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考卷下

译《经籍志》今字石经《易》篆书三卷；今字石经《尚书》五卷；今字石经郑玄《尚书》八卷；今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今字石经《毛诗》三卷；今字石经《仪礼》四卷；今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三卷；今字石经《左传》经文十卷；今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今字石经《论语》二卷【蔡邕注】。《新唐书·郑覃传》太和年间，郑覃认为经籍文字残缺错乱，博士学识浅陋，不能加以订正，便建议说，愿意和博学大儒共同校勘刊正，依照汉代旧事，在太学镌刻石经，作为万世的法则。诏令准许，于是上表推荐周墀、崔球、张次宗、孔温业等人订正经文，刻在石上。《艺文志》今字石经《易》篆书三卷；今字石经《尚书》五卷；今字石经郑玄《尚书》八卷；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今字石经《毛诗》三卷；今字石经《仪礼》四卷；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二卷；今字石经《左传》经文十卷；今字石经《公羊传》九卷；蔡邕今字石经《论语》二卷。考察旧志，记有今字石经《易》传三卷、今字石经《尚书》五篆三卷、今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三卷，这些说法无法解释。既然说是今字，就是今天所说的楷书，为什么又说《易》篆、古篆？等到看了新志，原来写的是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三卷，这才知道旧志中的“今字”应当改为“三字”，而新志中“今字石经《易》篆传三”也应当改为“三字”。《京兆府学石经记》　黎持 汲郡吕公任龙图、主管曹陕右地区的时候，我恰好任职于雍学。有一天我拜访吕公，吕公感慨地对我说：“京兆市井之间保存着唐国子监，那里有石经，是开成年间镌刻的。唐史记载，文宗时在太学刻石，而郑覃与周墀等人校定九经文字后刻上石头；后来郑覃以宰相兼任祭酒，于是进呈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这就是今天的石经。石经原来在务本坊，自天祐年间韩建修筑新城以后，六经石经的原本就被丢弃在野外。到了朱梁时期，刘鄩镇守长安，有个幕僚尹玊羽对刘鄩说，请把石经搬入城中。刘鄩当时正防备岐军侵犯，说这不是急务。玊羽欺骗他说：‘一旦敌兵来到城下，把石经打碎做成箭杆，也足以帮助贼兵作恶。’刘鄩认为有理，于是把石经迁置到这里，也就是唐代尚书省的西边。这里与民居混杂，地势低洼，久雨时水流冲灌，刚立起来就倒下，被埋在腐土中。年代久了，石经折断残缺，我想把它迁到府学北面的窗下。于是先让人绘图送来查看。看过图以后，就命令役夫，把所有倒卧的石刻都搬到那里，按东西方向排列。明皇注《孝经》和建学碑立在中央，颜真卿、褚遂良、欧阳询、徐浩、柳公权的书法，以及偏旁字原之类，则分别布置在庭院左右。” 这地方仿佛进入东序，河图、洛书、大璧、琬琰等珍宝般的东西，灿然满目。在此以前，有个兴平僧人荒诞妄说、迷惑众人，索取财物没有满足，大尹刘希道公没收了他的财产。有人想向朝廷请求用这些财物修建慈恩寺佛塔，刘公立即建议说：“大肆装饰塔庙不是古代的做法，而兴建学校才是急务。”朝廷于是把五百千钱给了他。工程始建于元祐二年，初秋开工，到孟冬完工。门和廊序从旁边开设，中央并立两座亭子，庙宇廊庑环绕，规模不高不低，确实是故都的壮观景象，也是翰墨荟萃之地。我私下认为，六经完备地包含了天人之道，圣人留给天下后世的意旨全都在其中。自周朝末年至隋朝的一千多年间，六经已经遭遇五次灾厄；道理虽然可以流传无穷，但承载它的器物却会毁坏。只有把经文镌刻在金石上，或许才能长久保存。有唐朝的君主和宰相懂得事物有始有终，对后世的忧虑很深，所以建立石经，大概就是出于这个原因。然而，拿洛阳蔡邕石经四十六碑来看，当初刚立起来时，前来观看、摹写的人每天车乘有一千多辆，塞满街道，可以说盛况空前。可是到了范蔚宗所见之时，保存下来的才十六块，其余都毁坏磨灭了。由此才知道，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加以防护保守，即使金石坚固，也很难保证能够长久保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枚〕 这就是吕公对圣人经书有功而不可不记载的原因。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九月壬戌朔，二十日记。考察《旧唐书·文宗本纪》和《郑覃传》，都说是石壁九经；即使黎持的记文，也这样说。实际上，九经以外，还有《孝经》《论语》《尔雅》，共十二经，并不只是九经。与今天的十三经相比，只少了《孟子》；当时《孟子》还混在诸子之中，尚未与《大学》《中庸》一起列为四书。然而在这十二经之外，张参的《五经文字》、唐玄度的《九经字样》也与它们并行流传。历经五代、宋、元、明直到今天，经历了九百年，而这批刻石一点没有损失，这是因为吕公把它们安置在学校的缘故。然而汉魏石经也在学校中保存，却不到四百年就几乎残毁殆尽，这是因为洛阳是帝都，屡遭大乱；长安自唐以后不再建都，所以反而得以保存。