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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泰始五年二月丙戌日，月亮侵犯左角。占辞说：“三年之内，天子将厌恶此象。”三月庚申日，月亮侵犯建星。占辞说：“将更换宰相。”十月壬午日，月亮侵犯毕宿。占辞说：“天子将严用刑法，诛罚急迫，贵人中有人会死。”当月丙申日，太白星侵犯亢宿。占辞说：“将收拢国家军队，以防备北方。”这年冬天，建安王休仁解除扬州刺史职务，桂阳王休范担任扬州刺史。扬州牧前后通常由宰相担任，更换宰相的占验应在此事。泰始七年，晋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都被杀。当时朝廷失去淮北，设置戍所来防备北虏。三年以后，皇帝去世。泰始六年正月辛巳日，月亮侵犯左角，占辞与前面相同。八月壬辰日，荧惑星侵犯南斗。南斗对应吴地分野。十一月乙亥日，月亮侵犯东北方的辕星。占辞说：“大人物将受到牵连。”又说：“大臣中有人将被诛杀。”两年以后，扬州刺史王景文被杀。皇帝去世。后废帝元徽三年七月丙申日，太白星进入角宿，侵犯岁星。占辞说：“角宿是天门，国家将有战争。”占辞认为，角宿中太白星与木星会合，主在外的军队被杀，军队失败、将领死亡。当月丁巳日，太白星进入氐宿。氐宿是天子的宫宿，太白星是象征兵乱凶灾的星。八月己巳日，太白星侵犯房宿北端第二星。占辞说：“君王失德。”九月癸卯日，太白星侵犯南斗第三星。占辞说：“大人物将受到牵连，国家将更换政权。”十月丙戌日，岁星进入氐宿。占辞说：“诸侯、国君中有人将进入宫中。”十一月庚戌日，月亮进入太微，遮掩屏宿西南星。占辞说：“贵人将失去权势。”四年七月，建平王景素占据京口反叛。当时废帝凶暴邪恶，没有节制；五年七月死亡，安成王进入宫廷篡夺皇位。三年以后，齐接受禅让。元徽四年三月乙巳日，月亮侵犯房宿北端第一星，进一步侵犯键闭星。占辞说：“宗庙中潜伏着谋乱者和伏兵，天子不可以出宫下殿，将有许多暴乱之事。”九月甲辰日，填星侵犯太微西面的屏障。占辞说：“将册立诸王。”另一说：“将迁徙诸王。”又说：“大人物有忧患。”当时废帝出入宫禁毫无节制，最终因此死亡，安成王即位。元徽五年正月戊申日，月亮侵犯南斗第五星，占辞与前面相同。四月丁巳日，荧惑星侵犯舆鬼西北星。占辞说：“大人物有忧患，近则六十天，远则六百天。”又说：“君主厌恶此象。”当月丙子日，太白星侵犯舆鬼西北星。占辞说：“将有大赦。”五月戊申日，太白星在正南方白天出现，光亮异常。占辞说：“将更换国姓。”六月壬戌日，月亮侵犯钩钤星。占辞说：“将有重大命令。”当月乙丑日，月亮侵犯南斗第四星，占辞与前面相同。七月，废帝死亡，大赦天下。两年以后，齐接受禅让。顺帝升明元年八月庚申日，月亮进入南斗，侵犯第三星，占辞与前面相同。九月丁亥日，太白星在翼宿，白天横过天空出现。占辞说：“将更换国姓。”闰十二月癸卯日夜里，月亮遮掩南斗第四星，占辞与前面相同。

译志第十七·符瑞上。人的形体通达睿智、穷尽精微，含有灵性而独具秀异，这样的人称为圣人。圣人因此能够统治四海、役使万物，使动植物等各类事物无不各得其所。百姓仰望圣人，欢喜得如同亲属；圣人的芳德又如椒兰芬芳，所以制作旗帜、车舆、服饰来尊崇他，设置玉玺、黄屋来尊贵他。把神器所代表的重大权力推置在万民之上，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看来，万物都是供人役使的。人的性情和见识各不相同，大概其中存在愚昧暴虐的本性。看到圣人使天下获利，便认为天下可以拿来谋利；看到万物归附圣人，便认为圣人是在谋利于万物。以武力争夺天下的人，甚至把这种行为比作争逐鹿，乱臣贼子因此在世上越来越多。所谓龙飞九五、与天相配而光照天下，是因为有上天授命的符瑞，以及天人相应的征兆。《易经》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便取法它们。”符瑞的意义实在重大啊！赫胥氏、燧人氏以前的事，没有听说过。太昊帝宓牺氏的母亲叫华胥。燧人氏时代，有巨大的脚印出现在雷泽，华胥踩到它，于是在成纪生下伏牺。伏牺蛇身人首，具有圣人的德行。燧人氏去世后，宓牺代替他，得到《龙图》，于是画出八卦，这就是所谓“黄河出现《河图》”。当时有景龙出现作为祥瑞。炎帝神农氏的母亲叫女登，在华阳游玩时，有神龙以龙首在常羊山感应女登，于是生下炎帝。炎帝人身牛首，具有圣德，招致大火的祥瑞。嘉禾生长出来，甘美的泉水涌出。黄帝轩辕氏的母亲叫附宝，她看见巨大的闪电光环绕北斗枢星，照亮郊野，感应后怀孕。怀孕二十五个月，在寿丘生下黄帝。黄帝年幼时就能说话，有龙的面相，具有圣德，能使百神来朝见并役使它们。应龙攻打蚩尤，借助虎、豹、熊、罴四种猛兽的力量作战；又用女魃止住暴雨。天下安定后，圣德广泛施行，各种祥瑞都来到。有屈轶草生在庭院中，奸佞之人入朝时，草便指向他，因此奸佞之人不敢进来。有景云祥瑞出现，有红色方气和青色方气相连；红色方气中有两颗星，青色方气中有一颗星，共三颗星，都是黄色，在天空清明时出现在摄提，名叫景星。黄帝穿黄色服装，在中宫斋戒；坐在玄扈洛水之上时，有凤凰聚集而来。凤凰不吃活虫，不踩生草，有时停在黄帝东面的园中，有时在阿阁筑巢，有时在庭院鸣叫；雄鸟自行歌唱，雌鸟自行起舞。麒麟出现在苑囿，神鸟前来行礼。有大蝼蛄像羊那么大，有蚯蚓像彩虹那么长。黄帝认为土气胜过其他五行，于是凭土德称王。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日，天空起雾三日三夜，白天也昏暗。黄帝问天老、力牧、容成说：“三位先生认为这是什么情况？”天老说：“我听说，国家安定、君主喜好文治，凤凰就会居留；国家混乱、君主喜好武力，凤凰就会离去。现在凤凰在东郊飞翔并以此为乐，它的鸣声合于夷则之音，又与天相应。由此看来，上天正在降下严厉的教诫来告诫帝，帝不要违犯。” 国政混乱、君主喜好武力，凤凰就会离去。如今凤凰在东郊飞翔并以此为乐，它的鸣声合于夷则，与上天相应。由此看来，上天正在降下严厉教诫来告诫帝，帝不要违犯。”于是召史官占卜，龟甲烧焦了。史官说：“臣不能占断，请向圣人询问。”黄帝说：“我已经问过天老、力牧、容成了。”史官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说：“龟甲不敢违背圣人的智慧，所以才烧焦。”雾散后，黄帝游于洛水之上，看见大鱼，便杀五种牲畜举行祭祀，天上于是下起大雨；七天七夜后，鱼随水流入海，黄帝得到《河图》和《洛书》。神龙图从黄河出现，龟书从洛水出现，上面有红色篆文，把它们授给轩辕。轩辕在明庭接待群神，明庭就是今天的寒门谷口。帝挚少昊氏的母亲叫女节，她看见星星像彩虹一样从天上流下，落入华渚，随后梦中有所感应，于是生下少昊。少昊登上帝位时，有凤凰出现作为祥瑞。帝颛顼高阳氏的母亲叫女枢，她看见瑶光星贯穿月亮，形如彩虹，在幽房宫中感应而生下颛顼于若水。颛顼头戴干戈，具有圣德。十岁时辅佐少昊氏，二十岁登上帝位。帝喾高辛氏生来长着重叠的牙齿，具有圣德，代替高阳氏统治天下。他让乐工击打鼙鼓、钟和磬，凤凰便鼓翼起舞。帝尧的母亲叫庆都，生在斗维原野，常有黄色云气覆盖保护她。长大后，她游观三河，常有龙跟随她。有一天，一条龙背着《河图》来到，图上的文字大意说：“也将受到上天保佑。”她眉间有八种彩色光泽，鬓发长七尺二寸，脸部上窄下丰，脚踩在翼宿的位置上。后来四面有阴风吹来，赤龙感应她。她怀孕十四个月，在丹陵生下尧，形貌与图上所述相同。尧长大后，身高十尺，具有圣德，被封在唐地。他梦见攀登天空。高辛氏衰微后，天下归附尧。尧在帝位七十年，景星出现在翼宿，凤凰停在庭院，朱草生长，嘉禾茂盛，甘露滋润，醴泉涌出，日月如同合璧，五星如同连珠。厨房中自行生出肉，薄得像扇子，摇动它便生风；食用时寒凉而不腐臭，名叫“箑脯”。又有一种草夹着台阶生长，每月初一开始生出一荚，到月中生出十五荚；十六日以后每天落掉一荚，到月底全部落尽；小月则有一荚焦枯而不落，名叫“蓂荚”，又叫“历荚”。尧把功劳归给舜，准备把天下禅让给他。于是斋戒整洁，在黄河、洛水旁修筑坛场，选定吉日，率领舜等登上首山，沿着河岸前行。有五位老人游处在那里，大概是五星的精气所化。五位老人互相说：“《河图》将要来临，告诉帝禅让的日期；能够了解我们的人，是重瞳的黄姚。”五位老人于是化作流星飞去，向上进入昴宿。二月辛丑日天将亮时，礼仪已经准备完毕，一直到太阳偏西，光彩从黄河出现，祥瑞之气充满四方，白云升起，回旋的风吹动起来。这时有龙马口衔铠甲，铠甲上有红色文字和绿色斑纹，来到坛前停下，吐出《甲图》后离去。铠甲像龟甲，背部宽九尺，图用白玉制成框格，以红玉刻字，涂以黄金，用青绳系缚。框格上的文字说：“闿色授给帝舜。”意思是虞、夏、殷、周、秦、汉都将接受上天授予的天命。帝尧于是抄录其文字，收藏在东序。两年以后，二月中旬的辛日，尧率群臣把玉璧沉入洛水。礼仪结束后退下等候，直到太阳偏西，赤光升起，一只黑龟背着书从水中出来，背甲上的红色纹理形成文字，停在坛上。龟书说应当把帝位禅让给舜，于是尧让位给舜。

译帝舜有虞氏的母亲叫握登，她看见大彩虹后心有所感，于是在姚墟生下舜。舜的双眼各有两个瞳孔，所以取名重华。他有龙一样的面相、大嘴，肤色黑，身高六尺一寸。舜的父母憎恨舜，让他修补粮仓；舜从下面放火焚烧粮仓，穿着鸟工制作的衣服飞走。父母又让他挖井，却从上面用石头填井；舜穿着龙工制作的衣服，从旁边的通道出来。舜在历山耕作时，梦见自己的眉毛长得和头发一样长。登上帝位后，台阶间生出蓂荚，凤凰在庭院筑巢；敲击石磬，百兽都随着节拍起舞；景星出现在房宿，地上出现乘黄马，西王母献上白环、玉玦。舜在位十四年时，演奏钟、磬、笙、管的乐曲还没有结束，天上突然雷雨大作，狂风掀屋拔树，鼓槌和鼓散落在地，钟磬杂乱移动，舞人都跌倒伏地，乐正狂奔而去。舜于是抱着璇玉、手持玉衡，笑着说：“明白了！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难道这不也能从钟、磬、笙、管的混乱中看出来吗？”于是向上天荐举禹，让禹代行天子的职务。这时祥和之气普遍响应，庆云升起，像烟又不是烟，像云又不是云，浓郁纷繁，萧疏盘曲，百官相互应和，歌唱《庆云》。舜首先唱道：“庆云灿烂啊，缭绕不断啊。日月光华，早晨又是一个早晨啊。” 群臣都上前，叩头说：“光明伟大的上天啊，星辰灿然罗列。日月光华，使我一人得到弘大的光明。”帝舜于是再次唱道：“日月运行有常，星辰运行有道。四时依照常规更替，万民确实诚信。让我论说音乐，使它配合上天的神灵。迁于圣肾，众人没有不听从。▯啊，击打它；轩啊，舞动它。精华已经竭尽，提起衣裳离去吧。”于是八方之风畅通，庆云汇聚，盘曲的龙在藏身之处奋迅，蛟龙和鱼在深渊中跳跃，龟鳖都从洞穴里出来。舜迁居虞地而侍奉夏。舜于是依照尧的旧例，在黄河边设置坛场。直到太阳偏西，祥光和祥瑞之气来到，一条黄龙背着《河图》，长三十二尺、宽九尺，从坛边出现，身上有红色文字和绿色交错的纹理，文字说应当把帝位禅让给禹。帝禹有夏氏的母亲叫修己。她出行时，看见流星贯穿昴宿，梦中有所感应，后来吞下神珠。修己的脊背裂开，在石纽生下禹。禹有虎鼻、大嘴，两耳三孔，头戴钩钤，胸部有玉斗，脚上的纹理像“己”字，所以取名文命。禹长大后具有圣德，身高九尺九寸。他梦见自己在黄河中洗浴，并用手取水饮用；又有九尾白狐出现作为祥瑞。尧在位时，舜举荐禹。禹在黄河观察时，有一个白面鱼身的长人从水中出来，说：“我是黄河之神。”他呼唤禹说：“文命，治理洪水。”说完，授给禹《河图》，其中讲述治水的事情，然后退入深渊。禹治水完成后，上天赐给他玄色圭玉，以告知他成功。夏朝的政治道路将要兴盛时，草木繁茂，青龙停在郊外，祝融之神降临崇山。禹于是接受舜的禅让，登上天子之位。洛水出现六十五字的《龟书》，这就是《洪范》，也就是所谓“洛水出现《洛书》”。禹南巡狩时，渡过长江，江心有两条黄龙背负船只，船夫都害怕。禹笑着说：“我受命于天，竭尽力量来养育百姓。生，是人的本性；死，是命运。为什么要忧虑龙呢！”龙于是摆尾离去。高辛氏时代的妃子简狄，在春分玄鸟到来的那天，随帝到郊外祭祀郊禖，又和妹妹在玄丘的水中沐浴。有一只玄鸟衔着鸟卵落下来，卵的五色十分美丽，两人争相拾取，用玉筐覆盖起来。简狄先得到并吞下它，于是怀孕。她的胸部裂开，生下契。契长大后任尧的司徒，为百姓建立功业，受封于商。十三代以后，生下主癸。主癸的妃子叫扶都，看见白气贯穿月亮，心有所感，于乙日生下汤，号称天乙。汤下身丰满、上身尖削，皮肤白皙而有胡须，身子弯曲而声音洪亮，身高九尺，手臂有四个肘部，这就是殷汤。汤在亳地，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伊挚将要响应汤的召命时，梦见乘船从日月旁边经过。汤于是向东到洛水，观看帝尧的坛场，沉下玉璧后退立；两条黄鱼跃起，黑鸟跟随黄鱼停在坛上，化成黑玉。又有黑龟出现，龟背上的红色纹理形成文字，说夏桀无道，汤应当取代他。檮杌之神出现在邳山。有神人牵着一只口衔金钩的白狼进入商朝。金德将要兴盛时，白银从山中涌出。汤将奉行天命放逐夏桀，梦见到达天上并舔食天，于是取得天下。商人后来把天下的国号改为殷。高辛氏时代的妃子姜嫄，协助祭祀郊禖，看见巨人的脚印便踩上去。当时她心中感到仿佛有人以人道感动自己，于是怀孕生下男孩。她认为这是不祥之兆，把孩子丢弃在险巷中，羊牛都避开不踩；又把他送到山林里，恰好有伐木者把他放在柴草下遮盖起来；又把他取出放在寒冰上，大鸟飞来用一只翅膀覆盖他。姜嫄认为这是奇异之事，便收养了他，取名叫弃。弃下颌有奇异的相貌，长大后任尧的稷官，为百姓建立功劳。后稷的孙子叫公刘，有德行，诸侯都用天子的礼节对待他。黄帝时代，谶书说：“西北方将有人称王，时日在甲子；昌将制定天命，发动行动诛伐，清晨便开始行道。”公刘之后传十三代，生下季历。季历在位第十年，飞龙充满殷朝的牧野，这大概是圣人处于下位即将兴起的征兆。季历的妃子叫太任，梦见巨人感动自己，在猪圈中小便，生下昌，这就是周文王。文王有龙的面相、虎的肩膀，身高十尺，胸部有四个乳头。太王说：“我这一代应当有兴盛的人，大概就是昌吧！”季历的哥哥太伯知道天命在昌，便前往越地，终身没有回来。弟弟仲雍跟随他去，所以季历得以继承王位，并传给昌。昌任西伯，在丰地营建都城。周文王的妃子叫太姒。她梦见商王庭院里长出了荆棘，太子发在宫阙之间栽种梓树，梓树变成了松、柏、棫、柞。太姒把这件事告诉文王，文王带着币帛告诉群臣，并和姬发一起拜谢、禀告这个梦。季秋甲子日，一只赤色的鸟嘴里衔着书来到丰邑，停在昌的门上。昌拜伏叩首接受书简。书中的大意说：“姬昌是苍帝的儿子，灭亡殷朝的是纣王。”文王将要出猎，史官遍卜吉凶，占辞说：“这次将有大收获，不是熊，也不是罴，而是上天赐给您一位老师来辅佐昌。我的先祖史畴曾为禹占卜出猎，得到皋陶，征兆就是这样。”文王来到磻溪水边，吕尚正在岸边钓鱼。文王下车快步上前拜见，说：“我盼望先生已经七年，直到今天才在这里见到您的光辉。”吕尚当即改名回答说：“我曾望见钓竿上得到一块玉璜，玉璜上的大意说：‘姬氏接受天命，昌来扶持；撰写此事，洛水的神灵将在齐地报应。’”吕尚出游时，看见一个赤色的人从洛水出来，授给他一卷书，说：“书中命名说，吕氏的后人将辅佐昌。”文王梦见日月照耀在自己身上，又梦见甗在岐山鸣响。孟春第六旬，五颗纬星聚集在房宿。后来有凤凰嘴衔书简，飞翔在文王的都城。书上又说：“殷帝无道，残暴扰乱天下。皇天的命运已经转移，殷朝不能再长久。神灵远远离去，百神都被驱散。五星聚集在房宿，昭明地治理四海。”

译文王去世后，太子发继位，这就是周武王。周武王长着连在一起的牙齿，眼神像羊一样。将要讨伐纣王时，他来到孟津，八百诸侯没有约定却相会于此，都说：“纣王可以讨伐了。”武王没有听从。等到纣王杀死比干、囚禁箕子、微子离去以后，武王才讨伐纣王。渡过孟津到河流中部时，一条白鱼跳进武王的船里。武王俯身取鱼，鱼长三尺，眼睛下面有红色纹理组成的文字，说纣王可以讨伐。武王用当时通行的文字把它抄写下来，鱼身上的文字便消失了。他把鱼烧了以告天，天上降下一团火落在武王的屋顶上，火流化成赤色的乌鸦，乌鸦嘴里衔着谷物。谷物是为了记载后稷的功德；火是焚鱼告天，天火流下，是以吉祥相应。于是武王向东讨伐纣王，在牧野取胜，军队没有沾血，天下便归附了他。于是把吕望封在齐地。周朝的德行已经盛大，草木茂盛，蒿草高大得可以用来建造宫室，于是把宫室命名为蒿宫。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七年，制定礼制、制作乐章，神鸟凤凰出现，蓂荚生长出来。周公于是和成王到黄河、洛水观看，把玉璧沉入水中。礼仪结束后，成王退下等候，直到天色昏暗，彩色光辉一同从河水上方的帷幕中出现，青云飘来，青龙降临祭坛，嘴里衔着玄色铠甲图，吐出图后离去。在洛水举行礼仪，也出现同样的征兆。玄龟、青龙、苍兕停在祭坛旁，龟背和甲壳上刻有文字，红色纹理组成字迹。周公提笔用当时通行的文字把它抄写下来，书写完成后，原来的文字便消失了，龟脱下甲壳离去。甲壳上的话，讲的是从周公直到秦、汉兴衰的征兆。麒麟在苑囿中游走，凤凰在庭院上空飞翔。成王拿起琴唱道：“凤凰啊，飞翔在紫色宫廷；我有什么德行，能感动神灵？依靠先王的恩泽降临，大家一同欢乐，百姓因此安宁。”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里梦见三棵槐树之间，丰、沛一带有红色烟气升起，于是叫颜渊、子夏前去查看。他们赶车来到楚国西北范氏街，看见一个割草的儿童捕获了一头麒麟，伤了它左前足，又砍柴把它盖住。孔子说：“孩子过来，你姓赤诵，名子乔，字受纪。”孔子又说：“你难道看见了什么吗？”儿童说：“我看见一只禽兽，体形大得像羔羊，头上有角，但角上还没有长肉。”孔子说：“天下已经有了主人，是姓赤的刘氏；陈、项二人是辅佐者，五星进入井宿，跟随岁星。”儿童扒开柴草，把麒麟给孔子看。孔子快步走去，麒麟蒙住自己的耳朵，吐出三卷《图》；每卷宽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个字。书中说赤色的刘氏应当兴起，并说：“周朝灭亡，赤色气运兴起，大耀星兴盛，玄丘制定天命，皇帝是卯金。”孔子撰作《春秋》，制定《孝经》。完成后，让七十二名弟子面向北辰星，恭敬地拜伏站立；又让曾子抱着《河图》《洛书》的有关材料面向北方。孔子斋戒后面向北辰星拜礼，向上天报告已经完备，说：“《孝经》四卷，《春秋》《河图》《洛书》共八十一卷，谨慎地都已准备齐全。” 上天于是大雾浓重地升起，白雾贴着地面；红色彩虹从天而降，化成一块黄色玉石，长三尺，上面刻有文字。孔子跪下接受并读道：“宝贵的文字出现，刘季将掌握天下。卯金刀，在轸宿以北；‘禾子’这个字，天下人都将服从。” 汉高帝的父亲叫刘执嘉。执嘉的母亲梦见一只像龙的赤鸟和自己嬉戏，后来生下执嘉；执嘉就是太上皇帝。其母名叫含始，就是昭灵后。昭灵后游玩于洛池，看见一只玉鸡嘴里衔着赤色珍珠，珍珠上刻着“玉英”二字，并说吞下它的人将称王。昭灵后取来吞下；后来又在大泽中睡觉，梦见与神相遇。当时雷电交加、天色昏暗，太上皇看见蛟龙盘踞在她身上，于是她怀孕，生下季，这就是汉高帝。高帝鼻梁高隆，面貌像龙，须髯漂亮，左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他地位卑微时，多次跟随王媪、武负赊酒喝，醉后躺卧，身上常有奇异的光。每次留下饮酒，卖酒所得往往增加数倍。武负认为这很奇异，常常替他撕掉欠条。单父人吕公喜爱给人相面，见到高帝，对他说：“我年轻时就喜欢给人相面，相过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比得上您的相貌。希望您自己珍重。我有一个女儿，愿意让她给您做洒扫侍妾。”吕公的妻子媪恼怒地对吕公说：“您平时总认为这个女儿奇异，想把她嫁给贵人。沛县令对您友善，求娶她您都不答应，为什么却轻率地许给刘季？”吕公说：“这不是妇人所能知道的。”最终还是把女儿嫁给了高帝。她生下惠帝和鲁元公主。吕后曾带着两个孩子住在田间，有一位老人经过，请求给他饮食，吕后便送给他食物。老人给吕后相面说：“夫人，您是天下的贵人。”又让他给两个孩子相面，看见惠帝说：“夫人之所以尊贵，正是因为这个男孩。”给鲁元公主相面，也说她尊贵。老人离去后，高帝恰好从旁边的房舍回来，吕后把这件事全部告诉了他。高帝追问那位老人。老人说：“刚才夫人和孩子的尊贵，都是根据您的相貌看出来的。您的尊贵，是无法用言语说尽的。”高帝喝醉后，夜间行走在一条穿过泽地的小路上。前面的人返回来说：“有一条大蛇挡在路上，希望我们回去。”高帝醉醺醺地说：“大丈夫行路，怕什么？”于是继续向前，拔剑斩蛇，蛇被劈成两段，道路便通了。后来走来的人看见一位老妇人守着蛇，说：“刚才赤帝的儿子经过，把它杀死了。”看见的人怀疑老妇人是在骗人，想鞭打她，她却忽然不见了。人们把全部情况报告给高帝，高帝心中很高兴。秦始皇帝说：“东南方向有天子的气象。”于是向东巡游来压制它。高帝隐藏在芒山、砀山的山泽之间，吕后常常知道他的所在。高帝奇怪地询问原因，吕后回答说：“季所居住的地方，上空常有云气，所以能知道。”高帝做沛公时，进入秦地，五星聚集在东井，岁星先到，其余四星跟随它。占辞说：“将凭借仁义取得天下。” 起初，张良在下邳沂水边游历，有一位老人来到他面前，故意把鞋掉下去，回头对张良说：“小子，下去把鞋取来！”张良惊愕，想要打他；因为见他年老，便下去取鞋，跪着送上。老人伸脚让他穿上，笑着离去，张良十分惊讶。老人走出一里左右又回来，说：“小子可以教导。五天以后天刚亮时，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感到奇怪，跪下答应说：“好。”五天后张良前往，老人已经先到了，愤怒地说：“你和长者约定，却迟到，怎么回事？五天后再和我在这里相会。”这样约定了三次，张良每次都提前到达。老人高兴地说：“本来就应当这样啊！”随即从怀中取出一卷书交给他，说：“读这卷书，你将成为帝王的老师。十三年后，你在济北谷城山下见到我时，黄色的石头就是我。”张良天亮时查看那卷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良把其中黄石篇讲给别人听，大家都不明白，只有高帝听得懂。张良说：“这大概是上天赐给我的吧。”五年后，高帝成就了帝业。十三年后，张良果然在谷城山下找到黄石，于是把它当作珍宝祭祀，死后与它合葬。

译汉文帝的母亲薄姬，魏豹做魏王时把她纳入后宫。许负给她相面，说她应当生天子，魏王豹于是背叛汉朝。汉高帝进攻并俘获魏豹后，薄姬被送进织室。高帝见到她，认为她美丽，便把她收入后宫；一年多以后才得到宠幸。将要受到宠幸时，薄姬说：“我昨天梦见青龙盘踞在我的心上。”高帝说：“我就是那条青龙。我来替你实现这个梦。”高帝临幸她一次，她便生下文帝。汉景帝的王皇后起初嫁给金王孙，做他的妻子。她的母亲臧儿占卜说：“她将来应当显贵。”于是夺取金氏的女儿，把她送入太子宫，生下一个男孩。男孩尚在腹中时，王皇后梦见太阳进入自己的怀中，便把梦告诉太子。太子说：“这是显贵的征兆。”后来生下男孩，这就是汉武帝。汉武帝的赵婕妤家住河间，她出生时双手都紧握成拳，无法张开。汉武帝巡行经过河间，望气的人说，这里有一位奇异女子，带有天子的气象，于是召来相见。武帝亲自掰开她的手，她的手立即伸展开来，里面得到一枚玉钩。她因此受到宠幸，号称“拳夫人”。后来晋升为婕妤，居住在钩弋宫，受到极大宠爱。怀孕十四个月生下男孩，这就是汉昭帝，号称“钩弋子”。武帝说：“听说从前尧怀孕十四个月才出生，如今钩弋子也是这样。”于是把她宫门命名为尧母门。汉昭帝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边，百姓夜里听见轰轰隆隆的声音，仿佛有几千人在说话。清晨前去查看，看见一块大石自行竖立，高一丈五尺，周长四十八围，插入地下八尺，下面以三块石头为足。石头竖立后，几千只白乌鸦聚集在它旁边。又有上林苑中的柳树折断倒在地上，一天早晨自行竖起，长出枝叶；虫子啃食叶片形成文字，说：“公孙病已将要即位。”陈留郡襄邑县的王社忽然迁移到了长安。博士眭孟占卜说：“石头属于阴类。泰山是岱宗，是帝王举行禅让、改朝换代的地方。将有一个被废黜的旧家族，姓公孙，名病已，从平民身份成为天子。”当时昭帝年幼，霍光辅政，以妖言罪杀死了眭孟。等到昭帝去世，昌邑王又被废黜，霍光拥立宣帝；宣帝是武帝的曾孙，本名病己，曾以平民身份在民间生活三代，正如眭孟所说。元帝的王皇后，是齐国田氏的后裔。她的祖父翁孺从东平陵迁居到元城。元城人建公说：“从前《春秋》记载沙鹿崩塌，晋国史官为此占卜，结果是阴气成为阳气的强者，土气和火气相互乘凌，所以沙鹿崩塌。此后六百四十五年，应当有一位圣女兴起，难道就是齐国田氏吗？如今翁孺的迁徙，正好赶上这个地方和日期。元城外郭以东有五鹿的遗址，就是沙鹿所在地。再过八十年，应当有一位贵女使天下兴盛。”翁孺生下禁。禁的妻子李氏当时正怀孕，梦见月亮进入自己的怀中，生下女儿，这就是元后。她每次许配人家，还没有出嫁，所许配的男子就总是死去。占卜相面的人说：“她将来应当极其尊贵。”于是她成为元帝的皇后，生下成帝。起初，秦始皇在位时，有十二个巨人出现，身高五丈，脚印长六尺，出现在陇西临洮。前代史书认为这是秦朝灭亡的征兆，史臣则认为这是汉朝兴起的符瑞。从汉高帝到汉平帝，共有十二位君主。光武皇帝的父亲任济阳县令。济阳有汉武帝的行宫，平时封闭着。汉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日夜里，光武将要出生，行宫于是开启，让产妇住在里面。当时有赤色光芒，照得室内全部明亮，光武的父亲认为奇异，便让占卜者王长占卜。王长屏退左右说：“这是好事，不可以说出去。”这一年，屋顶上长出嘉禾，禾茎一根九穗，与普通禾稻不同；县境内获得大丰收，因此给光武取名为秀。当时又有凤凰聚集在济阳，于是把宫殿画成凤凰的形象。第二年，有个叫夏贺良的方士上书对哀帝说：“汉家的历运中途衰落，应当再次接受天命。”于是改年号为太初元将元年，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想以此压制不祥。王莽时期，善于望气的苏伯阿观看光武所居舂陵县的城郭，惊叹说：“气象多么美好啊！郁郁葱葱的。”王莽忌恨汉朝，而钱币文字中有“金”字，于是改铸货泉来替代它。后来光武从舂陵的白水乡起兵，货泉上的文字正好可解释为“白水真人”。光武刚起兵时，望见家宅南面有火光，以为有人拿着火把，便呼喊起来，火光随即更加旺盛，赫然向上连接天空，过了一会儿又消失了。后来光武在河北，被王郎逼迫，将要向南渡过滹沱河。引路的官吏回来报告说：“河水正在流冰，没有船可以渡过。”左右的人都十分恐惧。光武又派王霸去察看。王霸看见的情况正如官吏所说。王霸担心回去据实回答会惊动众人的心，于是谎称：“冰已经坚硬，可以渡过。”光武驱马前进。等到来到河边，河水已经全部封冻，冰面坚硬可以通行。渡河后，剩下几辆车还没有完全通过，冰面便塌陷了。军队前进到下博城西面，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这时路旁有一位穿白衣的老人，说：“努力前进！信都太守任光正在守卫此城，距离这里只有八十里。”说完便不见了踪影。光武于是到达信都，投奔太守任光。起初，光武地位卑微时，穰地人蔡少公说：“谶书说：‘刘秀起兵捕捉不守道义的人，卯金修养德行而成为天子。’国师公刘子骏名叫秀。”少公说：“国师公就是这个人。”光武笑着说：“怎么知道不是我呢？”道士西门君惠等人也都说：“刘秀应当成为天子。”光武平定河北后，返回到中山，将军万修得到《赤伏符》，上面说光武应当接受天命。群臣为光武奉上尊号，光武推辞。军队先到鄗县，诸生强华又从长安来到鄗县，献上《赤伏符》，文字与万修所得的相合。群臣又请求说：“接受天命的符瑞，应该由人来使它显大。”光武又梦见乘着赤龙登上天空，于是即位，定都洛阳，营建宫殿城阙。一天夜里，有一根制作用于宫门的木材自行来到。当时琅邪郡开阳县的城门，一夜之间无缘无故自行消失，查验所得的木材，正是那根木材，于是把这座门命名为开阳门。此前，秦穆公时期，陈仓人掘地得到一个东西，像羊却不是羊，像猪又不是猪，感到奇怪，准备把它献上。路上遇到两个童子，童子对他说：“你知道那东西吗？它名叫襜，常在地下吃死人的脑子。如果想杀死它，就用柏树东南方向的枝条指着它，它便会死。”襜于是说道：“这两个童子名叫宝。得到雄的就能称王，得到雌的就能称霸。”陈仓人于是丢下襜，追赶两个童子；两个童子化为野鸡，飞入树林。陈仓人把事情告诉穆公，穆公派人举行大规模狩猎，捕获雌的那只；它化成石头，被放置在汧水、渭水之间。到了秦文公时，秦人为它建立祠庙，名叫陈宝祠。雄的那只向南飞去，聚集在南阳郡穰县；后来光武就在南阳兴起。

译光武刚兴起时，隗嚣拥兵占据陇右，招揽聚集英才；公孙述又在蜀地称帝。天下像云一样扰乱，大的势力连接州郡，小的势力占据县邑。隗嚣问扶风人班彪说：“从前周朝灭亡，战国诸国彼此争战，天下分裂，经过好几代才安定。纵横家的局面会在今天重新出现吗？还是会有一人承受天命而相继兴起呢？希望先生为我分析。”班彪回答说：“周朝的衰败和兴盛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设置五等爵位，诸侯参与政事；周王室根基已经衰弱，枝叶却强大，所以到了末世才出现纵横争斗的局面，这是形势所造成的。汉朝承袭秦朝制度，以郡县治理百姓，君主拥有独断专行的威权，臣子没有能够掌握百年的权柄。到了成帝时期，成帝借助外戚；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促，皇位继承人三次断绝，灾祸从上层兴起，却还没有伤及下层。因此王氏虽然显贵，能够倾覆并专擅朝廷，甚至窃取帝号和帝位，却没有民众根基；所以王莽真正即位以后，天下人无不伸长脖子叹息。十多年间，朝廷内外纷纷扰乱，远近都起兵，冒用帝号的势力如云聚集，全都声称自己是刘氏后人，彼此没有谋划却说着同样的话。如今那些雄杰占据州域，都没有战国七雄那样世代经营的资本。《诗经》说：‘伟大的上帝，俯临下界威严显赫；明察四方，寻求百姓的疾苦。’ 如今百姓都歌唱吟诵，思念汉朝，向往并仰慕刘氏，这一点已经可以看清了。”隗嚣说：“先生所说周、汉两朝的形势，还是有道理的。至于只看见愚民习惯知道刘氏的姓和帝号，便认为汉朝会复兴，那就浅薄了。从前秦朝失去了天下这头鹿，刘季追逐并牵制它；当时百姓难道还知道汉朝吗？”班彪既为隗嚣的话所触动，又怜悯狂妄狡诈之徒争斗不息，于是撰写《王命论》来挽救当时的祸难。文章说：从前帝尧禅让时说：“唉，你这个舜啊，上天安排帝王继承的次序已经落在你的身上。”舜也把这一天命传给禹。至于后稷、契，都辅佐唐尧、虞舜，光耀并治理四海，世世代代承载德行，直到汤、武，才拥有天下。他们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禅让和取代的方式不同，但归根到底都是顺应上天、服从民意，其道理完全一样。因此，刘氏承受了帝尧的福祚，刘氏家族世代承继天命之事，已经记载在《春秋》中。唐朝凭借火德，汉朝继承了它。汉高帝最初在沛地泽乡起兵时，神异的母亲在夜里发出呼号，以彰显赤帝符瑞。由此说来，帝王的福祚，必定要有显明圣善美好的德行，丰厚的功业和惠利，长期积累的事业；然后精诚才能通达神明，恩泽才能流布并施加于百姓。所以才能得到鬼神的福佑和归向，为天下人所归附。还没有见过一个时代没有根基、功德没有记载的人，却能突然在这里崛起而处在帝王之位。世俗之人只看见高祖从平民中兴起，不明白其中原因，便以为他只是恰好遇到暴乱，能够拔剑奋战。游说之士甚至把天下比作争夺的鹿，以为侥幸取胜就能得到天下，却不知道神器的归属自有天命，不是靠智谋和力量可以求得的。可悲啊！这就是当世多有乱臣贼子的原因。这样看来，他们岂只是不了解天道，也是不观察人事啊。那些饥饿困顿、流离为奴的人，在道路上忍受饥寒，所想不过是有一件粗布短衣、有一石粮食的储备，愿望不过一金，但最终仍然辗转死在沟壑之中。为什么呢？贫穷也有命运。何况天子的尊贵、四海的财富和神明所授的福祚，难道可以妄自占据吗？所以即使遭逢乱世，窃取权柄，勇猛如韩信、英布，强悍如项梁、项籍，成就如王莽，最终也不过是在镬中受烹、伏在铡刀下，被烹煮、腌割、肢解；何况那些比不上这几个人的微小人物，却想暗中谋取天子之位呢？因此，劣马所驾的车，不能奔驰千里之路；燕雀一类的鸟，不能振奋羽翼施展高飞的能力；短小的木材，不能承担栋梁的职责；器量狭小的人，不能掌握帝王的重任。《易经》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食物。”这是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秦朝末年，豪杰共同推举陈婴，让他称王。陈婴的母亲阻止他说：“自从我嫁到你家做媳妇以来，家世一向贫贱，突然得到富贵，不是吉祥。不如把军队交给别人，事情成功，少分得一些利益；事情失败，祸患也有归属。”陈婴听从了母亲的话，陈氏家族因此安宁。王陵的母亲也看出项氏必然灭亡、刘氏将要兴起。当时王陵是汉军将领，他的母亲被楚军俘获。有汉朝使者到来，王陵母亲见到他，说：“希望您告诉我的儿子，汉王是厚道的长者，一定能得到天下；你要谨慎地侍奉他，不要有二心。” 她于是当着汉使的面伏剑而死，以此坚定地勉励王陵。后来天下果然归定于汉，王陵做了宰相并被封为侯。一个普通妇人的明察，尚且能够推究事理的结果，探知祸福的先机，使宗庙祭祀得以长久保存，使自己的事迹垂载于《春秋》，何况大丈夫做事呢！所以困穷或显达有命，吉凶则由人自身造成。陈婴的母亲知道什么是衰败，王陵的母亲知道什么是兴盛；弄清这两点，帝王之位归谁所有就决定了！大体说来，高祖的兴起有五个原因：第一，他是帝尧的后裔；第二，他的形貌有许多奇异之处；第三，他的神武之德有各种征兆应验；第四，他宽厚明达而仁慈宽恕；第五，他知人善任。再加上他诚信、喜好谋略，善于听取意见；见到善行就像追赶不及一样，任用人才像使用自己的手足一样；听从劝谏像水顺流而下，行动合乎时机像回声随声而应；吃饭时为了接受张良字子房的计策，吐出口中的食物；为了听取郦食其的主张，来不及穿好鞋便起身相迎；醒悟于戍卒的进言，断绝眷恋故土的情感；尊重商山四皓的名望，割舍对亲生骨肉的爱；从行伍中提拔韩信，从逃亡者中收纳陈平；英雄们都施展力量，各类人才全部得到任用，这就是高祖的大谋略能够成就帝业的原因。至于神灵祥瑞和符命应验，也可以略为说说。起初，刘媪怀高祖时，梦见与神相遇，雷声震动，天色昏暗，出现龙蛇的怪异征兆。高祖长大后多有灵异之事，与众人不同，因此王媪、武负受到这些异象感动而撕毁欠契，吕公见到他的相貌便把女儿嫁给他；秦始皇向东巡游来压制他的气，吕后望见云气便知道他的所在；他开始接受天命时有白蛇分为两段，向西进入函谷关时五星聚集。因此淮阴侯韩信、留侯张良都说这是上天所授，不是人力能够做到的。考察古今兴亡得失，验证行事的成败，推究帝王的世代气运，考察上述五项条件；如果在这些方面都不具备，却想蒙蔽自己，不顾权势和利益的限度，越级妄图占据帝位，对外不衡量自己的力量，对内不懂得天命，那么必定会丧失保全家族的根本，失去应享的寿命，遭遇鼎足折断的凶祸，伏于斧钺之下受诛。英雄如果确实能够醒悟，把这种事情当作祸患加以戒惧，超然地从长远处观察，深沉地透彻认识，接受王陵、陈婴母亲所明白的分际，断绝韩信、英布的觊觎，拒绝把天下比作争鹿的盲目说法，明白神器确有授予者，不贪图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不被两位母亲讥笑，那么福祚就会流传给子孙，天赐的禄命也将长久不绝。隗嚣没有采纳这些话，果然失败了。汉元帝、成帝时期，道士说：“谶书说：‘赤色气运经历三七。’三七就是二百一十年，届时会有外戚篡夺帝位。汉朝福祚达到三六之后，应当有如龙腾飞般的杰出人物兴起，复兴祖宗的基业。”等到王莽篡夺汉朝时，汉朝已经二百一十年了。王莽在位十八年后失败，光武帝兴起。汉明帝刚出生时，下部丰满、上部宽平，面色赤红，像帝尧一样，最终登上帝位。

译汉和帝的邓皇后，祖父是邓禹，曾辅佐光武帝建立帝业，常说：“我统率过百万人，从未无故杀死一人；我的子孙应当大为兴盛。”邓后年轻时，相面者苏文见到她，惊讶地说：“这是成汤的骨相，尊贵得无法形容。”邓后曾梦见登上梯子，用手摸到天空；天空正青色，广大而光滑，其中有像钟乳石一样的东西，她仰头吸食它。她把梦告诉占梦者。占梦者说：“尧梦见攀登天空而上，商汤梦见到达天空并触碰它，这些都是非同寻常的梦。”后来她进入宫中，最终登上尊位。汉安帝还没有即位、居住在王邸时，屡次出现神异的红光和赤蛇等吉祥征兆，光芒照耀室内，并盘绕在殿屋、床榻之间；后来他便入宫继承帝位。起初，汉桓帝时期，有黄色星星出现在楚、宋分界的天区。辽东人殷馗说：“五十年后，应当有真人在谯、沛之间兴起，他的锋芒无人能够抵挡。”汉灵帝熹平五年，黄色龙出现在谯地。光禄大夫乔玄问太史令单飏：“这是什么祥瑞？”单飏说：“这个地方后来应当有王者兴起；不到五十年，也应当再次出现天象的恒常征兆，这就是它的预兆。”内黄人殷登默默记下此事。后来曹操在谯地起兵，这就是魏武帝。建安五年，黄色星星再次出现，距离当初正好五十年；同年魏武帝击败袁绍，天下没有人能与他抗衡。《春秋谶》说：“取代汉朝的，是当涂高。”汉朝有个叫周舒的人，精通内学。有人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周舒说：“当涂高，就是魏。”周舒去世后，谯周又问术士杜琼：“周征君认为当涂高就是魏，这其中的意义在哪里？”杜琼说：“‘魏’是阙门的名称。当道而高大，只是圣人用同类事物来比喻罢了。”谯周又问：“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解释吗？”周舒说：“我还没有明白。”杜琼说：“古代命名官职不说‘曹’，自汉朝以来，官名全都说‘曹’，官吏说隶属于某曹，士卒也说侍奉某曹，这大概是天意。”周舒说：“魏，是大的意思；曹，是众多的意思。既众多又强大，难道就是天下归附的对象吗？”建安十八年，魏武帝被封为公，后来又进爵为王。建安二十五年，魏武帝去世，太子曹丕继承魏王之位，这就是魏文帝。魏文帝刚出生时，有青色云气出现，形状像车盖，整天停在他的上方。望气者认为这是极其尊贵的祥瑞，不是臣下应有的气象。善于相面的人高元吕说：“他的尊贵无法用言语形容。”延康元年三月，黄色龙又出现在谯地，殷登还活着，感叹说：“熹平年间黄龙出现时，单飏说：‘不到五十年，也应当再次出现。’如今已经四十五年了，单飏的话大概就在这里应验了。”四月，饶安报告说看见白虎。八月，石邑报告说凤凰聚集，又有麒麟出现。十月，汉帝把帝位禅让给魏，魏王推辞谦让，不肯接受。博士苏林、董巴上书说：“臣听说，上天的离开和选择，本来就有一定的分际；圣人承受这种安排时，明白显著，毫无疑问。所以尧舍弃亲骨肉，把帝位禅让给虞舜，始终没有吝惜之色；舜从田野间兴起而拥有天下，好像本来就拥有它一样。他们相互授受之间，不超过一时片刻，天下已经传布开了。这是因为急于顺应天命，表明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君主。如今汉朝的期限和气运已经终结，各种妖异现象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陛下承受上天的命命，符瑞反复告示，详细而恳切，周备而充分，即使反复用言语劝说，也无法代替这些征兆。如今既然已经发布诏书，玉玺和绶带却还没有接受，执意谦让，向上违背天命，向下违背民情。臣谨慎地考察古代典籍，并参照图谶纬书，魏国的气运和天道所在，以及应当尊奉魏的征验，就在今年这个月，已经清楚明确。谨将条目列奏如下。希望陛下转变思虑、改变想法，及时即位，向上天显明报告，向天下发布诏令。然后改定正朔，变更服色，确定新的大号，天下人将十分幸运。”他所陈述的事情如下：上天有十二个星次，用来划分各地的分野；王公的封国各有所属。周朝位于鹑火，魏国位于大梁。岁星运行经过十二星次，所在国的天子接受天命，诸侯在那里受封。周文王开始接受天命时，岁星位于鹑火。到武王讨伐纣王时，过了十三年，岁星又位于鹑火。所以《春秋左氏传》说：“武王讨伐纣王，岁星位于鹑火。”又说：“岁星所在之处，就是我们周朝的分野。”从前光和七年，岁星位于大梁，武王开始奉命担任将领，讨伐黄巾军。这一年改年号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岁星又位于大梁，魏武帝开始被任命为大将军。建安十三年，岁星再次位于大梁，魏武帝开始被任命为丞相。如今建安二十五年，岁星又位于大梁，陛下接受天命。这说明魏国得岁，与周文王、周武王接受天命相应。今年青龙年在庚子日，《诗推度灾》说：“庚，就是更替；子，就是此时。圣人制定法度，天下得到治理。”又说：“王者在子时布施德政，在丑时完成治理。”这是说今年上天更换天命给圣人，由圣人制定法度治理天下，把恩德施于百姓。魏国凭借政令法度治理天下，正与《诗经》的说法相合。颛顼接受天命时，岁星位于豕韦；卫国居于该地，也位于豕韦。所以《春秋左氏传》说：“卫国，是颛顼的故墟。”如今十月，斗宿所指的方位，正是颛顼接受天命的分野。魏国在十月接受禅让，这与始祖接受天命的征验符合同样的符瑞。魏国的氏族出自颛顼，与舜同祖，这在《春秋世家》中有记载。舜以土德承接尧的火德，如今魏也以土德承接汉的火德；就五行气运而言，正与尧、舜授受帝位的次序相合。魏王仍然没有答应。太史丞许芝又上奏天文祥瑞：

译从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日起，东南方向出现新的天子气，到现在已经累计二十三年。建安十年，茀星出现在库楼，运行经过并侵犯氐宿、房宿，向北进入天市，侵犯北斗、紫微。氐宿是天子宫殿的星宿，是天子居住的路寝；房宿是天子明堂和政教的首要象征。北斗七星，主管尊贵的辅臣，象征亲近的臣子；紫微是北极星，最为尊贵。这是清除汉家统治的大异象。建安十八年秋，岁星、镇星、荧惑都进入太微，逆行停留在帝座一百多天。岁星进入太微，表示君主改姓；镇星进入太微，表示内部有兵乱，君主势力衰弱。这三种现象，都是汉朝改姓、朝代更替的异兆。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贯日。《易传》说：“后妃专擅国政，白虹就会贯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初一己亥日，发生日食。建安二十三年三月，茀星清晨出现在东方二十多天，傍晚又出现在西方，运行侵犯五车、东井、五诸侯、文昌、轩辕、太微等星宿，锋芒和光焰直刺帝座。茀星出现，是除去旧朝、建立新朝，灭亡邪恶、兴起圣人的异兆。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末壬子日，发生日食。太阳是阳气的精华，月亮象征诸侯王；日食发生在亥日、子日，都是水气灭火的异兆。延康元年九月初十黄昏时，月亮遮蔽了荧惑星；过了人定时分，荧惑星从营室星宿中出来，停留在羽林。月亮象征大臣和诸侯王，荧惑是火之精，代表汉朝的五行气运。占辞说：“汉朝将因兵乱而灭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剥》卦所象征的天子之气不再出现，这些都是崩溃灭亡的异兆。荧惑是火之精，运行迟缓，每天少行一度多。因此太史令王昱认为，这是汉家衰亡到了极点。荧惑星如果大而呈红色，光芒却不明亮，红色而又小，和小星没有区别，这些也都是汉家衰亡的异兆。《易传》说：“上下流通，圣贤兴盛；相应的征兆是帝王有德，凤凰飞翔；万民喜悦安乐，没有灾祸。”《易传》又说：“圣人接受天命，相应的征兆是凤凰降下；天子被俘。”《易传》又说：“黄龙出现，天灾将要到来；天子被废黜，圣人出世。”黄龙在戊日、己日出现，五色纹理全都具备，表示圣人得到上天授命。黄龙在戊寅日出现，是帝王接受天命的符瑞中最为显著明白的。《易传》又说：“圣人清静，行为合乎中正；贤人到来，百姓服从命令；相应的征兆是麒麟来到。”《春秋玉版谶》说：“取代赤色汉朝的，是魏公子。”《春秋佐助期》说：“汉朝将在许昌失去天下。”因此白马令、甘陵人李云上书，称许昌出现了气象，“当涂高”的征兆已经萌芽，希望汉朝防止并铲除这一萌芽。如今汉朝定都许昌，国势日益衰弱，正是要在许昌失去天下。“当涂高”就是魏；魏又是“象魏”两座阙门的名称，指道路两旁高大显著的门阙。魏将取代汉朝，正如李云所说。《春秋佐助期》又说：“汉朝将因蒙孙而灭亡。”解释者认为，蒙孙正好对应汉朝二十四位帝王；幼稚愚昧、迷乱惑乱，导致衰弱灭亡。汉帝年少时名叫董侯，名分不正，蒙昧混乱、荒怠昏惑；他的子孙因此在衰弱中灭亡。《孝经中黄谶》说：“太阳运行在东方，记载火的光明；不横加一画，圣明聪慧。四百年以后，改换姓氏而称王，天下归功于此，达到太平。”这是显明图谶中魏王的姓和名讳。《易运期》说：“言字居东，西边有午；两个日字一同发光，太阳居于下方。这个人本来是君主，反而成为辅佐者；五八四十，黄色气运承受天命，真人出现。”午和“许”字有关，两个“日”组成“昌”字；汉朝应当因许昌而灭亡，魏朝应当在许昌兴起。如今天命交会的时期正在许昌，这就是最明显的应验。《易运期》又说：“鬼在山中，禾女运行，称王天下。” 于是魏王接受汉帝的禅让，在繁阳举行燔柴告天的仪式。有黄鸟嘴里衔着丹书，聚集在尚书台，于是改年号为黄初。汉灵帝中平二年，洛阳百姓谣传虎贲寺有一个黄衣人，观看的人每天有几万人，以至道路都被堵塞。中平元年，黄巾贼起兵，说：“苍天已经死了，黄天应当建立。”这就是魏氏依据刘向的说法，自称属于土德的符瑞。此前，周敬王四十七年，宋景公问大夫邢史子臣：“天道显示什么祥瑞？”子臣回答：“五年后的五月丁亥日，我将死去；我死后五年五月丁卯日，吴国将灭亡；吴国灭亡后五年，您将去世；您去世后四百年，邾国将称王天下。”后来都如他所说。所谓邾国称王天下，大概是指魏国的后代。所说四百年却有错误，恐怕年代久远，传述者发生了错误。高贵乡公刚出生时，有光气照耀房屋宫室，后来登上了帝位。刘备身高七尺七寸，垂下双手时超过膝盖，回头便能看见自己的耳朵。《洛书甄耀度》说：“赤色气运经历三代，德行昌盛；九世之后与刘备会合，正值称帝的时期。”《洛书宝予命》说：“天命的尺度和帝王之道都由刘备具备，应该称皇帝；凭借符契统御天下，成就百事而不会失败。”《洛书录运期》说：“九位诸侯、七位豪杰争夺百姓的命运，尸骨被抛在道路上，谁将成为主宰？玄德将要到来。”刘备字玄德，所以说“玄且来”。《孝经钩命决》说：“帝王三次建立，九次会合于刘备。”此前，术士周群说，西南方向多次出现黄色气体，直立数丈；这种现象年年如此，每当有祥瑞的云和彩色的风从璇玑星下方出现时，便与它相应。建安二十二年间，多次有像旗帜一样的气体从西向东运行，穿过天空中央。图书说：“天子必将在这个方向出现。”太白星、荧惑星、镇星跟随岁星运行；又有黄龙出现在犍为郡武阳县的赤水，九天后才离去。关羽当时在襄阳，男子张嘉、王休献上玉玺。刘备后来在蜀地称帝。

译孙坚的祖父名叫孙钟，家住吴郡富春，独自和母亲居住。他性情极为孝顺，遇上荒年，便以种瓜为业。忽然有三个少年到孙钟那里求瓜，孙钟厚意款待他们。三人对孙钟说：“这座山下的地势很好，可以修墓。葬在那里，将来会生出天子。你可以下山约一百步，回头看见我们离去，就可以在那里安葬。”孙钟走了三十步，便回头看，只见三人一同乘着白鹤飞走了。孙钟死后，就葬在那个地方。此地在县城东面，坟墓上屡次出现光怪，五色云气上接天空，延伸数里。乡里的父老相互说道：“这不是平常的气象，孙氏大概要兴盛了。”孙坚的母亲任氏梦见肠子从腹中出来，缠绕着吴昌门。她把梦告诉邻居家的母亲，邻母说：“怎么知道这不是吉祥之兆呢？”昌门，就是吴郡外城的城门。孙坚出生时相貌奇异。孙坚的妻子吴氏起初怀孙策时，梦见月亮进入怀中；后来怀孙权时，又梦见太阳进入怀中。她告诉孙坚说：“以前怀孙策时，梦见月亮进入怀中，如今又梦见太阳进入怀中，这是为什么？”孙坚说：“太阳和月亮是阴阳精气的精华，是极为尊贵的象征，我的子孙大概要兴盛了吧！”孙权脸方额宽，嘴巴很大，长髯呈紫色，上身长而下身短。汉代有个叫刘琬的人，能给人相面。他见到孙权兄弟后说：“孙氏兄弟虽然各自才智聪明通达，但是禄位和福分不能长久。只有中弟孝廉，容貌奇异伟岸，骨骼体态非同寻常，具有显贵的相貌，寿命也最长。你应当记住这件事。”权当时正是孝廉。起初，秦始皇东巡，渡过长江。望气者说：“五百年以后，江东会在吴地出现天子之气，而金陵一带有君王的气势。”于是秦始皇便把金陵改名为秣陵，凿断北山来截断这种气势。到了吴地，又命令十余万名囚徒挖掘、污损当地，并用恶名标记它，所以称为囚卷县，就是今天的嘉兴县。汉代时，术士说：“黄色旗帜、紫色华盖，出现在斗宿、牛宿之间，江东有天子之气。”献帝兴平年间，吴中流传歌谣：“黄金车，斑兰耳。打开昌门，天子出。”魏文帝黄初三年，发兵武昌，同时有人说见到了黄龙、凤凰。这一年，权自称尊号，活到七十一岁便去世。权的儿子休，起初封为琅邪王，梦见乘龙升天，回头却看不见龙尾。后来他取得帝位，他的儿子被废黜。汉元帝、汉成帝时期，先知先觉的人曾说：“魏国年号中有和字时，将在西方三千多里处有石头出现，系着五匹马，上面写着讨伐曹氏。”魏国刚兴起时，张掖删丹县金山柳谷有石头生出。石头周围七寻，中间高一仞，质地青黑，纹理洁白，上面有五匹马、麒麟、鹿、凤凰和仙人的形象。它最初在建安年间出现，在黄初年间形成，到太和年间文字完备。到了青龙三年，柳谷的玄川水暴涨涌出，石头的形状改变，像云中的龟，宽六尺，长一丈七尺一寸，周长五丈零八寸，立在河流西面。石上有十二匹石马，其中一匹由仙人骑着，另一匹系着缰绳，五匹有形状但没有完全形成，另五匹已经成形。又有一头牛、八卦、列宿和彗星的形象。前面有玉匣，匣盖打开；还有两块玉玦、一块玉璜。中间又排列着麒麟、凤凰、白虎、马、牛等形象。有文字说：“上上三天王述大会讨大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马一疋中正大吉关寿此马甲寅述水”，共三十五字。石头颜色青黑，而各种物象和文字都由白石刻成，且全部隆起。魏明帝厌恶其中有“讨曹”二字，便凿去改成“计”字，再用青黑色石头填塞；过了一夜，白石却又充满了。当时人们称它为祥瑞，下诏颁示天下。处士张臶说：“神灵的征兆还没有应验，不必追究往事；这大概是预示未来的吉祥征兆，而在当时却是怪异现象。”不久，晋朝果然由司马氏接受禅让。太尉属官程猗解释说：“大的东西，是盛大到了极点；金，是晋朝所属的五行之德；中，是万物会聚之处；吉，是福气的开端。这些话说的是司马氏将统治天下，是因感应德行而产生、应合正道并以吉祥而称王的符瑞。”程猗又作赞文说：“皇帝的德行远播，实在降下了美好的祥瑞。乾天生出它的象征，坤地养育它的形体。玄色的石头已经显现征兆，白色的文字也随之形成。瑞虎与仁德相合，白麟闪耀着精气。神马自然呈现图象，金色文字显明它的形态。形体端正便可称王，居中而正，能够明察。福寿无穷无尽，长享万年。” 宣帝有像狼一样回头顾视的相貌，能够使脸正对身后，而身体形状不变。魏武帝曾梦见三匹马在同一个食槽里共同吃食。后来宣帝以及景帝、文帝相继做了宰相，终于倾覆了曹氏。文帝还没有册立太子时，有意立齐献王司马攸。武帝当时任中抚军，害怕自己不能被立为太子，便把相貌给裴秀看。裴秀对文帝说：“中抚军振动头发，头发垂到地面，双手下垂超过膝盖，这样的天生仪表，不是做人臣的相貌。”因此文帝得以被立为太子。等到他继承晋位的那个月，襄武县报告说有一个巨人出现，身高三丈多，脚印长三尺一寸，白头发，穿黄色单衣，戴黄色头巾，拄着手杖，呼喊百姓。巨人开始说：“现在应当太平了。”不久，文帝便接受了魏的禅让。晋武帝咸宁元年，大风吹折了帝社的树，有青气从社坛中冒出。占卜者认为东莞有天子之气。当时琅邪武王司马伷被封在东莞，司马伷是元帝的祖父。元帝在咸宁二年夜里出生，有光照亮房间，室内全都明亮；太阳穴左边生有白色毫毛，眼中有精光闪耀。他随惠帝前往邺地。成都王司马颖杀死东安王司马繇，司马繇是元帝的叔父。元帝害怕，想逃走，但当时月光明亮，负责侦察守候的人巡察很急，四通的道路都被截断，无法离开。过了一会儿，天色阴暗，风雨大作，侦候的人都停下来休息，他才得以离去。当初，武帝讨伐吴国，琅邪武王司马伷率军从涂中出发；王浑进逼历阳，王濬已经驻军接近道路。孙皓想投降，准备送上天子的玉玺和绶带。他把玉玺绶带送给距离较近的两位将领，却远送到司马伷那里，知情的人都对此感到奇怪。吴国尚未灭亡时，吴郡临平湖一夜之间自行裂开，湖边得到一个石匣，里面有一块小青石，刻成“皇帝”二字。旧说临平湖堵塞，天下就会动乱；湖水开通，天下就会太平。吴人认为这是美好的祥瑞。不久吴国灭亡。后来元帝在江左兴起。吴国灭亡以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懂得术数的人也说江东仍有帝王之气。又有歌谣说：“五匹马渡过长江，其中一匹化为龙。”元帝和西阳王、汝南王、南顿王、彭城王五位王侯渡江，而元帝登上帝位。谶书说：“铜马入海建业期。”元帝的小字叫铜环。

译永嘉初年，元帝以安东将军的身份镇守建业。当时岁星、镇星、辰星、太白星四颗星聚集在牛宿、女宿之间，常常徘徊进退。愍帝建兴四年，晋陵武进人陈龙在田中得到五枚铜铎，柄和口都有龙虎形状；又有带着幼雏的鸡和雀聚集在它前面，赶走后又回来，反复达到三次；又有三四只鹅，高飞鸣叫，向东向西盘旋，昼夜不落地，这样持续了六七天。会稽剡县人陈清又在井中得到一件栈钟，长七寸二分，口径四寸。器物虽小，形制却非常精巧，上面有古文字十八字，其中四字可以辨认，写着“会稽徽命”。豫章有一棵大樟树，树围三十五围，枯死已久，永嘉年间忽然重新茂盛起来。郭璞都说这是元帝中兴的征兆。当初，武帝太康三年，建邺发生盗寇，余姚人伍振占筮说：“盗寇已经被消灭了。三十八年后，扬州会有天子。”到元帝登上帝位，果然正是三十八年。此前，宣帝有一名受宠的将领叫牛金，屡立战功。宣帝制作了两个口的酒器，一个口盛毒酒，一个口盛好酒；他自己饮好酒，把毒酒给牛金，牛金喝下后立即死去。景帝说：“牛金是名将，可以重用，为什么要害死他？”宣帝说：“你忘了石头上的祥瑞吗？马的后面不是有牛吗？”元帝的母亲夏侯妃与琅邪国的小史牛姓官员私通，生下了元帝。愍帝即位时，把毗陵改为晋陵。当时元帝刚开始在江、扬二州建立霸业，而戎狄在北方称帝，西都长安势力衰弱。干宝认为这是晋朝将在西方灭亡、却在东方兴起的征兆。宋武帝居住在丹徒时，出生那天夜里有神光照亮房间；当天晚上，甘露降落在祖墓的树上。他的父亲认为高祖出生时有奇异征兆，便给他取名奇奴。母亲去世后，他由舅父家抚养，又改名为寄奴。他年轻时放纵不拘，嗜好饮酒。有一次从京都回来，住宿在旅舍。旅舍老妇说：“屋里有酒，你自己进去取吧。”武帝进屋，在酒瓮旁饮酒，醉倒在地。当时司徒王谧有个门生住在丹徒，回家时也来到这家旅舍。老妇说：“刘郎在屋里，你可以进去和他一起喝酒。”门生进屋后，惊慌地出来对老妇说：“屋里怎么会有这样的怪物？”老妇急忙进去看，发现武帝已经醒了。老妇偷偷问：“刚才你看见了什么？”门生说：“看见一个五彩斑斓、像蛟龙一样的东西，不是刘郎。”门生回去把这件事告诉王谧，王谧告诫他不要说出去，并同刘裕结交深厚。武帝曾走到下邳，遇到一位沙门。沙门说：“江南一带不久将发生丧乱，能够拯救它的人一定是您。”武帝的手上有多年不愈的创伤，沙门从怀中取出一包黄色药粉给他，说：“这个创伤很难治，不用这药不能痊愈。”说完突然不见了踪影。武帝把药粉敷在创伤上，伤口立即痊愈。他把剩余的药珍藏起来，后来征战时多次受伤，甚至有贯通身体的重伤，用药粉敷上后，无不立即痊愈。从年轻到成年，他眼中常常看见两条龙在前面；起初龙还很小，等到他显贵以后，龙也逐渐变大。晋陵人车薮善于给人相面，给武帝相面说：“您的贵显无法用言语形容，希望您不要忘记我。”晋安帝义熙初年，武帝开始平定晋朝的乱局，建立霸业。庐江霍山常常发出十二声钟鸣。皇帝将要征伐关中、洛阳时，霍山崩塌，露出六口钟，形制精巧奇特，钟上有古文字，共一百六十字。冀州有个沙门法称将要死去，对弟子普严说：“嵩皇的神灵告诉我说，江东有一位刘将军，是汉家的后裔，应当承受天命。我用三十二块玉璧和镇金一饼，作为与将军相互取信的凭证。三十二块玉璧，是刘氏推算世代数目的象征。”普严把这件事告诉同学法义。法义在十三年七月，于嵩高庙石坛下面得到三十二枚玉璧和一饼黄金。汉中城固县水边，忽然响起雷声，不久岸边崩塌，得到十二枚铜钟。又有巩县百姓宋耀得到九穗嘉禾。过了两年，便接受了晋的禅让。孔子《河雒谶》说：“二口建戈不能方，两金相刻发神锋，空穴无主奇入中，女子独立又为双。”二口建戈，是“刘”字。“晋”氏属金，刘姓中又有金，所以说“两金相刻”。空穴无主奇入中，是“寄”字。女子独立又为双，是“奴”字。晋朝禅让给宋朝后，太史令骆达上奏陈述天文和符谶说：“从义熙元年到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并横贯天空，共七次。占辞说：‘天下将变革，百姓更换君王，异姓将兴起。’从义熙元年到元熙元年十一月初一，共发生日食四次，都是从太阳上方开始侵蚀，这是臣民失去君主的象征。义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现在天市，彗尾扫过帝座。天市在房宿、心宿以北，是宋朝的分野。得到彗星彗柄所指的人将兴起，这是革除旧朝、建立新朝的征兆。义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东方出现五道彩虹。占辞说：‘五虹出现，天子被废黜，圣人出世。’义熙七年八月十一日，东南方向出现新天子的气象。义熙十二年，向北平定中原，尊进为宋公。岁星在房宿、心宿之间徘徊；大火星属于宋朝的分野。这与周武王战胜殷商时相同，得到岁星所主分野的人将应验为王。义熙十一年以来直到元熙元年，月亮运行失常，经常向北进入太微垣中。占辞说：‘月亮进入太微宫廷，君王进入其中成为主人。’义熙十三年十月，镇星进入太微垣，停留七十多天；到义熙十四年八月十日，又进入太微垣不离开；到元熙元年，累计停留二百多天。

译占辞说：‘镇星守在太微，君主将亡于战争。有王被拥立，有王被迁徙。’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茀星出现在北斗魁中。占辞说：‘茀星出现在北斗之中，圣人承受天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现在太微之中，彗星的彗柄从上相星下面升起，芒尾逐渐增长到十余丈，向前扫过北斗和紫微之中。占辞说：‘彗星出现在太微，国家将亡，天下将更换政权。进入北斗，帝王宫室空虚。’另一条占辞说：‘天下将得到召人。’召人，就是圣明的君主。又有一种说法说：‘彗星和孛星出现在紫微，天下将更换君主。’十四年十月一日，荧惑星跟随进入太微钩己，直到元年四月二十七日，才从端门出来，经过积尸，停留二百六日，环绕镇星。荧惑星和填星在天廷钩己，天下将更改纪年。十四年十二月，岁星、太白星、辰星在斗宿、牛宿之间徘徊停留了十多天。斗宿、牛宿，是历法数术的起点。占辞说：‘三星会合，这叫作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条黑龙升上天空。《易传》说：‘冬天出现龙，天子将失去国家，大人应验承受天命的符瑞。’《金雌诗》说：‘大火星中有水，水环抱着它，悠悠百年，这就是应验之时。’ 大火星，是宋朝的分野；水，是宋朝的德性。《金雌诗》又说：“云气出现，两片云渐渐想要升起；短小的云气又能怎样，竟彼此阻隔；交错混乱将归于何处？只有隐藏在山岩中的地方可以种植禾黍；西南的朋友使桓父困厄。”两片云，就是“玄”字。所谓短，是说云的福禄短促。山岩隐藏而不可见，只应当看见山谷；在谷边种植禾黍，就是圣人的名讳显明。《易经》说：“西南得到朋友。”所以能够使桓父困厄。刘向的谶书说：“上五尽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群英。”前一句是陛下的小名，后一句是太子的名讳。义熙十一年五月，西明门地面下陷，水涌出来，冲毁了门扉和门槛。西方是属金的城门，却被水毁坏，这是金德将衰、水德正要兴盛的象征。太兴年间，百姓在井中得到一口栈钟，上面有古文字十八字。晋朝从宣帝到现在，世数正好满十八代。义熙八年，太社中生出桑树，这尤其是明显的征兆。六，是亢位。汉建安二十五年以后，经过一百九十六年，禅让给魏；魏从黄初到咸熙二年，经过四十六年，禅让给晋；晋从泰始到现在的元熙二年，已经一百五十六年。三代的气数都到了尽头，全都在第六年发生禅让。” 少帝即位后，景平三年四月，西方出现五色云。当时文帝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不久便登上帝位。文帝元嘉年间，流言说钱唐应当出现天子，于是就在钱唐设置戍军防备。后来孝武帝在新亭寺的禅堂登上帝位。“禅”与“钱”读音相近。太宗任徐州刺史，出镇彭城，昭太后赐给他大珠鹿卢剑。这把剑是皇帝所佩带的剑，占卜者认为是吉祥征兆。前废帝永光初年，又有讹传说湘州将出现天子，幼主想南行到湘川去压制这件事。后来湘东王登上帝位，这就是明帝。史臣谨慎地考察说，冀州道人法称所说的三十二枚玉璧，是宋氏推算世代数目的说法，大概其实是推算年数。说是推算世代，只是错误地使用了这个说法罢了。三十二，就是二乘三十，那么便是六十。宋氏承受天命直到禅让给齐，总共六十年。

译志第十八　符瑞中 麒麟是仁德之兽。雄的叫麒，雌的叫麟。只有在不剖开母兽腹部、不破坏鸟卵的时代才会出现。它有麕鹿的身子、牛的尾巴、狼的颈项和一只角，黄色，长着马蹄。它含有仁德、承载义理，鸣声合于钟吕，步伐合乎规矩；不踩踏活着的虫，不折断生长的草，不吃不合义理的东西，不饮污浊的池水，不进入坑阱，不行走于罗网之中。圣明的君王举止行动都合乎礼仪时，它才会出现。雄麒麟鸣叫叫作“逝圣”，雌麒麟鸣叫叫作“归和”；春天鸣叫叫作“扶幼”，夏天鸣叫叫作“养绥”。汉武帝元狩元年十月，皇帝巡行到雍地，祭祀五畤，捕获白麟。汉武帝太始二年三月，捕获白麟。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到章和元年，共三年，麒麟在各郡国出现五十一次。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麒麟出现在颍川阳翟。延光三年八月戊子日，麒麟出现在颍川阳翟。延光四年正月壬午日，麒麟出现在东郡濮阳。汉献帝延康元年，麒麟在各郡国出现十次。吴孙权赤乌元年八月，武昌报告说麒麟出现。又有白麟出现在建业。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麒麟出现在南郡枝江。晋武帝咸宁五年二月甲午日，白麟出现在平原鬲县。咸宁五年九月甲午日，麒麟出现在河南阳城。晋武帝太康元年四月，白麟出现在顿丘。晋愍帝建兴二年九月丙戌日，麒麟出现在襄平，州刺史崔毖把此事上报。晋元帝太兴元年正月戊子日，麒麟出现在豫章。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日，麒麟出现在辽东。凤凰是仁德之鸟。只有在不剖开母兽腹部、不破坏鸟卵的时代才会出现。它有时飞翔，有时停集。雄的叫凤，雌的叫凰。它有蛇一样的头、燕子一样的下颔、乌龟一样的背、鳖一样的腹、仙鹤一样的颈、鸡一样的嘴、鸿雁一样的前身和鱼一样的尾巴；头部青色，双翼并列，站立像鹭，神态像鸳鸯沉思。头部承载德，背部负有仁，颈项承担义，胸部怀抱信，脚践履正道，尾部系有武威。小声鸣叫合于钟声，大声鸣叫合于鼓声。它伸长颈部、奋张双翼，五种光彩全部显现。它能兴起八方之风，降下应时的雨；进食有节制，饮水有仪态，去时有文采，来时有嘉祥，游动一定选择地方，饮水不随意落下。它的鸣叫，雄的叫“节节”，雌的叫“足足”。早晨鸣叫叫作“发明”，白天鸣叫叫作“上朔”，傍晚鸣叫叫作“归昌”，黄昏鸣叫叫作“固常”，夜间鸣叫叫作“保长”。它欢娱时，徘徊往来，声音和谐悦耳。只有凤凰能够穷尽万物的情状，通达上天的福祉，象征各种形态，通晓王道，统领五音，成就九种德行，兼备文德武功，使天下诸国各守正道。因此，得到凤凰的形象：第一次只是经过，第二次飞翔，第三次停集，第四次在春秋两季居留，第五次则终身居留。汉昭帝始元三年十月，凤凰停集在东海，朝廷派使者到那里祭祀。汉宣帝本始元年五月，凤凰停集在胶东。本始四年五月，凤凰停集在北海。汉宣帝地节二年四月，凤凰停集在鲁地，群鸟跟随它。汉宣帝元康元年三月，凤凰停集在泰山、陈留。元康四年，南郡捕获威凤。汉宣帝神爵二年二月，凤凰停集在京师，群鸟成万数地跟随它。神爵四年春，凤凰停集在京师。神爵四年十月，凤凰在杜陵出现十一回。神爵四年十二月，凤凰停集在上林。汉宣帝甘露三年二月，凤凰停集在新蔡，群鸟从四面排成行列，全部朝向凤凰站立，数量达数万。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十月，五只凤凰出现，每只高八九尺，毛羽有五种颜色，停集在颍川郡。群鸟也跟随它们列队，覆盖地面数顷，停留十七天才离去。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到章和元年，共三年，凤凰在各郡国出现一百三十九次。汉安帝延光三年二月，皇帝车驾东巡。这月戊子日，凤凰停集在济南台县县丞霍收住宅的树上。赐给台县县长嶷帛十五匹，赐霍收二十匹，县尉减半，吏卒每人三匹；凤凰经过的亭部，免除今年的田租；赐男子每人爵位二级。延光三年十月壬午日，凤凰停集在京兆新丰西界的槐树上。汉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凤凰出现在济阴己氏。汉灵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鸟出现在新城，群鸟跟随它。百姓都说那是凤凰。汉献帝延康元年八月，石邑县报告凤凰停集。又有十三个郡国报告凤凰出现。吴孙权黄武五年七月，苍梧报告凤凰出现。孙权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同时报告凤凰出现。吴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五只大鸟出现在春申。吴孙皓建衡四年正月，西苑报告凤凰停集。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凤凰出现在上党高都。泰始元年十二月，两只凤凰出现在河南山阳。泰始元年十二月，三只凤凰出现在冯翊下邽。晋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日，凤凰带着九只幼鸟出现在郧乡丰城。十二月甲子日，又出现在丰城，众鸟跟随。升平五年四月己未日，凤凰停集在沔水以北，一直到辛酉日。百姓聚集观看。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戊戌日，凤凰出现在会稽山阴。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日，两只大鸟停在秣陵百姓王顗园中的李树上，大小像孔雀，头和脚较小而身形高，毛羽鲜艳明丽，纹彩有五种颜色，鸣声和谐；像山鸡一类的众鸟跟随它们，行走约三十步那么久，便向东南飞去。扬州刺史彭城王刘义康把此事上报。于是将鸟停集的永昌里改名为凤凰里。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日，凤凰出现在丹徒篸贤亭，双鹄在前引路，众鸟陪随。征虏将军武昌王刘浑把此事上报。神鸟，是赤神的精气，能够辨知声音的清浊和谐。它虽然是红色，却具备五种色彩；形体像鸡，鸣声合于五音，肃穆而和谐。欢喜时就鸣叫起舞，喜欢居处在幽静隐蔽的地方。风俗顺从正道时，它就会出现。汉宣帝五凤三年三月辛丑日，神鸟停在长乐宫东阙的树上，随后飞落到地面，五色光彩鲜明，停留十多刻。汉章帝元和年间，神鸟出现在各郡国。黄龙是四种龙中的首领。不用滤网捕鱼，德行达到深泉之下时，黄龙就会在池中游动。它能飞得高，也能潜得低；能变细，也能变大；能隐没在幽暗处，也能消失不见；能短，也能长；忽然出现，忽然消失。赤龙是《河图》所说的地上祥符。君王的德行达到深泉之下时，黄河就会出现《龙图》。汉惠帝二年正月癸酉日，两条龙出现在兰陵百姓家的井中。汉文帝十五年春，黄龙出现在成纪。汉宣帝甘露元年四月，黄龙出现在新丰。

译汉成帝鸿嘉元年冬，黄龙出现在真定。汉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日，黄龙出现在东莱。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六月，黄龙出现在东阿。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到章和元年，共三年，黄龙在各郡国出现四十四次。元和年间，青龙出现在各郡国。元和年间，白龙也出现在各郡国。汉安帝延光元年八月辛卯日，黄龙出现在九真。延光三年九月辛亥日，黄龙出现在济南历城。延光三年十二月乙未日，黄龙出现在琅邪各县。延光四年正月壬午日，两条黄龙出现在东郡濮阳。汉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黄龙出现在沛国谯县。汉桓帝元嘉二年八月，黄龙出现在济阴句阳，又出现在金城允街。汉桓帝永光元年八月，黄龙出现在巴郡。汉献帝延康元年三月，黄龙出现在谯县。又有十三个郡国报告黄龙出现。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日，青龙出现在郏县摩陂的井中。魏明帝亲自和群臣一同观看，不久下诏命画工摹画，龙便潜藏起来不见了。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壬辰日，山茌县报告黄龙出现。魏少帝正元元年十月戊戌日，黄龙出现在邺地的井中。魏少帝甘露元年正月辛丑日，两条青龙出现在轵县的井中。甘露元年六月，青龙出现在元城县境内的井中。甘露二年二月，青龙出现在温县的井中。甘露三年八月甲戌日，黄龙、青龙相继出现在顿丘、冠军、阳夏县的井中。甘露四年正月，两条黄龙出现在宁陵县的井中。魏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日，黄龙出现在莘县的井中。景元三年二月，青龙出现在轵县的井中。刘备尚未即位以前，黄龙出现在武阳的赤水，九天后才离去。吴孙权黄武元年三月，鄱阳报告黄龙出现。吴孙权黄龙元年四月，夏口、武昌同时报告黄龙出现；孙权因此改年号为黄龙。制作黄龙牙旗，常常放在军中，军队进退都看它所指的方向，并命胡综作赋。吴孙权赤乌五年三月，海盐县报告县中两口井里出现黄龙。赤乌十一年，云阳报告黄龙出现。两条黄龙又出现在武陵吴寿，光彩和颜色耀眼夺目。吴孙休永安四年九月，布山报告白龙出现。永安五年七月，始新报告黄龙出现。永安六年四月，泉陵报告黄龙出现。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两条青龙出现在济阴定陶。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龙出现在魏郡汤阴。泰始元年十二月，黄龙出现在河南洛阳洛水之滨。泰始元年十二月，两条白龙出现在太原祁县。泰始二年七月壬午日，黄龙出现在巴西阆中。泰始三年四月戊午日，有关官员上奏：“张掖太守焦胜报告，氐池县大柳谷口出现青龙。” 晋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申日，两条白龙出现在新兴九原居民的井中。咸宁二年十月庚午日，两条黄龙出现在汉嘉灵关。咸宁二年十一月癸巳日，两条白龙出现在须度支部。咸宁五年十一月甲寅日，青龙出现在京兆霸城。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三条白龙出现在永昌。太康三年闰四月己丑日，两条白龙出现在济南历城。太康五年正月癸卯日，两条青龙出现在武库的井中，皇帝亲自前往观看。太康六年九月，白龙出现在京兆阴盘。太康九年十二月戊申日，一条青龙出现在鲁国公丘百姓的井中。晋惠帝元康七年三月己酉朔日，成皋县的监狱中有龙升天。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龙出现在义兴阳羡。永初元年八月，两条青龙出现在南郡江陵。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日，会稽郡西南方天将亮时，忽然大放光明，有青龙腾跃升入云中，过了很久才消失。吴兴各处也在当天同时看见光象。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把此事上报。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日，永嘉永宁见黄龙从云中降下，太守臧艺把此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日，黑龙出现在玄武湖北面，苑丞王世宗把此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五月戊戌日，黑龙出现在玄武湖东北角，扬州野吏张立之把此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八月辛亥日，黄龙出现在会稽，太守孟顗把此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广陵有龙从湖水中升天，百姓全都看见了。孝武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日，黄龙出现在石头城外的水边，中护军湘东王刘彧把此事上报。孝建三年五月己未日，龙出现在临川郡，江州刺史东海王刘祎把此事上报。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癸亥日，黑龙出现在晋陵占石村，于是把村改名为津里。灵龟，就是神龟。君王的德泽深厚清明，按照时令进行渔猎山川时，它就会出现。它五色鲜明，三百岁时游在蕖叶上，三千岁时常游在卷耳草上。它能知晓生死存亡，明辨吉凶。大禹降低宫室规格时，灵龟出现。玄龟书，是上天降下的符瑞。君王的德行达到深泉之下时，洛水就会出现龟书。魏文帝初年，神龟出现在灵池。吴孙权时期，灵龟出现在会稽章安。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甲辰日，朐县捕获灵龟，拿来进献。晋长沙王司马乂因同胞兄长楚王司马玮的事情获罪，被改封为常山王，后来又回到原封国。在常山打井时，向地下挖了四丈，得到一块三四尺见方的白玉。白玉下面有一块大石头，石头中有一只长二尺多的龟。当时人认为这是他恢复封国的祥瑞。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戊申日，白龟出现在吴兴余杭，太守文道恩把它进献。元嘉二十年四月辛卯日，白龟出现在吴兴余杭，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把此事上报。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日，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捕获白龟，拿来进献。孝武帝大明三年三月戊子日，毛龟出现在宣城广德，太守张辨把它进献。大明四年六月壬寅日，皇帝车驾到籍田，白龟出现在千亩田中，尚书右仆射刘秀之把它进献。大明七年八月乙未日，毛龟出现在新安王刘子鸾的府第，捕获后进献。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朔日，四只眼的龟出现在会稽，会稽太守巴陵王刘休若把它进献。泰始二年八月丙寅日，六只眼的龟出现在东阳长山，龟甲纹理像爻卦，太守刘勰把它进献。泰始六年九月己巳日，八只眼的龟出现在吴兴故鄣，太守褚渊把它进献。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日，义兴阳羡县捕获毛龟，太守王蕴把它进献。

译龙马是仁德之马，是黄河水的精气。它高八尺五寸，颈长而有翅，身旁有下垂的长毛，鸣声有九种哀音（“音”一作“哀”）。腾黄是神马，颜色黄色。君王的德行能够治理四方时，它就会出现。白马朱红色鬣毛，君王任用贤能时就会出现。泽马，君王慰劳百姓时就会到来。夏代的马叫飖，黑色的身子、白色的鬣毛和尾巴；殷代的马叫骆，白色的身子、黑色的鬣毛和尾巴；周代的马叫骍，红色的身子、黑色的鬣毛和尾巴。汉章帝元和年间，神马出现在各郡国。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日，神马在南城门鸣叫。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甲申朔日，宁州刺史费统上奏说：“我所管辖的晋宁郡滇池县，过去有一条河，周长二百多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日，两匹神马，一白一黑，忽然从河中出现，距离河岸一百步。县民董聪看见了它们。” 白象，君主自己生活俭约有节制时就会出现。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日，白象出现在零陵洮阳。元嘉六年三月丁亥日，白象出现在安成安复，江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把此事上报。汉武帝元狩二年三月，南越进献驯服的大象。白狐，君王仁慈而有智慧时就会出现。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燕王慕容皝上奏说白貉出现在国内。赤熊，在谄佞之人远离、奸诈狡猾之事平息时，就会进入国中。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出现在新安歙县，太守到元度把它进献。九尾狐，周文王得到它后，东方夷族便归附了。汉章帝元和年间，九尾狐出现在各郡国。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一月甲午日，九尾狐出现在鄄城，又出现在谯。白鹿，君王的英明恩惠惠及下民时就会出现。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皇帝车驾西巡，在临平观得到白鹿。汉章帝元和年间，白鹿出现在各郡国。汉安帝延光三年六月辛未日，白鹿出现在右扶风雍地。延光三年七月，白鹿出现在左冯翊。汉桓帝永兴元年二月，白鹿出现在张掖。魏文帝黄初元年，十九个郡国报告白鹿和白麋出现。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出现在扶风雍地，州刺史严询捕获后进献。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白鹿出现在零陵泉陵。太康元年五月甲辰日，白鹿出现在天水西县，太守刘辛捕获后进献。太康三年七月壬子日，白鹿出现在零陵，零陵令蒋微捕获后进献。晋惠帝元康元年九月乙酉日，白鹿出现在交趾武宁。晋愍帝建武元年五月戊子日，白鹿出现在高山县。晋元帝太兴三年正月，白鹿两次出现在豫章。太兴三年四月，白鹿出现在晋陵延陵。晋元帝永昌元年九月，白鹿出现在江乘县。晋成帝咸和四年五月甲子日，白鹿出现在零陵洮阳县，被捕获后献上。咸和四年七月壬寅日，长沙郡巡逻的官吏黄光在南郡道路上遇到白鹿，驱赶它却不离去，反而径直走来接近黄光；黄光追赶它三百多步，终于抱住并捉住它，派官吏李坚奉献上去。咸和九年八月己未日，白鹿出现在长沙临湘县。晋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出现在豫章望蔡县，太守桓景捕获后献上。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三月癸酉日，白鹿出现在豫章望蔡县，被捕获后献上。太元十八年五月辛酉日，白鹿出现在江乘县，江乘县令田熙之捕获后献上。太元二十年九月丁丑日，白鹿出现在巴陵清水山，荆州刺史殷仲堪将它献上。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鹿出现在长沙，荆州刺史桓玄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宋文帝元嘉五年七月丙戌日，白鹿出现在东莞莒县岣峨山，太守刘玄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九年正月，白鹿出现在南谯谯县，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将它献上。元嘉十四年，白鹿出现在文乡。元嘉十七年五月甲午日，白鹿出现在南汝阴宋县，太守文道恩将它献上。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鹿出现在谯郡蕲县，太守邓琬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二年二月，白鹿出现在建康县，扬州刺史始兴王浚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二年二月辛未日，白鹿出现在南康灨县，南康相刘兴祖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三年二月戊戌日，白鹿出现在交州，交州刺史檀和之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丙辰日，白鹿出现在彭城彭城县，征北将军衡阳王义季捕获后献上。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朔日，白鹿出现在济阴，徐州刺史武陵王骏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九年八月癸酉日，白鹿出现在鄱阳，南中郎将武陵王骏将它献上。元嘉三十年十一月壬午日，白鹿出现在南琅邪，南琅邪太守王僧虔将它献上。元嘉三十年十一月癸亥日，白鹿出现在武建郡，雍州刺史硃修之将它献上。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庚子日，白鹿出现在临川西丰县。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日，白鹿出现在南平。大明二年四月己丑日，白鹿出现在桂阳郴县，湘州刺史山阳王休祐将它献上。大明三年正月癸巳日，白鹿出现在南琅邪江乘县，南徐州刺史刘延孙将它献上。大明三年三月辛卯日，白鹿出现在广陵新市，太守柳光宗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大明五年五月丙寅日，白鹿出现在南东海丹徒县，南徐州刺史刘延孙将它献上。大明八年六月甲子日，白鹿出现在衡阳郡，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伯禽将它献上。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乙亥日，白鹿出现在宣城，宣城太守刘韫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泰始五年二月己亥日，白鹿出现在长沙，湘州刺史刘韫将它献上。泰始六年十二月乙未日，白鹿出现在梁州，梁州刺史杜幼文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后废帝元徽三年二月甲子日，白鹿出现在郁洲，青、冀二州刺史兼西海太守刘善明将它献上。三角兽，先王的法度得到修治时就会出现。（原文有缺文） 一角兽，天下统一时就会出现。（原文有缺文） 六足兽，君王能够征求众庶意见时就会出现。（原文有缺文） 比肩兽，君王的恩德施及鳏寡之人时就会出现。（原文有缺文） 獬豸能够辨知曲直，诉讼审判公平时就会出现。（原文有缺文） 白虎，君王不暴虐，白虎就会表现仁慈，不伤害其他生物。汉宣帝元康四年，南郡捕获白虎。汉章帝元和二年以来，到章和元年为止，共三年，白虎在各郡国出现了二十九次。汉安帝延光三年八月戊子日，白虎两只出现在颍川阳翟。汉献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日，饶安县报告说白虎出现。另有二十七个郡国报告白虎出现。

译吴孙权赤乌六年正月，新都报告说白虎出现。赤乌十一年五月，鄱阳报告说白虎表现仁慈。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出现在河南阳翟。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出现在弘农陆浑。泰始二年正月己亥日，白虎出现在辽东乐浪。泰始二年正月辛丑日，白虎出现在天水西县。晋武帝咸宁三年二月乙丑日，白虎出现在沛国。晋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虎出现在永昌南罕。太康四年七月丙辰日，白虎出现在建平北井。太康十年十月丁酉日，白虎出现在犍为。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已日，白虎出现在新昌县。晋简文帝咸安二年三月，白虎出现在豫章南昌县西乡石马山前。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一月辛亥日，白虎出现在豫章郡。太元十九年二月，行巩令刘启期报告说白虎接连出现。太元十九年二月，行温令赵邳报告说白虎接连出现。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襄阳报告说驺虞出现在新野。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癸巳日，白虎出现在枝江。少帝景平元年十月，白虎出现在桂阳耒阳。文帝元嘉十九年十月，白虎出现在弋阳、期思两县，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骏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亥日，白虎出现在武昌，武昌太守蔡兴宗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丑日，白虎两只出现在蜀郡，有赤虎在前面引导，益州刺史陆徽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六年四月戊戌日，白虎出现在南琅邪半阳山，有两只虎跟随，太守王僧达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壬子日，白虎出现在临川西丰县。白狼，周宣王得到它后，犬戎便归服了。（原文有缺文） 白獐，君王刑罚处理得当时就会出现。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丙戌日、乙卯日，白獐出现在琅邪，赵王司马伦将它献上。咸宁三年七月壬辰日，白獐出现在魏郡。晋武帝太康三年八月，白獐出现在梁国蒙县，梁相解隆捕获后献上。太康五年九月己酉日，白獐出现在义阳。太康七年五月戊辰日，白獐出现在汲郡。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日，白獐出现在吴国吴县，内史虞潭捕获后献上。晋穆帝永和元年八月，白獐出现在吴国吴县西界的包山，被捕获后献上。永和八年十二月，白獐出现在丹阳永世县，永世县令徐该捕获后献上。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庚午日，白獐出现在梁郡，梁郡太守刘遂捕获后献上。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獐出现在荆州，荆州刺史桓玄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宋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日，白獐出现在义兴阳羡县，太守王准之捕获后献上。景平二年六月，白獐出现在南郡江阳县，太守王华将它献给太祖。太祖当时入朝承奉大统，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文帝元嘉五年四月乙巳日，白獐出现在汝阳武津，太守郑据捕获后献上。元嘉十二年正月，白獐出现在东莱黄县，青州、冀州刺史王方回将它献上。元嘉十九年五月，山阳人张休宗捕获白獐，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将它献上。元嘉二十年八月，白獐出现在江夏安陆，内史刘思考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丑日，白獐出现在淮南，太守王休捕获后献上。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午日，白獐出现在南琅邪，太守王远捕获后献上。元嘉二十五年五月辛未朔日，华林园的白獐生下两只幼獐，全都是白色，园丞梅道念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六年五月丙戌日，白獐出现在马头，豫州刺史南平王铄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七年正月己丑日，白獐出现在济阴，徐州刺史武陵王骏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七年四月癸丑日，华林园的白獐生下一只白色幼獐，园丞梅道念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九年六月壬戌日，白獐出现在晋陵暨阳县，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将它献上。孝武帝孝建三年六月癸巳日，白獐出现在广陵，由南兖州献上。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丁丑日，白獐出现在东莱曲城县，被捕获后献上。大明二年正月壬戌日，白獐出现在山阳，山阳内史程天祚将它献上。大明二年二月辛丑日，白獐出现在济北，济北太守殷孝祖将它献上。大明五年九月己巳日，白獐出现在南阳，雍州刺史永嘉王子仁将它献上。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日，白獐出现在营阳，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将它献上。大明七年正月庚寅日，白獐出现在南阳，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将它献上。大明七年六月己巳日，白獐出现在武陵临沅县，太守刘衍将它献上。大明七年九月癸未日，白獐出现在南阳，雍州刺史刘秀之将它献上。明帝泰始三年五月癸酉日，白獐出现在南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将它献上。泰始三年五月乙卯日，白獐出现在北海都昌县，青州刺史沈文秀将它献上。泰始五年正月癸卯日，白獐出现在汝阴楼烦，豫州刺史刘勔将它献上。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日，白獐出现在义兴国山县，太守王蕴将它献上。后废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日，白獐出现在海陵宁海县，宁海太守孙嗣之将它献上。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五月甲寅日，东宫队白从陈超在肥如县捕获黑獐，皇太子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日，东宫将领魏荣在秣陵捕获青獐。元嘉十年十二月，营城县百姓成公会之在广陵高邮交界处捕获白獐和麂，献了上去。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己亥日，白麂出现在会稽诸暨县，被捕获后献上。银麂，刑罚公正，百姓不做坏事时就会出现。（原文有缺文） 赤兔，君王的德行盛大时就会出现。（原文有缺文） 比翼鸟，君王的德行施及高远之处时就会出现。（原文有缺文） 赤雀，周文王时曾衔着丹书来到。晋愍帝建兴三年四月癸酉日，赤雀出现在平州府舍。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五月，赤雀聚集在南平郡府，内史臧绰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日，临沂县鲁尚斯军人在城墙上捕获赤雀，太傅、假黄钺江夏王义恭将它献上。福草，宗庙庄严肃穆时，就会生长在宗庙之中。（原文有缺文） 苍乌，贤明的君主在百姓中实行孝慈之道，又不喜欢杀生时，它就会来到。

译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日，苍鸟出现在襄阳县。大明二年四月甲申日，苍鸟出现在襄阳，雍州刺史王玄谟将它献上。甘露，君王的德行极为深厚、和谐之气旺盛时，就会降下。柏树承受甘露，是因为君王敬重年老之人，因而柏树得到甘露。竹子承受甘露，是因为君王尊重贤者、爱护老人，不遗漏细微之处，因而竹子和芦苇得到甘露。汉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在未央宫。汉宣帝神雀二年二月，甘露降在京师。神雀四年春，甘露降在京师。汉宣帝五凤二年正月，甘露降在京师。汉成帝元延四年三月，甘露降在京师。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五月，各郡国上报甘露降下。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戊子日夜里，皇帝梦见光武帝和光烈皇后，梦中很高兴，醒来后却悲伤得不能入睡。第二天早晨前往陵墓，百官和胡族宾客全都到会。太常丞上奏说，当天陵墓树木的叶子上有甘露。皇帝命百官采集甘露。皇帝亲自俯身在御床上，查看太后庄器奁中的物品，流下眼泪，命令更换奁中的脂粉用品。永平十七年春，甘露仍然降在京师。汉章帝元和年间，甘露降在各郡国。汉安帝延光三年四月丙戌日，甘露降在沛国丰县。延光三年七月，甘露降在左冯翊频阳县。汉桓帝延熹三年四月，甘露降在上郡。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甘露降在巴郡。魏文帝初年，各郡国有三处上报甘露降下。魏少帝甘露元年五月，邺和上洛同时报告甘露降下。魏元帝咸熙二年四月，南深泽县报告甘露降下。吴孙权黄武以前，建业报告甘露降下。黄武二年五月，曲阿报告甘露降下。吴孙权嘉禾五年三月，武昌报告甘露降在礼宾殿。吴孙权赤乌二年三月，零陵报告甘露降下。赤乌九年四月，武昌报告甘露降下。吴孙皓甘露元年四月，蒋陵报告甘露降下。晋武帝泰始十年四月乙亥日，甘露降在西河离石。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丙戌日，甘露降在张掖。咸宁元年五月戊午日，甘露降在清河绎幕。咸宁元年九月，甘露降在太原晋阳。咸宁二年五月戊子日，甘露降在玄菟郡治。咸宁三年六月戊申日，甘露降在巴郡南充国。晋武帝太康五年三月乙卯日，甘露降在东宫。太康七年四月，甘露降在京兆杜陵。太康七年五月，甘露降在魏郡邺。晋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在乐陵郡。晋愍帝建兴元年六月，甘露降在西平县。建兴三年八月己未日，甘露降在新昌县。晋愍帝建武元年六月丁丑日，甘露降在寿春。晋元帝太兴三年四月，甘露降在琅邪费县。晋明帝泰宁二年正月，巴郡报告甘露降下。晋成帝咸和四年四月，甘露降在武昌郡府阁前的柳树上，太守诩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咸和六年三月，甘露降在宁州城内北园的榛树、桃树上，刺史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咸和七年四月癸巳日，甘露降在京城，扬州刺史王导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咸和八年四月癸卯日，甘露降在庐江襄安县蒋胄家。咸和八年四月癸卯日，甘露降在宣城宛陵县须里。咸和九年四月甲寅日，甘露降在吴国钱唐县右乡康巷的柳树上。咸和九年十二月丙辰日，甘露降在建平陵。咸和九年十二月丁巳日，甘露降在武平陵。晋成帝咸康元年四月癸卯日，甘露降在西堂的桃树上。咸康二年三月甲戌日，甘露降在郁林城内。咸康二年四月，甘露降在西堂，又降在尚书都坐的桃树上，又降在会稽永兴县，众官全都庆贺。戊午日，甘露降在会稽山阴县，又降在吴兴武康县。庚申日，又降在武康县。咸康三年四月戊午日，甘露降在殿后的桃树、李树上。五月，甘露降在义兴阳羡县的柞树上，范围东西十四步、南北十五步。咸康七年四月丙子日，甘露降在彭城王纮府第内，众官全都庆贺。晋穆帝永和元年三月，甘露降在庐江郡内的桃树、李树上，太守永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永和五年十一月，太常刘邵上奏，崇平陵令王昂当天奉命在陵内办事，甘露降在玄宫前殿。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日，甘露降在丹阳湖熟县西界刘敷墓地的松树上，县令王恬把这件事上报朝廷，众官全都庆贺。晋简文帝咸安二年正月，甘露降在随郡滠阳县境内的桑树上，沾染凝结在十多里范围之内。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八月，甘露降在宁州境内，刺史费统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太元十五年闰月，甘露降在永平陵。太元十六年十一月庚午日，甘露降在句阳县。太元十七年二月，甘露降在南海番禺县的杨树上。晋安帝元兴二年十月，甘露降在武昌王成基家中的竹子上。元兴三年三月己卯日，甘露降在丹徒。元兴三年四月己酉日，甘露降在兰台。宋武帝永初元年九月庚辰日，甘露降在丹徒岘山。永初元年十月庚午日，甘露降在兴宁、永宁二陵，遍布一百多里。文帝元嘉三年闰正月己丑日，甘露降在吴兴乌程县，太守王韶之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四年五月辛巳日，甘露降在齐郡西安县临朐城。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朔日，甘露降在初宁陵。元嘉四年十一月己丑日，甘露降在南海熙安，广州刺史江桓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八年五月，甘露降在南海番禺。元嘉九年十一月壬子日，甘露降在初宁陵。元嘉十一年八月甲辰日，甘露降在费县沙里，琅邪太守吕绰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十三年二月丁卯日，甘露降在上明巴山。元嘉十三年二月，甘露降在吴兴武康董道益家园中的树上。元嘉十三年三月甲午日，甘露降在初宁陵。元嘉十六年三月己卯日，甘露降在广州城北门的杨树上，刺史陆徽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十七年四月丁丑日，甘露降在广陵永福里梁昌季家树上，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十七年，甘露降在高平金乡富民村方圆三十里的范围内。徐州刺史赵伯符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日，甘露降在乐游苑。

译元嘉十八年五月甲申日，甘露降在丹阳秣陵卫将军临川王义庆的园中，扬州刺史始兴王濬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十八年六月，甘露降在广陵广陵县孟玉秀家的树上，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十九年五月丁卯日，甘露降在建康司徒参军督护顾俊之宅中的竹子和柳树上。元嘉十九年五月乙亥日，甘露降在马头济阳宋庆之园中的树上，太守荀预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一年，甘露降在益州府内的梨树、李树上，刺史庾俊之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频繁降在乐游苑。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在彭城绥舆里，徐州刺史臧质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在义阳平阳，太守庞秀之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日，甘露降在南郡江陵方城里，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丁酉日，甘露降在长宁陵，陵令包诞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二月丁未日，甘露降在乐游苑，苑丞张宝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九月丙子日，甘露降在长宁陵，陵令华林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庚子日，甘露降在襄阳郡治，雍州刺史武陵王骏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丑日，甘露频繁降在乐游苑，苑丞何道之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日、庚子日，甘露频繁降在景阳山，山监张绩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日、癸卯日和三月丙辰日，甘露频繁降在景阳山，华林园丞陈袭祖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四年三月甲寅日，甘露降在寻阳松滋，江州刺史庐陵王绍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癸未日，甘露降在寻阳松滋；丙申日，又降在江州城内的桐树上；丁酉日，又降在城北数里的地方，江州刺史庐陵王绍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甘露降在京师，扬州刺史始兴王浚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四年七月，甘露降在襄城治下的无量寺，雍州刺史武陵王骏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日，甘露降在魏兴郡内，太守韦宁民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十二月，甘露频繁降下，形状像细雪，京城和各郡国到处都是，无法逐一记载。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日，甘露降在南郡，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日，甘露降在丹阳秣陵岩山。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壬午日，甘露降在景阳山，华林园丞梅道念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庚寅日、癸巳日，甘露频繁降在武昌，江州刺史庐陵王绍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六年四月甲辰日、丙午日、戊申日，甘露频繁降在豫章南昌，太守刘思考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六年七月，甘露降在南郡江陵，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七年四月乙卯日、丙辰日、丁巳日，甘露频繁降在豫章南昌。戊午日午时，天气清朗，有彩色云雾映照笼罩郡城，甘露又从云中降下。太守刘思考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日，甘露降在东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八年二月戊辰日，甘露降在钟山延贤寺，扬州刺史庐陵王绍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八年二月壬午日，甘露降在徽音殿前的果树上。元嘉二十八年二月，甘露降在合欢殿后的香花和各种草木上。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日，甘露降在华林园。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日，甘露降在丹阳秣陵中里路与之墓地的树上。孝建二年三月辛亥日，甘露降在长宁陵的松树上。孝建二年三月，甘露降在襄阳百姓家中的梨树上。孝建二年三月戊午日，甘露降在丹阳秣陵尚书谢庄园中的竹林里，谢庄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癸卯日，甘露降在华林园的桐树上。大明三年三月己卯日，甘露降在乐游苑的梅树上。大明三年三月戊子日，甘露降在宣城郡府舍，太守张辩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大明四年正月壬辰日，甘露降在初宁陵的松树上。大明四年二月丙申日，甘露降在长宁陵的松树上。大明四年二月乙巳日，甘露降在丹阳秣陵龙山，丹阳尹孔灵符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大明五年四月辛亥日，甘露降在吴兴安吉，太守历阳王子顼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大明五年四月乙卯日，甘露降在吴兴乌程，太守历阳王子顼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大明六年二月戊午日，甘露降在建康灵耀寺和各处苑园，以及秣陵龙山，一直延伸到娄湖。当日，又降在句容、江宁两县。大明七年三月丙申日，甘露降在寻阳松滋，太守刘矇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大明七年四月己未日，甘露降在荆州城内，刺史临海王子顼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朔日，甘露降在吴兴乌程，县令苟卞之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己亥日，甘露降在上林苑，苑令徐承道将它献上。泰始二年四月庚申日，甘露降在华林园，园令臧延之将它献上。泰始二年五月己未日，甘露降在丹阳秣陵县官舍斋房前的竹子上，丹阳尹王景文将它献上。泰始三年十一月庚申日，甘露降在晋陵，晋陵太守王蕴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泰始三年十一月癸亥日，甘露降在南东海丹徒建冈，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把这件事上报朝廷。泰始三年十二月壬午日，甘露降在崇宁陵，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后废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日，甘露降在吴兴乌程，太守萧惠明把这件事上报朝廷。顺帝升明二年十二月，甘露降在建康禁城中的里巷。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在南东海武进彭山，太守谢朏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在吴兴长城卞山，太守王奂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威香，君王礼制完备时就会常常生长。（原文有缺文）

译《志》第十九：符瑞下。嘉禾是五谷之长，君王德行盛大时，就会有两株禾苗共同抽穗。在周代德政时，三株禾苗共同结穗；在商代德政时，同一根茎上长出不同的穗；在夏代德政时，不同根茎长出相同的穗。汉宣帝元康四年，嘉谷玄稷降临在各郡国。汉章帝元和年间，嘉禾生长在各郡国。汉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嘉禾生长在九真，共有一百五十六株、七百六十八穗。汉桓帝建和二年四月，嘉禾生长在大司农的仓库。汉桓帝永康元年八月，嘉禾生长在魏郡。魏文帝黄初元年，各郡国有三处报告嘉禾生长。吴孙权黄龙三年十月，会稽南始平县报告嘉禾生长。孙权赤乌七年秋，宛陵报告嘉禾生长。晋武帝泰始八年十月，泸水胡王彭护献上嘉禾。晋武帝太康四年十二月，嘉禾生长在扶风雍县。太康五年七月，嘉禾生长在豫章南昌。太康八年闰三月，嘉禾生长在东夷校尉的园中。太康八年九月，嘉禾生长在东莱掖县。晋愍帝建兴元年八月癸亥日，嘉禾生长在襄平县，一根茎上有七穗。建兴二年六月，嘉禾生长在平州治所，三个果实同蒂。建兴三年七月，嘉禾生长在襄平县，不同根茎共用一个蒂。宋文帝元嘉二年十月，嘉禾生长在颍川阳翟，太守垣苗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九年三月，嘉禾生长在义阳，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将它献上。元嘉十年八月，嘉禾生长在汝南苞信，豫州刺史长沙王义欣将它献上。元嘉十一年八月，一根茎上有九穗的嘉禾生长在北汝阴，太守王玄谟将它献上。元嘉二十年六月，一根茎上有九穗的嘉禾生长在上庸新安，梁州刺史刘道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一年，嘉禾生长在新野邓县，雍州刺史萧思话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嘉禾生长在籍田，一根茎上有九穗。元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日，嘉禾生长在平虏陵，徐州刺史臧质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长在太尉府的田里，太尉江夏王义恭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长在扬州东耕田，刺史始兴王浚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长在华林园，共有一百六十穗，园丞陈袭祖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长在颍川阳白，豫州刺史赵伯符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三年七月乙丑日，嘉禾成群生长在籍田，籍田令褚熙伯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日，嘉禾生长在丹阳椒唐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辰日，嘉禾生长在醴湖屯，屯主王世宗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日，嘉禾生长在华林园，园丞陈袭祖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庚申日，嘉禾生长在沛郡萧县，征北大将军衡阳王义季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三年，嘉禾生长在江夏汝南县，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嘉禾成群生长在华林园和景阳山，园丞梅道念把这件事上报朝廷。太尉江夏王义恭上表说：臣听说，身居高位而能听取下情，是上帝的功德；上天尚且不能违背，圣王更有这样的德行。因此能够感应天地，陶铸万物。考察古今，采集并验证图谶纬书，从来没有听说在道德缺失、教化衰败时，祥瑞之物还能显著出现的。自从皇室承受天命，日月星辰和谐运行，所以草木显现灵异，山川深渊呈现珍宝。臣恭敬地思量，陛下承接《乾》卦之道统御天下，吉祥的征兆接连而来。至于凤凰在西郊显现仪态，蛟龙在东部城邑出现，海中首领献上改变黑色的羽毛，河神开启等待黄河水清的源流；三代以祥瑞象征德行，也不能超过这些。幽隐之处必定得到彰显，没有遥远之地不能到达，经过重重翻译的使者每年到来，吉祥瑞应每月出现。先前陛下亲自耕种南亩，嘉谷接连生长，神明的应验，在这里尤其盛大。四海已经和睦，五类百姓安居乐业，我想仿照汾阳的事迹，开始营建灵囿。兰林刚刚栽种，嘉露频频流降；宫苑的版筑刚刚完成，祥瑞的禾穗就像堆积起来一样。太平的征兆，于是就在这里显现了。臣才德浅薄，侥幸充任槐铉之职，沐浴在芳美的恩泽中，有幸预先看见幽冥降下的吉庆，抑制不住欢欣起舞的心情。谨献上《嘉禾甘露颂》一篇，实在不足以称颂陛下的美德功业，想到这一点，仍不免惶恐流汗。颂文说：天地阴阳由此分判，日月星辰各得其主。万物相应相合，古今都是如此。天道亲近谁？只有仁德之人得到它的辅助。皇帝的功业和帝王的政绩，按道理足以冠绝天下。士农工商都得到充分发展，我的君主能体察这一点。心思神明而周密，恭敬地彰明文德与谋虑。九族已经和睦，天下诸国也确实得到治理。德行使尊卑秩序井然，大道使天下达到和乐太平。啊，美盛的太子啊，光明显著地居于东宫。生来就有知识，年少而聪慧，才德如山岳茂盛，心境如深渊空明。顺应本心便能明哲，良好的声誉广泛传播。继承先人的美德，承接武王的功业，与日月相配而居于储宫。轩辕黄帝营造合宫，汉朝兴建未央宫，何况我大宋圣朝，九州已经安康。遵循旧日典章，思索着照明前代帝王的道路。于是建造陵霄殿，最终又修建景阳楼。景阳楼高大茂盛，坐落在天渊池边。清暑殿清凉爽朗地矗立着，云堂也特意高高建起。植物在这里生长繁育，鸟兽等活动之物在这里止息。放眼望去可见江上波涛，四面都面对着高山对峙。教化与德行通达天下，美好祥瑞也最为繁盛。嘉禾降生，祥瑞开始显现；春天甘露凝结，秋天祥穗秀美。如今的光辉还没有止息，来年仍将丰盛。从前唐尧放勋在位时，历荚草随着朝代而数次出现；到了虞舜重华，曾倚着五明扇使厨房清静。如今皇朝的盛大祥庆，比照万物而竞相显明。将它们列入典籍，使这种风俗流传为歌谣。我资质浅薄而有六种蔽病，却兼任两种职司。既惭愧于仲衮，也羞愧于郑缁。难道我忘了隐居山林、乐守清道，来亲近清明的时代吗？我斗胆叙述这些美好祥福，却惭愧自己缺少美善的文辞。中领军、吉阳县侯沈演之上奏并进献《嘉禾颂》，文中说：祥瑞的图象光辉灿烂，瑞应的典籍明白清晰。时运将要倾转而改变，时势亨通才开始显现。绨帛般的纹理已经显明，鸟形的文饰也清楚可辨。伟大的圣明君主啊，承受万物的祥瑞，记载久远的功业。日月并照而星辰光丽，昌盛的光辉从天上扩展开来。其一。治理的道理精妙，所居的君位尊崇，事业神圣而功业盛大。深厚广博的德泽，空明寂静的道术政教。协调教化以安定人心，调和音乐以改变人的性情。玉衡顺应轨道运行，瑶光处于正位。巨星垂下光彩，景云耸立以显示庆祥。其二。仁德所及之处，即使幽暗隐蔽之地也没有不被驱除邪恶的。至和之气所感召，没有什么景象不显明。鸳鸯从丹穴飞出，鹦鹉在西湘兴起。白鹿越过大海，白鸟渡过长江。它们在高天之下交相鸣唱，在阳光之中呈现仪态。其三。治理人民、奉行天道，于是勤勉而又合乎法度。黑色的耒开始耕作，高大的粮仓已经积满。嘉禾一再成熟，甘露流淌如液。禾苗在适时的田畦中抽秀，稻穗在田野边缘扬起尖颖。分离的穗子合成一束，繁茂的区域广泛得到荫蔽。其四。嘉禾装满箱子，作为殷代祥瑞的征兆；桑树贯穿田野，显示周代的祥瑞。如今我大宋，神灵赐予的祥瑞接连不断。皇帝始终保持谦逊，反复思考而不停止。亲自把它荐献给宗庙，温和恭敬地遵循礼制。以真诚降下福祉，以孝心虔敬地奉献祭品。其五。颁赐福泽，推举功劳，登载美德，发布圣明诏令。恩惠遍及隐者和显贵，赏赐延伸到荒远边疆。黄河清澈，大海平静，山川华美，五岳光耀。远方的珍宝和深远的贡品兼而来到，恩泽与效忠一同奉献。远至日出的地方和大地之外，都改换服饰前来请教。其六。

译盛大地应合这太平时代，使万国安宁，屡获丰收。安然归于朴素，秩序井然而天下大同。上面收藏各种器用，下面的人都知道所应遵从的道路。仰首遵循帝王法度，俯身歌咏《南风》。宏大的声名居于首位，永远保持无穷。其七。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嘉禾生长在鱼城内的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寅，嘉禾成片生长在华林园，共十株、七百穗，园丞梅道念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禾生长在藉田，藉田令褚熙伯献上。元嘉二十五年七月壬辰，嘉禾生长在北海，青、冀二州刺史杜坦献上。元嘉二十五年八月丙午，嘉禾生长在太尉江夏王义恭的果园，江夏国典书令陈颖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嘉禾生长在建康化义里，县令丘珍孙献上。元嘉二十五年八月癸丑，嘉禾生长在华林园，园丞梅道念献上。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嘉禾生长在巴东，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嘉禾生长在建康禁中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献上。元嘉二十六年六月甲寅，嘉禾生长在藉田，藉田令褚熙伯献上。元嘉二十六年七月，嘉禾生长在巴东朐▯，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献上。元嘉二十七年十月己丑，嘉禾生长在北海，青州刺史杜坦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八年七月戊戌，嘉禾生长在广陵邵伯埭，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把这件事上报。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癸巳，嘉禾两株生长在江夏王义恭的东田。孝建二年九月己丑朔，嘉禾在齐郡广饶县不同田亩中生长，却同出一穗。孝建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长在吴兴武康。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茎，生长在清暑殿的鸱尾之中。大明元年八月甲申，嘉禾生长在青州，根部不同而穗相同。大明三年九月乙亥，嘉禾生长在北海都昌县，青州刺史颜师伯把这件事上报。大明六年八月辛未，嘉禾生长在乐陵，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把这件事上报。明帝泰始二年七月己酉，嘉禾生长在会稽永兴，太守巴陵王休若献上。汉章帝元和年间，嘉麦在各郡国出现。晋武帝太康十年六月，嘉麦生长在扶风郡，一茎有四穗。这一年收成是平常的三倍。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醴湖屯生长出嘉粟，一茎有九穗，屯主王世宗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黍生长在藉田，藉田令褚熙伯献上。吴孙权黄龙三年，由拳郊野的野稻生长出来，于是把由拳改名为禾兴。吴孙亮五凤元年，交址的稗草转化成了稻。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吴郡嘉兴盐官县的野稻自行生长，约有三十种，扬州刺史始兴王浚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八年七月癸卯，寻阳柴桑的豆类和粟成片生长，遍布原野，江州刺史建平王宏把这件事上报。汉章帝元和年间，嘉瓜在各郡国出现。汉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东平陵有瓜从不同地方共同生长出来，八个瓜共用一个瓜蒂。汉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东有嘉瓜，两个瓜体共用一个瓜蒂。晋武帝太康三年六月，嘉瓜瓜体不同而共用一个瓜蒂，生长在河南洛阳辅国大将军王浚的园中。晋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嘉瓠生长在宁州，宁州刺史费统把这件事上报。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嘉瓠生长在京城新园，园丞徐道兴献上。孝武帝大明五年五月，嘉瓜生长在建康蒋陵里，丹阳尹王僧朗献上。明帝太始二年八月戊午，嘉瓜生长在南豫州，南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献上。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建康頟檐湖有两朵莲花共用一个花蒂。元嘉十六年七月壬申，华林池有两朵莲花共用一根花茎。元嘉十年七月己丑，华林天渊池的荷花花色不同而共用一个花蒂。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扬州后池两朵莲花合为一朵花，刺史始兴王浚献上。元嘉二十年五月，庐陵郡池中荷花两朵共用一个花蒂，太守王渊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华林天渊池荷花两朵共用一个花蒂，园丞陈袭祖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后池荷花两朵共用一个花蒂，太守臧艺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年七月，吴兴郡后池荷花两朵共用一个花蒂，太守孔山士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年，扬州后池荷花两朵共用一个花蒂，刺史始兴王浚献上。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丙午，华林园天渊池两朵莲花共用一根花茎，园丞陈袭祖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乐游苑池中两朵莲花共用一根花茎，苑丞梅道念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二年七月，东宫玄圃园池中两朵莲花共用一根花茎，内监殿守舍人宫勇民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三年六月壬寅，华林天渊池荷花两朵共用一个花蒂，园丞陈袭祖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三年六月辛丑，太子西池两朵莲花共用一根花茎，池统胡永祖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鱼邑三周池两朵莲花共用一根花茎，园丞徐道兴把这件事上报。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庚寅，玄武湖两朵莲花共用一根花茎。孝武帝大明五年，藉田的荷花两朵共用一个花蒂，大司农萧邃献上。明帝太始二年八月丙辰，五城澳池两朵莲花共用一根花茎，都水使者罗僧愍献上。太始二年八月己未，豫州刺史山阳王休祐献上莲花，两朵花共用一个花蒂。太始五年六月甲子，嘉莲生长在湖熟，南台侍御史竺曾度把这件事上报。太始六年六月壬子，嘉莲生长在东宫玄圃池，皇太子把这件事上报。晋武帝太始二年六月壬申，嘉柰一个果蒂结十个果实，生长在酒泉。太始七年六月己亥，东宫玄圃池荷花两朵共用一个花蒂，皇太子献上。晋成帝咸和六年，镇西将军庾亮献上嘉橘，一个果蒂结十二个果实。晋安帝隆安三年，武陵临沅献上安石榴，一个果蒂结六个果实。云有五种颜色，是天下太平的征兆，称为庆云。有的像云却不是云，像烟却不是烟，五色纷繁混杂，称为庆云。汉宣帝神爵四年春，斋戒将结束时，神光显著。荐献鬯酒的晚上，神光交错，有的从天而降，有的从地上升起，有的来自四方，聚集在祭坛上。

译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皇帝车驾北巡，用太牢祭祀北岳山，看见黄白色的云气。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气从景阳楼上层出来，形状像烟，盘旋弥漫了很久。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午，黄紫色云气从景阳楼出来，随风回旋，很久才消散，华林园令臧延之把这件事上报。泰始二年六月己卯，太阳落山后，有黄、白、赤、白色的云气从东到西横贯天空，光明润泽，很久才消散。泰始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宁陵令上书说，从大明八年到现在泰始四年二月，宣太后陵墓明堂前后多次出现光和五色云，又有芳香四处弥漫，还有五彩云出现在松树下，形状像车盖。泰始七年四月戊申夜，京城崇虚馆堂前有黄气，形状像宝盖，高十多丈，后来渐渐出现五色，道士陆修静把这件事上报。白兔，是君王敬养老人的时候出现的祥瑞。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献上白兔。章帝元和年间，白兔在各郡国出现。魏文帝黄初年间，有十九个郡国报告说发现白兔。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己亥，白兔出现在北海即墨，即墨县长捕获后献上。晋武帝咸宁二年十月癸亥，白兔两次出现在河南阳翟，阳翟县令华衍捕获后献上。咸宁四年六月，白兔出现在天水。晋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壬子，白兔出现在彭城。太康二年十月，白兔出现在赵国平乡，赵王司马伦捕获后献上。太康四年十一月癸未，白兔出现在北地富平。太康八年十二月庚戌，白兔出现在陈留酸枣，关内侯成公忠捕获后献上。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九月甲申，白兔出现在鄱阳，太守王耆之献上，并上奏颂文一篇。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庚申，北中郎将郗昙献上白兔。晋海西公太和九年四月，阳谷献上白兔。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白兔出现在淮南寿阳。晋安帝义熙二年四月，无锡献上白兔。同年四月，寿阳献上白兔。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长广昌阳人淳于邈捕获白兔，青州刺史萧思话献上。元嘉八年闰六月丁亥，司徒府属官白从伊在淮南繁昌捕获白兔，献上。元嘉十三年七月甲戌，济南朝阳人王道捕获白兔，青州刺史段宏献上。元嘉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兔出现在山阳县，山阳太守刘怀之献上。元嘉十五年七月壬申，山阳人师齐捕获白兔，南兖州刺史江夏王义恭献上。元嘉二十二年三月，白兔出现在东莱当利，青州刺史杜冀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丁巳，白兔出现在兖州，刺史徐琼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己酉，白兔出现在东莞，太守赵球献上。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白兔出现在竟陵，荆州刺史南谯王义宣献上。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丙午，白兔出现在南汝阴，豫州刺史南平王铄献上。孝武帝孝建二年正月庚戌，白兔出现在淮南，太守申坦把这件事上报。孝建三年闰三月乙丑，白兔出现在平原，捕获后献上。孝武帝大明元年六月庚子，白兔出现在即墨，捕获后献上。大明六年八月辛未，白兔出现在北海，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献上。大明六年六月乙丑，白兔出现，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献上。斗宿的精气陨落，是君王孝行充盈时出现的祥瑞。缺。赤乌在周武王时衔着谷物到来，使军队不必经过流血战斗，殷国便归服了。汉章帝元和年间，赤乌在各郡国出现。吴孙权赤乌元年，有赤乌聚集在殿前。吴孙休永安三年三月，西陵报告发现赤乌。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乌出现在暨阳。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乌六次出现在北海都昌。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乌出现在蜀郡，益州刺史刘思考献上。白燕在师旷时到来，衔着丹书。汉章帝元和年间，白燕在各郡国出现。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白燕两次出现在酒泉郤福处，太守索靖把这件事上报。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聚集在齐郡城中，在庭院屋宇间飞翔，过了九天才离去，跟随而来的燕子多得数不清。元嘉十四年，白燕聚集在荆州府门，刺史临川王义庆把这件事上报。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在丹徒县百姓家中产下，南徐州刺史南谯王义宣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年五月，白燕聚集在南平郡府内，内史臧绰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一年，白燕出现在广陵，南兖州刺史广陵王诞献上。元嘉二十四年五月辛未，白燕聚集在司徒府西园，太尉江夏王义恭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白燕出现在广陵城，南兖州刺史徐湛之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六年五月戊寅，白燕在衡阳王墓亭产下，郎中令朱旷之捕获后上报。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在京口产下，南徐州刺史始兴王浚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壬辰，白燕出现在秣陵，丹阳尹徐湛之献上。孝武帝大明二年五月乙巳，白燕在南郡江陵百姓家中产下，荆州刺史朱修之献上。大明二年五月甲子，白燕两只在山阳县官舍产下，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诞献上。大明二年六月甲戌，白燕在吴郡城内产下，太守王翼之献上。大明三年五月甲申，白燕在武陵临沅百姓家中产下，郢州刺史孔灵符把这件事上报。大明四年六月乙卯，白燕出现在平昌，青州刺史刘道隆献上。明帝泰始二年六月，白燕出现在零陵，捕获后献上。金车，是君王极为孝顺时出现的祥瑞。缺。三足乌，是君王慈爱并孝敬天地时到来的祥瑞。汉章帝元和年间，三足乌在各郡国出现。象车，是山神的精气。君王的德泽流布四方时，它便出现。缺。白乌，是君王恭敬肃穆地对待宗庙时到来的祥瑞。汉桓帝永寿元年四月，白乌出现在齐国。晋武帝咸宁五年七月戊辰，白乌出现在济南隰阴，太守捕获后献上。晋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白乌出现在襄城。太康十年五月丁丑，白乌出现在京兆长安。

译晋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乌出现在河南成皋，县令刘机捕获后上报。元康元年五月戊戌，白乌出现在梁国睢阳。元康元年七月辛丑，白乌出现在陈留，捕获后献上。元康四年十月，白乌出现在鄱阳。晋明帝泰宁二年十一月，白乌出现在京都。泰宁三年三月，白乌出现在吴郡海虞，捕获后献上，群臣全都道贺。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月乙酉，白乌聚集在江州寺院庭院中，群乌飞翔护卫。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白乌出现在吴国，捕获后献上。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白乌出现在吴郡娄县，太守孟顗献上。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乌出现在山阳，太守阮宝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三年三月甲戌，丹阳湖熟人薛爽之捕获白乌，献上。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巳，吴郡海盐人王说捕获白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献上。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义兴阳羡县令捕获白乌，太守刘祯献上。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王文秀捕获白乌，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献上。元嘉十九年十月，白乌在晋陵暨阳侨民彭城人刘原秀住宅的树上产下，刘原秀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人刘原秀又捕获白乌献上。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白乌出现在晋陵，南徐州刺史广陵王诞献上。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乌出现在南郡江陵。明帝泰始二年六月丁巳，白乌出现在吴郡海盐，太守顾觊之献上。泰始二年九月壬寅，白乌出现在吴兴乌程，太守郤颙献上。白雀，是君王平均分配爵位俸禄时到来的祥瑞。汉章帝元和初年，白雀在各郡国出现。魏文帝初年，有十九个郡国报告发现白雀。晋武帝咸宁元年，白雀出现在梁国，梁王司马肜捕获后献上。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白雀两只出现在河内南阳，太守阮侃捕获后献上。太康二年六月，白雀两只出现在河南，河南尹向雄献上。太康七年七月庚午，白雀出现在豫章。太康八年八月，白雀出现在河南洛阳。太康十年五月丁亥，白雀出现在宣光北门，华林园令孙邵捕获后献上。晋愍帝建武元年四月，尚书仆射刁协向晋王献上白雀。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十二月，白雀出现在南海增城县百姓吴比的屋旁。晋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雀出现在宜都。晋安帝元兴三年六月丙申，白雀出现在豫章新淦，捕获后献上。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己巳，白雀出现在齐郡昌国。元嘉四年七月乙酉，白雀出现在北海剧县。元嘉八年五月辛丑，白雀聚集在左卫府。元嘉十一年五月丁丑，齐郡西安人宗显捕获白雀，青州刺史段宏献上。元嘉十四年五月甲午，白雀聚集在费县员外散骑侍郎颜敬家中，捕获后献上。元嘉十四年，白雀两只出现在荆州府客馆。元嘉十五年五月辛未，白雀聚集在建康都亭里，扬州刺史彭城王义康把这件事上报。元嘉十五年六月，白雀出现在建康定阴里，彭城王义康献上。元嘉十五年八月，白雀出现在西阳，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献上。元嘉十七年五月壬寅，白雀两只聚集在荆州后园，刺史衡阳王义季把这件事上报。元嘉十八年七月，吴郡盐官人于玄捕获白雀，太守刘祯献上。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秣陵人卫猗之捕获白雀，丹阳尹徐湛之献上。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白雀出现在东安郡，徐州刺史臧质献上。元嘉二十二年闰五月丙午，白雀出现在华林园，员外散骑侍郎长沙王瑾捕获后献上。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庚申，南彭城蕃县人时佛护捕获白雀献上。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白雀在吴郡盐官百姓家中产下，太守刘祯献上。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己亥，五只白雀聚集在长沙庙，长沙王瑾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两只白雀出现在京都，材官吏黄公欢和军人丁田夫各自捕获一只并献上。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乙卯，白雀出现在济南郡，薛荣献上。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己巳，崇义军人捕获一只白雀，太子左率王锡献上。元嘉二十九年四月癸丑，白雀出现在会稽山阴，太守东海王祎捕获后献上。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临沂县鲁尚期在城墙上得到白雀，太傅、假黄钺江夏王义恭献上。孝建二年六月丙子，左卫军捕获白雀献上。孝建三年闰三月辛酉，黄门侍郎庾徽家中捕获白雀献上。孝建三年五月丁卯，白雀出现在建康，捕获后献上。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白雀出现在寻阳。大明元年五月甲寅，两只白雀出现在渤海，捕获后献上。大明元年五月甲子，白雀出现在建康，捕获后献上。大明元年六月丁亥，白雀出现在零陵祁阳，捕获后献上。大明元年七月辛亥，白雀出现在南阳宛，捕获后献上。大明二年五月丁未，白雀出现在建康，扬州刺史西阳王子尚献上。大明二年六月丁亥，白雀出现在河东定襄县，荆州刺史朱修之把这件事上报。大明三年四月庚戌，白雀出现在秣陵，丹阳尹刘秀之献上。大明三年五月壬午，太宰府崇艺军人捕获白雀，太宰江夏王义恭献上。大明四年五月辛巳，白雀出现在广陵，侍中颜师伯献上。大明五年四月庚戌，白雀出现在晋陵，太守沈文叔献上。大明五年五月癸未，两只白雀出现在寻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献上。大明五年五月癸未，两只白雀出现在济南，青州刺史刘道隆献上。大明五年十月，白雀出现在太原，青州刺史刘道隆献上。

译大明六年八月辛巳，白雀出现在齐郡，青、冀二州刺史刘道隆献上。大明七年四月乙未，白雀聚集在庐陵王府第，庐陵王敬先献上。大明七年四月乙丑，白雀出现在历阳，太守建平王景素献上。大明七年五月辛未，白雀出现在汝阴，豫州刺史垣护之献上。大明七年六月，白雀出现在宝城，南豫州刺史寻阳王子房献上。大明七年十月丁卯，白雀出现在建康，丹阳尹永嘉王子仁献上。大明七年十一月，皇帝车驾南巡，在梁山演习水军，行至江中时，两只白雀聚集在华盖之上。前废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白雀出现在会稽，东扬州刺史寻阳王子房献上。永光元年六月丙子，白雀出现在彭城，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把这件事上报。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戊子，白雀出现在虎槛洲，都督征讨诸军建安王休仁把这件事上报。泰始六年七月壬午，两只白雀出现在庐陵吉阳，内史江孜把这件事上报。明帝泰豫元年六月辛丑，白雀出现在广州，刺史孙超献上。后废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两只白雀出现在寻阳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友献上。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青雀出现在华林园。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出现在京城内，南徐州刺史桂阳王休范献上。玉马，是君王精明而又尊重贤者时出现的祥瑞。缺。根车，是君王的德泽施及山陵时出现的祥瑞。缺。白鸠在成汤时到来。魏文帝黄初初年，有十九个郡国报告发现白鸠。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八月癸丑，白鸠出现在章安。晋武帝泰始八年五月甲辰，两只白鸠聚集在太庙南门，议郎董胄捕获后献上。晋武帝太康二年七月，白鸠出现在太仆寺。太康四年十二月，白鸠出现在安定临泾。太康十年正月乙亥，白鸠出现在河南新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会稽山阴人商世宝捕获白鸠，眼睛和脚都是红色的，扬州刺史始兴王浚献上。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说：臣恭谨考察先代典籍，查验前代志书，君王德泽所及，万物便以祥瑞显现。因此，玄扈出现的凤凰彰明轩辕黄帝的伟大功业，酆宫出现的雀鸟证明周文王的美好福运。伏望陛下继承光明的基业，永远追念祖先的功业，使恩惠和谐遍布大地，使皇上的光明照耀天下。所以九州之内同心归服，万国都含受恩泽；圆满的神灵降下祥瑞，四方之神献上丰厚福祉；美好的珍宝纷纷而来，盛大的瑞应全都到达。去年七月上旬，正值黎明，金色的阳光洞彻照耀，天地宇宙一片开朗；美好的风声与律吕相合，甘美的液体洒落津润。即使朱晃在运衡之际显现奇异光彩，荣光和图谶在黄河记录祥瑞，也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些。臣不自量力而又愚昧，私下仰慕古代击壤老人有所创作、舂米者相互应和而成歌谣。近来又有幸观看白鸠，亲眼赏玩它的奇异壮美，心中为盛大的功业欢喜。谨献颂文一篇。我的见识像乡野之思，文字古拙，意旨又浅陋，不足以发挥圣明的清美，不足以铺陈赞颂幽深的旨意；回顾前代、展望后世，也只是各自表达心志罢了。谨冒昧把它上报。这篇《白鸠颂》说：三才协调情理，五灵会合其性。道理感通于冥冥之中，实在是玄妙圣明之道。多么显赫伟大的皇帝，光辉照耀上天，与天命相配。朝阳之光升到星宿运行的轨道，八方都一同被照亮。美好的祥瑞接连到来，荣光播散庆福。天地宇宙光明灿烂，日月发出辉煌光华。陶山和浣泽受到感化，于是生出柔美嘉祥。回旋的龙显示精粹，分开的禾穗合在一根枝柯上。翩翩飞舞的白鸠，也闪耀着洁白的光辉。整齐的羽翼覆盖台阶，鲜明的光彩遍布帝王的京畿。不是仁德便不会聚集，〔缺四字〕不是德行便不会归来。傍晚跟随仪凤，栖息在宫阁深处。伟大的明君啊，从天未亮时就勤勉不懈。只有德行最为崇高，高峻如山。只有恩泽最值得仰望，润泽如深渊。礼乐通达四方，颂歌声名远播。极北之地也来纳贡，经过九重翻译来传达言语。从前唐尧时代的百姓，幸逢盛大的福运。我虽生逢佳时，却已经年老。内心忧惧而将近衰老，便用歌声歌颂王法。清晨承受日光和长风，晚上含漱甘美的露水。思念并享受灵台的安乐，怎会不长久稳固。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鸠又出现。庚戌日，中领军沈演之上表说：臣听说，正直富足的美德，集中体现于盛德的君王；美好的祥瑞到来，没有违背圣明君主的。因而凤凰鸣叫，显示君王垂衣而治的教化；鹪鹩飞翔，证明君王解开罗网、施行仁慈。陛下以道德继承帝业，以圣明承续世代，教化清明如鸟官之治，政治昌盛如云官之时，礼制逐渐使天下同化，恩泽遍及朱方边远之地。上天赞美明美的德行，百姓享受薰风般的恩惠；星辰因此灿烂，日月因此光华。神异的图谶和恭敬的天命充满了可观的次序，白色的形体、黑色的斑纹，充满神灵的苑囿。各种应验感通的符瑞都已经到来，然而顺应本心而来的祥瑞还没有归附。如今白鸠从远方飞来，展翅归返，资质性情闲雅善良，羽毛形貌鲜明美丽；既听说过前代的传说，又亲眼看见今天的祥瑞，欣喜赞叹之情不能自已，谨献颂诗一首。文辞没有完全依据典故，才力又缺少文采，惭愧不足以彰显皇朝的庆瑞、崇扬盛大的美德；只是采录众人的歌咏，附在篇末。颂曰：仪态多么明哲，这正是洁白的鸠鸟。性情协调五教，名称列在素丘的祥瑞之中。殷朝历数正当昌盛，姿态柔美的鸠鸟前来游集。汉代的记录也足以光彩，于是祥瑞降临，福庆到来。其一。显赫啊盛大的宋朝，睿智的福庆远远流传。圣明的皇帝在上，道路的光辉照耀高大的宫轩。施行恩惠已经公平，孝亲之思永远不忘。人民在大地上和睦，神灵在上天中愉悦。其二。礼乐非常有秩序，灵异之物全都显明。白雀聚集在苞桑，丹凤栖息于郊野。文驺与祥瑞并行，嘉禾抽苗而出。洁白羽毛灿烂，从王化而来，驯顺地朝见。其三。它难道只是要归赴树林，就一定选择周代的栩树吗？它难道只是归附仁义，就一定要选择商代的地方吗？它所依凭的只是德行，所居处的只是仁德。它生长在景阳山，洗濯姿态于帝王宫宇。其四。刑法颁行而教化兴盛，道理感通而接连相应。野鸡飞越常山，白鹭飞起于西雍。它们盛大地来到这里，实际兼具这些美好形态。统一人民的听闻，使王者的风教和穆清美。其五。玉羊在师旷时到来。缺。玉鸡，是君王极为孝顺时到来的祥瑞。缺。璧流离，是君王不隐瞒过错时到来的祥瑞。缺。玉英，是五常同时得到修养时出现的祥瑞。缺。玄圭，是水泉流通、四海会同归服时出现的祥瑞。缺。汉桓帝永兴二年四月，光禄勋府官吏的房舍中，夜里墙壁下面出现青气，得到玉钩、玉玦各一件。玉钩长七寸三分，玉玦周长五寸四分，两件器物的中部都刻镂有花纹。晋怀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玉龟从灞水中出现。晋愍帝建兴二年十月，大将军刘琨掘地得到玉玺，派参军郎硕把它带回京师。建兴二年十二月，凉州刺史张实派使者献上一方行玺，并封送玺使为关内侯。晋愍帝建武元年三月己酉，丹阳江宁县百姓虞由开垦土地时得到一方白麒麟玺，上面的文字是“长寿万年”，献给晋王。

译晋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庐江舂谷县人留珪夜里看见门内有光，取得一枚玉鼎，外围四寸。豫州刺史路永把它献了上去。著作郎曹毗上奏《玉鼎颂》。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六月，左卫兵陈阳在东府前的淮水中得到一枚玉玺。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江乘县百姓朱伯在地下得到一块玉璧，直径五寸八分，献上。大明四年二月乙巳，徐州刺史刘道隆在汴水得到一支白玉戟，献上。宋明帝泰始五年十月庚辰日，郢州获得一块玄璧，宽八寸五分，安西将军蔡兴宗把它献上。后废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日，吴兴郡乌程县余山的道人慧获得一块苍玉璧，太守萧惠开把它献上。金胜：国家平定盗贼、四夷宾服时就会出现。晋穆帝永和元年二月，舂谷县百姓得到一枚金胜，长五寸，形状像织成的胜。第二年，桓温平定蜀地。永和元年三月，庐江太守路永上奏说，在舂谷城北看见水岸边有紫红色光芒，取得一件形状像印章的金器，派主簿李迈上表送来。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报告说挖地得到一块银器，长一尺、宽三分，上面刻有年月字样。丹甑：五谷丰收成熟时就会出现。[原文此处缺文]白鱼：周武王渡过孟津时，有白鱼在河流中游进入武王的船。宋明帝泰始二年十月己巳日，皇帝到华林园天渊池，白鱼跃入御舟。汉章帝元和三年正月，皇帝北巡，用太牢的祭品祭祀北岳，有神鱼跃出十多条。金人：君主有盛大德行时，就会在后池游动。[原文此处缺文]木连理：君主的德泽纯厚融洽、八方合为一体时，就会生长。汉章帝元和年间，各郡国生长木连理。汉安帝元初三年正月丁丑日，东平陵有树木连理。汉安帝延光三年七月，左冯翊衙县有木连理。延光三年七月，颍川郡定陵县有木连理。汉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东有木连理。吴孙权黄武四年六月，皖口报告有木连理。魏文帝黄初初年，两个郡国报告有木连理。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辽东方城生长木连理。泰始二年八月，河南成皋生长木连理。泰始八年正月，东平范县生长木连理。泰始八年五月甲辰日，东平寿张生长木连理。泰始八年十月，建宁生长木连理。晋武帝咸宁元年正月，汝阴南顿生长木连理。咸宁二年四月，清河灵县生长木连理。咸宁二年六月，燕国生长木连理。咸宁三年七月壬辰日，始平鄠县生长木连理。咸宁四年八月，陈留长垣生长木连理。咸宁五年，义阳生长木连理。咸宁五年，乐安临济生长木连理。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涪陵永平生长木连理。太康元年四月，顿丘生长木连理。太康元年五月，济阴乘氏、沛国各生长两株木连理。太康元年七月，冯翊粟邑生长木连理。太康二年正月，荥阳密县生长木连理。太康二年十月，南安羱道生长十三株木连理。太康三年四月，琅邪华县生长木连理。太康三年六月，广陵海西生长木连理。太康四年正月，冯翊临晋、蜀郡成都生长木连理。太康四年十二月，扶风生长木连理。太康七年三月，河南新安生长木连理。太康七年六月，始兴中宿、南乡范阳生长木连理。太康八年四月，庐陵东昌生长木连理。太康八年九月，东莱卢乡生长木连理。太康九年九月，陈留浚仪生长木连理。太康十年十一月，鄱阳寔阳生长木连理。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河南梁县生长木连理。晋惠帝元康元年五月，成都临邛生长三株木连理。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日，梁国内史任式上奏说，武平县境内有两棵柞树、栎树合为一体，形成连理。晋愍帝建兴二年三月庚辰日，硃提生长木连理。建兴二年三月，益州双柏生长两株木连理。建兴二年六月，襄平生长木连理。晋愍帝建武元年闰月乙丑日，嵩山生长木连理。建武元年八月甲午日，汝阴生长木连理。建武元年十一月，武昌生长木连理，大将军王敦把这件事报告给晋王。建武元年十一月癸酉日，汝阴生长木连理，太守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晋元帝太兴元年七月戊辰日，武昌生长木连理，大将军王敦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太兴三年十一月，零陵永昌生长木连理。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日，昌黎咸和生长木连理。咸康三年三月庚戌日，平州世子府治所的旧园中生长木连理。咸康七年十二月，吴国内史王恬上奏说，吴县沙里生长木连理。晋穆帝永和五年二月癸丑日，临海太守蓝田侯述报告说，郡境内有木连理。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六月辛卯日，江宁县建兴里侨民留康家有一棵异木连理。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月壬申日，琅邪费县有榆树从不同根部连理，彼此相距四尺九寸。太元十八年十月戊午日，临川东兴令惠欣之报告说，县东南溪水旁有白银树、芳灵树、李树，都形成连理。太元十九年正月丁亥日，华林园延贤堂西北的李树连理。太元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日，南康宁都县社坛后生长木连理。晋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汝阳生长木连理，太守垣苗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兴元年正月，泰山武阳生长木连理。

译宋文帝元嘉八年四月乙亥日，东莞莒县松树连理，太守刘玄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八年八月，东安新泰县生长木连理。元嘉九年六月，营阳冷道生长木连理，太守展禽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十二年二月丁卯日，南郡江陵庾和园中的甘树连理，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把它献上。元嘉十二年三月，马头济阳的柞树连理，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欣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十四年二月，宫内螽斯堂前的梨树连理，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欣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十四年，南郡江陵光祎之园中的甘树、李树各有两株连理。元嘉十五年二月，太子家令刘征园中的林檎树连理，刘征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十七年七月，武昌崇让乡程僧爱家候风木连理，江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十七年十月，寻阳弘农祐几湖的芙蓉连理，临川王刘义庆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十八年十二月，历阳刘成家生长木连理，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年七月，盱眙考城县两株柞树连理，南兖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年八月，汝阴生长木连理，豫州刺史刘遵考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一年，历阳乌江生长木连理，南豫州刺史武陵王刘骏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一年，晋陵无锡生长木连理，南徐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二年七月辛巳日，南顿的栎树连理，豫州刺史赵伯符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建康生长木连理，建康令张永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二年，武昌生长木连理，江州刺史庐陵王刘绍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三年二月辛亥日，南阴柔县生长木连理，太守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三年，淮南当涂生长木连理，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日，临川王府第的梨树连理，临川王刘烨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壬子日，晋陵无锡谷的栎树连理，南徐州刺史广陵王刘诞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会稽诸暨生长木连理，扬州刺史始兴王刘浚把这件事报告上去。会稽太守羊玄保上奏，将连理生长之处康亭村改名为“木连理”。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日，临川王府中的梨树枝干连生在一起，临川王刘烨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日，晋陵生出树木连理，南徐州刺史广陵王刘诞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八十正月戊子日，寻阳柴桑生出树木连理，州城内又生出一株，江州刺史建平王刘宏把这件事上报。元嘉二十九年十月丁未日，南琅邪生出树木连理，太守刘成把这件事上报。宋孝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日，南郡江陵生长木连理，荆州刺史硃修之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孝建三年五月，北海都昌生长木连理，冀州刺史垣护之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孝建三年七月癸未日，历阳生长木连理，历阳太守袁敳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日，高平生长木连理。大明元年二月壬寅日，华林园两株橘树连理。大明元年九月乙丑日，华林园梨树连理。大明元年十月丁丑朔日，豫章南昌生长木连理。大明二年四月辛丑日，汝南生长木连理，豫州刺史宗悫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大明三年九月甲午日，丹阳秣陵生长木连理，材官将军范悦时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大明四年三月丁亥日，华林园曜灵殿北生长木连理。大明四年四月壬子日，华林园日观台北生长木连理。大明四年六月戊戌日，会稽山阴生长木连理，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大明五年闰九月，边城生长木连理，豫州刺史垣护之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大明五年十二月戊寅日，淮南松树连理，豫州刺史寻阳王刘子房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大明六年二月乙丑日，晋陵生长木连理，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刘子鸾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日，营阳生长木连理，湘州刺史建安王刘休仁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大明六年八月乙丑日，彭城城内生长木连理，徐州刺史王玄谟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大明七年正月己酉日，郁林生长连理珊瑚，安始太守刘勔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明帝泰始二年七月，丹阳秣陵生长木连理。泰始四年三月庚戌日，太子西池冬生树连理，园丞周犭禽猗把它献上。泰始六年四月丙午日，会稽永兴生长木连理，太守蔡兴宗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泰始六年十二月壬辰日，豫章南昌生长木连理，太守刘愔之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泰始七年二月戊寅日，吴郡钱唐生长木连理，太守王延之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升明二年，豫州境内生长木连理，刺史刘怀珍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比目鱼：君主的德行惠及幽隐之处时，就会出现。[原文此处缺文]珊瑚钩：君主恭敬守信时，就会出现。[原文此处缺文]芝草是草木的精华，君主有慈爱仁德时就会生长。吃了它可以使人超脱尘世。汉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宫中生出芝草，共有九茎，叶子相连。汉宣帝元康四年，金色芝草九茎，生长在函德殿的铜池中。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前殿生出芝草。汉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中黄藏府生出芝草。宋从帝升明二年，宣城山中生出一株紫芝，当地官府获得后把它献上。明月珠：君主不把水族鳞介之物搜罗殆尽时，就会出现。汉高后、汉景帝时期，会稽人硃仲献上三寸、四寸大的珠子。汉章帝元和年间，各郡国献上明珠。巨鬯：三禺之禾，一颗谷粒有两米；君主整治好宗庙时就会出现。黄帝时期，南夷乘白鹿来献鬯。汉章帝元和年间，各郡国生长秬秠。华平的枝条平直端正，君主有德时就会生长。君主的德行刚强，枝条就向上；德行柔弱，枝条就向下低垂。汉章帝元和年间，各郡国生长华平。平露形状像伞盖，用来观察四方的政事。哪个国家治理不平，它就向哪个方向倾斜。[原文此处缺文]蓂荚又名历荚，夹着台阶生长，每天长出一片叶子，从初一开始生长，到十五日停止；十六日以后，每天落下一片叶子；如果月份是小月，就有一片叶子枯萎而不落下。尧帝时曾生长在台阶旁。[原文此处缺文]▯甫又名倚扇，形状像蓬草，大枝小叶，根根像丝，转动起来就能形成风，可以杀死苍蝇。尧帝时生长在厨房中。硃草是草木的精灵，世间有圣人的德行时就会生长。

译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五月，京师水边生出红色的草。汉章帝元和年间，各郡国生长硃草。魏文帝初年，文昌殿旁生长硃草。宋文帝元嘉十一年，蜀郡郫县王家生长硃草，益州刺史甄法崇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景星是大星，形状像半月，在晦日、朔日帮助月亮发光。[原文此处缺文]宾连阔达生长在房室之间，君主管理后妃有节制时就会生长。[原文此处缺文]渠溲：禹帝时有人前来献裘。[原文此处缺文]浪井不用开凿便自行形成，君主清静无为时就会应验。[原文此处缺文]西王母在舜帝时前来献白环和白琯。[原文此处缺文]越常在周公时前来献白雉和象牙。[原文此处缺文]汉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常经过多次翻译前来献白雉一只、黑雉两只，皇帝下诏让二公荐举并供奉到宗庙。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献白雉。汉章帝元和年间，各郡国出现白雉。汉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西河出现白雉。汉献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日，饶安县报告出现白雉；又有十九个郡国报告出现白雉。晋武帝咸宁元年四月丁巳日，安丰松滋出现白雉。咸宁元年十二月丙午日，梁国睢阳出现白雉，梁王司马肜捕获后献上。咸宁三年十一月，渤海饶安出现白雉，相阮温捕获后献上。晋武帝太康元年庚戌日，中山出现白雉。晋愍帝建兴三年十二月戊午日，襄平出现白雉。同日又有地方报告出现白雉。晋安帝义熙七年五月，豫章南昌出现白雉。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日，东莞莒县出现白雉，太守刘玄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元嘉十六年二月，陈郡出现白雉，豫州刺史长沙王刘义欣把它献上。元嘉十八年二月癸亥日，南汝阴宋县出现白雉，太守文道恩把它献上。元嘉二十年六月，高平方兴县出现白雉，徐州刺史臧质把它献上。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戊寅日，东安、沛郡各出现一只白雉，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捕获后献上。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日，海陵出现雌雄白雉各一只，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刘诞把它们献上。大明五年十二月，秦郡出现白雉，南兖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把它献上。大明八年二月丁卯日，南郡江陵出现白雉，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把它献上。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日，渤海出现白雉，青州刺史王玄谟把它献上。永光元年三月甲午朔日，新蔡出现白雉，豫州刺史刘德愿把它献上。黄银、紫玉：君主不把金银玉石藏为己有时，黄银、紫玉就会在深山中发光出现。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在赭圻城南得到一段紫玉，周长三尺二寸，长一尺，厚七尺。太宗把它雕琢成两只爵，献给武、文二庙。玉女是上天赐予的妾。《礼含文嘉》说：“禹降低宫室规格，竭力治理沟渠田畴，百谷因此成熟，神龙的女儿降临。”[原文此处缺文]地珠：君主不把财物当作宝贝时，就会生出珠子。[原文此处缺文]天鹿是纯粹的灵兽，五色光彩耀眼而通明；君主的治道完备时，它就会到来。[原文此处缺文]角端每天能行走一万八千里，又懂得四夷的语言；明君圣主在位、通晓并洞察边远幽深之事时，它就会带着文书到来。[原文此处缺文]周印是神兽的名称，也是星宿变化所形成的形象。君主德行隆盛时，它就会到来。[原文此处缺文]飞菟是神马的名称，每天能行走三万里。禹治理水患多年，辛勤劳苦，拯救百姓的灾害，上天感应他的德行，于是它到来。[原文此处缺文]泽兽：黄帝巡狩到东方水滨时，泽兽出现了。它能说话，通晓万物的精微，用来警告百姓，并替当时除去灾害。贤君德行明达而及于幽远之处时，它就会到来。[原文此处缺文]者是幽隐之兽，有明王在位时就会到来，替当时驱除灾害。[原文此处缺文]▯要巉是神马，与飞菟相同，也各自随着相应的方位到来，以彰明君主的德行。[原文此处缺文]同心鸟：君主的德行惠及遥远地方、四夷和合同一时，它就会到来。[原文此处缺文]趹枪蹄是后土的神兽，自己能够说话。君主在国内实行仁爱、孝道时，它就会到来。禹治理水患时，它曾到来。[原文此处缺文]紫达：君主施行仁义时就会出现。[原文此处缺文]小鸟生出大鸟：君主开拓土地时就会到来。[原文此处缺文]河精是人头鱼身的神物，是师旷时期所接受的谶言中的形象。[原文此处缺文]延嬉：君主实行孝道时就会到来。[原文此处缺文]大贝：君主不贪恋财宝时就会出现。[原文此处缺文]威蕤：君主礼制完备时，就会生长在殿前。[原文此处缺文]醴泉是水的精华，味道甘甜美好。君主修明政理时就会出现。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五月，京师及各郡国出现醴泉。饮用醴泉的人，顽固的疾病都痊愈；只有独眼者和跛脚者不能痊愈。魏文帝初年，两个郡国报告出现醴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衡阳湘乡县庭中出现醴泉，荆州刺史临川王刘义庆把这件事报告上去。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甲戌日，细仗队省的井泉，春夏时水深不到一尺，忽然涨到一丈；水呈五色，清澈透明，味道甘甜，汲取不尽。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壬子日，北汝阴楼烦县平地涌出醴泉，豫州刺史宗悫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明帝泰豫元年四月乙酉日，会稽山阴思义县出现醴泉，太守蔡兴宗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日月扬光：太阳象征君主。君主不把臣下的权力借给别人，日月就会发扬光明。[原文此处缺文]芝英：君主亲近年高有德的老人，奉养有道之人时，就会生长。汉章帝元和年间，各郡国生长芝英。碧石：君主弃置玩赏珍玩时，它就会到来。[原文此处缺文]玉瓮：不用汲水便会自行装满，君主清廉时就会出现。[原文此处缺文]山车是山中所藏精气的象征。君主不私藏金玉，按时开放山泽，使山海的物产流通以供给天下，山就会形成山车。[原文此处缺文]鸡骇犀：君主轻视难以得到的珍奇之物时就会出现。[原文此处缺文]山陵中出现黑丹：君主修行至高的孝道时就会出现。[原文此处缺文]神鼎是质朴与文饰之精华，能够预知吉凶，能变重变轻，不用烧火便会沸腾，五味自然产生；君主德行盛大时就会出现。汉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在汾水边得到一尊鼎。汉明帝永平六年二月，庐江太守献上宝鼎。宝鼎出自王雒山。“雒”字有的版本作“雄”。汉章帝建初七年十月，皇帝西巡到槐里，右扶风郡禁止民间上缴的美阳县在岐山得到一件铜器，形状像酒尊。皇帝下诏，在行进途中早晚用它给百官温酒。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征讨匈奴，在漠北酒泉得到仲山甫鼎，容量为五斗。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六月戊戌日，临平湖中出现宝鼎；又在东部酃县出现。吴孙皓宝鼎元年八月，当地官府报告得到一尊大鼎。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二月，晋陵武进县百姓陈龙在田地里得到五枚铜铎。

译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日，宣城舂谷县山岸崩塌，得到一只石鼎，重二斤，容量超过一斛。晋成帝咸康五年，豫章郡南昌县百姓挖地得到铜钟四枚，太守褚裒将它们进献上去。晋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日，南掖门有马蹄陷入地下，得到铜钟一枚。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日，武昌县章山水边自行裂开，出现一只神鼎，江州刺史南谯王义宣将它献上。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日，广陵肥如石梁涧中出现九口石钟，大小依次排列，向南排列成行，南兖州刺史临川王义庆将它们献上。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新阳在水边得到一只古鼎，上有篆书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萧思话将它献上。元嘉二十二年，豫章豫宁县出现铜钟，江州刺史广陵王绍将它献上。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日，临川宜黄县百姓田中得到七口铜钟，内史傅徽将它们献上。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日，晋陵延陵得到六口古钟，徐州刺史竟陵王诞将它们献上。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江夏蒲圻得到一面铜制路鼓，四面鼓身而只有一只脚，郢州刺史安陆王子绥将它献上。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日，豫章望蔡得到一口古铜钟，高一尺七寸，周长二尺八寸，太守张辩将它献上。泰始五年五月壬戌日，豫章南昌得到一只古铜鼎，容量七斗，江州刺史王景文将它献上。泰始七年六月甲寅日，义阳郡得到一只铜鼎，容量一斛，鼎和盖上都有隐起的镂饰，豫州刺史段佛荣将它献上。从帝升明二年九月，建宁万岁山涧中得到一口铜钟，长二尺一寸，豫州刺史刘怀珍将它献上。汉宣帝元康二年夏天，神雀群集于雍地。元康三年春天，神雀群集于泰山。宣帝元康三年春天，成千上万只五色雀飞过所属各县。元康四年三月，成千上万只五色神雀飞过并聚集在长乐宫、未央宫、北宫、高寝和甘泉泰畤殿。元康四年，神雀仍不断聚集。汉宣帝五凤三年正月，神雀聚集于京师。汉明帝永平十七年春天，五色神雀聚集于京师。汉章帝元和年间，神雀出现在各郡国。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白鹊出现在新野邓县，雍州刺史萧思话将此事上报。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日，白鹊出现在建康崇孝里，扬州刺史始兴王浚将它献上。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日，白鹊出现在汝南安阳，太守申令孙将它献上。晋惠帝永嘉元年五月，白鼠出现在东宫，皇太子捕获后将它献上。宋明帝泰始三年二月壬寅日，白鼠出现在乐安，青州刺史沈文秀将它献上。汉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黄鹄飞落在建章宫太液池中。汉章帝元和二年二月，皇帝车驾东巡，在岱宗举行柴祭。礼仪完毕后，三十只黄鹄从西南方飞来，经过祭坛上空，向东北方飞去。汉武帝太初三年二月五日，皇帝巡幸东海，捕获一只红雁。魏文帝初年，锅中生出红鱼。孙权在位时，神雀在朱雀门筑巢。孙皓天玺元年，临海郡小吏伍曜在海水边得到一株石树，高三尺多，枝干呈紫色，弯曲倾斜，带有光彩。这属于《山海经》记载的玉碧树一类。晋武帝泰始二年六月壬申日，白鸽出现在酒泉延寿，延寿长王音将它献上。晋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日，白鹅出现在吴国钱塘，内史虞潭将它献上。安帝义熙元年，南康雩都嵩山有金鸡，呈青黄色，飞来聚集在山岩之间。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湘州刺史南平王铄献上一只红鹦鹉。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日，媻皇国分别献上红、白鹦鹉各一只。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日，扬州刺史始兴王浚献上一只白鹦鹉。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丙子日，交州刺史垣闳献上一只白孔雀。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亥日，白色八哥出现在京兆，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将它献上。汉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的河水都变清了。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戊戌日，黄河、济水同时变清，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杜坦将此事上报。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征北长史、广陵太守范邈上言：“我所管辖的舆县，过去有一处大浦，控制并引导潮流，水一向淤浊。近来以来，水源和河流变得清洁，细小的鱼鳞都能显现。老人们相传，认为这是祥瑞。”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济水、黄河变清，冀州刺史垣护之将此事上报。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庚戌日，黄河、济水同时变清，平原太守申纂将此事上报。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日，扬水、淮水清澈洁净，异于平常，州治中从事史张绪将此事上报。汉光武帝建武初年，野外自然结茧，谷物丰足，可以供给百姓。后来耕作和养蚕逐渐扩大，这两种现象也渐渐消失。吴孙权黄龙三年夏天，野蚕茧大得像鸟卵。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广大野地的野蚕结茧，大得像雉鸟的卵，遍布山林谷地，而且年年更加繁盛。孝武帝大明三年五月癸巳日，宣城郡宛陵县的石亭山生出了野蚕，绵延三百余里，太守张辩将此事上报。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己巳日，肃慎氏进献楛木箭和石镞，高丽国派译者随同到达。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落在殿庭之中。当时右卫将军谢庄走下殿阶，雪落聚集在他的衣服上。他回来禀告，皇上认为这是祥瑞。于是公卿们一同创作花雪诗。史臣考按《诗经》说：“先聚集起来的叫霰。”《韩诗》说：“霰，就是花。”花和叶称作“英”。《离骚》说：“秋菊的落英。”左思说“落英飘濆”，就是这个意思。这样说来，霰就是花雪了。草木的花大多有五片花瓣，花雪却独有六瓣。明帝泰始二年五月甲寅日，赭中得到一块石柏，长三尺二寸，宽三尺五寸，扬州刺史建安王休仁将它献上。泰始三年十一月乙卯日，盱眙得到一块石柏，宁朔将军段佛荣将它献上。汉和帝在位十七年，各郡国上报的祥瑞有八十多种，汉和帝谦让而不加宣扬。

