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补注卷六

译刘表派黄祖在樊城、邓城之间迎击孙坚。《元和郡国志》说：复州的却月城在河口，是刘表部将黄祖所守的地方。孙坚被黄祖军中的士兵射死。《水经注》说：岘山上有桓宣修筑的城，孙坚死在这里。《中华古今注》说：孙文台得到一副青玉马鞍，光芒能照亮道路。孙策，字伯符。兴平元年，他跟随袁术，袁术非常惊异于他的才干。《语林》说：孙策十四岁时去拜访袁术。不久，外面通报刘豫州刘备来到，孙策便请求离开。袁术说：“刘豫州怎么样？”孙策回答：“英雄忌惮别人。”说完出门走下东边台阶，而刘备正从西边台阶上来；孙策只能回头看了一眼刘备的脚下，几乎再也走不动了。后来袁术想进攻徐州，向庐江太守陆康索取三万斛米，陆康不给，袁术大怒，派孙策进攻陆康，攻下了城池。《后汉书·陆康传》说：袁术在寿春屯兵，部众饥饿，便派使者向陆康请求运送粮食和兵器。陆康认为袁术叛逆，闭门不与他往来，同时在城内修治战备，准备抵御袁术。袁术大怒，派部将孙策进攻陆康，包围城池数层。陆康坚守，官吏和士兵中有些先前获准休假者，都逃亡潜伏，到了夜里又攀城而入，回来接受敌军。这样抵抗了两年，城池陷落，一个多月后陆康发病去世。吴地的严白虎等人，各自拥众一万多人，到处屯聚。《太平寰宇记》说：石城山在乌程县西三十里。山下的村墟名叫“云”。从前乌程的豪族严白虎在山下垒石筑城，与吕防交战；如今山下还留有弩台、烽火楼的遗迹。《志林》说：当初顺帝时，琅邪人宫崇到宫阙献上他从于吉那里得到的神书。神书是在曲阳泉水边得到的，用白绢书写、朱线分界，名叫《太平青领道》，共一百多卷。《后汉书·裴楷传》说：“臣以前上奏说，琅邪人宫崇从于吉那里得到神书。”又说：宫崇所献的神书，专门以奉行天地、顺应五行为根本。其中也有兴国、广嗣的方法，文字容易懂，与经典大体相同。又说：书中以阴阳、五行为宗旨，却夹杂很多巫师和方士的言语。有关官员上奏说宫崇所献的是妖妄荒诞、不合经典的书，于是将它收藏起来。后来张角颇为拥有这部书。注说：这里的神书，就是现在道家所说的《太平经》。此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十七卷。《像天地经》说：后汉顺帝时，在曲阳泉上得到一百卷神仙经，其中七十卷用白绢书写、朱线分界，以青色作标记、用朱砂书写，名叫《太平清道》。《神仙传》说：宫崇是琅邪人，文才出众，著书一百多卷，拜于吉为师。汉元帝时，他跟随于吉到曲阳泉，在那里遇到天仙，天仙授予于吉用青绢、朱字写成的十部《太平经》。于吉奉行此经而得道，又把它传给宫崇，宫崇后来上献此书。这部书多谈阴阳否泰、灾异等事，并说有天道、地道、人道；治理国家的人采用它，便可以长生。这就是它的大意。到了夜里去世。孙权称帝后，追谥孙策为长沙王，封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评论说：孙策割据江东，是孙权建立基业的开端；但孙权给予他的尊崇还不够，连他的儿子也只封为侯爵，就道义而言实在太吝啬了。《吴地记》说：盘门因吴大帝孙权像盘龙一样而得名。门内有武烈大帝庙，列入祭祀典礼。盘门东北二里有后汉破虏将军孙坚的坟墓，另有讨逆将军孙策的坟墓。《异苑》说：余姚县仓库的封印完好无损，打开后却发现其中财物大为减少。后来暗中窥伺，原来是富阳县桓王陵上的两只石龟吃掉的，于是秘密命人毁掉石龟的嘴，此后就不再减少。《容斋续笔》说：孙权即帝位后，追尊兄长孙策为长沙王。封他的儿子为吴侯。按：孙氏突然占有江汉，全是“防”所立的功劳，孙权不过是承受了这份基业罢了；作为报答，这样的封爵礼数并不相称。因此陈寿评论说：“割据江东，是防患的根基和先兆。”然而孙权所受的尊崇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他的儿子却只封为侯爵，从道义上说实在太俭薄了。孙盛却说：“从长远考虑盛衰盈亏的规律，端正根本、确定名分，在尚未出现征兆时就预先防备[原文‘防防’，疑有讹误]，可以说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着手办理，在尚未混乱时就加以治理。”他的说法竟然迂曲荒谬到这种地步。汉室中兴，是从伯升开始的；光武帝感念他功业未能完成，建武二年首先封他的两个儿子为王，而皇帝的儿子受封却在一年之后。司马昭的季兄司马师掌握魏国政权，曾多次说：“天下是景王的天下。”他想把大业归于司马攸。把这件事同孙权相比，实在不能相提并论。

译《吴主传》。孙权：黄武十五年，把豫章郡分置为鄱阳郡。《豫章古今记》说：分出鄱阳、历阳、余干、乐安、石阳五县，又加上庐江，共同设置鄱阳郡。孙权从公安迁都到鄂县，并改名为武昌。《水经注》说：孙权从公安迁到这里，把它改名为武昌县；鄂县迁到袁山东面治所。又在这一年设置江夏郡，从建业迁出一千户百姓来充实这里。黄武元年。《鼎录》说：孙权在黄武元年把一只鼎沉入彭蠡水中，鼎上的文字是“百神助阳侯伏”，用三足大篆书写。黄武三年。顾防《广州记》说：黄武三年，孙权派交州治中吕瑜发掘赵婴齐的坟墓，得到金蚕、白珠各数斛。黄武五年。《古今刀剑录》说：孙权在黄武五年采集武昌的铜铁，铸造剑一千口、刀一万口，每把长三尺九寸。刀头都是方形，用南方的铜和越地的木炭铸造。刀剑上刻有“大吴”二字，用小篆书写。《中华古今注》说：吴大皇帝有宝刀三把、宝剑六把。宝剑为：一曰白虹，二曰紫电，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曰青防，六曰百里。宝刀为：一曰百炼，二曰青犊，三曰漏景。《江表传》说：孙权在武昌新造了一艘大船，名叫“长安”，试着在钓台泛舟。当时逆风很大，谷利命令舵工驶入樊口。孙权说：“应该迎风驶向罗州。”谷利拔刀指向舵工说：“不驶入樊口就杀了你！”舵工立即转舵驶进樊口，风势于是更加猛烈，船不能前进，只好返回。孙权说：“阿利怕水，怎么这样胆怯？”谷利跪下说：“大王是拥有万乘之国的君主，却轻率地进入不可预测的深渊，在狂猛的波浪中嬉戏；一旦楼船高大而遭遇倾覆，对国家社稷怎么办？因此我才敢冒死据理力争。”《太平御览》引《吴志》说：孙权和群臣在大船上泛舟江中，向西行驶时遇到恶风。孙权命舵工迎风驶向罗州，谷利拔剑威胁舵工，命他赶快驶入樊口。还没到樊口，船在湾中撞破，于是那地方得名“败船湾”。孙权上岸后对谷利说：“你为什么怕水？”谷利说：“大王是万乘之主，却想渡过不可预测的深渊；一旦倾覆，国家社稷将托付给谁？”于是孙权从陆路回去。《水经注》说：庾仲雍《江水记》称，谷里袁口江津南面进入樊山，向上、向下三百里，通往新兴、马头二治。樊口北面有一个湾，从前孙权装饰一艘大船，名为“长安”，又叫“大舶”，载着三千名直之士，与群臣在江津泛舟。正好遇到大风，孙权想向西驶往芦洲，谷利不听，便拔刀急忙阻止，命令驶入樊口。大船靠岸时毁坏，所以那里叫“败船湾”。后来又凿通樊山作为道路，让人上山，因此又把那里称作“吴造岘”，在樊口上游一里处，如今遗址仍在。《江夏记》说：败船湾在县城西北七里。《中华古今注》说：孙权时把大船称作“赤龙”，小船称作“驰马”，意思是像龙飞在天上，像马奔驰在陆地上。《奚囊橘柚》说：孙权命工匠潘芳造船。