《唐国子学石经》，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记载：《周易》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尚书》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毛诗》四万八百四十八字，《周礼》四万九千五百一十六字，《仪礼》五万七千一百一十一字，《礼记》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传》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八字，《谷梁传》四万二千八十九字，《孝经》二千【阙】百【阙】十三字，《论语》一万六千五百九字，《尔雅》一万七百九十一字；另有张参《五经文字》、唐玄度《九经字样》。九经连同《孝经》《论语》《尔雅》以及《字样》等，总计六十五万二百五十二字，现今在西安府儒学。石碑上有一行年代缺失，题名十行写道：“开成二年丁巳岁，月次于玄日，维丁亥。”书写石经的学生、前四门馆明经臣【阙】；书石官将仕郎、守润州句容县尉臣段绛；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秘书省正字臣栢嵩；校勘兼看书上石官将仕郎、守四门助教臣陈庄士；复定字体翰林待诏、朝议郎、权知沔王友、上柱国、赐绯鱼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专知都勘定经书、检校刊勒上石、朝议郎、守国子毛诗博士、上柱国臣章师道；朝散大夫、守国子司业、骑都尉、赐绯鱼袋臣杨敬之。”

译总校检官银青光禄大夫【阙】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使、监修国史、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臣郑覃【官衔缺十字，《九经字样》说：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国子祭酒、平章事郑覃】。考察《旧唐书》，开成元年正月，中书门下奏称：起居舍人、集贤殿学士周墀，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兵部员外郎、集贤殿直学士崔球等，共同勘校《经典释文》。又说命率更令韩充详细审定石经。《新唐书》记载的六人中列有周墀等四人，但碑上并没有记载他们。《旧唐书·文宗纪》记载，开成二年，宰相兼判国子祭酒郑覃进呈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当时皇帝喜好文章，郑覃用经义启发引导他，逐渐压倒文学之士，于是上奏设置五经博士，依照汉代蔡邕刊碑的做法，把石经排列在太学，创立石壁九经。儒生们校正其中的错误，皇帝又命翰林勒字官唐玄度重新校定字体。字体又不合乎师法，所以石经建立后几十年，名儒都不去看，认为其中的芜杂错误太多。旧史的评论如此，我起初读到时对此感到疑惑。后来又见《新唐书》没有贬斥的话，便以为石壁九经即使比不上古人所刻的石经，又有什么根据说它不如寺庙碑碣呢？等到得到石经原本并详细校勘，才知道经文中的错误不止一处，刘昫的话并没有说错。现略记如下。《周易》：“君子以裒多益寡”，石经把“裒”误写作“褒”。“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把“言”误写作“存”。“其孰能与于此哉”，脱去“于”字。《周易·系辞下》第八，脱去“下”字。“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文多了一个“也”字。“力小而任重”，把“小”误写作“少”。“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把“其”误写作“于”。“决必有所遇”，脱去“所”字。“蛊则饬也”，把“饬”误写作“饰”。“丰多故亲寡，旅也”，把“故”下多写了一个“也”字。“姤遇也”，把“姤”误写作“遘”。其中有些字虽然与正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终来有他，吉”，把“他”写作“它”；“刚徤笃实，辉光”，把“辉”写作“煇”；“君子以治历明时”，把“历”写作“歴”；“可与祐神矣”，把“祐”写作“佑”；“其受命也如响”，把“响”写作“向”；“兼三才而两之，三才之道也”，把“才”写作“材”。其中有些字在前后写法不同：“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系于包桑”【《系辞下》同】，其中的“包”都写作“苞”；“包有鱼、包无鱼、以包、包瓜”中的“包”都写作“包”。“问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也、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辞、困德之辨也、井以辨义、辨是与非”中的“辨”都写作“辩”；“君子以类族辨物、剥牀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复小而辨于物”中的“辨”都写作“辨”。其中有些是旁注的字：“至静而德方”中，在“德”字下旁注增添一个“也”字；“贲亨，小利有攸往”中，在“利”字下旁注增添一个“贞”字。其中有些字先前写错，后来已经改正：“略例筌”把“筌”误写作“荃”；“愈”误写作“喻”；“二无”误写作“无”；这些都已经按照错误之处改正了。