译志第二十　五行一 从前，八卦出现后，天人之间的道理便彰明了；九畴排定后，帝王得到上天感应的道理也明白了。虽然由此可以知道顺从德行便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违背正道便会陷入触犯神明、被神明听察的罪过，但还没有详细列举各种征兆和应验，完备地考察幽明之理；有时虽记载鼎、雉、庭谷等异常现象，然而尚未探究清楚的仍然很多。至于用来警戒、启发后世君王，也有许多缺失。所以孔子作《春秋》，详尽记载祥瑞和灾异，用来验证人事。这就是说，《九畴》在前面陈述其义，《春秋》在后面列举其应验。到了伏生创作《尚书大传》，五行的体系才开始详备；刘向广泛推演《洪范》，有关吉凶祸福的文字更加完备。因此班固斟酌《经》《传》，详细记述其中的条理脉络，实在是因为一代王朝的典章，不可以独独缺少这一部分。天道虽然无声无臭，但应验却像回声和影子一样迅速；天人感应的道理，不可诬妄。司马彪编集光武帝以来的史事，以考究汉代情况；王沈的《魏书》缺少志篇，所有灾异只编入帝纪罢了。自黄初以来二百多年，考察这些灾异并用人事验证，常常像重叠的圆规和矩尺一样，与前人的说法没有差错。又如高堂隆、郭景纯等人依据经典立论，最终都显现了应验。若缺少这些内容而不加编次，史书体例将会受损。如今从司马彪以后，诸史都编撰、次第排列并加以论述，这也正是班固远取《春秋》、列举远事以明近事的体例。又考察“言之不从”这一条，有介虫之孽，刘歆认为介虫属于毛虫；“视之不明”这一条，有蠃虫之孽，刘歆认为蠃虫属于羽虫。按照《月令》，夏季虫类属羽，秋季虫类属毛，应当采用刘歆的说法，因此旧史也依从它。五行的精微道理，不是浅学之人所能探究的。凡是前人已经议论过的，就按照他们的说法来解释；没有旧说的，则推求并参照事理，等待后来的贤哲判断。《五行传》说：“田猎不按时止宿，饮食不举行享祭，出入没有节制，夺去百姓的农时，以及心怀奸谋，那么树木就不能曲直，叫作木失去本性而形成灾异。”又说：“容貌不恭敬，叫作不肃。它的过失是狂妄，它的惩罚是长期下雨，它最严重的后果是恶行。有时会出现服饰方面的妖异，有时会出现龟类的灾异，有时会出现鸡类的祸变，有时会出现下体长到上体位置的疾病，有时会出现青色灾异、青色祥瑞。只有金气侵害木气。”班固说：“大概是工匠制作车轮、箭矢时多有损坏失败，以及树木发生变异怪异。”这些都属于树木不能曲直。木不能曲直：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下雨，树木结冰。按照刘歆的说法，这就是木不能曲直。刘向说：“冰，是阴气旺盛；木，是少阳的象征，也是贵臣的象征。这个人将要遭受祸害时，阴气逼迫树木，树木先受寒，所以遇雨便结冰。”这一年六月，利成郡士兵蔡方等杀死太守徐质，占据郡城反叛，大肆胁迫掠夺，并聚集逃亡之人。朝廷派两名校尉与青州刺史共同讨伐平定。太守相当于古代的诸侯，这是贵臣将受害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树木结冰是甲兵的象征。这一年，既讨伐了蔡方；又在八月，天子亲自率领水军征讨吴国，戎卒十多万人，旌旗绵延数百里，来到江边检阅军队。晋元帝太兴三年二月辛未日，下雨，树木结冰。两年以后，周顗、戴渊、刁协、刘隗都遭到杀害，与《春秋》记载的是同一类事情，这就是它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此后王敦进攻京师，也是这种现象的象征。晋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日，下雨，树木结冰。这一年，殷浩北伐；第二年，军队战败；永和十年，殷浩被废黜。又有说法认为，这是荀羡、殷浩北伐，以及桓温进入关中的象征。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日，下雨，树木结冰。第二年二月，王恭任北方藩镇；八月，庾楷任西方藩镇；九月，王国宝任中书令，不久又兼任领军将军；太元十七年，殷仲堪任荆州刺史。他们虽然邪正不同、行事各异，但最终都同样覆灭，这就是它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苻坚虽然败亡，关中、黄河以北尚未统一，丁零、鲜卑侵扰司州、兖州，窦扬胜煽动军队逼近梁州、雍州，战事和徭役没有停止，这也是这种现象的象征。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征讨淮南，出发以后，他所坐的听事堂栋梁从中折断。诸葛恪妄自发动征役，夺去百姓农时，施行邪恶谋划，损耗国家财力，所以树木失去本性，导致毁坏折断。等到他回师后便被诛灭，这在《周易》中又属于栋梁弯曲的凶兆。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庙的地面下陷，梁柱折断。太康八年正月，太庙殿堂又下陷，于是改建宗庙，地基一直筑到泉水处。这年九月，便重新营建新庙，从远方运来名贵木材，并杂用铜柱。陈勰担任工匠总管，参加营造的有六万人。太康十年四月，工程才完成。十一月庚寅日，梁又折断。考察地面下陷，是分离的象征；梁折断，是木不能曲直。孙盛说：当时后宫殿中发生灾火，宗庙梁木又无故自行折断。在此之前，皇帝常常身体不适，更加厌恶这些事。第二年，皇帝驾崩，王室接连发生动乱，最终丧失天下。晋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颖派陆机率军向京师进发，攻打长沙王乂。军队刚出发，牙旗的旗杆就折断了，不久便战败，陆机被诛杀。司马颖很快也兵败溃逃，最终被赐死。当初，河间王颙谋划先杀长沙王、废掉太子，拥立司马颖。长沙王得知后，杀了他的党羽卞粹等人，所以司马颖前来讨伐。陆机又认为司马颖已经得到远近人心，将来会成为汉代的代王，于是向司马颖交付信物效忠，成为参与叛乱的将领。这些都是奸邪谋划受到惩罚的表现，即木不能曲直。王敦在武昌时，铃下官员的仪仗中，木器生出莲花形状的花朵，五六天后便枯萎凋落。这是树木失去本性而产生的变异。干宝说：“铃合，是尊贵者的仪仗；铃下，是掌管威仪的官员。如今枯木上生出狂放的花朵，又生在铃合之间，说明威仪的富盛、荣华的鼎盛，都像狂花开放一样不能长久。”后来王敦终于因违抗诏命而败亡，死后还被加以戮尸，这就是它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花木灾异，在《周易》中属于“枯杨生华”。桓玄刚篡位时，龙旗的旗杆折断了。桓玄打猎、出入不避昏夜，饮食放纵奢侈，土木工程妨碍农事，又有许多奸邪谋划，所以树木失去了本性。旗帜是用来象征日月星辰、彰明显著的。旗杆折断，表示高明之象消失了。桓玄在位八十天就失败。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日，南琅邪临沂黄城山道士盛道度的堂屋中，一根柱子自行发光，夜间照亮室内。这是树木失去本性的表现。有人说是木材腐烂后自行发光。废帝升明元年，吴兴余杭的舍亭禾蕈树上结出了李子。禾蕈树，就是民间所说的胡颓树。容貌不恭敬：

译魏文帝居丧初期，便屡次外出游猎，仪表举止不庄重，风气崇尚放纵洒脱。因此戴凌因直言劝谏获罪，鲍勋因违逆皇帝旨意被处极刑。天下受其影响，都轻视守节之人，这就是容貌不恭敬。因而魏文帝享国不久，后代福祚也短促。《春秋》记载鲁国国君居丧却不悲哀，在服丧之地反而面有喜色，穆叔说他不合礼度，后来终于出奔。这与魏文帝的事情相同。魏国尚书邓飏走路时放纵散漫，筋骨不能约束身体，坐下起身都歪斜倚靠，好像没有手脚一样。这就是容貌不恭敬。管辂说这是“鬼躁”。鬼躁，是凶死结局的征兆。后来邓飏最终被诛杀。晋惠帝元康年间，贵族游宦子弟互相举行披散头发、裸体饮酒的宴饮，当面戏弄婢妾。违逆他们的人便会伤害交情，非议他们的人便会受到讥笑。那些想追逐时尚的人，以不参加为耻。这大概是胡人、翟人侵入中原的萌芽。难道只是伊川百姓曾经被迫披发祭祀那样吗？晋惠帝元康年间，贾谧身为亲贵，屡次进入东西二宫，与太子嬉戏，没有丝毫谦下之心。又曾与太子下棋争抢棋道，成都王颖严厉地说：“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贾谧怎么敢如此无礼！”贾谧仍不悔改，所以后来遭遇祸患。齐王冏诛杀赵伦后，便留下辅政，坐在朝堂上接受百官拜见，向台府发布符敕，淫ＦＷ专横骄纵，一次朝见也没有。这是狂妄放纵、不恭敬的表现。天下人无不推重他的功劳，却又担心他会灭亡。齐王冏最终不改，终于遭到族灭。太元年间，人们不再戴帩头。头是人的元首，帩是使头发不下垂、帮助元首形成仪饰的东西。如今忽然废弃它，好像人君孤立无辅，直到陷入危亡。后来桓玄篡位。旧式木屐的齿都通到楄板上，名叫“露卯”。太元年间，忽然不再贯通，名叫“阴卯”。此后阴谋增多，终于导致大乱。晋安帝义熙七年，晋朝授予刘毅世子官爵。刘毅认为王命重大，应当设宴亲自邀请属吏佐僚到场观看。到了那天，国僚没有再次禀报，默默地在马厩中行拜礼。使者将要回去复命时，刘毅才知道此事，大为怨恨，于是免去郎中令刘敬叔的官职。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奇怪。这是怠慢、简略嘉礼而产生的不恭敬之妖异。陈郡谢灵运才华超逸，每次出入，常有几个人扶持接引。民间歌谣说：“四个人提着衣裙，三个人拿着坐席。”说的就是这件事。这大概是不恭敬的过失，后来谢灵运因此获罪被杀。宋明帝泰始年间，宠臣阮佃夫的势力压倒朝廷，住宅豪华壮丽，车马服饰鲜明华美；他乘车时常偏向一边，违背端正站立、手执缰绳的仪态。当时许多人仰慕并仿效。这也是容貌不恭敬的过失。当时偏向左边的风气盛行，方正的道理被废弃了。后废帝常常独自骑马游逛，出入市井和寺院，从来不乘御辇。最终因此灭亡。长期下雨：魏明帝太和元年秋天，多次下大雨，暴雷闪电频繁，异常到甚至打死鸟雀。考察杨阜的上疏，这就是长期下雨的惩罚。当时皇帝居丧却不悲哀，出入射猎没有节制，奢侈之事接连兴起，夺去百姓农时，所以树木失去本性，长期下雨成为灾害。太和四年八月，大雨连绵三十多天，伊水、洛水、黄河、汉水都泛滥，这一年因此发生凶年饥荒。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日，大雨并有雷电；乙卯日，下雪，天气严寒。按照刘歆的说法，这时本应下雨，但不应下得这么大；大雨就是长期下雨的惩罚。在开始出现雷电的第二天又下雪并严寒，则是长期寒冷的惩罚。刘向认为，既然已经有雷电，雪就不应再次降下，这些都是时令失常的异象。上天的警告仿佛说：君主失去时令，奸贼将要兴起。先有雷电而后下雪，是阴气发现间隙，兴起后压倒阳气，违逆诛杀的祸患将要到来。孙亮没有醒悟，不久就被废黜。这与《春秋》中鲁隐公的事情相同。晋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连绵；甲辰日，黄河、洛水、沁水同时泛滥，冲走四千九百多户人家，淹死二百多人，淹没秋季庄稼一千三百六十多顷。晋武帝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国遭暴雨，豆类和麦子受损。太康五年九月，南安连降大雨并暴雪，折断树木，损害秋季庄稼；魏郡、淮南、平原遭雨水灾害，秋收庄稼受损。这年秋天，魏郡、西平郡九县大雨连绵、水灾暴发，霜冻又损害秋季庄稼。晋惠帝永宁元年十月，义阳、南阳、东海大雨连绵，淹没并损害秋季小麦。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日，荆州的长沙攸县、醴陵县，以及武陵的龙阳县，雨水漂浮冲毁房屋，造成人员死亡，秋季庄稼也受到损害。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城连续下雨一百多天，发生大水。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城发生雨水灾害。大明五年七月，京城发生雨水灾害。大明八年八月，京城发生雨水灾害。明帝泰始二年六月，京城发生雨水灾害。顺帝升明三年四月乙亥日，吴郡桐庐县遭遇暴风雷电，风吹砂石，折断树木，水涨到平地二丈，冲走漂没居民。服饰妖异：魏武帝因为天下荒年，财物匮乏，开始仿照古代皮弁，裁剪缣帛制成白帢，用来替代旧式服装。傅玄说：“白色是军队的仪容，不是国家的仪容。”干宝认为，缟素是凶丧的象征；帢，有毁辱之意。这大概是改朝换代之后，攻杀灾异的征兆。最初制作白帢时，在前面横缝一道以区别前后，称作“颜”，民间便传开使用。到了晋永嘉年间，逐渐去掉这道缝，称为“无颜帢”。妇人束发时，发结也越来越松，发髻扎得不牢，不能自行竖立，头发垂到额头，只露出眼睛。无颜，是羞愧之意；遮额，是惭愧的样子；发结越来越松，表示天下忘却礼义、放纵性情，到了极点便达到大羞辱。永嘉以后，怀帝、愍帝二帝都不能返回帝位，天下因此感到羞愧。魏明帝戴绣帽，穿缥色纨绸半袖衣，曾穿着它接见直臣杨阜。杨阜劝谏说：“这在礼制中算什么法服呢？”皇帝默然不答。这接近服饰妖异。当时缥色不是合礼的颜色，亵服也不应穿两件。如今君主亲自穿用不合礼法的服饰，正所谓自己作下的罪孽无法禳解。魏明帝既不能享有长寿，死后俸禄也离开王室，后嗣不能延续，最终丧失天下。魏明帝景初元年，铸铜制成两个巨人，号称“翁仲”，放在司马门外。考察古代长人出现，往往预示国家灭亡；长狄出现在临洮，预示秦国灭亡的祸患。秦始皇没有醒悟，反而把它当作祥瑞，铸造铜人来仿效。魏国竟然制造亡国之器，这在道义上终究没有可取之处。大概这就是服饰妖异。

译魏国尚书何晏喜欢穿妇女的服装。傅玄说：“这是服饰妖异。”衣裳的制度，是用来确定上下尊卑、区别内外的。《大雅》说：“黑色礼服，红色鞋子，马胸饰和雕镂的马衔。”歌咏的是服饰的文采。《小雅》说：“威严而恭敬，协力穿着武服。”歌咏的是服饰的威武。如果内外没有区别，王制的秩序就会丧失；服饰妖异一出现，本人也会随之灭亡。末喜戴男子的冠帽，夏桀因此丧失天下；何晏穿妇女的服装，也使家族灭亡。他们的过失相同。吴地妇女中讲究修饰容貌的人，把头发束得很紧，发髻两角削得超过耳朵。这大概说的是当地风俗自我约束过于急迫，以至于失去分寸。因而吴地风俗彼此驱使而趋于急切，言论互相攻击，以刻薄为时尚。守三年之丧的人，往往因过度毁损身体而死。诸葛恪忧虑这种风气，撰写《正交论》，虽然不能用经典训诫来整顿乱象，大概也是挽救时弊的文章。孙休以后，衣服的制度是上衣长、下裳短，又叠加五六层衣领，而裙裳只有一两层。干宝说：“上面过于丰厚奢侈，下面过于俭省逼仄，是上有余、下不足的妖异。”到了孙皓，果然上层奢侈暴虐、放纵情欲，百姓在下层困苦不堪，最终因此亡国。这就是它的应验。晋朝兴起以后，衣服变成上衣俭省、下裳宽大，穿衣的人都把裙子提到腰部以上。君主衰弱、臣下放纵，这是下体遮蔽上体的象征。到元康末年，妇女外出时露出两裆，穿在小腿以上，这是内里显露到外面的象征。制作车舆的人只求贵重轻巧，还多次改变形制，都用白色竹篾镶边，这是古代丧车遗留下来的象征。车舆是君子的器物，这表示君子立志没有恒常，办事不崇尚实际。干宝说：“到晋朝遭祸时，天子失去权柄，权力被宠臣控制，这是下体遮蔽上体的应验。永嘉末年，六宫才人流徙到戎、翟之地，这是内里显露于外的应验。到天下动乱，宰辅和方伯大多不能承担职责，而且屡次改换，这是不崇尚实际的应验。” 晋武帝泰始以后，中原竞相使用胡床、貊盘，以及羌煮、貊炙。贵人和富室一定要置办这些器物，逢吉庆宴享和盛大聚会，都把这些作为首要用具。太康年间，天下又用毡制作絈头、络带和衣襟边口，百姓互相戏言：“中原一定会被胡人攻破。”毡产于胡地，如今天下却用它制作头巾、带身和衣襟边口，胡人已经从三方面制服中原了，怎么能不败亡呢？干宝说：“元康年间，氐、羌反叛；到了永嘉年间，刘渊、石勒于是占有中都。此后四方夷族相继占据华夏土地，这就是它的应验。” 晋武帝太康以后，天下有家室的人把妇女迁到住宅东面，腾空北面庭院，把它作为园囿。干宝说：“王朝面向南，是正阳之位；皇后居住北宫，是太阴之位；世子居住东宫，是少阳之位。如今把内室安排在东方，就等于与外部一起面向南方。阳气过盛而没有阴气，妇女失去应有位置并侵凌少阳，这是这种现象的象征。贾皇后进谗言杀害愍怀太子，不久祸患也降临自身。” 从前刚制作鞋子时，妇人的鞋头是圆的，男子的鞋头是方的。圆形有顺从之义，用来区别男女。晋太康初年，妇人都穿方头鞋，这是去掉圆形和顺从之意，与男子没有区别。太康年间，天下跳《晋世宁》舞，手中托着杯盘反复翻转，歌唱道：“晋世宁，舞杯盘。”音乐产生于人的内心，可以用来观察时事。所以《礼记》说：“手执盾牌像山一样站立，是周武王的事业；奋发激扬、踏地振足，是太公的志向；《武》舞最后都坐下，是周公、召公治理天下的表现。”又说：“治理百姓辛劳的，舞队行列和间隔宽远；治理百姓安逸的，舞队行列和间隔紧近。如今把杯盘托在手上反复翻转，这是极其危险的。杯盘是饮酒进食的器具，却取名为《晋世宁》，意思是晋代士人苟且偷安于酒食之间，见识不能及远；晋代的安宁，就像杯盘在手上一样。” 晋惠帝元康年间，妇女的饰物中出现五兵佩，又用金、银、玳瑁等制成斧、钺、戈、戟，用来代替笄饰〔原文“笄囗”字样不清〕。干宝说：“男女之别，是国家的大节，所以服饰器物有等级差别，所执的贽币也不相同。如今妇女反而用兵器作装饰，这是最大的妖异。后来果然发生贾皇后的事情，最终因兵乱而丧失天下。” 元康年间，妇女结发后，用丝帛把发环紧紧束住，名叫“撷子紒”。这种发式起初从中宫开始，天下都仿效它。后来贾皇后果然杀害太子。元康年间，天下开始仿制▯乌杖，用来支撑腋下，后来逐渐给它加上錞，停下时便把它竖立起来。木属于东方之行，是金的臣属。杖是扶持身体的器具，杖头做成▯乌形尤其便于使用。一定要在旁边支撑腋下，是以旁支救助的象征。王室多有变故，而元帝以藩臣身份在东方树立德业，维持天下，这是支撑腋下的应验。到社稷没有君主，海内归附于他，于是承受天命，在江外建都，这是独立的应验。元康末年至太安年间，长江、淮河流域有破败的编织物自行聚集在道路上，多的有时达到四五十件。干宝曾派人把它们驱散，有的投入林草，有的投入坑谷。第二天察看，全都又恢复原状。百姓有的说看见狸叼来聚集，但也没有查明。干宝解释说：“编织物是人的低贱服饰，处在最下面，又承受劳苦和侮辱，是下层百姓的象征。破败，是疲惫衰亡的象征。道路是四方地理交通之处，也是王命往来的通道。所以破败的编织物聚集在道路上，是下层百姓疲敝困病、将要聚集作乱，阻断四方交通、壅塞王命的象征。在位者却没有察觉。太安年间，朝廷征发壬午兵役，百姓哀叹怨恨。江夏男子张昌于是首先在荆楚发动叛乱，跟随他的人像水流一样多。于是战争年年发生，天下因此遭到极大破坏。这接近服饰妖异。” 晋孝怀帝永嘉以来，士大夫争相穿生笺单衣。有远见的人对此感到奇怪，私下指责说：“这就是古代的繐衰布，是诸侯、大夫用来服天子的丧服。如今无故人人都穿它，难道将有什么应验吗？”后来愍帝、怀帝相继驾崩，死后都不得其所。晋元帝太兴以来，士兵用红色袋子捆扎发髻。发髻位于头部，没有比它更高的地方。《周易》中《乾》代表头，《坤》代表袋子。《坤》象征臣道。晋属金行，红色属火，是克制金的颜色。用朱红袋子捆扎发髻，是臣道向上侵凌的象征。到永昌元年，大将军王敦发动军队进攻京师，禁军六军溃散。

译旧式羽扇的柄刻成木制，形状像鸟骨，羽毛用十根，取完整之数。晋朝中兴初年，王敦南征，开始把羽扇改为长柄向下伸出，便于握持，并把羽毛减为八根。有见识的人责怪这种改制说：“羽扇，名称取自鸟翼。创制长柄，是握住柄来控制羽翼；把十根改成八根，是要以未完备的东西压倒原本完备的东西。”当时的衣服又把上衣做短，衣带一直到腋下；戴帽子的人用带子捆住脖颈。下部逼迫上部，上部无处容身。下裳则用直幅制作，衣口不收窄，下部过大而失去裁制。不久便发生兵乱，三年内两次进攻京师。晋海西公初即位时，迎接官员忘记设置豹尾仪仗。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不能善终的象征，也接近服饰妖异。晋司马道子在府邸北园中设置酒垆和店铺，让姬人像小商贩一样卖酒和食物，自己多次在其中游玩，亲自〔原文“巘易”字样疑误〕交易，因醉而留宿，动辄连续一昼夜。汉灵帝也曾这样做。干宝认为：“这是君主将要失去地位、降落到奴隶地位的象征。”司马道子最终被废黜、迁徙，以庶人身份终其一生。桓玄篡位建立政权后，在殿上设置红色绫帐，用黄金雕镂成帷帐的边饰，四角装饰金龙，龙口衔着五色羽葆流苏。群臣私下相互说：“很像蒐车。”这是服饰妖异。晋朝末年人人都戴小冠，却穿宽大的衣裳，士人竞相仿效，连舆台之人也形成这种风俗。有见识的人说：“这是禅让改代的象征。”永初以后，冠帽又恢复为大冠。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间妇女结发时，把头发分成三股，抽出其中的发鬟直向上，称为“飞天紒”。这种发式起源于东府，后来流传到百姓中。那时司徒彭城王义康居住在东府，后来果然因凌驾皇上而被迁徙废黜。孝武帝时期，豫州刺史刘德愿善于驾车，世祖曾让他驾御彩绘车，前往太宰江夏王义恭的府第。刘德愿夹着牛杖催促世祖说：“天晚了，应当回去！”又要求增加租车。世祖非常高兴。这件事与汉灵帝在西园蓄积私钱相同。孝武帝时期，宠臣戴法兴的权势仅次于皇帝，制作圆头鞋，世人无不仿效。当时圆头鞋盛行，方头鞋的风气完全消失。明帝初年，司徒建安王休仁统领军队驻扎赭圻，制作乌纱帽，反向抽出帽裙，民间称为“司徒状”，京城内外顿时争相仿效。休仁后来果然因皇帝猜疑逼迫而遭祸。龟类灾异：晋惠帝永熙初年，卫瓘家人煮饭时，饭掉到地上，全都变成螺，伸出足来开始行走。螺属于龟类，接近龟类灾异。干宝说：“螺背负甲，是兵器的象征。在《周易》中属《离》卦，《离》代表戈兵。”第二年，卫瓘被诛杀。鸡类灾祸：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一只母鸡变成公鸡，却不鸣叫，也不交配。干宝说：“这一年，晋宣帝平定辽东，百姓开始有了与之抗衡的意图，这就是它的象征。”然而晋朝三位皇后最终都以臣下身份终结；母鸡不鸣不交配，也是天意。晋惠帝元康六年，陈国有母鸡生出一只没有翅膀的公鸡，长大后掉进坑里死了。王隐说：“公鸡是子孙后嗣的象征，坑属于土地，是母亲的象征；贾皇后诬陷并杀害愍怀太子，大概就是它的应验。”晋惠帝太安年间，周▯家有一只母鸡逃到承溜中，六七天后才下来，振翼鸣叫并交配，唯独毛羽没有改变。后来发生陈敏之事。陈敏虽然控制江表，最终却没有纲纪和文治，大概就是这种现象的象征。陈敏最终被▯消灭。鸡类灾祸出现在▯家，也是天意。晋元帝太兴年间，王敦镇守武昌，有一只母鸡变成公鸡。上天的警告仿佛说：“母鸡变成公鸡，是臣下凌驾君主根基的象征。”后来王敦再次进攻京师。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广陵高平阎嵩家的公鸡出生时没有右翅；彭城到象家的鸡没有右脚。京房《易传》说：“君主听信妇人的话，就会产生鸡类妖异。” 晋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一只青色母鸡变成红色公鸡，不鸣叫，也不交配。后来发生桓玄之事，完全与这种象征相符。隆安四年，荆州有鸡生出角，角不久便脱落。当时桓玄刚开始专擅西夏，狂妄傲慢而不恭敬，所以出现鸡类灾祸。角是兵器的象征；不久便脱落，是刚刚兴起却不能终结的妖异。晋安帝元兴二年，衡阳有母鸡变成公鸡，八十天后鸡冠枯萎。衡阳是桓玄楚国的封地范围。后来桓玄篡位八十天便失败，徐广认为这是桓玄的象征。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华林园中的母鸡逐渐变成公鸡。后来孝武帝即位，皇太后的命令可以施行于外朝，这也如同汉宣帝时母鸡变成公鸡，到了哀帝时，元后参与执掌政事。明帝泰始年间，吴兴东迁沈法符家的鸡长有四个距。青色灾异、青色祥瑞：晋武帝咸宁元年八月丁酉日，大风折断太社的树，有青气从中冒出；这就是青色祥瑞。占辞说：“东莞应当有帝王出现。”第二年，元帝出生。当时，元帝的祖父武王受封于东莞，因此又改封于琅邪。孙盛认为这是晋朝中兴的表征。晋室发生动乱时，武帝的子孙没有一个遗存，社树折断正是这种应验，也是长期刮风的惩罚。晋惠帝元康年间，洛阳南山有虻发出声音说：“韩尸尸。”有见识的人说：“韩氏将要死亡。说‘尸尸’，是全都死亡的意思。”后来韩谧被诛杀，韩氏全族也被消灭。这就是青色祥瑞。金气侵害木气：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皇帝巡幸许昌。许昌城南门无故自行崩塌，皇帝心中厌恶，于是不进入城中，返回洛阳。这是金气侵害木气，是木发生震动。五月，皇帝驾崩。京房《易传》说：“上下都悖逆，灾异就是城门毁坏。” 晋元帝太兴二年六月，吴郡的米仓无故自行毁坏。这一年发生大饥荒，死亡者有数千人。晋明帝太宁元年，周延归附王敦，宅第建成后，所起的五间六架房屋突然一齐跳出倒在地上，其他横木还横架在柱头上。这是金气侵害木气。第二年五月，钱凤谋反，于是周延全族灭亡；湖熟不久也成为废墟。晋安帝元兴元年正月丙子日，司马元显将要向西讨伐桓玄，在扬州南门建立牙旗。他所建牙旗的东面一侧难以竖立，过了很久才扶正。这大概是邻近的灾异妖象。不久，司马元显被桓玄擒获。元兴三年五月，乐贤堂倒塌。天意仿佛在说：安帝昏愦不明，没有爱好贤才、与贤者同乐的心，所以这座堂遭到了灾异。晋安帝义熙九年五月乙酉日，国子学的圣堂倒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刘斌任吴郡太守，郡府正堂西边屋脊上的鸱尾无故掉到地上，修理尚未完毕，东边屋脊上的鸱尾又掉了下来。不久，刘斌被诛杀。

译《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五行传》说：“喜欢战争攻伐，轻视百姓，修饰城郭，侵犯边境，就会出现金不顺从革变的现象。就是说金失去本性而成为灾害。”又说：“言语得不到应验，这叫作不治理。它的过错是僭越，它的惩罚是长期亢旱，它的极端结果是忧患。有时会出现诗歌方面的妖异，有时会出现甲虫类的灾祸，有时会出现狗方面的祸患，有时会出现口舌方面的疾病，有时会出现白色的灾异和吉祥。只有木能侵凌金。”介虫，刘歆在《五行传》中认为是毛虫。金不顺从革变：魏代张掖出现石头祥瑞，虽然是晋氏的符命，但对魏来说却是妖异。魏国喜好攻战、轻视百姓、修饰城郭、侵犯边境，魏氏三位祖先都有这些事情。刘歆认为金和石属于同类，石上的图纹显现出非同寻常的文字，这是金不顺从革变的异象。晋建立大业，许多方面胜过曹氏，石瑞上“大讨曹”的文字，正是对此的应验。魏明帝青龙年间，大规模修建宫室，向西取来长安的金铜狄人；承露盘折断，声音传到数十里外，金狄哭泣，于是便把它留在霸城。这是金失去本性而成为异象。吴国时，历阳县有一座岩石穿孔，形状像印章，人们都说：“石印一旦开启，天下就太平。”孙皓天玺元年，石印果然开启。阳羡山又有一个石洞，长十多丈。孙皓初年修建武昌宫，有迁都的意图。当时武昌是离宫。班固说：“离宫与城郭占验相同。”这正是修饰城郭的意思。宝鼎三年，孙皓出兵东关，派丁奉到合肥；建衡三年，孙皓又大举出兵到华里。这正是侵犯边境的意思。所以金失去本性，吴国最终面缚投降而灭亡。晋惠帝永兴元年，成都王讨伐长沙王时，每到夜晚，戈戟的锋刃上就有像悬挂的蜡烛一样的火光。这是轻视民命、喜好攻战，金失去本性而发生变异。上天的警告仿佛在说：兵器就像火一样，不加收敛，终将自焚。成都王没有醒悟，最终因失败而灭亡。晋怀帝永嘉元年，项县有魏代豫州刺史贾逵的石碑，碑上生出可以采取的金子。这是金不顺从革变而发生变异。五月，汲桑起兵作乱，各路盗寇像暴风一样纷纷而起。晋清河王司马覃还是世子时，所佩戴的金铃忽然生出像粟粒一样的突起。康王太后怀疑这是不祥之兆，便毁掉扔弃了。后来司马覃成为晋惠帝太子，未能终其太子之位，最终被司马越杀死。晋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准备袭击王敦，后来又中止了行动。等他回到家中，发生了许多怪异的变化：照镜子时看不见自己的头。这是金失去本性而成为妖异。不久，甘卓被王敦袭击，最终被夷灭。石虎在位时，邺城凤阳门上的两只金凤凰飞入漳河。晋海西公太和年间，会稽山阴县修建粮仓，挖地时得到两艘大船，船中装满了钱，钱上都有轮形文字“大”字的形状。当时天色将晚，挖掘的人赶快把情况报告了官府。官府连夜派人严密防守。到第二天早晨，钱已经不知去向，只剩下船还在；查看船的形状，发现所有放过钱的地方都还清楚可见。晋安帝义熙初年，东阳太守殷仲文照镜子看不见自己的头，不久也被诛杀。占验与甘卓的事情相同。宋后废帝元徽四年，义熙、晋陵两个郡，都有霹雳车坠落到地上，形状像青石，草木被烧焦而死。言语得不到应验：魏齐王嘉平初年，东郡有谣言说，白马河里出现妖马，夜间经过官府牧场边时嘶鸣，众马都回应它。第二天看见马蹄印，有斛那么大，走了几里路，又回到河里。楚王曹彪原先受封于白马，兖州刺史令狐愚认为曹彪有智谋和勇气，听到这则谣言后，便与王凌谋划共同拥立他。令狐愚派人对曹彪说：“天下的事情还不可知，希望大王爱惜自己。”曹彪回答说：“我知道你的深厚心意。”事情泄露后，王凌、令狐愚被诛杀，曹彪被赐死。这是言语得不到应验所招致的惩罚。《诗经》说：“百姓的谣言，难道没有人惩治吗？” 刘禅继承帝位后，谯周引用晋穆侯、汉灵帝把君位传给儿子的事来讥讽他说：“先主名讳备，这个字的训释是完备；后主名讳禅，这个字的训释是授予。如果说刘氏已经完备，就应当把帝位授给别人，那比穆侯、灵帝的事情说得还明白。”蜀国果然灭亡，这就是言语没有得到应验。刘备去世后，刘禅即位，还没有安葬刘备，也没有超过一个月，就改年号为建兴。这就是言语没有得到应验。习凿齿说：“按照礼制，国君即位要满一年以后才改年号，是体谅臣子和儿子的心情，不忍心在一年中有两个君主。如今可以说是急迫而不懂礼了。有德行的人因此知道蜀国不能向东迁移。”后来刘禅又向晋投降。吴孙亮、晋惠帝、宋元凶也有类似情况。孙亮没有终其帝位，晋惠帝的号令不能出自自己，宋元凶不久被诛杀。这些都是言语没有得到应验。魏太和年间，姜维归降蜀国，失去了母亲。魏人让他的母亲亲笔写信叫姜维回来，并送去“当归”药材来暗示他。姜维回信说：“良田百顷，我不计较其中一亩；我只看见‘远志’，没有‘当归’。”姜维最终也没有回来。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关官员上奏，尊魏明帝为烈祖，与太祖、高祖一同列入永不毁弃的宗庙。皇帝听从了。考察宗庙制度，祖宗的称号都要等本人去世、名分确定后，才正式确定礼制。所以即使功劳高过天地、德行超过前代君王，也没有预先确定称号的典章。这大概是言语没有得到应验中，错误最严重的一种。过了两年，魏明帝驾崩，于是朝廷统治衰微，政事放逸。吴孙休在位时，乌程有个百姓得了重病，病愈后能用很响的声音说话，在这里说话，那里也能听见。从他自己听来，并不觉得声音很大；从远处听去，就像有人在对面说话，也察觉不出声音是从远处传来的。声音传到哪里，随着他面对的方向而定，最远不过十多里。他的邻居有人在外面借债取息，多年不归还，于是借这个人的声音假装替债主责备他，并用祸福来恐吓。欠债的人以为是鬼神，立即倒出财物交给他。那个人自己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言语没有得到应验的过错。魏代修建安世殿，晋武帝后来居住在那里。“安世”是晋武帝的字。晋武帝每次召集群臣，多谈平生的日常琐事，从未谈及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这就是言语没有得到应验。何曾对儿子何遵说：“国家没有留下长远的谋划，只顾到自己这一代，后代恐怕危险了，这将成为子孙的忧患。”从永熙以后，皇室逐渐混乱。永嘉年间，天下大乱。后来何绥又因无罪被杀，都像何曾所说的那样。

译赵王司马伦把晋惠帝废黜在金墉城，将金墉改称为永安宫。皇帝不久复位，司马伦也被诛杀。晋惠帝永兴元年，下诏废太子司马覃，恢复为清河王；立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仍加授侍中、大都督，兼领丞相，预备九锡，封二十郡，像魏王的旧例一样。考察《周礼》，传国应传给嫡长子，不应以功勋决定；所以即使周公旦那样圣明，也不改变成王的继承人。这样做是为了从长远断绝觊觎之心，使宗庙传承永远统一。后代应当遵守，改变它就会造成混乱。如今的安排名实不符，僭越失当已经非常严重。而且既然已经是国家的副君，就不应再另行开置封国、兼任众多官职。这是言语没有得到应验，进退安排都违背常理。所以皇帝流离失所，司马颖也没能善终，正是这种过错的结果。后来又不醒悟，立怀帝为皇太弟。怀帝最终流离并被杀，不能长久享有国祚，也是同样的应验。俗话说：“改变古制、改易常规，不发生混乱就会灭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晋惠帝太安年间，周▯在阳羡修建住宅，住宅刚建成，边户就有像人叹息、呵斥一样的声音。周▯死后，他的家族被诛灭。这接近于言语没有得到应验的现象。晋元帝太兴四年，吴郡百姓谣传有大虫在棨门和樗树上，咬人就会使人死亡。晋陵百姓又说，看见一个白发散乱的老妇人住在市场上，跟着商铺中的人讨水喝，自称说：“天帝命令我从水门出来，可我误从虫门出来了。如果回去，天帝一定会杀我。怎么办呢？”于是百姓彼此恐慌骚动，说死的人已经有十多个。谣言向西传到京都，各家凡有樗树或棨门的，都把它们砍掉。不久事情自行平息。晋元帝永昌元年，宁州刺史王逊派儿子王澄入京作人质，并带来渝、濮一带的杂夷数百人。京都百姓忽然谣传宁州人大量吃人家的小孩，甚至有亲眼看见他们把小孩蒸煮在满满的锅甑中的人。又说失踪的小孩都有主人姓名，妇女们沿路寻找，捶胸痛哭。于是百姓各自把小孩禁闭看守，不许出门。不久又传言已经抓到了吃人的首领，官府将在大航头用大杖拷打审讯到底。每天早晨都有四五百人在大航头聚集，等着观看行刑。朝廷官员互相询问时，都说确有其事，有的还说郡县文书已经上报。王澄十分恐惧，派人查验，发现事情完全没有踪迹，百姓家中也从未有人丢失小孩，这才知道是谣言。这两件事，干宝说“还不能论定”。永昌二年，大将军王敦率军占据姑熟。百姓谣传得了“行虫病”，虫子会吃出人体大孔，几天后进入腹中，进入腹中就会死亡。治疗这种病有办法，应当取得白狗的胆作药。从淮水、泗水流域直到京都，几天之内，百姓惊恐骚动，人人都说自己已经得了虫病。又传说，虫病刚在体外时，应当烧热铁器来灼烧患处。于是纷纷被烧灼的人已有十之七八。白狗因此突然昂贵起来，甚至有人互相请求、争夺，价格涨到原来的十倍。有人自称能够用烧热的铁器治病，租来给百姓灼烧，每天得到五六万钱，疲惫后才停止。四五天后，事情渐渐平静下来。解释这件事说：裸虫属于人类，而人是裸虫之主；如今却说虫子吃人，是说本来同属一类的东西互相残害。由下而上，这就是悖逆。一定说虫子要进入腹中，是说祸害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狗有守卫防御的性情，白色属于金，而狗胆是施用武力的主宰之物。帝王气运方面，五霸会聚于戌，戌主掌用兵。金是晋所对应的德行；用火烧铁来治疗疾病，是说一定要除去同类而使它来临，火与金合其德性，共同治理虫害。考察晋中兴之际，大将军王敦本来凭借心腹重臣的身份接受伊尹、吕尚那样的重任；到了元帝末年，终于进攻京城，明帝居丧，又另有谋逆之谋。因此这是以下犯上的征兆，也是心腹内部腐烂的象征。等到钱凤、沈充等人的叛军从四面合击，却被王师击败，过了一个多月仍不能成功。北中郎将刘遐和淮陵内史苏峻率领淮水、泗水一带的军队来救朝廷，所以这则谣言首先在淮水、泗水流域兴起。朝廷最终以弱制强，叛罪之人被斩首，这正是白狗胆能够挽救灾患的效验。晋海西公在位时，庾晞在四五年间喜欢唱挽歌，自己摇着大铃领唱，让身边的人一齐应和。又逢宴饮聚会，他总是命令歌妓演唱新安人的歌舞和离别之辞，声音悲切。当时人们对此感到奇怪，后来他果然败亡。晋海西公太和年间以来，世家大族的妇女把鬓发梳得宽缓、发髻倾斜，认为这是盛大的妆饰。因为用发很多，不能经常佩戴，于是先做成假发髻，安放在木头上，称作“假头”。人们想借用它，就称作“借头”，于是这种做法传遍天下。从此以来，士人多遭遇变故，有的丧失头颅，有的用草木做成头颅。所谓“假头”，就是这些事情的先兆。晋孝武帝泰元年间，修建内殿，命名为“清暑”，不久孝武帝就去世了。当时人说，“清暑”反过来说就是“楚声”。后来果然出现了悲哀凄楚的声音。有人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可以把话说尽吗？谶言说，取代晋朝的是楚，难道应验就在这里吗？”等到桓玄篡位作乱，果然自称为楚。太元年间，小孩把两根铁棍在土中相互敲打，称为“斗族”。后来王国宝、王孝伯同属一个姓氏，却在家族内部互相攻击。桓玄出镇南州时，修建斋室，命名为“蟠龙”。后来刘毅住在这所斋室里。“蟠龙”正是刘毅的小字。桓玄起初改年号为大亨，远近流传着谣言说：“二月就完了。”所以义军谋划在仲春发动。桓玄篡位后，又改年号为建始，以便与赵王伦相同，后来又改为永始。永始又是王莽受封的年号。桓玄开始把司马道子迁徙到安成，晋主退位，离开永安宫；又封晋主为平固王，封琅邪王司马德文为石阳公，并让他们住在寻阳城。有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不听从天意的妖兆。这种过错在于僭越。晋朝兴起时，何曾嫌太官供给的御膳菲薄，自己另取私食；他的儿子何劭又超过了他，王恺又超过了何劭。王恺、羊琇这一类人极力追求声色享受，穷尽珍奇，极尽华丽。到了元康年间，夸耀放纵成为风俗，人们辗转互相攀比推崇。石崇的奢侈，最终兼有王恺、何曾的程度，几乎与君主相等。石崇被诛杀后，天下不久也随之沦亡。这是僭越逾制的过错。

译恒旸：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发生大旱。这是自太和元年以来扩建宫殿官府所对应的征兆。又在这一年春天，晋宣帝向南擒获孟达，设置两个郡；张郃向西击破诸葛亮，杀死马谡。亢盛的阳气自行增长，也是这种征兆。京房《易传》说：“应当施行德政却不施行，这叫作张。它的灾祸是荒歉。发生旱灾时，阴云密布却不下雨，变化为红色烟气，布满四方。民众出动超过时令，这叫作广。它的旱灾使万物不能生长。上下都被蒙蔽，这叫作隔。它的旱灾表现为天空赤红三个月，时常有冰雹打死飞禽。君上因求取妃嫔而越礼，这叫作僭。它的旱灾持续三个月，天气非常温暖而没有云。君上修筑高台府第，这叫作犯。阴气侵凌阳气，它的旱灾使万物根部枯死，并且多次发生火灾。群臣各居其位却越过节制，这叫作僭。它的旱灾使水泽中的生物枯死，被火所伤。”太和五年三月，从前一年冬天十月一直到这个月没有下雨；辛巳日，举行大雩祭祈雨。这年春天，诸葛亮进犯天水，晋宣王将其抵挡击退，这是亢盛阳气驱使军队的征兆。又当时二方各自割据，军队出动多次超过时令。《春秋》的解释说：“损伤两种谷物，就叫作不雨。” 魏齐王正始元年二月，从前一年冬天十二月一直到这个月没有下雨。前一年正月，魏明帝去世。二月，曹爽向继位的君主说明情况，把晋宣王改任为太傅，表面上表示尊敬推崇，实际上是想让政事先经过自己。这时宣王的功劳冠绝魏朝，却使有德之人得不到任用，正是这种情形的应验。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正月，从前一年秋天直到这个月发生旱灾。当时晋文王围攻诸葛诞，这是军队出动超过时令的应验。起初，寿春春夏两季经常下雨成涝，常常淹没城池；但这次旱灾延续了一年多，直到城池陷落才下大雨。人们都认为这是上天要灭亡它。吴国孙亮五凤二年，发生大旱，百姓饥饿。这年闰月，魏国将领文钦率领淮南数万口前来投奔；孙峻又在高亭击败魏国将领曹珍。三月，硃异袭击安丰，没有取胜。七月，修筑广陵、东海二郡的城池。十二月，任命冯朝为监军使者，督率徐州各军，军士怨恨而反叛。这是阳气过盛，役使百姓而失去民众所招致的惩罚。这场劳役延续了一年，所以旱灾也持续到年末。吴孙皓宝鼎元年，春夏两季发生旱灾。当时孙皓迁都武昌，这是劳苦百姓、动用军民的应验。晋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闰月，发生旱灾，举行大雩祭祈雨。这年春天，孙皓出兵华里，大司马望率军驻扎在淮北。四月，北地的胡人进犯金城、西平，凉州刺史牵弘出兵迎战，战败身亡。泰始八年五月，发生旱灾。当时武帝听信荀勖的邪说，留下贾充不再出镇西方，而对任恺逐渐疏远，这是上下都被蒙蔽的应验。又有李喜、鲁芝、李胤等人都处在闲散官职上，近于所谓有德之人得不到任用。泰始九年，从正月开始旱灾，一直到六月；向宗庙、社稷、山川祈祷，癸未日下了雨。前一年九月，吴国西陵督步阐据城投降，晋朝派羊祜统率杨肇等八万军队前去救援并接应步阐。十二月，陆抗大败杨肇的军队，攻破西陵，消灭了步阐。泰始十年四月，发生旱灾。前一年秋冬，采选卿、校诸葛冲等人的女儿；这年春天，五十多人进入宫殿接受选拔。又征取小将、吏员的女儿几十人，母女在宫中号哭，声音传到宫外，行人听了悲伤酸楚。这大概是阴气积聚而生出阳气的应验。晋武帝咸宁二年五月，发生旱灾，举行大雩祭祈雨，并祭祀社稷、山川。到了六月，才下了及时雨。晋武帝太康二年，从前一年冬天起就发生旱灾，一直到这年春天平定吴国；这是亢盛的阳气驱使军队、阳气自行增长的应验。太康三年四月，发生旱灾。乙酉日，下诏命司空齐王司马攸与尚书、廷尉、河南尹审录审讯被拘押的囚犯，案件一概予以赦免宽宥。太康五年六月，发生旱灾。这年正月，天空阴暗，云层散开后又重新合拢。刘毅上疏说：“一定有结党营私的臣子，以奸邪之事侍奉君主；这样的人应当诛杀，不应赦免。”武帝没有答复。当时荀勖、冯紞擅自施行威权恩惠，使朝廷更加混乱。太康六年三月，青、凉、幽、冀四州的郡国发生旱灾。太康六年六月，济阴、武陵发生旱灾，麦子受到损伤。太康七年夏，十三个郡国发生旱灾。太康八年四月，冀州发生旱灾。太康九年夏，三十三个郡国发生旱灾。太康九年六月，扶风、始平、京兆、安定发生旱灾，麦子受到损伤。太康十年二月，发生旱灾。晋武帝太熙元年二月，发生旱灾。自太康以后，虽然正直之人充满朝廷，却没有受到亲近和任用；而贾充、荀勖、杨骏、冯紞等人轮流占据重要职位。因此没有一年不旱，这是应当施行德政却不施行、上下都被蒙蔽、百官职位越过等级所受的惩罚。晋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降霜，发生疾疫。关中饥荒，一斛米卖到一万钱。元康七年七月，秦州、雍州大旱。因此这一年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战败。此年正月，周处、卢播等又战败，关西震动混乱。战争持续了整年，到这时饥荒和疫病接连发生，戎人和晋人都陷入困境，朝廷不能救济，便下诏允许彼此买卖人口。元康七年九月，五个郡国发生旱灾。晋惠帝永宁元年，从夏天到秋天，青州、徐州、幽州、并州四州发生旱灾。这年春天，三位诸王讨伐赵王司马伦，在六十天内大小交战数十次，死亡十多万人。十二月，十二个郡国又发生旱灾。晋怀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县梁水、淡水、渊水都干涸，黄河、洛水、长江、汉水都可以徒步涉过。这年三月，司马越回到京都，派兵进入宫中，逮捕中书令缪播等九人并杀死他们。这是僭越逾制的惩罚。又四方诸侯多怀有不把君主放在心上的念头，刘渊、石勒、王弥、李雄这类人残害百姓性命，血流成泥，也是这种应验。永嘉五年，从前一年冬天旱一直到这年春天。前一年十二月，司马越放弃京都，率大军向南出发，带走许多王公和朝廷官员，并把行台随身带走，撤换禁卫，改用普通国人。宫殿和禁省空虚冷落，再也没有君臣的礼节了。《晋阳秋》说：“愍帝在西京时，旱灾接连发生。”没有注明年月。晋愍帝建武元元年六月，扬州发生旱灾。前一年十二月，淳于伯含冤而死；这一年就发生旱灾，到太兴元年六月又发生旱灾。干宝说“杀死淳于伯之后，旱灾持续三年”，就是这个意思。考察前汉杀害孝妇便发生旱灾，后汉有囚犯蒙冤也发生旱灾，见到谢见理后，便都获得降雨，这属于同一类事情。班固说：“刑罚无故加于人身，众阴之气不能顺附，阳气就会胜过阴气，所以这种惩罚就是持续的旱灾。”建武元年四月，曲允等人率领全部兵众抵御敌寇。五月，祖逖进攻谯县。这年冬天，周访讨伐杜曾。这又是军队出动所对应的征兆。

译晋元帝太兴四年五月，发生旱灾。当时王敦势力强盛、僭越犯上的祸端逐渐显露。又前一年蔡豹、祖逖等人都在从事征战。晋元帝永昌元年，大旱。这年三月，王敦发动石头城之变，两宫受到凌辱，大臣被诛杀。僭越逾制而无视君上，所以旱灾尤其严重。永昌元年闰十一月，京都大旱，河流山谷全都干涸。晋明帝太宁三年，从春天起不下雨，一直到了六月。前一年秋天，朝廷消灭王敦，这是阳气过盛、劳师动众而自以为强大的应验。晋成帝咸和元年秋，发生旱灾。当时庾太后临朝称制，群臣上奏政事时称她为“皇太后陛下”。这是妇人专擅君王之事，言语不从而又僭越逾制的惩罚。与汉邓太后的事情相同。咸和二年夏，发生旱灾。咸和五年五月，发生旱灾。前一年消灭苏峻的党羽，这年春天又讨伐郭默并将其消灭。这是阳气过盛、劳师动众的应验。咸和六年四月，发生旱灾。前一年八月，石勒派郭敬侵犯襄阳，南中郎将周抚逃往武昌。十月，李雄派李寿侵犯建平，建平太守杨谦逃往宜都。这年正月，刘征攻掠娄县，于是发动军队警戒防备。咸和八年七月，发生旱灾。咸和九年，从四月起不下雨，一直到八月。晋成帝咸康元年六月，发生旱灾。当时成帝年幼体弱，不能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内外政事都交给将相。这是僭越逾制的惩罚，所以连续多年发生旱灾。到了咸康四年，王导坚决辞让太傅之职，重新让皇帝亲自处理政务；此后便不再发生旱灾，大概就是这种应验。当时天下普遍旱灾，会稽郡余姚县尤其严重，一斗米卖五百钱，百姓甚至互相买卖。咸康二年三月，发生旱灾。咸康三年六月，发生旱灾。晋康帝建元年五月，发生旱灾。当时宰相专擅政权，方伯掌握重兵，又与咸康初年的情形相同。晋穆帝永和元年五月，发生旱灾。有关官员上奏，建议依照董仲舒的方法迁移市场、打开水门，并派谒者祭祀太社。当时皇帝还在襁褓中，由褚太后临朝听政，制度如同明帝、穆帝两位太后临朝的旧例。永和五年七月不下雨，一直到十月。这年二月，征北将军褚裒派军队讨伐沛郡，接纳当地百姓返回。六月，又派西中郎将陈达进军占据寿阳，褚裒亲自率水军两万人到下邳，因前锋丧失而回军，陈达也退兵。永和六年闰月，发生旱灾。这年春天，桓温率大军出夏口，上疏想率水军北伐，朝廷对此惊骇。萧敬文攻取涪城，四蛮校尉采寿战败。晋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这年冬天十月，北中郎将郗昙率一万多人出兵高平，经营谋划黄河、兖州一带；又派将军诸葛悠率水军进入黄河，战败。西中郎将谢万驻军下蔡，军队溃散而归。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晋哀帝隆和元年夏，发生旱灾。当时桓温强横放纵，权力控制朝廷，这是僭越逾制的惩罚。又前一年慕容恪围攻冀州刺史吕护，桓温出兵驻扎宛陵，范汪、袁真都向北出兵，军队出动超过时限。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十二月，凉州从春天到夏天发生旱灾。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百姓饥荒。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桓温凌驾僭越。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二月，发生旱灾。当时桓温入朝觐见高平陵，满朝官员都向他行拜礼，这是逾越僭礼的应验。宁康三年冬，发生旱灾。在此以前，氐族贼寇攻破梁州、益州，刺史杨亮、周仲孙败退。第二年，威远将军桓石虔在垫江攻打姚苌，将其击破，退到五城。益州刺史竺瑶率军驻守巴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前一年，氐族贼寇在襄阳围困南中郎将硃序，又在彭城围困扬威将军戴遁。桓嗣率江州军队驻扎鄀地援救硃序，北府从三州征发百姓，配合何谦救援戴遁。这年春天，襄阳、顺阳、魏兴的城池都陷落，贼军于是攻掠淮南，向广陵进发。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驻扎涂中，兖州刺史谢玄督领各将领将其击破。太元八年六月，发生旱灾。初夏，桓冲征讨襄阳，派冠军将军桓石虔进军占据樊城。朝廷又派宣城内史胡彬驻军峡石，以壮大桓冲的声势。太元十年七月，旱灾并发生饥荒。起初，太元八年击破苻坚；九年，各将领攻取土地，在徐州、豫州用兵；杨亮、赵统攻打讨伐巴地、沔水一带。这年正月，谢安又出镇广陵，派儿子谢琰进军驻扎彭城。太元十三年六月，发生旱灾。前一年，北府派军戍守胡陆，荆州经营谋划河南。这年，郭铨设置戍守于野王，又派军队击破黄淮一带。太元十五年七月，发生旱灾。这年春天，丁零攻掠兖州、豫州，鲜卑侵犯黄河沿岸。硃序、桓不才等向北到太行，向东到滑台，出兵攻讨超过时限，又戍守石门。太元十七年秋，发生旱灾，一直持续到冬天。当时茹千秋任骠骑谘议，暗中玩弄君主和宰相的威权、恩惠；又有丘尼的乳母亲党以及婢女、仆人的儿子，凭借接近君主的关系而取得官位，治理百姓、统领军队。各地又多次上报春天结束时仍在囚禁犯人，并不依据罪行定罪；建康的狱吏枉法、暴虐尤其严重。这是僭越不合、冤屈滥刑所受的惩罚。晋安帝隆安四年五月，发生旱灾。前一年冬天，桓玄逼迫杀死殷仲堪，朝廷却立即授予他荆州的职任；司马元显又暗示百官，全都要尊敬自己。这些都是凌驾僭越所受的惩罚。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仍不下雨。前一年夏天，孙恩进入会稽，杀死内史谢琰；这一年夏天，孙恩攻掠吴地，又杀死内史袁山松。军队向东讨伐，出兵超过时限。晋安帝元兴元年七月，大饥荒；九月、十月不下雨。这年正月，司马元显率大军准备讨伐桓玄，后来桓玄到来，杀死司马元显。五月，又派军东征孙恩的余党；十月，向北讨伐刘轨。元兴二年六月不下雨，冬天又发生旱灾。当时桓玄奢侈僭越，十二月终于篡位。元兴三年八月不下雨。当时王师四面征伐，西夏尚未平定。晋安帝义熙六年九月不下雨。当时王师北伐广固，治理、划定三州的疆界。义熙八年十月不下雨。这年秋天，王师向西讨伐刘毅，又分兵攻伐蜀地。义熙十年九月发生旱灾；十二月又旱，许多井和沟渠都干涸。宋文帝元嘉二年夏，发生旱灾。元嘉四年秋，京都发生旱灾。元嘉八年五月，扬州各郡发生旱灾。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兖州、豫州发生旱灾。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下雨，一直持续到二十八年三月。当时索虏向南侵犯。

译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东方各郡大旱，百姓饥荒，死者十分之六七。在此以前，自江左以来，制度多有缺失；孝武帝建立明堂，制造五辂。当时大规模征发民众，向南巡行并校猎，大肆自我夸耀、显示盛大，所以招致旱灾。后废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发生旱灾。诗歌方面的妖异：魏明帝太和年间，京师传唱《兜铃曹子》，歌词说：“对你们这些曹氏子弟可怎么办呢？”这是诗歌方面的妖异。后来曹爽被诛杀，曹氏于是被废黜。魏明帝景初年间，有童谣说：“阿公阿公驾着马车，没想到阿公向东渡过黄河。阿公向东回来该怎么办！”等到宣王平定辽东，回到白屋，本来应当返回长安继续镇守。恰逢皇帝病重，急忙召他回来，于是宣王乘坐追锋车向东渡过黄河，最终剪除魏室，正如童谣所说。魏齐王嘉平年间，有歌谣说：“白马解开羁绊向西南奔驰，谁来骑它？是硃虎骑。”硃虎是楚王曹彪的小字。王凌、令狐愚听到这首歌谣后，谋划拥立曹彪。事情败露，王凌等人被诛杀，曹彪被赐死。吴孙亮初年，有童谣说：“唉，你葛恪，怎么这样啊；穿着芦苇做的单衣，用篾条作钩带，到哪里去寻找成子阁？”成子阁是“石子堈”的反切隐语。钩落，就是钩带。等到诸葛恪被杀，果然用苇席裹住尸体，用篾条捆住腰部，投入石子堈。后来允许诸葛恪过去的属吏收殓尸体，他们说是在这个堈中找到的。孙亮初年，公安有白鼍鸣叫。童谣说：“白鼍鸣叫，龟背平坦；南郡城中可以长生，守死不去就无法成就义举。”所谓南郡城可以长生，是说遇到危急时可以逃走。第二年，诸葛恪战败；他的弟弟诸葛融镇守公安，也遭到袭击。诸葛融刮下金印上的龟形，吞服后死去。鼍有鳞甲，是兵器甲兵的象征。又说这是白色祥瑞。孙休永安二年，将要担任守令的质子们聚在一起嬉戏，有个奇异的小孩忽然来到，说：“三公要被锄除，司马氏将要兴起。”又说：“我不是人，是荧惑星。”说完便向上升去，仰头看去，像拖着一匹白绢，过了一会儿便消失了。干宝说，后来过了四年蜀国灭亡，六年魏国被废，二十一年吴国平定，于是九服都归于晋。魏、吴、蜀同为战国，“三公锄，司马如”说的就是这件事。孙皓初年，有童谣说：“宁可喝建业的水，也不吃武昌的鱼；宁可回建业去死，也不留在武昌居住。”孙皓不久迁都武昌，百姓逆流而上供应物资，都对此怨恨。孙皓派使者到石印山下祭祀妖祠。使者于是用丹砂在岩石上写道：“楚国占有九州的水洲，吴国建都于九州；扬州的士人将成为天子；传四代治理，天下就太平了。”孙皓听说后，志意更加张扬，说：“从大皇帝到我正好四代，是太平之主的不是我又是谁？”他更加肆意暴虐，不久便因投降而灭亡。这近似诗歌妖异。孙皓天纪年间，有童谣说：“阿童又是阿童，口衔刀剑渡过长江；不怕岸上的老虎，只怕水中的蛟龙。”晋武帝听到后，加封王浚为龙骧将军。等到征讨吴国，长江以西各路军队都没有超过他，王浚先平定了秣陵。晋武帝太康以后，江南童谣说：“蜷缩的肉，数横着的眼睛，中原将要失败，吴国将要复兴。”又说：“宫门的柱子，暂且不要腐朽；吴国将在三十年后复兴。”又说：“鸡叫时不拍动翅膀，吴国复兴不必费力。”当时吴人都认为说的是孙氏子孙，所以暗中起兵作乱的人接连不断。考察“横目”就是“四”字，从吴国灭亡到晋元帝兴起，将近四十年，都像童谣所说。元帝懦弱而缺少决断，“蜷缩的肉”正是直斥他。干宝说“不知道斥责的是谁”，其实是有所避讳。太康末年，京城、洛阳开始传唱《折杨柳》，曲子开始有战争艰苦的歌词，结尾说到被擒获、斩截之事。当时三位姓杨的人显贵兴盛而后被灭族，太后被废黜并幽禁而死。晋惠帝永熙年间，河内温县有个人像发狂一样，写下文字说：“光光文长，大戟成为屏障。毒药虽然施行，大戟最终反过来伤害自己。”又说：“两团火沉入地下，悲哀啊秋兰。尸体归于街邮，路人都为之叹息。”等到杨骏掌管内府，用大戟作为防卫；他死时，又被大戟所害。杨太后被废，贾后断绝她的饮食，八天后去世，葬在街邮亭北面，百姓为她悲哀。“两火”是武帝的名讳，“兰”是杨太后的字。永熙年间有童谣说：“二月底，三月初，荆笔杨版传行诏书，宫中的大马几乎要变成驴。”杨骏最初专擅权力，楚王司马玮不久掌权，所以说“荆笔杨版”。二人如果不被诛杀，君臣礼法就会违背，所以说“几乎变成驴”。晋惠帝元康年间，京城、洛阳有童谣说：“南风吹起，吹动白沙；遥望鲁国多么高峻，千年的骷髅竟长出牙齿。”又说：“城东的马儿不要喧哗，等到三月，就要把你的鬃毛缠住。”南风是贾后的字，白色属于晋的德行，沙门是太子的乳名，鲁是贾谧的封国。意思是贾后将与贾谧作乱，危害太子；赵王司马伦又趁机咀嚼、残害豪杰贤人，以完成篡夺。此时愍怀太子很不得人心，最终被废黜，不能善终。元康年间，天下无论商人还是农民都普遍戴着遮阳的大帽子。童谣说：“屠苏帽遮住阳光，盖住两只耳朵；将看见瞎眼的人成为天子。”等到赵王司马伦篡位，他的眼睛确实有一只失明。司马伦篡位后，洛阳有童谣说：“老虎从北方来，鼻头冒汗；蛟龙从南方来，登城观看；水从西方来，浩浩荡荡。”几个月后，齐王、成都王、河间王的义兵会合，共同诛杀司马伦。考察成都王属于西方藩国而在邺城，所以说“老虎从北方来”；齐王属于东方藩国而在许昌，所以说“蛟龙从南方来”；河间王处于水乡而在关中，所以说“水从西方来”。齐王留下辅政，住在宫城西面，怀有取代君主之心，所以说“登城观看”。晋惠帝太安年间，有童谣说：“五匹马游过长江，其中一匹马化成龙。”后来中原大乱，宗室藩王大多断绝，只有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几支来到江南，而晋元帝继承了晋朝帝位。司马越回到洛阳时，有童谣说：“洛阳城中的大老鼠长一尺二寸，如果不赶快离开，大狗就要来了。”等到苟希将要击破汲桑时，又有歌谣说：“元超兄弟大大落魄，爬上桑树打桑葚，替苟氏做事。”因此司马越厌恶苟希，夺走他的兖州，彼此的嫌隙和祸难于是形成。

译晋愍帝建兴年间，江南歌谣说：“轰然如白色土坑破裂，聚集起来拿它制成小甒；扬州破败又更换失败，吴兴倾覆如小瓦器。”考察“白”属晋的德行；坑是有口的器物，属于瓮，质地坚硬，也属金类。“轰然如白坑破裂”，是说东西两都倾覆，王室大坏；“聚集起来拿它制成小甒”，是说元皇帝聚集遗留下来的人，主持国家社稷，却不能恢复中原，只能偏安江南，所以用小器来作比喻。到了石头城之变，六军大溃，士兵抢掠京城，甚至波及两宫。过了三年，钱凤又进攻京城，凭借水势据守，相持一个多月，焚烧城邑，水井被填塞，树木被砍尽。钱凤等人败退，沈充带着党羽回到吴兴，官军随后追来，践踏各郡县。沈充父子被斩首，党羽中被诛杀的有数百人。这就是所谓“扬州破败又更换失败，吴兴倾覆如小瓦器”。瓿甊是瓦器，比甒还小。晋明帝太宁初年，民间童谣唱道：“悲切啊悲切，把马放在山旁。大马死了，小马挨饿；高山崩塌，石头自然破裂。”明帝去世后，成帝年幼，被苏峻逼迫，迁居石头城，连御膳都供应不足。“高山崩”说的是苏峻不久将死；“石”指苏峻的弟弟苏石，苏峻死后，苏石占据石头城，不久被诸公击破。晋成帝末年，民间歌谣说：“郤郤啊多么隆隆，驾着车进入梓宫。”没过几天，成帝就驾崩了。晋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黄河以北的歌谣说：“麦子入土，杀死石虎。”后来果然应验了歌谣。庾亮起初出镇武昌，从石头城出发时，百姓在江岸上唱道：“庾公上武昌，轻快得像飞鸟。庾公回扬州，白马牵着旒旐。”又唱道：“庾公初上任时，轻快得像飞鸟。庾公回扬州，白马牵着流苏。”后来朝廷接连征召他，他都没有入朝；等到他去世，才回都城安葬。庾义在吴郡时，吴地童谣说：“宁可吃下湖的荇菜，也不吃上湖的〔缺字〕。庾吴丧命，又杀王领军。”没过多久，庾义和王洽相继去世。晋穆帝升平年间，儿童们忽然在道路上唱“阿子闻”，每次曲终就说：“阿子，你听见了吗？”没过多久穆帝去世，太后哭道：“阿子，你听见了吗？”升平末年，民间忽然创作《廉歌》。有个叫扈谦的人听到后说：“‘廉’就是临丧的‘临’。歌中说‘白门临，宫廷临’，内外全都临丧，国家恐怕要有大丧吧？”不久穆帝果然驾崩。晋哀帝隆和初年，童谣唱道：“升平年号还不到十年，隆和怎么能长久！桓公进入石头城，陛下只能光着脚逃走。”哀帝听后厌恶这首歌，又改年号为兴宁。百姓又唱道：“即使改成兴宁年号，也还是无聊地活着。”哀帝不久去世。升平五年，穆帝去世。“不满斗”是说升平年号未满十年。晋海西公太和年间，民歌唱道：“青青的御路杨柳，白马系着紫色游缰。你不是皇太子，哪里能喝到甘露浆？”白色属金德；马代表国姓司马；紫色是夺取正统的颜色，表明有人以紫色间杂朱色。海西公不具生育能力，让左右近臣向龙与内侍交接，生下孩子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海西公不久被废，三个并非海西公亲子的儿子也都被杀，用马缰勒死。第二天，南方进献甘露。太和末年，童谣说：“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海西公被废、居住在吴地后，百姓在他门前犁地种小麦，果如歌谣所说。晋海西公生下皇子时，百姓唱道：“凤凰生下一只雏鸟，天下没有不高兴的。原来说是马驹，如今确定是龙子。”歌辞非常美好，但含义极其隐晦。海西公不能生育，便让左右近臣向龙与内侍交接，生下孩子后冒充自己的儿子。桓石民任荆州刺史、镇守上明时，百姓忽然唱“黄昙子”。曲终又说：“黄昙英，扬州的大佛来到上明。”不久石民去世，王忱任荆州刺史。“黄昙子”是王忱的字。王忱小字佛大，所以说“大佛来到上明”。太元末年，京口歌谣说：“黄雌鸡，不要像雄鸡那样啼叫。一旦脱去毛衣，衣服就破烂不堪，只能栖身。”不久王恭起兵诛杀王国宝，随即被刘牢之击败。司马道子在东府修筑土山，名为灵秀山。不久孙恩作乱，两次践踏会稽。会稽是司马道子的封地。“灵秀”是孙恩的字。庾楷镇守历阳时，百姓唱道：“重罗犁，重罗犁，使君向南而去，再也没有返回的时候。”后来庾楷向南投奔桓玄，被桓玄杀死。殷仲堪在荆州时，童谣说：“芒草蒙住眼睛，绳子捆住腹部。殷氏将败，桓氏将复兴。”不久殷仲堪失败，桓玄取得荆州。王恭镇守京口，起兵诛杀王国宝。百姓歌谣说：“往年吃白米饭，今年吃麦麸。上天要责罚并诛杀你，教你捏住咽喉。咽喉又哑又喘，京口败了又败。” “往年吃白米饭”说的是得志；“今年吃麦麸”，麸皮粗劣，精华已经除去，说明将要失败；上天将降下谴责而诛杀他。“捏咽喉”是气息不通、将死的征兆。“败了又败”是反复郑重叮咛的话。王恭不久死去，京都流行严重的咳嗽病，喉中都发出哑喘声。王恭在京口时，民间又说：“黄头小人想要作贼，阿公在城下，指点就能捆住他。”又说：“黄头小人想要作乱，幸亏有金刀作屏障。” “黄”字的上部和“恭”字的上部相似；“小人”指“恭”字的下部。不久事情果然如歌谣所说。晋安帝隆安年间，百姓忽然创作《懊恼歌》，曲中有“草生出来可以采来打结，女子可以采来抱住”这样的话。桓玄篡位登上帝位后，义军在三月二日扫平京都；桓玄的宫女以及逆党家中的子女、歌伎和姬妾，全都作为军队的赏赐。东至瓯、越，北至淮水、泗水，人人都有所掳获。当时草确实可以结，事情也确实是女子可以抱取，歌谣果然应验。桓玄篡位后，童谣说：“草长到马腹那么高，乌鸦啄食桓玄的眼睛。”桓玄败逃到江陵，在五月中被诛杀，正如歌谣所说的日期。桓玄时期，民谣说：“征钟落地，桓氏逃窜。”征钟是极其污秽的服饰；“桓”是四肢以下的称呼。桓玄由下位登上帝位，就像征钟被置于厕所，歌谣用下体来咏叹民间之事。又说“落地”，是坠地的凶兆；“逃窜”一语，后来也明显应验了。

译司马元显时期，民谣诗说：“应当有十一张口，应当被兵祸所伤。木亘应当向北渡去，逃入浩浩荡荡的地方。”又说：“金刀已经刻成，娓娓地处在金城之中。”据说这首诗是襄阳道人竺昙林创作的，内容涉及很多事情，流传于世。孟顗解释说：“十一口”是“玄”字的形象；“木亘”就是“桓”字。桓氏将要全部逃入关中、洛阳，所以说“浩浩乡”。“金刀”就是刘氏。起兵倡义的诸公，大多姓刘。“娓娓”是美好兴盛的样子。桓玄得志后，童谣说：“长干巷，巷长干。今年杀郎君，明年斩诸桓。”桓玄逃走后，桓氏族人果然全部被诛杀。“郎君”指司马元显。晋安帝义熙初年，童谣说：“官家养芦，化成荻草；芦草不断生长，自然堆积成垛。”当时朝廷养育卢龙，用金紫服饰宠幸他，把名州交给他，恩养已经到了极点；但他不能体察朝廷的好意，反而起兵进攻朝廷，最终成为仇敌。“芦生不止自成积”这句话，等到卢龙作乱后，当时人追想童谣，厌恶其中“成积”的话。见识者说：“铲除积聚的草木，再放火焚烧，这是草木的穷尽；砍伐成堆，又把它当柴烧，也是芦荻的结局。它的兴盛既然达到极点，也将被铲除堆积起来。”卢龙的兵势已经达到穷途，船舰却极为盛大，最终仍然灭亡，僵尸堆积如山。卢龙占据广州，民间歌谣说：“芦草漫漫，竟长到半天高。”后来他占有上游数州的土地，向内逼近京城，正应了“半天”的话。义熙三年间，儿童在道路上相逢，总是举起双手说：“卢健健。”接着说：“斗叹斗叹。”最后又说：“老人年老，老人年老。”当时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卢龙逼近京都，船舰遮蔽江面，这就是“健健”的含义。到了查浦，他多次约定日期要同官军交战，这就是“斗叹”的应验。“老人年老”是说群公将有期颐之庆，因此知道妖逆之徒自然会消灭。当时又有歌谣说：“卢橙橙，随水漂流；东风忽然一起，哪里能进入石头城？”卢龙果然失败，没能进入石头城。从前温峤让郭景纯占卜自己和庾亮的吉凶，郭景纯说“元吉”。温峤对庾亮说：“景纯每次占筮，大概是不敢把话说尽。我们同国家共担安危，他却说‘元吉’，说明事情能够成功。”于是他们协力讨灭王敦。苻坚在位时，童谣说：“阿坚接连三十年；以后如果要失败，应当在江湖边。”后来苻坚在淝水战败，在伪位总共三十年。苻坚时期，歌谣说：“河水清了又清，苻坚死在新城。”苻坚被姚苌杀死，死于新城。苻坚时期又有歌谣说：“鱼羊田斗，应当灭亡秦国。”“鱼羊”合为“鲜”字；“田斗”合为“卑”字。苻坚自称秦王，歌谣说灭亡他的将是鲜卑人。他的群臣劝他把鲜卑人全部杀掉，苻坚没有听从。等到淮南战败返回时，他被慕容冲进攻，逃奔姚苌，最终身死国灭。毛虫之孽：晋武帝太康六年，南阳送来一只两条腿的虎，这是毛虫之孽。见识者为此写道：“武帝的形势已有亏缺，金虎失去威仪；圣主顺应天命，这种异象为何出现？”意思是说这还不是乱象。京房《易传》说：“脚少，是下面不能胜任的征兆。”干宝说：“虎是阴精，却处在阳位，是金属之兽。南阳是火的名称。金精进入火中而失去形体，是王室将乱的妖兆。‘六’是水数，意思是水数已经达到极点，火邪得以发生，金因此遭受败坏。到元康九年，才开始杀太子，距离这里十四年。二七十四，是火始终相乘的数。自武帝受命至愍怀太子被废，共三十五年。”太康九年，荆州进献一只两条腿的玃。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出现在河间，河间王司马颙捕获后进献。角是兵器的象征。董仲舒认为四角象征四方。后来河间王多次率领四方兵马，成为作乱的阶梯，大概就是这种征兆的应验。晋怀帝永嘉五年，偃鼠出现在延陵，这是毛虫之孽。郭景纯为此占筮说：“这个郡以东的县中，将有妖人想要称帝，但不久也会自行死亡。”后来吴兴的徐馥作乱，杀死太守袁琇，徐馥也很快被消灭，这就是应验。晋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在乐贤堂会集各州郡的秀才、孝廉，有一只躭出现在堂前，被捕获。孙盛说：“秀才、孝廉是天下的杰出士人，乐贤堂是用来喜爱、培养贤才的地方。晋朝自从遭遇丧乱以后，风俗教化日益衰败，秀才没有策试取才的能力，孝廉也缺少具备四种德行的宝贵人才。躭出现在堂前，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吧。” 晋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一只麈进入东海王府。百姓纷纷说道：“主进入东海王府。”见识者对此感到奇怪。等到海西公被废为东海王，先前就把他送进了这座府第。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礿祠祭祀结束后，有兔子在宗庙大堂上行走。兔子是野外的动物，却聚集在宗庙大堂，这是最为不祥的事情。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来一只六条腿的獐，刺史武陵王上表说这是祥瑞。其实这是毛虫之孽。宋顺帝升明元年，三头大象经过蔡洲，践踏并毁坏稻谷和园圃田野。犬祸：公孙渊家中有一只狗戴着头巾、穿着深红色衣服登上屋顶，这是犬祸。屋顶是高亢、向阳而危险的地方。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公孙渊身居高位而目无上者，擅自尊大，就像狗戴冠一样。等到他自立为燕王，果然被魏国灭掉。京房《易传》说：“君主不正，臣下想要篡夺；这种妖异就是狗出现在朝门。” 魏国侍中应璩在值班庐舍中，炎▯看见一只白狗，但询问众人，却没有别人看见。过了一年，应璩去世。这接近犬祸的征兆。诸葛恪征讨淮南回来，将要入朝会见时，一只狗叼住他的衣服往回拉。诸葛恪说：“狗是不想让我去吗？”他回去坐下，过了一会儿又起身，狗再次叼住他的衣服。于是他命人把狗赶走，随后登车入朝而被杀害。晋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一只狗，鼻子贴地爬行了三百多步。晋惠帝元康年间，吴郡娄县百姓家中听见地下有狗叫声，挖开查看，得到一雌一雄两只狗。把它们重新放回洞中，用磨石盖住，过了一夜便不知去向。晋元帝太兴年间，吴郡府舍又得到两只头部相同的东西。后来太守张茂被吴兴的军队杀死。考察《夏鼎志》说：“挖地得到狗，名叫贾。”《尸子》说：“地下有狗，名叫地狼。”这是同一事实而名称不同。晋惠帝永兴元年，丹阳内史硃逵家的狗生下三只小狗，全都没有头。后来硃逵被扬州刺史曹武杀死。晋孝怀帝永嘉五年，吴郡嘉兴人张林家的狗说人话：“天下人都要饿死。”

译晋安帝隆安初年，吴郡治下的狗常常在夜间吠叫，聚集在高桥上。人家里的狗数量有限，叫声却非常多。有的人夜里出去窥看，说一只狗仿佛有两三个头，全都朝前胡乱吠叫。不久，孙恩在吴郡、会稽一带作乱。桓玄将要受拜为楚王时，已经设置了拜席，群臣也在陪位。桓玄还没出来，一只狗跑来在他的席位上便溺，众人惊讶不已。桓玄性情猜忌暴虐，竟没人敢说话，只把狗赶走，换了一张席子。宋武帝永初二年，京城有人家的狗说人话。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吴兴东迁人孟慧度的婢女蛮，和狗像夫妻一样相互亲爱，持续了一年多。宋孝武帝孝建初年，颜竣任左卫，在尚书省内听见地下有小狗叫声，挖开后得到一只乌黑的小狗。养了很久，后来它自行死去。宋明帝初年，晋安王子勋在寻阳冒称帝号，柴桑有狗同女人交合，三天不分离。明帝泰始年间，秣陵人张僧护家的狗生下了一只小猪。白眚、白祥：晋武帝太康十年，洛阳宫西宜秋里有石头从地下生出，起初高三尺，形状像香炉，后来像一个弯腰的人，盘结在地上，无法挖掘。考察刘向的说法，这是白眚。第二年，皇帝驾崩，王室开始骚乱，最终因战乱灭亡。京房《易传》说：“石头立得像人，是平民将成为天下雄主的征兆。”这件事接近这种说法。晋成帝咸康初年，地上长出毛，接近白眚。孙盛认为这是百姓劳苦的异象。此后胡人被消灭，中原归向教化，将相都甘愿承受其役使。于是方镇屡次更换，边境戍守不断调动，各自拥带部曲，人数动辄上万。其间征战、征税，劳役没有安宁的年份，天下动荡，百姓因疲惫而怨恨。咸康三年六月，地上长出毛。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上长毛。到太元四年，氐族贼军进攻襄阳，包围彭城，向广陵推进，征发戍守的兵员不断出动，战争接连不断。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上长毛。当时苻坚灭亡以后，经营谋划的事务很多。太元十七年四月，地上长毛。晋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上长毛，有的白、有的黑。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地上长毛。此后江陵多次遭到袭击，交战了好几次。义熙三年三月，地上长白毛。义熙十年三月，地上长白毛。第二年，王师向西征讨司马休之；又过一年，向北扫平关中、洛阳。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寿光坠落陨石。按照《左氏传》，陨石就是星。刘歆说：“平民，只有星辰坠落在宋国，是宋襄公将要得到诸侯拥戴却不能善终的象征。”秦始皇时期也有陨石，班固认为石属阴类，又属于白祥，是臣下将要危害君主的征兆。此后司马氏掌握政权。晋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温县和河阳县各坠落两块陨石。太康六年正月，温县坠落三块陨石。晋成帝咸和八年五月，肥乡坠落一颗星。咸和九年正月，凉州坠落陨石。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羡县离里山的一块大石自行竖立。按照京房《易传》：“平民中的士人将成为天子的征兆。”其中说：“石头立在山上，象征同姓；立在平地，象征异姓。”干宝认为这是孙皓承接被废家族而取得帝位的应验；也有人说，这是孙休将被拥立的征兆。晋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宜年里有石头从地下生出。晋惠帝永康元年，襄阳郡上报得到一块会鸣响的石头，敲击它，声音能传到七八里外。晋惠帝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一块大石漂浮二百步后登上岸。百姓惊叫着互相告诉：“石头来了！”干宝说：“不久就有石冰进入建业。” 晋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降下白毛，这是白祥。当时益州刺史皇甫晏冒着暑热讨伐汶山胡人，从事何旅坚决劝谏，他不听。牙门将张弘等人乘众人怨恨之机，诬陷皇甫晏谋反，把他杀害。京房《易传》说：“先享乐后忧患，这种妖异就是上天下羽毛。”又说：“邪人进用，贤人逃亡；上天下毛。”《易妖》说：“上天下毛羽，贵人出逃。”三种占说都应验了。晋惠帝永宁元年，齐王司马冏发动义军。军中有个八岁的儿童，出身于襄城繁昌县，头发和全身都白了，而且很能占卜。按照《洪范》的说法，这是白祥。晋车骑大将军、东嬴王司马腾从并州迁移镇所到邺，途中行军驻扎在真定。当时积雪已久，只有大门前方圆数尺的地方独自融化，司马腾觉得奇怪，挖开后得到一匹约一尺高的玉马，嘴和牙齿都有缺损。司马腾认为马代表国姓司马，便把它送上去作为祥瑞。然而议论者都说，马却没有牙齿，就不能吃东西，这是妖异的征兆，是衰亡的象征。按照占说，这是白祥。此后司马腾被汲桑杀死，晋室也随即灭亡。宋文帝元嘉年间，徐湛之任丹阳尹。夜里，西门内有一道像白绢的气，指向西南，长达几十丈。又有白光笼罩屋舍，很久后迅速转动才消失。这是白祥。前废帝景和元年，邓琬在寻阳，所种的紫花全都变白，这是白眚。木沴金：魏齐王正始末年，河南尹李胜治理政事厅时，有一根小木材被激落，楇承受符石后折断了虎项。这是木沴金。李胜在十天后就失败了。晋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坛中的石头从中间裂成两半。这是木沴金。郊禖坛是供奉求子的神位，无故自行毁坏，是太子将要遭遇危险的妖兆。第二年，愍怀太子被废并死去。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谢安出镇广陵，刚从石头城出发，金鼓无故自行破裂。这是木沴金的异象。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说，谢安只是徒然宣扬经略的声势，最终没有实际成效，正是钲鼓无用的象征。八月，谢安因病返回，这个月去世。

译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五行传》说：“抛弃法律，驱逐功臣，杀害太子，把妾立为妻，那么火就不能向上燃烧。”这是说火失去本性而造成灾害。又说：“观察事物不明白，叫作不明智。它的过错是舒缓，惩罚是常常温暖，最大的灾祸是疾病。有时会出现草木妖异，有时会出现裸虫之孽，有时会出现羊祸，有时会出现眼病，有时会出现赤眚、赤祥。只有水能够侵害火。”裸虫，刘歆传认为是羽虫。火不能向上燃烧：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发生火灾。当初，皇帝还是平原王时，纳河南虞氏为妃。即位后，却没有立她为皇后，改立典虞车工卒毛嘉的女儿，这就是悼皇后。悼皇后出身本来低微，不应当升居后位，这是把妾立为妻的惩罚。魏明帝青龙元年六月，洛阳宫鞠室失火；二年四月，崇华殿失火，延烧到南阁，后来修复。到三年七月，这座殿又失火。皇帝问高堂隆：“这是什么过错？礼制上难道有祈祷禳灾的办法吗？”高堂隆回答：“灾变发生，都是为了明示教诫。只有遵循礼制、修养德行，才能胜过灾变。《易传》说：‘上面不节俭，下面不节制，妖火就烧毁他的房屋。’又说：‘君主修筑高台，上天就降下火灾。’这是因为君主只顾修饰宫室，不知道百姓已经困乏空竭，所以天以旱灾回应，火从高殿燃起。考察旧有占说，灾火发生，都是拿台榭宫室来警戒。如今应当停止劳役百姓，务求节约，清扫失火之处，不敢在这里营造建筑。若能在这里生出嘉禾，就一定会以此报答陛下虔诚恭敬的德行。”皇帝没有听从。于是重新修复崇华殿，改名为九龙殿。因为郡国前后报告见到龙的事情有九次，所以取这个名字。这是多次抛弃法度、使百姓疲惫而放纵欲望，以及把妾立为妻的应验。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门发生火灾；重修端门后，内殿又失火。考察《春秋》中鲁国雉门和两座观楼失火的事，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想让鲁定公诛杀季氏，仿佛在说应除去那些高显而奢侈僭越的人。汉武帝时期辽东高庙失火，解释也相同。如今这件事与那两件事很相似。而且门是发布号令的地方，殿是处理政务的地方。当时诸葛恪掌握政权，骄矜傲慢、放纵肆意；孙峻统领禁军，险恶残害的本性最终显露。武昌是孙氏尊号开始的地方，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应当除掉他们贵显权势的首要人物。诸葛恪果然损失军队、残害百姓；孙峻把政权交给孙綝，孙綝又废黜孙亮。有人说，孙权拆毁武昌城以扩建太初宫，诸葛恪有迁都的意图，又重新修建门殿，事情不合时宜，所以发生火灾。京房《易传》说：“君主不思考治国之道，这种妖异就是火烧宫殿。”吴孙亮太平元年二月初一，建业发生火灾，是人为纵火。这年秋天，孙綝开始掌权，假借孙亮的诏令杀死吕据、滕胤。第二年，又擅自杀死硃异。这是抛弃法律、驱逐功臣的惩罚。吴孙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门北楼失火。六年十月，石头城小城发生火灾，烧毁西南一百八十丈。此时宠臣张布专擅国政，多次做出无礼之事；韦昭、盛冲最终被斥退而不被任用，又派遣察战等人为使者，惊扰各州郡，导致交趾反叛。这就是相应的过错。吴孙皓建衡二年三月，发生大火，烧毁一万多家，死了七百人。考察《春秋》，齐国发生火灾，刘向认为这是齐桓公贪恋内宠、听信妇人之言、妻妾多次更换的惩罚。孙皓制定诡诈暴虐的法令，抛弃法度，使功臣名士劳苦，诛杀斥退了很多人。后宫有一万多人，宫女进谒的事情屡屡发生，其中受宠厚重、佩带皇后玺印的也有很多。因此发生大火。晋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西阁、楚王居住的坊以及临商观的窗户遭雷击起火。十年四月癸丑，崇贤殿失火。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的廊屋、内坊东屋和辉章殿南阁起火。当时有人上书说：“汉代王氏五侯兄弟轮流任职，如今杨氏三位三公都处于大位，天变屡次出现，我私下为陛下忧虑。”杨珧因此请求退职。当时皇帝听信冯紞的离间，废弃张华的功劳；又听信杨骏的谗言，疏远卫瓘的宠信。这是驱逐功臣的惩罚。第二年，皇帝驾崩。后来楚王司马玮承接秘密发动的旨意，杀害两位公卿，自己也未能免祸。雷击焚毁楚王居住的坊舍，难道也是上天的意思吗？晋惠帝元康五年闰月庚寅，武库失火。张华怀疑将有变乱，先加固守备，然后救火。因此历代积存的奇珍异宝、王莽的头颅、孔子的鞋、汉高祖斩白蛇的剑以及二百万人使用的器械，一下子全都烧毁了。此后愍怀太子被杀，这是杀害太子的惩罚。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设置险要、击柝巡夜，是为了巩固国家；储备兵器，是为了防备意外。如今太子将要倾覆，国家社稷将要灭亡，禁军再也无从施用，皇帝的军队又将保卫谁呢？皇帝和皇后没有醒悟，最终丧失天下，这就是应验。张华、阎纂都说，武库失火而氐、羌反叛，太子被废，由此就可以知道天下的结局了。元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失火。当时贾后凶暴放肆，贾谧专擅朝政，罪恶积累成熟，本应被诛杀灭绝。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即使是亲近显贵而不可容忍的臣妾，也不能因为亲贵而姑息，仍应忍痛诛杀，就像我焚烧高原陵一样。皇帝既昏弱，张华又不采纳裴頠、刘卞的谋划，所以贾后最终与贾谧诬陷杀害太子。干宝说：“高原陵失火、太子被废，就是这种应验。汉武帝时期，高园便殿失火，董仲舒的回答与这一占说相同。” 晋惠帝永康元年，皇帝纳羊氏为皇后。皇后将要入宫时，衣服中忽然起火，众人都感到奇怪。太安二年，皇后的父亲玄之因成都王的逼迫忧愁而死。永兴元年，成都王终于废黜皇后，把她安置在金墉城，并杀死她的叔父羊同之。后来皇后重新被立，立后又被废共四次，后来又下诏赐死，荀籓上表保全了她。她虽最终仍然在位，但忧患逼迫、受尽摧辱，这种事情自古从未听闻。这是妖火的应验。晋惠帝永兴二年七月甲午，尚书各曹失火，延烧到崇礼闼和阁道。尚书总领百官，是王化的根本；这是君王抛弃法律的应验。清河王司马覃入朝成为晋朝继承人，却不能终其帝位，也是杀害太子的惩罚。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阳发生火灾，死了三千多人。当时王如自称大将军、司雍二州牧，部众有四五万人，攻打掠夺各郡县，把它们作为自己的领地。都督力量不足，只能据城自守，贼军于是进攻逼迫襄阳。这是下位凌驾上位、阳失去节制，所以发生火灾。

译晋元帝太兴年间，王敦镇守武昌。武昌起火，王敦发动军队救火。这里救火，那里又起火，东西南北几十处同时响应，数日不停。班固所说的“火焰泛滥而无故妄起，即使出动军队也不能救”就是这种情况。干宝说：“这是臣下行使君主权力、阳气亢盛而失去节制所造成的灾害。”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发生大火。三月，饶安、东光、安陵三县起火，烧毁七千多家，死了一万五千人。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京都发生火灾。当时王敦威逼轻侮朝廷，多次做出无礼之事，内外臣下都心怀怨恨毒意。阴气达到极点便产生阳气，所以发生火灾。这与董仲舒解释《春秋》中陈国火灾的事情相同。晋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雷击焚毁石虎的太武殿及东西两厢、端门，光焰灿烂照彻天空，金属和石头都被烧尽，大火过了一个多月才熄灭。这年四月，石虎已经死去。此后胡人政权最终灭亡。晋海西公太和年间，郗愔任会稽内史。六月发生严重旱灾，大火烧毁几千家，还蔓延到山阴仓，烧毁数百万斛米。火焰和烟雾遮蔽天空，无法扑灭。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京都刮风，火势大起。当时桓温入朝，存心凌驾君上；少主登位，众人心中忧惧恐慌。这与太宁年间的火灾性质相同。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设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劣愚昧，乘风放火，烧毁房屋一百多间。此后考核不严，赏罚升黜没有章法，有培养人才的名义，却没有得到贤才的实际。书中说：“能够识别人，就是明智。”这是“不明智”惩罚的先兆。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贤堂失火。丙申日，螽斯堂、则百堂、客馆和骠骑库都失火。当时朝廷弊政很多，衰败的征兆日益显现。“不明智”的惩罚都有相应的象征。君主和宰相没有醒悟，最终导致动乱灭亡。晋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两艘龙舟失火，这是水侵害火。晋安帝元兴元年八月庚子，尚书下舍曹失火。元兴三年，卢循攻打掠夺广州，刺史吴隐之关闭城门坚守。这年十月壬戌夜间，城中起大火。当时百姓为躲避寇乱挤满城内。吴隐之害怕火灾会应验贼军，却只忙于严密布置兵力，没有先救火，因此府舍全部焚毁，死了一万多人，军民也因而溃散，全被贼军俘获。大概与襄阳火灾的占应相同。晋安帝义熙四年七月丁酉，尚书殿中曹、吏部曹失火。义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地区大规模发生火灾，吴地尤其严重。防火戒备非常严密，却仍然不能停止。王弘当时任吴郡太守，白天在政事厅上，看见天上有一件红色物体落下，形状像传递文书的旗幡，径直落到道路南边一户人家的屋顶上，火势立即又大起来。王弘知道这是上天造成的灾害，没有治罪负责失火的人。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城发生大火。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京城起火，延烧到太社北墙。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城发生大火，风雷非常猛烈。后废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城发生大火。元徽三年三月戊辰，京城再次发生大火，烧毁两岸数千家。恒燠：众多征兆中的“恒燠”，刘向、班固认为是冬天没有冰、霜不能杀死草木的应验。京房《易传》又说：“夏天炎热得能使人死亡，冬天万物却开花结果。” 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桃树、李树开花。孙权在位时，政令繁多、赋税沉重，百姓因劳役而困敝。当时诸葛恪刚开始辅政，便停止校官，宽免拖欠的债务，撤除关卡和桥梁，推崇宽厚政策。这是政事舒缓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桃李在寒冷时开花属于草妖，或许也属于花木之孽。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树、李树开花。自高贵乡公被弑杀以后，晋文王广施恩德，政事崇尚宽缓，这就是相应的征兆。晋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树、李树开花。当时简文帝辅政，政事多有松弛疏略，是舒缓政策的应验。宋顺帝升明元年十月，于潜县的桃、李、柰树都结了果实。草妖：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阳，准备修建建始殿，砍伐濯龙祠的树木时，树中流出血；又挖移梨树，树根受伤也流出血。魏武帝厌恶此事，随后便卧病不起，这个月去世。这大概是草妖，也是赤祥。这一年就是魏文帝黄初元年。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趾的稗草变成了稻子。从前三苗将要灭亡时，五谷发生变种。这是草妖。此后孙亮被废。蜀刘禅景耀五年，宫中一棵大树无故自行折断。谯周为此忧虑，但没有可以同别人说的话，于是在柱子上写道：“众而大，其之会；具而授，若何复。”意思是：“曹”就是众多，“魏”就是大；众多而且强大，天下将要归会于它；既然已经齐备并交付，又怎么会再有可以建立的政权呢？”蜀国果然灭亡，正如谯周所说。这是草妖。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以来一直淤塞，这时一夜之间忽然疏通，连草也没有了。老人们相传说：这个湖堵塞，天下就乱；这个湖通畅，天下就太平。吴国不久灭亡，而九州归于一统。吴孙皓天纪三年八月，建业有人家的院子里生出鬼目菜，攀附枣树生长，高一丈多，茎宽四寸、厚三分。又有荬菜生在工匠吴平家，高四尺，形状像枇杷，上部圆径一尺八寸，下部茎宽五寸，两边长有绿色叶子。东观按照图籍考察，称鬼目菜为芝草，称荬菜为平虑。于是任命狗为侍芝郎，吴平为平虑郎，两人都授银印青绶。干宝说：“第二年晋朝平定吴国，王浚停船之处正好叫平渚，姓名和事情都明显相合，是针对事实的征兆。黄狗，是因为吴以土德承接汉朝，所以开始时有黄龙祥瑞；到了末年，却出现鬼目妖异，寄托在黄狗家中。黄这一称呼没有改变，但贵贱差别却极大，这是天道精微的应验。” 晋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境内竹子开紫色花，结出的果实像麦子，外皮青色，里面红白相间，味道甘甜。元康九年六月庚子，东宫西厢生出一棵桑树，每天长一尺多；甲辰日，枯死。这与殷太戊时期的妖异相同。太子不能领悟其中的警示，所以最终被废黜并杀害。班固说：“野外的树木早晨生出，突然长大，小人将突然占据大臣的位置；这是危害、灭亡国家的象征，仿佛朝廷将成为废墟。”此后孙秀、张林不久掌权，终于造成大乱。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孙司马臧为皇太孙。五月甲子，他进入东宫。桑树又生在西厢。第二年，赵王司马伦篡位，用鸩酒毒死司马臧。这与愍怀太子时期的妖异相同。永康元年四月，壮武国有桑树变成柏树。这个月，张华遇害。

译晋孝怀帝永嘉三年冬，项县有桑树发出像劈解木材一样的声音，百姓称之为“桑林哭”。考察刘向的说法，桑与“丧”同音，又发出哭声，是极其不祥的征兆。当时京师虚弱，胡寇交相逼近，司马越没有保卫国家的心意。第四年冬，他抛弃京师向南逃走，到第五年春，在这座城中去世。石勒拦截他的部众，包围并射杀他们，王公以下直到平民，死者十多万人；又剖开司马越的棺材焚烧他的尸体。这一败局造成中原无人请命，洛阳不久陷落。这就是桑树哭声的应验。永嘉六年五月，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互缠绕而生，形状像连理树。此前郭景纯为延陵偃鼠占筮，得到《临》卦变《益》卦，说：“以后还会有妖树生出，像祥瑞而不是祥瑞，是辛辣带刺的树木。如果出现这种树，东南数百里内一定有叛逆者。”后来徐馥作乱。这是草妖；郭景纯认为这是树木不曲不直的征兆。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一棵樟树长久枯死，这个月忽然重新繁茂，和昌邑枯死的社树复活属于同一占应。晋怀帝不能终享帝业，这是元帝从旁支兴起的应验。永嘉六年五月，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互交缠着生长，形状像连理树。此前，郭景纯为延陵的偃鼠占筮，得到《临》卦变为《益》卦的卦象，说：“以后还会有妖异的树木生长，表面像祥瑞，实际上并不是；这是辛辣而带有螫伤之性的树木。倘若出现这种树，东南方数百里之内必定会有叛逆作乱的人。”后来徐馥果然作乱。这是草木方面的妖异现象，郭景纯认为这是树木失去正常曲直形态的征兆。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一株樟树已经枯萎很久，这个月忽然重新繁茂起来，与昌邑枯死的社树复生所占示的征兆相同。怀帝不能终享其国运，元帝从旁支宗族兴起，正是这一征兆的应验。晋明帝太宁元年九月，会稽剡县有树木长成像人脸的形状。此后王敦起兵作乱，祸患虽大却没有成功。汉哀帝、汉灵帝时期，也都出现过这种妖异，而且人的相貌五官齐全，所以祸患也大。如今这里只有人脸形状，因此变异较轻。晋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日，曲阿有一棵柳树倒在地上，过了六年，这个月忽然又重新生长起来。咸和九年五月甲戌日，吴雄家有一棵榆树已经死了，这天因风雨而重新生长。这与汉代上林苑断柳复生是同一类征象。当初，康帝被封为吴王，当时虽已改封琅邪王，但仍以吴郡作为食邑。这是皇帝越过嫡长子正统而承继帝位、享有国祚的征象。曲阿先前也是吴地，征象出现在吴郡食邑吴雄家中，也可能是上天的意思。晋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日，庐陵郡西昌县修明家有一棵栗树已经死了，这天忽然又生长起来。当时孝武帝才四岁，简文帝还在外地藩国，而天下人心已经归向他。等到简文帝即位并传承帝统，国运便使孝武帝获得隆盛。知情的人私下说，西昌县修明家树木复生的祥兆，正好应验了皇帝的名讳。这与汉宣帝时的征象很相似。晋海西公太和元年，凉州的杨树生出了松树。上天的警戒仿佛是在说：松树不改变枝干、不更换叶子；杨树却是柔弱脆嫩的树木。这表示长久的基业将汇聚在即将危亡的地方。此后张天锡向氐人投降。晋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宁郡同乐县有枯木断裂折倒，忽然自行竖立起来，并且彼此相连。京房《易传》说：“抛弃正道而行淫邪，这种妖异就是树木折断后自行相连。妃后专擅权力，树木倒下却反而竖立起来。”当时政治之道正走向偏邪，许多事情失去了正道。后来张夫人专受宠爱，等到孝武帝去世，众人都把罪责归于张氏。晋安帝元兴三年，荆州、江州两地生出了像麦子一样的竹实。晋安帝义熙二年九月，扬州营扬武将军营士陈盖家有苦荬菜，茎高四尺六寸，宽三尺二寸。这大概与吴国灭亡时的征象相同。义熙年间，宫城上的御道两旁都长出了蒺藜，这是草木方面的妖异。蒺藜有刺，不能踩着行走；它生长在宫墙和驰道上，上天的警戒仿佛是在说：君主默然端坐，不能听理政事，虽居帝位，却像空置的宫殿；虽有御道，却从未驰骋其上，因此都长满蒺藜，仿佛已经废弃。义熙八年，太社坛旁生出薰树。薰在五行文义上属黑色，这是宋朝将以水德兴起的符瑞。羽虫方面的灾异：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聚集在灵芝池。按照刘向的说法，这是羽虫之灾异，也是青色的祥兆。魏文帝下诏说：“这就是《诗经》诗人所说的污泽。《曹诗》讥刺曹恭公疏远君子、亲近小人。如今难道有贤能智慧的人处在下位吗？如果没有，这只鸟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应当广泛举荐天下才德俊异的人、才华出众的人和品行高洁而独行其是的君子，以回应曹国人的讥刺。”于是杨彪、管宁这类人都被荐举。这叫作看见妖异而知道畏惧。虽然如此，魏文帝却不能优厚宽容正直敢言的人，反而多被偏私之情所蒙蔽。京房《易传》说：“排斥退弃有德之人，这种妖异就是水鸟聚集在国都的井中。”黄初末年，宫中有鹰生出，嘴和爪全是红色。这与商纣王、宋隐公时的征象相同。景初元年，又有一只生有巨喙的鸟出现在卫国涓桃里李盖家，形状像鹰，嘴却像燕子。按照刘向的说法，这是羽虫之灾异，也是红色的灾兆。高堂隆说：“这是魏王室的大异象，应当防备鹰扬般强悍的臣子出现在宫墙之内。”此后晋宣王兴起，最终取代了魏王室。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聚集在邺宫文昌殿后的池边。第二年，魏武王去世。魏文帝黄初三年，又聚集在雒阳芳林园的池边。黄初七年，又聚集在那里。那年夏天，文帝去世。景初末年，又聚集在芳林园池边。前代这种鸟两次来到，往往都发生大丧事，魏明帝很厌恶它。这一年，明帝去世。蜀汉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一带，有鸟从长江南岸飞向北岸，不能飞到，落水而死的有一千多只。当时诸葛亮连年调动军队，立志吞并中原，但最终死在渭水以南，谋划的事情没有实现。又由于诸将彼此争斗，损失了不少军队。鸟向北飞却不能到达、落水而死，都有相应的征象。诸葛亮最终不能渡过渭水，难道也是这种应验吗！这与汉代、楚国乌鸦相斗而坠入泗水的事情大致相似。魏明帝青龙三年，戴頠在钜鹿人张臶家筑巢。张臶博学而有高尚节操，不接受袁绍、 高干的征召，魏太祖征召他也没有前往，悠闲自得地隐居避世，门徒有数百人，太守王肃一向敬重他。当时张臶已经一百多岁，对门人说：“戴頠是阳鸟，却在门的北面背阴处筑巢，这是凶兆。”于是拿起琴歌咏，作了一首诗，十天后去世。按照占验，这是羽虫之灾异。魏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阁开始修建，有喜鹊在上面筑巢。喜鹊的身体黑白相杂。这是羽虫之灾异，也是黑白相间的祥兆。明帝拿这件事询问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只有喜鹊筑巢，只有鸠鸟来居住。’如今兴建宫室，喜鹊却来筑巢，这是宫室尚未建成，自己就不能居住其中的征象。上天仿佛是在说：宫室还没有建成，将会有别的姓氏来控制它，不能不深思防备。”于是明帝改变了脸色，神情也震动起来。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有两只乌鸦衔着一只喜鹊坠落在东馆。孙权派兼领丞相的硃据焚烧喜鹊来祭祀。按照刘歆的说法，这是羽虫之灾异，也是黑色的祥兆，表示君主视力不明、听觉不聪的惩罚。当时孙权心意过度、德行衰败，听信谗言，喜好杀戮；两个儿子将要遭遇危难，将相也都处于危险之中。看见妖异却不醒悟，反而加以焚烧祭祀，这是极其昧于正道的做法。第二年，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被赐死，硃据被降职，陆议因忧愤而死，这就是相应的结果。东馆是掌管教化的官府；喜鹊坠落在东馆，难道又是上天的意思吗！

译吴孙权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孙和为南阳王，把他遣往长沙。有喜鹊在他的船帆和桅杆上筑巢。孙和过去的宫僚听说后，都忧愁悲惨，认为桅杆顶端倾斜危险，不是能够长久安稳的征象。此后孙和果然没有得到善终。吴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大鸟在春申出现了五次。吴人认为它是凤凰，第二年便改年号为五凤。汉桓帝时也有五色大鸟。司马彪说：“政治衰败缺失，没有办法招来凤凰，这只是羽虫的灾异罢了。”孙亮没有德政，孙峻又正骄横暴虐，这件事与汉桓帝时相同。按照《瑞应图》，形似凤凰而实际属于灾异的大鸟不止一种，恐怕都是这种鸟。吴孙皓建衡三年，有人声称凤凰聚集在西苑，孙皓因此改年号。这与孙亮时的意义相同。晋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飞上阊阖门。赵伦篡位以后，洛阳得到一只奇异的鸟，没有人能叫出它的名字。赵伦派人把鸟带出去，绕着城邑走了一圈又一圈，向人询问。过了许多天，宫城西面有个小孩看见它，竟自己说：“服留鸟翳。”带鸟的人立即回去报告赵伦。赵伦派人再去寻找那个小孩。找到后，正要把他带入宫中，便暗中把鸟装进笼子，关小孩在屋里。第二天查看时，鸟和小孩全都不见了。这是羽虫之灾异，也是妖异中最严重的一种。赵伦篡夺帝位时，有鹌鹑进入太极殿，野雉聚集在东堂。太极殿和东堂都是朝会、享祭和听理政事的地方。鹌鹑、野雉在同一天聚集在那里，上天仿佛是在说：不应当居处这个帝位。《诗经》说：“喜鹊强健有力，鹌鹑奔走不安。人如果没有良善品行，我却把他当作君主。”说的难道就是这种情况吗！从前殷宗看见野雉鸣叫，因恐惧而修养德行；赵伦看见这两种鸟，却一点也不知道警戒，所以终于灭亡。晋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面塌陷，有鹅从中出现；苍色的鹅飞翔冲天，白色的鹅停留在那里。这是羽虫之灾异，也是黑白相杂的祥兆。董养说：“步广里就是周代的狄泉，是举行盟会的地方。白色代表金，苍色象征胡人，这件事难道能把它完全说尽吗！”此后刘渊、石勒相继在中原擅权，怀帝、愍帝二位皇帝沦陷灭亡，死于非命。晋孝怀帝在位时，周▯家有一只鹅关在笼中，头却伸到笼外而断掉。周▯死后，他的家族被诛杀。晋明帝太宁三年八月庚戌日，有两只鸟，苍黑色，翅膀展开有一丈四尺宽。一只聚集在司徒府，被射杀；另一只聚集在市北的一户人家，也被捕获。这是羽虫之灾异，也是黑色的灾兆。闰月戊子日，明帝去世。后来发生苏峻、祖约之乱。晋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只鸥鸟聚集在宫殿庭院。这也是白色的祥兆。当时庾亮一意孤行地违背众人谋议，准备召苏峻入朝；有人进言却不听的过失，所以白色祥兆先出现了。咸和三年二月，苏峻果然作乱，宫室被焚毁，化为污秽荒芜之地，这就是应验。晋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鹭聚集在宫殿屋脊。当时康帝刚即位，这是不能长久的祥兆。后来不到两年，康帝就去世了。刘向说：“野鸟进入居住之处，宫室将要空虚。”张瓘在凉州举行正朝礼时，放出雀和其他鸟，鸟一离手便死；左右侍从放出的鸟却全都飞走了。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喜鹊在太极殿东边的鸱尾上筑巢，又在国子学堂西头筑巢。太元十八年，东宫开始建成。太元十九年正月，喜鹊又在东宫西门筑巢。这大概与魏明帝景初年间的占验相同。学堂是风俗教化汇聚之处；西门属西方金行，是金行的祥兆。晋安帝义熙三年，龙骧将军硃猗戍守寿阳。他的婢女正在做饭，忽然有一群乌鸦聚集在灶边，争相飞来啄食，婢女驱赶它们也不离开。有一只猎狗咬死了一只乌鸦，其他乌鸦便一起啄狗，狗随即死去；乌鸦又吃它的肉，只剩下骨头。义熙五年六月，硃猗去世。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临轩授予徐羡之司空官职，百官陪列在位，有两只野鹳聚集在太极殿鸱尾上鸣叫。少帝景平二年春天，鹳鸟在太庙西边的鸱尾上筑巢，驱赶走后又回来。文帝元嘉二年春天，有几百只江鸥聚集在太极殿前小台阶以内。第二年，徐羡之等人被诛杀。羊方面的灾异：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导的马厩里有一只羊生下来没有后足。这是羊方面的灾异。京房《易传》说：“脚少了，表示下属不能胜任职事。”第二年，苏峻进入京都，王导和成帝一起被幽禁在石头城，王导仅仅得以保全性命。这就是应验。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进献三角羊。这是羊方面的灾异。红色灾兆与红色祥兆：公孙渊在位时，襄平北市生出一块肉，长和周长各有几尺，长着头、眼睛、嘴和喙，没有手脚，却能摇动。这是红色灾兆。占辞说：“有形状却不能成形，有身体却没有声音，它的国家将要灭亡。”公孙渊不久就被魏国诛杀。吴国戍守将领邓嘉杀猪祭祀神灵，祭祀完毕把猪挂起来，忽然看见一个人头伸来吃肉。邓嘉拉弓射中它，它发出咯咯的声音，绕着房屋转了三天。此事接近红色祥兆。后来有人告发邓嘉谋划向北叛乱，他全家都被诛杀。京房《易妖》说：“山中出现珍宝，江水进入城邑，城邑将有兵乱，形状像人的头，颜色赤红。”吴国诸葛恪将要被诛杀时，洗手的水带有血腥臭味；侍者递给他的衣服，衣服也有臭味。这也接近红色祥兆。晋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阴下了两顷地那么大的红雪。这是红色祥兆。后来过了四年，武帝去世，王宫于是发生动乱。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县出现流血，东西延伸一百多步。这是红色祥兆。元康末年，凶恶达到极点、天下大乱，这是尸体僵卧、鲜血流淌的应验。干宝认为，后来过了八年，封云在徐州作乱，杀伤数万人，这就是应验。晋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下血雨。政治和刑罚过于宽缓，就会出现气候反常温暖以及红色祥兆的妖异。这年正月，朝廷把愍怀太子送到许宫幽禁。上天的警戒仿佛是在说：不应该放纵奸人，否则将使太子含冤而死。惠帝昏愚而未能醒悟，这个月愍怀太子便死去。于是王室内部形成祸乱，灾祸流布天下。淖齿杀死齐闵王那天，天降血雨沾湿衣服，上天是在以此告诫，这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京房《易传》说：“案件归于司法而不能解决，这叫作追非，过错是上天降血雨；这叫作不亲，百姓心怀怨恨，不出三年，宗族将无人幸存。”又说：“奸佞之人获得禄位，有功之臣遭到杀戮，上天就降血雨。”

译晋愍帝建兴四年十二月丙寅日，丞相府斩杀督运令史淳于伯，鲜血逆流而上，冲到柱子二丈三尺高。这是红色祥兆。当时后将军褚裒镇守广陵，丞相声称要北伐；淳于伯因督运迟滞以及役使和贪赃之罪，依据征伐军法被处死。他的儿子上诉说：“淳于伯督运的事情已经办完，没有迟误和缺乏；他虽受贿并役使他人，罪不至死。军队行动的情势，是先造声势、后见实际；实际上只是屯戍，并不是出征。四年以来，漕运迟滞停顿，都没有按照军兴法论处。”僚佐没有人替他申理。发生这件变异后，司直弹劾众官，元帝却也没有追问。于是连续三年大旱。干宝认为这是冤屈之气的应验。郭景纯说：“血属于水类，同属《坎》卦；《坎》代表掌刑法的官府。水性平和，滋润而向下流，不应逆流而上。这是政治有过失的征兆。” 志第二十三　五行四 《五行传》说：“轻慢宗庙，不举行祈祷祭祀，废弃祭礼，违逆天时，水就不能滋润下行。”这是说水失去本性而成为灾害。又说：“听取意见却不聪明明察，叫作不谋。由此产生的过错是急躁，天罚是长久严寒，最严重的结果是贫困。有时会出现击鼓的妖异，有时出现鱼类的灾异，有时出现猪的灾异，有时出现耳病，有时出现黑色灾兆、黑色祥兆。只有火会侵害水。”所谓鱼类灾异，刘歆所传认为是介虫之灾异，说的是蝗虫一类。水不能滋润下行：魏文帝黄初四年六月，连降大雨，伊水、洛水泛滥，水势一直涨到津阳城门，冲走数千家，漂流淹死了人。当初文帝即位后，从邺迁都洛阳，营造宫室，却没有兴建宗庙，魏太祖的神主牌位还在邺地。文帝曾在建始殿按家人祭礼举行飨祭，直到黄初末年也没有再回邺地；圆丘、方泽、南郊、北郊、社、稷等神位，也都没有确定的处所。这是轻慢宗庙、废弃祭祀所受的惩罚。京房《易传》说：“专断行事而自以为聪明，诛罚断绝而不合义理，这种灾异是水灾。水灾时，雨水会杀人；已经下霜，又刮大风，天空变黄。发生饥荒却不减轻徭役，这叫作泰，灾异是洪水杀人。排斥阻遏有德之人，这叫作狂，灾异是洪水，洪水冲流杀人；水退以后土地生虫。案件归于司法而不能解决，这叫作追非，水灾寒冷而杀人。追究诛罚仍不能解决，这叫作不理，洪水导致五谷不收。大败之事不能解决，这叫作皆阴，洪水流入国都城邑，降霜杀死谷物。” 吴孙权赤乌八年夏天，茶陵县洪水泛滥，冲走二百多家；赤乌十三年秋天，丹阳、故鄣等县又发生洪水泛滥。孙权称帝三十年，始终没有在建业创建七庙，只有父亲孙坚的一座庙，而且远在长沙；郊祀礼也有缺失。嘉禾初年，群臣上奏说应当仿效古礼举行祭祀，孙权又不答应。晚年虽举行过一次南郊祭祀，北郊祭祀却最终再没有听说。况且三江、五湖、衡山、霍山、会稽山，都是吴、楚所尊奉的名山大川，也没有按礼祭祀，反而祭祀罗阳的妖神来求福求助。上天仿佛是在说：孙权轻慢宗庙，不举行祈祷祭祀，废弃祭礼，所以显示这种惩罚，希望他受到感动而醒悟。太元元年，又出现大风涌水的异常现象。这年冬天，孙权举行南郊祭祀，难道是在察知并反省过失的征兆吗？回来后便卧病不起。第二年四月去世。另一种说法认为，孙权当时听信并采纳诬陷之言，即使陆议功勋很重、孙和身为太子，也仍然不得善终。这与汉安帝听信谗言、罢免杨震、废黜太子的事情相同。况且赤乌年间几乎没有一年不出兵，百姓忧愁怨恨。赤乌八年秋，将军马茂等人又图谋叛逆。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超过常态，冀州、兖州、徐州、豫州四州洪水泛滥，淹没、溺死百姓，冲走财产。明帝刚即位，就放纵奢侈、极度贪图享乐，大量征召幼女，有时甚至夺取士人的妻子；又大肆装饰宫室，妨害农业和军事，任凭情欲行事，到这时更加严重。号令违逆时令，发生饥荒却不减免劳役，这是水不能滋润下行的应验。吴孙亮五凤元年夏天，发生大水。孙亮即位四年后，才建立孙权的宗庙；而且直到吴国灭亡，也没有给祖宗上尊号，没有修明尊奉父亲的礼制，昭穆排列的数目也有缺失。孙亮、孙休、孙皓又都废弃南郊、北郊二郊祭祀，不按礼祭祀群神。这是轻慢宗庙、不举行祭祀所受的惩罚。又当时孙峻专擅政权，难道是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吗！吴孙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出泛滥。从前修建浦里塘，耗费了无数功力和财物，却不能使田地形成；士卒因而死亡、叛逃，有的甚至自相残杀，百姓忧愁怨恨，这是阴气盛大的表现。孙休又专任张布，罢退盛冲等人，这是吴人将要作乱的应验。吴孙休永安五年八月壬午日，大雨并伴有雷电，水泉涌出泛滥。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四州发大水。泰始七年六月，连降大雨，黄河、洛水、伊水、沁水都泛滥，淹死二百多人。武帝登上帝位后，没有给三后和祖宗加上尊号。泰始二年，又撤去明堂南郊五帝的神位，全部合称昊天上帝，只设一个神位；又省略了先帝、后妃配享大地的礼制。这是轻慢宗庙、废弃祭祀所受的惩罚，与汉成帝时相同。另一种说法认为，过去以及这一年，药兰泥、白虎文在秦州、凉州杀死刺史胡烈、牵弘，朝廷派田璋讨伐药兰泥；又有司马望率大军驻扎淮北，抵御孙皓。内外兵役不断，西州饥荒动乱，百姓忧愁怨恨，这是阴气盛大的表现。咸宁初年，才开始给祖宗上尊号；太熙初年，又恢复五帝神位。晋武帝咸宁元年九月，徐州发大水。咸宁二年七月癸亥日，河南、魏郡突然发大水，淹死一百多人；八月，荆州各郡国发生大水。前一年，朝廷选取良家子女，让她们公开露面进入宫殿，武帝亲自挑选查看，只注重姿色，不考察品德；有隐瞒不报的人，按不敬之罪论处。士大夫忧愁怨恨，天下人都非难此事，这是阴气盛大的应验。咸宁三年六月，益州、梁州八个郡国暴发大水，淹死三百多人；七月，荆州发大水；九月，始平郡发大水；十月，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益州、梁州七州又发生水灾。当时贾充等人掌权日益强盛，正直之人被疏远排斥的很多。咸宁四年七月，司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二十个郡国发生大水。晋武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发大水。泰山冲走三百家，淹死六千多人；江夏也淹死人。当时平定吴国以后，王浚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却被诋毁弹劾、无端加罪；荀勖、贾充没有谋略，却一同获得厚重赏赐。又没收吴国宫女五千人，纳入后宫。这就是相应的结果。太康四年七月，司州、豫州、徐州、兖州、荆州、扬州二十个郡国发大水，损伤秋季庄稼，毁坏房屋，有人死亡。太康六年三月，青州、凉州、幽州、冀州十五个郡国发大水。太康七年九月，西方安定等八个郡国发大水。太康八年六月，八个郡国发大水。晋惠帝元康二年，发生水灾。元康五年五月，颍川、淮南发大水；六月，城阳、东莞发大水并淹死人；荆州、扬州、徐州、兖州、豫州五州又发大水。当时惠帝即位已经五年，仍没有举行郊祀，冬祭、秋祭也多不亲自参加。这是轻慢宗庙、废弃祭祀所受的惩罚。班固说：“君王即位，必定祭祀天地，并按等级祭望山川。如果不敬鬼神，政令违逆，就会有大雾和洪水突然到来，百川倒流泛滥，冲坏乡邑，淹死百姓，这就是水不能滋润下行。”

译元康六年五月，荆州、扬州发大水。按照董仲舒的说法，水代表阴气旺盛。当时贾后扰乱朝政，宠信并扶植贾氏、郭氏，这是女主专擅政权的应验。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的井水泛滥。汉成帝时曾有这种妖异，班固认为这是王莽将要兴起的征象。到赵伦篡位时，便应验了。赵伦在这座城废黜惠帝，井水泛滥的地方正是废帝之处，难道又是上天的意思吗！元康八年九月，荆州、扬州、徐州、兖州、冀州五州发大水。当时贾后凶暴残忍、专横放纵更加厉害，韩谧骄横猜忌更加煽动，最终害死太子，自己不久也遭祸灭亡。元康九年四月，宫中的井水沸腾并溢出。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南阳、东海发大水。当时齐王冏掌握政权，专横放纵，这是阴气旺盛的应验。晋惠帝太安元年七月，兖州、豫州、徐州、冀州发水灾。当时将相争相掌权，没有尊奉君主之心。晋孝怀帝永嘉四年四月，江东发大水。当时王导等人暗中怀有拥立、辅佐他人的谋划，这是阴气旺盛的表现。晋元帝太兴三年六月，发生大水。当时王敦内心怀有不臣之意，傲慢凶狠，作威作福，后来终于被夷灭。太兴四年七月，发生大水。第二年发生石头之败。晋元帝永昌二年五月，荆州以及丹阳、宣城、吴兴、寿春发生大水。晋明帝太宁元年五月，丹阳、宣城、吴兴、寿阳发生大水。当时王敦残害忠良，威势权力震动君主，不久也被诛灭。晋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发生大水。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太后临朝称制，庾亮凭借国舅和民望，在宫禁之中决定政事，这是阴气胜过阳气。咸和二年五月戊子日，京都发大水。这年冬天，苏峻起兵，京城百姓陷于涂炭。咸和四年七月，丹阳、宣城、吴兴、会稽发大水。这年冬天，郭默作乱，荆州、豫州共同讨伐他，半年后才平定。咸和七年五月，发生大水。当时成帝还没有亲自处理政务，政权掌握在大臣手中，这是阴气胜过阳气。晋成帝咸康元年八月，长沙、武陵发大水。这年三月，石虎的掠骑到达历阳；四月，包围襄阳。于是朝廷任命王导为大司马，召集军队；又派赵胤、路永、刘仕、王允之、陈光五位将军，各自率兵戍守防卫。百姓忧愁怨恨，这是阴气旺盛的表现。晋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发生大水。当时幼主年幼柔弱，太后临朝；将相大臣又各自争夺政权，与咸和初年的情形相同。永和五年五月，发生大水。永和六年五月，发生大水。永和七年七月甲辰日夜间，江涛冲入石头城，死亡数百人。前一年，殷浩因个人怨恨废黜蔡谟，远近都非难他。又因幼主在位，殷浩与桓温互相交恶，选集徒众、聚集兵甲，各自推崇私权，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另一种说法认为，江涛冲入石头城，江右地区把它作为兵乱的占兆。此后殷浩、桓温、谢尚、荀羡连年征伐。晋穆帝升平二年五月，发生大水。当时桓温控制朝廷，专门掌管征伐。升平五年四月，发生大水。晋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京都发大水，平地积水数尺，淹到太庙。硃雀大航的缆绳断裂，三艘船漂入大江。丹阳、晋陵、吴国、吴兴、临海五郡又发大水，稻谷庄稼全被冲没，百姓饥荒。这之前的太和四年，桓温北伐失败，军队十成损失九成；第五年，又征讨淮南，过了一年多才取胜。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日，江涛冲入石头城。第二年，妖贼卢竦率领数百名部众进入宫殿，掠取武库三库的铠甲兵器，游击将军毛安之将其讨伐消灭。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发生大水。当时孝武帝年幼柔弱，政权掌握在将相手中。太元五年，发生大水。前一年，氐人叛军攻陷襄阳，又进攻广陵。于是强迫迁徙江、淮一带的百姓，全部命令他们南渡，三个州的百姓失去生业，道路上饥民相望。谢玄虽然击败句难等人，此后征战戍守仍没有停止。这是百姓忧愁怨恨的应验。太元六年六月，荆州、江州、扬州三州发大水。太元十年夏天，发生大水。太元八年，起初击败苻坚；此后在中原用兵，劳役没有一年停止。这是军民忧愁怨恨的应验。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江涛冲入石头城。第二年，丁零、鲜卑侵扰司州、兖州的镇戍，西部、北部疲于奔命。太元十五年七月，兖州发大水。当时沿黄河一带纷争不断，征战戍守十分劳苦。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日，江涛冲入石头城，毁坏大航，冲走船只，有人死亡；京口西浦也有江涛冲入，淹死人。永嘉郡潮水涌起，靠海的四个县许多百姓死亡。后来过了四年孝武帝去世，而王恭再次进攻京师，京师也发兵众抵御。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州、彭城发大水，损伤庄稼。太元二十年，荆州、彭城发大水。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日，发生大水。当时政事弊病很多，百姓都非难它。晋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发大水。前一年，殷仲堪起兵进攻京都；这一年春天，又杀死郗恢。这是阴气旺盛、作威作福的应验。殷仲堪不久也失败灭亡。隆安五年五月，发生大水。当时司马元显作威作福，凌驾君上；桓玄又在西夏擅权，孙恩在东部国家作乱。这是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晋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桓玄篡夺帝位。第二年二月庚寅日夜间，江涛冲入石头城。当时贡使、商旅的船只成千上万，漂流倾覆、冲散断裂，尸骨和腐尸到处可见。江右虽然也有江涛变异，却没有像这次这样严重。三月，义军攻克京都，桓玄败逃，最终被夷灭。元兴三年二月己丑朔日夜间，江涛冲入石头城，漂没并淹死人，大航漂流毁坏。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日，江涛冲入石头城。义熙二年十二月己未日夜间，江涛冲入石头城。第二年，骆球的父亲骆环暗中联结桓胤、殷仲文等人谋划作乱，刘稚也谋反，前后被诛灭的有数十家。义熙三年五月丙午日，发生大水。义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日，江涛冲入石头城。第二年，王师北伐鲜卑。义熙六年五月丁巳日，发生大水；乙丑日，卢循到达蔡洲。义熙八年六月，发生大水。义熙九年五月辛巳日，发生大水。义熙十年五月丁丑日，发生大水；戊寅日，西明门地面裂开，涌出水来，毁坏门扉和门槛；七月乙丑日，淮北遭遇灾害性大风和洪水，淹死人。义熙十一年七月丙戌日，发生大水，淹没浸泡太庙，百官前往救援。第二年，王师北伐关中、黄河以北地区。

译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京城发大水。元嘉七年，右将军到彦之率军进入黄河流域。元嘉十一年五月，京城发大水。元嘉十三年，司空檀道济被诛杀。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阳、淮南、吴、吴兴、义兴五郡发大水，京城里只能乘船。元嘉十八年五月，江水泛滥，淹没居民，损害禾苗庄稼。第二年，右军将军裴方明率领雍州、梁州军队进攻仇池。元嘉十九年、二十年，东部各郡发大水。元嘉二十九年五月，京城发大水。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会稽发大水，平地积水八尺。后来过了两年，北魏军队侵犯青州、冀州，朝廷派羽林军士卒讨伐。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吴兴、义兴发大水。大明四年八月，雍州发大水。大明四年，南徐州、南兖州发大水。后废帝元徽元年六月，寿阳发大水。顺帝升明元年七月，雍州发大水，灾情比关羽围困樊城时还严重。升明二年二月，于潜县翼异山一夜之间有五十二处涌出水来，冲走居民。七月丙午朔日，江涛冲入石头城，居民全被冲走淹没。长久严寒：《洪范》所说的各种征兆中的长久严寒，刘歆认为：“大雪、在不应下雪的时候下雪、大降冰雹、降霜杀死豆类和草木，都是长期严寒的惩罚。”京房《易传》说：“有德之人遭遇险难，这叫作违逆天命；异常现象是寒冷。诛罚过于深重，本应温暖却变得寒冷，持续六天，也会下冰雹。伤害正直之人却不诛罚，这叫作养贼；寒冷持续七十二天，杀死飞禽。正道之人开始离去，这叫作伤；寒冷中万物没有霜却死亡，水从地下涌出。作战不估量敌我力量，这叫作辱命；寒冷时即使下雨，万物也不能茂盛。” 吴孙权嘉禾三年九月初一，降霜，损伤谷物。按照刘向的说法：“诛罚不由君主亲自发出，是臣下专权的征象。”当时校事吕壹专擅作威作福，这与汉元帝时石显掌权而降霜的情况相应。班固的记载是九月二日，陈寿说是初一，看来都说明当时霜还不至于损伤谷物。吕壹后来也伏法被诛。京房《易传》说：“兴兵而妄自诛杀，这叫作失去法度；灾异是霜，夏天杀死五谷，冬天杀死麦子。诛罚不察明实情，这叫作不仁；这种霜在夏天先有大雷大风，冬天先下雨，然后降霜，并且带有芒刺。贤人圣人遭受伤害，这种霜附着在树木上而不落地。奸佞之人依靠刑法，这叫作私下害人；这种霜出现在草根和土缝之间。不进行教化就杀人，这叫作暴虐；这种霜反而出现在草的下面。” 嘉禾四年七月，下了冰雹，又降霜。按照刘向的说法：“冰雹是阴气胁迫阳气的表现。”当时吕壹作威作福、掌握政权，诋毁重臣，排挤陷害无辜。从太子孙登以下的人都憎恨他的毒害，但吕壹反而获得封侯和特别宠信。这与《春秋》中公子遂专擅任事而下冰雹的情况相应。汉安帝听信谗言，杀害许多无辜之人，也曾下冰雹。董仲舒说：“凡是冰雹，都是因为有所胁迫，施行了专断的政治。”所以会这样。吴孙权赤乌四年正月，大雪，平地积雪三尺，鸟兽冻死了一大半。这年夏天，全琮等四位将军进攻淮南、襄阳，战死一千多人。此后孙权因听信谗言，多次责备陆议，陆议愤怒忧恨而死。这与汉景帝、汉武帝时下大雪的事情相同。赤乌十一年四月，下冰雹。当时孙权听信谗言，将要危害太子。此后硃据、屈晃因违逆孙权心意而被贬辱，陈象因忠诚进谏而被族诛，太子最终被废。这是有德之人遭受险难、诛罚过于深重的应验。晋武帝泰始六年冬天，大雪。泰始七年十二月，大雪。第二年，发生步阐、杨肇战败之事，死伤极多。泰始九年四月辛未日，降霜。当时贾充的亲党相互勾结、掌握政权。这与鲁定公时以及汉元帝时降霜的情况相应。晋武帝咸宁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党、秦郡的霜冻损害了三种豆类。咸宁三年八月，河间遭遇暴风、寒冷和结冰，五个郡国降霜，损伤谷物。此后朝廷大规模征讨吴国，马隆又率领精锐勇士讨伐凉州。咸宁五年五月丁亥日，钜鹿、魏郡下冰雹，损伤禾、麦；辛卯日，雁门下冰雹，损伤秋季庄稼。咸宁五年六月庚戌日，汲郡、广平、陈留、荥阳下冰雹；丙辰日，又下冰雹，损伤秋麦一千三百多顷，毁坏房屋一百三十多间；癸亥日，安定下冰雹；七月丙申日，魏郡又下冰雹；闰月壬子日，新兴又下冰雹；八月庚子日，河东、弘农又下冰雹，同时损伤秋季庄稼和三种豆类。晋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河东、高平降霜和冰雹，损伤桑树、麦子；四月，河南、河内、河东、魏郡、弘农下冰雹，损伤麦子、豆类；五月，东平、平阳、上党、雁门、济南下冰雹，损伤禾、麦和三种豆类。太康元年四月庚午日，京畿内两个县以及东平、范阳县下冰雹；癸酉日，京畿内五个县又下冰雹。当时王浚建立了大功，权贵外戚却相互陷害压制他，武帝从容观望而不能决断，这是阴气胁迫阳气的应验。太康二年二月辛酉日，济南、琅邪降霜，损伤麦子；壬申日，琅邪下雪，损伤麦子；三月甲午日，河东降霜，损害桑树。太康二年五月丙戌日，城阳、章武、琅邪损伤麦子；庚寅日，河东、乐安、东平、济阴、弘农、濮阳、齐国、顿丘、魏郡、河内、汲郡、上党下冰雹，损伤庄稼。太康二年六月，十六个郡国下冰雹。太康三年十二月，大雪。太康五年七月乙卯日，中山、东平下冰雹，损伤秋季庄稼。太康五年七月甲辰日，中山下冰雹；九月，南安下大雪，折断树木。太康六年二月，东海降霜，损伤桑树、麦子。太康六年三月戊辰日，齐郡临菑、长广、不其等四县，乐安梁邹等八县，琅邪临沂等八县，河间易城等六县，高阳北新城等四县降霜，损伤桑树、麦子。太康六年六月，荥阳、汲郡、雁门下冰雹。太康八年四月，齐国、天水二郡降霜；十二月，大雪。太康九年正月，京都刮大风、下冰雹，掀毁房屋、拔起树木；四月，陇西降霜。太康十年四月，八个郡国降霜。

译晋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郡、汤阴下冰雹。元康三年四月，荥阳下冰雹；弘农湖县、华阴县又下冰雹，积深三尺。当时贾后凶暴淫乱、专横放纵，与《春秋》中鲁桓公夫人的事情相同，这是阴气旺盛的表现。元康五年六月，东海下冰雹，积深五寸；十二月，丹阳下冰雹。元康五年十二月，丹阳、建业下大雪。元康六年三月，东海降霜，杀死桑树和麦子。元康七年五月，鲁国下冰雹；七月，秦州、雍州降霜，杀死庄稼。元康九年三月，连续十八天，河南、荥阳、颍川降霜，损伤禾苗；五月，下冰雹。当时贾后凶暴躁虐更加严重，这年冬天便废黜了愍怀太子。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襄城下了冰雹。当时齐王冏专擅朝政。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阳刮风下雹，树木被折断，庄稼受到损伤。晋惠帝光熙元年闰八月初一甲申日，下霰和雪。刘向说：“阳气旺盛时降雨，雨水受到热气蒸腾；阴气逼迫它，就转变成冰雹。阴气旺盛时降雪，雪凝结停滞；阳气逼迫它，就散成霰。”如今不合时令地下雪，这是君主听政不明所招致的应验。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天下雪，积到地面三尺。永嘉七年十月庚午日，下大雪。晋愍帝建兴元年十一月戊午日，会稽大雨，雷电交作。己巳日夜里，西北方有红色云气闪耀。当晚大雨雷电交作。庚午日，下大雪。考察刘向的说法：“雷在二月出现，八月入地。”这个月出现雷电，是阳气没有闭藏。既已发泄出来，第二天却立即下大雪，都是失去时令的异常现象。当时刘载在平阳僭越称号，李雄在蜀地称制，九州四分五裂，西京孤立衰微。这是君主失去时令的征象。晋元帝太兴二年三月丁未日，成都刮风下雹，打死了人。太兴三年三月，海盐郡下冰雹。当时王敦凌辱皇上。晋元帝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州、冀州、并州下大雪。晋明帝太宁元年十二月，幽州、冀州、并州下大雪。太宁二年四月庚子日，京都下大雨雹，燕雀被打死。太宁三年三月丁丑日，下冰雹；癸巳日，降霜；四月，又下大雨雹。这一年明帝去世，不久发生了苏峻之乱。晋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日，下冰雹。当时成帝年幼软弱，政权掌握在大臣手中。咸和九年八月，成都下雪。这一天李雄去世。晋成帝咸康二年正月丁巳日，皇后到太庙行礼。当晚下冰雹。晋康帝建元元年八月，下大雪。当时政权掌握在将相手中，这是阴气旺盛的表现。此事与《春秋》中鲁昭公时季孙宿专权的情形相同。刘向说：“凡是雨，属阴；雪又是雨中的阴气。在不合时令的时候出现，是迫近灾祸的征象。” 晋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州一带下大雪，人和马大多冻死。永和五年六月，临漳暴风雷鸣，下的冰雹有升那么大。永和十年五月，凉州下雪。第二年八月，桴罕护军张瓘率领宗混等人攻灭张祚，改立张曜灵的弟弟玄靓。京房《易传》说：“夏天下雪，是告诫臣下将要作乱。”永和十一年四月初一壬申日，下雪；十二月戊午日，打雷；己未日，又打雷。当时穆帝年幼，太后临朝称制，政权掌握在大臣手中。晋穆帝升平二年正月，下大雪。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四月己酉日，下冰雹；十二月，下大雪。当时孝武帝年幼软弱，政权掌握在将相手中。太元十二年四月己丑日，下冰雹。当时中州有战事，兵役连续多年。太元二十年五月癸卯日，上虞下冰雹。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日，下冰雹。当时张夫人独受宠幸，后来孝武帝突然去世，百姓尤其怨恨她。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连续下雪二十三天。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冢宰专擅朝政。晋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日，下冰雹。这年秋天，王恭、殷仲堪率军入朝讨伐，最终都被诛杀。晋安帝元兴二年十二月，严寒异常。当时桓玄篡夺帝位，政事烦琐苛刻，这是相应的灾异。晋朝原有的弊病在于宽缓松弛，桓玄却反过来变得严酷。刘向说：“周朝衰败时没有寒冷的年份，秦朝灭亡时没有温暖的年份。”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元兴三年正月甲申日，下霰雪，又打雷。雷和霰不应在同一天出现，这是失去时令的应验。二月，义兵起事，桓玄失败。元兴三年四月丙午日，江陵下冰雹。当时安帝蒙受尘辱，流亡在外。晋安帝义熙元年四月壬申日，下冰雹。当时四方尚未统一，军中每天都警戒备战。义熙五年三月己亥日，雪积数寸深。义熙五年五月癸巳日，溧阳下冰雹；九月己丑日，广陵下冰雹。第二年，卢循到达蔡洲。义熙五年九月己丑日，广陵下冰雹。义熙六年正月丙寅日，下雪，又打雷。义熙六年五月壬申日，下冰雹。义熙八年四月初一辛未日，下冰雹；六月癸亥日，下冰雹，大风掀翻房屋。这年秋天，刘籓等人被诛杀。义熙十年四月辛卯日，下冰雹。宋文帝元嘉九年春天，京都下冰雹，溧阳、盱眙尤其严重，牛马受伤，禽兽被打死。元嘉十八年三月，下冰雹。元嘉二十五年，北虏侵犯青州。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积雪，天气严寒。元嘉二十九年五月，盱眙下冰雹，雹子有鸡蛋那么大。元嘉三十年，国家发生祸乱，战争大规模爆发。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二月庚寅日，下大雪，平地积雪二尺多。第二年，北虏侵犯冀州，朝廷派羽林军向北征讨。明帝泰始五年四月壬辰日，京城下冰雹。后废帝元徽三年五月乙卯日，京城下冰雹。雷震：魏明帝景初年间，洛阳城东桥、洛水浮桥的桓楹，同一天有三处一起遭雷击；不久又有雷击西城上的候风木，木上的飞乌被震落。当时大兴徭役，明帝不久去世。吴孙权赤乌八年夏天，雷击宫门的柱子；又击中南津大桥的桓楹。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初一，大风雷电交作；这个月又雷雨不断。其征象与前面的说法相同。孙亮最终被废。晋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初一甲申日，淮南郡有雷电。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日，毗陵有雷电，南沙司盐都尉戴亮把情况上报。太康十年十二月癸卯日，庐江、建安有雷电和大雨。晋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日，雷击崇阳陵西南五百步处的标志，标志被击碎成七十片。当时贾后陷害辅政大臣，宠信并扶植自己的亲戚。这与汉桓帝时雷击宪陵寝宫的情形相同。贾后最终被诛灭。晋惠帝永兴二年十月丁丑日，有雷电。晋怀帝永嘉四年十月，有雷电。

译晋元帝永昌二年七月初一丙子日，雷击太极殿的柱子。永昌二年十一月，会稽、吴郡有雷雨和闪电。晋明帝太宁元年七月初一丙子日，雷击太极殿的柱子。晋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日，会稽郡下大雨并发生雷电。咸和三年六月辛卯日，临海发生大雷，震毁郡府内的小屋，折断柱子十枚，并造成一人死亡。咸和三年九月二日立冬时，会稽发生雷电。咸和四年十二月，吴郡、会稽发生雷电。咸和四年十二月，丹阳发生雷电。晋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日，雷雨和闪电交作。晋穆帝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日，打雷；乙丑日，又打雷。升平五年十月庚午日，东南方传来雷声。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日，雷击含章殿四根柱子。太元五年十二月，南方传来雷声。太元十四年七月甲寅日，雷击宣阳门西边的柱子。晋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日，有雷雨。晋安帝元兴三年，永安皇后从巴陵回来。将要设置仪仗引导她入宫时，天雷震击，人和马各有一匹当场死亡。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一月初一辛卯日，西北方刮猛烈的风；癸丑日，打雷。义熙五年六月丙寅日，雷击太庙，击破东边的鸱尾，穿透墙壁和柱子。义熙六年正月丙寅日，打雷；丁卯日，又下雪。义熙六年十二月壬辰日，雷声大作。义熙九年十一月甲戌日，打雷；乙亥日，又打雷。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癸丑日，打雷。元嘉五年六月丙寅日，雷击太庙，击破东边的鸱尾，穿透墙壁和柱子。元嘉六年正月丙寅日，雷雪交作。元嘉七年十月丙子日，打雷。元嘉八年十二月庚辰日，打雷。元嘉九年十一月甲戌日，雷雪交作。元嘉十四年，雷击初宁陵入口的标志，将其劈成四段，一直裂到地面。元嘉十七年，废黜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骨肉相残，从此开始。前废帝景和元年九月甲午日，雷鸣震动。明帝泰始二年九月辛巳日，雷鸣震动。泰始四年十月辛卯日，雷鸣震动。泰始四年十一月初一癸卯日，雷鸣震动。泰始五年十一月乙巳日，雷鸣震动。泰始六年十一月庚午日，打雷。后废帝元徽三年九月戊戌日，打雷。元徽三年九月丁未日，打雷。元徽三年九月戊午日，雷鸣震动。元徽三年十月辛未日，打雷；甲戌日，又打雷。从帝升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丙申日，雷击建阳门。鼓妖：晋惠帝元康九年三月，许昌城中传出像牛叫一样的声音。十二月，太子被废，幽禁在许宫。按照《春秋》记载，晋文公的灵柩曾发出像牛叫的声音，刘向认为这是鼓妖。他说：“声音像这样，是发怒的征象。将要有因急怒而谋划的事情，从而产生兵甲之祸。”这件事也属于同类。第二年，贾后派黄门孙虑杀死太子，用药杵击打太子，声音传到了宫外。苏峻驻扎历阳时，外营将军的鼓自己鸣响，像有人在敲鼓。苏峻亲手砍鼓，说：“我在乡里时如果有这种事，城就要空了。”不久果然发生叛乱，苏峻一党被消灭。这是听政不明所受的惩罚，鼓妖先出现了。石虎末年，洛阳城西北九里处，青石底座上的石牛忽然鸣叫，声音传到四十里外。石虎派人打掉它的两只耳朵和尾巴，又用铁钉钉住四只脚。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初一己酉日，东北方有像雷一样的声音。考察刘向的说法，他认为：“雷应当依托云而出现，就像君主依托臣下。无云而有雷，是君主不体恤百姓，百姓将要反叛的征象。”后来孝武帝去世，天下逐渐混乱，孙恩、桓玄相继侵犯京城。吴兴长城县夏架山有一面石鼓，长一丈多，鼓面直径约三尺，下面有盘石作鼓足。它鸣响时，声音像金鼓；三吴地区将有战争。晋安帝隆安年间，石鼓大响，后来发生了孙灵秀之乱。鱼孽：魏齐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两条鱼聚集在武库屋顶上。这是鱼孽。王肃说：“鱼生在深渊，却高高出现在屋顶上；有鳞甲的动物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边将恐怕将有丢弃铠甲、发生变乱的事情吧。”后来果然有东关之败。干宝又认为这是高贵乡公兵祸的应验。两种说法都与班固的主旨相同。晋武帝太康年间，有两条鲤鱼出现在武库屋顶上。干宝说：“武库是收藏兵器的府库，鱼有鳞甲，也属于兵器一类。鱼极其属阴，屋顶却属太阳；鱼出现在屋顶上，象征至阴之物以兵革之祸侵犯太阳。”到晋惠帝初年，杨骏被诛，太后被废，箭矢交错射入馆阁。元康末年，贾后诬陷并杀害太子，不久自己也被诛杀废黜。十年之间，母后之难两次兴起，这就是它的应验。从此祸乱形成。京房《易妖》说：“鱼离开水，飞入道路，战争将要发生。” 蝗虫：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发生严重蝗灾，百姓饥饿。考察蔡邕的说法：“蝗灾是上位者贪婪苛刻造成的。”当时孙权归顺，魏文帝趁他正在进行西陵之战，调集大军袭击他，孙权于是背叛。晋武帝泰始十年六月，发生蝗灾。当时荀氏、贾氏掌握政权，排斥并残害公正正直的人。晋孝怀帝永嘉四年五月，发生严重蝗灾，从幽州、并州、司州、冀州一直到秦州、雍州，草木以及牛马的毛鬣都被吃光。当时天下兵乱，军队肆意残害百姓，百姓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司马越、苟晞二人；然而他们竞相施行暴虐苛刻的政策，谋划治理毫无章法。晋愍帝建兴四年六月，发生严重蝗灾。前一年胡人军队频繁进攻北地、冯翊，麴允等人率全部兵力抵御。这时又抵御刘曜，被刘曜击败，西京于是溃败。晋元帝太兴元年六月，兰陵郡合乡发生蝗灾，禾稼受害。乙未日，东莞蝗虫纵横三百里，禾苗受害。太兴元年七月，东海、彭城、下邳、临淮四郡发生蝗灾，禾稼、豆类受害。太兴元年八月，冀州、青州、徐州三州的蝗虫把正在生长的草吃光，一直延续到第二年。当时中州沦陷，暴乱日益严重。太兴二年五月，淮陵、临淮、淮南、安丰、庐江等郡的蝗虫吃掉秋麦。太兴三年五月癸丑日，徐州以及扬州江西各郡发生蝗灾，吴地百姓很多饿死。前一年，王敦兼领荆州，苛刻暴虐的祸端从此兴起。又在这一年年初，徐州刺史蔡豹率军讨伐周抚。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发生蝗灾。当时丁零侵犯兖州、豫州，鲜卑逼近河南，征召戍守不止。太元十六年五月，飞蝗从南方飞来，聚集在堂邑县境内，危害禾苗。这年春天，朝廷征发江州军队中的甲士二千人及其家属六七千人，分别编入护军和东宫，后来不久几乎全部逃散死亡；边将又接连征战杀伐。豕祸：

译吴孙皓宝鼎元年，野猪进入右司马丁奉的军营。这是豕祸。后来丁奉被派去攻打谷阳，没有功劳而返回，孙皓发怒，斩杀了他的引导军队的将领。等到孙皓调集大军向北出兵时，丁奉和万彧等人互相说：“如果到了华里，就不得不各自返回了。”这番谋划泄露后，虽然丁奉当时已经去世，孙皓仍追究攻打谷阳的事情，杀死他的儿子丁温，并把家属全部迁徙到远方。这就是豕祸的应验。龚遂说：“山野中的兽进入宫室，宫室将要空虚。”这也是同样的象征。晋孝怀帝永嘉年间，寿春城内有一头猪生了两个头，但没有活下来。周馥把它取来观看。当时一位通晓数术的人私下对他说：“猪是北方的牲畜，象征胡、狄。两个头，象征没有最高统领。生下来就死，象征事情不能成功。上天的意思仿佛是说：不要产生独占权力的谋划，否则将自取覆灭。”周馥没有醒悟，于是想迎接天子、号令诸侯，不久被元帝击败。这就是应验。石勒不久也渡过淮河，百姓死亡的有十分之八九。晋愍帝建武元年，有一头猪生了八只脚。这是听政不明所受的惩罚。京房《易传》说：“凡是妖异出现，各自象征同类的事情。脚多，象征所任用的人奸邪。”此后发生了刘隗之变。晋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钱塘百姓家中的母猪生下两只小猪，脸都像人，面貌如胡人，但身体仍然是猪。京房《易妖》说：“猪生出人头猪身的东西，地方将要发生混乱并灭亡。”这是母猪生产出这种异物，异常尤其严重。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一头猪，一个头、两个身体、八只脚。太元十三年，京都百姓家中的猪生下小猪，一个头、两个身体、八只脚。这些都与建武年间属于同一种妖异。此后宰相沈酗酒荒废政事，不顾朝政，近臣和亲近之人掌权，国家纲纪逐渐混乱，最终大为败坏。黑眚黑祥：晋孝怀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色云气四处充塞。这接近黑祥。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文帝巡幸京口。有黑色云气突然升起，占卜认为将有战争。第二年，北虏南侵到瓜步，在江边饮马。火侵水：晋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鲁国的池水都红得像血。考察刘向的说法，这接近火侵水，是听政不明所受的惩罚。京房《易传》说：“沉溺女色，贤人隐退，国家危险；这种异常现象就是水流变红。” 晋穆帝升平三年二月，凉州城东的池水中出现火；四年四月，姑臧泽的水中又出现火。这是火侵水的妖异。第二年，张天锡杀死中护军张邕。张邕是掌握政权的大臣。晋安帝元兴二年十月，钱塘临平湖的水变红。桓玄暗中示意吴郡派人上言，说这是除去旧物、迎来祥瑞，并把它说成对自己有利的祥瑞。不久桓玄就失败了。

译《志》第二十四　五行五 《五行传》说：“营造宫室，修饰台榭，内行淫乱，冒犯亲戚，侮辱父亲和兄长，就会使庄稼不能成熟。”这是说土失去本性而造成灾害。又说：“思虑之心不明智，这叫作不圣。它的过错是昏乱，它的惩罚是恒久的大风，它的极端后果是凶祸、夭折和早死。有时会出现脂夜之妖，有时会出现华孽，有时会出现牛祸，有时会出现心腹疾病，有时会出现黄色的灾异和祥瑞，有时会出现金、木、水、火侵害土的现象。”班固说：“不说‘惟’，而只说‘时则有’，是因为并非只有一种冲气侵害，说明这类异常尤其重大。”华孽，刘歆解释为蠃虫之孽，即螟虫一类的灾害。庄稼不能成熟：吴孙皓在位时，曾经有一年没有水旱灾害，禾苗长得茂盛，但果实不能成熟，百姓因此饥饿；孙皓统治的地区都是这样，连续多年没有停止。吴人认为这是露水伤害造成的，不对。考察刘向《春秋说》说：“水旱灾害本应记录；不记录水旱，却说大面积没有麦子和禾苗，是土气不能养育庄稼，庄稼不能成熟。”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孙皓初次把都城迁到武昌，不久又迁到建业；还修建新的馆舍，用珠玉装饰，修得过分壮丽，毁坏各宫室，扩建苑囿，在暑天兴工而妨碍农业，使官民疲惫懈怠。《月令》说：“季夏不可以兴土功。”孙皓全都违背了它。这是营造宫室、修饰台榭所受的惩罚，与《春秋》中鲁庄公三次筑台属于同样的应验。班固说：“没有水旱灾害，而草木和各种谷物不能成熟，都叫作庄稼不能成熟。” 晋穆帝永和十年，三种麦子都歉收，直到关西也是如此。从前一年秋天到这一年夏天，没有水旱灾害，却没有麦子成熟，正如刘向所说。民间又说：“苗多而不结果实叫作伤害。”这也是同样的意思。恒风：魏齐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风连续刮了几十天，掀翻房屋，折断树木；十二月戊子日月底，风势尤其猛烈，震动太极东阁。魏齐王嘉平元年正月初一壬辰日，西北方刮大风，掀翻房屋、折断树木，昏暗的尘土遮蔽天空。根据管辂的说法，这是时刑；大风是执政者忧患的征兆。当时曹爽昏昧专断，骄横僭越过度，天戒多次出现，他始终不改。这是思虑不明、恒风惩罚的表现。后来过了十多天，曹爽等人被消灭。京房《易传》说：“众人一起违逆、心志相同，至高的德行就会潜藏；它的异常现象是风。这种风运行不止，万物不能生长，雨少而且伤害庄稼，是政令违背、德行隐没，叫作乱。它的风先刮风而不下雨，突然刮起大风，掀屋折木。守持义理却不肯前进，叫作昏昧；它的风与云一起升起，折断五谷的茎。臣下取代君上的政权，叫作不顺；它的风猛烈地刮起，掀翻房屋。赋税征收没有条理，叫作祸；它的风破坏常规，停下就温暖，温暖就生虫。诸侯专擅封爵，叫作不统；它的风急刮而树木不摇，谷物不能成熟。君主不思考正道而只图私利，叫作没有恩泽；它的风不摇树木，天旱无云，禾苗受伤。公卿总是谋求私利，叫作乱；它的风微弱而温暖，生出虫蝗，危害五谷。” 抛弃正道而行淫邪，叫作迷惑；它的风温暖，螟虫滋生，危害有益于人的万物。诸侯不来朝见，叫作叛；它的风没有定常，大地变红，降雨会杀人。吴孙权太元元年八月初一，大风刮起，江海水势涌涨溢出，平地积水八尺深，拔起高处山陵上的两棵树，石碑被吹得移动，吴城两座城门被风吹落。根据华核的答复，这是徭役繁重、赋税沉重以及思虑昏乱不明所受的惩罚。第二年，孙权去世。吴孙亮建兴元年十二月丙申日，大风雷电交作。这一年，魏国派大军分三路来进攻，诸葛恪击破魏军东兴部队，另外两军也退走。第二年，诸葛恪又攻打新城，军队损失大半，回来后被杀。吴孙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日，风向接连转变四五次，又连续多日被雾笼罩。当时孙綝一家有五人封侯，权势压倒吴主；风雾之灾与汉代五侯以及丁氏、傅氏专权属于同样的应验。十二月丁卯日夜里，又刮大风，吹折树木，卷起沙土。第二天，孙綝被诛杀。晋武帝泰始五年五月初一辛卯日，广平大风折断树木。晋武帝咸宁元年五月，下邳、广陵刮大风，毁坏一千多家房屋，折断树木。咸宁元年五月甲申日，广陵、司吾、下邳刮大风折断树木。咸宁三年八月，河间大风折断树木。晋武帝太康二年五月，济南刮大风，折断树木，损伤麦子。太康二年六月，高平刮大风折断树木，掀坏邸阁四十多处。太康八年六月，八个郡国发生大风。太康九年正月，京都风雹交作，掀翻房屋，拔起树木。过了两年，武帝去世。晋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风暴雨拔起树木。元康五年四月庚寅日夜里，暴风刮起，城东渠水掀起波浪；七月，下邳大风，毁坏房屋；九月，雁门、新兴、太原、上党遭灾风，损伤庄稼。第二年，氐、羌反叛，朝廷派大军向西征讨。元康九年六月，飙风吹走贾谧的朝服，飞出几百丈远。第二年，贾谧被诛。元康九年十一月初一甲子日，京都连续刮大风，掀屋折木。十二月，太子被废。晋惠帝永康元年二月，大风拔起树木。三月，愍怀太子被害。己卯日，灵柩从许昌启程返回洛阳；这天大风雷电交作，帷帐和车盖都被吹飞撕裂。永康元年四月，张华住宅遭飙风，折断树木，织物和轴杆被吹飞六七件。这个月，张华遇害。永康元年十一月初一戊子日，大风从西北方刮来，折断树木，吹飞石块。第二年正月，赵王伦篡位。晋惠帝永兴元年正月癸酉日，赵王伦在太庙祭祀，灾风突然刮起，尘土沙石四面合围。这年四月，赵王伦伏法。晋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日，大风拔起树木，屋瓦全被吹飞。永昌元年八月，暴风毁坏房屋，拔起御道柳树一百多棵。这场风纵横无常，仿佛从八方同时刮来。十一月，元帝去世。晋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日，成都大风，掀翻房屋，折断树木。四月，李寿袭击并杀死李期。晋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日，晋陵、吴郡遭受灾风。晋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日，策立何氏为皇后。这一天刮大风。升平五年正月初一戊戌日，刮猛烈的风。晋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刮起迅猛急骤的大风。

