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
石经考，目録类二【金石之属】提要。
【臣】等谨案石经考二卷
国朝万斯同撰。斯同有《庙制图考》已著录。石经沿革异同，唐宋以来论者龃龉不一。昆山顾炎武始辑诸家之説，为《石经考》，实有剙始之功。斯同是编，悉采炎武之说又益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诸家之论，并及炎武所作《金石文字记》，亦间附以已见。虽不若杭世骏《石经考异》之详辨，而视顾氏之书已为较备。且炎武详于汉魏而略于唐宋，斯同则于唐宋石经引据特详。又斯同虽在世骏前，而世骏作《考异》时未见此书，故此书之所详者，《考异》或转未之及。要之，合三家之书，防互考证，其事乃备，固未可偏废其一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钦定四库全书石经考卷上鄞县万斯同撰
汉石经
后汉书灵帝本纪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
蔡邕传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灵帝时，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熹平四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张驯、韩説、太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碑始立，观视及摩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资治通鉴同】
儒林传自太初后【质帝年号】游学增广，太学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踈，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益衰。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废。后遂至忿争，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私文。熹平四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刻于石碑，为古文、篆、▯三体书法，以相参校，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亦程邈所献，主于徒▯，从其简易也】
张驯传张驯字子儁，定陶人。辟公府，举高第，拜议郎。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擢侍中，终大司农。李巡传【见宦官吕强传】李巡，汝阳人。灵帝时为宦官，与济隂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北海赵祐称为清志，皆在里巷，不争威权。巡以诸博士试甲乙科，争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后五经一定，争者用息。洛阳记 陆 机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毁。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名。按东汉时，五经立学官者，易则施、孟、梁丘、京四家；书则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则齐、鲁、韩三家。三礼但用仪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但用公羊，有严、颜二家。他若古文尚书、毛氏诗、左氏春秋、小戴氏礼记，后世颁之学宫者，皆不立学官。此石碑所刻书，用伏生今文【孔颖达正义，蔡邕所刻石经尚书止经文三十四篇】春秋用公羊传，宜也。礼记不立学官，何以得与诸经并刻？及考洪氏石经残碑有仪礼而无礼记，乃知洛阳记之误。且记不言诗经，而洪氏书及隋经籍志有鲁诗六卷，则是此记所遗，而石碑之残毁当不止二十有九矣。且五经之外更有论语，又用古文篆▯三体，度非四十六碑所能尽考。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言诸碑表里皆书，始得其实。然当陆机时，曹魏石经久已立，汉碑西此记何以不及？足知陆氏之疎漏，而《伽蓝记》之言不参观也。
魏石经
晋书卫恒传卫恒字巨山，安邑人，太保瓘子，仕至黄门郎，尝作《四体书势》，言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经【三国《魏志》不言立石经事，故采《晋书》补之】