其中标题《周易·系辞上》第七、《周易·系辞》第八、《周易·说卦》第九，都是八分书；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杂卦》第十一，都是正书。虽然依照古注把它们附在第九篇之内，但以正书另行区别，终究似乎不妥。《尚书》：“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把“乃父”误写作“先父”，“孙”字上多了一个“子”字。“臣下罔攸禀令”，把“令”误写作“命”。“若药弗瞑眩”，把“药”误写作“乐”。“王乃狥师而誓”，把“狥”误写作“循”。“乃汝世讐”，把“世”误写作“誓”。“太保乃以庶敫攻位于洛汭”，把“攻”误写作“公”。“用端命于上帝”，把“于”误写作“予”。其中有些字虽然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敢对扬天子之休命”，石经没有“之”字。其中有些是旁注的字：“予有乱臣十人”中，“臣”字为旁注；“惟妇言是用”中，“是”字为旁注；“释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闾”中，在“干”和“容”字下各增添一个“之”字。《诗经》：“昔育恐育鞠”，把“鞠”误写作“鞫”。《小戎序》：“国人则矜其车甲”，把“甲”误写作“田”。“舒懮受兮”，把“懮”误写作“忧”。“予尾翛翛”，把“翛”误写作“脩”。“戎车既饬”，把“饬”误写作“饰”。“鞠为茂草”，把“鞠”误写作“鞫”。“以祈黄耇”，把“祈”误写作“祁”。“凉曰不可”，把“凉”误写作“谅”。“鞠哉庶正，鞠人忮慝”，两个“鞠”都误写作“鞫”。“无此疆尔界”，把“界”误写作“介”；“侯疆”，把“侯理疆”误写作“彊”。其中有些字虽然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雝雝鸣雁”，把“雝”写作“雍”；“之死矢靡他”，把“他”写作“它”；“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写作“不我知”，两章相同；“和鸾雝雝”，把“雝”写作“雍”；《何人斯》序：“故苏公作是诗以绝之也”，把“以”写作“而”；“维尘雝兮”，把“雝”写作“雍”；“既匡既敕”，把“敇”写作“勅”；“其政不获”，依从郑玄笺把“政”写作“正”；“尚不愧于屋漏”，把“愧”写作“媿”；“于彼西雝，肃雝和鸣，有来雝雝”，其中的“雝”都写作“雍”；“屡丰年”，把“屡”写作“娄”。其中有些是旁注的字：“女虽湛乐”，在“乐”字下增添一个“克”字；“自今以始，岁其有”，在“有”字下增添一个“年”字；“曰商”，在“商”字下增添一个“王”字。先前写错、后来已经改正的有：“抱衾与裯”，把“裯”误写作“稠”；“不瑕有害”，把“瑕”误写作“遐”；“鳣鲔发发”，把“发”误写作“拨”；“噂沓背憎”，把“噂”误写作“蹲”；“如彼遡风”，把“遡”误写作“愬”；“駉駉牡马”，把“牡”都误写作“牧”；这些都已经按错误之处改正。“云何其旴”，脱去了“其”字，后来补上。《周礼》：“女史八人”，把“史”误写作“使”。“太宰三曰郊甸之赋”，把“郊”误写作“邦”。“内飨豕盲视而交睫”，把“豕”误写作“施”。“典枲掌布缌缕纻之麻草之物”，把“缌”误写作“丝”。“牛人军事共其犒牛”，把“犒”误写作“槁”。“司市市司帅贾师而从”，把“贾”误写作“胥”。“肆长掌其戒令”，把“令”误写作“禁”。“鞮鞻氏府一人”，把“一”误写作“八”。“鬯人禜门用瓢赍用”，把“禜”误写作“明”。“司几筵设筦筵纷纯筵”，把“筵”误写作“席”。“大司乐大防”，把“防”误写作“磬”。“王大食三侑”，把“侑”误写作“宥”。“大帅令奏鼔▯”，把“鼔”误写作“瞽”。“大祝四曰禜”，把“禜”误写作“荣”。“司常家各象其号”，把“象”误写作“相”。“凡以神仕者”，把“仕”误写作“士”。“小子史二人”，把“二”误写作“一”。“大司马旗居卒间”，把“居”误写作“车”。《考工记》中“妢胡之笴”一句，原文把“笴”误写成了“笱”；“矢人前弱则俛”一句，原文把“俛”误写成了“勉”。

译其中有些字虽然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医师疕疡者”，在“疕”字上多了一个“有”字。“野庐氏有相翔者诛之”，在“诛”字上多了一个“则”字。“邦之大师”，在“大”字上多了一个“有”字。“庭氏以救日之弓与救月之矢射之”，在“射”字上多了一个“夜”字。《仪礼·士冠礼》：“防柶兴”，把“防”误写作“建”。《乡射礼》：“司射适堂西，袒决”，把“袒”误写作“祖”。“福髤横而奉之”，把“奉”误写作“拳”。《大夫与士射》：“袒纁繻”，把“纁”误写作“熏”。《燕礼》：“右祭脯醢”，把“脯”误写作“酺”。《大射仪》：“宾升成拜”，把“拜”误写作“败”。“坐授瑟，乃降”，把“授”误写作【缺字】。“受聘”一条，《礼宾》篇已经校改；“公事复见”一句中“讶”字，误作“之”。《公食大夫礼》篇“陈鼎于碑南，南面西上”一句，脱了一个“南”字。《觐礼》篇天子赐舍时称“伯父”，脱了“曰”字。《士丧礼》篇“祭服不倒”一句，“倒”误作“到”。《少牢馈食礼》篇“如筮日之仪”，“仪”误作“礼”。“主妇被赐衣”一句。“侈袂移”一句，“移”误作“移”（以下同）。《祝》篇“延尸”，“延”误作“筵”。《有司彻》篇“二手执挑，七枋挑”，“挑”误作“桃”。“主妇洗爵于房中”，脱了“爵”字。“主妇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妇爵以降”一句，误作“受尸爵”。“主人降洗爵”，“爵”误作“觯”（以下“主人实爵”也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脱了“爵”字。