潘芳夜里梦见一位老人说：“船将要下水，船桨入水的地方叫‘缴’，应该再削去它的角；船舵离水的地方叫‘福’，应该再削去它的‘顿’；福的上方弯曲处叫‘顿’，这样船每天就能行驶千里。”说完老人化作赤龙飞走。照他所说的方法制作，果然如此。黄龙元年春天，公卿和百官都劝孙权正式确定帝号。丙申日，孙权在南郊即皇帝位。《武昌记》说：孙权在武昌樊山下打猎，看见一位老妇人，问她孙权有什么收获。老妇人说：“只得到一只豹。”孙权说：“为什么不把它的尾巴竖起来？”老妇人忽然不见了。孙权称帝后，在山下为她建立庙宇。《水经注》说：武昌城西有郊坛，孙权曾在这里向上天禀告自己即帝位。《鼎录》说：孙权为这位老妇人建立庙宇，又铸造一只鼎，鼎上文字为“豹尾鼎”。嘉禾五年春天，铸造大钱，一枚当五百枚钱使用。《泉志》说：大泉五百钱，旧谱记载直径一寸二分，重量十二铢，钱文为“大泉五百”。我另外考察这种钱，直径一寸一分，重量四铢六参，如今世上仍有。赤乌元年春天，铸造当千大钱。《晋书·食货志》说：孙权铸造当千钱，因此吕蒙平定荆州时，得到赏赐一亿钱。钱价既然过高，实际上只剩空有名义。晋朝自中原丧乱以后，元帝渡江，使用孙氏旧钱，轻重钱币混杂流通；大的称为“比轮”，小的称为“四文”。《泉志》说：这种钱有两种。大的一种直径一寸五分，重量十二铢六参，字迹漫漶，轮廓厚重，很难得到；小的一种直径一寸三分，重量七铢二参，世上很多。《通典》说：当千大钱直径一寸四分，重量十六铢。赤乌五年。《通典》说：孙权赤乌五年有五十二万户，男女二百三十万人。赤乌十年，改建大初宫。《建康宫阙簿》说：赤乌殿在县城东北五里、吴昭明宫内，建筑制度上应合于星宿，寻求这样建造是为了使国运长久安定。又说：大初宫中有神龙殿，距县城三里。左思《吴都赋》说：“高耸着华美的神龙殿，设置的彩色盾牌鲜明而繁盛。” 孙权去世，葬在蒋陵。《丹阳记》说：蒋陵依山修建成陵。《元和郡县志》说：蒋陵在上元县北二十二里。《太平寰宇记》说：吴大帝陵在上元县东北蒋山南八里。《韦续九品书》说：中中品列吴大帝孙权的行草书，中下品列吴大帝孙权的行隶草书。《三嗣主传》。孙亮。《中华古今注》说：孙亮制作金色螭龙屏风，雕刻出一百二十种瑞应图案，都是祥瑞之物。大赦天下，改换年号。《鼎录》说：孙亮建兴元年在武昌铸造一只鼎，鼎上的文字是“镇山鼎”，用小篆书写，鼎有三足。建兴二年。《古今刀剑录》说：孙亮在建兴二年铸造一把剑，剑上文字为“流光”，用小篆书写。把豫章东部划出设置临川郡。《豫章古今记》说：分出南城、临安、宜黄三县，设置临川郡。孙休：永安元年，派李衡回到郡中，不要让他自己疑惧。下诏命武士捆绑孙綝，孙綝当天就被处死。《困学纪闻》说：孙休派遣李衡，具有汉高帝那样的气度；讨伐孙綝，又有叔孙昭子那样的决断，是吴国贤明的君主。字▯。《酋小名录》作“▯”。次子的名字与此相同。“相同”二字，《小名录》作“壾”。尤其喜欢射雉，在春夏之间，常常早晨出门，夜里才回来。《世说》说：孙休喜欢射雉，到了射雉的时节就早晨出门、傍晚回来，群臣没有不加以劝谏的，都说这不过是小玩物，哪里值得如此沉溺。孙休说：“虽然是小玩物，却比常人更耿介，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刘峻注说：《条列吴事》称，孙休在位时勤勉不懈，没有什么政事值得遗憾，只有射雉一事可以讥刺。孙休去世。朱彝尊说：《吴志》没有说明定陵在哪里。顺治年间，海宁邵湾山的居民挖地时发现一条隧道，行走数百步后道路尽头有一块碑，原来是孙休的陵墓。陵墓用铜铸成门，门上有兽形门环，左右两边有两只狻猊，坚固得无法进入。陵墓尚未开启，便被仇家告发，赶紧用土掩埋。这件事是地方志没有记载的。孙皓：孙休即位后，封孙皓为乌程侯，派他前往封国。《万历湖州府志》说：乌程侯井在府城西面，是吴国孙皓做乌程侯时所开凿的。宝鼎元年。《丹阳记》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人宣蹇的母亲八十岁，在后湖洗澡时变成了鳖。宝鼎二年。这一年，把豫章、庐陵、长沙三地分出设置安成郡。《豫章古今记》说：分出宜阳、平都、新淦三县，再加上长沙、安成，共同设置安成郡。建衡元年。《古今刀剑录》说：孙皓在建衡元年铸造一把剑，剑上文字为“皇帝吴王”，用小篆书写。建衡三年，司空孟仁去世。

译《吴录》说：孟仁字恭武，是江夏人，本名孟宗，为避孙皓的名讳而改名。他年轻时跟随南阳人李肃学习。他的母亲给他做了厚褥子和大被子。有人问原因，母亲说：“小儿没有什么德行，来求学的客人大多贫穷，所以给他做宽大的被子，希望可以让他同同类之人相处。”后来孟宗被授任监池司马，他亲手结网捕鱼，做成鱼鲊寄给母亲。母亲又把鱼鲊退还给他，说：“你做管理鱼池的官，却把鱼鲊寄给我，这不是避嫌的做法。” 《孟宗别传》说：孟宗侍奉母亲非常孝顺，母亲也能用礼义教导他。孟宗起初任雷池监，把鱼送给母亲，母亲退回了他寄来的鱼，从此不再吃鱼。后来孟宗掌管粮谷，便上表陈述说：“臣从前任雷池监时，母亲三年不吃鱼。臣如果掌管粮谷，臣的母亲就不可能三年不吃米。因此臣以死坚守这个职位。”又说：孟宗任豫章太守时，百姓思念他的恩惠，路上有歌咏他的人；当时人们生了孩子，常给孩子取名为“孟”。又说：孟宗任光禄勋时举行大宴，先少量饮酒，后来有人强迫他饮酒，他喝一杯便吐了出来。传诏官察看，发现他吐出的是麦饭，便把这事报告上去。皇帝问他为什么吃麦饭，他回答：“臣家中粮米充足，只是麦饭正合愚臣的习惯，所以吃它。”皇帝于是叹息道：“品德清正纯厚竟能达到这样。” 有时还剥去人的面皮。《语林》说：贾充问孙皓为什么喜欢剥人的面皮，孙皓说：“我憎恨他们脸皮太厚。”又说：王武子和晋武帝下棋，孙皓在旁观看。王武子说：“孙归命，你为什么喜欢剥人的面皮？”孙皓说：“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剥他的皮。”说着便举起棋盘，王武子赶紧把脚伸到棋盘下面。王濬所到之处，敌军便像土崩瓦解一样溃散，没有人能够抵挡。王濬的上表说：孙皓出城巡视石头城回来时，身边的士兵都跳跃着挥刀，大声喊道：“一定要为国家死战，决一胜负！”魏帝尚且能凭一千人平定天下，何况如今有数万士众，完全足以成事。孙皓听了非常高兴，便打开府库，把金银珍宝拿出来赏赐他们。这些小人毫无操守，得到财物后就拿着离开了。于是王濬接受了孙皓的投降。《世说》说：晋武帝问孙皓：“听说南方人喜欢唱‘尔汝歌’，你会不会唱？”孙皓正喝着酒，便举杯劝晋武帝说：“从前我和你做邻居，如今我和你做臣子。我敬你一杯酒，祝你长寿万年。”晋武帝为这件事后悔。刘繇、太史慈、士燮传。刘繇：刘繇逃到丹徒，于是沿江向南航行，退守豫章。《豫章古今记》说：刘繇城在豫章县北四十里。刘繇不久病死。《水经注》说：毗陵城北有扬州刺史刘繇的墓，后来沉没在江中。这条江就是北江。孙策立即给太史慈解开绳索，握住他的手说：“还记得神亭那次吗？如果当时是你得到了我，你会怎样？”太史慈说：“那就很难说了。” 《献帝春秋》说：孙策擒获太史慈后对他说：“我从前和你在神亭交战，如果当时我先向你挑战，你会怎样？”太史慈说：“我不敢当面欺骗你；如果你的头盔带子没有断，那就很难说了。” 臣裴松之考证：《吴历》说太史慈在神亭战败，被孙策擒获，这与本传大不相同，疑心是错误记载。