译晋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初一戊申日，暴风迅速刮起，从丑时方向吹来，片刻后转从子时方向吹来，飞沙扬砾。晋孝武帝太元元年二月初一乙丑日，暴风折断树木。太元二年闰三月初一甲子日，暴风和急雨一同到来，掀屋折木。太元二年六月，长安大风拔起苻坚宫中的树木。此后苻坚再次南伐，自己被杀，国家灭亡。太元四年八月乙未日，暴风。太元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风。太元十二年七月甲辰日，大风拔起树木。太元十七年六月乙未日，大风折断树木。晋安帝元兴二年二月甲辰日，大风暴雨，大航门的屋瓦被吹落。第二年，桓玄篡位，从这座门进入。元兴三年正月，桓玄向南游览大航，旋风吹飞了他的▯卑▯兒盖。三月，桓玄失败。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大风折断树木。这个月，桓玄在峥嵘洲被击败，尸体也被肢解。元兴三年十一月丁酉日，大风，江陵有很多人死亡。晋安帝义熙四年十一月初一辛卯日，西北方刮起猛烈的风。义熙五年闰十月丁亥日，大风掀翻房屋。第二年，卢循到达蔡洲。义熙六年五月壬申日，大风拔起北郊的树木，那些树已有几百年。琅邪、扬州的两座射堂倒塌损坏。这一天，卢循的大船漂流沉没。甲戌日，又刮风，掀屋折木。这年冬天，朝廷军队向南征讨。义熙十年四月初一己丑日，大风拔起树木。义熙十年六月辛亥日，大风拔起树木。第二年，朝廷向西征讨司马休之。宋少帝景平二年正月初一癸亥日清晨，暴风刮过殿庭，宴席上的席子被吹翻，扬起几十丈高。五月，少帝被废。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庚申日，寿阳突然下雨，出现回旋的风云和雾气，宽约三十步，从南方刮来，到城西后回旋散灭。正对着风势的房屋和树木都被摧毁刮倒。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大风拔树飞瓦。元嘉三十年正月，大风拔树，冻雨杀死牛马，雷电交作，天色昏暗。二月，文帝去世。孝武帝大明七年，风吹断初宁陵隧道入口左边的标志。钟山通天台刚刚建成，就被风吹倒，散落在山涧中。第二年闰五月，孝武帝去世。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初一乙未日，京城刮大风。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申日，京城刮大风。泰始二年四月甲子日，京城刮大风。泰始二年五月丁未日，京城刮大风。泰始二年五月己酉日，京城刮大风。泰始二年九月乙巳日，京城刮大风。后废帝元徽二年七月甲子日，京城刮大风。元徽三年三月丁卯日，京城刮大风。元徽三年六月甲戌日，京城刮大风。元徽四年十一月辛卯日，京城刮大风。元徽五年三月庚寅日，京城刮大风，掀翻房屋，折断树木。元徽五年六月甲寅日，京城刮大风。夜妖：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闰正月戊戌日，大风使天色昏暗，行人都跪伏在地。接近夜妖。刘向说：“正当白天却昏暗，是阴气变成阳气，臣下控制君主。”当时晋景王正在讨伐毌丘俭，这一天刚开始出兵。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发生大震，白天却昏暗。这是夜妖。班固说：“夜妖，是云和风一起出现而变得昏暗，所以与普通的风具有相同的征象。”刘向《春秋说》说：“上天的警告仿佛是在说：不要让大夫世代担任官职，否则将使他们专擅政事，天下昏暗。”第二年，鲁国季友去世，果然形成世袭官职而鲁国公室衰微。魏国出现这种妖异，是晋朝将取得天下的应验。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日，大风使天色昏暗。后来孝武帝去世，诸侯违抗命令，内部兵戈相争，权力被司马元显夺取，祸乱由桓玄造成。这就是它的应验。蠃虫之孽 晋孝武帝咸宁元年七月，各郡国发生螟灾；九月，青州又发生螟灾。咸宁元年七月，各郡国有青虫啃食禾稼。咸宁四年，司州、冀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各郡国都发生螟灾。晋武帝太康四年，会稽的彭蜞和螃蟹都变成了老鼠，数量很多，遍布田野，大量啃食稻谷，造成灾害。太康九年八月，各郡国有二十四处发生螟灾，螟灾的含义与蝗灾相同。当时武帝听信谗言诬告。太康九年九月，虫害伤及庄稼。晋惠帝元康二年九月，带方、含资、提奚、南新、长岑、海冥、列口的虫子把禾苗叶子吃得精光。晋惠帝永宁元年七月，梁州、益州、凉州发生螟灾。当时齐王冏掌握政权，这是贪婪苛刻的应验。永宁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阳、太原、新兴、北海的青虫啃食禾苗叶子，严重的地方损害了五六成。永宁元年十二月，各郡国有八处发生螟灾。牛祸：晋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外北方有一头死牛的头会说话。这接近牛祸。当时武帝经常生病，深深忧虑身后之事，但托付后事没有做到大公无私，这是思虑昏乱的应验。师旷说：“怨气在百姓中发动，就会有本来不会说话的东西开口说话。”这也是同样的意思。晋惠帝太安年间，江夏人张骋所乘的牛说：“天下正要大乱，你骑着我到哪里去！”张骋害怕，掉头返回；狗又说：“回来得为什么这么早？”不久，那头牛又像人一样站立行走。张骋让善于占卜的人为此占卦。占卜者说：“天下将发生兵乱，造成的灾祸不止一家。”这一年张昌反叛，首先攻取江夏，张骋成为将帅。于是五州残破混乱，张骋也被灭族。京房《易妖》说：“牛能说话，就应当根据它说的话占断吉凶。”《易萌气枢》说：“君主不喜爱士人，奔跑的马披着绣衣，狗狼吃人的食物，就会有六畜说妖异之言。”当时天子和诸侯不把施惠于百姓当作要务，也是这种应验。晋愍帝建武元年，曲阿城门的牛生下小牛，身体是一个却有两个头。元帝太兴元年，武昌太守王谅的牛生下一头小牛，两个头、八只脚、两条尾巴共用一个腹部。三年后死去。又有牛生一只脚、三条尾巴，都一出生就死。根据司马彪的说法，两个头象征政权掌握在私人门第手中，上下尊卑没有分别。京房《易传》说：“脚多，象征所任用的人奸邪；脚少，象征臣下不能胜任职事。”此后都出现了相应的事情。晋元帝太兴四年十二月，郊祀用的牛死了。考察刘向解释《春秋》的说法，郊祀用牛死亡，是说宣公昏昧混乱，所以上天不享用他的祭祀。元帝中兴晋朝的功业，实际上是王导谋划的。刘隗窥探迎合元帝的心意而得到亲信宠幸，王导却被疏远排斥。这是昏昧不明所造成的祸害。

译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护军的牛生下小牛，两个头、六只脚。这年冬天，苏峻发动叛乱。咸和七年，九德百姓袁荣家的牛生下小牛，两个头、八只脚，两条尾巴共用一个身体。京房《易传》说：“滥杀无罪之人，牛就会生出妖异。” 桓玄的封国在荆州，他前往拜访刺史殷仲堪，走到鹤穴时遇见一位老人，赶着一头青牛，形貌和毛色奇异。桓玄立即用自己所乘的牛换取了它。骑到零陵泾溪时，那头牛奔跑得异常迅疾，于是桓玄停下车马给牛饮水。牛径直走入江水，再也没有出来。桓玄派人窥伺守候，过了一整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宋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羡之的大儿子徐乔之出行，想进入广莫门。牛径直要进入廷尉寺，身边人阻拦也阻拦不住，进去后才出来。第二天，徐乔之被捕。元嘉二十九年，晋陵送来一头牛，牛角从右胁长出，长八尺。第二年二月，东宫发生祸乱。孝武帝大明三年，广州刺史费淹进献三角水牛。黄眚黄祥：蜀刘备章武二年，向东征伐。二月，从秭归进军，驻扎在夷道。六月，秭归出现黄色云气，长十多里，宽几十丈。十多天后，刘备被陆逊击败。这接近黄祥。魏齐王正始年间，中山王周南任襄邑县长。有一只老鼠从洞里出来，说：“王周南，你将在某日死亡。”周南没有回应。老鼠回到洞里。到了约定的日期，它戴着帽子、头巾，穿着黑衣出来，说：“周南，你今天中午应当死。”周南仍不回应。老鼠又钻进去，片刻后再出来，说的仍和先前一样。将近中午时，老鼠进进出出，反复说了几遍同样的话。正好到中午，老鼠说：“周南，你不回应我，我还说什么？”话说完，便跌倒而死，衣帽也随即脱落。拿来查看，原来都只是一只普通的老鼠。考察班固的说法，这是黄祥。当时曹爽掌握政权，竞相结党营私，所以老鼠出现变异。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春天，太湖岸边忽然出现很多老鼠。这年夏天，水势上涨，老鼠全都变成鲤鱼。百姓一天之内捕捞，往往能得到三五十斛。第二年，发生大饥荒。晋元帝太兴四年八月，黄色雾气四处充塞，尘埃般的气体遮蔽天空。根据杨宣的答复，这接近土气，是混乱的祥兆。晋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日，黄色雾气四处充塞。晋穆帝永和七年三月，凉州大风拔树，黄色雾气夹着尘土降下。当时张重华听信谗言，把谢艾调出任酒泉太守，任用的却不是合适的人。到永和九年张重华去世，继承他的儿子被杀。这就是应验。京房《易传》说：“听到善言却不采纳，这叫作无知。它的异常是黄色，过错是耳聋，灾祸是不再有继承人。所谓黄色，是黄色浑浊的气体四处充塞天下，遮蔽贤人、断绝正道，所以灾祸到来而断绝世系。” 晋安帝元兴元年十月初一丙申日，黄色雾气昏暗浑浊，没有下雨。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空出现黄色光芒，明亮地照到地面。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认为这是荣光，是天下太平的祥瑞，于是上表庆贺。地震：吴孙权黄武四年，江东接连发生地震。当时孙权接受魏国授予的爵位和任命，担任大将军、吴王，改年号并专擅统治，不再履行臣子的礼迹。京房《易传》说：“臣下的行为即使正当，专擅也一定会引发震动。”董仲舒、刘向都说，这是“臣下势力强盛，将要发动并造成祸害”的应验。魏明帝青龙二年十一月，京都发生地震，震动从东方传来，隐约有声音，屋瓦也摇动。魏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发生地震。这年秋天，吴国将领硃然包围江夏，荆州刺史胡质将他击退。又有公孙渊自立为燕王，改定年号，设置百官。第二年，魏军讨伐并平定了他。吴孙权嘉禾六年五月，江东发生地震。赤乌二年正月，那里又再次地震。当时吕壹专擅政权，步骘上疏说：“我听说校事官吹毛求疵，只想陷害别人，以成就自己的威势和福禄；无罪无辜的人横遭重刑，即使是大臣，也得不到信任。这样一来，天地怎么能不发生变异？所以嘉禾六年、赤乌二年，土地接连震动，这是臣下专权的应验。希望这些灾异能够警醒君主，难道不应深思其中的意义吗！”后来吕壹终于败亡。魏齐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发生地震。正始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正始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当时曹爽专擅政权，把太后迁到永宁宫，太后与皇帝哭泣着分别。接连多年发生地震，正是这种情况的应验。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江东又发生地震。当时孙权听信谗言，不久便罢黜硃据，废掉太子。蜀刘禅炎兴元年，蜀地发生地震。当时宦官黄皓专擅权力。按照司马彪的说法，宦官没有阳气的施行，犹如妇人一样。这是黄皓受到任用的应验，与汉和帝时的事情相同。这年冬天，蜀国灭亡。晋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发生地震。这年冬天，新平的氐、羌反叛。第二年，孙皓大举派兵进入涡口。叛军侵扰秦州、凉州，刺史胡烈、苏愉都被他们杀害。泰始七年六月丙申，发生地震。晋武帝一朝，开始有贾充，结束有杨骏；他们结党营私、蒙昧贪利，只求专擅权势和宠幸，最终导致天下丧失，原因就在这里。晚年所任用的人越来越坏，所以一年之中也发生六次地震，这是这种情况的应验。裴叔则说：“晋朝的德行之所以不能与尧、舜相提并论，是因为朝中有贾充这些人。” 晋武帝咸宁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东、平阳发生地震。咸宁四年六月丁未，阴平、广武发生地震；甲子日，阴平、广武又发生地震。晋武帝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阳发生地震。太康五年正月壬辰，发生地震。太康六年七月己丑，发生地震。太康七年七月，南安、犍为发生地震；八月，京兆发生地震。太康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发生地震；七月，阴平发生地震；八月，丹阳发生地震。太康九年正月，会稽、丹阳、吴兴发生地震；四月辛酉，长沙、南海等八个郡国发生地震；从七月到八月，又发生四次地震，其中三次有如雷的声音。太康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阳发生地震。晋武帝太始元年，发生地震。

译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发生地震。元康四年二月，蜀郡山崩，造成人员死亡；上谷、上庸、辽东发生地震。五月壬子，寿春山崩，洪水涌出，城墙毁坏，地面塌陷，范围方圆三十丈，涌水杀人。六月，寿春雷声大作，山崩地裂，百姓房屋陷下而死，上庸郡也发生同样的灾害。八月，上谷发生地震，涌出洪水，杀死一百多人。居庸地面裂开，宽三十六丈，长八十四丈，涌水而出，发生大饥荒。上庸有四处山崩地陷，宽三十丈，长一百三十丈，涌水杀人。十月，京都发生地震；十一月，荥阳、襄城、汝阴、梁国、南阳的土地都发生地震；十二月，京都又发生地震。当时贾后扰乱朝政，掌握权力并专断，这是最终遭祸败亡的应验。汉邓太后摄政时，各郡国发生地震。李固认为：“土地属阴，按理应当安静。如今却越过阴的职责，专行阳的政事，所以以地震作为应验。”这与此事相同。京房《易传》说：“没有德行却专享禄位，这叫作不顺。它的地震会使丘陵涌出水来。”又说：“小人剥毁房屋，它的妖异是山崩。这叫作阴气压过阳气，弱者战胜强者。” 又说：“阴气背离阳气，土地就会裂开；父子分离，夷人、羌人反叛离去。”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发生地震；六月，金城发生地震。元康六年正月丁丑，发生地震。元康八年正月丙辰，发生地震。晋惠帝太安元年十月，发生地震。当时齐王冏专擅政权。太安二年十二月丙辰，发生地震。当时长沙王专擅政权。晋孝怀帝永嘉三年十月，荆州、湘州两州发生地震。当时司马越专擅政权。永嘉四年四月，兖州发生地震。晋愍帝建兴二年四月甲辰，发生地震。当时幼主在位，权力集中在臣下手中，四方纷乱如云，战乱不停。建兴三年六月丁卯，长安发生地震。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西平发生地震，涌出水来；十二月，庐陵、豫章、武昌、西陵发生地震，山体崩塌。干宝说：“这是王敦欺凌君上的应验。”太兴二年五月癸丑，祁山发生地震，山崩造成人员死亡。当时相国南阳王司马保在祁山自称晋王，这是不能善终的征兆。太兴三年四月庚寅，丹阳、吴郡、晋陵发生地震。这一年，南平郡山崩，挖出雄黄数千斤。晋成帝咸和二年三月，益州发生地震；四月己未，豫章发生地震。这一年，苏峻发动叛乱。咸和九年三月丁酉，会稽发生地震。当时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晋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发生地震。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太后临朝称制，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所以接连多年发生地震。永和二年十月，发生地震。永和三年正月丙辰，发生地震。永和四年十月己未，发生地震。永和五年正月庚寅，发生地震。永和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发生地震，声音如雷。永和十年正月丁酉，发生地震，声音如雷，鸡和雉都鸣叫。永和十一年四月乙酉，发生地震；五月丁未，又发生地震。晋穆帝升平五年八月，凉州发生地震。晋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发生地震。当时政权掌握在将领和宰相手中，君主只是面向南方而坐罢了。隆和元年四月丁丑，凉州发生地震，浩亹山崩塌。这是张天锡降服、灭亡的征兆。隆和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发生地震。当时桓温专擅政权。晋海西太和元年二月，凉州发生地震并涌水。晋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发生地震。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十月辛未，发生地震。当时继位的君主年幼，政权掌握在将相手中。宁康二年七月甲午，凉州地震，山体崩塌。晋孝武帝太元二年闰月壬午，发生地震；五月丁丑，又发生地震。太元十一年六月己卯，发生地震。此后，沿河的各位将领连续多年从事战事。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日夜间，发生地震。太元十七年六月癸卯，发生地震；十二月己未，又发生地震。当时群小玩弄权力，天下人都侧目而视。太元十八年正月癸亥朔日，发生地震；二月乙未，又发生地震。晋安帝隆安四年九月癸酉，发生地震。当时幼主年少昏昧，政权掌握在臣下手中。晋安帝义熙四年正月壬子夜间，发生地震并有声响；十月癸亥，发生地震。义熙五年正月戊戌夜间，寻阳发生地震，声音如雷。第二年，卢循被平定。义熙八年，从正月到四月，南康、庐陵共发生四次地震。第二年，朝廷军队向西征讨荆州、益州。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丙辰，发生地震。当时派遣军队经营治理司州、兖州。元嘉十二年四月丙辰，京城发生地震。元嘉十五年七月辛未，发生地震。元嘉十六年，发生地震。孝武帝大明二年四月辛丑，发生地震。大明六年七月甲申，发生地震，声音从黄河以北传来；鲁郡山摇地动，彭城城墙的女墙有四百八十丈坠落，房屋倒塌，兖州地裂并涌出泉水，两年没有停止。后来北虏之主死亡，兖州刺史夏侯祖权去世。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发生地震。泰始四年七月己酉，东北方有如雷的声音，发生地震。明帝泰豫元年闰七月甲申，东北方有如雷的声音，发生地震。后废帝元徽二年四月戊申，发生地震。元徽五年五月戊申，发生地震。七月，皇帝死亡。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的土地，从远处望去，像是土地中有水，水中可以看见人、马和各种物体的影子，过了多年才消失。山崩、地陷、地裂：吴孙权赤乌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以及故鄣、宁国一带的群山崩塌，洪水泛滥。按照刘向的说法：“山属阳，代表郡国；水属阴，代表百姓。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君主之道崩坏，百姓将失去安身之处。”这与《春秋》所记梁山崩塌，以及汉代齐、楚群山发水，是同一类事情。“三代规定祭祀，祭祀不能越过所望祭的山川；吉凶祸福，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吴国虽然称帝，实际上仍是列国；灾害发生在丹阳，这就是上天的意思。国君以山川为主，山崩川竭，是国家灭亡的征兆。两年后孙权去世，孙权去世二十六年后吴国灭亡。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塌。这是魏国灭亡的征兆。这年冬天，晋取得天下。

译晋武帝太始三年三月戊子，太行山崩塌。太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塌，山石坠落三里。这是晋朝灾祸的征兆。到晋武帝去世时，禄位离开皇室，晋怀帝、晋愍帝相继沦陷于北方，晋元帝在南方中兴，这就是它的应验。京房《易传》说：“从上到下的叫作崩，它的应验是泰山的石头翻滚而下；圣王接受天命，君主却被俘虏。” 晋武帝太康五年丙午，宣帝庙的地面塌陷。太康六年三月，南安新兴县山崩，涌出水来。太康七年七月，硃提的大泸山崩塌，震坏郡府房舍；阴平的仇池山崖石坠落。太康八年七月，下大雨，宫殿前地面塌陷，方圆五尺，深达数丈。晋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壬子，地面塌陷，方圆三十丈，造成人员死亡。史书没有记载其具体地点。元康四年八月，居庸地面裂开，宽三十丈，长一百三十丈，涌水杀人。晋孝怀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阳东北的步广里地面塌陷。永嘉三年八月乙亥，鄄城城墙无故自行毁坏七十多丈，司马越厌恶此事，迁居濮阳。这是显示灾异的异常现象。司马越最终欺凌君上，后来也遭受了祸患。永嘉三年七月戊辰，当阳有三处地面裂开，每处宽三丈，长二百多步。京房《易传》说：“地面裂开，是臣下分离、不肯相互顺从的表现。”此后司马越与苟晞交恶，四方牧伯没有不离散的，王室于是灭亡。永嘉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塌。永嘉四年四月，湘东酃县的黑石山崩塌。晋元帝太兴四年八月，常山崩塌，涌出水来，滹沱河水满溢，大树倾倒拔起。晋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庐山西北的山崖崩塌。十二月，刘胤被郭默杀死。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间，突然雷雨大作。贾谧斋舍的屋柱陷入地中，压住了贾谧的床帐。这是木气侵扰土气，土失去本性，不能承载的表现。第二年，贾谧被诛杀。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阳地面发热燃烧，可以用来烧火做饭。这是火气侵扰土气。当时礼乐和征伐都由诸侯发出。晋安帝义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阴有如雷的声音，地面塌陷，深、宽各四尺。义熙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门的地面裂开，涌出水来，毁坏了门扇和门槛。这是水气侵扰土气。《五行传》说：“君主不能达到中正之道，这叫作不能建立正道。它的过错是昏昧，惩罚是长期阴暗，最严重的后果是衰弱。有时会出现射杀的妖异，有时会出现龙蛇的灾孽，有时会发生马的灾祸，有时会出现下民攻伐上位者的疾病，有时会出现日月运行错乱、星辰逆行。” 长期阴暗 吴孙亮太平三年，从八月起长久阴天不下雨，持续四十多天。当时正谋划诛杀孙綝，计划泄露。九月戊午，孙綝带兵包围宫殿，废孙亮为会稽王。这就是长期阴暗所代表的惩罚。吴孙皓宝鼎元年十二月，太史上奏说阴天久而不雨，将会有阴谋。孙皓非常惊恐。当时陆凯等人打算趁孙皓拜谒宗庙时废掉他。出发后，留平率兵在前面开路，陆凯把计划告诉留平，留平不同意，因此没有成功。孙皓既然肆意暴虐，群臣多怀有异心，最终导致投降和灭亡。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四月，连续阴天不下雨。元徽三年八月，阴天很多。两年以后，后废帝死亡。射杀的妖异：蜀车骑将军邓芝征讨涪陵时，看见黑猿沿山而行，便亲手射中它。猿拔出箭，卷起树叶塞住伤口。邓芝说：“唉！我违背了万物的本性，我恐怕要死了。”不久便去世了。这就是射杀的妖异。另一种说法是，猿母抱着孩子，邓芝射中了母猿；小猿替母猿拔箭，取树叶塞住伤口。邓芝叹息，把弓投入水中，自己知道应当要死了。晋恭帝还是琅邪王时，喜欢猎奇嬉戏，曾把一匹马关在门内，叫人射它，想看看射多少箭马才会死。身边有人劝谏说：“马是国姓的象征，如今射它，太不吉祥了。”于是停止射马，但马已经中了十多箭。这大概就是射杀的妖异。不久桓玄篡夺帝位。龙蛇的灾孽：魏明帝青龙元年正月甲申，青龙出现在郏县摩陂的井中。凡是祥瑞在不合时宜的时候出现，就会成为妖异，何况它困在井中，更不是吉祥之兆。魏国因此改定年号，是错误的；晋武帝不表示庆贺，是正确的。干宝说：“从明帝到魏国灭亡，出现青龙、黄龙，都是君主废立兴亡的应验。魏属土运，青色属木，而木不能胜过金；黄色得其正位，青色失其正位，这是相应的象征。青龙多次出现，表示君主的德行和国家的运数相互克伐。所以高贵乡公最终败于兵乱。考察刘向的说法：‘龙是尊贵的象征，却困在井中，诸侯将有被幽禁拘执的祸患。’魏国时期出现的龙无不在井中，这是居上位者受到逼迫控制的应验。高贵乡公所作《潜龙诗》，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冬十月戊戌，黄龙出现在邺城井中。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龙出现在轵县井中；六月乙丑，青龙出现在元城县境内的井中。甘露二年二月，青龙出现在温县井中。甘露三年，黄龙、青龙仍然出现在顿丘、冠军、阳夏县境内的井中。景元三年二月，青龙出现在轵县井中。吴孙皓天册年间，龙在长沙百姓家中产乳，吃鸡雏。京房《易妖》说：“龙在百姓家中产乳，君王将成为庶人。”后来孙皓投降。晋武帝咸宁二年六月丙申，白龙两条出现在九原的井中。晋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两条龙出现在武库的井中。皇帝看见龙，面露喜色，百官准备祝贺。只有刘毅上表说：“从前龙的涎沫出现在夏的朝廷，灾祸便在周室发生；龙出现在郑国城门，子产没有庆贺。”皇帝回答说：“我的德政还没有修明，没有什么可以承受上天嘉祥的。”于是没有庆贺。孙盛说：“龙是水中的生物，和人有什么关系？子产这样说是对的。但龙出现在不应出现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妖灾。龙以飞翔、显现为美，若潜伏在幽暗之处，就不是吉祥。汉惠帝二年，两条龙出现在兰陵井中，本志认为这是后来赵王被幽禁而死的征兆。武库是帝王收藏威御器物的地方，宫室深密，并非龙所应居之处。七年后，藩王互相残害；二十八年后，果然有两个胡人僭越窃取神器。石勒、石虎这两个逆贼的字都叫‘龙’，这次异象的表征，便有了验证。”史臣考察认为：龙本是祥瑞，却屈居井中，前代史书已经说明这是祥瑞中的异常。不过征兆幽微，不可凭臆测断定，所以《五行志》和《符瑞志》两边都加以保存。晋愍帝建兴二年十一月，桴罕的羌族歌妓生下一条龙子，颜色像锦缎的花纹，曾经到母亲那里吃奶；远远看见有神光，因此很少有人能靠近观看。

译晋武帝咸宁年间，司徒府有两条大蛇，长十多丈，住在听事堂的平梁上，多年没有人发现；只是府中常常无故少了小孩以及猪、狗之类的牲畜。后来一条蛇夜间出来，被刀刺伤，不能离开，人们才发觉。于是调集人力攻击，过了一段时间才将它杀死。司徒府是施行五教的官府，这是皇极不能建立，所以出现蛇的灾孽。汉灵帝时，蛇出现在御座上，杨赐认为这是皇帝沉溺女色的应验。魏代宫人已经很多，晋代又超过魏代，沉溺于宴饮游乐，这就是蛇孽的原因。《诗经》说：“有虺有蛇，是女子兴盛的征兆。” 晋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临淄有一条十多丈长的大蛇，背着两条小蛇，进入城北门，径直从市中进入汉城阳景王祠，随后不见。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齐国正有刘章那样安定倾危的功劳；如果不严格节制、忠诚谨慎，又将重蹈刘章失职、被夺功的耻辱。齐王冏没有醒悟，虽然有复兴王室的功劳，却因骄傲凌辱他人而招致祸患。大蛇背着两条小蛇出入朝廷和市场，也各有相应的象征。晋明帝太宁初年，武昌有一条大蛇，常住在旧神祠的空树中，每次探出头来，都从人们那里接受食物。京房《易妖》说：“蛇出现在城邑中，不出三年就会有大规模战争，国家将有大忧患。”后来朝廷讨伐并消灭了王敦及其党羽。马的灾祸：晋武帝太熙元年，辽东有马在两耳下生角，长三寸。按照刘向的说法，这是战争的象征。等到晋武帝去世以后，皇室遭受兵祸，这就是它的应验。京房《易传》说：“臣下取代君上，政事□不顺□，它的妖异是马生角。”又说：“天子亲自出征，马就生角。”《吕氏春秋》说：“君主失道，马就会生角。” 晋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皇太子将要举行释奠礼，太傅赵王司马伦为骖乘，车到南城门时，马停住了，力士推它也不能前进。司马伦改乘轺车，车才得以继续前进。这是马的灾祸。上天的警戒仿佛在说：司马伦不懂得义理和正道，最终会成为作乱叛逆之人，不是辅导太子、奉行礼制的人。司马伦没有醒悟，所以后来败亡。元康九年十一月戊寅日的冬天，一匹母骝马受惊奔到廷尉审讯堂，悲鸣而死。这大概是愍怀太子蒙冤而死的象征。它出现在廷尉审讯堂，难道也是上天的意思吗！晋孝怀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马在南城门鸣叫。晋元帝大兴二年，丹阳郡属吏、濮阳人杨演的马生下一匹小马，两个头从颈部以前就分开，出生后便死了。按照司马彪的说法，这是政权掌握在私门的象征，两个头正是这种象征。此后王敦欺凌君上。晋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一匹红得像血的马，从宣阳门一直跑入殿前，盘旋一阵后跑出去，随后追赶也不知道它去了哪里。己卯日，皇帝患病，六月去世。这是马的灾祸，也是红色灾祥。张重华在凉州时，准备诛杀他的西河相张祚；张祚马厩里的几十匹马同时全都没有了尾巴。晋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马生角，刺史郭铨把它送给都督桓玄观看。考察刘向的说法，马本来不应生角，这象征桓玄本来不应起兵反抗君上。看见灾异却不醒悟，所以最终遭到夷灭。人的灾异：魏文帝黄初初年，清河人宋士宗的母亲变成了鳖，进入水中。魏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下士卒奚农的女儿死而复生。当时有人打开周代墓葬，发现殉葬女子，过了几天有了气息，几个月后能够说话，郭太后怜爱她，把她收养起来。又有太原百姓掘墓破棺，棺中有一个活着的妇人，问她原来的事情，她什么也不知道。看她墓中的树，大约已有三十年。按照京房《易传》，这是至阴转为阳、下人变成上人的现象，是晋宣王兴起的象征。汉平帝、汉献帝时也有这种异象，分别被占认为王莽、曹操将要兴起的征兆。公孙渊做饭时，有个小孩在蒸笼中被蒸死；此后公孙渊被夷灭。吴孙亮建兴二年，诸葛恪将要征讨淮南时，有个穿着丧服的孝子进入他的内阁。盘问他，他回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当时内外守卫也完全没有看见他，众人都觉得奇怪。等诸葛恪回来，果然被杀。诸葛恪已经遇害后，他的妻子在室内，让婢女倒水洗手，听见婢女的血液在眼中涌动的声音。她的眼神也异常，妻子问她原因，婢女突然跳起，头碰到屋梁，挽起手臂、咬牙切齿地说：“诸葛公竟然被苏峻杀死了。” 吴孙休永安四年，安吴百姓陈焦死了七天，又从墓中挖出坟墓出来。干宝说：“这与汉宣帝时的事情相同。乌程侯孙皓承继被废之家，这是他取得帝位的祥兆。” 吴孙皓宝鼎元年，丹阳人宣骞的母亲，年满八十岁，因洗澡变成了鼋。她的兄弟关起门来守护她，在堂上挖出一个大坑，里面装满水。鼋在坑中游玩了一两天，总是伸长脖子向外张望，等到门稍微打开，便翻滚跳出，进入远处的水潭，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与汉灵帝时黄氏母亲的事情相同，是吴国灭亡的征兆。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县报告说看见一个巨人，身高三丈多，脚印长三尺二寸，头发白，戴黄头巾，穿黄色单衣，拄着手杖，呼唤百姓王始，对他说：“现在天下将要太平。”不久晋朝便取代魏朝。晋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满七十岁，头上生角。考察《汉志》的说法，这大概是赵王司马伦篡乱的象征。晋武帝咸宁二年二月，琅邪人颜畿病死，棺材已经收殓很久，家人都梦见颜畿对自己说：“我将要复生，可以赶快打开棺材。”于是把他放出来，他逐渐能够饮食、屈伸和视物，却不能行走和说话。两年后又死去。此后刘渊、石勒终于灭亡了晋室。晋惠帝元康年间，安丰有个女子周世宁，八岁时逐渐变成男子，到十七八岁时，气质性情已经完全成为男子。这是刘渊、石勒倾覆晋室的妖异。汉哀帝、汉献帝时也都出现过这种异变，都是改朝换代的征兆。京房《易传》说：“女子变成男子，这叫作阴气昌盛，卑贱之人将成为君王。男子变成女子，这叫作阴胜过阳，灾祸是国家灭亡。” 晋惠帝永宁初年，齐王冏倡导义兵，诛除作乱叛逆之人，使皇帝的车驾恢复正常。忽然有个妇人到大司马府门前，请求寄托生产。守门人盘问她，妇人说：“我截断齐王的气运就离开。”当时齐王冏匡正、复兴王室，天下人都把功劳归给他。有见识的人认为这件事是在诅咒他。后来齐王冏果然被斩杀。永宁元年十二月甲子，有个白头老人进入齐王冏的大司马府，大声说将有大军兴起；不到甲子旬，齐王冏便把他杀了。第二年十二月戊辰，齐王冏败亡，正好应在甲子旬之内。

译晋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从云龙门进入殿前，面向北方拜了两拜，说：“我应当做中书监。”随即被捕杀。干宝说：“宫禁之庭，是尊贵而秘密的地方。如今一个卑贱的人径直进入，门卫却没有察觉，这是宫室将要空虚、下人凌驾于上位者的妖异。”此后皇帝被迁往北方的邺城，又向西迁到长安，盗贼践踏宫阙，晋朝于是失去天下。晋惠帝时，梁国有女子已经许嫁，也接受了聘礼，不久她的丈夫戍守长安，多年没有回来。女方家里又把她嫁给别人，女子不愿出嫁，父母强迫她，她不得已出嫁，不久便病死。后来她原来的丈夫回来，询问女子在哪里，女方家人把事情全告诉他。他径直来到女子墓前，悲痛难忍，便掘墓打开棺材，女子竟然活了过来，于是和他一起回去。后来继任的丈夫听说此事，到官府争夺女子，官府无法裁决。秘书郎王导议论说：“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不能按照通常的道理裁断，应当把她还给原来的丈夫。”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晋惠帝时，杜锡家中下葬，婢女因意外没有被带出墓外。十多年后，打开坟墓准备合葬时，婢女还活着。她起初像在睡觉，过了一会儿渐渐醒来。问她时，她自己说只是过了一两夜。婢女当初被埋时十五六岁，等到开墓复生时，仍然是十五六岁的样子。后来把她嫁人，她生了孩子。晋惠帝光熙元年，会稽人谢真生下一个儿子，头很大，长着鬓毛，两只脚掌反向朝上，兼有男女两种生殖器。出生后便发出成年男子的声音，过了一天就死了。晋惠帝、晋怀帝时期，京城和洛阳有人兼具男女两种身体，也能同时行男女之事，而且性情尤其淫乱。考察这种现象，是乱气所生。从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为兴盛，超过对女色的迷恋，士大夫没有不崇尚的，天下人都相互仿效，有的甚至导致夫妻离散、怨女旷夫彼此嫉妒。所以男女之气紊乱，妖异的形体就出现了。元帝太兴初年，又有女子的阴部长在腹部上方，事情发生在扬州，她的性情也很淫乱。京房《易妖》说：“人生下孩子，阴部长在头上，天下大乱；长在腹部，天下有事；长在背部，天下将没有后嗣。”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吴郡吴县的万祥家婢女产下一个孩子，长着鸟头、两只马蹄，一只手没有毛，身体黄色，大小像枕头。晋愍帝建兴四年，新蔡县官吏任侨的妻子胡氏，二十五岁，生下两个女儿。两人相对而生，腹部和心部相连；从胸部以上连在一起，胸部以下各自分开。这大概是天下尚未统一的妖异。当时内史吕会进言说：“考察《瑞应图》，根部不同而身体相连叫作连理，禾苗不同而穗头相同叫作嘉禾。草木的异象尚且被认为是祥瑞，如今两个人同心，《易经》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是四海同心的祥瑞，实在令人欢欣鼓舞，谨绘图上呈。”当时有见识的人都讥笑他。晋中兴初年，有个女子，阴部长在腹部、与肚脐相齐。她从中原来到江东，性情非常淫乱，却不能生育。京房《易妖》说：“人生下孩子，阴部长在头上，天下大乱；长在腹部，天下有事；长在背部，天下将没有后嗣。” 晋元帝太兴三年十二月，尚书驺谢平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落地后发出扑扑的声音，很快就死了。鼻子和眼睛都长在头顶，脸的位置像脖颈，口中有牙齿，全部连成一体，胸部像鳖，手脚的爪子像鸟爪，都向下弯曲。京房《易妖》说：“人生下非人的异物，凡是人所未见的，都是天下将有大规模战争的征兆。”两年以后，发生石头城之败。晋明帝太宁二年七月，丹阳江宁侯纪的妻子死后三天又复生。晋成帝咸康四年十一月辛丑，有个叫何一的人到南止车门，自称是圣人派来的使者。官府登记后交给光禄外部审问，原来是东海郯县人吕畅；他言辞荒谬，被剃去头发、鞭打三百下后遣送。咸康五年四月，下邳百姓王和侨居暨阳。他的女儿可，二十岁，自称：“我从上天回来，得到征验祥瑞的印绶，应当成为天下之母。”晋陵太守认为她是妖人，逮捕交付狱官。到了十一月，有人拿着柘木杖、穿绛色衣服，到止车门口，自称圣人使者，请求见天子。门候接受其口供，记录姓名为吕锡。他说王和的女儿可右脚下有七颗星，星上都有毛，长七寸；上天如今命令可成为天下之母。奏报皇帝后，立即将他处死，同时下令晋陵处死可。晋康帝建元二年十月，卫将军营督过望所统领的士兵陈渎的女儿壹，脚上有文字，写着“天下之母”。用艾灸之后字迹反而更加明显，京都一片喧哗。有司将她逮捕拘禁并上报，不久她从建康县的牢狱中逃走。石虎末年，大武殿前所绘的贤圣人像，头像忽然全部缩进肩膀里面。晋孝武帝宁康初年，南郡州陵县女子唐氏逐渐变成男子。晋安帝义熙七年，无锡人赵硃八岁，一天之内突然长到八尺，胡须茂盛，三天后死亡。义熙年间，东阳人黄氏生下女儿没有抚养，便把她埋了。几天后女儿在土中啼哭，挖出来抚养，竟然活了。义熙末年，豫章吴平有人长有两条男性生殖器，重叠生长。晋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长有男性生殖器，却没有头部，位置端正平直，根部以下却形成女性的身体。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刘斌任吴郡太守。娄县有一个女子，忽然在夜间乘着风雨，恍惚间来到郡城之内。她自觉离家不过做饭的一会儿工夫，衣服却没有被雨水沾湿。天亮时她在门上请求通报，说：“我是天使。”刘斌叫她进来，她便说：“府君应当起身迎接我，将会大富大贵；否则一定有凶祸。”刘斌问她来这里的原因，她自己也不知道。刘斌认为她是疯人，把她交给狱官，并发符让她的家人来领回。过了几天她才离去。大约二十天后，刘斌被诛杀。孝武帝大明年间，张畅任会稽郡太守时，他的妾怀孕，孩子在腹中啼哭，声音传到外面。张畅不久去世。大明末年，荆州武宁县人杨始欢的妻子在腹中生下女儿。这个孩子至今还活着。明帝泰豫元年正月，有巨人出现在太子西池水面上，脚印长三尺多。后废帝元徽年间，南东莞人徐坦的妻子怀孕，孩子在腹中发出声音。元徽年间，暨阳县女子在黄山洞穴中得到两枚蛋，大小如斗，剖开来看，里面有人形。魏文帝黄初四年三月，宛城、许昌发生大瘟疫，死亡者以万计。魏明帝青龙二年四月，发生大瘟疫。青龙三年正月，京都发生大瘟疫。吴孙权赤乌五年，发生大瘟疫。吴孙亮建兴二年四月，诸葛恪包围新城，发生大瘟疫，死亡者超过一半。吴孙皓凤凰二年，发生瘟疫。晋武帝泰始十年，发生大瘟疫，吴地也一样。晋武帝咸宁元年十一月，发生大瘟疫，京都死亡十万人。晋武帝太康三年春，发生瘟疫。

译晋惠帝元康二年十一月，发生大瘟疫。元康七年五月，秦州、雍州发生疾病和瘟疫。晋孝怀帝永嘉四年五月，秦州、雍州发生饥荒和瘟疫，一直持续到秋天。永嘉六年，发生大瘟疫。晋元帝永昌元年十一月，发生大瘟疫，死亡者十人中有两三人；黄河以北也一样。晋成帝咸和五年五月，发生大饥荒并且有瘟疫。晋穆帝永和九年五月，发生大瘟疫。晋海西太和四年冬天，发生大瘟疫。晋孝武帝太元五年五月，从冬天开始的大瘟疫一直持续到这个夏天，许多人家因此绝户。晋安帝义熙元年十月，发生大瘟疫，出红斑后才痊愈。义熙七年春，发生大瘟疫。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都发生疾病和瘟疫。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京城发生疾病和瘟疫。大明四年四月，京城又发生疾病和瘟疫。日食：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发生日食。有司上奏请求免去太尉的职务。诏书说：“灾异发生，是用来谴责君主的；却把过错归到辅佐大臣身上，难道符合禹、汤责备自己的意义吗？命令百官各自恭敬地履行职责。以后如果再有天地灾异，不要再弹劾三公。”黄初三年正月丙寅朔日，发生日食；十一月庚申晦日，又发生日食。黄初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发生日食。两年以后，皇帝去世。魏明帝太和初年，太史令许芝上奏说将要发生日食，请求和太尉到灵台祈祷禳解。皇帝下诏说：“我听说君主治理政事有失当之处，上天就以灾异使他恐惧，用来谴责、告诫，使他能够自我修正。所以日月发生薄蚀，是说明治国之道有不恰当的地方。我即位以来，既不能发扬先帝的圣德，施行政教又有违背神明之处，所以上天用这些灾异来使我觉醒。应当勉励政事、修养自身，以报答神明。上天对于人，就像父亲对于儿子；没有父亲想责罚儿子，却可以进献丰盛食物来求得免罚的道理。如今若想在外面派遣上公和太史令举行禳祷祭祀，这在道理上是没有根据的。各位公卿士人，都应努力修明自己的职守。有能够弥补我不足的意见，各自封缄上奏。”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发生日食。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发生日食。见《吴历》。魏明帝青龙元年闰月庚寅朔日，发生日食。魏齐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发生日食。《魏纪》没有记载。正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发生日食。《魏纪》没有记载。正始六年四月壬子，发生日食；十月戊寅朔日，又发生日食。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发生日食。当时曹爽专擅政权，丁谧、邓飏等人不断更改法度。正好发生日食这一变异，诏令群臣询问政治得失。蒋济上疏说：“从前大舜辅佐治理天下，警戒在于不要亲近结党之人；周公辅政，谨慎对待朋党。齐侯询问灾异，晏子用施布恩惠来回答；鲁君询问异常，臧孙用放缓劳役来回答。平息灾变、回应上天，实际上在于人事。”蒋济的言辞譬喻十分恳切，但君臣都没有醒悟，最终导致败亡。正始九年正月乙未朔日，发生日食。魏齐王嘉平元年二月己未，发生日食。魏高贵乡公甘露四年七月初一日戊子，发生日食。甘露五年正月初一日乙酉，又发生日食。按照谷永的说法，正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是尊贵者所厌恶的。京房占断说：“乙酉日日食，君主势弱而臣下势强。司马氏将要领兵，反过来征伐他的君王。”五月，发生了成济弑杀事件。魏元帝景元二年五月初一日丁未，发生日食。景元三年三月初一日己亥，又发生日食。晋武帝泰始二年七月末日丙午，发生日食。泰始七年五月庚辰，发生日食。泰始八年十月初一日辛未，发生日食。泰始九年四月初一日戊辰，发生日食。泰始十年三月癸亥，发生日食。晋武帝咸宁元年七月末日甲申，发生日食。咸宁三年正月初一日丙子，发生日食。晋武帝太康四年三月初一日辛丑，发生日食。太康六年八月初一日丙戌，发生日食。太康七年正月初一日甲寅，发生日食。乙亥日，诏令说：“近年来灾异屡次发生，国家不得安宁，实在是我的过错。发生地震和日食这样的灾异，过失究竟在哪里？将采取什么措施，来补救我的过失？”太尉亮、司徒舒、司空瓘请求退位，武帝没有准许。太康八年正月初一日戊申，发生日食。太康九年六月初一日庚子，发生日食。过了两年，皇帝驾崩。晋惠帝元康九年十月初一日甲子，发生日食。晋惠帝永康元年四月初一日辛卯，发生日食。晋惠帝永宁元年闰三月初一日丙戌，发生日食。晋惠帝光熙元年正月初一日戊子，发生日食。尊贵者对此厌恶。七月初一日乙酉，又发生日全食。占断说：“日食全部消失，不出三个月，国家将有凶祸。”十一月，皇帝驾崩。十二月初一日壬午，又发生日食。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发生日食。永嘉二年正月初一日丙午，发生日食。永嘉六年二月初一日壬子，发生日食。第二年，皇帝在平阳去世。晋愍帝建兴四年六月初一日丁巳，发生日食。十一月，皇帝被刘曜俘虏。十二月初一日乙卯，又发生日食。第二年，皇帝在平阳去世。晋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初一日丁丑，发生日食。晋明帝太宁三年十一月初一日癸巳，发生日食。晋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初一日甲申，发生日食。晋成帝咸康元年十月初一日乙未，发生日食。咸康七年二月初一日甲子，发生日食。咸康八年正月初一日乙未，发生日食。正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是尊贵者所厌恶的。六月，皇帝驾崩。晋穆帝永和七年正月初一日丁酉，发生日食。永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癸巳，发生日食。晋穆帝升平四年八月初一日辛丑，发生日食，太阳没有完全被遮住，只剩下像钩子一样的一弯。第二年，皇帝驾崩。晋哀帝隆和元年十二月初一日戊午，发生日食。晋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初一日丁巳，发生日食。太和五年七月初一日癸酉，发生日食。第二年，海西公被废黜。

译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十月初一日癸酉，发生日食。晋孝武帝太元四年闰月初一日己酉，发生日食。太元六年六月初一日庚子，发生日食。太元九年十月初一日辛亥，发生日食。太元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丁卯，发生日食。太元二十年三月初一日庚辰，发生日食。第二年，皇帝驾崩。海西公在位时也发生过这种变故。又有说法认为，这是臣下有遮蔽君主明察的人的征兆。晋惠帝永兴元年十一月，黑气分割太阳。晋惠帝光熙元年五月癸巳，太阳的光芒散开，流动得像血一样，照到的地方全都变成红色。甲午日，又出现同样的现象。占断说：“君主之道失去了光明。” 晋孝怀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黄黑色的气遮蔽太阳，照到的地方全都呈黄色。考察《河图占》说：“这是日薄。”其解释说：“日食通常发生在晦日或朔日；不在晦朔发生的，叫作日薄。虽然不是日月同宿，但当时阴气旺盛，遮蔽并迫近太阳的光芒。占断与日食相同。”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贯穿太阳，青黄二色的光晕共有五重。占断说：“白虹贯日，如果近臣不发生动乱，那么诸侯就会起兵，攻破并丧失自己的土地。”第二年，司马越杀死缪播等人，公开轻蔑君主。永嘉五年，胡人攻破京都，皇帝于是被俘。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君王有军队保卫四方的征象。永嘉五年三月庚申，太阳光芒散开，像血一样向下流动，照到的地方全都变红。太阳中有一个像飞燕的鸟形物。晋愍帝建武元年正月庚子日，白色的虹布满天空，三日并出照耀，太阳出现重重的光环，左右还有两个光珥。占辞说：“白虹，是战争之气。三日、四日、五日、六日同时出现并相互争辉，天下将发生战争；君王的建立，也会像太阳的数目一样。”又说：“三日并出，不超过三十天，诸侯就会争相称帝。” 晋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初一日庚辰，发生日食。晋安帝元兴二年四月初一日癸巳，发生日食。晋安帝义熙三年七月初一日戊戌，发生日食。义熙十年九月初一日己巳，发生日食；七月末日辛亥，也发生日食。义熙十三年正月初一日甲戌，发生日食。第二年，皇帝驾崩。晋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初一日丁亥，发生日食。宋少帝景平二年二月初一日癸巳，发生日食。文帝元嘉四年六月初一日癸卯，发生日食。元嘉六年五月初一日壬辰，发生日食。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又发生日食，太阳没有完全被遮住，只剩下像钩子一样的一弯；日食时星星都出现了，到了申时才消失，黄河以北的地方一片昏暗。元嘉十二年正月初一日乙未，发生日食。元嘉十七年四月初一日戊午，发生日食。元嘉十九年七月末日甲戌，发生日食。元嘉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癸未，发生日食。元嘉三十年七月初一日辛丑，发生日全食，星辰全都显现出来。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初一日丙戌，发生日全食，列宿明亮可见。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初一日甲寅，发生日食。明帝泰始四年八月初一日丙子，发生日食；十月癸酉日，又发生日食。泰始五年十月初一日丁卯，发生日食。后废帝元徽元年十二月初一日癸卯，发生日食。顺帝升明二年九月初一日乙巳，发生日食。升明三年三月初一日癸卯，发生日食。吴孙权赤乌十一年二月，白虹贯穿太阳，当时大地又接连发生震动。孙权下诏，深深告诫并敬畏上天降下的灾异。晋武帝泰始五年七月甲寅，太阳出现两重光晕，白虹贯穿其中。晋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初一日己丑，五色云气笼罩太阳，从卯时一直到酉时。占断说：“君主之道失去了光明。己丑日对应斗宿、牛宿，斗宿、牛宿属于吴地。”当时孙皓荒淫残暴，四月投降。晋惠帝元康九年正月，太阳中有一个像飞燕的东西，几个月后才消失。王隐认为这是愍怀太子被废黜并死亡的征兆。晋惠帝永康元年十月乙未，太阳仿佛相互争斗，黄色雾气四面弥漫。占断说：“不到三年，下面将发生攻拔城池的大规模战争。”晋惠帝永宁元年九月甲申，太阳中出现黑斑。按照京房的占断：“黑色代表阴。臣下不掩盖君主的过错，使下面的百姓看见并厌恶君主。”太阳出现重重光晕，天下就会有人拥立君王；有光晕而带耳状光，天下就会有人拥立诸侯。因此陈卓说：“应当有大喜庆之事，天下或许要分成三部分了吧？”三个月后，江东改用新的年号和朔日，胡人也改用新的年号和朔日，疆域跨越曹氏、刘氏的土地。于是战争接连不断，延续了许多代。晋元帝太兴四年三月癸亥，太阳中出现黑斑。辛亥日，皇帝亲自审录、讯问囚徒。晋元帝永昌元年十月辛卯，太阳中出现黑斑。晋明帝太宁元年正月初一日己丑，太阳有光晕却没有光芒；癸巳日，黄色雾气四面弥漫。占断说：“君主之道失去了光明，臣下有人在暗中谋划。”当时王敦凌驾君上，最终伏法获罪。晋成帝咸康元年七月，白虹贯穿太阳。咸康八年正月壬申，太阳中出现黑斑。丙子日，黑斑才消失。晋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戊辰，太阳光晕厚重而密集，白虹贯入太阳中央。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贯穿太阳，太阳有五重光晕。十一月，桓温废黜皇帝。张重华在凉州时，太阳突然红得像火，中央有三足乌，形状清楚可见，几天后才停止。晋安帝元兴元年二月甲子，太阳有光晕，白虹贯穿太阳。第二年，桓玄篡夺帝位。晋安帝义熙元年五月庚午，太阳出现彩色耳状光。义熙十一年，太阳运行到东井宿，有十多丈长的白虹，在南方横贯太阳。按照司马彪的说法，灾祸应在相应的分野，是羌人灭亡的征象。晋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太阳有光晕，东西两侧各有一道一丈长的直立耳状光，白气贯穿其中并交错环绕。晋孝怀帝永嘉五年三月丙申夜，月食全部消失；丁酉夜，又发生月全食。占断说：“月亮被食尽，夫人将忧愁。”又说：“这个国家的贵人将死亡。” 安帝义熙九年十二月初一日辛卯清晨，月亮仍然出现在东方。按照占断，这叫作“侧匿”。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己卯，太阳刚升起时红得像血，外缘生出尖牙状突起，形状堆叠而不圆。第二年二月，皇帝驾崩。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太阳刚升起时离地四五丈，颜色红得像血；将要落下时距离地面四五丈，也出现同样现象。到大明八年春天，共出现三次，称为“日死”。闰五月，皇帝去世。后废帝元徽三年三月乙亥，太阳尚未落下数丈时，日色紫红而没有光芒。元徽五年三月庚寅，太阳出现五重光晕，又重叠生出两道直立光，一道环抱太阳，一道背向太阳。文帝元嘉年间，宣阳门外出现两道白虹。

译后废帝元徽二年八月壬子夜，出现白虹。元徽四年正月己酉，白虹贯穿太阳。后帝升明元年九月乙未夜，东方出现白虹。志第二十五　州郡第一 扬州、南徐州、徐州、南兖州、兖州 唐尧时代设置十二州牧；到禹平定水土，又制定九州：冀州是尧的都城所在，济水、黄河之间为兖州，东海、泰山之间为青州，东海、泰山以及淮水之间为徐州，淮水、东海之间为扬州，荆山及衡山以南为荆州，荆山、黄河之间为豫州，华山以南、黑水以东为梁州，黑水以西、黄河以西为雍州。从虞朝到殷朝，没有改变。周朝取得天下后，把徐州并入青州，把梁州并入雍州，又从冀州分出土地设置幽州、并州。汉初又设置徐州、梁州二州。汉武帝排斥胡人、越人，开拓土地、扩张疆界，南方设置交趾，北方设置朔方，把雍州改为凉州，把梁州改为益州，共有十三州；司隶校尉部辖三辅、三河等郡。东汉不再设朔方，把交趾改为交州，共有十二州；司隶所辖区域仍和原来一样。到三国鼎立时，吴国占有扬州、荆州、交州三州，蜀国占有益州，魏国仍占有九州。吴国又把交州分为广州。魏末平定蜀国后，又把益州分为梁州。晋武帝太康元年，天下统一，共有十六州。后来又把凉州、雍州分为秦州，把荆州、扬州分为江州，把益州分为宁州，把幽州分为平州，共有二十州。自从夷狄扰乱中原，司州、冀州、雍州、凉州、青州、并州、兖州、豫州、幽州、平州等州先后沦陷；遗民南渡，朝廷也设置了寄居性质的州牧、州司，但都不在原来的土地上。江左又把荆州分为湘州，有时分开、有时合并，共有扬州、荆州、湘州、江州、梁州、益州、交州、广州；其中徐州还保有大半，豫州只得到谯城而已。到了宋朝，把扬州分为南徐州，把徐州分为南兖州，扬州长江以西全部划归豫州；把荆州分为雍州，把荆州、湘州分为郢州，把荆州分为司州，把广州分为越州，把青州分为冀州，把梁州分为南秦州、北秦州。太宗初年，索虏南侵，青州、冀州、徐州、兖州以及豫州淮水以西地区全都不能守住；淮水以北都变成了胡虏的朝廷。于是把徐州设置在钟离，把北兖州设置在淮阴，而青州、冀州二州治所在赣榆县。现在本志大体以大明八年为标准；此后的分置沿革，随着具体事项逐一记载。内史、侯国、相国的设置，则以升明末年为标准。各地的地理情况错综复杂，详细说明很难做到，确实是因为州郡名称屡次更换，疆土多次分割，有时一个郡、一个县被分割成四五部分；在这四五部分中，又屡屡分合，千百次变更，即使精于历算的人也无法计算清楚。现在依据班固、马彪的两部志书，《太康户籍》《元康户籍》、王隐的《地道》、晋代《起居注》《永初郡国志》、何承天和徐爰的《州郡志》以及各种地理书，互相考订核对。三国时期没有地理志，事情都出自帝纪，虽然有时记载设置郡，却没有记载设置县。现在只用《续汉郡国志》校对《太康地志》，参照比较其中的异同，互相验证。从汉朝到宋朝，郡县没有迁移改置的，就注为“汉旧”；有迁徙变更的，就按源流分别辨析。如果只写“某县无”，就表示此前一直存在。如果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就是史书缺载。扬州刺史部：前汉刺史没有固定治所，和其他州相同；后汉治历阳，魏、晋治寿春，晋平定吴国后治建业。成帝咸康四年，侨置魏郡（另见）、肥乡（另见）、元城（汉代旧县）三县，晋朝隶属阳平郡；后来省并元城。又侨置广川郡（另见），辖广川一县；宋初省郡为县，隶属魏郡。江左又设置高阳郡（另见）、堂邑郡（另见）二郡。高阳郡辖北新城（另见）、博陆二县；博陆县是霍光受封之地，前汉、后汉都没有这个县，晋朝隶属高阳郡。堂邑郡辖堂邑一县。后来省并堂邑，归入高阳；又省并高阳，归入魏郡，一并隶属扬州，寄治于京邑。文帝元嘉十一年省并这些郡县，把居民并入建康。孝建元年，把扬州的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分出，设置东扬州。大明三年撤销东扬州，以其地作为王畿，由南台侍御史统辖各郡，和从事所辖的部一样；东扬州直称扬州。大明八年，撤销王畿，恢复设置扬州，原扬州改回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省并东扬州与扬州。顺帝升明三年，把扬州刺史改称扬州牧。辖十郡、八十县。户一十四万三千二百九十六，人口一百四十五万五千六百八十五。丹阳尹：秦朝设置鄣郡，治所在今吴兴的故鄣县。汉初属于吴国；吴王刘濞叛乱失败后，归属江都国。汉武帝元封二年改为丹阳郡，治所在今宣城的宛陵县。晋武帝太康二年，把丹阳分为宣城郡，治宛陵；丹阳郡迁治建业。元帝太兴元年，改郡守为尹。辖八县，户四万一千一十，人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一。建康令：原为秣陵县。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设置此县，孙权把秣陵改为建业。晋武帝平定吴国后，恢复称秣陵。太康三年，把秣陵水以北地区分出设置建业。愍帝即位后，为避皇帝名讳，改称建康。秣陵令：这里原名金陵，秦始皇改称秣陵。原治所距离京邑六十里，今天的故治村就是那里。晋安帝义熙九年，迁到京邑，在斗场治事。恭帝元熙元年，省并扬州府禁防参军，县治迁到其旧址。丹杨令：汉代旧县。江宁令：晋武帝太康元年，从秣陵县分出设置临江县。太康二年，改名江宁。永世令：吴国把溧阳县分出设置永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永世。惠帝在位时，改隶义兴郡，不久又恢复旧制。义兴郡又有平陵县，董览《吴地志》说：“晋朝从永世县分出设置。”《太康地志》《永宁地志》都没有记载，怀疑是江左设置的。文帝元嘉九年，省并平陵县，归入永世、溧阳二县。溧阳令：汉代旧县。吴国省并为屯田。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设置。湖熟令：汉代旧县。吴国省并，改置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设置。句容令：汉代旧县。会稽太守：秦朝设置，治所在吴县。汉顺帝永建四年，把会稽郡分为吴郡，会稽郡迁治山阴。辖十县，户五万二千二百二十八，人口三十四万八千一十四。水路距离京都一千三百五十五里，陆路相同。山阴令：汉代旧县。永兴令：汉代旧县余暨县，吴国改名。上虞令：汉代旧县。余姚令：汉代旧县。剡令：汉代旧县。诸暨令：汉代旧县。

译始宁令：何承天《州郡志》说，汉末从上虞县分出设置。贺氏《续会稽记》说：“汉顺帝永建四年，从上虞县南乡分出设置。”《续汉志》没有记载。《晋太康三年地志》中有记载。句章令：汉代旧县。鄮令：汉代旧县。鄞令：汉代旧县。吴郡太守：从会稽郡分出设置。孝武帝大明七年，改隶南徐州；大明八年，恢复旧制。辖十二县，户五万四百八十八，人口四十二万四千八百一十二。水路距离京都六百七十里，陆路五百二十里。吴令：汉代旧县。娄令：汉代旧县。嘉兴令：这里原名长水，秦朝改称由拳。吴孙权黄龙四年，由拳县生长出嘉禾，改名禾兴。因孙皓父亲名叫孙和，又改名为嘉兴。海虞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从吴县的虞乡分出设置。海盐令：汉代旧县。《吴记》说：“本来名为武原乡，秦朝将其设置为海盐县。” 盐官令：汉代旧县。《吴记》说：“盐官原属嘉兴，吴国设置海昌都尉治所，后来改为县。”这说法不对。钱唐令：汉代旧县。富阳令：汉代旧县，原名富春。孙权黄武四年，将其设置为东安郡；七年，省并。晋简文帝郑太后名讳“春”，孝武帝改名为富阳。新城令：浙江以西南的地方名为桐溪，吴国设置为新城县，后来并入桐庐县。《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张勃说：“晋朝末年设置。”怀疑是在太康末年设置，不久又省并。晋成帝咸和九年又恢复设置。建德令：吴国从富春县分出设置。桐庐令：吴国从富春县分出设置。寿昌令：吴国从富春县分出设置。新昌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吴兴太守：孙皓宝鼎元年，从吴郡、丹阳郡分出设置。辖十县，户四万九千六百九，人口三十一万六千一百七十三。水路距离京都九百五十里，陆路五百七十里。乌程令：汉代旧县，起初隶属吴郡。东迁令：晋武帝太康三年，从乌程县分出设置。后废帝元徽四年，改名东安。顺帝升明元年恢复旧名。武康令：吴国从乌程、余杭二县分出设置永安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武康。长城令：晋武帝太康三年，从乌程县分出设置。原乡令：汉灵帝中平二年，从故鄣县分出设置。故鄣令：汉代旧县，起初隶属丹阳郡。安吉令：汉灵帝中平二年，从故鄣县分出设置。余杭令：汉代旧县，起初隶属吴郡。临安令：吴国从余杭县分出设置临水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临安。于潜令：汉代旧县，起初隶属丹阳郡。淮南太守：秦朝设置九江郡，兼有庐江、豫章之地。汉高帝四年改名淮南国，并分出设置豫章郡；文帝又分出设置庐江郡。汉武帝元狩元年恢复为九江郡，治所在寿春县。后汉迁治阴陵县。魏国恢复称淮南郡，迁治寿春。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设置历阳（另见）、当涂、逡道等县；太康二年，又恢复设置钟离县（另见），这些都是两汉旧县。三国时期，江淮地区成为战争之地，其间数百里没有居民，这些县都在江北、淮南，土地空虚，不再有民户。吴国平定后，百姓各自返回故乡，所以恢复设置这些县。后来中原动乱，胡人屡次南侵，淮南百姓多向南迁徙。成帝初年，苏峻、祖约在江淮发动叛乱，胡寇又大举到来，渡过长江南迁的百姓越来越多，于是就在江南侨置淮南郡及所属各县。晋末，终于割丹阳郡的于湖县作为淮南郡境。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把淮南郡并入宣城郡，宣城郡迁治于湖。大明八年，恢复设置淮南郡，隶属南豫州。明帝泰始三年，又归属扬州。辖六县，户五千三百六十二，人口二万五千八百四十。水路距离京都一百七十里，陆路一百四十里。于湖令：晋武帝太康二年，从丹杨县分出设置；原为吴国督农校尉的治所。当涂令：晋成帝在位时，与逡道一起作为侨县设置；晋末从于湖县分出作为县境。繁昌令：汉代旧名，原属颍川郡。魏国从颍川郡分出设置襄城郡，繁昌又隶属襄城。晋朝动乱后，省并襄城郡，繁昌县归属淮南郡，并从于湖县分出作为县境。襄垣令：此地原为芜湖。芜湖县是汉代旧县。到晋末，设置襄垣县，隶属上党郡。上党百姓南渡长江，设置侨郡、侨县，寄治于芜湖；后来省并上党郡为县，归属淮南郡。文帝元嘉九年，省并上党县，归入襄垣县。定陵令：汉代旧名，原属襄城郡，后来从芜湖县分出作为县境。逡道令：汉代写作“逡遒”，晋代写作“逡道”，后来从芜湖县分出作为县境。宣城太守：晋武帝太康元年，从丹阳郡分出设置。辖十县，户一万一百二十，人口四万七千九百九十二。水路距离京都五百八十里，陆路五百里。宛陵令：汉代旧县。广德令：何承天《州郡志》说：“汉代旧县。”《二汉志》都没有记载，怀疑是吴国设置的。怀安令：吴国设置。宁国令：吴国设置。宣城令：汉代旧县。安吴令：吴国设置。泾令：汉代旧县。临城令：吴国设置。广阳令：汉代旧县，原名陵阳。子明在此县山中得道成仙，所以用此事命名。晋成帝杜皇后名讳“陵”，咸康四年改名广阳。石城令：汉代旧县。东阳太守：原为会稽西部都尉，吴孙皓宝鼎元年设置。辖九县，户一万六千二十二，人口一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五。水路距离京都一千七百里，陆路相同。长山令：汉献帝初平二年，从乌伤县分出设置。太末令：汉代旧县。乌伤令。永康令：赤乌八年，从乌伤县上浦分出设置。信安令：汉献帝初平三年，从太末县分出设置，原名新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信安。吴宁县，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孙氏从诸暨县分出设置。丰安县，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孙氏从诸暨县分出设置。定阳县，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孙氏从信安县分出设置。遂昌县，孙权赤乌二年（239），从太末县分出，称为平昌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名。临海太守府，原为会稽东部都尉。前汉时都尉治所在鄞县，后汉将会稽郡分为吴郡，推测这是都尉迁治章安县。孙亮太平二年（257）设置。统辖五县，有户三千九百六十一，人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六。水路距京都二千一十九里，陆路相同。

译章安县令。《续汉志》说：“原来的治所，是闽中的土地，光武帝改了县名。”《晋太康记》说：“原是鄞县南面的回浦乡，汉章帝章和年间设置。”不清楚哪一种说法正确。临海县令，吴国从章安县分出设置。始丰县令，吴国设置时称始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名。宁海县令。何氏《志》说是汉代旧县。考察《二汉志》和《晋太康地志》，都没有记载。乐安县令，晋康帝时从始丰县分出设置。永嘉太守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从临海郡分出设置。统辖五县，有户六千二百五十，人口三万六千六百八十。水路距京都二千八百里，陆路二千六百四十里。永宁县，汉顺帝永建四年（129），从章安县的东瓯乡分出设置；也有人说是顺帝永和三年（138）设置。安固县，吴国设置时称罗阳县，孙皓改称安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名。松阳县，吴国设置。乐成县，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从永宁县分出设置。横阳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把横藇船屯改设为始阳县，后来又改名。新安太守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从丹阳郡分出设置，称新都郡；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名。统辖五县，有户一万二千五十八，人口三万六千六百五十一。水路距京都一千八百六十里，陆路一千八百里。始新县令，孙权从歙县分出设置。遂安县令，孙权从歙县分出设置新定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名。歙县令，汉代旧县。海宁县令，孙权从歙县分出设置休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改名。这是从歙县分置各县的开始；后来又分出设置黎阳县。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将黎阳县省并入海宁县。黟县令，汉代旧县。南徐州刺史。晋朝永嘉年间发生大乱，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兖州以及徐州淮北的流民相继渡过淮河，也有渡过长江、进入晋陵郡境内的。晋成帝咸和四年（329），司空郗鉴又把在淮南的流民迁到晋陵郡各县；那些迁过江南以及留在江北的流民，都设置侨郡、侨县加以统治。徐州、兖州有时治所在江北，江北又侨置幽、冀、青、并四州。晋安帝义熙七年（411），才把淮北分为北徐州，淮南仍称徐州。后来又把幽州、冀州合并隶属徐州，把青州、并州合并隶属兖州。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在徐州前加“南”字称南徐州，而淮北只称徐州。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又把江北改为南兖州，江南改为南徐州，州治设在京口；并将扬州的晋陵郡、兖州的九个侨置在江南的郡，割出隶属南徐州。因此，南徐州完整地拥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的郡县。《永初二年郡国志》又记有南沛、南下邳、广平、广陵、盱眙、钟离、海陵、山阳八郡。南沛、广陵、海陵、山阳、盱眙、钟离划归南兖州；南下邳并入南彭城；广平并入南泰山。现在统辖十七郡、六十三县，有户七万二千四百七十二，人口四十二万六百四十。水路距京都二百四十里，陆路二百里。南东海太守府。东海郡另有记载。晋元帝初年，把吴郡海虞县北部划出设置东海郡，设置郯、朐、利城三县；祝其、襄贲等县则寄治于曲阿。晋穆帝永和年间，郡治迁出京口，郯等三县也寄治于京城。宋文帝元嘉八年（431）设置南徐州，以东海郡作为州治所在的属郡，并将丹徒县划归其管辖。郯县、利城县都成为实土县。《永初郡国志》记有襄贲、祝其、厚丘三县，都是汉代旧名；另有西隰、何、江左设置的四县。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省去厚丘县并入襄贲县。何氏、徐氏的记载没有厚丘县，其余与《永初郡国志》相同。襄贲、祝其、西隰三县，是《徐州志》后来省去的。统辖六县，有户五千三百四十二，人口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八。郯县令，汉代旧名。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划出丹徒县岘山以西作为县境。丹徒县令，原属晋陵郡，古名硃方，后来称谷阳，秦始皇改称丹徒。孙权嘉禾三年（234），改称武进；晋武帝太康三年（282），恢复称丹徒。武进县令，晋武帝太康二年（281），从丹徒、曲阿两县分出设置。毗陵县令，宋孝武帝大明末年，划归此郡。朐县令，汉代旧名。东晋在江南侨置。宋孝武帝时期，从郯县西部划出土地作为县境。利城县令，汉代旧名。东晋在江南侨置。宋文帝时期，与东海郡一起成为实土。南琅邪太守府。琅邪郡另有记载。晋朝发生动乱时，琅邪国人随晋元帝渡江，有一千多户；太兴三年（320），设置怀德县。丹杨郡虽有琅邪相，但没有琅邪国的土地。晋成帝咸康元年（335），桓温兼领此郡，镇守在江乘县蒲洲的金城上，请求划出丹阳郡江乘县的境地设置琅邪郡，又从江乘县分出设置临沂县。《永初郡国志》记有阳都县（前汉属城阳，后汉及《晋太康地志》属琅邪）、费县、即丘县，另有三县；这些县的土地由临沂县和建康县分出。费县县治在宫城北面。元嘉八年（431），省去即丘县并入阳都县；元嘉十五年（438），省去费县并入建康、临沂两县；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省去阳都县并入临沂县。现在统辖两县，有户二千七百八十九，人口一万八千六百九十七。水路距州治二百里，陆路一百里；水路距京都一百六十里。临沂县令，汉代旧名。前汉属东海郡，后汉、晋属琅邪郡。江乘县令，汉代旧县，原属丹阳郡。吴国省去该县，改设典农都尉；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恢复设置。晋陵太守府。吴国时从吴郡无锡县以西地区设置毗陵典农校尉。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省去校尉，设置毗陵郡，郡治在丹徒，后来又迁回毗陵。东海王司马越的世子名叫毗，而东海国过去以毗陵为食邑。永嘉五年（311），皇帝将毗陵改为晋陵，郡治也开始从毗陵迁到丹徒。太兴初年，郡和丹徒县都治于京口，郗鉴又迁回丹徒。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又迁回晋陵。原属扬州，宋文帝元嘉八年（431）划归南徐州。统辖六县，有户一万五千三百八十二，人口八万一百一十三。距州治水路一百七十五里、陆路相同；水陆路距京都均四百里。晋陵县令，原名延陵，汉代改称毗陵，后来与郡一起改名。延陵县令，晋武帝太康二年（281），从曲阿县的延陵乡分出设置。无锡县令，汉代旧县。吴国省去，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恢复设置。南沙县令，原是吴县司盐都尉的官署。吴国时称沙中。吴国平定后，设置暨阳县，将沙中划归该县。晋成帝咸康七年（341），撤销司盐都尉官署，设置南沙县。

译曲阿县令，原名云阳，秦始皇改称曲阿。吴国嘉禾三年（234），恢复称云阳；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又恢复称曲阿。暨阳县令，晋武帝太康二年（281），从无锡、毗陵两县分出设置。义兴太守府，晋惠帝永兴元年（304），从吴兴郡的阳羡县、丹阳郡的永世县分出设置。永世县不久后又归还丹阳郡。原属扬州，宋明帝泰始四年（468）划归南徐州。统辖五县，有户一万三千四百九十六，人口八万九千五百二十五。距州治水路四百里、陆路相同；距京都水路四百九十里、陆路相同。阳羡县令，汉代旧县。临津县令，原属阳羡县，设置义兴郡时分出设置。义乡县令，原属长城县、阳羡县，设置义兴郡时分出设置。国山县令，原属阳羡县，设置义兴郡时分出设置。绥安县令，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从宣城郡的广德县、吴兴郡的故鄣县、长城县以及阳羡县、义乡县五县分出设置。南兰陵太守府。兰陵郡另有记载。统辖两县，有户一千五百九十三，人口一万六百三十四。兰陵县令。另有记载。承县令。另有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将合乡县并入承县。《永初郡国志》、何氏和徐氏的记载都没有合乡县。南东莞太守府。东莞郡另有记载。《永初郡国志》又记有盖县，另有记载。统辖三县，有户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口九千八百五十四。莒县令。另有记载。东莞县令。另有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将盖县并入此县。姑幕县令，汉代旧名。临淮太守府，汉武帝元狩六年（117），设置临淮郡；光武帝将其并入东海郡。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又从临淮旧地分出设置下邳郡。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又从下邳郡淮南地区分出设置临淮郡，郡治在盱眙。东晋在江南侨置。《永初郡国志》又记有盱眙县，何氏、徐氏的记载没有。统辖七县，有户三千七百一十一，人口二万二千八百八十六。海西县令，前汉属东海郡，后汉、晋属广陵郡。射阳县令，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三国时期废除；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恢复设置。凌县令，前汉属泗水郡，后汉属广陵郡，三国时期废除；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又设置，属广陵郡。淮浦县令，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下邳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广陵郡。淮阴县令，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下邳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广陵郡。东阳县令，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广陵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临淮郡。长乐县令，原为长乐郡，另有记载，后来合并设置为县。淮陵太守府，原为淮陵县。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下邳郡，晋代属临淮郡；晋惠帝永宁元年（301），改设为淮陵国。《永初郡国志》又记有下相县（前汉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属临淮）和广阳县。广阳县由汉高祖设置为燕国，汉昭帝改名；光武帝时省并入上谷郡，汉和帝永元八年（96）恢复设置；魏、晋时又改为燕国。前汉有广阳县，后汉没有，晋代又有此县。这两个县，加上原有县，共三县。现在统辖三县，有户一千九百零五，人口一万六百三十。司吾县令，前汉属东海郡，后汉属下邳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临淮郡。后来废帝元徽五年（477）五月，改名桐梧县；顺帝升明元年（477）恢复旧名。徐县令，前汉属临淮郡，后汉属下邳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临淮郡。阳乐县令，汉代旧名，原属辽西郡。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将下相县并入阳乐县。南彭城太守府。彭城郡另有记载，东晋在江南侨置。晋明帝又设置南下邳郡，成帝又设置南沛郡。宋文帝元嘉年间，将南沛郡分为北沛郡，划归南兖州；南沛郡仍属南徐州。宋孝武帝大明四年（460），将这两个郡合并入南彭城郡。统辖十二县，有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八，人口六万八千一百六十三。吕县令。另有记载。武原县令，汉代旧名。傅阳县令，汉代旧名。蕃县令。另有记载。义旗起兵初年，免除军户，设置遂诚县；宋武帝永初元年（420），恢复使用旧名。薛县令。另有记载。义旗起兵初年，将军户改设为建熙县；永初元年（420），恢复使用旧名。开阳县令，前汉属东海郡，汉章帝建初五年（80）属琅邪郡。晋代在江南侨置，仍属琅邪郡；晋安帝时划归彭城郡。杼秋县令，汉代旧名。洨县令，前汉属梁国，后汉、晋属沛郡。下邳县令。另有记载，原属南下邳郡。北凌县令，原属南下邳郡，前汉、后汉没有记载，《晋太康地志》记载属下邳郡。原名凌县，但广陵郡旧有凌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因下邳郡的凌县并非原来的土地却与其同名，改称北凌县。僮县令。另有记载，原属南下邳郡。南下邳郡有良城县，另有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并入僮县。南清河太守府。清河郡另有记载。统辖四县，有户一千八百四十九，人口七千四百零四。清河县令。另有记载。东武城县令。另有记载。绎幕县令。另有记载。贝丘县令。另有记载。南高平太守府。高平郡另有记载。《永初郡国志》又有钜野、昌邑二县，都是汉代旧名。现在统辖三县，有户一千七百一十八，人口九千七百三十一。金乡县令。另有记载。湖陆县令，前汉称湖陵，汉章帝时改名。高平县令。另有记载。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将钜野县并入高平县。南平昌太守府。平昌郡另有记载。统辖四县，有户二千一百七十八，人口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一。安丘县令。另有记载。新乐县令，前汉、后汉没有记载。魏国从平原郡分出设置乐陵郡，属冀州，新乐县隶属该郡。东晋在江南侨置乐陵郡及所属各县，后来省去，以新乐县隶属此郡。东武县令。另有记载。高密县令。另有记载。东晋在江南设置高密国，后来改为南高密郡。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省去郡名，改为高密县，隶属此郡。南济阴太守府。前汉、后汉、晋属兖州，前汉初年属梁国；汉景帝中元六年（144），分出设置济阴国；汉宣帝甘露二年（52），改名定陶国，后来又恢复称济阴。《永初郡国志》又有句阳县、定陶县，都是汉代旧名。现在统辖四县，有户一千六百五十五，人口八千一百九十三。城武县令。另有记载。冤句县令，汉代旧名。单父县令，前汉属山阳郡。城阳县令，汉代旧名。

译南濮阳太守府，原为东郡，属兖州。晋武帝咸宁二年（276），因封皇子司马允，东郡不能作为封国名称，而东郡有濮阳县，所以改称濮阳国。濮阳县是汉代旧名。司马允改封淮南王后，恢复称东郡。赵王司马伦篡位时，废太孙司马臧为濮阳王；司马臧不久又被废，郡名于是没有再改。《永初郡国志》又有鄄城县。前汉、后汉属济阴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濮阳郡。现在统辖两县，有户二千二十六，人口八千二百三十九。廪丘县令，前汉和《晋太康地志》记有廪丘县，后汉没有。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5），将鄄城县并入廪丘县。榆次县令，汉代旧名，到晋代属太原郡。南泰山太守府。泰山郡另有记载。《永初郡国志》有广平县：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设置为平干国，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改为广平郡，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省并入钜鹿郡；魏国又从钜鹿、魏郡分出恢复设置广平郡。东晋在江南侨置此郡，晋成帝咸康四年（338）省去，后来又恢复设置，寄治于丹徒县，统辖广平、易阳、曲周三县。易阳县前汉、后汉属赵国，《晋太康地志》属广平郡。曲周县前汉属广平郡，后汉属钜鹿郡，《晋太康地志》属广平郡，书作曲梁。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省去广平郡，改设广平县，隶属南泰山郡。现在统辖三县，有户二千四百九十九，人口一万三千六百。南城县令。另有记载。武阳县令。另有记载。广平县令，前汉属广平郡，后汉属钜鹿郡，《太康地志》记载属广平郡。济阳太守府，晋惠帝时从陈留郡分出设置济阳国。统辖两县，有户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口八千一百九十二。考城县令，前汉称甾县，属梁国；汉章帝时改名，属陈留郡。《太康地志》没有记载。鄄城县令。另有记载。南鲁郡太守府。鲁郡另有记载，又有樊县。前汉属东平郡，后汉、《晋太康地志》记载属任城郡。现在统辖两县，有户一千二百一十一，人口六千八百一十八。鲁县令。另有记载。西安县令，汉代旧名，原属齐郡。齐郡渡江后侨置，后来省去，以西安县配属此郡。宋文帝元嘉十八年（441），将樊县并入西安县。《永初郡国志》没有西安县。徐州刺史。后汉州治在东海郡郯县，魏、晋、宋州治在彭城。宋明帝时期，淮北沦陷于寇乱，侨置徐州，州治设在钟离。泰豫元年（472），迁治东海郡朐县。后废帝元徽元年（473），从南兖州划出钟离郡、从豫州划出马头郡，又从秦郡划出顿丘县、从梁郡划出谷熟县、从历阳郡划出酂县，设置新昌郡，置徐州，州治重新设在钟离。现在先把徐州原有的郡列在前面，再列新划归的郡。原来统辖十二郡、三十四县，有户二万三千四百八十五，人口十七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现在统辖三郡、九县。彭城水路距京都一千三百六十里，陆路一千里。彭城太守府，汉高祖设置为楚国；汉宣帝地节元年（前69）改为彭城郡；黄龙元年（前49）又改为楚国；汉章帝时恢复称彭城郡。统辖五县，有户八千六百二十七，人口四万一千二百三十一。彭城县令，汉代县。吕县令，汉代旧县。蕃县令，汉代旧县，属鲁国。晋惠帝元康年间划归此处。“蕃”读作“皮”；汉末太傅陈蕃的儿子陈逸任鲁国相时，改了读音。薛县令，汉代旧县，属鲁国。晋惠帝元康年间划归此处。留县令，汉代旧县。沛郡太守府，秦代为泗水郡，汉高祖改名。原属豫州，东晋在江南侨置后改隶此处。统辖三县，有户五千二百零九，人口二万五千一百七十。距州治陆路六十里，距京都一千里。萧县令，汉代旧县。相县令，汉代旧县。沛县令，汉代旧县。下邳太守：前汉时原为临淮郡，汉武帝设置，汉明帝改名为下邳。晋武帝把下邳郡的淮南部分分出设置临淮郡，下邳仍旧。下辖三县；有三千九十九户，一万六千八十八口。到州治水路二百里、陆路一百八十里；到京都水路一千一百六十里、陆路八百里。下邳县令：前汉时属东海，后汉和《晋太康地志》属下邳。良成县令：前汉时属东海，后汉和《晋太康地志》属下邳。僮县令：前汉时属临淮，后汉和《晋太康地志》属下邳。兰陵太守：晋惠帝元康元年，从东海郡分出设置。下辖三县，有三千一百六十四户，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七口。到州治陆路二百里；到京都水路一千六百里、陆路一千三百里。昌虑县令，汉代旧县。承县令，汉代旧县。合乡县令，汉代旧县。东海太守：秦代为郯郡，汉高祖改名。汉明帝失去淮北后，在赣榆县侨置青州。晋武帝泰始七年，又设置东海县，隶属东海郡；又从赣榆分置郁县，设置西海郡，一并隶属侨置的青州。下辖二县，有二千四百一十一户，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一口。到州治水路一千里、陆路八百里；到京都水路一千里、陆路六百七十里。襄贲县令，汉代旧县。赣榆县令：前汉时属琅邪，后汉属东海。魏时撤销，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设置。东莞太守：晋武帝泰始元年，从琅邪郡分出设置。咸宁三年又并入琅邪，太康十年再次设置。下辖三县，有八百八十七户、七千三百二十口。到州治陆路七百里；到京都水路二千里、陆路一千四百里。莒县令：前汉时属城阳，后汉属琅邪。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改为县长。诸县令：前汉时属城阳，后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属城阳。东莞县令，汉代旧县。东安太守：东安原是县名，前汉时属城阳，后汉属琅邪，《晋太康地志》属东莞，晋惠帝从东莞分出设置。下辖三县，有一千二百八十五户，一万七百五十五口。到州治陆路七百里；到京都陆路一千三百里。盖县令：前汉时属琅邪，后汉属太山，《晋太康地志》属乐安。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改为县长。新泰县令：魏时设置，属泰山。发干县令：汉代旧名，属东郡。《太康地志》没有记载，东晋以来配置于此。琅邪太守，秦代设置。下辖二县，有一千八百一十八户，八千二百四十三口。到州治陆路四百里；到京都水路一千五百里、陆路一千一百里。费县令：前汉时属东海，后汉属泰山，《晋太康地志》属琅邪。

译即丘县令：前汉时属东海，后汉和《晋太康地志》属琅邪。淮阳太守：晋安帝义熙年间因土断设置。下辖四县，有二千八百五十五户，一万五千三百六十三口。到州治水路六百里、陆路五百里；到京都水路七百里、陆路五百五十里。角城县令，晋安帝义熙年间因土断设置。晋宁县令：原属济岷郡，是流寓人口迁来后配置的县。宿预县令，晋安帝设置。上党县令：本是流寓郡，合并省撤后迁来配置。阳平太守：阳平原是县名，属东郡。魏时从东郡和魏郡分出设置阳平郡。原属司州，是流寓人口迁来后配置的。《永初郡国志》又记有另行设置的廪丘县。现在下辖三县，有一千七百二十五户，一万三千三百三十口。馆陶县令，汉代旧名。阳平县令，汉代旧名。濮阳县令：本是流寓郡，合并省撤后迁来配置。济阴太守：汉景帝设置，属兖州。后来流寓于徐州之地，于是割取当地土地作为辖境。下辖三县，有二千三百零五户，一万一千九百二十八口。睢陵县令：前汉时属临淮，后汉属下邳。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因土断确定归属。定陶县令，汉代旧名。宋孝武帝大明五年改为县长。顿丘县令：属顿丘郡，是流寓人口迁来后割取配置的。北济阴太守，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升格设置。下辖三县，有九百二十七户，三千八百一十口。城武县令：前汉时属山阳，后汉和《晋太康地志》属济阴。丰县令：汉代旧名，属沛郡。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恢复设置。离狐县令：前汉时属东郡，后汉和《晋太康地志》属济阴。钟离太守：原属南兖州，晋安帝时分出设置。考察汉代九江郡和晋代淮南郡都有钟离县，就是这个地方。下辖三县，有三千二百七十二户，一万七千八百三十二口。到京都陆路六百二十里、水路一千三十里。燕县令，另见；原属东燕郡，因流寓人口而配置。朝歌县令：原属河内郡，晋武帝从河内郡分出汲郡后，又属汲郡。因流寓人口而配置。乐平县令：前汉称清县，属东郡；汉章帝改名，《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因流寓人口而配置。马头太守：属南豫州，原为淮南郡当涂县地，晋安帝设置，因山的形状而命名。下辖三县，有一千三百三十二户，一万二千三百一十口。到京都水路一千七百五十里、陆路六百七十里。虞县令：汉代旧名，属梁郡。因流寓人口而配置。零县令，晋安帝设置。济阳县令：原属济阳郡，因流寓人口而配置。新昌太守，宋后废帝元徽元年设置。顿丘县令：前汉、后汉属东郡，魏属阳平。晋武帝泰始二年，从淮阳郡分出设置顿丘郡，顿丘县又归属该郡。东晋以来因流寓人口设置，属秦郡。此前已有沛县，宋文帝元嘉八年并入顿丘；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因土断改属此郡。谷熟县令：前汉没有，后汉、晋代属梁郡。《永初郡国志》、何氏志、徐氏志都记为属南梁郡。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因土断确定归属。酂县令：汉代属沛郡，晋代属谯郡。宋文帝元嘉八年，从南谯郡改属历阳郡；宋后废帝元徽元年因土断改属此处。南兖州刺史：中原发生战乱，北方各州的流民大多南渡，晋成帝设置南兖州，寄治于京口。当时又设置南青州和并州，宋武帝永初元年，裁撤并州并入南兖州。宋文帝元嘉八年，才开始划定江淮之间为辖境，治所设在广陵。《永初郡国志》记载下辖十四郡。南高平、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泰山、济阳、南鲁山七郡，现在都并入徐州。又有东燕郡，是东晋从濮阳郡分出设置的，下辖燕县（前汉称南燕，后汉称燕，都属东郡）、白马、平昌、考城四县。宋文帝元嘉十八年，裁撤考城县并入燕县。十九年，裁撤东燕郡为东燕县，属南濮阳郡，后来又裁撤东燕郡。南东平郡下辖范、蛇丘、历城三县。高密郡下辖淳于、黔陬、营陵、夷安四县。南齐郡下辖安西、临菑二县。南平原郡下辖平原、高唐、茌平三县，茌平另见。济岷郡为东晋以来设置，下辖营城、晋宁二县，晋宁为东晋以来设置。雁门郡为汉代旧郡，下辖楼烦（另见）、阴馆（前汉作“观”，后汉、晋代作“馆”）。广武（前汉属太原，后汉和《晋太康地志》属雁门）、崞、马邑，都是汉代旧名，共五县。总计七郡、二十三县，合并裁撤后隶属南徐州。何氏志记载侨置郡县还有钟离、雁门、平原、东平、北沛五郡：钟离郡今属徐州；雁门郡下辖楼烦、阴馆、广武三县；平原郡下辖茌平、临菑、营城、平原四县；东平郡下辖范、朝阳、历城三县；北沛郡下辖符离、萧、相、沛四县。符离为汉代旧县，其余均另见，共十四县。《起居注》记载，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南兖州东平郡的平陆并入范县，寿张并入朝阳县，平原郡的济岷、晋宁并入营城县（此前已将济岷郡裁为县），高唐并入茌平县。考察这五县，既然是元嘉十一年裁撤的，那么平陆、寿张可能记载于《永初郡国志》中；但该书没有这两个县，原因不详。徐氏志记有南东平郡，下辖范、朝阳、历城、楼烦、阴观、广武、茌平、营城、临菑、平原十县，这就是说把雁门、平原二郡并入东平郡了。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又把东平郡并入广陵郡。宋代又侨置新平、北淮阳、北济阴、北下邳、东莞五郡。元嘉二十八年，南兖州迁治盱眙。三十年，裁撤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后来又恢复设置，治所迁回广陵。徐氏志记载有九郡、三十九县，三万一千一百一十五户，十五万九千三百六十二口。宋末有十一郡、四十四县。到京都水路二百五十里、陆路一百八十里。

译广陵太守：汉高祖六年设置，属荆国；十一年改属吴国。汉景帝四年改名为江都国，汉武帝元狩三年改名为广陵。原属徐州。晋武帝太康三年，治所设在淮阴故城，后来又迁到射阳（射阳另见）。东晋以来治所设在广陵。《永初郡国志》又记有舆县（前汉属临淮，后汉裁撤临淮郡后属广陵，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并入江都）、肥如、潞、真定、新市五县，均为两汉旧名。肥如属辽西，潞属上党，真定前汉属真定，后汉裁撤真定郡后属常山，晋代也属常山；新市两汉、晋代属中山。《永初郡国志》说四县原属辽西，这是晋末裁撤辽西侨郡后并入广陵的结果。何氏志有肥如、新市，徐氏志与现在相同。现在下辖四县，有七千七百四十四户，四万五千六百一十三口。广陵县令，汉代旧县。海陵县令：前汉时属临淮，后汉、晋代属广陵；三国时撤销，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设置。高邮县令，汉代旧县。三国时撤销，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设置。江都县令，汉代旧县。三国时撤销，晋武帝太康六年恢复设置。东晋以来又裁撤并入舆县，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恢复设置，并入江都。海陵太守：晋安帝从广陵郡分出设置。《永初郡国志》记为属徐州。下辖六县，有三千六百二十六户，二万一千六百六十口。到州治水路一百三十里、陆路同样一百三十里；到京都水路三百九十里、陆路同样三百九十里。建陵县令，晋安帝设置。临江县令，晋安帝设置。如皋县令，晋安帝设置。宁海县令，晋安帝设置。蒲涛县令，晋安帝设置。临泽县令，宋明帝泰豫元年设置。山阳太守：晋安帝义熙年间因土断从广陵郡分出设置。考察汉景帝从梁国分出设置的山阳郡，并不是这个郡。《永初郡国志》记为属徐州。下辖四县，有二千八百一十四户，二万二千四百七十口。到州治水路三百里、陆路同样三百里；到京都水路五百里、陆路同样五百里。山阳县令：辖境在射阳县境内，因地名山阳而命名，与山阳郡同时设置。盐城县令：原名盐渎，前汉时属临淮，后汉、晋代属广陵；三国时撤销，晋武帝太康二年恢复设置。晋安帝改名。东城县令，晋安帝设置。左乡县令，晋安帝设置。盱眙太守：盱眙原是县名，前汉时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代属临淮，晋安帝从临淮分出设置。下辖五县，有一千五百一十八户，六千八百二十五口。到州治水路四百九十里、陆路二百九里；到京都水路七百里、陆路五百里。考城县令，另见。阳城县令，晋安帝设置。直渎县令，晋安帝设置。信都县令：信都虽是汉代旧名，但这里并不是原来的地方。信都原在黄河以北，宋末设置此县。睢陵县令：前汉时属临淮，后汉属下邳，《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宋末设置。秦郡太守：晋武帝从扶风郡分出设置秦国。中原发生战乱，秦国百姓南迁，寄居于堂邑。堂邑原为县，前汉时属临淮，后汉属广陵，晋代又属临淮。晋惠帝永兴元年，从临淮郡分出淮陵设置堂邑郡，晋安帝把堂邑改名为秦郡。《永初郡国志》记为属豫州，元嘉八年改属南兖州。《永初郡国志》又记有临涂（晋、宋设置）、平丘（汉代旧县，属陈留，《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外黄（汉代旧名，属陈留）、沛、雍丘、浚仪、顿丘（另见）七县。何氏志没有雍丘、外黄、平丘、沛，徐氏志又没有浚仪。元嘉八年，沛县并入顿丘。宋后废帝元徽元年，顿丘县割出归属新昌郡。下辖四县，有三千三百三十三户，一万五千二百九十六口。到州治水路二百四十一里、陆路一百八十里；到京都水路一百五十里、陆路一百四十里。秦县令：原属秦国，因流寓人口而设置。宋文帝元嘉八年，临涂县并入秦县，外黄县并入浚仪县。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浚仪县并入秦县。义成县令，东晋以来设置。尉氏县令：汉代旧名，属陈留郡。宋文帝元嘉八年，平丘县并入尉氏县。怀德县令：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设置。又把历阳郡的乌江县并入此处，成为两个县，并设置临江郡。宋前废帝永光元年裁撤临江郡。怀德县仍驻在原郡治，乌江县恢复原属。南沛太守：沛郡另见。何氏志说是新设置的北沛郡，徐氏志称南沛郡。《永初郡国志》又记有符离、洨（均另见）、竹邑（前汉称竹，李奇说就是如今的竹邑，后汉称竹邑）和杼秋四县。杼秋前汉时属梁郡，后汉和《晋太康地志》属沛郡。杼秋县治在无锡，其余三县治所在广陵。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把北沛郡的竹邑县并入杼秋县；何氏志、徐氏志都没有记载这两个县，情况不详。《起居注》记载，宋孝武帝大明五年，从广陵郡分出设置沛郡，郡治在肥如县。当时已经没有肥如县，应当是设在肥如故县所在地。两汉和《晋太康地志》都没有肥如县。沛郡大概在大明五年以前已经裁撤，又于这一年重新设置。现在下辖三县，有一千一百九户，一万二千九百七十口。萧县令，另见。相县令，另见。沛县令，另见。新平太守，宋明帝泰始七年设置。江阳县令，与郡同时设置。海安县令，与郡同时设置。北淮阳太守，宋末侨置。晋宁县令，另见。宿预县令，另见。角城县令，另见。北济阴太守：济阴郡另见，宋朝失去淮北后侨置。广平县令：前汉时临淮郡有广平县，后汉以后不再设置。定陶县令，另见。阳平县令，另见。上党县令，另见。冤句县令，另见。馆陶县令，另见。北下邳太守：下邳郡另见，宋朝失去淮北后侨置。僮县令，另见。下邳县令，另见。宁城县令，另见。东莞太守：东莞郡另见，宋朝失去淮北后侨置。莒县令，另见。诸县令，另见。东莞县令，另见。柏人县令：汉代旧名，属赵国。宋朝失去淮北后侨置。

译兖州刺史：后汉治所在山阳郡昌邑，魏、晋治所在廪丘；宋武帝平定河南后，治所设在滑台；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治所迁到邹山，又寄治于彭城。二十年，裁撤兖州，把所属各郡分隶徐州、冀州。三十年六月恢复设置，治所设在瑕丘。两汉的山阳郡有瑕丘县。《永初郡国志》记有东郡、陈留、濮阳三郡，没有阳平郡。东郡下辖白马（另见）、凉城（两汉东郡有聊城县，《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疑即此县）、东燕（另见）三县。陈留郡下辖酸枣（汉代旧县）、小黄、雍丘、白马、襄邑、尉氏六县，郡县均另见。濮阳郡下辖濮阳、廪丘二县，均另见。宋末失去淮北，侨置兖州，寄治于淮阴（淮阴另见）。兖州下辖六郡、三十一县，有二万九千三百四十户，十四万五千五百八十一口。泰山太守，汉高祖设置。《永初郡国志》又记有山茌（另见）、莱芜（汉代旧名）、太原（原为郡名，侨置为县）三县，却没有钜平县。现在下辖八县，有八千一百七十七户，四万五千五百八十一口。到州治陆路八百里；到京都陆路一千八百里。奉高县令，汉代旧县。钜平县令，汉代旧县。嬴县令，汉代旧县。牟县令，汉代旧县。南城县令：前汉时属东海，后汉、晋代属泰山。武阳县令，汉代旧县。梁父县令，汉代旧县。博县令，汉代旧县。高平太守府：原为梁国。汉景帝中元六年，分梁国置山阳国；汉武帝建元五年改为郡；晋武帝泰始元年改名。徐并所著《永初郡国志》中又有任城县：前汉时属东平国，汉章帝元和元年分东平置任城国，任城县属任城国；晋代也属任城。东晋时撤郡改为县，后来又撤省。现在辖六县，有户六千三百五十八，人口二万一千一百一十二。到州治陆路二百二十里；到京都陆路一千三百三十里。宋明帝泰始五年，在淮南当涂县境内侨置高平郡，辖高平、金乡二县；同年又设置睢陵县。高平县令：前汉称“稿”，汉章帝时改名。方与县令：汉代旧县。金乡县令：前汉没有，后汉和晋代有此县。钜野县令：汉代旧县。平阳县令：汉代旧县，称为南平阳。亢父县令：汉代旧县，旧属任城。鲁郡太守府：秦代为薛郡，汉高后时改名。原属徐州，汉光武帝时改属豫州，东晋时属兖州。辖六县，有户四千六百三十一，人口二万八千三百零七。到州治陆路三百五十里；到京都陆路一千一百里。邹县令：汉代旧县。汶阳县令：汉代旧县。鲁县令：汉代旧县。阳平县令：宋孝武帝大明元年设置。新阳县令：宋孝武帝大明年间设置。卞县令：宋明帝泰始二年设置。东平太守府：汉景帝时分梁国设置济东国，汉宣帝时改名。辖五县，有户四千一百五十九，人口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五。到州治水路五百里，陆路相同；到京都水路二千里，陆路一千四百里。宋末又在淮阴侨置东平郡。无盐县令：汉代旧县。平陆县令：汉代旧县。须昌县令：前汉时属东郡，后汉和《晋太康地志》记载属东平。寿昌县令：春秋时称良县，前汉称寿良县，属东郡；汉光武帝时改称寿张县，属东平。范县令：汉代旧县。四县都在郡治所在地治理。阳平太守府：魏代分魏郡设置。宋文帝元嘉年间，流寓人口归属此郡，后来撤省；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恢复设置。辖五县，有户二千八百五十七，人口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一。馆陶县令：汉代旧名，寄治于无盐县。乐平县令：魏代设置，属阳平。后汉东郡虽有乐平，但不是这里的乐平。寄治于下平陆。元城县令：汉代旧县，寄治于无盐县。平原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宋孝武帝大明年间设置。顿丘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宋孝武帝大明年间设置。济北太守府：汉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郡设置。《永初郡国志》记有临邑县，前汉时属东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济北。又有东阿县，前汉、后汉都属东郡，晋代没有。临邑、东阿二县在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撤省，按理应见于何承天《宋书志》，却没有记载，情况不详。辖三县，有户三千一百五十八，人口一万七千零三。到州治陆路七百里；到京都水路二千里，陆路一千五百里。宋末又在淮阳侨置济北郡。蛇丘县令：前汉时属泰山，后汉和《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济北。卢县令：前汉时属泰山，后汉和《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济北。谷城县令：前汉没有，后汉属东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济北。

译《志》第二十六：州郡二。南豫州、豫州、江州、青州、冀州、司州。南豫州刺史部：晋代江左地区胡族寇盗势力强盛，豫州境内覆没。晋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约才从谯城退守寿春。晋成帝咸和四年侨置豫州，以庾亮为刺史，治所设在芜湖。咸康四年，毛宝任刺史，治所设在邾城。咸康六年，荆州刺史庾翼镇守武昌，兼领豫州。咸康八年，庾怿任刺史，又镇守芜湖。晋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赵胤镇守牛渚。永和二年，刺史谢尚镇守芜湖；四年，推进到寿春；九年，谢尚又镇守历阳；十一年，推进到马头。升平元年，刺史谢奕戍守谯城。晋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真从谯城退守寿春。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戍守历阳。孝武帝宁康元年，刺史桓冲戍守姑孰。太元十年，刺史硃序戍守马头。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守历阳。安帝义熙二年，刺史刘毅戍守姑孰。宋武帝想要开拓河南、安抚平定豫州地区，义熙九年，划出扬州长江以西、大雷以北的地区，全部归属豫州，豫州的基业因此建立。义熙十三年，刺史刘义庆镇守寿阳。永初三年，分淮河以东设置南豫州，治历阳；淮河以西设置豫州。宋文帝元嘉七年，合并两个豫州为一个；十六年又分开，二十二年又合并。据考，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又分开。元嘉五年，划出扬州的淮南、宣城二郡归属南豫州，治所迁到姑孰。宋明帝泰始二年又合并，并把淮南、宣城归还扬州；九月又分开，治所迁回历阳。泰始三年五月又合并。四年，把扬州的淮南、宣城划为南豫州，治宣城；五年撤销。此时淮河以西已经全部陷于寇乱。七年，又分出历阳、淮阴、南谯以及南兖州的临江，设置南豫州。泰豫元年，把南汝阴划归豫州，把豫州的庐江划归南豫州。按：淮河以东从永初到大明一直是南豫州，虽然时有分合，但分置的时候居多。自泰始年间刚刚失去淮河以西，又在淮河以东分置两个豫州。现在南豫州以淮河以东为境，不再在这里另列两个州；读者据此以淮河以东为界推寻，自然可以了解泰始年间两个豫州的分界。徐氏《志》记载辖十三郡、六十一县，有户三万七千六百零二，人口二十一万九千五百。现在辖十九郡、九十一县。到京都水路一百六十里。历阳太守府：晋惠帝永兴元年分淮南郡设置，属扬州；安帝时划归豫州。《永初郡国志》只有历阳、乌江、龙亢三县，何承天、徐氏《志》又有酂、雍丘二县。现在辖五县，有户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口一万九千四百七十。历阳县令：汉代旧县，属九江。乌江县令：前汉、后汉没有，《晋书》有乌江县，《太康地志》记载属淮南。龙亢县令：汉代旧名，属沛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谯。东晋江左地区为流寓人口设置。雍丘县令：汉代旧名，属陈留。为流寓人口设置，起初属泰山郡，宋文帝元嘉八年改属此郡。酂县令：汉代属沛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谯。为流寓人口设置，宋文帝元嘉八年改属此郡。南谯太守府：谯郡另见有关记载。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在淮南侨置郡县，后来割地设置为实土郡县。《郡国志》又有酂县，何承天、徐氏《志》没有。现在辖六县，有户四千四百三十二，人口二万二千三百五十八。到州治水路五百四十里、陆路一百七十里；到京都水路七百里、陆路五百里。山桑县令：前汉时属沛郡，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记载属谯。谯县令：汉代属沛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谯。铚县令：汉代属沛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谯。扶阳县令：前汉时属沛郡，后汉和《晋太康地志》都没有此县。蕲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城父县令：前汉时属沛郡，后汉属汝南，《晋太康地志》记载属谯。庐江太守府：汉文帝十六年分淮南国设置。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又撤销六安国并入庐江。辖三县，有户一千九百零九，人口一万一千九百九十七。到州治水路二千七百二十里、陆路四百七十里；到京都水路一千一百里、陆路六百三十一里。灊县令：汉代旧县。舒县令：汉代旧县。始新县令：《永初郡国志》和何承天《志》都没有，徐氏《志》有始新左县，宋明帝泰始三年设置。南汝阴太守府：汝阴郡另见有关记载，东晋江左地区设置。辖五县，有户二千七百零一，人口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五。到州治陆路三百里；到京都水路一千里、陆路五百三十里。汝阴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其治所就是前汉、后汉和晋代合肥县的治所，后来撤省。慎县令：汉代属汝南，《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汝阴。宋县令：另见有关记载。阳夏县令：前汉时属淮阳，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记载陈县令属梁郡，不再有阳夏县。晋代地志又记载，晋惠帝永康年间恢复设置阳夏县。《永初郡国志》和何承天《志》记载属南梁，徐氏《志》记载属此郡。安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永初郡国志》和何承天《志》记载属南梁，徐氏《志》记载属此郡。南梁太守府：梁郡另见有关记载。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在淮南侨置，安帝时才取得淮南旧地，属徐州。宋武帝永初二年归还南豫州；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撤销，改属西豫州，并改名淮南；大明八年恢复原名。《永初郡国志》又有虞、阳夏、安丰三县，均另见有关记载。何承天、徐氏《志》没有安丰县；又有义昌县，但都没有宁陵县。现在辖九县，有户六千二百一十二，人口四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到州治水路一千八百里、陆路五百里；到京都水路一千七百里、陆路七百里。睢阳县令：汉代旧名。宋孝武帝大明六年改名寿春，大明八年恢复旧名。前废帝永光年间，义宁、宁昌二县并入睢阳。其治所就是前汉、后汉和晋代寿春县的治所，后来撤省。蒙县令：另见有关记载。虞县令：汉代旧名。谷熟县令：汉代旧名。陈县令：前汉时属淮阳，后汉属陈，《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梁郡。义宁县长：何承天《志》没有，徐氏《志》有，宋末又设置。新汲县令：汉代旧名，属颍川。崇义县令：《永初郡国志》记载由羌人最初设置。宁陵县：另见有关记载，徐氏《志》记载为后来设置。晋熙太守府：晋安帝分庐江郡设置。辖五县，有户一千五百二十一，人口七千四百九十七。到州治陆路八百里，没有水路；到京都水路一千二百里，没有陆路。怀宁县令：晋安帝设置。新冶县令：晋安帝设置。

译阴安县令：汉代旧名，属魏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顿丘。南楼烦县令：《永初郡国志》、何承天《志》和徐氏《志》都没有。太湖左县县长：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因豫州境内蛮民而设置太湖、吕亭二县，属晋熙；后来撤省，宋明帝泰始二年恢复设置。弋阳太守府：本来就是县名，属汝南，魏文帝时分置郡。辖六县，有户三千二百七十五，人口二万四千二百六十二。到州治陆路一千一百里，到京都水路里程缺载。期思县令：汉代旧县。弋阳县令：汉代旧县。安丰县令：原为郡，晋安帝时合并改为县。乐安县令：新近设置。茹由县令：新近设置。安丰太守府：魏文帝时分庐江郡设置。东晋江左地区侨置，晋安帝时撤郡改为县，属弋阳；宋末恢复设置。安丰县令：《前汉地理志》没有，后汉属庐江。松滋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汝南太守府：另见有关记载。上蔡侯相：另见有关记载。平舆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北新息县令：另见有关记载。真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安城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南新息县令：另见有关记载。临汝县令：汉代旧名，另见有关记载。阳安县令：另见有关记载。西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瞿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安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新蔡太守府：另见有关记载。鲖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固始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新蔡县令：另见有关记载。东苞信县令：另见有关记载。西苞信县令：徐氏《志》记载南豫州只有一个苞信县，怀疑这是后来侨置时分出的县。东郡太守府：另见有关记载。《永初郡国志》没有苌平、父阳二县，却有扶沟县，另见有关记载；何承天《志》没有阳夏、扶沟二县，徐氏《志》没有阳夏县。项城县令：另见有关记载。西华县令：另见有关记载。阳夏县令：另见有关记载。苌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谷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南顿太守府：另见有关记载，暂时治于陈郡。南顿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和城县令：另见有关记载。颍川太守府：另见有关记载。邵陵县令：另见有关记载。临颍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曲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西汝阴太守府：《永初郡国志》、何承天《志》和徐氏《志》都没有这个郡。汝阴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安城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楼烦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宋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汝阳太守府：另见有关记载。汝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武津县令。陈留太守：另见。 《永初郡国志》没有浚仪、封丘二县，却有酸枣县；何氏、徐氏之志没有封丘、尉氏二县。浚仪县令。另见。小黄县令。另见。雍丘县令。另见。白马县令。另见。襄邑县令。另见。封丘县令，汉代旧县名。尉氏县令。另见。南陈左郡太守。少帝景平年间裁撤此郡，把宋民迁置到南梁郡、汝阴郡；《永初郡国志》中没有记载，情况不详。孝建二年因蛮户而重新设置。将赤官左县分置为蓼城左县。辖县二个。据乐疑《志》，大明八年裁撤该郡，即改名为县，隶属陈左县。边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设置茹由、乐安、光城、雩娄、史水、开化、边城七县，隶属弋阳郡。徐氏《志》中有边城郡，辖雩娄、史水、开化、边城四县。大明八年又裁郡改为县，隶属弋阳郡，后来又重新设置。辖县四个，户四百一十七，人口二千四百七十九。雩娄县令，西汉、东汉均隶属庐江郡，《晋太康地志》说隶属安丰郡。开化县令。史水县令。边城县令。光城左郡太守。《永初郡国志》、何氏《志》、徐氏《志》都没有记载。考察《起居注》，大明八年裁撤光城左郡为县，隶属弋阳郡；疑心这是大明年间从弋阳郡分置的。大明八年又裁撤，后来重新设置。乐安县令。茹由县令。光城县令。这三个县，徐氏《志》记载为隶属弋阳郡。豫州刺史。后汉时治所在谯，魏时治所在汝南安成，晋灭吴以后治所在陈国；东晋偏安江左时的治所，已经列在前面。《永初郡国志》、何氏《志》、徐氏《志》都说寄治于睢阳，而郡县却在淮水以西。徐氏《志》又有边城，另见南豫州。何氏《志》又有初安、绥城二郡；初安郡辖新怀、怀德二县，绥城郡辖安昌、招远二县，都说是新设置的。徐氏《志》没有记载，看来是徐氏《志》以前已经裁撤了。辖郡十个，县四十三个，户二万二千九百一十九，人口一十五万八百三十九。汝南太守，汉高帝设置。辖县十一个，户一万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口八万九千三百四十九。距离州治水路一千里、陆路七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三千里、陆路一千五百里。上蔡县令，汉代旧县。平乐县令，汉代旧县。北新息县令，汉代旧县。慎阳县令，汉代旧县。《永初郡国志》和徐氏《志》都写作真阳。安成县令，汉代旧县。南新息县令，汉代旧县。朗陵县令，汉代旧县。阳安县令，汉代旧县。西平县令，汉代旧县。瞿阳县令，汉代旧县，写作灈阳。安阳县令，汉代旧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为南安阳。新蔡太守，晋惠帝时从汝阴郡分置，现在寄治于汝南。辖县四个，户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口一万九千八百八十。距离州治陆路六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二千五百里、陆路一千四百里。鲖阳县令，汉代旧县。晋成帝咸康二年裁撤并入新蔡郡，后来又重新设置。固始县令，原为寝丘之地。汉光武帝改名。晋成帝咸康二年并入新蔡郡，后来又重新设置。新蔡县令，汉代旧县。苞信县令，前汉没有，后汉隶属汝南郡，《晋太康地志》说隶属汝阴郡。后汉《郡国志》和《晋太康地志》都写作“褒”。谯郡太守。何氏《志》说原来隶属沛郡，是魏明帝分置的。考察王粲诗：“既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王粲在建安年间已经去世，谯郡显然不可能在魏明帝时才设置。《永初郡国志》没有长垣县。现在辖县六个，户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口七千四百零四。距离州治陆路三百五十里；距离京都水路二千里、陆路一千二百里。蒙县令，汉代旧县，隶属沛郡。蕲县令，汉代旧县，隶属沛郡。宁陵县令，前汉隶属陈留郡，后汉及《晋太康地志》隶属梁郡。魏县令，原为魏郡，因流寓人口而配属。襄邑县令。长垣县令，汉代旧县，隶属陈留郡。《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何氏《志》说原属陈留郡，徐氏《志》说是新近配属。梁郡太守。秦代称砀郡，汉高帝改名。孝武帝大明元年划归徐州，二年又归豫州。辖县两个，户九百六十八，人口五千五百。距离州治陆路一百六十里；距离京都水路九百里。下邑县令，汉代旧县。何氏《志》说是魏时设置，不对。砀县令，汉代旧县。

译陈郡太守。汉高帝设置为淮阳国，章帝元和三年改名。晋初裁并，梁王司马肜去世后，又恢复为陈郡。《永初郡国志》有扶沟县，前汉隶属淮阳，后汉及《晋太康地志》隶属陈留；阳夏另见；却没有谷阳、长平二县。辖县四个，户六百九十三，人口四千一百一十三。距离州治陆路七百六十里；距离京都水路一千四百五十里。项城县令，汉代旧县，隶属汝南郡，《晋太康地志》说隶属陈郡。西华县令，汉代旧县，隶属汝南郡。晋初裁撤，晋惠帝永康元年重新设置，隶属颍川郡。东晋偏安江左后将此县迁置于此。谷阳县令，原为苦县。前汉时是淮阳郡旧县，后汉隶属陈郡，《晋太康地志》隶属梁郡。晋成帝咸康三年改名为长平县令。长平县前汉隶属汝南郡，后汉隶属陈郡，《晋太康地志》隶属颍川郡。南颍太守，原隶属汝南郡，晋惠帝时分置。辖县两个，户五百二十六，人口二千三百六十五。距离州治七百六十里；距离京都陆路一千四百五十里。南顿县令，汉代旧县。何氏《志》说原属汝阳郡，晋武帝改属汝南郡。考察《晋太康地志》和王隐《地道》，都没有汝阳郡。和城县令，何氏《志》说是东晋偏安江左时设置。颍川太守，秦代设置。魏分颍川郡设置襄城郡；晋成帝咸康二年裁撤襄城郡，重新并入颍川郡。《永初郡国志》又有许昌县，原名许，汉代旧县；魏时称许昌。新汲县另见。▯焉陵、长社、颍阴、阳翟四县也都是汉代旧县。阳翟在魏、晋时隶属河南郡。共六县，却没有曲阳县。辖县三个，户六百四十九，人口三千五百七十九。距离州治一千里；距离京都陆路一千八百里。邵陵县令，汉代旧县，隶属汝南郡，《晋太康地志》说隶属颍川郡。临颍县令，汉代旧县。曲阳县令，前汉隶属东海郡，后汉隶属下邳郡，《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汝阳太守。《晋太康地志》和王隐《地道》都没有这个郡，应该是东晋偏安江左时从汝南郡分置的。晋成帝咸康三年裁撤并入汝南郡，后来又重新设置。辖县两个，户九百四十一，人口四千四百九十五。距离州治二百里；距离京都陆路一千四百里、水路三千五百里。汝阳县令，汉代旧县，隶属汝南郡。何氏《志》说原属汝阴郡，晋武帝改属汝南郡。考察晋武帝曾将汝南郡分为汝阴郡，可知何氏所说不对。武津县令。何氏《志》没有注记其设置沿革。汝阴太守。晋武帝从汝南郡分置，晋成帝咸康二年裁撤并入新蔡郡，后来又重新设置。辖县四个，户二千七百四十九，人口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五。汝阴县令，汉代旧县。宋县令，前汉称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将宋公国迁到这里，改名为宋。宋城县令，汉代旧县。楼烦县令，汉代旧县，隶属雁门郡。因流寓人口而配属。陈留太守。汉武帝元狩元年设置，隶属兖州；中原发生动乱后废置。晋成帝咸康四年重新设置。《永初郡国志》记载隶属兖州，何氏、徐氏之志记载隶属豫州。《永初郡国志》没有浚仪县，另有酸枣县。现在辖县四个，户一百九十六，人口二千四百一十三。郡治寄设在谯郡长垣县境内。浚仪县令，汉代旧名。小黄县令，汉代旧名。白马县令，汉代隶属东郡，《晋太康地志》说隶属濮阳郡。雍丘县令，汉代旧名。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将扬州的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七郡和荆州的武昌、桂阳、安成三郡划出，设置江州。起初治所在豫章，晋成帝咸康六年迁治寻阳；庾翼又将治所迁回豫章，不久又回到寻阳。辖郡九个，县六十五个，户五万二千三十三，人口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距离京都水路一千四百里。寻阳太守。寻阳原是县名，因水名而得县名；该水向南注入长江。西汉、东汉隶属庐江郡，吴设置蕲春郡，寻阳县隶属该郡。晋武帝太康元年裁撤蕲春郡，将寻阳改属武昌郡；又把蕲春郡的安丰改为高陵，并设置邾县，都隶属武昌郡。太康二年，将武昌郡的寻阳重新划归庐江郡。晋惠帝永兴元年，从庐江、武昌二郡分置寻阳郡。后来寻阳县被裁撤。辖县三个，户二千七百二十，人口一万六千零八。柴桑男相，西汉、东汉隶属豫章郡，晋代隶属武昌郡。寻阳郡设置后，郡治设在这里。鼓泽子相，汉代及《晋太康地志》隶属豫章郡；寻阳郡设置后，划归寻阳郡。松滋伯相，前汉隶属庐江郡，后汉没有记载，《晋太康地志》说隶属安丰郡。安丰原是县名，前汉没有，后汉隶属庐江郡；晋武帝将其设置为安丰郡。东晋偏安江左后，流民寄居寻阳，侨置安丰、松滋二郡，遥隶扬州；晋安帝时裁撤为松滋县。寻阳又有弘农县流寓人口。文帝元嘉十八年，裁撤并入松滋县。豫章太守，汉高帝设置，原隶属扬州。《永初郡国志》有海昏县，是汉代旧县；何氏《志》没有。现在辖县十二个，户一万六千一百三十九，人口一十二万二千五百七十三。距离州治水路六百里、陆路三百五十里；距离京都水路一千九百里、陆路二千一百里。南昌侯相，汉代旧县。新淦侯相，汉代旧县。丰城侯相，吴时称富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建城侯相，汉代旧县。望蔡子相。汉灵帝中平年间，汝南郡上蔡县的百姓分迁到这里，设置县，名为上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吴平侯相。汉灵帝中平年间设置，原名汉平，吴时改名。永修男相，汉灵帝中平年间设置。建昌公相，汉和帝永元十六年从海昏县分置。豫宁侯相，汉献帝建安年间设置；吴时称西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康乐侯相，吴孙权黄武年间设置，称阳乐；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吴县令，汉灵帝中平年间设置。艾侯相，汉代旧县。鄱阳太守。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孙权从豫章郡分置，郡治在鄱阳县；赤乌八年，迁治吴芮故城。《永初郡国志》有历陵县，是汉代旧县；何氏《志》没有。辖县六个，户三千二百四十二，人口一万九百五十。距离州治水路四百四十里；距离京都水路一千八百四十里、陆路二千六十里。广晋县令，吴时设置，名为广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鄱阳侯相，汉代旧县。余干县令，汉代旧县。上饶男相，吴时设置。《太康地志》有记载，王隐《地道》没有。

译葛阳县令，吴时设置。乐安男相，吴时设置。临川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从豫章东部都尉辖区分置。辖县九个，户八千九百八十三，人口六万四千八百零五。距离州治水路一千一百里、陆路一千零二十里；距离京都水路二千八百三十里、陆路三千里。临汝侯相，汉和帝永元八年设置。西丰侯相，吴时设置，名为西平；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建侯相，吴时设置。永城男相，吴时设置。宜黄侯相，吴时设置。南城男相，汉代旧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为新南城，东晋偏安江左后恢复旧名。南丰县令，吴时设置。东兴侯相，吴时设置。安浦男相，吴时设置。庐陵太守。庐陵原是县名，隶属豫章郡；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从豫章郡分置。辖县九个，户四千四百五十五，人口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一。距离州治水路二千里、陆路一千六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三千六百里。石阳子相，前汉没有，后汉有。西昌侯相，吴时设置。东昌子相，吴时设置。吉阳男相，吴时设置。己丘男相，吴时设置。兴平侯相，吴时设置。阳丰男相，吴时称阳城，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高昌男相，吴时设置。遂兴男相，吴时设置，名为新兴；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永初郡国志》没有比县，何氏、徐氏之志都有。安成太守。吴孙皓宝鼎二年，从豫章、庐陵、长沙三郡分置。《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荆州。辖县七个，户六千一百一十六，人口五万零三百二十三。距离州治水路三千三百里、陆路三千六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三千七百里，没有陆路。平都子相，前汉称安平，后汉改名，隶属豫章郡。新喻侯相，吴时设置。宜阳子相，汉代旧县，原名宜春，隶属豫章郡，晋孝武帝改名。永新男相，吴时设置。安复侯国的相，汉代旧县，原名安成，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隶属长沙。萍乡侯国的相，吴国设置。广兴侯国的相，《晋太康地志》中有这个县，何氏说是江左设置的，不对。南康公国的相，晋武帝太康三年，以庐陵南部都尉改置。统辖七县，有四千四百九十三户、三万四千六百八十四口。水路距州治三千七百四十里；水路距京都三千八十里。赣侯国的相，汉代旧县，隶属豫章。宁都子国的相，吴国设置，原名杨都，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雩都侯国的相，汉代旧县，隶属豫章。平固侯国的相，吴国设置，原名平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南康公国的相，吴国设置，原名安南，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陂阳男国的相，吴国设置，原名揭阳。晋武帝太康五年，将西康的揭阳迁到原陂阳县治所，改称陂县；这样看来，陂阳先前已经是县了。后汉《郡国志》中没有这个县，疑心是吴国设置后改称揭阳的。南野伯国的相，汉代旧县，隶属豫章。虔化男国的相，孝武帝大明五年，以虔化屯改置。南新蔡太守，江左设置。统辖四县，有一千七百三十户、八千八百四十八口。水路距州治二百里；水路距京都一千三百七十里，陆路一千八百八十里。苞信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原本写作“褒信”，《永初郡国志》写作“苞信”。慎县令，汉代旧名，原属汝南。宋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徐氏志书说作宋乐，后来又恢复旧名。阳唐左县令，孝武帝大明八年设置。建安太守。这里原是闽越之地，秦朝设置为闽中郡。汉武帝时，闽越反叛，朝廷将其灭掉，把当地百姓迁徙到长江、淮水之间，使这片土地空虚。后来有一些逃入山谷的人出来，设置冶县，隶属会稽。司马彪说，章安就是旧冶县，那么临海也应是冶地。张勃《吴录》说：“闽越王冶炼铸造的地方，所以称为安闽王冶。这里不应只是因这一件事得名，大概是勾践冶炼铸造之处，所以称为冶吧？闽中有座山名叫湛，疑心湛山的炉子铸剑，因而称作湛炉。”后来把冶地分为会稽东部、南部二都尉。东部就是临海，南部就是建安。吴国孙休永安三年，把南部划出设置建安郡。统辖七县。户数疑为三千四十二，人口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六。水路距州治二千三百八十里；水路距京都三千四十里，没有陆路里程。吴兴子国的相，汉末设置，原名汉兴，吴国改名。将乐子国的相，《晋太康地志》中有此县。邵武子国的相，吴国设置，原名昭武，晋武帝改名。建阳男国的相，《晋太康地志》中有此县。绥成男国的相，《永初郡国志》、何氏志书、徐氏志书都有记载；何、徐二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沙村长，《永初郡国志》、何氏志书、徐氏志书都有记载；何、徐二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晋安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从建安郡分置。统辖五县，有二千八百四十三户、一万九千八百三十八口。水路距州治三千九百九十里；水路距京都三千五百八十里。侯官囗相，前汉没有，后汉称东侯官，隶属会稽。原丰县令，晋武帝太康三年，裁撤建安典船校尉后设置。晋安男国的相，吴国设置，原名东安，晋武帝改名。罗江男国的相，吴国设置，隶属临海。晋武帝设置晋安郡后，改隶晋安。温麻县令，晋武帝太康四年，以温麻船屯设置。《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何、徐二志都有。青州刺史，州治在临淄。江左侨置青州，州治在广陵。安帝义熙五年，平定广固后，北青州刺史驻治东阳城，而侨置的南青州仍旧存在。后来裁撤南青州，北青州直接称为青州。孝武帝孝建二年，州治迁到历城。大明八年，迁回东阳。明帝失去淮北后，在郁洲侨置青州，设置齐、北海、西海三郡。原来的青州统辖九郡、四十六县，有四万五百零四户、四十万二千七百二十九口。陆路距京都二千里。齐郡太守，秦朝设置。统辖七县，有七千三百四十六户、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九口。临淄县令，汉代旧县。西安县令，汉代旧县。安平县令。战国时这里称安平，西汉、东汉、魏、晋称东安平。前汉隶属淄川，后汉隶属北海，魏时改隶齐郡。般阳县令，前汉隶属济南，后汉及《晋太康地志》隶属齐郡。广饶县令，汉代旧县。昌国县令，汉代旧县。益都县令，魏国设置。

译济南太守，汉文帝十六年，从齐郡分置。晋代有济岷郡，据说魏平定蜀地后，把蜀地豪族和将领的家属迁到济水、黄河之间，所以设置了这个郡。安帝义熙年间实行土断，将其并入济南。考察《晋太康地志》，没有济岷郡。《永初郡国志》中济南又有祝阿县，前汉、后汉隶属平原，《晋太康地志》中没有；还有于陵县，是汉代旧县，但没有朝阳、平陵二县。统辖六县，有五千五十六户、三万八千一百七十五口。陆路距州治四百里；距京都二千四百里。历城县令，汉代旧县。朝阳县令。前汉称朝阳，后汉、晋称东朝阳。两汉隶属济南，《晋太康地志》隶属乐安。著县令，汉代旧县。土鼓县令，汉代旧县，晋代没有。逢陵县令，两汉、晋代都没有，《永初郡国志》、何氏志书、徐氏志书都有。平陵县令，汉代旧县，到晋代合称东平陵。乐安太守，汉高帝设置，原名千乘，汉和帝永元七年改名。统辖三县，有二千二百五十九户、一万四千九百九十一口。陆路距州治一百八十里；陆路距京都一千八百里。千乘县令，汉代旧县。临济县令，前汉称狄县，汉安帝永初二年改名。博昌县令，汉代旧名。高密太守。汉文帝将齐郡分为胶西郡，汉宣帝本始元年改名为高密。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并入北海；晋惠帝又从城阳分置城阳郡，前汉有此郡，后汉没有，魏又从北海分置。宋孝武帝时并入北海。统辖六县，有二千三百零四户、一万三千八百零二口。陆路距州治二百里；陆路距京都一千六百里。黔陬县令，前汉隶属琅邪，后汉隶属东莱，《晋太康地志》隶属城阳。淳于县令，两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城阳。高密县令，前汉隶属高密，后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城阳。夷安县令，前汉隶属高密，后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城阳。营陵县令，两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城阳。昌安县令，汉安帝延光元年设置，隶属高密；后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城阳。平昌太守，原先隶属城阳，魏文帝从城阳分置，后来裁撤，晋惠帝又重新设置。统辖五县，有二千二百七十户、一万五千五十口。陆路距州治二百里；距京都陆路一千七百里。安丘县令，两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琅邪。平昌县令，前汉隶属琅邪，后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城阳。东武县令，两汉隶属琅邪，《晋太康地志》隶属东莞。琅邪县令，两汉隶属琅邪，《晋太康地志》中没有。硃虚县令，前汉隶属琅邪，汉安帝永初元年改隶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城阳。北海太守，汉景帝中二年设置。统辖六县，有三千九百六十八户、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五口。寄治在州治所在地。都昌县令，汉代旧县。寄治在州治所在地，其余仍按原治所。胶东县令，原为胶东国，后汉及《晋太康地志》隶属北海。剧县令，两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琅邪。即墨县令，前汉隶属胶东，后汉及《晋太康地志》隶属北海。下密县令，前汉隶属胶东，后汉及《晋太康地志》隶属北海。平寿县令，汉代旧县。东莱太守，汉高帝设置。统辖七县，有一万一百三十一户、七万五千一百四十九口。陆路距州治五百里；距京都二千一百里。曲城县令，汉代旧县。掖县令，汉代旧县。扌弦县令，汉代旧县。卢乡县令，汉代旧县。牟平县令，汉代旧县。当利县令，汉代旧县。黄县令，汉代旧县。太原太守，秦朝设置，隶属并州。文帝元嘉十年，划出济南、太山设置。统辖三县，有二千七百五十七户、二万四千六百九十四口。陆路距州治五百里；距京都一千八百里。山茌县令，汉代旧县，隶属泰山。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隶济北。太原县令，晋安帝义熙年间实行土断时设置，隶属泰山。祝阿县令，另见有关记载。长广太守，原为长广县。前汉隶属琅邪，后汉隶属东莱，《晋太康地志》说原来隶属东莱。《起居注》说，晋武帝咸宁三年，以齐郡东部的县设置长广郡。统辖四县，有二千九百六十六户、二万零二十三口。距州治五百里；距京都一千九百五十里。不其县令，前汉隶属琅邪，后汉隶属东莱，《晋太康地志》隶属长广。长广县令，前汉隶属琅邪，后汉隶属东莱，《晋太康地志》隶属长广。昌阳县令，晋惠帝元康八年，从长广县分置。挺县令，前汉隶属胶东，后汉隶属北海，《晋太康地志》隶属长广。冀州刺史。江左侨置南冀州，后来裁撤。义熙年间重新设置，州治在青州，后来又裁撤。文帝元嘉九年，再从青州分置，州治在历城，并划分辖境设置郡县。统辖九郡、五十县，有三万八千七十六户、十八万一千一口。陆路距京都二千四百里。广川太守。原为县名，隶属信都，《地理志》没有说明最初设置的时间。汉景帝二年，改为广川国；汉宣帝甘露三年恢复为郡县。汉明帝改名乐安，汉安帝延光年间改称安平；晋武帝太康五年，又改为长乐。广川县，前汉隶属信都，后汉隶属清河，魏隶属勃海，晋代又隶属清河。何氏志书说，广川是江左设置的。另有蓚县，前汉隶属信都，后汉、晋隶属勃海；但没有广川县。孝武帝大明元年，裁撤广川的枣强县以及勃海的浮阳、高城县，三县都是汉代旧县，合并设置广川县，并不是原来的广川县。隶属广川郡。统辖四县，有三千二百五十户、二万三千六百一十四口。陆路距州治一百六十里；陆路距京都一千九百八十里。广川县令，已在前文见过。中水县令，前汉隶属涿郡，后汉及《晋太康地志》隶属河间。孝武帝大明七年，从河间郡划出改隶此处。武强县令，何氏说是江左设置。索卢县令，何氏说是江左设置。平原太守，汉高帝设置。旧时隶属青州，魏、晋时隶属冀州。统辖八县，有五千九百一十三户、二万九千二百六十七口。

译广宗县令，前汉没有，后汉隶属钜鹿；《晋太康地志》隶属安平；《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没有记载；孝武帝大明元年重新设置。平原县令，汉代旧县。鬲县令，汉代旧县。安德县令，汉代旧县。平昌县令，汉代旧县。后汉没有。《晋太康地志》称为西平昌。般县令，汉代旧县。茌平县令，前汉隶属东郡，后汉隶属济北，《晋太康地志》隶属平原。高唐县令，汉代旧县。清河太守，汉朝设置，汉桓帝建和二年改称甘陵，魏时恢复旧名。何氏志书中有重合县，另见有关记载。统辖七县，有三千七百九十四户、二万九千二百七十四口。距州治一百一十里；陆路距京都一千八百里。清河县令，两汉没有，《晋太康地志》中有。武城县令，汉代旧县，合称东武城。绎幕县令，汉代旧县。贝丘县令，汉代旧县。零县令，汉代旧县，写作“灵”。鄃县令，汉代旧县。安次县令，前汉旧县，隶属勃海；后汉隶属广阳，《晋太康地志》隶属燕国。乐陵太守，晋武帝从平原郡分置。旧时隶属青州，现改隶此州。统辖五县，有三千一百零三户、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一口。距州治一百四十里；陆路距京都一千八百里。乐陵县令，汉代旧县，原来隶属平原。阳信县令，两汉隶属勃海，《晋太康地志》隶属乐陵。新乐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厌次县令，前汉称富平，汉明帝改名，隶属平原，《晋太康地志》隶属乐陵。泾沃县令，前汉隶属千乘，后汉没有。何氏说魏时设置，应当是魏时重新设置。《晋太康地志》隶属乐陵。魏郡太守，汉高帝设置。两汉隶属冀州，魏、晋隶属司隶；江左屡次裁撤和恢复设置。宋孝武帝又侨置，何氏志书没有记载。统辖八县，有六千四百零五户、三万三千六百八十二口。魏县令，汉代旧县。安阳县令，《晋太康地志》中有。聊城县令，汉代隶属东郡，晋代隶属平原。博平县，平安，汉代隶属东郡，晋代隶属平原。肥乡县令。《晋太康地志》记载，肥乡县隶属广平。蠡吾县令。前汉时隶属涿郡，后汉时隶属中山，《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高阳。孝武帝时首次设置，隶属高阳；大明七年改隶此处。顿丘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归顺；孝武帝孝建二年设置此县。临邑县令。汉代隶属东郡，晋代隶属济北。孝武帝孝建二年设置，与顿丘县同时建立。河间太守。汉文帝二年分赵国设置。东晋以来多次废置，宋孝武帝又设置侨郡，何氏志书中没有记载。统辖六县，有二千七百八十一户、一万七千七百零七口。乐城县令。乐城是汉代旧县。城平县令。前汉时隶属勃海郡，后汉以及《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河间。武垣县令。前汉时隶属涿郡，后汉以及《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河间。章武县令。两汉时隶属勃海郡，《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章武。东晋时设置，隶属广川；孝武帝大明七年改隶此处。南皮县令。南皮是汉代旧县，隶属勃海郡。孝武帝时首次设置，隶属勃海郡；大明七年改隶此处。阜城县令。前汉勃海郡有阜城县，《续汉书》记载安平郡有阜城县，注释说“原名昌城”。汉代信都有昌城，但究竟指哪一个，无法详考。顿丘太守，另见有关记载。东晋以来多次废置，孝武帝又设置侨郡，何氏志书中没有记载。统辖四县，有一千二百三十八户、三千八百五十一口。顿丘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卫国县令，《晋太康地志》中有记载。肥阳县令，何氏志书以前的文献没有记载。阴安县令。两汉时隶属魏郡，魏时隶属阳平，晋时隶属顿丘。高阳太守。高阳是前汉的县名，隶属涿郡；后汉时隶属河间。晋武帝泰始元年分涿郡设置范阳郡，高阳又隶属范阳；后来又从范阳分出高阳郡。东晋以来多次废置，孝武帝又设置侨郡，何氏志书中没有记载。统辖五县，有二千二百九十七户、一万四千七百二十五口。安平县令。前汉时隶属涿郡，后汉时隶属安平，《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博陵。饶阳县令。前汉时隶属涿郡。《续汉书》记载安平郡有饶阳县，注释说“旧名为饶，隶属涿郡”。考察《地理志》，涿郡只有饶阳县，没有饶县。邺县令。邺是汉代旧县，隶属魏郡。东晋时为避愍帝的名讳，改名临漳。孝武帝时首次设置，隶属魏郡；大明七年改隶此处。高阳县令，已经见于前文。新城县令。前汉时隶属中山，后汉时隶属涿，《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高阳，并称为北新城。勃海太守。汉高帝时设置，隶属幽州；后汉、晋时隶属冀州。东晋时废置，孝武帝又设置侨郡，何氏志书中没有记载。统辖三县，有一千九百零五户、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六口。长乐县令。这里是晋代的长乐郡。疑心是东晋时将长乐郡废为县，到此时又重新设置。蓚县令，另见有关记载。何氏志书记载隶属广川，徐氏志书记载隶属此郡。重合县令。重合是汉代旧县。司州刺史，就是汉代的司隶校尉。自晋朝渡江南迁以来，司州沦陷于戎寇之手；虽然永和、太元年间王化一度达到这里，但到了太和、隆安年间又重新陷没。牧司所承担的职责，也只是表示性地举出大略而已，县邑的户口无法完全查知。武帝向北平定关中、洛阳一带后，河南地区安定下来，于是设置司州刺史，治所设在虎牢，统辖河南郡（汉代旧郡）、荥阳郡（晋武帝泰始元年从河南郡分置）、弘农郡（汉代旧郡）这三个实有辖境的郡。河南郡辖洛阳、河南、巩、缑氏、新城、梁（均为汉代旧县）、河阴（《晋太康地志》中有此县）、陆浑（汉代旧县，属弘农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河南郡）、东垣（二汉及《晋太康地志》均有此县）、新安（二汉属弘农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河东郡）、西东垣（新设）共十一县。荥阳郡辖京、密、荥阳、卷、阳武、苑陵、中牟、开封、成皋，均为汉代旧县，属河南郡，共九县。弘农郡辖弘农、陕、宜阳、黾池、卢氏，均为汉代旧县；曲阳县，前汉属东海郡，后汉属下邳郡，《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共七县。三郡合计二十七县，一万六千三百六户。

译此外还有河内郡和东京兆郡两个侨郡。河内是汉代旧郡；东京兆另见于雍州，东京兆是新设置的。河内郡寄治于河南，统辖温、野王、轵、河阳、沁水、山阳、怀、平皋、朝歌十县；其中温、野王等县沿用汉代旧名，朝歌两汉时隶属河内，《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汲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才开始设置。东京兆郡寄治于荥阳，统辖长安、万年、新丰、蓝田、蒲阪六县；长安、蒲阪见于两汉，万年、新丰、蓝田另见有关记载，蒲阪在《晋太康地志》中隶属河东。两郡合计十六县，有一千九百九十二户。少帝景平初年，司州又被北虏攻陷。文帝元嘉末年，在汝南设置侨司州，不久也废除。明帝又在南豫州的义阳郡设置司州，逐渐成为实际控制的土地。司州统辖四郡、二十县，距京都水路二千七百里、陆路一千七百里。义阳太守。魏文帝时设置，后来废除，晋武帝又重新设置。《太康地志》《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都记载义阳隶属荆州，徐氏志书则记载隶属南豫州。明帝泰始五年改隶郢州，后来废帝元徽四年改隶司州。统辖七县，有八千零三十二户、四万一千五百九十七口。平阳侯相。前汉没有此县，后汉隶属江夏，称为平春；《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义阳，晋孝武帝时改名。鄳县令。两汉时隶属江夏，《晋太康地志》记作鄳，隶属义阳，鄳读作“盲”。《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都写作鄳。钟武县令。前汉时隶属江夏，后汉和《晋太康地志》中没有记载，《永初郡国志》记载隶属义阳。宝城县令。孝武帝孝建三年从鄳县分出设置。义阳县令。《晋太康地志》中有记载，后来废除。孝武帝孝建三年从平阳县分出设置。平春县令。孝武帝孝建三年从平阳县分出设置。环水长。《永初郡国志》、何氏志书和徐氏志书都没有记载。明帝泰始三年改隶宋安郡，后来宋安郡被废除，于是环水又归还此郡。宋安原本是县名，孝武帝大明八年，将义阳郡所统辖的东随左郡省并后设置为宋安县，隶属义阳；明帝又将其设置为郡。随阳太守。晋武帝从南阳郡分出义阳，设置义阳国；太康年间又从义阳分出随国，隶属荆州。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隶郢州，前废帝永光元年改隶雍州；明帝泰始五年又归属郢州，改名随阳；后废帝元徽四年改隶司州。徐氏志书还记载有革音县，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统辖四县，有四千六百户。距京都三千四百八十里。随阳子相。汉代随县隶属南阳，《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义阳。后来随国和随郡一同改名。永阳男相。徐氏志书中有记载。关西县令，另见荆州有关记载，书中写作厥西；这是宋朝末年新设置的。西平林县令。宋朝末年新设置。安陆太守。孝武帝孝建元年从江夏郡分出设置，隶属郢州；后废帝元徽四年改隶司州。徐氏志书有安蛮县，《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都没有记载，应当是何氏志书之后设置的。不久升为郡；孝武帝大明八年省郡为县，隶属安陆；明帝泰始初年又设置为左郡，宋朝末年再次废除。统辖二县，有六千零四十三户、二万五千零八十四口。距京都水路二千三百里。安陆公相。安陆是汉代旧县，隶属江夏。江夏郡又有曲陵县，原名石阳，是吴国设置的。《晋起居注》记载，太康元年将江夏的石阳县改名为曲陵县；明帝泰始六年并入安陆。南汝南太守。汝南郡的情况另见有关记载。平舆县令。北新息县令。真阳县令。安城县令。南新息县令。安阳县令。以上各县另见有关记载。临汝县令，新设置的县。

译《志》第二十七：州郡三。荆州、郢州、湘州、雍州、梁州、秦州。荆州刺史。汉代治所在武陵郡的汉寿，魏、晋时治所在江陵；王敦驻治武昌，陶侃先治沔阳，后来治武昌；王暠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进驻襄阳，后来又返回夏口；桓温治江陵，桓冲治上明，王忱又回到江陵，此后治所便一直在江陵。宋初统辖三十一郡，后来将南阳、顺阳、襄阳、新野、竟陵五郡分出设置雍州；又将湘川十郡设置为湘州，江夏、武陵隶属郢州，随郡、义阳隶属司州，北义阳被省除，共剩下十一郡。文帝在位时，又设置宋安左郡，统辖拓边、绥慕、乐宁、慕化、仰泽、革音、归德七县，后来废除并改制。汶阳郡后来也改隶荆州。现在荆州统辖十二郡、四十八县，有六万五千六百零四户。距京都水路三千三百八十里。南郡太守。秦代设置。汉高帝元年改为临江国，景帝中元二年恢复原名。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郡，不久又恢复原名。宋初统辖九县，后来州陵、监利改隶巴陵；旌阳县在文帝元嘉十八年省并入枝江县。两汉没有旌阳县，《晋太康地志》中有记载，疑心是吴国设置的。现存六县，有一万四千五百四十四户、七万五千零八十七口。江陵公相。江陵是汉代旧县。华容公相。华容是汉代旧县，晋武帝太康元年省除，后来又恢复设置。当阳男相。当阳是汉代旧县。临沮伯相。临沮是汉代旧县。《晋太康地志》和《永守地志》记载隶属襄阳，后来改隶此处。编县男相。编县是汉代旧县。枝江侯相。枝江是汉代旧县。南平内史。吴国的南郡治所在江南，统辖江陵、华容等县。晋武帝太康元年，从南郡的江南地区分出设置南平郡，治所在作唐，后来迁治江安。统辖四县，有一万二千三百九十二户、四万五千零四十九口。距州治水路二百五十里，距京都水路三千五百里，没有陆路里程。江安侯相。晋武帝太康元年设置。孱陵侯相。两汉时的旧县，隶属武陵郡；《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南平。作唐侯相。前汉没有此县，后汉时隶属武陵，《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南平。南安县令。晋武帝从江安县分出设置。天门太守。吴孙休永安六年，从武陵郡分出设置。充县有松梁山，山上有一块石头，石头裂开的地方有几十丈宽；山势高峻，即使用强弩仰射也射不到顶部，顶部称为“天门”，郡因此得名。充县后来省除。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隶郢州，明帝泰始三年恢复旧制。统辖四县，有三千一百九十五户。距州治水路一千二百里、陆路六百里；距京都水路三千五百里。澧阳县令。晋武帝太康四年设置。临澧县令。晋武帝太康四年设置。零阳县令。零阳是汉代旧县，隶属武陵。溇中县令。两汉没有此县，《晋太康地志》中有记载，疑心是吴国设置的。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隐《地道》和何氏志书都说宜都是吴国从南郡分出设置的；张勃《吴录》却说是刘备设置的。考察《吴志》，吕蒙平定南郡、占据江陵后，陆逊另行攻取宜都，俘获秭归、枝江、夷道三县。当初孙权与刘备分割荆州，南郡属于刘备，那么宜都应当是刘备从南郡分出设置的，不是吴国设置的。习凿齿说，魏武帝平定荆州后，从南郡分出枝江以西地区设置临江郡；建安十五年，刘备将它改为宜都。统辖四县，有一千八百四十三户、三万四千二百二十口。距州治水路三百五十里，没有陆路里程；距京都水路三千七百三十里。夷道县令。夷道是汉代旧县。佷山男相。前汉时隶属武陵，后汉时隶属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兴山，后来恢复旧名。宜昌县令。何氏志书记载为晋武帝设置。考察《太康地志》和《永宁地志》，其中都没有记载，疑心是此后设置的。夷陵县令。夷陵是汉代旧县，吴国改名西陵，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旧名。巴东公相。谯周《巴记》说，初平元年，荆州帐下司马赵韪建议把巴郡汉安县以下的各县分出设置永宁郡。建安六年，刘璋将永宁改为巴东郡，又把涪陵县分出设置丹兴、汉葭二县，设置巴东属国都尉，后来改为涪陵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巴东隶属梁州；惠帝太安二年改隶益州；穆帝永和初年平定蜀地，改隶荆州。《永初郡国志》中没有巴渠、黾阳二县。统辖七县，有一万三千七百九十五户、四万五千二百三十七口。距州治水路一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四千六百八十里。鱼复侯相。鱼复是汉代旧县，隶属巴郡；刘备章武二年改名永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旧名。朐▯县令。朐▯是汉代旧县，隶属巴郡。新浦县令。何氏志书记载为新设置。南浦县令。刘禅建兴八年十月，益州牧阎宇上表请求改羊渠设置南浦县。羊渠的情况不详，何氏志书记载为吴国设置。汉丰县令。何氏志书没有注明设置的时间和原因。《太康地志》记载巴东郡有汉昌县，疑心就是汉丰县。巴渠县令。何氏志书没有注明设置的时间和原因。黾阳县令。何氏志书没有注明设置的时间和原因。晋朝末年平定吴国时，曾在峡中设置武陵郡，有黾阳、黔阳二县；咸宁元年将二县合并省除。汶阳太守。何氏志书记载为新设置。先前隶属梁州，文帝元嘉十一年改隶此处。宋初有四县，后来省除汶阳县。现在统辖三县，有九百五十八户、四千九百一十四口。距州治水路七百里、陆路四百里；距京都四千一百里。僮阳县令。何氏志书记载为新设置。沮阳县令。何氏志书记载为新设置。高安县令。何氏志书记载为新设置。南义阳太守。义阳郡的情况另见有关记载，这是晋朝末年因义阳流民而设置的侨郡。宋初有四县，孝武帝孝建二年将平阳县并入厥西县。平阳原本是郡，东晋时设置为侨郡；魏代从河东分出设置平阳郡，晋朝末年省郡为县。现在统辖二县，有一千六百零七户、九千七百四十一口。厥西县令。两汉没有此县，《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义阳。平氏县令。平氏沿用汉代旧名，隶属南阳。新兴太守。《魏志》记载，建安二十年省除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各郡设置一个县，合并设置为新兴郡，隶属并州。晋室渡江后设置侨郡。宋初有六县，后来省除云中县；云中是汉代旧名，汉代隶属云中郡。孝武帝孝建二年又省除九原县；九原是汉代旧名，汉代隶属五原郡。定襄县与流寓人口设置的宕渠县合并，广牧县也被合并。现在共统辖三县，有二千三百零一户、九千五百八十四口。定襄县令。定襄沿用汉代旧名。

译广牧男相。广牧沿用汉代旧名，隶属朔方。新丰县令。新丰沿用汉代旧名，隶属京兆，是因流民侨居而设置的。南河东太守。河东郡由秦代设置。晋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将军庾亮以司州侨民设置此郡。宋初有八县，孝武帝孝建二年将广戚县并入；广戚前汉时隶属沛郡，后汉及《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彭城，是东晋时因流寓人口设置的。又将闻喜县并入；弘农是东晋时设置的侨郡，后来并省为县。临汾县并入松滋县，安邑县并入永安县。临汾、安邑都是汉代旧名，临汾后来隶属平阳。现在统辖四县，有二千四百二十三户、一万零四百八十七口。距州治水路一百二十里；距京都水路三千五百里。闻喜县令。原名曲沃，秦代改为左邑。汉武帝元鼎六年出行到这里，听到南越被攻破的消息，于是改名闻喜。永安县令。前汉时称彘县，顺帝阳嘉二年改名，后来隶属平阳。松滋县令。前汉时隶属庐江，后汉没有记载，晋代隶属安丰。疑心是有流民寄居荆州境内，所以设置此县。谯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是因谯地流民寄居而设置的。建平太守。吴孙休永安三年，从宜都郡分出设置，统辖信陵、兴山、秭归、沙渠四县。晋代又设置建平都尉，统辖巫、北井、泰昌、建始四县。晋武帝咸宁元年将都尉改为郡，于是吴、晋各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平定吴国后，两郡合并。太康五年省除建始县，后来又恢复设置。《永初郡国志》记载有南陵、建始、信陵、兴山、永新、永宁、平乐七县，现在都没有了。考察《太康地志》，其中没有南陵、永新、永宁、平乐、新乡五县，疑心是东晋时设置的；信陵、兴山、沙渠疑心是吴国设置的；建始则是晋初设置的。统辖七县，有一千三百二十九户、二万零八百一十四口。距州治水陆路一千里；距京都水路四千三百八十里。巫县令。巫是汉代旧县。秭归侯相。秭归是汉代旧县。归乡公相。何氏志书记载，归乡原属秭归，是吴国分置的。考察《太康地志》，其中说秭归县有归乡，那里原是夔子国，后来被楚国灭掉，却没有归乡县；何氏志书所说不对。北井县令。《晋太康地志》中有记载。原先隶属巴东，晋武帝泰始五年改隶建平。泰昌县令。《晋太康地志》中有记载。沙渠县令。《晋起居注》记载，太康元年设置。考察沙渠是吴国建平郡所统辖的县，吴国平定后不应才设置此县，具体情况不详。新乡县令。永宁太守。晋安帝时设置侨长宁郡；宋明帝因其名称与文帝陵墓同名，改名永宁。宋初有五县，后来省除绥安县；绥安县为晋安帝时设置。孝武帝孝建二年以后，又将僮阳县并入长宁县，将绥宁县并入上黄县；僮阳、绥宁都是晋安帝时设置的。现在统辖二县，有一千一百五十七户、四千二百七十四口。距州治陆路六十里；距京都三千四百三十里。长宁侯相。晋安帝时设置。上黄男相。宋初隶属襄阳，后来改隶此处。两汉和晋代都没有此县。武宁太守。晋安帝隆安五年，桓玄因沮、漳地区的降服蛮民而设置。统辖二县，有九百五十八户、四千九百一十四口。乐乡县令。晋安帝时设置。长林男相。晋安帝时设置。郢州刺史。魏文帝黄初三年，以荆州长江以北的各郡设置郢州；当年便撤销并入荆州，不是今天所说的郢州地区。吴国也设置过郢州。孝武帝孝建元年，从荆州分出江夏、竟陵、随、武陵、天门五郡，从湘州分出巴陵郡，从江州分出武昌郡，从豫州分出西阳郡；又把南郡的州陵、监利二县改隶巴陵，于是设置郢州。天门后来归还荆州。郢州统辖六郡、三十九县，有二万九千四百六十九户、十五万八千五百八十七口。距京都水路二千一百里。江夏太守。汉高帝时设置，原本隶属荆州。《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都记载治所在安陆，此后治所迁至夏口。又有安陆、曲陵二县，曲陵后来另行设置为郡。统辖七县，有五千零七十二户、二万三千八百一十口。汝南侯相。这里原是沙羡县地，晋朝末年汝南郡百姓流寓夏口，于是设置汝南县。沙羡县令。沙羡是汉代旧县，吴国时省除。晋武帝太康元年恢复设置，治所在夏口。孝武帝太元三年，省并入沙阳县，后来以其地作为汝南郡的实际辖地。沌阳子相。东晋时设置。孝昌侯相。《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都没有记载，徐氏志书中有记载，疑心是孝武帝在位时设置的。惠怀县，子爵县相。东晋在江左设置。沙阳县，男爵县相，是两汉旧县，原名沙羡，隶属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后来又设置沙羡县，沙阳县迁到现在的治所。文帝元嘉十六年改隶巴陵，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隶江夏。羡阳县，子爵县相。晋惠帝时期，安陆人硃伺任陶侃的将领，请求划分安陆东部边界设置此县。蒲圻县，男爵县相。晋武帝太康元年设置，原属长沙；文帝元嘉十六年改隶巴陵，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隶江夏。竟陵郡太守。晋惠帝元康九年，划分江夏西部设置。何志又记有宋县，徐志没有记载。下辖六县，户八千五百九十一，人口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五。距州治水路一千四百里，距京都水路三千四百里。苌寿县令。明帝泰始六年设置。竟陵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江夏。新市县，子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江夏。霄城县，侯爵县相。《永初郡国》有记载，何志、徐志都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新阳县，男爵县相。《永初郡国》有记载，何志、徐志都没有注明设置时间。云杜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江夏。武陵郡太守。《前汉地理志》说是汉高帝设置的。《续汉郡国志》说是秦昭王设置，名为黔中郡，汉高帝五年改名。原属荆州。下辖十县，户五千九十，人口三万七千五百五十五。距州治水路一千里，距京都水路三千里。临沅县，男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龙阳县，侯爵县相。《晋太康地理志》和何志说是吴国设置的。汉寿县，伯爵县相，前汉设置，后汉顺帝阳嘉三年改名。吴国称为吴寿，晋武帝恢复旧名。沅南县令。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设置。迁陵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辰阳县，男爵县相，是汉代旧县。舞阳县令。前汉写作“无阳”，后汉文献没有记载，《晋太康地志》有记载。酉阳县长，是汉代旧县。黚阳县长，两汉文献没有记载，《晋太康地志》有记载。沅陵县令，是汉代旧县。

译巴陵郡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划分长沙郡的巴陵、蒲圻、下隽三县和江夏郡的沙阳一县设置，隶属湘州；孝武帝孝建元年，划出南郡的监利、州陵二县改隶江夏，隶属郢州。孝建二年，又把长宁县的绥安县改隶巴陵。何志记载到元嘉二十年为止，巴陵郡在元嘉十六年设置，按理应当载入何志，却缺失了。下辖四县，户五千一百八十七，人口二万五千三百一十六。距州治水路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二千五百里。巴陵县，男爵县相。晋武帝太康元年设置，隶属长沙。原先设有度支校尉，郡设置后撤销。下隽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长沙。监利县，按《晋起居注》记载，太康四年重新设置南郡的监利县，不久又撤销。这里说“重新设置”，说明此前已有此县而后来被撤销；怀疑是吴国设置、又由吴国撤销。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隶巴陵。州陵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南郡；晋武帝太康元年重新设置，怀疑是吴国撤销过此县。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隶巴陵。明帝泰始四年，将绥安县并入州陵县。武昌郡太守。《晋起居注》记载，太康元年将江夏改为武昌郡。下辖三县，户二千五百四十六，人口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一。距京都水路一千一百里。武昌县，侯爵县相。魏文帝黄初二年，孙权将鄂县改为武昌。阳新县，侯爵县相，由吴国设置。鄂县令，是汉代旧县，隶属江夏。吴国将鄂县改为武昌，晋武帝太康元年又设置鄂县，而武昌县名仍旧。西阳郡太守。西阳原是县名，两汉时隶属江夏；魏国设置弋阳郡，西阳又隶属弋阳。晋惠帝又将弋阳分为西阳国，隶属豫州；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改隶郢州；明帝泰始五年又改隶豫州，后来又归还郢州。《永初郡国》、何志、徐志都有弋阳县。现在下辖十县，户二千九百八十三，人口一万六千一百二十。距州治水路二百八十里，距京都水路一千七百二十里。西阳县令，是汉代旧县，隶属江夏，后来隶属弋阳。西陵县，男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江夏，后来隶属弋阳。孝宁县，侯爵县相，原为轪县，是汉代旧县。孝武帝从这里起兵讨伐叛逆，登基后改了县名。蕲阳县令。两汉江夏郡有蕲春县，吴国设置蕲春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撤销蕲春郡，蕲春县隶属弋阳，后来隶属新蔡；孝武帝大明八年又归属西阳。义安县令。明帝泰始二年以后由流民设置。蕲水左县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州境内的蛮族百姓设置建昌、南川、长风、赤亭、鲁亭、阳城、彭波、迁溪、东丘、东安、西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蕲水、清石十八县，隶属西阳。孝武帝大明八年，赤亭、彭波并入阳城；其余各县何时撤销，详情不明。东安左县长。前废帝永光元年，又把西阳郡的蕲水、直水、希水三屯设置为县。建宁左县长。孝武帝大明八年，撤销建宁左郡，改设为县，隶属西阳。徐志有建宁县，应当是此后又改为郡。希水左县长。阳城左县长。原属建宁左郡；孝武帝大明八年，撤销西阳郡的赤亭、阳城、彭城三县，将其并入建宁郡的阳城县，再把该县划归西阳。湘州刺史。晋怀帝永嘉元年，划分荆州的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建昌七郡和江州的桂阳郡，共八郡设置湘州，治所在临湘。成帝咸和三年撤销。安帝义熙八年恢复设置，十二年又撤销。宋武帝永初三年再次设置，文帝元嘉八年撤销；元嘉十六年又设置，二十九年又撤销。孝武帝孝建元年再次设置。建昌郡在晋惠帝元康九年划分长沙东北部的下隽等县设置，成帝咸康元年撤销。元嘉十六年设置巴陵郡，隶属湘州，后来改隶郢州。下辖十郡、六十二县，户四万五千八十九，人口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七十二。距京都水路三千三百里。长沙内史。秦代设置。宋初有十县，其中下隽、蒲圻、巴陵三县划归巴陵郡。现在下辖七县，户五千六百八十四，人口四万六千二百一十三。临湘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醴陵县，侯爵县相，后汉设置。浏阳县，侯爵县相，由吴国设置。吴昌县，侯爵县相，后汉设置，原称汉昌，吴国改名。罗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攸县，子爵县相，是汉代旧县。建宁县，子爵县相，由吴国设置。衡阳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划分长沙西部都尉辖区设置。下辖七县，户五千七百四十六，人口二万八千九百九十一。距州治水路二百二十里，距京都水路三千七百里。湘西县令，由吴国设置。湘南县，男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长沙。益阳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长沙。湘乡县，男爵县相，前汉没有记载，后汉隶属零陵。新康县，男爵县相，吴国称为新阳，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重安县，侯爵县相，前汉称钟武，后汉顺帝永建三年改名，隶属零陵。衡山县，男爵县相，由吴国设置，原称衡阳，晋惠帝改名。桂阳郡太守。汉高帝设置，隶属荆州；晋惠帝元康元年改隶江州。下辖六县，户二千二百一十九，人口二万二千一百九十二。距州治水路一千四百里，距京都水路四千九百四十里。郴县，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耒阳县，子爵县相，是汉代旧县。南平县令，是汉代旧县。临武县令，是汉代旧县。汝城县令，东晋在江左设置。晋宁县令。汉顺帝永和元年设置，称汉宁；吴国改称阳安；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称晋宁。零陵内史。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下辖七县，户三千八百二十八，人口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八。距州治一千四百里，距京都水路四千八百里。泉陵县，子爵县相，是汉代旧县。洮阳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零陵县，子爵县相，是汉代旧县。祁阳县，子爵县相，由吴国设置。明帝泰始初年改隶湘东，泰始五年恢复旧属。应阳县，男爵县相。晋惠帝从观阳县分出设置。观阳县，男爵县相，由吴国设置。永昌县令，由吴国设置。营阳郡太守。东晋在江左从零陵郡分出设置。下辖四县，户一千六百零八，人口二万九百二十七。距州治水路一千七百一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五百五十里。营浦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零陵。营道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零陵。舂陵县令。前汉旧县，舂陵侯迁往南阳建立封国后，该县撤销。吴国重新设置，隶属零陵。泠道县令，是汉代旧县，隶属零陵。