其中有些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乡射礼》“适左，介中亦如之”，“亦”也作“皆”。《燕礼》“小臣又请媵爵者二大夫，螣爵如初”，“大夫”下面另有“二”字。《礼记·御删定》把《月令》排在《曲礼》之前。《月令》“人乃迁徙”，“徙”误作“徒”；“其器闳以奄”，“奄”误作“掩”。《檀弓上》“周公盖祔”，“祔”误作“附”。《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误作“亦”。《礼器》“飨帝于郊而风雨节寒暑时”，脱了“节”字。《学记》“燕辟废其学”，“辟”误作“譬”。《丧大记》“甥子出寝门外”，脱了“外”字。“子、大夫、公子、众士食粥”，脱了“众士”二字。《祭义》“父母爱之，喜而弗忘”，“喜”误作“嘉”。《哀公问》“如此则国家顺矣”，脱了“则”字。《坊记》“民犹薄于孝而厚于慈”，“犹”字下面多了一个“有”字。《中庸》“待其人而后行”，“而”误作“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脱了“之”字。《缁衣》“有国家者章善▯恶”，脱了“家”字。《儒行》“愼静而尚寛”，脱了“而”字。《大学》“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五处“辟”字都误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误作“介”。其中有些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檀弓上》“有亡恶乎齐”，“亡”作“无”。“岁一漆之”，“一”作“壹”。《乐记》“非听其鉴锵而已也”，“锵”作“鎗”。《杂记上》“客立于门西”，“于”作“于”。《杂记下》“泄柳之母死”，“泄”作“世”。《丧大记》“命妇汜拜众宾于堂上”，“于”作“于”；“主人先俟于门外”，“于”作“于”。《中庸》“可一言而尽也”，“一”作“壹”。《问丧》“祭之宗庙，以鬼享之”，“享”作“飨”。《大学》“尧舜帅天下以仁”，两个“帅”字都作“率”。《昏义》“祖庙既毁，教于宗室”，“于”作“于”。《射义》“是以君臣以作故”。其中有些字先前有误，后来已经改正：《学记》“教人不尽其材”，“材”误作“才”；“故人不耐无乐”，“耐”误作“能”，都已经按原来的错误改正。《春秋左传》隐公元年“且告之悔”，“且”误作“具”。五年“僖伯称疾不从”，“疾”误作“侯”。十年“伐戴”，“戴”误作“载”。桓公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误作“政”。六年“楚之羸”，“羸”误作“嬴”。“以类命为象”，“类”误作“德”。闵公二年“从曰抚军”，“军”误作“国”。僖公三年“公子友如齐涖盟”，“涖”误作“泣”。四年“拜胙于公”，脱了“胙”字。“姫寘诸宫六日”，“宫”误作“公”。“公杀其傅杜原欵”，“傅”误作“传”。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误作“故”。十四年“公怒止之”，“止”误作“上”。十五年“辂秦伯”，“辂”误作“辖”；“使郤乞告瑕吕饴甥且召之”，“且”误作“国”。二十五年…… “昏而傅焉”，“傅”误作“传”。二十七年“责无礼也”，“责”误作“青”。“郤縠可”，“縠”误作“谷”。三十一年“晋新得诸侯”，“新”字后原文缺误校字。“亲，东傅于齐”，“傅”误作“传”。三十三年“入险而脱”，“入”误作“人”；“为从者之淹”，“淹”误作“流”。文公元年“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锡”误作“赐”；“享江□□”误作“芊”。二年“废六关”，“关”误作“阙”。七年“寘文公子焉”，“焉”误作“曰”。十二年“太子以夫种与郕邽来奔”，“邽”误作“封”。宣公二年“晋赵盾弑其君夷臯”，“弑”误作“杀”。三年“晋侯伐郑及郔”，“郔”误作“延”；“商纣暴虐”，“纣”误作“讨”。十四年“秋公如齐”，“秋”误作“利”。六年“离卦”误刻作“同人”。八年“杀诸绛市”，“绛”误作“终”。十二年“晋师在敖鄗之间”，“师”误作“帅”。十五年“吾获……” “狄土”，“土”误作“士”。十七年“盟于卷”，“卷”误作“巷”；“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乎”误作“平”。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虐”字上多了一个“内”字。成公二年“及齐师战于新筑”，“师”误作“侯”；“且辟左右”，“且”误作“旦”。七年“寻虫牢之盟”，“虫”误作“蛊”。十七年“楚公子櫜师袭舒庸”，“櫜”误作“橐”。襄公十年“子蟜曰”，“蟜”误作“娇”；“今伐其师”，“今”误作“令”。十四年“士鞅反”，“反”误作“及”。十七年“苟过华臣之门必骋”，“骋”误作“聘”。十九年“而视不可含”，“含”误作“舍”；“所不嗣事于齐者”，“事”误作“是”；“天子令德”，“天”误作“夫”。二十一年“栾盈过于周”，“过”字上多了“奔楚”二字。二十三年“邾畀我来奔”，“畀”误作“卑”。二十五年“先夫当之矣”，“夫”误作“天”；“井堙木刋”，“堙”误作“烟”；“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卒”误作“兵”。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误作“余”；“免余复攻甯氏”，“余”误作“余”。二十八年“重兵之盟未可忘也”，“忘”误作“志”；“使析归父告晏平仲”，“晏”误作“宴”；“文子使召之”，“召”误作“君”；“庆氏之马善惊”，“马”误作“焉”。“武王有乱臣十人”，脱了“臣”字。