《卮林》说：如果太史慈在神亭被俘，那么孙策刚给他解开绳索，他就突然说“还记得神亭那次吗”，未免太仓促而且次序颠倒；并且应当说“今天你得到我会怎样”，不应说“当时你得到我会怎样”。考察《吕范传》可知，吕范跟随孙策在勇里进攻太史慈，由此知道神亭时是太史慈夺取了孙策的头盔，而在勇里时孙策使太史慈戴上了枷锁。因此裴松之大概没有深入考核。孙策任命太史慈为建昌都尉，治所在海昏。《豫章古今记》说：太史慈城在海昏县西三百里。《妃嫔传》。孙破虏的吴夫人。《吴地记》说：华亭通玄寺，是吴大帝孙权的吴夫人捐出住宅改建而成的。吴主孙权的谢夫人：弟弟谢承。《会稽典录》说：谢承升任吴郡督邮时，年成丰收，嘉禾一茎长出六穗，生长在他管辖的属县。吴主孙权的步夫人。《六朝事迹》说：如今蒋子文庙相对、向西的地方，有一处叫“孙陵冈”，这就是蒋陵。赤乌元年，追尊夫人步氏为皇后，后来与孙权合葬在蒋陵。如今蒋庙西南面的孙陵冈上有步夫人墩，土墩旁有夫人坟墓，就是她的葬地。《张昭、顾雍、诸葛瑾、步骘传》。张昭，字子布，是彭城人。《丹阳记》说：大长安道西面的张侯桥，本来是张子布的住宅所在地。顾雍，字元叹。《鼎录》说：顾雍铸造一只鼎，鼎上文字为“顾元叹之鼎”，用八分书写，鼎有三足。顾雍接替孙邵担任丞相。《梁祚魏国统》说：吴国丞相顾雍劝谏孙权说：“公孙渊不值得信任，您以后一定会后悔。”孙权进入禁宫，顾雍随后跟进去，叩头说：“这是国家的大事，臣拼死也要争辩。”孙权便让左右侍从把他扶了出去。长子顾邵早年去世。《世说》说：顾邵在郡中去世时，顾雍正大宴僚属，只顾下棋。门外通报使者送来信件，他没有儿子的书信；顾雍虽然神色不变，却心里已经明白了缘故，便用指甲掐自己的手掌，鲜血流出，沾湿了坐褥。宾客散去后，他才叹息说：“我已经没有延陵季子的高尚品德，难道还要承担因丧子而哭瞎眼睛的责难吗？”于是排遣感情，消散悲哀，神色仍和平常一样。顾荣的哥哥的儿子顾禺，字孟著。《太平御览》引《苏州志》说：通贤桥东有吴国丞相顾雍的住宅。顾雍直到顾孟著，四代人都常住在这所宅第。门前没有杂乱的宾客，投递名帖、请求拜见的，不过是一时的英俊人物。顾邵，字孝则，年轻时和舅舅陆绩齐名。《世说》说：庞士元来到吴地，吴人都和他交好。他见到陆绩、顾邵、全琮，便给他们作评语说：“陆子，正如所说的劣马，也有一只脚的用处；顾子，正如所说的劣牛，可以负重并运送东西到远方。”有人问：“按您的评价，陆绩胜过顾邵吗？”庞士元说：“劣马虽然精良迅速，却只能送一个人；劣牛一天能走一百里，它所运送的难道只有一个人吗？”吴人没有话可以诘难他。全琮喜欢声名，像汝南的樊子昭一样。顾谭，字子默。顾谭因获罪被迁徙到交州。《顾谭别传》说：顾谭被迁徙到交州。当初吴国规定，因罪被迁徙的人，家产都要没收入官；官府将他押入狱中登记财产时，只发现一辆牛车、几头牛、不到十个奴婢，没有一匹帛、一铢金之类的财宝。孙权听说后嘉奖他，便把这些家财都交给顾叔文。诸葛瑾。《世说》说：诸葛瑾的弟弟诸葛亮，以及堂弟诸葛诞，都有很大的声名，各自在一个国家。当时人评论说：“蜀国得到的是龙，吴国得到的是虎，魏国得到的是狗。” 步骘任刘表所任命的苍梧太守吴巨的属官，后来趁机杀了吴巨。《王隐晋书》说：步骘到交州后，劝说吴巨。吴巨照镜子时，镜中看不见自己的头，步骘便趁机进去杀了他。（步骘）在任十一年去世。《吴地记》说：步骘的坟墓在县城东北三里，现存的石碑在临顿桥西南。步阐是步骘弟弟的儿子，继承家业，任西陵督；陆抗攻陷城池，杀死步阐等人。《水经注》说：郭洲长二里、宽一里，上面有步阐旧城。城池方圆与洲相称，洲的四周道路环绕，旧城周长半里。这是吴国西陵督步阐所筑。孙皓凤凰元年，步阐又任西陵督，据守此城投降晋国；晋国留下并派太傅羊祜前去接应，但援军尚未到，城池便被陆抗攻陷了。《张严程阚薛传》。张纮。这就是所谓“小巫见到大巫”。《庄子逸篇》说：“小巫见到大巫，便拔起茅草丢掉；这就是他终身比不上大巫的原因。” 阚泽。《会稽先贤传》说：阚泽在母腹中八个月时，哭声已经震响到外面；十三岁时，他梦见自己的名字清楚地显现在月亮中。他还通晓历法和算术。甄鸾《数术记遗注》说：会稽太守刘洪把《乾象历》传给东莱人徐岳，徐岳又传给吴国中书阚泽。阚泽非常重视这部书，并为它作了注解。不应该采取这样的举动，应当宽恕他。《会稽典录》作“不应该施加这样的刑罚”，孙权于是听从了。有一种版本又作“不应再次施加这样的刑罚”，孙权也听从了。薛莹。《晋书·陆喜传》有一篇比较评论人物品格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薛莹。

译《周瑜鲁肃吕蒙传》。周瑜。周瑜的部将黄盖说：“如今敌众我寡，难以同他们长期相持。不过我观察曹操的军队，正把船舰首尾相连，可以放火烧掉，然后乘势退走。”于是取来数千艘蒙冲斗舰，里面装满柴草，浇上油膏；又预先准备好轻快的小船，每艘都系在大船上。《英雄记》说：曹操进军到了江边，想从赤壁渡江，却没有船，便制作竹筏，让部曲乘坐，从汉水顺流而下，驶出大江，停在浦口，还没有立即渡江。周瑜又在夜里秘密派出轻船、走舸一百艘，每艘载五十人，划船的人手持桨，另有数千人手持火炬；又在船上用绳索把它们系到竹筏上。到达后便放火，火势燃起就调转船头离开。不一会儿，数千只竹筏都被烧着，火光冲天，照亮天空。曹操于是连夜撤走。孙权任命周瑜为偏将军，兼任南郡太守。《荆州先德传》说：周瑜兼任南郡太守时，因为庞士元在州里声名很高，便征召他担任功曹，把大事交给他办理，自己只是垂衣拱手而已。《古今刀剑录》说：周瑜任南郡太守时，制造了一把刀，刀背上用八分书刻着“荡寇将军”四字。因病去世。《吴地记》说：周瑜的坟墓在县城东二里。《古今刀剑录》说：赤乌年间，有人得到淮阴侯韩信的剑，孙权把它赐给周瑜。《吴书》说：孙权每逢寒暑赐给周瑜衣服，都是白色衣领的，其他将领都比不上。鲁肃。鲁肃驻守益阳。《元和郡国志》说：益阳城是鲁肃修筑的。他登上东门，望见长沙城中的房屋、人物和马匹，形状神态都清晰可见；两地相距三百里。因此当地老人说，长沙和益阳一度可以相互望见。建安二十二年去世。孙权为他举行哀悼，又亲临他的葬礼。《幽明录》说：王伯阳死后，他的儿子营造墓穴，得到三具漆棺，便把它们移到南冈。夜里梦见鲁肃瞪眼说：“应当杀了你的父亲。”不久又梦见王伯阳说：“鲁肃在和我争墓。”后来在坐褥上发现几升血，怀疑是鲁肃杀了他。他的墓如今在长广桥南。吕蒙。孙权命令吕蒙向西夺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水经注》说：陆水又流入蒲圻县，向北经过吕蒙城西面；这里是当年孙权征讨长沙、零陵、桂阳时驻军镇守的地方。《程黄韩蒋周陈董甘凌徐潘丁传》。程普。回来镇守石城。《湘中记》说：君山有一条地道，楂渚与它隔岸相对；那里有古城，是孙权派程普修建的。黄盖。《吴书》说：他是原南阳太守黄子廉的后代。《黄溍笔记》说：陶靖节的诗写道：“从前在黄子廉那里，戴冠弹冠，辅佐名州。”汤伯的记注说，《三国志·黄盖传》的注文称黄盖是南阳太守黄子廉的后代；刘潜夫的《诗话》也说，子廉这个名字只见于黄盖传。考察《后汉书》，尚书令黄香的孙子黄守谅，字子廉，曾任南阳太守。注文和《诗话》只举出了他的孙子而遗漏他的祖父，难道不是没有深入考察吗？子廉是黄守谅的字，并不是他的名。