译湘东郡太守。吴孙亮太平二年，划分长沙东部都尉辖区设置。晋代有七县；孝武帝太元二十年，撤销酃县、利阳县、新平县这三个县。酃县是汉代旧县；张勃《吴录》记有利阳、新平二县，“利”字作“梨”，晋代写作“利”，读音相同。现在下辖五县，户一千三百九十六，人口一万七千四百五十。距州治水陆路七百里，距京都水路三千六百里。临烝县，伯爵县相，吴国时隶属衡阳，《晋太康地志》记载隶属湘东。新宁县令，由吴国设置。茶陵县，子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长沙。湘阴县，男爵县相。后废帝元徽二年，划分益阳、罗、湘西以及巴、硖地区的流民设置。阴山县令。阴山本是汉代旧县，隶属桂阳。吴国湘东郡有这个阴山县，怀疑是吴国设置的。邵陵郡太守。吴孙皓宝鼎元年，划分零陵北部都尉辖区设置。下辖七县，户一千九百一十六，人口二万五千五百六十五。距州治水路七百里、陆路一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四千五百里。邵陵县，子爵县相。何志记载隶属长沙。按两汉没有此县，《吴录》记载隶属邵陵。武刚县令。晋武帝从都梁县分出设置。建兴县，男爵县相。晋武帝从邵陵县分出设置。高平县，男爵县相，由吴国设置。晋武帝太康元年改称南高平，后来又改称高平。都梁县令，是汉代旧县，隶属零陵。邵阳县，男爵县相。吴国称昭阳，晋武帝改名。扶县令。汉代旧县，到晋代称夫夷。汉代隶属零陵，晋代隶属邵陵。考察现在称“扶县”，怀疑是为了避桓温的名讳而去掉“夷”字；“夫”又不能作为县名，所以改作“扶”。广兴郡公相。吴孙皓甘露元年，划分桂阳南部都尉辖区，设置始兴郡。晋武帝平定吴国后，将其隶属广州；成帝时改隶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改隶广州；三十年再次改隶湘州。明帝泰始六年，设置冈湲县，划出始兴郡的封阳、阳山、含洭三县设置宋安郡，隶属湘州。泰豫元年又恢复设置，撤销冈湲县，将始兴改名为广兴。下辖七县，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六，人口七万六千三百二十八。距州治水路二千三百九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里。曲江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桂阳。桂阳县令，是汉代旧县，隶属桂阳。阳山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后汉称阴山，隶属桂阳。吴国始兴郡没有这个县，应当是晋代以后设置的。贞阳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原名浈阳，隶属桂阳。宋明帝泰始三年，将“浈”改为“贞”。含洭县，男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桂阳。始兴县令，由吴国设置。中宿县令，是汉代旧县，隶属南海，吴国时改属其他辖区。临庆内史。吴国从苍梧郡分出设置临贺郡，隶属广州；晋成帝时改隶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改隶广州；三十年再次改隶湘州。明帝改了郡名。下辖九县，户三千七百一十五，人口三万一千五百八十七。距州治水陆路二千八百里，距京都水陆路五千五百七十里。临贺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晋太康地志》和王隐说隶属南海，但两汉时隶属苍梧，应当是吴国时改属临贺郡。冯乘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苍梧。富川县令，是汉代旧县，隶属苍梧。封阳县，侯爵县相，是汉代旧县。兴安县，侯爵县相。吴国称建兴，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谢沐县长，是汉代旧县，隶属苍梧。宁新县令。两汉没有记载，应当是吴国设置的，隶属苍梧；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开建县令。文帝从封阳县分出设置宋昌、宋兴、开建、武化、徃徃徃、永固、绥南七县。后来又从开建、武化、宋昌三县分出设置宋建郡，隶属广州。孝武帝大明元年全部撤销，只留下开建县。抚宁县令，宋朝末年设置。始建内史。吴孙皓甘露元年，划分零陵南部都尉辖区设置始安郡，隶属广州；晋成帝时改隶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改隶广州；三十年再次改隶湘州。明帝改了郡名。下辖七县，户三千八百三十，人口二万二千四百九十。距州治水路二千零八十里、陆路二千六百三十里，距京都水路五千五百九十里。始安县，子爵县相，是汉代旧县，隶属零陵。熙平县令。吴国设置时称尚安，晋武帝改名。永丰县，男爵县相，由吴国设置。荔浦县令，是汉代旧县，隶属苍梧。平乐县，侯爵县相，由吴国设置。建陵县，男爵县相，由吴国设置，隶属苍梧，宋朝末年改隶此处。乐化县左县令，宋朝末年设置。雍州刺史。晋朝在江左设置。胡人灭亡、氐族作乱时，雍州、秦州的流民大多向南迁出樊城、沔水一带；晋孝武帝时才在襄阳设置侨置雍州，同时设置侨郡、侨县。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划出荆州的襄阳、南阳、新野、顺阳、随五郡设置雍州，而侨郡、侨县仍寄治在各郡境内。孝武帝大明年间，又划分实土郡县，作为侨郡、侨县的辖境。徐志记载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义阳三郡。北上洛郡由晋孝武帝设置，下辖上洛、北商、酆阳、阳亭、北拒阳五县。北京兆郡下辖北蓝田、霸城、山北三县，记载说是在景平年间设置的。义阳郡记载说是晋安帝设置，下辖平氏、襄乡二县。酆阳、阳亭、北拒阳三县都记载为安帝设置，其余县没有注明设置时间。现在这三个郡都已不存在。现在下辖十七郡、六十县，户三万八千九百七十五，人口十六万七千四百六十七。距京都水路四千四百里、陆路二千一百里。襄阳公相。魏武帝平定荆州后，把南郡编县以北以及南阳的山都县分置出来，均属荆州。鱼豢说，这是魏文帝设置的。《永初郡国志》和何志都有宜城县，此为汉代旧县，属南郡。鄀县、上黄县另见。徐志没有记载。共辖三县，四千零二十四户，一万六千四百九十六口。襄阳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郡。中庐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郡。巳阝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郡。南阳太守。秦代设置，属荆州。《永初郡国志》有比阳、鲁阳、赭阳、西鄂、俯犨、叶、雉、博望八县，都是汉代旧县。何志没有犨县、雉县。徐志没有比阳、鲁阳、赭阳、西鄂、博望五县，却有叶县，其余相同。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叶县。共辖七县，四千七百二十七户，三万八千一百三十二口。距州治三百六十里，距京都水路四千四百里。宛县令。汉代旧县。涅阳县令。汉代旧县。

译云阳县男相。汉代旧县，原名育阳县，晋孝武帝改名。冠军县令。汉代旧县，汉武帝从穰县分置。郦县令。汉代旧县。舞阴县令。汉代旧县。许昌县男相。徐志没有记载，是后来设置的。本属颍川。新野太守。何志说，晋惠帝从南阳郡分置。《永初郡国志》和何志有棘阳县，另见；还有蔡阳县、邓县，都是汉代旧县。徐志没有记载。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蔡阳县。现在辖五县，四千二百三十五户，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三口。距州治一百八十里，距京都水路四千五百八十里。新野侯相。汉代旧县，属南阳郡。宋文帝元嘉末年撤销，孝武帝大明元年恢复设置。山都县男相。汉代旧县，属南阳郡；《晋太康地志》属襄阳郡，《永初郡国志》以及何志、徐志属新野郡。池阳县令。汉代旧名，属冯翊郡；《晋太康地志》属京兆郡。侨置后也属京兆郡。孝武帝大明年间实行土断，又归属这里。穰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阳郡。交木县令。孝武帝大明元年设置。顺阳太守。魏从南阳郡分置，称南乡；晋武帝改名。晋成帝咸康四年，又设置南乡郡，后来恢复旧名。《永初郡国志》和何志有朝阳县、武当县、酂县、阴县、泛阳县、筑阳县，均另见；析县前汉属弘农，后汉属南阳。修阳县只见于《永初郡国志》，共八县。徐志只增加朝阳县。朝阳县于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共辖七县，四千一百六十三户，二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口。南乡县令。前汉没有，后汉有，属南阳郡。槐里县男相。汉代旧名，属扶风郡；《晋太康地志》属始平郡。侨置后也属始平郡。大明年间实行土断后属这里。顺阳县侯相。前汉称博山县，后汉明帝改名，属南阳郡。清水县令。前汉属天水郡，后汉属天水郡、汉阳郡，当时没有这个县。《晋太康地志》属略阳郡。侨置后属始平郡。大明年间实行土断后属这里。朝阳县令。汉代旧县。丹水县令。前汉属弘农郡，后汉属南阳郡。何志说是魏设置的，不对。郑县令。汉代旧名，属京兆郡。侨置后也属京兆郡，后来迁置到这里。京兆太守。原为秦代内史。汉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改为渭南郡；九年撤销，又改为内史。汉武帝建元六年，分置右内史；太初元年，改称京兆尹，魏改为京兆郡。起初为侨置郡，寄治于襄阳。硃序没氐。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恢复设置。大明年间实行土断，把襄阳西部划出作为实土。雍州侨置诸郡先属府，武帝永初元年改属州。《永初郡国志》有蓝田县，汉代旧县；郑县、池阳县另见；南霸城县原名霸陵县，为汉代旧县。《太康地志》说霸城县，何志说是魏地；还有新康县，共五县。何志没有新康县而有新丰县。徐志没有记载。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京兆郡的卢氏县、蓝田县、霸城县。卢氏县应是何志以后设置的，前汉、后汉属弘农郡，《晋太康地志》属上洛郡。新康县疑为晋末设置。共辖三县，二千三百零七户，九千二百二十三口。杜县令。前汉、后汉称杜陵县，魏改名。邓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阳郡。新丰县令。汉代旧县。始平太守。晋武帝泰始二年，从京兆、扶风两郡分置。后来又从京兆、扶风侨置，治所在襄阳；现在治所在武当。《永初郡国志》只有始平、平阳、清水三县，清水另见。何志有槐里县，另见；又有宋宁、宋嘉两县，何志新置；清水、始平与《永初郡国志》相同。共辖四县，二千七百九十七户，五千五百一十二口。武当县侯相。汉代旧县，属南阳郡，后来属顺阳郡。始平县令。魏设置。武功县令。汉代旧名，原属扶风郡，《晋太康地志》属始平郡。平阳县子相。江左平阳郡的百姓流寓到此，因而设置。扶风太守。原为秦代内史。汉高帝元年，属雍国；二年，改为中地郡；九年撤销。后来又为内史。汉武帝建元六年，分置右内史；太初元年，改名为右扶风。侨置，治所在襄阳，现在治所在筑口。《永初郡国志》和何志只有郿县、魏昌县；魏昌县为魏所置，属中山郡。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魏昌县。共辖三县，二千一百五十七户，七千二百九十口。筑阳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阳郡，后来又属顺阳郡。大明年间实行土断后属这里。郿县令。汉代旧名，属扶风郡，《晋太康地志》属秦国。泛阳县令。晋武帝太康五年设置，属南乡郡，后来仍属顺阳郡。大明年间实行土断后属这里。南上洛太守。《永初郡国志》、何志所载雍州都有南上洛郡，寄治于魏兴郡，即今梁州的上洛郡。这里的上洛郡大概是何志以后侨置的。现在治所在臼县。何志、徐志所载雍州南上洛郡说是晋武帝设置，北上洛郡说是晋孝武帝设置，这不对。徐志有南阳亭、北阳亭、阳安县，但没有注明设置时间。现在辖二县，一百四十四户，四百七十七口。上洛县男相。另见。商县令。另见。河南太守。原为秦代三川郡，汉高帝改名。光武帝定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称河南尹。侨置，起初治所在襄阳；孝武帝大明年间，划沔水以北为辖境。《永初郡国志》和何志又都有阳城县、缑氏县，均为汉代旧名，属河南郡；徐志没有这两个县，却有侨置的洛阳县，汉代旧名；阳城县于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洛阳县应当是何志以后设置的。共辖五县，三千五百四十一户，一万三千四百七十口。距州治陆路三十五里。河南县令。汉代旧名。新城县令。汉代旧名。河阴县子相。魏设置。棘阳县令。汉代县，原属南阳郡，《晋太康地志》属义阳郡，后来属新野郡。大明年间实行土断后属这里。襄乡县令。前汉没有，后汉有，属南阳郡。徐志属义阳郡。应当是大明年间实行土断后归属这里。广平太守，另见。江左侨置，治所在襄阳，现在已成为实土。《永初郡国志》和何志又都有易阳县、曲周县、邯郸县，均见于现存记载；没有酂县、比阳县。徐志不再有邯郸县。易阳县、曲周县于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邯郸县应当是实行土断时撤销的。共辖四县，二千六百二十七户，六千二百九十三口。广平县令。汉代旧名。徐志说，南迁后以朝阳县的辖境设置。

译酂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阳郡，后来属顺阳郡。比阳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阳郡。阴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阳郡。义成太守。晋孝武帝设置，治所在襄阳，现在治所在均县。《永初郡国志》又有下蔡、平阿两县：前汉属沛郡，后汉属九江郡，《晋太康地志》属淮南郡；何志相同。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下蔡县，始置时也是因流寓民众而设置。平阿县应当是何志以后撤销的。共辖二县，一千五百二十一户，五千一百零一口。义成县侯相。晋孝武帝设置。万年县令。汉代旧名，属冯翊郡。冯翊太守。原为秦代内史。汉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改称河上郡；九年撤销，又恢复为内史。汉武帝建元六年，分置左内史；太初元年改名。三辅的流民迁出到襄阳，宋文帝元嘉六年设置此郡；这样看来，何志应当有记载却没有。治所在襄阳，现在治所在鄀县。共辖三县，户数疑为二千零七十八户，五千三百二十一口。鄀县令。汉代旧县，属南郡，写作“若”字。《晋太康地志》写作“鄀”。《永初郡国志》和何志属襄阳郡，徐志属这里。高陆县令。《晋太康地志》属京兆郡。《永初郡国志》和何志都没有记载，孝武帝大明元年恢复设置。南天水太守。天水郡另见。徐志说，本为西戎流寓民众所置。现在治所在岩州。《永初郡国志》和何志都没有记载，应当是何志以后设置的。又有冀县，汉代旧名，孝武帝大明元年撤销。共辖四县，六百八十七户，三千一百二十二口。华阴县令。前汉属京兆郡，后汉、魏、晋属弘农郡。西县令。前汉属陇西郡，后汉属汉阳郡，即天水郡。魏、晋属天水郡。略阳县侯相。另见。河阳县令。另见。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硃修之免除军户，设置永兴、安宁二县，建立建昌郡；又设置永宁县为昌国郡，并寄治于襄阳。昌国郡后来撤销。徐志说，建昌郡又有永宁县，现在没有。共辖二县，七百三十二户，四千二百六十四口。永兴县令。安宁县男相。华山太守。胡人流寓于此，孝武帝大明元年设置。现在治所在大堤。共辖三县，一千三百九十九户，五千三百四十二口。华山县令，与华山郡一同设置。蓝田县令。汉代旧名，原属京兆郡。上黄县令。原属襄阳郡，设置上黄郡时划归此郡。北河南太守。晋孝武帝太元十年设置北河南郡，后来撤销。《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都没有记载。宋明帝泰始末年恢复设置。寄治于宛县境内。共辖八县。新蔡县令。另见。汝阴县令。另见。苞信县令。另见。上蔡县令。另见。固始县令。另见。缑氏县令。另见。新安县令。另见。洛阳县令。另见。弘农太守。汉武帝元鼎四年设置。宋明帝末年设置，寄治于五垄。共辖三县。邯郸县令。汉代旧名，属赵国。《晋太康地志》没有这个县。圉县令。前汉属淮阳郡，后汉属陈留郡。《晋太康地志》没有这个县。卢氏县令。另见。梁州刺史。梁州是《禹贡》所载的旧州，周代把梁州并入雍州，汉代把梁州并入益州，州治在广汉郡雒县。魏元帝景元四年平定蜀地，恢复设置梁州，治所在汉中郡南郑县；益州治所在成都。李氏占据梁、益二州后，江左在襄阳侨置梁州。李氏灭亡后，恢复旧制。谯纵时期，又以汉中为治所。谯纵灭亡后，刺史返回汉中郡苞中县治所，即所谓南城。宋文帝元嘉十年，刺史甄法护在南城失守，刺史萧思话于是返回南郑县治所。《永初郡国志》又有宕渠郡、北宕渠郡。《宋起居注》记载，元嘉十六年，把梁州的宕渠郡划归益州。现在益州一带的宕渠郡称南宕渠。何志、徐志都有北宕渠郡，只辖宕渠一县。何志说，这是巴西流民所置。现在没有了。汉中太守。秦代设置。汉献帝建安二十年，魏武帝平定张鲁，又把汉宁郡恢复为汉中郡；疑心在此以前曾把汉中改称汉宁。晋地记说，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上表请求设置。又疑心这是李氏撤销后，李氏平定后重新设置的。《永初郡国志》又有苞中、怀安二县，汉、晋、何志、徐志都没有这两个县。共辖四县，一千七百八十六户，一万零三百三十四口。南郑县令。汉代旧县。城固县令。汉代旧县。沔阳县令。汉代旧县。西乡县令。蜀国设置时称南乡县，晋武帝太康二年改名。魏兴太守。魏文帝为安置汉中郡东部边地的遗民而设置，属荆州。江左时期恢复旧属。共辖十三县。距州治疑为一千二百里，距京都水路六千七百里。西城县令。汉代旧县，属汉中郡。郧乡县令。原为锡县，前汉、后汉的旧县，属汉中郡，后来属魏兴郡；魏、晋时期曾为郡，后来撤销。晋武帝太康五年，改为郧乡县。何志说是晋惠帝设置的，不对。锡县令。前汉称长利县，属汉中郡，后汉撤销。晋武帝太康四年恢复设置，属魏兴郡。太康五年，把长利改为锡县。广城县令。《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都有记载，但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兴晋县令。魏设置时称平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旬阳县令。前汉有，后汉没有，晋武帝太康四年恢复设置。上庸县令。《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志》和徐志都把它列属上庸郡，何志没有记载。长乐县令。《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都把它列属晋昌郡。原为蜀郡流民所置。广昌县子相。何志列属上庸郡，晋成帝设置。晋地记说，晋武帝太康元年，把上庸郡的广昌县改为庸昌县，太康二年撤销。疑为魏所设置。安晋县令。《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都列属晋昌郡。原为蜀郡流民所置。延寿县令。《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都列属晋昌郡。原为蜀郡流民所置。宣汉县令。《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都列属晋昌郡。原为建平郡流离民众所置。新兴太守。《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说，新兴、吉阳、东关三县属晋昌郡。何志说，晋元帝设置，本为巴郡、汉中郡流民所置。宋末撤销晋昌郡，设置新兴郡，把晋昌郡的长乐、安晋、延寿、安乐四县划属魏兴郡，把宣汉县划属巴渠郡，把宁都县划属安康郡。《永初郡国志》有永安县，何志、徐志没有。现在新兴县也不再存在。何志说，这是巴东夷人所置。现在辖二县。吉阳县令。原为益州流民所置。

译东关县令。原为建平郡流民所置。新城太守。原属汉中郡，魏文帝分置，属荆州。江左时期恢复旧属。共辖六县，一千六百六十八户，七千五百九十四口。距州治陆路一千五百里，距京都水路五千三百里。房陵县令。汉代旧县，属汉中郡；《太康地志》和王隐的记载没有此县。绥阳县令。魏设置，后来改为秭归县；晋武帝太康二年，又恢复为绥阳县。昌魏县令。魏设置。祁乡县令。何志说是魏设置的。《晋太康地志》写作“沶”，音为“祁”。阆阳县令。何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乐平县令。何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上庸太守。魏明帝太和二年，从新城郡的上庸、武陵、北巫三地分置上庸郡。景初元年，又把魏兴郡的魏阳县、锡郡的安富县和上庸县分出设置郡。疑心太和年间以后曾撤销，景初年间又重新设置。魏时属荆州，江左时期恢复旧属。《永初郡国志》有上庸县、广昌县，何志有广昌县。共辖七县，四千五百五十四户，二万零六百五十三口。距州治陆路二千三百里，距京都水路六千七百里。上庸县令。汉代旧县，属汉中郡。安富县令。《晋太康地志》《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都有记载。北巫县令。何志说是晋武帝设置的。考察魏从新城郡分出的北巫县，应当就是这个县，那么它显然不是晋武帝设置的。微阳县令。魏设置时称建始县，晋武帝改名。武陵县令。前汉属汉中郡，后汉、《晋太康地志》、王隐的记载都没有。新安县令。《永初郡国志》、何志、徐志都有记载。何志说，原为建平郡流民所置。吉阳县令。《永初郡国志》称为北吉阳县，何氏、徐氏的志书中都没有记载。晋寿郡太守。《晋地记》说，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上表请求设置。何氏志书说原属梓潼郡。益州南部的晋寿郡也有这些县。《永初郡国志》和徐氏志书又记有南晋寿、南兴、乐南、兴安四县。何氏志书没有南兴、乐南二县，称南晋寿县为晋惠帝所置，其余各县都没有注明设置时间。现在辖四县，距州治陆路一千二百里，距京都水路一万里。晋寿县令，属梓潼郡。何氏志书说是晋惠帝所置。考察《晋起居注》，晋武帝太康元年，将梓潼郡的汉寿县改名为晋寿县。汉寿这个县名，疑心是蜀所设置；说是晋惠帝所置，是不对的。白水县令，是汉代旧县，属广汉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梓潼郡。邵欢县令。《永初郡国志》、何氏和徐氏志书都有记载，但没有注明设置时间，疑心是蜀所置，原名昭欢，晋代改名。兴安县令。《永初郡国志》、何氏和徐氏志书都有记载，但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华阳郡太守，徐氏志书说是新置。《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都没有记载，郡治寄设在州治之下。辖四县，户二千五百六十一，人口一万五千四百九十四。华阳县令。兴宋县令。宕渠县令。嘉昌县令，徐氏志书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新巴郡太守，晋安帝时从巴西郡分置。何氏、徐氏志书又记有新归县，何氏说是新置，现在已经没有了。辖三县，户三百九十三，人口二千七百四十九。新巴县令，晋安帝时所置。晋城县令，晋安帝时所置。晋安县令，晋安帝时所置。北巴西郡太守。何氏志书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宋起居注》说，文帝元嘉十二年，在剑南设置北巴西郡，属益州。现在益州没有这个郡。《永初郡国志》、何氏和徐氏志书又都记载梁州有北巴西郡，而益州没有，疑心是益州境内为侨民设置的郡，不久便撤省；梁州的北巴西郡是晋朝末年设置的。《永初郡国志》记载辖阆中、汉昌二县。何氏又记有宋昌县，说是新置。徐氏没有宋昌县，却有宋寿县。何氏、徐氏都说辖四县，现在有六县。疑心距州治一千四百里，距京都水路九千九百里。阆中县令。另见。安汉县令。另见。南国县令，就是南充国县，另见。西国县令，就是西充国县，另见。平周县令，益州巴西郡有平州县。北阴平郡太守。《晋太康地志》说原为广汉属国都尉。何氏志书说是蜀分置的。《永初郡国志》称北阴平郡，辖阴平、绵竹、平武、资中、胄旨五县。何氏、徐氏只称阴平郡，所辖二县与这里相同。户五百零六，人口二千一百二十四。郡治寄设在州治之下。阴平县令，前汉、后汉时属广汉属国，县名作“宙底”。《晋太康地志》在阴平郡阴平县下注说：“宙底。”这应当是把旧宙底县改为阴平。《永初郡国志》的胄旨县，就是宙底县。应当是后来又设置了这个县，只是字写错了。平武县令，蜀时称广武，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南阴平郡太守。《永初郡国志》只辖阴平一县。徐氏志书没有“南”字，说是由阴平旧民流寓而设置，只辖怀旧一县。何氏志书没有记载。现在辖二县，户四百零七。阴平县令。怀旧县令，徐氏志书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巴渠郡太守，何氏志书说是新置。辖七县，户五百，人口二千一百八十三。宣汉县令，另见；与巴渠郡同时新置。始兴县令，何氏志书说是新置。巴渠县令，何氏志书说是新置。东关县令，何氏志书说是新置。始安县令，何氏志书说是新置。下蒲县令，何氏志书没有记载，徐氏志书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晋兴县令，何氏志书说是晋安帝所置。考察《永初郡国志》，梁州所属各郡中，只有巴西郡有这个县，不可能是这里的晋兴县。如果是晋安帝时设置的，就应当见于《永初郡国志》，疑心是何氏志书记错了。怀安郡太守，何氏志书说是新置。辖二县，户四百零七，人口二千三百六十六。郡治寄设在州治之下。怀安县令，何氏志书说是新置。义存县令，何氏志书说是新置。宋熙郡太守，何氏、徐氏志书说是新置。辖五县，户一千三百八十五，人口三千一百二十八。距州治七百里，距京都九千八百里。兴乐县令。归安县令。宋安县令。元寿县令。嘉昌县令，何氏志书说五县都是新置。白水郡太守。《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都没有记载，徐氏志书说是仇池氐人流寓而设置的。有汉昌县。现在辖六县，户六百零五。新巴县令。汉德县令。晋寿县令。益昌县令。兴安县令。平周县令，徐氏志书写作“平州”。这五个县，徐氏志书都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南上洛郡太守。《晋太康地志》说，从京兆郡分置上洛郡，属司隶。《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都说属雍州，侨寄在魏兴郡，这就是这个郡。徐氏志书说是巴地百姓新置，徐氏志书成书时已经属梁州了。《永初郡国志》没有丰阳县，却有阳亭县；何氏、徐氏志书都有阳亭县，何氏没有注明阳亭县的设置时间。辖六县。

译上洛县令，前汉时属弘农郡，后汉时属京兆郡。何氏说是魏所置，不对。商县令，与上洛县相同。流民县令，何氏没有注明设置时间。丰阳长。《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何氏写作“酆阳”，说是新置；徐氏写作“丰”。渠阳县令。《永初郡国志》、何氏和徐氏志书都写作“拒阳”。义县令。《永初郡国志》、何氏和徐氏志书都没有记载。北上洛郡太守，徐氏志书说是巴地百姓新置。辖七县，户二百五十四。北上洛县令。丰阳县令。流民县令。阳亭县令。拒阳县令；“拒”字与南上洛郡所辖的渠阳县写法不同。商县令，徐氏志书没有记载。西丰阳县令，徐氏志书没有记载。安康郡太守，宋朝末年从魏兴郡的安康县和晋昌郡的宁都县分置。安康县令，前汉、后汉时为安阳县，属汉中郡，汉末撤省。魏代重新设置，属魏兴郡。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何氏说是魏所置，不对。宁都县令，蜀郡流民所居之地。南宕渠郡太守。《永初郡国志》记有宕渠郡，辖宕渠、汉兴、宣汉三县，属梁州；元嘉十六年改属益州，不是这里所说的南宕渠郡。何氏、徐氏关于梁州的志书都没有这个郡，疑心是徐氏志书后来所设置。宕渠县令。汉安县令。宣汉县令。宋康县令。这三个县都是新设置的。怀汉郡太守，孝武帝孝建二年设置。辖三县，户四百一十九。永丰县长。绥来县长。预德县长。秦州刺史。晋武帝泰始五年，把陇右五郡、凉州的金城郡和梁州的阴平郡共七郡划出设置秦州，州治在天水郡冀县；太康三年并入雍州，晋惠帝元康七年恢复设置。何氏志书说晋孝武帝时恢复设置，州治寄设在襄阳；晋安帝在位时，州治在汉中郡南郑县。辖十四郡、四十二县，户八千七百三十二，人口四万零八百八十八。武都郡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永初郡国志》又记有河池、故道二县，都是汉代旧县。现在辖三县，户一千二百七十四，人口六千一百四十。下辨县令，汉代旧县。上禄县令，汉代旧县，后来撤省；晋武帝太康三年又重新设置。陈仓县令，汉代旧县，属扶风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秦国。略阳郡太守。《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天水郡。何氏志书说原名汉阳，魏代分置为广魏郡，晋武帝改名。《永初郡国志》有清水县，另见；何氏、徐氏志书没有记载。辖三县，户一千三百五十九，人口五千六百五十七。略阳县令，前汉时属天水郡，后汉的汉阳郡就是天水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略阳郡。雍州的南天水郡、益州的安固郡又有这个县。临汉县令，何氏志书说是新置。上邽县令，前汉时属陇西郡，后汉时属汉阳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天水郡。何氏志书说是由流寓人口分割编置。安固郡太守。《永初郡国志》有安固郡，又有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改属益州。现在辖二县，户一千五百零五，人口二千零四十四。桓陵县令。另见。南桓陵县令。《永初郡国志》和何氏志书所记安固郡只辖桓陵一县，徐氏志书又记有这个县。西京兆郡太守，晋朝末年三辅地区的流民从汉中出来后侨置。辖三县，户六百九十三，人口四千五百五十二。蓝田县令，另见；《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杜县令。另见。鄠县令，前汉、后汉时属扶风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始平郡。南太原郡太守。太原郡另见。何氏志书说原属并州，是由流寓人口分割编置的。《永初郡国志》又有清河县，另见；有高堂县，另见，属翼州平原郡，写作“高唐”。辖一县，户二百三十三，人口一千一百五十六。平陶县令，汉代旧名。南安郡太守。何氏志书说原属天水郡，魏代分置。《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辖二县，户六百二十，人口三千零八十九。桓道县令，汉代旧名，属天水郡，后汉时属汉阳郡，写作“獂”。中陶县令，何氏志书说是魏所置。《晋太康地志》有记载。冯翊郡太守，三辅地区的流民从汉中出来，文帝元嘉二年侨置。辖五县，户一千四百九十，人口六千八百五十四。莲芍县令。另见。顿阳县令，汉代旧名。下辨县令，徐氏志书说原属略阳郡，是由流寓人口分割编置的。何氏志书没有这个县。高陆县令，前汉、后汉和魏代都没有，《晋太康地志》有记载，属京兆郡。何氏志书说是由流寓人口分割编置的。万年县令。另见。陇西郡太守，秦代设置。文帝元嘉初年，关中百姓有三千二百三十六户归顺，元嘉六年设置此郡。现在辖六县，户一千五百六十一，人口七千五百三十。襄武县令，汉代旧名。临洮县令，汉代旧名。河关县令，前汉时属金城郡，后汉及《晋太康地志》记载属陇西郡。狄道县令，汉代旧名。大夏县令，汉代旧名，《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首阳县令。始平郡太守，另见；《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辖三县，户八百五十九，人口五千四百四十一。始平县令，《太康地志》有记载，何氏志书说是晋武帝所置；而雍州始平郡的始平县，何氏说是魏所置。考察这两个县虽然最后分别设置，本来却是同一个县，何氏为什么记载不同呢？槐里县令。另见。宋熙县令，何氏志书没有记载，徐氏志书说是新置。金城郡太守，汉昭帝始元六年设置。《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何氏、徐氏志书记载辖二县，户三百七十五，人口一千。金城县令，汉代旧名。榆中县令，汉代旧名。安定郡太守，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置。《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辖二县，户六百四十，人口二千五百一十八。朝那县令，沿用汉代旧名。宋兴县令，何志说是新设。天水太守，汉武帝元鼎三年设置，汉明帝改名为汉阳。雍州已经有这个郡。《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下辖二县，有八百九十三户、五千二百二十八口。阿阳县令，沿用汉代旧名，《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新阳县令，《晋太康地志》有记载，何志说是魏所设置。西扶风太守，扶风郡另有记载；晋末三辅地区的流民从汉中迁来，侨置此郡。下辖二县，有一百四十四户。郿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武功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北扶风太守，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因秦州、雍州流民而设置。下辖三县。当时又有广长郡，并设置成阶县，管辖氐族百姓，不久便撤省。武功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华阴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始平县。另见有关记载。

译《志》第二十八，州郡第四。益州、宁州、广州、交州、越州。益州刺史部，汉武帝分梁州设置，治所另见梁州条，下辖二十九郡、一百二十八县，有五万三千一百四十一户、二十四万八千二百九十三口。由水路距京都九千九百七十里。蜀郡太守，秦代设置。晋武帝太康年间改名为成都国，后来恢复旧名。下辖五县，有一万一千九百零二户、六万八百七十六口。成都县令，汉代旧县。郫县令，汉代旧县。繁县令，汉代旧县。鞞县令，西汉、东汉和《晋太康地志》都称为牛鞞县，隶属犍为郡；何志说晋穆帝时将此县划归这里。永昌县令，孝建二年因侨民户籍而设置。广汉太守，汉高帝六年设置。《晋太康地志》记载其隶属梁州。下辖六县，有四千五百八十六户、二万七千一百四十九口。陆路距州治六百里，水路距京都九千九百里。雒县令，汉代旧县。什邡县令，汉代旧县。郪县令，汉代旧县。新都县令，汉代旧县；晋武帝时改为王国，太康六年撤国改县，隶属广汉郡。阳泉县令，蜀地从绵竹县分置。伍城县令，晋武帝咸宁四年设置，太康六年撤省，七年又恢复设置。何志说是刘氏所设置。巴西太守，据谯周《巴记》，建安六年刘璋从巴郡分出垫江县以西设置巴西郡。徐志说此郡原是南阳郡冠军县的流民寄居蜀汉之地，晋武帝设置，这种说法不对。此郡原属梁州，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划归益州。何志说梁州、益州都没有这个郡。下辖九县，有四千九百五十四户、三万三千三百四十六口。阆中县令，汉代旧县，隶属巴郡。西充国县令，《汉书·地理志》记载巴郡有充国县。《续汉郡国志》记载，汉和帝永元二年从阆中县分置充国县。这两部书的记载不同。《晋太康地志》记载有西充国、南充国两个县，隶属巴西郡。南充国县令，据谯周《巴记》，初平六年从充国县分置南充国县。安汉县令，旧县，隶属巴郡。汉昌县令，汉和帝永元年间设置。晋兴县令，徐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平州县令，晋武帝太康元年因当地百姓归顺教化而设置。怀归县令，徐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益昌县令，徐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梓潼太守，《晋太康地志》说刘氏从广汉郡分置。原属梁州，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划归益州。《永初郡国志》又记载有汉德、新兴二县，徐志与此相同。徐志说，新兴县为义熙九年设置；汉德县是旧县。考察可知，西汉、东汉都没有汉德县，《晋太康地志》和王隐的记载中却都有，怀疑是刘氏所设置。何志说益州、梁州都没有这个郡。下辖四县，有三千零三十四户、二万一千九百七十六口。涪县令，汉代旧县，隶属广汉郡。梓潼县令，汉代旧县，隶属广汉郡。西浦县令，徐志说义熙九年设置。万安县令，徐志说是旧县。西汉、东汉和晋代都没有这个县。巴郡太守，秦代设置。下辖四县，有三千七百三十四户、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三口。距州治水路一千八百里、陆路五百里，距州外水路二千二百里；由水路距京都六千里。江州县令，汉代旧县。临江县令，汉代旧县。垫江县令，汉代旧县；汉献帝建安六年划归巴西郡，刘禅建兴十五年恢复旧属。枳县令，汉代旧县。遂宁太守，《永初郡国志》有记载，何志没有，徐志说是旧时设置的。下辖四县，有三千三百二十户。巴兴县令，徐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怀疑是李氏所设置。德阳县令，前汉没有，后汉和《晋太康地志》记载其隶属广汉郡。广汉县令，汉代旧县，隶属广汉郡。宁蜀郡又有此县，不知道哪一个记载是对的。晋兴县令，徐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江阳太守，刘璋从犍为郡分置。后来失去原来的辖境，寄治于武阳县。下辖四县，有一千五百二十五户、八千零二十七口。江阳县令，汉代旧县，隶属犍为郡。绵水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汉安县令。另见有关记载。常安县令，晋孝武帝时设置。怀宁太守，秦州、雍州流民所居之地，晋安帝时设置。原属南秦州，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划归益州。下辖三县，有一千三百一十五户、五千九百五十口。郡治寄设在成都。始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西平县令，《永初郡国志》只称“西”。何志说原属天水郡，县名为西县。万年县令，汉代旧名，隶属冯翊郡。宁蜀太守，《永初郡国志》有记载而何志没有，徐志说是旧时设置的。《永初郡国志》和徐志都有西垫江县，现今没有。下辖四县，有一千六百四十三户。广汉县令，另见有关记载；遂宁郡又有此县。广都县令，汉代旧县，隶属蜀郡。升迁县令，《晋太康地志》记载其隶属汶山郡。西乡县令，原名南乡县，隶属汉中郡；晋武帝太康三年改名。越巂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原为邛都国。何志没有记载。下辖八县，有一千三百四十九户。邛都县令，汉代旧县。新兴县令，《永初郡国志》有记载。台登县长，汉代旧县。晋兴县长，《永初郡国志》有记载。会无县长，汉代旧县。卑水县长，汉代旧县。定莋县长，汉代旧县。苏利县长，汉代称为苏示县，〔原文“囗”字缺失〕称为苏利。汶山太守，《晋太康地志》说汉武帝设置；汉宣帝地节三年并入蜀郡，刘氏后来又设置。下辖二县，有一千一百零七户、六千一百零五口。陆路距州治一百里，水路距京都一万里。都安县侯相，蜀地设置。晏官县令，何志说魏平定蜀地后设置。《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南阴平太守，阴平郡另有记载；永嘉年间流寓来此的百姓归属该郡，郡治寄设在苌阳县。下辖二县，有一千二百四十户、七千五百九十七口。阴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绵竹县令，汉代旧县，隶属广汉郡。犍为太守，汉武帝建元六年，因开拓夜郎国而设置。下辖五县，有一千三百九十户、四千零五十七口。陆路距州治九十里，水路距京都一万里。武阳县令，汉代旧县。南安县令，汉代旧县。资中县令，汉代旧县。僰道县令，汉代旧县。治官县令，晋安帝义熙十年设置。始康太守，关陇地区的流民，晋安帝时设置。下辖四县，有一千零六十三户、四千二百二十六口。郡治寄设在成都。始康县令，晋安帝时设置。新城县子相，晋安帝时设置。谈县令，晋安帝时设置。晋丰县令，晋安帝时设置。

译晋熙太守，因秦州流民而设置于晋安帝时。下辖二县，有七百八十五户、三千九百二十五口。晋熙县令，晋安帝时设置。苌阳县令，晋安帝时设置。晋原太守，李雄从蜀郡分置汉原郡，晋穆帝时改名。下辖五县，有一千二百七十二户、四千九百六十口。陆路距州治一百二十里，水路距京都一万里。江原县男相，汉代旧县，隶属蜀郡。临邛县令，汉代旧县，隶属蜀郡。晋乐县令，何志说原属沈黎郡。《晋太康地志》没有沈黎郡和晋乐县的记载。徙阳县令，前汉徙县隶属蜀郡，后汉隶属蜀郡属国都尉。《晋太康地志》有徙阳县，隶属汉嘉郡。汉嘉县令，前汉青衣县隶属蜀郡，汉顺帝阳嘉二年改名。刘氏将其设置为汉嘉郡，晋代江右仍为郡，江左时撤郡改为县。宋宁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年，因吴地军营撤除而侨置。下辖三县，有一千零三十六户、八千三百四十二口。郡治寄设在成都。欣平县令，与宋宁郡同时设置。宜昌县令，与宋宁郡同时设置。永安县令，与宋宁郡同时设置。安固太守，张氏在凉州设置。晋哀帝时，百姓流入蜀地，朝廷侨置此郡；原属南秦州，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划归益州。下辖六县，有一千一百二十户、六千五百五十七口。距州治一百三十里，水路距京都一万里。略阳县令。另见有关记载。桓陵县令，张氏设置。临渭县令，《晋太康地志》记载其隶属略阳郡。清水县令。另见有关记载。下邽县令，何志说是汉代旧县。考察西汉、东汉和晋代的记载，都没有这个县。兴固县令，何志说是新设置的。南汉中太守，据《晋地记》，宋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琼上表请求设置。徐志说北汉中百姓流寓此地，孝武帝大明三年设置。《起居注》说，该郡原属梁州，元嘉十六年划归此处。《永初郡国志》记载其隶属梁州，所辖县与此相同。用《永初郡国志》和《起居注》互相考察，可知这是太元年间设置的；但何志没有这个郡，应当是永初以后撤省，大明三年又恢复设置。下辖五县，有一千零八十四户、五千二百四十六口。南长乐县令，徐志说与南汉中郡同时设置。南郑县令，徐志说与南汉中郡同时设置。南苞中县令，徐志说与南汉中郡同时设置。南沔阳县令，徐志说与南汉中郡同时设置。南城固县令，徐志说与南汉中郡同时设置。北阴平太守，徐志说原属秦州，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划归此处。《永初郡国志》和何志记载秦州、梁州、益州都没有这个郡。下辖四县，有一千零五十三户、六千七百六十四口。阴平县令。见前文。南阳县令。徐志记载，此县由南阳白民流寓者设置。桓陵县令。徐志记载，此县由安固郡流寓民设置。顺阳县令。徐志记载，此县由南阳流寓民设置。武都太守，另见记载。《永初郡国志》和何志所记益州都没有这个郡。徐志记载它原属秦州，是由流寓民设置的。辖县五个，户九百八十二，人口四千四百零一。距离州治无考，距离京都九千五百三十里。武都县令，汉代旧县名。下辩县令。另见记载。汉阳县令，汉代旧县名。略阳县令，汉代属略阳郡，后由流寓民配置。安定县令，原为安定郡，后由流寓民配置。新城太守，何志记载此郡从广汉郡新分设置。辖县两个，户七百五十三，人口五千九百七十一。距离州治无考，距离京都九千五百三十里。北五城县令，何志记载此县从五城县分置。怀归县令，何志记载新设置。南新巴太守。新巴郡的情况另见记载。《起居注》说，新巴民是流寓民，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在剑南设置。何志记载此郡为新设置；新巴民原先属梁州，设置此郡后又重新配属。辖县六个，户一千七十，人口二千六百八十三。新巴县令，何志记载为晋安帝时设置。晋城县令，何志记载为晋安帝时设置。晋安县令，何志记载为晋安帝时设置。汉昌县令，何志记载为晋安帝时设置。桓陵县令，何志记载为晋哀帝时设置。考察《起居注》，南新巴郡是在元嘉十二年设置的。何志说是新设置，那么此前就不应已有这个郡；但又说这些县是晋哀帝、晋安帝时设置的，情况不详。绥归县令，何志没有记载此县。徐志有记载，但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南晋寿太守。梁州原本有晋寿郡，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在剑南以侨置郡的方式设置。辖县五个，户一千五十七，人口一千九百四十三。距离州治一百二十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里。晋寿县令。另见记载。兴安县令。另见记载。兴乐县令，西汉、东汉和魏都没有。《晋太康地记》说：“太康元年改名。原名白马，属汶山。”何志说是汉代旧县。考察两汉益州部，没有白马县。邵欢县令。另见记载。白马县令。另见记载。宋兴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年，撤销建平营后设置。辖南陵、建昌两个县。何志已不再记载南陵县，而记载有南汉、建忠；徐志没有建忠县，而有永川县；何志说建忠是新设置的。辖县三个，户四百九十六，人口一千九百四十三。郡治寄驻在成都。南汉县令，何志记载为晋穆帝时设置。原属汉中郡，由流寓民迁来配属。建昌县令，何志记载新设置。永川县令，徐志记载新设置。南宕渠太守。徐志记载，本郡原为南中民所居，由蜀地设置。《起居注》说，本属梁州，元嘉十六年划归此处。《永初郡国志》记载梁州有宕渠郡，辖县三个，与此处相同，但没有“南”字，何志也如此。如果这个郡是在元嘉十六年划归益州，那么何志就应当把它列在益州部，情况不详。辖县三个，户五百零四，人口三千一百二十七。宕渠县令，西汉、东汉及《晋太康地志》都记载属巴郡。汉兴县令，西汉、东汉和魏都没有，晋代地志有记载，属兴古郡。宣汉县令，前汉没有，后汉属巴郡，《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天水太守，另见记载。《永初郡国志》和何志所记益州没有这个郡，徐志的记载与现今相同。辖县三个，户四百六十一。宋兴县令，徐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上邽县令。另见记载。西县县长。另见记载。东江阳太守。晋安帝初年，流寓民迁入蜀地；如今恢复旧地，设置为郡。辖县两个，户一百四十二，人口七百四十。距离州治一千五百八十里，水路距离京都八千零九十里。汉安县令，前汉没有，后汉属犍为郡，《晋太康地志》属江阳郡。绵水县令，何志记载为晋孝武帝时设置。沈黎太守。《蜀记》说：“汉武帝元鼎十一年，分蜀西部的邛莋设置沈黎郡，元鼎十四年撤销。”考察元鼎年号只到六年，所谓十一年是不对的。又，西汉、东汉和晋代都没有这个郡，《永初郡国志》有记载，何志没有，徐志说是旧郡。辖县四个，户六十五。

译城阳县令，徐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兰县令，汉代旧县，属越巂郡，写作“阑”；《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旄牛县令，前汉属蜀郡，后汉属蜀郡属国都尉，《晋太康地志》属汉嘉郡。宁州刺史。晋武帝太始七年，从益州南中的建宁、兴古、云南、永昌四郡分置宁州。太康三年撤销宁州，设置南夷校尉。晋惠帝太安二年恢复宁州，并增加牂牁、越巂、硃提三郡。晋成帝咸康四年，又从牂牁、夜郎、硃提、越巂四郡分置安州，不久撤销安州并入宁州；越巂郡重新归还益州。现在宁州辖郡十五个、县八十一个，户一万二百五十三，距离京都一万三千三百里。建宁太守。汉代为益州郡的滇王国，刘氏改名为建宁郡。辖县十三个，户二千五百六十二。味县县令，汉代旧县。同乐县令，晋武帝设置。谈槁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晋武帝设置。牧麻县令，汉代旧县，写作“牧靡”。漏江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晋武帝设置。同濑县长，汉代旧县。“同”字写作“铜”。昆泽县长，汉代旧县。新定县长，《晋太康地志》有记载。存▯邑囗县长，《晋太康地志》有记载。同并县长，汉代旧县，前汉写作同并，属牂牁郡。晋武帝咸宁五年撤销，晋哀帝时恢复设置。万安县长，江左时期设置。毋单县长，汉代旧县，属牂牁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建宁郡。新兴县长，江左时期设置。晋宁太守。晋惠帝太安二年，从建宁郡西部七县分置益州郡，晋怀帝时改名为晋宁郡。辖县七个，户六百三十七。距离州治七百三十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三千七百里。建伶县令，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建宁郡。连然县令，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建宁郡。滇池县令，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建宁郡。谷昌县长，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建宁郡。秦臧县长，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建宁郡。缺。〔俞元县长，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 双柏县长，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建宁郡。牂牁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辖县六个，户一千九百七十。距离州治一千五百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二千里。万寿县令，晋武帝设置。且兰县令，汉代旧县，称为故且兰；《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故毋敛县令，汉代旧县。晋乐县令，江左时期设置。丹南县长，江左时期设置。新宁县长，何志、徐志都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平蛮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从牂牁、硃提、建宁三郡分置平夷郡，后来为避桓温的名讳而改名平蛮郡。辖县两个，户二百四十五。水路距离京都一万三千里。平蛮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原名平夷。鄨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夜郎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从牂牁、硃提、建宁三郡分置。辖县四个，户二百八十八。距离州治一千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四千里。夜郎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广谈县长，《晋太康地志》记载属牂牁郡。谈乐县长，江左时期设置。谈柏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硃提太守，刘氏从犍为郡分置。辖县五个，户一千一十。距离州治七百二十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四千六百里。硃提县令，前汉属犍为郡，后汉属犍为属国都尉。堂狼县令，前汉属犍为郡，“狼”字写作“琅”；后汉及《晋太康地志》记载属硃提郡。临利县长，江左时期设置。汉阳县长，前汉属犍为郡，后汉没有记载，《晋太康地志》记载属硃提郡。南秦县长，原名南昌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南广太守，晋怀帝时从硃提郡分置。辖县四个，户四百四十。水路距离州治二千三百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零四百里。南广县令，汉代旧县，属犍为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硃提郡。新兴县令，何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晋昌县令，江左时期设置。常迁县长，江左时期设置。建都太守，晋成帝时从建宁郡分置。辖县六个，户一百零七。距离州治二千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零五十里。新安县令，晋成帝时设置。经云县令，晋成帝时设置。永丰县令，晋成帝时设置。临江县令，晋成帝时设置。麻应县长，晋成帝时设置。遂安县长，晋成帝时设置。西平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从兴古郡东部地区分置。何志说是晋成帝时设置，不对。《永初郡国志》和何志都有西宁县，何志说是晋成帝时设置，但现在没有这个县。辖县五个，户一百七十六。距离州治二千三百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五千三百里。西平县令，何志记载为晋成帝时设置。温江县令，何志记载为晋成帝时设置。都阳县令，何志记载为晋成帝时设置。考察《晋起居注》，太康二年设置了兴古郡的都唐县，怀疑就是此县。晋绥县长，何志记载为晋成帝时设置。义成长，何志记载为晋成帝时设置。考察来看，这五个县应当与西平郡同时设置。西河阳太守，晋成帝时从河阳郡分置。辖县三个，户三百六十九。距离州治二千五百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五千五百里。芘苏县令，前汉属益州郡，后汉及《晋太康地志》属永昌郡。“芘”字写作“比”。成昌县令，晋成帝时设置。建安县长，晋成帝时设置。东河阳太守。晋怀帝永嘉五年，宁州刺史王逊从永昌、云南二郡分置。《永初郡国志》又记载有西河阳郡，辖楪榆、遂段、新丰三个县，何志、徐志都没有记载。遂段、新丰两个县，西汉、东汉和晋代都没有记载。辖县两个，户一百五十二。距离州治二千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五千里。东河阳县令，何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怀疑与东河阳郡同时设置。楪榆县长，前汉属益州郡，后汉属永昌郡，《晋太康地志》属云南郡。前汉“▯枼”字写作“叶”。云南太守。《晋太康地志》说，云南原属永昌郡。何志说刘氏从建宁、永昌二郡分置云南郡。辖县五个，户数疑为三百八十一。距离州治一千五百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四千五百里。云南县令所辖的云南县，西汉时隶属于益州郡，东汉时隶属于永昌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则隶属于云南郡。云平县长，晋武帝咸宁五年设置。

译东古复县长，汉代属越巂郡，《晋太康地志》属云南郡，并说作姑复。《永初郡国志》和何志都说作东古复，何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西古复县长，《永初郡国志》有记载，何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兴宁太守，晋成帝时从云南郡分置。辖县两个，户七百五十三。距离州治一千五百里，水路距离京都一万四千五百里。梇栋县令，汉代旧县，属益州；《晋太康地志》记载属云南。青蛉县令，汉代旧县，属越巂；《晋太康地志》记载属云南。兴古太守府，是汉代旧郡；《晋太康地志》记作原来的牂牁郡。何氏《志》说，刘氏分置建宁、牂牁二郡，这应当是后汉末年省并的。辖六县，有三百八十六户。距离州治二千三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一万六千里。漏卧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宛暖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本名宛温，因桓温而改名。律高县令，汉代旧县，属益州郡，后来省并。晋武帝咸宁元年，分建宁郡修云、俞元二县之间的流民，重新设置律高县。修云、俞元二县，西汉、东汉都没有。西安县令，江左时期设置。句町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南兴县长，江左时期设置。梁水太守府，晋成帝时分兴古郡设置。辖七县，有四百三十一户。距离州治水路三千里，距离京都水路一万六千里。梁水县令，与梁水郡同时设置。腾休县长，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兴古郡，何氏《志》说原属建宁郡。晋武帝把它从兴古郡管辖，于是便归属兴古郡。西隋县令，汉代旧县，属牂牁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兴古郡。西隋又写作“随”。毋棳县令，汉代旧县，属益州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兴古郡。刘氏改名为西丰，晋武帝泰始五年恢复为毋棳。新丰县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的时间。建安县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的时间。镡封县长，汉代旧县，属牂牁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兴古郡。广州刺史部，吴孙休永安七年分交州设置。辖十七郡、一百三十六县，有四万九千七百二十六户、二十万六千六百九十四口。距离京都水路五千二百里。南海太守府，秦朝设置。秦朝败亡后，尉他在这里称王；到汉武帝元鼎六年，汉朝开拓此地，划归交州。辖十县，有八千五百七十四户、四万九千一百五十七口。番禺县男相，汉代旧县。熙安县子相，宋文帝时设置。增城县令，前汉没有，后汉已有。博罗县男相，汉代旧县。西汉、东汉都写作“傅”字，《晋太康地志》写作“博”。酉平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龙川县令，旧县。怀化县令，晋安帝时设置。绥宁县男相，宋文帝时设置。高要县子相，汉代旧县，属苍梧郡，宋文帝时废除。始昌县令，宋文帝时设置。苍梧太守府，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永初郡国》还记有高要、建陵、宁新、都罗、端溪、抚宁六县。建陵、宁新是吴设置的；都罗是晋武帝分建陵县设置的。晋武帝太康元年，把新宁县改名为宁新县。端溪县另有记载，抚宁县最早见于《永初郡国》。高要县，何氏《志》没有记载，其他记载与《永初郡国》相同。徐氏《志》没有建陵、宁新、抚宁三县。何氏、徐氏二《志》都有怀熙一县。思安、封兴、荡康、侨宁四县，疑是宋末迁置于此的。现在辖十一县，有六千五百九十三户、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三口。距离州治水路八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五千五百九十里。广信县令，汉代旧县。猛陵县令，汉代旧县。怀熙县令，宋文帝时设置。思安县令，《永初郡国》有此县，何氏《志》也记载属晋康郡，徐氏《志》说是迁置于此。封兴县令，《永初郡国》有此县，何氏《志》也记载属晋康郡，徐氏《志》说是迁置于此。荡康县令，《永初郡国》有此县，何氏《志》也记载属晋康郡，徐氏《志》说是迁置于此。侨宁县令，《永初郡国》有此县，何氏《志》也记载属晋康郡，徐氏《志》说是迁置于此。遂成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丁留县令，晋武帝太康七年，因苍梧蛮夷归顺而设置；〔原文此处缺字〕写作“丁溜”，“溜”的读音同“留”。广陵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武化县令，徐氏《志》以前没有记载，疑是宋末设置的。晋康太守府，晋穆帝永和七年分苍梧郡设置，郡治在元溪县。《永初郡国》记载郡治在龙乡县。何氏《志》没有再记龙乡县，当是晋末设置的。元嘉二十年以前，曾把龙乡县并入端溪县。《永初郡国》还记有封兴、荡康、思安、辽安、开平五县。何氏《志》没有辽安、开平二县，其他记载与《永初郡国》相同。封兴、荡康、思安另有记载；辽安、开平应是晋末设置的，在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并。现在辖十四县，有四千五百四十七户、一万七千七百一十口。距离州治水路五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五千八百里。端溪县令，汉代旧县；何氏《志》记载属苍梧郡，徐氏《志》记载属晋康郡。晋化县令，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疑是晋末设置的。都城县令，何氏《志》说晋初分建陵县设置；现在已没有建陵县。考察《太康地志》，只有都罗、武城县。乐城县令，何氏《志》没有，徐氏《志》有。宾江县令，何氏《志》没有，徐氏《志》有。说城县令，何氏《志》没有，徐氏《志》有。元溪县令，《晋太康地志》记载属苍梧郡。夫阮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侨宁县令，何氏《志》说是汉代旧县；但查考西汉、东汉《地理志》《郡国志》，并没有此县。苍梧郡又有侨宁县。安遂县令，宋文帝时设置。永始县令，宋文帝时设置。武定县令，宋文帝时设置。文招县令，何氏《志》没有，徐氏《志》有两个文招县，一个属绥建郡，一个属晋康郡。熙宁县令，何氏《志》没有，徐氏《志》有。新宁太守府，晋穆帝永和七年分苍梧郡设置。《永初郡国》记有平兴、永城二县，何氏、徐氏《志》有永城县，没有平兴县。这两个县应是晋末设置的。平兴县应在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并，永城县应在大明八年以后省并。何氏《志》又有熙宁县，说是新设置的，应当是宋文帝所置。徐氏《志》没有，应当是在元嘉二十年以后省并的。现在辖十四县，有二千六百五十三户、一万五百一十四口。距离州治水路六百二十里，距离京都水路五千六百里。南兴县令，何氏《志》说是汉代旧县。查考西汉、东汉《地理志》《郡国志》以及《晋太康地志》，都没有此县。《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

译临允县令，汉代旧县，属合浦郡；《晋太康地志》记载属苍梧郡。何氏《志》说，吴时迁置于苍梧郡。新兴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博林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甘东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单牒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威平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龙潭县令，宋文帝时设置。平乡县令，宋文帝时设置。城阳县令，宋文帝时设置。威化县令，宋文帝时设置。初兴县令，宋文帝时设置。抚纳县令，徐氏《志》有。归顺县令，徐氏《志》有。永平太守府，晋穆帝升平五年分苍梧郡设置。《永初郡国》记载有雷乡、卢平、员乡、逋宁、开城五县，应当是与永平郡同时设置的。何氏、徐氏《志》没有雷乡、员乡，另有熙平县，说是新设置的，疑是宋文帝所置。雷乡、员乡应在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并；卢平、逋宁、开城应在大明八年以后省并。现在辖七县，疑有一千六百九户、一万七千二百二口。距离州治水路一千二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五千四百里。安沂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丰城县令，吴时设置，属苍梧郡。《永初郡国》把它和安沂县合并，应当是宋初合并的。何氏《志》有此县，应当是元嘉年间重新设置的。苏平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徐氏说作藉平县。▯叔安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夫宁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武林县令，宋文帝时设置。郁林太守府，秦朝的桂林郡，属尉他；汉武帝元鼎六年恢复设置，并改名。《永初郡国》记有安远、程安、威定三县（另有记载）、中胄、归化五县。中胄疑即桂林郡的中溜县。归化县，西汉、东汉及《晋太康地志》都没有，疑是江左时期设置的。何氏《志》没有中胄、归化二县，其余三县属桂林郡，徐氏《志》相同。现在辖十七县，有一千一百二十一户、五千七百二十七口。距离州治水路一千六百里，距离京都水路七千九百里。布山县令，汉代旧县。领方县令，汉代旧县，吴时改名为临浦县，晋武帝时恢复旧名。阿林县令，汉代旧县。郁平县令，吴时设置，名为阴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邑县令，吴时设置。建初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徐氏《志》相同。宾平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威化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新林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龙平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安始县令，吴时设置，名为建始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怀安县令，何氏《志》说是吴时改名，但不知道此前叫什么。《吴录·地理》没有怀安县这个名称，《太康地志》也没有，《永初郡国》有。晋平县令，吴时设置，名为长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绥宁县令，《永初郡国》将其与领方县合并记载，何氏《志》没有，徐氏《志》有。归代县令，徐氏《志》有。中胄县令，徐氏《志》有。建安县令，《永初郡国》记载有此县，何氏《志》没有，徐氏《志》有。桂林太守府，原本是县名，属郁林郡。吴孙皓凤皇三年分郁林郡设置，郡治在武熙县，不知道何时迁移。《永初郡国》记有常安、夹阳二县。夹阳县是晋武帝太康元年分龙冈县设置的。常安县，《太康地志》有，王隐却没有。何氏、徐氏《志》都没有这两个县。现在辖七县，有五百五十八户、二千二百五口。距离州治水路一千五百七十五里，距离京都水路六千八百里。中溜县令，汉代旧县，属郁林郡；《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龙定县令，晋武帝太康元年设置于桂林郡的龙冈县，疑即此县。《永初郡国》以及何氏、徐氏《志》都称为龙定县。武熙县令，原名武安县，应当是吴时设置的；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原属郁林郡。阳平县令，《永初郡国》以及何氏、徐氏《志》都有记载。何氏说是新设置的。考察晋武帝太康元年设置了桂林郡的洋平县，疑即此县。安远县令，晋武帝太康六年设置，属郁林郡。《永初郡国》仍记载属郁林郡，何氏、徐氏《志》记载属桂林郡。程安县令，《永初郡国》记载属郁林郡，何氏、徐氏《志》记载属桂林郡。疑是江左时期设置的。威定县令，《永初郡国》记载属郁林郡，何氏、徐氏《志》记载属桂林郡。疑是江左时期设置的。高凉太守府，西汉、东汉都有高凉县，属合浦郡。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分置高凉郡，郡治在思平县，不知道何时迁移。吴又设置高熙郡，太康年间省并入高凉郡；宋代又曾设置，不久便省并。《永初郡国》记载高凉郡还有石门、广化、长度、宋康四县。何氏、徐氏《志》都没有宋康县，它应当是宋初设置、元嘉二十年以前省并的；其余各县应当是江左时期设置的。辖七县，有一千四百二十九户、八千一百二十三口。距离州治水路一千一百里，距离京都水路六千六百里。思平县令，《晋太康地志》有记载。莫阳县令，《晋太康地志》有记载，属高兴郡。平定县令，何氏《志》有记载，但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安宁县令，吴时设置。罗州县令，何氏《志》说是新设置的。西巩县令，何氏《志》说是新设置的。禽乡县令，何氏《志》说是新设置的。新会太守府，晋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郡设置。《广州记》说：“永初元年，分新宁郡设置，郡治在盆允县。”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无法详知。辖十二县，有一千七百三十九户、一万五百九口。距离州治三百五十里。宋元县令，《永初郡国》没有记载。宋文帝元嘉九年，划分南海、新会、新宁三郡交界处新归附民众居住的地区，设置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县。元嘉二十七年，将宋安县改名为宋元县。新熙县令。永昌县令。始成县令。招集县令。盆允县令，《永初郡国》记载原属南海郡，何氏、徐氏《志》相同。新夷县令，吴时名为平夷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原属南海郡。封平县令。《永初郡国志》说原属新宁县，何氏说原属南海郡，徐氏与何氏相同。封乐县令。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划盆允、新夷二县的地域设置，用以安置归附的百姓。初宾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义宁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始康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

译东官太守。何氏《州郡志》说原为司盐都尉，晋成帝时设置为郡。《广州记》说，晋成帝咸和六年，从南海郡分出设置。辖六县，有一千三百三十二户，一万五千六百九十六口。水路距州治三百七十里，水路距京都五千六百七十里。宝安县男相。《永初郡国志》、何氏、徐氏都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安怀县令。《永初郡国志》、何氏、徐氏都没有注明设置时间。兴宁县令，江左时期设置。海丰县男相。《永初郡国志》、何氏、徐氏都没有注明设置时间。海安县男相。吴时称海宁县，晋武帝改名。《太康地志》记载隶属高兴郡。欣乐县男相，原属南海郡，宋末划归此处。义安太守。晋安帝义熙九年，从东官郡分出设置。辖五县，有一千一百一十九户，五千五百二十二口。距州治三千五百里，水路距京都八千九百里。海阳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晋初设置。《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晋地记》说原属东官郡。绥安县令。何氏《州郡志》说与义安郡同时设置。《晋地记》说原属东官郡。海宁县令。何氏《州郡志》说与义安郡同时设置。《晋地记》说原属东官郡。潮阳县令。何氏《州郡志》说与义安郡同时设置。《晋地记》说原属东官郡。义招县令。晋安帝义熙九年，以东官郡的五营设置。宋康太守，原为高凉郡西营，宋文帝元嘉九年设置。辖九县，有一千五百一十三户，九千一百三十一口。水路距州治九百五十里，水路距京都五千九百七十里。广化县令。《晋太康地志》有记载，隶属高兴郡；《永初郡国志》记载隶属高凉郡。单城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逐度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海邻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化隆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开宁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绥定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石门县长。何氏《州郡志》说原属高凉郡。威覃县长。徐氏《州郡志》有记载。绥建太守，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设置。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说：化注、永固、绥南、宋昌、宋泰五县原属绥建郡，中途划归临贺郡，彼此相距太远，怀疑应当归还绥建郡。现在只有绥南县还在，其余都没有了。何氏、徐氏又记载有新招县，说它原属苍梧郡，元嘉十九年改隶此处。徐氏《州郡志》在晋康郡也记载有此县，疑为错误。现在辖七县，户数疑为三千七百六十四，人口一万四千四百九十一。距州治里数缺。新招县令，原是四会县的官细乡，元嘉十三年分出设置为县。化蒙县令，原是四会县的古蒙乡，元嘉十三年分出设置为县。怀集县令，原是四会县的银屯乡，元嘉十三年分出设置为县。四会县男相，汉代旧县，隶属南海郡。化穆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绥南县令。《永初郡国志》和徐氏《州郡志》都没有记载。海昌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设置。何氏记载有覃化县，徐氏没有记载。辖五县，有一千七百二十四户，四千零七十四口。水路距州治六百五十里，水路距京都五千四百九十四里。宁化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威宁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永建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招怀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兴定县令，宋文帝元嘉九年设置，隶属新会郡，后来划归这里。宋熙太守，宋文帝元嘉十八年，以交州流寓人口设置昌国、义怀、绥宁、新建四县，合为宋熙郡；现在这四县都没有了。元嘉二十七年改名为宋隆郡。孝武帝孝建年间又改为宋熙郡。辖七县，有二千零八十四户，六千四百五十口。水路距州治三百四十五里，水路距京都五千二百里。平兴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初宁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建宁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招兴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崇化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熙穆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崇德县令。徐氏《州郡志》说是新近设置的。宁浦太守。《晋太康地志》说，晋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属国都尉设置。《广州记》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吴国从郁林郡分出设置，郡治在平山县。《吴录》说，孙休永安三年，从合浦郡分出设置为合浦北部尉，辖平山、兴道、宁浦三县。又说晋朝把平山县分为始定县，把宁浦县改为涧阳县，不清楚哪一种说法正确。《永初郡国志》有安广县，没有始定县。何氏、徐氏都没有记载这个郡。辖六县。涧阳县令，晋武帝太康七年设置。《永初郡国志》作“简阳”。兴道县令，晋武帝太康元年，以合浦北部营的连道设置。《吴录》有此县，但详情不明。宁浦县令。《晋太康地记》说原名昌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改名。《吴录》有此县，但详情不明。吴安县令。《吴录》没有记载。平山县令。《晋太康地记》有记载。始定县令。《晋太康地记》有记载，《永初郡国志》没有记载。晋兴太守，晋元帝太兴元年，从郁林郡分出设置。晋兴县。熙注县。桂林县。增翊县。安广县。广郁县。晋城县。郁阳县。乐昌郡。乐昌县令。始昌县令。宋元县令。乐山县令。义立县令。安乐县令。交州刺史。汉武帝元鼎六年开拓百越地区，交趾刺史治所在龙编县。汉献帝建安八年，改称交州，州治设在苍梧郡广信县；建安十六年，迁州治到南海郡番禺县。后来分置广州，治所设在番禺县；交州又将治所迁回龙编县。辖八郡、五十三县，有一万零四百五十三户。水路距京都一万里。交趾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辖十二县，有四千二百三十三户。龙编县令，汉代旧县。句漏县令，汉代旧县。硃涘县令，汉代旧县。吴兴县令，吴国设置。西于县令，汉代旧县。定安县令，汉代旧县。望海县令，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设置。海平县令，吴国设置，称军平县；晋武帝改名。武宁县令，吴国设置。羸力，反切音“知”；娄县令，汉代旧县。曲昜，音“阳”；县令，汉代旧县。南定县令，吴国设置，称武安县，晋武帝改名。何氏《州郡志》没有记载。武平太守。吴国孙皓建衡三年讨伐扶严夷，以其地设置。辖六县。户数缺，现存文字为“一千四百九十”。水路距州治二百一十里，陆路里数缺。《吴录》没有记载，只有《晋太康地志》有记载。吴定县长，吴国设置。新道县长，江左时期设置。晋化县长，江左时期设置。九真太守，汉武帝元鼎六年设置。辖十二县，户数疑为二千三百二十八。水路距州治八百里，水路距京都一万零一百八十里。移风县令，汉代旧县。原名居风，吴国改名。胥浦县令，汉代旧县。松原县令，晋武帝从建初县分出设置。

译高安县令。何氏《州郡志》说晋武帝设置。《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吴录》说晋朝从常乐县分出设置。建初县令，吴国设置。常乐县令，吴国设置。军安县长。何氏《州郡志》说晋武帝设置。《太康地志》没有这个县，却在交趾郡记载有军平县。武宁县令，吴国设置；何氏《州郡志》说是晋武帝设置。《太康地志》没有这个县，却在交趾郡有记载。都庞，音“龙”，县长，汉代旧县。《吴录》有记载，《晋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宁夷县长。何氏《州郡志》说晋武帝设置，《太康地志》没有记载。津梧县长，晋武帝从移风县分出设置。九德太守，原属九真郡，吴国分出设置。何氏《州郡志》记载辖七县，现在辖十一县，有八百零九户。水路距州治九百里，水路距京都一万零九百里。浦阳县令，晋武帝从阳远县分出设置。阳远县由吴国设置，称阳成县，太康二年改名，后来撤省。九德县令。何氏《州郡志》说吴国设置。咸驩县令，汉代旧县。都禋县长。何氏《州郡志》说晋武帝从九德郡分出设置。西安县长。何氏《州郡志》说晋武帝设置。《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吴录》也没有记载。南陵县长。何氏《州郡志》说晋武帝设置。《太康地志》没有记载，王隐有记载。越常县长。何氏《州郡志》说吴国设置，《太康地志》没有记载。宋泰县令，宋末设置。宋昌县令，宋末设置。希平县令，宋末设置。日南太守，秦代属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改名；吴国撤省，晋武帝太康三年恢复设置。辖七县，有四百零二户。水路距州治二千四百里，水路距京都一万零六百九十里。西卷县令，汉代旧县，原文作“扌卷”。卢容县令，汉代旧县。象林县令，汉代旧县。寿泠县令，晋武帝太康十年，从西卷县分出设置。硃吾县令，汉代旧县。无劳县长，晋武帝从北景县分出设置。北景长，是汉代旧县。义昌郡，是宋末设置的。宋平郡，孝武帝时从日南郡分置宋平县，后来升为郡。越州刺史，明帝泰始七年设置。百梁太守，新设置。忄龙苏太守，新设置。永宁太守，新设置。安昌太守，新设置。富昌太守，新设置。南流太守，新设置。临漳太守，原先隶属广州。合浦太守，汉武帝设置；孙权黄武七年改名为珠官，孙亮时恢复旧名。原先隶属交州。辖七县，九百三十八户。到京都水路一万零八百里。合浦令，是汉代旧县。徐闻令，原先隶属硃崖。晋平定吴国后，撤销硃崖，改隶合浦。硃官长，吴国设置；“硃”字作“珠”。荡昌长，晋武帝从合浦分置。硃卢长，吴国设置。晋始长，晋武帝设置。新安长，江左设置。宋寿太守，原先隶属交州。

译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太宰一人。周武王时，周公旦开始担任此职，掌管国家政务，是六卿之首。秦、汉、魏三代不常设置。晋初依照《周礼》，完备地设置三公。三公之中，太师职位居首；景帝名讳为师，所以设置太宰来代替太师。太宰大概就是古代的太师。殷纣王时，箕子任太师；周武王时，太公任太师；周成王时，周公任太师；周公去世后，毕公代任。西汉初年没有设置，平帝时才恢复太师官，任用孔光担任。东汉又废除。献帝初年，董卓任太师；董卓被诛后又废除。魏代没有设置。晋朝既因袭太师之职，又设置太宰，任用安平王司马孚担任。太傅一人。周成王时，毕公任太傅。汉高后元年，首次任用王陵担任。太保一人。殷太甲时，伊尹任太保；周武王时，召公任太保。汉平帝元始元年，才开始任用王舜。后汉直到魏都没有设置，晋初又恢复设置。从太师到太保，合称三公。他们负责论说治国之道、治理国家、调和阴阳；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不设。设置这一官职，是为了训导、辅佐君主，以德义引导君主。相国一人。汉高帝十一年开始设置，任用萧何担任，并罢免丞相；萧何去世后，曹参接替；曹参去世后，便撤销相国。魏齐王时，任晋景帝为相国。晋惠帝时的赵王司马伦、晋愍帝时的南阳王司马保、晋安帝时的宋高祖，以及晋顺帝时的齐王，都曾任相国。自魏、晋以来，相国已不再是普通人臣所居的官位。丞相一人。殷汤任用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开始设置丞相官。丞，意为奉行；相，意为辅助。悼武王的儿子昭襄王开始任用樗里疾为丞相，后来又设置左右丞相。汉高帝初年设置一名丞相；十一年改名为相国。孝惠帝、高后时设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恢复设置一名丞相。哀帝元寿二年改名为大司徒。东汉不再设置。到献帝建安十三年，又恢复设置丞相。魏代和晋初又废除。惠帝时，赵王司马伦篡位，任梁王司马肜为丞相。永兴元年，任成都王司马颖为丞相。愍帝建兴元年，任琅邪王司马睿为左丞相、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三年，任司马保为相国、司马睿为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任王敦为丞相，将原任司徒的荀组调任太尉，并把司徒府的属官与丞相合并为留府，王敦不接受。成帝时，任王导为丞相，撤销司徒府，改为丞相府；王导去世后，撤销丞相，恢复为司徒府。宋世祖初年，任南郡王刘义宣为丞相，但司徒府仍照旧。太尉一人。使上位者安定下位者，叫作尉。掌管军事；郊祀时掌管亚献；举行大丧时，在南郊宣布谥号。尧时舜任太尉，汉代沿用这一官名。汉武帝建元二年撤省。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罢免大司马，设置太尉代替。灵帝末年，任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仍照旧设置。司徒一人。掌管民政；郊祀时负责检查祭牲、察看洗濯是否洁净；举行大丧时负责安置梓宫。少昊氏以鸟名命名官职，祝鸠氏就是司徒。尧时舜任司徒。舜代理帝位时，任命契为司徒。契的玄孙的孙子名微，也曾任夏司徒。周代司徒属于地官，掌管国家教化。西汉初年没有设置。哀帝元寿二年，罢免丞相，设置大司徒。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去掉“大”字。司空一人。掌管水土工程；郊祀时负责扫除、陈列乐器；举行大丧时负责率领、校验覆土之事。舜代理帝位时，任命禹为司空。契的儿子冥也曾任夏司空。殷汤任用咎单为司空。周代司空属于冬官，掌管国家事务。西汉初年没有设置。成帝绥和元年，改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恢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又恢复为大司空；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去掉“大”字。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免司空，设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被免职后，不再补任。魏初又设置司空。大司马一人。掌管军事。司，意为主管；马，意为武事。尧时弃任后稷，同时兼掌司马。周代司马属于夏官，掌管国家军政。项籍任用曹无咎、周殷一同担任大司马。汉初没有设置，汉武帝元狩四年才开始设置大司马。最初只称司马，议论者认为汉代已有军候、千人司马等官，所以加“大”字。后来设置司空，又因为县、道官中有掌狱讼的司空，所以也加“大”字。王莽摄政时，认为汉代没有小司徒，于是确定司马、司徒、司空的名称，一律加“大”字。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撤省大司马，以太尉代替。魏文帝黄初二年恢复设置大司马，任用曹仁担任，而太尉仍照旧设置。大将军一人。凡是将军都掌管征伐。周代制度，天子设置六军。晋献公建立二军，晋献公亲自统领上军。将军这一名称，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楚怀王派三位将领进入函谷关，宋义任上将。汉高帝任用韩信为大将军。西汉以大司马的名号加在大将军之上。东汉大将军成为独立官职，地位在三司之上。魏明帝青龙三年，晋宣帝由大将军改任太尉，可见此时大将军地位在三司之下。后来又恢复到三司之上。晋景帝任大将军时，景帝的叔父司马孚任太尉；奏请改定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下，后来又恢复旧制。晋武帝即位时，安平王司马孚任太宰，郑冲任太傅，王祥任太保，义阳王司马望任太尉，何曾任司徒，荀顗任司空，石苞任大司马，陈骞任大将军，八位公同时设置，只有丞相没有设置。有一个名叫宜禄的苍头奴仆。到了汉代，丞相府每逢有事要向上呈报，到了宫门便总是传呼“宜禄”，并以此为常例。丞相设置三名长史。丞相生病时，御史大夫率领百官连续三天前去问候起居；病愈后，皇帝下诏派尚书令或光禄大夫赐给养病用的牛和上等酒。汉景帝时，三公生病，派中黄门前去问候。魏、晋时则派黄门郎，病情尤其严重的，有时派侍中。魏武帝任丞相以来，只设置左右两名长史。东汉太傅府设置掾、属十人，御属一人，令史十二人，但不知道分别属于哪些曹。自太尉至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都设置长史一人；将军又各设置司马一人。太傅不设置长史。

译太尉府设置掾、属二十四人。西曹主管府中属吏的任用，东曹主管二千石长吏的升迁任免，户曹主管民户、祭祀、农桑事务，奏曹主管奏议事务，辞曹主管辞讼事务，法曹主管邮驿和考核期限事务，尉曹主管士卒、徒役和转运事务，贼曹主管盗贼事务，决曹主管刑罪法令事务，兵曹主管军事，金曹主管货币、盐铁事务，仓曹主管仓储粮谷事务，黄阁主簿主管审阅记录各项事务。御属一人，令史二十二人。御属主管担任公府的御属，令史则有阁下令史、记室令史、门下令史，其余令史的名额缺载。考察掾、属二十四人，东西曹共十二曹，那么每曹各设置掾、属一人，合计正好二十四人。司徒设置掾、属三十一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五人。司空设置掾二十九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一人。司空另有道桥掾。其余关于增置、裁减的名称，史书缺载，无法知道。东汉大将军、骠骑将军府设置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九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人。车骑将军、卫将军府设置从事中郎二人，掾、属二十人，御属一人，令史二十四人。兵曹掾史主管军事，禀假掾史主管俸禄、借贷事务，又设置外刺奸主管刑法。将军率兵出征时，军营设五部，每部有校尉一人、军司马一人；部下设曲，每曲有军候一人；曲下设屯，每屯有屯长一人。如果不设置校尉，那么每部只有军司马一人。又有军假司马、军假候；另设营的，便称别部司马。其余因征伐而设置的将军，府中没有固定员额和官职，也有部曲司马、军候来统领军队。考察大将军以下的掾、属与三府相比，史书缺载，无法知道。设置令史、御属的，就是与三府相同；称为掾史的，就是有掾而没有属，也没有令史、御属，与三府不同。魏初公府的职官属吏，史书没有完备记载。到晋景帝任大将军时，设置掾十人，分别为西曹、东曹、户曹、仓曹、贼曹、金曹、水曹、兵曹、骑兵各一人，于是没有属。魏元帝咸熙年间，晋文帝任相国，相国府设置中卫将军、骁骑将军、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主簿四人、舍人十九人、参军二十二人、参战十一人、掾、属三十三人。东曹掾、属各一人；西曹属一人；户曹掾一人、属二人；贼曹掾一人、属二人；金曹掾、属各一人；兵曹掾、属各一人；骑兵掾二人、属一人；车曹掾、属各一人；铠曹掾、属各一人；水曹掾、属各一人；集曹掾、属各一人；法曹掾、属各一人；奏曹掾、属各一人；仓曹属二人；戎曹、马曹、媒曹各属一人，合计三十三人。散属九人，共四十二人。晋初，凡是职位在公以上的官府，都设置长史、西阁祭酒、东阁祭酒、西曹掾、东曹掾、户曹、仓曹、贼曹属各一人；加置兵官的，又设置司马、从事中郎、主簿、记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担任持节都督的，设置参军六人。安平献王司马孚任太宰时，把掾、属增加到十人，兵曹、铠曹、士曹、营军曹、刺奸曹都设置属，连同原有官属共十人。杨骏任太傅时，把祭酒增加到四人，掾、属增加到二十人；兵曹分为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车、马十曹，各曹都设置属，于是共有二十人。赵王司马伦任相国时，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参军二十人、主簿、记室督、祭酒各四人，掾、属四十人；东西曹又设置属，其余十八曹都设置掾，于是掾、属共四十人。各曹都设置御属、令史、学干；御属负责记录事务。江左以来，各公府设置长史、仓曹掾、户曹属、东西阁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属二人，令史没有固定员额。领兵的人设置司马一人、从事中郎二人，参军没有固定员额。加以尊崇的，设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四人，掾、属四人；其中仓曹增加设置属，户曹设置掾。江左加以尊崇的官府，制度最多也就到这里。长史、司马、舍人，是秦代官职。从事中郎、掾、属、主簿、令史，是前汉官职；陈汤任大将军王凤的从事中郎，就是例子。御属、参军，是后汉官职；孙坚任车骑将军的参军事，就是例子。原来对于府主不必行敬礼，晋代太原人孙楚任大司马石苞的参军，曾轻慢石苞，从此才制定行敬礼的制度。祭酒是晋代官职，汉代吴王刘濞曾任刘氏宗族的祭酒。祭祀以酒为根本，由年长者主持，所以称为祭酒。汉代的侍中、魏代的散骑常侍中功劳高、资格老的，都可称祭酒。公府的祭酒，大概是沿用了这个名称。长史、从事中郎主管属吏，司马主管将领，主簿、祭酒、舍人主管阁内事务，参军、掾、属、令史主管各曹事务。司徒如果没有公，只有舍人撤省，司徒府仍照常设置，其职官属吏与其他公府不同：有左右长史、左西曹掾、属各一人，其余相同。其他公府有公时设置，没有公时撤省。晋元帝任镇东大将军兼丞相时，设置从事中郎，员额不固定，分掌各曹，有录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参军中有谘议参军二人，主管谏议事务，这是晋江左初年设置的，因沿军谘祭酒而来。

译宋高祖任相国时，只设置谘议参军，员额不固定。现今各曹有录事、记室、户曹、仓曹、中直兵、外兵、骑兵、长流贼曹、刑狱贼曹、城局贼曹、法曹、田曹、水曹、铠曹、车曹、士曹、集、右户、墨曹，共十八曹参军。不隶属某一曹的参军，员额不固定。江左初年，晋元帝镇东大将军兼丞相府有录事、记室、东曹、西曹、度支、户曹、法曹、金曹、仓曹、理曹、中兵、外兵、骑兵、典兵、兵曹、贼曹、运曹、禁防、典宾、铠曹、田曹、士曹、骑士、车曹参军。其中东曹、西曹、度支、金曹、理曹、典兵、兵曹、贼曹、运曹、禁防、典宾、骑士、车曹共十三曹，如今缺载；其余十二曹仍在。后来又有直兵、长流、刑狱、城局、水曹、右户、墨曹七曹。高祖任相国时，把中兵、直兵合并为一名参军，但曹仍然是两个。如今小府不设置长流参军的，设置禁防参军。蜀丞相诸葛亮府有行参军，晋太傅司马越府又有行参军、兼行参军，后来逐渐增加“长兼”二字。通过正式任命授官的，称参军事；由府主发府板任用的，称行参军。晋末以来，参军事、行参军又各有正式任命和府板任命。由府板任命的行参军以下，称长兼行参军。参军督护，是江左设置的官职。原来都统领军营，拥有部曲，如今已经没有了。公府长史、司马，秩禄一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东西曹掾，四百石；其他掾，三百石；属，二百石。特进，是前汉时设置的；前汉后期、后汉以及魏、晋都把它作为加官。车服依照本官，配属的吏卒则没有。晋惠帝元康年间确定其位次在诸公之下、骠骑将军之上。骠骑将军一人。汉武帝元狩二年，开始任用霍去病为骠骑将军。西汉制度中，大将军、骠骑将军的地位在丞相之后。车骑将军一人。汉文帝元年，开始任用薄昭为车骑将军。鱼豢说：“魏代车骑将军担任都督时，礼仪待遇与四征将军相同。如果不担任都督，即使持节而隶属四征将军，也与前、后、左、右等杂号将军相同。有时退职归还，按文官的例子办理，地位就在三司之后。”晋、宋时期，车骑将军、卫将军不再受四征将军督统。卫将军一人。汉文帝元年，开始任用宋昌为卫将军。这三个名号的地位仅次于三司。汉章帝建初三年，才开始让车骑将军马防的位次与三司相同；位次与三司相同的制度从此开始。汉末的奋威将军，晋江右的伏波将军、辅国将军，都加“大”字，礼仪待遇与三司相同。江左以来，将军中中军、镇军、抚军、四镇以上的，有的加“大”字；其他官员则从左右光禄大夫以上，才可以礼仪待遇与三司相同，低于此级的不得如此。持节都督，员额不固定。前汉派遣使者时，开始有持节这一形式。光武帝建武初年，征讨四方，开始临时设置督军御史，战事结束后撤销。建安年间，魏武帝任相国时，开始派大将军督军。建安二十一年，征讨孙权回师，夏侯惇督领二十六军，就是这种情况。魏文帝黄初二年，开始设置都督诸州军事，有的兼任刺史。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并授假黄钺，于是统领内外各军。明帝太和四年，晋宣帝征讨蜀地，加号大都督。高贵公正元二年，晋文帝都督中外诸军，不久加号大都督。晋代都督诸军的地位最高，监诸军次之，督诸军最低。使持节为最高，持节次之，假节最低。使持节可以诛杀二千石以下官员；持节可以诛杀没有官位的人，遇军事行动时权力与使持节相同；假节只有在军事行动中才能诛杀违反军令的人。晋江左以来，都督中外诸军尤其重要，只有王导担任过。宋代臣下没有这一官职。江夏王刘义恭曾假黄钺；假黄钺就可以专擅诛戮持节将领，这已不是人臣通常能够拥有的权力。征东将军一人。汉献帝初平三年，马腾担任。征南将军一人。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岑彭担任。征西将军一人。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冯异担任。征北将军一人。鱼豢说：“四征将军是魏武帝设置的，秩禄二千石。黄初年间，地位在三公之后。汉代旧有的各种征将军，与偏将、裨将等杂号将军地位相同。” 镇东将军一人。后汉末年，魏武帝担任。镇南将军一人。后汉末年，刘表担任。镇西将军一人。后汉初平三年，韩遂担任。镇北将军一人。中军将军一人。汉武帝任用公孙敖担任，当时属于杂号将军。镇军将军一人。魏任用陈群担任。抚军将军一人。魏任用司马宣王担任。中军、镇军、抚军这三个名号的地位与四镇将军相当。安东将军一人。后汉末年，陶谦担任。安南将军一人。安西将军一人。后汉末年，段煨担任。安北将军一人。鱼豢说：“镇北将军、四安将军，是魏黄初、太和年间设置的。” 平东将军一人。平南将军一人。平西将军一人。平北将军一人。四平将军，是魏代设置的。左将军、右将军、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以下这些官职，是周代末年设置的官职，秦、汉沿用；光武帝建武七年撤省，魏以来又恢复设置。征虏将军，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开始任用祭遵担任。冠军将军，楚怀王任用宋义为卿子冠军。“冠军”这一名称从此开始。魏正始年间，任用文钦为冠军将军、扬州刺史。辅国将军，汉献帝任用伏完担任。宋太宗泰始四年改名为辅师；后废帝元徽二年恢复旧名。龙骧将军，晋武帝开始任用王浚担任。东中郎将，汉灵帝任用董卓担任。南中郎将，汉献帝建安年间，任用临淄侯曹植担任。西中郎将。北中郎将，汉献帝建安年间，任用▯焉陵侯曹彰担任。四种中郎将，何承天说，都是后汉设置的。

译建威将军，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任用耿弇为建威大将军。振威将军，后汉初年，宋登担任。奋威将军，前汉时，任千秋担任。扬威将军，魏设置。广威将军，魏设置。建武将军，魏设置。振武将军，前汉末年，王况担任。奋武将军，后汉末年，吕布担任。扬武将军，光武帝建武年间，任用马成担任。广武将军，晋江左设置。鹰扬将军，汉献帝建安年间，魏武帝任用曹洪担任。折冲将军，汉献帝建安年间，魏武帝任用乐进担任。轻车将军，汉武帝任用公孙贺担任。扬烈将军，建安年间，任用假公孙渊担任。宁远将军，晋江左设置。材官将军，汉武帝任用李息担任。伏波将军，汉武帝征讨南越时，开始设置这一名号，任用路博德担任。凌江将军，魏设置。自凌江将军以下，还有宣威、明威、骧威、厉威、威厉、威寇、威虏、威戎、威武、武烈、武毅、武奋、绥远、绥边、绥戎、讨寇、讨虏、讨难、讨夷、荡寇、荡虏、荡难、荡逆、殄寇、殄虏、殄难、扫夷、扫寇、扫虏、扫难、扫逆、厉武、厉锋、虎威、虎牙、广野、横野、偏将军、裨将军，共四十个名号。其中威虏将军，汉光武帝任用冯俊担任；虎牙将军，任用盖延担任，称虎牙大将军；横野将军，任用耿纯担任；荡寇将军，汉献帝建安年间，满宠担任；虎威将军，于禁担任。其余有的是后汉和魏设置的，如今有的设置，有的不设置。从左、右、前、后将军以下直到这四十个名号，只有四种中郎将各一人，其余员额都不固定。自车骑将军以下，凡是兼任刺史、都督以及礼仪待遇与三司相同的，设置官属与领兵将军相同；只称都督而礼仪待遇不与三司相同的，不设置从事中郎，设置功曹一人，主管属吏，地位在主簿之上，这是汉末的官职。东汉司隶校尉属下有功曹从事史，这里因袭它的名称。功曹参军一人，主管佐助[缺字]记室之下、户曹之上。监诸军以下不设置谘议、记室，其他都相同。宋太宗以来，皇子、皇弟即使不是都督，也设置记室参军。小号将军为大郡边境守将设置佐吏时，又设置长史，其余都相同。太常一人。舜代理帝位时，任命伯夷为秩宗，掌管三礼，就是这一官职。周代称为宗伯，属于春官，掌管国家礼制。秦改称奉常，汉代沿用。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太常。应劭说：“希望国家盛大而长存，所以称为太常。”前汉常任用忠诚、孝顺、恭敬、谨慎的列侯担任，后汉则不一定是列侯。博士，班固说是秦代官职。史臣考察，战国六国时往往已有博士，掌管贯通古今的学问。汉武帝建元五年，开始设置《五经》博士。宣帝、成帝时期，《五经》各家的师法逐渐增加，每经设置博士一人。到东汉共有十四人：《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诗》有齐、鲁、韩三家；《礼》有大戴、小戴；《春秋》有严氏、颜氏，各设置博士一人。其中聪明而有威望的一人担任祭酒。魏及西晋设置十九人，东晋江左初年减为九人，但都不知道分别掌管哪部经书。元帝末年，增加《仪礼》《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共十一人。后来又增加到十六人，不再分别掌管《五经》，而称为太学博士。秩禄六百石。国子祭酒一人，国子博士一人，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为一经，共十经，由助教分掌。国子是周代旧称，周代有师氏一职，就是如今的国子祭酒。晋初恢复设置国子学，用来教育学生，并隶属于太学。晋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来减少员额。宋代以来，如果不设置国子学，助教只设置一人，但祭酒、博士照常设置。太庙令一人，丞一人，都是前汉设置的官职。西汉称长，东汉称令。统领斋郎二十四人。明堂令一人，丞一人。丞是东汉初年设置的；令是宋世祖大明年间设置的。太祝令一人，丞一人。掌管祭祀时宣读祝文以及迎神、送神。太祝是周代旧官。西汉设置太祝令、丞，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庙祀；东汉改称太祝。太史令一人，丞一人。掌管日月星辰、时令日期、祥瑞和灾异，年终便上奏新历法。太史是夏、商、周三代的旧官，周代掌管建立国家的六项典章，校正岁时年月，按次序办理政事，并向诸侯国颁布历书。又有冯相氏，掌管天文运行次序；保章氏，掌管天文记录。如今的太史兼有周代太史、冯相、保章三种职务。西汉称太史令。东汉有两名丞，其中一人在灵台。太乐令一人，丞一人。掌管各种音乐事务。周代称大司乐。西汉称太乐令，东汉称大予乐令，魏又恢复称太乐令。陵令，每座陵设置一人，是汉代旧官。乘黄令一人。掌管皇帝乘坐的车、安车以及各种马匹。魏代设置。自博士至乘黄令，都隶属于太常。

译光禄勋一人，丞一人。“光”是光明，“禄”是爵禄，“勋”是功勋。秦代称郎中令，汉代沿用；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光禄勋。掌管三署郎。郎官手执戟，负责守卫宫殿、开闭门户。光禄勋居于宫禁之中，地位如御史；有案件发生在宫殿门外的，称为光禄外部。光禄勋在郊祀时掌管三献。魏、晋以来，光禄勋不再居于宫禁之中，也不再有三署郎，只有宫外朝会时才以此官名到场。二台上奏弹劾时，便发符命给光禄勋，加以禁止入宫；解除禁止时也同样办理。所谓禁止，就是本人不得进入殿省，因为光禄勋主管殿门，所以如此。宫殿门户直到如今仍属光禄勋管辖。晋哀帝兴宁二年，撤省光禄勋，并入司徒；孝武帝宁康元年恢复设置。东汉三署郎中有符合四科标准的，每年荐举茂才二人、四行二人；三署郎撤省后，光禄勋仍依旧荐举四行，只是由士族子弟充任。三署就是五官署、左署、右署，各设置中郎将主管。郡里荐举的孝廉，用来补充三署郎；年满五十岁的隶属五官署，其次分别编入左、右署。总共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员额没有定数，多时达到一万人。左光禄大夫、右光禄大夫，二位大夫，是晋初设置的。光禄大夫，秦代称中大夫，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光禄大夫；晋初又设置左右光禄大夫，而光禄大夫仍照旧设置。光禄大夫佩银印青绶，地位尊重的加佩金印紫绶，称为金紫光禄大夫。旧制秩禄相当于二千石。中散大夫，是王莽设置的，后汉沿用。前汉大夫都没有固定员额，掌管议论政事。后汉有光禄大夫三人、中大夫二十人、中散大夫三十人。魏以来又没有固定员额。从左光禄大夫以下，都是用来养老、养病的官职，没有具体职事。中散大夫秩禄六百石。卫尉一人，丞二人。掌管宫门屯驻的军队，是秦代官职。汉景帝初年改为中大夫令，后元年恢复为卫尉。晋江右时掌管冶铸，统领三十九名冶令，辖五千三百五十户。冶铸机构都在江北，江南只有梅根、冶塘两处冶场，都隶属扬州，不隶属卫尉。江左不设置卫尉，宋世祖孝建元年恢复设置。旧制一名丞，世祖增加设置一名丞。廷尉一人，丞一人。掌管刑罚狱讼。凡是案件都必须提交朝廷，由众人共同审议，所以称为廷尉。军狱和普通狱讼采用同一制度，因此称为廷尉。舜代理帝位时，咎繇任士官，就是这一职务。周代大司寇属于秋官，掌管国家刑法。秦代称廷尉。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大理；汉武帝建元四年恢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又恢复为大理；东汉初又恢复为廷尉。廷尉正一人，廷尉监一人。正、监都是秦代官职。原来设左右监，光武帝撤省右监，仍称左监；魏、晋以来径称监。廷尉评一人。汉宣帝地节三年，开始设置左右评；光武帝撤省右评，仍称左评；魏、晋以来径称评。正、监、评以及以下官员，都对廷尉卿行礼致敬。正、监秩禄一千石，评六百石。廷尉律博士一人，是魏武帝开始建立魏国时设置的。大司农一人，丞一人。掌管九谷、六畜等供给膳食的事务。舜代理帝位时，任命弃为后稷，就是这一职务。周代称太府，秦代称治粟内史；汉景帝后元年改名为大农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司农。晋哀帝末年撤省并入都水，孝武帝时恢复设置。汉代设置丞二人，魏以来一人。太仓令一人，丞一人，是秦代官职。晋江左以来，又设置东仓、石头仓丞各一人。导官令一人，丞一人。掌管舂制供皇帝食用的米。“导”是选择的意思，即选择米使其精细。司马相如《封禅书》说，有一茎而生六穗的禾谷，被送入厨下。籍田令一人，丞一人。掌管耕种宗庙、社稷的田地；周代称甸师。汉文帝初年开始设置籍田，令、丞各一人。东汉和魏都没有设置。晋武帝泰始十年恢复设置。江左撤省，宋太祖元嘉年间又设置。自太仓令至籍田令，都隶属于大司农。少府一人，丞一人。掌管宫中服饰和御用物品。是秦代官职，汉代沿用。掌管禁钱，用来供给皇帝私人享用，所以称为少府。晋哀帝末年撤省并入丹阳尹，孝武帝时恢复设置。左尚方令、丞各一人；右尚方令、丞各一人。都掌管制造兵器。是秦代官职，汉代沿用；周代称玉府。晋江右有中尚方、左尚方、右尚方，江左以来只有一个尚方。宋高祖即位时，把相府的作部配属台省，称为左尚方，而原来的尚方署称为右尚方。又把相府的细作配属台省，沿用其名称，设置令一人、丞二人，隶属于门下。世祖大明年间改称御府，设置令一人、丞一人。御府在前汉、后汉时负责管理官婢，制作亵衣并从事缝补洗濯；魏、晋仍设置这一职务，江左才撤省。后废帝初年撤省御府，设置中署，隶属于右尚方。东汉太仆的属官中有考工令，主管兵器、弓弩、刀、铠等物，制成后交给执金吾收入武库，也主管织绶等各种杂工。尚方令只主管制造御用刀、绶、剑以及各种玩赏器物。这样看来，考工令相当于如今的尚方令，而尚方令相当于如今的中署。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汉代有铁官，晋代设置令，掌管工匠役徒和鼓铸事务，隶属于卫尉。江左以来撤省卫尉，改隶少府。宋代虽设置卫尉，冶铸机构仍照旧隶属少府。江南各郡县有铁的地方，有的设置冶令，有的设置冶丞，多数是吴国设置的。平准令一人，丞一人。掌管染色，是秦代官职，汉代沿用。汉代隶属于司农，不知道从哪一代起改隶少府。宋顺帝即位时，为避皇帝名讳，改称染署。将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管土木工程。秦代设置将作少府，汉代沿用；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将作大匠。光武帝中元二年撤省，由谒者统领；章帝建初元年恢复设置。晋代以来，有工程时设置，没有工程时撤省。大鸿胪，掌管赞礼、引导诸王行拜见和授封礼。秦代称典客，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大行令，汉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鸿胪。“鸿”意为大，“胪”意为陈列、传达。晋江左初年撤省，有事时临时设置，事情办完立即撤省。

译太仆，掌管车辆和马匹。周穆王设置，秦代沿用。《周官》中校人掌管马，巾车掌管车；设置太仆后，兼掌这两项职务。晋江左有时设置，有时撤省；宋以来不再设置。郊祀时临时设置太仆掌执缰绳，事情办完立即撤省。太后三卿，各一人。应氏《汉官》说：“卫尉、少府是秦代官职；太仆是汉成帝设置的。三卿都随太后宫的名称而命名，位次在九卿之上；没有太后时便空缺不设。”魏代改变汉制，位次在九卿之下；晋代恢复旧制，位次在同号诸卿之上。大长秋，是管理皇后的卿官。有皇后时设置，没有皇后时裁撤。秦代称将行，汉景帝中元六年改名为大长秋。韦曜说：“长秋，是因为皇后属阴官；秋是阴气的开始，取其终而且长久之意，希望皇后之位长久。”从太常到大长秋，都设置功曹、主簿、五官。汉代东京各郡设有五官掾，正是沿用了这个名称。汉代制度中，卿、尹的俸禄都是中二千石，丞为一千石。尚书，是古代的官名。舜代理帝位时，命令龙担任纳言，就是这一职务。《周官》的司会，郑玄说，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尚书。秦代少府派四名官吏在殿中主管拆发文书，所以称为尚书。“尚”就是主管的意思。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合称六尚。战国时已经有尚冠、尚衣之类的官职。秦代有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丞。到汉初都隶属于少府，汉代东京仍然在文书上归属少府。古代重视武官，任用善于射箭的人掌管事务，所以称为仆射。仆射，就是供役于射箭事务的人。秦代有左右曹等官吏，这些官没有固定职掌，将军、大夫以下都可以兼任。汉武帝时，派左右曹的官吏分掌、评议尚书所奏之事。汉昭帝即位，霍光领录尚书事；汉成帝初年，王凤录尚书事。汉代东京每位皇帝即位，往往设置太傅，让他录尚书事；太傅去世后就裁撤。晋康帝时，何充在推让录尚书事的表文中说：“咸康年间，分设三名录尚书事的人，王导录其中一部分，荀崧、陆晔各录六条事务。”这样看来似乎有二十四条；如果只有二十条，那么荀崧、陆晔各录六条，王导又主管什么呢？如果王导总管全部事务，荀崧、陆晔分掌事务，那么就不能再说王导录其中一部分了。后来每次设置两名录尚书事者，总说各掌六条事务，这又说明只有十二条。所谓十二条，不知道具体是哪十二条。晋代江右有四名录尚书事者，就是四人共同录理尚书事务。江右的张华、江左的庾亮都曾经参与主管尚书七条事务，但也不知道具体都是哪些事务。后来何充解除录尚书事之职，又参与主管尚书事务。录尚书事这一职务没有不总管的。王肃注《尚书》“纳于大麓”说：“尧把舜任用于尊贵显要的官职，使他总录万机政务。”凡是兼有重号将军、刺史名号的人，都可以任命属曹官员并授予官职，但不能自行任免官员，也不能加授节。宋世祖孝建年间，不愿把威权授予外朝，便裁撤录尚书事。大明末年又恢复设置。此后有时设置，有时裁撤。汉献帝建安四年，以执金吾荣郃为尚书左仆射，卫臻为右仆射。分设左右二仆射，从此开始。汉成帝建始四年，首次设置四名尚书，官员四人，尚书丞也增加到四人。曹尚书中，第一是常侍曹，主管公卿事务；第二是二千石曹，主管各郡国二千石官的事务；第三是民曹，主管官吏和百姓上书之事；第四是客曹，主管外国和夷狄事务。光武帝把二千石曹分为两曹，又把客曹分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并把常侍曹改为吏曹，共有六名尚书。裁减两名丞，只设置左右二丞。应劭《汉官》说：“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没有不统辖的事务。仆射、右丞掌管俸禄、借贷、钱谷。三公尚书二人，掌管天下每年年终的汇集考核；吏曹掌管选举、斋戒、祭祀；二千石曹掌管水灾、火灾、盗贼、诉讼、刑法；客曹掌管羌、胡朝会以及皇帝乘法驾出行时护卫车驾；民曹掌管修缮、营造、工程、盐池、苑囿。吏曹职任重要，多能越级升迁。”这样看来，汉末曹的名称和职掌又与光武帝时不同。魏代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书。晋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尚书。武帝咸宁二年裁撤驾部尚书，四年又恢复。太康年间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名尚书。惠帝时又有右民尚书。尚书总数止于六曹，不知道当时裁撤了哪一曹。江左有祠部、吏部、左民、度支、五兵，共五曹尚书。宋高祖初年，又增加都官尚书。如果设置右仆射，就不设置祠部尚书。世祖大明二年，设置两名吏部尚书，裁撤五兵尚书；后来又恢复为一名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设置五兵尚书。尚书令总管国家机要；仆射、尚书分掌各曹。左仆射统领殿中、主客二曹；吏部尚书统领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祠部尚书统领祠部、仪曹二曹；度支尚书统领度支、金部、仓部、起部四曹。左民尚书统领左民、驾部二曹；都官尚书统领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五兵尚书统领中兵、外兵二曹。过去有骑兵、别兵、都兵，所以合称五兵。五名尚书、两名仆射和一名尚书令，合称八座。如果营建宗庙、宫室，就设置起部尚书，工程完成后裁撤。

译汉成帝设置四名尚书时，没有设置尚书郎的记载。《汉仪》说，尚书郎四人：一人主管匈奴单于的营部，一人主管羌夷的官吏和百姓，一人主管户口、垦田，一人主管财帛和运输。匈奴单于在汉宣帝时保卫边塞、归附汉朝；到成帝时，单于已返回北方庭帐。既然有一名郎主管匈奴单于营部，那么设置这一郎恐怕是在光武帝时；所主管的匈奴，应是南匈奴。》《汉官》说，设置尚书郎三十六人，不知道是哪位皇帝增加了员额。这样看来，一名尚书统领六名郎。尚书郎主管起草文书、草拟政事。起初任郎中，任满一年便升为侍郎。尚书官署在建礼门内。尚书郎入宫值班，官府供应青色细绢、白绫被，有时用丝绵制作；还供给帷帐、毡褥、通中枕。太官供应食物，汤官供应饼饵和五熟果实之类；给尚书郎配备一名伯使、两名女侍，都挑选端正美丽的人，手执香炉，照料衣服，陪同到明光殿奏事。殿壁用胡粉涂白，绘有古代贤人和忠烈之士；地面涂成丹朱色，称为丹墀。尚书郎口含鸡舌香，因为他们奏事、回答时，希望气息芬芳。奏事时要与黄门侍郎互相作揖。黄门侍郎说“已经听到了”，尚书郎才出来。皇帝所穿的五时衣，赏赐给尚书令和仆射；丞、郎每月赏赐赤管大笔一双、隃麋墨一丸。魏代有殿中、吏部、驾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库部、农部、水部、仪曹、三公、仓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别兵、都兵、考功、定科，共二十三名郎。青龙二年有军事事务，尚书令陈矫奏请设置都官、骑兵二曹郎，合计二十五曹。晋代西朝有直事、殿中、祠部、仪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主客、右主客、驾部、车部、库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左士、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共三十四曹郎；后来又设置运曹，共三十五曹。晋代江左初年，没有直事、右民、屯田、车部、别兵、都兵、骑兵、左士、右士、运曹十曹郎；主客曹和中外兵曹各只设置一名郎，其余共有十七曹。康帝、穆帝以来，又没有虞曹、二千石二曹郎，但仍有殿中、祠部、吏部、仪曹、三公、比部、金部、仓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驾部、库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后来又裁撤主客、起部、水部，剩下十五曹。宋高祖初年，增设骑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合计十九曹。太祖元嘉十年，又裁撤仪曹、主客、比部、骑兵四曹郎。十一年，又合并恢复设置。十八年，增加删定曹郎，位次在左民曹郎之上，大概就是魏代的定科郎。三十年，又设置功论郎，位次在都官郎之下、删定郎之上。太宗时裁撤骑兵曹郎。如今共有二十曹郎。三公、比部主管法制；度支主管计算。“支”是分派，“度”是计量。都官主管军事和刑狱。其余各曹的职掌，都如同它们的名称。汉代制度规定，公卿以及御史中丞以下的官员遇到尚书令、仆射、丞、郎，都要避让车辆，预先相互回避；只有御史台官经过后，他们才能离开。如今尚书官上朝和退朝时，仍要禁止行人通行，沿用的就是这一制度。汉代又规定，丞、郎见到尚书，要称呼“明时”；郎见到二丞，要称呼“左君”“右君”。郎以下还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汉代东京尚书令史十八人，晋初正令史一百二十人、书令史一百三十人。从晋代到现在，人数有时减少、有时增加，难以确定。〈汉仪〉有丞相令史。令史大概是前汉的官名。晋代西朝有尚书都令史硃诞，可见都令史由来已久。各曹所掌事务与尚书相同。晋代西朝，八座所属的丞、郎早晚都到都座朝会；江左只在早晨朝会。八座所属的丞、郎初次受任时，都聚集在都座，互相行交礼；升迁时，又解除交礼。这是汉代旧制。如今只有八座解除交礼，丞、郎不再解除交礼。尚书令俸禄一千石，仆射、尚书六百石，丞、郎四百石。武库令一人，掌管兵器，是秦代官职。到两汉时，隶属于执金吾。晋初裁撤执金吾，直到现在改隶尚书库部。车府令一人，丞一人，是秦代官职。两汉、魏、晋都隶属于太仆。太仆裁撤后，改隶尚书驾部。上林令一人，丞一人。汉代西京上林苑中有八名丞、十二名尉、十名池监。丞、尉隶属于水衡都尉，池监隶属于少府。汉代东京称上林苑令和上林苑丞，各一人，隶属于少府。晋代江左缺置。宋世祖大明三年恢复设置，隶属于尚书殿中曹和少府。材官将军一人，司马一人，主管工匠和土木工程。汉代左右校令就是这一职务。魏代右校又设置材官校尉，主管天下木材事务。晋代江左把材官校尉改名为材官将军，又裁撤左校令。如今材官隶属于尚书起部和领军将军。侍中四人，掌管奏事，日夜侍奉皇帝左右，负责应答并提出劝谏或纠正意见。皇帝乘法驾出行时，由一名正直侍中背负玉玺，陪同乘车。殿内和门下的各项事务都由他们掌管。周公告诫成王的《立政》篇所说的“常伯”，就是这一职务。侍中本来是秦代丞相的属官史，派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所以称为侍中。汉代西京没有固定员额，多时达到几十人，入宫侍奉，分别掌管皇帝车驾、衣服器物，甚至便器、虎子之类。汉武帝时，孔安国任侍中，因为是儒者，特许他掌管皇帝的唾壶，朝廷以此为荣耀。任职时间久的侍中升为仆射。汉代东京又隶属于少府，仍无固定员额，掌管侍奉左右、赞导各项事务、应对顾问。皇帝乘法驾出行时，由一名见闻广博者背负传国玺、手持斩白蛇剑，陪同乘车；其余人都骑马，跟在皇帝车驾后面。光武帝时，把仆射改为祭酒。汉代侍中与中官一同居住在禁宫中。汉武帝时，侍中莽何罗挟刀谋反，因此侍中迁出禁宫，有事才入宫，事情办完立即出来。王莽执政时，侍中又入宫，与中官共同居住。章帝元和年间，侍中郭举与后宫通奸，拔刀惊扰皇帝，郭举被诛杀，侍中因此又迁出宫外。

译魏、晋以来，设置四人；如果另加官号，则不计入固定员额。俸禄等级相当于二千石。志第三十　百官下 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共同掌管门下各项事务。举行郊庙祭祀、皇帝临轩时，由一人执麾。《汉百官表》说，秦代称给事黄门，没有固定员额，掌管侍奉皇帝左右；汉代沿用这一制度。汉代东京称给事黄门侍郎，也没有固定员额，掌管侍奉左右、沟通内外；诸王朝见时，引导诸王入座。应劭说：“每天傍晚向青琐门拜谒，因此称为夕郎。”史臣考按，刘向给儿子刘歆的信中说：“黄门郎，是显要的职位。”这样看来，前汉时已经有黄门侍郎了。董巴《汉书》说：“宫禁之门叫黄闼，由中官掌管，所以称黄门令。”这样看来，黄门郎在黄闼之内任职，所以称为黄门郎。魏、晋以来员额四人，俸禄六百石。公车令一人，掌管接受章奏。秦代有公车司马令，隶属于卫尉，汉代沿用，主管宫城南面的阙门。凡是官吏、百姓上呈的奏章，各地进献的贡物，以及被征召到公车署的人，都由他掌管。晋代江左以来，直接称为公车令。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周官》称医师，秦代称太医令，到两汉时隶属于少府。太官令一人，丞一人。《周官》称膳夫，秦代称太官令，到汉代时隶属于少府。骅骝厩丞一人。汉代西京称龙马长，汉代东京称未央厩令，魏代称骅骝令。从公车令到骅骝厩丞，都隶属于侍中。散骑常侍四人，掌管侍奉皇帝左右。秦代设置散骑，又设置中常侍；散骑跟随皇帝车驾乘车，中常侍可以进入禁宫。两者都没有固定员额，都是加官。汉代东京初年裁撤散骑，而中常侍沿用宦官担任。魏文帝黄初初年，设置散骑，并与中常侍合并，称为散骑常侍，开始以孟达补任。任职时间久的升为祭酒散骑常侍，俸禄等级相当于二千石。通直散骑常侍四人。魏末散骑常侍中又有编制外人员，晋武帝让其中二人与散骑常侍共同值直，因此称为通直散骑常侍。晋代江左设置五人。员外散骑常侍，魏末设置，没有固定员额。散骑侍郎四人，魏初与散骑常侍同时设置。魏、晋时，散骑常侍、散骑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同评议尚书奏事，江左时才裁撤。通直散骑侍郎四人。起初晋武帝设置员外散骑侍郎四人，元帝让其中二人与散骑侍郎共同值直，因此称为通直散骑侍郎，后来增加为四人。员外散骑侍郎，晋武帝设置，没有固定员额。给事中，没有固定员额，汉代西京设置。掌管顾问、应答，位次在中常侍之后。汉代东京裁撤，魏代又恢复设置。奉朝请没有固定员额，也不算正式官职。汉代东京裁撤三公、外戚、宗室、诸侯的官职后，许多人担任奉朝请。奉朝请者，只负责参加朝会和接受召请。晋武帝也让宗室、外戚担任奉车都尉、驸马都尉、骑都尉，同时奉朝请。元帝为晋王时，让参军任奉车都尉，掾、属任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任骑都尉，都奉朝请。后来裁撤奉车都尉、骑都尉，只保留驸马都尉和奉朝请。永初以来，以奉朝请身份按杂途选用；其中娶公主者只授驸马都尉。三种都尉都是汉武帝设置的。孝建初年，裁撤奉朝请。驸马都尉和三种都尉的俸禄等级相当于二千石。中书令一人，中书监一人，中书侍郎四人，中书通事舍人四人。汉武帝游幸后宫时，开始让宦官主管尚书事务，称为中书谒者，并设置令、仆射。汉元帝时，令弘恭、仆射石显掌握权势、干预政事，权力压倒内外。汉成帝改中书谒者令为中谒者令，裁撤仆射。汉代东京裁撤中谒者令，但设置中宫谒者令，这不是原来的职掌。魏武帝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主管尚书奏事，也是这一职务。文帝黄初初年，改为中书令，又设置中书监和通事郎，通事郎的位次在黄门郎之后。黄门郎签署办理事务后，通事郎才奉送入内，供皇帝审阅文书。晋代改通事郎为中书侍郎，员额四人。晋代江左初年，把中书侍郎改称通事郎，不久又恢复为中书侍郎。晋初设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年，把舍人与通事合并称为通事舍人，掌管呈递奏案和章表。后来裁撤通事，中书省安排一名侍郎在西省值班，又掌管诏令。宋初又设置通事舍人，于是侍郎的职任减轻。舍人在阁内值班，隶属于中书。其下有主事，原本任用武官，宋代改用文吏。秘书监一人，秘书丞一人，秘书郎四人。汉桓帝延熹二年设置秘书监。皇甫规给张奂的信中说“从兄秘书有什么动静”，就是指此官。应劭《汉官》说：“秘书监一人，俸禄六百石。”后来裁撤。魏武帝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秘书丞。秘书主管尚书奏事。文帝黄初初年设置中书令，主管尚书奏事，于是把秘书令改为秘书监。后来想任命何桢为秘书丞，但秘书原来已有丞，于是任命何桢为秘书右丞。后来又裁撤。秘书掌管艺文、图书、典籍。《周官》中的外史掌管四方的志书和三皇五帝的书籍，就是这一职务。汉代西京收藏图籍的地方，有天府、石渠、兰台、石室、延阁、广内等府库。东京的图书藏在东观。晋武帝把秘书并入中书，裁撤秘书监，称秘书丞为中书秘书丞。晋惠帝又设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管国史。周代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就是这一职务。汉代东京的图籍藏在东观，所以让博学多才的名儒在东观著作，撰写国史。著作这一名称，就是从此开始的。魏代隶属于中书。晋武帝时，缪征任中书著作郎。元康年间改隶秘书，后来另设官署，但仍隶属于秘书。著作郎称为大著作，专门掌管修史事务。晋代制度规定，著作佐郎刚到任时，必须撰写一名大臣的传记。宋代初年，朝廷刚刚建立，还没有合撰国史的人，这项制度于是废止了。

译领军将军一人，掌管内军。汉代有南军、北军，负责保卫京师。汉武帝设置中垒校尉，掌管北军营。光武帝裁撤中垒校尉，设置北军中候，监察五校营。魏武帝任丞相时，丞相府自行设置领军，这不是汉代官职。文帝即魏王位后，魏才设置领军，主管五校、中垒、武卫三营。晋武帝初年裁撤领军，派中军将军羊祜统领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的营兵，承担领军的职任。羊祜升迁离任后，又恢复设置北军中候。北军中候设置丞一人。晋怀帝永嘉年间改称中领军。晋元帝永昌元年又改称北军中候，不久又恢复为领军。成帝时又改为中候，由陶回担任；不久又恢复为领军。领军将军至今仍兼有南军都督。护军将军一人，掌管外军。秦代有护军都尉，汉代沿用。陈平任护军中尉，全面统领诸将。这样看来，后来又把都尉改称中尉了。汉武帝元狩四年，以护军都尉隶属于大司马，当时又称为都尉。《汉书·李广传》说，李广任骁骑将军，隶属于护军将军。大概护军就是统护各位将军。汉哀帝元寿元年，把护军都尉改名为司寇。汉平帝元始元年，又恢复护军都尉之名。汉代东京裁撤护军都尉，班固任大将军中护军，隶属于将军幕府，这不是汉朝正式官职。魏武帝任丞相时，以韩浩任护军、史奂任领军，也不是汉代官职。建安十二年，把护军改为中护军，把领军改为中领军，并设置长史、司马。魏初沿置护军，主管武官选任，隶属于领军；晋代则不再隶属。晋元帝永昌元年裁撤护军，并入领军；晋明帝太宁二年又恢复设置。魏、晋江右时，领军、护军各自统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再另设营，统领二卫、骁骑、材官等营，护军仍另有营。资历深重的称领军将军、护军将军，资历较浅的称中领军、中护军。属官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五官。奉命出征时，就设置参军。左卫将军一人，右卫将军一人。二卫将军掌管宿卫营兵。两汉、魏代没有设置。晋文帝任相国时，相国府设置中卫将军。晋武帝初年，从中卫分置左右卫将军，以羊琇为左卫将军，赵序为右卫将军。二卫在江右有长史、司马、功曹、主簿，江左没有长史。骁骑将军。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任骁骑将军。魏代设置为内军，有营兵，由功劳资历高的人统领。起初有司马、功曹、主簿，后来裁撤。游击将军。汉武帝时，韩说任游击将军。这与其他军合称六军。左军将军、右军将军、前军将军、后军将军。魏明帝时已有左军将军，因此左军是魏代官职。晋武帝初年设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设置后军。这合称四军。左中郎将、右中郎将，是秦代官职，汉代沿用。他们与五官中郎将统领三署郎。魏代没有三署郎，但仍设置这一职务。晋武帝裁撤。宋世祖大明年间又恢复设置。屯骑校尉、步兵校尉、越骑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五校都是汉武帝设置的。屯骑、步兵掌管上林苑各门的屯兵；越骑掌管投降的越人，因而编为骑兵；另一说是取其才能、力量超越常人之意。长水掌管长水、宣曲的胡骑。长水是胡人部落的名称，胡骑驻扎在宣曲观下。韦曜说：“长水校尉掌管胡骑，马厩靠近长水，所以用它命名。长水大概是关中的一条小河名。”射声掌管射声士，听到声音就能发箭，因此得名。汉光武帝初年，把屯骑改为骁骑，把越骑改为青巾；建武十五年恢复旧名。汉代东京的五校掌管宿卫士。自游击将军到五校校尉，魏、晋直到江左初年仍统领营兵，并设置司马、功曹、主簿，后来裁撤。两名中郎将原本不统领营兵。五营校尉的俸禄为二千石。虎贲中郎将。《周官》中有虎贲氏。汉武帝建元三年，开始微服出游，挑选有才力的人持兵器随从护送，约定在各门集合，所以称为期门。没有固定员额，多时达到一千人。汉平帝元始元年改称虎贲郎，设置中郎将统领。虎贲原来写作虎奔，是说像老虎奔跑一样。王莽辅政时，因为古代有勇士孟贲，所以把“奔”改写为“贲”。俸禄等级相当于二千石。冗从仆射。汉代东京有中黄门冗从仆射，但这并非其正式职掌。魏代沿用这一名称设置冗从仆射。羽林监。汉武帝太初元年，首次设置建章营骑，也掌管随从护送，次于期门；后来改名为羽林骑，设置令、丞。汉宣帝命中郎将、骑都尉监领羽林，称为羽林中郎将。汉代东京又设置羽林左监、羽林右监，到魏代没有改变。晋代裁撤羽林中郎将，又裁撤一名监，只设置一名羽林监。虎贲中郎将、羽林监等合称三将。汉哀帝时裁撤。宋高祖永初初年恢复设置。江右时统领营兵，江左以后不再统领营兵。羽林监俸禄六百石。积射将军、强弩将军。汉武帝任命路博德为强弩校尉、李沮为强弩将军；汉宣帝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强弩将军到东汉时成为杂号将军，前汉到魏代没有积射将军。晋太康十年建立射营、弩营，设置积射将军、强弩将军主管。自骁骑将军到强弩将军，起初都各设置一人；宋太宗泰始年以来，多以军功获得这些官职，如今都不再设固定员额。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称为三部司马，设置这两个官职，分别隶属于左右二卫。江右初年员额十人。朝会、宴享时，将军穿戎装，值班侍奉皇帝左右；夜间开启城门各门时，手执白虎幡监督。晋孝武帝太元年间改为按门第选任。宋高祖永初初年增加到二十人。后来超过员额的人称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督。再后来都不再设固定员额。武卫将军，没有固定员额。起初魏王设置武卫中郎将，文帝即位后改为卫将军，主管禁军，就像如今的二卫，但并非这一职务的原本职掌。晋代没有经常设置。宋世祖大明年间恢复设置，代行殿中将军的职务，俸禄等级相当于员外散骑侍郎。武骑常侍，没有固定员额，是汉代西京的官职。皇帝车驾出游、打猎时，常跟随皇帝射杀猛兽。后汉、魏、晋没有设置。宋世祖大明年间恢复设置，俸禄等级相当于奉朝请。

译御史丞一人，掌管奏劾违法官员。秦代御史大夫有两名丞，一名叫御史丞，另一名叫御史中丞。殿中的兰台收藏秘书图籍，中丞居于其中。对外督察各部刺史，对内统领侍御史，接受公卿奏事，检举弹劾有过失者。当时中丞也接受奏事，可见两者各有分掌。汉成帝绥和元年，把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空，设置长史，中丞的官职仍旧。汉哀帝建平二年恢复御史大夫之名；元寿二年又恢复为大司空。中丞则迁出朝外，成为御史台主官，称御史长史。光武帝时恢复称中丞，又隶属于少府。汉献帝时重新设置御史大夫，另设长史一人，不再统领中丞。汉代东京，御史中丞遇到尚书丞、郎时，中丞停车持笏作揖，丞、郎坐在车中举手回礼而已。不知道这一制度何时废止。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绕行宫城，察看白壁。史臣考按《汉志》说，执金吾每月三次绕行宫城，怀疑是裁撤执金吾后，把这项事务并给了中丞。中丞俸禄一千石。治书侍御史，掌管检举弹劾官品第六品以上的官员。汉宣帝斋戒居处、裁决政事时，命两名御史治书，因此称为治书御史。汉代东京让通晓法律的人担任此职，天下审理疑难案件时，就依据法律判断是非。魏、晋以来，则分掌原由侍御史掌管的各曹事务，如同尚书的左右二丞。侍御史，在周代称柱下史。《周官》中有御史，掌管治理法令，也是这一职务。秦代设置侍御史，汉代沿用。两汉员额都为十五人。掌管监察、检举违法行为，接受公卿奏事，发现有违失的就检举弹劾。共有五曹：第一令曹，掌管律令；第二印曹，掌管刻印；第三供曹，掌管斋戒祭祀；第四尉马曹，掌管官府马厩的马；第五乘曹，掌管护卫皇帝车驾。魏代设置御史八人，有治书曹，主管度支运输；课第曹，主管考核等级；其余各曹不详。晋代西朝共有吏曹、课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节曹、水曹、中旂曹、营军曹、算曹、法曹十三曹，设置御史九人。晋代江左初年裁撤课第曹，设置库曹，掌管马厩、牧场、牛马交易税。后来又分设库曹，设置外左库、内左库二曹。宋太祖元嘉年间裁撤外左库，内左库只称左库。世祖大明年间又恢复设置。废帝景和元年再次裁撤。顺帝初年裁撤营军曹并入水曹，裁撤算曹并入法曹，吏曹不设置御史，共有十名御史。魏代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大概是兰台派两名御史居于殿内，监察违法行为。晋代西朝四人，江左二人。秦、汉有符节令，隶属于少府，统领符玺郎、符节令史。大概相当于《周礼》中典瑞、掌节的职务。汉代到魏代另设为一台，位次在御史中丞之后，掌管颁授符节、铜虎符、竹使符。晋武帝泰始九年裁撤，并入兰台，设置符节御史掌管其事务。谒者仆射一人，掌管重大授官仪式和百官班次，统领谒者十人。谒者掌管较小的授官仪式和答复章奏。大概是秦代官职。“谒”是请见的意思。应氏《汉官》说，尧为了考察舜，让他在四门接待宾客，这就是谒者的职掌。秦代谒者七十人，汉代沿用。后汉《百官志》说，谒者仆射掌管奉引。汉和帝时，陈郡人何熙任谒者仆射，在殿中赞唱拜礼，声音震动左右，可见又掌管唱赞。常侍谒者五人，普通谒者设置三十五人，比西京减少了一半。两汉都隶属于光禄勋。魏代设置谒者十人。晋武帝裁撤谒者仆射，把谒者隶属于兰台。江左恢复设置仆射，后来又裁撤。宋世祖大明年间恢复设置。俸禄等级相当于一千石。都水使者一人，掌管船只航运和运输事务。秦、汉有都水长、都水丞，主管陂池灌溉、河渠维护，隶属于太常。汉代东京裁撤都水，设置河堤谒者，魏代沿用。汉代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魏代主管天下水军、舟船和器械。晋武帝裁撤水衡都尉，设置都水使者，河堤谒者成为都水的属官。属官有参军二人、谒者一人，令史人数不固定，有时裁减设置。晋代西朝有参军而没有谒者，谒者是江左设置的。晋怀帝永嘉六年，胡人进入洛阳，都水使者爰浚先出城督运而得以免难。由此可见，晋武帝设置此职后，便已经掌管运输。江左裁撤河堤谒者。太子太傅一人，丞一人；太子少傅一人，丞一人。傅是古代官职。《文王世子》说：“三王教育太子时，太傅在前，少傅在后，二傅都以辅导太子为职。”汉高帝九年，以叔孙通任太子太傅，位次在太常之后。两汉都没有设置丞。魏代没有东宫，因此晋代设置了丞。晋武帝泰始五年下诏，太子拜见太傅、少傅，要行弟子侍奉老师的礼节；二傅不得用上疏的形式过分表示敬意。二傅都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俸禄为中二千石，少傅为二千石。太子詹事一人，丞一人，职权相当于御史台尚书令、领军将军。“詹”是省察、主管的意思。汉代西京时，太子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隶属于二傅；率更令、家令、仆、卫率隶属于詹事。这些都是秦代官职。后汉裁撤詹事，太子属官全部隶属于少傅，太傅不再统领属官。晋初，太子属官统归二傅。咸宁元年恢复设置詹事，二傅不再统领属官。詹事俸禄为二千石。家令一人，丞一人，晋代设置。汉代太子享有十县的食汤沐邑，由家令主管。家令还主管刑狱、饮食，职权相当于廷尉、司农、少府。汉代东京主管太子膳食的官称食官令。食官令在晋代成为独立官职，不再隶属于家令。率更令一人，主管宫殿门户以及赏罚事务，职权相当于光禄勋、卫尉。汉代东京掌管庶子、舍人，晋代则不再掌管。从汉代到晋代，家令位居率更令之下；宋代则位居其上。仆一人。汉代太子每五日朝见皇帝一次，不是朝见的日子，就派仆和中允每天早晨入宫问候皇帝起居。仆主管车马和亲族事务，职权相当于太仆、宗正。从家令到仆，合称太子三卿。三卿俸禄一千石。门大夫二人，汉代东京设置，职权相当于中郎将，分别掌管远近臣下的表章、笺奏。俸禄六百石。中庶子四人，职权相当于侍中。汉代东京员额五人，晋代减为四人。俸禄六百石。

译中舍人四人。汉代东京太子属官中有中允一职，位于中庶子之下、洗马之上，大概类似于现在的中书舍人。中舍人是晋初设置的，职权相当于黄门侍郎。食官令一人，职权相当于太官令，是汉代东京的官职。如今隶属于中庶子。庶子四人，职权相当于散骑常侍、中书监令，是晋代制度。汉代西京员额五人，汉代东京没有固定员额，职权相当于三署中郎。古代诸侯世子有庶子这一官职，秦代沿用了这一名称。俸禄四百石。舍人十六人，职权相当于散骑侍郎、中书侍郎，是晋代制度。两汉没有固定员额，掌管宿卫，职权如同三署中郎。洗马八人，职权相当于谒者、秘书郎。两汉员额十六人。太子出行时，轮值的人在前面开路，引导仪仗。俸禄等级相当于六百石。太子左卫率七人，太子右卫率二人。二率的职掌相当于左右二卫。秦代只称卫率，汉代沿用，主管宫门守卫。晋初称中卫率，泰始年间分为左右，各统领一军。晋惠帝时，愍怀太子居东宫，又增设前、后二率。成都王颖成为太弟时，又设置中卫，共为五率。江左初年裁撤前、后二率。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又恢复设置。各率都有丞，这是晋初设置的。宋代只设置左右二率。旧制俸禄为四百石。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翊军校尉，三种校尉各七人，都是宋初设置的。屯骑、步兵沿用了御史台校尉的名称；翊军校尉是晋武帝太康初年设置的，起初属于御史台校尉，任用唐彬担任，江左时裁撤。太子冗从仆射七人。这一官职为宋初设置。太子旅贲中郎将十人，职掌如同虎贲中郎将。宋初设置。《周官》中有旅贲氏。汉代制度是，天子有虎贲，王侯有旅贲。“旅”就是众多的意思。太子左积弩将军十人，太子右积弩将军二人。东汉的积弩将军属于杂号将军，并没有左右积弩之分。曹魏至东晋江左时期，左右积弩成为台职，统领营兵。宋代将其裁并入东宫，不再有营兵。殿中将军十人，殿中员外将军二十人，都是宋初设置的。平越中郎将，是晋武帝设置的，驻治广州，主管南越。南蛮校尉，是晋武帝设置的，驻治襄阳。东晋初年裁撤，不久又恢复设置，驻治江陵。宋世祖孝建年间裁撤。西戎校尉，晋初设置，驻治长安。晋安帝义熙年间又设置，驻治汉中。宁蛮校尉，是晋武帝设置的，驻治襄阳，用来授予鲁宗之。南夷校尉，是晋武帝设置的，驻治宁州。东晋改名为镇蛮校尉。四夷中郎将、校尉，都设置长史、司马、参军。曹魏、晋代有杂号护军，职级如同将军；如今仍有镇蛮、安远等护军。镇蛮护军用来加授庐江、晋熙、西阳太守，安远护军用来加授武陵内史。刺史，每州各设置一人。黄帝设置四监来治理天下诸国，唐、虞时代设置十二牧，这就是刺史的职务。周代改称典，秦代称监御史，后来又派丞相史分赴各州巡察，称为刺史。“刺”是参察、窥察的意思，抄写文书也称为“刺”。汉代制度规定不得刺察尚书所掌之事，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刺史巡行各部时，执行六条诏书：第一条说，强宗豪右占有田宅超过制度规定，凭强力欺凌弱者，凭人多欺压人少；第二条说，二千石官员不奉行诏书、不遵守典章制度，背公向私，曲解诏令以谋求私利，侵害盘剥百姓，聚敛财物以行奸邪；第三条说，二千石官员不审慎处理疑难案件，煽动严厉地杀人，发怒就加重刑罚，高兴就任意赏赐，烦扰苛刻暴虐，残害百姓，因而为百姓所憎恨，并且造成山崩石裂等灾异和妖言谣言；第四条说，二千石官员选拔任用不公平，苟且曲从所宠爱的人，遮蔽贤能而宠信顽劣；第五条说，二千石官员的子弟依仗父兄的荣势，请托所监察的官府；第六条说，二千石官员违背公义而互相勾结，阿附豪强，通行贿赂，割损正常政令。年终时，刺史乘驿传车到京师奏报政事。汉成帝绥和元年，改称牧；汉哀帝建平二年，又恢复为刺史。西汉时期，刺史乘驿传车巡行郡国，没有固定的治所。东汉时期，刺史才有固定的治所，只在八月巡行所属各部，不再到京师奏事。东晋仍然巡行郡县、宣行诏令，枣据《追远诗》说：“先君曾任钜鹿太守，至今已经三十年。我忝任冀州刺史，按照诏令次序巡行郡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汉灵帝时期，天下逐渐混乱，豪杰各自割据州郡；刘焉、刘虞又都由九卿出任益州牧、幽州牧，州牧的权任逐渐加重。属官有别驾从事史一人，随刺史巡行部内；治中从事史一人，主管财谷簿籍文书；兵曹从事史一人，主管军事；部从事史每郡各一人，主管察举违法之事；主簿一人，记录阁下各种事务，审核签署文书；门亭长一人，主管州府正门；功曹书佐一人，主管选拔任用；《孝经》师一人，主管考试经书；月令师一人，主管按时节举行祭祀；律令师一人，评议法律；簿曹书佐一人，主管簿籍文书；典郡书佐每郡各一人，主管一郡文书：这是汉代制度。现在有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主簿、西曹书佐、祭酒从事史、议曹从事史、部郡从事史等官，自主簿以下设置多少人，各州不一，旧来没有固定制度。晋成帝咸康年间，江州又设置别驾祭酒，地位在属官之上，而别驾从事史仍照旧设置；现在已经没有了。别驾、西曹主管属吏和选举事务，治中主管各曹的文书事务。西曹就是汉代的功曹书佐。祭酒分掌兵曹、贼曹、仓曹、户曹、水曹、铠曹等事务。扬州没有祭酒，由主簿处理政事。荆州有从事史，位在议曹从事史之下，大概是魏、晋以来设置的。现在广州、徐州有月令从事，像各州的曹史一样，名称沿用汉代旧称。汉武帝元封四年，命令各州每年荐举秀才一人。东汉为避光武帝名讳，改称茂才；魏代又恢复称秀才。东晋扬州每年荐举二人，各州荐举一人，有时三年荐举一人，随州的大小而定，都要对策答问。晋东海王司马越担任豫州牧时，牧府设置长史、参军，庾凯任长史，谢鲲任参军；后来州牧府则没有这些设置了。牧的秩禄为二千石，刺史为六百石。

译郡守是秦代的官职。秦灭诸侯国后，随即把其土地划为郡，设置守、丞、尉各一人。守主管治理百姓，丞辅佐他。郡中处于边防的，丞称为长史。东晋都称为丞。尉主管军队，负责防备盗贼。汉景帝中元二年，把守改名为太守，把尉改为都尉。汉光武帝裁省都尉，后来又常常设置东部、西部都尉。郡中有蛮夷的，又设置属国都尉。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多把各部都尉改为郡。晋成帝咸康七年，又裁省各郡的丞。宋太祖元嘉四年，恢复设置。郡的属官大略仿照公府，没有东西曹；有功曹史，主管选举；五官掾，主管各曹事务；所属部县设置都邮、门亭长；又有主记史，负责催促督办期限和集会，这是汉代制度，现在大体沿用。各郡都有旧俗，各曹的名称往往不同。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元光元年开始命令郡国荐举孝廉，规定郡国人口二十万以上的，每年察举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一百万五人；一百二十万六人；不足二十万的，两年荐举一人；不足十万的，三年荐举一人。荐举限于四科：第一，德行高尚美好，志向操守清白；第二，学问通达、品行修养良好，能够在经学方面胜任博士；第三，熟悉法律命令，足以决断疑案，能够依照章法审理并复核案件，文才足以担任御史；第四，刚强坚毅而多有谋略，遇事不迷惑，明察足以决断，才能足以担任三辅县令。魏初改定制度，人口十万以上的郡国每年荐举一人；如有特别优秀的人，不受人口数限制。东晋以丹阳、吴、会稽、吴兴为大郡，每年各荐举二人。汉代制度规定，每年派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把郡内各种事务分条上报，称为阶簿，直到现在仍实行。太守秩禄为二千石，丞为六百石。县令、县长是秦代的官职。大的县称令，小的县称长，侯国设置相。汉代制度规定设置丞一人，大县设置尉二人，小县设置尉一人。五家编为一伍，由伍长主管；两伍编为一什，由什长主管；十什编为一里，由里魁主管；十里编为一亭，由亭长主管；十亭编为一乡，乡中设置乡佐、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各一人。乡佐、有秩主管赋税，三老主管教化，啬夫主管争讼，游徼主管奸邪违法之事。其余各曹，大体与郡的官职相同。以五官充任廷掾，后来不再设置丞，只有建康设置狱丞；其余官职，有的县设置而另一些县不设置，各有旧俗，没有固定制度。东晋江右时期，洛阳县设置六部都尉，其他大县设置二人，次县和小县各设置一人。宋太祖元嘉十五年，小县的都尉又被裁省。各级官府直到郡，都设置五百人；旧说古代君主出行有军队随从，卿出行有旅众随从。“旅”是五百人的意思。如今县令以上的官职相当于古代诸侯，所以设置四五百人，象征军队和旅众随从，这是依照古义。韦曜说，“五百”二字本来写作“伍伯”。“伍”是当值，“伯”是道路，意思是让他们在道路上导引清道。周代制度中，五百人为一旅，统帅都由大夫担任，不能像上述说法那样把他们看得卑下。又《周礼·秋官》中有条狼氏，掌管执鞭驱赶避让：天子出入时八人夹道，公出入时六人，侯、伯出入时四人，子、男出入时二人，这与此职相近，只是名称不同。又《汉官》中有伯使，主管替各官在道路上驱使行人避让，在道路中央清道，所以称为伯使；这就是与它相类似的官职。县令秩禄为一千石至六百石，县长为五百石。汉初，王国设置太傅，主管辅导；内史主管治理百姓；丞相统领众官；中尉主管军事。分设官职，大体与京师相同。到汉景帝因七国之乱而惩戒诸王，重新制定制度，不许诸王治理王国，由汉朝替他们设置官吏，把丞相改称相，裁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其大夫、谒者以及各官的长、丞，都减少员额。后来把汉朝的内史改为京兆尹，把中尉改为执金吾，把郎中令改为光禄勋，而王国的官制仍照旧；又把太仆改为仆，把司农改为大农。汉成帝又命令相像郡太守一样治理百姓，裁省内史。中尉如同郡尉，太傅只称为傅。东汉也设置傅一人，诸王以师礼事奉他；相一人，主管治理百姓；中尉一人，主管盗贼；郎中令一人，掌管郎中宿卫；仆一人；治书一人，治书原本称尚书，后来改名为治书；中大夫，员额不定，主管奉使到京师及各国；谒者以及礼乐、卫士、医工、永巷、祀礼长各一人；郎中，员额不定。魏代谒者的属官，史书缺载，不知道排列次序。晋武帝初年设置师、友、文学各一人。师就是傅，因为避晋景帝司马师的名讳，改称傅。宋代又改称师。文学一职，西汉已经设置。友一职，因沿用周文王、孔仲尼四友的名称。把太守改为内史，裁省相和仆。设郎中令、中尉、大农为三卿。大国设置左右常侍各三人，裁省郎中，设置侍郎二人。大国又设置上军、中军、下军三将军；次国设置上军将军、下军将军各一人；小国只设置上军将军。典书、典祠、典卫、学官令、典书令丞各一人，治书四人，中尉、司马、世子庶子、陵庙、牧长各一人，谒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医丞、典府丞各一人。宋代以来一律采用晋制，虽有大小国之分，都设置三军。晋代制度中，典书令位在常侍之下、侍郎之上；东晋则侍郎位次常侍，典书令位居三军之下。东晋以来，公国没有中尉、常侍、三军；侯国又没有大农、侍郎；伯、子、男国只有典书以下的官职，又没有学官令。官吏职务都按等级逐步裁减。东晋江右时期，公侯以下设置属官，随国的大小而定，没有固定制度。东晋江左时期，各国都按三分之一取食邑收入。晋元帝太兴元年，才制定按九分之一取食邑收入的制度。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以及各类位从公，列为第一品。特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各类大将军，以及各类持节都督，列为第二品。侍中、散骑常侍、尚书令、仆射、尚书、中书监、中书令、秘书监，各类征将军、镇将军至龙骧将军，光禄大夫，各类卿、尹，太子二傅，大长秋，太子詹事，领军、护军，县侯，列为第三品。

译二卫将军至五校尉，宁朔将军至五威、五武将军，四中郎将，领兵的刺史，戎蛮校尉，御史中丞，都水使者，乡侯，列为第四品。给事中，黄门、散骑、中书侍郎，谒者仆射，三将军，积射将军、强弩将军，太子中庶子、庶子，三卿，率将军，鹰扬将军至陵江将军，不领兵的刺史，郡国太守、内史、相，亭侯，列为第五品。尚书丞、尚书郎，治书侍御史、侍御史，三都尉，博士，抚军将军以上官职以及持节都督所属的领军、护军长史和司马，公府从事中郎将，廷尉正、廷尉监、廷尉评，秘书著作丞、郎，王国的公三卿，师、友、文学，各县设置的秩禄一千石的令，太子门大夫，殿中将军，司马督，杂号护军，阙内侯，列为第六品。谒者，殿中监，各卿、尹的丞，太子傅、詹事、率的丞，各军长史和秩禄六百石的司马，各府参军，戎蛮府长史、司马，公府掾、属，太子洗马、舍人，食官令，各县秩禄六百石的县令，列为第七品。内台正令史，郡丞，各县署长，杂号宣威将军以下官职，列为第八品。内台书令史、外台正令史，各县署丞、尉，列为第九品。凡是新设置而不见于上述各条的官职，按照其秩禄和所任职务来确定，大概是依照右边所定的规定。列传第一　后妃 皇帝的祖母称太皇太后，母亲称皇太后，妃称皇后，这是汉代旧制。晋武帝采纳汉、魏制度，设置贵嫔、夫人、贵人，称为三夫人，地位相当于三公。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容、修仪、婕妤、容华、充华，称为九嫔，地位相当于九卿。其余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秩相当于千石以下官职。宋高祖即位后裁省二名才人，其余仍沿用晋制。贵嫔是魏文帝制定的，夫人是魏武帝初建魏国时制定的，贵人是汉光武帝制定的，淑妃是魏明帝制定的，淑媛是魏文帝制定的，淑仪、修华是晋武帝制定的，修容是魏文帝制定的，修仪是魏明帝制定的，婕妤、容华是西汉旧称，充华是晋武帝制定的，美人是汉光武帝制定的。宋世祖孝建三年，裁省夫人、修华、修容，设置贵妃，地位比于相国；升贵嫔，地位比于丞相；贵人，地位比于三司，作为三夫人。又设置昭仪、昭容、昭华，代替修华、修仪、修容。又设置中才人、充衣，作为散位。昭仪是汉元帝制定的，昭容是宋世祖制定的，昭华是魏明帝制定的，中才人是晋武帝制定的，充衣是西汉旧制。宋太宗泰始元年，裁省淑妃、昭华、中才人、充衣，恢复设置修华、修仪、修容、才人、良人。泰始三年，又裁省贵人，设置贵姬，以补足三夫人的数目。又设置昭华，增加淑容、承徽、列荣。以淑媛、淑仪、淑容、昭华、昭仪、昭容、修华、修仪、修容为九嫔。婕妤、容华、充华、承徽、列荣五职，班次仅次于九嫔。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职属于散役。此后宋太宗留心后宫事务，仿照外朝百官，完备设置内宫职官，

译现将其名号品秩列在后面。后宫通尹，地位准同录尚书；紫极户主、光兴户主，地位准同录尚书。官品第一，各设置一人，共同铨选六宫人员。后宫列叙，地位准同尚书令，负责铨选六宫人员。紫极中监尹，负责铨选六宫人员。光兴中监尹，负责铨选六宫人员。宣融户主，负责铨选六宫人员。紫极房帅设置一人，光兴房帅设置一人。以上官职均为官品第二，各设置一人。后宫司仪，地位准同左仆射，负责铨选人士。后宫司政，地位准同右仆射，负责铨选人士。参议女林，地位准同银青光禄大夫，负责铨选人士。中台侍御尹，负责铨选六宫人员。宣融便殿中监尹，负责铨选六宫人员。采艺房主、南房主、中藏女典、典坊、乐正，均负责铨选六宫人员。内保、学林祭酒，负责铨选人士。昭阳房帅、徽音房帅、宣融房帅各设置一人。以上官职均为官品第三，各设置一人。后宫都掌治职设置二人，地位准同左右丞，位次相当于尚书，负责铨选人士。后宫殿中治职设置一人，地位准同左民尚书，负责铨选人士。后宫源典治职设置一人，地位准同祠部尚书，负责铨选人士。后宫谷帛治职设置一人，地位准同度支尚书。中傅设置一人，负责铨选人士。后宫校事女史、紫极中监女史、光兴中监女史各设置一人，负责铨选人士。紫极房参事员额不定，负责铨选人士，属于有限额之外；宣融房参事员额不定，负责铨选人士，也属于有限额之外。中台侍御奏案女史、赞乐女史、中训女史各设置一人，负责铨选人士。女祝史设置一人。紫极中监典设置一人，光兴中监典设置一人。典乐帅员额不定，属于有限额之外。紫极房廉帅祭酒、光兴房廉帅祭酒、宣融房廉帅祭酒各设置一人。以上为官品第四。后宫通关参事设置一人。景德房参事员额不定，负责铨选人士。采艺房参事员额不定，负责铨选人士。南房参事员额不定，负责铨选人士。内房参事设置一人，负责铨选人士。校学女史设置一人，负责铨选人士。后宫中房帅、后宫源典帅、后宫谷帛帅各设置二人。中台帅设置一人。中台侍御起居帅、中台侍御诏诰帅各设置二人。斯男房帅、宣豫房帅、景德房帅、采艺房帅、中藏帅、内坊帅、南房帅、外华房帅、招庆房帅各设置一人。紫极各房廉帅员额不定，属于有限额之外。紫极中监省帅设置一人。紫极殿帅设置六人，光兴殿帅设置四人。徽音监帅、徽章监帅各设置一人。宣融便殿中监典设置一人。清商帅、总章帅、左西章帅员额不定。右西章帅员额不定。中厨师设置一人。以上为官品第五。中台侍御执卫员额不定。中台侍御监闺帅、中台侍御监司帅各设置二人。宣融便殿帅、永巷帅各设置一人。后宫都掌内史设置二人，后宫殿中内史设置一人，后宫源典内史设置一人，后宫谷帛内史设置二人，后宫监临内史设置二人。中台侍御执

译法内史设置一人，中台侍御典内史、中台侍御节度内史各设置二人，中台侍御应内史设置六人。紫极房内史、光兴房内史、助教、学林馆帅、宫闺帅各设置一人。彩制帅、装饰帅、绣帅、织帅员额不定。教堂帅员额不定，属于有限额之外。监解帅、累室帅、行病帅员额不定。以上为官品第六。

译合堂帅设置二人，御清帅、监夜帅各设置一人。各房禁防员额不定。三厢禁防设置三人。各房厨帅各设置一人。中厨廉设置三人，应闺设置六人。各应阁员额不定。宫闺史设置一人。以上为官品第七。各房中掾各设置一人，中藏掾各设置二人，待遇相当于五品敕吏。紫极供殿直伥、光兴供殿直伥、总章伎伥、侍御扶持、主衣等职，地位准同二卫五品官，敕吏待遇相当于六品。供殿左右，紫极设置二十人，光兴设置十人。左右守藏设置四人。典乐人，地位相当于各房禁防。作伥，地位相当于王官。供殿给使，紫极设置二十人，光兴设置十人。典殿员额不定，地位相当于官人。紫极三厢给事设置十人。全堂给使设置五人。宫闺给使设置六人，地位相当于房。孝穆赵皇后，名安宗，是下邳僮县人。祖父赵彪，字世范，任治书侍御史。父亲赵裔，字彦胄，任平原太守。赵后在晋穆帝升平四年嫁给孝皇帝为嫔；晋哀帝兴宁元年四月二日生下宋高祖。这一天，赵后因生产患病，死于丹徒官舍，时年二十一岁。葬在晋陵丹徒县东乡练璧里雩山。宋初追尊并追加谥号，陵墓称兴宁陵。永初二年，有司上奏说：“大孝的德行，在于使亲属获得荣耀。一人有福庆，光辉便能遍及万国。因此灵文受到西京尊宠，寿张显赫于汉朝盛世。已故平原太守赵裔、已故洮阳令萧卓，都是皇室的外亲尊戚，却未能享受荣宠。臣等仰承圣上的思念，远考旧日典章，都可以追赠光禄大夫，加授金章紫绶。赵裔的妻子孙氏可以封为豫章郡建昌县君，萧卓的妻子赵氏可以封为吴郡寿昌县君。”孙氏是东莞人。这一年，又下诏说：“推恩的礼制，是出于共同的情感。因此内则树立宗子，外则尊崇后族，自汉、魏以来，都遵行这一典制。外祖赵光禄、萧光禄，名位器用虽然显贵，却还没有建立封国，都应追封为开国县侯，食邑五百户。”于是追封赵裔为临贺县侯。赵裔长子赵宣之，仕至江乘令，早死，没有儿子，于是由弟弟赵孙之承袭，继承赵宣之的封爵。赵孙之死后，由儿子赵祖怜继承。齐接受宋的禅让后，该封国被废除。赵宣之的弟弟赵伦之，另有传记。孝懿萧皇后，名文寿，是兰陵郡兰陵县人。祖父萧亮，字保祚，任侍御史。父亲萧卓，字子略，任洮阳令。孝穆皇后去世后，孝皇帝聘娶萧氏为继室，生下长沙景王刘道怜、临川烈武王刘道规。义熙七年，授为豫章公太夫人。宋高祖成为宋王后，又加号太妃。高祖在义熙十二年北伐，仍停留在彭城、寿阳，至元熙二年入朝，因而接受晋的禅让；在外共五年，萧后常留在东府。高祖登基后，有司上奏说：“臣听说，道德积累深厚的人福庆流传，德行广被的人礼制完备。因此，恭敬之情要在尊崇中表现，美好的称号要在盛大典礼中彰显。伏惟太妃具有母仪之德，不言而使教化和穆；辅佐保护的训诫，光耀并遍及伟大的功业。虽然幽明同庆，但称号还没有达到极致。考察前代，礼制有恒定准则，应当遵循旧章，满足众望。臣等请求上宋王太后尊号为皇太后。”所以当时有司上奏时仍称太妃。宋高祖以恭敬孝顺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侍奉太后一向恭谨。等到登上帝位时，太后年事已高，他每天早晨入宫朝见太后，从未错过时刻。少帝即位后，加尊萧后为太皇太后。景平元年，萧后在显阳殿去世，时年八十一岁。遗令说：“孝皇帝去世已经五十多年，古代不与先帝合葬。况且汉代帝后陵墓都分处异地，现在可以在墓域内另开一座墓穴。孝皇帝的陵墓本来依照平民礼制修建，与王者陵墓制度的奢俭不同；妇人的礼制有所遵从，可以完全依照过去的制度。”于是另开墓穴，与兴宁陵合葬。起初，高祖尚未显贵时，生活极其贫困。孝皇帝去世时，葬礼多有缺漏；高祖留下遗旨，太后百年之后不必与孝皇帝合葬。到这时，便依照太后遗令实行。萧卓起初与赵裔一起被追赠为金紫光禄大夫，又追封为封阳县侯；他的妻子下邳赵氏被封为吴郡寿昌县君。萧卓的儿子萧源之承袭爵位；萧源之的事迹见《思话传》。武敬臧皇后，名爱亲，是东莞人。祖父臧汪，字山甫，任尚书郎。父亲臧俊，字宣乂，任郡功曹。臧后嫁给宋高祖，生下会稽宣长公主刘兴弟。高祖以节俭端正率领臣下，臧后恭敬谨慎，从不违背。等到高祖兴复晋室，身居上相的尊位，而臧后的衣服器物仍然粗朴素淡，也不替亲属请托求官。义熙四年正月甲午，臧后死于东城，时年四十八岁。追赠为豫章公夫人，送回丹徒安葬。高祖临死时留下遗诏，要把她留葬京师，于是准备法驾，迎接灵柩与高祖合葬于初宁陵。宋初，追赠臧俊为金紫光禄大夫；他的妻子高密叔孙氏被封为迁陵永平乡君。臧俊的儿子臧焘，臧焘的弟弟臧熹，臧熹的儿子臧质，事迹各有传记。武帝张夫人，名讳有缺，不知是哪个郡县的人。义熙初年，得到宋高祖宠幸，生下少帝，又生下义兴恭长公主刘惠媛。永初元年，授为夫人。少帝即位后，有司上奏说：“臣听说，尊敬嫡亲、慎重孝道的开端，根本在于亲亲；充实孝道，要由宫中推及外部。伏惟夫人德行如大地般厚重，声誉美善而光明，发动祥瑞、预兆福庆，生育并开启圣明之人。应当尊崇到极高的美号，充分具备盛大的礼制。依照《春秋》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的义理，遵循汉、晋推尊慈爱的典制，谨奉上尊号为皇太后，宫殿称永乐宫。”少帝被废后，张太后交还玺绶，随即居住在吴县。宋太祖元嘉元年，授为营阳王太妃。元嘉三年去世。少帝司马皇后，名茂英，是河内郡温县人，晋恭帝的女儿。起初封为海盐公主，少帝当时还是公子，娶她为妻。宋初，授为皇太子妃。少帝即位后，立为皇后。元嘉元年，降为营阳王妃，后来又成为南丰王太妃。元嘉十六年去世，时年四十七岁。

译武帝胡婕妤，名道安，是淮南人。义熙初年，被高祖纳入后宫，生下宋文帝。义熙五年，胡氏因受谴责被赐死，时年四十二岁，葬于丹徒。高祖登基后，追赠为婕妤。宋太祖即位后，有司上奏说：“臣听说，德行厚重的人礼遇尊贵，福庆深厚的人地位显极。因此，祭祀先妣的宫室建成后，便歌咏先妣；园陵得到崇高的守卫，正是为了追报后世的孝心。伏惟先婕妤柔顺明达而深厚，光彩足以配列六宫，德行彰显坤道的规范，教训符合母仪。因而能够开启圣明之人的福祚，使其统有四海。可惜亲母未能享受荣养，永远失去了天赐的福禄。臣等远取法于《春秋》，近考汉、晋旧典，谨奉上尊号为章皇太后，陵墓称熙宁陵。”并在京师建立庙宇。太后兄长的儿子胡元庆，官位升至奉朝请。宋文帝袁皇后，名齐妫，是陈郡阳夏人，左光禄大夫敬公袁湛的庶女。她的母亲出身卑贱，袁后直到五六岁时才被家族承认。她嫁给宋太祖，起初授为宜都王妃，生下刘劭和东阳献公主刘英娥。皇帝待她恩厚礼重；袁氏家族贫寒，袁后常常向皇帝求取钱帛来周济家人，而皇帝生性节俭，给她的不过三五万钱、三五十匹绢。后来潘淑妃受到宠爱，宠爱压倒后宫，人人都说她所求没有得不到的。袁后听说后，想知道是否属实，于是借潘淑妃之名向皇帝求三十万钱给娘家，以观察皇帝的态度，隔了一夜便得到钱。因此她怨恨非常深，称病不再见皇帝。皇帝每次进入她的住所，她一定到别处回避。皇帝多次暗中窥伺她，也不能见到她。始兴王刘浚的各位庶子来问候，袁后也从未看过他们。袁后于是因愤恨而成病。元嘉十七年，病情危重，皇帝握着她的手流泪，问她有什么话要说；袁后看了皇帝很久，才拉过被子蒙住脸。她在显阳殿去世，时年三十六岁。皇帝非常悲痛，下诏让前永嘉太守颜延之撰写哀策文，文辞十分华丽。文辞如下：龙辒车系着绳索，翟车的车盖与骖马相连。皇帝的道路明亮整齐，神灵所行的道路幽深肃穆。皇帝亲自到祖奠前临视，亲自察看灵车。用彩带和旒饰装点遗留下来的仪容，想象她远去的声音仿佛仍在玉佩间回响。悲伤于绣有黼纹的筵席被移走，痛惜华美的翚衣再次归于幽暗。皇帝降车坐在客位，撤去殡葬台阶上的祭奠。于是命史官撰写诔文，追述她的德行，寄托哀怀。文辞如下：日月交相照临，后妃与帝王相配，各有事物可以象征，各有凭据可以依循。圆满的日精初放光芒，大地的形体开始凝成。显赫啊世代相承的家族，祥瑞由此发生，福庆由此承受。幽深的礼仪彰显贵胄，图籍的光辉如玉衡星绳。盛美的光辉处于幽宫，柔顺明达的德性将要显现。遵循礼法，履行和顺，称述诗歌，接受谦顺。自从到了待嫁之年，美好的声誉早早振起。既已出嫁，素雅的文采更加绚丽。加上象征身份的礼服，言语举止都足以作为法则。使我王室的风化，开始以嫔妃的德行奠基。美好的声誉像河流传布，芳美的德行深厚而充实。正如长江和汉水同流，再次歌咏南国。往昔世道不幸，宏大的教化中途衰微。于是聚集珍贵的天命，仰承登临帝位。辞去公宫的职位，登上光耀的紫宫。恭敬地对待皇姑，确实继承前代美德。孝道通达以使亲人安宁，恭敬地奉行宗庙祭祀。进而思求才德美善，旁及综览图籍史书。发声便成为歌咏，举止便形成法度。后宫的政务和谐宣明，宫房的音乐彰显治理。坤道的规范顺利完成，星轩受到润饰。德行所及之处，即使幽深也一定能够测知。下方节操震动升腾，上方清气斜布。来者因此和乐，无不达到极致。说是道足以辅助仁德，掌管教化的事却无法明白说明。天象万物正趋于完成，却显现灾异，预告祸乱。太和之气已经融洽，便收敛光华，离开人世。兰殿长久笼罩阴影，椒涂放松了守卫。呜呼，悲哀啊！戒寒之气应合时令，深秋便已入葬。霜夜中传来哀唱，拂晓时月亮升起。八神警戒引导，五辂改变行迹。储君哭声哀切，诸王悲哀痛哭。泪水洒落玉阶，血泪流过丹禁宫门；抚慰生者，哀悼亡者，感慨今日，追怀往昔。呜呼，悲哀啊！灵柩向南背对国门，向北朝着山陵园地。仆人按节而行，驾车的马回头顾望车辕。远望紫盖而心中酸楚，遥对素车而渺然哭泣。清都的光彩消灭，遗体归于寿陵。城邑田野笼罩在昏暗悲雾中，戎狄与华夏都为之悲泣。来日的芳名还可以述说，往日的车驾却无法挽回。呜呼，悲哀啊！哀策奏上后，皇帝亲自增添“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以表达自己的心意。有司奏请谥号为宣皇后，皇帝特地下诏说：“元。” 起初，袁后生下刘劭，亲自仔细察看后，飞马禀告宋太祖：“这个孩子相貌异常，将来一定会使国家灭亡、家族覆败，不能养活。”于是就想杀掉他。太祖狼狈地赶到皇后殿外，用手拨开帷幔加以阻止，这才作罢。袁后死后，常常出现一些小小的灵异应验。沈美人是太祖宠幸的人，曾因无罪受到责罚，按理应当赐死。她从袁后过去居住的徽音殿前经过。这座殿有五间屋子，自袁后死后一直关闭。沈美人来到殿前，流着泪大声说：“今天我无罪却将被处死，先后如果有灵，应当知道这件事！”殿中的窗户随声豁然打开。掌管此事的官员急忙报告太祖，太祖惊讶地前往查看。沈美人于是得到释放。大明五年，宋世祖下诏说：“从前汉道已经显明时，博平侯的光辉极为显赫；魏国将要安定时，嘉美的法典启发谋策，这些都出于内心的弘大，根据典制斟酌沿用诰令。已故外祖亲王夫人具有柔顺的德行和美善的规范，光明地开启了坤道的承载。正值宫内位次缺少正位，她代行奉养、主持闺庭事务，仪范覆盖芳美的后宫，声誉传布于外戚亲里。永远追念而感慨久远，想要追加荣宠和品秩，应当依照宏大的法则，恭敬地登列美好的等级。”于是追赠为豫章郡新淦县平乐乡君。这是袁后的生母。又下诏说：“赵、萧、臧三位光禄大夫、袁敬公、平乐郡君的墓，以前都没有拨给守墓户。如今世代相隔已经久远，后嗣衰微，外戚尊属的坟墓，不应任其荒芜污秽。可以各拨给蛮户三户，供其洒扫。”袁后父亲袁湛，另有传记。宋文帝路淑媛，名惠男，是丹阳郡建康县人。因姿色容貌被选入后宫，生下孝武帝，授为淑媛。年长以后失去宠爱，常常跟随世祖出镇外地。世祖入朝讨伐元凶时，淑媛留在寻阳。皇帝即位后，派建平王刘宏迎接她。有司上奏说：“臣听说，周邦历经积累，先妣的美德能够继承；汉国气运淳厚，沙麓山降下祥瑞。从前在上古时代，基业隆盛、福祚长久，没有不施行阴德教化来开创宏大基业、承受美善福庆来孕育圣哲之人的。伏惟淑媛柔顺明达，内在光明，外在仪范美善；她使众妃仰望光辉，使宫闱接受训导，使家国蒙受德泽。百姓应和，神灵降福，所以能够生育并聚集睿圣之身，使其承受大命；在先母已经去世之后巩固灵根，在中兴之时发扬盛烈。恩化深厚，声誉歌咏相继，应当依照旧典，恭敬地奉上最高尊号。谨奉尊号为皇太后，宫殿称崇宪宫。”太后居住在显阳殿。

