顾右盼，精神矍铄，军中人很是以此壮其声势。走到五通岭时，他便气喘急促，呼吸接不上来，坐在一块石头上，随即死去。他的家人最后才到，看见他已经死了，便下山买棺材；但当时沿途居民都逃散了，遍处寻找也找不到棺材，过了一两天才把■〈血上廾下〉木门送到岭上。恰逢天气酷热，尸虫遍布道路，最后只剩下腐烂的骨头。

译唉！南渡后建立的国家，仅仅维持了一年就结束了。党争祸乱的局面中，东林、复社人士大多以风节自持，然而议论高谈而办事功业稀少，喜好名声、沽名求直，最终激成大祸，终于导致宗社覆亡、神州沦陷。那些鄙陋小人，又哪里值得诛杀呢？从当时直到今天，人们把责任归咎于软弱君主的昏庸，丑恶的言语肆意诬蔑，像野史记载的那样，有些甚至超过了事实；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甚至说皇帝不是朱氏的儿子。这两个人都亲身遭受过党争之祸。大致说来，他们认为童氏是真皇后，而皇帝害怕事情败露，所以不肯与她相见。这是由于怨恨而失于考察。看皇帝所说，宫中的妃嫔有许多曾与他一同经历患难；在流离颠沛之后，他不能断绝夫妻之间的情爱，一方面可能是庆幸旧日感情仍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痛恨冒充者的荒诞虚妄，这些都无法确定。而王之明一事，直到今天仍然流传，人们还把它当作真的。我特意把这些说法详细记载下来，来告知后世。太子性情仁厚而软弱，十岁时行冠礼、手执圭玉，接见群臣，举止进退没有失去尺寸。开始讲学以后，出居端敬殿。皇帝亲手下诏，称讲官为先生，称其他官员为官名。群臣进呈讲章，皇帝亲自删改订正。太子对于经籍，大多是在宫中诵习的，书法尤其精工。太子长大以后，元旦早朝时没有一次不在皇帝身旁。皇帝有所诛杀或赏赐，总要叫他一同观看，还对他说：“群臣所上的奏书，大多是替人营私、解救罪过，故意使用浮夸言辞来试探我，你不要被他们欺骗。”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人后来是怀隐王，一人后来是定王，所以宫中称定王为三皇子。永王年纪与钧（？），是田贵妃所生。当贼寇攻陷京城时，皇帝坐在便殿，命宫人说：“把主儿叫来。”所谓主儿，就是太子和二王。太子、二王还穿着平常衣服进来，皇帝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不换装？”急忙命人拿破旧衣服来。皇帝亲自替他们解下衣服换上，又亲手系好衣带，并告诉他们：“你们今天还是太子，明天就可能成为平民。在战乱流离中，要隐藏形迹，藏起姓名；遇到老人就称呼他为翁，遇到年轻人就称呼他为伯、叔。万一能够保全性命，要回来替父母报仇，不要忘记我今天的话。”太子、二王以及左右侍从都放声痛哭。朝班混乱，皇帝起身，进入后宫，已经驾崩了。皇帝不久前曾传朱谕到文渊阁，命成国公朱纯臣总督内外诸军事，托付他辅佐、保护东宫。恰逢阁臣都已外出，中宫把朱谕放在案上离开，朱纯臣和太子都不知道这件事。贼寇进入京城后，在内阁中发现朱谕，便逮捕朱纯臣并杀死他。朱纯臣没有其他才能，皇帝只是因为他是元勋、位列班首，所以把太子托付给他。太子被贼寇俘获，拘禁在贼将刘宗敏那里。李自成向西逃窜时，有人看见太子穿着红衣、骑着马，跟随在李自成身后。左懋第出使北方时，秘密写信给史可法，说太子在燕京。史可法曾经因为王之明一事上疏争辩；得到左懋第的书信后，很是后悔，便写信给马士英，转述左懋第的话，并且说当时有伪后、伪东宫两件事，实在令人深为惊怪叹息。马士英于是把史可法的信刻印出来，公开散发。当初，贼寇带着太子出城后，太子不知用什么办法从贼寇手中逃脱，徒步走到前嘉定伯周奎家中。周奎是烈皇后的父亲、太子的外祖父。当时，太子的姐姐长公主寄养在周奎家里，见面后掩面哭泣，周奎全家跪拜称臣。不久周奎害怕惹祸，便对官府说：“太子不知道是真是假，如今在我家，我不敢隐瞒。”于是召集许多旧臣来辨认他，有人说是真的，有人说是假的；说是真的人，后来都被杀死。太子在狱中被绞死，京城人都说这个阴谋出自大学士谢升。谢升在崇祯年间官至宰相，后来告假在家居住。弘光年间，加封谢升为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但那时谢升已经北去了。到了这时，因为太子一事，京城人包围他的宅第辱骂他。谢升心中不安，请求告假离职。不久他死去，自称看见钱凤览化为厉鬼把他杀死。钱凤览也是主张太子是真的、后来被杀的人。此前，弘光元年二月，传言太子和二王都已经遇害，于是谥太子为献愍王，定王为哀王，永王为悼王。谨按《顺治实录》记载，周奎出面告发太子一事，他的言辞处在真假难辨之间，而二王不知下落。我考察崇祯十一年四月己酉夜，荧惑逆行至尾宿八度，被月亮遮掩；五月丁卯日，退到尾宿初度，渐渐行至心宿。心宿，是太子的象征。郗萌说：“荧惑侵犯太子星，太子忧虑；侵犯庶子星，庶子忧虑。”到了崇祯十七年十月，前星下移四、五度。太子抚军监国，本来不应离开自己的位置；如今前星下移，是主持宗器的人已经死亡的征象。唉！明朝的灭亡，虽然说是人事造成的，难道不也是天命吗！《东林本末》序 （全书共六卷，收藏在陈其年维崧太史家。） 