武陵蛮夷反叛，攻打郡守和城邑，于是任命黄盖兼任太守。《水经注》说：鹦鹉洲下游的江水曲折回旋，形成水浦，名叫黄军浦。当年吴国将领黄盖的军队驻扎在这里，所以水浦以此得名。蒋钦。任命为别部司马。《古今刀剑录》说：蒋钦任别部司马时，制造了一把刀，刀上刻文为“司马”，用隶书书写。周泰，字幼平。任命为平虏将军。《古今刀剑录》说：周幼平攻打曹操并获胜，被任命为平虏将军，于是制造了一把刀，在刀背上刻铭文“幼平”。董袭，字元代。董袭亲自用刀砍断两条缆绳；冲船于是横向漂流。《古今刀剑录》说：董元代年轻时果敢勇猛，亲自打铁制造了一把刀。后来在邳冲河讨伐黄祖时，董元代拔刀将邳冲的头砍成两半，因而被任命为大司马，这把刀号称“断蒙刀”。甘宁。甘宁厉声问道：“为什么不奏鼓吹？”神情气势刚强坚定。《江表传》说：孙权攻打合肥没有攻下，便撤军，军队都已上路。孙权和吕蒙等人在后面，魏将张辽突然赶到，鼓吹手受到惊吓，不能再吹奏。甘宁拔刀想砍他们，他们这才开始奏乐。甘宁去世。儿子甘瓌。《晋书·甘卓传》说：甘卓的曾祖父是吴国将领甘宁，祖父甘述任尚书，父亲甘昌任太子太傅。徐盛以勇猛刚烈闻名。刘义庆《徐州先贤赞》说：徐盛以敦厚正直、勇敢刚烈闻名。曹休派兵将登船进攻徐盛，徐盛凭少量兵力抵御多数敌军，敌人无法取胜。《吴书》说：徐盛与曹休交战时，敌军堆积茅草，想焚烧徐盛的船。徐盛便烧掉船只离开，敌军什么也没有得到。潘璋，字文珪。任命为偏将军。潘璋部下的司马马忠擒获关羽，以及关羽的儿子关平、都督赵累等人。孙权随即把宜都郡分出一部分，直到秭归两县，设置固陵郡，任命潘璋为太守。《古今刀剑录》说：潘文珪因擒获关羽而任偏将军，后来任固陵太守，于是制造一把刀，铭文为“固陵”。丁奉，字承渊，是庐江郡安丰县人。孙皓追究他早先出征的军务，把丁奉的家属迁徙到临川。《宋书·王僧绰传》说：起初，太社西面有一块空地，吴国时是丁奉的住宅。孙皓把他的家属流徙后，江左初年这里先成为周顗、苏峻的住宅，后来成为袁悦的住宅，又成为章武王司马秀的住宅；这些人最终都凶祸而死。后来赐给臧寿，他也遭遇了丧祸，所以这里被称为凶地。王僧绰一向自认为正直通达，说住宅没有吉凶，请求把这里作为宅第。刚开始建造，还没有入住就失败了。朱治，字君理。黄武二年任安国将军。《古今刀剑录》说：朱君理年轻时参加征讨，黄武年间因累积功劳任安国将军，制作了一把佩刀，刀上刻文为“安国”。朱然。任命朱然为余姚长。《水经注》说：余姚县城是吴国将领朱然修筑的，南面临近江津，北面背靠大海。派遣使者任命朱然为左大司马、右军师。《吴书》说：朱然击败魏将李兴等人的军队，斩首五百人，缴获战鼓车三辆，于是任命朱然为左大司马，并加赐御织成帽。《虞陆张骆陆吾朱传》。虞翻，字仲翔，是会稽郡余姚县人。后来虞翻被迁徙到交州。《楼承先别传》说：楼玄到了广州，暗中来到虞仲翔过去的住宅，便出来徘徊踯躅，悲声呜咽，凄惨悲怆，不能自制。《孔晔会稽记》说：从前虞翻登上绪山，眺望四面城郭，告诫子孙说：“可以留在江北居住。后世的俸禄和官位应当超过我，但声名不如你们。若世代相继在江南兴起、居住，家族一定不会昌盛。” 陆绩。《文士传》说：陆绩年幼时就有俊秀明朗的才华，屡次广泛学习，通晓很多学问。《陆绩别传》说：太守王朗任命他为功曹，使郡中的教化严肃安定，郡内大为治理。张温。以辅义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蜀国。《吴录》说：张温才华出众、气度宏伟，被任命为中郎将，出使蜀国，与诸葛亮结成金兰之交。《笑林》说：沈珩的弟弟沈峻，字叔山，有声誉而性情节俭。张温出使蜀国时向沈峻辞行，沈峻进到内室很久才出来，对张温说：“刚才我挑选了一匹细布，想送给您，可是没有粗布。”张温赞赏他能显扬自己的节俭。骆统的父亲骆俊官至陈国相，被袁术杀害。《谢承后汉书》说：袁术发怒，暗中派人杀死骆俊。李贤注《后汉书》引《谢承书》说：骆俊任陈国相时，百姓生了孩子，往往厚送米肉到府中，以表达对长官的心意；生男生女的人都给孩子取名为“骆”。袁术派部曲将张闿假装私行，来到陈国骆俊住所。骆俊前往陪他饮酒，张闿趁机诈杀骆俊，整个郡的官吏百姓都悲哀号哭，如同失去了父母。

译《陆逊传》。陆逊。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弃郡逃走，各城的长吏以及蛮夷君长都投降了。《水经注》说：魏武帝来到江边，把南郡分置为临江郡。刘备设置的宜都郡，治所在县城东四百步处；旧城是吴国丞相陆逊修筑的，正处在两条江水汇合之处。陆逊督促各军，从四面逼迫进攻。刘备于是连夜逃走，驿站人员各自挑着器械，烧掉铜铙和铠甲断后，才得以进入白帝城。《江表传》说：刘备舍弃船只徒步逃走，烧掉皮制铠甲来阻断道路，让士兵用锦缎牵引车辆，逃入白帝城。《鼎录》说：陆逊击败刘备军队后，铸造了一只鼎来记载功劳，鼎上的文字是“破备鼎”。曹休回军后背上生毒疽而死。各军整顿军容，经过武昌，孙权命左右侍从用御用伞盖为陆逊遮覆；陆逊出入殿门，孙权所赐给他的全都是御用物品和上等珍品。孙权又派人送他回西陵。《吴书》说：陆逊在石亭击败曹休，回来时脱下翠帽赠给陆逊；又说，陆逊击败曹休，准备回西陵时，公卿们都为他设祖道饯行，孙权赐给他…… 御用船一艘，配有缯制帷幔，并施以丹漆。《吴书》又说：孙权脱下御用金梭带赐给陆逊，又亲自替他系上，作为钩络带。陆逊愤懑怨恨，最终去世。《吴地记》说：华亭大概是晋元帝借用陆逊住宅修建池塘，因池塘华美而得名；陆逊、陆机、陆瑁三人的坟墓在东南二十五里的横山中。考察《太平御览》引《吴地记》的文字：“陆氏住宅在长宅，山谷在……” 吴县东北有一处山谷，名叫华亭谷，谷中的水向下流通松江。从前陆逊、陆凯居住在这里，山谷东面有他们父祖的墓。因此陆机《思乡诗》说：“仿佛在松江水的北面，柔美地在昆山的南边。” 陆抗。从关羽到白帝城。《日知录》说：这里应当写作“从益阳到白帝城”。我认为“关羽”二字下面脱漏了“一濑”二字。《吴主五子传》。孙虑。黄武七年，封为建昌侯。《豫章古今记》说：孙虑城在建昌县南一百里。孙和。孙皓即位的那一年，追尊父亲孙和为文皇帝，改葬于明陵。《吴兴记》说：西陵山在乌程县北二十一里。吴国太子孙和葬在乌程北山，孙皓即位后追尊他为文皇帝，将陵墓命名为明陵。陵墓在山的西面，所以得名。把孙奋迁徙到豫章。《豫章古今记》说：孙奋城在郡城北二里。《贺全吕周钟离传》。贺齐。徐盛受伤，丢失了长矛。《太平御览》引《吴书》说：徐盛丢失的是牙旗；“牙”属于牙门一类。全琮。《吴书》说：全琮年老后，孙权赐给他可以扶持的手杖。《潘濬陆凯传》。潘濬。五溪蛮夷反叛，盘结聚集，孙权授给潘濬符节，督率各军讨伐他们。《长沙耆旧传》说：夏隆在郡中任职时，潘濬任南征太守，派夏隆修书并送礼。潘濬的船已驶到江中，夏隆力量不及，便在岸边拔刀大喊，指着潘濬说他是贼，因此被收捕。潘濬认为他能随机应变地求得自救，便替他解开捆绑，赐给他酒和食物。陆凯。起初孙皓常常记恨陆凯，屡次因他直言犯颜、违逆自己的意旨而不满；何定又多次诬陷构害他。只是陆凯是重臣，难以依法惩办。《吴录》说：后主孙皓暴虐，陆凯正直而强力进谏；因为他的宗族势力强盛，孙皓不敢加以诛杀。《世说》说：孙皓问丞相陆凯：“你们陆氏一族在朝廷中有多少人？”陆凯说：“有两位丞相、五位侯爵、十多位将军。”