译皇帝在后宫闺房之中，对太后的礼敬很少；有时临幸妃嫔，还留宿在太后的房内，因此民间喧然传说，都有丑恶的议论。宫禁中的事情秘密，没人能够辨明真相。孝建二年，追赠太后的父亲路兴之为散骑常侍，路兴之的妻子徐氏封为余杭县广昌乡君。大明四年，太后的侄子、抚军参军琼之上表说：“先臣已故怀安令路道庆，生来命运不合时宜，早早离开了圣明时代。谨借卫戍官请求为亲属命名封号的典制，特别请求天恩如云雨，稍稍降下润泽。”诏令交给门下省处理。有司奉承诏旨上奏，追赠路道庆为给事中。琼之以及他的弟弟休之、茂之，都破格升任显要官职。太后很参与政事，赏赐琼之等人财物，家产累积达到千金；他们的居处、服饰和器物，都与皇帝的儿子相当。路琼之的住宅与太常王僧达的住宅相邻。一次，他车马服饰和随从都很盛大地去拜访王僧达，王僧达却没有以礼相待。路琼之把这件事告诉太后，太后大怒，告诉皇上说：“我还活着，人们就都欺凌我家；等我死后，只怕要靠乞食度日了！”想要治王僧达的罪。皇上说：“琼之年纪还小，本来就不应轻率地登门拜访。王僧达是贵公子，难道能因为这件事给他加罪吗！” 大明五年，太后随皇上巡行南豫州，妃嫔、宗室公主以下的人都随行。废帝即位，尊称太后为太皇太后。太宗登上帝位，尊称她为崇宪太后。当初，太宗年幼时失去了生母，由太后抚养，太宗尽心恭敬地侍奉她，太后对太宗的抚养疼爱也十分深厚。太宗即位后，奉养太后的礼仪，和过去没有不同。有司上奏说：“德行施布于宫内，典章制度必定流传久远；教化广被天下，美好的尊号应当宣明。恭惟皇太后圣德美善出于天性，母仪确实显著，义理光明遍及八方，道化改变九州。圣明登临帝位，吉祥福祚也随之改变，皇太后应当仍用从前的尊号，另居外宫。”诏书说：“朕自幼遭逢父母丧亡，早早陷入孤苦，特别承蒙崇宪太后的圣明教诲和抚养。从前朕在藩国时，常常亲自奉进药物饮食；后来遭遇凶恶势力，想要抱持侍奉太后却未能如愿。如今太平的运数刚刚开始，奉养亲人的情礼得以施行，正想亲自侍奉太后早晚起居，尽享宫中的天伦之乐，不能按照有司所奏办理。”不久太后去世，时年五十五岁。灵柩迁至东宫停殡，宫门题名为“宗宪宫”。皇上又下诏说：“朕幼年遭受艰苦，早年依凭太后的德训；平定暴乱、成就帝业，实在得益于她的仁德教范。她的恩德无论在艰难还是安定时都同样深厚，兼有平日的思慕。礼制随着感情施行，义理依据事实建立，可以特准为她服齐衰三个月，以表达追念仰慕之心。”谥号为昭皇太后，葬在世祖陵墓东南，陵号为修宁陵。在这以前，晋安王刘子勋尚未平定时，巫师说应当打开昭太后的陵墓，以镇压胜过邪祟。修复工程仓促，不能完全依照礼制。皇上生性多疑，担心将来招致灾祸。泰始四年夏天，诏令有司说：“崇宪昭太后的修宁陵陵地，是大明年间经过长久考察占卜选定的。前几年遭遇各地藩王的祸乱，礼制只得权宜从简。奉命营建时十分仓促，没有空暇重新修整。可是陵园和墓道所在的山地低洼鄙陋，近年逐渐坍坏，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常常耗费修缮，最终也不能永久坚固。再详细考察地形，也很不合于相地之势。朕早年承蒙太后的慈爱，感情和礼数都超过常情，想使始终奉养、追念之义在阴间阳世都彰明。史官可以到岩山左右另选吉地。要慎重审察龟卜筮卜，选定良辰，依照旧典，以礼制重新营建。如今天下虽然安宁，中原边境的敌虏还没有平息，营建功役务必从简。每当提及此事便悲伤不已，心情如同被切割一般。”有司上奏：“北方边境尚未安定，军务是当前要务，礼制的详略应各自顺应时宜。臣等商议，修宁陵的玄宫只修补治理已经毁坏的地方，暂时搭设油殿，先移出梓宫，工程完毕立即下葬，这样处理最为适宜。”诏令准许。路琼之任衡阳内史，先于路休之、路茂之去世。废帝景和年间，任命路休之为黄门侍郎、路茂之为左军将军，同时都封为开国县侯，食邑一千户。又追赠路兴之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谥号孝侯；追赠路道庆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敬侯。立路道庆的女儿为皇后，任路休之为侍中，路茂之为黄门郎。太宗废黜幼主后，想要取悦太后，于是下令书说：“太皇太后早年给予他们爱护和恩遇，按照亲情和事实，等同于天伦亲属。前车骑谘议参军路休之、前丹阳丞路茂之，是崇宪太后的亲密外戚，早已获得荣宠和显贵地位，都怀有功勋，应当特别加以荣典。路休之可任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路茂之可任中书侍郎。”当时太宗还没有即位，所以称为“令书”。路茂之又升任司徒从事中郎，路休之任桂阳王刘休范的镇北谘议参军。太宗杀害世祖的诸子，因此把路休之等人牵连进去，但宽赦了他们的儿子。孝武文穆王皇后，名宪嫄，是琅邪临沂人。元嘉二十年，被册立为武陵王妃。她生下废帝、豫章王刘子尚、山阴公主刘楚玉、临淮康哀公主刘楚佩、皇女刘楚琇、康乐公主刘修明。世祖在藩国时，皇后很受宠爱。皇上入京讨伐凶逆，皇后留在寻阳，和太后一同返回京都，被立为皇后。大明四年，皇后率领六宫妃嫔亲自到西郊举行亲桑礼，皇太后观看仪礼。皇上下诏说：“朕选择吉日清晨，测定时辰，命六宫妃嫔亲自到蚕室举行亲蚕礼。皇太后降下銮驾随从御驾而来，停驾等候观看仪礼。绿色的竹席已经准备好，黑色的冠带正在整治，椒房宫中的各种仪式即将开始，内宫的教化也将由此振兴。县妃、宗室公主以下人员，可以酌情增加班次和赏赐。”废帝即位，尊她为皇太后，所居宫殿称永训宫。这一年，她在含章殿去世，时年三十八岁。附葬于景宁陵。皇后的父亲偃，字子游，是晋丞相王导的玄孙、尚书王嘏的儿子。母亲是晋孝武帝的女儿鄱阳公主；宋受禅后，封为永成君。王偃娶高祖第二女吴兴长公主，名荣男。他年轻时历任显要官职，任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元嘉末年，任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世祖即位后，因为他是皇后的父亲，授予金紫光禄大夫，兼任义阳王师，散骑常侍一职仍旧。后来升为右光禄大夫，散骑常侍、王师仍旧。王偃谦虚恭谨，不把世俗事务放在心上。孝建二年去世，时年五十四岁。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原有官职照旧，谥号恭公。长子王藻，官位升至东阳太守，娶太祖第六女临川长公主，名英媛。公主性情嫉妒，而王藻另宠爱身边人吴崇祖。前废帝景和年间，公主向废帝进谗言，王藻因此获罪下狱而死，公主也与王氏离婚。泰始初年，公主改嫁豫章太守庾冲远，还没有举行婚礼，庾冲远就去世了。宋朝各位公主，没有不严厉嫉妒的，太宗常常痛恨这种风气。湖熟县令袁慆的妻子因嫉妒被赐死，太宗让近臣虞通之撰写《妒妇记》。左光禄大夫江湛的孙子江斅本应娶世祖的女儿，皇上于是让人替江斅写了一篇上表推辞婚事的文章，说：

译我恭敬地承接诏旨，得知将要把临汝公主下降为嫔，荣宠超出臣的期望，恩遇也超过常典。但回头审视自己的浅陋和闭塞，实在忧惧不安。臣出身寒门，家族衰微，资质平凡而相貌粗陋；民间婚配本来与皇室姻亲隔绝。像臣这样的平民后代，家室贫寒、产业微薄，年近成年时，家中已经都为我置办了妻室；即使是荆钗布裙，也足以完成婚礼。臣常常不能自我解释，至今没有配偶，媒人无从寻访，普通士族也不来问婚。如今想到自己家门的福庆，竟逢公主下降，天恩广被，连臣这样的卑微之人也得以承受。臣心怀忧惧，担心不能幸免；当征召的命令下达后，果然承受了这项婚事。虽然这会使我家门显赫荣耀，但对臣来说并不是幸运，只能仰仗圣上的宽恕，冒昧陈述内心的实情。自晋氏以来，娶皇室公主为妻的人，即使出身于屡经显贵的名门，屡有声名和才干，也出现过王敦被震慑得不敢作声，桓温收敛威势，谢真长假装愚钝以求免婚，王子敬用灸烧脚的办法违抗诏令；王偃没有仲都那样的体质，却在北阶裸露身体；何瑀没有龙工那样的姿态，却投身深井；谢庄几乎自比盲叟，殷冲差点不能免于强鉏。这些人并非没有才华志意，只是权势被尊贵的公主压倒，事情又与外界见闻隔绝，只能吞下悲哀、忍住怒气，无处逃避申诉。公主对他们的约束严过仆隶，防范超过婢妾。亲友往来出入本是人情常理，接待宾客是朋友相从的道义；却让他们扫除车辙、停止车驾，永远没有窥见门庭的机会；撤掉筵席、抽去坐席，断绝接待应对的道理。不仅朋友离散，连兄弟也渐渐疏远。公主只让他们接受酒肉赏赐，并以此控制他们的行动起居；监子还要收受钱帛之类的私赠，限制他们的言语笑谈。乳母争相献媚，互相劝说要严厉；尼姑、媪妇争相上前，彼此谄媚得更加急切。公主只让那些人必定是平庸低下的才干，监子也都是像葭萌人一样愚蠢粗鄙的男子；议论举止时不懂得辨别是非，听取言语时又混淆真假。乳母敢于倚仗年长旧人身份，只知道赞成嫉妒；尼姑、媪妇自称见多识广，专门用来检点言语。其间还要追问应答问候的对象、替人占卜的师母，甚至连剩余饭食也要追问给了谁；衣被破旧，也一定责问掌管的人。至于出入宫中的安排，放宽或从严都很难恰当掌握：有时进来却不能走到我面前，有时进去了又不允许出来。不进来，就会被怀疑是想疏远我；请求出来，又会被猜疑另有用意。召见时一定以三晡为期限，遣出时一定以日出为限，晚上见不到月亮，早晨也看不见启明星。至于晚上散步赏月、弹琴取乐，白天拱着衣袖读书，这一生都与我长久无缘。况且刚听到一点声息和身影，年轻的婢女们就奔逃散开；衣襟袖子一朝向着坐席，年老丑陋的人便成群而来。左右侍从替我整饰梳理，反因被怀疑受到宠爱而遭嫌弃；宾客还未加冠，只因容貌年轻便受到斥责。礼制中本来就有排列有序的媵妾，礼象中也有贯鱼般依次而行的譬喻，原本没有轻慢嫡妻的嫌疑，哪里会有轻视妇人的讥责呢？何况如今我已按义理断绝与旁人的私情，恭敬虔诚地对待正匹（正妻），可是每件事都必说我没有仪态，找个借口就说我轻视、怠慢他。又私下听说各位主聚集时，只谈论夫族之事。把本来不必急办的事当作必须赶办的准则，又把本来紧急的事当作可以缓办的榜样，彼此煽动诱导；这本是他们一贯的心意，不能宽贷，确实是常有的说辞。有人说“野败去”，有人说“人笑我”；虽说家中的事只是私下处理，却比王法还严酷，他们一开口所说的话，总与科律相同。王藻虽然刚强乖戾，但颇通经学，竟因戏谑谈笑之事成为冤魂。褚暧忧愤交加，以致早夭。伤害情理、损害义理的事情，难以一一说尽。螽斯那样多子多孙的德行，确实能使后代昌盛；一味嫉妒的行为，却会妨碍子孙繁衍。因此，娶公主的人家往往断绝后嗣，驸马本人也常常遭受祸患。凭臣这样平凡衰弱的人，怎么能够承受？必将使家族毁灭、门户沦丧，哪里只是臣一人的灾祸！前后遭遇这种事情的人虽多，但他们的祸患都已远近皆知，事情又与朝廷隔绝，所以只能吞下言语、咽下道理，没有人敢于申诉。臣有幸遇到圣明之主，蒙您按道理怜悯体察，以典章宽待众人，以公正处置亲属，臣的鄙陋心情才得以尽情陈述。像臣这样的家族，世代承受特别恩荣，足以守住祖先基业；只要列入皇亲，哪怕是清官显宦，也有人凭才干升迁，却一旦沾上婚姻亲戚关系，便都成为蒙受恩赐而得官。因此臣仰仗圣恩冒昧陈述，披露赤诚心意。这不仅是为自己请求保全性命，实在也是广泛申明各家忧患的急迫。伏望圣上慈悲明察，特赐免除这桩婚事，使燕雀般微小的族群得以保全繁茂，使卑微众生能够更加安稳地生存。若恩诏难以下达、臣的请求不能获准，便将割伤肌肤、剪去头发，投身山林、逃入海岛。太宗把这篇表文遍示各位公主。于是临川长公主上表说：“妾因为自己的命运实在浅薄，已与王氏断绝关系；由于家中喧闹乖戾，才导致这次分离。如今我孤独多病，勉强苟延朝夕，感情所寄托的，只有一个儿子。我们共同经历艰苦困顿，彼此更应怜悯；命运的安危、家族的兴衰，都把它当作性命来系念。实在希望说明门庭的过失，重新成为母子。事情推延迟缓，来不及亲自上闻。先朝的慈爱，必能鉴察妾的赤诚。如果恩准让息彻回到府第，接受我的晨昏问候，仰望推测圣上的旨意，或许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如今事情紧迫，情意诚切，顾不得典章法度，谨凭恩德冒昧披露此事。特此请求恢复我王族身份，让我守护抚养年幼的后嗣；即使死去，也实在胜过活着。”皇上答应了她。王藻的弟弟王懋，在升明末年显贵通达。王懋的弟弟王攸，任太宰从事中郎，早年去世，追赠黄门侍郎。弟弟王臻，在升明末年任显要官职。前废帝何皇后，名令婉，是庐江灊人。孝建三年，纳入东宫为皇太子妃。大明五年，在东宫徽光殿去世，时年十七岁。葬于囗囗，谥号献妃。皇上又为太子设置两等内职，称为保林、良娣。纳南中郎长史太山羊瞻的女儿为良娣，宜都太守袁僧惠的女儿为保林。废帝即位，追尊献妃为献皇后。太宗登基后，将她与废帝合葬于龙山北。皇后的父亲瑀，字稚玉，是晋尚书左仆射王澄的曾孙。祖父王融，任大司农。王瑀娶高祖最小的女儿豫章康长公主，名欣男。公主先前嫁给徐乔，容貌美丽，聪敏而有智谋。太祖在位时，礼遇特别优厚。王瑀在当时以豪奢争胜，与平昌孟灵休、东海何勖等人都以车马骄奢相互攀比。公主与王瑀感情深厚亲密，何氏的外戚亲属没有不受到恩惠的。王瑀历任清贵显要官职，官至卫将军。大明八年，公主去世，王瑀的墓被打开，世祖追赠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加授散骑常侍。王瑀的儿子王迈，娶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名英媚。王迈年轻时凭借贵戚身份身居显要官职，喜好犬马驰逐，聚集了许多有才干和勇力的人。他在江乘县境内有一座别墅，距京师三十里。王迈每次前往游玩，总是车马相连，武士成群。大明末年，任豫章王刘子尚的抚军谘议参军，加授宁朔将军、南济阴太守。废帝把公主纳入后宫，假称她已经去世，杀死一个婢女送到王迈府第，按嫔妃身份办理埋葬和丧礼。废帝常怀疑王迈另有图谋，王迈也招集同党，想趁皇帝出行发动废立。事情败露后，废帝亲自出兵讨伐并杀死王迈。太宗即位，追封王迈为建宁县侯，食邑五百户。其子王曼倩承袭爵位，齐受禅后，封国被废除。

译瑀的哥哥的儿子王亮，孝建初年任桂阳太守。丞相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叛乱，派参军王师寿截断桂阳道路，以防备广州刺史宗悫，王亮将王师寿逮捕并斩杀。官至新安内史。王亮的弟弟王恢，废帝元徽初年任广州刺史，尚未赴任，因国丧期间在忌日没有到场而获罪，免官。后来再次起用为都官尚书，还未正式受任便去世。王恢的弟弟王诞，任司徒右长史。王诞的弟弟王衍，最有名声，性情急躁浮动。太宗初年，任建安王刘休仁的司徒从事中郎，接着授任黄门郎，还未正式就职，便请求改任司徒司马。得到司徒司马一职后，又请求任太子右率。授任右率一两天，又请求任侍中。十天之内，不断请求升迁。没有得到侍中职位，便因怨恨辱骂而被赐死。文帝沈婕妤，名容姬，不知是哪里人。她被纳入后宫，封为美人。生下明帝后，晋封为婕妤。元嘉三十年去世，时年四十岁。葬在建康的莫府山。世祖即位，追赠她为湘东国太妃。太宗即位后，有司上奏说：“从前豳地的先王追念远祖，正都之地充满哀思，远远追慕德义，恭敬奉事先王园陵。先太妃德行端正美好，声誉光明峻洁，风采光耀于宫禁，教训流布于国中，养育圣明之子、诞生神灵，却早早舍弃了大位。臣等远取汉代典册为法，近依晋代典制，谨上尊号为皇太后。”于是交礼官议定谥号，谥为宣太后，陵号为崇宁。任命太后的弟弟道庆为给事中。泰始三年，道庆去世，追赠通直散骑常侍，赐爵县侯。又追赠太后的父亲为散骑常侍，封母亲王氏为成乐乡君。明恭王皇后，名贞风，是琅邪临沂人。元嘉二十五年，被册立为淮阳王妃；太宗改封后，又成为湘东王妃。生下晋陵长公主刘伯姒、建安长公主刘伯媛。太宗即位，立她为皇后。皇上常常在宫中大规模聚会，王瑀的妻子也来观看，把这当作欢乐笑闹的事情。皇后用扇子遮住脸，独自一言不发。皇帝发怒说：“外家本是寒门乞家，如今大家共同取乐，你为什么偏偏不看？”皇后说：“取乐的事情有很多，哪里有姑母、姊妹聚在一起，却让王瑀的妻子来观看身体形貌的道理？把这种事当作欢乐，外家认为的欢适，实在和这不同。”皇帝大怒，派人命皇后起身离开。皇后的哥哥、扬州刺史王景文把这件事告诉姨父陈郡谢纬，说：“皇后在家时只是一个柔弱的女子，没想到如今竟能刚强正直到这种地步。” 废帝即位，尊她为皇太后，所居宫殿称弘训宫。废帝失德，太后常常劝勉告诫他，起初废帝还表示顺从，后来狂妄邪恶越来越严重，渐渐对太后不满。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赏赐皇帝玉柄毛扇，皇帝嫌毛柄不华美，因而想要下毒害死太后，已经命令太医煎药。左右近臣劝阻他说：“如果做了这件事，陛下就应该做孝子，难道还能再出来游荡嬉戏吗？”皇帝说：“你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作罢。顺帝即位后，齐王掌握大权，宗室刘晃、刘绰、卜伯兴等人怀有异志，太后也颇与此事有关。顺帝禅让帝位后，太后和皇帝退居东邸，后来迁居丹阳宫，被任命为汝阴王太妃。顺帝在丹阳宫去世，朝廷又在京城为太后营建宅第。建元元年，太后在宅第去世，时年四十四岁。朝廷追加尊号和谥号，按照宋朝皇后的礼制安葬。她的父亲僧朗，事迹另见《景文传》。明帝陈贵妃，名妙登，是丹阳建康人，出身屠户之家。世祖常常派尉司到民间访察容貌美丽的女子。太妃家住建康县境内，家境贫寒，只有两三间草屋。皇上出行时，问尉司说：“御道旁怎么会有这样的草屋？应当是因为家贫。”于是赏赐三万钱，命令为她家建造瓦房。尉司亲自送钱给她家时，家人都不在，只有太妃在家，当时十二三岁。尉司见她容貌姿质非常美丽，立即把情况禀告世祖，于是将她迎入宫中。她在路太后的房内住了两三年，世祖又召见她两次，却没有得到宠幸。路太后便把她的情况告诉皇上，皇上将她赐给太宗。太宗开始宠爱她，约一年后宠爱衰减，便把她赐给李道儿。不久又把她迎回宫中，她生下废帝，所以民间都称废帝为李氏之子。废帝后来常自称“李将军”，有时自称“李统”。太宗即位，册拜她为贵妃，礼秩与皇太子妃相同。废帝登基后，有司上奏说：“臣听说黄河之龙开启圣明，天理贯通民众神灵；郊外的祥瑞雷电奠定皇业，福庆光耀天地。因此，资助敬奉的道理，纯粹承袭古代铭记的风尚；沿袭尊贵的情谊，成为历代凝定的准则。恭惟贵妃含和之德如日光，贤淑的声誉如星辰，德音高峻超过古人，柔和的光辉照耀当世，声誉光华充满帝宫，仪轨秀美可为天子嫔妃的表率，祥瑞显发皇帝的明德，福祚昌盛符合圣明的天命。然而应有的礼物和典章还没有在常典中显明。远取前代君王的制度，确实应当升奉宏大的典礼。臣等商议，谨上尊号为皇太妃。车舆服饰一概依照晋孝武帝太后的旧例。设置家令一人。各国原称太妃的，改称太妃（“妃”读作“怡”）。宫殿称弘化宫。”追赠太妃的父亲金宝为散骑常侍，封金宝的妻子王氏为永世县成乐乡君。升明初年，降为苍梧王太妃。她的伯父照宗，任中书通事舍人；叔父佛念，任步兵校尉；哥哥敬元，任通直郎、南鲁郡太守。佛念大肆收受财货贿赂，扰乱朝政。升明初年，被赐死。后废帝江皇后，名简珪，是济阳考城人，北中郎长史江智渊的孙女。泰始五年，太宗访求太子妃，但他一向迷信小术数，名门女子大多不合意。皇后年幼，家门没有强大的荫庇，只因占卜结果最为吉利，所以替太子纳她为妃。太宗暗示朝廷官员和州郡长官进献财物，进献多的将价值百金。始兴太守孙奉伯只进献琴和书，此外没有其他财物。皇上大怒，封好毒药赐给他令其自尽，随后又宽赦了他。太子即皇帝位，立她为皇后。皇帝被废后，她降为苍梧王妃。江智渊另有传。明帝陈昭华，名法容，是丹阳建康人。太宗晚年患痿疾，不能临幸后宫；诸弟王的姬妾中有怀孕的，便把她们接入宫中。生下男孩后，全部杀死孩子的母亲，再把孩子交给六宫中皇帝所宠爱的人抚养。顺帝是桂阳王刘休范的儿子，便以昭华为母亲。明帝去世，昭华被拜为安成王太妃。顺帝即位，晋升为皇太妃。顺帝禅位后，去掉皇太妃的称号。顺帝的谢皇后，名梵境，是陈郡阳夏人，右光禄大夫谢庄的孙女。升明二年，被立为皇后。顺帝禅让帝位后，她降为汝阴王妃。谢庄另有传记。

译史臣说：饮食和男女之事，是人的两大欲望。因此圣人顺应民情制定制度，王宫中设置六等女官，士大夫之家设置两等妻妾，都安排专职人员管理防范，礼法条文也曲折周密地建立起来。至于夫妇情义深厚、教化影响国家，古代先哲君王中也有凭此而达到治理天下目的的。皇后专掌帝王的夜间侍奉，凭德行晋升为后；姬妾共同侍奉，进用她们不应只因美色得宠。这样是要使恩情广泛施及，不让宠爱偏流；使专一贞正表现在内宫，妖邪蛊惑止息于外。至于降为第四等的妃嫔，簪珥排列成行；同列的妃嫔有三人，环佩相碰发出声响，这样才可以协调治理内宫教化，辅助君主的德行。宋氏承袭晋代的美好典制，聘纳妃嫔有明确章法；选择与天子匹配的配偶，一定出自四岳之后。即使正位于天子宫闱，礼遇高到最尊贵的地位，但衰败的征兆容易出现，恩宠和宴乐难以长久停留；一旦离开随从车驾扬起的尘土，便永远隔绝于青蒲之地。因此元后愤懑而终，确实是有原因的。自元嘉以后，宫中女官逐渐增多，椒房宫庭和华丽楼观遍布，千门万户，而淫靡的妆饰和奇异的服饰变化炫耀，层出不穷。即使汉代昭阳宫的壮丽、魏室九华宫的光辉，也不能概括其万分之一。只是所选女子仅限于军府属官之内，征召范围甚至扩大到奴仆杂役之间，并不像晋氏那样滥选至公卿冠冕之家。而且宠爱只限于帷帐宫房之间，权力不授予外朝；外戚亲属所获的粮食赏赐，一年四时不过是些酒食，这样就算很好了。到了太祖被潘妪迷惑，参与谋划的竟有妇人；大明年间又沉溺于殷姬，竟使皇后与嫡妻并列匹敌，以至于许多祸乱从宫闱肌肤之亲中兴起，连同胞兄弟也被处死，更何况那些地位在她们之上的人呢！由此看来，三代和两汉因沉溺女色宠妃而灭亡，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列传第二　刘穆之、王弘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是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刘肥的后代，世代居住在京口。年轻时喜爱《书》《传》，博览群书，通晓很多学问，为济阳人江敳所知晓。江敳任建武将军、琅邪内史时，任命他为府主簿。当初，刘穆之曾梦见和高祖一起泛海，忽然遇到大风，惊恐害怕。他低头看船下，见两条白龙夹护着船只。随后来到一座山，山峰高耸秀丽，树林繁茂浓密，心中非常喜悦。高祖攻克京城后，问何无忌说：“急需一名府主簿，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人？”何无忌说：“没有比刘道民更合适的了。”高祖说：“我也认识他。”立即派快马送信召他。当时刘穆之听到京城有喧闹呼喊声，早晨起来走到街头，正好与使者相遇。刘穆之直视使者，久久不说话。随后回到家中，把破布衣改成裤子，前去拜见高祖。高祖对他说：“我刚刚举起大义旗帜，正处在艰难之中，急需一名军吏，你认为谁能胜任？”刘穆之说：“贵府刚刚建立，军吏确实需要有才能的人。在仓促之际，应当没有比这个职位更合适的人了。”高祖笑着说：“你能够屈身自荐，我的大事就能成功了。”当即就在座上任命了他。刘穆之跟随高祖平定京城。高祖刚到，各项重大措施都在仓促之间确定下来，也都是刘穆之提出的。于是高祖把心腹重任交给他，凡行动举止都向他咨询；刘穆之也竭尽节操和忠诚，没有任何隐瞒。当时晋朝纲纪松弛，威严禁令不能施行；豪门大族和权势之家倚仗势力肆意欺凌，百姓困窘，无从自立。又加上司马元显政令乖乱，桓玄法令繁密。刘穆之斟酌时势，因地制宜地加以纠正，不到十天，风俗便顿然改变。升任尚书祠部郎，后又任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兼任堂邑太守。因平定桓玄有功，封西华县五等子。义熙三年，扬州刺史王谧去世。高祖按次序应当入朝辅政，刘毅等人不想让高祖入朝，商议任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有人想让高祖在丹徒兼领扬州，把内政交给尚书仆射孟昶。于是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两种意见来请示高祖。皮沈先见刘穆之，详细说明朝廷的意见。刘穆之假装起身去厕所，暗中写奏疏告诉高祖：“皮沈刚到，

译他的话不能听从。”高祖见到皮沈后，先让他出去，召刘穆之来问：“你说皮沈的话不能听从，是什么意思？”刘穆之说：“从前晋朝失去政权，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又加上桓玄篡夺帝位，天命已经转移。公兴复皇室，功勋高过万古。既然有大功，就应当有相应的大位。地位越高、功勋越大，越不能长久处于低位。公今日的形势，难道能谦退自弱，最终做一个守藩的将领吗？刘毅、孟昶诸公与公一同出身布衣，共同建立大义，本来就是想匡扶君主、成就功勋，以取得富贵罢了。事情有先后，所以一时推让功劳，并不是把身心真正交付给公、心悦诚服，也不是早已确定了君臣名分。力量相当、形势相等，最终必然互相吞并。扬州是根本所在，不能假手于他人。此前把扬州交给王谧，是出于权宜之计，难道这是始终的大计，今后也只能如此吗！如今如果再把扬州交给别人，就应当受制于人。一旦失去权柄，便没有办法再夺回来。而公功高勋重，又不能把他搁置不用，于是猜疑和畏惧交相而来，各种异议相继发生；将来的危险，怎能不仔细考虑？如今朝廷这样议论，应该设法应答。如果一定说扬州应当归我，措辞又很困难。只能说：‘神州是治理的根本，宰辅是崇高而重要的职位，国家兴亡所系，应当慎重选择。这件事重大，不能悬空议论，请暂且入朝，共同讨论异同。’公到了京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公而把扬州另授他人，这是明摆着的！”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因此入朝辅政。刘穆之跟随高祖征讨广固，回来后抵御卢循，常常居于幕府之中筹划谋略，裁决各种事务。刘毅等人嫉恨刘穆之受到亲信重用，每当从容谈话时便说他权力太重，高祖反而更加信任倚重他。刘穆之外出听到和见到的事情，无论大小都一定禀告；即使是乡里的谈笑、道路上的琐事，也都一一报告。高祖常常得到民间隐秘而细小的消息，以此显示聪明，这些全是刘穆之的功劳。他又喜好宾客交游，座中常常坐满宾客，通过他们布置耳目，作为自己的视听，所以朝廷内外意见是否相同，刘穆之没有不知道的。即使是亲近之人的长处短处，也都毫无隐瞒地陈奏。有人讥笑他，刘穆之说：“凭公的明察，将来事情自然会被您听闻。我蒙受公的恩德，按道义不能隐瞒，这就像张辽告诉关羽想要叛变一样。”高祖的一举一动，刘穆之都加以节制安排。高祖平时书法拙劣，刘穆之说：“这虽是小事，但诏书要传布到四方，希望公稍微留意。”高祖既不能专心书写，天分也确实有限，刘穆之便说：“那就放笔写大字，一字直径一尺，不必嫌弃。字大既足以包容内容，笔势也很美。”高祖听从了他，一张纸写不了六七个字就满了。凡是他推荐提拔的人，只要没有进用就不停地推荐，常说：“我虽然比不上荀令君举荐贤善的本领，但我不举荐不贤不善的人。” 刘穆之和朱龄石都很擅长书信往来，常常在高祖座前与朱龄石互相答复书信。从早晨到中午，刘穆之处理一百封信，朱龄石处理八十封，而刘穆之应答事务没有一点耽误。后来转任中军太尉司马。义熙八年，加授丹阳尹。高祖向西征讨刘毅，任命诸葛长民监掌留府、总摄留守事务。高祖怀疑诸葛长民难以独自承担重任，留下刘穆之辅佐他，加授建威将军，设置属官，配给精壮兵力。诸葛长民果然有异谋，却犹豫不能发动，于是屏退旁人对刘穆之说：“外面的流言都说太尉和我不和，为什么会这样？”刘穆之说：“公逆流远征，把老母和幼子托付给殿下；如果有一点没有尽职，难道能容许这样吗？”诸葛长民心中才稍稍安定。高祖回来后，诸葛长民伏罪被诛。义熙十年，刘穆之升任前将军，获得前军府每年绢布一万匹、钱三百万。十一年，高祖向西征讨司马休之，中军将军刘道怜负责留守，而大小事务都由刘穆之一并决断。升任尚书右仆射，兼领选官事务，将军、丹阳尹职务照旧。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下世子任中军将军，监掌太尉留府；刘穆之转任尚书左仆射，兼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军、丹阳尹、领选职务照旧。获

译赐甲士仪仗五十人，可以入殿，迁入东城居住。

译刘穆之在内总理朝政，在外供给军队，决断事务像流水一样迅速，没有积压阻滞。宾客从四面聚集而来，各种请求申诉纷至沓来；内外前来咨询禀报的人挤满台阶和屋子。他眼睛阅览诉讼文书，手中答复书信，耳朵同时听取事务，口中并行应答，彼此互不干扰，全都能够处理妥当。又多次款待亲近宾客，谈笑宴饮，日夜相接，从未感到疲倦。稍有空闲，便亲手写信，查阅篇章，校订典籍。他生性奢侈豪放，每餐必摆满一丈见方的食物，早晨常常准备供十人食用的饭菜。刘穆之喜欢宾客，从不独自吃饭；每到用餐时，即使来宾不超过十人，帐下也照常供给饭食，他以此为常。曾经告诉高祖说：“穆之家本来贫贱，供养生活常常不足。自从蒙受您的恩宠以来，虽然每每注意节省，但早晚所需，稍微有些过于丰足。除此之外，一丝一毫也没有用来辜负您。”义熙十三年，病情严重，皇帝下诏派正直黄门郎前去问候病情。十一月去世，时年五十八岁。高祖在长安听到消息后，震惊悲痛，哀伤惋惜了好几天。本来打算停留关中，经营谋划赵、魏地区；刘穆之去世后，京城的政务无人总理，于是迅速返回彭城，任命司马徐羡之代替刘穆之掌管留守事务，而朝廷大事中平日由刘穆之决断的，也都全部向北请示。刘穆之前军府的文武官员共二万人，拨出三千人配给徐羡之的建威府，其余全部配给世子的中军府。追赠刘穆之为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祖又向天子上表说：“臣听说尊崇贤能、表彰善行，是王道教化首先要做的事；追念功劳、简择功臣，体现了追远的深厚义理。因此司勋之官掌管记录功勋，勤劳之功一定记载；德行的美好光明，死后反而更加显著。故尚书左仆射、前将军臣刘穆之，从布衣出身起，就协助臣开始建立大义；在内谋划政事，在外勤劳处理各种政务，国家军政机密，无不竭尽心力。等到被朝廷任用，位居朝廷重臣，主管京畿，辅助更新王道教化，赞襄百官政务。近来军队远征，他居中镇守，抚慰托付之功，确实使朝野都受益。正要宣扬美好谋略，辅佐圣世兴隆，志向功绩尚未完成，远近之人都为之痛悼。皇恩已经对他的功劳加以褒扬叙述，礼遇与三公相同，荣誉和哀荣兼备，恩宠已经十分优厚。臣私下反复思量，自义熙初创以来，艰难祸患尚未平息，外患繁多，内难不断，时势艰屯、世事多故，没有一年能够暂时安宁。难道是臣力量不足，却承担了国家重任？实在是依赖刘穆之匡正辅翼的助力。哪里只是他的正直言论和美好谋略有益于民众听闻；至于忠诚的规劝、长远的谋划、暗中的思虑和秘密的谋议，甚至贴近臣身边所说的奇异言辞，外人都无法窥见其中奥妙。那些功劳隐没在视听之外、事情又隔绝于皇朝耳目的，更是无法一一称述记载。因此臣尽力十二年，终于取得成功；出征时他辅佐，入朝时他辅政，幸而没有辱没使命。若没有这个人在左右辅佐，事情没有能够安定成功的。” 刘穆之履行谦退之道，安于职位少、封赏薄，而且守持得更加坚定。每当议论封爵赏赐，他总是深深自我抑制、坚决推辞。因此他的功勋虽在当时很高，却还没有享受封土立社的荣典；想到这些事情，长久令人悲伤，怎能昧于事实？臣认为应当给他追加正司的官号，追认封赐土地，使重大的赏赐能够施及于他，永远把他列入善人的禄秩之中，使他的忠贞正直之烈在身后不致泯灭。臣与他共同经历艰难和安泰，回顾事情始终，情同金兰，义深情密。因此献上心中所想，陈述于朝廷。”于是再次追赠刘穆之为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高祖接受禅让后，追念辅佐建立帝业的元勋，下诏说：“已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刘穆之，深谋远略，开创王业的基业，建立大业，确实忠诚忘我。如今治运焕然一新，藩屏也一同建立，想到事功而怀念故人，实在深感悲痛。可晋封为南康郡公，食邑三千户。已故左将军、青州刺史王镇恶，在荆州、郢州的战役中取得胜利，能够铲除违抗命令的人；北伐的功勋，可与方叔相比。念及他的勤劳功绩，不要忘记他的心志。可晋封为龙阳县侯，增加食邑一千五百户。”谥刘穆之为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享高祖庙庭；元嘉二十五年四月，皇帝车驾巡幸江宁，经过刘穆之墓地，下诏说：“已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刘穆之，秉持德行辅佐受命之君，辅翼光大帝业，谋略深远，元勋盛大，功绩铭刻于鼎彝，义理彰明于典册，已经继承前代贤哲的美德，向后代宣扬风教了。近来因巡游经过此地，瞻望他的墓地，想到九泉之下的故人，感情深厚，悲悼叹息。可以到墓地致祭，以表达永久的怀念。” 刘穆之有三个儿子，长子刘虑之承袭爵位，官至员外散骑常侍，去世后由儿子刘邕承袭。此前，郡县中被封为封国的，内史、相在封国内都向国主称臣，离任后这种礼制便停止。到世祖孝建年间，才改革这一制度，规定下属官员仍须向国主致敬。河东王刘歆之曾任南康相，平素轻视刘邕。后来刘歆之与刘邕一同参加元会，并同席而坐。刘邕生性嗜酒，对刘歆之说：“你从前曾经见我称臣，如今难道不能向我劝一杯酒吗？”刘歆之于是模仿孙皓的歌回答说：“从前我做你的臣子，如今和你平起平坐。既不劝你喝酒，也不希望你长寿。”刘邕所到之处喜爱吃疮痂，认为味道像鳆鱼。他曾到孟灵休那里拜访，孟灵休此前患有灸疮，疮痂掉在床上，刘邕便拿来吃。孟灵休大惊。刘邕回答说：“这是我的嗜好。”孟灵休把自己尚未脱落的疮痂全部撕下，拿来给刘邕吃。刘邕离开后，孟灵休写信给何勖说：“刘邕刚才来访，看见疮痂便吃，结果弄得全身流血。”南康国有二百多个官吏，不论有罪无罪，轮流互相用鞭子抽打，把鞭打出的疮痂经常拿来供给刘邕食用。刘邕去世后，儿子刘肜承袭爵位。大明四年，刘肜因用刀砍伤妻子获罪，被夺爵和封地，改由弟弟刘彪承袭封爵。齐受禅后，降为南康县侯，食邑一千户。穆之的次子刘式之，字延叔，通晓《易经》，喜爱结交士人。他屡次升迁，任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后任宁朔将军、宣城和淮南二郡太守。他在任期间贪赃受贿，声名狼藉，扬州刺史王弘派遣从事前去检查。从事召集并拘捕吏民，想要加以审问复核。式之召见从事，对他说：“你回去向使君禀报，刘式之对于国家大体上还是有些功劳的，偷取几百万钱又算什么，何况我并没有偷呢！吏民和文书上的罪证相互牵连，正在那里。”从事回去后把情况全部报告王弘，王弘说：“刘式之的辩解竟这样巧言奔竞！”于是这件事也因此得以停止。后来刘式之又任太子右率、左卫将军、吴郡太守。死后，追赠征虏将军。他跟随高祖征讨关中、洛阳一带有功，被封为德阳县五等侯，谥号恭侯。长子刘敳，世祖初年任黄门侍郎。刘敳的弟弟刘衍，大明末年任黄门郎，出任豫章内史。晋安王刘子勋僭称伪号后，任命他为中护军。事情失败后，刘衍伏法被杀。

译刘衍的弟弟刘瑀，字茂琳，年轻时就有才气，为太祖所知。当初王浚任南徐州刺史时，补任刘瑀为别驾从事史，王浚很器重他。刘瑀性情傲慢，爱护自己的名声，不愿意别人处在自己之上。当时王浚征召北府行参军、吴郡人顾迈。顾迈轻浮而有才能，王浚待他非常优厚，机密之事都深深地告诉他，并且都同他商议。刘瑀于是降低身分去侍奉顾迈，向他充分表达亲厚之情，连家中妇女之间的事情，以及言语不能传达的隐秘之事，也无不倒过来详细告诉他。顾迈认为刘瑀对自己毫无保留，十分感动并信任他。王浚所说的机密之事，顾迈全都告诉了刘瑀。刘瑀和顾迈一起在射堂下练习射箭，刘瑀忽然回头向左右索取单衣和头巾。顾迈问他为什么，刘瑀说：“公把你当作家人，对你说话没有任何隐瞒，可你却在外面泄露，使人人都知道。我是公的属吏，怎么能不禀告呢？”于是便把这件事告诉了王浚。王浚大怒，上奏太祖把顾迈迁到广州。顾迈在广州时，正逢萧简作乱，便为萧简竭尽全力，最后和萧简一起死去。刘瑀升任从事中郎，兼任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任宁远将军、益州刺史。元凶刘劭弑父篡位后，任命他为青州刺史。刘瑀听到消息，立即起兵响应义军，派遣军队，并把军需物资送往荆州。世祖即位后，召他任御史中丞。他返回江陵时，正逢南郡王刘义宣叛乱，刘瑀陈说此举不可，言辞十分恳切。刘义宣任命他为丞相左司马，两人一同到达梁山。刘瑀仍乘坐他在蜀中使用的船只，又有刘义宣过去的部曲潜伏在梁山洲外，向下投奔官军。刘瑀被授任司徒左长史。第二年，调任御史中丞。刘瑀意气用事，又自负凌人，任御史台官员时颇为得意。他弹劾王僧达说：“门荫资历高贵显赫，人的品行却低劣庸俗。”朝廷士人无不害怕他的笔锋。不久转任右卫将军。刘瑀希望担任侍中，没有得到允许，便对亲近的人说：“做官的人，不在朝中任职就应当出任外官，不出任外官就应当入朝，怎么能长期站在宫门门槛上呢？”于是请求出任益州刺史。世祖知道他的心意，答应了他。孝建三年，授任辅国将军、益州刺史。出发以后，他非常不得意。到江陵后，给颜竣写信说：“朱修之三代都是叛乱的将领，却一旦居于荆州，在青油幕下，竟让谢宣明当面来对着我，使持刀的斋帅把我从席上拖下去。” “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只是恐怕匈奴会轻视汉朝罢了。”这一年，他因夺取别人的妻子纳为妾而获罪，被免去官职。大明元年，起用为东阳太守。第二年，调任吴兴太守。侍中何偃曾经弹劾他说：“在当时的声望人物中滥竽充数。”刘瑀大怒说：“我在当时的声望人物中，怎么会是滥竽充数的呢！”于是同何偃断绝交往。等到任吏部尚书时，他心中的愤懑更加明显。他的族叔刘秀之任丹阳尹，刘瑀又给亲友写信说：“我们家那个黑脸的阿秀，竟然占据了刘安众的位置，可见朝廷并不认为人才太多。”这一年，他背上生了毒疮，何偃也生了背痈。刘瑀的病已经很重，听说何偃死了，便欢跳呼叫起来，随后自己也死了。谥号刚子。他的儿子刘卷，任南徐州别驾；刘卷的弟弟刘藏，任尚书左丞。穆之的小儿子刘贞之，任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后任宁朔将军、江夏内史，死在任上。他的儿子刘裒任始兴相，因贪赃受贿被关押在东冶署内。穆之的女儿嫁给济阳人蔡祐，年老后贫困。世祖便任命蔡祐的儿子、平南参军蔡孙为始安太守。王弘，字休元，是琅邪临沂人。曾祖王导，任晋朝丞相；祖父王洽，任中领军；父亲王珣，任司徒。王弘年轻时喜好学习，以清静淡泊闻名，同尚书仆射谢混友善。他二十岁时，任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骠骑参军主簿。当时农业生产停滞，末等徭役却纷纷兴起，王弘认为应当建立屯田，便陈奏说：“近来当面向您请示建立屯田的事情，已经详细写在奏牍中，呈入圣上心中。农田耕作一兴起，时机就不可错过，应当及早督促田畯，以求取得一年的收成。但府中的资金和劳力既少又紧迫，想要征调也没有办法，即使再用重赏来鼓励、用严厉威势来督促，也只会使监狱充满人，而对实际事务没有帮助。我见南局各冶，招募了数百名吏员，虽然供给他们俸禄，收入却很少。我认为如果把这些人改派去从事农业，功效和利益一定会增加百倍。不过军器所需也不能全部废弃。现在想保留铜官大冶和都城小冶各一处，严格考核其功课，一律按照扬州的标准；州中所需，也应当不会缺乏。其余冶场都罢废，用来充实春耕的需要。还想在两个冶场各设田曹，分别设置典军和募吏，按照冶场招募的比例办理，并允许征取山泽湖泊中的人。这些办法都不会损害私人利益，却有益于公家。其中还应当斟酌衡量，分配轮班休假以及供给俸禄的多少，这些自然可以一并交给本曹办理。至于亲自统领的机构，必定应当熟练通晓事务；况且近来东曹的板水曹参军刘纳担任此职，此人很有办事才能，完全足以办妥这件事。近年以来，这项事务松弛废弃，田地荒芜，俸禄匮乏，实际也都是由此造成的。我过分蒙受提拔，正想贡献微小功效，难道可以彼此沉默不言，有所想法却不让您听到吗？至于是否恰当，自然应由您根据长远见识裁决。如果所奏之事能够得到批准，恭请立即按时施行，也许每年都会有勤于务农的实效，仓库中会有粮食充盈的实际，礼制教化的兴起，也就可以垂拱而待了。”司马道子想任命他为黄门侍郎，王珣因为他年纪尚轻而坚决推辞。王珣很喜欢积聚财物，钱财分散放在民间。王珣死后，王弘把所有债券文书都烧掉，一笔也不收取追讨；其余旧有产业全都交给几个弟弟。在服丧期尚未结束时，后将军司马元显任命他为咨议参军，加授宁远将军，主管记室事务，他坚决推辞没有就任。司马道子又任命他为咨议参军，加授建威将军，兼领中兵，他又坚决推辞。当时朝廷内外多难，服丧的人都不能始终守完哀礼，只有王弘坚持守丧而得以免除任职。桓玄攻克京城，拘捕司马道子交给廷尉，群臣属吏畏惧恐慌，没有人敢去送行。王弘当时还在服丧，却独自在道路旁拜送，攀着囚车哭泣，评论者都称赞他。高祖任镇军将军时，召王弘补任咨议参军。因功封华容县五等侯，升任琅邪王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任宁远将军、琅邪内史，后任尚书吏部郎中、豫章相。卢循侵犯南康各郡，王弘逃奔寻阳。高祖再次任命他为中军咨议参军，升任大司马右长史，转任吴国内史。义熙十一年，征召为太尉长史，转任左长史。跟随北伐时，前锋已经平定洛阳，但高祖还没有接受九锡，王弘奉使命返回京师，暗示朝廷领会高祖的旨意。当时刘穆之掌管留守事务，而诏旨却从北方传来，刘穆之惭愧恐惧，发病后便去世了。高祖返回彭城，王弘兼任彭城太守。

译宋国刚建立时，王弘升任尚书仆射，兼管选官，太守一职仍旧。他上奏弹劾谢灵运说：“臣听说，闲居时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大易》以此垂示训诫；擅自施威、专意杀戮，《周书》对此提出警诫。这些典章如果有人违背，施以刑罚而不赦免。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的力士桂兴奸淫他的宠妾，谢灵运便在江边杀死桂兴，把尸体抛入洪水。事情在京畿发生，远近都已传闻。应当加以严厉弹劾，以整肃朝廷风气。按查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过分蒙受恩宠奖赏，屡次承受荣耀任命，懂得礼制、知道禁令，已经很久了，却不能防范约束内室，以致发生这种淫乱污秽之事；又不顾法令规矩，任意因愤怒杀人。如果对此不加惩治，刑典就将废弛。请以此事免去谢灵运现任官职，由上台削除他的爵位和封地，收交大理寺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身居显要职位，是国家掌管纠察之官，风声舆论早已纷纷传说，却竟不加弹劾检举。如果他知道而不纠察，就是徇情枉法；如果他不知道，就是昏昧太甚。难道还可以让他参与清贵官阶的行列，以此示范国家法典吗？请免去他现任官职，只保留侯爵，退居散官行列。按照内台旧有体制，不能仅凭传闻举劾；但此事非常明显，朝野都已公开传知，掌执法令者却听而不闻，各主管部门又因循旧制，国家法典已经衰败，所损害的实在太重。” 臣王弘忝居人臣之中，职位又处在朝廷首端，如果再谨守通常的制度，最终就没有人来纠正这些事情。因此不敢拱手沉默，不敢把自己同那些秉持常法而不言的人等同。是否应当违背旧例，恭候陛下裁决。”高祖下诏说：“谢灵运只免去官职，其余依照奏议办理。端右官承担整肃风纪的职责，确实符合我的期望，怎么能拘泥于通常礼仪？从今以后作为永久制度。” 义熙十四年，王弘升任监江州、豫州西阳和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到任后，减省赋税，简化劳役，百姓因此安定。永初元年，加授散骑常侍。因辅佐高祖建立宋朝有功，封华容县公，食邑二千户。永初三年，入朝，晋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祖因宴会聚集群臣，对大家说：“我原本是平民，起初的愿望没有想到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傅亮等人都撰写辞文，想极力称颂功德。王弘随口回答说：“这就是所谓天命，求也求不来，推也推不掉。”当时人称赞他简约而举止得体。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谋划废黜皇帝另立新君，召王弘入朝。太祖即位后，因王弘参与决定大计、安定国家，晋升为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一千户。王弘上表坚决推辞说：“臣听说，赵武称赞随会，说他是夫子之家，家事治理得好，在晋国没有隐瞒的事情。臣有幸在千年之后遇到这样的时机，却错误地承受荣宠，虽然才智能力浅薄、政绩也没有什么可称道，但做到没有隐情这一点，私下或许还可以自许。假如当时上天启发臣的心智，使臣预先参与决定大计，而姓名列入功臣簿册，功劳却没有记载，那么臣本来应当请求承担不该受赏的罪责，悬挂龙蛇之书，哪里应当拖延违背成命，只顾修饰小节？只是臣并没有功劳，却把它昭示于天下，向上妨碍君子劳心谋划的功劳，向下又抹杀小人劳力做事的功效，而圣朝在上面滥加赏赐，愚臣在下面苟且忝居，这就会严重诬蔑当时的事实，并给后世留下永久的口实。与此相比，窃取财物的讥讽还算轻微；唯独玷污盛大的谋略，造成的损害最大。臣所爱惜的微薄身躯，一旦受命也就可以舍弃；我不只是害怕仰面玷污国法，也实在低头畏惧朋友的责备。忧虑之心更加沉重，羞惭得无处容身。况且普通人的交往，尚且要报答知己，何况面对明主，更可以据理直陈。因此才敢顺从自己的愚拙耿直，至死坚持。”皇帝于是准许了他的推辞。又加授使持节、侍中，将“监”改为“都督”，晋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等职仍旧。徐羡之等因废帝弑君之罪将要被诛杀。王弘既不是最初的主谋，他的弟弟王昙首又深受皇帝亲信用，事情将要发动时，皇帝秘密派人通知王弘。徐羡之等被诛杀后，征召王弘任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赐给班剑三十人。皇帝西征谢晦时，王弘和骠骑将军、彭城王刘义康留守京城，进入中书下省办公，带领仪仗队出入。司徒府的参军一职暂时设置。元嘉五年春天，大旱。王弘引咎请求退位，说：“臣听说，三才虽然各不相同，但道理是一致的。所以世道安宁昌明，五福就会相应而来；政治有失德之处，灾异的征兆必定显现。臣又听说，台辅的职责，是讨论治国之道、辅佐君主，在上面辅助人主调和阴阳。职位如果由有德之人担任，和气就会淳厚和谐；如果盗贼窃据不当的职位，天就会降下谴责。因此陈平曾有言，不应滥居主政者的位置；邴吉停车，也非常害怕因牛喘而追究政事。这本来就是各国共同遵循的道理，是天人之间深远的旨意。陛下以圣明睿智治理天下，使中兴之业光大兴盛，本应有祥瑞不断显示，醴泉不断涌出。可是近来阴阳失调，严重旱灾形成，秋天没有严霜，冬天没有积雪，疫病之气历经四时而不止。这难道不是任用失当之人、造成鼎中食物倾覆的过失吗？臣凭着平庸短浅的才能，本来只是普通人，错误地遇上美好的时运，早年便承受恩宠。陛下忘却臣才德浅薄，又把今天的重任加在臣身上。臣正居三公之位，统理神州，头戴貂蝉、身穿衮服，总领朝廷事务，内外重要职责一齐集中在微臣身上，宠贵达到人臣所能达到的极点，没有臣下能与我相比。即使让有美德的人居此职位，尚且有时难以胜任，何况臣这样鄙陋昏昧的人，凭什么能够承担？这件事很容易看清，不必等到明智之人来说明。只是臣受命之初，正逢时局艰难，六方戎敌亲自来犯，忧患关系到社稷，确实是臣下尽节忘身的时候，哪里还有心思来烦扰圣上的听闻。” “所以臣勉强从事政务，贴着墙疾行，心里只想着竭力效命，考虑不到长远。如今鲸鲵般的恶徒已经被斩首，西夏已经平定，正应当申诉自己的本意，避让贤者，辞谢无能。然而常人往往贪图安逸，一天比一天更习惯于安逸，实际上也是仰仗并感念上天的眷顾，不能自行停止。时间渐渐推移，忽然已经到了三年。于是使臣负重任而无能胜任的过失，显明于幽明之间；阴阳失调的灾祸，也缠累了百姓。对上损害皇朝和乐昌明的美德，对下增加官场毁谤和倾覆失败的灾祸。臣想到这些，惶恐羞惭，五情纷乱，即使说自己脸皮厚，又怎能安处？有过错而不远即改，《大易》称许；小的惩罚可以成为大的警戒，这是小人的福分。近来重新返回正道的美意，臣不敢缺少；能够受到惩戒，也是私下所希望的。如今新年初始，朝廷庆贺礼仪已经结束，臣便回到私宅，在家中思考过失，希望稍稍堵塞上天的谴责，略微消除毁谤。恭请陛下察看臣的操守，立即准许臣的请求。临表陈奏，惭愧忧塞，不能尽意。”

译在这以前，彭城王刘义康任荆州刺史，镇守江陵。平陆令、河南人成粲给王弘写信说：“我听说，制定法度、建立教化，必定要随着时势而采取适宜的办法；世代有盛衰，也应随之消长。权势所处的位置，不是亲近宗室之人不能居有。因此周朝的宗族盟会中，异姓诸侯处在后面；掌握权力中枢的重要职位，任用归于周公、召公所分掌的二南之地。这是前代明确的谋略，也是当今显明的道路。明公位极台鼎，天下都仰望您；您早晚勤劳，义理上同周公吐哺握发一样。然而您总录百官，又兼任京畿州郡的长官，功劳实在盛大，无人能与您匹敌。天道使谦逊者得福，应当保存谦退之意。骠骑将军、彭城王刘义康道德昭著完备，是皇上的贤弟，宗族根本、血统源流都归于他，应当首先推举他出任外藩，使他同鲁、卫二国一样光耀。明公高枕而论治国之道，调和阴阳，那么天下就会和平，灾害不会发生；福庆随着大宋的盛衰而来，寿命同松乔一样长久，名声流传万代，岂不是美事吗！”王弘本来就有退位的想法，又借助成粲的话，因此坚决陈奏请求，便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元嘉六年，王弘又上表说：“臣听说，异姓诸侯处在宗族之后，这是周朝明确的义理；亲近宗室不能处在外面，是有国者首先考虑的事情。因此鲁国让滕君居长，是《春秋》所赞美的；楚国让亲王弃疾出任外职，前代史书把它作为警诫。何况如今皇上的至亲、贤明之德，声望光照一时，按期到侯国和京畿述职，朝廷政务却不能参与，却让庶族中平庸浅陋、浮华的臣子超越先例，居中辅佐君主，这难道是用来效法古代制度、使治理之道光明昌盛的吗？骠骑将军臣刘义康，谋略深远，明德更加美盛，在江汉地区施行政务，教化遍及荆南，士大夫都寄托感情，希望他处理当前政务；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众人意见一致。周公旦受命治理陕东，虽然事权重大，也比不上这里重要。臣实在空疏愚昧，所处位置却因恩宠而越过常规，向下徒然享受俸禄，向上玷污盛大教化，无论公事私情，反复考虑都没有一处合适。从前孙叔敖尚未被任用时，优孟曾以弓来讥刺；展季处在下位时，臧文仲受到讥笑。何况如今道德崇高而地位亲近，义理又兼有前代礼制。臣对于古人，连为他们效力都做不到，却背负才能不足而窃居高位，万物将怎样看待我？即使说臣脸皮厚，又怎能安处？这种将要败亡的恐惧，实在使臣内心惭愧。请求解除臣兼领的州职和录尚书事，以顺应百姓的期望。恭请陛下从远处考虑至公之理，从近处鉴察臣的赤诚，俯顺朝廷内外的愿望，改授亲近贤能之人。这样岂只是臣下免除大过，所有臣民谁不庆幸呢？” “如果上天的眷顾没有停止，假如仍然迟疑不决，请公布臣的奏表，让朝廷内外都听到，使朝廷的议论和民间舆论中或许有可以采纳的意见。”皇帝下诏说：“我看了你的奏表，远处比拟周朝兴盛国家的体制，近处述说《大易》中谦下牧守的志意。反复读了三遍你谦冲的言辞，实在深感怅惘。公深通大道，胸怀虚静，见识明达而深远，辅佐我渡过艰难，功勋谋略光明茂盛，使我得以安居帝位、垂衣拱手而治，把政务托付给你。怎么能容许你推辞总录尚书之职，坚决辞去治理神州的责任，使成就政务有所亏损，从而加重我的不德呢？我深深考虑国家礼法，希望你勤勉辅佐。骠骑将军担任亲贤之职，地位同周公旦、召公奭一样，还是让他入朝辅政，参与谋划机要事务，我恭敬地听从你的主张。”刘义康因此代替王弘任司徒，与王弘分掌录尚书事。王弘又上表说：“近来冒昧上表陈述愚见，实在希望上天鉴察，体察臣的至诚。然而奉到退回奏表的诏书，没有得到答复和察纳，只是徒然烦扰圣上阅览，仰望着宽厚的诏旨，回顾自身，惭愧惶恐，不知应当安置自己在哪里。臣忝居重要职位，到今天已经四年。既违背前史量力而行的告诫，又没有做到古人进贤的美德，尸位素餐、固守宠禄，官场上的毁谤一天比一天积累；回头看看朝廷群臣，想到自己已经羞愧落后。何况如今亲贤之人得到任用，朝野都归心于他的德行，臣刚想到引退，哪里还敢说自己能够有所补益？只会玷污国家大典，损害已经很多。没想到上天的眷顾如此深厚，又降下恩宠奖赏，名位器物都不改变，仍旧蒙受过去的宠遇。感念知遇而衡量自身，茫然没有尽头。臣义康既然总录百揆，辅佐赞助盛大教化，臣忝居其下，也有所咨询凭借。内朝细小事务，或许可以免于竭尽精力；但神州责任重大，必须兼具声望和实际才干，臣是什么人，竟然还要窃据不止？这样拖延下去，覆败将要临头；即使没有人事上的过失，也必然会有阴阳失调的灾患。臣想到这些，只有忧虑，病痛仿佛头痛一样，不知道用什么道理才能使自己安心。但成命已经决定，诏书如汗，难以收回；加上臣懦弱低劣，年轻时就没有这样的志向，进不能抗言陈辞，以死固守，退不能历尽艰苦、卧冰食鲜来求取孝名。臣只好敬畏天威，再次低头顺从。” “至于代行督察所属地区、整理文书案牍，曹局中的吏员役夫并不需要很多，其余文武人员都是多余的。丞相府刚刚建立，或许人员还不充足，请只留下原有职僚共同办事而已；除此以外，以及各种物资，都送交司徒府。臣承受恩德深重，国家的安危荣辱都与自己相关，按义理没有必要虚饰，也不会苟且自我贬损。恭请圣上明察，特别允许臣顺从自己的意愿，不要使臣诚恳的请求反而受到压抑和剥夺。”皇帝又下诏说：“卫军的奏表如此，司徒府确实需要人力，可以顺从王公高雅的心愿，拨给府中二千人，资财储备不必烦劳另行运送。” 王弘通晓并熟悉治国体制，留心各种事务，斟酌时势和适宜情况，常常务求宽厚允当。他和八座及丞郎上疏说：“同伍之人犯法，没有规定士人可以不受罪。然而每逢追问责罚，往往就有人请求申诉。如果施加恩赦，法令便会废弛而不能施行；如果按照事实纠察责罚，人们又会认为痛苦怨恨。应当重新制定制度，使它能够照顾其中忧苦的情状。又规定主守盗窃五匹、普通盗窃四十匹，都处死刑，议论者都认为太重；应当把主守盗窃十匹、普通盗窃五十匹定为死刑，四十匹降罪为补充兵役。这样既可以稍稍宽缓百姓的性命，也足以形成惩罚。希望各位都说出自己的意见。” 左丞江奥议论说：“士人犯盗窃罪，赃物数额不到弃市标准的，刑罚执行完毕后，仍列入赃污淫盗的行列，在清议中终身受辱，即使遇到赦令也不予原谅。这样对犯罪者足以堵塞过失，对听闻者足以作为鉴戒。如果又像普通百姓一样，因而谪罚服兵役，我认为是加重了痛苦。符伍虽然是比屋而居的邻里，但说到士人与庶民之间，实际上有天壤之隔；舍藏之罪没有相互牵连的道理。奴客同符伍交往，有所藏匿遮掩，才可能查知，所以罪及奴客。这是奴客自身犯了过错，并不是代替主人受罪。如果没有奴客，就不应连坐。”右丞孔默之议论说：“君子和小人既然混杂编入符伍，就不能不以相互检举为义。士人与庶民虽然不同，但道理上也有听闻和察知的关系，就像各部门长官处于上位，下面的人不必亲自参与，仍然可以同罪。因此在发生违犯法令之时，按理自然相互相关。如今治罪养子、典计之人，大概是因为有诛戮奴仆的意义。这样一来，没有奴仆的人家难道可以安然无事吗？但既然说要恢复士人原有身份，就应当让他们缴纳赎金。普通盗窃四十匹、主守盗窃五匹，降死罪为补充兵役，虽然大体上是宽惠、可以缓解民命，但官员、二千石长官以及失节士大夫有时也会犯法，对他们的罪行本来就应当处死，恐怕不能改为补充兵役。我的意见是，这一制度可以施用于小人，士人仍旧按照旧律办理。” 说这个制度可以施用于小人，士人仍然按照旧律办理。

译尚书王准之议论说：“从前我任山阴令时，士人编入符伍，称为押符。同伍之人有过错，不一定连坐到士人；士人有罪，则由符伍检举。这并不是士人与庶民采用不同的制度，实际上是使他们直接受到刑罚、各自承担罪责。士大夫出身的人同小人隔绝，防范检察没有办法，因此应当把那些不守本分的士人置于同普通百姓接触的事务中，既然同属符伍，所以使他们相互检举。当时实行这种办法的，并不只有一处。左丞认为奴客同邻伍有关，可以加以查察，符伍中有人犯罪，便应当让奴客也承担刑罚。按实际情况考察，这不合道理。有奴客的人，大多派他们服役，分散在各处，住在家中的很少；即使有留下来的，也在左右奔走，日常行动所需出门很少，典计之人在家的十个中还不到一个。如果让奴客因符伍之罪连坐，滥施刑罚的人必定很多，恐怕不是立法使罪责相当的本意。右丞认为士人犯盗窃罪，不到死刑标准的，可以宽赦而改为补充兵役。虽然是想宽待士人，但恐怕没有办法惩治邪恶。合乎道理就是君子，违背道理就是小人；上面的制度已经很严，仍有人冒犯，若有宽赦的科条，犯罪者或许会更多。使人畏惧法令、改过自新，才是真正的宽赦。况且士人与庶民采用不同制度，这也是我的不同意见。” 殿中郎谢元议论说：“事情一定要先端正根本，然后末节才可以治理。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把士大夫编入符伍，难道是为了检查小人吗？难道可以让小人来检查士人吗？士人因奴仆获罪，既然说士人与庶民有天壤之隔，那么士人就没有理由去宽待庶民；如果因为不知道情况而把士人编入符伍，那就是让他们受小人检查。这样一来，小人有罪，士人无事，仆隶又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让他们连坐？如果认为他们实际相互牵连，重视相互听闻和察知，那么其中的道理仍有不通之处。为什么呢？名分和实际各有区别，公事和私事各有法令；奴仆不押符，就是没有公家名分。百姓缺少资财，这是私人卑贱之身；让这种私人卑贱、没有名分的人参与公家的实际职责，公私混淆，名实不当。由此说来，不应当让他们连坐。还是由奴仆归属于主人负责，这对事情较为合适。没有奴仆的士人，不属于这一条例。如果士人本来就负责检察小人，那么小人有过错，已经应当获罪；他的奴仆则应按诛戮奴仆的义理处理。这样一来，没有奴仆的士人也不应安然无事，应当让他们缴纳赎金，这在道理上并不荒谬。两种科条所附带的，只有制度根本的问题。这其实是在分别说明两种根本原则，使各自遵循本分。按我的浅见，盗窃制度应当附从前一条，区别士人与庶民，这在义理上较好。” “关于盗窃制度，按左丞的意见，士人最终不服兵役，幸好可以共同享受宽赦的恩惠，不必依照旧律办理，参加议论的人都认为这样合适。” 吏部郎何尚之议论说：“按孔右丞的意见，士人因符伍之事获罪，有奴仆就治奴仆的罪，没有奴仆就缴纳赎金。既然承认士人与庶民相隔遥远，那么相互听闻察知本来就困难，不应当拿难以知道的事情，制定一条假定他们必然知道的法律。有奴仆的人未必贤能，没有奴仆的人也未必不贤能。如今奴仆多的人傲慢地对抗王法，没有仆从的人却被时下法网逼迫，这样一来，恩惠总是沾及程、卓一类富有者，法令却必定加在颜回、原宪一类贫穷者身上；按我的浅陋想法，私下实在不能满意。谢殿中说奴仆不应随主人承担责任，在名分上说不清楚，确实有道理。然而奴仆实际上同乡里百姓有关联，如果一概不问，恐怕也会有所遗漏。我的意见同左丞相同。” 王弘议论说：“考察律令，既没有分别士人与庶民；而且士人因同伍而获罪受谪的，到处都有，多数只是受到当时恩典宽宥，所以没有全部亲自遭受谪罚。吴郡和义兴恰好有许、陆一类士人，因同符而被充发，二千石长官上奏丹书。己未年间，会稽士人说，十多年前也有四个家族因这件事获罪受责，后来因当时的恩典而停止处罚。但王尚书说过去没有因同伍而连坐的事，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恐怕是他任职时，偶然没有遇到这种事情。圣明君主治理天下，士人确实不必忧虑遭受极重的痛苦；但总要遇到具体事情时反复论说，惊动皇帝听闻，造成纷扰，不如现在制定固定的条文，使轻重有一定节度。又考察甲符制度，只是免除士人传递符籍罢了；令史再次除授，也可以照此办理。共同押领，有违犯法令就检举排列，完全没有等级差别，并不是允许士人置身于乡里之外。各家议论说士人与庶民相隔遥远，彼此不能参与知晓，那么士人犯法，庶民也可以说不知道；如果不允许庶民说不知道，为什么却允许士人说不知道？普通百姓如果不是超然独处、永远隔绝尘俗之人，大多比门相连、屋栋相接，即使只略微留意，最终也自然会听到，不必每天早晚来往。右丞所说百官相互关联，大体就是这种情形。至于衰败没落的士人，实际上同里巷有交往，彼此知晓情状，正应当归入戴冠束带的小民之中。如今只要称作士人，便不让他承担小人的连坐；只要署名为小民，动辄就要承受士人的刑罚。在情理和法律上，难道不是很偏颇吗？况且如果一概命令不牵连士流，士流的处罚较轻，那么小人就会让官府征召并参与对自己的处罚，事情发展到相互检举时，乡里符伍的防范也会因此不同。我的意见是，士人可以不受同伍谪罚，至于治罪他的奴客，又有什么妨害呢？没有奴客的，可以让他缴纳赎金；或者没有奴僮、而且众人都清楚这一点的，官长和二千石长官就应当亲自到场列明上奏，依照事实遣判。又说主守盗窃五匹、普通盗窃四十匹应当适当优待宽量，实在是因为小吏没有知识，面对财物容易昏乱，有时又由于疏忽怠慢而触犯重法；推求其内心，常常有值得怜悯之处，所以想稍微提高绢匹数额，宽缓他们的性命。至于官长以上的人，承受俸禄荣誉，受托掌管职务，应当端正自己、彰明法令、检察下属、防止过失，却亲自触犯法令，扰乱法律、贪图利益，主守盗窃五匹已经算很宽大了。士人私下盗窃四十匹，本来没有这种道理；即使到了这种程度，施以明确刑罚，当然合宜，哪里还容许再加以怜悯？而且这类士人可以杀戮，不可以只加谪罚，像各位议论所说的那样，本来就不应适用于他们。近来在道路上听到这些议论，只想共同讨论，没想到竟这样难以精确。” 既然众人的议论纷乱不一，恐怕还不如停止。如果召集议论也不能停息，我认为应当集中讨论后上奏，请圣旨裁决。”太祖下诏说：“卫军王弘的议论是正确的。” 王弘又上奏说：“旧制度规定，百姓年满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应当是因为十三岁以上的人已经能够经营自己的私事和公事，所以让他们充役。但考察现有情况，仍有不尽合理之处。人的体质有强有弱，并不是都同年龄相称；而且在家中自行安排事务，只须量力承担，不能使其过分劳苦。一旦转为公役，往往有固定的科条；奉行良法的官吏能够暗中体恤，也许可以没有祸患，但庸碌的长官只知遵守常规，已经有勤劳困苦之处，何况遇到苛政，哪里还能说得尽？有些人专门以增加役夫为务，擅自提高服役年龄，孤远、贫弱之家所受的弊害尤其深重。以至于寄居依附没有地方，生死无人告知；个人急于逃避，只能逃窜求免；家人为长远计，甚至使孕妇不能生育；巧妙躲避法网，实在也由此造成。如今皇恩教化焕然一新，四方没有战事，征发劳役应当随着情况有所增减。十五岁至十六岁，宜服半役；十七岁服全役。”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

译后来，王弘卧病在床，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帝总是下宽厚的诏书不准许。元嘉九年，晋升为太保，兼领中书监，其余职务照旧。这一年去世，时年五十四岁。立即追赠太保、中书监，赐节，加给羽葆、鼓吹，增加班剑为六十人，侍中、录尚书、刺史等职仍旧。谥号文昭公，配享高祖庙庭。这一年，皇帝下诏说：“从前三次叛逆煽动祸乱，党徒实在很多；从最初加以容养，到后来施行明罚，外患内忧，确实十分艰难。因此，故太保、华容县公王弘，故卫将军王华，故左光禄大夫王昙首，怀抱义心和忠诚，情志达到一致，在朝廷筹谋，竭尽智力，经营艰险和平易之事，都是我亲自选拔的。国耻既已洗雪，他们理应接受封土，却都坚持谦让退逊，志意不肯超过受命的范围，所以我暂且等待朝廷典礼，另有后续诏命。大业没有完成，他们相继陨落，我长久怀念，悲伤叹息，痛惜不已。王弘可以增加封邑一千户；王华、王昙首封为开国县侯，食邑各一千户。护军将军、建昌公沈彦之，深厚真诚，谋划机密，声望可以同前贤并列，恢复他原先的食邑，以酬答忠诚功勋。”又下诏说：“听说王太保家中已经贫乏，他清廉俭约的美德，同古人相合。” 想到他一生始终如此，感情上更加悲凄叹息。可以赏赐钱一百万，米一千斛。” 世祖大明五年，皇帝出游临幸，经过王弘的墓地。下诏说：“故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文昭公王弘，德行谋略光明美好，见识明达深远。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王昙首，早年崇尚清静朴素，治心坚贞端正。二人都深受先帝的恩眷，与先帝共同经历艰难平顺；在内辅明王道，在外传播美好声誉。凭借谋划国家的功勋，百姓思念他们丰厚的恩惠。朕这次巡视都城之外，瞻望他们的坟茔，长久追想，心中实在感慨深重。立即派使者到墓地致祭。” 王弘聪明敏捷，富有才思情致，既然为百姓所仰宗，仓促之间也总是遵守礼法；凡是他的举止行为，以及书信文章的仪式体例，后人都依照仿效，称为“王太保家法”。他虽然历任藩辅，却不经营财利，死后家中没有剩余产业。但他轻率而缺少威仪，性情又狭窄，凡有人违背他的心意，往往当面斥责羞辱。年轻时，他曾在公城子野家中玩樗蒲；后来掌权时，有人到王弘那里请求县令之职，辞诉很是恳切。此人曾因玩樗蒲获罪，王弘责问他说：“你靠赢钱来聚会玩乐，要俸禄有什么用！”那人回答：“不知道公城子野如今在哪里？”王弘默然无言。他的儿子王锡继承爵位。年轻时因为是宰相的儿子，起家任员外散骑，历任清要官职，任中书郎、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他非常自负自己的地位和待遇。太尉、江夏王刘义恭执掌朝政时，王锡伸开双腿坐着，几乎没有推让尊敬之意。死于任上。儿子王僧亮继承爵位。齐接受宋的禅让后，降爵为侯，食邑五百户。王弘的小儿子王僧达，另有传记。王弘的弟弟王虞，任廷尉卿。王虞的儿子王深，有美好名声，官至新安太守。王虞的弟弟王抑，任光禄大夫；王抑的弟弟王孺，任侍中；王孺的弟弟王昙首，另有传记。王弘的堂弟王练，是晋朝中书令王珉的儿子。元嘉年间，历任显要官职，任侍中、度支尚书。王练的儿子王钊，世祖大明年间也历任清要官职，任黄门郎；又任临海王刘子顼、晋安王刘子勋的征虏、前军长史，后任左民尚书。太宗初年，任司徒左长史。随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出兵赭圻时，正值母亲服丧，加授冠军将军。他违逆冒犯刘休仁，出任始兴相。刘休仁对他怨恨不止，太宗于是将他收捕交给廷尉，赐令自杀。史臣说：晋朝的纲纪松弛紊乱，其渐渐形成是有原因的。孝武帝在上面守着旧文法，教化不能下达到民间；司马道子以昏暗的德行居于宗室之首，法令典章于是坠落。再加上国宝引发祸乱，又有司马元显继承暴虐，而祖宗遗留下来的典章、群公旧有的制度，无不如冰雪消散、瓦解离析，完全扫地。君主的威势没有树立，臣下专擅行事；国家的法典各不相同，朝廷纲纪如同各家私制；编户百姓的性命被豪门耗尽，王府的蓄积变成私人的收藏。由此祸乱从东方妖异之事开始，灾难结集于天下，王道浩荡，几乎像一根丝线一样将要断绝。高祖一朝兴起义举，正值天下横流，于是改正混乱的章法，铺设平治的道路，使尊君卑臣的义理在马鞭之间确定下来。威令一经施行，内外都遵从禁令；以建武、永平年间的风气，改变太元、隆安年间的习俗，这大概就是文宣公王弘所做的事。他作为一代宗臣，配享清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

译列传第三　徐羡之、傅亮、檀道济 徐羡之，字宗文，东海郯人。祖父徐宁，任尚书吏部郎、江州刺史，尚未正式受任便去世。父亲徐祚之，任上虞令。徐羡之年轻时任王雅的太子少傅主簿、刘牢之的镇北功曹、尚书祠部郎，都没有正式受任；后任桓修的抚军中兵曹参军。他与高祖同在一府任职，关系非常亲密。义旗建立后，高祖以檄版任命他为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兼领军司马。他与谢混共事，谢混很了解并器重他。补任琅邪王大司马参军、司徒左西属、徐州别驾从事史、太尉咨议参军。义熙十一年，授任鹰扬将军、琅邪内史，仍任大司马从事中郎，将军职务照旧。高祖北伐时，他转任太尉左司马，掌管留守事务，辅佐刘穆之。当初，高祖商议想要北伐，朝廷士大夫大多劝谏，只有徐羡之沉默不语。有人问他为什么唯独不说话，徐羡之说：“我的职位已经达到二品，官职是二千石，志愿早已满足。如今北方两个地区已经平定，土地拓展万里，只剩下小小的羌族尚未平定，而公寝食不忘。我们的志向和器量相差悬殊，怎么可以轻率参与呢？”刘穆之死后，高祖任命徐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总管留守事务，出入赐甲仗二十人。后来转任尚书仆射，将军、丹阳尹等职仍旧。义熙十四年，大司马府军人朱兴的妻子周氏，因为自己的儿子道扶当时年仅三岁，先前又患有癫痫，便趁病发作时挖坑将他活埋。道扶的姑母之女告发了她，依法应判周氏弃市。徐羡之议论说：“自然形成的母子之爱，即使虎狼也尚且具有仁心。周氏凶狠残忍，应当公开加以诛戮。臣认为，法律之外，向来还应当保有宽待万物的道理。母亲一旦受刑，就会因为儿子而彰明法令；作为母亲的处境，哪里还有自容之地？即使伏法者罪当其罚，那些应当宽宥的人也没有容身之处。臣愚见，或许可以特别把她发配到远方后代居住之地。”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高祖登上帝位后，徐羡之晋号镇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高祖刚即位，想到辅佐自己建立帝业的功劳，下诏说：“散骑常侍、尚书仆射、镇军将军、丹阳尹徐羡之，监江州、豫州西部西阳、新蔡等地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华容侯王弘，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领军谢晦，前左将军、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使持节、监雍州、梁州、南秦州、北秦州以及荆州北部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使持节、督北徐州、兖州、青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刘怀慎，散骑常侍、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军将军、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弥，左卫将军、滠阳男刘粹，使持节、南蛮校尉、佷山子到彦之，西中郎司马、南郡宜阳侯张邵，参西中郎将军事、建威将军、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人，有的以忠诚的谋划和深远的策略扶助赞成大业，有的勤勉不懈、建立功绩，弘扬并济助国家的艰难。他们筹划始终，功勋业绩极为显著，都应当与国家共享长久的福祉，享受这次丰厚的赏赐。徐羡之可封南昌县公，王弘可封华容县公，檀道济改封永修县公，傅亮封建城县公，谢晦封武昌县公，食邑各二千户；檀韶再增加食邑二千五百户，王仲德增加食邑二千二百户；刘怀慎、到彦之各晋爵为侯，刘粹改封建安县侯，并增加食邑至一千户；赵伦之可封霄城县侯，食邑一千户；张邵可封临沮县伯，沈林子可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开国封爵的制度，大体遵循旧有章法。” 徐羡之升任尚书令、扬州刺史，加授散骑常侍。后来晋位司空，兼录尚书事，散骑常侍、扬州刺史仍照旧。他出身平民，又没有专门的学术才艺，只凭志向、才力、器度和气量，忽然身居朝廷要职，朝廷内外都推重敬服，人人都认为他有宰相大臣的才望。他深沉缜密，少言寡语，从不把忧愁或喜悦表现在脸色上。他很会下围棋，观看棋局时常常像是没有看懂，当时的人反而因此更加推重他。傅亮、蔡廓常说：“徐公通晓万事，能够安定各种不同意见。” 高祖患病，给徐羡之增加班剑三十人。高祖去世后，他与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一起接受遗命辅政。少帝下诏说：“公正审理狱讼，是施政的首要事务。朕悲哀荒怠而又身在忧患之中，不能亲自阅览。司空、尚书令可以率领百官，每月审决一次狱讼。” 少帝后来失德，徐羡之等人准备谋划废黜并另立皇帝。但庐陵王刘义真行为轻率、过失很多，不能担当天下，于是先废黜刘义真，然后再废黜少帝。当时谢晦任领军将军，因为府舍内屋已经破败，应当修治，便把家属全都迁出住宅，将将士聚集在府内。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檀道济是先朝旧将，威势足以使宫殿禁省服从，而且手下有军队，徐羡之召他入朝，把谋划告诉了他。事情将要发动时，檀道济进入领军府住宿。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作为内应，那天把守关门。檀道济率兵走在前面，徐羡之等跟在后面，从东掖门、云龙门进入；宿卫军早已接受安排，没有人敢动。此前，少帝曾在华林园设置店铺，亲自卖酒，又开沟聚土，仿造破岗山，还率领身边人高声呼喊、牵船取乐。那天晚上，他睡在龙舟中，停泊在天渊池。士兵进去杀死两人，又刺伤少帝的手指。他们扶少帝从东阁出来，收取玉玺和绶带。群臣拜辞，护送他到原太子宫，迁往吴郡。侍中程道惠劝徐羡之立第五皇弟刘义恭，徐羡之不答应。于是派使者在新安杀死刘义真，在吴县杀死少帝。当时为少帝修建的宫殿尚未完工，他暂时住在金昌亭；少帝突然从昌门逃出，追赶的人用关闭的门把他撞倒在地，然后加以杀害。太祖登上帝位后，晋升徐羡之为司徒，其他职务照旧，改封南平郡公，食邑四千户；徐羡之坚决推辞加封。有关官员上奏，请求皇帝仍按旧例到华林园听理诉讼，太祖下诏说：“政务和刑狱还有许多没有完全了解的地方，可以像先前对待二位公爵那样，推问审讯。”

译元嘉二年，徐羡之与左光禄大夫傅亮上表请求归还政权，说：“臣听说，君主掌握国家纲要，运转中枢以成就事务；臣下之道，是代替君主处理终始事务，尽力宣扬辅佐。戴冕垂旒而治理天下的制度，在上古帝王以后便断绝了；君主自己拱手而治的做法，在中古也不再实行。因此，商高宗不说话，以三年为限；冢宰代行政务，以两年为期限。自古以来历代君王，没有不是这样。陛下以圣明之德继承中兴，承担宏大的事业，亿万百姓仰望着，盼望接受盛大的教化。然而圣旨谦退，把成就政务的责任交给群臣。自从大礼结束，钻木取火已经更换三次，光明的太阳等待照耀，远近之人都倾心期待。臣等虽然多次竭诚陈说，仍不能使陛下体察，今敢凭借万物有情的愿望，恭敬地顺应百姓的心志。希望陛下远思周文王太阳偏西仍不敢懈怠的道理，近念皇室创建基业的艰难，适时总理万机，亲自处理朝政，广泛打开耳目，博采群臣意见，那么太平和谐的盛世就可以达到，天下百姓都将十分幸运。”太祖没有答应。徐羡之等再次上奏说：“近来我们写表陈述内心，言语已经把心意全部说尽；承蒙陛下回诏，虽然已经明察，却仍未改变主意。哪里只是臣等愚昧呢？朝野上下询问此事，没有人有不同意见。为什么呢？四方风俗的形成，实在取决于君王的德行；一国事务的根本，在于君主一人。虽然时代不同，时势和风俗各异，但君主掌握政权、臣下辅佐君主，古今道理完全一致。从来没有君主把政权全部委任给臣下，却还能期待国家太平光明的道理；这种不合理，远近都已传开。臣等承受两代皇帝的知遇，与国家同甘共苦，感情上以国家为重，哪里能顺从沉默呢？再次披露赤诚之心，冒昧请求。”太祖仍然推辞。徐羡之等又坚决陈说：“近来上表陈述，言辞和诚意都已经竭尽；陛下诏旨深远，却还没有听取采纳。臣等反复惶恐不安，更加忧愁叹息。臣听说，能够继承并光大先祖基业，是善于治家、承继父业的盛大功业；天未亮便起身，努力使事业大为显明，是帝王的高尚义行。自从皇宋开创国运以来，英明圣主有所作为，但深重忧患尚未消除，艰难祸患仍然缠绕。幸赖天命有所归属，圣明君主继承基业；时局艰难、国家多故，仍然系于民心。泰山般稳固的安定尚且不容易保持，国家的昏暗与昌盛、兴盛与衰败，都取决于陛下自身。这正是《周诗》所说早起勤政的时候，是殷王等待天明处理政务的日子，怎么能无所作为、拱手而治，恢复上古的风气，迟疑谦让，只顾匹夫之事呢？希望陛下以宗庙为重，以百姓为心，弘扬大业以继承先帝的轨范，尊崇圣道以增益前代的功业。臣等愚昧浅陋所献的意见，心意已经全部在这里了。”太祖这才答应。徐羡之仍然辞去职位，退回私宅；他的兄长之子徐佩之以及侍中程道惠、吴兴太守王韶之等都认为这样不妥，苦苦劝说，又奉诏暂代其职。元嘉三年正月，太祖下诏说：“百姓生存依靠父母和君师三者，对他们应当一视同仁，爱戴和敬重达到同样的极致；这岂只是名教上的道理，何况他们施加的恩德等同于天地造物，按义理更应加以尊崇呢！徐羡之、傅亮、谢晦，都是凭借机缘而有才干的人，过去承受恩遇，从默默无闻中被提拔，超越常例居于重要高位；对他们的培育扶持，难以用鸟翼护卵来比喻。永初末年，天降横祸，皇权光明倾覆，天下为高祖服丧，实际上把顾命大事托付给他们，责任等同于背负国政。然而他们不能竭尽股肱之力、用尽心力，送别先帝时没有表现出至死不渝的节操，身居重任时又没有忠贞的功效；顺从附和的行为没有记载，匡正补救的事迹也没有听说，反而贪恋恩宠以求容身，顺势造成少帝失德。虽然最后因害怕祸患而建立废立的大计，却放纵悖逆之心，不畏惧不义。少帝被迁徙之初，他们就图谋施用鸩毒；少帝到达吴郡不久，便公然行怨恨杀戮，凶残暴虐到了极点，酷刑惨害无所不加，使皇帝颠沛于奴隶之手，最终死在旅舍之中，城乡震惊悲哀，过路人都流泪。庐陵王刘义真英俊秀异、明达深远，早年便声誉流播；作为鲁、卫那样的宗室屏障，朝廷内外都寄托着感情。徐羡之等人暴虐轻侮、企图专权，嫉妒贤能、害怕受到逼迫，捏造罪状，制造无端事端，欺骗君主、蒙蔽皇上，横加流放屏退，假传诬陷朝廷诏旨，造成了这场祸害。他们接受国家重托，却把宗室削除为仇敌；短短一个月内，两次施行鸩毒，痛苦震动天地人三灵，怨恨结于人鬼之间。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抛弃常道而安忍残害、反过来改变天理的事情，从没有像这样严重过。过去子家跟从弑君，郑国人便予以讨伐；宋国的公子肥无罪，却被荡泽杀害。何况这次逆乱比过去的罪衅严重许多，情势对国家的伤痛也深得多；如果这样的罪行都可以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忍受！本来应当立即诛杀他们，以告慰死者、向生者谢罪。但当时大事刚刚发生，各种意见纷纷交错，匡救国家的功劳确实显著，而最大的罪行还没有显露。因此远察民心，近听舆论，虽然想讨伐乱臣，却担心事情难以办成，所以忍受悲痛、含着哀伤，带着耻辱过了多年。每当想到人生实在艰难，事情又未能伸张，哪一次不是顾影自怜、痛彻心肺，伏在枕上哭得流血。如今逆臣的罪恶已在远近昭然，君子悲愤，有义气的人都想奋起，家仇国耻可以得到洗雪，于是命令司寇整肃、彰明典章刑法。谢晦盘踞上游，或许不会立即认罪，朕将亲自率领六军，去阻挡防御他。可以派中领军到彦之立即飞驰出发，征北将军檀道济接连沿路跟进，传符命令各卫军府和州郡按时收捕剿灭。已经命征虏将军刘粹截断他们逃跑潜伏的道路。罪责只追究首恶，其余人一概不问。想到死者已经永远离去，朕内心崩溃绝望。希望阴霾消散，或许还可以恢复治道。” 这一天，诏令召徐羡之入朝。他走到西明门外时，谢晦的弟弟〔OCR疑字〕的儿子谢肖正任黄门郎，正在值班，报告傅亮说：“殿内有异常的处置。”傅亮急忙把消息报告徐羡之。徐羡之返回西州，乘坐宫中妇人出宫问候时所用的车出了城门，又徒步逃到新林，进入陶灶中自刎而死，时年六十三岁。徐羡之一开始没有应召，太祖派中领军到彦之、右卫将军王华追捕讨伐。徐羡之死后，乡野之人把消息报告官府，官府装载尸体交给廷尉。其子徐乔之，娶高祖第六女富阳公主为妻，官至竟陵王文学。徐乔之及其弟徐乞奴跟随徐羡之一同被诛杀。起初，徐羡年轻时，曾有一个人来对他说：“我是你的祖父。”徐羡之于是起身拜见他。那人说：“你有富贵的相貌，但将遭遇大灾难，可以用二十八文钱埋在住宅四角，这样可以免除灾祸。过了这场灾难，你可以位极人臣。”后来徐羡之随父母到县里，住在县城中；有一次他暂时外出，盗贼从后面攻破县城，城中没有人幸免，连鸡犬也全被杀死，只有在城外的徐羡之得以保全。他跟随堂兄徐履之任临海郡乐安县令时，曾经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条一丈多长的黑龙，头上有角，前面两只脚都具备，后面没有脚，拖着尾巴前行。等到他接受司空任命时，守关官员将要入宫，清晨看见彗星出现在危宿以南。又在他行拜官礼时，两只鹤聚集在太极殿东面的鸱尾上鸣叫。

译徐羡之兄长的儿子徐佩之，轻浮浅薄而贪图利益；高祖因为他是姻亲，多次给予宠信任用，任命他为丹阳尹、吴郡太守。景平初年，因为徐羡之掌握权力，徐佩之也颇多参与政事。他与王韶之、程道惠、中书舍人邢安泰、潘盛结成党羽。当时谢晦长期患病，连续用艾灸，不能接见客人。徐佩之等怀疑他借口生病而另有图谋，便与王韶之、程道惠同车拜访傅亮，声称这是徐羡之的意思，想让傅亮起草诏书杀谢晦。傅亮回答说：“我们三人一同接受顾命，怎么可以互相残杀！如果诸位果真要做这件事，我就戴着角巾徒步走出掖门。”徐佩之等才停止。徐羡之被诛杀后，太祖特意宽赦徐佩之，只免去他的官职而已。这年冬天，徐佩之又与殿中监茅亨谋反，并告知前宁州刺史应袭，计划任茅亨为兖州刺史，任应袭为豫州刺史。茅亨秘密把事情报告朝廷，应袭也告知司徒王弘。徐佩之聚集党徒一百多人，杀牛犒赏他们，列举当时人物的姓名，并互相署置官职，约定第二年正月朝会时在宫殿中作乱。还没过几天，便被逮捕斩首。傅亮，字季友，是北地郡灵州人。祖父傅咸，任司隶校尉。父亲傅瑗因学业闻名，官位做到安成太守。傅瑗与郗超友善，郗超曾到傅瑗家，傅瑗让他见到两个儿子傅迪和傅亮。傅亮四五岁时，郗超让人解开他的衣服，叫身边人把衣服拿走，他一点也没有吝惜的神色。郗超对傅瑗说：“您的小儿子才华和声名、官位，将来一定远远超过兄长。但要保全家族、延续福禄，最终还要靠年长的那个。”傅迪字长猷，也通晓儒学，官至五兵尚书。永初二年去世，追赠太常。傅亮广泛涉猎经书和史籍，尤其擅长文章辞令。起初任建威参军，后来任桓谦中军行参军。桓玄篡位后，听说他博学而有文采，选任他为秘书郎，想让他整理校正秘阁文籍，但还没有正式受拜，桓玄就败亡了。义旗起兵之初，丹阳尹孟昶任命他为建威参军。义熙元年，授员外散骑侍郎，在西省值班，主管诏令。后转任领军长史，由中书郎滕演代替他。傅亮尚未受拜，便遭遇母亲丧事；服丧期满后，任刘毅抚军记室参军，又补任领军司马。义熙七年，升任散骑侍郎，再次代替滕演在西省值班。随后转任中书黄门侍郎，仍像以前一样在西省值班。高祖认为他长期值班、勤劳辛苦，想任命他为东阳郡太守，先把此意告诉傅迪，傅迪非常高兴，便告诉傅亮。傅亮没有回答，立即骑马拜见高祖说：“臣听说陛下有恩旨，准备赏赐我东阳郡。家中贫困而能得到俸禄，私下认为这是幸运。但依靠祖先余荫的愿望，实在是我的本心；我请求留在朝廷，不愿外任。”高祖笑着说：“我以为你需要俸禄呢。你若能这样，正合我的愿望。”恰逢朝廷西征司马休之，便任命傅亮为太尉从事中郎，主管记室；以太尉参军羊徽任中书郎，代替傅亮在西省值班。傅亮跟随高祖征讨关中、洛阳，回来到达彭城。宋国刚建立，任命文书授予他侍中，兼任世子中庶子。后来调任中书令，仍兼任中庶子。又随高祖回到寿阳。高祖有接受禅让的意图，却难以明说，于是召集朝臣宴饮，从容说道：“桓玄暴虐篡位，帝王的天命已经转移；我首先倡导大义，复兴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业已经成就，于是承受九锡。今年我将衰老迟暮，尊荣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万物都告诫盛满不可长久安处。现在想奉还爵位，回到京师养老。”群臣只是极力称颂他的功德，没有人明白这番话的意思。天晚宴散，傅亮回到外宅，才领悟高祖的意旨，但宫门已经关闭；傅亮于是敲门请求见高祖，高祖立即开门见他。傅亮进去便说：“臣暂且应当回京。”高祖明白了他的意思，不再多说，只问：“需要多少人送行？”傅亮说：“几十人就够了。”于是立即辞行。傅亮出来时天已经黑了，看见长星横贯天空。傅亮拍着大腿说：“我一向不相信天文，今天才知道它应验了！”到达京城后，立即征召高祖入朝辅政。永初元年，升任太子詹事，中书令一职仍照旧。凭借辅佐高祖建立帝业的功劳，封为建城县公，食邑二千户。入宫当值于中书省，专门掌管诏令。因为刘亮承担统摄国家权力的重任，允许他在中书省接见宾客。神虎门外，每天早晨常有车马数百两。高祖开始任用人才时，所写的文书都出自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时，全部交给长史王诞办理；从那以后直到接受天命，表章、策书、文诰，全都是刘亮所撰。滕演，字彦将，是南阳西鄂人，官至黄门郎、秘书监。义熙八年去世。义熙二年，刘亮转任尚书仆射，中书令、太子詹事仍照旧。第二年，高祖患病，和徐羡之、谢晦一起接受遗命，赐给班剑二十人。少帝即位后，傅亮晋升为中书监、尚书令。景平二年，兼任护军将军。少帝被废后，傅亮率行台官员到江陵迎接太祖。到达后，在江陵城南设置行宫门，题名为“大司马门”。傅亮率行台百官到门前拜上表章，威仪礼容十分盛大。太祖将要下船时，召见傅亮，哭得极其悲痛，哀伤感染了左右侍从。随后他询问刘义真和少帝被杀、被废的前后经过，悲号呜咽，身边侍从都不敢抬头看。傅亮汗流浃背，无法回答。于是他向到彦之、王华等人吐露心腹，深相结纳。太祖登基后，加授傅亮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原有官职全都保留。司空府的文武属官随即改为左光禄府属官。又晋封始兴郡公，食邑四千户；傅亮坚决推辞晋封。元嘉三年，太祖想杀傅亮，先召他入宫相见；宫省内有人秘密通知了傅亮，他便以嫂子病重为理由，请求暂时回家。又派信使通知徐羡之，随后乘车出城，骑马奔向兄长傅迪的墓地。屯骑校尉郭泓将他逮捕交给廷尉，傅亮伏法被杀，时年五十三岁。起初他到达广莫门时，太祖派中书舍人把诏书给他看，并对他说：“看在你在江陵时的忠诚，应当使你的几个儿子平安。”当初，傅亮见世道险恶，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演慎》，说：

译《大道》有这样的话：“谨慎地对待事情的终结，像开始时一样慎重，就不会有失败的事情。”《易经》说：“扎紧袋口，就没有灾祸。”这是说谨慎便不会受害。又说：“把东西垫在茅草上，哪里会有灾祸呢？”这是谨慎到了极点。周文王小心谨慎，《大雅》歌咏他的许多福分；仲由喜好勇力，徒步涉水过河，留下了冯河的苦谏。《虞书》记载谨慎修身的美誉，周庙把这句话铭刻在台阶和座位旁边。由此说来，用来保全自身、成全德行的方法，难道还有比谨慎更重要的吗？四时之道都崇尚谦逊，天、地、人三才都忌讳自满；祥瑞聚集在空虚的屋舍，鬼神窥伺高大的屋宅；高大的房屋会有家道衰败的灾祸，列鼎而食的人也没有百年不衰的尊贵。然而，放纵欲望、只求生活优厚的人，往往忽视这些而不加戒备；只知进取而忘记退让的人，竟没有受到惩戒。前面的车已经翻倒，后面的车驾却还不停下；在危险处境中冒险求取安稳，行走险路而侥幸求生，于是便有跌落、倾覆、灭亡的灾祸，以及残害生命、夭折寿命的祸端。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流连沉溺而忘记回头，把自身看得比外物还轻。所以古代的君子，把声名和爵禄看得如同香饵一般，因而危险倾覆不能波及自身；想到忧患并预先防备，那么即使针石也没有用处。洪水在涓涓细流时就加以堵塞，合抱粗的大树在细小的萌芽时就可以折断；一发现苗头便立即以此为准则，看到危险的征兆就马上行动，像高飞的鸟一样因风远去，看到甜美的酒便丢下官印。这难道只是等到弊端显露以后才谋求解决，祸患形成以后才考虑挽救吗？所以《诗经》说：“谨慎遵守你的法度，用来戒备意外的祸患。”说的是在祸患萌芽时加以防范。单营求内在修养，便会丧失外在功业；只治理外部事务，便会失去内在根本。齐、秦都有只守一端而失败的教训，偏执依恃一方面，便没有兼济天下的功绩；应当使冰炭般相反的事物在胸中调和，使像岩墙压迫那样的危险远离身体。这样，形体和精神就能一同保全，外表与内心安宁统一，魂魄在内澄明，百骸在外坚固，邪气不能侵袭，忧患不能及身，这样才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境界、说尽了道理。嵇康以刚强的心志仰慕古人，断绝羁绊、独自放任，五种祸患的根源既已拔除，立身处世的道路也没有牵累，人的祸患几乎已经全都消除了。只是他在钟、吕之事上忽视防备，在禹、汤之事上放肆议论，灾祸的机关从细微之处发动，逸出的飞鸟刚要展翅便被射伤。看他写信给好友，把美味比作甘美的毒酒；[原文此处有八个缺字]他惧怕祸患，就像没有缰绳却驾着奔马；他谨慎防祸，就像踩着薄冰走路、面对深谷一样。有的人抖擞粗布衣服，登高隐居，独自远行；有的人守持俭约而拒绝丰厚待遇，安于卑下的职位。所以庄子居漆园而拒绝楚国征召，是因为忌惮成为供祭祀的龟和牲畜；商山四皓远避尘世，是害怕乘坐驷马高车。晏婴辞去封邑，是以崔杼、庆封为鉴戒；张湛临近满盈便自我收敛，是以桑弘羊、霍光为明显的警戒。君子如果考察这两条道路，那么贤明与鄙陋的区别就已经清楚，保全与丧失的实际结果也更加显明。难的不是知道道理，难的是谨慎；谨慎，是言语和行为的枢纽啊！拿着地图挥刀割取，愚夫都不会这样做；站在深渊边、登上陡峭高处，没有人不战战兢兢。为什么呢？因为祸害交集在身，所以思虑深重；祸患迫近，所以恐惧深切。因此《诗经》说：“不敢空手打虎，不敢徒步过河。”说的就是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所以厨师给文惠君宰牛时，经过筋骨交错的地方，便惊惧地提高警惕；差错只在毫厘之间，后果尚且如此。何况触犯祸害、遭遇祸机，自己投入死亡之地呢？祸福的征兆，内在充满、外在显露；翻越邛僰的九折险路，驾船渡过吕梁的急流，倾覆往往在片刻之间形成，到那时即使悲叹性命，也没有人能够救援。唉！唉！所以俗话说：“如果确实能够谨慎，这是福气的根本。”又说：“有什么关系呢？”这正是祸患的门户。总之，说的只是谨慎罢了。刘亮原是平民儒生，侥幸遇到机会，后来居于宰辅之位，又兼掌重大权力。少帝失德，刘亮内心忧虑恐惧，作《感物赋》来寄托心意。赋文如下：我在晚秋时节，入宫任职，夜色清明，公务稍有空闲，便放眼游览艺文之苑。当时风霜刚开始警告万物，蛰伏的虫类还很多，飞蛾振翅飞翔，轻盈地满室飞舞，扑向窗帘、聚集在明亮烛火旁的，最终都以烧焦熄灭而告终。它们虽然是微小的生物，却使有怜悯之心的人久久不能忘怀。我退而想到庄子所说异鹊的故事，和那些飞蛾一样迷惑而忘记回头鉴戒的道理；这正是古代先师鄙弃小聪明的原因，也是齐国客卿用来诘难“日论”的道理。心中惆怅有所感怀，因感物而引发思考，于是作赋如下。在秋季万物成熟的晚时，我恭敬地在宫禁之中奉行皇帝的命令。听着前廊下蟋蟀的鸣声，借明亮的月光照见房屋的窗棂。秋风萧瑟，吹过帷幔；白霜皑皑，覆盖着墙壁。怜惜鸣蝉应合时令，惋惜落日仍怀向东而去之意。感叹劳苦之人的感触聚集于此，为什么漫长的夜晚使忧虑充满心中？我悠远地思念古今，仿佛循环往复没有终点。吟咏倚相留下的法则，仰慕董生所达到的融通境界。钻研灯下的典籍，散开书卷，温习圣贤哲人的遗留。古代典籍深远幽杳，难以穷尽；九流诸家纷纷，各自形成不同的学派。领会《诗经》三百篇归于无邪的旨趣，贯通《道德经》五千言所具有的宗旨。考察前代史书中的旧闻，探访世事盛衰中人的内心行迹。难道夷险通塞只是命运所定，还是保全与丧失取决于自身？游览文翰之林的灿烂篇章，赞美优秀文士的精巧手笔。文辞保存华美而去除鄙俗，旨意既高雅又通达。虽然学术源流深广浩大，姑且总括其大要，以启发蒙昧。细小的飞蚋轻轻飞动，纤小的苍蝇飘飘飞舞，沿着帷幔寻找缝隙，望见火焰便想要靠近。它们耗尽兰膏般的灯油却不悔悟，扑向明亮的烛火也没有受到惩戒。它们看见前车已经倾覆，却忘记让后车改道。并不是因为微小的虫物值得哀悼，而是我因长久思念而惆怅，抚胸叹息。人的道义之所以可贵，在于可以与天地并列，和神灵相比。人禀受清明旷达之气而生，修养中正之道而作为常法。应当在内心谋虑中照察安危，在事物尚未显形时洞察细微征兆。有的人追逐末节而舍弃根本，有的人沉溺欲望而忘记生命。为了微小的爵位而毁掉随侯珠，舍弃最为贵重的东西去求取轻微的利益。何况连昆虫都不明白的道理，即使有智慧的人也还可能受到牵累。庄子所说雕陵栗园的故事，正说明人几乎会因辨识混浊而迷失清明。仰望前代贤人的美好轨迹，知道自己的行为还不能与他们并列。即使宋元君之外的占卜，也哪里在于我能够完全明白呢？难道只是知道回头罢了？我叹息着放下笔，因而更加增添感情。当初，我奉迎皇帝车驾，途中作诗三首，其中一篇有悔恨和恐惧的言辞，说：“早晨从皇邑出发，有人迎接我，为我祭祖并送我上船。饯别时不用财帛，赠送的话语贵重如美玉。知道适可而止，是道路上可贵的品德；心怀禄位，是道义所责怪的事情。四匹马疲倦于漫长道路，您的缰绳可以收住了。张良、邴吉结伴在清晨上路，疏广、疏受、董仲舒等到了傍晚才停下车驾。东方已升起的太阳确实已经西斜，西边的日影也不会停留。性命哪里可以谋划安排？我怀着这些话，作为前代贤人的准则。铺开衣襟铭记深厚的教诲，束好衣带佩戴美好的谋略。迷恋宠幸并非我的志向，深厚的恩德实在还没有报答。抚视自身，惭愧衰老疲惫；反省三次，惭愧爵位虚浮。光明普照蓬草艾草，万物都共同遵循正道。忠诚的诫告难道还需要别人教导吗？我以《式微》之意发出直率的歌咏。”刘亮自知将要倾覆，却没有理由请求退职，于是又作《辛有赞》《穆生赞》《董仲道赞》，称赞他们能够察见细微征兆的美德。长子滕演，任秘书郎，死在刘亮之前。滕演的弟弟滕悝、滕湛逃亡。滕湛的弟弟滕都，被迁徙到建安郡；世祖孝建年间，他们一同返回京师。

译檀道济是高平金乡人，左将军檀韶的幼弟。年幼时父母双亡，居丧完全遵守礼制。他侍奉姐姐、敬事兄长，以和善谨慎而获得称誉。高祖起兵创立义军时，檀道济跟随他进入京城，参与高祖建武军的军事事务，转任征西将军属官。讨伐平定鲁山，擒获桓振，授任辅国参军、南阳太守。凭借建立义军的功勋，封为吴兴县五等侯。卢循发动叛乱，群盗相继起兵，郭寄生等聚众在唐地作乱，任命檀道济为扬武将军、天门太守前去讨平。又跟随刘道规讨伐柏谦、荀林等人，激励文武将士，亲自冲在士卒前面，所到之处都击溃敌军。徐道覆来逼近时，刘道规亲自出兵迎战，檀道济的战功最多。升任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又任太尉参军，授中书侍郎，转任宁朔将军，参与太尉的军事事务。凭借前后功劳，封为作唐县男，食邑四百户。补任太尉主簿、咨议参军。豫章公世子任征虏将军镇守京口时，檀道济任司马、临淮太守。又任世子西中郎司马、梁国内史。再次任世子征虏将军司马，加授冠军将军。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任命檀道济为前锋，从淮水、肥水出兵，所到之处各城守军听到声势便投降。进军攻克许昌，俘获伪宁朔将军、颍川太守姚坦以及大将杨业。到达成皋时，伪兖州刺史韦华投降。直进洛阳，伪平南将军、陈留公姚洸归顺。总共攻取城池、攻破营垒，俘虏四千多人。议论的人认为应当把他们全部杀掉，筑成京观。檀道济说：“讨伐有罪之人、慰问百姓，正应该在今天实行。”于是把他们全部释放遣返。因此戎狄各族受到感动而喜悦，率领众人归附的非常多。进军占据潼关，与各路军队共同击败姚绍。长安平定后，任命檀道济为征虏将军、琅邪内史。世子将镇守江陵，又任命檀道济为西中郎司马、持节、南蛮校尉。又加授征虏将军。升任宋国侍中，兼任世子中庶子、兖州大中正。高祖接受天命即帝位后，转任护军，加授散骑常侍，兼管石头城戍守事务。允许他直接进入殿省。凭借辅佐建国的功劳，改封永修县公，食邑二千户。调任丹阳尹，护军一职仍照旧。高祖患病，赐给班剑二十人。檀道济出京督察南徐州、兖州以北的江北地区以及淮南各郡的军事，任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景平元年，魏虏把青州刺史竺夔围困在东阳城，竺夔告急。加授檀道济使持节、监征讨诸军事，与王仲德援救东阳。还没赶到，魏虏烧毁营寨和攻城器械逃走了。檀道济准备追击，但城中没有粮食，于是打开粮窖取出陈粮；粮窖深达数丈，把粮食取出加工成米，已经过了两夜。魏虏已经逃远，不能再追，于是停止追击。回军镇守广陵。徐羡之将要废黜庐陵王刘义真，把这件事告诉檀道济；檀道济心意不同，多次陈说不可行，却没有被采纳。徐羡之等人谋划废立，暗示檀道济入朝；檀道济到达后，他们把谋划告诉了他。将要废黜刘义真的那天夜里，檀道济进入领军府，和谢晦同宿。谢晦当晚惊惧不安，不能入睡；檀道济一躺下便睡得很熟，谢晦因此佩服他。太祖还没有到，檀道济入朝守卫朝堂。太祖即位后，檀道济进号征北将军，加授散骑常侍，赐给鼓吹一部。进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户。檀道济坚决推辞进封。又增加督察青州、徐州所属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五郡诸军事的职权。等到讨伐谢晦时，檀道济率军接续到彦之到达。到彦之作战失败，退守隐圻，恰逢檀道济到来。谢晦原本以为檀道济会和徐羡之等人一起被诛杀，忽然听说檀道济前来归附，军心惊惧，于是没有交战便自行溃散。事情平定后，檀道济升任都督江州所属江夏、豫州所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持节、散骑常侍等职仍照旧；增加食邑一千户。元嘉八年，到彦之讨伐北魏，已经平定黄河以南地区，不久又失去这些地方；金墉、虎牢也都失陷，魏虏逼近滑台。加授檀道济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军北伐。军队到达东平寿张县，正遇到魏虏安平公乙旃眷。檀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力进攻，大败魏军。转战到高梁亭，魏虏宁南将军、济州刺史寿昌公悉颊库结前后夹击邀战，檀道济分派段宏以及台队主沈虔之等率奇兵攻击，当即斩杀悉颊库结。檀道济进军到济水边，连续作战二十多天，前后交战数十次，魏军兵力强盛，于是攻陷滑台。檀道济在历城保全军队而返。进位司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刺史等职都照旧。回军镇守寻阳。檀道济在前朝建立功勋，威望和声名极重；他的亲信心腹都经历过百战，几个儿子又有才气，朝廷对他既疑忌又畏惧。太祖多年卧病，屡次病危，彭城王刘义康担心皇帝驾崩后，檀道济将无法再加以控制。元嘉十二年，皇上病重，恰逢魏虏成为边境寇患，便召檀道济入朝。檀道济到达后，皇上的病情稍有好转。十三年春，准备派檀道济回镇，他已经登船，恰逢皇上病情发作，便召他入宫举行祖道饯行礼，随后将他收捕交给廷尉。诏书说：“檀道济凭借时运侥幸得进，过去承受恩宠，恩遇优厚，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他竟不感念并佩戴这特殊的待遇，思考报答万分之一的恩德，反而暗怀有二心，长期以来就像踩着薄霜一样逐渐走向危险。元嘉以来，对他的猜疑和隔阻越来越深，他不义不亲的心思、结交下属欺罔君上的事情，早已暴露于百姓耳目，远近皆知。谢灵运心怀凶恶、言辞丑陋，不臣之心十分明显；他接纳邪说，常常彼此包庇隐瞒。又暗中散发金钱财货，招诱强悍狡猾之徒，逃亡之人纷纷投奔，人数日益繁多，日夜窥伺机会，希望得到非分之事。镇军将军王仲德往年入朝时，多次陈说这些情况。我因为他身居台铉高位，预先列于河岳重臣之中，便多方弥缝、宽容养护，希望他或许能够改过。然而他长久作恶而不悔改，凶恶邪慝终于交相汇集，趁我卧病之际，图谋放纵祸心。前南蛮行参军庞延祖完全了解他们的奸恶情状，秘密上奏报告。君臣、父子之间不容有谋害之心，对这种罪行不能赦免。何况罪过祸衅深重，竟严重到这种地步。立即可以将檀道济收捕交给廷尉，严肃地依法处刑。事情只追究首恶，其余人一概不问。”于是收捕檀道济以及他的儿子给事黄门侍郎檀植、司徒从事中郎檀粲、太子舍人檀隰、征北主簿檀承伯、秘书郎檀遵等八人，一同在廷尉处被杀。又收捕司空参军薛彤，交给建康依法处死。又派尚书库部郎顾仲文、建武将军茅亨到寻阳，收捕檀道济的儿子檀夷、檀邕、檀演以及司空参军高进之，将他们杀死。薛彤、高进之都是檀道济的心腹，有勇力，当时人们把他们比作张飞、关羽。当初，檀道济被捕时，摘下头巾扔在地上说：“竟然又毁掉了你的万里长城！”檀邕的儿子檀孺于是得到赦免，世祖在位时，任奉朝请。

译史臣说：有人弹去帽上的尘土走出乡里，系上印绶登上朝廷；道路平坦时可以施展抱负，命运艰难时却行走在险路上。因此古人对于出仕还是退隐犹豫徘徊，在面临岔路时内心交战。像他们这样身负重任、恩情又系于君主，即使重新据守鼎位、承接宝剑，也能悠然处之，不把生死存亡放在心上。当两位公卿在西殿接受皇帝的言辞，跪下承受顾命托付时，假如死后还能再活一次，他们本来就会把赴汤蹈火作为约定。等到遇上权力已经确定的时机，身处足以震动君主的地位，刚想要排除压制后患、抵御遮蔽自身的灾祸，使桐宫不至于有仓促逼迫之痛，使淮王不遭受中雾之疾。假如把社稷看作存亡大事，那么道义就不会仅仅如此。但彭城王没有燕剌王那样的罪衅，却遭遇了楚英王被杀的结局。假如让其中一个兄弟延续下去，也还不知道最终会落到什么结果。谢晦说不把贼人留给君主和父亲，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列传第四　谢晦 谢晦，字宣明，是陈郡阳夏人。祖父谢朗，任东阳太守。父亲谢重，任会稽王司马道子的骠骑长史。兄长谢绚，任高祖镇军长史，早年去世。谢晦起初任孟昶建威府中兵参军。孟昶死后，高祖问刘穆之：“孟昶的属官中，谁能够进入我的府中任职？”刘穆之举荐谢晦，高祖立即任命他为太尉参军。高祖曾经审讯囚犯，那天早晨刑狱参军生病，便让谢晦代替他；谢晦在车中看了一遍审讯文书，催促之下便立即作出处理。相府事务很多，刑狱案件繁多堆积，谢晦随着询问应答辩析，从来没有差错。高祖认为他很奇异，当天便署任他为刑狱贼曹，转任豫州治中从事。义熙八年，实行土断，整顿侨居流寓的郡县户籍，派谢晦分别审定扬州、豫州的民户，以公平准确著称。入朝任太尉主簿，跟随征讨司马休之。当时徐逵之战败被杀，高祖大怒，准备亲自披甲登岸；各位将领劝阻，他不听，怒气更加猛烈。谢晦上前抱住高祖，高祖说：“我要杀了你！”谢晦说：“天下可以没有谢晦，却不能没有您；谢晦死又有什么关系！”正好胡籓已经登岸，贼军退走，高祖这才停止。谢晦风度仪表很美，善于谈笑，眉目清楚，鬓发黑亮如漆。他广泛涉猎文章义理，明朗丰富而且通达多方面学问，高祖非常喜爱赏识他，群臣都比不上。跟随高祖征讨关中、洛阳时，内外重要职务全都交给他。刘穆之派使者陈述事情，谢晦常常提出不同意见，刘穆之生气地说：“您以后还会回来吗？”高祖想任谢晦为从事中郎，便询问刘穆之，刘穆之坚决执意不答应。直到刘穆之一生结束，谢晦也没有升迁。刘穆之的死讯传来，高祖哭得非常悲痛。当时谢晦正在值班，听到后十分高兴，亲自进入内阁询问、核实刘穆之去世的消息。当天任命文书下达，谢晦转任从事中郎。宋台刚建立时，谢晦任右卫将军，不久加授侍中。高祖接受天命，在石头筑坛，备好法驾进入宫中。谢晦率游军负责警备，升任中领军，侍中仍旧。因辅佐建立帝业的功劳，封武昌县公，食邑二千户。元嘉二年，他因执行玺封时把镇西司马、南郡太守王华封为大封，而误把北海太守谢球也封入，朝廷发版书免去他的侍中职务。不久转任领军将军、散骑常侍，按照晋代羊祜任中军的旧例，入宫直宿，统领宿卫。三月，高祖患病，赐班剑二十人，他与徐羡之、傅亮、檀道济一同侍奉医药。少帝即位后，加任领中书令，与徐羡之、傅亮共同辅理朝政。少帝被废后，司空徐羡之掌管诏令，任命谢晦为行都督荆州、湘州、雍州、益州、宁州、南秦州、北秦州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兼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想让他在外镇守以作援助；又担心太祖到达后另行任用他人，所以仓促授予这一职位。精锐士兵和旧将全都配给他，武器、军械和军需物资十分充足。太祖即位后，加授使持节，按原有品位任命。谢晦担心不能离京，十分忧虑惶恐；到从新亭出发时，回头望着石头城，高兴地说：“现在终于能够脱身了。” 不久，进号卫将军，加授散骑常侍，进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户；他坚决推辞进封。又赐给鼓吹一部。起初任荆州刺史时，他很有自负的神色。将要赴任时，去向从叔、光禄大夫谢澹辞别。谢澹问他的年龄，他回答：“三十五岁。”谢澹笑道：“从前荀中郎二十七岁就任北府都督，你和他相比，已经老了。”谢晦面露惭愧之色。到了江陵，他极力结交侍中王华，希望借此免除灾祸。他的两个女儿应当分别嫁给彭城王刘义康和新野侯刘义宾。元嘉二年，他派妻子曹氏和长子谢世休送女儿回京城。此前景平年间，索虏入侵，河南沦陷。到这时，太祖想诛杀徐羡之等人，同时讨伐谢晦。朝廷声称要北伐，又说要拜谒京陵，于是整治行装、准备船舰。傅亮写信给谢晦说：“暂且讨伐黄河以北，事情还没有结束，朝廷内外忧虑此事，感到忧惧的人很多。”又说：“朝中官员多有劝阻北征的，皇上将派外监万幼宗前往征询意见。”当时朝廷的安排不同寻常，朝廷的谋划已经泄露了不少。元嘉三年正月，谢晦的弟弟、黄门侍郎谢爵派使者驰告谢晦，谢晦仍认为事情不是这样，召来咨议参军何承天，把傅亮的信给他看，说：“估计万幼宗一两天内一定会到。傅公担心我喜欢惹事，所以先派这封信来。”何承天说：“外面所听到的消息，都说西征已经决定，万幼宗哪里还有奉诏前来的道理？” 谢晦还认为这是虚妄之言，让何承天预先拟好答诏的启草，说讨伐索虏应当等到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惠收到寻阳人的书信，说：“朝廷将有重大的处分，这件事已经确定了。”于是让辅国府中兵参军乐冏封好书信给谢晦看。谢晦又对何承天说：“万幼宗还没有到，如果再过两三天仍没有消息，难道就是不再来了？”何承天回答：“诏使本来就没有来这里的道理；像程道惠所说的那样，事情已经判定了，哪里还容得再怀疑？” 谢晦想烧掉南蛮府的兵籍，率领现有兵力决战。士人多劝他发兵，于是竖起军旗，宣布戒严。他对司马庾登之说：“现在应当自行下令，我想委屈你带三千人守城，防备刘粹。”庾登之说：“下官的父母年老在京城，平素又没有统率军队的经历，反复考虑，不敢接受这个命令。”谢晦仍问各位属官：“三千战士，足以守城吗？”南蛮司马周超回答：“不只是足以守城，如果有外敌，还可以建立功勋。”庾登之于是说：“周超一定能办到，下官请求解除司马、南郡太守职务，把这些职务授给他。”谢晦当即在座中任命周超为司马、建威将军、南义阳太守，改任庾登之为长史，南郡太守一职仍照旧。太祖诛杀徐羡之等人以及其子、刚任命为秘书郎的谢世休，逮捕了谢爵、谢爵的儿子谢世平、兄长的儿子、著作佐郎谢绍等人。乐冏又派使者告诉谢晦：“徐公、傅公以及谢爵等人都已经被诛杀。”谢晦先为徐羡之、傅亮的死表示哀悼，接着才发出子弟遇害的凶讯。随后亲自走出射堂，穿上军装。他多次跟随高祖征讨，完全了解军事谋略；到这时指挥调度、安排军务，无不恰当周详。两三天之内，四面八方的人纷纷投奔聚集，得到精兵三万人。于是奉上表章说：

译臣因幸运的际遇，蒙受武皇帝非同寻常的恩宠；对外参与政事，对内谋划帷幄，治理艰难险阻，辅佐赞助王业，参与辅佐先帝受命的功勋，承受分封河山的赏赐。到先帝身体不适时，臣宣扬传达先帝的遗命；臣与故司徒徐羡之、左光禄大夫傅亮、征北将军檀道济等人一同登上御床，跪着接受遗诏，承接先帝的遗言，受托处理后事。臣虽然平庸浅薄，但感念恩德而自我激励，送先帝归葬、侍奉当今，忠诚贯通幽明。及至营阳王失德，自行断绝宗庙，朝廷内外危急，忧患将要造成灾祸；臣等忠诚谋划相互契合，舍弃自身、以国事为重，扶助圣明的新朝，更新皇帝的基业。陛下乘驿传顺流而来，竟没有丝毫疑虑；临朝处理政务勤勉周到，并加封臣等爵位。这说明臣等的一片赤心已经明白呈现在上天的鉴察之下，远近万国都已经了解圣上的旨意。假如臣等想要专擅权力而不顾国家法典，当初就应当扶翼幼主，背弃天日，哪里还会空置馆舍七十天，仰望陛下的鸾旗呢？所以庐陵王在营阳王时期屡遭猜忌嫌弃，积累怨恨而触犯君上，自己招致非命。上天把福祚赐给明德之人，恰逢昌盛的时运；如果不废黜失德者，又凭什么使国家兴盛？成全他人的美德，是《春秋》所推崇的大义；在清净的馆舍中拥立皇帝，是臣节所应担当的职责。耿弇不把贼寇留给君父，臣又有什么对不起宋室的地方呢？何况祸衅由兄弟内斗而结成，灾祸因畏惧逼迫而酿成，天下人的耳目，难道可以这样诬蔑吗！臣有愧担任藩镇职务，因此竭尽诚心而不懈怠，政务无论大小，都一定先上奏报告。臣整治各部蛮族，使境内清平；把弟弟、侄子分别留在京城，侍奉殿省。陛下继承先帝遗志，又用婚姻来加强关系，臣家年幼的孩子也蒙受召见，女儿出嫁、儿子入朝，全家相送。侍奉君主的道义，到此已经尽到了。徐羡之总领百官，辅佐三代皇帝；年老请求退职，多次上表，皇帝用优厚诏旨反复挽留，却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傅亮掌管尚书台，负责传达诏令，早晚恭谨勤勉，一心守持善道，至死不改。这些人都是皇宋的宗臣、社稷的镇卫，却被谗人倾覆，妄自制造国家的祸衅，皇威震怒，施加极刑，并牵连臣的家门，使臣的家属也遭受杀戮。虽然还不知道臣檀道济的生死，按道理和事实推断，也不可能独自幸存。先帝顾命托付的元老、辅佐新君的人，被奸佞邪恶之徒杀害；忠贞无私的辅弼，也不能免于灭族的刑罚。陛下年纪尚轻，刚开始处理万机，百姓的真情和伪饰还不能全部明察。王弘兄弟轻浮急躁、昧于进取；王华猜忌残忍，图谋操弄威权，先除掉执政大臣，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天下人无论知情或不知情，谁能不为此痛心愤恨呢？臣等侍奉先帝，已经将近二十年，小心谨慎，没有一点过错，刚刚还在为先帝效力，却遭受这样的罪祸。如果不是先帝误于识人，就是陛下没有察知臣等的愚诚。臣去年年末使者返回时，收到朝廷官员和殿省诸将的书信，都说嫌隙已经形成，今天的事情必然发生。臣推诚相待，仰望陛下，从来没有二心，却没有料到奸邪暗中构成祸患，正理难以凭恃，忠贤陨落朝廷，愚臣又遭袭击；到彦之、萧欣等人正在附近道路上。过去白公胜声称作乱，梁国诸人戴着甲胄；恶人处在朝廷，赵鞅便入朝讨伐。臣与国家休戚相关，分掌陕东，难道能见国家倾覆而不扶持，以辜负先帝遗命吗？臣擅自率领将士，修治船舰和铠甲，等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便挥袖出击、讨伐他们。假如上天保佑大宋，世代长久，义军能够振作，在江中清除叛乱，那么臣就应当乘船东下，杀掉这三个罪魁，伸张冤屈和耻辱，向宫阙谢罪；即使伏在铡刀下、赴汤镬而死，心中也没有遗憾。希望陛下远远追念永初年间的托付，近来记住元嘉年间奉戴陛下的忠诚，那么微臣的一片赤诚，仍然可以得到察知。面对这篇表章，臣哽咽激愤，言辞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太祖当时已经宣布戒严，各路军队相继出发。尚书发给荆州的文书说：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逆顺自有其定数；天道虽然幽微，却如影随形，人事可以从前人的成败中得到鉴戒。从来没有履行正义却福禄不能延续、跟从邪恶却灾祸不降临的道理。因此，有智谋的人审察失败的原因来建立功业，守正的臣子在危难面前保全节操。徐羡之、傅亮、谢晦安忍心毒杀君主，得罪于上天，达到名教所不能容忍的极点，也是政刑所应惩处的罪行，罪名早已传布天下，并写入圣诏。徐羡之父子、傅亮以及谢晦的儿子，在雷霆诛戮开始时，都立即受到大刑。为王室报仇，抒发义士的愤恨，国家法典得以澄清，人与神都感到欣慰。三姓同罪，既然已经擒获其中两姓，谢晦的家属又都被拘押在狱中；只要是幽明共同怨恨的，孤立的根基很容易拔除。以顺讨逆，即使势力深厚，也一定会崩溃。然而临死反抗的事难以预料，野兽困窘时还会噬人，所以整顿军队，以作过度防备。京城的军队和天下聚集而来的兵马，士卒训练有素，兵器精良，声势浩大，震动四方。使持节、中领军、佷山县开国侯到彦之率领羽林军中精选的勇猛士卒二万人，彩云般的旌旗走在前面，彩绸装饰的铠甲照耀江面。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兖州的江北、淮南、青州、徐州的淮阳、下邳、琅邪、东莞七郡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檀道济统率精锐武卒三万人，戈船遮蔽江面，连夜接连出发，千帆一起扬起，万桨迅速前进。散骑常侍、骁骑将军段宏率铁骑二千人，像风驰电击一样，从竟陵步行进军，直达鄢郢。又命征虏将军、雍州刺史刘粹统领河阴的军队，冲击谢晦的巢穴。湘州刺史张邵率领湘川军队，直取要害。巴、蜀军队扼守荆门险要，秦、梁军队截断丹圻道路，像云一样的罗网从四面合拢，使逃跑和藏伏都没有道路。然后皇帝乘舆整装出发，六军像大鹏一样飞行，警跸部队在前开道，五牛旗整齐飘扬。即使有英布那样的气势、彭宠那样的资望，登城防守也没有名分，接受兵器的又有谁能抵御呢？何况西土百姓都沐浴皇恩，东吴将士又怀念故土，必定不会自陷于罪人的党羽，横遭这场叛乱灭亡之役。列阵则如鱼群溃散，困守城池则如鸟群飞散，形势本来就是如此。圣上殷切地表示哀怜，认为罪过在谢晦，士民有什么罪呢？因此暂且分出一支前锋军队，宣布朝廷旨意。文书到达后，你们立即共同把谢晦本人擒获，用轻船护送来京。如果他已经猖狂反抗，先前被阻挡而不能行动，也应当立即转身背弃叛乱，率领部众归顺朝廷。近来大刑施加之后，皇恩广大而普遍施及；傅亮的三个儿子特别蒙受保全，谢晦的同胞兄弟以下以及徐羡之的各位侄子，都没有受到牵连。何况谢晦府州中的文武官员，都列于王臣之职，承受国家的荣誉和任用；身虽在外，心却向着北极星所象征的皇帝。转祸贵在迅速，错过时机就会凶险；等到王师逼近郊外、雷霆般的军队一齐到来，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译当时益州刺史萧摹之、巴西太守刘道产被征召回京，刚到江陵，谢晦便把他们一并拘押，没收其财物，用来充作军资。竟陵内史殷道鸾还没有到任，谢晦任命他为咨议参军。任命弟弟谢遁为冠军将军、竟陵内史，负责总管留守事务；任命兄长的儿子谢世猷为建威将军、南平太守。如果刘粹到来而周超能够击败他，就任命周超为龙骧将军、雍州刺史。谢晦率领两万人，从江陵出发，船舰排列在江津到破冢之间，旌旗相互辉映，遮蔽了日光。谢晦于是叹息说：“可惜不能把这支军队作为勤王之师！”他自己兼任湘州刺史，任命张邵为辅国将军，张邵不接受任命。谢晦发布檄文给京城说：王室多次发生变故，祸患接连到来。营阳王失德，自行断绝宗庙。庐陵王构成兄弟争斗有其根由，又屡遭猜忌嫌弃，而且居丧时失礼，这些都是远近所共同知晓的；他积累怨恨而触犯君上，自己招致非正常的死亡。群臣离开职位，于是拥立圣明之主；但叛乱尚未平定，责任有所归属。车骑大将军王弘、侍中王昙首，错误地蒙受当时的宠爱，窃据权要职位。王弘在永初初年确实承受了非同寻常的恩遇；到了元嘉年间的禅让，他自认为所受任用和待遇浅薄，对上诬陷先皇托付真诚之意，对下助长嫌隙和争论异同的端绪。王昙首过去奉使下行，皇上询问当今皇帝的起居情况，他不能光大宣扬皇帝的美德，使朝廷听闻，言语多有诬陷，所以不再一一说明。王华是贼乱灭亡之后，在论功行赏时被擢升的人；先帝曾多次召见询问他，希望他有一处可取之处，但王华性情凶狠多疑，残忍加害了许多人。从前他放纵部下进入城中，借口有病推辞职事，这些都是京城士民共同听闻的。他把自己的奏启和皇帝亲笔答复拿给宗叔谢献看，又命人宣布给徐羡之、傅亮二公。等到周纠奉使下来时，又命人当面询问，说：“想亲自总揽政事，请求离任回京，并让昙首详细说明这个意思。”另外，道人惠观也说，外面有人告发王华和到彦之谋反，不能说没有这件事。城内的东军将领，在几天之内便准备持戈相对。王华说自己多次受到秋当的谗毁，常常不能安心。所有这些事情，难道会有这样忠诚而暗中相互契合的吗？他自称父亲死在道路旁，情形与常人不同，对外戒绝酒醴，却放纵自己在夜间饮酒。脸面羞惭而……凡是士人和百姓，谁不侧目而视？他又常常叹息说宰相一下子竟有好几个人，这是多么愤懑，想要总揽威权，完全不顾国家法典。保护皇家的人遭受屠戮之刑，效忠社稷的人却招致灭族之祸，士大夫们谁不慷慨激愤？于是他们假传、违背诏旨，派到彦之、萧欣之乘轻船前来袭击。当日监利县的县尉发布檄文，众军已经到达扬子。我虽然没有武略，却忝居藩镇之任；国家遭遇艰难，悲痛和愤怒一齐涌来。假如让小人得志，君子的正道消亡，那么众多百姓都会有死亡困苦的悲哀，苍生将深深害怕陷入横流。于是我召集整顿义军，修治船舰和铠甲，船舰首尾相接横贯江面，披甲战马遮蔽原野，勇猛的武士个个有百人的忠诚。现在派南蛮司马、宁远将军庾登之，统率参军事、建武将军、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将军昭弘宗，参军事、宣威将军王绍之等精锐一万人，作为前锋讨伐。南蛮参军、振武将军魏像统率参军事、宣威将军陈珍的勇猛士卒二千人；参军事、建威将军、新兴太守贺愔率披甲士卒三千人，接连取道进发。南蛮参军、振威将军郭卓率铁骑二千人，水军和步军一齐出动。大军三万人，连续不断，迅疾如电。行冠军将军、竟陵内史、河东太守谢遁，和建威将军、南平太守谢世猷，率骁勇士卒一万人，留守江陵。分别命参军、长宁太守窦应期率步骑五千人，直出义阳；司马、建威将军、行南义阳太守周超之，统率军司马、振武将军胡崇之的精悍部队一万人，向北出兵高阳；长兼行参军、宁远将军朱澹之率步骑五千人，向西出雁塞，共同讨伐刘粹，并一同进向襄阳。奇兵贵在迅速，应该对着日影一齐奋进。各位贤者都共同承受国家恩德，感情兼有义烈；现在正是有志之士忘却自身、义士建立功绩的时候，应当察见时机立即行动，望见风声就出发，不必等待劝勉。谢晦到达江口时，到彦之已经到了彭城洲。庾登之占据巴陵，畏惧怯懦，不敢前进。恰逢连日下大雨，参军刘和之说：“双方都同样遭遇下雨，檀征北很快就会到，东军正强大，只应迅速决战。”庾登之惊惶怯弱，让小将陈祐制作大袋子，装入几千斛茅草，悬挂在帆樯上，说可以用来焚烧敌舰；但使用火攻应当等到天晴，这样可以拖延作战日期。谢晦认为有道理，于是停止进军十五天。随后进攻彭城洲的萧欣，中兵参军孔延秀率三千人奋力进战，十分勇猛。萧欣在阵后拥盾自卫，又丢下军队退回船上，于是大败。孔延秀又进攻洲口的栅寨，将其攻陷，到彦之退守隐圻。谢晦又上表说：臣听说凶恶奸邪会败坏国家，前代已经形成祸患；谗佞小人扰乱朝廷，不同朝代遭受的祸害相同。所以赵高假传诏令逼迫皇帝，秦氏因此倾覆；董卓成为祸乱的阶梯，汉朝国运也因此覆亡。即使有圣明君王治理天下、光明普照，也不能使奸邪的滋长完全不发生，才会造成这样的祸害。奸臣王弘等人窃取操弄威权，制造祸乱，于是与弟弟王华在内外相互呼应，同恶相成，嫉妒加害忠贤，图谋非分的愿望。因此司徒徐羡之、左光禄大夫傅亮横遭残酷杀害，并牵连到臣的家门。虽然还不知道征北将军檀道济是生是死，也不可能唯独他幸免。于是萧欣、到彦之等人乘轻船前来袭击，奸诈虚伪竟严重到这种地步。徐羡之、傅亮，有的以素有德望的元老身份，与皇室结为姻亲；有的总领文武，位列三公；檀道济的职务是上将，负责守卫城池。他们都受到先朝的恩遇，是一代的栋梁。臣过去因时运而得到幸运，过分蒙受先帝的眷顾，对内参与政事，对外统领军旅，与徐羡之、傅亮等人一同受到先帝的礼遇和信任。既已开始谋划王业，协助成就大业，从创业开始直到禅让，臣的谋略虽然微薄，仍然被记录下来；又都蒙受丹书铁券的誓约，各自接受分封河山的赏赐，先帝想使我们与宋朝同盛衰，流传无穷。等到圣体不安、占卜没有吉兆时，先帝召臣等四人一同登上御床，接受顾命遗诏，把国家和家事托付给我们。臣仰承先帝遗命，俯身竭尽辅弼之力，忠贞之心若不能奏效，便以死相期。但营阳王背逆失德，自绝于上天；社稷的危难，正在于先帝的托付，如果不废黜他，又凭什么使国家兴盛？于是远取法殷、汉旧例，拥立圣明之德。

译陛下顺流乘驿传而来，没有听信张武的疑虑；进入馆舍便登上帝位，也没有等待宋昌的议论。这正是君臣相互信任、天人彼此契合，皇帝居九五之尊、光明临朝，教化遍及四海。徐羡之、傅亮在朝内辅佐皇帝的谋略，臣与檀道济在朝外分掌军政，天下之下，谁能说这不合宜？于是臣蒙受宠信任命，来到这里镇守一方，分留弟弟和侄子在京城侍奉台省。到任以来，前后已经三年，虽然身处远方，心却系念本朝；事情无论大小，行动都要上奏请示，八州政务没有一件擅自决定，尊奉皇上的心足以贯通幽明。陛下远远追述先帝旨意，又用婚姻来加强关系，长子谢世休再次蒙受召见，因此去年送女儿、遣儿子入京，全家一同南下，臣的赤诚如此，不知还有什么可惭愧的。然而凶恶狡诈之徒无端妄生祸衅，徐羡之在内被诛，臣在外遭到讨伐，回想反省诸般情由，实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过。上天高远，申诉也没有门路。王弘等人既蒙宠信任用，得以侍奉皇帝左右，自以为势力像狐鼠一样专横，所作所为可以遮蔽天听。又因为陛下年轻，刚开始处理政事，便想凭借恩宠和亲近关系凌驾他人，窥伺国家权力，亲自从旁掌握政务，图谋自行扩大势力；不除掉臣等，就不能独揽权力，所以互相结交谗邪之人，酿成这场祸乱的根源。又想到王弘等人所构成的罪名，应当以营阳王为借口，把庐陵王说成罪人。他们又以为臣等职位高、功劳相同，内外关系牢固。陛下相信他们表面上的厚道，忘记了他们邪曲的用心，三次来到御前陈说，难道不会暂时受到迷惑吗？臣私下反复考察，废黜昏君、拥立明主，事情并不是为了自己。庐陵王的事情不是由旁人造成的，而是宫廷内部积累了祸衅，对外施行了叔段那样的惩罚；既然有主谋主持此事，臣又参与了什么呢？然而庐陵王性情轻浮险恶，不能充分敬爱顺从兄长；武皇临终时也有口头遗诏。近来这件事虽由营阳王首先发动，实际上并不是国家的祸乱。至于徐羡之、傅亮等人，与臣关系密切，是内外的心腹，只想竭力保卫皇家，尽忠报主。假如臣等稍有想要掌握权力、而不是专心为国的念头，当初废黜营阳王时，陛下远在外地，武皇的儿子中还有年幼者，只要拥立他发布号令，谁敢反对？可是臣等却逆流行军三千里，空置馆舍三个月，恭敬迎接陛下车驾，以遵循周成王之道。这样的赤心，难道还不容易看清吗？况且臣等侍奉先朝十七年，一直身居显要职位，世人都称我们恭敬谨慎，没想到一旦之间竟招致这样的祸衅和惩罚。周公是大贤，尚且有流言诽谤；伯奇极其孝顺，也不能免于谗毁诉讼的灾祸。慈爱的父亲并非对仁爱的儿子没有感情，圣明的君主难道会有意加害忠贞之臣吗？奸邪构陷所造成的影响，力量足以撼动山岳，何况臣等精诚微薄，还希望能够求得信任吗？《诗经》不是说过：“谗人没有止境，交相扰乱四方国家。和乐平易的君子，不要相信谗言。”陛下亲自阅览典籍，考察是非，对于祸衅萌芽的征兆，应当深入察知。臣私下害怕王室小则有皇甫之患，大则有阎乐之祸，早晚忧虑不安，仿佛失去了头颈。周朝的正道逐渐衰微，桓公、文公尚且声称讨伐；君主身边的人扰乱国家，赵鞅便入朝诛除。何况如今凶祸滔天，皇位受到逼迫，台辅大臣遭到杀戮，封疆大吏倾覆陷没。臣才智比不上绛侯，但职责在于安定汉室；才德又有愧于博陆侯，却参与接受先帝遗命。国难已经深重，家门的痛苦也很切近。臣立即挑选部众、修治铠甲，军队驻扎在巴陵，萧欣惊惧窘迫，望风奔逃。臣虽然确实短浅低劣，但在国家危难时忘却自身；仰仗社稷神灵，俯下身激励义勇之气，将长驱直入、迅速扫荡，直入石头城，斩杀剪除元凶首恶，诛灭首要罪犯，祭吊徐羡之、傅亮二公的冤魂，抒发臣家遭祸的悲痛。然后把臣交给司寇处理，甘愿赴鼎镬受死；即使死去，也如同仍活着一样。臣恭敬地希望陛下的德行符合乾元之道，治国之道与玄妙的天道相称，明察这场凶祸毫无根据，察知忠贞辅弼自有根由；请重新施行如日月般的照耀，发出霜电般的威严，在宗庙朝廷诛杀四凶，在绛阙悬示三监，替两位台辅申明无罪，证明两位藩臣没有罪过。上告谢罪于祖宗，下昭示于百姓，只要派一名使者，赐下一封亲笔书信，臣便立即整顿部众、收旗回师，返回镇守原任。等候行军次序到达近路，不久再上表报告。起初，谢晦与徐羡之、傅亮谋划保全自身的办法：谢晦占据上游，檀道济镇守广陵，各自拥有强兵，用来控制朝廷；徐羡之、傅亮在朝中掌握权力，可以长期维持。等到太祖准备诛杀他们时，王华一党都说：“檀道济不可信任。”太祖说：“檀道济只是被胁迫而从众，本来不是侍奉先帝的人；杀害之事又与他无关。我召来询问他，他一定会与别人不同。”于是下诏让檀道济入朝，交给他军队，委托他向西讨伐。谢晦听说徐羡之等人已死，认为檀道济必定不能独自保全；等听说檀道济率军前来归顺朝廷，便惊惶恐惧，毫无办法。檀道济到达后，与到彦之的军队会合，牵引船舰沿岸而行。谢晦刚看见船不多，便轻视他们，没有立即出战。到了傍晚，借着风扬帆，船舰前后相连，西军受到阻隔，再没有战斗的意志。台军抵达忌置洲尾，排列船舰渡江，谢晦的大军一时溃散。谢晦连夜出逃，投奔巴陵，找到小船返回江陵。起初，雍州刺史刘粹派弟弟、竟陵太守刘道济和台军主沈敞之袭击江陵，到了沙桥，周超率一万多人迎战，大败刘道济等。不久谢晦战败的消息传来。谢晦到了江陵，没有别的安排，只是惭愧地向周超道歉。周超当夜舍弃军队，乘一叶小船到到彦之处投降。部众几乎全部散尽后，谢晦只得带着弟弟谢遁、兄长的儿子谢世基等七名骑兵向北逃走。谢遁肥胖健壮，不能骑马，谢晦常常等候他，因此行进不能迅速。到了安陆延头，被戍主光顺之擒获。光顺之是谢晦过去的属吏。谢晦被戴上囚车押送京城，途中作《悲人道》，诗文说：可悲啊，人世之道，实在艰难。哀叹人生道路多险，悲伤人生安稳太少。我们出自华美宗室的显贵后裔，本来就是清流，源远流长；在庭院中树立文德，在简陋门庭中确立操守、研习学问。应当承受积善留下的福佑，得到福禄延续。哪里料到小子凶恶放纵，实在是自己招来灾祸、造成过失。恰逢改朝换代的大运，遇到圣皇的一顾之恩。参与谋划创立大业，辅佐皇帝制定宏大的纲纪；出宫整治禁卫军务，入内在帷帐中参与议论。分得河山封爵的珪组，承继文武大臣的龟章；在西殿接受顾命，在御床前承受遗托。只是我懦弱无能、没有节操，实在一直把这些托付铭记不忘。承受先主隆厚的知遇，想要报答给后来的君王。忧虑先帝托付不能实现，害怕在生死之间留下惭愧；以为继承皇位的人能够继承事业，使前人的光辉更加显著。居丧期间还没有多久，便逾越礼法而沉溺荒淫。天下都因此丧失精气，社稷必然沦亡。何况我们这些以国家为重的人，实在没有片刻安居。借助亿万百姓的一致心志，必定能使极度昏暗转为光明。料想君主尊贵而百姓安宁，相信国运可以无穷无尽。国家已经危急却重新建立，家族已经衰败却又再次昌盛。幸而得到扶持顾命之功而转危为安，希望世道即将康宁。

译朝廷表彰功劳、分封爵位，恭敬地接受命令，镇守西方藩地。奏起箫管的嘈杂乐声，拥护朱旄，光彩赫奕。面对八方，作为镇守一方的重臣；文臣武将声势雄壮。勉励自己以薄弱之身施行政务，常常忙到日暮而忘记吃饭。哪里敢仰慕申甫那样的贤臣，只希望成为宋室的屏障和辅弼。刚刚任职三年，实际上周旋不满两次。哪里会想到内部竟有……，他们竟然裁断。痛惜辅佐皇帝的两位宰相，一同遭到诛杀而毫不宽贷；哀怜年幼的孩子也跟着遭祸，悲痛从心中发出，心中伤痛不已。荆州、汉水一带的贤士，以及文武官员和百姓，看到忠贞之心却不被彰明，看到道理受屈却无人申雪。众人都怀有义气、共同愤怒，全都拿起武器争相赶来。船舰浩浩荡荡，车骑接连不断。看到人心和睦、军队整齐，都说这样的军队谁能抵挡？希望为亡魂洗雪怨恨，使泾水、渭水恢复正常的伦理秩序。在江湾集合轻舟，把精锐敌军全部消灭；在白水整顿陆军，使敌寇连一辆车轮也不能逃回。士气因胜利而更加壮盛，军威既已严肃又更加振奋。可叹时运不与我相合，冒着风雨竟然超过十天。我谋划决战却没有成功，敌人接连逃跑，紧随其后的只见尘土飞扬。缺乏奇正相辅的智勇，却忽然遵循孟明视那样的做法。假如成败自有定数，难道还能怨天尤人吗？遗憾箭石还没有用尽，军队便遭摧毁、战阵便告覆败。这确实是得失所遭遇的命运，本来应当承受而不吝惜。痛惜同胞中的年幼子弟，横遭灾祸和罪衅。智谋还没有用尽，事情却已倾败；力量还没有发挥到极限，军势却无法振作。发誓与他们一同死于刀兵，只因我胆怯无力而失信。怜悯弟弟、侄子有什么罪过，实在是我自身的罪过牵连了他们。原以为九夷之地可以安身，想着到那里逃脱以保全性命。可叹性命难以如愿，于是被困在边亭。我们究竟违背了天地什么，却偏偏遭遇全部艰难危险？我从古代诰辞中听说，功劳越高，处境越危险。霍光遭受芒刺般的猜忌而侥幸免祸，最终还是倾覆宗族、灭绝家族。周勃曾向狱吏称贵，最终被降为藩王而没有得到审理。即使是有大明德的贤人，也不能免于残杀；心怀今日的恐惧而忍心害人，忘记过去的恩惠而不再报答。功劳没有得到奖赏反而震动君主，今后将用什么办法约束自己？若不是坚硬圆石般的明鉴，谁能避开灾祸而取得福禄？古代早已留下殷商覆亡的鉴戒，难道只是感叹季友、叔带之事吗？能够使亲人安定并使自己的名声显扬，确实会被前代圣哲称许；保全全家而归、最终尽孝，是我痛惜自己尚未做到的事情。羞辱经历历代平素的家业，忽然因盛满而倾覆灭亡；只剩下祭祀和洒扫，也痛心这些在一朝之间永远断绝。问这是谁造成的，实在是孤身一人的险恶暴戾。罪过超过山丘，即使死上一万次又如何洗雪？小时候结发相交，住在乡里；亲朋交往，平等相待。虽然志趣和操守并不完全相同，但彼此情谊深厚，寄托着真情。都害怕务农而追求俸禄，看见世道艰难邪僻。志向局促于功名，每每都说功名容易取得。如今谥号已经确定，棺材也已合上，为过去自以为明智的议论感到惭愧。即使苟且等待死亡也觉得可耻，可叹脸皮太厚而无处安置。长揖告别诸位，向你们谢罪，感谢你们的明智。百年人生浮促短暂，最终仍不知如何斟酌取舍。任凭斧斤砍尽，听从命运，各自都得到应有的归宿。世人安于那种生活而非我这种处境，哪里知道区别、辨明疑惑？让我遵循庄生通达的言论，请承受其遗风作为准则。周超投降后，到彦之让他参与府中事务。刘粹派参军沈敞之把沙桥战败的情况告诉到彦之，说事情是周超造成的，到彦之于是逮捕了周超。先前被拘押的谢爵等人还没有立即处死，于是谢晦、谢遁、兄长的儿子谢世基、谢世猷，以及同党孔延秀、周超、贺愔、窦应期、蒋虔、严千斯等人一同被诛杀。谢世基是谢绚的儿子，很有才气。临死时作联句诗说：“伟大啊横海的蛟龙，雄壮啊垂天的羽翼。一旦失去风和水，反而成为蝼蚁的食物。”谢晦接着说：“功业成就可与古人相匹敌，保全退处却没有智慧和力量。既然踏上太行的险路，这条路确实难以登攀。”谢晦死时三十七岁。庾登之、殷道鸾、何承天都被原谅免罪。起初，河东人商玄石任谢晦的参军。谢晦作乱后，商玄石秘密想推举西人庾田夫和到彦之的堂弟为主，庾田夫等人不敢答应。他知道自己的谋划不能独立实现，于是替谢晦执掌旗幢。事情平定后，他恨自己的本意没有实现，投水而死。太祖嘉奖他，任命他的儿子商怀福为衡阳王刘义季右军参军督护。谢晦逃走时，身边的人都抛弃了他，只有延陵盖始终追随不舍。太祖嘉奖延陵盖，后来任命他为长沙王刘义欣镇军功曹督护。史臣说：谢晦因玺书封署违背谬误而获罪，于是被免去侍中之职，这可以看出高祖懂得治理之道，也可见宰臣称职。施行杀戮家属的刑罚，是事情造成重大祸衅时采用的；左迁或罢黜，是用来惩罚较轻的过错。轻微的过错，是众人所轻视的；重大的祸衅，是人们所重视的。因此斧钺刑罚很少施行于世，而诏令和法令每天用于朝廷；即使贵臣犯有细小过错，也不因职位尊隆而放松法令。到了下级肃敬、上级尊严，正是采用了这个道理。自太祖亲自处理政务以来，这项制度渐渐被破坏，法网因为疏漏而执行，法律因为恩宠而停止，妨害德行、损伤美政，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到了大明年间，倾斜邪曲更加严重；除非揭发窃取机密的深重私罪、侵犯隐秘禁讳，否则左迁降职的条例不会施行于权贵外戚。如果有人亲身触犯皇帝的严旨，罪衅还没有达到国法所处的刑罚，免职文书刚送到，吊丧的客人已经在他家门前等候了。因此法律没有固定的条文，上级常常放松执行，纲纪不能振举，法网的细目也跟着松弛。这就是所谓善人防患要从细微处开始，谨慎大事要从小事做起，大概正是为此而言。

译列传第五　王镇恶、檀韶、向靖、刘怀慎、刘粹 王镇恶，是北海剧县人。他的祖父王猛，字景略。苻坚在关中僭越称号，王猛担任将相，兼有文才和武略，北方人都敬重他。他的父亲王休，曾任河东太守。王镇恶在五月五日出生，家人因忌讳民俗，想让他出继给疏远的宗族。王猛见到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不是普通的孩子。从前孟尝君在恶月出生，却后来辅相齐国；这个孩子也将使我家兴盛啊！”因此给他取名镇恶。十三岁时，苻氏败亡，关中陷入动乱，他流寓在崤山、渑池之间。曾经寄食于渑池人李方家，李方待他很好。他对李方说：“如果遇到英雄之主，使我取得万户侯，我一定重重报答你。”李方回答说：“您是丞相的孙子，又有这样的才能，哪里用担心不能富贵呢？到了那时，只希望您任用我做本县县令，就满足了。”后来他跟随叔父王曜归附晋朝，客居荆州。他颇能阅读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兵书，谈论军国大事；骑马不是他的长处，拉弓也十分软弱，但谋略纵横，果断而善于决断。广固之战时，有人向高祖推荐王镇恶；当时王镇恶任天门郡临澧县令，高祖立即召见他。他到后，高祖与他交谈，十分惊异，于是留他住宿。第二天对各位属官说：“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正所谓将门出将。”随即任命他为青州治中从事史，代理参中军太尉军事，兼任前部贼曹。王镇恶在查浦抵御卢循，多次作战有功，被封为博陆县五等子。高祖谋划讨伐刘毅时，王镇恶说：“如果公要对西楚用兵，请赐给我一百艘船作为前驱。”义熙八年，刘毅生病，请求派他的堂弟、兖州刺史刘籓担任副职，高祖假意答应。九月，大军向西讨伐，调任王镇恶为参军事，加授振武将军。高祖到姑孰，派王镇恶率龙骧将军蒯恩，带一百艘船先行出发，当月二十九日。高祖告诫他说：“如果贼人知道我已经出发，估计等我的军队到达，也只需几天。你们只应在岸上列阵，事情还没有办妥就下船。你到那里后，要深思熟虑；如果可以进攻，就烧掉他们的船舰，同时把船停在水边，等待我到达。慰劳百姓，宣扬诏旨和赦文，以及我写给卫军府文武官员的信。罪责只限于一个人，其余一概不追究。如果贼人完全不知道消息、没有防备，可以袭击就立即袭击。现在出发时，只说‘刘兖州已经上来了’。”王镇恶接受命令后，便昼夜兼程，在鹊洲、寻阳、河口、巴陵因等待顺风停留，共四天；十月二十二日到达豫章口，距离江陵城二十里。自从王镇恶出发后，便扬言刘兖州已经上来，刘毅认为确实如此，不知道自己将遭到袭击。王镇恶在豫章口舍船步行上岸，蒯恩的军队在前，王镇恶在后。把船留下，每船留一两个人；在对着船的岸上竖起六七面旗子，旗子下面各安置一面鼓。王镇恶对留下的人说：“估计我将到达城下时，便长声击鼓，使后面看起来像有大军到来。”又分出队伍留在后面，让他们焚烧江津的船舰。王镇恶径直向前袭击城池，对前军说：“如果有人问，只说刘兖州到了。”江津守军和百姓都说刘籓确实上来了，安然不疑。尚未到城五六里，遇到刘毅的要将朱显之，带着十多个骑兵，步行跟随的有几十人，正要出江津。朱显之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回答：“刘兖州到了。”朱显之驰马上前询问刘籓在哪里，他们回答：“在后面。”朱显之见军队却不见刘籓，又看见士兵挑着彭排等战具；远望江津的船舰已经被烧毁，烟火冲天，击鼓戒严的声音十分盛大，便知道不是刘籓上来，于是跃马驰去报告刘毅：“外面有大军，好像从下游上来，已经快到城下了，江津的船全被火烧了。”刘毅下令关闭各城门。王镇恶也驰马进军，士兵沿城而入；城门还来不及落下门闩，于是得以打开大城东门。大城之内，刘毅共有八队兵马，披甲士卒一千多人，已经戒严。蒯恩进入东门后，立即向北回师攻击射堂，进攻金城东门；王镇恶进入东门后，直接攻击金城西门。军队分头进攻金城南门。刘毅守金城，城内东面的旧将还有六队、一千多人；西面的将领以及能干的直属官吏、勇悍的快手，又有二千多人。早饭时开始交战，到下午申时，西面的人退散和投降的几乎全完。王镇恶入城后，便借风放火，烧毁大城南门和东门。又派人把诏书、赦文以及高祖亲笔信共三封拿给刘毅看，刘毅全都烧掉，不肯观看。距离城池还有五六里时，遇到刘毅的部将硃显之。硃显之带着十多个骑兵，步行跟随的有几十人，正想出江津。他问来人是什么人，来人回答说：“刘兖州到了。”硃显之驰马向前询问刘籓在哪里，来人回答说：“在后面。”硃显之既已见到军队却没有见到刘籓，又看见士兵们扛着彭排等战具，远远望见江津的船舰已经被烧毁，烟火冲天，战鼓和警戒之声十分喧盛，知道来的并不是刘籓，便跃马奔驰而去，向刘毅报告说：“外面有大军，好像从下游向上游而来，已经快到城下了，江津的船只全都被火烧了。”于是下令关闭各座城门。王镇恶也驰马进军，士兵们攀着城墙进入城内；城门还来不及放下门闩，因此得以打开大城的东门。大城之内，刘毅共有八队兵马，披甲的士兵一千多人，已经进入戒严状态。蒯恩进入东门后，立即向北回击射堂，向前进攻金城的东门。王镇恶进入东门后，立即直攻金城的西门。军队分头进攻金城的南门。刘毅镇守金城，城内东面有旧日将领率领的军队，仍有六队、一千多人；西面的将领以及能干的直属官吏和勇悍的差役，又有二千多人。辰时开始交战，到过了中晡时分，西面的人逃散和投降的几乎已经全部结束。王镇恶进入城中，便借着风势放火，烧毁大城的南门和东门。又派人把诏书、赦文以及高祖亲笔书信共三封拿给刘毅看，刘毅全都烧掉，不肯观看。金城城内也还不相信刘裕亲自来了。有个叫王桓的人，家住江陵，过去亲手杀了桓谦，受到刘裕的赏识提拔，常在刘裕身边。他请求回西边迎接家人，到这时便率领十多人帮助檀镇恶作战。申时以后，在金城东门以北三十步处凿城挖了一个洞，王桓就先于众人进入洞中，檀镇恶随后跟进，跟随的人逐渐增多，于是与敌军短兵相接。檀镇恶军中的士兵和沈毅从东边来的将士，有些是父兄、子弟、内外亲属；檀镇恶命令他们边打边互相交谈，众人都知道刘裕亲自来了，人心便开始离散松懈。约一更时分，沈毅听事前的军阵溃散，檀镇恶斩杀了沈毅的勇将赵蔡。沈毅身边的士兵仍关闭东西两阁抵抗，檀镇恶担心黑夜中彼此误伤，便带军撤出，绕过金城，打开城南作为退路。沈毅担心城南有伏兵，三更时分，率身边三百多人打开北门突围。当初，沈毅平时所骑的马在城外，无法入城；仓促间没有马，沈毅便到他儿子肃民那里取马，肃民不给。硃显之对他说：“别人要取你的父亲，你却吝惜马不给；你现在自己逃跑，想往哪里去？”于是夺过马交给沈毅。刚出城，正好遇到檀镇恶的军队，冲击他们不能通过；又回头冲击蒯恩的军队。这支军队已经战斗了一整天，十分疲倦，沈毅得以从大城东门逃出，奔往牛牧佛寺，自缢而死。檀镇恶身中五箭，其中一箭射中他手里所握的长槊，长槊在他手中被射断。江陵平定后二十天，大军才到达。