译此处文字中有大量误字，现依次说明：三十年“蔡景侯为太子般娶于楚”，“娶”误作“聚”；“单公子愆期”，“期”误作“旗”；“驷带追之”，“驷”误作“四”。昭公元年“今武犹是心也”，“今”误作“令”。二年“齐使上大夫送之”，“送”误作“逆”；“少姜有宠而死”，“姜”误作“齐”；“知而复从”，“复”误作“弗”。四年“恃险与马”，“马”误作“焉”。五年“娶于子尾氏”，“娶”误作“聚”；“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若”误作“苦”。九年“无囿犹可”，“囿”误作“宥”。十三年“隠太子之子庐归于蔡”，“庐”误作“卢”。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宗”误作“宋”。二十年“余不忍其訽”，“訽”误作“询”；“取人于萑苻之泽”，“苻”误作“符”。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愤，感实生疾”，“感”误作“咸”。二十二年“士平出奔楚”，“士”误作“氏”；“边邛为大司徒”，“邛”误作“印”。二十五年“季公鸟生申”，“申”误作“甲”。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误作“▯”。定公元年“荣驾鵞”，“驾”误作“驾”。三年“及邾子盟于防”，“防”误作“技”。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误作“伐”。十年“驷赤谓侯犯曰”，“赤”误作“亦”。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杀”误作“弑”；“蔡昭侯将如呉”，“蔡”误作“葬”。十六年“与晋人谋袭郑”，“晋”误作“为”。二十三年“有不腆先人之产马”，“马”误作“焉”。二十六年“四方其训之”，“训”误作“顺”。其中有些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宣公二年“以视诸朝”，“视”作“示”。哀公十六年“此事，克则为卿”，“事”字下面有“也”字。其中有后续增添的文字：昭公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毁其西南”之后，增添了“子朝奔郊”四字。《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以名？字也。”在“字”上多了一个“不”字。二年：“妇人谓嫁曰‘归’”，“嫁”误作“稼”。三年：“曷为或言‘崩’或言‘薨’？”上面脱了一个“或”字；“生毋相见，死毋相哭”中两个“毋”字都误作“母”；“死毋”误作“毋死”。六年：“吾与郑人末有成也”，“末”误作“未”（以下同）。十年：“宋人、蔡人、卫人伐载”，“载”误作“戴”。桓公二年：“曰‘有’，有则此何以书？”脱了一个“有”字；“隠贤而桓贼也”，“贼”误作“贱”。庄公十九年：“此其言‘遂’何？”脱了“其”字。二十五年：“求乎隂之道也”，“隂”误作“隠”。三十二年：“狄伐邢”，“邢”误作“刑”。僖公四年：“南夷与北狄交”，误作“北夷”。六年：“此其言‘围’何？”“围”字下面多了一个“者”字。二十六年：“乞师者何？”脱了“师”字。三十年：“归恶乎元咺也”，“乎”误作“于”。三十三年：“百里子与蹇叔子”，“百”误作“伯”。文公四年：“其谓之逆妇姜于齐何？”“何”误作“河”。宣公十五年：“然后归尔”，“尔”误作“耳”。成公十五年：“成公幼”，“防”误作“忧”；“臧宣叔者相也”，“叔”误作“公”。襄公十四年：“邾娄人于戚”，脱了“人”字。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误作“三”。十九年：“为其骄蹇”，“为”误作“或”。二十九年：“许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面脱了“子”字。昭公九年：“其言‘陈火’何？”脱了“陈”字。定公元年：“立炀宫”误作“公”。四年：“而忧中国”，“而”误作“其”。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杀”误作“弑”。六年：“齐国夏及高张来奔”，“高”字上多了一个“齐”字。十四年：“颜渊死，子曰”，“子”字上多了一个“孔”字。其中有些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隐公四年“隠公曰否”，作“隠曰吾否”。桓公六年“简平徒也”，“徒”作“马”；“淫乎蔡乎”，作“于”。十一年“蔡仲者何？郑相也”，“相”字上有“之”字。文公六年“何以谓之天，无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面又有“是月”二字。宣公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误作“如”。十年“未絶于我也”，“于”作“于”。十二年“是以君子笃于礼而薄于利”，“下”字作“于”。成公二年“得一贬焉尔”，“一”作“壹”。襄公十二年“春王正月”。“正”误作“三”。二十九年“尔杀吾君”，“杀”作“弑”。三十一年“于是负孝公之周，愬天子”，“愬”作“诉”。十四年“有麏而角者”，“麏”作“麕”。其中有些字先前有误，后来已经改正：桓公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误作“月”。