孙皓说：“真兴盛啊！”陆凯说：“君主贤明、臣下忠诚，是国家的兴盛；父亲慈爱、儿子孝顺，是家族的兴盛。如今政治荒乱、百姓困苦，覆亡都令人恐惧，臣怎么敢说兴盛呢？” 《是仪胡综传》。胡综。《魏氏春秋》说：胡综评论吴朝的俊士：才华英特、卓越超群、远远超过同辈的，是诸葛恪；见识清明、能预知事理、通达并穷究幽深隐微的，是顾谭；善于辨析、通达事理、言辞能够解开纠结的，是谢景；学问深究、能够辨明幽微的，是范慎、羊衜，与夏同属一类。诸葛恪有才而疏略，顾谭精密而多疑，谢景善辩而好计较。后来诸葛恪、顾谭果然都因刚强而失败。吴人评论胡综的话，后来都有应验。《胡综别传》说：吴国当时挖出一枚铜印，上面盖着琉璃，画布上写着“布”字，夹在其中，得到一枚白玉如意。太子于是问胡综，胡综说：“秦王认为金陵有天子的气象，所以到处埋藏宝物，用来抵当帝王之气；这就是其中的一件。” 徐详，字子明。《吴地记》说：吴主派徐详到魏国。魏太祖对徐详说：“我近来只愿意渡过横江的津口，和孙将军在姑苏山上游览，在长洲苑中打猎，我的志愿就满足了。”徐详回答说：“如果渡过横江游览姑苏，那就是步秦朝灭亡的后尘，跟随夫差的覆辙，只怕天下的大事就要离去了。”魏太祖大笑说：“徐先生莫非是在预先识破我的诈术吗？” 《诸葛滕二孙濮阳传》。诸葛恪，字元逊。辩论和应答都能随机应变，没有人能与他抗衡。《太平御览》引《诸葛元逊传》说：从前诸葛元逊回答南阳人韩文晃的问题时，误称呼了韩文晃父亲的字。韩文晃责难他说：“什么人的儿子，竟当面称呼别人的父亲的字，这合乎礼吗？”诸葛恪笑着回答：“我刚才向天穿针却看不见天，还有什么不能轻视上天的呢？只是天意自有所在罢了。”于是罚韩文晃饮酒一杯。《世说》说：诸葛瑾任豫州牧时，派别驾到官署传话说：“小儿诸葛恪很会谈论，您可以和他谈谈。”别驾多次前往，诸葛恪都不出来相见。后来在张辅吴的座席中相遇，别驾叫道：“咄咄，郎君！”诸葛恪于是嘲弄他说：“豫州已经乱了吗？为什么这样咄咄逼人？”别驾回答：“君主英明、臣下贤能，没听说它乱了。”诸葛恪说：“从前唐尧在上面，下面还有四凶。”别驾回答：“不只是四凶，还有丹朱。”满座的人于是大笑。兼任丹阳太守。《异苑》说：诸葛恪任丹阳太守时，出猎于两山之间，有一种东西像小孩，伸手牵引人。诸葛恪命百姓离开旧地，设置防备，佐吏问他原因。诸葛恪说：“这件事记载在《白泽图》中：两山之间有神，像小孩，名叫‘傒诸’，只是人们从未见过它。” 孙权患病，太子年幼，于是征召诸葛恪，以大将军兼领太子太傅、中书令。《吴书》说：孙权病重时，商议身后托付国事的人选。当时朝臣都把注意力放在诸葛恪身上，孙峻上表说诸葛恪才器足以担任辅政，可以托付大事。《困学纪闻》说：孙峻推荐诸葛恪可以托付大事，但诸葛恪最终死在孙峻手中。《易经》说：“相亲比附而无首领，便没有好的结果。”汉昭烈帝把后事托付给孔明，而孙权却把后事托付给诸葛恪，刘备与孙权的优劣由此可以看出。因此，百姓大失所望，怨恨和诋毁也随之兴起。《困学纪闻》说：楚国莫敖因在蒲骚战役中获胜而习以为常，后来想要独断专行。诸葛恪在东关取胜后也因此失败；他的过失就在于自作主张。诸葛恪惊起拔剑，还没有拔出，孙峻的刀已经交相砍下。《建康宫阙簿》说：建业宫有迎风观，在县城南十五里，孙峻就是在这里杀死诸葛恪的。况长宁认为，君子临事应当戒惧，善于谋划才能成功。《困学纪闻》说：《诸葛恪传》注文引用虞喜《志林》说：“况长宁认为，君子临事应当戒惧，善于谋划才能成功。”又说：“过去听说长宁称赞文祎。”文祎就是费祎。长宁不知是什么人，大概是蜀人。《广韵》引何氏《姓苑》说，况姓出于庐江人。《王楼贺韦华传》。贺邵。《会稽典录》说：贺邵仪容举止端庄，衣冠整齐，目光庄重，行动举止都有常规。同他交往越久，越敬重他。即使在官府和身边侍从中，也没有人见过他赤脚坐着；他常常穿着袜子，很少让人看见他的脚。后来贺邵中风，嘴不能说话，离职数月。孙皓怀疑他是假托疾病，便将他收捕，交给酒藏官拷问，拷打了上千次。贺邵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最终被杀害。贺邵，字子循，太兴二年去世，追赠司空。《世说》说：元皇帝初次见到贺司空，谈到吴国旧事，问道：“孙皓烧锯截下一位贺姓人的头，那个人是谁？”贺司空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元皇帝自己想起来说：“是贺邵。”贺司空流泪说：“臣的父亲遭逢无道之君，创伤巨大，痛苦深重，无法用言语答谢陛下的明诏。”元皇帝惭愧羞惭，三天没有出门。然而，这几个人身处无道的时代，有的在朝廷殿廷上被公开杀戮，有的在遥远荒僻之地被赐死，有的连同子孙一起被诛灭。孙皓的罪恶超过桀、纣，却只落得亡国；他们还能保全尸身，也算幸运了。明刻冯梦祯本作：“然而，这几个人身处无妄之世而拥有名位，强行死去，按理能够免祸，已经算幸运了。”

译《三国志补注》卷六。〈史部，正史类，《三国志补注·诸史然疑》〉。钦定《四库全书》。《诸史然疑》。翰林院编修杭世骏撰写。《后汉书》。陈寔去世时，天下送葬的人有三万人；郭防去世时，他的门人中穿齐衰丧服的有数千人；楼望教授的诸生，登记在册的达到九千人；蔡元所登记的门生达到一万六千人。然而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传授圣道，这正说明东汉崇尚声名、随声附和，并不是良好的风俗。《杜氏通典》说：汉明帝任李躬为三老、桓荣为五更；汉安帝任鲁丕、李充为三老；汉灵帝又任袁逢为三老。考查《杨赐传》，光和元年冬天举行辟雍礼，征召杨赐为三老；又考查《伏恭传》，建初二年，肃宗举行飨礼，任伏恭为三老；《周泽传》又说他多次担任三老、五更。这三条可以补足杜氏记载的缺漏。《张俭传》说：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请张俭担任东部督邮。当时中常侍侯览的家在防东，残暴对待百姓，所作所为违法乱纪。张俭举劾侯览及其母的罪恶，请求诛杀他们。侯览阻断并截留奏章，使其无法上达，因此同张俭结仇。侯览本传说，侯览伺机拦截奏章，最终没有上报；张俭于是捣毁侯览的坟墓和住宅，没收其财产，并详细说明他的罪状。又说侯览的母亲在世时结交宾客，干预扰乱郡国，张俭再次上奏，也没有得到皇帝批准。根据这两篇传记，侯览的母亲已经死了，张俭只是挖毁她的坟墓罢了。可是《苑康传》却说“山阳张俭杀了常侍侯览的母亲”，这不是太荒谬了吗？《酷吏传序》又说张俭剖开了曹节的墓，这又把侯览的母亲误作曹节了。《杜笃传》说：“在事情已经灭亡之后去救助，不如在它还存在时亲近并保存它。”章怀太子注引用《易·成性存存》，可见他并不懂《易经》。《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修习学问，喜好古学，推举六艺，建立毛氏学和《左氏春秋》博士。郑氏《诗谱》说：鲁人毛公为《诗经》作诂训传，河间献王得到后进献朝廷，并让小毛公担任博士。大概河间献王曾经建立过这些学馆，但并不属于太常管辖，所以《艺文志》说“河间献王喜爱它，却未能建立”。到汉平帝时，刘歆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列入学官；《毛诗》也是从这时才正式设立学官。