译檀镇恶代理中兵职，出任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因讨伐刘毅有功，封为汉寿县子，食邑五百户。蛮族首领向博抵据守阮头，多次作恶凶暴，檀镇恶讨伐并平定了他。起初出兵时，他告诉刺史司马休之，请求派军作为声援，司马休之派部将硃襄率军帮助檀镇恶。正逢刘裕向西讨伐司马休之，檀镇恶便对诸将说：“百姓都知道官军已经上来了，硃襄等人又是一个贼寇，内外受敌，我们的事情失败了。”于是率军连夜顺江而下。江水湍急，转眼间行进数百里，直接占据都尉治所。到达后，便用竹笼装石头，堵塞水道。硃襄的军队顺流而下，檀镇恶在两岸夹击，斩下硃襄的首级，杀死一千多人。檀镇恶生性贪婪，击破硃襄后，便停军劫掠各蛮族部落，没有按时返回。等到抵达江陵时，司马休之已经被平定，刘裕大怒，不按时召见他。檀镇恶笑着说：“只要让我见到公，我就不用忧虑了。”刘裕不久登上城楼召见檀镇恶。檀镇恶为人强悍善辩，口才机敏，能够随机应答，刘裕这才消了气。司马休之和鲁宗之逃往襄阳，檀镇恶统率蒯恩等军队从水路追赶，他们逃往羌地，檀镇恶一路追踪，到边境尽头才返回。授任游击将军。义熙十二年，刘裕将要北伐，调任檀镇恶为咨议参军，代理龙骧将军，统领前锋。将要出发时，前将军刘穆之在积弩堂见檀镇恶，对他说：“公怜悯这些遗民，立志荡平逃亡的叛逆。过去晋文王把讨伐蜀地的任务交给邓艾，如今也把关中的任务交给你，希望你努力建立大功，不要辜负这次任命。”檀镇恶说：“如果不能攻克咸阳，我发誓不再渡过长江回来！”檀镇恶进入敌境后，所战无不取胜，邵陵、许昌的敌军望风逃散；攻破虎牢和柏谷坞，斩杀敌帅赵玄。军队驻扎洛阳时，伪陈留公姚洸归顺。军队继续前进驻扎渑池，檀镇恶到故人李方家中，登堂拜见李方的母亲，厚加赏赐，并立即以版檄任命李方为渑池令。他派司马毛德祖进攻伪弘农太守尹雅所在的蠡城，将尹雅生擒。檀镇恶仍代理弘农太守。大军并列长驱，径直占据潼关。伪大将军姚绍率大军凭险抵抗，挖深沟、筑高垒来固守。檀镇恶的军队孤军远入，转运供应不足，与敌军长期相持，将士缺粮，于是亲自到弘农督促当地百姓缴纳租税，百姓争相送来义粮，军粮又充足起来。起初，刘裕与檀镇恶等人约定，如果攻克洛阳，必须等大军到达，不可轻率前进。后来檀镇恶等径直进攻潼关，被姚绍阻挡，不能前进，军队又缺粮，便急驰报告刘裕，请求派粮食援助。当时刘裕沿黄河行军，索虏屯兵占据河岸，军队无法前进。刘裕叫来使者打开船的北窗，指着河岸上的敌军给他看，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不要前进，你们却轻率深入。岸上是这个样子，怎么能派军过去？”檀镇恶得到百姓送来的义粮后，姚绍又病死，伪抚军姚赞代替姚绍守险，但敌军的力量仍然强盛。刘裕到达湖城，姚赞率军退走。大军驻扎潼关，谋划进取的策略，檀镇恶请求率领水军从黄河进入渭水。伪镇北将军姚强在泾水上驻兵，檀镇恶派毛德祖将其击破，一直抵达渭桥。檀镇恶所乘的都是蒙冲小舰，划船的人全在舰内；羌人看见船逆着渭水前进，船外却看不见操船的人。北方一向没有舟船，人人都惊异惋惜，都说这是神兵。檀镇恶到达后，命令将士吃完饭，便弃船登岸。渭水流得很急，转眼间各条船全都顺流漂走了。当时姚泓在长安城下驻军，还有几万人。檀镇恶安抚士卒说：“你们这些人家都在江南，这里是长安城北门外，距离家乡万里；如今船只、衣服和粮食都已经顺流漂走了，难道还会有求生的办法吗？只有拼死作战，才能建立大功；否则，就会一个也剩不下。”于是他亲自冲在士卒前面，众人也知道已经没有退路，无不跳跃争先。姚泓的军队顿时溃败，长安城随即陷落。姚泓只身逃走，第二天率妻子儿女归降。城中夷人、晋人共有六万多户，檀镇恶宣扬国家恩德，安抚慰问刚刚归附的人，号令严明，百姓安居。刘裕将要到达时，檀镇恶在灞上迎接。刘裕慰劳他说：“成就我的霸业的，真正是你啊。”檀镇恶拜了两拜，谢道：“这是明公的威势和诸将的力量，我檀镇恶有什么功劳呢！”刘裕笑着说：“你是想学冯异吧。”当时关中丰饶富足，仓库充实，檀镇恶尽力搜刮收敛，所得子女、玉帛，多得无法计算。刘裕因为他的功劳大，没有追究。进号征虏将军。当时有人向刘裕报告，说檀镇恶攻克长安后藏起姚泓的伪帝辇车，可能怀有异志。刘裕秘密派人察看辇车在哪里。姚泓的辇车用金银装饰，檀镇恶已经把金银全部剔取下来，却把辇车丢在墙边。刘裕听说后，才放下心来。刘裕留下第二子桂阳公刘义真任安西将军、雍秦二州刺史，镇守长安。檀镇恶以原有官号兼任安西司马、冯翊太守，委任他承担防御任务。当时西部的胡虏佛佛强盛，姚兴在世时经常侵扰北方边境，击破军队、杀死将领的事情不止一次。刘裕到长安后，佛佛畏惧，不敢行动。等大军向东返回，佛佛便进犯逼近北地。刘义真派中兵参军沈田子抵御。敌军势力很强，沈田子驻扎在刘回堡，派使者回来报告檀镇恶。檀镇恶对沈田子的使者说，对长史王修道：“公把十岁的孩子交给我们，我们都应当想着竭尽力量；如今拥兵不前，寇虏怎么能够平定！”使者回去后，把檀镇恶的话全部告诉沈田子。沈田子平素就与檀镇恶不和，这时更加激怒。两人常有互相谋害的意图，彼此经常防备猜疑。檀镇恶率军出击北地，被沈田子杀死，事情记载在《序传》中。当时檀镇恶四十六岁。沈田子又在檀镇恶营中杀死檀镇恶的兄长基、弟弟鸿、遵、渊以及堂弟昭、朗、弘，共七人。这一年是义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

译刘裕上表说：“已故安西司马、征虏将军王镇恶，志向节操光明正直，机谋策略明达卓异。自从在州府中登记任职以来，多次显著建立忠诚功绩。荆南发生变乱，凭借上游地势据守，强大的藩镇难以兴起，内忧外患一并令人担忧。镇恶乘轻舟率先出发，神兵如闪电般抵达，连日忧患一朝烟消雾散。等到王师西征，在中原有所行动，长驱直入洛阳，肃清湖、陕地区。进入渭水的战功，指挥所向无敌，于是彻底平定咸阳，俘获伪帝后；克敌成功的功效，没有人能与他匹敌，他实在是国家所倚重的守城之臣，也是国家的方叔、召公。近来北方胡虏流窜，劫掠渭水以北，他统率众军，显示威势进行讨伐。敌贼已经逃走，军队回到泾水一带，原龙骧将军沈田子忽然发狂，突然加刀杀害镇恶。镇恶的忠诚功勋尚未完成，便意外遭祸，痛惜之情一并涌来，悲惋哀悼没有止息。想到圣上对此，也一定感到悲伤哀痛。沈田子狂悖，已经依法办理。镇恶确实在艰难危急中建立了功勋，功劳可与前代功臣相比，特殊功绩尚未得到酬报，应当蒙受追赠恩宠。愿陛下命有司商议对他的褒奖追赠。”于是追赠王镇恶为左将军、青州刺史。刘裕接受天命后，追封他为龙阳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谥号壮侯。在刘裕的宗庙中配享祭祀。他的儿子王灵福承袭爵位，官至南平王刘铄的右军咨议参军。王灵福去世后，儿子王述祖承袭。王述祖去世后，儿子王睿承袭。齐接受禅让，封国被废除。檀镇恶的弟弟檀康留在关中。刘裕北伐时，檀镇恶任前锋，檀康逃藏在乡间农舍。檀镇恶驻扎潼关，檀康带着家人投奔他，刘裕用板檄任命檀康为彭城公府前将军行参军。檀镇恶被害后，檀康逃藏而得以免死，带着家人离开洛阳，到彭城归附刘裕。立即任命檀康为相国行参军。他请求回洛阳探望母亲，不久正逢关中、陕地失守，檀康与长安迁民张旰丑、刘云等召集义徒，得到一百多人，驱使率领城邑内外的侨民七百多家，共同据守金墉城，准备防守作战。当时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和并州乞活的一千多户驻扎城南，迎接亡命的司马文荣为首领。又有亡命司马道恭从东垣率三千人驻扎城西，亡命司马顺明率五千人驻扎陵云台。顺明派人刺杀文荣，邵平又推举顺明为首领。另有司马楚之驻守柏谷坞，索虏野坂戍主黑弰公的游骑在芒地，进攻逼迫接连发生，檀康坚守六十天。宋台建立后，任命檀康为宁朔将军、河东太守。派龙骧将军姜囗率军救援，诸路亡命之徒都各自逃散。刘裕嘉奖檀康的节操，封为西平县男，食邑三百户，进号龙骧将军，并迎接檀康的家人回到京城。檀康劝导督促农桑，百姓非常亲近依赖他。永初元年，檀康在金墉去世，时年四十九岁，葬在偃师城西。追赠辅国将军。因为没有儿子，便以兄长、河西太守檀基的儿子天祐承袭。太祖元嘉二十七年，天祐随刘康祖讨伐索虏，战败阵亡；其子怀祖承袭。檀韶，字令孙，是高平金乡人，世代居住在京口。起初被本州征召为从事、西曹主簿、辅国司马。刘裕起兵时，檀韶和弟弟檀祗、檀道济等跟随平定京城，代理参与刘裕建武将军事务。都城平定后，任镇军参军，加宁远将军、东海太守，进号建武将军，调任龙骧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因平定桓玄有功，封巴丘县侯，食邑五百户；又参与车骑将军事务，加龙骧将军，调任骁骑将军、中军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檀韶跟随刘裕征讨广固，率领向弥、胡籓等五十人攻打临朐城，攻克了它。围攻广固时，慕容超夜里焚烧楼橹，正对着檀韶的包围区域，檀韶被降号为横野将军。城池陷落那天，檀韶率领部下首先登城，兼领北琅邪太守，进号宁朔将军、琅邪内史。又跟随刘裕在左里讨伐卢循，再次立功；连同广固的功劳一并论功，更封为宜阳县侯，食邑七百户；原先的封爵降低一等为伯，食邑减半为二百五十户，赐给檀祗的儿子檀臻。因在六门以内乘坐皇帝车舆获罪，以白衣身份兼领职务。义熙七年，号辅国将军。义熙八年，为母亲服丧，起复任冠军将军。第二年，再任琅邪内史、淮南太守，将军职仍旧。镇守姑孰。不久进号左将军，兼领本州大中正。义熙十二年，调任督江州、豫州西阳和新蔡二郡诸军事、江州刺史，将军职仍旧。因犯罪被免官。刘裕接受天命后，因檀韶有辅佐建立政权的功劳，增加食邑八百户，连同原有共一千五百户。檀韶嗜酒贪婪横暴，所任职的地方没有政绩；皇上嘉奖他全家共同起兵归义，弟弟檀道济又建立了大功，所以特意给予宠信任用。永初二年，檀韶在京城去世，时年五十六岁。追赠安南将军，加散骑常侍。儿子檀绪承袭。檀绪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檀祗的儿子檀臻去世后，儿子檀遐承袭；齐接受禅让，封国被废除。檀祗、檀道济另有传记。向靖，字奉仁，小字弥，是河内山阳人。他的名字与刘裕祖父的名讳相同，因此改称小字。世代居住在京口，年轻时就与刘裕交好。跟随平定京城，参与建武将军事务。京城平定后，代理参与镇军军事务，加宁远将军。虽然京城已经平定，但群盗相继兴起，向弥与刘籓、孟龙符在白茅征讨并击破桓歆、桓石康、石绥，进攻寿阳并攻克。义熙三年，调任建武将军、秦郡太守、北陈留内史，戍守堂邑。因平定京城有功，封山阳县五等侯。跟随征讨鲜卑，在临朐大战，连续数月不能决胜。向弥与檀韶等分兵从小路进攻临朐城。向弥披甲率先登城，城防立即溃陷，他斩下敌军牙旗，贼军于是逃走。攻克广固时，向弥又率先登城。卢循屯据蔡洲，任亲党阮赐为豫州刺史，进攻逼近姑孰。向弥率谯国内史赵恢讨伐他。当时辅国将军毛修之戍守姑孰，告急文书接连送到，向弥兼程进兵讨伐，击破阮赐，收缴其军需物资。任中军咨议参军，将军职仍旧。卢循退走后，刘裕南征，向弥任前锋，在南陵、雷池、左里三战，全部大胜。军队返回后，任太尉咨议参军、下邳太守，将军职仍旧。

译义熙八年，调任游击将军，不久任督马头、淮西诸郡军事、龙骧将军、镇蛮护军、安丰和汝阴二郡太守、梁国内史，戍守寿阳。因平定广固、卢循有功，封安南县男，食邑五百户。义熙十年，调任冠军将军、高阳内史、临淮太守，兼领石头戍守事务。刘裕西征司马休之，任向弥为吴兴太守，将军职仍旧。第二年，刘裕北伐，向弥以原有官号侍从，留下戍守确磝，进屯石门、柏谷。调任督北青州诸军事、北青州刺史，将军职仍旧。刘裕接受天命后，因辅佐建立政权有功，封曲江县侯，食邑一千户。调任太子左卫率，加散骑常侍。永初二年，在任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追赠前将军。向弥修身俭朴，不经营住宅房屋，也没有园田和经商置货的产业，当时人都称赞他。儿子檀植承袭，但过失很多，不接受母亲教训，被夺去爵位。又以檀植的次弟檀桢承袭封爵，檀桢又因何事杀人获罪，封国被废除。檀植的弟弟檀柳，字玄季，有学问、道义和才能，立身端正高雅，没有什么人不推重他，各位名流都容纳接纳他。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东扬州刺史颜竣都与他友善。他历任始兴王刘浚征北中兵参军、始兴内史、南康相。臧质谋反，召檀柳到寻阳，与他一同东下。臧质失败后归降，檀柳被捕下狱而死。向弥的弟弟向劭，永初年间任宣城太守。向劭的弟弟之子向亮，因私人怨恨杀死向弥的妻子施氏，却假称是奴客所杀。向劭便在墓地杀死向亮，以及向弥的妾和七八名奴婢，隐瞒不向官府报告，因此被有关官员上奏，诏令不予追究。元嘉初年，向劭在义兴太守任上去世。刘怀慎是彭城人，左将军刘怀肃的弟弟。年轻时谨慎质朴正直。起初参与刘裕镇军将军事务，任振威将军、彭城内史。跟随征讨鲜卑，每次作战都亲自冲在士卒前面；攻克广固时，刘怀慎率部首先登城。跟随刘裕在石头抵御卢循，多次作战取胜，加辅国将军。义熙八年，以原有官号监督北徐州诸军事，镇守彭城，不久加徐州刺史。为政严厉强猛，境内震动肃然。义熙九年，亡命王灵秀作乱为寇，讨伐平定了他。义熙十一年，进号北中郎将。因平定广固、卢循有功，封南城县男，食邑五百户。义熙十三年，刘裕北伐，任命刘怀慎为中领军、征虏将军，护卫皇帝车驾。因府中发生互相杀害的案件获罪，被免官。虽然名位转而优厚，他却更加恭敬谨慎；每当到达官位、职任不超过自己的人那里，都在门外束带下车，他谨慎谦退到这种程度。宋台建立后，召任五兵尚书，仍监督江北、淮南诸军，任前将军、南晋州刺史。又征召任度支尚书，加散骑常侍。刘裕迁都寿春，留下刘怀慎监督北徐、兖、青、淮北诸军事，任中军将军、徐州刺史。因亡命之徒进入广陵城，降号征虏将军。永初元年，因辅佐建立政权有功，进爵为侯，增加食邑一千户。进号平北将军。征召任五兵尚书，加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景平元年，调任护军将军，散骑常侍仍旧。特意赐给他在宗族中的礼仪班次，但家中没有多余财产。景平二年去世，时年六十一岁。追赠抚军，谥号肃侯。儿子刘德愿承袭爵位。世祖大明初年，任游击将军，兼领石头戍守事务。因接受商人韩佛智的贿赂获罪，下狱，爵位和封地都被夺去。后来又任秦郡太守。刘德愿性情粗疏直率，受到世祖亲近戏弄。皇上的宠姬殷贵妃去世，葬礼办完后，皇上多次与群臣到殷贵妃墓地，对刘德愿说：“你如果哭贵妃哭得悲痛，就应当加重赏赐。”刘德愿应声便放声痛哭，拍胸捶地，眼泪鼻涕交相流下。皇上非常高兴，任命他为豫州刺史。又让精通医术的羊志哭殷氏，羊志也抽泣哽咽。另一天有人问羊志：“你怎么能得到这样一副急切的眼泪？”

译羊志当时刚刚失去宠爱的姬妾，回答说：“我那天哭的其实是我死去的妾。” 羊志诙谐滑稽，善于说笑逗乐，皇上也喜欢亲近戏弄他。刘德愿善于驾车，曾经竖立两根柱子，使柱子之间仅能勉强通过车轴；于是他在一百多步外挥鞭奔驰，距柱子还有几尺时，鞭打牛让车直冲进两柱之间通过，技术精妙到这种程度。世祖听说他的本领，便让他驾乘彩绘轮车，临幸太宰江夏王刘义恭的府第。刘德愿头戴高边笼冠，穿短朱衣，手执缰绳，进退动作很有仪容。永光年间，任廷尉，与柳元景交情深厚。柳元景失败后，刘德愿下狱被杀。刘怀慎的庶长子刘荣祖，年轻时喜爱骑马射箭，被高帝所知晓。卢循进攻逼近时，贼军乘小船进入淮水，拔除水栅。武帝宣布命令三军，不得擅自射击贼军。刘荣祖无法抑制愤怒，冒着禁令射箭，射中的敌人应弦倒下，武帝更加惊异。因战功参与太尉军事。跟随讨伐司马休之时，彭城内史徐达之战败阵亡，诸将意志沮丧，刘荣祖请求出战，态度更加激烈，刘裕于是解下所穿的铠甲交给他。刘荣祖率部冲入敌阵，身上多处受伤，正逢敌军被击破逃走。加振威将军，不久参与世子征虏军事务，兼任遂成令。刘裕北伐，调任镇西中兵参军、宁远将军。水军进入黄河，与硃超石在半城大败索虏，又攻打刘度的营垒并攻克。刘裕大宴战士，对刘荣祖说：“你以少数击败多数，进攻没有攻不破的城池，即使古代名将，怎么能超过这样呢？”调任太尉中兵参军，加建威将军。长安攻破后，姚泓的女婿徐众率残余部众连营叛逃，刘荣祖与檀道济等攻破营垒，斩杀、俘获的人多得无法计算。义熙十四年，任彭城内史，又补任相国参军。这一年，派刘荣祖回京，任世子中兵参军。永初元年，任越骑校尉，不久调任右军将军。索虏南下进犯，司州刺史毛德祖陷落，刘荣祖当时正在服父丧，起复任辅国将军。追论半城之战的功劳，赐爵都乡侯。刘荣祖为人轻视钱财而重视义气，善于安抚将士；但性情偏激险刻、狭隘，颇失士大夫的心。领军将军谢晦深厚地接待他，在废立皇帝之际拉拢刘荣祖，刘荣祖坚决推辞而得以免祸。等谢晦出镇荆楚，想请刘荣祖任南蛮校尉，刘荣祖又坚决拒绝。这年冬天去世。刘德愿的弟弟刘兴祖，任青州刺史。刘怀慎的弟弟刘怀默，任冠军将军、江夏内史、太中大夫。刘怀默的儿子刘道球，任巴东、建平二郡太守。刘道球的弟弟刘孙登，任武陵内史。刘孙登的儿子刘亮，世祖大明年间任武康令。当时境内私自铸钱的盗贼很多，刘亮秘密出兵讨伐，没有不擒获的，被杀的有数千人。太宗泰始初年，任巴陵王刘休若镇东中兵参军，北伐南讨，功劳超过诸将，封顺阳县侯，食邑六百户；历任黄门郎、梁州和益州刺史。在任时清廉节俭，不经营财货，剩余的公家俸禄全都退还官府。太宗嘉奖他，下诏褒美。刘亮在梁州时，忽然服食丹药修道，希望获得长生。他迎来武当山道士孙道胤，让他炼制仙药。到了益州，泰豫元年药才炼成，但火毒还没有除去。孙道胤不让刘亮服用，刘亮却苦苦想服用；天刚亮便打开城门取井华水服药，到吃饭的鼓声之后，心中像针刺般悸动，不久便气绝。后来有人遇见他，骑着白马，带着几十人，出关向西而行，彼此谈话清楚，这就是道家所说的尸解。追赠冠军将军，谥号刚侯。刘孙登的弟弟刘道隆，元嘉二十二年任庐江太守。世祖起义时，他放弃郡职前来投奔，补任南中郎参军事，加龙骧将军。当时世祖把部下分为三幢军，刘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马文恭各自统领其中一幢。大明年间，历任黄门侍郎、徐州、青州、冀州三州刺史。前废帝景和年间，任右卫将军、永昌县侯，食邑五百户，委以心腹重任。泰始初年，任太守时尽力办事，调任左卫将军、中护军。不久被赐死，事情记载在《建安王休仁传》中。王谦之，字休光，是琅邪临沂人，晋司州刺史王胡之的曾孙。世祖初年，历任骁骑将军、御史中丞、吴兴太守。因南下的功劳，封石阳县子，食邑五百户。大明三年去世，追赠前将军，谥号肃。儿子王应之承袭。大明末年，任衡阳内史。晋安王刘子勋反叛，王应之起兵拒绝湘州行事何慧文，被何慧文杀死，事情记载在《邓琬传》中，追赠侍中。王应之的弟弟王云之，顺帝升明年间显贵通达。马文恭，是扶风人。也因功封泉陵县子，食邑五百户。世祖即位后，任游击将军。不久去世。刘粹，字道冲，是沛郡萧人。祖父刘恢，持节、监督河中军事，任征虏将军。刘粹家在京口。年轻时有志向和才干，起初任州从事。刘裕攻克京城后，参与建武军事务。跟随平定京城，调任参与镇军军事务，不久加建武将军、沛郡太守；又兼任下邳太守，再任车骑中军参军。跟随征讨广固，战功很多。因起兵建义有功，封西安县五等侯。军队返回后，调任中军咨议参军。卢循逼近京城，京口责任重大，当时太祖只有四岁，刘裕派刘粹奉护太祖镇守京城。调任游击将军。又调任建威将军、江夏相。卫将军刘毅是谢粹的族兄，谢粹一心效忠高祖刘裕，与刘毅并不相同。高祖想谋划对付刘毅，众人都怀疑谢粹在夏口，高祖因此更加信任他。等到大军到达，谢粹竭尽忠诚和力量。事情平定后，封他为滠阳县男，食邑五百户。因母亲去世服丧而离职。不久，高祖讨伐司马休之，起用谢粹为宁朔将军、竟陵太守，统率水军进入黄河。第二年，加号辅国将军，改任相国右司马、侍中、中军司马、冠军将军，又改任左卫将军。永初元年，因辅佐建立政权的功劳，改封建安县侯，食邑一千户。永初二年，因役使监吏，被免官。不久，任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虏将军、广陵太守。永初三年，以原有官号督豫州、司州、雍州、并州四州以及南豫州梁郡、弋阳、马头三郡诸军事，任豫州刺史，兼任梁郡太守，镇守寿阳，治理有政绩。少帝景平二年，谯郡有六十多家流离失所，反叛后被敌虏俘获；赵炅、秦刚等六家悔倍（原文如此，词义不明）后回来，投奔陈留郡襄邑县，停留在顿谋等村。谢粹派将领苑纵夫讨伐这些叛户，未能追上，便杀了顿谋等三十家，共有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妇女和幼弱者一百六十二口，收捕后交付作部。

译刘粹因此获罪，降号为宁朔将军。当时索虏南下进犯，刘粹派将军李德元袭击许昌，杀死伪颍川太守庾龙。于是陈留人董邈自称小黄盟主，斩杀伪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司马世贤，把首级传送到京都。太祖即位后，调任刘粹为使持节、监督雍州、梁州、南秦州、北秦州四州以及荆州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任征虏将军，兼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和新野二郡太守。在任时减少徭役、爱护百姓，罢免两千多名沙门，用来补充府中文书属吏。元嘉三年讨伐谢晦，派刘粹的弟弟车骑从事中郎刘道济、龙骧将军沈敞之到刘粹那里，从陆路向江陵进军。刘粹任刘道济为代理竟陵内史，与沈敞之及南阳太守沈道兴率步兵骑兵到沙桥，被谢晦的司马周超击败，士卒死伤超过一半，刘粹降号宁朔将军。起初谢晦与刘粹交情深厚，任刘粹的儿子刘旷之为参军。刘粹奉命南征后全无顾虑，太祖因此嘉奖他。谢晦派人把刘旷之送还刘粹，刘粹也没有加害他。第二年，刘粹去世，时年五十三岁。追赠安北将军，使持节和原有官职照旧。刘旷之承袭爵位，官至晋熙太守。刘旷之去世后，儿子刘琛承袭。刘琛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刘琛的弟弟刘亮，顺帝升明末年任尚书驾部郎。刘粹的庶长子刘怀之，任临川内史，与臧质一同谋反，被处死。刘粹的弟弟刘道济，任尚书起部郎、王弘的车骑从事中郎、江夏王刘义恭的抚军司马、河东太守，随后调任振武将军、益州刺史。长史费谦、别驾张熙、参军杨德年等人都聚敛财物、谋求私利，刘道济却把事务委托给他们，损害政务、危害百姓，百姓都怨恨痛恨。太祖听说后，给刘道济下诏告诫说：“听说你在任时，还没有完全做到清廉简省，又很有些经营财货的事情。如果确有万一，应当立即改正。近来传闻民情不很和谐，你应当用法令驾驭下属，深思自省，以符合我原来的期望。”刘道济虽然遵奉这道诏旨，政务教化却和从前一样。有个叫司马飞龙的人，自称晋朝宗室，晋末逃往仇池。元嘉九年，听说刘道济安抚治理失当、上下不和，便从仇池进入绵竹，煽动群小，聚集一千多人，攻破巴兴县，杀死县令王贞之。又进攻阴平，阴平太守沈法兴焚烧城池逃走。刘道济派军攻击司马飞龙，将他斩杀。起初，刘道济任五城人帛氐奴、梁显为参军督护，费谦坚决执意不让。远方商人大多到蜀地经商置货，有的货物价值数百万；费谦等却限制布帛丝绵，每人不得超过五十斤，不论马匹好坏，都限制在蜀地购买的钱数为二万。府中又设置冶场，完全禁止百姓私自鼓铸钱币，却高价出售铁器，商旅叹息，百姓都想作乱。帛氐奴本来就心怀怨恨，于是聚集党羽成为盗贼。这年七月，刘道济派罗习任五城县令，帛氐奴等谋划说：“罗县令是刺史的心腹，而你们还在继续做盗贼；一旦事情败露，刺史怀疑我们又想作乱，就会大祸临头，一个也活不了。应当结盟发誓，共同约束检查。”于是杀牛盟誓。不久帛氐奴和赵广等人高喊：“官府禁止杀牛，可村中公然违反禁令；假如让罗县令告诉刺史，刺史怀疑我们这些人又想作贼，那么就会一个也剩不下。” 于是他们假称司马殿下还在阳泉山中，说如果大家共同建立大事，就可以建立功名；否则，很快就会被消灭。众人本来就乐于作乱，于是相互率领跟从他们，聚集到几千人，再次向广汉进发。刘道济派参军程展会、治中李抗之率五百人攻击他们，反而都被贼军杀死。贼军于是直奔涪城，巴西人唐频聚集众人响应他们。宁远将军、巴西和梓潼二郡太守王怀业再次派军抵抗，交战失败。王怀业与司马、南汉中太守韦处伯都弃城逃走。涪陵太守阮惠、江阳太守社玄起、遂宁太守冯迁听说涪城失守，也都弃郡逃奔。蜀地的侨民和旧民一齐反叛。刘道济惊惶恐惧，于是免除三十六营吴兵的军籍，使其成为平民，分置宋兴、宋宁二郡；又招集商人以及被免除贱籍的僧道、奴仆，东西两面共得到四千可作战的人。贼军数万人驻扎城西和城北，刘道济环城固守。赵广本来靠诡诈聚集军队，屯兵城下，却没有见到司马飞龙，众人都想分散。赵广害怕，于是带领三千人和仪仗，欺骗众人说要迎接司马飞龙。到了阳泉寺中，他对道人程道养说：“你只要自称是司马飞龙，就可以坐享富贵；如果不听从，今天就砍你的头。”程道养惊恐害怕，只得答应。程道养是▯包罕人，赵广把他的名字改为龙兴，封他为蜀王、车骑大将军、益梁二州牧，建年号泰始元年，设置百官。又任程道养的弟弟程道助为骠骑将军、长沙王，镇守涪城。赵广自称镇军将军，帛氐奴任征虏将军，梁显任镇北将军，同党大帅张宁任秦州刺史，严遐任前将军。他们奉程道养返回成都，部众十多万人，从四面包围城池。向刘道济索要费谦、张熙，说：“只要把这两个人送出来，我们就不再作贼。” 刘道济派中兵参军裴方明、任浪之各自率一千多人从西门出战，都失利。十一月，裴方明等再次出战，攻破贼营，焚烧他们的积聚物资。贼党江阳人杨孟子率一千多人驻扎城南。刘道济的参军梁俊之统领南楼，多次与杨孟子交谈，便投书向他说明祸福，邀请他入城。杨孟子答应，进城拜见刘道济；刘道济非常高兴，立即用板檄任命他为主簿，派他的儿子作人质，约定日期讨伐贼军。赵广知道了这个计划，杨孟子害怕，带领部下逃往晋原。晋原太守文仲兴收集到两千多人，与杨孟子合力固守。赵广派同党袁玄子进攻晋原，被文仲兴杀死。赵广又派帛氐奴进攻，接连交战，文仲兴的军队败退，文仲兴和杨孟子一同战死。裴方明又从东门出战，攻破贼军三个营寨，斩首数百级。贼军虽然败退，但很快又重新聚集。裴方明再次佯装从北门出兵，随即回军攻击城东的大营，杀死一千多人，斩杀伪仆射蔡滔。当时大雾弥漫，裴方明等又扬言要从东门出兵，暗中却从北门出击城北、城西各营，贼军大溃，于是逃散。程道养收拢七千人退回广汉，赵广带另一支五千多人的部队退回涪城。

译起初，别驾张熙劝刘道济下令出售太仓的粮食。贼军九月底包围城池，到十二月底，官仓粮食就耗尽了。裴方明率两千人出城寻找粮食，被贼军击败，只骑一匹马独自回来。贼军乘机追赶他，部众又大量聚集。裴方明夜里从城西用绳索攀上城墙，刘道济为他准备食物，但他因噎住不能进食，只是流泪而已。刘道济当时病得很重，仍勉强安慰他说：“你不是大丈夫，小小失败有什么可苦恼的？贼军势力已经衰弱，朝廷军队很快就要到了，只要让你回去，还担忧什么贼军呢？”于是削减身边几十人配给他。贼军在城外喊道：“裴方明已经死了，你们可以来取他的尸体。”城中大为恐慌。刘道济夜里排列火炬，裴方明亲自出来，众人见到他才安心。刘道济把北射堂中的财物全部拿出来，命裴方明招募士卒。当时城中有人传说刘道济已经死了，因此没有人前来应募。梁俊之对刘道济说：“将军气息微弱，外面的传言又彼此不同。如今军队屡屡失败，妖贼还没有消灭，如果突然发生意外，危祸立刻就会到来。应当说只是病势稍有减轻，允许身边的给使暂时出城，否则就要失败。”刘道济听从了他，立即召来身边三十多人，对他们说：“我的病拖了很久，你们扶侍我也疲劳了。现在病势稍有减轻，都听任你们回家休息，召唤时再回来。” 给使出城后，他们的父兄都问：“刺史去世几天了？”子弟们都说：“刺史的病渐渐好转，谁说他已经死了！”于是相互传告，城内才安定下来，因此一天之内应募的人就有一千多人。元嘉十年正月，贼军大举到来，进攻逼近成都。刘道济去世，梁俊之与裴方明等人以及他的几名旧友、门生，共同把尸体埋在后斋。他们让一个字迹、笔迹与刘道济相似的人代写教令，答复文书奏疏，与平日没有不同，所以即使是刘道济的母亲和妻子，也不知道他已经去世。二月，程道养在毁金桥登坛祭告上天，刚要举行燔柴祭，裴方明率三千人出兵攻击他。贼军在营前列阵死战，到傍晚才大败。临阵斩杀伪征虏将军赵石之等八百多人，程道养等退守广汉。这月，平西将军临川王刘义庆任命扬武将军、巴东太守周籍之以原有官号兼任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宁、巴郡五郡诸军事，兼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参军费淡、龙骧将军罗猛等二千人援救成都。赵广等屯据广汉，分兵守卫郫川，连绵营寨一百多处，到处驻兵结营。周籍之与裴方明、费淡等攻打郫县，攻克了它。赵广等退守郡城，依傍竹林固守。罗猛率队主王盱等合力追讨。张寻从涪城率两万人前来援助赵广等，裴方明、费淡砍竹开路迎击，张寻战败，退回郫县。赵广等又迁营驻扎箭竿桥，裴方明等攻破其六座营寨，乘胜追击逃兵，直抵广汉。赵广等逃回涪城和五城。四月十日，发出刘道济的丧柩。五月，裴方明进军攻向涪城。张寻、唐频渡水迎战，裴方明击破他们，生擒伪骠骑将军、雍秦二州刺史司马龙伸并将其斩杀。龙伸就是道助。州吏严道度斩下严遐的首级，广等人一起逃散，涪地、蜀地都平定了。不久，张寻攻破阴平，又同道养会合。帛氐奴攻打广汉，费淡率督将军种松等人与他交战，斩杀伪梁州刺史杜承等一百多人。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抵达成都，杀了费谦之；道济的丧柩以及方明等人一同向东返回。道养等率领二千多家逃入郪山，其余群贼也各自聚集部户藏匿逃窜，出来不断地进行劫掠。元嘉十三年六月，太祖派宁朔将军萧汪之统兵讨伐他们。军队驻扎在郪口，帛氐奴斩杀伪卫将军司马飞燕，归降朝廷。萧汪之击败道养，道养退回郪山。十四年四月，赵广、张寻、梁显各自率领部属归降，伪辅军将军王道恩斩杀道养，送上他的首级，其余党羽全部平定。朝廷把赵广、张寻等迁往京师。十六年，赵广、张寻又同国山令司马敬琳谋反，被伏法诛杀。此前，道济的振武司马、蜀郡太守任荟之虽然不任军事，事情平定后，任命他为正员郎。裴方明任虎贲中郎将，仍兼任义庆的平西中兵参军、龙骧将军、河东太守。费淡任太子屯骑校尉。周籍的后代任益州刺史。粹的族弟叫损，字子骞，是卫将军毅的叔父之弟。父亲镇之，字仲德，因为毅显贵而历任显要官职，闲居京口，从未接受征召。他常对毅说：“你一定会败坏我家。”毅非常害怕他，每次回京，从来不敢带着仪仗和随从进入镇之的宅门。朝廷征召镇之任左光禄大夫，他没有就任。元嘉二年，镇之九十多岁，在家中去世。损在元嘉年间历任义兴太守。东部遭受战乱和饥荒，太祖派扬州治中沈演之到东部赈济抚恤，认为损安抚治理有方，称他为贤能的太守。官至吴郡太守，死后追赠太常。史臣说：帝王承受天命，若不是凭借功业平定动乱、凭借德行救济百姓，那么帝王之道就无从建立。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淳厚的风俗渐渐衰薄；成就功业、救济政务，尊贵的地位出于权宜之道，即使背倚屏风面向南方而治，自称轩辕、伏羲之后，也无不自愧于古代王道，大体都依靠霸主的德业。高祖从平民中崛起，并非凭借百姓的声誉，义举又没有曹公那样英杰的声望，同时缺少晋氏辅佐魏氏那样的根基，却在一旦之间驱使乌合之众，不到一个早晨便控制国家命运；功劳虽然有余，德行却还不足。因此，王谧由于内心恐惧而逃奔，王绥由于外来侮辱而酿成嫌隙；如果不是在难以建立之时建立奇功，在四海震显大威，就不能承继配享上天的事业，使众人同异之心归一。义熙以后，大功不断建立；自桓温旌旗所到之处，无不献上珍宝、接受正朔。到了金墉请求设置官吏、元勋即将受封之时，九命之礼已经举行，代晋而终的征兆也已经出现。此时又在函谷关、渭水一带展示军队，出兵利用天险，独自取胜的举动，自古以来也很少有可相比的。假如关门退回政权，放散军队，后来失败而责怪先前的功劳，以一次过失损害盛大事业，哪里还能以黄屋朱户的尊贵身份，成为衰亡晋室的忠贞之臣呢？等到他的神威稍稍震动，重重关隘也无人能守，这才知道英明的谋略所包容的，是先取得胜利而后交战。王镇恶推进锋线，直指敌军，前面没有强大的敌阵；他真可称得上宋国的方叔，英勇壮盛啊！

译列传第六：赵伦之、到彦之（篇缺）、王懿、张邵。赵伦之，字幼成，是下邳僮县人，孝穆皇后的弟弟。幼年丧父，家境贫寒，侍奉母亲以孝顺著称。武帝起兵时，他凭军功被封为阆中县五等侯，屡次升迁，任雍州刺史。武帝北伐时，赵伦之派顺阳太守傅弘之、扶风太守沈田子从峣柳出兵，在蓝田大败姚泓。武帝接受天命即帝位后，赵伦之凭辅佐建立帝业的功劳，被封为霄城县侯，任安北将军，镇守襄阳。少帝即位，征召任命他为护军。元嘉三年，任镇军将军，不久升任左光禄大夫、领军将军。赵伦之虽然是外戚，地位尊贵显赫，却以俭朴自守。他性情质朴笨拙，对人情世故和政务，多有不明白的地方。长期任地方长官，颇觉富贵显盛；入朝任护军后，资历和力量都不相称，便认为自己受到了贬低。光禄大夫范泰喜欢开玩笑，对他说：“司徒公缺员，一定会任用你这个老奴。我不说你的资历和门第是否适合，只是外戚高品秩官职按次序轮到你罢了。”赵伦之大为高兴，每次都载着酒菜去拜访范泰。元嘉五年去世。儿子伯符继承爵位。伯符，字润远。年轻时喜爱弓箭和骑马。赵伦之镇守襄阳时，伯符任竟陵太守。当时竟陵蛮人屡次作乱劫掠，伯符出兵征讨，把他们全部击破，因此获得将帅的称誉。后来任宁远将军，总领义徒，因为住在宫城北面，每当发生火灾或盗贼，他总是亲自穿戴铠甲头盔，帮助郡县前往讨捕，武帝非常赞赏他。文帝即位后，他屡次升迁，任徐州、兖州刺史。他处理政务苛刻暴虐，官吏百姓害怕他如同害怕豺狼虎豹；然而盗贼因此逃到远方，不敢侵犯境界。元嘉十八年，征召任领军将军。此前，外监不隶属于领军将军，若有需要相互统辖的事务，自有另外的诏令；到这时才开始由领军将军统领。二十一年，转任豫州刺史。第二年，任护军将军，又任丹阳尹。他在郡中严酷，官吏百姓都以此为苦，有的人甚至弃职叛逃，被捕后投水而死；掌管文书的官吏取来的笔不合他的心意，便鞭打五十下。伯符的儿子倩娶文帝第四女海盐公主为妻。起初，始兴王浚凭借潘妃的宠爱，得以出入后宫，便同公主私通。公主嫁给倩后，倩入宫便发怒，肆意辱骂殴打公主，还拉断帷帐带子。事情被皇帝听闻后，下诏离婚，并杀死公主所生的蒋美人；伯符惭愧恐惧，发病而死。谥号为肃。爵位传到孙子勖时，齐接受禅让，封国被撤除。王懿，字仲德，是太原祁县人。他自称是汉司徒王允之弟、幽州刺史王懋的七世孙。祖父王宏，侍奉石季龙；父亲王苗，侍奉苻坚；两人都曾任二千石官。仲德年轻时沉着审慎，有谋略，通晓阴阳之术，懂得音律。苻氏败亡时，仲德十七岁，和哥哥睿一同起兵，与慕容垂交战而失败；仲德身负重伤逃走，同家属失散。路过大泽时，不能继续前进，困顿地躺在树林中。忽然有一个穿青衣的儿童骑牛经过，看见仲德，问：“吃东西了吗？”仲德告诉他自己饥饿。儿童离去，过了一会儿又回来，带着食物给他。仲德吃完正要走，恰逢洪水突然到来，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有一只白狼来到他面前，仰天长号；号叫完毕，便衔住仲德的衣服渡水，仲德跟随它，于是渡过了水，又同睿相遇。渡过黄河到了滑台，又被翟辽扣留，任命为将帅。过了多年，仲德想南归，便逃往太山；翟辽派骑兵急追。仲德夜间行走，忽然有火炬在前面引路，仲德跟随火光走了一百多里，才得以逃脱。晋太元末年，迁居彭城。兄弟二人的名字触犯晋宣帝、晋元帝的讳字，所以都用字来称呼。睿字元德。北方人重视同姓，认为同姓就是骨肉；有从远方来投奔的同姓人，没有不竭尽力量供养救济的；如果做不到，就认为是不义，乡里也不容纳他。仲德听说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便去投奔他；王愉对他礼遇十分淡薄，于是他到姑孰投奔桓玄。正值桓玄篡位，他见到辅国将军张畅，谈到世事，仲德说：“自古以来改朝换代，确实不可能只出于一个家族；但是如今起兵的人，恐怕不足以成就大事。” 元德果敢而有智谋，武帝非常了解他，把起义的计划告诉他，派他到都城下面袭击桓玄。仲德听到这个谋划后，对元德说：“天下大事，不可不秘密；应当抓住时机务求迅速，不在于巧妙而迟缓。桓玄常常冒着夜色出入，如今若要图谋他，正需要一个人的力量罢了。”事情泄露，元德被桓玄杀死，仲德逃亡。恰逢义军攻克建业，仲德抱着元德的儿子方回出城迎候武帝，武帝在马上抱过方回，同仲德相对痛哭，追赠元德为给事中，封安复县侯，任命仲德为中兵参军。武帝征伐广固时，仲德任前锋，大小二十多战，每战都取胜。卢循进犯逼近时，在桑落击败刘毅；武帝北伐刚刚回来，士卒多有创伤，能够作战的只有几千人。贼军有十万人，战船首尾相接绵延百里，逃败归来的人都称赞其强盛。众人商议都想迁都，仲德严肃地说：“如今皇帝亲临正面而治理天下，明公是应运而生、辅佐国运的人，刚刚建立大功，威势震动四方。妖贼像野猪一样突进，是趁我们远征；既然听说我们凯旋归来，他们自然会奔散。现在如果自己投身草野之间，就同普通匹夫一样；匹夫发号施令，凭什么震慑众人？有义气的士人和英豪，应当自己去寻找他们的主上。如果这个计谋实行，我就从此告辞了。”皇帝很高兴，让仲德驻守越城。等到贼军从蔡洲向南逃走，便派仲德追击。贼军留下亲信范崇民率五千人、百余艘高大军舰，在城南的陵地驻守。仲德攻打他们，大败范崇民，焚烧其船舰，收编逃散的士卒，功劳冠绝诸将，被封为新淦县侯。义熙十二年北伐，升仲德为征虏将军，加任冀州刺史，统领前锋诸军事。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进攻洛阳，宁朔将军刘遵考、建武将军沈林子从石门出兵，宁朔将军朱超石、胡籓进攻半城，都接受仲德的统辖。仲德率龙骧将军朱牧、宁远将军竺灵秀、严纲等开通钜野，进入黄河，于是总领各路军队，进军占据潼关。长安平定后，任仲德为太尉咨议参军。武帝想迁都洛阳，众人议论都认为合适。仲德说：“非同寻常的事情，常人都会惊骇。如今军队在外日久，士卒已有归心，本来应当把建业作为王业的根基，等天下车同轨、书同文之后，再商议迁都也可以。”皇帝深深采纳了他的意见，派卫队护送姚泓先回彭城。武帝接受天命即位后，仲德屡次升迁，任徐州刺史，加都督。

译元嘉三年，进号安北将军，和到彦之一同北伐，大败魏军。各路军队进驻灵昌津。司州、兖州平定后，三军都很高兴，唯独仲德面带忧色，说：“胡虏虽然缺少仁义，却很凶悍狡诈；如今收起兵器向北回去，集中力量修整聚集，如果黄河到了冬天结冰，难道不能成为三军的忧患吗？”十月，魏军在委粟津渡过黄河，进军逼近金墉，虎牢、洛阳各军相继逃走。到彦之听说两城失守，想烧掉船只徒步逃走，仲德说：“洛阳既然陷落，虎牢也不可能独自保全，这是形势所决定的。现在贼军距离我们千里，滑台还有强兵；如果立即舍弃船只逃走，士卒一定会溃散。暂且应当进入济水，到马耳谷口后，再详细考虑适宜的办法。”于是回军沿济水经过历城，徒步上岸，烧船丢弃铠甲，退回彭城。仲德和到彦之一起被免官。不久，他又同檀道济救援滑台，粮食耗尽后返回。元嘉九年，又任镇北将军、徐州刺史。第二年，加领兖州刺史。仲德三次镇守徐州，威望恩德在彭城十分显著；他建造佛寺，在塔中塑造白狼、童子的像，以纪念在河北所遇之事。十三年，进号镇北大将军。十五年去世，谥号桓侯。又在宗庙中为白狼、童子修建坛，每次祭祀都祭告他们。儿子正修继承爵位，后来被家僮杀死。张邵，字茂宗，是会稽太守张裕的弟弟。起初任晋琅邪内史王诞的龙骧府功曹。桓玄把王诞迁往广州，亲友都离弃了他，只有张邵情意更加恭谨，流着眼泪为他送行。当时正逢变乱和饥荒，张邵又供给资助他的妻子儿女。桓玄篡位时，张邵的父亲张敞先任尚书，因为答复政事稍有错误，降为廷尉卿。武帝讨伐桓玄时，张邵替张敞上表表示忠诚，皇帝非常高兴，命人在他家门上题写：“有冒犯张廷尉的人，按军法论处。”后来任张敞为吴郡太守。王谧任扬州刺史，召张邵为主簿。刘毅担任副相，爱惜人才、喜好士人，当时的人都纷纷前往投奔，唯独张邵不去。有人问他，张邵说：“主公是应运而生的当世人杰，何必多问呢？”刘穆之听说后，把这件事告诉皇帝，皇帝更加亲近张邵，转任太尉参军，兼署长流贼曹。卢循进犯逼近京师，派张邵守卫南城。当时百姓靠近水边远望贼军，皇帝觉得奇怪，问张邵原因，张邵说：“如果节钺还没有返回，百姓逃散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观望？如今应当不会再害怕了。”不久补任州主簿。张邵尽心处理政事，精力超过常人。诛杀刘籓时，张邵正在西州值宿房中，当夜便告诫各曹官吏说：“大军将要大举讨伐，你们可以各自修理船只、船舱和仓库，到天亮时把一切办妥。”第二天早晨，皇帝索取各簿册文书，立即按时送到；皇帝惊讶地问为何这么快，各曹官吏回答：“昨夜接受了张主簿的安排。”皇帝说：“张邵可以说是和我一同忧虑了。”元嘉九年，世子开始开设征虏府，补任张邵为录事参军，改任中军，升为咨议参军，兼领记室。十二年，武帝北伐，张邵请求进见，说：“人生危脆，必须有长远的考虑。刘穆之如果偶然遭遇不幸，谁可以代替他？您的大业到了这种地步，假如有了不测，事情将怎么办？”皇帝说：“这件事自然要交给刘穆之和你。”青州刺史檀祗镇守广陵，当时滁州聚集逃亡者，檀祗率众突然袭击他们。刘穆之害怕这会成为变乱，准备发兵。张邵说：“檀韶占据中流，檀道济是军中首领；如果怀疑的情况暴露，恐怕会发生大变。应暂且派人慰劳，以观察他们的意图。”不久檀祗果然没有行动。刘穆之去世后，朝廷惊恐，立即想下诏让司马徐羡之代替他，张邵回答：“如今确实像得了急病，但任命最终还在徐羡之，况且世子没有专断发布命令的权力，应当等向北面请示。” 使者回来后，才让世子出面下令说：“朝廷和大府的事务，都向徐司马请示；其余事务上报后再行处理。”武帝看重他临事不屈、有大臣的气度。十四年，皇帝让世子镇守荆州，张邵进谏说：“太子的地位重大，关系天下，不应当处在外地；我冒死请求收回此命。”皇帝听从了他。文帝任中郎将、荆州刺史时，任命张邵为司马，兼领南郡相，所有事务都由张邵决断。武帝接受天命即位后，张邵凭辅佐建立帝业的功劳，被封为临沮伯。朝廷从荆州分置湘州，任张邵为刺史。将要设置州府时，张邵认为长沙是内地，不是适合用兵的地方，设置官署会妨碍百姓，违背治理政务的要旨。皇帝听从了他。谢晦反叛，写信招引张邵，张邵没有拆信，派快马把信送给皇帝。元嘉五年，转任征虏将军，兼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起初，王华同张邵有嫌隙；等王华参与机要政务后，张邵的亲友都替他担心。张邵说：“王子陵现在正弘扬大公，必定不会因为私人仇怨损害正义。”这次任命确实是王华推荐的。到达襄阳后，张邵修筑长围，整治堤坝，开垦田地数千顷，郡中百姓依靠这些而富足。丹水、淅水两地的蛮人屡次作乱，张邵诱骗他们的首领，借大会之机杀死他们，并把他们的党羽全部捕获。失去对群蛮的信用后，各地蛮人一起起兵，水陆交通都被截断。张邵的儿子张敷到襄阳探视父亲，准备返回京城，群蛮伺机想要劫取他。恰逢蠕蠕国派使者入朝进贡，贼人把使者误认为张敷，于是将其拘捕；张邵因此获罪，降号为扬烈将军。江夏王义恭镇守江陵，任张邵为抚军长史，持节、南蛮校尉。张邵因在雍州营私取受赃物二百四十五万，被交给廷尉审理，免官并削除爵位和封地。后来任吴兴太守，去世后恢复爵位和封邑，谥号简伯。张邵临终时遗命，祭祀只用蔬菜水果，以苇席做灵车，几个儿子跟随灵车送葬。儿子张敷、张演、张镜都在当时享有名声。张敷字景胤。出生时母亲就去世了，几岁时得知此事，虽然还是幼童，却已经流露出感伤仰慕之情。大约十岁时，他寻找母亲的遗物，但遗物已经全部散施，只得到一把扇子，于是把它封存记录下来。每当思念感伤时，他就打开箱子流泪。见到姨母时，悲痛得都抽泣起来。他性情端正高贵，风度神韵端庄雅正，喜好玄理，善于写文章。起初，父亲张邵让他同南阳宗少文谈论《系辞》《象传》，来回辩论几番，宗少文每次都想使他屈服，却握着麈尾叹息说：“我的学说传到东方去了。”从此他的声望和身价日益提高。武帝听说他的才名，召见后认为奇异，说：“真是千里马驹啊！”任命他为世子中军参军，多次召见接待。屡次升迁，任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义恭向文帝请求一位学习佛法义理的僧人，适逢张敷休假前往江陵，入宫辞行，文帝命令他用后车载着僧人同行，说：“路上可以交谈。”张敷没有奉行诏令，皇帝非常不高兴。后来升任正员中书郎。张敷的小名叫查，父亲张邵的小名叫梨，文帝戏笑他说：“查怎么比得上梨？”张敷回答：“梨是百果之宗，查怎么可以相比。”

译中书舍人狄当、周赳都掌管机要事务，想因为张敷同在中书省、又出身名门而去拜访他。周赳说：“他恐怕不会接纳我们，不如不要去。”狄当说：“我们都已经是员外郎了，何必担心不能同席而坐？”张敷先摆好两张床，离墙三四尺；两位客人入席后，张敷呼唤侍从说：“把我的客人移远些！”周赳等人脸色大变，起身离去。他就是这样自我标榜、待人接物。张敷善于控制声音和仪态，把声音说得极其舒缓周详。同人分别时，他握着对方的手说：“以后记得互通音问。”余音长久不绝。张氏后来的子弟都仰慕这种风度，其源头就是张敷。后来升任黄门侍郎、始兴王浚后将军司徒左长史。尚未正式拜官，父亲在吴兴去世；他穿丧服十多天，才进食水浆。安葬完毕后，不再进食盐和菜，终于因过度消瘦而成病。伯父茂度常常劝阻他，张敷反而更加悲痛，昏厥后又苏醒。茂度说：“我近来一直劝止你，你却更加严重了。”从此不再前往探视，不到一年张敷就去世了。孝武帝即位后，表彰他的孝行，追赠侍中，并把他的住所改名为孝张里。张敷的弟弟张柬，袭承父亲的封爵，官至通直郎。张柬勇猛有力，徒手就能搏击猛兽，元凶任命他为辅国将军。孝武帝抵达新亭时，张柬出逃，坠入淮水而死。儿子张式继承爵位。张畅字少微，是张邵哥哥张伟的儿子。张伟年轻时便有操守品行，任晋琅邪王国郎中令，跟随琅邪王到洛阳，返回京都时，武帝给张伟一罂药酒，命他秘密加入鸩毒。张伟在路上奉命饮下，因而死去。张畅年轻时同堂兄张敷、张演、张敬齐名，是后辈中的俊秀人才。最初出仕，任太守徐佩之的主簿；徐佩之被杀后，张畅骑马奔去参加丧事，穿丧服尽礼哀悼，当时舆论赞美他。弟弟张牧曾被疯狗咬伤，医生说吃虾蟆可以治疗，张牧觉得为难。张畅含笑先尝，张牧因此才吃，后来伤病就痊愈了。屡次升迁，任太子中庶子。孝武帝镇守彭城时，张畅任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拓跋焘南征，太尉江夏王义恭统领各路军队出镇彭城。魏军距城只有几十里，彭城兵力虽然不少，但军粮不足，义恭想放弃彭城向南返回，日夜谋划议论仍不能决定。当时历城兵少粮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建议用车辆结成函箱阵，精兵作为外翼，护送二王和妃嫔直奔历城；把城中士兵分配给护军将军萧思话留守。太尉长史何勖不同意，想席卷军队逃往郁洲，再从海路回京。两种意见没有决定，于是再次召集群臣商议。张畅说：“如果历城、郁洲确实可以到达，我岂敢不大力赞成？如今城内缺粮，人心并不稳固，只是城门关闭严密，不能逃走罢了。如果一有动摇，便会溃散奔逃；即使想赶到目的地，又怎么能够做到？现在粮食虽然少，但名义上距离粮尽还早，难道可以舍弃万全之策而走向危亡之路吗？这个计策如果一定要实行，请先用我的颈血涂污您的马迹！”孝武帝听到张畅的意见，对义恭说：“张长史的话不能违背。”义恭于是停止了迁逃的打算。魏主到达后，登上城南亚父冢，在戏马台搭建毡屋。此前，队主蒯应被俘；当天傍晚，魏军把蒯应送到小市门，传话请求甘蔗和酒。孝武帝派人送去两器酒、一百挺甘蔗。魏军又请求骆驼。第二天，魏主亲自登上戏马台，又派使者到小市门，请求同孝武帝相见，并送来骆驼和杂物，让人在南门接受。张畅在城上同魏尚书李孝伯交谈，李孝伯问：“您姓什么？”张畅回答：“姓张。”李孝伯说：“是张长史吗？”张畅说：“您怎么认识我？”李孝伯说：“您的名声传得很远，足以让我知道。”城内有个叫具思的人，曾经在魏国任职，义恭派他去查看，他认出是李孝伯，于是开门送给魏军物品。魏主又请求酒和甘橘，孝武帝又送去螺杯等南方珍贵杂物。魏主又命李孝伯传话说：“魏主下诏借博具。”张畅说：“博具应当送给你们；所谓有诏令的话，只能施用于你们魏国，怎么能施用于这里？”李孝伯说：“只是把我们看作邻国之臣罢了。”李孝伯又说：“太尉、镇军很久没有收到南方的消息，实在应当忧虑。如果你们派使者送信，我会负责护送。” 张畅说：“这里的间道很多，也不必劳烦魏国。”李孝伯说：“也知道有水路，只是好像被白贼截断了。”张畅说：“您穿着白衣，所以才叫白贼。”李孝伯笑着说：“如今的白贼，也不比黄巾、赤眉差，只是他们不在江南罢了。”魏军又请求博具，不久便送给他们。魏主又派人送来毡子、九种盐和胡豉，说：“这些盐各有用途。白盐是魏主食用的；黑盐治疗腹胀气满，刮取六铢，用酒送服；胡盐治疗眼痛。柔盐不能食用，用来治疗马背上的创伤；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都不能食用。胡豉也可以吃。”魏军又请求黄甘，并说：“魏主向太尉、安北致意，你们为什么不派人来询问，看看我的仪表，察看我的为人？”张畅又传达孝武帝的旨意回答：“魏主的形貌才力，长久以来往来的使者都已见过。李尚书亲自奉命而来，我不忍让彼此的礼意不尽，所以不再派人。”魏军又说：“魏主遗憾先前送来的马很不合心意。安北如果需要大马，可以送给他；如果需要蜀马，也有良马。”张畅说：“安北不缺少良马，送不送在于你们的心意，这并不是我们所求。” 义恭又送去十挺火炬蜡烛，孝武帝也送去一匹锦。孝武帝又说：“知道你们还需要黄甘；如果供给魏军，就不够用；如果只供魏主，还不至于缺乏，所以不再送了。”李孝伯又说：“您是南方的富贵子弟，为什么穿草鞋？您尚且如此，将士们又怎么样呢？”张畅说：“说我是富贵子弟，确实让我惭愧。只是我不懂武事，却奉命统领军队，身处军阵之间，不能穿宽缓的服装。”魏主又派人向二王借箜篌、琵琶等乐器和棋子，李孝伯言辞充足、善于辩论，也是北方人中的优秀人物。张畅随机应答，非常敏捷，声音韵律周详雅正，魏人都赞美他。

译当时魏国声称将从襄阳出兵，所以任张畅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元凶弑杀皇帝时，义宣在举哀的当天便起兵。张畅任元佐；举哀完毕后，他改穿黄袴褶，出到射堂选拔人员。他的声音、仪态、容止都使众人注目，见到他的人都愿意为他拼尽性命。事情平定后，征召他任吏部尚书，封夷道县侯。等到义宣有叛逆图谋，蔡超等人认为张畅很有声望，劝义宣把他留下；义宣于是解除南蛮校尉一职授给张畅，加授冠军将军，兼领丞相长史。张畅派门生荀僧宝下都城，借颜竣向朝廷陈述义宣起兵的罪状。荀僧宝私自携带货物，停留在巴陵没有及时南下。适逢义宣起兵，水陆道路断绝，于是荀僧宝没能继续前进。义宣将要叛逆时，派宠臣翟灵宝告诉张畅，张畅陈说绝无此理，请以性命担保。翟灵宝回来报告义宣，说张畅必定不能回心转意，请杀了他来示众；幸亏丞相司马竺超民相救，张畅才得以免死。义宣进号抚军，另设军府，以收揽人望。张畅虽然署理文书檄令，却常常醉酒，对军府事务毫不知情。义宣在梁山失败后，张畅被士兵抢掠，衣服全被剥去。遇到右将军王玄谟乘车出营，张畅已经得到一件破衣服，便推着王玄谟上了车，王玄谟非常不高兴。各将领请求杀掉张畅，队主张荣救了他，使他免死。张畅被押送到京城，交给廷尉审理，最终获得赦免。张畅起初任都官尚书，后转任侍中。孝武帝宴请朝廷贤臣时，张畅也在座。何偃借着酒意说：“张畅确实是奇才啊！同义宣一起作乱，最终却没有获罪。如果不是奇才，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张畅说：“太初年间，谁来给黄阁涂黄？”皇帝说：“为什么要互相为难呢？”当初，何尚之任元凶的司空；义军抵达新林门时，众人都逃走了，何尚之父子一起清洗黄阁，所以张畅借此讥讽他。孝建二年，出任会稽太守。去世后，谥号宣。张畅疼爱弟弟张辑，临终遗命要同张辑合葬，当时舆论认为这不合礼法。弟弟张悦也有美好的声誉，历任侍中、临海王子顼前将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子勋建立伪号，召授张悦为吏部尚书，和邓琬共同辅佐伪政权。事情失败后，张悦杀死邓琬归降，恢复任太子中庶子。后来任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在巴郡设置三巴校尉，任命张悦补任此职，加持节、辅师将军，兼领巴郡太守。尚未正式拜官便去世了。张畅的儿子张浩，官至义阳王昶征北咨议参军。张浩的弟弟张淹任黄门郎，封广晋县子，任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他逼迫郡吏烧灼手臂来照佛；百姓有罪，就让他们礼拜佛像以赎刑，动辄达到几千拜。因此被免官禁锢。后来起用为光禄勋，同晋安王子勋一起谋反，军队失败后被杀。臣穆等查考《高氏小史》，《赵伦之传》下本来有《到彦之传》，但这部书却缺失了。按照沈约修史的体例，各帝称庙号，并把魏称为虏。如今这里称皇帝的帝号，称魏为魏主，体例同《南史》；而且传末又没有史臣评论，因此怀疑这不是沈约的原书。不过它的文辞同《南史》略有不同，所以特意保存下来。

译列传第七：刘怀肃、孟怀玉、孟怀玉的弟弟龙符、刘敬宣、檀祗。刘怀肃，是彭城人，高祖的姨母兄弟。家世贫寒，他亲自耕种却喜好学习。起初任刘敬宣宁朔府司马，东征孙恩时立有战功；又任龙骧司马、费县县令。听说高祖起义，便弃县前来投奔。京城平定后，振武将军刘道规追击桓玄，任刘怀肃为司马。桓玄留下何澹之、郭铨等守卫桑落洲，刘怀肃进攻并击败他们。颍川太守刘统平定后，任命刘怀肃为高平太守。桓玄死后，他的侄子桓振在杨林大败义军，义军退到寻阳。刘怀肃和江夏相张畅之在西塞攻打何澹之，将其击败。伪镇东将军冯该驻守夏口东岸，孟山图据守鲁山城，桓仙客守卫偃月垒，几处营垒相连遥遥相望。刘怀肃同刘道规攻打他们，亲自穿戴铠甲头盔，攻陷两座城池；冯该逃往石城，生擒桓仙客。义熙元年正月，桓振败逃，刘道规派刘怀肃平定石城，斩杀冯该及其儿子冯山靖。三月，桓振又袭击江陵，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出逃；刘怀肃从云杜骑马疾驰赶赴，日夜兼程，七天到达。桓振整顿三万人马，旗帜遮蔽原野，跃马横矛，亲自冲击敌阵。流箭射伤刘怀肃的额头，众人害怕想要逃跑，刘怀肃瞪大眼睛奋勇作战，士气更加旺盛。于是士卒争先冲锋，在阵前斩下桓振的首级。江陵平定后，司马休之返回镇守，握着刘怀肃的手说：“如果没有您的力量，我就无处可归了。”伪辅国将军符嗣、马孙，伪龙骧将军金符青、乐志等在江夏屯聚，刘怀肃又出兵讨伐，斩杀乐志等人。刘道规加授刘怀肃督领江夏九郡，暂时镇守夏口。刘怀肃被授任通直郎，仍任辅国将军、淮南和历阳二郡太守。义熙二年，又兼任刘毅的抚军司马，军职、郡职照旧。凭借义举的功劳被封为东兴县侯，食邑一千户。这年冬天，桓石绥、司马国璠、陈袭在胡桃山聚众作乱，刘怀肃率步兵、骑兵讨伐并击破他们。江淮之间各部蛮人和桓氏余党作乱，刘怀肃请求亲自出兵讨伐；出发后违背了刘毅的旨意，刘毅上表请求免去刘怀肃的官职。义熙三年去世，时年四十一岁。追赠左将军。没有儿子，弟弟怀慎以自己的儿子蔚祖承袭封爵，官至江夏内史。蔚祖去世后，儿子道存继承爵位。太祖元嘉末年，任太尉江夏王义恭的咨议参军。世祖讨伐元凶时，义军抵达新亭，道存出逃；元凶杀死他的母亲来示众。前废帝景和年间，任义恭太宰府从事中郎。义恭失败后，道存因属于其党羽而被捕下狱，死于狱中。怀肃的二弟怀敬，言语迟钝，缺乏才能。当初，高祖出生后母亲便去世，孝皇帝贫困微薄，没有办法得到乳母，曾商议不抚养高祖。高祖的姨母生下怀敬，还不到一周年，便断绝怀敬的乳汁，亲自抚养高祖。高祖念及旧日恩情，怀敬屡次受到宠信授官，官至会稽太守、尚书、金紫光禄大夫。怀敬的儿子真道，任钱唐县令。元嘉十三年，东部发生饥荒，皇帝派扬州治中从事史沈演之巡行各地，沈演之上表说：“治理县邑、辅佐政务，必须选拔仁慈而有才干的人；任职施政，应当以使百姓获利、建立政绩为要。因此王奂在前代留下事迹，叔卿在后世流传美名。我私下见到钱唐县令刘真道、余杭县令刘道锡，都奉公爱民，恭谨勤勉而不懈怠，百姓称颂，诉讼案件也少。他们又清除凶恶之徒，多次能够擒获罪犯。水灾刚发生时，余杭的高堤崩溃，洪水迅猛湍急，势头无法估量；刘道锡亲自走在官吏百姓之前，亲手拿着筑堤工具，堤塘重新建成后，县城乡邑得以保全。我巡视各县，访查核实名声和实际政绩，他们都是两县最优秀的首位，也是治理百姓的良吏。”皇帝嘉奖此事，各赐谷一千斛，并任刘真道为步兵校尉。十四年，出任梁州、南秦州刺史。十八年，氐族贼人杨难当侵扰汉中，刘真道率军讨伐并击败他。但杨难当仍不停作乱，太祖派龙骧将军裴方明率禁兵五千人，接受刘真道的节制。十九年，裴方明到达武兴，率太子积弩将军刘康祖、后军参军梁坦、陈弥、裴肃之、安西参军段叔文、鲁尚期、始兴王国常侍刘僧秀、绥远将军马洗、振武将军王奂之等，进军驻扎潭谷，距离兰皋几里。杨难当派建节将军苻弘祖、啖元等固守兰皋，镇北将军苻德义在外统领游军，杨难当的儿子抚军大将军和率重兵随后接应。裴方明进攻，在浊水大败敌军，斩杀苻弘祖等三千多人。又派刘康祖追击，越过兰皋二千多里。和又派苻德义助战，刘康祖再次大败他们，和退守修城。杨难当派建忠将军杨林、振威将军姚宪率二千骑兵前往援助和，裴方明又率诸将进攻。和败逃，追到赤亭，杨难当席卷军队逃奔。裴方明派刘康祖直取百顷，伪丞相杨万寿等同时归降。杨难当的第三个儿子虎先前驻守阴平。杨难当逃走后，虎逃窜到民间，被活捉，送往京都，在建康市斩首。秦州刺史胡从之向西镇守百顷，行军到浊水时，被索虏截击，兵败身亡。朝廷任刘真道为建威将军、雍州刺史，任裴方明为辅国将军、梁州和南秦州刺史。裴方明推辞不接受任命。诏书说：“往年氐族小人杨难当制造叛乱，低头顺服的人很多。他的长史杨万寿、建节将军姚宪，内心并未真正违背顺从，多次进献直言。等到凶恶之徒连夜逃走，全境崩溃骚扰，建忠将军吕训守护仓储，等待王师。宁朔将军姜檀果敢刚烈，忠诚恳切，志在尽力，浊水之战的胜利，他的功劳十分显著；近来又协同赞助义军奋战，忠心始终不改。略阳人苻昭，确实心系本朝，也同样参加这次行动，俘获伪将，独自攻克武兴，冲锋建功，最终死在贼人手中。他们都在险要屯守中建立功绩，使我深为感怀，应当受到表彰叙功，以荣宠慰问生者和死者。可以赠杨万寿为龙骧将军、昭武都太守；姚宪补任员外散骑侍郎；吕训任驸马都尉、奉朝请；姜檀任征西大将军司马、仇池太守；应当一并迁入京城。可以命令雍州、梁州，优厚地加以供给抚恤。”吕训，是略地氐人吕先的儿子。又下诏说：“已故晋寿太守姜道盛，先前讨伐仇池时，立志竭尽忠诚和力量，临战建立功效，面对财物能够清廉。近来他率先登上浊水战场，死于刀箭之下，忠诚和节操都很光明，我对此深感怜惜哀悼。可以追赠给事中，赐钱一千万。”姜道盛注释《古文尚书》，流传于世。

译刘真道、裴方明都因攻破仇池时截取、分割金银和各种杂宝，又私藏杨难当的良马，被下狱处死。刘康祖等人被拘系后获免，罪罚各有等级。裴方明是河东人，曾任刘道济的振武中兵参军，在蜀地立有功劳，历任颍川、南平昌太守，后来都因贪赃营私而被免官。孟怀玉，是平昌安丘人。高祖孟珩，任晋河南尹。祖父孟渊，任右光禄大夫。父亲孟绰，在义旗起兵后任给事中、光禄勋，死后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孟氏世代居住在京口。高祖向东征讨孙恩，任命孟怀玉为建武司马。他参与举起义旗的行动，跟随军队平定京城，进而平定京邑。因功封为鄱阳县侯，食邑一千户。高祖镇守京口时，任命孟怀玉为镇军参军、下邳太守。义熙三年，出任宁朔将军、西阳太守、新蔡内史，授任中书侍郎，转任辅国将军，统领丹阳府兵，戍守石头城。卢循进逼京邑，孟怀玉在石头岸边连续作战并立下战功，任中军咨议参军。贼军统帅徐道覆多次想率精锐登岸，因畏惧孟怀玉而不敢上岸。等到卢循向南逃走，孟怀玉与各路军队追击，一直追到岭南。徐道覆屯兵据守始兴，孟怀玉进攻包围他，亲自冒着箭石作战，经过一个多月才攻陷。随后继续向南追击卢循；卢循平定后，又封为阳丰县男，食邑二百五十户。又任太尉咨议参军、征虏将军。义熙八年，调任江州刺史，不久加督江州、豫州的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的恒农，以及扬州的松滋等六郡诸军事，任南中郎将，刺史职务仍旧。当时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居于上游，怀有异志，所以授予孟怀玉这个职务来防备他。义熙十一年，加持节。父亲去世，孟怀玉服丧，他生性孝顺。因患重病，上表请求解除职任，朝廷不准。他又陈说弟弟孟仙客已经出继，丧事只有自己主持，于是才获准离任。尚未离任，当年便死于任所，时年三十一岁。追赠平南将军。他的儿子孟元早死，没有儿子，封国被撤除。孟怀玉另有阳丰男的封爵，由其子孟慧熙继承，后来因获罪被废止祭祀并夺去爵位。孟慧熙的儿子孟宗继嗣，任竟陵太守、中大夫。孟龙符是孟怀玉的弟弟。他勇猛果敢，胆识气概非凡，才干和力量超过常人。年轻时喜好游侠之事，在乡里结交宾客。很早就受到高祖的知遇。京城平定后，任命孟龙符为建武参军。江乘、罗落、覆舟三次战斗，他都立有战功。参与镇军军事，封为平昌县五等子，加宁远将军、淮陵太守。孟龙符与刘籓、向弥征讨桓歆、桓石康，将他们击败并斩杀。授任建威将军、东海太守。索虏斛兰、索度真侵犯边境，彭城、沛郡受到骚扰，高祖派孟龙符和建威将军刘道怜向北征讨，一战将其击败。追斛兰到光水沟边，孟龙符受伤，带伤奔走。高祖征伐广固时，任命孟龙符为车骑参军，加龙骧将军、广川太守，统领步兵和骑兵担任前锋。军队抵达临朐，与贼军争夺水源，孟龙符单骑冲击，随手便将贼军击溃，随即占据水源，贼军于是退走。孟龙符乘胜追赶，后续骑兵没有跟上，贼军数千骑兵包围攻击他。孟龙符奋力挥槊迎战，每交锋一次就杀死数人，但终因敌众我寡而被杀害，时年三十三岁。高祖深为悲痛哀悼，追赠青州刺史。又上表说：“已故龙骧将军、广川太守孟龙符，忠诚勇敢，果断坚毅，为国事捐躯，应当受到表彰，以彰显他的贞节。圣上恩德，嘉许并哀悼他，荣宠追赠方州刺史。龙符在义旗初举时便投身其中，作为前锋效死尽命，三次冲锋取胜，每次都冲在众人之前。等到向西斩除桓歆、向北消灭索虏后，朝廷已经议定爵位赏赐，却还没来得及施行。恰逢如今北伐，他又统领原来的部众。临朐之战，气势冠绝三军。当时叛军确实很多，张弓控弦，遮蔽水泽；龙符单骑如闪电般飞驰，所向披靡，夺取敌戈深入敌阵，明知必死也毫不吝惜。贼军越过他逃走，依凭险要之地如鸟群聚集。大军乘势并驾长驱。考察他的功劳，应当参与济国之功；私下认为应当分封爵土，以褒奖他的功勋。”于是追封为临沅县男，食邑五百户。孟龙符没有儿子，他的弟弟孟仙客以儿子孟微生承袭封爵。太祖元嘉年间，孟微生因获罪被夺爵，迁徙到广州；又让孟微生的弟弟孟彦祖之子孟佛护承袭爵位。齐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除。孝武帝大明初年，所有被流放迁徙的人都准许返回本籍。孟微生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孟系祖回到京都，有非凡的筋骨力量，能够挑负数人，入选隶属于羽林军，任殿中将军。大明二年，索虏侵犯青州、冀州，世祖派军援救，孟系祖自行请求出征。在杜梁交战时，他挺身冲入敌阵，杀敌遍地，最终被杀。诏书追赠他为颍川郡太守。刘敬宣，字万寿，彭城人，是汉代楚元王刘交的后裔。祖父刘建，任征虏将军。父亲刘牢之，任镇北将军。刘敬宣八岁时母亲去世，他日夜号哭，内外亲属都认为他与众不同。辅国将军桓序镇守芜湖，刘牢之任桓序的参军事。四月八日，刘敬宣看见众人灌佛，便取下头上的金镜为母亲灌佛，因悲伤哭泣不能自已。桓序叹息，对刘牢之说：“您的这个孩子既然是家中的孝子，将来必定是国家的忠臣。”刘敬宣初次出仕，任王恭前军参军，又参与会稽世子司马元显征虏军事。隆安三年，王恭在京口起兵，以诛杀司马尚之兄弟为名。当时刘牢之任王恭前军司马、辅国将军、晋陵太守，设置属官并统领军队。但王恭以豪门外戚自居，对刘牢之十分轻慢，刘牢之心中不能平静。等到王恭起兵，让刘牢之担任前锋。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给刘牢之写信，详细说明祸福，劝他率兵反对王恭。刘牢之召刘敬宣来，对他说：“王恭过去蒙受先帝特别恩宠，如今身居伯舅的尊位，却没有显露出忠义之心，只是一味放纵兵力。我不能确定王恭在事情成功后，是否能够拥戴天子、使宰相和睦。现在我想奉行国家的威灵，辨明叛逆与顺从，你认为怎么样？”刘敬宣说：“朝廷虽然没有成帝、康帝时的兴盛，却还没有桓帝、灵帝时的祸乱；王恭依仗乱局，阻兵自立，志在凌犯京邑。大人与王恭并无骨肉亲属关系，名分上也不是君臣，虽然共事时间不长，但彼此心意不合。如今讨伐他，在情理上有什么不可以呢？”刘牢之到达竹里，斩杀王恭的大将颜延，派刘敬宣率高雅之等返回京城，袭击王恭。王恭正出城炫耀军威，刘敬宣纵马横冲攻击，他的军队顿时溃散。司马元显进号后将军，任刘敬宣为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

译隆安三年，孙恩作乱，东部地区受到骚扰。刘牢之亲自上表请求向东征讨，军队驻扎在虎蹲。贼军都拼死作战，刘敬宣请求率骑兵沿南山从侧后方进攻。吴地贼军害怕骑兵，又担心首尾受敌，于是大败。进军平定会稽，不久加临淮太守，调任后军从事中郎。隆安五年，孙恩又进入浃口，高祖戍守句章，贼军多次进攻却不能攻下。刘敬宣请求前往救援，孙恩于是退远入海。当时四方纷乱，朝廷势力衰弱，刘敬宣常常忧虑艰难局势还没有结束。高祖屡次击破妖贼，功名日益显盛，所以刘敬宣深深依附结交于他，感情友谊十分深厚。司马元显进号骠骑将军，刘敬宣仍随其府署调动，军职和郡职不变。司马元显骄横淫逸，放纵无度，属下也受到影响；刘敬宣每次参加宴会，从不饮酒，对于有人调笑挑逗，从不答理，司马元显对此非常不高兴。不久进号辅国将军，其余职务仍旧。元兴元年，刘牢之向南征讨桓玄，司马元显任征讨大都督，却日夜昏沉酣饮。刘牢之多次到门前，也不能见到他；皇帝出来为他饯行，才只是碰巧在公堂上见到。桓玄到了溧州，派使者劝说刘牢之。刘牢之认为司马道子昏庸，司马元显淫乱凶暴，担心平定桓玄后，朝政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可以借桓玄之手诛除执政者，然后乘桓玄出现漏洞时夺取天下，于是准备答应桓玄投降。刘敬宣劝谏说：“如今国家混乱，四海沸腾，天下的重任，系在大人与桓玄两人身上。桓玄凭借先父的基业，占据荆州南部的形势，虽然没有姬昌那样的德行，实际上已经形成三分天下的态势。若一旦放纵他，使他凌驾朝廷，威望一旦形成，就难以图谋了。董卓之乱，恐怕就要在今天发生。”刘牢之怒道：“我难道不知道今天取桓玄就像翻手一样容易吗？但是平定桓玄之后，留给我那个骠骑将军怎么办？”于是把刘敬宣留下，桓玄以版檄任命他为桓玄府中的咨议参军。桓玄得志后，杀害司马元显，废黜司马道子，任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刘牢之与刘敬宣谋划共同袭击桓玄，约定第二天早晨行动。正好那天大雾，府门很晚才开，到了日头偏西，刘敬宣还没有到。刘牢之认为谋划已经泄露，率领部曲前往白洲，想逃奔广陵。刘敬宣回到京口迎接家人，刘牢之久久寻找不到他，以为他已经被桓玄擒获，于是上吊自杀。刘敬宣奔赴丧事，哭完后立即渡江投奔司马休之、高雅之等人，一同逃往洛阳，又往来于长安，各自把子弟作为人质，向姚兴请求援救。姚兴给他们符信，命令他们在关东招募军队，得到几千人后，又返回彭城一带，收集聚拢义军旧部。桓玄派孙无终讨伐冀州刺史刘轨，刘轨邀请刘敬宣、高雅之等共同据守山阳并击败孙无终，但没有成功。又进军昌平涧，交战失利，众人各自离散，于是一起逃奔鲜卑慕容德。刘敬宣一向通晓天文，知道一定会有人兴复晋室。不久他梦见吞服泥丸，醒来后高兴地说：“泥丸就是桓氏。桓氏既然已经被我吞下，我是不是要恢复故土了！”于是结交青州大姓崔氏、封氏，并邀约鲜卑大帅免逵，谋划消灭慕容德，推举司马休之为主，约定日期起兵。当时刘轨任慕容德的司空，受到极大信任和任用，高雅之又想邀约刘轨。刘敬宣说：“这个人年纪老了，我看他有安定齐地的志向，一定不会动摇，不能把谋划告诉他。”高雅之认为不是这样，便把事情告诉刘轨，刘轨果然不肯参与。谋划泄露了不少，他们便一起杀掉刘轨离去。到了淮水、泗水之间，正好高祖平定京口，亲笔写信召刘敬宣；他的随从怀疑信是诈术，刘敬宣说：“我本来就知道会这样。下邳不会诱骗我。”于是立即奔驰返回。到了京师，任刘敬宣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袭封武冈县男。这一年是安帝元兴三年。桓歆率领氐族贼军杨秋侵犯历阳，刘敬宣与建威将军诸葛长民将其大败。桓歆单骑逃过淮水，刘敬宣在练固斩杀杨秋后返回。调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坚决推辞，对高祖说：“仇恨和耻辱既已洗雪，天下已经清平，我所希望的是回到草野，终此余生。承蒙恩遇不许我离开，于是只好重新勉强任职；现在所担任的官职，已经是过分优厚了。况且盘龙、无忌还没有受到恩宠，贤弟二人的职位任用还很低，如果一旦越过他们先任用我，一定会招致朝野的责难。”高祖不准。刘敬宣到了江州，督促征集军粮，搜集征调船只，军队所需物资常有储备。因此，某次征讨诸军即使失利退守，也能凭借这些储备很快恢复。当天，桓玄的兄长之子桓亮自称江州刺史，侵犯豫章；桓亮又派苻宏侵犯庐陵，刘敬宣将他们一并讨伐击破。起初，刘毅年轻时任刘敬宣的宁朔参军。当时有人称许刘毅是雄才杰出之人，刘敬宣说：“非同寻常的人才，应当有不同寻常的气度和才略，怎么能马上就说这个人是豪杰呢？他的性情表面宽厚而内心猜忌，自我夸耀而又崇尚他人；如果一旦遇到机会，也会因为凌驾上级而招来祸患。”刘毅听到后，深以为恨。等到刘毅在江陵，知道刘敬宣回来，便派人对高祖说：“刘敬宣父子对国家的忠诚已经昏昧，如今又没有参加义军初起的行动。猛将劳臣正需要论功行赏，像刘敬宣这类人，应当排在后面。如果使君不忘平日情谊，想为他申明冤屈、重新起用他，按资历和事功来说，至多只能任员外常侍罢了。听说已经授给他郡职，实在过于优厚；不久又听说让他任江州刺史，更是惊骇惋惜。”刘敬宣更加感到不安。安帝恢复帝位后，他亲自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于是遣散其属员，赐给住宅，每月供给钱三十万。高祖多次召他同游宴饮，恩情礼遇周到完备，所赐钱帛、车马以及器物、服饰、玩好之物，没有人能与他相比。不久授任冠军将军、宣城内史、襄城太守。宣城多山，郡中旧有屯田供应府、郡费用，前任多征调工匠制造器物。刘敬宣到郡后，全部废除私设屯田，只砍伐竹木，修治府舍而已。逃亡和叛乱的人大多主动出来自首，于是得到三千多户。

译高祖正要大力宠信任用刘敬宣，想先让他建立功劳。义熙三年，上表请求派刘敬宣率领五千人征伐蜀地。国子博士周祗写信劝谏高祖说：“自从义旗建立以来，所征讨的地方没有不获胜的，这可以说是上天和人心共同帮助，确实是天命与顺应人心的征兆。如今大难已经平定，君臣都安泰。近来五谷逐渐丰收，百姓没有饥饿困苦，劫盗之患也已平息，近来确实渐渐达到无事的境地，应当大力安定下来，治理国家根本。蜀地贼军应当平定，天下应当统一，并不是说不该如此。古人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今前往征伐蜀地，路程万里有余，要逆流而上，经过天险，动辄历时一年。假如这支军队直指成都，直接擒获谯氏，那只是将帅奋勇建立威功，取得一时痛快罢了。然而益州荒残，田野没有青草，成都城内几乎没有遗民。计算所得的利益，与这次行军的费用相比，不足以相互抵偿。如今远征艰险，雨雪正要降下，却驱使三州、三吴的人，投入三巴、三蜀之地，其中因疾病死亡的人，哪里能够计算。这是第一点疑虑。贼军必定不会死守一座困窘的城池，而会拼尽力量决战。如今我军远行劳苦困顿，敌人却来得十分安逸。如果忽然使军队行动失利，人心震动，大势受挫。” 这是第二个疑点。况且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卒已经面有饥色。何况如今逆流而上，跋涉险阻万里，沿途所在之处都没有储备。如果战事接连不断而不能停息，水陆运输又不能接续，即使有韩信、白起那样的将领，又凭什么取得成功？这是第三个疑点。如今说可以出征的人都说：“对方亲属离散，众人叛离。”我认为不是这样。他凭一匹夫之身，却能够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如果众人的力量已经离散，又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官府所派的军队，都是临时聚集、接受招募的人，也必定不可能做到千人一心，只知前进而不退却。治理国家的人，本来就应先安定内部，再治理外部；先使近处安定，再安抚远方。近来狂妄凶狡之徒接连不止，诛杀戮辱相继发生，不能说已经做到人心和谐。对方有那样的天然险阻，也不能说我们占有地利。毛修之的家仇没有报雪，不应以能够战死为遗憾；刘敬宣蒙受了使他得以生存的恩德，也应当以性命报答。如今将军想要驱使两个求死之人实现他们甘愿赴死的心愿，却忘记国家的重大谋略，我私下实在感到不安。宫门之外的事情，不是我应当预先参与的；如果我确实有心于此，便会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说尽。”没有听从。授予刘敬宣节，监督征讨蜀地的诸项军事，郡职仍旧。他进入峡中后，分派振武将军、巴东太守温祚率二千人从外水扬言进军，自己则率益州刺史鲍陋、辅国将军文处茂、龙骧将军时延祖从垫江进军。刘敬宣率先冲在士卒之前，转战前进，到达遂宁郡的黄虎，距离成都五百里。伪辅国将军谯道福等集合全部兵力凭险抵抗，双方相持六十多天，大小战斗十多次，贼军坚守不敢出战。刘敬宣无法前进，粮食耗尽，军中又多发瘟疫，死亡过半，只得率军返回。谯纵把毛璩一家人的丧柩，以及他的妻女、文处茂的母亲何氏和诸多士人的棺柩送来，浮在江流中，刘敬宣都打捞接取并送回。被有关官员上奏弹劾，免去官职，削去封爵的三分之一。义熙五年，高祖征伐鲜卑，授任刘敬宣为中军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随军到达临朐，慕容超出兵拒战，刘敬宣与兖州刺史刘籓等奋力攻击，大败慕容超。龙骧将军孟龙符战死，刘敬宣兼领他的部众，包围广固，多次提出谋略。卢循进逼京师，刘敬宣分领鲜卑虎班突骑，布阵十分整齐，卢循等望见便畏惧。调任使持节、督马头淮西诸军郡事、镇蛮护军、淮南太守、安丰太守、梁国内史，将军职务仍旧。卢循逃走后，刘敬宣仍跟随高祖向南征讨，转任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刘敬宣宽厚，善于善待士人，又多才多艺，弓术、骑术、音律，没有不擅长的。当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华和门第，很少与人交往，遇到刘敬宣后却完全以礼相待，表现得十分欢悦。有人问谢混：“您从不轻易与人交往，却一见万寿便如此投契，这是为什么？”谢混说：“人与人之间的相知，难道可以用一种标准来限制吗？孔文举礼敬太史子义，难道有人认为不对吗！” 当初，刘敬宣从蜀地回师，刘毅想用重法惩罚他。高祖既然已经任用并礼待刘敬宣，何无忌又明确对刘毅说，不应因个人怨恨损害国家大公；如果一定要罗织罪名杀他，自己就应当入朝，通过朝廷议决。刘毅虽然停止了此事，仍对高祖说：“平生旧交，怎么可以只凭个人信任？光武帝后来曾为庞萌之事后悔，曹公也因孟卓而失误，您应当深思。”刘毅出任荆州刺史时，对刘敬宣说：“我忝居西部任职，想屈尊请您担任长史、南蛮校尉，您愿意来辅佐我吗？”刘敬宣害怕祸患波及自己，把这件事告诉高祖。高祖笑着说：“只要让老兄平安，尽管不必过虑。”刘敬宣出任使持节、督北青州军郡事、征虏将军、北青州刺史，兼领青河太守，不久又兼领冀州刺史。当时高祖向西征讨刘毅，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监督太尉军事，写信给刘敬宣说：“刘毅凶狠残暴、专横放纵，是自取灭亡。异己势力将要消尽，世路正要平坦，富贵之事，我们应当共同享有。”刘敬宣答复说：“下官自义熙以来，前后十年，竟然忝居三州七郡的职任。如今手持符节，常常害怕福分过多而祸患产生，实在想避开盈满而处于减损之地。富贵的好处，不是我所敢承当的。”他派使者把长民的信呈给高祖，高祖对王诞说：“阿寿果然没有辜负我。”义熙十一年正月，进号右将军。司马道赐，是晋朝宗室中地位卑微的旁支。他任刘敬宣的参军。等到高祖向西征讨司马休之时，司马道赐暗中联合同府的辟闾道秀以及身边的小将王猛子等人谋反。司马道赐自称齐王，任辟闾道秀为青州刺史，企图占据广固，起兵响应司马休之。刘敬宣召辟闾道秀来议事，便让人退下，身边的人全都出了门，王猛子迟疑着留在后面，取出刘敬宣的防身刀杀死刘敬宣，时年四十五岁。文武属官立即讨伐司马道赐、王猛子等人，将他们全部斩杀。在此以前，刘敬宣还没有去世时，曾有一天夜里与属官宴饮，空中有人投下一只芒鞋，落在刘敬宣的食盘上，长三尺五寸，已经被人穿过，鞋的耳鼻之间都快要腐坏。不久刘敬宣便失败。丧柩送到后，高祖亲临哭祭，十分悲哀。儿子刘祖继嗣。宋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除。

译列传第八：硃龄石、弟硃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硃龄石，字伯儿，沛郡沛县人。家世都是将帅。祖父硃腾，任建威将军、吴国内史。伯父硃宪和硃斌，都是西中郎将袁真的将佐；硃宪任梁国内史，硃斌任汝南内史。大司马桓温在寿阳征伐袁真，袁真认为硃宪兄弟暗中与桓温勾通，便把他们杀死。硃龄石的父亲硃绰逃走投奔桓温，作战时总是冲在前面，不躲避箭石。寿阳平定后，袁真已经死了，硃绰竟打开袁真的棺材，戮尸泄愤。桓温大怒，准备杀他，桓温的弟弟桓冲苦苦请求，硃绰才得以免死。硃绰为人忠贞刚烈，受到桓冲救命的恩德，便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桓冲。参与桓冲的车骑军事，任西阳、广平太守。桓冲去世后，硃绰吐血而死。桓冲的诸子都把硃龄石当作兄弟相待。硃龄石年轻时喜好武事，颇为轻浮放纵，不修养品行操守。他的舅舅是淮南蒋氏，才干低劣。硃龄石让舅舅躺在听事的一端，剪一平方寸的纸贴在舅舅的枕头上，自己把刀子悬空投掷过去，相距八九尺，却百投百中。舅舅虽然危险恐惧、战栗不已，但因为害怕硃龄石，始终不敢动。舅舅头上长有大瘤，硃龄石等舅舅睡着后，偷偷过去割下，舅舅当即死去。硃龄石起初任殿中将军，常常跟随桓修兄弟，任桓修的抚军参军。在京口时，高祖攻克京城，任命他为建武参军。他跟随军队到江乘，临近交战时，硃龄石对高祖说：“家世承受桓氏的厚恩，不忍拿兵刃相向，请求安排在军队后面。”高祖认为他有义气，答应了他。事情平定后，任命他为镇军参军，调任武康令，加宁远将军。战乱之后，武康人姚系祖招集逃亡者，专门从事抢劫盗窃；他居住的地方险要，郡县都害怕他，不能讨伐。硃龄石到武康县后，假装与姚系祖亲近友好，召他任参军。姚系祖倚仗兄弟和党徒势力强大，认为硃龄石一定不敢图谋自己，于是出来应召。硃龄石暗中结交亲信，查知姚系祖住在北涂路，于是邀请姚系祖赴宴，呵斥身边人将他斩杀。接着率领官吏和士卒奔驰到姚系祖家，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使没有人能够举手反抗，把姚系祖的兄弟全部杀死，又杀了数十人，从此全郡得以清静。高祖又召他担任参军，补任徐州主簿，升任尚书都官郎，不久又任参军。他跟随出征鲜卑，因事获罪而被免官。广固平定后，又任参军。卢循到了石头城时，他统领中军。卢循挑选数千人敢死之士登上南岸，高祖派龄石率领鲜卑步槊兵，渡过淮水攻击他们。龄石激励将士，众人都拼死作战，杀死数百人，贼军才退去。龄石既有武略才干，又熟悉吏务，高祖非常亲近并信任委任他。卢循平定后，任命他为宁远将军、宁蛮护军、西阳太守。义熙八年，高祖向西征讨刘毅，龄石跟随到达江陵。义熙九年，高祖派各路军队征伐蜀地，命龄石担任元帅，任命他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他率领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龙骧将军硃林等，共二万人，从江陵出发。不久又加授节，统领益州诸军事。当初，高祖与龄石秘密谋划进军夺取蜀地，说：“刘敬宣往年从黄虎出兵，没有功劳便退了回来。贼人认为我们这次应当从外水前往，却料定我们会出其不意，仍然从内水而来。这样一来，他们一定会用重兵守卫涪城，以防备内水这条道路。如果我们进攻黄虎，正好就能破坏他们的计策。” “如今让大军从外水攻取成都，派疑兵从内水出发，这是制服敌人的奇策。”但高祖又担心这个消息先传出去，贼军查明虚实，便另写了一封书信，完整封好交给硃龄石，并在信封边上写道：“到白帝城才能打开。”各路军队虽然进军，却不知道具体部署。到了白帝城，打开书信，内容是：“各路军队全部从外水进攻成都，臧熹、硃林从中水进攻广汉，让羸弱士卒乘十多艘高船，从内水驶向黄虎。”各军于是加倍赶路。谯纵果然防备内水，派大将谯道福率重兵戍守涪城，又派前将军、秦州刺史侯辉和尚书仆射、蜀郡太守谯诜等率一万多人驻扎彭模，夹水筑城。义熙十年六月，硃龄石到达彭模。各将领认为贼军水北城地势险要、守军众多，都想先攻南城。硃龄石说：“不对。虽然敌军在北城，但如今攻下南城，并不足以攻破北城；如果集中精锐攻克北面营垒，南城不用挥军，自然就会溃散。”七月，硃龄石率刘钟、蒯恩等攻城，第二天早晨交战，直到太阳偏西，焚烧敌军的楼橹，四面同时登城，斩杀侯辉、谯诜，随即回军挥旗，南城立即溃败。共斩杀敌军大将十五人，各营守军相继土崩瓦解，各路军队于是舍弃船只徒步前进。龙骧将军臧熹到达广汉，因病去世。硃林到达广汉，又击破谯道福；另一支军队乘船攻陷牛脾城，斩杀其大将谯抚。谯纵听说各处都已失败，逃到涪城，被巴西人王志斩杀后送来。伪尚书令马耽封闭府库，等待王师。谯道福听说彭模失守，率五千精锐兼程赶来，听说谯纵已经逃走，他的部众也散去，于是逃入獠人中。巴西百姓杜瑶将他捆绑送来，被斩于军门。桓谦的弟弟桓恬跟随桓谦进入蜀地，任宁蜀太守，到这时也被斩杀。高祖征伐蜀地时，将要谋选元帅，却难以找到合适的人，于是举荐硃龄石。众人都说自古以来平定蜀地，都是依靠雄杰重将；硃龄石的资历名望还较轻，担心他不能完成任务，劝谏的人很多，高祖没有听从。于是把大军的一半分给他，猛将精兵全都配属给他。臧熹是敬皇后的弟弟，众人都佩服高祖知人善任，也赞美硃龄石善于完成使命。硃龄石派司马沈叔任戍守涪城。蜀人侯产德作乱，进攻涪城，沈叔任将其击破，斩杀侯产德。起初，硃龄石平定蜀地时，所诛杀的只限于谯纵一族的后代；侯产德之乱发生后，牵连的人很多，于是彻底加以诛灭，死者非常多。进号辅国将军，不久又进任监益州的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以及秦州的安固、怀宁六郡诸军事。因平定蜀地的功劳，封丰城县侯，食邑一千户。义熙十一年，征召入朝任太尉咨议参军，加冠军将军。义熙十二年北伐，调任左将军，原有名号不变，配给兵力，守卫宫殿各省。刘穆之非常信任倚重他，内外各项事务都与他共同谋划。高祖回到彭城，任硃龄石为相国右司马。义熙十四年，安西将军、桂阳公刘义真被征召，任硃龄石持节督关中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高祖告诫硃龄石，如果关中确实不能守，可以与刘义真一同回来。硃龄石也率全城百姓逃走。龙骧将军王敬先戍守曹公垒，硃龄石从潼关率余部投奔王敬先。敌军截断水道，众人渴得无法作战，城池陷落。敌军擒获硃龄石和王敬先，带回长安，二人被杀，硃龄石时年四十岁。

译儿子硃景符继嗣。硃景符去世后，儿子硃祖宣继嗣；因擅自分封而获罪，八年不回朝，又因没有分给姑母封国的秩禄而被夺爵。改由硃祖宣的弟弟硃隆继承封爵。齐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除。硃龄石的弟弟硃超石，也勇猛果敢，善于骑马。虽然出身将门，兄弟二人都熟悉文书。桓谦任卫将军时，补任硃超石为行参军。又参与何无忌辅国右军军事。徐道覆击败何无忌，俘获硃超石，任命他为参军。到了石头城，硃超石劝说同船的人乘一只小船逃回高祖那里，高祖非常高兴，任他为徐州主簿。硃超石收殓迎回桓谦的遗体和首级，亲自安排殡葬。调任车骑参军事、尚书都官郎；不久又补任中兵参军、宁朔将军、沛郡太守。高祖向西征伐刘毅时，派硃超石率步兵、骑兵从江陵出发，还未到达刘毅便已平定。等到讨伐司马休之时，派冠军将军檀道济和硃超石率步兵从大薄出发。鲁宗之听说硃超石将要到达，亲自率军迎战，还没有交战江陵就已平定。硃超石随军到襄阳，兼任新野太守，追击鲁宗之到南阳后返回。义熙十二年北伐，硃超石任前锋进入黄河流域。索虏拓跋嗣是姚兴的女婿，派弟弟黄门郎鹅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拓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率步兵骑兵十万人驻扎黄河北岸，常有数千骑兵沿河跟随大军进退。当时晋军沿河南岸行进，牵引百丈长的绳索，河水湍急，有人被冲漂到北岸，往往被敌军杀害或掳掠。晋军刚派兵渡过河岸，敌军便退走；晋军回军，敌军又重新向东而来。高祖于是派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和一百辆车，在河北岸距水一百多步处布置却月阵，两端抱住河岸；每辆车设置七名持仗士卒，完成后竖起一根白毦。敌军看见数百步兵牵车而行，不明白其中意图，都没有行动。高祖先命硃超石奔驰前往会合，并携带一百张大弩；每辆车增加二十人，在车辕上设置彭排。敌军看见营阵已经布置好，便进军包围营地。硃超石先用软弓小箭射敌军，敌军认为晋军人数少、兵力弱，便从四面一齐逼近。拓跋嗣又派南平公拓跋嵩率三万骑兵赶来，于是逼近营垒发动进攻。这时一百张弩同时发射，又挑选善射的人集中放箭，但敌军人数太多，弩箭也不能制止他们。硃超石出发时，另外携带大锤和一千多支槊，于是截断槊杆，留下三四尺长，再用锤子锤击，每支槊都能洞穿三四名敌虏。敌军无法抵挡，一时奔逃溃散。临阵斩下阿薄干的首级，敌军退回半座城。硃超石率胡籓、刘荣祖等追击，又被敌军包围；他奋力作战直到一天结束，杀死敌虏数以千计，敌军才退走。高祖又派振武将军徐猗之率五千人进攻越骑城，敌军包围徐猗之，用长戟结成阵势。硃超石前往救援，还未到达，敌军便全部逃走。大军进军攻克蒲坂，任硃超石为河东太守，戍守该地。贼军认为硃超石兵力少，又回来攻城；硃超石战败逃走，几天后才赶上大军。高祖从长安向东返回，硃超石常常派人沿水路到彭城报信。朝廷授任他为中书侍郎，封兴平县五等侯。关中发生骚乱，高祖派硃超石慰劳黄河、洛水一带。硃超石刚到蒲坂，正好遇到硃龄石从长安向东逃到曹公垒，硃超石渡河前去投奔他，和硃龄石一同陷没，被佛佛杀害，时年三十七岁。毛修之，字敬文，荥阳阳武人。祖父毛虎生，伯父毛璩，都任益州刺史。父亲毛瑾，任梁州、秦州刺史。毛修之有远大志向，颇读史书。荆州刺史殷仲堪任命他为宁远参军。桓玄攻克荆州后，毛修之仍任桓玄的属官，历任后军参军、太尉参军、相国参军。他通晓音律，能骑马射箭，桓玄非常优待他。桓玄篡位后，任毛修之为屯骑校尉。毛修之跟随桓玄向西逃跑，桓玄在峥嵘洲战败后又返回江陵，人心离散，桓玄谋议向西逃往汉川。毛修之诱使他进入蜀地，冯迁在枚回洲斩杀桓玄，这是毛修之出力的结果。晋安帝在江陵恢复帝位后，授任毛修之骁骑将军。毛修之南下到达京师，高祖任命他为镇军咨议参军，加宁朔将军。一个月后，调任右卫将军。由于他有谋划斩杀桓玄的功劳，又因为他的伯父、父亲都在蜀地，高祖想把他作为外部助力，所以接连给他加授荣宠爵位。等到他的父亲毛瑾被谯纵杀害，高祖上表任命他为龙骧将军，配给兵力，派他赶赴蜀地。又派益州刺史司马荣期以及文处茂、时延祖等向西征讨。毛修之到达宕渠时，司马荣期被参军杨承祖杀害，杨承祖自称镇军将军、巴州刺史。毛修之退回白帝，杨承祖亲自从下方进攻白帝，但没有攻下。毛修之派参军严纲等收集兵众，汉嘉太守冯迁率军前来会合，讨伐并斩杀杨承祖。当时文处茂还在邑郡，毛修之派振武将军张季仁率五百兵拘捕文处茂等人。荆州刺史刘道规又派奋武将军原导之率一千人，接受毛修之的节制调度。毛修之派原导之与张季仁一同进军。当时益州刺史鲍陋不肯进军讨伐，檀祗之在都城上奏说：“臣听说，人活着之所以看重生命，实在是因为生命还有可以保全的道理。臣的处境，求生的道路已经断绝；之所以还没有沉入黄泉，能够像借着朝露一样苟延性命，是因为陛下的光明照临，具有日月同辉的恩泽，希望能够凭借天威，诛灭仇敌逆贼。自从臣提兵西进以来，备尝时局艰难，以至于齐斧停止砍伐，使狡猾小人得以苟息。这固然由于道路已经通达，也因为制约行动的并不是臣自己。抚摸身影，穷困号哭，流泪遥望西方道路。益州刺史鲍陋才在四月二十九日到达巴东，驻军白帝城，等待朝廷谋略。可以乘势进取的时机应当及时实行，振衣出发的机会却屡屡错过。臣即使愿意死在敌阵之中，但按道理已经断绝了救援，所以只得收束残躯奔驰，到宫门前申诉冤情。过去宋国杀害申丹，楚庄王尚且留下遗履之恨，何况臣忘却家庭、以身殉国，臣门中很少有这样的忠臣，气节高过风霜，人人都怜悯哀悼。伍员没有亏负君臣大义，申包胥也没有忘记国家的艰难，等待时机、磨砺锋刃，乘时才会出发。如今臣的功劳超过从前，却还没有蒙受连夜进发的旗令，所以只能仰望北极星，希望得到照耀；眷恋西土，洒泪而已。公私都感到羞耻，仰望陛下深厚的恩德，怎能仍然享有显贵名位，与众人并列？请求体恤既然不被容许，实际职责又没有人可以继承，只是因为正要倚仗皇威，必须统摄全局，臣请求解除金印紫绶这种私人宠荣的待遇，改赐‘鹰扬’‘折冲’的名号。”

译臣对于国家，按理没有虚妄的请求。自从臣踏上征途，心情和思虑都荒乱越常，疹毒交相缠绕，常常担心性命将要丧失；只应当亲自率先士卒，亲身奔驰到贼军阵前，亲手斩杀凶恶之徒，以发泄这莫大的仇恨。这样以后到了死亡之日，立即化去也如同归家，阖门之内的祖先神灵，难道不会在幽冥宫殿中感谢先帝吗？”高祖哀怜他的情状，于是命冠军将军刘敬宣率领文处茂、时延祖等各军讨伐蜀地。军队驻扎在黄虎，没有取得功绩便退兵。谯纵因此把檀祗之的父亲、伯父以及中表亲属的丧柩送回，连同家属也都得以一起回来。卢循逼近京城时，檀祗之的丧服尚未除去，朝廷起用他为辅国将军，不久又加授宣城内史，驻守姑孰。他被卢循的党羽阮赐攻打，出兵将其击破。卢循逃走后，刘毅回到姑孰，檀祗之担任刘毅后军司马；因长期设置吏员和僮仆而获罪，被免去将军、内史之职。刘毅向西镇守江陵，任命他为卫军司马、辅国将军、南郡太守。檀祗之虽然是刘毅的将佐，却暗中深深结交高祖。高祖讨伐刘毅，先派王镇恶袭击江陵，檀祗之与咨议参军任集之等合力奋战，高祖宽赦了他。当时朝廷派朱龄石讨伐蜀地，檀祗之坚决请求随军出征。高祖担心檀祗之一到蜀地，必定会大肆诛杀残害；蜀地士人既然同毛氏有嫌隙，也会拼死自保，所以没有答应。檀祗之回到都城，授任黄门侍郎，再任右卫将军。檀祗之不信鬼神，所到之处一定焚毁清除神祠庙宇。当时蒋山庙中有上好的牛和马，檀祗之也一并夺取。高祖讨伐司马休之时，任命他为咨议参军、冠军将军，兼领南郡相。高祖将要讨伐羌人，先派檀祗之修复芍陂，开垦田地数千顷。到了彭城，又让他营建府舍；改任相国右司马，将军之职照旧。当时洛阳已经平定，便以原有名号任河南、河内二郡太守，代理西州事务，驻守洛阳，修治城墙营垒。高祖到达后，巡视并称许他，赏赐衣服和珍玩，当时估计价值二千万钱。在此以前，刘敬宣的女儿出嫁，高祖赏赐钱三百万、杂色彩帛一千匹，当时人都认为是厚重的赏赐。王镇恶死后，檀祗之代任安西司马，将军之职照旧。正逢桂阳公刘义真已经从长安出发，被佛佛虏截击，军队战败。檀祗之与刘义真失散，逃跑将要脱身。他刚登上一道山坡，山坡十分高峻，右卫军士叛逃；已经登上山坡的人中，有曾被檀祗之惩罚过的，便把戟投向他，击伤额头，他因而坠下山坡，最终被佛佛擒获。佛佛死后，他的儿子赫连昌被索虏拓跋焘俘获，檀祗之也一同被没为俘虏。起初，檀祗之在洛阳时，恭敬侍奉嵩高山的寇道士。道士受到拓跋焘的信任和敬重，便为他营救保护，因此他得以不死，被迁往平城。檀祗之曾做羊羹，把它进献给索虏的尚书；尚书认为味道极美，便献给拓跋焘。拓跋焘非常高兴，任命檀祗之为太官令。他逐渐受到亲近宠信，后来任尚书、光禄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书之职照旧。后来朱修之也被俘到索虏，受到拓跋焘宠爱，二人相处得非常融洽。檀祗之问南方国家当权的人是谁，朱修之回答说：‘殷景仁。’檀祗之笑着说：‘我过去在南方时，殷景仁还年幼；等到我获罪应当归还的那天，难道他就应该戴着巾帻、穿着韝衣到我门前来吗？’过了一年，他不忍心询问家中的消息；过了很久才打听，檀祗之详细回答，还说：‘你的贤子元矫，很能自我处置，被当时人所称赞。’檀祗之悲伤得说不出话，只是直视了很久，才长叹一声说：‘呜呼！’从此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起初，荒人往来时说檀祗之劝诱拓跋焘侵犯边境，还教拓跋焘采用中原礼制，太祖对此很怀疑并责备他。檀祗之后来得以归还，把事情详细申辩清楚，皇上的心意才消解。檀祗之在索虏中蓄养了许多妻妾，子女很多。元嘉二十三年，死在索虏境内，享年七十二岁。元矫历任宛陵令、江乘令、溧阳令。傅弘之，字仲度，是北地郡泥阳县人。傅氏旧属灵州，汉末郡境被胡虏侵占，失去土地，寄居在冯翊，于是设置泥阳、富平二县；灵州废弃不再设置，所以傅氏又归属泥阳。晋武帝太康三年，重新设置灵州县，傅氏全部归属灵州。傅弘之的高祖傅祗任晋司徒，后来封为灵州公；他不愿封在本县，所以傅祗这一支又重新归属泥阳。曾祖傅畅任秘书丞，被胡人俘没，生下傅洪；晋穆帝永和年间，因胡地动乱得以返回。傅洪生傅韶，任梁州刺史、散骑常侍。傅韶生傅弘之。傅弘之年轻时洒脱不羁而有大志，任本州主簿，被举荐为秀才，但没有赴任。桓玄将要篡位时，新野人庾仄在南阳起兵，袭击雍州刺史冯该，冯该逃走。傅弘之当时在江陵，与庾仄的兄长之子庾彬谋划杀死荆州刺史桓石康，准备以荆州刺史的身份响应庾仄。庾彬的堂弟庾宏得知了这个谋划，便告诉桓石康。桓石康逮捕庾彬并杀死他，又把傅弘之关进监狱。桓玄认为傅弘之不是首谋，而且只是白衣之身、没有兵众，便宽赦不治罪。义旗建立后，辅国将军刘道规任命傅弘之为参军、宁远将军、魏兴太守。卢循作乱，桓石绥从上洛甲口自称荆州刺史，征阳令王天恩自称梁州刺史，袭击西城。当时傅韶任梁州刺史，派傅弘之讨伐桓石绥等人，并将他们斩杀。授任太尉行参军。随军征讨司马休之时，暂任后部贼曹，仍任建威将军、顺阳太守。高祖北伐，傅弘之与扶风太守沈田子等七路军队从武关进入；伪上洛太守囗脱逃走，进军占据蓝田，招抚戎人和晋人。晋人庞斌之、戴养，胡人康横等各自率领部落归顺。傅弘之一向善于骑马，高祖到长安后，傅弘之在姚泓的驰道内，穿着宽松衣服纵马嬉戏，有时奔驰，有时快跑，在二十里范围内往返，姿态风度十分优美。羌人、胡人聚集观看的有几千人，都惊讶感叹。起初上马时，他用马鞭柄策马，把鞭柄夹在两腿之间；下马时，腿间仍留有鞭柄穿过的孔。傅弘之升任桂阳公刘义真的雍州治中从事史，授西戎司马、宁朔将军。略阳太守徐师高反叛，傅弘之讨伐并平定了他。高祖回去后，佛佛的伪太子赫连瑰率领三万人袭击长安，傅弘之又率步兵、骑兵五千人，在池阳大败赫连瑰，杀伤敌军很多。赫连瑰又在渭南抄掠，傅弘之再次在寡妇人渡击败他，俘获贼兵三百人，掳掠七千多人。后来刘义真向东返回，佛佛倾全国兵力追赶，在青泥发生大战；傅弘之身穿铠甲，气势压倒三军。军队战败，他陷入敌手。佛佛逼迫他投降，傅弘之不肯屈服。当时天气寒冷，敌人剥光傅弘之的衣服，傅弘之叫骂着被杀。时年四十二岁。

译史臣说：夏、商、周三代兴盛时，京畿和各地都有等级次序，东方逐渐受到教化，西方也广泛覆盖，没有遗漏遥远荒僻之地。到了汉朝开拓土地，沟通四方，风俗教化有浅有深，优劣已经相差很远。晋室播迁，来到扬州、越地居住；关中、朔方遥远阻隔，陇地、氵开地荒远，境内各地分出内外，山河区分表里，而羌人、戎人杂居混合，长久断绝声教，本来只应把他们作为荒服之民对待，实行羁縻罢了。如果他们心怀道义、畏惧威势，奉行王命、接受官职，就应当用文字和车轨与他们沟通，把王朝法度颁示给他们。如果他们凭借险远之地，强行抗拒边疆，就应凭借险要闭关拒守，抵御他们的侵扰暴行。桓温是一代英杰，志在改变晋朝国鼎；如果不是在霸上兵败，或在枋头战败，那么晋室光大安定的运数，中年时就确实可以实现。高祖没有周代世世积累仁德的基础，却想凭武力征伐来统治天下，实在需要在外部积累武功，以收取天下人的声望。他只是想把旗帜悬挂到龙门，挫败冀州、赵地的敌锋，功业超过桓氏，取得超过前人的成就；土地尚未在东晋时期开辟，威势只在江南振作起来，然后才可以改变国人的心情，满足百姓的愿望，抚顺归来的时运而接受帝王之策。难道他不知道秦川不足以供养军队，百二险塞也难以传给后代吗？等到攻取咸阳却又放弃它，并不是谋算失误。这四位将领借助归附之众，却难以巩固已经取得的局面，最终一同陷没，实在是不幸。列传第九：孙处、蒯恩、刘钟、虞丘进。孙处，字季高，会稽郡永兴县人。户籍记载他的字是季高，所以这个字流传于世。他年轻时任性使气。高祖东征孙恩，季高出于义气和乐意而跟随。高祖平定京城后，任命他为振武将军，封新夷县五等侯。在广固战役中，他首先登城，立有战功。卢循之乱时，孙处在石头城防守栅栏，戍守越城、查浦，在新亭击败贼军。高祖对季高说：‘这个贼寇即将被击破，应当先捣毁他的巢穴，使他逃跑时无处投奔，除了你没有谁能办成这件事。’于是派季高率领三千人渡海袭击番禺。起初，贼军没有防备海路，季高到达东冲，距离城池十多里，城中还不知道。卢循守军仍有几千人，城池十分坚固。季高先焚烧船舰，全力登岸，恰逢天降大雾，便从四面登上城墙，当天攻克。卢循的父亲卢嘏、长史孙建之、司马虞尪夫等乘轻舟逃往始兴。季高随即分派振武将军沈田子等讨平始兴、南康、临贺、始安等岭南各郡。卢循在左里逃走，但兵力仍然强盛，从岭道返回袭击广州。季高与他相持交战二十多天，卢循才被击败逃走，被杀一万多人。追赶逃兵到郁林时，孙处正好生病，无法继续穷追，卢循于是得以逃往交州。义熙七年四月，季高死于晋康，时年五十三岁。追赠龙骧将军、南海太守，封侯官县侯，食邑一千户。义熙九年，高祖念及季高的功劳，便上表说：‘孙季高在岭南的功勋，已经蒙受褒奖和追赠。臣进一步思考，卢循作恶满十二年，占据整个地域。如果让他的根本没有被拔除，使他有地方投奔，招集残余势力，仍然能够成为祸患；派县令率军远征，才会劳烦朝廷谋划。而季高渡海万里，把性命投入大海，海浪激荡，像闪电般迅疾，指日之间便迅速到达，于是一下平定南海，覆灭他的巢穴，使卢循进退无所依靠，只能乘轻舟远逃。不到一个月，妖贼凶党便被消灭。荡平洗涤的功劳，实在非常重大。往年所追赠的爵位，仍然不够优厚。臣愚以为应当再追赠一州刺史，沿用他原来的将军名号，希望使忠贞功勋不被湮没，令劳苦功臣更加受到激励。’又追赠交州刺史，将军之职照旧。其子孙宗世去世，孙钦公承袭爵位。钦公去世，孙彦祖承袭。齐接受禅让后，封国被废除。蒯恩，字道恩，是兰陵郡承县人。高祖征讨孙恩时，县里把他差遣为征民，充当乙士，让他砍伐马匹所吃的牧草。蒯恩常常背着一大捆草，比其他人多一倍；每次把草放在地上，都叹息说：‘大丈夫能够拉开三石强弓，为什么却来充当割草供马的人！’高祖听说后，立即给他发放武器装备，蒯恩非常高兴。从此征讨妖贼，他常常首先登城，多次斩获首级。他熟悉了战阵之后，胆量和力量超过常人，忠诚谨慎，从没有过失，深受高祖爱护信任。在娄县交战时，箭射中了他的左眼。他跟随军队平定京城，进而平定京邑，以宁远将军身份统领一幢兵马。随振武将军刘道规向西讨伐，俘获桓仙客，攻克偃月叠，于是平定江陵。义熙二年，贼人张坚据守应城反叛，蒯恩将其击破，封都乡侯。跟随讨伐广固，又立有战功。卢循逼近京城，蒯恩在查浦交战，贼军退走。他与王仲德等在南陵追击并击破卢循的别将范崇民。卢循逃回广州后，蒯恩又率一千多人随刘籓在始兴追击徐道覆，将其斩杀。升任龙骧将军、兰陵太守。高祖西征刘毅时，蒯恩与王镇恶率轻装部队袭击江陵，事情见《王镇恶传》。他以原职兼任太尉长史、行参军，率领两千人，随益州刺史朱龄石讨伐蜀地。到达彭模时，蒯恩所率部队处在前面，展开大战，从早晨一直战到太阳偏西，勇气更加振奋，贼军被击破逃走。进军平定成都，提拔为行参军，改封北至县五等男。高祖讨伐司马休之和鲁宗之时，蒯恩与建威将军徐逵之作为前军先行。徐逵之战败陷没，蒯恩在堤下布阵。鲁宗之的儿子鲁轨乘胜攻击蒯恩，箭像雨一样射来，呼喊声震动大地。蒯恩整顿激励将士，布阵坚固严整。鲁轨多次冲击而不能撼动，知道无法攻破，便退兵。高祖称许他能够统率军队而持重稳健。江陵平定后，又在石城追击鲁轨。鲁轨弃城逃走，蒯恩追到襄阳；鲁宗之逃往羌地，蒯恩与各将追讨到鲁阳关才回来。蒯恩自从参加征讨以来，每逢危急，总是率领众将首先冲上，常常攻陷坚城、冲破敌阵，不避艰难困苦。前后共参加一百多次战斗，身受重伤。高祖记取他前后的功劳，封新宁县男，食邑五百户。高祖的世子任征虏将军，蒯恩以大府属官身份领中兵参军，后来随府转任中兵参军。高祖北伐时，留下蒯恩侍卫世子，命朝廷官员与他交往。蒯恩更加谦逊自抑，与人说话时常称呼对方的官位，而自称‘鄙人’。他抚慰待遇士卒，很有纪律纲常，众人都亲近归附他。升任咨议参军，转任辅国将军、淮陵太守。世子开府后，他又任从事中郎，转任司马，将军、太守之职照旧。他入关迎接桂阳公刘义真。刘义真回军到青泥，被佛佛虏追赶，蒯恩负责断后，奋力连续作战多日。刘义真的前军逃散，蒯恩的军士也全部战死或离散，他被敌军擒获，死在敌境。其子蒯国才承袭爵位。国才去世，其子蒯慧度承袭。慧度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刘钟，字世之，是彭城郡彭城县人。幼年丧父，依靠同乡中山太守刘固共同居住。他年幼时就有志气和力量，常常因处于贫贱境地而慷慨不平。隆安四年，高祖征讨孙恩，刘钟愿意跟随，从余姚、浃口攻打句章、海盐、娄县，都摧毁坚固工事、冲入敌阵，每次都有战功。任刘牢之的镇北参军督护。高祖每有军事行动，刘钟从不推辞艰难繁重，专心竭力，深受爱护信任。

译义旗将要建立时，高祖以檄书任命刘钟为郡主簿。第二天，他跟随军队进入京城。将要进军京邑时，高祖命令说：‘凡是预先参加义军的彭城、沛郡乡人，都可以依靠刘主簿。’于是把他们编成立义队，刘钟始终在高祖身边，接连作战都获胜。第二天，桓谦驻军东陵，卞范之驻军覆舟山西面。高祖怀疑贼军设有伏兵，回头查看左右，正好看见刘钟，便对他说：‘这座山下应当有伏兵，你可以率领部下稍微前去冲击他们。’刘钟应声奔驰前进，果然有几百名伏兵，立即逃散。桓玄向西逃跑，当天晚上，高祖驻扎在桓谦原来的营地，派刘钟连夜据守东府，转任镇军参军督护。桓歆侵犯历阳，高祖派刘钟协助豫州刺史魏咏之讨伐，桓歆立即逃窜。授任南齐国内史，封安丘县五等侯。刘钟陈述自己的家庭情况后，得以改葬父亲、祖父及亲属十具丧柩，高祖给予丰厚的资助。转任车骑长史，兼行参军。司马叔璠与彭城人刘谥、刘怀玉等从蕃城进攻邹山，鲁郡太守徐邕失守，刘钟率军讨伐并平定。跟随征讨广固。孟龙符陷没后，刘钟率左右亲兵直接冲入敌阵，取回他的尸体而返。授振武将军、中兵参军，代替孟龙符兼领广川太守。卢循逼近京城时，徐赤军违背部署，在南岸战败。刘钟率部下据守栅栏，身受重伤，贼军不能进入。卢循向南逃走，刘钟与辅国将军王仲德追击他。卢循先留下别将范崇民，率精兵、驾高大船舰据守南陵，在两岸夹击驻扎。刘钟亲自侦察贼军，天降大雾，贼军用钩子钩住他的船；刘钟于是率左右亲兵攻击船舱门，贼军急忙关门抵挡，刘钟才慢慢返回。他与王仲德进攻范崇民，范崇民败逃。刘钟追击一百里，烧毁他的船只。又随刘籓在始兴追击徐道覆，将其斩杀。补任太尉行参军、宁朔将军、下邳太守。代替孟怀玉掌管石头城的戍守事务。高祖讨伐刘毅时，刘钟率军接应王镇恶。江陵平定后，他仍随朱龄石讨伐蜀地，担任前锋，从外水进军，到达彭模，距离成都二百里。伪冠军征讨督护谯亢等人在两岸连营，修筑层层楼橹和重重栅栏，号称有三万人。刘钟当时脚有疾病不能行走，朱龄石于是到刘钟那里商议说：‘如今天气非常炎热，贼军兵力严整，又凭险固守，进攻未必能够攻下，只会增加疲劳困顿。估计他们内心恐惧动摇，一定不能长久安定；不如暂且养精蓄锐、休整军队，等待他们的破绽，有了破绽再乘机进攻，才可以取胜。不过两军交战，决定战机的责任本来有所交托，你认为怎么样？’刘钟说：‘不是这样。先前我们扬言大军将从内水进攻，谯道福不敢离开涪城。如今大军突然到达，出乎他们意料，蜀人已经吓破胆了。贼军现在阻兵据险，是因为害怕而不敢交战，并不是能够长久坚守。应当乘他们凶悍而又恐惧之时，集中精锐进攻，他们势必会被攻克。击鼓前进，成都一定守不住。如今如果缓兵相持，他们将知道我军的虚实，涪城的军队突然合兵来抵抗我们；敌军士气一旦安定，良将又聚集起来，我们想求战却不能获胜，军粮也没有保障，那就要成为蜀人的俘虏了。’朱龄石听从了他的意见。第二天进攻，攻陷蜀军两座城池，斩杀其大将侯辉、谯诜，直接平定成都。凭借广固的战功，封永新县男，食邑五百户。升任给事中、太尉参军事、龙骧将军、高阳内史，兼领石头城戍守事务。高祖讨伐司马休之时，前军将军刘道怜留下镇守东府，统领屯兵。冶亭有几百名群盗，夜间袭击刘钟的营垒，刘钟抵抗反击，将他们击破。当时大军在外征讨，京邑骚动恐惧，刘钟因为不能镇守遏制，降职改号为建威将军。平定蜀地的功劳本应封食邑四百户的男爵，但因他原先已有封爵，便减去这些户数，赐给次子刘敬顺，封高昌县男，食邑一百户。不久恢复原来的龙骧将军名号。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又留下刘钟镇守京城，加增他的兵力，并命府中设置属官。荆州刺史刘道怜进献三匹名马以及精良华美的车马用具，高祖全都赏赐给刘钟的三个儿子。义熙十四年，升任右卫将军，龙骧将军之职照旧。元熙元年去世，时年四十三岁。其子刘敬义承袭爵位。敬义官至马头太守，去世后，其子刘国重承袭。齐接受禅让后，封国被废除。刘钟的次子、封高昌县男的刘敬顺去世后，其子刘国须承袭。刘国须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虞丘进，字豫之，是东海郡郯县人。年轻时跟随谢玄讨伐苻坚，立有战功，封关内侯。隆安年间，随高祖征讨孙恩，戍守句章城，被围数十天，没有一天不交战，身上多处受伤。到达余姚呵浦，击破贼将张骠，追击到海盐旧县治和娄县。在蒲涛口与孙恩水战，又受重伤。追击孙恩到郁州，又到石鹿头，返回海盐大柱，多次交战都立有战功。元兴元年，又随高祖向东征讨临海，在石步固与卢循相持二十多天。元兴二年，又随高祖到东阳，击破徐道覆。这一年，又到临松穴击破贼军，追击到永嘉千江，又到安固，连续作战都立有战功。元兴三年，随军平定京城、安定京邑，授任燕国内史。义熙二年，授任龙骧将军，封龙川县五等侯。跟随高祖讨伐广固，在临朐击破贼军。卢循逼近京城时，孟昶、诸葛长民等建议护送天子过江；虞丘进参加朝廷议论，认为不可，当面驳斥孟昶等人，高祖非常赞赏他。他献计砍伐树木，在石头城设置栅栏。授鄱阳太守，将军之职照旧。他统领马兵、步兵十八队，从东路出鄱阳，到达五亩峤。卢循派部将英紏任上饶令，率一千多人守卫旧城；虞丘进进攻并将其击破。卢循又派童敏之任鄱阳太守，占据郡城；虞丘进进军，从余干的山路直趋鄱阳，童敏之退逃，虞丘进追击并击破他，斩首数百。又随刘籓到始兴，讨伐并斩杀徐道覆。义熙八年，授任宁蛮护军、寻阳太守，兼领文武官员，随军征讨刘毅两年。事情平定后，补任太尉行参军，不久加授振威将军。义熙九年，凭借前后功劳封望蔡县男，食邑五百户，加授龙骧将军。讨伐司马休之时，又立有战功。军队返回后，授辅国将军、山阳太守。宋台令书授任秦郡太守，督理陈留郡事务，将军之职照旧。元熙二年，宋王令书任命他为高祖第四子刘义康的右将军司马。永初二年，升任太子右卫率。第二年，在任上去世，时年六十岁。追论他讨伐司马休之的功劳，进爵为子，增加食邑三百户。其子刘耕承袭爵位。刘耕去世后，其子刘袭祖承袭。刘袭祖去世后，刘世宝承袭。齐接受禅让后，封国被废除。

译史臣说：《诗经》说：‘没有言语不应答，没有功德不报偿。’这些将领都起初只是普通人，出身于奴仆、皂隶和割草放牧者之下，只是因为一心忠于君主，所以能够奋发施展才能。至于推锋转战，经历百死也不顾惜一生，大概都是因为他们一心忠于君主。于是享受到封侯的报偿，诗人的话，确实可信啊！列传第十：胡籓、刘康祖、垣护之、张兴世。胡籓，字道序，是豫章郡南昌县人。祖父胡随，任散骑常侍。父亲胡仲任，任治书侍御史。胡籓幼年丧父，居丧时因过度哀毁而闻名。太守韩伯见到他，对胡籓的叔父、尚书胡少广说：‘您的这个侄子，应当凭借义气刚烈成就名声。’州府征召他，他不肯就任。等到两个弟弟完成冠礼和婚礼后，才参加郗恢的征虏军事。当时殷仲堪任荆州刺史，胡籓的表兄罗企生任殷仲堪的参军。胡籓请假回家，经过江陵时探望罗企生。殷仲堪邀请胡籓相见，接待十分优厚。胡籓趁机劝殷仲堪说：‘桓玄的心意志趣反复无常，常常因失去职权而闷闷不乐。您对他的尊崇礼待过分了，这不是为将来打算的办法。’殷仲堪面色不悦。胡籓退下后对罗企生说：‘向人交付兵权而反被他倒戈相向，这是必然会到来的灾祸。如果不早点谋划进退取舍，后悔就来不及了。’桓玄从夏口袭击殷仲堪，胡籓参加桓玄后军的军事事务。殷仲堪战败，罗企生果然因依附桓玄而遭祸。胡籓转任太尉、大将军、相国军事参军。义旗起兵后，桓玄战败将要逃走，胡籓在南掖门抓住桓玄的马缰，说：‘如今羽林射手还有八百人，都是义军中原来西方的同乡，一旦舍弃这里，想要再回去还能得到吗？’桓玄只是用马鞭指着天而已，于是逃散开来，彼此失散。胡籓在芜湖追上桓玄，桓玄见到胡籓，高兴地对张须无说：‘你们荆州本来就人才很多，如今竟又见到了王叔治。’桑落之战中，胡籓的船舰被烧毁，他穿着全副铠甲潜入水中前行三十多步，才得以登岸。义军已经逼近，无法再向西，于是返回家乡。高祖一向听说胡籓曾直言劝谏殷氏，又曾为桓玄尽忠，便召他任员外散骑侍郎，参与军中事务。跟随高祖征讨鲜卑时，贼军聚集驻扎在临朐，胡籓对高祖说：‘贼军驻扎在城外，城内留守必定很少。如今前去夺取他们的城池，砍倒他们的旗帜，这正是韩信所以战胜赵国的办法。’高祖于是派檀韶与胡籓等人秘密前往，抵达后立即攻克城池。贼军看到城池陷落，立即逃走，退回广固固守了几个月。将要攻取广固的那天夜里，属官们都聚集在一起，忽然有一只像鹅那么大的鸟，青黑色，飞进高祖的帐中，众人都惊骇诧异，认为是不祥之兆。胡籓起身祝贺说：‘青黑色，是胡虏的颜色；胡虏归附我们，这是大吉之兆。’第二天早晨攻城，攻陷了广固。跟随讨伐在左里的卢循，多次交战立功，封吴平县五等子，授正员郎。不久转任宁远将军、鄱阳太守。胡籓跟随讨伐刘毅。刘毅起初担任荆州刺史时，上表请求从东路回京祭扫祖墓，离都城几十里，却只到宫阙拜谒。高祖出城到倪塘会见他。胡籓在席间劝高祖杀死刘毅，高祖没有听从。到了这时，高祖对胡籓说：‘当初如果听从你在倪塘的谋划，就不会有今天这次举动了。’胡籓又跟随征讨司马休之。再次任参军，加授建武将军，在江津统领游军。徐逵之战败陷没，高祖非常愤怒，当天就在马头岸渡过长江；但江津一岸陡峭，峭壁高达数丈，司马休之在岸边布阵，无法攀登。高祖呼喊胡籓命令他上岸，胡籓面露疑色。高祖怒气勃发，命左右把他带来，想要杀掉他。胡籓不接受命令，回头说：‘我胡籓宁愿死在前面！’便用刀尖插入岸壁，只容得脚趾立足，于是径直攀登上去，跟随他的人逐渐增多。登岸后，他们拼死作战，贼军不能抵挡，引军退走。胡籓乘势追击，贼军一时逃散。高祖讨伐羌人时，授胡籓代理宁朔将军，参与太尉军事，统领别军。到达河东时，暴风把胡籓的重船吹漂到北岸，索虏牵走这只船，取走其中的器物。胡籓气愤激烈，率领身边十二人，乘小船径直前往黄河北岸。贼军五六百名骑兵看见胡籓到来，都嘲笑他。胡籓一向善于射箭，登岸后便射击，贼军中应弦倒下的有十多人，贼军全都逃退，胡籓把失去的物资全部收回后返回。又派胡籓与朱超石等在半城追击索虏。索虏骑兵重重包围，胡籓、朱超石所率部队都是从各军抽调编成的新军，不足五千人，但他们率领并激励士卒奋力作战，大败索虏。又与朱超石等在蒲坂攻击姚业，朱超石失利退回，胡籓收拢朱超石的军资器物，缓慢行军返回，姚业不敢追赶。高祖回到彭城，胡籓参与相国军事。当时卢循的余党与苏淫的贼众大规模聚集结盟，朝廷任命胡籓为始兴相。评定他平定司马休之及广固的功劳，封阳山县男，食邑五百户。少帝景平元年，胡籓因镇守东府时打开掖门获罪，被免官，不久恢复原职。元嘉四年，升任建武将军、江夏内史。元嘉七年，征召为游击将军。到彦之北伐时，南兖州刺史长沙王刘义欣进军占据彭城，胡籓出兵戍守广陵，代理府州事务。转任太子左卫率。元嘉十年去世，时年六十二岁，谥号壮侯。其子胡隆世承袭爵位，官至西阳太守。隆世去世后，其子胡乾秀承袭。胡籓的庶子有六十人，大多不遵守法度。胡籓第十四子胡遵世任臧质的宁远参军，离职回家后，与孔熙先共同谋划叛乱。高祖因为胡籓是功臣，不想公开这件事，便让江州以其他罪名将胡遵世逮捕杀死。元嘉二十四年，胡籓第十六子胡诞世、第十七子胡茂世率同宗二百多人攻破郡县，杀死太守桓隆之、县令诸葛和之，想拥立庶人刘义康。正逢交州刺史檀和之到达豫章，将他们讨伐平定。胡诞世的兄长、车骑参军兼新兴太守胡景世，以及景世的弟弟胡宝世，到廷尉那里认罪，并被迁徙到偏远州郡。胡乾秀的封国被夺。世祖初年，被迁徙的人都得以返回。刘康祖，是彭城郡吕县人，世代居住在京口。他的伯父刘简之有志向和才干，为高祖所知。高祖将要谋划兴复晋室时，搜集有才能和力量的人，曾两次去拜访刘简之，恰逢有宾客在场。刘简之领会了他的意思，对弟弟刘虔之说：‘刘下邳接连两次来访，一定是有意图。既然没能和他交谈，你可以试着去见他。’刘虔之到达时，高祖已经攻克京城，刘虔之立即投身义军。刘简之听说后，杀掉耕牛，聚集徒众，率领他们赶赴高祖。刘简之历任官职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咨议参军。刘简之的弟弟刘谦之喜欢读书，撰写《晋纪》二十卷；义熙末年，任始兴相。东海人徐道期流寓广州，没有士人的品行，被侨居旧族欺凌侮辱。趁刺史谢欣去世之际，他联合率领一群失意亡命之徒作乱，攻陷州城，杀死平日有怨的士人和平民一百多人，倾尽府中军队，招集亡命之徒，出兵攻打始兴。刘谦之击败并赶走他们，进而平定广州，诛杀其党羽，仍代理州中事务。于是任命刘谦之为振威将军、广州刺史。后来任太中大夫。刘虔之行为放纵，不经营产业，轻视钱财而喜欢施舍。高祖西征司马休之、鲁宗之等人时，派参军檀道济、朱超石率步骑从襄阳出发。刘虔之当时任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涢城，驻扎在三连，架桥、聚集粮食等待他们。

译檀道济等人多日没有到达，被鲁宗之的儿子鲁轨袭击，兵力少的一方无法抵挡。参军孙长庸流着泪劝刘虔之退军，刘虔之严厉地说：‘我奉行正义讨伐罪人，按道理没有不能取胜的。如果不幸失败，那是命运。’战败后被杀，追赠梁州、秦州刺史，封新康县男，食邑五百户。刘康祖是刘虔之的儿子，承袭封爵，任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参军，转任员外散骑侍郎。他善于骑马射箭，臂力超过常人；在乡里时不从事士人学业，整日放荡，以赌博和饮酒为事。每次触犯法律，被郡县官府逮捕，总是翻屋越墙逃走，没有人能够捉住他。夜间闯入别人家中，被主管官员包围看守，刘康祖冲破包围逃走，也没有人敢追赶。他于是连夜回到京口，半夜时间便到达。第二天早晨，守门人到府州要职官员那里报告。很快建康发文书来拘捕他，府州办事人员都证明刘康祖当晚在京口，于是他得以无事。前后多次被检举弹劾，太祖因为他是功臣的儿子，每次都宽免他。任员外郎十年，又因两次参与摴蒲赌博获罪被免官。转任太子左积弩将军，随射声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与裴方明一同被交付廷尉审理，刘康祖免官。不久，世祖任豫州刺史，镇守历阳，任命刘康祖为征虏中兵参军。刘康祖既然受到任用，便改变操守、自我修养。转任太子翊军校尉。过了很久，升任南平王刘铄安蛮府司马。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虏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围攻汝南，太祖派各军救援，刘康祖总领诸军担任前锋。军队驻扎在新蔡，与索虏交战，一同前进一百多里，渡过融水。索虏大军到来，刘康祖奋力攻击，将其击破，斩杀伪殿中尚书、任城公乞地真；距离悬瓠四十里时，拓跋焘烧毁营寨退走。转任左军将军。太祖想要大举北伐，刘康祖认为时日已晚，请求等到第二年。太祖认为河北义军一同起兵，如果军队停留一周，就会挫伤向义之士的志气，不同意他的请求。这年秋天，萧斌、王玄谟、沈庆之等人进入黄河流域，刘康祖率豫州军从许、洛出兵。王玄谟等人战败返回，索虏带领大军向南渡河。南平王刘铄在寿阳，太祖担心他被围困，召刘康祖迅速返回。刘康祖回军，距离寿阳还有几十里时，正好索虏永昌王库仁真率长安的八万骑兵与刘康祖在尉武相遇。刘康祖共有八千人，军副胡盛之想依靠山岭险要，取小路迂回前进。刘康祖大怒说：‘我奉本朝命令，清扫荡平河洛。如今敌寇自己送上门来，不必再远劳王师；犬羊虽多，实在容易摧毁。我们的军队精锐，武器训练有素，距离寿阳不过几十里，援军很快就会到达，又有什么可担心的！’于是结成车营前进。索虏从四面进攻，激战一日一夜，杀死的索虏尸体堆积如山。索虏把军队分成三部，边休息边作战，骑兵背着草料来焚烧车营。刘康祖率领并激励将士，人人都能以一当百，索虏死了一大半。恰好箭射中刘康祖的颈部，他因此死亡，军队于是大败，整个营垒覆没，全部被索虏杀死，能够自行逃脱的只有几十人。索虏把刘康祖的首级传送到彭城示众，面容像活着一样。胡盛之被索虏活捉，拓跋焘宠信他，他常常在拓跋焘身边。胡盛之有勇力，起初任长沙王刘义欣的镇军参军督护，讨伐抢劫者时，谯郡西部有七十名骑兵、步兵劫匪逃入深密的丛林，胡盛之挺身独自前进，亲手斩杀五十八人。元嘉二十八年，诏书说：‘刘康祖在尉武回军，军纪法令没有差错。以少数兵力对抗多数敌军，消灭了敌军一大半。勇猛之气如云腾起，志向得以施展而力量竭尽，终身为节义而死，实在值得嘉奖和哀悼。应当加以甄别褒宠，以表彰他的忠诚刚烈。可以追赠益州刺史，谥号壮男。’封国传承到齐接受禅让时，封国被废除。垣护之，字彦宗，是略阳郡桓道县人。祖父垣敞在苻氏政权任职，官至长乐国郎中令。慕容德进入青州后，任命垣敞为车骑长史。慕容德的哥哥之子慕容超袭承伪位后，垣护之的伯父垣遵、父亲垣苗又受到任用。垣遵任尚书，垣苗任京兆太守。高祖包围广固时，垣遵、垣苗翻越城墙投降，朝廷都任命他们为太尉行参军。太祖元嘉年间，垣遵任员外散骑常侍，垣苗任屯骑校尉。护之年轻时洒脱不羁，不拘泥于小节；相貌矮小丑陋，但气概刚强，办事果断。他随高祖征讨司马休之时，任世子中军府长史，兼任行参军。永初年间，补任奉朝请。元嘉初年，任殿中将军。后来随到彦之北伐，到彦之准备撤军时，护之写信劝谏说：“我在外面听说您想撤军回返，私下认为不妥。为什么呢？残余的敌虏畏惧我军威势，望见风声便奔逃溃散；他们侵占的土地已有八年，如今不经交战便可以收复。现在正应长驱直入朔漠，把残余的敌人彻底扫除，何况敌人还自行送上门来，根本不必远行劳师。应当让竺灵秀迅速进军滑台，帮助硃修之坚守；您率大军进逼河北，那么牢、洛一带的残余敌军自然会奔逃退去。况且古人即使连年交战，损失士卒、缺乏粮食，仍然壮胆争先，没有肯轻易退却的。何况如今青州丰收，济水漕运畅通，士卒战马饱食安逸，军威力量没有损失。如果白白放弃滑台，坐视已经取得的功业丧失，难道是朝廷授予您任职的本意吗？”到彦之没有采纳，军队溃败而归。太祖听说后认为他说得好，补任他为江夏王义恭征北行参军、北高平太守。因装载违禁物品被关进尚方，过了很久才蒙受赦免。又补任衡阳王义季征北长流参军，升任宣威将军、钟离太守。他随王玄谟进入黄河流域。王玄谟攻打滑台时，护之率百艘船作为前锋，进军占据石济；石济在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敌军救兵到来后，护之又急忙写信劝王玄谟赶快进攻，说：“从前武皇攻打广固，战死的人也很多。何况如今情况不同于过去，怎么能计较士卒伤亡疲惫，只希望把屠城作为当务之急呢？”王玄谟没有听从。后来王玄谟败退，来不及通知护之。护之听说后，敌军已经把王玄谟水军的大船全部拖走，并用三重铁锁横断河道，想断绝护之的退路。河水湍急，护之顺流驶向中游，每遇到铁锁，就用长柄大斧砍断，敌军无法阻止。只损失了一艘船，其余船只全部保全。他留下驻守靡沟城。回来后任江夏王义恭骠骑户曹参军，驻守淮阴。加授建武将军，兼任济北太守。他率二千人再次随张永攻打确磝，先占据委栗津。敌军杜道俊和伪尚书伏连来援救确磝，护之抵挡他们，敌军于是率军向东撤去。萧思话派护之迎接援军到梁山，伪尚书韩元兴率精锐骑兵突然赶到，护之依靠险要地形迎战，斩杀敌军都军长史，斩获甲士数十人，敌军才退走。萧思话准备撤军，欺骗护之说：“沈庆之的援军很快就到了，你应赶快在济口架桥。” 护之猜知了他的意图，立即分派白丁。萧思话又命令他渡河驻守乞活堡，以防追兵。

译元嘉三十年春，太祖驾崩，护之移军驻扎历下。听说世祖入京讨伐，便率领所部急驰前往，世祖嘉奖他，任命他为督冀州、青州及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宁远将军、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义宣反叛，兗州刺史徐遗宝是护之的妻弟。徐遗宝从远方与护之联络，写信劝他一同叛乱。护之派快马使者把这件事报告朝廷。徐遗宝当时驻守湖陆，护之留下儿子恭祖守历城，亲自率步骑袭击徐遗宝。途中经过邹山，攻破徐遗宝的一处别营。距离湖陆还有六十里时，徐遗宝焚烧城池向西逃走。兗州境内平定后，护之被征召为游击将军。护之随沈庆之等人攻打鲁爽，加授辅国将军。义宣率大军来到梁山，与王玄谟相持。柳元景率护之及护之的弟弟询之、柳叔仁、郑琨等各路军队，出兵镇守新亭。王玄谟见敌军强盛，派司马管法济紧急求救。皇帝派柳元景等进军占据南州，护之的水军先行出发。敌军派将领庞法起率军袭击姑孰，正好遇到护之、郑琨等人到达，护之等奋力攻击，大败敌军，斩杀、俘获以及投水而死的敌军几乎全部。王玄谟急忙送信告诉柳元景说：“西城守不住了，现在只剩东城，敌我兵力相差悬殊，请退回姑孰，再商议进攻。”柳元景不允许，准备率全军前往救援；护之劝他分兵救援。柳元景认为这个计策正确，于是把精兵交给护之，派他前往梁山。交战时，护之见敌军船舰密集相连，对王玄谟说：“现在应当用火攻把他们消灭。”随即命队主张谈等焚烧敌舰。风势猛烈，水流湍急，敌军因此奔逃溃散。梁山平定后，护之率军追击讨伐，适逢硃修之已经平定江陵，追到寻阳便返回。升任督徐、兗二州及豫州梁郡诸军事、宁朔将军、徐州刺史，封益阳县侯，食邑一千户。他的弟弟询之，勇猛果敢而且力气很大。元凶早已听闻他的名声，便让他辅佐辅国将军张柬。当时张超首先发动大逆之事，也率军隶属于张柬。询之谋划杀死张超，但担心张柬不同意；张柬平素也有这个打算，又不能确定询之是否与自己同心，于是双方互相观察。恰逢张超来议事，张柬脸色变动，询之察觉到这一点，立即和张柬共同定下计谋，派使者召张超。张超怀疑有诈，没有前来，改在别处住宿。询之不知道他已经换了地方，直接持刀砍去，只杀死了床上的仆人，便和张柬向南逃走。张柬溺死在淮水中，询之得以到达目的地。当时世祖已经即位，任命询之为积弩将军。梁山战役中，他奋力作战，被流箭射中而死，追赠冀州刺史。元嘉二年，护之因议论功劳时夹带私心获罪，被免官。后来又任游击将军。不久升任大司马、辅国将军，兼任南东海太守。尚未正式就任，又任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宁远将军、青冀二州刺史，镇守历城。第二年，进号宁朔将军，增督徐州东莞、东安二郡军事。世祖认为历下是军事要地，想把青州治所迁来，与冀州一同镇守历城。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不同意。护之说：“青州北面有黄河、济水，又有许多陂泽，不是敌虏进攻的方向。敌虏每次前来侵扰抢掠，必定经过历城；两州合并镇守历城，这是从长远考虑的策略。北面又靠近黄河，归顺的人容易到来；近处可以平息百姓的忧患，远处可以伸张王朝威势，这是安定边境的上策。”因此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大明三年，护之被征召为右卫将军，返回途中听说司空、竟陵王刘诞在广陵反叛，便立即率领部曲接受车骑大将军沈庆之的节制。事情平定后，转任西阳王子尚抚军司马、临淮太守。第二年，出任使持节、督豫州、司州二州诸军事、辅国将军、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又隶属沈庆之讨伐西阳蛮。护之任职时多有搜刮聚敛，贿赂财物堆积如山。大明七年，因获罪下狱，被免官。第二年，重新起用为太中大夫。尚未正式就任，当年便去世，时年七十岁，谥号壮侯。前废帝永光元年，追赠冠军将军、豫州刺史。他的儿子承祖承袭爵位。承祖死后，儿子显宗承袭爵位。齐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除。护之的次子恭祖勇猛果敢，有父亲的风范。太宗泰始初年，因军功任梁州、南秦州刺史。遵的儿子阆，元嘉年间任员外散骑侍郎。他母亲的墓被东阿寺道人昙洛等人挖掘，阆和弟弟殿中将军闳共同杀死昙洛等五人，前往官府自首认罪，得到赦免。大明三年，阆由义兴太守升任宁朔将军、兗州刺史，被竟陵王刘诞杀死。追赠征虏将军，刺史一职照旧。闳在顺帝升明末年任右卫将军。张兴世，字文德，是竟陵郡竟陵县人。他原来单名为世，太宗给他增加一字，改名兴世。年轻时家贫，南郡人宗珍之任竟陵郡太守，兴世依附他，作为门客。竟陵旧时设置军府，补任兴世为参军督护，他没有赴任。后来以白衣身份随王玄谟讨伐蛮族，每次交战总有俘获，王玄谟原有的部曲诸将都比不上他，王玄谟十分惊异。兴世回到都城，向太祖报告，太祖称赞他的胆略和力量。后来随世祖镇守寻阳，补任南中参军督护。入京讨伐元凶时，隶属于柳元景，任前锋。事情平定后，转任员外将军，兼领从队。南郡王义宣反叛，他又随王玄谟出兵梁山，立有战功。授任建平王刘宏中军行参军，兼领长刀队。又隶属于西平王子尚，任直卫。因跟随子尚进入台城，丢弃仪仗四处逃走，被捕入狱，免官。后来又以白衣身份充任直卫。大明末年，授任员外散骑侍郎，又授宣威将军、随郡太守。尚未赴任，太宗即位，四方反叛。提升兴世的军号为龙骧将军，统领水军，在赭圻抵御南方叛军。在湖口修筑两座城，伪龙骧将军陈庆率船在前面担任游军。兴世率龙骧将军佼长生、董凯之攻克两城，乘势攻击陈庆，陈庆交战大败，投水而死的有数千人。当时朝廷军队占据赭圻，南方叛军驻扎鹊尾，双方长期相持，不能决胜。兴世建议说：“敌军占据上游，兵力强大，地势又有利。我们现在虽然有余力与敌军相持，却不足以制服敌人。如今如果派数千兵力，秘密出现在敌军上游，凭借险要地势自我固守，随时截断敌军，使他们首尾奔忙，进退迟疑受挫；一旦在江中阻断他们，粮食运输自然艰难。制服敌军的奇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沈攸之、吴喜都赞同他的计策。当时豫州刺史殷琰占据寿阳一同反叛，正被刘勔攻打；南方叛军派庞孟虬率军援助殷琰，刘勔派使者紧急求援。建安王休仁想派兴世去救援，便询问沈攸之。沈攸之说：“庞孟虬不过是蚂蚁般的盗寇，必定成不了大事。派别将率步骑数千人，足以牵制他。如果出现意外，暂且可以用江西地区作为诱饵。只要上游取胜，就不必担心不能彻底消灭敌人。兴世此行关系到安危成败，是极其关键的大事，绝不能停止。”于是派段佛荣等人援助刘勔。

译兴世想率领所部直取大雷，但军队尚未集结，兵力不足以分散部署。恰逢薛索儿被平定，太宗命张永率步骑五千人留下驻守盱眙，其余二万人全部派往南方讨伐。山阳也很快平定。朝廷征召阮佃夫所统领的各路军队，全部返回南方征伐，各军大规模集结。于是分出七千名战士交给兴世。兴世命令轻快的小船逆流而上，随即又返回，短短一两天内总是这样反复，使敌军没有防备。刘胡听说兴世想上游进军，笑着说：“我尚且不敢越过他们下游去夺取扬州，张兴世是什么人，竟想轻率地占据我的上游！”兴世对沈攸之等人说：“上游只有钱溪可以占据，那里地势险要，江面又很狭窄，距离大军不远，援救起来不难。江中有回旋曲折之处，船只顺流而下必定会在那里停泊；岸边有横浦，可以藏匿船只，安排二三处最为合适。”于是夜间渡过湖口，到达鹊头，又再向下游返回以迷惑敌军。当天夜里四更时分，遇到顺风，便升起船帆直向前进。敌军也派胡灵秀等各路军队，沿东岸相互配合向上游进发。兴世傍晚停泊在景江浦住宿，敌军也没有前进。夜里，他秘密派黄道标率七十艘船，径直占据钱溪，修筑营垒和栅栏。第二天早晨，兴世与军队一同到齐。停留了一夜后，刘胡亲自率领水军、步军二十六军，在天刚亮时来攻打。将士们想迎击，兴世制止说：“敌军来得还远，但气势正盛，箭矢射得又急又密；锐气一旦耗尽，强盛的气势也容易衰退，这正是曹刿能够击败齐军的原因。”他命令将士不得妄动，照旧修整城防。不久敌军逐渐逼近，船只进入回旋水道，兴世才命寿寂之、任农夫率数百壮士出击，其他各军相继进攻，刘胡于是败逃。斩获敌军数百人，投水而死的很多，刘胡收拢军队向下游退走。当时兴世修筑的城垒还不牢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担心敌军合力再次进攻钱溪，想分散敌军的力量，便命沈攸之、吴喜、佼长生、刘灵遗等率二十艘皮舰攻打敌军驻守的浓湖，连续苦战多日，斩获敌军千余人。这一天，刘胡果然率各路军队想再次进攻兴世。还没到钱溪几十里，袁顗因浓湖形势危急，急忙追赶刘胡，钱溪的城垒和栅栏因此得以修成。敌军接连交战，败势越来越重；兴世又截断敌军粮道，寻阳运来的粮食到达南陵后不敢继续下运，敌军逐渐饥饿。刘胡于是派袁顗安北府司马、伪右军沈仲玉率一千步兵前往南陵，迎接粮运。沈仲玉到达南陵，带着三十万斛米和几十艘装载钱帛的船只，竖起木板作为城防，准备强行通过。走到贵口时，不敢继续前进，派间谍送信报告刘胡，请求派重兵接应。兴世、寿寂之、任农夫、李安民等率三千人到达贵口攻击他们，正好与沈仲玉相遇。交战一整天，沈仲玉逃回袁顗的营地，兴世等把他的军资物品全部缴获。敌军大败，刘胡弃军逃走，袁顗也随之奔散。兴世率军追击讨伐，与吴喜共同平定江陵。升任左军将军，不久任督豫州、司州二州及南豫州梁郡诸军事，封作唐县侯，食邑一千户。被征召为游击将军。朝廷从海道北伐，兴世代理辅国将军，加授持节并设置属官，未立战功便返回。大明四年，升任太子右卫率，又以原职兼任骁骑将军，与左卫将军沈攸之一同参与设置属官。五年，转任左卫将军。六年，中领军刘勔应当镇守广陵，兴世权宜兼任中领军。泰豫元年，任持节、督雍州、梁州、南秦州、北秦州、郢州及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冠军将军、雍州刺史，不久加授宁蛮校尉。桂阳王休范反叛，兴世派军队赴援朝廷，尚未出发事情便已平定。进号征虏将军。废帝元徽三年，被征召为通直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五年，因患病，调任光禄大夫，常侍一职照旧。顺帝升明二年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追赠原任官职。兴世居住在临沔水一带。沔水从襄阳以下直到九江，二千里之间，过去从未有沙洲岛屿。兴世刚出生时，他家门前的水中忽然一夜之间生出沙洲，年年逐渐增大；到兴世成为方伯时，沙洲已经有十多顷。兴世的父亲仲子因兴世的缘故做到给事中。他想前往襄阳，但留恋乡里，不肯离开。曾对兴世说：“我虽然是个乡村老人，却喜欢听鼓角声，你可以送我一部，耕田时让我吹奏。”兴世一向恭敬谨慎，畏惧法令，便劝他说：“这是天子的鼓角，不是乡村老人所能吹奏的。”兴世想去拜扫祖墓，仲子说：“你随从护卫太多，祖先一定会受到惊吓。”兴世便减少随从和仪仗后才出行。兴世的儿子欣业本应承袭爵位，恰逢齐接受禅让，封国被撤除。史臣说：用兵本来就是诡诈之道，取胜在于运用奇谋。当南北两方的君主争雄，天意和人心的归属尚未确定时，南北连续交战，彼此困厄而不能推进，已经半年了。这大概正是赵军营垒拔旗、官渡烧毁敌军的时机；至于在鹊浦使敌军丢弃武器，实在是张兴世运用奇谋的力量。建立旌旗、垂挂组绶，难道是毫无缘由的吗！