闵公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中的“弑”字都误作“杀”。僖公十三…… 年“葬陈宣公”，“宣”误作“桓”。成公二年“及齐侯战于鞌”，“侯”误作“师”。昭公二十五年“庆子免君于大难矣”，脱了“矣”字；这些都已经按原来的错误改正。《春秋谷梁传》隐公元年“父者何，傅也”，“傅”误作“传”。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误作“伐”。九年“所侠也”，“侠”误作“挟”。庄公七年“则是雨说也”，“雨”误作“两”（以下同）。僖公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误作“士子”。二十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战”，脱了“有”字。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误作“齐侯”。文公二年“内大夫可以防外诸侯”，脱了“外”字。三年“王子虎卒”，误作“壬子”。宣公八年“以讥乎宣也”，“讥”误作“饥”。襄公元年“晋侯使荀防来聘”，“防”误作“婴”。二年、三年相同。三年“诸侯始失正矣”，“正”误作“王”。六年“立异姓以涖祭祀”，“立”字上多了一个“非”字。哀公元年“此该之变而道之也”，“该”误作“郊”；“六者入者内弗受也”，“弗”误作“不”（以下同）。其中有些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僖公十七年“桓公尝有存亡继絶之功”，脱了“公”字。文公六年“处父主境上事”，“事”字上多了一个“之”字。成公五年“率羣臣而哭之”，前一个作“率”，后一个作“帅”。其中先前有误、后来改正的地方很多，这里不一一记载。《论语》：“赐也，尔爱其羊”，“尔”误作“女”。“不知其仁”，“仁”误作“人”。“子使漆雕开仕”，“雕”误作“雕”。“再斯可矣”，“斯”误作“思”。“三人行”，“三”字上多了一个“我”字。“必有我师焉”，“有”误作“得”。

译“冉有、子贡侃侃如也”，“有”误作“子”。“告夫三子”，“三”字上多了一个“二”字。“可与言而不与之言”，脱了“之”字。“称诸异邦曰‘寡小君’”，“诸”误作“谓”。“何德之衰”，下面多了一个“也”字。其中有些字与今文不同，但两种写法都通用：“女得人焉尔乎？”“尔”作“耳”。“人洁已以进”，“洁”误作“絜”。其中有先前脱漏、后来补入注文的地方：《阳货》篇“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尔雅》中，“替戾底废”误作“底厎”；“翿纛也”，“翿”误作“翢”；“皇华也”误作“华皇”；“赫兮咺兮”，“咺”误作“烜”；“是刈是濩”，“濩”误作“获”；“木谓之虡”，“木”误作“本”；“何鼓谓之牵牛”，“何”误作“河”；“泽乌蘾”，“蘾”误作“薞”；“莩蔴母”，“莩”误作“茡”；“檴橐含”，“檴”误作“攫”；“柷州木”，“柷”误作“祝”；“鱼尾谓之丙”，在“尾”上添了一个“之”字；“燕白脰鸟”，“鸟”误作“乌”；“杨鸟白鷢”，“杨鸟”误作“鸉”；“鸢鸟丑鸟”，“鸟”误作“乌”；“鸟鹊丑鸟”，“鸟”误作“乌”；“▯大”，“▯”误作“大麕”。各经中“虎”字都缺少末笔，写成“□□□□□□□□”，相关字也都如此，这是为了避太祖的讳。“渊”字都缺笔写成“□”，“婣”也写成“□”，这是为了避祖讳。“世”字都缺笔写成“丗”；“泄”写作“泄”，“绁”写作“絏”，“弃”写作“弃”，“勚”写作“□”，“叶”写作“□”；“防□□□□□”也都改从“云”。“民”字都缺笔写成“□”；“氓”写作“甿”，“岷”写作“防”，“汦、昏、緍、碈、痻、□□”都改从“氏”，这是为了避太宗的讳。“亨”字都写作“□”，这是为了避肃宗的讳。“豫”字都缺笔写成“□”，这是为了避代宗的讳。“适”字都缺笔写成“适”，这是为了避德宗的讳。“诵”字都缺笔写成“□”，这是为了避顺宗的讳。“纯”字都缺笔写成“□”，这是为了避宪宗的讳。“恒”字都缺笔写成“▯”，这是为了避穆宗的讳。“湛”字都缺笔写成“□”，“葚”写作“□”，“椹”写作“□”，这是为了避敬宗的讳。至于高宗讳“治”、中宗讳“显”、睿宗讳“旦”、玄宗讳“隆基”、文宗讳“涵”，都不缺笔。因为礼制规定天子侍奉七庙，从肃宗到敬宗正好七庙；高祖、太宗是开创帝业的君主，不迁入祧庙，所以不避讳。玄宗以上属于祧庙，因此也不避讳。文宗是当时在位的皇帝。古代要到卒哭以后才避讳，所以生前不避讳。《左传》文公、宣公卷中，“恶”和“成城”等字都缺末笔。《谷梁传》襄、昭、定、哀四公卷以及《仪礼·士昬礼》也都是这样，这是朱梁补刻的。考察宋代刘从乂、黎持的两篇记文，只说韩建、刘鄩迁移石经，没有说补刻。【宋建隆三年刘从乂修文宣王庙记说：“天祐甲子年，太尉许国公任居守，把太学和石经迁移到这里。” 甲子年是昭宗迁都雒城的那一年，许国公就是韩建。元祐五年黎持所作《新移石经记》说：“石经原来在务本坊。自天祐年间韩建修筑新城以后，石经被弃置在野外。到了朱梁时期，刘鄩镇守长安，应幕吏尹玉羽的请求，把石经用车运进城中，放在这里，也就是唐代尚书省的西北角。如今龙图吕公主管陕右漕运，因为原处地势低洼，便命令把石经迁到府学北墙，并在那里修建亭子。”两种说法不同。朱彝尊说：尹玉羽是京兆长安人，以孝行闻名。刘鄩征召他担任保大军节度推官，历任雍、汴、滑、兖等地的从事，入后唐后官至光禄少卿。晋高祖征召他，他以年老为由辞退，回到关中。他曾撰写《自然经》五卷、《武库集》五十卷，事迹散见于《册府元龟》。