建初年间，诏令高才学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然没有正式立为学官，却都被选拔为高等，任讲郎，供职于近署，这正是为了搜罗散失的学术、广泛保存各家学说。卢植说，《毛诗》《左氏》《周礼》各自都有传记。我怀疑汉平帝时只是偶然设立了《毛诗》博士，后来又废除了。《通典·州郡志疏》说，河南巩县：“旧小平县县城在县西北，有渡口叫小平津。”章怀太子在《灵帝纪》注文中只说小平津在巩县西北，读者大概不知道小平原来是一个县。东汉崇尚图谶，儒生大多非难圣人、违背法度，动不动就引用孔子来充实自己的说法。桓谭所说的“假称孔某作谶记来误导君主”，就是这种情况。例如郅恽说：“汉朝历数长久，孔子为汉朝制定了赤色的制度。”苏竟说：“孔某有秘传经典，为汉朝制定了赤色制度。”《元包》说：“幽闭的房室中，文辞隐晦的事情已经明白。”班固说：“蕴含孔子辅佐汉朝的宏大陈述。”又说：“孔子的谋略先受天命，圣人的诚信足以证明。”纬书中类似的说法更不可胜数。到了后魏，又有一种书名叫《闭房记》。甄鸾注《数术记遗》说，孔子作《三不能比两》；临孝恭撰写《孔子马头易卜书》；甚至《宅经》也假托孔子所作。他们离经叛道，已经到了极点。从崔篆劝孔子建立仕途一事，就知道崔篆先前不愿为王莽做官是虚伪的。从荀爽把女儿许配给郭奕，并让傅婢夺取郭奕的刀、扶抱着他把他装车带走一事，就知道荀爽后来想图谋董卓也同样是虚伪的。《李固传》中所说的夏门亭长、小友赵诚夫，【一清】认为就是《杜乔传》中的杨匡。《后汉书·郎顗传》说：郎顗的父亲郎宗学习京氏《易》，擅长风角、星象和历算。“六日七分”一语，章怀太子注引《易稽览图》说：“甲子日，卦气从中孚卦开始，每卦主六日八十分之一日的七分。”郑元注说：“六，是指六候；以八十分作为一日，取其中七分，就是一卦主六日七分。”许多读者都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易正义》也引用《易稽览图》说：“卦气从中孚开始，所以离、坎、震、兑四卦各主管一方；其余六十卦，每卦有六爻，每爻分别主管一日，总共主管三百六十日。剩下五日四分之一日，把每天分为八十分，五日分为四百分，四分之一日又是二十分，共四百二十分；将这四百二十分分给六十卦，每卦得到七分，所以每卦主管六日七分。”李鼎祚《易解》说：按照《易轨》，一年有四时、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以坎、震、离、兑四个方位的正卦分别配属四时，每卦主管一季，每爻主管一气；每卦六爻，六气合计为二十四节气。又以十二辟卦配属十二个月，每卦各统辖四卦，五卦主管一个月；一爻主管一日，合起来就是“五六三十日”，因此形成六日七分的说法。朱震《易传》解释“七日来复”说：阳气在子时产生，阴气在午时产生；从午到子，七日一定复归，这是乾坤消息的道理。所以以一日来说，从午时到半夜，复归于子时；以一年来说，从五月到十一月，复归于子月；以一月来说，从午日开始，七日后复归于子日；以一纪来说，从午年开始，七年后复归于子年。天道运行，其数自然如此；合起来是一纪，分开来说则是一年、一个月、一天，没有不是这样。因此，六十卦相当于三百六十日，而相隔两卦，都是七日。王伯厚说：《易》卦的位置，以震在东方、离在南方、兑在西方、坎在北方为一种说法；十二辟卦分别配属十二辰，是另一种说法。焦延寿制定卦气按日值守的方法，把这两种说法合为一体：既以八卦中的震、离、兑、坎二十四爻主管四时，又以十二辟卦主管十二个月，把其余四十八卦分为公、侯、卿、大夫，于是产生了每卦六日七分的说法。《唐书·历志·卦议》说：“十二月卦出自孟氏《章句》。这种说法认为，《易》本于气，后来再用人事来说明；京氏又把卦爻配合于各期的日数。坎、离、震、兑四卦从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起始日开始主管时令，各得八十分之一日的七分；颐、晋、井、大畜四卦都主管五日十四分，其余各卦都主管六日七分，止于〔原文至此残缺〕。这种方法用于占验灾祸以及吉凶、善恶、成败等事，至于观察阴阳变化，就错乱而不明白了。宋代王昭素、王沿、宋咸都撰文驳斥它；刘牧的《钩隐图》也不相信它。只有李觏不采用卦气说，而采用卦名，并以《太玄》为证，认为这样才相合。《郎顗传》说：“正月三日至九日，是三公卦。”注文说：按卦法，一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王位，六为宗庙。《玉海》说：后魏正光历有推算四正卦的方法，四正卦为方伯，中孚为三公，复为天子，屯为诸侯，谦为大人，睽为九卿，升仍从三公开始，周而复始。《儒林传》说杜抚作《诗题约义通》。刘攽《刊误》说：考察文意，“题”字下面应当脱去文字，大概应该合起来作“文约义通”。这是刘贡父的妄加解释。《诗题约义通》本来就是杜抚著作的书名。吴国陆玑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篇末附录四家《诗经》源流，也称杜抚作《诗题约义通》，这已经比范晔早一百多年了。《蔡邕传》注文《洛阳记》说：《论语》有两块碑，两碑毁坏。这里应该是《论语》原有三块碑，其中两块毁坏，才合计四十六枚的数目。《刊误》说应当是一块碑毁坏；如果是两块碑毁坏，就应当说“都毁坏了”，但这只是没有深入考察罢了。

译《东夷传》说：辽东太守蔡讽等在新昌追击高句骊，战死；功曹耿耗、兵曹掾龙端、兵马掾公孙酺用身体护卫蔡讽，也一同战死阵中。这件事同主簿卫福、功曹徐咸拥护并掩护渔阳太守张显，以及小吏所辅代替平原令刘雄而死，前后完全相同。为什么唯独《独行传》遗漏了他们？又《西羌传》说：护羌校尉传育在迷吾之乱中战死；汉中太守郑勤战败，主簿段崇以及门下史王宗、原展用身体挡住兵刃，与郑勤一同战死。又《鲜卑传》说：其至鞬侵犯居庸，云中太守成严出兵攻击，军队战败溃散，功曹杨穆用身体护卫成严，与他一同战死。这些事都可以用来补充《独行传》的缺漏。《三国志》。陈寿仕于晋朝，就应当替司马氏避讳，所以称宣王、景王、文王而不敢直呼其名，这是可以理解的。晋武帝亲自登上帝位，对于孙叔然则称他的字来避讳。在《高贵乡公纪》中，写作“派遣持节使、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向北迎接常道乡公璜，承继明帝之后”；在《陈留王纪》咸熙元年八月庚寅，又写作“命中抚军司马炎辅佐相国处理政务”，以符合鲁公拜后的意义；九月戊午，才写作“任中抚军司马炎为抚军大将军”；十月丙午，写作“命抚军大将军、新昌乡侯炎为晋世子”；咸熙二年八月壬辰，又写作“晋太子炎继承封号并承袭帝位”。考察陈寿在元康七年病故时，晋武帝的庙号早已确定，为什么陈寿全都不避讳呢？有人说，陈寿是在晋武帝在位时进献《三国志》的，书中本来应当称“今上”；如今陈寿的书法竟这样违反避讳，看来是他的疏忽。又裴松之说史书为晋朝避讳，把韦昭改称韦曜。考察《魏志》中的胡昭、董昭、《吴志》中的张昭，仍然都沿用原名，为什么唯独韦昭改称韦曜？