译列传第十一　宗室 长沙景王道怜　临川烈武王道规 营浦侯遵考 长沙景王道怜，是高祖的二弟。起初任国子学生。谢琰任徐州刺史时，任命他为从事史。高祖攻克京城，进而平定京邑，道怜常常留在家中侍奉、安慰太后。桓玄逃走后，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奉承制诏令，授任他为员外散骑侍郎。不久升任建威将军、南彭城内史。当时北青州刺史刘该反叛，引索虏作为援军；清河、阳平二郡太守孙全聚集部众响应。义熙元年，索虏拓跋开派伪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将军斛斯兰侵扰徐州，攻打相县，俘获钜鹿太守贺申，进而包围宁朔将军羊穆之于彭城。羊穆之告急，道怜率军救援。军队驻扎在陵栅，斩杀孙全。进军到彭城后，索度真、斛斯兰退逃。道怜率宁远将军孟龙符、龙骧将军孔隆以及羊穆之等追击，索度真、斛斯兰逃往相城；又追踪到光水沟，斩杀刘该，敌军被杀和投水而死的几乎全部。高祖镇守京口时，提升道怜的军号为龙骧将军，又兼任堂邑太守，驻守石头城。第二年，加授使持节、监征蜀诸军事，率冠军将军刘敬宣等讨伐谯纵，但文处茂、温祚据守险要，军队无法前进，因此没有成功出征。因义熙年间的功勋，封新兴县五等侯。义熙四年，代替诸葛长民任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将军、内史等职照旧，仍驻守石头城。当时鲜卑侵逼，从彭城以南，百姓都结寨自保；山阳、淮阴等地的戍所也全都不再设立。道怜请求占据彭城，逐步修缮经营，朝廷议论认为彭城距离太远，便让他镇守山阳。进号征虏将军，督淮北军郡事务，兼任北东海太守；并州刺史、义昌太守等职照旧。因击破索度真的功劳，封新渝县男，食邑五百户。他随高祖征讨广固，常常担任军队前锋。城池陷落时，慕容超带着亲兵突围逃走，被道怜的部下俘获。加授使持节，进号左将军。义熙七年，解除并州刺史职务，加授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八年，高祖讨伐刘毅，征召道怜为都督兗州、青州、晋陵、京口、淮南诸郡军事、兗青州刺史，持节、将军、太守等职照旧，返回镇守京口。九年，允许甲仗五十人入殿。因攻克广固的功劳，改封竟陵县公，食邑一千户；将先前封爵食邑减去一半，赐给次子义宗。十年，进号中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赐给鼓吹一部。第二年，讨伐司马休之，道怜监督留守府中的事务，允许甲仗一百人入殿。江陵平定后，任命他为都督荆、湘、益、秦、宁、梁、雍七州诸军事、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持节、常侍等职照旧。北府的文武官员全都配属给他。道怜一向没有才能，说话带有很重的楚地方音，举止行为多有鄙陋笨拙之处。高祖虽然派将军辅佐他，但他贪婪放纵过度，积聚财货总觉得不够；他离开镇所那天，府库因此空虚。高祖平定三秦后，正考虑向外拓展，于是征召道怜回朝任侍中、都督徐州、兗州、青州及扬州晋陵诸军事、守尚书令、徐兗二州刺史，持节、将军等职照旧。元熙元年，解除尚书令职务，升任司空，出镇京口。高祖接受天命即帝位后，进位太尉，封长沙王，食邑五千户，持节、侍中、都督、刺史等职照旧。永初二年元旦朝会，道怜进入宫殿官署。此前，卢陵王义真任扬州刺史，太后对皇帝说：“道怜是你平民时期的兄弟，所以应当让他任扬州刺史。”皇帝说：“寄奴难道会舍不得让道怜任职吗？扬州是国家根本所在，事务非常繁多，不是道怜能够处理的。”太后说：“道怜年纪已经超过五十岁，难道还不如你十岁的孩子吗？”皇帝说：“车士虽然名义上任刺史，但无论事情大小，全部由寄奴处理。道怜年纪大，却不亲自处理事务，这会损害他的声望和威信。”太后于是无话可说。车士，是义真的小名。永初三年春，高祖身体不适，给道怜增加班剑三十人。当时道怜入朝，留下司马陆仲元留守。刁逵的儿子刁弥成为亡命之徒，率数十人进入京城，陆仲元出击并将其斩杀。此前，府中陈明告发刁弥有反叛阴谋，到这时赐给陈明钱二十万，并授任县令。五月，皇帝驾崩，道怜因病重不能亲临丧礼。六月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追赠太傅，持节、侍中、都督、刺史等职照旧。祭礼依照晋代太宰、安平王的旧例，使用鸾辂九旒、黄屋左纛、辒辌车和挽歌二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一百人。太祖元嘉九年，下诏说：“古代贤明的君王治理国家，司勋官有相应的典制，评定功劳以驾驭德行与刑罚，颁赐瑞物以酬答功勋，把显著功劳铭刻在鼎彝上，配享于太庙合祭。因此，配享先王的意义见于《尚书·商诰》，在大蒸之祭中祭祀功臣，礼制载于《周礼》。从汉代直到晋代，历代都尊崇这些制度；王道既已昭明，幽明两界的秩序也都得到安排。先皇治理天地，平定乱局而承受天命，伟大的天命于是汇聚，光明的统治覆盖天下。这虽然是圣明深远的谋略、天地人三灵共同协助的结果，但也依赖辅佐大臣尽心辅弼，以及祈父等臣子竭力效命。因此，故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及扬州晋陵、京口诸军事、太傅、南徐、兗二州刺史、长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县开国公弘；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县开国公道济；故左将军、青州刺史、龙阳县开国侯镇恶等人，有的履行大道，德行深厚高远；有的气度高雅，识见明达深远；有的见识只知守正，才略开阔超迈。他们都以文德使帝业兴盛，以武功使盛大功业隆盛，确实可以比踪周公姬旦，和伊尹、召公相比了。我以德行浅薄之身，继承帝王宏大的事业，每当想到他们的功勋，便希望遵循美好的典制；但太常还没有铭刻他们的功绩，配享祭祀也仍有缺失，我醒着睡着都敬重思念，长久以来深深放在心上。现在应当恭敬遵循前代制度，制定这种美好的礼仪，把功劳刻录在天府，使他们配享宗庙，借此彰显功德，流传美名于后世，使丰功伟绩和深远谋略永远流传而不朽。” 道怜有六个儿子：义欣承袭爵位，义庆、义融、义宗、义宾、义綦。

译义欣任员外散骑侍郎，没有正式就任。历任中领军、征虏将军、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将军职务照旧，驻守石头城。元嘉元年，进号后将军，加授散骑常侍。三年，以原有军号任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彦之率大军进入黄河流域，义欣进驻彭城，为各路军队声援。到彦之退败后，青州、齐地受到骚扰，将佐担心敌寇大举到来，劝义欣放弃镇所返回都城，义欣坚定不动。升任使持节、监豫州、司州、雍州、并州四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将军职务照旧，赐鼓吹一部，镇守寿阳。当时辖境荒废残破，百姓凋零离散，城郭颓败，盗贼公然横行。义欣整顿纲纪，修补治理，按照实际情况经营管理；凡盗贼经过之处，便制定制度加以讨伐诛杀。境内百姓畏服，路不拾遗；城池、官府和仓库全都完整充实，终于成为强盛的藩镇。当时淮西、江北的长吏，都是叙用有劳绩的士卒武夫，大多没有治理政务的才能。义欣陈述说：“江淮两岸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近年以来接连遭受饥荒，百座城池凋敝破败，如今尤其严重。安抚治理这些地方，必须等待贤能的官吏。劳苦之人和武夫，没有学习过政务，辖区内的官长又多不是根据才能授任。东南富庶之地，尚且有时还要选拔能干的人，何况是接近荒远边地的地方，怎么能缺少整顿安抚的措施呢？希望敕令吏部选拔官员，一定要使任用的人适合其职，或许可以做到不劳民力而使地方得到治理。”芍陂有一万多顷良田，堤堰年久失修，秋夏两季常常苦于干旱。义欣派咨议参军殷肃巡行察看并加以修理。那里有旧沟渠引渒水流入陂中，长期没有治理，树木荆棘堵塞。殷肃砍伐树木，清除荆棘，水于是能够畅通流入，旱灾由此消除。元嘉十年，进号镇军将军，所监事务升为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给予他优厚的恩宠礼遇。十六年去世，时年三十六岁。追赠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持节、都督、刺史等职照旧。谥号成王。他的儿子悼王瑾，字彦瑜，官至太子屯骑校尉。元嘉三十年，被元凶杀死。世祖即位后，追赠散骑常侍。瑾的儿子粲早夭，粲的弟弟纂，字元绩，承袭爵位，官至步兵校尉。顺帝升明二年去世，恰逢齐接受禅让，封国被撤除。瑾的弟弟祗，字彦期，大明年间任中书郎。太宰、江夏王义恭兼领中书监，祗因服丧关系不能与他同署办公，便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世祖下诏说：“从前二王、两谢都能共同受到崇高礼遇，从今以后，三台、五省都实行同样的规定。”太宗初年，祗任南兗州刺史、都官尚书，谋划响应晋安王子勋叛乱，伏法诛杀。祗的弟弟楷任秘书郎，被元凶杀死，追赠通直郎。楷的弟弟瞻任晋安太守，与子勋一同反叛，伏法诛杀。瞻的弟弟韫，字彦文，任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勋发动叛乱，大军驻扎占据鹊尾，进攻逼迫宣城。当时四方的州牧郡守没有不一同反叛的，只有韫放弃郡守之职奔赴朝廷。太宗嘉奖他的忠诚，任命他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授荆州、湘州刺史、南兗州刺史、吴兴太守。任侍中，兼领左军将军；又改兼骁骑将军、抚军将军、雍州刺史；任侍中，兼领右卫将军；又改兼左卫将军、散骑常侍、中领军。升明元年，因谋反伏法诛杀。韫的才能平庸鄙陋，但因为有守卫宣城的功劳，特别受到太宗宠信。他在湘州和雍州任职时，让善于绘画的人画下自己出行时的仪仗、羽饰，常常亲自拿出来观赏。曾经把这幅画给征西将军蔡兴宗看，蔡兴宗戏弄他，假装不懂画，指着画中韫的形象问：“这是什么人，怎么坐在车上？”韫说：“这正是我。”他的庸俗鄙陋就像这样。韫的弟弟弼任武昌太守，也与子勋一同反叛，伏法诛杀。他的弟弟鉴任员外散骑侍郎，早年去世。监的弟弟勰，字彦和，任侍中、吴兴太守，后废帝元徽元年去世。勰的弟弟颢，字彦明，任侍中、左卫将军、冠军将军、吴兴太守，尚未正式就任，元徽四年去世，追赠右将军。颢的弟弟述任东阳太守、黄门郎，与堂弟秉一同反叛，事情失败后逃往白山，被追捕擒获，伏法诛杀。义欣的弟弟义庆，过继给临川烈武王道规。义庆的弟弟义融，永初元年封桂阳县侯，食邑一千户。凡是王子封侯的，食邑都为一千户。义融历任侍中、左卫将军、太子中庶子、五兵尚书、领军。他有才干，善于使用短盾。元嘉十八年去世，追赠车骑将军，谥号恭侯。他的儿子孝侯顗承袭爵位，官至太子翊军校尉，被元凶杀死。世祖即位后，追赠散骑常侍。顗没有儿子，弟弟袭把自己的儿子晃过继来承袭爵位。升明二年，袭与员外散骑侍郎安成戢仁祖、荒人王武连、羽林副彭元俊等谋反，封国被撤除。袭字茂德，任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晋安王子勋反叛，袭占据郡城抵抗他，子勋派军队进攻包围却不能攻下。太宗嘉奖他，任命他为郢州刺史，封建陵县侯，食邑五百户。建陵县隶属苍梧郡，因为路途遥远，改封临澧县侯。始兴六年，袭任中护军时去世。追赠护军将军，加授散骑常侍，谥号忠侯。袭也很庸俗鄙陋，在郢州任职时，暑月竟在露天军帐上处理政事；属官们正伏在阁下，觉得奇怪，询问后才知道那是袭。儿子旻承袭爵位。升明三年，改封东昌县侯，与兄长晃一起伏法诛杀。袭的弟弟彪任秘书郎；弟弟寔任太子舍人，两人都早年去世。寔的弟弟爽任海陵太守。义融的弟弟义宗，幼年时受到高祖宠爱，字为伯奴，赐爵新渝县男。永初元年，进爵为侯，历任黄门侍郎、太子左卫率。元嘉八年，因门生杜德灵放纵横行、打伤他人，回来躲入弟弟府中的内藏，义宗将他隐匿包庇，因此被免官。杜德灵一向姿色出众，受到义宗宠爱；他原是会稽郡的属吏。谢方明任会稽郡太守时，谢方明的儿子惠连宠爱他，曾为他作诗十多首，《乘流遵归渚》一篇就是其中之一。义宗后来又任侍中、太子詹事，加授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南兗州刺史。元嘉二十一年去世，追赠散骑常侍、平北将军，谥号惠侯。他喜爱士人，乐于施舍，又爱好文籍，世人因此称赞他。他的儿子怀侯玠承袭爵位，任琅邪、秦郡太守。被元凶杀死，追赠散骑常侍。没有儿子，弟弟秉把自己的儿子承过继来承袭爵位。

译秉字彦节，起初任著作郎，历任羽林监、越骑校尉、中书侍郎、黄门侍郎。太宗泰始初年，任侍中，接连调任左卫将军、丹阳尹、太子詹事、吏部尚书。当时宗室虽然很多，但有才能的人很少。秉年轻时便自我磨炼约束，很得朝廷内外的赞誉，因此受到太宗委任。泰始五年，出任前将军、淮南和宣城二郡太守，没有正式就任，返回后恢复原职。又任侍中、守秘书监，兼领太子詹事。尚未正式就任，升任使持节、都督南徐、徐、兗、豫、青、冀六州诸军事、后将军、南徐州刺史，加授散骑常侍。后废帝即位后，改任都督郢州、豫州西阳郡、司州义阳郡诸军事、郢州刺史，持节、常侍等职照旧。尚未正式就任，留在朝廷任尚书左仆射，参与选官事务。元徽元年，兼领吏部，加兵五百人。不久兼领卫尉，他推辞没有就任。桂阳王休范反叛，中领军刘勔出守石头，秉权宜兼任领军将军，朝廷增给他的部队，随他一起入殿。元徽二年，加授散骑常侍、丹阳尹，解除吏部职务。封当阳县侯，食邑一千户。他与齐王、袁粲、褚渊轮流入宫值班，处理机密政务。元徽四年，升任中书令，加授抚军将军，常侍、丹阳尹等职照旧。顺帝即位后，转任尚书令、中领军，将军职务照旧。当时齐王辅政，四海人心归附，秉知道天命将归于齐王，暗中怀有异心。袁粲镇守石头城，不明白天命归属；沈攸之起兵反叛，齐王入驻朝堂，袁粲暗中与秉以及各位大将黄回等谋划发动叛乱。原定当夜在石头城会合，第二天早晨起兵。秉平素胆小怯懦，惊慌骚动，不能自安；吃过两顿饭后，便从丹阳郡用车载着妻女，全家逃往石头城，部曲数百人，声势显赫，挤满道路。到达后见到袁粲，袁粲惊讶地说：“为什么这么快就来了？事情现在已经失败了！”秉说：“如今能见到您，即使死一万次又有什么遗憾！”他的堂弟中领军韫当时在宫省内值班，与直阁将军卜伯兴谋划，当夜共同进攻齐王。恰逢秉离开后事情败露，齐王连夜派骁骑将军王敬则逮捕韫。韫已经戒严，王敬则率壮士直冲上前，韫的左右部众全都溃散，王敬则乘机杀死韫，卜伯兴也伏法诛杀。袁粲兵败，秉翻越城墙逃走，在额檐湖被擒，与两个儿子承、俣一同被杀。秉当时四十五岁。秉的妻子萧氏是思话的女儿。元徽年间，朝廷危急，萧氏常常害怕祸败，每每对秉说：“您的富贵已经足够了，本来应当为儿子打算。年近五十，残余生命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 秉没有听从她的话。秉的弟弟谟任奉朝请。谟的弟弟遐，字彦道，也任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他与嫡母殷氏收养的女儿云敷私通，殷氏常常禁止他们。殷氏突然患重病去世，尚未大殓，口鼻流血，有人怀疑遐暗中下毒害死她，因此被有关官吏弹劾追究。世祖把他迁徙到始安郡，永光年间才得以返回。太宗在位时，历任黄门侍郎、都官尚书、吴郡太守。哥哥秉死后，齐王派人把他杀死。遐才能非常平庸，又忌讳自己的名字，常常当着宾客说：“孝武皇帝无道，冤枉我杀死母亲。”他的顽劣愚蠢就像这样。秉掌权时，遐多次请求任方伯，秉说：“我在位时，如果让你任州刺史，会损害听闻和声望。”遐说：“富贵时就说不能相互牵连，到了被连坐的时候，能不能让我免罪呢？”到这时他果然也被杀死。义宗的弟弟义宾，元嘉二年封新野县侯。元嘉六年，因新野荒废破败，改封兴安县侯。历任黄门郎、秘书监、左卫将军，官至辅国将军、徐州刺史。元嘉二十五年去世，追赠后将军，谥号肃侯。儿子惠侯综承袭爵位。综去世后，儿子宪承袭爵位。升明二年，齐接受禅让，封国被撤除。综的弟弟琨任晋平太守。义宾的弟弟义綦，元嘉六年封营道县侯。为人庸俗鄙陋，没有见识，经常被始兴王浚兄弟戏弄。浚曾对义綦说：“陆士衡的诗说：‘营道没有刚烈之心。’这是什么意思，竟这样苦苦为难父亲呢？”义綦说：“下官起初并不懂，您为什么忽然这样为难我？”他的庸俗闭塞、惹人发笑就像这样。历任右卫将军、湘州刺史。孝建二年去世，追赠平南将军，谥号僖侯。儿子长猷承袭爵位，官至步兵校尉。升平三年去世。齐接受禅让后，封国被撤除。临川烈武王道规，字道则，是高祖的弟弟。年轻时洒脱不羁而有大志，高祖认为他非同寻常，便与他谋划诛杀桓玄。当时桓弘镇守广陵，任命道规为征虏中兵参军。高祖攻克京城时，道规也在当天与刘毅、孟昶共同斩杀桓弘，收拢部众渡过长江。进而平定京邑，桓玄败逃。晋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奉承制诏令，任命道规为振武将军、义昌太守。徐道规与刘毅、何无忌追击桓玄。桓玄向西逃往江陵，留下郭铨、何澹之等固守盆口。义军到达后，叛军排列战船抵御。何澹之故意只在一艘船上设置羽仪旗帜，自己却另在别的船上。何无忌想攻打悬挂羽仪的那艘船，众人都不同意，说：“何澹之一定不在这艘船上，即使攻下它也没有益处。”何无忌说：“何澹之不在这艘船上，本来就不必说了。既然他不在这里，那么守军必然较弱；我用精锐部队进攻，一定可以擒获他们。擒获他们的那一天，叛军必定以为失去了主将，而我军都认为已经擒得贼帅；我军勇敢而敌军恐惧，敌军一恐惧就会轻视自身，攻破他们就一定成功了。”徐道规高兴地说：“这是高明的计策。”于是前去进攻，果然攻下了那艘船。随即击鼓呐喊，声称：“已经斩杀何澹之了！”叛军和义军都信以为真。于是放开兵力进攻，叛军溃败逃走，义军随即攻克盆口，继续进军平定寻阳。接着又急速进军，在峥嵘洲遇到桓玄。徐道规等兵力不足一万人，而桓玄的战士有数万人，众人都害怕他，想退回寻阳。徐道规说：“不行。敌众我寡，强弱形势不同。现在如果因畏惧怯懦而不前进，一定会被敌人乘机攻击；即使到了寻阳，难道就能守得住吗？桓玄虽然窃取了雄豪的名声，内心其实很怯弱，加上已经屡遭败逃，部众没有坚定作战的意志。” 在两军交战时决定胜负，主将雄强的一方就能取胜。从前光武帝在昆阳作战、曹操在官渡用兵，都是以少胜多，这些都是大家所听闻的事。如今我的才能虽然不如古人，难道可以先自认为弱小吗！”于是挥军前进，刘毅等人跟随他，大败桓玄的军队。郭铨和桓玄乘一叶小船逃走，江陵再也守不住了。桓玄想进入蜀地，被冯迁斩杀。

译义军因遇到大风不能前进，桓谦、桓振又占据江陵。刘毅留守巴陵，徐道规与何无忌一同进攻在马头的桓谧和在宠洲的桓蔚，都击败了他们。何无忌想乘胜直取江陵，徐道规说：“用兵之道有进退之时，不能随便冒进。诸桓世代居住在西楚，部下都愿意竭力效命；桓振勇冠三军，很难同他争胜。现在不如暂时停兵养精蓄锐，慢慢用计策牵制他们，不必担心不能取胜。”何无忌没有听从，果然被桓振击败。于是退回寻阳，修治船只和铠甲，又进军夏口。伪镇军将军冯该戍守夏口东岸，扬武将军孟山图占据鲁城，辅国将军桓仙客守卫偃月垒。于是刘毅进攻鲁城，徐道规、何无忌进攻偃月垒，都攻克了它们，生擒桓仙客、孟山图。当晚，冯该逃走，义军继续进军平定巴陵。桓谦、桓振派使者请求割让荆州、江州二州，奉送晋帝归还，义军没有答应。正逢南阳太守鲁宗之起义进攻襄阳，伪雍州刺史桓蔚逃往江陵。鲁宗之进军到纪南，桓振亲自前往抵御他，派桓谦留守江陵。当时刘毅、徐道规已经驻扎在马头，急速前往袭击，桓谦逃走，当天就攻克江陵城。桓振大败鲁宗之后返回，听说江陵城已经陷落，也逃走了。何无忌护卫天子返回京师，徐道规留守夏口。江陵平定后，徐道规推举刘毅为首功，何无忌为次功，自己居于末位。徐道规进号辅国将军，兼任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义昌太守仍照旧。当时荆州、湘州、江州、豫州仍有很多桓氏的残余势力，常常聚集屯驻。又以原有官职进号，兼任督江州的武昌郡、荆州的江夏郡、随郡、义阳郡、绥安郡，以及豫州的西阳郡、汝南郡、颍川郡、新蔡郡九郡诸军事，因地制宜地剪除镇压，全部平定。凭借义军功勋，封为华容县公，食邑三千户。升任使持节、都督荆州、宁州、秦州、梁州、雍州六州及司州河南诸军事，兼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将军职仍旧。他辞去护南蛮校尉一职，让殷叔文担任。殷叔文被诛杀后，徐道规才重新兼领此职。他善于治理，刑法政令明确合理，士人和百姓无不敬畏而又爱戴他。刘敬宣征讨蜀地没有成功，徐道规因督统身份降为建威将军。卢循进犯并逼近京城，徐道规派司马王镇之、扬武将军檀道济、广武将军到彦之等前往援助朝廷。他们到达寻阳，被贼党荀林击败。卢循便任命荀林为南蛮校尉，分拨军队给他。又让他乘胜攻打江陵，公开声称徐道覆已经攻克京城。桓谦从长安进入蜀地，谯纵任命桓谦为荆州刺史，并给他丰厚的资助；桓谦与其大将谯道福一同进犯江陵，正好同荀林会合。荀林驻扎在江津，桓谦的军队驻在枝江，两个贼军交相逼迫，隔绝了江陵与都城之间的联系。荆楚地区本来就是桓氏世代经营的地方，旧日部众都怀有异心。徐道规于是召集将士，告诉他们：“桓谦如今就在京城附近，听说有人已经有了离去或投奔的打算。我从东方带来的文武官员，足以成就大事。如果想离开，我本来就不禁止。”于是他在夜里打开城门，一直开到天亮也不关闭，众人都敬畏服从，没有人离开。雍州刺史鲁宗之率领几千人从襄阳前来援助。有人说鲁宗之的态度还不可测，徐道规便单骑迎接他，鲁宗之十分感动喜悦。众人商议想让檀道济、到彦之和鲁宗之共同进攻，徐道规说：“卢循占据江流中部，煽动各方制造异同；桓谦、荀林彼此呼应。人人心怀危惧，没有坚定的意志，成败的关键就在此一举。” 如果不是我亲自出战，这件事就不能决定胜负。”于是让鲁宗之留守，把心腹之任托付给他，自己率领各军进攻桓谦。各位将领和属官都坚持劝谏说：“现在远出讨伐桓谦，胜负很难预料。荀林就在附近的江津，窥伺我军动静。如果他来攻城，鲁宗之未必守得住；一旦有差错，大事就完了。”徐道规说：“诸位是不懂用兵的关键。荀林只是个愚蠢小人，没有别的奇谋。因为我离城还不远，他一定不敢进攻城池。我现在擒取桓谦，到了那里马上就能取胜；在他犹豫的时间里，我已经自行返回了。桓谦失败后，荀林必然胆寒，哪里还有空来进攻？况且鲁宗之独自守城，为什么不能支撑几天？”徐道规解下南蛮校尉的印绶，交给咨议参军刘遵。随后急速进攻桓谦，水军和陆军同时推进。桓谦大败，乘一叶小船逃走，想顺流而下投奔荀林，追兵将他斩杀。义军返回到浦口时，荀林又逃散了。刘遵率军追击荀林，到达巴陵，将他斩杀。起初，桓谦到达枝江时，江陵的士人和百姓都给他写信，告诉他城中的虚实，全都想作为内应。到这时，参军曹仲宗查找到了这些信，徐道规把它们全部烧掉，连看也不看，众人因此非常安心。徐道规进号征西将军。此前，桓歆的儿子桓道儿逃到江西，出兵攻击义阳郡，与卢循相互联络，卢循派蔡猛帮助他。徐道规派参军刘基在大薄击败桓道儿，并在阵前斩杀蔡猛。徐道覆率领三万人，突然抵达破冢。当时鲁宗之已经返回襄阳，来不及追召，军心大为震动。有人传说卢循已经平定京师，并派徐道覆北上担任刺史；江汉地区的士人百姓感念徐道规焚烧密信的恩德，不再有二心。徐道规派刘遵作为游军，自行在豫章口抵御徐道覆。前锋失利后，徐道规的斗志更加激昂，激励振奋三军；刘遵从外侧横向攻击，大败徐道覆。斩首一万多人，投水而死的几乎全部都是，徐道覆乘一叶小船逃回盆口。起初派刘遵担任游军时，众人都说：“现在强敌就在面前，唯一担心的是兵力太少，不应该削弱现有兵力，把它放在没有用的地方。”等到击败徐道覆，果然取得了游军的功效，众人才信服。刘遵字慧明，是临淮海西人，徐道规姨母的儿子、萧氏的外甥。官至右将军、宣城内史、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去世，追赠抚军将军。追封监利县侯，食邑七百户。徐道规进号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授散骑常侍，坚决推辞。不久患病，改授都督豫州、江州二州及扬州宣城、淮南、卢江、历阳、安丰、堂邑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持节、常侍、将军等职仍旧，但因病没有接受任命。义熙八年闰月，在京师去世，时年四十三岁。追赠侍中、司徒，加给班剑二十人。谥号烈武公。因平定桓谦有功，进封南郡公，食邑五千户。高祖接受天命即帝位后，追赠大司马，追封临川王，食邑依旧。

译徐道规没有儿子，便以长沙景王的第二子刘义庆为嗣子。起初，太祖年幼时由徐道规抚养，高祖命令太祖继承徐道规的爵位；众人认为按照礼制不能有两个继承人，太祖于是回归本宗，确定让刘义庆作为后嗣。刘义庆担任荆州刺史时，宗庙神主本应随他前往江陵，太祖下诏说：“褒奖尊崇徐道规的功勋，是治理国家的盛大典礼；尊敬亲属、追念远祖，是发自内心的崇隆。因此，已故侍中、大司马、临川烈武王，体察大道，恭敬明智，德行深厚高远，聪睿明哲出于天性，孝顺友爱完备显著。当初协助谋划时，他辅佐成就了先帝的事业；讨伐强暴、建立威势时，他攻克并剪除凶恶巨敌。等到妖逆交相侵扰，时局艰难极其紧迫，形势比累卵还危险，众人都没有坚定的意志。临川王独自运筹神妙谋略，奋发神勇威武，安定内外，诛灭群凶，早已使恩德遍及江汉，功勋超过管仲，远大谋略可比《周南》《召南》，英雄气概超过两位献公。朕年幼时受到他特别的爱护，承蒙的恩德尤其深厚；他的丰厚恩惠和慈爱教诲，使我与他情义深厚、感情亲切。我永远思念他的仁德风范，感动仰慕之情萦绕心怀。如今宗庙神主将要迁移，首次在西夏祭祀他，朕想要崇尚嘉礼，完备尊贵的礼仪，希望以此彰显传播他的风度，使阴间与阳世都得到相称的荣耀。追尊他为丞相，加赐特殊礼遇：乘九旒鸾辂，使用黄屋左纛，赐给节钺、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贲班剑一百人，侍中之职仍旧。” 后来长沙太妃檀氏、临川太妃曹氏去世，祭祀时都赐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纻辌车、挽歌一部、前后部羽葆、鼓吹，以及虎贲班剑一百人。刘义庆年幼时就受到高祖赏识，高祖常说：“这是我家的丰城。”刘义庆十三岁时，承袭南郡公爵位。授任给事，但没有就任。义熙十二年，跟随高祖征伐长安，返回后任辅国将军、北青州刺史，尚未赴任，又改任督豫州诸军事、豫州刺史，兼督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和将军职仍旧。永初元年，承袭临川王爵位。征召为侍中。元嘉元年，改任散骑常侍、秘书监，又调任度支尚书，升任丹阳尹，加辅国将军，常侍等职仍旧。当时有个百姓黄初的妻子赵氏杀死了儿媳，遇到赦免，依法应迁徙以躲避孙子报仇。刘义庆说：“考察《周礼》，父母被杀之仇，应当逃避到海外；即使在集市和朝廷上遇到仇人，也要拿起武器争斗而不返回。大概因为这种冤仇极其重大，道理上不能夺去报仇之义，所以含着悲痛、枕戈待旦，按义理允许一定报仇。至于亲戚被杀、骨肉相残，因此违背通常的法则，典籍也没有固定的准则，就应当在法律之外斟酌，以人情裁断。况且礼制有宽宥过失的规定，法律却没有关于为祖辈报仇的条文。何况赵氏放纵暴虐，本来是由于饮酒；从内心动机来论，她确实有罪，但事情的全部经过又显得荒唐昏昧。怎么能因为赵氏是昏乱的祖母，就把她同陌生人之间的深仇等同看待呢？臣认为，这个孙子忍受羞愧、含悲守节，并没有违背为子孙尽义的原则；同处一片天地，也不损害孝道。” 元嘉六年，加授尚书左仆射。八年，太白星侵犯右执法星，刘义庆害怕有灾祸，请求出任地方镇守。太祖下诏劝解他说：“天象幽玄难明，本来就很难弄清。况且史家关于星占的说法各有不同；兵星在帝王当政之时有所侵犯，所主的只是应当诛杀之人。这样说来，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郑仆射去世后，左执法星曾有变异，王光禄至今仍然平安。日食是三朝都极其忌讳的事情，晋孝武帝初年也出现过这种变异，那位不过是平庸的君主，最终尚且没有其他灾祸。天道辅助仁德、降福善人，这些说法不值得凭空产生忧惧。兄长与后军将军各自承担内外任职，本来就是国家的屏障，内外相互维系；国家的盛衰都在心中，这确实是历来如此的事。假使上天一定要降下灾祸，难道可以逃到千里之外吗？既然远近并不是决定灾祸的依据，又不知道吉凶究竟会落在哪里；如果留在都城会有不测，离开这里就一定能保全吉利，这难道敢于随便违背天意吗？”刘义庆坚决请求解除尚书左仆射一职，太祖才答应，改加中书令，进号前将军，常侍、丹阳尹仍旧。他在京城任丹阳尹九年，出任使持节、都督荆州、雍州、益州、宁州、梁州、南秦州、北秦州七州诸军事、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荆州处在上游要地，地域广大、兵力强盛，物资财货和兵器装备占朝廷的一半，所以高祖让诸子担任荆州刺史。刘义庆因为是宗室中声望美好的人，所以特别获得这样的任命。他性情谦虚，初到任和离任时，迎送所送的礼物一概不接受。元嘉十二年，朝廷普遍令内外百官举荐人才，刘义庆上表说：“诏书向群臣征询意见，并延及各地刺史，表彰贤能之士，选拔处于卑微和偏远之地的善人。臣恭敬地认为，陛下恩惠明智而光明显著，治理国家的谋略深远，皇室的光辉灿烂，风教德化日益提升，却仍然询问衢室议政的古制，遵循明台听政的明训，把深思降及掌管仓库的官员，把圣心屈尊寄托于筑墙的工匠，因此道德远胜往代，德行高过前王。臣虽愚昧，也敢竭尽浅陋之见，恭敬接受圣明旨意。臣看见前临沮令、新野人庾实，秉持真诚、履行信约，爱亲敬长，情性淳厚深沉。从前母亲去世时，他因哀毁过度而超过礼制；如今父亲去世，他悲泣出血，也为人所知。孝行成于家庭，孝名显于乡党，足以敦厚教化、率领百姓。前征召奉朝请、武陵人龚祈，性情恬静平和、简朴，操守贞洁、质朴纯正，潜居深处专心研习，沉醉于古代典籍，也足以平息衰败的风气，勉励浮躁的人。处士、南郡人师觉，才学明敏，操守清正，学业如井水清澈，志向坚定如冰霜。臣往年曾征召他担任州祭酒，没有玷污他的志虑。如果朝廷的任命远及此处，礼帛远远送达，奇异人才接连出现，又有什么遥远不可及呢？”刘义庆留心抚恤百姓，州统辖内的官长如果父母年老、不能随任住在官舍，便每年允许遣送五名小吏回家供养。此前，王弘任江州刺史时，也有这一制度。刘义庆在州任职八年，使西部地区得到安宁。他撰写《徐州先贤传》十卷，上奏朝廷。又仿照班固的《典引》撰写《典叙》，用来叙述当代皇朝的美盛。元嘉十六年，改授散骑常侍、都督江州以及豫州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卫将军、江州刺史，持节仍旧。十七年，以原有官号兼都督南兖州、徐州、兖州、青州、冀州、幽州六州诸军事，任南兖州刺史。不久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他性情简朴，嗜好和欲望很少，喜爱文学义理；文章虽然不多，却足以成为宗室的表率。他历任藩镇，没有放纵淫逸的过失，只有晚年供养僧人，颇为耗费财物。年轻时擅长骑马，长大后因为世道艰难，不再骑马。他招集文学之士，远近的人都来归附。太尉袁淑的文章在当时首屈一指；刘义庆在江州时，请他担任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如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也都以辞章优美著称，刘义庆把他们征引为属官和国臣。太祖给刘义庆写信时，常常特别用心斟酌。鲍照字明远，文辞丰富洒脱，曾经创作古乐府，文章非常刚劲华美。元嘉年间，黄河、济水都变得清澈，当时认为这是美好的祥瑞，鲍照创作《河清颂》，序文写得很精妙。其辞如下：

译我听说善于谈论天象的人，一定要用人事来验证天象；善于谈论古代的人，首先要考察当今的功绩。自从鸿、牺以来，时代久远，雕刻山岳，镌刻文字，彰明德行、流传功勋，可以说已经很多了。然而史书编写唐尧的功绩，只记载“德行上达于天地”；音乐歌颂周文王的操守，只称颂“光明照耀上天”。白狐、黑玉，很快彰显了天命符瑞；有斑纹的牛、大蚯蚓，于是确定了祥瑞的历数；鱼鸟显露异色，禾苗和野鸡兴起谦让之风。这些事物都不过近在眼前，却使美名溢满钟磬。诗人因此不再创作，颂歌也因此停止，难道不是迷惑了吗？自从我大宋承受天命以来，上合应龙的精气，下合河龟的灵异；帝王的谋划和国君的宝瑞灿烂奇美，本来就使国业光耀胜过前代，功绩文采超过前王了。圣上如飞龙升天登上帝位，到如今已经二十四年。道德教化周遍流行，深厚恩泽广阔无边。大地平治、上天成全，天地上下都含有和乐；文章制度同轨相通，内外都得到福祉。圣德光耀中原，百姓懂得谦让；看到远方的英才，夷貉也心怀恩惠。体恤劳苦、整饬礼制，停止修筑露台耗费金钱；舒缓国家困难、赈济百姓，倾出钜桥仓的粮食。约束违背法度和强迫胁迫，去除奢侈过度。宴饮不留人久饮，田猎不沉溺游乐。观察选拔奇异人才，使他们安闲地据守正道；显达者不失本心，隐居者没有怨气。圣明精微如日月照耀，政事洞察天意。因此不必劳烦执杖持斧的执法之臣，号令不严厉而天下自然整肃；不必劳烦出使四方的使者，灵异祥怪不用召唤便自然显现。万里之内神速通行，连暴风尘土也不起。农民、商人居于乡野，边城放倒了警戒用的刁斗。北方的良马、南方的金属，堆满内府；西方驯象和大爵，充满外苑。阿纨、綦组等丝织品丰饶，足以供宗室穿用；渔盐和杞梓等物产的利益，旁及供养偏远荒僻之地。士人百姓富足，五陵地区已经自愧德化不如；宫殿房屋宏伟华丽，三川地区没有可以相比的。里巷充实，歌唱吹奏之声没有断绝。朱轮车一辆接一辆，华美冠冕肩肩相接。难道仅仅是世上没有无业游民、百姓得到休养生息，朝廷召来呼韩邪、停止酤铁之类的事情而已吗！因此祥瑞接连出现，福应尤其盛大：青丘的狐狸、丹穴的凤凰，栖息在阿阁，游走于禁苑；九茎金芝、六刃木禾，在铜池中秀出，在肥沃田地里生长。应当用这些祥瑞协调律吕，进献祭祀郊庙，烟云雾气聚集，祥瑞多得无法一一记载。然而圣上仍然天未明就起身，仿佛有所期待而祥瑞尚未到来；宏大的规划、长远的谋略，仿佛追赶却总也赶不上；对于神明的恩赐，他总是推让而不据为己有。因此，刻有美德的碑、以镠金装饰的匣子，盛大的典礼荒废而未能修治；朝廷祭祀神明、巡行四方，大化之道也被压抑而未能施行。崇尚文德、协调律吕的士人，在外面积蓄着舞蹈和颂歌；入朝侍奉、陪宴的臣子，在内心怀抱着赞美颂扬之辞。三灵期待眷顾，九州之地专心归向，已经很久了。岁星运行于乾方，月亮经过苍陆；长河和大济水，源头虽不同却同样清澈，清澄的水波遍及万道山谷，洁净的水流绵延千里。这实在是旷世罕见的伟大景象，昭示并开启皇朝光明的征兆。古语说：“影子随着形体，祥瑞随着德行。”这就是它的应验。宣尼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传》说：“要等到黄河水清，人能活多久呢？”这些话都是感伤祥瑞难以见到。然而古人没有见到的祥瑞，如今全都看到了。孟轲说：“千年才能出现一位圣人，也不过如同早晚之间。”这难道不伟大吗？四皇六帝树立声名，流传后世，这是大宝；恩泽浸润众生，国家富足、刑罚清明，这是宏大的德行；制定礼制、裁定音乐，敦厚风俗、改变习俗，这是文教；诛灭华夏以外的逃亡羯人，使他们叩首于宫阙，这是武功；鸟儿鸣叫、鱼儿跃动，污秽被清除、河渠得到疏浚，这是至大的祥瑞。大宝、宏德、文教、武功，崇高到了如此地步；幽明两界共同赞助，百姓敬畏并承认圣主的才能，祥瑞的应验又到了如此地步。只有天最为伟大，尧确实以天为法则；真是伟大啊，唐尧啊，还有谁能同你争相谦让？我又听说，势力所能施及的地方浅近，那么美名流传的范围也近；道德所感化的地方深远，那么福庆流传的范围也遥远。因此丰功美德、祥瑞天命，写入典册加以润色；盛大德行，形诸文辞，华美地铺陈在歌颂中。考察上古时代，那么奚斯、尹吉甫一类人，会在前面鸣响玉銮；考察中古时代，那么司马相如、王褒一类人，会在后面驾车施用金羁。绝世的景象传播光辉，清净的尘埃接续道路；班固称汉成帝时期，进献给皇帝的文章有一千多篇，文章的盛况同夏、商、周三代一样具有盛大风气。由此说来，这本来就是臣子历来的职责，也是国家共同的义理，不能停止。臣虽然不聪敏，难道能不努力吗？世祖任命鲍照为中书舍人。皇帝喜欢写文章，自认为没有什么人能超过自己，鲍照领会了他的心意，所以写文章多用鄙俗的言辞和累赘的句子。当时人都说鲍照才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临海王刘子顼任荆州刺史时，鲍照担任前军参军，主管掌书记的事务。刘子顼兵败，被乱兵杀死。刘义庆在广陵时患病，又有白虹贯穿城池、野麋进入官府，他心中非常厌恶这些征兆，坚决陈请请求回京。太祖答应解除他的荆州刺史职务，按原有官号回朝。元嘉二十一年，在京城去世，时年四十二岁。追赠侍中、司空，谥号康王。他的儿子哀王刘烨，字景舒，承袭爵位，官至通直郎，被元凶杀害。追赠散骑常侍。儿子刘绰，字子流，承袭爵位，官至步兵校尉。升明三年谋反，被处死，封国撤除。刘绰的弟弟刘绾，早年去世。刘烨的弟弟刘衍，任太子舍人。刘衍的弟弟刘镜，任宣城太守。刘镜的弟弟刘颖，任前将军。刘颖的弟弟刘倩，任南新蔡太守。刘遵考是高祖的族弟。曾祖父刘淳，是皇曾祖武原令刘混的弟弟，官至正员郎。祖父刘岩，任海西令。父亲刘涓子，任彭城内史。刘遵考起初任将军振武参军，参与讨伐卢循，被封为乡侯。他以建威将军、彭城内史的身份跟随高祖北伐。当时高祖的几个儿子都年幼，宗室中只有刘遵考。长安平定后，任督并州、司州北河东、北平阳以及雍州新平、安定五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并州刺史，兼领河东太守，镇守蒲坂。关中失守后，他南返，授游击将军，升任冠军将军。晋帝退位居住在秣陵宫时，刘遵考领兵负责防卫。

译高祖刚登上帝位时，下达推恩诏书说：“刘遵考与朕服属关系亲近，是国家亲戚，关系并不疏远；宗室人数不多，应当承受宠幸和爵位。可以封为营浦县侯，食邑五百户。”刘遵考以原有官号任彭城、沛二郡太守。景平元年，升任右卫将军。元嘉二年，出任征虏将军、淮南太守。第二年，改任使持节，兼领护军，入宫值宿。出任使持节、督雍州、梁州、南秦州、北秦州四州及荆州南阳、竟陵、顺阳、襄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兼领襄阳、新野二郡太守。刘遵考治理政事严苛暴虐，聚敛钱财没有节制。元嘉五年，被有关部门弹劾，皇帝没有追究，赦免后让他回到京城。七年，授任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第二年，任督南徐州、兖州江北淮南诸军事、征虏将军、南兖州刺史，兼领广陵太守。又征召为侍中，兼领后军将军，改任太常。九年，升任右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十二年，因为严厉处理疾病患者而不等候答复获罪，免去常侍，以侯爵身份兼领右卫将军。第二年，恢复原职。十五年，又兼任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原有官职不变。这一年，任监徐州、兖州及豫州梁郡诸军事、前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尚未赴任，留在京城任侍中，兼领左卫将军。第二年，出任使持节、监豫州、司州、雍州、并州四州及南豫州梁郡、弋阳、马头和荆州义阳四郡诸军事、前将军、豫州刺史，兼领南梁郡太守。元嘉二十一年，因为所辖地区发生旱灾、百姓饥荒，诏令增加赈济供给，但刘遵考没有奉行诏书旨意，被免官。后来起用为散骑常侍、五兵尚书，升任吴兴太守，俸秩为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征召为领军。二十七年，索虏南下到瓜步，他率军出屯江上，持假节、车盖。三十年，再次出任使持节，监豫州刺史。元凶弑君自立后，进号安西将军，派外监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他。刘遵考斩杀徐安期等人，发动义兵响应南谯王刘义宣，刘义宣加授刘遵考镇西将军。夏侯献率军到瓜步迎接世祖，刘遵考又因此获罪被免官。孝建元年，鲁爽、臧质反叛，起用刘遵考为征虏将军，率军屯驻临沂县，仍任吴兴太守。第二年，征召为湘州刺史，尚未出发，又升任尚书左仆射。三年，改任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又任尚书右仆射，兼领太子右卫率。第二年，又授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五年，再升任尚书右仆射、金紫光禄大夫，常侍之职仍旧。第二年，改任左仆射，常侍仍旧。又兼领徐州刺史、大中正、崇宪太仆。前废帝即位后，升任特进、右光禄大夫，常侍、太仆仍旧。景和元年，出任督南豫州诸军事、安西将军、南豫州刺史。太宗即位后，任侍中、特进、右光禄大夫，兼领崇宪太仆，赐给亲侍三十人。崇宪太后去世后，解除太仆职务，其余职务仍旧。泰始五年，赐给几杖，大官每季赐给珍味，患病时由太医供给药物；他坚决推辞几杖。后废帝即位后，进任左光禄大夫，其余职务仍旧。元徽元年去世，时年八十二岁。追赠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侍中仍旧。谥号元公。刘遵考没有才能，只是因为与皇室宗族关系不远，所以历朝都受到显贵的礼遇。他年老时患病失明。他的儿子刘澄之，在顺帝升明末年显贵通达。刘澄之的弟弟刘琨之，任竟陵王刘诞的司空主簿。刘诞发动叛乱后，任命刘琨之为中兵参军；刘琨之不肯就任，被拘禁了几十天，始终不接受，刘诞于是杀了他。追赠黄门郎。诏令吏部尚书谢庄为他写诔文。刘遵考的堂弟刘思考也受到朝廷礼遇。他历朝任官，官位极为清要显贵，曾任豫章、会稽太守，益州、徐州刺史，总共治理过十郡三州。泰始元年，任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时去世，时年七十五岁。追赠特进，常侍、光禄大夫等职仍旧。史臣说：余下的妖逆在国内侵扰，偏师从西面逼近，荀林、桓谦交相进逼，荆楚的形势危险了。如果上策没有用尽，哪怕遗漏一个计策，城池就会毁坏，敌军压境，上游的祸难便会形成。假使敌军占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形势，向北进军争夺天下，那么我方取得全胜的办法，或许就难以预料了。烈武王网罗众多人才，施展宏大的策略，一举肢解强大的敌寇，这不能只说是依靠天时，也确实是人的谋略。可惜寿命不长，终于不能参与大业直到始终，真是令人惋惜啊！

译列传第十二：庾悦、王诞、谢景仁、谢述（谢景仁之弟）、袁湛、袁豹（袁湛之弟）、褚叔度。庾悦字仲豫，是颍川▯焉陵人。曾祖父庾亮，任晋太尉。祖父庾羲，任吴国内史。父亲庾准，任西中郎将、豫州刺史。庾悦年轻时任卫将军琅邪王的行参军、司马，调任主簿，又转任右长史。桓玄辅政、兼领豫州时，任庾悦为别驾从事史，升任骁骑将军。桓玄篡位后，调任中书侍郎。高祖平定京城，武陵王刘遵奉诏承制，任庾悦为宁远将军、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庾悦因病离职。后来任镇军府咨议参军，转任车骑从事中郎。刘毅请他任抚军司马，他没有就任。又升任车骑中军司马。随军征讨广固时，他竭尽忠诚和力量。卢循逼近京都，任命庾悦为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汝南、颍川、司州恒农、扬州松滋六郡诸军事、建威将军、江州刺史，从东路出兵鄱阳。卢循派将领英纠率一千多人截断五亩峤，庾悦击败了他们，进军占据豫章，断绝卢循的粮食和援军。起初，刘毅家住京口，贫困俭约超过常人，曾经和乡里的士大夫一起到东堂射箭。当时庾悦任司徒右长史，暂时到京城，召集府、州属官一同出城到东堂。刘毅已经先到，派人向庾悦通报说：“我长期困顿，想安排一次游宴聚会非常困难。您是随意自在的人，到哪里都可以感到适意，难道能把这座东堂让给我吗？”庾悦一向豪纵，径直向前走，没有回答刘毅的话。众人都避开他，只有刘毅仍照常留下射箭。庾悦的厨膳十分丰盛，却不给刘毅食用。刘毅既不离开，庾悦很不高兴，不久也离去了。刘毅又派人传话说：“我今年还没有得到子鹅，难道不能把剩下的烤肉赏给我吗？”庾悦又没有回答。卢循平定后，刘毅请求担任江州都督，认为江州是内地，治理百姓才是职责，不适合设置军府，便上表陈述说：“臣听说，上天以盈亏变化为常道，治理国家以增减损益为原则。时势恶劣而政令不改革，百姓凋敝而事务不减少，就无法在危急之时救治重病，在将要断绝之际拯救水深火热的百姓。近来战车屡次出动，战争遍及境内；江州以一隅之地，处在叛逆与顺服交会的冲要，力量薄弱、百姓懈怠，器械和军需运输又必须接续。自桓玄以来，百姓被驱迫、蹂躏、残害，甚至男子得不到养育，女子没有婚配，逃亡离散，不避幽深之处；如果不是财力耗尽、力量衰竭，不会到这种地步。如果不委曲用心体恤并加以治理，作出改变，那么百姓将无一遗留的叹息，很快就会到来。臣错误地承受了增加统辖的任命，既伤痛又感慨。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军务和国政用途不同；治理百姓以息止事务为重，军事谋略以解决事情为先。如今兼任两者，大概是出于权宜之计；因袭既久，终于成为常规。江州处在腹心之地，依凭并连接着扬州、豫州，是藩屏所倚赖的地方，实际上防务重叠。过去胡寇放纵，北方战马来到江边，抵御敌人的措施，本来是权宜之计。以温峤的明达，事情尚且由一人承担，也还觉得其中有弊端；他论述此事非常详尽。如今江西地区狭小，户数不满几十万，土地不超过数千里，而统辖官司层层相接，未能得到减省休息。从大处说，足以成为国家的耻辱。何况此地并没有军队，军府却仍然设置，文武将佐所需的费用不止一项，这难道是所谓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以扬汤止沸吗？江州所属郡县靠近江边，民户稀少，加上邮亭道路险远，害怕并受阻于风浪，转运往返常常延误废止；这也不是所谓顺应当地有利条件、用来补救弊端的办法。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解除军府，把治所迁到豫章，处在十郡之中，推行严明简约而又仁惠的政令，等到数年之后，便可以恢复生机。各属县人口凋零离散，也还应有所保存；徭役征调、运输供应和迎送不应停止，也应当因地制宜地一并减少，以简省众多费用。刺史庾悦自从来到州部，十分有体恤百姓的诚意，但纲纪制度不改变，并不是纲举目张所能解决的。不妨因寻阳接近蛮地，应当设置防御，可就用州府的一千名士兵，帮助郡县守卫。”于是解除庾悦的都督、将军职务，把刺史治所迁到豫章。刘毅让自己的亲信将领赵恢率一千兵守寻阳，把建威府的三千文武官员全部纳入刘毅的府署，发布符檄、施行征调十分严厉，屡次挫辱庾悦。庾悦不得志，背上生疽，到豫章不久便去世，时年三十八岁。追赠征虏将军。因征讨广固的功劳，追封新阳县五等男。王诞字茂世，是琅邪临沂人，太保王弘的堂兄。祖父王恬，任中军将军。父亲王混，任太常。王诞年轻时就有才华文采。晋孝武帝去世，王诞的叔父、尚书令王珣撰写哀策文，过了很久还没有完成，对王诞说：“还缺少叙写时令景物的一句。”于是拿出草稿给王诞看。王诞拿起笔立即补充，在接续“秋冬时令变化”之后写道：“霜多而遍布宽广的庭院，风回旋于高高的殿堂。”王珣赞叹其清新峻拔，于是采用了这两句。王诞承袭雉乡侯爵位，任秘书郎、琅邪王文学、中军功曹。隆安四年，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开设后军府，又任命王诞补任功曹。不久授尚书吏部郎，仍任后军长史，兼领庐江太守，加镇蛮护军。转任龙骧将军、琅邪内史，长史职仍旧。王诞结交侍奉司马元显的宠臣张法顺，因此受到司马元显宠信。司马元显纳妾时，王诞替他亲自迎亲。后来随府调任骠骑长史，将军、内史仍旧。司马元显讨伐桓玄，想把桓氏全部诛杀，王诞坚持陈说桓修等人与桓玄志趣不同，桓修因此得以免死。桓修是王诞的外甥。等到桓玄得势，王诞将要被杀，桓修替他陈情请求；桓玄又听说桓修等人得免的原因，于是把王诞迁徙到广州。卢循占据广州，任王诞为平南府长史，以优厚的宾客礼节对待他。王诞长期客居外地，思念回归，于是劝卢循说：“下官流落在遥远的地方，承蒙您特别宠爱；士人感激知遇，实在想要报答。我本来不是军旅之人，在这里没有用处。我一向为刘镇军所知，彼此情谊不浅；如果能够北归，一定会受到任用和托付。公私两方面都能相逢，我想报答他的厚恩，远胜过留在这里白白消磨岁月。”卢循很赞同他的话。当时广州刺史吴隐之也被卢循拘留，王诞又说：“将军如今扣留吴公，从公私两方面说都不是好计策。孙伯符难道不想留下华子鱼吗？只是因为一方土地不能容纳两个君主罢了。”于是王诞和吴隐之都得以回去。

译王诞被授员外散骑常侍，尚未就任，高祖请他担任太尉咨议参军，后来转任长史。他尽心归附奉事，日夜不懈怠，高祖非常信任倚重他。北伐广固时，兼领齐郡太守。卢循从蔡洲向南逃走，刘毅坚决请求追击讨伐，高祖迟疑不决，王诞秘密进言说：“您已经平定广固，又消灭卢循，那么功劳将盖过万古，功勋没有人能够相比。这样大的威名，怎么可以让别人分去呢？刘毅与您同样出身布衣，只是一时相互推重罢了。如今他既然已经失败，不应再让他建立功劳。”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义熙七年，任王诞为吴国内史。因母亲去世服丧离职。高祖征讨刘毅时，起用他为辅国将军，王诞坚决推辞军号，穿着黑色丧服随军出行。当时诸葛长民代理太尉留府事务，内心不能安定，高祖很担忧。刘毅平定后，王诞请求先回京城，高祖说：“诸葛长民似乎心中有所疑惧，您怎么能马上离开呢？”王诞说：“诸葛长民知道我承蒙您的顾念，如今我轻装单骑先回去，他一定会认为没有忧患，这样才可以稍稍安定他的心。”高祖笑说：“您的勇气超过孟贲、夏育了。”于是王诞先行返回。义熙九年去世，时年三十九岁。因他曾随军南北征战，追封作唐县五等侯。他的儿子王诩，任宋朝世子舍人，早年去世。谢景仁是陈郡阳夏人，卫将军谢晦的叔父（从叔父）。他的名讳与宋高祖相同，所以史书称他的字。祖父谢据，是太傅谢安的二弟；父亲谢允，任宣城内史。谢景仁小时候与谢安相交，受到谢安的赏识。起初任前军行参军、辅国参军事。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的宠臣张法顺一时权势熏天，内外官员没有不上门拜访的，只有谢景仁不去。他三十岁时，才任著作佐郎。桓玄诛杀司马元显后，见到谢景仁，十分赏识他，对在座众人说：“司马庶人父子为什么会败亡？竟使谢景仁到三十岁才做著作佐郎。”桓玄任太尉时，补任他为行参军；桓玄府转为大将军府后，仍任参军事。桓玄建立楚台时，补任他为黄门侍郎。桓玄篡位后，谢景仁兼领骁骑将军。谢景仁博闻强记，善于讲述前人的言论和往事，桓玄每次与他交谈，都听不厌。桓玄出行时，殷仲文、卞范之等人都骑马随从，却让谢景仁陪乘车辇。宋高祖当时任桓修抚军府中兵参军，曾到谢景仁那里询问事情。谢景仁与他交谈后很高兴，便留宋高祖一起吃饭。饭还没有准备好，谢景仁却被桓玄召见。桓玄性情急躁，片刻之间连续有骑马传诏的人到来。宋高祖多次请求离开，谢景仁都不答应，说：“主上既然看重我，我就应当有合宜的处置。我想和客人一起吃饭，难道还不能等一等吗？”他终于安坐下来吃饱饭，然后才去应召。宋高祖很受感动，常说谢景仁是太傅谢安的孙子。京城平定后，宋高祖进入石头城镇守，谢景仁和百官一起拜见宋高祖。宋高祖看着他说：“这是名公的孙子。”又对谢景仁说：“承制府需要一名记室参军，今天要委屈你担任。”于是任命他为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的记室参军，仍任从事中郎，升任司徒左长史。出任宋高祖镇军司马，兼领晋陵太守，又任车骑司马。义熙五年，宋高祖认为国内的忧患已经平定，想要扩大对外谋略，准备讨伐鲜卑；朝廷议论都认为不可。刘毅当时镇守姑孰，坚决劝止宋高祖，认为：“苻坚侵犯国境时，谢太傅尚且没有亲自出征。宰相远行，会震动国家根本。”唯独谢景仁说：“您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顺应上天和人的心愿，匡正恢复皇室，铲除奸臣逆贼，虽然功业高过古人，但恩德和刑威还没有使人完全信服，应当推翻灭亡的势力、巩固保存的国家，广泛建立威势和谋略。鲜卑紧邻边疆，多次侵犯边境，讨伐有罪者、慰问百姓，正应在此时进行。平定以后，养精蓄锐、休养军队，然后再在洛水弯曲处陈兵，修复先帝园陵寝庙，难道能坐看寇虏坐大，放纵敌人留下祸患吗！”宋高祖采纳了他的意见。北伐时，大司马琅邪王是天子的母弟，按亲属关系应当作为储君副贰，宋高祖深以国家根本为忧，于是调谢景仁任大司马左司马，专门总管府中事务；又任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再升任吏部尚书。当时谢景仁的堂兄谢混任左仆射，按制度两人不能相互统属，宋高祖上奏依照仆射王彪之、尚书王劭的先例，不解除谢景仁的职务。他因选用吏部令史邢安泰兼任都令史、平原太守，两个官职同时授予，邢安泰以令史身份拜谒陵庙，被御史中丞郑鲜之弹劾，于是以白衣身份领任原职。义熙八年，升任领军将军。义熙十一年，调任右仆射，随后又转任左仆射。谢景仁性情矜持严肃，居室安静华美；他每次吐痰，都要转身吐到身边人的衣服上，事情办完后，才允许那些人用一天时间洗涤。每当他要吐痰，身边的人便争着过来承接。宋高祖一向很器重他，又和他结为婚姻亲家：庐陵王刘义真的妃子，就是谢景仁的女儿。义熙十二年，谢景仁去世，时年四十七岁。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下葬那天，宋高祖亲自前往，哭得极为悲痛。他写信给骠骑将军刘道怜说：“谢景仁去世了，悲痛摧心裂肝，我不能自我控制。你听到消息后悲伤惊愕，也一定无法承受。他器量深厚，才识宽广，感情寄托又非常深重，我正想和他共同治理时务，没想到突然到了这个地步，痛惜更加深切。人已经去了，又能怎么办！还能再怎么办！” 儿子谢恂，任鄱阳太守。谢恂的儿子谢稚，善于吹笙，官至西阳太守。谢景仁的弟弟谢纯，字景懋，起初任刘毅豫州别驾。刘毅镇守江陵时，任他为卫军长史、南平相。王镇恶率军袭击刘毅，已经到达城下。当时刘毅生病，属官都入府参见。谢纯参见完毕，已经出了府门，听说军队到来，便骑马赶回府中。身边人拉车想退到外面躲避，谢纯呵斥他们说：“我是刘毅的属官，逃跑还能逃到哪里去！”于是进入府中。等到刘毅兵败、众人散逃时，天已经黑了，司马毛修之对谢纯说：“您只管跟随我。”谢纯不听，扶着两个人出去，在火光中被人杀死。谢纯的孙子谢沈，太宗泰始初年任巴陵王刘休若卫军录事参军、山阴令，因事获罪被诛杀。

译谢述字景先，年轻时便有志向和操守，跟随哥哥谢纯在江陵。谢纯遇害后，谢述奉送谢纯的灵柩回京。走到西塞时遇到暴风，谢纯的灵柩船被风吹走漂失，不知去向，谢述便乘小船寻找。经过谢纯妻子庾氏的船时，庾氏派人对谢述说：“灵柩船是沉是浮，应当已经有结果了。风浪这样大，哪里是小船能够冒险通过的？小郎君赶去必定也来不及了，难道要让生者和死者一起送命吗？”谢述哭号着回答：“如果能够安全到岸，自然应当设法料理；如果已经遭遇意外，谢述也没有心思独自活着。”于是冒着风浪前进，看见谢纯的灵柩船几乎已经沉没，谢述号叫呼天，幸而把灵柩救了出来，人们都认为这是精诚所感的结果。宋高祖听说后赞赏他。宋高祖出任豫州时，暗示中正官任命谢述为主簿，对他非常了解器重。谢景仁疼爱他的三弟谢甝，却厌恶谢述，曾设宴请宋高祖，想让谢甝参与宴席，但宋高祖召见谢述。谢述知道这不是谢景仁原来的意思，又担心是宋高祖的命令，便急忙推辞不去。宋高祖派快马催促召唤谢述，等他到达后才高兴。后来谢景仁生病，谢述尽心照料，汤药饮食一定亲自尝过后才进献；连续数十天不解衣带、不洗脸梳头，谢景仁深深感到惭愧和感激。谢述调任太尉参军，跟随讨伐司马休之，被封为吉阳县五等侯。任世子征虏参军，调任主簿；宋台任尚书祠部郎、世子中军主簿，又调任太子中舍人；出任长沙内史，有惠民政绩。元嘉二年，征召授任中书侍郎。第二年，出任武陵太守、彭城王刘义康骠骑长史，兼领南郡太守。在此以前，谢述的堂兄谢曜任刘义康长史，因丧失官职，谢述代替了他。太祖给刘义康写信说：“现在任用谢述代替谢曜。他的才干应当详审练达，在历任官职中已经显露，所以让他来辅助你。你刚开始亲自处理各种事务，而责任重大、政务繁多，应当把心思寄托在众贤之上，以尽到辅佐协调的美德，想来你自然能够体会，不必等我再说。”刘义康入朝任相后，谢述又任司徒左长史，调任左卫将军。他任官清廉俭约，私人没有住宅。刘义康待他非常优厚。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都和谢述结为非同寻常的友谊。谢述风姿俊美，举止优雅，刘湛常对人说：“我见到谢道儿，总也看不够。”道儿是谢述的小字。雍州刺史张邵因贪污财货被交给廷尉审理，将要处以死刑。谢述上表陈述张邵在先朝的旧功勋，认为应当给予特别宽赦，太祖亲手下诏采纳了他的请求。谢述对儿子谢综说：“主上怜悯张邵往日的忠诚，将给予特别宽恕；我上奏的意见恰好与主上的意思相合，所以特意得到采纳罢了。如果这篇奏疏的内容流传出去，就是侵夺主上的恩德，这是最不可取的事。”于是让谢综当面把奏疏烧掉。太祖后来对张邵说：“你能够获免，谢述是出了力的。” 谢述患有心虚病，性情和神志有时会乖谬失常。授任吴郡太守，因病没有赴任。病愈后，补任吴兴太守。在郡中清廉简约，受到官吏百姓怀念。元嘉十二年去世，时年四十六岁。灵柩返回京城，距离京城还有几十里时，殷景仁、刘湛同车前往迎接，望着船只流泪。元嘉十七年，刘湛被诛杀，刘义康出镇外地，临行时叹息说：“谢述只劝我退让，刘湛只劝我进取，如今谢述死了而刘湛还活着，这就是我获罪的原因。”太祖也说：“如果谢述还活着，刘义康一定不会到这个地步。” 谢述有三个儿子：谢综、谢约、谢纬。谢综有才艺，善写隶书，任太子中舍人，后来与舅舅范晔谋反，被依法诛杀。谢约也因牵连获死罪。谢纬娶太祖第五女长城公主为妻，平素被谢约憎恨，因此免于死罪，迁徙到广州。孝建年间，返回京师。他端庄雅正，很有父亲的风范。太宗泰始年间，官至正员郎中。袁湛字士深，是陈郡阳夏人。祖父袁耽，晋代任历阳太守；父亲袁质，任琅邪内史，两人都很有名望。袁湛年轻时受到从外祖父谢安的赏识，谢安把哥哥谢玄的女儿嫁给了他。起初任卫军行参军、员外散骑、通直正员郎、中军功曹、桓玄太尉参军事。入朝任中书黄门侍郎，出任桓修抚军长史。义旗建立后，宋高祖任命袁湛为镇军咨议参军。第二年，调任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侍中。因随军征讨有功，封晋宁县五等男。出任宋高祖太尉长史，升任左民尚书，调任掌管吏部。出任吴兴太守，秩禄为中二千石，处理政务平和有条理，受到官吏百姓称赞。入朝补任中书令，又出任吴国内史，秩禄为中二千石。义熙十二年，调任尚书右仆射、本州大中正。当时宋高祖北伐，袁湛兼任太尉，与兼任司空、散骑常侍的尚书范泰奉行九命礼物，拜授宋高祖。宋高祖谦逊推辞，袁湛等随军到洛阳，驻扎在柏谷坞。范泰主张接受使者的使命尚未结束，没有拜谒晋帝陵，袁湛却独自到五陵致敬，当时人称赞他。起初，陈郡人谢重是王胡之外孙，对各位舅父多有礼敬不周。谢重的儿子谢绚是袁湛的外甥，曾在公堂上欺凌袁湛。袁湛神色严肃地对他说：“你真是两代人都没有《渭阳》所说的舅甥亲情。”谢绚面露惭愧。义熙十四年，袁湛死于任上，时年四十岁。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太祖即位后，因为他是皇后的父亲，追赠侍中，以左光禄大夫身份开府，仪同三司。谥号为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巡幸籍田，经过袁湛墓地。下诏说：“故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晋宁敬公袁湛，是外戚中的尊贵亲族，平素风操简朴正直。岁月渐久，坟墓也日益荒远。朕近来巡行千亩籍田，远远望见墓道上的松树，追念他的美德遗风，感慨思慕更加郁结。可以派使者祭祀，略微寄托长久的怀念。”又增加守墓人五户。儿子袁淳，袁淳的儿子袁桓早逝。袁湛的弟弟袁豹，字士蔚，也受到谢安赏识。他好学博闻，广泛阅览典籍。起初任著作佐郎、卫军桓谦记室参军。大将军、武陵王司马遵承制时，又任记室参军。这一年，丹阳尹孟昶任命他为建威司马。一年多后，调任司徒左西属，升任刘毅抚军咨议参军，兼领记室。刘毅当时建议实行大田制，袁豹上奏议论说：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整治农业，教化就会兴起；重视根本，末业就会得到治理。这确实是治理国家的要道，也是推行教化的阶梯。如果不敦促根本事业，末业就会日益滋长；饥饿和寒冷一同逼迫，廉耻之心就无法树立。如今正处在篡伪政权末期，又遭逢灾荒之后，争夺利益的源头已经开启，民风雕敝日益加剧；荣华和利禄动摇人的正直本性，赋税征敛耗尽百姓的资财；良田没有一块可以耕作，家家都有饥饿的忧患。加之中间多有变故，天天都无暇自给。自从收起铠甲、退还战马以来，才过了一两年，长期积弊下的百姓很难马上振作起来，这实在是仁爱之心所应怜悯救济、明白教化所应由此兴发的事情。

译然而，这项事业长期没有得到修治，是由来已久的事。主管地方的官员，没有谁把它当作要务；庸俗浅陋的官吏还只是沿用旧有常规，拘泥于劝农督课的旧典，却不明白民情屡屡变化。比如修筑堤坝防止河水，却忘了深潭丘陵会改变；把琴柱胶固定在旧弦位上，却忽略宫商的音调已经不合。徒然有考核官吏的条文，却没有丝毫实际益处。这是没有领悟清流来自澄清源头、止住车轮要靠高门槛，祸患产生于根本却只在末端治理的缘故。设置官位是为了尊崇贤才，疏通爵位来任命士人；上位者衡量才能来审慎授官，不凭浮夸的声誉取人，那么结党营私的风气就会止息，游荡的人就会回归本业；游荡者回归后，南面的田地就开垦了。按职分任务配置官员，设置吏员以周遍承担差役；职位不能因没有事务而设立，吏员必须因没有实际用途而裁减；冗员散职被废除，荒芜的田地就会得到开垦。器物要以实用为目的，商贸要以流通财货为目的；削减奢靡华丽的工巧，抛弃难得的珍货，那么雕饰虚伪的东西就会便宜，粮食庄稼就会受到重视。农夫辛苦耕作，付出的力气多而收获少；工商之人安逸享乐，耗费力气少而获利深厚。增加商贩的税，减轻田亩的赋，那么末业技术就会受到抑制，而田官就会高兴了。居官者身边没有趋附私党的人，在野者没有兼并土地的党徒；赏赐不是靠私人恩惠取得，劳役也不进入私门，那么游手好闲、靠人供养的人就会回归本业，勤劳的人自然会受到鼓励；游食者减少、勤劳者增多，春耕生产就会兴盛。对勤勉谨慎的人加以甄别奖赏，对怠慢的人公开严惩；明确劝农督课的法令，严厉纠察违法失职的官员，那么懒惰者就无处容身，努力耕田者就有了希望。勤劳者欣喜、懒惰者畏惧，农人就会受到鼓励。以上这些事情，也都是务农政策的开端和要领。治理百姓要以清净之心，镇守地方要无所贪欲，勉励官民不要倦怠，以廉洁谨慎来辅佐；不要只计较每日的小成效，而要期望长远达到多年的成效。这样，浇薄的风俗就会逐渐淳厚，人心的教化也会逐步形成。袁豹善于谈论雅正和世俗之事，每当评议古今，常常兼以吟诵，听的人都会忘记疲倦。不久，调任抚军司马，升任御史中丞。鄱阳县侯孟怀玉上奏请求让母亲檀氏拜为国太夫人，有关部门奏请批准。袁豹认为，妇人应随从丈夫的爵位；孟怀玉的父亲大司农孟绰现任列卿，妻子不应反过来随从儿子的爵位，于是上奏请求免去尚书右仆射刘柳、左丞徐羡之、郎官何邵之的官职，诏令一并以赎罪论处。孟昶去世后，袁豹代任丹阳尹。义熙七年，因派人输送上等钱币获罪，降为太尉咨议参军，随后又转任长史。跟随讨伐刘毅。宋高祖派益州刺史硃龄石讨伐蜀地，让袁豹撰写檄文，说：顺应德行的人昌盛，违背德行的人灭亡；失去仁义，就难以求得安宁；凭借险阻、背负罪衅，很少能够成事。详细考察古往今来，兴盛衰败自有定数，所以成都不能世代享有祭祀，华阳也没有兴起国家。近来王室多有变故，夷羿引发纷乱，动荡震撼、尘土惊起，波及远方后裔。小小的谯纵，和编户的百姓同为黔首，却彼此寻求同恶，尊奉并助长谯纵，肆意反噬州郡长官，向百姓播撒毒害，使我西方地区隔绝于皇帝的恩泽。自从义风像疾风一样传播，天日重新发出光辉，昭示旧有的事物，祥和之气弥漫天下。因为各项政务刚刚开始，还来不及实行九伐之举，此后一直拖延，转眼已经十年。然而其野心没有改变，仍伺机乘隙，招集逃亡叛乱之徒，共同培植势力，侵扰我方蛮獠，动摇边疆。因此我才有讨伐治州的战事，将丑类全部杀尽，连一匹马也没有留下；桓谦被斩首，谯福逃窜，奔逃藏入巢穴，伸长脖子等待诛戮。如今北方的狄人已经败落，南方的寇盗也被扫除，朝廷的声威日益美善，各项功业将要成就；太平之歌日益兴盛，家家户户安定繁荣，值得歌咏。我负责筹划经营这些事务，想要统一九州；眷念大禹的遗迹，心中一直怀着这个愿望。奉命向西出行，途中经过荆、郢，远望巴、汉，愤慨和感触交相加深。清除江水要从源头开始，使昆仑的浊气在井络之地澄清；诛灭叛逆、安抚远方，现在正是时候。于是命令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率精锐勇士二万人，直指成都；龙骧将军臧熹率军二万人，从垫江进军；益州刺史硃龄石率水军三万人，像闪电般照耀外水；分派辅国将军索恳率汉中军队，从剑道渡过；振威将军硃客子率宁州精锐，渡过泸水进入。神兵从四面逼近，天罗地网广大覆盖，军队横向展开千里，金鼓齐鸣万阵；彩色铠甲、贝制头盔，光彩映照、连接水面；华夏、夷人和百濮之众如云汇聚、如雾奔来。凭这样的军队交战，谁能抵挡！何况我们还是奉行正义、顺应形势而行动呢！如今三峡的险要都在我方境内，并没有岑彭攻荆门那样的险阻；深入其险地后，道路平坦、四通八达，实在没有邓艾攻绵竹那样的艰难。山川地势也已不同于往日，攻守的难易，明显相差百倍。即使蜀地强盛、士民富足，公孙述也不能在庸、僰安居，刘禅也不敢逃往南中；荆邯的谋略折断，姜维的锐气受挫。因此可知成败自有定数，不是靠智谋就能延缓，这些都是益州过去的事，也是当今应当借鉴的良策。势力盛如卢循、强如容超，曾经凌驾南海、控制北岱；楼船万艘遮蔽江面，铁骑成千上万充满原野、堵塞低湿之地。然而攻打广固时，陆地上没有一座城墙完整；在左里交战时，水上没有一条船完好。有的在京畿被公开处死，有的被斩首传送万里。因此可知逆顺有其形势，难以凭武力抗拒；这又是眼前的殷鉴，深刻而明白。梁州、益州的士人百姓都明白王者的教化；他们虽然一时被驱迫，本来并不是谯纵这样的暴君的臣民。跟随谯纵作淫虐之事，日积月累，传播越来越广；无罪者也被刑杀，死者多得如同水泽。难道他们不诚心仰望南方的王师，伸长脖子等待东方的云气，普天下都盼望获得新生，而唯独这一方怀有失去君主后的怨恨吗？王者的军队以仁爱为根本，舍弃叛逆、取用顺服，从实行三驱之礼开始；斧钺所加，只杀那些执意抵抗的人。若有人披甲反缚双手，自己投到军门来，一概不追究。士人百姓可以排列店铺、安居不动，审慎选择吉凶，自求更多福祐。大信的昭明，像清晨的太阳一样明亮；如果仍迷失而回到奸邪一边，固守愚昧不肯改变，就会像火烧孟诸泽，芝草和艾草一同烧烂，黄河决开金堤，深渊丘陵一并冲毁；即使想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呢！义熙九年，袁豹死于任上，时年四十一岁。第二年，因为他参与谋划讨伐蜀地，追封为南昌县五等子。他的儿子袁洵，元嘉年间历任显要官职。庐陵王刘绍任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时，年少不能亲自处理政务，袁洵任长史、寻阳太守，代理府州事务。元嘉末年，任吴郡太守。元凶刘劭弑君自立后，加袁洵建威将军，设置属官。适逢安东将军随王刘诞起义，发布檄文任袁洵为前锋，加辅国将军。事情平定后不久去世，追赠征虏将军，谥号贞子。长子袁顗，另有传记。小儿子袁觊好学，善于写文章，在世上有清誉，官至司徒从事中郎、武陵内史，早逝。袁洵的弟弟袁濯，是扬州秀才，早逝。袁濯的弟弟袁淑、袁濯的儿子袁粲，都另有传记。

译褚叔度是河南阳翟人。曾祖褚裒，晋代太傅；祖父褚歆，任秘书监；父亲褚爽，任金紫光禄大夫。长兄褚秀之，字长倩，历任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黄门侍郎、宋高祖镇西长史。褚秀之的妹妹是恭帝皇后。褚氏虽是晋室的姻亲，却尽心效忠宋高祖。褚秀之升任侍中，出任大司马右司马。恭帝即位后，任祠部尚书、本州大中正。宋高祖接受禅让后，调任太常。元嘉元年，死于任上，时年四十七岁。褚秀之的弟弟褚淡之，字仲源，也历任显要官职，任宋高祖车骑从事中郎、尚书吏部郎、廷尉卿、左卫将军。宋高祖接受禅让后，任他为侍中。褚淡之兄弟都竭尽忠诚侍奉宋高祖。恭帝每生下一个男孩，宋高祖就总要设法把他杀掉：有时引诱贿赂宫人，有时暗中下毒，前后不止一次。恭帝退位后，居住在秣陵宫，常常害怕遭到祸害，和褚皇后同住一室，担心有人在食物中下毒，便在床前亲自煮食。宋高祖准备杀他，又不想派人进入内室，便命褚淡之兄弟去看望褚皇后。褚皇后到另一间屋子相见，士兵才翻墙进入，把药送给恭帝。恭帝不肯喝，说：“佛教说，自杀的人不能再获得人身。”于是士兵用被子蒙住他将他杀死。后来会稽郡缺少太守，朝廷议论想任用蔡廓，宋高祖说：“他只是蔡家优秀的孩子，和治理政事有什么关系？可以任用佛。”佛是褚淡之的小字。于是任命褚淡之为会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阳县孙氏聚集宗族，图谋叛乱；他们的同党在永兴县，暗中互相呼应。永兴令羊恂察觉了他们的阴谋，把情况告诉褚淡之；褚淡之不相信，反而以诬陷他人的罪名把县中官吏收捕。于是孙法亮自称冠军大将军，与孙道庆等攻陷县城，随即任用富阳令顾粲为县令，加辅国将军。又派伪建威将军孙道仲、孙公喜、法杀攻打永兴。永兴百姓灟恭期起初和贼人同党，后来反正归附羊恂，率领官吏百姓抵抗交战，因力量不足退败。贼人任用当地人许祖为县令，羊恂逃入江唐山中躲藏，不久又被贼人抓获，强迫他回来处理县中事务。贼人于是盘踞据守，互相扶植势力，遥授鄮县令司马文寅为征西大将军，孙道仲为征西长史，孙道覆为左司马，并与孙公喜、法杀等人竖旗击鼓，直攻山阴。褚淡之自行代理凌江将军，以山阴令陆邵兼任司马，加振武将军；任前员外散骑常侍王茂之为长史，前国子博士孔欣、前员外散骑常侍谢芩之都参军事，并召集行参军七十多人。前镇西咨议参军孔宁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的儿子孔山士，正在服丧期间，都被起用为将军。派队主陈愿、郡议曹掾虞道纳率两支军队渡过浦阳江。陈愿等战败，贼军于是挫败其锋芒继续前进，距离城池二十多里。褚淡之派陆邵督率带戟公石綝、广武将军陆允，带领水军抵抗；又另派行参军灟恭期率步军与陆邵合力。褚淡之率领本部军队出城驻扎在近郊。灟恭期等人在柯亭与贼军交战，大败贼军，贼军逃回永兴。又派伪宁朔将军孙伦率五百人攻打钱唐，与县中戍军建武将军在琦地交战，孙伦败退回富阳。孙伦于是反正，杀死法步帅等十多人，把首级送到京城。诏令派殿中员外将军徐卓率一千人，右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派龙骧将军丘显率五百人向东讨伐；司空徐羡之任命扬州主簿沈嗣之为富阳令，率五百人从吴兴道向东出发，但他们尚未到达，贼乱就已平定。吴郡太守江夷把这件事看得很轻，停留在吴地一夜，便赶到富阳，分别善恶，将抓获并押送的愿意迁徙的数百家贼党余众，安置到彭城、寿阳、青州等地。景平二年，褚淡之去世，时年四十五岁，谥号质子。褚叔度的名与宋高祖相同，所以以字行世。起初任太宰琅邪王参军、宋高祖车骑参军事、司徒左西属、中军咨议参军，署理中兵，加建威将军。跟随讨伐鲜卑时竭尽忠诚和力量。卢循攻打查浦时，褚叔度奋力作战立功。卢循向南逃走后，宋高祖以版授方式任命褚叔度代理广州刺史，仍授都督交州、广州二州诸军事、建威将军，兼领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桓玄的族人桓开山聚集民众，图谋袭击广州，事情被察觉后，褚叔度将他们全部平定。义熙八年，卢循的余党刘敬道处境困窘，到交州归降。交州刺史杜慧度把此事报告给统府，褚叔度认为刘敬道等人是走投无路才请求归降，并非真诚归附，便回复杜慧度，命他诛杀刘敬道等人。杜慧度没有加以防备和记录，刘敬道招集亡命之徒，攻破九真，杀死太守杜章民，杜慧度将其讨平。褚叔度擅自把杜慧度的官号降为奋扬将军，又因杜慧度没有事先上报而责怪他，被有关部门弹劾，诏令赦免了他。宋高祖征讨刘毅时，褚叔度派三千人翻越峤山，荆州平定后才返回。他任职四年，广泛经营贿赂财货，家产丰厚积聚，因此获罪被免官，终身禁锢。回到京城后，凡是过去的朋友以及只有一面之交的人，他没有不厚重赠送财物的。不久，授任太尉咨议参军、相国右司马。宋高祖接受禅让后，任右卫将军。宋高祖认为他出身名门，又能竭尽心力，非常赞赏他，于是下诏说：“奖赏不遗漏勤劳之人，劳臣就会更加受到鼓励；爵位一定酬报功劳，所以有功之人都能显达。褚叔度南征北讨，常常掌管军事要务；西方地区不恭顺，他在岭南之外功绩显著，可以封为番禺县男，食邑四百户。”不久加散骑常侍。永初三年，出任使持节、监雍州、梁州、南秦州、北秦州以及荆州之南阳、竟陵、顺阳、义阳、新野、随六郡诸军事，征虏将军、雍州刺史，兼领宁蛮校尉、襄阳义成太守。在任时一向以清廉简约受到称赞。景平二年去世，时年四十四岁。儿子褚恬之承袭爵位，官至南琅邪太守。褚恬之去世，儿子褚昭承袭；褚昭去世，儿子褚瑄承袭。齐接受禅让后，爵国被废除。褚叔度的第二个儿子褚寂之任著作佐郎，早逝。褚寂之的儿子褚暧娶太祖第六女琅邪贞长公主为妻，任太宰参军，也早逝。

译褚秀之的弟弟褚湛之，字休玄，娶宋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为妻，授驸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去世后，又娶宋高祖第五女吴郡宣公主为妻。凡是娶公主的人，都是世代显贵的子弟，不一定都有才能。褚湛之谨慎诚实而有才干，因此受到太祖赏识。他历任显要职位，包括扬武将军、南彭城郡和沛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长史、侍中、左卫将军、左民尚书、丹阳尹。元凶刘劭弑君作乱后，任他为吏部尚书，后来又出任辅国将军、丹阳尹，统领石头城戍守事务。世祖进军讨伐刘劭时，刘劭亲自攻打新亭营垒，派褚湛之率水军一同进攻。褚湛之于是带着两个儿子褚渊、褚澄乘轻船向南逃走。褚渊有一个刚出生的儿子，被刘劭杀死。世祖即位后，任褚湛之为尚书右仆射。孝建元年，任中书令、丹阳尹。因南郡王刘义宣的几个儿子逃藏在郡界内获罪，建康令王兴之、江宁令沈道源被下狱，褚湛之被免官并处以楚锢。该年，又任散骑常侍、左卫将军，不久升任侍中，左卫将军照旧。因长期患病，授任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不久，又任丹阳尹，光禄大夫照旧。随后任尚书左仆射。因向南逃亡之事，赐爵都乡侯。大明四年去世，时年五十岁。追赠侍中、特进、骠骑将军，赐鼓吹一部，尚书左仆射照旧。谥号敬侯。儿子褚渊是庶出，宣公主认为褚渊有才，便上表请求立为嫡嗣。褚渊在升明末年任司空。史臣说：宋高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江南，楚地口音一直没有改变；至于高雅的道德风尚和名士风流，却从未听闻。以上这些人，都是前代的名门子弟，却无不追随宋高祖的声望请求任职，背负着羁绊充当先导，难道是想通过庇护百姓的道路来取得功名吗？列传第十三：张茂度、儿子张永、庾登之、弟弟庾炳之、谢方明、江夷。张茂度是吴郡吴县人，张良的后代。由于他的名与宋高祖的讳相同，所以史书称他的字。张良的七世孙曾任长沙太守，张氏从此开始迁居吴地。高祖张嘉，曾祖张澄，晋代任光禄大夫；祖父张彭祖，任广州刺史；父亲张敞，任侍中、尚书、吴国内史。张茂度先任郡上计吏、主簿、功曹，州里任命他为从事史，他都没有赴任。授琅邪王卫军参军、员外散骑侍郎、尚书度支郎，因父亲去世服丧而没有接受任命。服丧期满后，任何无忌镇南参军。不久，出任晋安太守。卢循成为寇盗、攻陷江州时，张茂度和建安太守孙蚪之都接受了卢循的符书，供应他的调度和劳役。卢循逃走后，二人都因牵连获罪免官。后来任始兴相。当时郡中遭受贼寇侵扰，官署房屋被烧毁，百姓财物凋残流散，百中只剩不到一份。张茂度重新修建城池和官寺，慰问死者、抚恤伤者，收集流散的百姓，民户逐渐恢复。他在郡中任职一周后，被征召为太尉参军，不久转任主簿、扬州治中从事史。宋高祖西征刘毅时，张茂度留守，州中事务全部交给他。军队返回后，升任中书侍郎。出任司马休之平西司马、河南太守。宋高祖将要讨伐司马休之，张茂度听到消息，乘小船逃往下游，途中遇到宋高祖，便任他为录事参军，太守一职照旧。江陵平定后，骠骑将军刘道怜任荆州刺史，张茂度仍任咨议参军，太守一职照旧。后来回任扬州别驾从事史。宋高祖北伐关中、洛阳，又让他留守处理州中事务。出任使持节、督广州、交州二州诸军事、建武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他安抚平定百越，使岭南以外地区安定。因病请求返回，又任刘道怜司马。为继母服丧，服丧期满后，授廷尉，调任尚书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任使持节、督益州、宁州二州以及梁州的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四郡和秦州的怀宁、安固二郡诸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元嘉三年，

译太祖讨伐荆州刺史谢晦，诏令益州派军袭击江陵；谢晦已经平定，而军队才到白帝。张茂度一向与谢晦交好，议论者怀疑他出兵迟缓停留。当时张茂度的弟弟张邵任湘州刺史，起兵响应皇帝，皇上认为张邵忠诚有节操，所以没有加罪；张茂度被替代，返回京师。元嘉七年，被起用为廷尉，加奉车都尉，兼领本州中正。入朝任五兵尚书，调任太常。因脚病出任义兴太守，加秩为中二千石。皇上从容地对张茂度说：“不要再把西蜀的事情放在心上。”张茂度回答：“如果不是遇到陛下的圣明，臣的坟上树木都已经长得合抱了。”不久，解除官职回家。征召为都官尚书，加散骑常侍，他以疾病坚决辞谢。于是就地授任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张茂度内心认为财产已经足够，主动断绝人事往来，在本县华山营建居所，优游于野外水泽之间，这样过了七年。元嘉十八年，授会稽太守。他一向有处理政务的才能，在郡县任职时，职务事务都处理得很妥当。第二年，死于任上，时年六十七岁，谥号恭子。张茂度同郡的陆仲元，是晋太尉陆玩的曾孙。他因办事得当而受到知遇，历任清贵职位，包括吏部郎、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从陆玩到陆仲元，四代人都任侍中，当时人把他们比作金、张两族。陆仲元的弟弟陆子真，元嘉十年任海陵太守。中书舍人狄当受到太祖信任委托，家在海陵；他死后要运回安葬，桥梁道路毁坏，丧车无法通行，县里请求征发百姓修治，陆子真不准许。司徒彭城王刘义康听说后认为他做得好，召任国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临海太守、东阳太守。张茂度的儿子张演任太子中舍人；张演的弟弟张镜任新安太守，都有盛名，却都早逝。张镜的弟弟是张永。张永字景云，起初任郡主簿、州从事，调任司徒士曹参军，出任余姚令，入朝任尚书中兵郎。在此以前，尚书省的规章条文繁杂，元嘉十八年，朝廷想加以整理修订，调张永为删定郎，主管此事。元嘉二十二年，任建康令，所到任处都有政绩声誉。又任广陵王刘诞北中郎录事参军。张永广泛涉猎书籍史册，能写文章，善写隶书，通晓音律，骑马射箭等杂艺也都擅长；他又有巧妙的构思，因此更加受到太祖赏识。纸张和墨都由他亲自经营制造，皇上每次得到张永的表章启奏，总是拿在手中把玩赞叹，自叹宫廷供应的东西完全比不上。元嘉二十三年，建造华林园、玄武湖，都派张永监督统筹。凡是各种营造设置，都以张永的意见为准。调任江夏王刘义恭太尉中兵参军、越骑校尉、振武将军、广陵郡和南沛郡太守。元嘉二十八年，又任江夏王刘义恭骠骑中兵参军，沛郡太守照旧。张永既有才能，所到之处总是竭尽心力。太祖认为他足以担任将领。元嘉二十九年，任张永为督冀州、青州的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扬威将军、冀州刺史，督率王玄谟、申坦等诸将，经营谋划河南地区。攻打确磝城，连续数十天不能攻克。当年八月七日夜，敌军打开城门，焚烧楼橹和攻城器械，士卒被烧死及被敌军杀死的很多。张永当夜立即撤围退军，没有报告各位将领，众军惊扰，被敌军乘势追击，死伤惨败；张永和申坦都被统府抚军将军萧思话收捕，关押在历城狱中。太祖因为屡次征讨无功，认为诸将不可任用，便下诏责备张永等人和萧思话说：“敌军既然乘胜得利，又正向严冬发展，如果他们胆敢逃脱前来送死，那就让兄弟父子自己共同承担。说到这里更加愤怒，这些话可以给张永、申坦看。”又写信给江夏王刘义恭说：“早知道诸将这些人是这样，真恨不得拿着白刃驱赶他们；如今后悔又有什么用

译！”

译元嘉三十年，元凶刘劭弑君自立，起用张永为督青州、徐州的东安、东莞二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青州刺史。司空南谯王刘义宣起兵讨逆，又以版授方式任张永为督冀州、青州的济南、乐安、太原三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冀州刺史。张永派司马崔勋之、中兵参军刘则率领两军迅速奔赴国家危难之地。当时萧思话在彭城，刘义宣担心张永、萧思话二人不和，便写信给萧思话，劝他对张永坦诚相待。又让张永的堂兄、长史张畅写信给张永说：“近来有京城来的消息，详细说明了你陷入刑网的原因，可以说虽然身在囚禁之中，内心却没有愧疚。萧公宽厚平和，过去和你没有嫌隙；看到你的书信后，说话并不伤害你，怎么这样滔滔不绝地称许别人、合乎人意呢！如今世事艰难紧迫，义军纷纷兴起，正要借助众贤，共同拯救时难。应当远远仰慕廉颇、蔺相如为公忘私的品德，近来效法陈平、周勃忘却私怨的美德，不要计较这点小嫌隙，努力恢复旧日情谊。萧公也命人把他的宽疏通达表示给你，又让人回复你，大家共同遵守这个意思。”事情平定后，征召张永为江夏王刘义恭大司马从事中郎，兼领中兵。当时正值诏令百官进献直言，庾永认为应当设置谏官，开辟直言无忌的道路；讲习军旅之事，以显示太平时也不能忘记危难。世祖孝建元年，臧质反叛，朝廷派庾永辅佐武昌王刘浑镇守京口。这一年，庾永出任扬州别驾从事史。第二年，召入朝任尚书左丞。当时将士休假，每年分三批轮换，往来道路上纷纷扰扰。庾永建议说：“臣听说，开战之后仍从事耕稼，前代君王以此兼顾农战；耕作和作战交替进行，前代靠此谋求长远发展。如今教化安定，万里无事，天下九服文同一统，弃置金帛、奔驰骏马，正可从此开始。臣私下看到，将士休假多分为三批，期限既短，整装赶路又必须很早。因此一年之中要四次奔驰于遥远道路，有的错过急需耕作的春季农时，有的耽误重要的秋收，致使国家不能维持正常储备，百姓家中缺少往年的粮食。考察其中利弊，应当详细改定。臣愚以为，轮换期限应以一年为制度，使征发服役的士卒，劳苦尚未积累；让从事农业的人盼望收成，一年即可完成。这样王法便不会有缺失，百姓的产业也就能够建立了。”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大明元年，升任黄门侍郎，不久兼任虎贲中郎将、本郡中正。三年，升任廷尉。皇帝对他说：“你既然与廷尉于定国同姓，我希望天下不再有冤民。”加授宁朔将军、尚书吏部郎、司徒右长史，不久又任寻阳王刘子房冠军长史。四年，建立明堂，庾永以本官兼任将作大匠。工程完毕，升任太子右卫率。七年，为宣贵妃殷氏建立宗庙，又兼任将作大匠。转任右卫将军。这一年，世祖南巡，从宣城经候道向东进入，派庾永巡行水路。这年发生旱灾，道路不通，皇帝大怒，免去他的官职。当时皇帝宠爱的儿子新安王刘子鸾任南徐州刺史，皇帝把吴郡划出改隶徐州。八年，起用庾永任别驾从事史。这年，召入任御史中丞。前废帝永光元年，出任吴兴太守，升任度支尚书。太宗即位，任命他为吏部尚书。尚未受拜，恰逢四方反叛，又任命他为吴兴太守，加授冠军将军，赐假节。尚未受拜，又让他以将军身份持假节，调任吴郡太守，率军向东讨伐。又任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尚未受拜，升任使持节、监青、冀、幽、并四州诸军事、前将军、青州和冀州刺史，统率诸将讨伐徐州刺史薛安都，屡战屡胜，击破薛索儿等，事见《安都传》。又升任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太子詹事，暂代徐州刺史。又任都督徐、兖、青、冀四州诸军事，又任使持节、都督南兖、徐二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常侍、将军等职仍旧。当时薛安都占据彭城请求投降，但诚心并不真切，太宗派庾永和沈攸之率重兵迎接他，加授督前锋军事，进军彭城。薛安都招引索虏的军队到来后，士卒离散，庾永狼狈地带军返回，被虏军追赶，大败。又遇上严寒大雪，士卒再次离散，庾永的脚趾冻断脱落，仅仅保住性命，第四个儿子也失踪了。元嘉三年，调任都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将军职仍旧。因北伐失误，坚决请求自贬，降为左将军。庾永悲痛悼念失去的儿子，哀伤超过平常；服丧期虽已结束，仍然设置灵座，饮食衣服都按照活着时供奉他。每次出行，他常常另外准备一辆有标记的车辆和好马，称作“侍从”；遇到事情就对身边人说，报告郎君。因击破薛索儿有功，封为孝昌县侯，食邑一千户。在会稽任职时，宾客谢方童等因贪赃下狱而死，庾永又被降为冠军将军。四年，升任使持节、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的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右将军、雍州刺史。尚未受拜，停任太子詹事，加授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护军将军，兼管石头戍守事务；赐给鼓吹一部。七年，升任金紫光禄大夫，不久又兼领护军。后废帝即位，进号右光禄大夫，加侍中，兼任安成王师，加亲信二十人。又兼任本州中正，出任吴郡太守，品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禄大夫仍旧。元徽二年，升任使持节、都督南兖、徐、青、冀、益五州诸军事、征北将军、南兖州刺史，侍中仍旧。庾永年轻时就习于驰骋任事，志在为国效力；年纪虽然已经老了，志气却没有衰退。担任清闲的职务，心里很不高兴。等到获得这个任命，喜悦异常，当天就命人驾车返回都城。还没有到镇所，恰逢桂阳王刘休范作乱，庾永率领所属部队出屯白下。刘休范到达新亭，大桁失守，叛军前锋于是进攻南掖门。庾永派人侦察贼军，侦察者回来后高喊：“台城陷落了！”庾永的部众因此溃散，庾永也弃军逃跑，回到先前居住的南苑。因为庾永是旧臣，朝廷没有加罪，只免官削爵；庾永又惭愧叹息，因而发病。三年，去世，时年六十六岁。顺帝升明二年，追赠侍中、右光禄大夫。儿子庾瑰，在升明末年做到显要官职。庾永的弟弟庾辩，太宗也任用礼遇他，历任尚书吏部郎、广州刺史、大司农。庾辩的弟弟庾岱，升明末年任吏部尚书。

译庾登之，字元龙，是颍川鄢陵人。曾祖父庾冰，任晋司空。祖父庾蕴，任广州刺史。父亲庾廓，任东阳太守。庾登之年轻时凭借强干自立，起初任晋会稽王司马道子的太傅参军。义旗起兵初期，又任高祖刘裕的镇军参军。因参与讨伐桓玄有功，封为曲江县五等男。任大司马琅邪王的军事参谋、豫州别驾从事史、大司马主簿、司徒左西曹属。庾登之虽然没有涉猎学问，却善于处理世俗事务；王弘、谢晦、江夷等人，都与他相知交友。转任太尉主簿。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庾登之击节策马奔驰，退兵后向刘穆之报告，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任外郡。于是士人和百姓都害怕远行服役，而庾登之反复改变心意，高祖大怒，革除他的吏籍。大军出发后，才任命他补为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入朝任太子庶子、尚书左丞。出任新安太守。谢晦任抚军将军、荆州刺史时，请庾登之任长史、南郡太守，仍任卫军长史，太守职务不变。庾登之和谢晦都是曹氏的女婿，原来名望地位相同，一旦成为谢晦的佐官，心里很不满意。到任后所写的笺文，只说“当天恭敬到任”，起初没有一句感谢的话。每次入朝觐见，他都备带箱囊、几席之类的物品，缺少一件便不坐下。谢晦常常宽容他。谢晦抗拒王师时，想让庾登之留守，庾登之不答应，事见《谢晦传》。谢晦失败后，庾登之因没有担任职务而免罪，禁锢在家。元嘉五年，起用为衡阳王刘义季的征虏长史。刘义季年少，尚未亲自处理政事，各项事务全都交给他。不久加任南东海太守。入朝任司徒右长史、尚书吏部郎、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仍旧。司徒府公彭城王刘义康专擅处理政事，不愿屈居人下而压抑心意；庾登之性情刚直，常常陈述自己的意见，刘义康很不高兴，于是让他出任吴郡太守。州郡相邻，庾登之坚持己见不改；刘义康便借他任职时贪赃的事，使他被免官。他的弟弟庾炳之当时任临川内史，庾登之跟随弟弟到郡中，悠闲自得。不久任豫章太守，取道赴任。庾登之刚到临川时，官吏百姓都轻视侮辱他；豫章与临川接壤，郡治又富庶显赫，仪仗迎接光彩盛大，士人们都惊叹不已。元嘉十八年，升任江州刺史。病重，征召为中护军，尚未受拜。二十年，去世，时年六十二岁。立即按中护军的规格追赠。儿子庾冲远，太宗镇守姑孰时任卫军长史，后来死于豫章太守任上，追赠侍中。庾炳之，字仲文，起初任秘书、太子舍人，后任刘粹的征北长史、广平太守。哥哥庾登之任谢晦长史时，庾炳之前往探望。谢晦当时地位高、权势重，朝廷士人没有不加以敬重的，唯独庾炳之和他行抗礼，时人称许他的强直。任尚书度支郎，未受拜。出补钱塘令，治理百姓有政绩。转任彭城王刘义康的骠骑主簿，未赴任，调任丹阳丞。庾炳之尚未到府任职，关于是否应按府公之礼敬奉他产生疑问，于是交给礼官广泛讨论。中书侍郎裴松之议论说：“考察《春秋》桓公八年，祭公到纪国迎接王后。《公羊传》说：‘女子在本国称女，这里为什么称王后？因为天子以天下为家，没有外，所以这个称谓已经确定。’由此推论，庾炳之作为属吏的礼制身份，在接受任命的当天就已经确定了；任命辞令既已成立，在官府中便没有内外之别，名分器用既然已经确定，礼制也应随之确定。况且如今州牧郡守等官员，已经受拜却尚未赴职，尚未接触百姓，也必然得到相应敬礼，这是因为既已接受王命，君臣和官民的名义便已经成立。属吏被任命，也如同除授官员接受拜命一样，百姓不会因为尚未见面就缺少对他的礼敬，属吏怎么能因为尚未到任就废弃礼节呢？以臣愚见，应当按照属吏之礼办理。”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庾炳之升任司徒左西属。左将军、竟陵王刘义宣还没有亲自处理府中事务时，任命庾炳之为咨议参军，各项事务全都交给他。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镇守寿阳，任庾炳之为长史、南梁郡太守，转任镇国长史，太守职务仍旧。出任临川内史。后将军、始兴王刘浚镇守湘州，任庾炳之为司马，兼任长沙内史。刘浚没有赴任，朝廷任命庾炳之为南太山太守，司马职务仍旧。当时领军将军刘湛依附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并且与仆射殷景仁有嫌隙。凡是与殷氏交游的朝廷士人，都不能进入刘氏的门下，唯独庾炳之往来于两人之间，暗中竭尽忠心为朝廷办事。殷景仁称病多年不上朝，太祖常常让庾炳之奉命往来传达，刘湛并不怀疑。刘义康出任外藩，刘湛被诛杀，朝廷任命庾炳之为尚书吏部郎，与右卫将军沈演之一同参与机密事务。不久转任侍中、本州大中正。升任吏部尚书，兼任义阳王师。朝廷内外都归附他，势力压倒朝野。庾炳之为人刚强急躁，不能忍耐；宾客有不合道理的请求申诉，他便把愤怒辱骂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他一向没有学问才术，不受众人推重。性情喜好洁净，士大夫来拜访他，离开还没有走出门，他就常常派人擦拭座席、清洗床榻。当时陈郡殷冲也爱洁净，小史若没有洗浴干净、换上新衣，不能接近他的左右；士大夫稍有不整洁，他却常常仍然容许接见。庾炳之爱洁净正好相反，殷冲常常因此讥笑他。庾炳之主持选官后，既不综合众议，又颇为通行货贿。庾炳之请求休假回家，吏部令史钱泰、主客令史周伯齐到庾炳之家商议事务。钱泰能弹琵琶，周伯齐善于唱歌，庾炳之便把他们留下住宿。尚书旧制规定，令史前来商议事务，不得留宿在外；即使有八座官员的命令，也不允许。庾炳之因此被主管官员上奏。皇帝平素厚待庾炳之，想宽恕他，召来询问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何尚之详细陈述庾炳之的得失，又秘密上奏说：“治理国家和家庭，何曾不谨慎遵用前代法典？如今如果姑息放过一个人，恐怕不是明智君主治理天下的长久办法。庾炳之所做的事情，并不只是暧昧不明而已。臣所听闻的并非一天之内发生，而且往往是亲眼所见，事情多得像丘山一样，明明白白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仍放纵而不追究，不知道还凭什么治理国家。

译晋武帝不能算作明主，断案处理鬲令的事情，尚且能够振作起来；华皓受到的待遇并不轻，废黜禁锢多年，后来重新起用，也只任城门校尉罢了。如果说庾炳之对国家有忠诚，那么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件事？不过是说他与殷景仁保持旧交，与刘湛也没有疏远罢了。况且殷景仁当时处理政务的心意，难道还可以轻视吗？朝廷士人分成两边互相推重，也没有什么限度；即使有一点微薄的忠诚，又哪里足以掩盖他的罪恶？如今贾充是晋朝重臣，虽然功业不足称道，却没有听说有大罪，群臣一进谏言，便把他远调出去。陛下圣明睿智，反而在这件事上迟疑不决。庾炳之自身的罪衅已经声名狼藉，结交朋党，搬弄是非，实在足以败坏风俗。各种罪恶纷杂，超过范晔，只少一件杀贼之罪罢了。臣希望陛下深思再三，试着把各方面流传的说法都查访一遍，广泛询问那些可以咨询的人。群臣见陛下对他顾念优遇很重，恐怕不敢狠心加以伤害；询问时，应当公开表示嫌恶责备之意。若不这样做，也应当辨明其中的是非得失。臣愚昧，既然有所启奏，只想把心意全部表达出来；如果没有可以采纳的地方，仍希望陛下宽恕臣冒犯触忤之罪。” 当时庾炳之为自己辩解说：“我不熟悉台省的制度，以为令史都说留宿在外并没有什么嫌疑。”太祖认为庾炳之是轻信他人而失当，小事不足以伤害大臣。何尚之又陈奏说：“庾炳之叫两个令史留下住宿，令史向都令史骆宰请示，骆宰说不合制度；吏部曹的官员也都知道不可以。令史详细向庾炳之说明不能留宿的意思，庾炳之完全不听从。这不是因为不懂，只是想苟且把他们留下罢了。外界都知道这些情况，他却诬称自己是轻信他人，众人的心情怎么会不明白？陛下不必替他找借口。即使只是令史，放出他们住宿也严重损害朝廷典制，不能说是小事。谢晦名望实际很高，并非如今庾炳之这类人，仅仅一件过错，就被免去侍中官职。王珣是当时的贤者，稍有过失；桓胤在春季搜猎中的错误，他们都以白衣身份领职。何况公然触犯法制的人呢？不知道是否可以援引王珣、桓胤以白衣领职的旧例？这不会损害任用人才，同时也可以作为严肃警戒。孔万祀任左丞时，不顾彼此身份相当，对骆宰说：‘庾炳之贵显重要，不同于其他尚书，只是可以不说罢了。’又说：‘不痴不聋，不能做姑母和公公。’竟敢说出这种话，也很反常。” 太祖仍然宽容迁延，让何尚之进一步陈述意见。何尚之于是详细说明庾炳之的过错，说：“尚书旧制另有增加的干员二十人，庾炳之常常把元、凯两名丞郎的干员拿十人私下使用，以致干员出现空缺，不能及时补充。最近王师来临，他还不把人送还；臣派人告诉他：‘先前把人取来使用，我心里常常不安；现在既然已有手力，不应再留下。’他收到臣的信后，才把人送还。庾炳之大体上为人轻率，常常任意行事，所作所为纷纷杂杂，不是全都容易弄清。臣想到张辽的话：关羽即使是兄弟，曹公与其子之间，难道就能不说吗？看看如今的人，真正忧虑国家的实在很少，臣若再闭口不言，日月的光明或许就会受到遮蔽。然而不了解臣的人，难道不会认为臣有争强好胜的痕迹，事后又因此怅惘吗？臣与庾炳之同受恩遇，不应再产生厚薄之分。太尉昨天对臣说，庾炳之有许多不可之处，并非只有一条；远近的人都敬畏他，震动四海。一个短处很多的人竟能做到这种地步，更值得责备。虞秀之的门生侍奉他，多次献上珍美菜肴，从来没有缺少；此外另有进献的物品，哪里能一一说尽？庾炳之门下不论大小事务，都索取张幼绪，张幼绪已经转为无法承受这种命令。庾炳之先前与刘德愿关系极差，刘德愿自己弹琵琶弹得非常精妙华丽，送给庾炳之后，庾炳之便对他亲热起来。市令盛馥进献数百口棺材木料帮助营建宅第，又害怕别人知道，便伪造虚假的买卖契券。刘道锡屡次有所输送，耗尽了南方俸禄的一半。刘雍自认为得到庾炳之的力量帮助，像对父亲一样侍奉他，夏天送来甘蔗，好像刚从州中采来的一样。国家官吏运送柴薪芦荻，沿途从未间断。凡是见到别人有物品，少有不索取的。听说刘遵考有木材，便索要木材；看见精美的烛台，又索要烛台。选拔任用不公平，无法一一列举。太尉又说，庾炳之完全没有共同办理政务的原则，凡是选举任用，都是按照他的意旨，只是让太尉知道罢了。议论任用虞秀之为黄门侍郎时，太尉没有明确答复赞成，因而事情得以暂缓。太尉近来与庾炳之关系疏远，想任用德原儿为州西曹，庾炳之却上奏请求任他为主簿，随即把这件事告诉刘德愿，刘德愿便向太尉道谢。前后泄露他人报恩之意，也实在没有穷尽；即使不加罪，也本来就应当把他调出京城。士人百姓都愤怒痛恨他，绝不只是像项羽听到楚歌那样而已。自从裴、刘掌管刑罚以来，诸将都竭尽力量，成效增加百倍；如今事实上的好恶，可以任人询问。如果陛下赫然发怒，彰明法令，陛下就可以安闲地躺在紫闼之中，再没有任何事情了。” 太祖想把庾炳之调出任丹阳尹，又拿这件事询问何尚之。何尚之回答说：“臣既缺少贾谊那样善于应答的才能，也没有汲黯那样冒犯圣颜、直言进谏的正直；至于侍坐在陛下身边仰面回答，常常不能把话说尽。昨天退朝后，我又反复深思，只觉得自己愚钝；如今这些事情众口一词，已经十分明显，只是还没有查清受贿物品的确切数量罢了。这足以构成践踏法令、辜负恩德的罪过，已经没有什么可再减少的了。况且任官而不能与同僚和睦，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陛下迟疑于旧日恩情，不忍依法追究，为了弘扬道德，没有比这更大的宽恕了。如今又要授予他显赫的尹京之职，恐怕那些尽心奉国的人会因此停步，而贪婪放纵的人则会越来越肆意妄为。这不只是损害王化，也是国家治乱的根源。依臣所听闻的天下议论，庾炳之常常给日月蒙尘，却没有增加一丝光辉。如今曲阿在水南，恩宠并没有不同，却又兼有统领首郡的荣耀，反而使他的势力更加成形，这简直就是老王雅了。古人说：‘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陛下难道可以坐视皇家威重受损，只为迷惑于一个凡人吗？事情若还处在可与不可之间，臣也不敢苟且陈述管见。如今曲直已经明白显著，而圣明的君王反而更加不能醒悟；即使让贾谊、刘向重新活过来，难道不会在这圣明时代慷慨流泪吗？

译臣从前奏劾范晔，当时也害怕触犯圣上会招来过错；但既然是臣心中所思考的事情，就不能不畅所欲言，这就是所谓即使死九次也不后悔。臣认为庾炳之暂且调出京城，如果他能够改过自新，在任上有所表现，将来再召回也不难；这样既可以稍微彰明国家法典，也可以大致酬答四海的讥议。如今他的罪过像山一样多，荣宠职位却没有受损；如果庾炳之再犯下显著重罪，谁还敢把实情报告上来？况且除非有特别的功勋和非凡的业绩，否则又有什么足以弥补今日的罪过？纵观古今，从未有像他这样众多过错声名狼藉、接受数百万钱财，却还能得到高官厚禄的。臣每当想到圣明教化之中竟有这种事，没有一次不痛心疾首。假使我们几个人纵横放肆、横行不法也像这样，不知陛下将又如何处置？近来臣曾奏请把贾充远调镇守，如今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分别；调出京城恐怕是最好的办法。臣知道陛下不能采纳臣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才是臣不能不把自己的愚见说尽。如今蒙受恩宠荣耀的人不少，臣为什么唯独对此事苦苦恳求？实在是出于尊崇君主、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心意。伏愿陛下再加以考察。” 他又说：“臣看见刘伯宠十分激愤，谈到庾炳之的所作所为，说有人送给张幼绪东西，张幼绪告诉别人：‘我虽然得到一个县的职位，却背负了三十万钱的债；庾冲远甚至应当把东西送到新林，见到我被捆绑，还要表示自己能够解开绳索。’荀万秋曾到庾炳之家，恰好遇到一个姓夏侯的客人，主人问：‘有没有好牛？’客人说：‘没有。’又问：‘有没有好马？’客人又说：‘也没有，只是有一头好驴。’庾炳之便回答：‘正是我想要的。’客人一出门，便把这件事传出去，索要那头驴。刘道锡说是庾炳之所举荐的，庾炳之便向刘道锡索要嫁女的器具和祭祀器物，数量竟达到百万钱。还说这并非虚妄。选官令史章龙向臣谈起此事，也感叹庾炳之收受财物的过错，说：‘确实收到了嫁女用的器具，铜炉要四个人抬才抬得动，细葛布斗帐等物，更是多得无法计算。’在尚书省中，他还命令奴仆酿卖酃酒，从中牟利百十钱，这也是台阁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不知这些事是否稍微能够引起圣上的注意？恐怕会仰面损伤日月般的圣明，臣私下为此叹息。” 太祖于是批准主管官员的奏章，免去庾炳之的官职。这一年是元嘉二十五年。二十七年，庾炳之在家中去世，时年六十三岁。太祖念及他过去的忠诚，追复其原有官职。留下两个儿子季远、弘远。谢方明是陈郡阳夏人，是尚书仆射谢景仁的堂弟。祖父谢铁，任永嘉太守。父亲谢冲，任中书侍郎。他家在会稽，因病辞官归家，授任黄门侍郎而没有赴任。后来被孙恩杀害，追赠散骑常侍。谢方明跟随伯父吴兴太守谢邈住在郡中。孙恩进犯会稽，东部各郡都响应；吴兴百姓胡桀、郜骠攻破东迁县，谢方明劝谢邈躲避，谢邈不听，贼军到来后被害，谢方明逃走才得以免死。起初，谢邈的外甥长乐人冯嗣之和北方学士冯翊人仇玄达，一同到吴兴投奔谢邈，寄居在郡学中，谢邈对他们礼待很是简慢。两人都愤怒不满，于是与孙恩密谋。孙恩曾经作为冯嗣之等人的随从，夜里进入郡城，看见谢邈的部众，便逃走了，却没有被察觉。他们本想在吴兴起兵，事情仓促未能成功，于是转移到会稽。等到郜骠等攻打郡城时，冯嗣之、仇玄达都参与了谋划。刘牢之、谢琰等讨伐孙恩，孙恩逃入海中，冯嗣之等不能跟随离去，便重新聚集党徒。谢方明召集谢邈的门生和旧交，得到一百多人，突然袭击讨伐冯嗣之等人，把他们全部擒获并亲手杀死。当时正值战乱之后，吉礼、凶礼等礼仪都已废弛。谢方明全家遭祸，家产荡然无存，但他筹办丧事，竭尽自己的财力；几个月之间，安葬送葬全都办完，即使太平时代按完备礼制办理，也没有比这更周全的。不久，孙恩再次攻陷会稽，谢琰被害。孙恩悬重赏急切搜捕谢方明。谢方明从上虞载着母亲和妹妹逃奔东阳，又从黄蘖峤越出鄱阳，搭船返回都城，寄居在国子学。颠沛流离、险难困苦，他全都经历了，但坚贞自守的操行，即使处境困窘也没有改变。元兴元年，桓玄攻克京城，丹阳尹卞范之的权势压倒朝野，想把女儿嫁给谢方明，派尚书吏部郎王腾反复详细地劝说，谢方明始终没有改变。桓玄听说后赞赏他，当即授任著作佐郎，补任司徒王谧主簿。堂兄谢景仁举荐他任高祖刘裕的中兵主簿。谢方明处理事务总想着忠诚有益，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高祖对他说：“惭愧的是还没有瓜衍之赏，暂且应当和你共同享有豫章国的俸禄。”多次加以赏赐。谢方明严肃恭谨，善于自我持守，即使在幽暗的房间里，也从未有过懈怠的神情。他没有其他特别的技艺，却自然具有高雅的风韵。堂兄谢混名声很大，只在岁时节日入朝拜见而已。丹阳尹刘穆之当时权势很重，朝廷内外的人都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归附他；不曾与刘穆之相识的，只有谢混、谢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刘穆之对此很是遗憾。后来谢方明、蔡廓前去拜访他，刘穆之大为高兴，向高祖说：“谢方明可以说是名门的良驹。只要安置他在那里，他自然就是三公之才，不必说还有才干和作用。”不久，谢方明转任从事中郎，仍任左将军刘道怜长史；高祖把府内各项事务都交给他咨询决断。随府转任中军长史。不久又加任晋陵太守，再任骠骑长史、南郡相，所受委任仍和从前一样。他曾在年终时，江陵县狱中的囚犯无论罪情轻重，全都放回家中，只让他们过正三日回来。按罪应当判处重刑的有二十多人，纲纪以下的官吏无不疑惑恐惧。当时晋陵郡送来的前主簿弘季盛、徐寿之也都在西边，极力劝谏说：“从前虽有这样的事情，或许只是记载失实、言过其实。况且如今民情虚伪浅薄，不能拿古人的义理来要求他们。”方明没有采纳，立即把囚犯一并放走。囚犯及其父兄都惊喜得流泪，认为即使走向死地也没有遗憾。到了约定的期限，有两个犯重罪的囚犯没有回来，方明也不听从追捕的请求。其中一人喝醉了不能回来，到第二天才返回；另一个囚犯十天还没有到，五官朱千期请求谒见，想说明应当追捕此人，方明知道是为囚犯的事，便让身边人谢绝五官，说不必进来，囚犯自然会回来。那个囚犯在村落中徘徊，不能自行回来，乡里人责备他，便率领众人把他送回来，最终没有一个逃亡的。远近之人都对此感叹佩服。后来他遭逢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后，任宋台尚书吏部郎。

译高祖接受天命建立宋朝后，谢方明升任侍中。永初三年，出任丹阳尹，以有才能著称。转任会稽太守。江东人口众多、户口殷盛，风俗严峻苛刻，强者欺凌弱者，奸吏纷纷而起；一道符书下达，文书拘捕接连不断。又牵连邻伍治罪，动辄连坐；一人触犯法吏，一个村庄便停止生产，乡邑惊扰，狗叫直到天亮。谢方明深刻通晓治理的体要，不拘泥于文书法令，宽免苛细事务，致力于保存纲领。州府和台省的符书拘摄一到，便立即宣布下达，同时放宽百姓的期限，给他们留出办理事务的时间；郡县监察官不得任意出动，贵族豪强没有人敢触犯禁令；废除邻伍连坐之罪，判决长期拘押的案件。前后每逢征伐，兵员运输不充足，便全部征发雇用士人百姓；事情平定后，都让他们返回原籍。但所属官府中有些刻薄伤民的人，却立即把他们补为吏员。守令不明事理，任用罢免不合适，不能办成事情的人必然受到压制。谢方明简选裁汰，安排精当，各自谨慎处理适宜之事；即使服役十年，也能在一天之内按法理得到解决，东部百姓至今仍称颂他。他性情尤其爱惜民力，从不轻易评判是非，承接前任的政策，不随便改变。有确实应当改革的，就逐步迁移改变，使人看不出明显痕迹。元嘉三年，死于任上，时年四十七岁。儿子谢惠连，幼年聪明敏捷，十岁就能写文章，族兄谢灵运非常了解并赏识他，事见《谢灵运传》。本州征召他任主簿，他没有赴任。谢惠连先前喜爱会稽郡吏杜德灵，等到父亲去世服丧时，赠给他十多首五言诗，文章流传于世。因获罪而被迁徙、废弃、阻塞仕进，不能列入荣显的官员行列。尚书仆射殷景仁爱惜他的才华，便在谈话间向太祖禀告说：“臣年幼时，就见过世上有这样的文章；评论者说是谢惠连所作，其实不是。”太祖说：“如果是这样，就应当为他通达仕进之路。”元嘉七年，才任司徒彭城王刘义康的法曹参军。当时刘义康修治东府城，在城壕中发现古墓，便为墓主改葬，让谢惠连撰写祭文，留下书信等待文章完成，祭文写得非常优美。他又作《雪赋》，也因文辞高雅奇丽而受到赞赏。两篇文章都流传于世。元嘉十年去世，时年二十七岁。他既然早逝，而且轻薄放纵、过失牵累很多，所以官位不显。没有儿子。弟弟谢惠宣，任竟陵王刘诞的司徒从事中郎、临川内史。江夷，字茂远，是济阳考城人。祖父江[字形疑误]，任晋护军将军。父亲江敳，任骠骑咨议参军。江夷年轻时自我修饰砥砺，是后辈中的优秀人物。州府征召他任主簿，他没有赴任。桓玄篡位时，任命他为豫章王文学。义旗建立后，高祖刘裕用板授任他为镇军行参军，不久因公事被免职。过了一段时间，又补任主簿。因参与讨伐桓玄有功，封为南郡州陵县五等侯。历任孟昶建威府司马、中书侍郎、中军太尉从事中郎、征西大将军刘道规长史、南郡太守，不久转任太尉咨议参军，兼领录事，升任长史，入朝任侍中、大司马，随大司马府公北伐，拜谒洛阳园陵，进军到潼关。返回后兼任宁远将军、琅邪内史、本州大中正。高祖把大司马府和琅邪国的事务全都交给他办理。宋台初建时，任五兵尚书。高祖接受天命后，转任掌度支。出任义兴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因病离职。不久任吏部尚书，出任吴郡太守。营阳王在吴县被害，江夷前往临哭，礼数完备。又因哥哥生病而离官。再次任丹阳尹、吏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升任右仆射。江夷仪表俊美，举止得体，历任官职都以和厚简约著称。出任湘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尚未到任便因病去世，时年四十八岁。遗命薄葬，使用蔬食祭奠，务求俭约。追赠前将军，原有官职照旧。儿子江湛，另有传。史臣说：治理国家的方法，饮食不如信用重要；树立人的根本，先重实质，后重文饰。士人君子应当以品行端正为根基，以履行义理为根本，然后再用才艺修饰，用礼乐文饰；如果不能两方面都完备，宁可文饰不足而实质有余。因此，谨慎恭敬的人可以虔诚侍奉上帝，卑微而只会絮叨的官吏，最终也不能离开虎圈。江夷、谢方明、谢弘微、王惠、王球，学习义理的美德还不足以使他们成就显名，但他们贞正的内心和高雅的品格，是朝廷大臣中少有人能及的。《诗经》说：‘温和恭敬的人，是以德行为根基。’确实如此！”

译列传第十四：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孔靖，字季恭，是会稽山阴人。他的名字与高祖祖父的名讳相同，所以只称他的字。祖父孔愉，任晋车骑将军。父亲孔[字形疑误]，任散骑常侍。季恭起初被察举为郡孝廉，历任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镇军司马、司徒左西掾。尚未受拜，遭母丧。隆安五年，在服丧期间被起用为建威将军、山阴令，他没有赴任。高祖刘裕东征孙恩，多次到会稽，季恭委曲周旋，以礼接待，供给十分丰厚。后来高祖讨伐孙恩，当时桓玄篡夺帝位的形势已经明显，高祖想在山阴起义讨伐桓玄。季恭认为山阴距离京城道路遥远，而且桓玄尚未处于最高地位，不如等到他篡逆的事情显露，罪衅形成、恶行积聚后，再在京口谋划，这样不用担心不能取胜。高祖也认为他说得对。虞啸父任征东将军、会稽内史时，季恭起初请求任府司马，没有得到。等到皇帝平定桓玄，以季恭为会稽内史，派人携带封授的板书前往拜授，正好与季恭相遇，季恭便掉转船头，连夜返回。到达后立即敲门告诉虞啸父，并让人打扫整理另一间斋室，随即进入郡府。虞啸父原本是桓玄所授官员，听说桓玄失败，震惊恐惧，开门请罪。季恭安慰勉励他，让他暂且安心住下，第二天才迁出。季恭到任后，致力于取得实际的治理成效，下令禁止浮华，剪除惩罚游荡懒惰之人，因此盗寇逐渐停止，境内肃清。征召任右卫将军，加给事中，未接受任命。不久授任侍中，兼任本国中正，调任琅邪王大司马司马。不久出任吴兴太守，加冠军将军。此前，吴兴接连失去太守，传说项羽的神灵是卞山王，居住在郡府听事厅，二千石官员到任时常常躲避它；季恭住在听事厅，最终没有受到伤害。升任尚书右仆射，坚决推让。义熙八年，又任督五郡诸军、征虏将军、会稽内史，修整学校，督促考核诵读学习。十年，再任尚书右仆射，加散骑常侍，又推让不接受。不久授任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退休，授金紫光禄大夫，常侍职仍旧。这一年，高祖北伐，季恭请求随军，便任太尉军咨祭酒、后将军。跟随军队平定关中、洛阳。高祖任相国后，他又随府迁任。宋台初建，诏书任命他为尚书令，加散骑常侍；他又推让不接受，于是改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他辞去事务回到东部，高祖在戏马台为他饯行，百官都作诗来称述他的美德。高祖接受天命后，加授开府仪同三司，他连续多年辞让，最终始终没有接受。永初三年去世，时年七十六岁。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儿子孔山士，历任显要官职，任侍中、会稽太守；因小弟孔道穰任驾部郎时逼迫掠取良家子女获罪，孔山士以白衣身份领郡职。元嘉二十七年，死于任上。弟弟孔灵符，元嘉末年任南谯王刘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尚书吏部郎。世祖大明初年，由侍中出任辅国将军、郢州刺史，入朝任丹阳尹。山阴县地域狭小，百姓多而田地少，孔灵符上表请求把没有财产的人迁往余姚、鄞、鄮三县交界处，开垦湖田。皇帝让公卿广泛讨论。太宰、江夏王刘义恭议论说：“教导农业、修治根本，是各国共同的事情。当地百姓长期安土重迁，习惯已久；如果京城没有田地，也没有听说要迁到其他县。况且山阴的豪族富室，占有的田地并不少；贫民只要尽力耕作，并不是没有地方，开垦荒地也不能救济灾荒。又因为湖边居民以捕鱼养鸭为业，还有店铺居所，按道理他们不会乐意迁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之、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刘彧议论说：“富裕人家房屋温暖，不需要迁移产业；贫穷人家住处寒苦，必然应当迁徙。修缮房屋、疏通水泽，生产粮食没有可以等待的条件；依靠公家资助，公家不容易充足，征收私家赋税，私家最终也难以完备。生活计谋既已安排妥当，开荒的功效自然可以实现。应当招募逃亡者，给予救济，并招募愿意获得田地的人；等他们把住处和田地大致修建经营起来，然后再迁居。” 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敳、郄颙议论说：“百姓即使不亲自务农，也不是没有谋生的道路；如果强迫他们去耕田，就会因此互相违背、争夺。况且鄞等三县距离郡治都很远，已经安居的百姓突然迁往别的县，新居尚未建成，旧居已经毁弃，走与留都陷入困境，没有办法自给自足。臣等认为应当顺应民情，听从他们的意愿；宽赦逃亡者，暂且让他们各自就业，等确实形成肥沃田地后，再议论迁徙。”太常王玄谟议论说：“百姓贫困，远赴荒地，离开旧居迁到新地，粮食和种子都缺乏，习惯这种生活很难，劝导他们也不容易。臣认为应当略加资助，使他们能够尽力劳作；明确奖励勤于耕田的人，申明惩罚懒惰的人。”光禄勋王升之议论说：“远方荒废的田地，刚刚开始砍除荆棘；督促贫困者从事这件事，更加困难。资助迁徙者使事业大致建立，再逐步推行，也不会晚。”皇帝不采纳这些意见，按照原议迁徙百姓，并使他们都成就了良田产业。灵符从丹阳出任会稽太守，不久又加任豫章王刘子尚抚军长史。灵符家中本来富裕，田产产业很多，又在永兴修建别墅，周围三十三里，水陆土地二百六十五顷，包含两座山，还有九处果园。他被有关官署检举，诏令宽免了他；但灵符答辩不实，因此获罪免官。后来恢复原职，又任寻阳王刘子房右军长史，仍任会稽太守。沈庆之确实有才干，不事华饰，每次任职，政绩都治理得很好。前废帝景和年间，他触犯并违逆近臣，被近臣诬陷构害，派人用鞭子将他打死。他的两个儿子湛之、渊之，也在京城被赐死。太宗即位后，追赠灵符为金紫光禄大夫。渊之，大明年间任尚书比部郎。当时安陆郡应城县百姓张江陵和妻子吴氏一起辱骂母亲黄氏，黄氏愤恨之下自缢而死，恰逢大赦。法律规定，儿子杀、伤、殴打父母，要枭首示众；辱骂父母，处弃市；谋杀丈夫的父母，也处弃市。若遇大赦，则免除刑罚，改为服劳役。张江陵辱骂母亲，母亲因此自杀，罪行重于伤害、殴打。若按杀人罪论处，恐怕过重；若按殴打伤害及辱骂罪论处，又恐怕过轻。现行法只有殴打母亲一项，遇赦仍枭首；却没有辱骂母亲致死而遇赦时的定罪条文。渊之议论说：‘题里巷中若有违逆人心的事，仁人尚且不肯进入；名声尚且厌恶这种行为，何况实际的人事呢？所以殴打伤害、咒骂诅咒，都是法律所不宽赦的；辱骂以至于导致死亡，按理更没有可以宽恕的道理。刑罚有时从轻，是因为疑心这样会失去宽厚善意；考察法律条文的本意，并不是说这种情形。江陵虽然遇到大赦，仍应枭首。吴氏本来只是因婚姻关系成为亲属，并非天生血亲；黄氏所怨恨的，感情上并不在吴氏身上。免除吴氏死刑而改服劳役，才符合正当法律。’诏令依照渊之的意见，吴氏免于弃市。

译羊玄保，是太山郡南城县人。祖父羊楷，任尚书都官郎；父亲羊绥，任中书侍郎。玄保初入仕时任楚台太常博士，遭母丧，服丧期满后，右将军何无忌、前将军诸葛长民都用府牒任命他为参军，他都没有赴任。授任临安县令。刘穆之举荐他担任高祖镇军参军、库部郎、永世县令。又任高祖太尉参军，转任主簿、丹阳丞。少帝景平二年，入朝任尚书右丞。转任左丞、司徒右长史。府主王弘十分了解并器重他，对左长史庾登之、吏部尚书王准之说：‘你们两位贤者，聪明美好，见识明达，通晓许多事情；然而论到弘厚美善的声望，还是应当共同推重羊玄保。’不久，入朝任黄门侍郎。羊玄保擅长下棋，棋品列第三等。太祖和他对弈，太祖获胜，便任命他为宣城太守。在此以前，刘式之任宣城太守时，制定了官吏百姓逃亡叛逃的制度：一人未被捕获，负责符伍的里吏就送到州里充役；如果捕获逃亡者，便赏赐官位提升两级。玄保认为不妥，上奏说：‘臣私下考察百姓逃亡叛逃的原因，都是出于穷困逼迫，从来没有生活足以维持而乐意这样做的人。如今制定特别严厉的制度，在实际事务上只会造成困苦。臣听说，苦行节制不能长久坚持，担心会导致流弊。从前龚遂把百姓比作乱绳，说要放松它以后才能治理；黄霸采用宽和的办法，不把严酷刻薄放在首位。臣愚昧地认为，一个人单独逃避劳役，就等同于全户获罪。如今一人无法查获，受牵连获罪的却很多；既然害怕沉重负担，便各自为自身打算，彼此牵连逃窜，必然会越来越多。又能捕获叛逃者的，大多并非谨慎爱惜百姓之人；他们既没有办事能力，又因获罪而凌辱劳役官吏，官爵名器也会被虚假授予，所妨害的实在很多。将来官阶不足以供给奖赏，勤勉服事的人也无法借此自我勉励。再考察这项制度，只施行于一个郡；如果它是正确的，就应当与天下统一施行；如果它不正确，也不应当只在一个郡独自实行。百姓离开忧患，这种弊害将更加严重。臣忝居所任，担心难以遵行使用，所以冒昧以管窥之见上奏陈述。’因此这项制度得以停止。玄保在郡任职一年，任廷尉。几个月后，升任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任衡阳王刘义季右军长史、南东海太守，加辅国将军。入朝任都官尚书、左卫将军，加给事中，任丹阳尹、会稽太守。又调任吴郡太守，加秩为中二千石。太祖认为玄保廉洁朴素、少有欲望，所以接连把名郡授给他。他治理政事虽没有显著功绩，但离任之后人们常常思念他。他不经营财利，居家生活俭朴。太祖曾说：‘人做官不只是需要才能，也需要运气和命运；每当有好官职空缺，我没有一次不先想到羊玄保。’ 元凶刘劭弑杀父亲并即位后，玄保任吏部尚书，兼任国子祭酒，不久加任光禄大夫。世祖入京讨伐刘劭时，朝廷内外许多人向南逃奔。刘劭召集群臣，横握刀愤怒地说：‘你们都可以走了！’众人战栗害怕，没有人敢说话；玄保神色不变，慢慢说：‘臣愿以死奉事朝廷。’刘劭这才放松下来。世祖即位，任玄保为散骑常侍，兼领崇宪卫尉。不久升任金紫光禄大夫。又因他谨慎恭敬而得到信任，赏赐非常丰厚。大明初年，进位光禄大夫。大明五年，升任散骑常侍、特进。玄保从年轻到老年，一直谨慎对待祭祀祭奠；四时应时的珍贵新鲜食物，在没有先用于祭祀之前，自己绝不随意品尝。大明八年去世，时年九十四岁。谥号为定子。他的儿子戎有才气，却轻浮浅薄，缺少操守。玄保曾说：‘这个孩子一定会败亡我家。’戎官至通直郎。他与王僧达一起非议时政，被赐死。戎死后，世祖召见玄保，玄保谢罪说：‘臣没有金日磾那样的明察，因此这件事使臣上负圣上。’皇上认为这话说得好。戎的两个弟弟，太祖都亲自赐名，一个叫咸，一个叫粲。太祖对玄保说：‘希望让你的两个儿子拥有竹林名士正始年间的遗风。’ 玄保既然擅长下棋，何尚之也一向喜爱下棋。吴郡人褚胤七岁时，棋艺便进入高品；长大后，棋艺冠绝当时。褚胤的父亲褚荣期与臧质一同谋反，褚胤应当按法诛杀。何尚之请求说：‘褚胤棋艺精妙，超过古人，冠绝当今。魏犨触犯法令，因为有才能而获免，父亲被杀而儿子获宽免，这样的例子很多。特别请求给他留下微薄的性命，使这种特殊技艺不至断绝。’皇帝没有答应。当时的人都为此痛惜。玄保的侄子希，字泰闻，年轻时便有才气。大明初年，任尚书左丞。当时扬州刺史西阳王刘子尚上奏说：‘山林湖泽的禁令，虽然已有旧有条文，但民间习俗相沿，法令逐渐废弛而无人奉行；砍伐山林、封闭水面，成了人们保全家业的办法。近年以来，法令日益松弛，富强者兼并山岭、据为己有，贫弱者连柴薪都无处取得；就连捕鱼采集之地，也同样如此。这确实是妨害治理的深重弊病，是施政所应当革除断绝的。请斟酌旧条的损益，重新申明固定制度。’有关官署查验壬辰诏书说：‘占有山林、护守湖泽的，按强盗罪论处；赃物达到一丈以上的，都处弃市。’羊希认为：‘壬辰年制定的禁令过于严酷，既然难以遵守，按理也会随着时势而松弛。可是占山封水的现象逐渐滋长，彼此因袭沿用，便成为祖传产业；如果一旦全部革除，很容易引起叹息怨恨。如今重新修订改革，制定五条制度：凡山林湖泽，过去一向砍伐开垦、种植养育竹木杂果而形成林地的，以及陂塘湖泊江海中经营鱼梁、鳅鮆捕捞场所，一向加以修治经营的，允许不再追夺。官品第一、第二品，允许占有山林三顷；第三、第四品，二顷五十亩；第五、第六品，二顷；第七、第八品，一顷五十亩；第九品以及百姓，一顷。’ 都依照确定的标准，分条登记在资产簿册上。如果以前已经占有山林，不得再占；以前占有不足的，依照限额补足。如果不属于前面所说的旧有产业，一概不得禁止。有人违法，凡涉及水土一尺以上的，都计算赃物，依照通常的盗窃罪论处。停止废除咸康二年壬辰年制定的法令。’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益州刺史刘瑀从前任右卫将军时，和府司马何季穆共事不和。何季穆受到尚书令建平王刘宏亲近优待，多次在刘宏面前诋毁刘瑀。恰逢刘瑀出任益州刺史，夺取士人的妻子纳为妾，刘宏便派羊希弹劾他；刘瑀因此获罪免官，对羊希恨得咬牙切齿。有个门生谢元伯往来于羊希之间，刘瑀让他查问自己被免官的原因。羊希说：‘这份奏章不是我的意思。’刘瑀当天到刘宏门下递交笺表致谢，说自己是听羊希说的。羊希因泄露此事而获罪免官。

译大明末年，羊希任始安王刘子真的征虏司马、黄门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任宁朔将军、广州刺史。羊希起初请求让女婿镇北中兵参军萧惠徽担任长史，兼任南海太守，太宗没有答应；又请求让他任东莞太守。[原文“太宙”疑为“太守”，属OCR疑误。]羊希到任后，长史、南海太守陆法真因丧失官职，羊希又请求让萧惠徽补任。诏令说：‘羊希出身卑微，是寒门之士，几代以来都没有声名；他轻薄而多次惹祸，这些在历任职务中都充分显露。只因为他清廉刻苦、孤介自守，便被提拔授职到岭南；如今却干犯上级、放纵私欲，不断提出请求。可以降他的将军名号为横野将军。’ 起初，李万周、刘嗣祖籍略广州，事情载在《邓琬传》中。太宗任命李万周为步兵校尉，加宁朔将军，暂代处理广州事务。羊希到任后，李万周等人都有谋反的图谋，羊希将他们诛杀。羊希任沛郡人刘思道代理晋康太守，率军讨伐俚人。刘思道违背节度，战败失利，羊希派人收捕他。刘思道不接受命令，率领部众进攻州城；羊希派平越长史邹琰在朝亭拒战，军队战败，邹琰被杀。刘思道进攻州城，司马邹嗣之在西门抵抗，战败后也战死。羊希翻越城墙逃走，被刘思道捕获并杀死。府参军邹曼率数十人袭击刘思道，已经进入城中，但力量不敌，又战败。东莞太守萧惠徽率领郡中文武官员一千多人进攻刘思道，战败，也被杀。当时龙骧将军陈伯绍率军讨伐俚人，回来后反击刘思道，将其平定。追赠羊希为辅国将军，追赠萧惠徽为中书郎，追赠邹嗣之为越骑校尉。羊希的儿子崇，字伯远，任尚书主客郎。母亲去世，他悲伤憔悴超过礼制规定。听说广州发生叛乱后，当天便赤脚走出新亭，因不能行走而停伏在江边。门义用小船把他送走，他才继续上路。父亲安葬完毕后，他悲哀不能自胜，去世了。沈昙庆，是吴兴郡武康县人，是侍中沈怀文的堂兄弟。父亲沈发，任员外散骑侍郎，早年去世；吴兴太守王韶之曾为他撰写诔文。昙庆起初被征召任主簿、州从事、西曹主簿，后任长沙王刘义欣后军、镇军主簿。遭母丧，因哀痛毁损身体而闻名，本县县令诸葛阐之以公文上报。服丧期满，又任主簿。刘义欣又请他任镇军记室参军。出任余杭县令，升任司徒主簿、江夏王刘义恭太尉录事参军、尚书右丞。当时每年都有水旱灾害，昙庆建议设立常平仓来救济百姓急难，太祖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事情没有实行。兼任本邑中正、少府、扬州治中从事史、始兴王刘浚卫军长史。元凶刘劭弑杀父亲并即位后，世祖入京讨伐，刘劭派昙庆回东边招募人马，安东将军随王刘诞将他收捕交付永兴县狱，过了很久才得到赦免。世祖即位，授任昙庆为东海王刘祎抚军长史，入朝任尚书吏部郎、江夏王刘义恭大司马长史、南东海太守、左卫将军。大明元年，任督徐、兖二州及梁郡诸军事、辅国将军、徐州刺史。当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协助戍守彭城，他本是北方人，熟悉许多戎狄荒远地区的事情。昙庆让他编撰《秦记》十卷，叙述苻氏僭伪政权的始末，这部书流传于世。第二年，又征召昙庆任左卫将军，加给事中，兼领本州大中正。大明三年，升任祠部尚书。这一年去世，时年五十七岁。追赠原任官职。昙庆谨慎朴实、清廉正直，所任职处都有政绩声誉。他常对子弟说：‘我处世没有才能，只是打算做个年长者罢了。’世人因此称他为长者。史臣说：江南建立国家，兴盛极了。虽然南面包括象浦，西面延及邛山，但对外承担贡赋、对内充实府库，范围也不过荆州、扬州二州。自汉代以来，民户凋敝耗损；荆楚是四面交战之地，又是四通八达的郊野，城邑残破灭亡，百姓万不存一。自元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逃，到元嘉末年，三十九年间，没有动用兵车，百姓不受外敌劳扰，劳役宽缓、政务简少，百姓繁衍增长，以至田地里堆有余粮，家家夜晚都不用关门，这大概是东西南北最为兴盛的时期。扬州辖区分割以后，疆域达到江南极处；考察汉代的疆域，也只有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徙流离以来，直到太元年间，约一百多年中，没有战争警报，境内安宁。等到孙恩作乱，战祸极其惨烈；从此直到大明末年，年数超过六十年，民户繁育，将要恢复到从前的水平。土地广阔，原野丰饶，百姓勤于本业，一年有时丰收，几个郡便能忘却饥荒。会稽地临海傍湖，肥沃良田也有数十万顷；膏腴上等的土地，每亩价值一金，鄠、杜之间也不能相比。荆州城据有南楚的富饶，扬州辖部拥有全吴的肥沃土地；鱼、盐、枸杞、梓材等物产的利益，充足到遍及四方。丝、绵、布、帛的丰饶，可以供天下人穿用。然而农户劳作艰苦，服役艰难而收益微薄，终年从事农务，几乎没有一天不是务农；经常性的赋税和横征的费用，以及养活生人、安葬死者的用度，全都出自这里。丰收年粮价低，粮价低就使耕作困苦；饥荒年粮价贵，粮价贵就使商人的利润加倍。常平仓的议论，在汉代曾经实行。元嘉十三年，东部遭受水灾，百姓的生命危急。太祖节省费用、减少开支，打开仓库赈济他们，使灾情虽有损害却没有造成大凶灾，大概就是靠了这种力量。大明末年，旱灾积累成灾，虽然贫困与过去相同，救济却不像从前的君主那样及时，所以百姓所受困苦还不到古代的一半，死亡人数却已经超过古代一倍。并且下令按户计数，每户人口减少了一半以上。假如常平仓的办法在中年时兴办，终于能够切实救助祸患，也许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假如用平价政策调节粮价，官府会感到困苦而百姓得到优待；这种议论当时没有实行，大概原因就在这里。

译列传第十五　臧焘、徐广、傅隆 臧焘，字德仁，东莞郡莒县人，是武敬皇后的兄长。年轻时喜好学习，精通《三礼》；家境贫困而能自立，操守行为受到乡里称赞。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卫将军谢安开始设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荐臧焘任助教。孝武帝追尊庶祖母宣太后，议论者有人认为应当让她配享中宗庙。臧焘议论说：‘《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所以仲子、成风都称为夫人。《经》中说“考仲子之宫”。如果让她配享惠帝庙，就没有理由另外修建寝宫。前汉孝文帝、孝昭帝的太后，都用儿子的名号来称呼，在寝园祭祀，不配享于高祖、孝武帝的庙。后汉和帝的母亲称恭怀皇后，安帝的祖母称敬隐皇后，顺帝的母亲称恭愍皇后，虽然没有用儿子的名号来称呼，也都在陵寝祭祀，不配享于章帝、安帝二帝。这说明两汉虽然有太后、皇后的区别，但都不配享，义理与《春秋》相同。只有光武帝追废吕后，所以让薄皇后配享高祖庙。又因为卫皇后已被废，霍光追尊李夫人为皇后，让她配享孝武帝庙；这不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的例子，只是因为高祖、孝武帝二庙没有配享者罢了。汉代把寝宫设在陵墓旁，这是与晋代制度不同之处。臣认为，应当远取《春秋》“考宫”的义理，近仿两汉不配享的典制。尊号确定后，便可申明无穷的孝思；另建寝庙，便能彰显尊奉祖先的礼义；用儿子的名号作为称号，也同时说明母亲尊贵的由来。这样一举而符合三项义理，实在是明智君王的高明作为。’ 议论者听从了他的意见。不久，臧焘辞去官职。因为母亲年老、家境贫困，他和弟弟熹一同抛弃世俗事务，亲自耕作维持生计，约束自己来奉养双亲，持续了十多年。父母去世后，他守丧六年，因身体毁瘦而著名。服丧期满，授任临沂县令。义旗建立后，任太学博士，参与右将军何无忌的军事事务，随府转任镇南参军。高祖镇守京口时，给臧焘写信说：‘近来学业尚且废弛，后进之人的事业日益衰败，简陋门庭之内，清正的风气也停止了声响。这实在是因为战事屡屡告警，礼乐一度中断；浮薄之人放纵心志，感情和行为都受到这种风气感染，怎么可以不广泛尊崇典籍，敦厚勉励风俗呢？这一带的士人，子弟多得像树林一样，希望你早晚搜访人才，想必能听到美好的规矩。不过楚地的美玉含藏着宝物，必须等待开凿琢磨；幽谷兰花怀有芬芳，也要借助扇动传播；独自学习而少有领悟，义理已载于《周礼》。如今经学老师并不远，然而前来求学的却没有听闻，这不只是有志于学的人少，或许也是劝导诱掖还没有做到吧。希望你重新弘扬它。’又参与高祖中军军事，入朝补任尚书度支郎，改任掌管祠部。承袭高陵亭侯爵位。当时太庙的鸱尾遭遇火灾，臧焘对著作郎徐广说：‘从前孔子在齐国，听说鲁国太庙失火，说一定是桓公、僖公的缘故。如今征西、京兆四位府君，本应迁出毁庙，却仍然列在太庙中享受祭祀，这难道就是上天的征兆吗？’于是上奏议论说：‘臣听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将要营建宫室时，宗庙是首要之处。古代先贤君王没有不竭尽肃敬恭谨之诚心，充分尊崇祖先，然后才能把淳厚教化流布四海，使神明感通。因此本应详细考察古代典制中废除和兴建的情况，遵循人情和礼制来求得适中。礼制规定，天子有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从考庙到高祖、曾祖等五座祖庙，都每月祭祀；年代久远的庙称为祧，有两座祧庙，只在春秋时享、尝祭。再从祧庙迁出，便改建为坛；从坛迁出，便改建为墠，只有遇到祈祷时才祭祀。这是宗庙的次序，也是亲疏的顺序。郑玄认为祧是文王、武王的庙，王肃认为是五世、六世祖先的庙。考察‘去祧’这句话，祧就不可能是文王、武王的庙。文王、武王是周代的祖宗，怎么能说从祧庙迁出而改为坛呢？由此可知，远庙称为祧，是指与当代已无服关系的祖先。远庙还有享、尝的礼仪，从祧庙迁出则有坛、墠的区别，这说明世代越远，礼义关系越疏。’ ‘如果祧庙是文王、武王的庙，就应当和太祖一同按月祭祀。即使推尊后稷配享上天，也是因为功德的起始之处，并不是尊崇之礼每次都有等差。礼制又有因功德多而尊贵的原则，所以《左传》说，德行厚重的，流传的光辉久远；德行浅薄的，流传的地位低下。又说，从上到下，尊卑依次递减两等，这是礼制。这里说的是尊卑等级的法典，以及上下有别的礼文。可是为什么又说天子、诸侯都祭祀五庙呢？又，王祭祀嫡长子的早夭者，下至玄孙，而向上的祭祀礼不过到高祖。对下辈推加深厚恩意，却减损对尊长亲属的诚敬，也不是圣人制定礼制的本意。因此泰始年间建立宗庙时，采用了王氏的意见：按礼制，父亲是士，儿子成为天子、诸侯后，就用天子、诸侯的礼仪祭祀父亲，但尸服仍穿士的服装。所以向上追及征西府君，以凑足六世的数目；宣皇虽然是太祖，仍处在子孙的位置。到了大祭之日，还没有实行面向东方的尊位礼仪，这就是所谓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如今京兆府君以上的祖先既已迁出，太祖才得以居于正位；议论者却因为昭穆的数目还不足，想让太祖屈居卑位，臣认为不合礼典的本意。所谓‘与太祖共七’，本来是昭穆已经充足；太祖在六世之外，并不是必须凑满七庙以后才能居于太祖之位。’ ‘议论者又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应当永远参加大祫祭，臣又认为不是这样。《左传》所说的毁庙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是指太祖以下历代先君的神主。所以《白虎通》说：“禘祭、祫祭祭祀迁入祧庙的祖先，是因为他们继承君主的宗统，使统绪延续不断。”难道四位府君是在太祖之前的吗？他们不是继承宗统的神主，没有显现神灵赐命的祥瑞，也不是王业的根基；过去只是因为世代相近而祭及他们，如今感情和礼制关系已经疏远，却还要让他们长久享受大祫祭，永远空缺太祖之位，按礼书考察，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从前永和初年，朝廷大议这项礼制，当时虞喜、范宣都是精深博学的大儒，都认为四位府君的神主没有理由永远存在百代。有人想把它们埋在两阶之间，有人想收藏在石室，有人想为它们另行改建庙宇；虽然具体主张略有不同，但大旨相同。如果宣皇已经居于群庙之上，而四位神主仍不停参加禘祫祭，那么大晋的隆重祭祀就永远没有太祖之位了。事情的道理贵在适中，不必过分厚待；礼制也会随时代变迁，难道可以只顺从而不加裁断吗？所以臣子之情即使深厚，也要使灵厉的谥号更加彰明；追念远祖的心情即使迫切，也仍要实行迁出毁庙的礼制。难道不是有意加厚礼遇吗？只是礼制不可逾越罢了。’ ‘石室应当藏在宗庙北面，至于改建庙宇则不知应当安置在哪里。虞主是神灵所依凭的神主，神灵迁移后便有埋葬的礼仪。四位府君的神主如果应当停止享受祭祀，也就是神灵不再依凭它们了；按照相近的事例，应当与虞主一样埋葬。然而经典记载难以详尽，众人的说法纷繁错杂，不是臣浅陋的才识所能折衷决定的。’当时学者多采纳臧焘的意见，但最终没有实行。

译臧焘升任通直郎，任高祖镇军、车骑、中军、太尉咨议参军。高祖北伐关中、洛阳，大司马琅邪王同行，授任臧焘为大司马从事中郎，总管留守府的事务。义熙十四年，授任侍中。元熙元年，因脚病辞去职务。高祖接受禅让后，征召授任他为太常；他虽然是外戚而地位显贵，却更加谦退俭约，住茅屋，吃蔬食，旧日生活毫不改变。所得俸禄，与亲戚共同使用。永初三年，退休，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这一年去世，时年七十岁。少帝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长子邃，任护军司马、宜都太守。小儿子绰，任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的长子谌之，任尚书都官郎、乌程县令。谌之的弟弟凝之，学问广博，具有当世才干；他与司空徐湛之是非同寻常的朋友。年轻时，他和北地人傅僧祐一起，因为两家世代通家而被太祖召见。当时皇上正与何尚之讨论铸钱的事情，凝之便参与发言，皇上于是转而和他讨论。傅僧祐拉着凝之的衣服让他停止，凝之却大声对傅僧祐说：‘英明的君主难以再次遇到，就应当把心里想的全部正直地说出来。’皇上和他往返辩论十多次，凝之言辞声韵、条理次序都很好，又有道理和证据，皇上非常赞赏。他历任随王刘诞后军记室录事，本想任命他为青州刺史，但事情没有成功。升任尚书右丞，因为是徐湛之的党羽，被元凶刘劭杀害。凝之的儿子夤，任尚书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为沈攸之尽忠而死，事情载在《攸之传》。凝之的弟弟潭之，也有美好的声誉。太宗时期，历任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后废帝元徽年间，任左民尚书，死于任上。潭之的弟弟澄之，任太子左积弩将军。元嘉二十七年，他在盱眙统领军队，被索虏击败并杀死，追赠通直郎。绰的儿子焕，顺帝升明年间任武昌太守。沈攸之攻打郢城，焕放弃郡守职位前去投奔；沈攸之兵败后，焕也伏法被诛。傅僧祐的祖父是傅弘仁，傅弘仁是高祖的外弟。傅僧祐凭借中表亲属关系历任显要官职，任征虏将军、南谯太守、太常卿。他的儿子邵，任员外散骑侍郎，妻子是臧焘的女儿，生了傅僧祐。傅僧祐有做官的才干，两次任山阴县令，政绩声名很高，末世的县令长官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他也因是徐湛之的党羽，被元凶刘劭杀害。徐广，字野民，东莞郡姑幕县人。父亲徐藻，任都水使者；哥哥徐邈，任太子前卫率。徐家世代喜好学习，到徐广尤其精通；诸子百家和数术之学，没有不研究阅览的。谢玄任州官时，征召徐广为从事、西曹。又任谯王司马恬镇北参军。晋孝武帝因徐广博学，授任他为秘书郎，在秘书省校勘图书，并增设属官。转任员外散骑侍郎，仍领校书之职。隆安年间，尚书令王珣举荐他任祠部郎。李太后去世，徐广议论丧服说：‘太皇太后的名分和地位完全正当，身份与皇帝相同，礼制和名分都已完备，情感和礼仪更应充分申明。《春秋》的义理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既然称为夫人，丧服就应依照正礼；所以成风显明夫人的称号，文公为她服三年丧。儿子对于父亲所生的母亲，身份尊贵，义理深重。况且礼制规定祖先不会因孙辈而被厌弃，本来应当依礼服丧而不降等。如果根据亲情制定制度，担心明文没有保存，那么有疑问时应从重办理。臣认为应当与为祖母之后服丧相同，穿齐衰三年。’丧服制度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录尚书，想让百官向自己致敬，台内让徐广提出议论；从此朝廷内外都坚持对下级官员所行的礼制，徐广常常为此感到惭愧和悔恨。司马元显征召他任中军参军，升任领军长史。桓玄辅政时，任他为大将军文学祭酒。义熙初年，高祖让徐广撰写车舆服饰的礼仪制度，于是授任他为镇军咨议参军，兼领记室。封为乐成县五等侯。转任员外散骑常侍，兼领著作郎。义熙二年，尚书上奏说：‘臣听说左史记述言语，右官记录政事；《乘》《志》在晋、郑两国显明，《春秋》在鲁国史书中著称。自从皇朝建立，中兴晋室的祭祀，帝王的道德风范和典章制度，都光彩地记载在史册上。然而从太和以后，历经三朝，玄妙的道风和圣人的事迹，转眼已成为久远的往事。臣等参酌详议，认为应当命令著作郎徐广撰成国史。’诏令说：‘先朝至高的德行光照四方，还没有著录于典册；应当使这种遗风流传后世，永远留给将来。立即命令他编撰。’ 义熙六年，升任散骑常侍，又兼领徐州大中正，转任正员常侍。当时发生风雹灾害，徐广上书高祖说：‘风雹的变化未必就是灾害，古代圣贤总是因此恐惧而修养自身，用来兴起政治教化、提高道德教导。臣曾经有幸任职，过去的恩眷没有忘记，愿意贡献微薄力量，按诚心加以学习。明公最初建立义旗，匡正恢复宗庙社稷，神威武功顺应时运，短短两夜便平定祸乱。况且您恭敬俭朴、谦逊节约，虚心而不懈怠，使百姓如久旱逢雨般受到教化，功效神速。近来事情既多，刑罚和德政并用，战功大量积累，报答叙录难以尽数，万机纷至，自然难以迅速处理；而且政令细密繁琐，群臣多有恐惧。又因谷物布帛丰足而价格低廉，百姓反而没有受到鼓励；主管禁令的官署彼此设置，而劫盗仍然很多。这实在是由于世俗弊病不易整治，而深切的期望也不容易彰明。回想义熙初年，似乎已有不同。为什么呢？喜欢安逸、希望享受，是万物最大的趋向；习惯旧法而惊惧新制，是凡有见识的人都难免的。关键在于应当俯身顺应众人心情，随着风俗有所抑扬，那么朝廷内外就会欢欣安泰，众望所归也会确实安定。臣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只愿您怜悯臣愚昧而真诚的心意。’又转任大司农，仍兼领著作郎。义熙十二年，《晋纪》撰成，共四十六卷，上表献给朝廷。升任秘书监。起初，桓玄篡位，安帝离开宫殿，徐广陪列在旁，悲痛哀伤，感动了左右侍从。等到高祖接受禅让、恭帝退位时，徐广又悲伤感慨，眼泪鼻涕交相流下。谢晦见到他，对他说：‘徐公恐怕有些过分了吧？’徐广收起眼泪回答：‘我的身份和您不同。您辅佐天命、兴立新王，遇上千载难逢的嘉运；我家世代蒙受晋朝恩德，实在眷恋旧主。’说完更加抽泣。永初元年，诏令说：‘秘书监徐广，学问优长，品行谨慎，历任官职都恭敬肃穆，可以授任中散大夫。’徐广上表说：‘臣年老衰朽，早晚朝见的礼敬永远无法履行；居住在京城，只会徒然增加懈怠。臣的坟墓在晋陵，臣又在京口长大，留恋旧地、怀念远方，每当日暮便触动心情。臣的儿子道玄承蒙朝廷恩典，忝居此地长官，臣请求随他所任的官职归老故乡，终老于桑梓。微小的愿望若能实现，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皇帝答应了，赏赐非常丰厚。他生性喜爱读书，到老也不厌倦。元嘉二年去世，时年七十四岁。所著《答礼问》一百多条，至今仍被采用。徐广的哥哥徐邈之子徐豁，事迹载在《良吏传》。