可惜欧阳修没有为他立传，他的著作后来也没有流传于世。”然而“成”字缺末笔，毫无疑问是为了避朱梁的讳；从前的人确实没有遍读并广泛考察这些材料。详细情况见《镇东军墙隍庙记》下。《五经文字》三卷，共分一百六十部，收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大历十一年，国子司业张参以《说文字林》为依据，同时参考汉代石经，撰成规范字体。根据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记》说：“大历年间，名儒张防任国子司业，开始详细审定五经文字，书写在论堂东西两厢的墙壁上：辨别齐、鲁两地的读音，取其适合考察古代的；对于当今通行的文字，取其端正的。由此，诸生凭个人心意作解释、专门求取偏曲之学以及偏听臆说的做法，全都被约束而归于一致。经过六十年，墙壁崩剥、污损，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如今的天子崇尚文章，尊重典籍，国学上奏后，立即获得大量钱财。祭酒皞、博士公肃于是把结余的钱重新修整墙上的文字。鉴于过去用泥涂墙不能长久，这次便剖取坚木，承托在窗牖之间并排列起来。木板的形制像版牍而更加高大宽广，表面像涂粉一样平整、洁净、光滑。背面设置阴关，使各板连成一体。接合处看不出痕迹，环视堂中，幽静深邃，两屋相互映照。又命国子监中通晓书法的人，分配篇章，择定日期，悬挂其业绩并加以缮写。”这篇文字应当作于太和年间。从泥墙到木板，又从木板到石壁，总共更换了三次。如今的石刻，末尾写着：“干符三年，孙毛诗博士自牧依据家藏本重新校勘审定。” 七月十八日书写，刻字人鱼宗防。”这些字的别体与朱梁所刻的相近，但正文并非如此，应当是开成年间所刻。其中有几处数字被磨去改刻，大概是孙自牧所改。《九经字样》一卷，共分七十六部，收四百二十一字。国子监上奏请求复核、确定石经字体，翰林待诏度玄度在奏状中说：按照太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敕令复核、确定九经字体，现今详细复核的结果，大多以司业张防的《五经文字》为准。旧有的《字样》年代久远，笔画参差不齐，传抄沿袭，逐渐造成差错；现在一并依照字书和张防的意见详细改正。各经之中另有疑难、缺漏，旧《字样》没有收载的，或者古今字体不同，或者隶书演变不同。如果全部依据《说文》，就会因古体而惊动俗人；如果依照近代文字，又可能受到传写讹误的影响。现在与校勘官共同商议、比较是非，取其中适当的，编录为新《加九经字样》一卷，请附在《五经字样》末尾。奉敕，应该依从。”开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书门下牒文。蜀石经 《后蜀主本纪》　吴任臣《十国春秋》广政十四年，下诏把诸经刻在石上。秘书郎张绍文书写《毛诗》和《仪礼》《礼记》；秘书省校书郎孙明古书写《周礼》；国子博士孙逢吉书写《周易》；校书郎周德政书写《尚书》；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写《尔雅》。字体都精美谨严。

译《母昭裔传》母昭裔是河中龙门人。后主时被授任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生性爱好收藏书籍，特别嗜好古文，精通经术。曾经依据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昭等人书写，在成都学宫刻石。自唐末以来，蜀地的学校已经废弃。昭裔拿出私人财产营建学校，并且请求后主刻板印刷《九经》。从此蜀地的文学事业逐渐兴盛。《成都府学石经堂图籍记》　席益 蜀地儒者的文章冠绝天下，它的学校兴盛，汉代称为石室、礼殿，近世则有石壁九经，如今都还存在。考察起来，景帝时期，太守文翁开始建造石室；到东汉兴平元年，太守高昳在石室东面建造周公礼殿，图画自远古以来的君臣圣贤。但其中也有魏、晋名流的画像，所以世人相传说西晋太康年间刺史张收开始绘制，这是不对的。礼殿中的画像始于高昳，等到张收时曾加以增补；如今墙壁之间又有东晋人物，大概是张收之后又有人继续绘画，只是不知道是谁。齐永明十年，刺史刘悛又增补了礼家器物、服饰和制度。伪蜀广政七年，其宰相母昭裔依据雍都旧本《九经》，命平泉令张德昭书写并刻在石上。本朝沿用礼殿作为祭祀孔子的宫室，在它旁边设置学宫，弟子在那里讲习传授。所以蜀帅、尚书右丞胡宗愈公在礼殿东西两角建堂，用来收藏石经。我的先人镇守蜀地时，上奏把文翁、高昳列入祀典，又请求朝廷派乐工，教士人学习雅乐声调。从此以后，泮宫的礼乐文物纯粹完备，接近古代；除国家的三雍之外，没有可以相比的。过去中原沉沦，只有蜀地依靠天子的神圣威武，得以保全百姓聚居和城邑房屋；而官吏把军务、赋税看作急务，春秋释奠时，守臣不亲自举行，便命属吏代理。所以没有遭受风雨、鸟鼠侵害的忧患。学校从东汉兴平元年、岁次甲戌开始建造礼殿，到我宋绍兴六年丙辰，历经六百七十三年。其中伪蜀刻石经的那一年，是晋开运甲辰年，到现在已经一百九十三年了。我确实奉命全面防守全蜀，同时兼任太守。今年八月，在月初丁日，群文学藏仪吏因为不使板筑工程毁坏的功劳，即使让他垂挂轩皇的衣裳、舞动有虞氏的干羽，也自然应当说他的功劳已经成就在治理之外；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伏湛在东京征伐之间举行乡射礼，王导在江左草创之初兴办学校，就都真是迂阔了。有人听到这些仍然不明白，我将吟诵《子衿》三章，哀叹原氏将要衰落。凡是以君子为友的人，应当具有这样的心意。绍兴七年记。《石经始末记》　范成大 石经的情况已经载于前面的记文，晁子正作了《考异》，并为它写序。