东林，是门户的别称；门户，又是朋党的别称。小人想使国家中空无可用之人，必定要给人加上朋党的罪名。于是，东林这个名称最为显著，所遭受的祸患也尤其深重；但他们究竟对国家有什么亏负呢？东林争论真伪；真正的东林人士一定不会辜负国家，冒充东林的人反而会辜负东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大概事情发生至今已经五六十年，流传下来的说法大多失去了事实真相。因此出现冒充者，也是形势造成的。如今所谓东林，又比过去发生了一次变化：过去只是想把他们禁锢在林下，如今更要把这种禁锢扩大到民间。太平盛世哪里会有党锢之事？无论朝廷还是民间，也不过是辨明真伪罢了。我因此分条编次其始末，使读者有所考察并有所感悟。●《东林本末》（上） 门户始末（姑且从并封说起，至丁巳年京察为止，尚未涉及熹庙。）

译我曾经考察国家的败亡，从来没有不是起因于小人倾害君子这一件事；而小人倾害君子，也从来没有不是借托于“朋党”这一说法。汉代有顾厨俊之祸，唐代有清流、白马之祸，宋代有以新法、伪学为名，把所谓党人流放的祸患，这些祸患都加在君子身上，而国运也随之灭亡。谈到这些事，真不知道贾生的眼泪流尽之后，是否还要继之以血泪。然而，党锢之祸的发展虽然十分猛烈，它的源头却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宋代的党锢，在元符年间达到极点；但蔡襄所作《四贤不肖诗》，已经是它的开端。昭代的党祸，在万历丁巳年间达到极点；但嘉隆年间以及各政府时期，已经开始逐渐形成。所以从张凤盘（名四维）以前，向上追溯，如张太岳（名居正）、高中元（名拱）、徐存济（名阶）、严介溪（名嵩）、夏桂洲（名言），他们专擅权力、结党排斥异己的情形十分明显，任凭个人好恶行事，而没有人敢于议论他们。然而，他们的局面专门在于攻击前人，所以一旦其中一人败露，作为他的鹰犬或被他斥退的人，转眼之间升降就会彼此不同。因此，君子不会长久被禁锢在山林，小人也不能始终占据要津。自申瑶泉（时行）以后，逐渐往下，如王荆石（锡爵）、张洪阳（位）、赵瀫阳（贞吉）、沈蛟门（一贯）、朱金门（赓），他们的手段更加巧妙，结党排斥异己的方式更加诡秘，托身于宫廷和政府之内，而没有人能够看透。而且，他们的局面专门在于援引后进，所以衣钵相传；凡是受到他们庇护或排斥的人，即使换了位置，任用或罢免仍然像从前一样。因此，君子最终如同硕果仅存，小人却终究像蔓草一样滋长。远处的事情姑且不谈，试就万历年间来说。张凤盘罢职后，申、王二人富贵显达，许颖阳（名国）也参与其中。他们在朝廷议论册立太子时，天潢贵胄的次序本已确定，谁敢扰乱它！可是申、王二人献媚，暗中主张把三王同时封立。众人纷纷争论，于是他们就被诬称为党人。后来册立已经确定，工部主事某人请求制造太子的仪仗。恰逢皇帝发怒，想依法处置他。当时申、王、许三人受到舆论压力，便具疏营救。申、王又害怕这件事触怒皇上，于是暗中上密揭，把过错推给许国，却不承认先前的奏疏，自以为把事情隐瞒得很好，神鬼都不会知道。没想到皇上竟然把他们的密揭发出来，以堵塞朝廷的议论。黄正宾因此把这件事抄录揭发，众位正直之臣又加以纠劾，他们于是再次被诬称为党人。甲午年，申、王二人已经败退，许国也辞官，改由赵瀫阳、张洪阳主持国政，沈蛟门也参与其中。一天，张洪阳替他的私人关系向掌管铨选的人请托，掌铨者没有答应。恰逢传旨考察，铨部四司全部被罢职，众位正直之臣鄙薄他们。不久辽阳发生倭寇变乱，张洪阳、沈蛟门主张作战，赵瀫阳与石星主张议和。议和已经决定后，主张作战的人又私下偏袒总兵李如梅。恰逢麻贵一天之内打败倭寇十一阵，倭寇退守釜山，疲惫困顿到了极点；麻贵对辽抚杨镐说：“今天乘胜进攻，就可以把这些丑类全部歼灭了。”当时杨镐因为李如梅还没有到，便鸣金收兵。原来杨镐和李如梅结盟，害怕李如梅不能参与这次功劳。第二天早晨，倭寇已经筑好营寨，李如梅才到，杨镐想要进攻。麻贵不同意，说倭寇已经有所防备，进攻一定会失败。杨镐不听，带兵前进。倭寇利用弩和火铳，借着风势迎战，杨镐与李如梅、麻贵仅仅保住性命逃脱。辽阳的精锐部队全都丧失在这场战斗中，于是杨镐把实情隐瞒不报，只有兵部主事、赞画丁应泰上疏把事实报告朝廷，弹劾张洪阳、沈蛟门、杨镐等人。于是张洪阳和杨镐奉旨罢职为民，赵瀫阳死去，沈蛟门独自留任，他所造成的祸患于是更加严重。接着考察丁应泰，以“不谨慎”的罪名治罪；又使给事中徐观澜几乎死去，并诬陷徐观澜的亲家、侍郎张养蒙，使他被罢职。不久，朝廷推选沈龙江（名鲤）、朱金庭。朱金庭是沈蛟门的私人，沈龙江却是皇帝特别宠信的人。于是申瑶泉写信给沈蛟门说：“蓝面贼来了，要做好防备。”原来沈龙江任宗伯时曾与申瑶泉不合，申瑶泉害怕他怀恨自己，想与沈蛟门谋划陷害他；因为沈龙江脸色青黑，所以称他为“蓝面”。然而沈龙江正直方正、操守清白，没有可以攻击的地方；恰好徽商程守训等人贿赂内使，以矿税之事打动皇帝，沈龙江上疏极力阻止。沈蛟门既想迎合皇帝的意旨，又贪图税使的馈赠，于是宦官四处出动，天下骚动；偶尔有人进言，而沈蛟门的鹰犬姚文蔚、陈治则、杨应文、钱梦皋等人，便顺承风向、迎合圣旨，竭力排挤进言者。