想来是《魏志》仍采用王鱼等人的旧文，《吴志》仍采用华覈、韦昭的国史；韦昭在归命侯时期，吴国史书尚未为他立传，陈寿只是草创此书，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史记索隐》说：按晋代谯国司马无忌所作《司马氏系本》，荆瞆生昭预；在司马氏的先世中，早已有名为昭的人了。】称“魏武”而不称其名、在本纪中尊为魏武帝，是从陈寿开始的，孙盛还专门撰写了《魏武本纪》。【《唐书·艺文志》载有孙盛《魏武本纪》四卷。】王沈、鱼豢等人的著作也可以想见。吴国孙皓想为父亲孙和撰写本纪，韦曜认为孙和没有登上帝位，应该称为传，于是韦曜撰写《吴书》时，从孙坚以下大体都称为本纪。蜀汉继承汉朝之后，不向曹魏称臣；与江东吴国相比，不能同日而语。因此习凿齿作《汉晋春秋》，独以蜀汉为正统。他在论中说：“如果认为魏有代替汉王朝的德行，那么它不足以有平定乱世的功劳；如果说它有平定乱世的功劳，那么孙权、刘备三国鼎立，共同称王，连秦始皇也没有被列入帝王之中，何况只是暂时控制数州的势力呢？”【见《世说新语》注文。】大概习凿齿是襄阳人，他把正统给予蜀汉，仍有不忘旧主的意思。黄权亲自侍奉先主，遇到“荧惑守心”【《晋天文志》说，考察《三国史》并无“荧惑守心”一文，怀疑是“入太微”的误写】，于是说魏文帝去世而吴、蜀没有其他变化；同习氏的说法相比，已经显得惭愧了。刘知几《史通》却说：习凿齿把刘备称为伪国，是为了判定邪正的道路、阐明逆顺的道理。檀道鸾《续晋阳秋》说，习凿齿正值桓氏执政，所以撰写此书，是想断绝“彼瞻乌”、助成“此逐鹿”。如果真像檀道鸾所说，那么习凿齿似乎从未尊奉蜀汉。梁武帝召集群臣编修《通史》，吴、蜀二主都列入世家；刘知几竟把帝王中的少康、光武，诸侯中的秦穆公、楚庄王，拿来同昭烈帝相比，又以秦穆公比昭烈帝、以楚庄王比孙权。鲁昱在纸尾写道：“杜甫作诗说，蜀主窥吴，幸临三峡；又说，崩年也在永安宫。既称‘幸’，又称‘崩’，就是把帝王的待遇给予蜀汉。”我认为，称“蜀主”而说“窥吴”，仍然是三国鼎立的意思。洪景卢《容斋续笔》讥讽陈寿称孙权为至尊，而陈寿的错杂驳杂还不止这些：《吴志》中称孙权为“权”，《蜀志》中称刘备为“先主”，在《陆逊传》中称魏国为“贼”、为“敌”，都只是沿用旧史而没有改动。董卓死于献帝初平三年，当时曹操还没有掌握政权，三国也没有分立。谢承、华峤、司马彪【见本书《董卓传》注文】、袁山松【见范晔《后汉书》注文】等人撰写《后汉书》，都为董卓立传，陈寿却把他列入《魏志》，这是为什么？刘知几说：汉朝有董卓，就像秦朝有赵高；当年车令的诛杀，既不列入汉史，为什么太师董卓的死亡却独自收入《魏书》？或许这是仿效《西汉书》把项籍列入世家的意思吧。《唐书·艺文志》称鱼豢《魏略》有五十卷，并没有说有《典略》；《隋书·经籍志》则连《魏略》也没有。这里注文引用《魏略》，又引用《典略》，其实是同一本书。《太平御览》直接称作《魏典略》。《魏略》中有《列传》《纯固传》《清介传》《儒宗传》《勇侠传》《游说传》《苛吏传》《佞幸传》《西戎传》，篇目都与其他史书不同。姚思廉修《梁书》又称《魏略》有《知足传》，记载方田、徐于、管胡，可见其体例本来就不同。刘勰说，《阳秋》《魏略》这一类，《江表吴录》这一类，有的激烈抗辩而难以考证，有的疏略空泛而缺少要旨。刘知几说，鱼豢、姚察撰写魏、梁二史，大小事情全都记载，杂乱烦琐很多，却都用“略”来题名；考察名目、核对实情，怎么会不相违背呢？《陈思王集》中有《仲雍哀辞》，说曹喈字仲雍，是魏太子的第二个儿子，三个月出生，五月夭亡。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建安年间，魏文帝和临淄侯各自有幼子夭亡，命徐干、刘桢等人为他们作哀辞。考察《魏志》，文皇帝有九个儿子，从明帝以下没有一个叫仲雍的。难道是因为他还没有穿襁褓就夭折，又没有封国，所以删去没有记载吗？唐子西《文录》说：庞德公把诸葛亮比作卧龙，把庞统比作凤雏，那么庞统年龄应当小于诸葛亮。诸葛亮去世时五十四岁，而庞统早死二十二年，那么庞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这种说法被魏鹤山收入《经外杂钞》，大概是没有仔细阅读《庞统传》。传记明确说，庞统死时三十六岁；先主任命庞统的父亲为议郎，诸葛亮亲自替他行拜礼，因此诸葛亮确实把庞统当作兄长来对待。

译《晋书》。《愍帝纪》建兴五年冬十月说，尚书郎辛宾抱着皇帝痛哭，被刘聪杀害。大概辛宾死在建兴五年前四年十一月；而建兴四年十一月却说“尚书辛宾、梁允等一同被刘曜杀害”，这里错误地重复衍入了“辛宾”二字。《石勒载记》说，龙骧将军王国叛变，率南郡投降石勒；后文又说，石堪进攻驻扎寿春、屯兵淮上的晋豫州刺史祖约，晋龙骧将军王国以南郡叛变投降石堪，那么前面所写的十三个字就是衍文。《五代史·后蜀世家》说，司天少监胡韫说：“晋咸和九年三月，火星犯积尸；四月，雍州刺史郭权被杀。义熙十四年，火星犯鬼宿；第二年，雍州刺史朱龄石被杀。”这两件事都是《晋天文志》没有记载的。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土了一块石头，有“牛继马后”的征象。沈约撰《宋符瑞志》说：宣帝宠信的将领牛金屡立战功。宣帝制作了两个双口酒器，一个盛毒酒，一个盛好酒；他自己饮好酒，把毒酒给牛金。牛金饮下后立即死去。景帝说：“牛金是名将，可以重用，为什么要杀害他？”宣帝说：“你忘了石头上的预兆‘马后有牛’吗？”元帝的母亲夏侯妃同琅邪国小史、姓牛的人私通，生下元帝。【《元帝纪》沿用了这种说法。】考察《魏书·僭晋司马叡传》，却说司马叡是晋将牛金的儿子，与沈约所说显然不同。【《宋书》说晋元帝小字为铜环，《魏书》说夏侯氏字铜环，也不相同。】刘知几《史通》说，沈约撰《晋书》喜欢制造奇异说法，称元帝是牛金的儿子，【这又同沈约所撰《宋书》不同。】邺中学者王劭、宋孝王对此说得很详细。【宋孝王说，若把司马叡当作牛金之子，按年龄推算，完全不相合。】而魏收深深嫉恨南朝，幸灾乐祸地记录南朝的缺点，于是撰写《司马叡传》时，把休文沈约所说的全部记载下来。根据刘知几所说，“牛继马后”在唐代已经有了传疑的说法，所以元行冲撰《魏典》时说，昭成皇帝名犍，继承晋朝接受天命，只有这一说可以与“牛继马后”相应。史臣既然为司马氏撰写本纪，本来应当传信，怎么能妄自引用没有根据的说法呢？《宋书》。《张畅传》在第五十九卷，《张敷传》在第六十二卷；但在《张劭传》之后又重复出现了张畅、张敷二人的传记。《张畅传》中记孝武帝宴请朝廷贤臣、张畅也在座的一段，是第五十九卷所没有的；《张敷传》中记宗少文谈论系象以及回答查梨的对话，是第六十二卷所没有的。《张畅传》与《魏书·李孝伯传》都是魏收采自《宋书》的内容。李孝伯传说：“白盐、食盐，主上自己食用。”张畅传却说：“白盐是魏主自己食用的。”这样就只剩下八种，显然脱去了“食盐”二字。