译傅隆，字伯祚，是北地郡灵州人。高祖傅咸，任晋朝司隶校尉；曾祖傅晞，任司徒属。父亲和祖父早亡。傅隆年幼丧父，又没有近亲，孤单贫困却有学问品行，不喜欢交游。义熙初年，四十岁时，才任孟昶建威将军府员外散骑侍郎。因推辞兼任职务获罪，被免官。后来又任会稽征虏参军。他家在上虞，等到回到东部，便有终老于此的志向。历任三军属官，前后八年。授任给事中。尚书仆射、丹阳尹徐羡之设置建威将军府，任他为录事参军，不久转任尚书祠部郎、丹阳丞，入朝任尚书左丞。因为族弟傅亮任仆射，按缌服亲属关系不得互相任职，于是调任太子率更令、庐陵王刘义真车骑咨议参军，出任山阴县令。太祖元嘉初年，授任司徒右长史，升任御史中丞。他任职办事，很有执掌监察、秉公直行的风范。转任司徒左长史。当时会稽郡剡县百姓黄初的妻子赵氏殴打儿媳王氏，致使王氏死亡，恰逢大赦。王氏有父母，还有儿子称、女儿叶；按照法律，应将赵氏流放到二千里以外。傅隆议论说：‘考察礼制和法律的兴起，大概都以自然人情为根本，依据情理制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父子是最亲近的关系，形体虽分而气息相同；称是载的儿子，载又是赵的儿子，虽然说是三代，身体和亲属关系仍然如同一体，从来不能把他们分开。称虽然创伤巨大、痛苦深重，但本来没有为祖辈报仇而杀人的义理。如果称可以杀赵，那么赵应当如何对待载？将要使父、子、孙、祖彼此残杀，只怕这不是先王明确刑罚、皋陶制定法律的本意。假使石厚的儿子、金日磾的孙子磨利刀锋，不愿与两位祖先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那么石碏、秺侯怎么能够流芳百代，成为美谈呢？旧法令说：“杀害他人的父母，流放到二千里之外。”这显然没有施用于父子、孙祖之间。赵氏应当因避开王氏而流放到一千里之外，因为她与王氏属于期服亲属。法令又说：“凡被流放的人，同籍的近亲想要跟随的，允许跟随。”这又是充分通达亲情，借亲属关系来教人相爱的意思。赵氏既然被流放，载作为她的儿子，怎么能不跟随？载跟随而称却不能同行，难道是名教所允许的吗？’ 这样一来，称和赵氏终究不能分开。赵氏虽然一生内心惭愧，称也应当终身深切悲痛；孙子与祖母的亲情和义理，本来就不应永远断绝，事情和道理自然如此。’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傅隆出任义兴太守，在郡中有能干的声誉。征召授任左民尚书，因秉持正直获罪；面对他的人还没有到，他就擅自离开，于是以白衣身份代理职务。不久转任太常。元嘉十四年，太祖把新撰写的《礼论》交给傅隆，让他阐发其中的旨意。傅隆上表说：‘臣才智低下，没有受过师长教诲，孤陋地生活在民间，如同面墙而立、毫无见识，却错误地承蒙询问，惭愧恐惧得汗流不止。考察礼制，它是三千条礼仪的根本，是人伦的最高原则。所以用于家庭和国家，君臣因此尊贵，父子因此亲近；用于婚礼和冠礼，少长因此仁爱，夫妻因此合乎义理、和顺；用于乡里，朋友因此获得三种益处，宾主因此懂得敬让。所谓上极于天，下播于地，穷尽高远，测度深厚，没有什么能超过礼。乐的五声、《易》的八象、《诗》的《风》《雅》、《书》的《典》《诰》，以及《春秋》含蓄委婉的劝善惩恶，无不以礼为根本而后建立。礼的源头深远，流传广泛，体系宏大，义理精微，不是睿智圣哲的大贤，谁能明白这些呢？何况遭逢暴秦焚毁，典籍百不存一。汉朝兴起后，才开始征召故老、搜集残存文字；但其体例错乱，首尾脱落，难以详细论述。’ ‘幸而高堂生颇能认识旧日义理，诸位儒者各自作章句解释；既然明白不能独自通达，所见便各不相同，有的由师徒相传，形成分枝而另立宗派。因此闻人、戴德、戴圣都曾师事后苍，不久便分成不同学派；卢植、郑玄一同向马融学习，后来各自建立名目。再往后的学者，已经比不上前代，但问答辩难繁多如星，内容充斥数车；铺陈文章如锦绣排列，灿烂可观。然而五服制度的根本有的出现差错，哀悼和敬奉的制度错杂不一，国家典制没有在四海统一，士大夫家法又彼此参差驳杂，实在应当详加考察、深思远虑，以确定皇朝盛大的礼制。臣恭敬地认为，陛下聪明圣哲，与唐尧、虞舜同道，广泛询问四岳，谈论兴办《三礼》之学；但伯夷尚未被任用，微臣却窃居其位，因此深怕像负载重物的车子一样不胜其任，身心都感到惶恐，这种忧惧从早到晚不敢忘记。如今又冒昧列入广泛采集意见的人数，参与听取求取礼义的事情，实在没有办法仰报圣旨的万分之一。不敢沉默，谨将臣管窥所得的五十二条意见上呈。内容浅陋茫昧，谨此惶恐惭愧。’ 第二年，傅隆退休，授任光禄大夫。回家养老后，手中从不放下书卷，博学多通，尤其精通《三礼》。他谨慎办理公事，常常亲手抄写书籍。元嘉二十八年去世，时年八十三岁。史臣说：在民间选取贤才，修养自身的学业就会弘大；到朝廷上寻求士人，粉饰聪明的风气就会兴起。《六经》深奥久远，是并行正直的道路；诸子百家浅近末流，是求速求捷的偏路。汉代选拔士人，首先看乡里党社的评价，崇尚根本、致力学习，不推重浮华诡诈，这样以后就可以俯身拾取青绶官印，回头鄙视黄金。于是人们勉励自己从师学习，家家争相专攻一门学术；技艺受到当时重视，士人所居之处一旦便成为市场，学校暂时开办，登记入学者有时达到万人。因此做官凭借学业成就，立身依靠义理建立。自魏氏承受天命以来，君主喜爱雕琢文字的末技，家家抛弃章句之学，人们重视奇异技艺。又选拔贤者、进用士人，不再以乡里作为根本，选官衡量的权力归于台阁。凭一个人的耳目考察山川险阻、民情事务，贤能与否全凭主观判断，万次也难有一次正确。于是做官依靠声誉，学习不再为了自身；崇尚猎取奇遇的巧便迅速，鄙视停步等待的迟缓艰难。士人从此抛弃经书，各自追逐所务，早去晚归，以求取世俗资历。学校、官学中的学生，传授经书、聚集门徒的事业，从黄初年间直到晋末，一百多年中，儒学教化完全衰竭。高祖接受天命后，商议创建国学，但宫车早晚出入，制度尚未实行。到元嘉年间，才终于得以完成；高雅的风气虽然还不如从前，却也人才济济，颇有前代君王遗留下来的典制。天子乘鸾旗车，清除道路，亲临学校；太子戴着冕旒、穿着黼黻礼服，面向北方以礼敬先师。这是后世学者从未听闻、老年人以前也未曾见过的事情，确实是一代的盛事。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都敬奉圣贤哲人，不因雅俗的变迁而改变，能够在世上树立声名，也是理所当然的。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都寄托志向于经书，受到后世后学的称誉。庾蔚之大略解释《礼记》，并为贺循《丧服》作注，这些著作流行于世。

译列传第十六：谢瞻、孔琳之。谢瞻，字宣远，又名檐，字通远，是陈郡阳夏人，卫将军谢晦的三哥。他六岁时就能写文章，作有《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的才士没有不惊叹其才华奇异的。他起初任桓伟的安西参军、楚台秘书郎。谢瞻幼年丧父，叔母刘氏抚养他，对他有恩，兄弟们侍奉刘氏如同侍奉至亲。刘氏的弟弟柳任吴郡太守，要带姐姐一同赴任，谢瞻不能违背叔母的意愿，便辞去官职跟随她，为谢柳任建威长史。不久任高祖镇军、琅邪王大司马参军，转任主簿、安成相、中书侍郎、宋国中书和黄门侍郎、相国从事中郎。弟弟谢晦当时任宋台右卫，权势和待遇已经很重。他从彭城回都城迎接家人时，宾客从四面八方聚集，门巷都拥挤不堪。当时谢瞻在家，惊骇地对谢晦说：“你的声名和地位还不算很高，可人们归附趋奉你竟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家一向以退让自守为本业，不愿干预时事，交游也不过是亲朋而已；可是你竟然势力压倒朝野，这难道是门户之福吗？”于是用篱笆隔开门庭，说：“我不忍心看见这种情形。”等他回到彭城后，对高祖说：“臣本是平民出身，父亲、祖父的官位不过二千石。弟弟刚三十岁，志向和才用都很平庸，却荣登台府，职位和任用显赫而又机密，福分超过常人，灾祸也会随之而来，报应不会很远。特请陛下降黜他的职位，以保全衰微的家门。”前后多次陈说。高祖任命谢瞻为吴兴太守，他又亲自陈请，于是改任豫章太守。谢晦有时把朝廷机密之事告诉谢瞻，谢瞻总是向亲友旧交讲说，把它当作玩笑戏谈，以此断绝谢晦继续告诉他。谢晦于是建立辅佐高祖成就帝业的功勋，所受任用和寄托更加隆重，谢瞻也更加忧虑恐惧。永初二年，谢瞻在郡中患病，却不肯为自己治疗，只庆幸病势不会长久。谢晦听说后，急忙赶去探望。谢瞻见到他，说：“你是国家大臣，又总领重要军队，远行万里，必然会引起疑忌和诽谤。”当时果然有人告发谢晦谋反。谢瞻病重，回到都城。高祖因为谢晦掌管禁军，不许他外出住宿，让谢瞻住在晋南郡公主婿羊贲过去的宅第中，该宅第在领军府东门。谢瞻说：“我有先人的破旧房屋，为什么要住在这里！”临终时，他写信给谢晦说：“我能够保全身体而死，归葬在山脚，也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弟弟应当自我勉励，为国效力，也为家门着想。”于是去世，时年三十五岁。谢瞻擅长文章，辞采之美可以和族叔谢混、族弟谢灵运相抗衡。谢灵运的父亲谢瑛没有才能，任秘书郎，年纪很轻便去世了。谢灵运喜欢评论人物优劣，谢混对此很担忧，想要压制折服他，却一直没有办法。谢混对谢瞻说：“除了你，没有人能做到。”于是和谢晦、谢曜、谢弘微等一同游玩，让谢瞻和谢灵运同乘一辆车。谢灵运一上车，便开始品评人物。谢瞻对他说：“秘书郎早早去世，谈论他的人也各有不同的意见。”谢灵运默然不语，从此他的议论便渐渐停止了。谢瞻的弟弟谢晙，字宣镜，幼年便有非同寻常的品行。他几岁时，生母郭氏长期患顽疾，他早晚为母亲温席凉被，亲自尝药、捧送饭食，没有一刻缺少；勤劳的容色和忧戚的面容，从未暂时改变。他担心仆役照料母亲的病会懈怠疲倦，便亲自承担劳作。母亲因病害怕惊扰，他稍微走路过重，全家无论尊卑都被他的至性所感动，纷纷效法，屏住气息说话。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十多年。他起初任州主簿、中军行参军、太子舍人，不久升为秘书丞。他认为哥哥身居权贵，自己又受到破格提拔，坚决推辞不就任。徐羡之请他任司空长史、黄门郎。元嘉三年，他因受牵连而被诛杀，时年三十一岁。诏令宽宥他的儿子谢世平，但谢世平也早年去世，没有后代。孔琳之，字彦琳，会稽人。祖父孔沈，任晋朝丞相掾；父亲孔曌，任光禄大夫。孔琳之刚强正直，有志气和力量，喜好文章义理，通晓音律，能弹棋，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郡府任命他为主簿，他没有就任；后来本国征召他为常侍。桓玄辅政、任太尉时，任命他为西阁祭酒。桓玄当时商议想废除钱币而使用谷物和丝帛，孔琳之提出意见说：“《洪范》所说的八种政务，把货币列在粮食之后，难道不是因为货币是交易的凭借，是使用中最重要的东西吗？如果不允许交易使用货币，百姓就要把力量用在制造钱币上，那就是妨碍他们谋生的事业，当然可以禁止。如今农民专心种粮，工匠专心制造器物，士农工商各自学习自己的行业，什么时候曾经把精力耗费在钱币上呢？所以圣王制定这种没有实际用途的货币，是为了使有用的财物流通；既没有毁坏财物的费用，又省去运输储置的劳苦。这就是钱币继承龟甲贝币的功用、历代都不废除的原因。谷物和丝帛本来是宝物，原本用来充实衣食；现在把它们分割出来作为货币，损失就很多。又会在商贩手中被劳损毁坏，在剪裁切割中消耗丢弃，这种弊端从前就已经很明显了。所以钟繇说：‘奸巧虚伪的人，争着把受潮的谷物储藏起来以求获利，制作薄劣的绢来充作资本。’魏代用严刑也不能禁止。因此司马芝认为，使用钱币不只是能够使国家富足，也可以减少刑罚。” 钱币不再使用，是由于兵乱长期积累，最终自然导致废弃；汉末就是这样。如今既然已经使用钱币却又废除它，百姓就会突然失去自己的财产。现在把天下的谷物集中起来，以供天下食用，有的粮仓充盈，有的连一斗粮食都没有储存，彼此资助流通，那么贫者要依靠富者，而实现这种调运的办法实际上要凭借钱币。一旦突然断绝钱币，钱就变成废物，于是那些有钱却没有粮食的百姓只能坐在那里挨饿受困，这就是废除钱币立即产生的弊端。况且按如今的情况，使用钱币的地方并不贫穷，使用谷物的地方也并不富裕。百姓使用钱币已经很久，改革它必然使人迷惑。俗话说：‘利益不到百倍，就不应改变行业。’何况钱又比谷物便利吗？魏明帝时废钱用谷，已经三十年了。因为这种做法不便于百姓，才举行朝廷大讨论。精通才术、通达治理的人，没有不认为应当恢复使用钱币的；百姓没有不同意见，朝廷也没有不同议论。魏朝尚且舍弃谷帛而使用钱币，足以说明谷帛作为货币的弊端已经由实际试验显现出来。世人有时说，魏氏长期不用钱，积累了数以万计的钱财，所以想推行钱币，是为了使公家获利、使国家富强。这大概不对。过去晋文公听从舅犯的谋略，却先成全季的信用，认为即使有一时的功勋，也不如万世的利益。当时名贤位列朝廷，君子充满朝堂，正在谋划天下利害，将要确定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

译如果谷物确实比钱币便利，那么道义上就不应为眼前的小利所蒙蔽，废弃可以长久使用、便利流通的事业；这一点是可以明确知道的。魏明帝废钱用谷，实在是由于困窘而想改革，改革之后又重新整顿罢了。近来孝武帝末年，天下无事，时令调和，年成丰收，百姓安乐地从事本业；谷帛自然丰足，几乎家家富裕、人人温饱。事实证明，钱币并不妨碍百姓。近来战争屡次兴起，荒年饥荒接连而来，饥寒尚未缓解，确实就是这个原因。陛下既然援救拯济百姓，就应大大革新他们的观念和见闻，弘扬重视农业根本的教化，明确鼓励广泛务农的条令，恭敬地把农时授予百姓，使各人顺从自己的行业；使游荡者知道返回本业，从事末业者自行停止。这样本来就可以使农民在田地上竞相出力，田野没有荒废的土地。从今以后，太平一定会到来，还有什么需要忧虑衣食不足的呢？臣愚认为，挽救弊病的方法，不应包括废除钱币。” 桓玄又提议恢复肉刑，孔琳之认为：“唐、虞时代施用象刑，夏禹制定刑法，大概是因为世道淳厚或浇薄各不相同，但达到教化的目的实际相同；宽刑和严刑相互配合，只需随着时势改变而适当采用。《尚书》说‘刑罚世轻世重’，是说刑罚应随时代而变化。三代时风俗淳厚，事务简少，所以很少有人触犯刑法；末世风俗巧诈，事务繁多，所以动辄陷入法网。如果在末世施行三千种肉刑，一定会有人把受刑之人的肢体抬高售卖，造成更严重的弊端。这就是五帝不能互相沿用刑法、肉刑不能全部恢复的原因。汉文帝出于仁慈怜悯，认为受刑者失去了改过自新的道路，于是改革古制、创立新刑，号称使刑具搁置不用；然而名义上刑罚减轻，实际却更重，反而更加伤害百姓。因此孝景帝继位后，减轻刑罚以求宽缓。刑罚宽缓后百姓怠慢，也不能禁止邪恶，所以要寻求刑罚轻重适中。这种刑制过去受到称美，历代详细议论，却一直没有找到真正适中的办法。兵乱荒年以后，触犯法律的人更多。弃市之刑，本来是斩断右脚；汉文帝的一次错误沿袭下来而没有改革，所以前代贤者一直感到遗憾，议论它却未能解决。钟繇、陈群的意见虽略有不同，但都想用斩右脚来代替弃市。如果听从他们的意见，能够保全生命的人就多了。把死刑降为生刑，确实是减轻法律；但人性对于显而易见的事谨慎，而对隐约不明的事轻忽；对遥远的事疏忽，对眼前的事惊惧。因此盘盂上刻有铭文，弓弦和琴弦做成佩带来警戒自己，何况普通人尤其容易受迷惑：有些事眼睛看不见，便会忽略而不戒备；每天陈列在眼前，就会惊心动目。” 由此说来，刑罚加重未必不能伤害百姓，刑罚减轻也未必不能使人畏惧；如果这样做能够保全人的性命，增加人口繁衍，仁德既能救济万物，功效也会使更多人受益。况且如今最令人忧虑的，是逃亡者居先，屡次叛乱而不能革除；对逃亡者没有归宿，也可以用来严肃警戒尚未犯罪的人，永远断绝作恶的根源。至于其他刑条，应依照旧制。哪里敢说这就是完全适中的办法，不过是重视献上管中窥豹的一点见解罢了。” 桓玄喜欢有人依附讨好自己，孔琳之却不能顺从他的意旨，因此不被他所知遇。孔琳之调任楚台员外散骑侍郎。母亲去世，他离职服丧。服丧期满，授任司徒左西掾，又因父亲致仕而自行解除职务。当时司马休之任会稽内史、后将军，仍任命孔琳之为长史。父亲去世，他离官服丧。服丧期满，补任太尉主簿、尚书左丞、扬州治中从事史，在任所取得了显著政绩。当时朝廷要求众官献上有利于时政的意见，议论者认为应当修建学校，抚恤并慎用刑典，审慎选授官员，明确贬黜和升迁，推举隐逸、拔擢人才，重视农业、简省征调。孔琳之在众人意见之外，另行建言说：“玺印是用来辨明官爵、建立契约和符信的。官职没有大过皇帝的，爵位没有尊贵过公侯的；可是传国玺历代交替使用，袭封之印世代相传，贵在沿用旧制，没有必要改铸。如今只有尉这一官职独用一枚印，至于内外各级官员，每次升迁都要改铸印章，探究其中道理，臣私下实在不能理解。如果说不同官员姓氏各异，和传袭不同，那么不同朝代之间的差别还更大。如果说的是名分器物，即使公卿尊贵，也不如帝王的地位重要；如果认为其中有被诛灭的臣子，忌讳其凶恶污秽，那么汉朝仍使用秦朝的传国玺，延续国祚四百年，也没有听说因为子婴本人被杀、国家灭亡，就把它抛弃而不佩用。帝王公侯尊贵，尚且不疑虑传国玺可以传用，臣下众官卑微，又有什么嫌疑不能沿用原印？典籍中从未听过这种说法，推究事例反而违背了准则。终年刻铸印章，耗费功力而所得不过相同的实物；金、银、铜、炭等费用，更是无法计算，这并不是遵循旧制、求取简易的办法。臣愚认为，各级官员都应直接使用一枚印，不必烦劳改铸。” 如果新设置官职，或者官员多而印章少，文书又有残缺遗失，到了这种时候再铸造印章，那么就能补益天府，不只是小小的好处。” 他又说：“凶门柏装不见于礼典，是末代兴起的，积久成习，遂成旧俗。从天子直到庶人，确实有实行它的原因，突然改革必然会使人惊骇。然而如果它既无关于人情，又有违礼制，保留它没有什么可以彰明的好处，去掉它也没有什么损失，本来就应当遵循先代典章，革除后世的错误，何况还兼有游费，实在成为百姓的祸患！凡士人百姓的丧葬仪式，多由乡里筹办，每逢需要这种物品，动辄花费数十万，损耗民众财力，而在道义上没有任何必要。至于贫寒庶民，人们都想竭尽力量，哪怕家中已经贫困不堪，也无不倾尽家产、耗尽钱财；所谓按照礼制安葬，难道就应当这样吗？臣认为应谨慎遵循先代典章，一概停止凶门的仪式，改用白色扇子作为标志，已经足以表示凶丧。” 他又说：“过去因战乱而发生饥荒，米谷、绵绢都很昂贵；后来米价上涨又回落，而绢价至今已翻了一倍。绵绢既然昂贵，养蚕业便更加兴盛，虽然辛勤劳作增加了一倍，价格仍不停上涨。臣愚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确实有它的原因。过去战乱以前，军器只正式使用铠甲而已；至于袍、袄、裲裆，必定等到战阵时才使用，实际都储存在仓库中，长久不会损坏。如今仪仗、随从、直卫以及迎送使者，有时防卫、送迎，都全部使用袍袄之类，不只一个府如此，众军都是这样。绵帛容易损坏，势必不能长久。又白天用来御寒，晚上用来睡卧，不到一年便自行破裂。每当新绵上市，便容易折价征收来购买；各府又争相收取，动辄数千万，价格不断上涨，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民间服用的绵绢因而艰难昂贵，官库也因此耗尽。臣认为，侍卫所需的物品固然不能废除，其余仍应依旧使用铠甲。小型使者的送迎之类，只应供给兵仗，不必动用铠甲和袍袄。使用既然简省，价格自然会下降。” 他又说：“不以粗恶的食物为耻，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菜肴饮食崇尚奢侈，已经很久了。如今虽然正在改革、扩大教化，但这种风气还没有改变。所喜爱的不过一道菜，摆列起来却必定铺满一丈见方；满足口味以外的部分，都是为了悦目而浪费。富人用它来夸耀，穷人却因此耗尽家产，众人都共同鄙弃这种风气，却没有人能够独自改变。臣认为应当大略规定菜肴的等级，使奢俭适中；如果有人不改，就加以贬黜，那么崇尚节俭的教化不用一天就会流行起来。” 他调任尚书吏部郎。义熙六年，高祖兼任平西将军，任命他为长史、大司马琅邪王从事中郎。又授任高祖平北、征西长史，升为侍中。宋台初建，授任宋国侍中。出任吴兴太守，因公事被免职。

译永初二年，任御史中丞。他彰明法令、秉公执法，没有什么能够使他屈服退让。他上奏弹劾尚书令徐羡之说：“臣听说，侍奉上级以奉行法令为恭敬，面对下属以威严为整肃。这样以后朝廷典章才会明确，统领众人也必然严肃。如果这种道理有所衰替，法纪纲常就会崩颓。臣本月七日参加皇太子正会。宴会结束后，车驾离去，臣等小臣都停在门口等待宫门开启。有一个人骑马来到臣的车前，臣命人将他捕捉驱赶离开。那人辱骂，臣命人捕捉，并询问审查，想要记录在案。每当有公事，臣常担心发生纷争，便告诉他们不要追问；但那人独自不停辱骂，臣于是命人把他记录下来。那人不肯下马，连声大叫，有两名威仪人员赶来，反而殴打臣所捕的人。尚书令官署办事人员倪宗又拉住威仪人员和力士，殴打臣的下人。倪宗说：‘中丞怎么敢行凶，竟敢捕捉令公的人？凡是中丞捕捉的人，威仪人员都应把他们捆起来。’臣命令下人一个也不许争斗，但他们凶暴的气势张扬了一阵，才散去。又有一群人来到臣的车旁，记录并捕捉樊马子；他们互相推撞樊马子，使他倒伏在地，不能回到御史台。臣自行记下这些过失，本来没有与他们对质核验，可倪宗竟敢乘势凶暴放肆，夺取罪责。” 如果徐羡之放任而不禁止，已经违背国家法宪；如果禁止却不能制止，又不合常规。倪宗等人侵犯监察官司，凶暴的声势十分显赫，徐羡之却包容放纵他们，始终不加纠问，损害国家威严，毫无大臣的体统。如果没有准绳，风俗法度将寄托在哪里？徐羡之身居朝廷右位，对外主管京城，职位和责任都很重要，是百官所仰望的，却不能弘扬珍惜朝廷法章、整肃风纪，致使宫殿之下任意放肆，凌辱暴打监察官司，凶恶的声势从京城中兴起，这正是所谓自己有矮墙，却反而越过它。倪宗又是强行夺取罪责的主谋，徐羡之放纵而不追究，多次违犯法令，应当裁定贬黜。请免去徐羡之现任官职，让他以平民身份回宅。倪宗等人强夺罪责的过失，已经交给掌故御史，令其随事查处。”诏书说：“小人难以检束防范，司空不必追问，其余依照奏章办理。”徐羡之身居朝廷首位，不愿因触犯法宪而示众。当时徐羡之兼任扬州刺史，孔琳之的弟弟孔璩之任治中，徐羡之让孔璩之向孔琳之解释，希望停止此事。孔琳之不答应。孔璩之坚持陈说，孔琳之对他说：“我触犯违逆宰相，罪责正应止于我一人；你一定不应受到牵连，何必这样苦苦劝说呢！”从此百官震惊肃敬，没有人敢触犯禁令。高祖非常赞赏他，经过兰台时，亲自前往探视。” 他又兼任本州大中正，升任祠部尚书。他不经营产业，家境尤其贫寒朴素。景平元年去世，时年五十五岁。追赠太常。他的儿子孔邈很有父亲的风范，官至扬州治中从事史。孔邈的儿子孔觊，另有传记。孔觊的弟弟孔道存，世祖大明年间，历任黄门吏部郎、临海王刘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刘子勋擅自建立伪号时，孔道存任侍中，代理雍州事务。事情失败后自杀。史臣说：百姓生活中最宝贵的，是粮食和货币。货币用来流通财物，粮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因此，神农时代便开始传播农业，古代又兴起了以朋为单位的贝币。过去民风淳厚，百姓的欲望稀少，供养生命、养活自己，事情容易而且周全。一个男子亲自耕种，剩余的粮食便堆满家中；一个妇女从事纺织，多余的衣服就足以覆盖身体。即使有迁徙贸易、以流通来救济匮乏的办法，龟贝货币的作用也大概很轻微。但后来事情发生变化，奸诈弊病相继出现，昏暗的统治使徭役困苦，于是农民离开土地而从商，商人做事安逸，末业流行并逐渐扩大；货币流通的意义，也不再是当初制造它的本意。于是人们争相收集难以得到的珍宝，远地储藏不知名的货物；明珠翠羽不用脚却能飞驰，丝织物、氈毯、花纹犀角也像飞行一样迅速流通。天下纷纷，都把弃置农业本业当作事业。丰年时这等同于拥有大量稻米的财富，饥荒时却又削减农家的储蓄。钱币即使堆满一尺，也不能在尧的太平年间解决饥饿；贝币即使大如车轮，也确实不能在商汤时代解除口渴，它造成的蛀蚀祸害已经很深了。本来应当一概停止钱币货物，专门使用谷物和丝帛，使百姓明白谋生的道路，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用一千匹绢作为货物，携带起来比怀抱玉璧还困难；用一万斛粮食进行交易，也不容易带到越地以外。这样就可以使从事末业的技艺自然受到限制，使游手好闲、靠别人供养的人知道返回本业。然而随着年代推移，百姓和事务逐渐习惯于现状，有时仓库中钱串堆满而粮仓并不充实，有时家中藏有钱财而肥沃田地却很少开垦。如果一旦改变制度，废除钱币而不再使用，交易所依赖的凭借早晚都无从获得，那么即使这是重要的治国方略，也不能仓促施行。应先削除浮华、制止虚伪，使人返璞归真、回到古道；把玉璧投入幽深的山谷，把珍珠抛弃在清澈的深谷。然后驱使一世之民回到耕田养蚕的道路，使绢帛和粮食充足盈余，如同水火一样普遍。最后荡除圆形钱币的制度，销毁铸钱，不留遗物，建立制度、传下法统，永远流传后世，使家家都称颂仁政，难道只有唐代才能如此吗？桓玄只知道事情的开端而没有考察结局，孔琳之只看到了末端而没有统合根本，难道没有考虑开放与闭塞的变化，便能认为单方面的议论就一定正确吗？”

译列传第十七：蔡廓，儿子蔡兴宗。蔡廓，字子度，济阳考城人。曾祖蔡谟，任晋朝司徒；祖父蔡系，任抚军长史；父亲蔡綝，任司徒左西属。蔡廓广泛涉猎群书，言语行为都合乎礼法。他起家任著作佐郎。当时桓玄辅佐晋朝，商议恢复肉刑，蔡廓上奏议论说：“建立封国、制定法律、弘扬治理、考察教化，必须随时势制定制度，使德政和刑罚一并施行。用正直专一来防止邪恶，用教化和禁令来约束怠慢，用洒落的甘露滋润百姓，用严霜般的威势整肃他们；受到和风影响的人得到陶冶而安宁，畏惧暴戾的人听到法令便警戒反省。即使质朴和文饰交替使用，这个道理也不能改变。肉刑的设置，开始于贤明的君王。大概由于古代风俗淳厚，百姓多敦厚谨慎；图像陈列出来，奸诈之心便暗自收敛；受刑者走在道路上，放纵不法的人便改变操守。所以能够战胜残暴、停止杀戮，教化昌盛而达到无为。末世风俗浇薄虚伪，法网越来越严密，逐利取巧的心思日益增长，羞耻畏惧的感情却越来越少；终身从事繁重劳役都不足以制止奸邪，何况刺面、割鼻，哪里能够使他们恢复善良？只能有凄惨的声音，却没有助益治理的功效。至于弃市之刑，实际并不是不可赦免的罪；事情不是亲手杀人，按照法律考定却同样归入死罪，轻重一律同科，减刑降等的道路被堵塞，钟繇、陈群因此抗言，元皇也因此有所哀怜。” 如今英明的辅臣辅佐赞助朝政，其道德谋略可与伊尹、周公相比；虽然闭塞否运刚刚开始转开，但长久遗留下来的灾难还没有结束。实在应当明察慎重地使用刑罚，爱护百姓、广施养育，申明哀怜的原则以革除滥刑，把大辟死刑移用于肢体刑罚，保全性命这一最为重要的事情，使人口繁衍于将来。让将要被砍断的肢体，在三阳和煦之时重新获得荣盛；让触犯时令的人看到秋风而知道恐惧。威严和恩惠一同宣示，使感化和畏惧同时建立；保全生灵、拯救暴乱，就在于此。” 他调任司徒主簿、尚书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参军、司徒属、中书郎和黄门郎。因为他方正鲠直、清闲质朴，受到高祖知遇。高祖兼任兖州刺史时，蔡廓任别驾从事史，高祖把州中事务交给他。不久授任中军咨议参军、太尉从事中郎，还未正式拜官，便遭遇母亲去世。他天性至孝，服丧三年不梳洗，几乎不能承受丧事的悲痛。服丧期满，相国府又发牒任命他为从事中郎，兼领记室。宋台建立后，任侍中。他提出意见说：“审理狱讼，不应让子孙写下诉辞，明说父祖的罪过；损害教化、伤害亲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从今以后，只令家人与囚犯相见，不再要求家属提出乞求审讯的诉状，使罪犯足以表明认罪伏法即可，不必责令家人写下诉辞。”朝廷议论都认为恰当，便依从了。” 世子左卫率谢灵运擅自杀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因没有纠察而获罪免官。高祖认为蔡廓刚强正直，不容许邪曲枉法，便补任他为御史中丞。他纠察弹劾了许多事情，百官震惊肃敬。当时中书令傅亮所受任用和寄托很重，学问冠绝当时，朝廷礼仪典章都由傅亮决定，每次都先咨询蔡廓，然后施行。傅亮的意见如果有不同，蔡廓始终不肯屈服。当时有人疑惑扬州刺史庐陵王刘义真在朝堂上的班次，傅亮写信给蔡廓说：“扬州刺史自然应当穿刺史的服饰。但我认为他起立、就座的班次，应在朝堂各官之上，不应依照官阶坐在下面。您再仔细考察一下。《诗序》说：‘王姬下嫁诸侯，衣服礼秩不依附丈夫，低于王后一等。’由王姬低于王后一等推论，皇子自然应在王公之上。陆士衡《起居注》记载，式乾殿集会时，各位皇子都在三司之上。现将抄录的奏疏另附。又海西公即位时的赦文，太宰武陵王列第一，抚军将军会稽王列第二，大司马列第三。大司马的地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诸军事，却排在二王之下，难道不是低于皇子吗？这篇文书现在还完整存在。永和年间，蔡公任司徒，司马简文帝任抚军、开府，共同录尚书事、治理朝政。” 蔡公任正司徒，不应反而在仪同三司之下；但当时的位次是相王在前，蔡公仅次于他而已。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能再全部列举。扬州刺史反而排在卿和君王之下，恐怕是失礼，应当改正吧？”蔡廓回答说：“扬州刺史的位次在卿和君王之下，我平常也对此感到疑惑。然而朝廷是按照官位排列次序，并不按照原有封爵；又没有明文说皇子应当享有特殊礼遇。齐献王任骠骑将军时，孙秀来投降，武帝想优待孙秀，便任命孙秀为骠骑将军，把齐王改任镇军将军，位次排在骠骑将军之上。如果像您所说，皇子就应在公卿右边，那么齐王原来的次序本来就尊贵，为什么还要改任镇军将军，使他排在骠骑将军之上？这正说明应当依照现任官位排列次序。又齐王任司空，贾充任太尉，两人都录尚书事，齐王却常在贾充之后。潘正叔上奏《公羊》之事时，当时有三位录尚书事者，梁王司马肜任卫将军，名次列在太尉陇西王司马泰、司徒王玄冲之下。近来太元初年，宫殿建成，司马太傅任中军将军，却以齐王司马柔之为祝贺使者之首。立安帝为太子举行上礼时，徐邈任郎，位次也以太傅排在诸王之下；又拜见李太后时，宗正、尚书符令以高密王为首，当时王东亭任仆射。” 王东亭、徐邈都是近世通晓古今的人。您引用式乾殿皇子、公王的事例，我认为不能作为依据。记载说皇帝从式乾殿出来，召见侍中彭城王司马植、荀组、潘岳、嵇绍、杜斌，然后才说您所引的四王位在三司之上，却又排在黄门郎之下，这有什么道理？而且四王之下又说大将军梁王司马肜、车骑将军赵王司马伦，之后才说司徒王戎。梁王、赵王也是皇子，宗族尊贵、地位相当，却在豫章王的常侍之下，这同样说不通。大概是记事的人只记录了当时的奏疏，不一定保存了班次；式乾殿那次也是私宴，与朝堂不同。如今在含章殿西堂，您位于仆射之下，侍中位于尚书之下。来信又说曾祖父与简文帝共同录尚书事，位次在简文帝之下；我家旧事却不是这样，现将材料另行抄给您。王姬本人没有爵位，所以可以不随从丈夫而以王女身份尊贵。皇子出任官职便有官位，有官位就应依照朝廷官位排列，这也正是班序的依据。只有泰和年间的赦文，勉强可以作为论据。但赦文前后，排列也有参差不同。太宰是上公，自然应在大司马之前。简文帝虽任抚军将军，当时却已经享有丞相的特殊礼遇，又都督中外诸军事，所以按本任官职排列，而不是因为都督中外就排在公卿之右。” 如今护军将军总领各州方伯，而位次仍旧在持节都督之下，您再仔细想想吧。”

译他调任司徒左长史，出任豫章太守，征召为吏部尚书。蔡廓托北地人傅隆询问傅亮：“如果选官之事全都交给我，我没有意见；否则，我不能接受任命。”傅亮把这话告诉录尚书徐羡之，徐羡之说：“黄门郎以下的官员，全都交给蔡廓处理，我们不再费心；从黄门郎以上，仍应共同参议异同。”蔡廓说：“我不能替徐干木在文书末尾署名。”于是没有接受任命。徐干木是徐羡之的字。选官文书写在黄纸上，由录尚书和吏部尚书联署，所以蔡廓说‘在纸尾署名’。徐羡之也因为蔡廓正直，不愿让他处在权要职位上。于是蔡廓改任祠部尚书。太祖入朝承奉帝位、统领大统时，尚书令傅亮率领百官前去迎接，蔡廓也一同前往。到寻阳时，蔡廓患病，不能继续前进。傅亮将要上路，前往蔡廓处告别。蔡廓对他说：“营阳王在吴地，应当厚加供奉。营阳王如果遭遇不幸，您诸位就背上弑杀君主的罪名；想要凭此在世上立足，怎么可能呢！”傅亮当时已经和徐羡之商议杀害少帝，于是急忙派信使去阻止他；信使到达时，事情已经来不及了。徐羡之大怒说：“和别人共同谋划，怎么刚一转身就把罪恶卖给别人！”太祖即位后，谢晦将要赴荆州，来与蔡廓告别，屏退旁人后问道：“我大概能够免罪吗？”蔡廓说：“您接受先帝遗命，受托掌管国家；废黜昏君、拥立明主，道义上没有不可。但您杀害少帝的两个兄弟，却又向他们的兄长称臣；挟持震慑君主的威势，占据上游重地，用古今之理推断，想要自行免罪是很难的。” 蔡廓的年资和地位都很轻，却受到当时士流的推重，每到节日时令，众人都束好衣带到他门前拜访。他侍奉兄长蔡轨如同父亲，家中大小事务都先向兄长请示后才实行；公家俸禄、赏赐，全都交给蔡轨，自己有所资用需要，全部到主管那里领取。蔡廓随高祖在彭城时，妻子郗氏写信索要夏衣，蔡廓回信说：“知道你需要夏衣，估计给事中自然会供给，不必另外寄去。”当时蔡轨任给事中。元嘉二年，蔡廓去世，时年四十七岁。高祖曾说：“羊徽、蔡廓，可以在太平时代担任三公。”他的小儿子是蔡兴宗。蔡兴宗十岁时父亲去世，悲哀毁损身体，远异于普通儿童。蔡廓罢任豫章太守回家后，建造两处住宅，先建成东宅，与蔡轨共同居住；蔡廓去世时房屋尚未完全建好，蔡轨罢任长沙太守回来，拿出五十万钱补足住宅的价钱。蔡兴宗十岁时，对母亲说：“我们一家向来无论富裕还是俭朴都共同承担，如今不应接受这笔房价。”母亲很高兴，便听从了他。蔡轨面带惭愧，对自己的儿子蔡淡说：“我年近六十，办事还不如十岁的小孩子。”不久，蔡兴宗的母亲去世。蔡兴宗年少时喜好学习，凭借学业和崇尚质朴的品行很早便受到称誉。起初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行参军、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军参军、武昌太守。又任太子洗马、义阳王友、中书侍郎。中书令建平王刘宏、侍中王僧绰都与蔡兴宗交情深厚。元凶刘劭弑君即位后，王僧绰被诛杀，凶威正盛，亲友旧交没有人敢去，只有蔡兴宗独自前往吊哭，尽情哀悼。出任司空何尚之长史，又升任太子中庶子。世祖即位后，蔡兴宗恢复原职，调任临海太守，征召为黄门郎、太子中庶子，转任游击将军，不久升为尚书吏部郎。当时尚书何偃患病，皇帝对蔡兴宗说：“你详细熟悉官员清浊，如今把选官之事交给你，你尽管开门承担，不必谦让。”他转任司徒左长史，又任中庶子，兼领前军将军，升任侍中。他每每直言陈述得失，无所顾忌，因此违背皇帝旨意。竟陵王刘诞占据广陵城叛乱，事情平定后，蔡兴宗奉旨前去慰劳。州别驾范义一向与蔡兴宗交好，在城中一同被诛杀。蔡兴宗到广陵，亲自收殓安葬范义，运送丧柩回豫章旧墓。皇帝听说后非常不高兴。庐陵内史周朗因直言获罪，被锁押送往宁州，亲戚故旧没有人敢为他送行；蔡兴宗当值时，请求急假，前往与周朗告别。皇帝知道后更加恼怒。蔡兴宗因连续生病多日获罪，以白衣身份领职。不久降为司空沈庆之长史，代理兖州事务，后来又任廷尉卿。有个叫解士先的人，告发申坦过去曾与丞相刘义宣共同谋反。当时申坦已经去世，他的儿子申令孙正在任山阳太守，于是被拘系到廷尉府。蔡兴宗议论说：“如果申坦过去是叛乱首领，且本人如今还活着，经过多次大赦，也应当得到宽宥。申令孙是他的亲属，按道理应当为亲人隐讳。何况人已经死亡，事情又相隔久远，现在追究并互相诬告，按照礼法和法律裁断，义理上不应受理。如果解士先确实知道谋反，当时就应立即上报；把事情包藏多年，却因私人怨恨才揭发，何况所说只是道听途说，实际上没有确定的主谋，却肆意诬蔑欺骗，罪行应当合于极刑。”又有人控告百姓严道恩等二十二人，案件尚未查清，诏令说应当审讯，暂时拘系在尚方。蔡兴宗认为这些人本来是为了求得公正，所以不应给他们加刑具；如果拘系在尚方，事情上会使他们更加困苦。又有司徒先前弹劾并送交的武康令谢沈以及郡县尉等十一人，他们因仲良铸钱而未能擒获，案件早已判决结案。又送来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其中有人因病请假，有人已经离职很久。蔡兴宗又加以执奏说明，事情全都得到采纳。” 他出任东阳太守，调任安陆王刘子绥后军长史、江夏内史，代理郢州事务。征召回朝后，还没有正式拜官，便留任左民尚书。不久转任掌管吏部。当时皇帝正大肆举行淫靡宴饮，虐待侮辱群臣，从江夏王刘义恭以下都受到污辱，只有蔡兴宗因方正刚直而让皇帝有所畏惮，没有受到侵犯和戏弄。尚书仆射颜师伯对议曹郎王耽之说：“蔡尚书常能免于亲昵戏弄，和一般人实在相距很远。”王耽之说：“蔡豫章过去在相府任职，也因方正严肃而不与人狎近；武帝举行私宴时，从未召见过他。每到官府赌酒取乐，他总是在获胜的一方。蔡尚书今日可以说确实能担当重任了。”

译大明末年，前废帝即位，蔡兴宗告诉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应当撰写策立文书。刘义恭说：“册立储君，本来就是为了今天，还要用这个做什么？”蔡兴宗说：“历朝旧例无不如此。近来永初末年营阳王即位，也有策立文书，现在尚书省还保存着，可以查验。”刘义恭没有听从。蔡兴宗当时亲自奉上玺绶，继位的君主神色自若，完全没有悲哀的表情。蔡兴宗出来后对亲友说：“鲁昭公身在丧服之中却面有喜色，最终因此引发与大臣的祸乱，昭公之子请求处死自己。国家的灾祸，难道要发生在这里吗？”当时刘义恭录尚书事，接受遗命辅政，本应辅佐幼主，却退身躲避政事，使政权归于近臣。越骑校尉戴法兴、中书舍人巢尚之专擅朝廷权力，威势遍及近处远方。蔡兴宗掌管九流官员，负责铨选衡量人才；每次上朝，总是与尚书令、录尚书事以下官员陈说进用贤能、提拔士人的意愿，又规诫得失，广泛议论朝政。刘义恭一向性情怯弱屈从，阿谀顺从戴法兴，常常担心违背皇帝旨意，听到蔡兴宗的话，便战栗恐惧而无计可施。此前大明年间奢侈没有限度，大量营造建筑，赋税征调烦琐严酷，徭役过于艰苦。到这时皇帝下诏，全部削除这些制度和营造；因此紫极殿南北驰道之类的建筑，都被毁坏。从孝建年间直到大明末年，各项制度没有一项保存下来。蔡兴宗在都坐慨然对颜师伯说：“先帝虽然不是德行盛大的君主，但总的说来能够以道义贯彻始终。三年之内不改变制度，是古典所看重的。如今殡宫刚刚撤除，山陵也还未久远，而各种制度和营造，不论是非，一概削除。即使是禅让改朝，也不至于这样。天下有见识的人，应当从这件事看出此人的情形。”颜师伯没有采纳。蔡兴宗每次陈述选任官员的事，蔡法兴、颜师伯等总是随意删改、调换，最后真正留用的没有几个。蔡兴宗在朝堂上对刘义恭和颜师伯说：“皇上正在居丧，不能亲自处理一切政务；可是选举这种机密事务，却常被删改，而且又不是出自公议，也不知道这究竟是哪位天子的意思。”王景文、谢庄等人的升迁授官已经失去次序，蔡兴宗又想为他们安排较好的职位。当时薛安都是散骑常侍、征虏将军、太子左率，殷常是中庶子。蔡兴宗起初选任薛安都为左卫将军，散骑常侍仍保留；又拟任殷常为黄门，兼领校职。太宰刘义恭嫌给薛安都的官职太多，想只授左卫将军。蔡兴宗说：“左率和左卫相差不大，只在‘阿’字之间。而且他已经失去了征虏将军，并不是越级升迁；如果再夺去散骑常侍，便一下成了降职贬官。若说薛安都是晚年才显达的微贱之人，本来就应当抑制，使名位器用不至于轻易授予，也应该有一定的次序。我谨依照选官的体例办理，并不是偏私薛安都。”刘义恭说：“如果宫官中有应该越级授官的人，殷常就应当任侍中，怎么只能任黄门呢？”蔡兴宗又说：“中庶子和侍中相差很远。况且薛安都任左率已有十年，殷常任中庶子才一百天，如今又兼领校职，并不少了。”于是派选令史颜祎之、薛庆先等人反复争辩，刘义恭这才在案上署名。后来皇帝亲自下旨，任薛安都为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因此大大触怒了刘义恭、蔡法兴等人，便把蔡兴宗调出任吴郡太守。蔡兴宗坚决推辞郡守之职，执政者更加恼怒，又改任他为新安王刘子鸾的抚军司马、辅国将军、南东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务。他又不接受，苦苦请求任益州刺史。刘义恭于是大怒，上表说：“臣听说谨慎节制言语，《大易》已有训诫；铨选九流官员，也不取用裁断囗。至于结党聚众，互相讥讪告发，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全不顾及听闻，这正是撤毁实在的法制所应禁绝的巨大蠹虫。侍中、秘书监臣谢彧上表说父亲有病，必须请求侍奉赡养，圣旨体恤他的情形，特意顺从他的请求，改授臣为他府中的首僚，同时兼任军职和郡守。臣虽才能低劣，但府中职任并不轻，按照前人的先例，并不算委屈后来者。京郡本来就是用来作为俸禄的，不计较户数多少，遇有空缺便任用，与职位高下无关。抚军长史谢庄滞留府中多年，屡次陈说处境艰苦；无论内任还是外守，都说自己不能胜任。只有过去的王球，曾得到优厚供养，这种恩慈之厚，不能说是薄待。先前新任命的吴郡太守蔡兴宗，过去任职选曹时，很多事情处理得不公平，朝廷宽大恩宥，原谅他不熟悉事务，改任大郡，宠遇与阿辅相等；他却仍苦苦请求益州，实在严重违背成命。臣私下考察，扬州刺史刘子尚、吴兴太守刘休若，都是国家的优秀宗亲，如同鲁、卫二国的贤王，尚且在东部任牧守，竭尽诚意安抚治理；而蔡兴宗辞择官职是否合意，起初出身庶族，后来任北藩属官，尤其没有感恩之心。御史中丞王永，过去有余罪，承蒙恩典如今得以任用；光禄勋臣王淹虽说是代替臣，曾多次被降职黜免，后来的功效尚未显现，凭什么取得升进？司徒左长史孔觊，先前授任右卫将军，不久调任现在的职务，反复调换官职的安排，也不算很少。臣私下听到外间议论，说谢彧等人都认为蔡兴宗失去了应有的待遇；又听说蔡兴宗亲自怨恨不平，给尚书右仆射颜师伯写信，辞意十分痛苦。臣虽未亲自看见，但所听到的并非虚妄。臣以平庸才能，不应参与机要事务，却错误地因幸遇而受任于三朝；进用时没有像古人那样荐举贤能的美誉，退处时也没有在下位进谏劝善纠过的功绩，以致造成如今的纷乱，越发惭愧恐惧。然而如果不堵塞这个根源，不改变这种风气，就会损害正道，玷污盛大的事业。臣仰望圣德，请陛下垂察。”诏书说：“太宰的表章如此，读后使人忧闷。朕恭敬承受大业，想要弘扬盛德，可是朝中的人互相争竞，煽动成风，将凭什么宣扬先帝的德业、真正实现至善的教化？公忧国之情深厚，所托之事正应由你保全整治，可以交给外廷详细议论。” 刘义恭于是让尚书令柳元景上奏说：“臣刘义恭的表章和诏书如上。负责审核的尚书袁愍孙呈牒说：‘本月十七日，我到仆射颜师伯那里，谈话间提到尚书蔡兴宗有书信坚决推辞如今的任命，并拿出奏疏给我看，竟有数纸之多，不知究竟说了些什么；由此又谈到朝廷官员。如今是圣明之世，不应让人认为朝廷用人太少。现呈牒。’臣等计议此事，朝廷的处置确实很得当，我们也自认为处理得合宜。袁愍孙常常留在颜师伯门下，却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而臣愚见，想启奏请求重新斟酌内外任用的适宜与否。这只是草野之人的管见，希望能够上达圣听。选令史奉命传达机密事务，所以趁机附在这里上报，这也是外间人的议论。如今薛庆先列举说：‘本月十八日，我到尚书袁愍孙那里讨论选官之事。袁愍孙说，昨天到颜仆射那里，颜仆射拿出蔡尚书的奏疏给他看，言辞十分痛苦；又说蔡兴宗所得的职位也太少。皇上即位才这样短的时间，朝臣中有这样的人并不多，舆论都说应该优厚任用，蔡兴宗却反而怨恨所得太少，于是来咨询事情的人便把这些记录上报给公。谢庄囗时还不老，他的病已经转为好转，如今担任这个职务，又是不合适的，认为应当任用有才望的人担任中书令。孔觊是南方士人中的佼佼者，历任官职已经很多，近来却屡次授官又立即调换，按道理是委屈了他；门下省没有别的人，这才是名实相称的选任。’

译又说：“张永的才干和资历值得议论；他去年虽有过失，但并不是严重的罪过，按照他的愿望，恢复门下的一人。一向张淹曾忝居南下，参与共同的忧患和安乐，虽然屡次因过失被贬黜，但事情也已经很久了，认为应当任命他为秘书监。”他还拿出兴宗亲手写的数纸文书，笔墨鲜明，事情证据确凿，不必再加以查核辨析。愍孙任职掌管官员任用，负责铨选裁定；如果有不合适之处，本应公开说明，却私下加以允许任用，自行选拔署置，又假托说是舆论所议，最终成为虚假诡诈之事；隐瞒末节而不说明端由，反倒彼此形成矛盾。臣听说，九官相互谦让，虞舜时代的风俗足以垂为法则；诽谤君主、怨恨时政，是汉代早已判定的罪行。何况如今这些言论是为了自身而发，诋毁朝廷的秩序，恣意妄为而危害政事，混淆污秽国家的大政，纷乱之中显露谬误，甚至牵连诏旨；如果没有严明的准则，法度和宪章就会沦丧。请解除兴宗新近所授的官职，等候此事上达皇帝后，将他收捕交付廷尉的法狱治罪；免去愍孙现任的官职。”诏书说：“兴宗首先扰乱朝廷典制，确实应当依明法惩处；但念及他过去曾任近侍，不忍完全依法办理，可以命他到远方封地去思过。愍孙私下评论自己，推卸责任归咎于舆论，可以让他的儿子代领职务。” 任命蔡兴宗为新昌太守，该郡隶属交州。朝廷上下无不惊叹震骇。此前，蔡兴宗纳何后寺的尼姑智妃为妾，智妃姿色极美，在京城很有名声。迎亲车辆已经离去，颜师伯却秘密派人引诱她，暗中前往把她载走，蔡兴宗迎接来人时竟没有察觉。等到蔡兴宗被调离，议论者都说是由于颜师伯，颜师伯对此很忧虑。蔡法兴等既不愿以调逐大臣为名，颜师伯又想平息舆论，因此此事停止办理。不久，蔡法兴被杀，颜尚之被捕，刘义恭、颜师伯被诛，朝廷又起用蔡兴宗为临海王刘子顼的前军长史、辅国将军、南郡太守，代理荆州事务；他没有赴任。当时前废帝凶暴，蔡兴宗的外甥袁顗任雍州刺史，劝蔡兴宗赴任，说：“朝廷的形势，人人都看得见；在京城的大臣，早晚难以保全。舅舅如今出居陕西，任八州行事；我在襄、沔一带，地势优越、兵力强盛，距离江陵很近，水陆交通都便利。如果朝廷发生变故，我们可以共同建立桓公、文公那样的功业，难道能同受制于凶暴狂乱之君、祸患不可预测相提并论吗？如今不离开虎口，却守在这危险逼迫之地，以后再请求出任外职，难道还能办到吗！”蔡兴宗说：“我家一向是平常门第，按正常次序进身，与皇上关系很疏远，不会容许我遭祸。宫省内外的人都不能自保，恰好应当会有变故。如果宫廷内乱能够平息，外部的事变未必可以估量。你想在外地求得保全，我想留在京城避免灾祸，各自实行自己的见解，不也是好事吗？”当时京城人人危惧，士大夫都想远远迁徙，后来果然都因外部灾难而流离失所，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够保全。后来又任命蔡兴宗为吏部尚书。太尉沈庆之深深忧虑将要发生的灾祸，闭门谢客，曾派亲近的人范羡到蔡兴宗那里商议事情。蔡兴宗对范羡说：“公闭门谢客，只是为了躲避那些无休止的请托罢了；我本人并没有什么请求，为什么也拒绝见我？”范羡回去拜访沈庆之，沈庆之便派范羡回话，请蔡兴宗前往。蔡兴宗于是劝他说：“先帝虽然没有为天下建立功业，却能够平定凶逆，在位十一年，按照正道安然去世。主上继承帝位，天下清平安静；即位之初只是举止违背常理，有些小的得失罢了，也还可以说他年纪尚轻，今后有希望增进德行。然而近来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人伦和道义全都毁尽了。如今他所忌惮的，只有公一人；百姓低声议论，再没有获得喘息安宁的希望，所寄托的希望正只在公一人身上。如果公再坐视成败，不仅自身祸患不可预测，天下人严重的责难也将有归属。公的威名一向显著，天下人都敬服；如今满朝惶惶不安，人人恐惧，一旦公发号施令，谁不会影随形从？如果再不决断，祸患早晚就会降临。过去我曾在贵府任职，承蒙公格外眷顾，所以敢把心里话全说出来，希望公为自己筹划。”沈庆之说：“我早已在日前考虑过，恐怕不能再保全自己；但只当尽忠奉国，始终如此，正应当把一切交给上天，听凭命运。” 加上年老罢退、私人门客散失，兵力顿时不足，虽然有这个心意，事情也没有办法实行。”蔡兴宗说：“如今怀有谋划、想奋起行动的人，并不是为了求得富贵、功名和赏赐，而是各自想避免朝夕之间死亡。殿内的将帅，正等着外间的消息；只要有一个人首先倡导，事情转眼就能定下来。何况公的威势名声早已显著，连续多朝统领军队，许多旧日部属分布在宫省之中；宋越、谭金之类，都出自公的门下，承受公的养育和提拔；陆攸之、沈恩仁，不过是公家的子弟，谁敢不服从？再说公的门徒和义附之士，以及三吴勇士、宅中的奴仆，人数有几百。陆攸之如今入东征讨叛贼，又运送了大批铠甲兵器，正在青溪尚未出发。陆攸之是公的同乡，骁勇而有胆力，取来他的器械，分给公门下的人，让陆攸之率军作为前锋，天下大事就可以定下来了。我在尚书省中，自当率领百官，依照前代故事，在朝堂前重新选择贤明之人，以奉行社稷。过去太甲获罪而没有殃及百姓，昌邑王暴虐而没有祸及臣下，伊尹、霍光尚且能够成就大事，何况如今百姓困苦危急，祸患超过历代呢？而且朝廷所造作的各种事情，民间都说公预先知道。现在如果迟疑不决，恐怕会有人在公之前起事，那时公也免不了遭受附从谋乱的祸患。” 皇帝的车驾屡次到贵府，醉酒后久久停留；又听说他屏退左右，独自进入内阁。这是万世难逢的时机，不能错过。我承蒙公深厚的眷顾，所以说出这种断绝退路的话，请公仔细权衡其中的祸福。”沈庆之说：“深深感激您的不弃之情。我认为此事重大，不是我所能实行的；事情真到了那一步，我只能怀抱忠心而死罢了。”不久，沈庆之果然因为被皇帝猜忌而遭祸。当时领军将军王玄谟大将军威名很重，乡里流传谣言说他已经被诛杀，市井道路上一片喧扰。王玄谟的典签包法荣家在东阳，是蔡兴宗原来任太守的郡中百姓，受到王玄谟信任。他奉命来到蔡兴宗处，蔡兴宗便对他说：“领军将军一定非常忧惧。”包法荣说：“领军将军近来几乎不再进食，夜里也不能入睡，常说收捕的人已经到了门口，连片刻都保不住。”蔡兴宗说：“领军将军既然忧惧，就应当谋划对策，怎么能坐等祸患到来？”起初，王玄谟旧日部曲还有三千人，前废帝很怀疑他，便撤去配给他的监军。王玄谟长叹，深感怨恨，上奏请求留下五百人驻守岩山营造坟墓，事情还没有完成，少帝想去打猎，又把他们全部召回城中。岩山的士兵当时在中堂，蔡兴宗劝王玄谟率领这些人起事，说：“如今凭借领军将军的威名，率领这些人首先为朝廷倡导，事情立即就能成功。领军将军即使再次失势，也完全可以乘坐车舆发号施令。祸患近在眼前、难以预料，不要错过时机。您回去后，可以把这些话告诉领军将军。”王玄谟派包法荣回话说：“这件事也不容易实行；我一定不会泄露您的话。”宋太宗即位后，王玄谟责备亲信旧吏郭季产、女婿韦希真等人说：“在艰难时刻，你们这些周旋奔走的人竟没有一个向我暗示一句。”

译郭季产说：“蔡尚书让我包法荣转告的话，并不是不知道时机，只是大事难以实行罢了；我郭季产说了又有什么用呢？”王玄谟面露惭愧之色。右卫将军刘道隆受到皇帝宠信，专门统领禁军。皇帝曾在夜间前往著作佐郎江斅的住宅，蔡兴宗乘马车跟随刘道隆的车子从后面经过，蔡兴宗对他说：“刘公，近来想找一个闲暇机会写信。”刘道隆深知这话的意思，便掐住蔡兴宗的手说：“蔡公，不要多说。”皇帝每逢朝会宴饮，常捶打殴辱群臣，从骠骑大将军建安王刘休仁以下，以及侍中袁愍孙等人，都被他凌辱拖拽，只有蔡兴宗得以幸免。不久，宋太宗平定了大事。这天夜里，前废帝的尸体横陈在太医阁门口，蔡兴宗对尚书右仆射王景文说：“他虽然凶暴悖逆，毕竟还是天下之主，应当使丧礼大体完备。如果只是这样置之不理，天下四方一定会趁机而动。” 当时各地都起兵反叛，国家能够保住的只有丹阳、淮南几个郡，其中各县有的已经响应贼军。东路军已经到达永世，宫省内外危惧不安，皇帝召集群臣商议成败。蔡兴宗说：“如今天下都在图谋叛逆，人心各有异志，应当用镇静来安定他们，用至为诚信来对待侍从。近来逆党的亲属遍布宫省，如果用法律绳治他们，国家就会立即土崩瓦解；应当明确罪责不牵连亲属的道理。人心既然安定下来，人人都有战斗之心；六军精锐勇猛，兵器铠甲锋利，用来对付不熟悉战阵的军队，双方的形势相差极大。愿陛下不要忧虑。”皇帝听从了他。加授游击将军，尚未接受任命，便升任尚书右仆射，不久兼领卫尉，又兼任兖州大中正。宋太宗对蔡兴宗说：“各地还没有平定，殷琰又重新与叛逆同谋。近来人心如何？事情能成功吗？”蔡兴宗说：“叛逆和顺从，臣无法辨明。如今商旅断绝，可是米价非常低廉；四方如云聚集，而人心反而更加安定。由此推测，天下必定可以清平荡定。只是臣所忧虑的，还在事情平定以后；正如羊公所说，平定之后才是劳烦圣上思虑的时候。”尚书褚渊用手板敲蔡兴宗，蔡兴宗仍不停地说，皇帝说：“就按你说的办。”赭圻平定后，装在匣中的袁顗首级被送来，皇帝命令蔡兴宗等随从登上南掖门楼观看，蔡兴宗悲伤得流泪，皇帝对此不高兴。事情平定后，封蔡兴宗为始昌县伯，食邑五百户；他坚决辞让，皇帝不准，改封乐安县伯，食邑三百户，并给国秩、吏力，蔡兴宗最终还是没有接受。当时殷琰占据寿阳叛乱，朝廷派辅国将军刘勔进攻围困。四方已经平定，殷琰仍据城坚守，皇帝让中书省起草诏书晓谕殷琰。蔡兴宗说：“天下既已平定，正是殷琰思过的日子，陛下应当赐给他亲笔诏书数行，私下安慰他。如今只是由中书省起草诏书，他一定怀疑不是真诏，这并不是迅速平定地方祸乱的办法。”皇帝没有听从。殷琰得到诏书后，认为是刘勔伪造的，果然不敢投降。双方攻战经过很长时间，殷琰很久以后才归顺。此前徐州刺史薛安都占据彭城反叛，后来派使者归顺。泰始二年冬，朝廷派张永率军迎接他。蔡兴宗说：“薛安都派使者归顺，这确实不是虚假的。如今应当用和睦安抚他，让他安稳地治理自己的辖区，只需派一个使者和一封近在咫尺的书信就够了。如果派重兵迎接，他势必疑惧，甚至可能招引北虏，造成不可预测的祸患。叛臣罪衅深重，本来应当诛杀，那么前些时候对他的宽宥已经很宽大了。何况薛安都在外占据强地，靠近边关，从国家大计考虑，应当逐步安抚收服他。如果他最终反叛，将会造成忧患，使朝廷连饭也吃不下。彭城险要坚固，兵强将勇，围攻它已经困难，强攻也不能攻克；边疆的忧患，应当反复考虑，臣为朝廷担忧。”当时张永已经出发，朝廷没有听从。薛安都听说大军渡过淮河，便据城自守，并要求取得索虏的援助。张永作战大败，又遇上严寒大雪，死者十之八九，于是失去了淮北四州。蔡兴宗的先见之明就是如此。起初，张永战败的消息传到时，皇帝正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刘休仁，又召蔡兴宗，对刘休仁说：“我惭愧于蔡仆射。”又把战败文书给蔡兴宗看，说：“我对不起你。” 三年春，蔡兴宗出任使持节、都督郢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郢州刺史。因到尚书省极力争论任命何始真为咨议参军一事，起初没有得到许可，后来又再次陈说，皇帝发怒，将他的将军号贬为平西将军，不久又恢复原号。起初，吴兴人丘珍孙的言论常常侵害蔡兴宗。丘珍孙的儿子丘景先，才华仪表都很出众，蔡兴宗与他交往。后来丘景先任鄱阳郡太守，适逢晋安王刘子勋叛乱，他调任竟陵，被吴喜杀害。他的母亲年老，女儿年幼，流离到夏口。蔡兴宗到郢州后，亲自前往哭吊，安排他的灵柩和家属，使他们能够东归。在任三年，升任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加散骑常侍，不久兼领军队并设置属官，又加都督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诸军事，赐给鼓吹一部。会稽有许多豪强大族，不遵守国家法令；又有受宠幸的近臣，几乎占据宫省的一半，侵占山林湖泊，妨碍百姓、危害治理。蔡兴宗都依法惩治他们。会稽土地富足，人口财物兴盛，王公、妃嫔、公主的宅第相望，扰乱当地，大大成为百姓的祸害；子孙繁衍，督促索取无穷。蔡兴宗全部上奏请求罢免省除。又陈奏免除各项拖欠的负债，解除并遣散杂役，也都得到准许。三吴地区过去有乡射礼，已经很久没有重新举行，蔡兴宗恢复实行，礼仪十分整齐。此前元嘉年间，羊玄保任郡守时，也曾举行乡射礼。宋太宗去世，蔡兴宗与尚书令袁粲、右仆射褚渊、中领军刘勔、镇军将军沈攸之一同接受遗诏顾命。朝廷任命蔡兴宗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秦、北秦八州诸军事、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加班剑二十人，散骑常侍仍旧。朝廷征召他回京。当时右军将军王道隆参与内政，权势极重，有一次穿着木屐来到蔡兴宗面前，却不敢走到席上坐，过了很久才离开，始终没有叫他入座。元嘉初年，中书舍人秋当拜访太子詹事王昙首，也不敢坐。后来中书舍人王弘受到宋太祖宠爱，宋太祖对他说：“你想成为士人，就要能够坐到王球的席上，那才算真正有资格。殷景仁、刘湛都是混杂之人，没有什么见识。你去拜访王球，可以说是我的旨意，让你入席。”王球举起扇子说：“如果不能这样，就不行。”王弘回来后，按事实上奏，皇帝说：“我也没有办法这样做。”五十年中，只有这三件事。王道隆等人认为蔡兴宗刚强正直，不愿让他掌握上游兵权，于是改任他为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散骑常侍仍旧；他坚决推辞，没有接受任命。

译蔡兴宗年幼时就树立了风操气概，治家尤其谨慎；奉养老家的姑母，侍奉守寡的嫂嫂，抚养兄长的遗孤，在世上很有名声。太子左率王锡的妻子范氏，是一位聪明的妇人，有才华和学问。她给王锡的弟弟王僧达写信，责问他说：“从前谢太傅像奉养老母一样侍奉嫂嫂王夫人，如今蔡兴宗也有恭敬和顺的称誉。”他受到世人敬重，就是如此。蔡兴宗的妻子刘氏早逝，留下一个女儿，年纪很小；他的外甥袁顗刚出生，母亲刘氏也去世了。蔡兴宗的姐姐就是袁顗的母亲，蔡兴宗亲自抚养一个外孙和一个侄子；两人年龄相近，他想让他们结为婚姻。每次见到蔡兴宗，袁顗总要说起这个意思。大明初年，皇帝下诏让蔡兴宗的女儿嫁给南平王刘敬猷。蔡兴宗以姐姐生前的心愿为由，多次陈奏请求，皇帝答复说：“你们这些人如果都只想实行自己的意愿，那么国家怎么能够安排婚姻？况且姐姐的话难道是不能违背的吗？”原来的愿望既然违背了，袁顗也另娶了妻子。后来袁顗的家族婚姻没有善终，袁顗又遭祸败，袁顗等人在当时沉沦废弃，家道孤单衰微，理所当然到了尽头。南平王刘敬猷被害后，蔡兴宗的女儿没有儿子，守寡独居；名门高贵家族大多想与她结亲，明帝也下令让她嫁给谢氏，蔡兴宗一概不答应，而是把女儿嫁给袁顗的儿子袁彖。北地人傅隆与傅廓关系亲善，蔡兴宗敬重父亲的朋友。泰豫元年，蔡兴宗去世，时年五十八岁。他留下遗令，要求薄葬，并上奏归还封爵。朝廷追赠官职后，他的儿子蔡景玄坚决推辞不接受，又上奏归还封爵，前后上表疏十多次，得到许可。诏书说：“蔡景玄的表章如此。已故散骑常侍、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乐安县开国伯蔡兴宗，忠诚谨慎地立身朝廷，谋略功业显著；过去正逢时局艰难，在帷幄之中辅佐有功，赐予圭璧、分封土地，确实符合通行的诏令。可是他恳切诚实地请求辞让，生前死后都充分显示了这一点；他一向清廉有操守，留下了洁白的声誉。蔡景玄坚决陈述父亲的遗志，实在令人悲恻。虽然按常典应当保全这些封赠，但他的哀切请求难以夺去，可以特意满足他不愿瞑目的请求，永远嘉奖他克制谦让的风尚。”起初，蔡兴宗任郢州府参军时，彭城人颜敬用式法占卜说：“亥年应当成为公，官职中有‘大’字的不可接受。”后来果然授予开府之职，而当时太岁正值亥年；他最终果然以光禄大夫这一名号去世。文集流传于世。蔡景玄很有父亲的风范，曾任中书郎、晋陵太守、太尉从事中郎。升明末年去世。史臣说：世人重视清雅的谈论，士人推重一向的清正言论。蔡廓虽然事业和力量都弘大正直，但年资和职位尚未高显；一代名臣的风采气格，都出在他的下位。等到他坚决推辞铨选职务，以志向不愿受屈，难道不知道选官记录本来同属一体，在道义上不应偏私裁断吗？实在是因为君主昏暗、时局艰难，不愿居于掌管仕进通塞的职位罢了。志向真是高远啊！”

译列传第十八：王惠、谢弘微、王球。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是太保王弘的从祖弟。祖父王劭，任车骑将军；父亲王默，任左光禄大夫。王惠年幼时就平和简静，为叔父司徒王谧所知。性情恬淡安静，不与人交游，从未处理过杂事。陈郡人谢瞻才智辩论很有风采，曾与兄弟和同族子弟一同拜访王惠，谈论接连而起，文史知识交错发挥；王惠不时应答，言语清雅，义理深远，谢瞻等人惭愧地退去。宋高祖听到他的名声，拿这件事询问他的堂兄王诞，王诞说：“王惠是后来出现的秀异贤能之才，是我们宗族的美誉。”于是任命他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世子建立府署，任命他为征虏长史，随后又转为中军长史。当时会稽内史刘怀敬赴郡，送行者几乎挤满京城，王惠也去送别，回来经过堂弟王球处。王球问：“刚才见到了什么？”王惠说：“只觉得这时候遇见了人罢了。”他曾到曲水边临流宴饮，突然风雨大作，座中人都奔散了；王惠慢慢起身，姿态容貌和平日没有不同。世子出任荆州，王惠仍任长史。兼领南郡太守，没有接受任命。宋国初建，应当设置郎中令，高祖为人选困难，对傅亮说：“如今任用郎中令，不能让这个人比袁曜卿差。”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找到合适的人了。” 于是任命王惠担任这一职务。后来升任世子詹事，又转任尚书、吴兴太守。少帝即位，任命蔡廓为吏部尚书；蔡廓不肯接受，于是让王惠代替他。王惠接到征召立即接受任命，从不接见宾客；有人写信求官，他收到后就把信堆放在阁上，等到离职时，信件仍封存得和原来一样。议论者认为，蔡廓不接受任命、王惠立即接受任命，虽然事情不同，心意却相同。王惠的哥哥王鉴很喜欢聚敛钱财，大规模经营田产，王惠心里很不赞同，对他说：“要田地做什么？”王鉴生气地说：“没有田地怎么能得到食物？”王惠又说：“又何必需要食物呢？”他的志趣操守就是这样。元嘉三年去世，时年四十二岁。追赠太常。没有儿子。谢弘微，陈郡阳夏人。祖父谢韶，任车骑司马；父亲谢思，任武昌太守。从叔谢峻是司空谢琰的第二子，没有后代，便把谢弘微作为嗣子。谢弘微原名谢密，因为犯了继父母亲的内讳，所以以字行世。谢弘微幼年时，精神端正审慎，遇到适当时候才说话。继父的弟弟谢混以知人著称，见到他后认为非同寻常，对谢思说：“这个孩子内心深沉，早年就聪敏，将来一定成为优秀的人才。有这样的儿子，就足够了。”他十岁时出继。继父在服制上与弘微只是缌麻亲，亲戚中的内外表亲，原来都互不相识；但他随意承接交往，全部合乎礼法和人情。义熙初年，袭封谢峻的建昌县侯爵。谢弘微本家一向贫寒俭朴，而继父家丰厚富足；他只接受了几千卷书和国中的几个吏员，对于遗留下来的财产、俸禄、官秩，一概不参与。谢混听说后惊叹不已，对国郎中令漆凯之说：“建昌国的俸禄，本来应当与北舍共同享用；既然国侯不放在心上，现在可以依照惯例分送给他。”谢弘微不愿违背谢混的话，于是少量接受了一些。谢混风度高峻，很少接纳交往的人，只有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曜、谢弘微，能够一起因文章义理而欣赏聚会。他们曾共同宴饮居处，住在乌衣巷，所以称为“乌衣之游”。谢混五言诗中所说“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指的就是这件事。外面即使有名流和时人称誉，也没有谁敢登门。谢瞻等人才华辞辩丰富，谢弘微常用简约的话使他们折服；谢混尤其敬重他，称他为“微子”。谢混对谢瞻等人说：“你们虽然才华义理丰富、辩说出众，却未必都能合乎众人的心意；至于领会事机、欣赏事理，言语简约而道理精要，所以应当同我一起推重微子。”他常说：“阿远刚强急躁而意气用事；阿客博学却没有节制；谢曜仗恃才华，操守不够坚定；谢晦自知之明虽有，但接纳善言不够周全，即使能够成就三方面的功业，最终也会因此遗憾；至于微子，我对他没有可挑剔之处。”又说：“微子有与众不同之处却不伤害他人，与人相同却不损害正道；如果活到六十岁，一定能做到公辅。”有一次趁酒宴兴浓，谢混作韵语来奖励勉励谢灵运、谢瞻等人：“康乐王谢灵运放达通脱，确实有名门的风韵；如果再加上刻苦磨炼的功夫，剖析琢磨之后就会成为美玉。宣明谢瞻体察深远、见识高明，聪颖通达而又沉着俊秀；如果能够去掉拘泥方正的一面，就会和三才一样和穆顺畅。阿多谢曜见解独特，二十岁便继承了华美的家业；本质胜过文辞，不必担心没有文采，他的志尚又能够高峻。” “谢瞻胸怀清明、领悟高远，文采斐然，显露出如兰的声誉；驾车直行，很少有不跌倒的，还是应当用这些来解除偏执吝惜。微子谢弘微建立了微妙高尚的志向，应该不知疲倦地仰慕蔺相如；不要轻视一筐土的微小进步，继续前进终将达到千仞高峰。你们几位努力吧，风流文采由你们振兴；只要不触犯自己所知道的道理，此外没有什么需要谨慎的。”谢灵运等人都得到了一番告诫和激励的话，只有谢弘微独自得到全部的赞美。谢曜是谢弘微的哥哥，“多”是他的乳名。谢远就是谢瞻的字。谢灵运的小名叫客儿。晋代的名门中，凡是本人拥有国封的，起家时大多任员外散骑侍郎；谢弘微也被任为员外散骑侍郎、琅邪王大司马参军。义熙八年，谢混因为加入刘毅党而被诛杀；谢混的妻子晋陵公主改嫁琅邪王司马练。公主虽然坚持不肯出嫁，但诏令她与谢氏断绝关系；公主便把谢混家中的事务托付给谢弘微。谢混世代担任宰辅，一门有两个封国，田产十多处，僮仆上千人，只有两个女儿，年龄都不过几岁。谢弘微经营管理家业，就像处理公事一样，一文钱、一尺绢的出入都有文书簿册。后来升任通直郎。高祖受命即帝位，晋陵公主降为东乡君；因为谢混得罪前代，东乡君的节操义行值得嘉许，朝廷允许她回到谢氏。谢混去世到这时已经九年，但房屋修整如新，仓库充盈，门客、徒众和役使的人与平日没有不同，田地得到开垦，比旧时还多。东乡君叹息说：“仆射生前看重这个孩子，真可以说是知人。仆射也算没有死绝了。”内外姻亲、出家在家的人以及有道义交情的旧友，看到东乡君归来的人，进入家门无不叹息，有的还为之流泪，都是被谢弘微的义行感动。谢弘微性情严肃正直，举止一定遵循礼法尺度；侍奉继亲一方的亲族，恭敬谨慎超过常人。伯母、叔母两位，归宗的两位姑母，他早晚都前去瞻奉，竭尽诚敬。即使在内室中有人传话、通信，他也总要整理衣冠。在婢女仆人面前，从不随意说笑；因此无论尊卑大小，都像敬神一样敬重他。宋太祖镇守江陵时，宋国初建，封为宜都王，以琅邪王王球为友，任谢弘微为文学。谢弘微因母亲去世离职。居丧期间以孝著称，服丧期满一年多，仍不改变吃蔬菜的习惯。授任镇西咨议参军。宋太祖即位后，任黄门侍郎，与王华、王昙首、殷景仁、刘湛等并称“五臣”。升任尚书吏部郎，参与机密事务。不久转任右卫将军。各位旧日属吏和臣佐，都把选任拟议之事交给谢弘微。他自身清廉俭约，器物服饰不华美，但饮食滋味却尽量丰盛精美。

译他的哥哥谢曜历任御史中丞、彭城王刘义康骠骑长史，元嘉四年去世。谢弘微长时间吃素，哀痛超过礼制；服丧虽已除，仍不吃鱼肉。沙门释慧琳拜访谢弘微，谢弘微与他一同进食，却仍独自吃蔬食。慧琳说：“檀越一向多病，近来脸色稍有损伤；除服以后，仍然没有恢复正常饮食。如果因为没有益处的事情伤害身体，岂是求得真理的人所应有的？ ”谢弘微回答说：“衣冠服饰的变更，礼制不能超过；心中的哀痛，实在还不能停止。”于是停止进食，感伤哽咽，抽泣得不能自持。谢弘微幼年丧父，侍奉哥哥如同父亲；兄弟之间友爱和睦到了极点，世上没有人能比得上。谢弘微从不在口头谈论别人的是非长短，而谢曜喜欢评论人物；谢曜每次谈论，谢弘微常用别的话岔开。元嘉六年，东宫初次建立，谢弘微兼任中庶子，不久又加授侍中。谢弘微的志向在于担任清静的官职，害怕权势和宠幸，坚决辞让不接受任命，于是朝廷听任他解除中庶子之职。他每次进谏得失、评论时事，一定亲手写下草稿并烧掉，没有人知道。皇帝因为知道谢弘微擅长经营膳食，有时亲自到他那里求取食物。谢弘微与亲友共同筹办，食物进献之后，亲友询问皇帝吃了什么，谢弘微不回答，只另用别的话应付，当时人把他比作汉代的孔光。元嘉八年秋，谢弘微生病，解除右卫将军，兼领太子右卫率，回到家中。朝廷议论想解除他的侍中职务，以太子右卫率加任吏部尚书；他坚决陈说病势沉重，得以免除这一任命。元嘉九年，东乡君去世，留下巨万资财、十多处园宅，以及分布在会稽、吴兴、琅邪等地、原属太傅谢琰和司空谢琰经营的产业，奴仆仍有几百人。公私之间都认为，室内财物应当归两个女儿，田地、住宅和奴仆应当归谢弘微。谢弘微一样也没有取用，只用自己的俸禄办理丧葬。谢混的女婿殷睿一向喜欢樗蒲，听说谢弘微不取财物，便滥行夺取他妻子、妹妹以及两位伯母、两位姑母应得的份额，用来偿还赌博的债务；家里的人都受到谢弘微谦让行为的感化，一点也没有争夺。谢弘微的舅家子弟、领军将军刘湛不能容忍这种错误，对谢弘微说：“天下的事情应当有所裁断调和。你连家事都不能处理，凭什么治理官府？”谢弘微笑而不答。有人讥讽他说：“谢氏几代的财产，拿来填补殷君一朝赌博的债务，按道理没有比这更不合理的了。你是亲戚却不说话，就像把财物丢进江海来成就廉洁名声罢了。即使树立了清白名声，却让家里生活不足，也不是我所取的。”谢弘微说：“亲戚之间争夺财产，是最鄙陋的事。如今家里人尚且能够不说话，怎么可以引导他们去争？如今把多的分给少的，还不至于有所匮乏；我死以后，哪里还会再牵涉到我呢？”东乡君下葬时，打开谢混的墓，谢弘微抱病前往，病情于是更加严重。元嘉十年去世，时年四十二岁。当时有一个长鬼寄居在司马文宣家中，说奉命来杀谢弘微。谢弘微病情加重时，总预先告诉司马文宣。谢弘微死后，长鬼便与司马文宣告别离去。谢弘微临终时对左右说：“有两封信，等刘领军来了，可以当着他的面烧掉，千万不要打开。”信都是宋太祖亲手写的敕令。皇帝十分悲痛惋惜，派二卫军一千人办理完毕葬事。追赠太常。儿子谢庄，另有传记。王球，字倩玉，琅邪临沂人，是太常王惠的从父弟。父亲王谧，任司徒。王球年轻时与王惠齐名，容貌举止很美。授任著作佐郎，他没有接受。不久授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转任主簿、豫章公世子中军功曹。宋国建立，起初任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即位后，仍任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转任咨议参军，因病离职。元嘉四年，起用为义兴太守。当时堂兄王弘任扬州刺史，按服亲关系不能互相临视，王球加授宣威将军；他在郡中有宽厚惠民的美誉，调任太子右卫率。入朝任侍中，兼冠军将军，又兼本州大中正；调任中书令，侍中仍旧。升任吏部尚书。王球为人公正高洁、简约尊贵，平时不与人交游，宴席空静，门下没有普通以外的宾客。尚书仆射殷景仁、领军刘湛都掌握重权，能够震动朝廷内外；王球虽与他们是通家姻亲，却从未往来。他很喜欢文章义理，只与琅邪人颜延之关系亲善。任掌管选官的职务时，很少接待宾客，也不看求官的书信奏疏，但铨选授官井然有序，朝廷内外都称赞他。他本来就多病，屡次自己陈说请求解除职务。后来升任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兼任庐陵王师。哥哥的儿子王履把追求进取和利益作为行事原则，深深结交刘湛，向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表示忠诚，与刘斌、孔胤秀等人都有异志。王球多次严厉训诫他，他却不接受。王履从大将军从事中郎转任太子中庶子，流着泪向刘义康诉说不愿离开他，因此又任从事中郎。宋太祖对此十分记恨。刘湛被诛杀的那天晚上，王履赤脚跑来告诉王球。王球命人给他取鞋，先温酒给他喝，对他说：“平日我对你说的话，你觉得怎么样？”王履恐惧得不能回答，王球慢慢说道：“有叔父在，你又有什么忧虑？”又吩咐左右：“扶郎君回斋舍。”皇帝因为王球的缘故，王履得以免死，被废黜在家中。元嘉十七年，王球再次担任太子詹事，大夫、王师的职务照旧。还未正式授任，适逢殷景仁去世，于是授任尚书仆射，王师一职照旧。他一向有脚疾。录尚书江夏王刘义恭对尚书何尚之说：“如今人才缺乏，群臣应当更加竭力，而王球这样放纵恣肆，恐怕应当依法纠察他。”何尚之说：“王球素来有高尚的志趣，加上又多病，应当用宽缓退让的方式对待他，不能用文书案牍来责罚。”王球仍以白衣身份兼领职务。当时群臣奉诏入见，大多不能立即上前，地位低、关系疏远的有时甚至数十天不能见到皇帝，大臣也有十多天不能被召见的。只有王球总是径自离去，从未肯停留。元嘉十八年去世，时年四十九岁。追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加授散骑常侍。没有儿子，由从孙王奂承继。大明末年，王奂任吴兴太守。有人问史臣：“王惠怎么样？”史臣回答：“令明简约明达。”又问：“王球怎么样？”回答：“倩玉淡泊。”又问：“谢弘微怎么样？”回答：“简约而不失之疏略，淡泊而不流于放荡，古人所说的名臣，谢弘微当之无愧。”

译列传第十九：殷淳，儿子殷孚，弟弟殷冲、殷淡，张畅，何偃，江智渊。殷淳，字粹远，是陈郡长平人。曾祖父殷融、祖父殷允，都曾任晋朝太常。父亲殷穆，以和善谨慎著称，历任显要官职，曾由五兵尚书出任高祖相国左长史。宋受禅后，改任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又任五兵尚书、吴郡太守。太祖即位后，任金紫光禄大夫，兼领竟陵王师，升任护军，又升为特进、右光禄大夫，兼领始兴王师。元嘉十五年，任职期间去世，时年六十岁，谥号元子。殷淳年轻时喜好学习，有美好的声誉。少帝景平初年，任秘书郎、衡阳王文学、秘书丞、中书黄门侍郎。殷淳任黄门侍郎时，职位清要，按规定值班结束后应留在尚书省，因父亲年老，特许他回家。他为人高雅简约、欲望很少，早年就有清正高尚的志趣，喜爱文章义理，从未违背或舍弃这些志趣。他在秘书阁编撰《四部书目》，共四十卷，流传于世。元嘉十一年去世，时年三十二岁，朝廷对此深感痛惜。儿子殷孚，很有父亲的风范。世祖大明末年，任始兴相。官至尚书吏部郎、顺帝抚军长史。殷淳的弟弟殷冲，字希远，历任中书黄门郎，因议论政事不当被免职。后来又任太子中庶子、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公正执法的声誉。出任吴兴太守，入朝任度支尚书。元凶刘劭的妃子是殷淳的女儿，而殷冲在东宫任职时受到刘劭的知遇；刘劭弑君自立后，任殷冲为侍中、护军，升为司隶校尉。殷冲有学问，通晓义理，擅长文辞，刘劭让他撰写尚书符文，指责世祖，他也竭力为刘劭效命。世祖攻克京城后，赐他死。殷冲的弟弟殷淡，字夷远，也历任黄门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兼领步兵校尉。大明年间，他因文章受到知遇，是当时有才华的人士。张畅，字少微，是吴郡吴县人，吴兴太守张邵哥哥的儿子。父亲张祎，年轻时就有孝行，历任州府官职，曾任琅邪王国郎中令。他跟随琅邪王来到洛阳。返回京都时，高祖封了一罂药酒交给张祎，让他秘密下毒。张祎接受命令，回来后，在路上自己饮下毒酒而死。张畅年轻时与堂兄张敷、张演、张敬齐名，是后辈中的优秀人物。初入仕任太守徐佩之的主簿。徐佩之被诛杀后，张畅骑马奔驰而出，赶去奔丧，穿丧服并竭尽哀痛，受到评论者的赞美。弟弟张牧曾被疯狗咬伤，医生说应当吃蛤蟆肉脍，张牧很难以接受，张畅含笑先尝，张牧因此才吃，伤口也随即痊愈。州府征召他任从事，历任衡阳王义季征虏行参军、彭城王义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书主客郎。尚未正式授任，又授度支左民郎、江夏王义恭征北记室参军、晋安太守。又任义季安西记室参军、南义阳太守、临川王义庆卫军从事中郎、扬州治中别驾从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镇守彭城时，张畅任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虏拓跋焘南侵，太尉江夏王义恭总督各路军队，出镇彭城、泗水。当时拓跋焘亲自率领大军，已经到达萧城，距离彭城十多里。彭城兵力虽然很多，但军粮不足，义恭想放弃彭城向南撤回，谋议了很久仍不能决定。当时历城兵少粮多，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建议用战车结成函箱阵，以精兵作为外翼；护送二王及妃嫔直奔历城；分兵交给护军萧思话留守。太尉长史何勖不同意，想席卷军队逃往郁洲，再从海路返回京都。义恭已经决定撤离，只是两种意见尚未确定，于是再次召集群僚商议。众人都惶恐混乱，没有人提出异议。张畅说：“如果历城、郁洲确实有可到达的道理，下官岂敢不大力赞成。如今城中缺粮，百姓都有逃走的意愿，只是城门关闭严密，想走也没有门路罢了。如果一旦开始行动，众人就会各自逃散，想要到达预定地点，又怎么可能做到？如今军粮虽然少，早晚还没有窘迫到用尽；估量即将耗尽时，再临时采取各种适宜的办法，难道竟要舍弃万全的策略，走向危亡之路吗？如果这个计策一定要采用，下官愿意用自己的颈血来洒在您的马蹄上！”世祖听到张畅的意见后，对义恭说：“阿父既然总督诸军，去留之事不是我敢干预的。道民我忝居城主之职，如果损害威势、延长敌寇侵扰，我对此已经深感惭愧。放弃镇守逃走，实在没有脸面再奉事朝廷，我愿与这座城共存亡，张长史的话不可改变。”张畅的意见十分坚定，世祖又赞成他的主张，义恭于是停止撤退的打算。当时太祖派员外散骑侍郎徐爰乘驿马到彭城取米谷，核定米谷的等级数量。徐爰离开后，城中派骑兵护送他。拓跋焘听说后，立即派数百骑兵急追，徐爰已经渡过淮水，才得以幸免。起初徐爰出发后，城中听说魏军派人追赶，担心徐爰被擒，米谷的数量和等级泄露，又担心魏军知道城中粮食很少，义恭忧惧而无计可施，仍想逃走。徐爰既已脱险，当天魏军大军也到达彭城。拓跋焘刚到，就登上城南的亚父冢，在戏马台搭起毡屋。此前拓跋焘尚未到达时，世祖派将领马文恭前往萧城，被魏军击败；马文恭逃脱，队主蒯应被擒。蒯应到了小市门，说：“魏主向安北致意，远道而来十分疲劳，如果有甘蔗和酒，可以分给我们一些吗？”守城队主梁法念回答：“我会为你禀告。”蒯应于是亲自陈述萧城战败的情况。梁法念又问蒯应：“魏主亲自来了吗？”回答：“来了。”又问：“现在在哪里？”蒯应举手指向西南方。又问：“士兵和马匹有多少？”回答：“四十多万。”梁法念把拓跋焘的话告诉世祖，世祖派人答复：“知道你们长途行军很疲劳，现在送上酒两器、甘蔗一百挺。听说你们有骆驼，可以派人送来。”

译第二天早晨，拓跋焘又亲自登上戏马台，再派使者到小市门说：“魏主向安北致意，安北可以暂时出城门，我想同安北相见。我也不会攻打这座城，安北何必让将士辛苦守在城上？此外，骡、驴、骆驼是北方所产，现在派人送来，并送上一些杂物。”又对小市门队主说：“既然有馈赠的物品，你可以把它们转送到南门接受。”拓跋焘送来骆驼、骡、马以及貂裘、各种饮食，送到南门时，城门已经关闭，请求开门的钥匙尚未拿出来。张畅在城上看着，魏使问：“这是张长史吗？”张畅说：“您怎么认得我？”魏使回答：“您的声名远播，足以让我知道。”张畅于是询问魏使的姓，魏使回答：“我是鲜卑人，没有姓。况且姓名也不能说。”张畅又问：“您担任什么官职？”回答：“鲜卑的官位各不相同，不能随便说出来，但也足以同您相当。”魏使又问：“为什么匆忙关闭城门、断绝桥梁？”张畅回答：“二王认为魏军营垒尚未建成，将士疲劳，而城中有精锐披甲之士十万，人人都想拼死作战，恐怕轻率地彼此冲突，所以暂且关闭城门。等魏军休息好人马，然后共同选择战场，约定日期交战。” 魏使说：“您应当用法令来裁断事情，为什么还要拆断桥梁？又何必用十万兵力来夸耀自己？我也有良马，奔跑迅疾；如果说骑兵四面会合，也可以同你们抗拒。”张畅说：“诸侯设置险阻，难道只是为了法令吗？如果我要向您夸耀，应当说有百万兵力。之所以说十万，正是指二王身边平素蓄养的兵力罢了。城中还有数州的士民、二支军队和营伍，这些还没有计算在内。我本来是斗智，不是斗马的脚力。况且冀州以北是马匹产地，您又凭什么拿马跑得快来夸耀呢！”魏使说：“不是这样。守城是您的长处，野战是我的长处。我依仗马匹，就像您依仗城池一样。”城中有个叫具思的人，曾经在北国，义恭派他去察看，他认出这是魏国尚书李孝伯。具思于是问：“李尚书，长途跋涉如果劳累了吧？”李孝伯说：“这件事应当彼此都知道。”具思回答：“正因为彼此都知道，所以才劳累。”李孝伯说：“感谢您的深意。” 城门打开后，张畅让人退下，撤去仪仗，出城会见李孝伯，并送上馈赠物品。魏使说：“貂裘送给太尉，骆驼、骡送给安北，蒲萄酒和各种饮食，叔侄共同享用。”拓跋焘又索要酒和甘橘。张畅代世祖宣告说：“向魏主致意，知道您想相见，我常常等待着当面致书。但我奉本朝命令，过分承蒙任用，作为臣子不应与境外交往，只恨不能暂时尽情相叙。况且守城防备，是边镇通常的事务；只是用好话取悦使者，所以劳苦也没有怨言。太尉、镇军已经收到所送物品。知道魏主还需要甘橘，现在一并照数送上。太尉考虑到北方是寒冷之地，皮制裤褶是所需之物，现送给魏主。螺杯、各种粽子，是南方珍贵的东西，镇军现在送给您。”这封信还没有送走，拓跋焘又派使者让李孝伯传话：“魏主有诏告知太尉、安北，近来骑兵已经到达，车辆还在后面；如今闲坐无事，有博具可以借给我们吗？”张畅说：“博具应当上报请求。但刚才对二王所说的话，已经不是谦逊的言辞；况且‘有诏’这样的说法，只能施用于你们本国，怎么能在这里这样称呼呢？”李孝伯说：“‘诏’和‘话’，‘朕’和‘我’，有什么不同？”张畅说：“如果只是用言辞沟通，可以像您刚才那样说；一旦言辞中包含施行命令的意思，尊卑就有等级。刚才所说的‘诏’，不是我所敢听到的。”李孝伯又说：“太尉、安北是臣子，还是不是？”张畅说：“是臣子。”李孝伯说：“邻国的君主，为什么不能向邻国的臣子称‘诏’？”张畅说：“您这样的称呼，在中华尚且不能听到，何况面对身份尊贵的诸王，还称什么‘邻国之君’呢？”李孝伯说：“魏主说太尉、镇军都还年轻，南北音信阻隔，很应当忧虑。如果想派使者，我们可以护送；如果需要骑马，也可以用马送去。”张畅说：“这一带间隔的道路很多，使者早晚往来，不必再因此劳烦魏主。”李孝伯说：“也知道有水路，只是好像被白贼截断了。”张畅说：“您穿着白衣，所以称他们为白贼吗？”李孝伯大笑说：“今天的白贼，也不异于黄巾、赤眉。”张畅说：“黄巾、赤眉，似乎不在江南。”李孝伯说：“虽然不在江南，也不在青州、徐州。”张畅说：“如今青州、徐州确实有贼，但不是白贼。”魏使说：“刚才借博具，为什么不拿出来？”张畅说：“二王身份尊贵，奏报难以上达。” 李孝伯说：“周公握发吐哺，二王为什么偏偏以身份尊贵自居？”张畅说：“握发吐哺的礼节，本来只施用于中国。”李孝伯说：“宾客有礼，主人便可以选择接受。”张畅说：“昨天看见许多宾客来到门前，却没有见到什么礼节。”不一会儿，博具被送了出来，于是交给了他们。拓跋焘又派人说：“魏主向安北致意。程天祚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当然知道他不是宋朝的美誉之士。近来他在汝阳身中九处创伤，跌落在殿外，是我亲手牵出来的。凡是普通人骨肉分离，都希望重新聚集，我已经把这些话告诉他，但他的弟弟苦苦推辞。现在让他来同使者相见。”程天福对使者说：“兄长受命守卫汝阳，却不能为节义而死；我们各在一国，何必烦劳相见？”拓跋焘又送来毡各一领、盐各九种以及胡豉，并说：“这些盐各有用途。白盐是魏主自己食用的。黑盐可治腹胀气闷，细细刮取六铢，用酒送服。胡盐可治眼痛。柔盐不能食用，可治马背上的创伤。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都不能食用。胡豉也可以食用。黄甘是你们那里盛产的，希望再分给一些。”又说：“魏主向太尉、安北致意，为什么不派人到我这里来？彼此的情谊虽然不能完全表达，但总要见见我的大小，知道我的老少，观察我的为人。如果各位僚佐不能派来，也可以让童仆前来。”张畅又宣读世祖旨意回答：“魏主的形貌和才力，早已通过往来使者被我们见到。李尚书亲自奉命而来，不必担心彼此的情意不能尽知，所以不再派使者送信。”

译拓跋焘又说：“魏主恨刚才送去的马很不合心意。安北如果需要大马，可以再送；如果需要蜀马，也有好的。”张畅说：“安北并不缺少良马，送马是出于您的心意，并不是我们所求。”义恭送给拓跋焘火炬和蜡烛十挺，世祖也送上一匹锦，并说：“知道您还需要黄甘，实在不是我们吝惜。只是这些东西不足以供给贵军一军；刚才送给魏主的，应该还没有立即用尽，所以不再重复送上。”拓跋焘又索要甘蔗、安石榴，张畅说：“石榴产自邺下，那里也应当不缺。”李孝伯又说：“您生长在南方富贵之地，为什么穿着草鞋？您尚且如此，将士们会怎么想？”张畅说：“您所说的富贵膏粱，确实使我很惭愧。只是我不善武事，却奉命统领军队，在战阵之间，不能穿着宽缓的服装。”李孝伯又说：“长史，我是中州人，长期居住在北国，早已与华夏风俗隔绝；相距不过几步，却不能尽情交谈。边地都是听我说话的北方人，长史应当最能理解我。”李孝伯又说：“永昌王是魏主的堂弟，曾长期镇守长安，如今统领精锐骑兵八万，直抵淮南。寿春长久关闭城门自守，不敢抵抗。刚才送去刘康祖的首级，就是他们所见到的。” 王玄谟的情况我们十分清楚，他也不过是平常的将才罢了。南国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任，以至于遭到奔逃失败？自从进入你们境内七百多里，主人竟然不能稍作抵抗。邹山的险要，是你们所凭借的地方，前锋刚一交战，崔邪利便躲进洞穴，我们派诸将把他倒拖出来，魏主赐他不死，如今他正随军在这里。你们为什么又轻率地派马文恭到萧县，见到风声便退缩呢？你们境内的百姓非常怨恨，说太平时你们向我们征收租税布帛，到了有急难的时候，却不能救助我们。”张畅说：“我知道永昌王已经经过淮南，但刘康祖被他击败的消息，近来的使者并没有带来。王玄谟是南方的偏将，不能说是有才，只是让百姓在前面作向导罢了。大军尚未到达而黄河冰层将要合拢，王玄谟估量形势后回军，并不算错失战机，只是因为夜间回师，导致军马稍有混乱罢了。我方王玄谟与陈宪守城，魏主倾全国之力，连续数十天也不能攻克。胡盛之只是偏将小帅，部众不到一旅，刚渡过融水，魏国君臣便仓皇奔逃，仅仅得以脱身；滑台之战，我们没有什么可惭愧的。邹山只是一个小戍堡，虽然略有险要，河边百姓多是新近归附，刚刚仰慕圣化，奸盗还未平息，所以只派崔邪利在那里安抚罢了。如今他落入敌手，对国家有什么损害？” 魏主凭十万军队制服一个崔邪利，难道就值得再拿来说吗？听说萧县、相县的百姓都依靠山险，我只是派马文恭率十队兵马去给他们看看罢了。马文恭说，先前他率三队出战，败退回来；大营的嵇玄敬带一百骑兵到达留城，魏军便奔逃溃败。轻视敌人导致这种结果，也算不上受挫。王境内的百姓住在河边，两国交战，本应互相抚养；可是魏军进入境内后肆意残害虐待，发生意外，是因为你们无道。官府不辜负百姓，百姓为什么要怨恨人？知道进入你们境内后没有一处受到抵抗，这首先是太尉的神机妙算，其次是镇军的圣明谋略。治理国家的关键虽然没有预先听说，但用兵有其时机，其中的细节也不能相互明说。”李孝伯说：“魏主应当不会围攻这座城，而是亲自率军直奔瓜步。南方的事情如果办成，彭城不必等到围攻；如果不能取胜，彭城也不是非要攻取不可。我现在应当到南方去饮长江之水，以解口渴。”张畅说：“去留之事，任凭您自己的心意。如果魏军的马真的能饮到长江水，那便说明天道不复存在了。各自回去复命，过些时候再详细交谈。”张畅便转身回去，李孝伯追上来说：“长史请多加爱惜自己。相距不过几步，却遗憾不能握手。”张畅于是又说：“好好相互珍重，希望天下平定有期，再相见时不会遥远。您如果能够回到宋朝，今天就是我们相识的开始。”李孝伯说：“恐怕还等不到那一天。”拓跋焘又派人到二王那里借箜篌、琵琶、筝、笛等乐器和棋子。义恭回答：“我受命出征，不携带乐器。在这里举行宴会，只要镇府命令歌妓，便有弦乐百种，这是江南的美好事物，现在送给您。”世祖说：“我镇守一方，起初没有考虑这些；况且乐人常用的器物，我又看到先前诸王赠别时有这把琵琶，现在一并相送。棋子也送上。”李孝伯言辞雄辩丰富，也是北方人的长处。张畅随事应答，言语流畅，声调详雅，仪态华美温润，李孝伯及左右的人都相互对视，赞叹不已。魏军不久攻打彭城南门，并放火焚烧，张畅亲自上前作战，身先士卒。拓跋焘从瓜步向北逃走，经过彭城城下时，派人对城中说：“粮食吃完了就离开吧，等麦子成熟后再来。”义恭非常害怕，关闭城门，不敢追击。魏军约定的日期又到了，众人商议想割掉麦子、毁掉禾苗，迁移百姓集中到堡寨中，众人的意见都不相同，于是再次集会商议。镇军录事参军王孝孙独自说：“魏军不可能再来，既然如此自然可以保全；如果他们再来，这个计策也不能实行。百姓关在内城里，已经饥荒很久，正值春天，可以靠到野外采集来维持生活；一旦进入堡寨集中，马上就会饿死。百姓知道必死，怎么能控制得住呢？魏军如果一定要来，割麦并不算晚。”满座默然，没有人敢回答。张畅说：“王孝孙的意见，确实值得考虑。”镇军府典签董元嗣侍奉在世祖身旁，进言说：“王录事的意见不可改变，确实如他所说。”别驾王子夏于是说：“这个意见确实正确。”张畅收起笏板，对世祖说：“下官想命令王孝孙弹劾王子夏。”世祖说：“王别驾有什么过错？”张畅说：“割麦、迁民，是关系一方安危的大事。王子夏身为州府长官，竟然没有提出异议；等听到董元嗣的话，便高兴地笑着附和，迎合身边的人，这样怎能侍奉君主？” 王子夏非常惭愧，董元嗣也面有惭色。义恭的提议于是搁置。太祖听说张畅屡次提出正确意见，非常赞赏他。世祖仍驻在彭城，召张畅先行返回，并让他巡视盱眙城，想在那里建立大镇。当时传言魏军将从襄阳出兵，所以任张畅为南谯王义宣司空长史、南郡太守。又想让张畅代替刘兴祖担任青州及彭城都督，但都没有成功。

译元嘉三十年，元凶刘劭弑君篡位，义宣举行哀悼的当天就起兵，张畅作为元佐，位居僚属之首；他哀悼时的神情举止，光彩映照当时。哀悼完毕后，他换上黄皮裤褶，出到射堂挑选人员；他的声音、姿态、容貌和举止，无不引人注目，见到他的人都愿意为他拼尽性命。事情平定后，征召他入朝任吏部尚书，封夷道县侯，食邑一千户。义宣已经有了异心，蔡超等人认为张畅有民望，劝义宣把他留下，于是解除南蛮校尉一职授给张畅，加冠军将军，兼领丞相长史。张畅派门生荀僧宝下都，借颜竣陈述义宣谋反的情况。荀僧宝因私人物资滞留巴陵，没能及时下都，恰逢义宣起兵，渡口道路断绝，荀僧宝终于无法离开。义宣将要叛逆时，派宠幸的人翟灵宝对张畅说：“朝廷整顿船只军械，意图向西征讨，现在想调兵自卫。”张畅说：“绝无此事，我愿以死保证。”翟灵宝知道张畅不会改变立场，便劝义宣杀掉他以示众人。义宣立即派人召张畅，把他留在东斋，整整一天不与他相见；幸赖司马竺超民保护，张畅才得以完全免死。随后义宣给他进号抚军，另设军府，以收揽民望。张畅虽然署理文书檄令，却经常醉酒，不能处理文书。张畅跟随义宣东下，梁山战败，义宣逃走，张畅在兵乱中自行归降，却被士兵抢掠，衣服全被剥去。正好右将军王玄谟乘车出营，张畅已经找到破旧衣服，便挤上王玄谟的车，王玄谟心中非常不高兴，诸将想杀他，队主张世出面救护，张畅才得以免死。张畅被押送到京师，交给廷尉审理，削除爵位和封地，发配到左右尚方服役。不久遇赦。后来起用为都官尚书，转任侍中，代替子淹兼领太子右卫率。孝建二年，出任会稽太守。大明元年，任职期间去世，时年五十岁。颜竣上表给世祖说：“张畅终于没有救治好疾病。东南地区的俊秀人物，很早就树立了风范；听到他的死讯，悲痛凄怆，深深触动平日的怀念。”谥号宣子。张畅疼爱弟弟张辑，临终遗命要与张辑合葬。儿子张浩，官至义阳王刘昶征北谘议参军。张浩的弟弟张淹，任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即位后，任黄门郎，封广晋县子，食邑五百户；任太子右卫率、东阳太守。他强迫郡吏烧伤手臂来照佛，百姓有罪便让他们礼拜佛像，动辄达到数千拜。因而被免官并禁锢。后来起用为光禄勋、临川内史。太宗泰始初年，他与晋安王刘子勋一同谋反，率军到鄱阳，军队战败后被杀。张畅的弟弟张悦，也有美好的声誉。历任中书吏部郎、侍中、临海王刘子顼前军长史、南郡太守。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建立伪号后，召他任吏部尚书，与邓琬共同辅佐伪政权。事情失败后，他杀死邓琬归降，事迹见《邓琬传》。后来又任太子庶子，随即授巴陵王刘休若卫军长史、襄阳太守。泰始四年，代替刘休若任雍州刺史、宁远将军。又任刘休若征西长史、南郡太守。泰始六年，太宗在巴郡设置三巴校尉，任命张悦补任，加授持节、辅师将军，兼领巴郡太守。尚未正式受任便去世。何偃，字仲弘，是庐江灊县人，司空何尚之的次子。州府征召他任议曹从事，举荐为秀才，授中军参军、临川王义庆平西府主簿。召入任太子洗马，但没有正式受任。元嘉十九年，任丹阳丞，授庐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书郎、太子中庶子。当时义阳王刘昶任东宫官职，让何偃代理义阳国事务。元嘉二十九年，太祖想再次北伐，向群臣询问意见。何偃议论说：“内干胡法宗奉诏宣告，询问北伐之事。臣私下估计，贼寇确实遭受灾祸，像犬羊一样容易混乱，消灭他们并不困难，确实如同圣上的旨意。如今朝廷谋划周全没有遗漏，但士兵还没有精熟训练。边境的镇守军队，充实的很少；边民流散，多数还没有恢复旧业。军队所依靠的物资，都要取给于根本。损害根本来应付边患，行动必须万无一失。不要考虑往年挫败受伤之事，若再加上内部祸患，招致轻侮和混乱，确实会大为泛滥。然而淮、泗数州也确实残破耗损，流亡佣工尚未回来，创伤尚未恢复。而且攻守并不相等，客军和主军形势不同；轻视敌人则形势艰难，围攻则旷日持久，进退之间，奸邪和变故会交互发生。我私下认为，如今的弊病容易导致失败，将来的敌寇还不深重，应当暂且忍辱藏疾，以等待天道整齐。”升任始兴王浚征北长史、南东海太守。元凶刘劭弑君自立后，任何偃为侍中，掌管诏令文告。当时何尚之任司空、尚书令，何偃居于门下省，父子同时身处权力要地，时人对此寒心；但何尚之和何偃善于掌握机宜，曲意周全，获得了当时的赞誉。世祖即位后，对他们的任用和待遇没有改变，授何偃大司马长史，升任侍中，兼领太子中庶子。当时责求百官提出正直意见，何偃认为：“应当重视农业、救济根本，合并官署、减少事务，以考核来了解才能高下，增加俸禄来杜绝官吏奸弊。应当要求贤能的守令取得成效，并让他们长期任职。都督、刺史的职责，应当分别清楚。” 改任兼领骁骑将军，皇帝对他的亲近和恩遇深厚密切，超过旧臣。转任吏部尚书。何尚之离开选官职务还不到五年，何偃又继承了他的旧业，世人以此为荣。侍中颜竣到这时才显贵，与何偃一同在门下省任职，因为文章义理相投，彼此相处十分欢洽。颜竣自认为受到的任用和亲遇深厚，应当居于重要位置，但官位次序同何偃相比仍没有区别，心中渐渐不悦。等到何偃代替颜竣掌管选官，颜竣更加愤懑，于是同何偃产生隔阂。颜竣当时权势倾动朝野，何偃内心不安，于是发作心悸病，心情思虑乖戾，便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并以看病为由不再做官。世祖对何偃恩遇深厚，尽力为他治疗，名医和上等药物，随他所需全部供给，这才痊愈。当时皇帝的长女山阴公主宠爱冠绝一时，嫁给何偃的儿子何戢。何偃一向喜好清谈玄理，曾注释《庄子·逍遥篇》，流传于世。大明二年，任职期间去世，时年四十六岁。世祖同颜竣下诏说：“何偃终于成为异世之人，美好的志向长久地离去了。我同他相交，又加上结为姻亲，临哭悼他，悲伤怨痛，实在不能自已。唉，离去了，又能怎么办！应当追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原任官职照旧。”谥号靖子。儿子何戢，升明末年任相国左长史。

译江智渊，是济阳考城人，湘州刺史江夷的侄子。父亲江僧安，任太子中庶子。江智渊起初任著作郎、江夏王义恭太尉行参军、太子太傅主簿、随王刘诞后军参军。伯父江夷有盛名，江夷的儿子江湛又有清誉，父子都显贵通达；江智渊的父亲年轻时没有声望，江湛对他的礼敬又很简慢，江智渊常常因此怨恨，除非逢年过节，否则不进入江湛的家门。后来他任随王刘诞的属官，在襄阳，刘诞待他非常优厚。当时谘议参军谢庄、府主簿沈怀文都同江智渊友善。沈怀文常称赞他说：“人应该有的品德，他全都有；人不应该有的缺点，他全都没有，大概就是江智渊吧！”元嘉末年，授尚书库部郎。当时门第高贵的士流有严格的官位次序，不愿让他任台郎；江智渊门第孤单、援助稀少，却偏偏得到这一任命，心里非常不高兴，坚决推辞不肯就任。竟陵王刘诞又任命他为骠骑参军，转任主簿，随王府改任司空主簿、记室参军，兼领南濮阳太守，升任从事中郎。刘诞将要谋反时，江智渊察觉了他的意图，请假先行返回。刘诞事情败露后，江智渊立即被授为中书侍郎。江智渊喜爱文雅之事，文辞华美而清正丰赡，世祖深深了解并礼遇他，恩宠礼遇冠绝朝廷。皇帝多次举行私宴，常常命群臣三五人结伴游集，江智渊经常居于首位。同伴还没有赶到，他总是独自受到引进，江智渊每每因超过众人而惭愧，从未露出喜色。每次随皇帝出游巡幸，与群僚相随，看到传诏使者奔驰而来，知道一定是召自己，便惊动惭愧之情，显露在脸上，评论者因此多称许他。升任骁骑将军、尚书吏部郎。皇帝每次酣宴，总要辱骂群臣，还让他们彼此嘲弄揭短，以此取乐。江智渊一向端正谦退，渐渐不能迎合皇帝的心意。皇帝曾让他拿王僧朗来戏弄王僧朗的儿子景文，江智渊神色严肃地说：“恐怕不宜开这样的玩笑。”皇帝发怒说：“江僧安是个蠢人，蠢人自然彼此怜惜。”江智渊伏在席上流泪，从此恩宠大为衰减，出任新安王刘子鸾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加授宁朔将军，代理南徐州事务。起初，皇帝宠爱的宣贵妃殷氏去世，皇帝让群臣议定谥号，江智渊上议称“怀”。皇帝认为这个谥号没有充分体现美好的称号，非常怨恨他。后来皇帝车驾巡幸南山，骑马到殷氏墓前，群臣都骑马跟随。皇帝用马鞭指着墓碑石柱对江智渊说：“这里上面不容有‘怀’字！”江智渊更加惶恐不安。大明七年，因忧惧而死，时年四十六岁。儿子江季筠，任太子洗马，早年去世。后废帝即位后，因为他是皇后的父亲，追赠金紫光禄大夫。季筠的妻子姓王，封平望乡君。江智渊哥哥的儿子江概，早年成为孤儿，江智渊像抚养儿子一样抚养他。江概历任黄门吏部郎、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长史、南东海太守，代理南徐州事务。后废帝元徽年间去世。史臣说：将帅，是统率众人的名位；士卒，只是一个人的力量。坐在那里谈论用兵的机要，能够在千里之外制胜，难道一定要亲自拿着盾牌冲锋在前，踩着肠子、踏着鲜血才算吗？山涛称赞羊祜说：“大将虽然不必依靠筋力，但军中仍应当强健。”按照这句话来说，叔子的体力和能力就较弱了。杜预是文士儒生，身体不能穿札甲，也从未骑马射箭，但一旦统率二十多万大军，便担任平吴都督。王戎挽臂进入竹林，也接受了专征的重任。何必非要山西的勇士、六郡的良家子弟，才可以在朝堂接受祭肉，承担皇帝推毂任用的重任呢？等到敌军深入，徐服忄匡震，若不是张畅正直进言，彭城、汴水一带就危险了。难道一定要亲身挡住飞来的箭镞，亲手折断高耸的冲车，才足以使危急的城墙借此保全性命，使危城重新安定吗？仁者所具有的勇气，并不是凭空虚说。

译列传第二十：范泰，王淮之，王韶之，荀伯子。范泰，字伯伦，是顺阳山阴人。祖父范汪，任晋安北将军、徐州和兖州刺史。父亲范宁，任豫章太守。范泰起初任太学博士、卫将军谢安府参军、骠骑将军会稽王司马道子府参军。荆州刺史王忱是范泰的表弟，请他任天门太守。王忱嗜酒，醉时总要连续数十天，等清醒后，却端庄严肃。范泰对王忱说：“酒虽能调和性情，也会因此伤害生命。自从同您交往以来，我常想用一些话来劝戒您；但您沉溺其中时，无法开口，到了如今相逢，又没有机会陈说。”王忱感叹了很久，说：“规劝我的人很多，却没有像这样说的。”有人问王忱：“范泰比谢邈怎么样？”王忱说：“茂度慢。”又问：“比殷觊怎么样？”王忱说：“伯通容易。”王忱常有建功立业的想法，对范泰说：“如今城池已经建立，军队和铠甲也充足，想要扫平中原，以实现从前的志愿。伯通志气锐利，应当让他手持兵戈冲锋在前。考虑到您持重稳健，想把留守的事务委托给您，怎么样？”范泰说：“百年以来未被平定的贼寇，前代贤人遭受挫折的多了。功名虽然可贵，但我这个浅陋之人不敢谋求。”恰逢王忱病逝。朝廷召范泰任骠骑谘议参军，升任中书侍郎。当时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专权，朝廷内外百官请假，不再上表报告，只需在元显那里签字而已。范泰上书认为这样不妥，元显没有采纳。范泰因父亲去世服丧而离职，承袭阳遂乡侯爵位。桓玄辅佐晋朝时，命御史中丞祖台之上奏，指责范泰以及前司徒左长史王准之、辅国将军司马珣之居丧期间没有礼法。范泰因而被判免官，迁居丹徒。义旗建立后，任国子博士。司马休之任冠军将军、荆州刺史时，以范泰为长史、南郡太守。又授长沙相、散骑常侍，他都没有接受。入朝任黄门郎、御史中丞。因议论殷祠之事错误，被罚穿白衣领职。出任东阳太守。卢循之乱时，范泰预先征发一千名士兵，打开仓库发放粮食，高祖加授他振武将军。第二年，升任侍中，不久转任度支尚书。当时仆射陈郡人谢混，是后起而知名的人物，高祖曾从容问谢混：“范泰的名望辈分可以同谁相比？”谢混回答：“是王元太一类的人。”范泰调任太常。起初，司徒道规没有儿子，收养太祖；道规去世后，便以哥哥道怜的第二子义庆作为继承人。高祖认为道规一向疼爱太祖，又让太祖居于重要地位。道规被追封为南郡公，按制度应当把原先赐给太祖的华容县公爵位收回。范泰议论说：“道规对太祖的友爱，心意确实过于深厚。礼制没有两个继承人，封号应当归还本族。”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范泰转任大司马左长史、右卫将军，加授散骑常侍。又任尚书，散骑常侍照旧。兼任司空，与右仆射袁湛一起授予宋公九锡，随军到达洛阳。高祖返回彭城，和他一起登城。泰患有脚疾，高祖特意命他乘坐舆车。泰嗜酒，不拘小节，通达率真，任性而行；即使在公堂上，也和在私室中没有不同，高祖非常赏识喜爱他。但他不善于治理政务，所以不能任掌政事的官职。后来升任护军将军，因公事被免官。高祖受命称帝后，授他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第二年，朝廷商议建立国学，任命泰兼领国子祭酒。泰上表说：臣听说，教化兴起于圣明的君王，教诲训导体现于盛世。达到教化的途径，没有比讲习更重要的；最大的快乐，必定寄托于朋友相聚。古人到了成童之年就入学，交换子弟互相教育；寻访老师不怕路远，背着粮食也忘却艰难。使亲族安宁、国家光耀，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如果连出门都不经过门户，那么这种道理又从哪里实行呢？因此，陛下的明诏已经发布，诏令也已经颁行；学制既已下达，远近都遵守承行。只是臣愚昧的心意，还有少许不明白之处。如今正是革新初始、伟业奠基之时，天下焕然改观，有志之士都仰慕向往。然而现行招收学生的制度，是取少数而停多数，开了使人才不能来的端绪，而且不止一种弊端。臣由一家推及国家，便知道能够聚集的人才不会很多，恐怕不足以宣扬大宋的教化，弘扬人才济济的美盛。臣认为，凡应当选取的家庭，即使制度尚未明确规定，只要父兄希望子弟入学，按理也应予以开放；这虽稍微违背早晚侍奉父母之礼，却能大大弘扬孝道。不懂《春秋》，所陷入的过错有时会很大，所以赵盾忠诚而《春秋》仍记他为弑君者，许世子孝顺却获罪，正应以此为戒，怎能不感到畏惧！十五岁立志求学，确实有经典依据；如果年龄只差少许而深有志向，何必拘限于一个标准，不允许他们进学呢？扬雄在年少时就研习《太玄》，五十岁学习《易经》，也能做到没有大的过错。从前中朝设置助教，也任用二品官员。颍川人陈载已经被征召为太保掾，国子学仍选他担任助教；他就是太尉荀淮的弟弟。可贵之处在于得到人才，并不取决于固定品级。如今若教学不明，奖赏勉励又不显著，那么有官职清闲而学问优秀的人，可以让他以本官兼任；门第属于二品的，宜让他们以朝请的身份领助教之职。这样既可以甄别他们的名望品级，也算是敦励学习的一种办法。属于二品而才干足够的人，仍依照旧例任职。现在恰逢学生入学已有期限，而学校还没有建立。事情如同刚开始堆土，实在希望它迅速完成；但回转车辙已经淹没，说明拖延得太久了。有些事情看似可以缓办，实际上应当赶快办理，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古人珍惜寸阴而轻视尺璧，道理正是如此。当时国学最终没有建立。当时议论政事的人多认为钱币减少、国用不足，想把民间的铜全部收买来重新铸造五铢钱。泰又进谏说：臣听说，朝廷将要禁止民间使用铜，把它充作官府的铜。百姓虽然失去器物，最终还能得到相应价值；国家用度不足，但这样做实际有很多好处。臣的愚见却不同，不能安心闭口不言。臣听说，治理国家如同烹煮小鱼，挽救弊病不如致力于根本。百姓不富足，君主怎么会富足？从来没有百姓贫困而国家富裕、根本不足而末节有余的道理。所以，袋子漏了却把东西储存在仓中，明智的人不会吝惜修补；反穿皮衣去背柴，想保全皮毛实在困难。君王不谈论财货有无，诸侯不谈论财物多少，享受俸禄的官宦之家，也不和百姓争利。因此，拔取葵菜是为了表明治理之道，织蒲席却被称为不仁。由此可见，贵贱各有章法，职分不能错乱。

译如今所忧虑的，是农民还少，粮仓尚未充实，转运不停，依靠国家供给粮食的人很多，各家又没有私人积蓄，因此难以抵御荒年。货物存在于贸易之中，关键不在多少；过去昂贵的东西如今可能便宜，彼此共同流通，原理是一样的。只要官府和民间都能均衡流通，就不必担心物资不足。若一定要靠广泛搜集财货来充实国用，那么龟甲、贝币一类，才是古代曾经使用的东西。铜铸成器物，使用范围非常广。钟律所能通达的范围很远，机衡所能测量的事物很大。夏禹的鼎背负《河图》，确实在各种祥瑞中居于首位；晋国的铎呈现祥象，也开启了吉祥的征兆。器物有重要用途，贵贱都需要它；物品有适宜的功用，国家和百姓都同样急需它。如今毁掉必需的器物，却铸造没有用途的钱币，对于货财来说，所得功效抵不过劳费；对于使用来说，君民都会困乏。以实际情况考察，损失多而收益少。陛下天未亮就勤勉理政，终日谦谨，不厌倦处理各项事务，以身作则，勤劳朴素已成为风气；然而赞颂之声仍未兴起，板、渭等祥瑞也没有出现，实在是因为国家根基尚未稳固，而您的心意在于长远谋略。臣愿陛下思考长久之道，暂缓求速之心，广泛接纳如山海般的意见，选择采纳民间议论的办法，那么好的谋略就会每天进献，圣明的思虑也能更加广阔。只要把国家的存亡放在心上，国家就可以像系在苞桑上一样稳固。臣的愚诚已经到了极点，因此忘却寝食。景平初年，加授特进。第二年，告老退休，解除国子祭酒之职。少帝在位时，过失很多，泰上密封奏事极力进谏，说：臣听说陛下有时在后园演习武备，宫中击鼓击鞞，声音传到外面；在后宫中滥用武力，在宫省门闼之间喧闹，却没有听说有将帅之臣统率军队，也没有听说有主帅统御。这样不但不足以威慑四方夷狄，反而只会使远近的人感到惊怪。近来东方盗寇纷扰，都想伺机窥探国家的漏洞。如今的吴会地区，难道还比东汉、前汉的关中、黄河地区更安全吗？国家根本既已动摇，哪里不会发生问题？如果水旱灾害形成，徭役之人不得休息，即使没有盗寇也要戒备，费用会逐渐增加。河南已经不再是国家所有，羯族胡虏也难以预料何时可以治理。这就是臣废寝忘食、不顾身份越位进谏的原因。陛下登上帝位后，把政事交给宰臣处理，确实有唐高宗服丧期间委政大臣的美德。但如今却更加亲近狎昵小人，不能免于被身边近臣左右，臣恐怕这并不是保全社稷的长远计策，也不是治理天下的办法。君王的话像丝线一样细微，一经发出就像丝带一样具有权威；下臣观察而受其感化，快得如同影随形、响随声。臣愿陛下思考弘扬古道，恭敬遵循先王遗训，按照道理行事而不受阻滞，任用贤能而不要疑虑。这样天下就会归附于德，宗庙社稷才能长久。《尚书》说：‘一个人有福，万民都依赖他。’上天高远却能听见下民，幽隐之处没有不察知的。国家的兴衰在人，成败很容易看清；从来没有上面政治清明而下面百姓混乱的道理。臣承蒙先朝格外厚待，又蒙陛下特别恩宠，实在想尽心竭诚，稍微报答万分之一。然而臣年老昏聩已经到来，各种疾病交替发作，马上就要永远失去觐见圣颜的机会，再没有竭尽心力的途径了。臣贪恋这最后一点气息，陈述这些狂妄浅陋的话。陛下如果能够哀怜臣的请求，留心阅览察看，那么臣即使今晚死在地上，死后也没有遗憾了。少帝虽然不能采纳，也没有加以责罚。徐羡之、傅亮等人与泰一向不和，等到庐陵王义真和少帝被杀后，泰对亲近的人说：‘我考察古今之事很多了，从来没有见过接受遗诏托付的大臣，竟让继位的君主被杀、贤明的王被戮的。’元嘉二年，他上表庆贺元旦，同时陈述旱灾，说：元旦改换历法，万物都焕然一新。陛下借助日新月异来积蓄德行，仰承乾元来承受帝位，吉祥聚集于宫室，百种福气来到朝廷。近来旱魃肆虐，阳气亢盛而失常，贯通各地的河流干涸，奇异的是各处水井也一同枯竭。老弱之人不能远道取水，贫穷寡居者只能独自挑水。租赋交纳已经很重，赋税又没有减免，百姓怨声载道。臣年过七十，从未见过这样的旱灾。阴阳一同隔绝，和气就不能交合，这岂只是造成荒年，必定还会产生疾病和瘟疫；这种忧患，实在无法一一说尽。举行雩祭、洁净身心的典礼，本应以诚心会聚众人办成；巫师祝史经常祈祷，却很少能够感动上天。上天的谴责，不能不加以察看。汉代东海郡无辜杀死孝妇，亢旱三年；等到祭祀她的墓，及时大雨立即降下，当年便获得丰收。因此，卫国人讨伐邢国，军队出动便降下了雨。臣愿陛下恭敬遵循长远谋略，思考如何建立高大的基业，推行忠恕之爱，怜悯冤屈的案件，留心体察百姓的疾苦，思考幽冥神祇的法则。应当在宫阙旁竖立谤木，使谏鼓在朝廷响起，察听牧童樵夫的言论，总揽统率和驾驭天下的要领。这样国家就能像系在苞桑上一样稳固，危险的征兆也不会出现。如果这样做了灾害仍不消除，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所以夏禹把百姓的罪过归到自己身上，殷汤甘愿承担天下人的过失，太戊借桑树、谷树的灾异来增进德行，宋景公借荧惑星退舍来修养善行；这些都是因失败而转为成功，是往事中清楚明白的教训。顺从末俗的人难以移风易俗，走上正路的人容易形成雅正风气。臣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晚上不知道早晨会怎样，正好赶上新年庆典，能够让这番话上达；即使微薄的忠诚稍有显明，死后长眠地下、永远不能再见圣颜，也没有遗憾了。于是他乘轻舟游览东阳，任凭心意行动止息，不顾朝廷事务。有司弹劾上奏，太祖没有追究。当时太祖虽然亲自临朝处理政务，但徐羡之等人仍掌握重权，泰又上表说：‘臣听说庐陵王已经恢复封爵，却还没有追加赠谥。陛下的孝慈出于至诚，对兄弟的友爱又格外深厚，臣揣想圣心，已经自有安排。但掌握符契的官员以不先倡言为高明，帝王则依靠因势寄托来成就功用。臣的言语虽不足采纳，确实也没有洞察时势；但臣蒙受先朝不计丑陋的恩宠，又沾受庐陵王怜悯顾念的一点余泽。臣早年安居而献身朝廷，所受恩情超过平常；经历军阵，遭逢颠沛艰危，深厚恩德没有报答，如今授予我的进言之路又已断绝，这是老臣不能自已的原因。臣年老朽败而越过职分，没有什么可以逃避刑罚。’泰的几个儿子禁止他上表，这封表最终没有奏上。元嘉三年，徐羡之等人伏法，泰进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兼领江夏王师，特进仍旧。皇上因为泰是先朝旧臣，对他的恩宠礼遇非常优厚；又因他患脚疾、行动起居困难，在宴见他的日子，特许他乘舆车到座。泰多次陈述时政，皇上每每优容他。这年秋天发生旱灾和蝗灾，他又上表说：陛下天未亮便勤勉理政，体察百姓疾苦，明断各种案件，从不厌倦政事；治理措施发自群臣百姓之心，恩泽流传于民间歌谣，百姓一致认为自己遇到了好时代。灾异即使很小，也一定有招致它的原因。地方守宰的过失，臣不能完全查究；上天的谴责，臣也不敢妄加诬说。有蝗灾的地方，县官大多强令百姓捕捉蝗虫，这对枯萎的禾苗没有益处，反而伤害生灵。臣听说，桑树、谷树有时无故死亡，并不需要使用斧头；楚昭王有仁爱之心，不必洁身祈祷，疾病自然痊愈；卓茂驱除没有知觉的虫，宋均囚禁有异象的老虎。蝗灾的产生自有原因，不应把它们杀掉。石头不能说话，星辰也不会自行坠落，《春秋》的旨意，应当详加考察。

译按照礼制，妇女有三从的义务，没有自行专断的道理；《周书》说父子兄弟的罪过不相牵连，妇女得到宽宥的做法，自古就受到崇尚。谢晦的妇女仍被拘禁在尚方，先前显贵后来卑贱，这是人情极为痛苦的事；即使一个普通妇人到了这种地步，也足以使人受到感触。臣对于谢氏本不应存有私情，但蒙受国家厚恩，寝食之间都想着报答；臣揣度圣心，已经自有考虑。礼制规定，春夏教授《诗经》，不能有一季缺失。臣近来侍坐时听说，建立学校应当在入秋之年。陛下的经略大体已经建立，心中考虑的是百姓的粮食；入秋便农事兴起，农事兴起田野便得到开辟；到了秋季治理学校，入冬召集远方学生，两件事同时进行，并不相互妨害。事情往往以拖延为戒，不及时办理就会造成祸患。朝廷任命臣为学官，臣最终没有取得一点功绩，只是白白辜负上天的恩施，实在无颜自处。臣的一片心意，并不希望亲眼看见盛大教化，只是私下仰慕子囊筑城守郢的心志，希望免得像荀偃那样死不瞑目。臣近来屡次陈述愚见，即使全都没有可采之处，也只是徒然烦扰天听，惭愧得辗转不安。奏表上报后，皇上于是赦免了谢晦的妇女。当时司徒王弘辅政，泰对王弘说：‘天下的事务正在扩展，而权要之位很难长久安居；您的兄弟家族盛极一时，应当深深存有谦抑退让之心。彭城王是皇帝的二弟，应当征召回来入朝，共同参与朝政。’王弘采纳了他的意见。当时旱灾还没有停止，又加上疾病流行，泰再次上表说：‘近来严重旱灾持续很久，疾病流行也没有停止，与通常的灾害相比，实在太过分了，古人认为这是君王恩泽不能流布的征兆。陛下天未亮便临朝，从不懈怠治理之道，亲自生活俭朴，劳心于百姓；按道理说，不应当招致这样的灾害。臣以为，上天对于贤明君主，正是殷切不已。陛下效法禹、汤，把百姓的过错归于自己，言语行动都发自内心，道德教化从远方传播。桑树、谷树早晨生长而当天枯死，荧惑星侵犯心宿而退去，这不只是消除灾祸，也是大大启发圣明；灵雨立即降下，百姓的看法也随之改变，天人感应到来，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陛下近来只要向上推求天意，向下考察人的谋略，太平教化仍然可以恢复旧有典范，只在于想不想、做不做罢了。大宋虽然以谦让承受天命，却还没有积累虞舜那样的治道；先帝去世的那一天，就是治道消退的开始。后来竟至继承帝位的君主被杀，贤明的藩王遭祸，九州之内徘徊不安，有志之士丧失信心；辅佐受命、接受托孤的大臣，不久却成了发动兵乱的首领。天下动荡，王道已经沦丧；如果不是出现神明英武之主拨乱反正，宗庙社稷就不再属于宋朝。改朝换代与顺应时势，意义尤其重大。因此古今所用的方法不同，拘泥于一条道路必然壅塞；大道有时隐藏在小的成就之中，求速也未必能够达到目的。’ ‘使国家根深蒂固的办法，臣的愚心还没有完全领会，因此才狂妄行事而不能闭口不言。臣既顽愚又鄙陋，不明白治理的适宜之道，加上重病，又因昏老而更加糊涂；有时说了不该说的话，却又不能不说。陛下如果能记取臣哪怕一丝一毫的诚意，那么臣即使死去也不知该把身体安置在哪里才足以报答。’ 泰广泛阅读书籍，喜爱写文章，爱护奖掖后辈，勤奋不倦。他撰写《古今善言》二十四篇以及文集，流传于世。晚年非常精心地奉佛，在住宅西面建立祇洹精舍。元嘉五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追赠车骑将军，侍中、特进、王师等职仍旧。谥号为宣侯。长子昂，早年去世。次子暠，任宜都太守。次子晏，任侍中、光禄大夫。次子晔，任太子詹事，因谋反伏法，另有传。小儿子广渊，善于写文章，任世祖抚军谘议参军，兼领记室，因晔的事受到牵连而一同被诛。王淮之，字元曾，是琅邪临沂人。高祖王彬，任尚书仆射；曾祖王彪之，任尚书令；祖父王临之、父亲王纳之，都任御史中丞。王彪之博闻多识，熟悉朝廷礼仪，从此王家世代相传，都精通江左旧事，把它们收藏在青箱中，世人称为‘王氏青箱学’。淮之兼通《礼传》，文辞丰富。起初任本国右常侍、桓玄大将军行参军。桓玄篡位后，任他为尚书祠部郎。义熙初年，又任尚书中兵郎，升任参高祖车骑中军军事、丹阳丞、中军太尉主簿，出任山阴令，以有才干闻名。因参与讨伐卢循有功，封都亭侯。又任高祖镇西、平北、太尉参军，尚书左丞，本郡大中正。宋台建立后，授御史中丞，同僚朋友都畏惧他。淮之的父亲纳之、祖父临之、曾祖彪之直到淮之，四代都担任这一职务。淮之曾写五言诗，范泰嘲笑他说：‘你只懂得弹劾奏事罢了。’淮之神色严正地回答：‘总比你们家世代承袭雄狐强些。’他因世子右卫率谢灵运杀人而不举发，获罪免官。高祖受命称帝后，授淮之黄门侍郎。永初二年，他上奏说：‘郑玄注《礼》，认为三年之丧到二十七个月才除服，古今学者多认为合乎礼制。晋初采用王肃的意见，祥祭、禫祭合在一个月举行，因此二十五个月便除服，后来遂成为制度。自江左以来，只有晋朝实行这种制度；士大夫大多遵从郑玄的义理。先王制定礼制，是为了充分顺应众人的心情。居丧本应宁可忧戚，这在前代训诫中已有明文。如今大宋开创太平，万物都得到治理。臣愚见认为，应当顺应人情，以郑玄的义理作为制度，使朝廷和民间实行同一礼制，这样各家就不会有不同的风俗。’皇帝采纳了。升任司徒左长史，出任始兴太守。元嘉二年，任江夏王义恭抚军长史、历阳太守，代理州府事务，安抚怀柔合乎事理，军民都感到便利。不久入朝任侍中。第二年，调任都官尚书，改兼领吏部。他性情严峻急躁，很失士大夫的声望。出任丹阳尹。淮之精通旧有礼仪制度，有问必答。当时大将军彭城王义康录尚书事，常感叹说：‘哪里需要高谈玄虚？只要得到像王淮之这样的两三个人，天下便可以治理了。’但淮之缺少风采和清誉，不受当时名流看重。他撰写《仪注》，朝廷至今仍遵照使用。元嘉十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追赠太常。儿子兴之，任征虏主簿。

译王韶之，字休泰，是琅邪临沂人。曾祖王暠，任晋朝骠骑将军；祖父王羡之，任镇军掾；父亲王伟之，任本国郎中令。韶之家境贫寒，父亲任乌程令，他便因此居住在县境内。他喜爱史籍，广泛涉猎，见闻丰富。起初任卫将军谢琰行参军。王伟之年轻时就有志向和抱负，当时的诏命、表奏，总是亲自书写；泰元、隆安年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编写记录下来。韶之因此私下撰写《晋安帝阳秋》。书成后，当时人认为他适合担任史官，于是授任著作佐郎，让他续写后来的史事，一直写到义熙九年。他善于叙事，文辞议论都很可观，是后代的佳史。升任尚书祠部郎。晋帝自孝武帝以来，常住在内殿，武官主书在宫中传递呈奏；又由一名省官掌管诏诰，任职于西省，因此称为西省郎。傅亮、羊徽先后主持西省事务。韶之转任中书侍郎。安帝去世时，高祖派韶之与安帝身边的人秘密给安帝进鸩毒。恭帝即位后，升任黄门侍郎，兼领著作郎，西省职务仍旧。各种诏书奏章，都是他撰写的。高祖接受禅让后，加授骁骑将军、本郡中正，黄门侍郎仍旧；解除西省职务，重新掌管《宋书》。有司奏报，东冶的士人朱道民擒获三名叛乱士人，按照惯例应释放遣返。韶之启奏说：‘尚书金部的奏事如上，这实在是只顾一时权宜制度而忘记长远大计，恐怕不是治理国家、重视根本的良法。臣考察旧制，因罪抵补为士的条文共有十多条，虽然各条有同有异而不混乱，但轻重确实不同。至于诈称父母死亡、诬陷父母淫乱、破坏伦理、反叛这四条，实际上已经穷尽悖乱和叛逆，人伦道理也已经完全丧失。即使施以不同于常制的刑罚，仍不足以堵塞这种最大的罪行。如今既然保全了他们的首领，恩德已经很厚，难道还可以再让这些徒隶脱离刑籍，放宽束缚，在当年便和普通编户一样，按年龄列入平民之中吗？臣担心这种制度一旦长久实行，损害实在很大。如今圣明教化正在更新，崇尚根本而抛弃末节，一切法令都应当详细修订。臣愚见认为，这四条不应施加赎罪的恩典。’侍中褚淡之赞同韶之的三条意见，但认为其余仍应照旧。诏令批准了。韶之又驳斥员外散骑侍郎王实之请求休假的奏事，说：‘臣考察旧制，群臣家中有私事，允许合并请急假六十天。太元年间修改制度，每年赐假一百天；如果家住千里之外，还允许合并请到下一年，合计二百天。这大概只是一时的法令，并不是经久通行的原则。会稽虽然路程超过千里，却还不足以成为困难；休假一百天后返回，事情自然足以办完。如果私人事务确实不同，就应当自己上表说明情况请求解释，怎么可以名列朝班，却长久滞留在私人家中？臣等共同议论，认为不应准许。至于家在黄河、洛水流域以及岭南、沔水、汉水一带的人，道路险阻而且遥远，还应另定条款等级，请交给尚书详细制定制度。’皇帝采纳了。他因玺印封署错误获罪，免去黄门侍郎，事情记载在《谢晦传》中。韶之撰写晋史时，为王珣作《货殖传》，又记载王廞作乱。王珣的儿子王弘、王廞的儿子王华都显贵发达，韶之害怕被他们陷害，便深深结交徐羡之、傅亮等人。少帝即位后，升任侍中，骁骑将军仍旧。景平元年，出任吴兴太守。徐羡之被诛后，王弘入朝任宰相，兼领扬州刺史。王弘虽然没有与韶之断绝关系，但他的几个弟弟中那些过去与韶之不相识的，也都不再和他往来。韶之在郡任职时，常担心被王弘依法纠察，早晚勤勉自励，因此政绩非常好，王弘也压抑自己的私怨。太祖两次称赞他。他在任多年，被称为良吏，增加俸秩为中二千石。元嘉十年，征召入朝任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因离任吴兴郡时向旧日下属索取送行礼物获罪，免官。十二年，再次出任吴兴太守。这年去世，享年五十六岁。太祖庙七庙的歌辞，是韶之撰写的。他的文集流传于世。儿子王晔，任尚书驾部外兵郎、临贺太守。荀伯子，是颍川颍阴人。祖父荀羡，任骠骑将军；父亲荀猗，任秘书郎。伯子年轻时好学，广泛阅读经书和传记，但性情旷达率真，喜欢玩各种杂戏，常在乡里游荡，因此失去了进入清贵仕途的机会。后来解除平民服装，任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著作郎徐广看重他的才学，举荐伯子和王韶之一起任著作佐郎，协助撰写晋史以及桓玄等人的传记。升任尚书祠部郎。义熙九年，他上表说：‘臣听说，罪过在于没有留下后代，臧文仲因此深为叹息；伯氏失去封邑，是管仲称许其仁义的原因。功劳很高的，百世也不能使其泯灭；滥加的赏赐，不应让它在一天之内便成为定制。因此太傅钜平侯杜祜，明德通达贤能，是宗室大臣中无可比拟的，功勋足以辅佐天命，功成于平定吴国；但他的后代断绝，祭祀无所托付。汉朝因为萧何是开国元勋，所以后代绝嗣便总有人承袭其封。臣愚见认为，钜平侯的封国应当同酂侯国一样承继。因此太尉广陵公陈淮，结党辅佐孙秀，使祸患降临淮南，却私自享有大国封赏，因罪反而得利。当时西晋政治刑法失当，中兴之后又因循而没有夺去他的封国。如今王道正在更新，难道可以不大力分辨善恶是非吗？臣认为，广陵国应当削除。又如太保卫瓘，本来爵封萧阳县公，遭受横祸后，随着弟弟官秩提升，先追赠兰陵郡公，后来又改为江夏郡公。中朝公卿辅弼大多不得善终，卫瓘功德并不特殊，也没有理由独自得到偏厚的赏赐，应当恢复原来的封爵，以端正国家法典。’诏令交给门下省处理。前散骑常侍、江夏公卫玙上表为自己申辩说：‘臣的先祖、故太保卫瓘，在魏咸熙年间，太祖文皇帝任首辅时，被封为萧阳侯；大晋接受禅让后，进爵为公。历任官职至太保，总录朝政。当时贾庶人和诸王掌权，嫉恨卫瓘的忠贞节操，因此楚王司马玮假传诏书给他带来灾祸。前朝因为卫瓘秉性忠正，又有伐蜀的功勋，所以追封兰陵郡公。永嘉年间，东海王司马越食邑兰陵，卫瓘改封江夏，户数封邑照旧。臣的高祖散骑侍郎卫璪，是〔此处‘囗之’疑有脱字〕的嫡孙，承继封爵。中宗元皇帝又因曾祖故右卫将军卫崇而令其承袭，一直传到臣这一代。臣听说祠部郎荀伯子的表章，想贬降爵位，恢复为萧阳侯。赵氏的忠贞，恩宠延及数代；汉高祖开国封爵，曾发誓要使功臣与山河同存。臣愿陛下记取过去的功勋，施加无穷的恩惠，请将臣的表章发下外廷，交付有关部门共同详议。’颍川人陈茂先也上表说：‘祠部郎荀伯子说臣七世祖太尉陈淮因祸及淮南，不应滥受赏赐。考察先臣曾因铲除贾谧而封海陵公，此事发生在陈淮遭淮南之祸以前。后来广陵国虽处于动乱时期，臣祖才开始蒙受特殊恩遇，历任元、凯之职。后来他被贬到远方，才改封为平州，却仍没有被撤除封国，实在是因为先人的功勋深厚重大，百世不能泯灭。如今圣明统治天下，贤能辅弼接连兴起，却没有人提出疑议，认为这是滥赏。臣身份微贱，尚未列入人的伦次；刚刚努力求得生存，又兼承封爵。愿陛下从长远考虑先人的旧功，特别加以怜察。’诏令都交给门下省处理，但没有施行。

译伯子任世子征虏功曹、国子博士。他的妻弟谢晦推荐提拔他，入朝任尚书左丞，出任临川内史。车骑将军王弘称赞他说：‘深沉稳重而不浮华，有平阳侯的风度。’伯子常常自夸门荫资历优美，对王弘说：‘天下的富贵子弟，只有使君和下官罢了。宣明之类的人，不值得计算在内。’升任散骑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说：‘臣看见百官的位次，陈留王在零陵王之上，臣愚昧地私下认为有疑问。从前周武王攻克殷，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帝尧的后代于蓟，帝舜的后代于陈，夏后氏的后代于杞，殷王室的后代于宋。杞、陈都成为列国，而蓟、祝、焦却没有听闻。这说明尊崇所承继的先代，确实优于久远时代的显赫先人。因此《春秋》排列诸侯次序时，宋国位居杞、陈之上。考察近代，事情也有根据。晋泰始元年，诏令赐山阳公刘康的兄弟一人关内侯爵位，赐卫公姬署、宋侯孔绍的儿子各一人驸马都尉。泰始三年，太常让博士刘跂等人议论，称卫公姬署在大晋属于三恪之列，应当降称侯爵。’ 臣认为，零陵王的位次应当在陈留王之上。’皇帝采纳了。升任太子仆、御史中丞，任职勤勉谨慎，有不顾自身的声誉；在朝廷上神色严正，朝内朝外都畏惧他。他所弹劾奏举的人，没有不极力诋毁他的，有时还牵连到祖父和父亲，以显示自己切直；又常夹杂嘲弄戏谑，所以世人因此非难他。出任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元嘉十五年，死于任上，享年六十一岁。文集流传于世。儿子赤松，任尚书左丞，因属于徐湛之一党，被元凶杀死。伯子的族弟王昶，字茂祖，与伯子相隔五代，已经出了服亲范围。元嘉初年，凭借文章义理的才能任中书郎。王昶的儿子王万秋，字元宝，也凭才学显达。世祖初年，任晋陵太守。因在郡中建立华林阁，设置主书、主衣，下狱后免官。前废帝末年，任御史中丞，死于任上。史臣说：美好的声名和声望，是《诗经》作者用来歌咏的；有礼制、有法度，是前代谋略借以流传美名的原因。荀氏、范氏和王氏二家，虽然凭学问义理显达，但在朝廷中的声誉并不宏大，大概是因为才力有余而智慧不足，实在可惜啊！

译列传第二十一　武三王 武帝有七个儿子：张夫人生少帝，孙修华生庐陵孝献王义真，胡婕妤生文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义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献王义恭，孙美人生南郡王义宣，吕美人生衡阳文王义季。义康、义宣另有传。庐陵孝献王义真仪表俊美，神情秀逸清朗。起初封为桂阳县公，食邑一千户。十二岁时，跟随北伐大军进军长安，留守栢谷坞，授员外散骑常侍，没有接受任命。关中平定后，高祖商议想要东归，但诸将出征服役已经很久，都有回归的愿望；只留下偏将，又不足以镇抚安定人心，于是任义真代理都督雍、凉、秦三州的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任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谘议参军、京兆人王修任长史，把关中的事务交给他处理。高祖将要返回时，三秦父老到门前流泪诉说：‘残留下来的百姓没有沾受王化，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如今才开始见到衣冠人物，正仰望圣上的恩泽。长安的十座陵墓，是您家的祖坟；咸阳宫殿数千间，是您家的房屋。舍弃这里，您还要到哪里去呢？’高祖对此很怜悯，安慰劝解他们说：‘我奉朝廷命令，不能擅自留下。感念诸位眷恋故土的心意，现在留下我的第二个儿子，让文武贤才共同镇守这里。’临行时，亲自握着义真的手交给王修，又让王修握着他的儿子孝孙的手交给高祖。义真不久后授任正职，加节，又进而都督并州、东秦二州以及司州东安定、新平二郡诸军事，兼任东秦州刺史。当时陇山以上的流民，大多在关中，希望借助强大的威势重新回到故乡。等到设置东秦州后，父老知道朝廷不再经营陇右、固守关中的意图，都一起叹息。而佛佛虏的寇兵接连逼近。沈田子既杀死王镇恶，王修又杀死沈田子。义真年少，赏赐身边人没有节制，王修常常削减这些赏赐，身边人都怨恨他。于是他们对义真说：‘王镇恶想要谋反，所以沈田子杀了他。如今王修又杀死沈田子，这是他也想谋反。’义真于是派身边人刘乞等杀死王修。王修字叔治，是京兆灞城人。起初南渡时见到桓玄，桓玄了解他，对他说：‘您有治理太平时代、担任吏部郎的才干。’王修死后，人心离散惊惧，没有人能够统一众人。高祖派将军朱龄石代替刘义真镇守关中，让刘义真率领轻装部队迅速返回。各位将领争相收敛财物，还装载了许多妇女和子女，车辆并列而行，缓慢前进，敌军的追骑将要赶到。建威将军傅弘之说：“您安排我们赶快前进，恐怕敌军会追上来攻击。如今携带了这么多辎重，一天走不了十里；敌军骑兵追到以后，我们拿什么来抵挡？应该丢弃车辆，轻装行进，这样才可以免于祸患。”刘义真没有听从。敌军的追兵果然赶到，骑兵有数万匹（战马）。辅国将军蒯恩负责断后，也无法阻止敌军；到了青泥，后军大败，各位将领以及府功曹王赐全都被俘。刘义真在前面，所以得以和数百人一起逃散。天黑以后，敌军不再穷追。刘义真同随从失散，独自逃到草丛中。中兵参军段宏单独骑马追寻，沿路呼喊，刘义真听出了他的声音，出来靠近他，说：“你不是段中兵吗？我在这里。”段宏非常高兴，把他背回来。刘义真对段宏说：“今天的事情，确实毫无谋划可言。然而大丈夫如果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又怎么能知道艰难呢？” 起初，高祖听说青泥战败，还没有得到义真的确切消息；先到的人来询问情况，都说：‘黑夜中奔逃溃败，无法知道是生是死。’高祖非常愤怒，定下日期准备北伐，谢晦劝谏，他没有听从。等收到段宏的启事，知道义真已经脱险，才停止北伐。义真不久任都督司、雍、秦、并、凉五州诸军事、建威将军、司州刺史，持节仍旧。任段宏为义真谘议参军，不久升任宋台黄门郎，兼领太子右卫率。段宏是鲜卑人，曾任慕容超的尚书左仆射、徐州刺史。高祖攻打广固时，他归降。太祖元嘉年间，任征虏将军、青州和冀州刺史，死后追赠左将军。当时义真将要镇守洛阳，但河南萧条，来不及修治，于是改授扬州刺史，镇守石头城。永初元年，封为庐陵王，食邑三千户，移镇东城。高祖刚登帝位，义真神色不悦，侍读博士蔡茂之问他原因，义真说：‘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太平安乐哪里值得依靠？’第二年，升任司徒。高祖身体不适，任命义真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还没有赴任，高祖就去世了。义真聪明，喜爱文章义理，却轻率妄动，没有德行功业。他与陈郡谢灵运、琅邪颜延之、慧琳道人交往异常亲密，曾说得志之日，要任谢灵运、颜延之为宰相，任慧琳为西豫州都督。徐羡之等人嫌义真与谢灵运、颜延之亲昵过分，于是让范晏从容地劝戒他。义真说：‘谢灵运空疏，颜延之狭隘浅薄，魏文帝说世上很少有人能凭名节立身。但他们在性情和才华方面各有所得，我不能忘记与他们谈论悟道和赏鉴，所以才同他们交游。’义真将要赴镇时，在东府前排列部伍。适逢国丧，义真乘坐的船只简单朴素，不如母亲孙修仪所乘的船。义真和谢灵运、颜延之、慧琳等共同观看部伍，便在船中设宴，派身边人凿通母亲船只的通道，来给自己的船使用，并夺取其中较好的部分。到了历阳，他提出许多索求；徐羡之等人常常酌量而不全部给予，他便深深怨恨执政，上表请求返回京城。而少帝失德，徐羡之等人暗中谋划废立，按次序本应轮到义真；他们认为义真轻率喧闹，不能胜任主持社稷，又利用他与少帝不和，于是上奏请求废黜他，说：臣听说，周武王的两个弟弟不和，险些使周朝难以成就；淮南王刘长悖逆放纵，祸患在强盛的汉朝兴起。无不是因为大义压倒亲恩，法令使亲情屈服。前代的事情并不遥远，是后世仁厚君主可以借鉴的教训。共叔段没有及时断除，几乎倾覆郑国；刘英被宽容养纵，祸端扩大而灾难加深。前事不能忘记，是后代君王应当牢记的鉴戒。

译据查车骑将军义真，凶狠残忍的性情从幼年便有，咸阳惨祸的恶名远近传播。先朝还因为他年少，处在绮罗纨绔之中，希望他能够改过自励；又想到骨肉亲情，希望他已经改变了心性。自从圣体不适直到病情危重，臣民忧惧惶恐，内外屏息。但他纵情赌博，沉湎饮酒，日夜不停；任意出言，屡行无礼。先帝留下的谋划，都是图谋长久稳固的，曾亲自告诫陛下，面对面诏告臣等：如果他仍不悔改，一定要加以放逐贬黜；这些严厉至极的话，还留在诏书上。然而从那时直到现在，他的行为日益严重，甚至抛弃藩屏之任，意图返回京城，暗中怀有异心，妄图得到非分的机会，逐渐聚集甲士，征集车马。陵墓的土还未干，事情仿佛就在昨天，他竟蔑弃遗诏，公开违背既定制度，整顿船桨驾船，表示要返回京城；任性专断，再也不向朝廷请示。圣恩迟疑徘徊，深深加以容忍，屡次派中使苦苦劝解。但他当面对散骑侍郎邢安泰、广武将军茅仲思肆意辱骂，讥刺皇帝、诽谤朝廷；这些事早已传遍远近，暴露在众人耳中。臣听说，野火燃烧不扑灭，蔓延的野草就难以根除；青嫩的草木不及时砍伐，最终会招致斧头。何况如今忧患深重、祸害明显，社稷的忧虑十分迫切。请完全依照晋朝武陵王的旧例办理，使顾念亲情的旨意不至于在太庙中失坠，使保全宽宥的恩德得以施于亲近骨肉。臣仰想此事，感伤悲痛，临表开写，悲咽难言。于是义真被废为庶人，迁往新安郡。前吉阳令、堂邑人张约之上疏劝谏说：臣听说，仁义存在于天下，就像中原生长豆类；道理和感化施加于万物，所以不取决于贵贱。因此郑国的颍考叔到了黄泉仍使郑庄公后悔誓言，壶关人使冤魂在湖邑得到昭雪。在这种时候，难道没有尊贵的卿士和贤能的辅臣吗？有时是事情紧迫而内心违背，有时是道路壅塞而谋略受屈，但他们何尝不愿意听取舆夫役卒的善言，接受像药石一样的劝告呢？臣虽然如草芥，只是一个普通百姓，年轻时不自量力，却很推崇为大义献身的风气；认为早晨听闻正道，即使当天践行善行而死，也胜过白头空活。因此冒犯禁令而忘记被杀之罪，披露陈述自己赤诚愚直的心意。臣恭敬地思考，高祖武皇帝诞生而具有神明英武之才，顺应时运如龙兴起；向上使天下清明，功德可与有虞氏相等，向下开拓九州，功业可与大禹相称，所以恭敬顺应天意人心，享有天下。虽然天命长久，圣躬却不能永存；陛下继承光明，接续大统，远近上下同心，藩王贤明茂盛，国家四方安宁。百姓侧耳聆听歌颂太平的声音，踮脚期待升平盛世的风尚。我私下想到，庐陵王年少时就蒙受先皇特别优厚慈爱的待遇，长大后又承受陛下亲爱和睦的恩宠。因此他心里有话必定直说，胸中所想也一定明白表达，容或违犯臣子的道义，以致招来骄纵放肆的过错。至于他的天资早熟，确实有卓越不凡的优点。应当加以宽容教养，记录他的善行而遮掩他的过失，尽力用合乎义理的方式训导，使他的进退都循序渐进。如今却无端加以羞辱，幽禁迁徙到远郡，对上伤害了陛下兄弟之间深厚的感情，对下使远近之人惊恐失措，士人和百姓都闭口不言，各自只求保全自身。臣下伏思，大宋的兴起，虽然符合符瑞图谶的应验，但开国仓促，根基枝条尚未繁茂。应当广泛树立藩王亲戚，以道义敦厚亲睦，使兄弟之间的美德与鲁、卫二国相辉映；若龟策显示国运相同，享国都达到七百年，岂不是美事吗！陛下年富力强，考虑事情还未必周全，忽略了长远的安危筹划，任意施行一时难以忍心的处罚。特此希望陛下留神认真思考，再加以询问采纳。向上考察前代兴亡的原因，中间牢记武皇缔造基业的功业，向下顾念百姓殷切仰望的愿望，适时施行曲法宽宥，恢复庐陵王的王都和封邑。为他选择年老而有德的师傅保傅，从才德出众的人中选求四友，引导陶冶他的性情，启发通达他的聪明才智。凡是身处困苦的人，都能自我磨炼，何况庐陵王资质明朗、心思聪慧，更容易加以训导规范。况且中等贤能的人，也不能做到没有过错；过错贵在能够改正，有罪只要愿意自新即可。凭武皇所爱的儿子、陛下亲爱的弟弟，难道能因为一次过失，便使他长久沉沦、遭到弃置吗？臣谨冒死来到宫阙，伏地把这些话奏闻。只希望这片赤诚之心能得到天听，即使退下接受斧钺之诛，也无愧于地下了。奏书上报后，任命张约之为梁州府参军，不久又被杀。景平二年六月癸未，徐羡之等派使者在迁徙地杀害刘义真，当时十八岁。元嘉元年八月，诏书说：“先前庐陵王的灵柩还在远方，王国封号和封邑已经废败，我想到这些便拱手悲恸，心情如同被贯穿割裂。王的身份本已极为尊贵，地位又是皇亲中最尊贵的，怎么可以让对他的感情和礼数永远沦落，使他生死始终无所归依？可以追复他原先的封号，特意派人迎接灵柩，并让孙修华、谢妃同时回来。这些话越说越令人悲伤哽咽。”元嘉三年正月，诛杀徐羡之、傅亮等人。同日诏书说：“已故庐陵王含藏文德，履行正道，英明睿哲出于天性，道德之心内在昭明，美善的风范远播四方。他遭逢多难，立志匡正被权臣逼迫的局势；上天尚未悔除灾祸，国运又遭逢艰难险阻，群凶肆意作恶，专擅窃取国柄，暗中图谋祸乱，意外酿成了事变。朕每每长久追念这仇恨耻辱，内心含痛郁结，只是姑息养奸，使感情和礼义未能申张。如今王道已经通达，政令刑法开始分明，宣扬昭示国家体统，正当在此时。可以追赠侍中、大将军，王爵依旧。用来慰藉冤魂，稍稍申明悲痛愤懑。”又诏书说：“从前权臣凌辱放纵，成为祸乱的根基。因此，故吉阳令张约之抗疏直言，至诚慷慨，终于使大事挫败了群凶；他死在遥远的疆域，志向节操未能伸张，令人感慨万分。” 从前关老上奏，事迹见载于《汉书》；阎纂献上规谏，在晋代获得荣誉。考察他们忠贞慷慨的气概，与前人的事迹相参照，应当加以表彰显扬，以此弘扬忠义刚烈。可以赠给张约之一郡的封赏，赐钱十万、布一百匹。” 刘义真没有儿子，太祖让第五子刘绍、字休胤作为他的嗣子。元嘉九年，刘绍承袭庐陵王爵。刘绍年少而宽厚文雅，太祖非常喜爱他。元嘉二十年，出任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当时十二岁。元嘉二十二年，入朝，加赐棨戟，进号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将军、南徐州刺史，赐鼓吹一部。尚未赴任，又调任扬州刺史，将军职仍旧。索虏到达瓜步时，刘绍跟随太子镇守石头。元嘉二十九年，因患病解除职务。同年去世，时年二十一岁。遗令要求用当时的服装收殓，以素棺周身，太祖依从了他。追赠散骑常侍、镇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刺史职仍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