他们最严重地违背公众舆论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楚狱。原来楚抚赵可怀先前因为在家乡强占人的田宅，不能容于乡里，私自逃往长安，重金贿赂沈蛟门；于是使赵可怀出任楚抚，嘱咐他曲意庇护陈奉。赵可怀到任之日，就大失民心。不久，楚藩因为借王相互攻讦，楚王送入金钱，并且贿赂沈蛟门。各藩王厌恶他的行贿行为，渡过长江把他劫走，赵可怀于是被定罪为劫夺贡物，不等上疏请示，直接施加酷刑。各藩王依据《会典》争辩此事，而百姓痛恨赵可怀庇护陈奉，便乘机逼迫并杀死了陈奉。赵可怀、沈蛟门于是以大辟罪处置各藩王七人，把数十人关进高墙；杀戮太多，舆论于是共同愤怒。第二件是妖书。那部妖书是越人赵士祯刻印的，大概是为了赞美沈蛟门有功，而东宫诸人没有出力献媚。起初，没有别的异常。蛟门于是用挑动、激怒圣上的办法，大肆搜捕京都，先后想逼死沈龙江，大概是因为在议论税矿之事上与他意见不合。龙江说：“妖书如果果真是我编造的，我应当死在西市，绝不会自缢。”又想逼死郭正域，大概是因为正域揭发了楚地送给蛟门礼物的事情。于是下令士兵包围他的宅第，把他的家仆关进狱中，正域几乎不能保全性命。走到杨村时，又派精锐士兵把守，使他不能离去。他的夫人摘下簪子和耳饰，让小女儿拿去换取柴米，以供日常使用。后来总漕李三才得到释放，众人都愤怒于蛟门过于险恶狠毒，便一同上疏弹劾蛟门。丙午年，李三才也上疏议论一贯和沈鲤不和，认为这有损圣政。蛟门于是秘密上奏，请求逮捕审问李三才、沈鲤、郭正域。皇上惊讶地说：“怎么会因为一个阁臣，逮捕一名同官、一名侍郎和一名督臣？一贯果真病了吗？”所以批复他称病的奏疏说：“卿既然有病，着令等待以后命令。”蛟门这才离开职位。然而他害怕龙江留下来，日后一定会成为祸患，于是暗中贿赂司礼，使其撼动龙江，拉着他一同离去。他又担心三才进入掌管总宪的职位后，揭发他制造妖书、处理楚狱的过失，便让姻亲邵辅忠弹劾三才，使他离职。蛟门的愤怒这才消散；但蛟门的党羽如钱梦皋等人，过去依靠蛟门才能留在职位上，一旦蛟门回去，便失去了所受庇护，都只怕辛亥年的考察对群小极为不利。

译于是，他们以东林为纲，以淮抚秦□为目，结成一张大网，没有人不被推入其中。在考察前先行发动攻击以求自保的，有王绍徽、郑继芳、刘国缙、金明时、南中的钱策、刘时俊等人；在考察后谋求翻案的，有秦聚奎、朱一桂、乔应甲、徐兆魁、周永春、姚宗文、张凤彩、彭维城、孙绍吉、陶子顾、马从龙、王三善、南京的王万祚、曾陈易、周达、高节等人。所幸掌管铨选的诸位贤臣，拼着不要这一官职，竭力促成了这个局面；而小人的愤怒更加肆无忌惮，君子的处境也更加危险。等到考选一下，元凶刘廷元、李征仪、潘汝桢等人，有的借汤、韩之事挑起嫌隙（汤、韩指宾尹和敬），使浙、宣两地联合；有的趁荆、熊之事制造机会，使楚、秦两地联合；有的借排斥攻击顾、李两人，使三吴联合。王图、假亓诗教把持，成为首恶；倚仗方中涵，视他为泰山；他们诬陷正人是“四凶”，辱骂为“五鬼”，并排斥、竭力斥退他们。大臣如孙丕扬、孙玮、王象干、吴达可、翁正春、张养蒙、孙慎行、吴桂芳、叶台山、崔景荣、徐宗浚、陈荐，也相继被驱逐。京堂官如朱吾弼、胡忻、叶茂才、朱国桢、朱世桢、郭昌、朱延禧、南师仲、朱光祚、冯上知、欧阳东凤、吴正志、金士衡、吴炯等，也相继被逐。科臣如曹于忭、李瑾、张国儒、李成名、孙振基、张键、梅之焕、麻喜、段默、熊明遇、张笃敬、韩光佑，也相继被逐。台臣如孙居相、汤兆京、吴亮、彭端吾、李邦华、周起元、徐良彦、吕图南、陈一元、王时熙、冯孟祯、刘若星、魏云中、张五、典吉人、刘兰、史学迁、荆养乔、史记、钱眷、潘之祥、宋盘、吴良辅、吴允中等，也相继被逐。部寺官如孙鼎相、邹存谦、刘崇文、张凤、张养才、鲍应鳌、韩万象、贺烺、沈正宗、李朴涂、澄一榛、常庞、时雍、刘宗周等，也相继被逐。到了丁巳、己未两次考察，因私怨加罪，已经不必遵循惯例，甚至有尚未任职便被悬定为“不谨”的人，如李炳恭；有任职还不到数月便被妄加“不谨”罪名的人，如丁元荐、潘之祥。有人被禁锢，六七年不能参加考选；又借题派差，表面上说是调任疏通，实际上暗中斥退，使势力孤单的人不敢发言，被派出任职的人也不敢把话说尽，以致有人长期困守，最终贫困患病而死。有些人弃职离去，而现任台省官员则一人常常兼任数项差事，俸禄将近便一定升迁；京堂中的好官，几乎都由他们做尽，国事任凭它一天比一天坏。世道到了这种地步，应该□□一举，城堡和社稷就危险了。总的说来，这一切都起因于蛟门与龙江在邪正问题上意见不合，形成于蛟门的私人党羽害怕辛亥年京察的清议难以容纳自己，所以他的党羽必定先发制人，倾陷正人，以保住自己的官位；最终主持考察的人坚持原则，不肯阿附，小人的愤怒就更加深重。他们又看到南察压制正人、伸张邪党，而北察已经结束，像许宏纲、涂懋衡这样一两个败坏群体的人，表面上说一套，暗中却推行另一套，侧身进入小人之列。于是，奸佞的气焰更加张扬，朝廷的正直之士不能安居其位。在山林之下也不能安身，于是天下的大事便被耽误了。《诗经》说：“有才德的人亡失了，国家就困苦不堪。”难道不令人痛惜吗！邪正势力的消长，根本在政府，而京察就是观察其变化的征候。己亥年，以孙龙为冢宰，以温纯为总宪，以赵南星为考功，只是项应祥还没有归入正道。