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 《石经考》，目录类二【金石之属】提要。臣等恭谨考察《石经考》二卷。本朝万斯同撰写。万斯同另有《庙制图考》，已经著录。石经的沿革和异同，自唐、宋以来议论纷纭，意见不一。昆山顾炎武开始辑录诸家的学说，撰成《石经考》，确实有开创之功。万斯同这部书全部采录顾炎武的说法，又增入吴任臣、席益、范成大、吾衍、董逌等诸家的论述，也涉及顾炎武所作的《金石文字记》，间或附上自己的见解。虽然不像杭世骏《石经考异》那样辨析详尽，但与顾氏的书相比，已经更加完备。而且顾炎武详于汉、魏而略于唐、宋，万斯同则对唐、宋石经的引证特别详尽。万斯同虽然在杭世骏之前，但杭世骏撰作《考异》时没有见到这部书，因此本书所详述的内容，《考异》有时反而没有涉及。总之，合并三家的著作，互相考核验证，这件事才算完备，实在不能偏废其中任何一家。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钦定《四库全书》。《石经考》卷上。鄞县万斯同撰写。汉石经。《后汉书·灵帝本纪》。熹平四年春季三月，灵帝下诏命诸儒校正五经文字，把文字刻在石碑上，树立于太学门外。《蔡邕传》。蔡邕，字伯喈，是陈留郡圉县人。灵帝时，被征召授任郎中，在东观校勘书籍，升任议郎。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久，文字多有谬误，庸俗儒生穿凿附会，容易使后来的学习者产生疑惑和错误。熹平四年，他便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上奏，请求校正审定六经文字，得到允许。于是蔡邕亲自用朱砂把文字书写在碑上，让工匠镌刻，树立在太学门外。从此后来的儒生和晚学之士，都把它作为正确的依据。石碑刚立起时，前来观看和摹写的人，车马每天有一千多辆，堵塞了街道小巷【与《资治通鉴》相同】。《儒林传》。自太初以后【质帝年号】，游学之风扩大，太学学生达到三万多人。然而章句之学逐渐疏略，多以浮华相互推重，儒者的风气更加衰败。党人被诛杀以后，那些声名很高的贤士大多因受牵连而被流放或废弃。后来终于发展到相互忿争、彼此告发，也有人私下行贿送金，改定兰台所藏漆书经文的字，以符合自己的文章。熹平四年，灵帝于是下诏命诸儒校正审定五经，刻在石碑上，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互相参照校验，树立在学宫门外，使天下人都以此为准则【注：古文，是指孔子宅壁中发现的书；篆书，是秦始皇命程邈制作的字体；隶书，也是程邈献上的字体，主要供徒隶使用，取其简便易写】。《张驯传》。张驯，字子儁，是定陶人。被公府征召，考取高等，授任议郎。他与蔡邕共同上奏，请求校定六经文字。升任侍中，最终官至大司农。《李巡传》【见《宦官吕强传》】。李巡，是汝阳人。灵帝时任宦官，与济阴的丁肃、下邳的徐衍、南阳的郭耽、北海的赵祐一起被称为有清正志向的人，都处在民间，不争夺权势。李巡因为诸博士考试分甲乙等第、争论名次高下，彼此互相告发，甚至有人行贿，改定兰台漆书经文的字以符合自己的文章，便把这些情况报告给皇帝，请求与诸儒共同把五经文字刻在石碑上。于是灵帝下诏命蔡邕等人校正文字，此后五经文字得以确定，争论才平息。《洛阳记》 陆机。太学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宽二丈。讲堂前有石经四部碑，共四十六块。向西排列的是《尚书》《周易》《公羊传》十六块碑，现存十二块；向南排列的是《礼记》十五块碑，全部毁坏；向东排列的是《论语》三块碑，其中两块毁坏。《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的姓名。考察东汉时期，五经中设立学官的经书，《易》采用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书》采用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诗》采用齐、鲁、韩三家。《三礼》只采用《仪礼》，有大戴、小戴两家；《春秋》只采用《公羊传》，有严氏、颜氏两家。至于古文《尚书》、毛氏《诗》、左氏《春秋》、小戴氏《礼记》，后世颁行于学宫的，都没有设立学官。这些石碑所刻的书，采用伏生传下来的今文【孔颖达《正义》说，蔡邕所刻石经《尚书》只刻经文三十四篇】，春秋采用《公羊传》，是合理的。《礼记》没有设立学官，为什么能和诸经一起刻石？后来考察洪氏所记石经残碑，有《仪礼》而没有《礼记》，才知道《洛阳记》记错了。而且《洛阳记》不说《诗经》，洪氏的书以及《隋书·经籍志》却有《鲁诗》六卷，那么这就是《洛阳记》遗漏的内容，石碑残毁的数量应当不止二十九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枚〕 况且五经之外还有《论语》，又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估计不是四十六块碑所能全部容纳和考察的。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说，各碑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这样才符合实际。然而在陆机的时候，曹魏石经早已树立，汉碑在西边，《洛阳记》为什么没有提到？由此足以知道陆氏记载的疏漏，也知道他没有参看《洛阳伽蓝记》的说法。魏石经。《晋书·卫恒传》。卫恒，字巨山，是安邑人，太保卫瓘的儿子，官做到黄门郎。他曾作《四体书势》，说魏国正始年间树立了三字石经【《三国志·魏书》没有说树立石经的事情，所以采录《晋书》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