译《后魏书》。《高祖纪》在太和三年二月、四年正月两次记载乾象殿、六合殿建成。考察可知，三年才建成坤德殿、六合殿，那么乾象殿无疑是在四年建成的；前面那条记载大概是衍文。杨钧任恒州刺史时，制作十车银制食器，馈送给领军元又；后来任怀朔镇将时，又送蠕蠕主阿那瓌回国。这两件事，《本传》没有记载【附在《杨播传》中】。皇兴年间，青州的七级浮图也称为崇壮，夜间被天火焚毁，《灵征志》没有记载，见《崔光传》。又《高宗纪》记载，兴安二年，诏书说在苑内得到一方寸玉印，印文是“子孙长寿”。《高祐传》说，高宗末年，有人在灵丘得到一枚玉印进献，诏令拿给高祐看。高祐说：“上面有籀书两个字，内容是‘宋寿’。寿就是天命；我得到它的命数，也正是归属于我的征兆。”这两条也应当收入《灵征志》。崔浩撰写《荀悦汉纪音义》，《本传》没有记载，见颜师古《汉书注》，师古多次引用它。崔浩又注《易》四十卷，自序见《张湛传》。北齐《郑述祖传》说：郑述祖的父亲任兖州刺史时，在城南小山修建斋亭并刻石作记。郑述祖当时九岁。后来他任刺史，前去寻找旧迹，找到一块残破的石碑，上面有铭文：“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郑述祖面对石碑呜咽悲痛。又有人歌唱道：“大郑公，小郑公，相隔五十年，风教仍然相同。”《魏郑道昭传》说，他任光州刺史，转任青州刺史，在两州处理政务都宽厚，不使用威刑，受到官吏百姓爱戴，却没有说他曾任兖州刺史；恐怕是把“光州”误写成“兖州”。《封敕文传》记载他的军功，列在韩茂、皮豹子等人的同类中，也有赠官和谥号，但本传只记载他在天安元年去世，后面大概有脱文。【本传在第三十九卷。】《天象志》说，神瑞四年有诏征召范阳卢元等三十六人云云。考察《高允传》，高允向有关官署访求名士，众人都称范阳卢元等四十二人，其中接受任命的有三十五人。高允所作《征士颂》中列出官爵姓名的，共三十四人，加上前面一人，已经是三十五人了。这样看来，《天象志》的记载有误。《地形志》说，齐郡昌国县有纪信墓；荥阳郡荥阳县又有周苛墓。〈《史部，正史类，三国志补注·诸史然疑·诸史然疑》〉。汾水上游有人想毁掉桥，把桥材拿下来作为柴薪，官军用钩子把它钩取来作为柴薪。《北史》改作“带领数千骑兵乘西桥而过，官军用钩子把桥材钩取来作为柴薪”，删去了“束栢材”一句，于是原本的成语也不再完整。《魏阉宦传》说，李防、列赵墨任监藏时，常常截留侵吞许多财物，于是被贬为门士。《北史》删去“常常截留侵吞许多财物”一句，事情也就不明白了。《齐文宣纪》说：“皇帝虽然明敏，外表却像不足。”又说：“内心虽然明察，外表却像不了解。”又说：“外表像不深远，内心的鉴察却非常明白。”一篇之中，语辞反复重叠。既说：“凡是各种杀害，多命令肢解，有的烧在火中，有的投入水里。”又说：“凡是屠杀害人，往往多被肢解，有的投入烈火，有的丢入漳水。”既说：“拔刀张弓，游行于市肆。”又说：“每当将要醉时，总是拔剑挂在手上，或张弓搭箭，或手持长矛大槊，游行于市中。”大概这篇本纪是把各种材料杂糅编缀而成的，其中一半采用李氏《齐书》，另一半采用王劭、邱悦等人的论述，牵连割裂，毫无编次，所以弊病竟到了这种程度。《齐宋游道传》说，徐州刺史元孚多次上表说：“伪梁广泛征发士卒，准备图谋彭城，请求增加羽林军二千人。”因为元孚是宗室重臣，朝廷认为他的请求确实有根据，于是量情上奏，给他武官一千人。元孚如今接到朝廷下达的命令，但因道路阻塞，自己防守，于是只接纳羽林军八百人，并辞谢说：“边境没有战事，请让我把他们送回家。”这段文字可以补足《北史·魏元孚传》的缺漏；《北史》也没有记载元孚曾任徐州刺史。《魏世宗纪》在景明二年三月记载壬戌日，青、齐、徐、兖四州发生大饥荒。考察《魏书》，壬戌日下还有一道免除州府佐史除板的诏令，竟然轻率删去。四州大饥难道能够专属于壬戌日吗？这种删削本纪、任意取舍、体例混乱的地方，数不胜数，而这一处尤其严重。清河王岳的父亲翻，死于侍御中散任上。元象年间，追赠假黄钺、使持节、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云朔十州诸军事、大将军、太傅公、太尉公、录尚书事、冀州刺史。可是《北齐书》只说魏朝追赠太尉、阳州公。永乐、兴和年间，任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翻的弟弟弼在武定年间任安西将军、安陵县开国男。这些官阶，《北齐书》全都略去不载。【弼又作长弼。】翻的弟弟防儿、徽，景明年间起家任奉朝请；延昌年间，徽加假员外散骑常侍，出使嚈哒，回来后任宂从仆射；神龟年间升任射声校尉、左中郎将、游击将军，又加假平西将军、员外散骑常侍出使嚈哒。回来到达枹罕时，蜀莫折念生在秦、陇反叛，诏令徽代理河州事务，徽被贼军杀害。《北齐书》说：魏末，徽因获罪应当迁徙凉州，走到河、渭之间遇到贼军，因军功免于流徙，于是留在河州多年，后来又因军功任河东太守。徽的儿子归彦，武定末年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安喜县开国男。《北齐书·归彦传》只说他逐渐升任徐州刺史、襄乐王、显国，武定末年任抚军将军、汶阳男。《北齐书》完全没有记载这些官阶。【“显国”也作“献国”。】上洛王思宗，武定末年任中军将军、仪同三司、兖州刺史、上洛郡开国男，《北齐书》也略去不载。像这类情况，推究起来，是因为李百药认为既然名列《魏书》，就不应当在《北齐书》中重复叙述；可是既然已经为这些人立传，他们任官的等级和事迹始末本来就应当完整记载，怎么能任意详略呢？李延寿编修《北史》时，没有采用魏、齐两书而校勘异同，反而一味沿袭李百药的简略，尤其疏漏。《陈书》。南丰先生《上陈书目录表》说：姚察等人编写这部书，历经三代，父子相传，又经过几十年才完成。以我的考察来看它的体例，姚思廉确实还不能称为具有良史之才。沈君公不应附在《沈后传》之后，而应附在《君理传》之后；欧阳纥不应附在欧阳頠之后，应当列在华皎等人的传记之后；徐孝克不应附在徐陵之后，应当收入《孝行传》；沈客卿、施文庆应当附在江总传之后，江总不应与姚察合传。任忠以死奉卫陈朝，言语仿佛还在耳边，却突然出城投降并被韩擒虎擒获；又把韩擒虎写入杨愔的传记。傅縡撰写论说来阐明道理，一篇是梁代的旧有典章，一篇是弘明时期的余习，只是充满篇章，与国家法典没有关系。何况徐陵的文集已经单独流行，傅縡的论说也不算精深高妙，大都应当删去，这样史书体例才严整。深宁王先生说：陈朝没有淮河以北，没有荆襄，也没有蜀地，却能够立国三十二年，说明江东还算有人才。考察陈朝一代，高宗百战百胜，后主一战就被擒获，难道是因为任用的人不同，还是庙堂谋划失误呢？隋军渡过长江时，鲁广达、萧摩诃、任忠、樊毅等人南北奔走，阵势离散，还没有交战就已经溃败，使贺若弼、韩擒虎的军队不费一刀一枪便进入台城，其中也有侥幸因素，实在不是靠他们作战的力量。陈朝朝廷中身居高位、穿槐衣衮服的人，没有像申包胥那样纳牖进谏的忠心；掌握军权的人，很少有像结缨赴死那样的气节。上书极力劝谏的，只不过是几个闲散官员傅縡、章华；但他们仍不能免于愤懑不平，最终奋力作战而死。又只有一个队主杨孝辩父子做到“国君忧患，臣下受辱；国君受辱，臣下当死”。陈朝所谓执掌权柄的大臣、世代为臣的重臣，没有听说有一个人能够列入忠义传。唉，陈朝可以说是无人了。这是深宁先生推究陈朝灭亡根源的评论。《史通》说，《陈书·姚察传》记载姚察著有《辨茗酪记》一卷。如今《姚察传》和《隋书·经籍志》都没有这部书，莫非刘知几所说的其实是傅縡所撰的书吗？《诸史然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