然而蓬草生长在麻中，最终黜免和升迁还算公平。到了乙巳年，蛟门竭力庇护私人党羽钱梦皋等人，幸亏杨时乔、总宪温纯、考功郎刘一琨、掌道吴达可坚持正道而不阿附；虽然吏垣侯庆远事后坚持得不够坚决，众人又奉旨留用，但公正的谕旨已经略有伸张了。辛亥年京察时，冢宰是孙丕扬，代理总宪是许宏纲。考功郎王宗贤、吏垣曹于忭、汤兆京，虽然许多正直之士正在任事，但邪恶的气氛已经煽动起来了。君子正处于强弩之末，小人正值蜂拥而起的开端。到了丁巳、己未年，方中涵主持政务，郑继之、赵焕掌管铨选事务，李志掌管院事，赵士谔任考功郎，韩浚掌管道事，徐绍吉任吏垣；而居中把持、把一切牢牢掌握在手中的，只有刘廷元、李征仪、亓诗教三人。他们对待正人君子，就像风扫残云、雨打土块一样，使其没有一个能够留下；所以说，己亥年已经算是好的了。乙巳年相当于宋代的熙宁、元丰时期，邪正双方并立，但邪不能胜正。辛亥年相当于元祐、绍圣交替之时，君子日渐退却，小人日渐进用，正道不能胜过邪道。丁巳年相当于宋代的元符时期，朝廷中已经看不到君子的踪迹，士大夫之家又遭受党锢之祸；徽宗、钦宗覆亡的祸患，恐怕很快就要接踵而来了。《东林本末》（中） 门户始末（续）

译张江陵失败以后，所有不得志于江陵的人，都被显著擢升。一时的气节之士，锐意把荡平、消灭江陵的余党作为要务，张蒲州（名四维）实际上偏袒他们。茂苑申公（名时行）一向受到江陵的信任和宠爱，而他的党羽如果不是众人指名要打击的，申时行总是暗中替他们设法，使其得以免祸。张蒲州也没有多久便罢职离去，因此众议纷纷，准备把攻击方向转向申时行、吴中行。诸位君子中，邹元标被称为首领，他所提出的建议，大多是劝诫、约束皇上的。皇上既然不能忍受，申时行便趁机排挤他出去。又让人构陷赵用贤等人，使他们彼此攻击。于是，吴中行便与赵用贤结仇，而江东的李植与他们在内心也不和；新近进用而依附他们的人居于台省，往往以年例调任外地，士气也更加衰弱了。起初，东仓王公（名锡爵）因为营救吴中行、赵用贤而被江陵忌恨，所以诸位君子共同推举、拥护他，打算使他成为首辅，并且借此抗拒申时行。后来他却忽然翻脸，与申时行联合。申时行想排斥谁，自己不出面，就总是授意王锡爵，让他用奏疏排斥那人。诸位君子都惊愕于事出意外，仓促之间无法抵抗。适逢丁亥年内计，主持考核的人迎合申时行的旨意，上疏列举申时行所恼怒的十九个人，想把他们全部牵连进去；铨曹没有异议，只有河南道御史王国认为不可。于是起用他的党羽马允登，补任河南道御史；马允登原本就在王国之前任职，于是掌管道事。一天，诸位御史一同在堂上会集，马允登把十九人的姓名写下来给同僚看，说：“这些人也可以说是公论所不能容纳的了。”王国仔细看后斥责他说：“这些人都是刚直无罪的大臣，他们唯一的罪过，不过是没有得到申相公的心意罢了。在青天白日之下，怎么能说出这种鬼话？”说着便上前要用拳头打他。马允登于是逃走，王国追赶他，绕着他的屋舍走廊追了一圈。于是，马允登和王国都被调到外地任职，而那十九个人得以不被罢黜。等到申相国离职、王东仓主持政务后，这些人有的升迁、有的退处，最终没有一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适逢王相国称病，文选郎中顾宪成乘机把这些人全部提升官职，奏疏每次都得到批准。当时，赵用贤作为东仓的谋划被驱逐，而且将死在吴中，长期被废置不用；沈思孝、江东之、李植、王士性等人则各自奋发而起，文雅地列身乡寺。沈思孝一向与太宰孙丕扬交好，王国托付沈思孝向太宰进言，让孙丕扬推举自己任巡抚，但太宰没有答应。王国怀疑沈思孝没有替自己进言，便怨恨他，并在太宰面前构陷沈思孝。太宰很怀疑沈思孝。一天，沈思孝等五人在某位勋臣家中会集；沈思孝掌管工部事务，入宫参加核算、整修费用的会议，因此来得较晚。众人坐定后，王国突然问道：“我曾对兄弟们说要同心协力，为什么唯独您屡次升官呢？”沈思孝说：“我过去也对此感到疑惑。今天有一名内臣说，我在大理寺审讯某事时，曾声称奉皇上的旨意；皇上后来查阅恶人簿，已经把我的名字删去了。”（所谓恶人簿，大概是申时行、王锡爵两位相国离职时，把彼此不和的姓名上疏秘密报告给皇上的名册。）王国大怒说：“你背叛我们，依附新建而得到升迁，竟然拿这种话来欺骗我。”众人都连声应是，于是散会。这样一来，王国和李植便攻击沈思孝，只有江东之、王士性仍像从前一样与沈思孝交好。乙未年秋，外计时，考功郎蒋时馨是邹元标、沈思孝等人扶植起来的；到了这时，他也攻击沈思孝，与王国等人一同向太宰报告，并且想把丁此吕、沈叙等人也除掉，认为他们贪婪顽劣，可以比作古代的四凶。丁此吕和沈叙本是■〈足斤〉■〈足也〉之士，丁此吕尤其如此，并且与沈思孝交好；沈思孝在朝廷上公开表示要救他们。按照旧例，考察将要举行时，主持考察的人把名单发给台谏官，每人一张，命令他们把自己所见所闻、应当考察处理的人列出，再共同议论。丁此吕的名单上只写着贪赃数万，但没有注明主名，大概是蒋时馨和他的党羽私下伪造的。蒋时馨担心不能胜过沈思孝等人，于是拿着这份丁此吕的名单向太宰报告，并上奏皇上。丁此吕因此被定罪，贬谪戍边。然而从公卿以下的人，都看重他的旧日声名，争相为他设酒饯行。御史赵文炳于是弹劾蒋时馨的贪赃罪，蒋时馨也随即被罢职。当时，侍郎吕坤、张养蒙都是西人，颇有势力，是后进士人所趋附的对象；他们亲近太宰，憎恨沈思孝等人。张养蒙把赵文炳叫来恐吓他，赵文炳立即写下自首文书，说先前弹劾蒋时馨的奏疏，是江东之替他起草、命令他署名上奏的；还说自己辜负了陛下！皇上没有追问此事，但沈思孝等人因此更加孤立。正值这时，江东之、李植都被提升为巡抚而外调，王国与王士性也一同被推举为巡抚。王国首先推辞不受，王士性得到任命后，心中不安，便上疏称病，把官职让给王国。皇上有旨把王士性调往南京，并严厉责备王国，调他到外任；沈思孝独自与同乡乐元声连续上数十道奏疏攻击吕坤等人，并且与各位台谏官长期进行言辞争辩，使他们深受困苦。皇上积累了对台谏官多说妄言、实际上不任事的怒气。次相张新建（名位）很倚重沈思孝，于是使皇上震怒，下令部院把台谏官的姓名全部列疏上报。皇上亲自察看，驱逐了数十人。沈思孝虽然颇为得意，认为达到了目的，但也不能安居其位了，于是与孙丕扬一同辞职离去。此后沈思孝便被废置，张新建不久也获罪离职。从此以后，那些喜好名声、热衷于事功的人，都依附西北党人，被称为正人君子。沈归德任次相，温纯任总宪，二人自身就是标志性人物，招集贤能来引荐同类；首相沈四明（名一贯）接续王东仓、赵兰溪之后，把自己的党羽布置在要害职位上，和他们共同遏制西北党人。适逢楚人郭正域掌管礼部，认为楚王并非宗室后裔；他的疏远宗室方上奏揭发此事，郭正域替他出谋划策，想终于革除楚王的封号。然而楚王已经承袭三十年，事情年代久远，证据也不完备；沈四明以及各位卿、台谏官都收受了楚王的贿赂，没有人肯听从郭正域的主张。不久妖书事件发生，沈四明趁着皇帝震怒，想陷害沈归德（沈鲤）和郭正域，便把与他们往来的宾客抓来拷问拘系。郭正域狼狈逃回，几乎遭遇祸患，只有部郎于玉立在他身边支持他，也因此被斥退。于玉立是名门子弟，年轻时就善于办事，前辈赵用贤一向器重他，和他结为忘年交。他曾经审理宁夏事件，因而为魏学曾减免罪责、加以抚慰，奏请获得批准；魏学曾是西部人，因此于玉立虽然是江南人，却特别受到西北人士的敬重和信任。当时，顾宪成罢官回乡已经很久，在锡山创建东林书院，招集士绅，在那里讲学。他讲的学问，不过是经学生所熟知的内容，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听取的；只是彼此讥讽人物、议论国政，希望执掌国政的人听见后能够以此为药石。

译于玉立参与其中以后，常常招致西北方面的同道，让他们设法多次上奏弹劾，因此依附沈四明而任用的人往往被罢免。沈四明估计自己无法留任，内外考核任用的权力又已经屡屡被各部院掌握，自己不能作主。等到山阴（朱赓）更加懦弱衰老，也不再为众人所信服。于是，他们谋划重新召回东仓，以皇帝的中旨下诏召用；同时，东阿（慎行）、李晋江（廷机）、叶福清（向高）也在同一天被授官。只有晋江在京师，能够先入朝。福清刚到京，按照旧例必须上疏辞谢。顾宪成为此写了两篇文章，题为《梦语》《寐语》，加以讥刺。江西参政姜士昌因入京庆贺，便上疏弹劾锡爵再次担任宰相，性情偏狭刚愎、嫉妒刻薄，压制人才，不应重新任用。奏疏中的话也牵连到廷机，大体上是推行顾宪成的意旨。东阿因接受任命入朝，最终没有参与政事。福清也没有根基，却在过去的宰相中支持东林的人十有八九，越发共同攻击、排挤东仓、山阴、晋江，使他们不能居于职位，并把他们的党羽几乎全部斥退驱逐，于是福清独自掌握政权。全国人心惶惶，把起用被废退官员的希望寄托在福清身上；他估计自己不可能获准，即使请求，也并不尽力。东林以及西北人士所寄望、希望担任冢宰和总宪的人，是准抚李三才。三才与王国有过个人嫌隙，王国深深怨恨他，彼此对骂，始终不绝口。王国的弟弟王图掌管翰林院事务，与福清交好，但王国连弟弟的话也不相信，西北人士的内心从此开始离散。此前，浙江人因为赵、沈、朱三位宰相的缘故，被西北人士排斥，困顿窘迫已经很久；而西北人士正联合强盛的楚党，延揽东林人士，浙江人虽然怨恨他们，却无法报复。适逢南方给事中段默怨恨翰林顾天俊，便用数千字的激愤言辞上奏诋毁他。顾天俊与内官李腾芳彼此约定、互相推许，二人都是郭正域的亲信。李腾芳上疏说：‘臣与天俊志同道合，天俊既然遭到诋毁，臣按义理不能独自留任，立即弃官离去。’段默于是连李腾芳也一并攻击，担心不能取胜，便跑到东林请求援助，东林答应了他。于是郭正域愤怒地说：‘东林偏袒我所憎恶的人，攻击我所亲近的人，难道是要和我为难吗？’从此对东林咬牙切齿。西方和楚地的杰出人士前来的人，开始不再依附东林。浙江人于是让他们的党羽劝说王国：‘如今与您争夺权势的，只有李三才。我们将为您竭力攻击三才，您应当作为后援。’当时王国正在巡抚畿辅，日夜撰写奏牍，奔走京师，诋毁三才。他的弟弟王图劝阻他说：‘攻击淮抚，就是攻击我们兄弟。’ 王国呵斥他，不肯听从。于是，攻击三才的人和救护三才的人日夜相互攻讦，宛如两个敌国，互相指斥对方为奸邪、盗贼；有几十人因此弃官，而三才最终也因这件事陷入困境。当时，孙丕扬再次起用担任太宰，一直怨恨思孝。顾宪成写信劝他，希望他洗涤对思孝的成见，重新招引志同道合的人，这样依附者自然会自行瓦解；并且应当拥护、保护三才，不要跟随别人的谋划。但丕扬相信王国的话，愤怒之下没有理会。好事之徒于是把这封信记录下来，传遍天下，东林因此成为浙江人的怨恨对象。浙江人欺骗孙丕扬年老耳聋，诱使他发布名单，查访东林的得失。王图连夜敲门，激切地对孙丕扬说：‘如果这样做，先生五十年立朝的名节，一旦就全完了。’丕扬醒悟过来，停止了发布。从此楚、浙两党都对王图侧目而视。当时朝廷中仍把浙江人斥为沈四明的党羽，因此每遇事情都不敢首先发难，往往推举楚党作为先锋，然后再加以剪除。顾宪成、李三才离开翰林院已经很久，位居其后的人员又先后被台谏官贬谪，几乎没有一个完整保全的。宣城人汤宾尹进入翰林院才四五年，见前辈逐渐凋零，便颇为自负，更加降低身段、礼贤下士，因此顾宪成、李三才争相依附他，想借助他压制王图。辛亥年京察时，王图掌管翰林院事务，于是斥退宾尹；而孙丕扬主持考察，督促各曹考察处置楚、浙两党，被斥退的人很多，其余人不服，喧然抗议；汤宾尹等七人申诉冤屈的奏章接连上呈，只有顾宪成的门生丁元荐直言抗争，认为这七人不应得到考察和救助。于是，台谏官员异口同声地攻击元荐，元荐与他们辩论，来回争辩了好几次，最终以患病为由上告请求罢职；丕扬、图也相继离去了。当时，西北党、东林党日益衰败，楚党、浙党又把党羽牵连扩展到其他省份。玉立身受数十道奏疏攻击，却仍然每天出奇谋，让他的门生故旧伺机攻击对方，不肯就此罢休。后来，宪成去世，福清也被罢免宰相之职，方德清、从哲掌权；支持东林党的台谏官员全都被罢出，依附其他方面的人也都依法贬谪。以前那些获罪于申、王、四明的人，后来都不再被追究，而东林党却独自成了天下最忌讳的对象。外史氏说：禄位没有常态，有兴盛就有衰败，本来就是这样。可是贤与愚、是与非，也都随着这种变化而受到迁谪，这又该怎么说呢？过去，在江陵以前，继任宰相之位的人，一定反过来改变前任的政令，提拔前任所忌恨的人，罢退前任所亲近的人。申、王以后，宰相们转而彼此拥护，长久而不败。议论的人把这种情形比作传递钵盂的沙门，确实如此啊！前任宰相用廷杖堵住天下人的嘴，受过廷杖的人最终反而成为名士；他们趁机寻找空隙、抓住瑕疵，于是起来制造祸难。申、王离去后，凡因廷杖获罪的人，都被称为“钦降官员”，终身不得叙用，于是全都老死而不能振作。覆军的前车之鉴已经在前，难道还能压制善人、让他们各自谋求自保吗？然而，在朱山阴以前，台谏官员虽然诋毁内阁，内阁最终也还有所坚持，并没有完全受其驱使；假使福清能够扫除昆宣、德清能够荡平东林，难道其中竟有一丝一毫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吗？唉，实在太可悲了！●《东林本末》（下） 江陵夺情

译评论说：我追溯东林兴起的源头，把它归本于争论夺情，因为这件事是倡导气节的开端。江陵的锋芒，触碰它就会立即粉碎，诸位君子难道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去做刘安成的后继吗！扶持国家纲纪，彰明人伦，即使自身死去又有什么可惜的！那么，吉水后来从事讲学，在他发愤上疏抗争的时候，即使圣人所说的‘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也无妨’，又有什么能够超过这种行为呢！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殳朴，后来无论是否被任用，总的说来都是忠臣义士。江陵失败以后，后来执掌国政的人，如周某、娄某，又是另一种情形：没有江陵那样的蛮横，却有他的专擅；没有江陵那样的才能，却有更多的嫉妒。起来与他们抗争的人，不是被贬黜，就是被禁锢。于是山林之间，贤哲彼此相望。那些君子在朝廷上进用不得，退居之后却有阐明圣道、聚徒讲学的乐趣，这是谁使他们如此，又是谁把他们结成一党呢？唉，太过分了！天启年间，年高德劭而仅存的人中，尚且有秉用。没有多久，党祸兴起，而实际上是在吉水那里首先发难；那么，以此开始、也以此结束，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形吗！有人对我说：吉水晚年的操守稍有不同，刚到京师就嘱咐福清把恢复江陵谥号作为首要事务，而且后悔自己过去的弹劾，说那是年轻人的意气。我说：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后来我把这件事问方侍御，侍御说：‘先生担任总宪，刚到任时，各位御史都在座。先生说：“江陵不守丧制，是罪过。我过去不得不弹劾他。现在想来，江陵未尝没有功劳，谥号也不能不恢复，各位认为怎么样？”当时各位御史都佩服先生没有成见，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国家。’唉，从侍御的话来看，这才是东林之所以成为东林啊！三王并封 评论说：我曾经读王忠肃的奏议，没有一次不赞叹佩服他的才干；这样看来，他难道是从未学习过的人吗？可是，他关于东宫继承嫡长和拟议三王同时册封的主张，这又怎么说呢？他把失去君主信任看得太重，以至于对天下的大计无暇顾及，那么要这样的宰相又有什么用呢！幸好各部官员以死相争，而王忠肃也很快自己后悔并弹劾此事，所以这件事得以搁置；否则，太仓的肉，哪里够吃呢？争论三王并封和争论考功，都是同一时期的事情；争论三王并封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在考功一事上彻底显现了。唉，实在太过分了！我曾感叹国家养士数百年，从来没有不收取其效用的；然而有两次却耗尽了人才：嘉靖年间，耗尽于议礼；万历年间，耗尽于国本。并不是国本本身耗尽了人才，而是那些因留中不发、长期禁锢而耗尽的人才。永嘉确实是有才干的宰相，看看当时提出建议的人，最终老死、流放、戍边，到死也没有说一句话；推想他的心志，他用来破坏人家国家的力量也绰绰有余了。区区这些事情哪里足以掩盖他的过错！何况所谓太仓，才能又比不上他呢！然而议礼时只是意见相左，当时还没有党派的名目；争论国本时，其中却有荣枯升沉，于是正邪分明，邪党便把各位君子指为东朝的党。东朝究竟是什么人，却说他们是党；能够说出这种话的人，人道已经丧尽了。即便如此，如果东朝果真可以彻底查究为党，这也不是坏事；但东林之外为什么这样寥寥无几呢？我曾读《君子封事》、史玉池的《恭惟条议》以及顾泾阳写给王太仓的信，没有一次不站起来叹息说：‘党啊，党啊！国家哪里能够把这样的人全部得到并作为自己的党呢！’ 癸已考察 评论说：我听说吏部自从江陵专擅权力以后，各司都仰仗政府的鼻息，即使冢宰也没有能力自行施展自己的意志。等到湖陆五台凭借自己的权力和才智，才开始振作崛起，孙清简、陈恭介又接续其后。于是，内阁不能扰乱吏部的权力，统摄之体因此整肃，大概可以称为国家的三位太宰。至于赵高邑主持考功，就尤其不同了。高邑主持考核，大体上先考察邪佞之人，其次考察贪鄙之人；对身居要津的人严格，对散秩官员宽松。他夜里点灯，精心衡量，即使有虫子在耳边筑巢也不停止。遇到一个有权势的姓名，就挥动手腕压制他；而他斥退的都给事中是自己的姻亲，斥退的吏部主事则是冢宰的外甥。唉！国家二百多年，难道有过这样的铨司吗？假使有贤能的辅臣，就应当把自己任内的正直言论和荐举托付给他，使他得到破格提拔；为什么却因为丧失自己的私党，反而任意施加毒害，以致一时之间各大官署中上疏论救、请求停止斥退的，竟达到十几位君子？政府可以说是任意施展志意、感到痛快了。可是对国家有什么益处，对万世又有什么益处！这样说来，太仓、新建、兰溪，难道不是高皇帝的罪人吗？从此以后，高邑被罢官后退居林下，而那些因高邑而被废黜的诸人，即使到死也不后悔。在这种情况下还说他们是党，真可以说君子也有党了；不过我还有更深的感触：癸巳以后，考察的结果如何，大家都可以知道，贤能之人往往几十年也不能取胜。辛亥年则形成门户之分，直到全国聚集争论仍无法裁决；三案兴起以后，东林大败。总的说来，如果没有三案，怎么能够认识东林！如今也幸亏有三案可以辨别泾渭。可是邪党仍然喧嚣不止，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如果本来就是邪党，我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但那些依附门户的人，实际上也有人一见到小的利害，就不能不甩手离开；他们不只是不能和政府抗争，反而主动献身投靠。不只是不能弃官争辩，甚至还出卖朋友。唉！这哪里看得见所谓东林呢？听到高邑诸位君子的风范，他们也可以回头惭愧而死了。会推阁员

译评论说：万历癸巳年，我实在不能不感慨世道的消长。诸位君子遭受祸害，是从争论三王并封开始的；没有在那时解决的，在大计考察中被解决；大计考察中没有解决的，又在会推阁员时全部解决。自从顾泾阳被削职归乡，转而清空东林书院，东林的门户才真正形成。东林本来是杨龟山讲学的地方，顾泾阳请求当权者，在那里创建书院，并因而以东林命名。当时梁溪、毘陵、荆溪、金沙、云阳诸位先生，彼此以道德相互切磋，而江汉、北直的人士也遥相应和。于是，人物品行和理学学问达到了千百年来未有的盛况。然而当时的朝廷又是什么样呢？假如使贤人不得志，只能在民间共同阐明圣道，这正是东林不愿意有的情形。即使后来那些成为贤人君子的人，又何曾标榜说：‘我是东林人’呢？朝廷之上只要见到一个出身清白、敢于吐露正气的人，乡党之间只要见到一个品行端正、喜好修身的人，往往都把他举荐吸纳进来，说：‘这是东林。’这样浸染了二三十年，壮年人衰老了，老年人死去了；等到辽东的祸难发生，形势已经无法再支撑，到了不得已时才到这里来求取人才，却又用门户之见扰乱它的成就，助长它的失败。唉！这难道不是癸巳以后造成的吗！所以我看到这些，实在不能不感慨系怀。即便如此，国家其实并非不幸而拥有东林。我曾认为，保全东汉天下的，是气节。凶暴如董卓，却不能夺取天下；奸诈如曹操，也不敢夺取天下。天启乙、丙年间，一个宦官作恶，不过是残余刀锯下的一口气，竟能使天下士大夫转过脸去、玷污操行，事情发展到令人不忍言说的地步，并且一个接一个地低头受诛；最终还是凭借他们拼死的力量加以抵抗，使圣贤读书人的种子不至断绝，保存了尚未完成的事业，以等待今天圣明的君主重新驾临。这是谁造成的呢？正是东林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仍然能够如此维系人的宗社。谁说党人就不能有所作为呢！我曾客居梁溪，游历阳羡，在毘陵、华阳之间徘徊，经过东林书院的废址，访求各位君子的遗事；于是更加感叹东林这个名称竟成为世人忌讳谈论的对象，那么也就应当实际考察它之所以成为东林的原因了。辛亥京察上下 评论说：这次京察，使全国分成两个党派：一派称西北，一派称东朝，其实都是东林；一派称昆，一派称宣，其实都是南党。君子把小人当作小人，小人也把君子当作小人，那么凭什么辨别呢？在这以前的夺情、三王并封、京察事件中，不是已经比较明显了吗？邪党说：‘那只是某一时偶然这样做罢了，怎么能以此概括一生呢？’现在试试看天启乙、丙年间的事情又怎样呢？过去那些攻击东林的人，难道全都甘心跟随逆党而毫不推辞吗？依附东林的人难道没有吗？他们也不至于去谄媚宦官、参与叛逆，做连狗猪都不肯做的事情吧？如果这样也要说：‘我只是一时偶然这样做罢了，为什么竟由此概括我呢？’那么朋党的说法，没有哪个朝代没有；但终究没有像本朝这样界限分明的。唐朝的两党，都是小人附和形成的；宋朝的三党，都是君子，却被小人借来作为发动争端的武器。只有汉代各位君子，事情起因于和宦官争斗，而钩党之祸尤其惨烈。近来争斗的双方都是朝臣；争斗失败后，竟至于借宦官来打击他们，祸患也大略与汉代相同。士人与宦官争斗，却被诬称为朋党，这还可以说；士人与士人争斗，彼此用朋党之名倾轧，这也还可以说；但倚仗宦官作恶、倾害士人，这本来就是过去节甫等人所羞于称道的事情，却没有想到圣朝的士大夫竟然做了出来。既然如此，如果没有东林，难道还能说世上有士人吗？又哪里还值得谈什么党呢！又说：孙富平担任太宰时，因为不赞同沈纯甫、李道甫，尤其是不赞同东林，等到他再次出任时，为什么反而替东林扫除障碍呢？难道不是因为协助铨选的有王、袁、白，而主持台省的有汤、曹吗？然而听说汤尹宾被罢黜时，汤兆京极力支持他，萧云举按照衙门体面的做法营救汤尹宾，甚至到了屈膝求情的地步，富平坚决不答应，说：“老夫今天要除掉一个严嵩。”痛快啊！这才真是太宰。然而这时攻击淮抚的人已经把他说得体无完肤，于是又反过来攻击无锡；即使被称为贤能的人，只要谈到淮抚，往往就说：“这是东林的累赘。”对于金坛的于中甫，也是这样。他们大概认为，淮抚贪婪并且远在外地操纵朝廷权力，实际上是于中甫造成的；即使福清入朝为相，于中甫对此也有助力。无锡竟被这两个人利用了，却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我曾对此感到怀疑。赵高邑却说，假如让淮抚担任经略、担任中枢，东边的事情一定不至于失败；顾泾阳则说，淮抚对国家有功，绝不会有在夜间收受金钱的事情。桐城的马侍御到临死时还说：“如果说修吾贪污，我死也不能瞑目。”既然如此，难道贤者全都在说假话吗？后来我把这件事问通州的范玺卿，他说：“淮抚确实不贪财，但他是个豪侠之人。” 他不善于掩饰、修饰自己，又把钱财挥霍如土，因此招来了诬陷他的言论。况且如果不攻击淮抚，又怎么能取得攻击东林的罪状来诋毁东林呢？又拿中甫来询问我乡里的郑太宰，太宰说：“如果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怎么会以出任主事终身呢！”唉，这两位先生，大概持的是一种持平的看法。等我读到三朝封事时，逆党把李三才称作盗臣，他们的话全是横加辱骂，这些不值得辩驳。可是我乡里有一位御史，却首先攻击淮抚。这位御史本来就是当时所说的那种抹杀忠臣孝子的人；他攻击淮抚，说他贪财，而这位御史自己又不是不贪财的人，那么他所说的“贪”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可以知道了。三案

译论曰：我看逆党翻弄三案，必定把东林作为借口。大概因为并封是三案的根源，而东林又因并封之争而显名。不倾覆东林，又凭什么维护三案呢！然而，前面争论并封和后面争论三案的人，虽然不是同一批人，功劳却是相同的，而所受的祸患更加惨酷。东林成为东林，到后来竟越来越艰难了啊！东林的能力既然已经这样显露于天下，攻击东林的人又作下了那样的罪孽。即使三尺童子，也能站出来辨明应当趋近什么、舍弃什么；可是世上的人仍然喜欢挑剔贤人君子的细小过失，把巧妙诛责他们当作乐事。我这才知道，大道之所以不能彰明，正是因为乱臣贼子仍不断出现在天下。有人说：东林已经过去了，从前那些忠言良计，以及蒙受灾难、遭受祸害的事情，世人多不了解；到了末世，人们又随意仿效，而富贵的习气反倒深入人的骨髓。他们难道不知道诸位君子的贤能吗？只是把这些标准反过来用在自己身上，就会对自身不利，所以便随着声势互相吠叫，毫不顾忌罢了。总之，以遭受祸患来责备别人，确实很难；但他们却不知道，违背正理而追随逆党是不对的。这一点，稍微读过书、懂得道理的人都能明白。那些从前拿三案来攻击别人的人，竟然做出了这样的举动。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评论，难道还能容忍他们过分诋毁东林吗？那么，世人考察、指责东林，没有别的办法，只要把今上钦定的逆案同逆党制作的《点将录》合起来看，天下的大变局就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