《考异》大体以国子监本相互校勘，各本彼此都有得失，其中的颠倒、缺漏和讹误，是应当辨别订正的。不过古今字形虽然略有不同，实际上是相通的。《考异》连同序文共二十一碑，都存放在石经堂中。子正的序说：“鸿都石经自从迁徙到邺、雍之后，便在人间逐渐模糊失传。到唐太和年间，又刊刻十二经，立石于国学。长兴年间，诏令国子博士田敏和同僚校订诸经，刻在木板上。所以如今世间流传的六经，只有这两种本子。”据赵清献公《成都记》，伪蜀宰相母昭裔捐出俸禄，取《九经》刻石于学宫。又有人说，母昭裔依据太和旧本，命张德钊书写。国朝皇祐年间，田元均补刻《公羊高》《谷梁赤》二传，这样十二经才齐全。到宣和年间，席文献又把《孟轲书》刻入其中。如今所说的伪相，确实就是母昭裔。《考异》考察《论语》《尔雅》：广政甲辰年，张德钊书写；《周易》为辛亥年，杨钧、孙逢吉书写；《尚书》由周德正书写；《周礼》由孙朋古书写；《毛诗》《礼记》《仪礼》由张绍文书写；《左氏传》没有记载是谁书写。但详细观察这些字的笔画，也一定是蜀人书写的。这样看来，蜀地所立的石经大概有十经，书写者不只是张德钊；而能够全部采用太和本，已经很值得嘉许了。总共历时八年，刻成的石碑有一千多块，唯独母昭裔辨别审定，更是非常伟大。公武后来镇守三荣时，考察国子监摹刻的长兴板本，读到其中的差错，大概很多。过去议论者认为太和石经本传写得不精，当时人不予认可，而世人认为长兴板本使用方便。国初于是把它颁行天下，收起并停止使用过去民间流传的写本。但其中有讹误，没有办法进行防范和校正；即使明知它错了，仍然因为它已经由官府刊定，难以单独改动。由此看来，石经固然有脱漏错误，国子监本也难以全部遵从。公武到少城后，经历一次寒暑更替，便利用闲暇命令学宫进行校勘。石本《周易》“说卦”篇中“乾健也”以下是韩康伯的注和略例；又有邢璹注《礼记·月令》，是依唐代李林甫改定的本子，国子监本都没有采用。除《周易》经文不同的有五处外，《尚书》十处，《毛诗》四十七处，《周礼》四十二处，《仪礼》三十一处，《礼记》三十二处，《春秋左氏传》四十六处，《公羊传》二十一处，《谷梁传》十三处，《孝经》四处，《论语》八处，《尔雅》五处，《孟子》二十七处；其中传、注不同的地方尤其多，无法全部记载。

译单就经文计算，就有三百零二处不同。考察它们的文理，虽然石经本错误很多，但如《尚书·禹贡》篇的“梦工作乂”，《毛诗·日月》篇直到“困穷而作是诗也”，《左氏传》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卫陈郑乎”，以及《论语·述而》篇“举一隅而示之”、卫灵公篇“敬其事而后食其禄”这一类，仍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先儒曾把《尚书》的“无颇”改为“无陂”，把《春秋》的“郭公”改为“郭郭”，世人都讥笑他们；这些地方我不敢凭臆测定，只暂且斟酌保留，也刻在乐石上，附在经文之后，不敢欺骗后世，必定会有能够考察并订正它们的人。子正又把《古文尚书》刻在堂中，并为它写序说：“自从秦代改变先代法制以来，凡是称为古代的东西，后世知道的就很少了。文字契刻本来始于伏羲，但形体变化多端，而不以某一种为正确的情况也已经很多。《尚书》这一部经书，唯独还保存有古文，难道不是从墙壁中得到的、圣人过去所收藏的本子，并且天地也有所护持，不忍使它永远湮没吗？中间虽然遭受汉代巫蛊之祸、唐代天宝之乱的损害，终究不能将它消灭侵蚀，如今仍然在人间流传，难道会没有原因吗？何况孔氏说《尚书》是上古的书；当时的科斗文已经不再见到，它所使用的隶古字体，归根结底确实只有这一种。虽然圣人已经离我们很远，但从文字之间可以大略想见，那么古书的流传就不是徒然设置的。我住在少城，作完《石经考异》后，因而在学宫得到这部完整的古文编本，于是邀请士人张□，仿照吕氏所刻的本子，再次刻在石上；这不只是文字本身足以留给后世。像二典中的“曰若粤乐”这一类文字，学者可以不知道吗？唉！相信古代、喜好古代，向古代的训诫学习，才会有所收获。此前文书所命令的，正准备把《孝经》《周易》经文中的古文字本一并附在石经之列，因此来不及逐一叙述一二，以此向后世喜好辨识奇异字形的人示意。怎么知道世上不会有像扬子云那样的人呢？乾道庚寅年仲夏望日序。《石经周易》　《周易略例》共十三卷 晁公武《读书志》这是伪蜀广政辛亥年由孙逢吉书写的。广政是孟昶的年号。《说卦》篇“乾健”以下有韩康伯的注。《略例》有邢璹的注。这部书与国子监本不同的地方，与蜀刻本相比邢璹注《略例》不同的地方，又有一百多个字。其意义似乎是石经本有误，但由于没有其他本子可以订正，姑且两种都保留下来。按：辛亥年是广政十三年，当周太祖广顺元年。《石经尚书》十三卷 这是伪蜀周德真书写的经文，“祥”字都缺少笔画，也缺少“民”字这一类字。大概是孟氏尚未判离后唐时所刻。与国子监本相比，《禹贡》写作“土梦作乂”，把“上梦”二字倒置；《盘庚》的“若网在纲”，都写作“网”字。沈括《梦溪笔谈》说：“写作‘土梦作乂’，是太宗时得到古本后因此改正的；把‘网’写成‘纲’。”不知道哪一种正确？按蜀中的石经，都是广政年间所刻。晁氏既然知道《易经》刻于广政年间，为什么又说《书经》刻于孟氏尚未判离后唐的时候呢？难道他知道“祥”字是因为避讳孟知祥的名字而缺笔，却不知道孟昶反而不应当避讳父亲的名字吗？《宋史·田敏传》说，唐明宗命田敏校订并刻五经，田敏自作主张，把“若网在纲”改成“纲在纲”。那么蜀中所刻的石经，确实采用了田氏的国子监本。《石经毛诗》二十卷 这是伪蜀张绍文书写的，与《礼记》同时刻石。《石经周礼》十二卷 这是伪蜀孙朋古书写的；以国子监本校正其注，或有增益，或有脱漏，有的不同之处多至上千字。《石经礼记》二十卷 这是伪蜀张绍文书写的，没有记载年月；经文中没有避唐代讳字，应当是孟知祥僭位之后刻的。开头采用《月令》，题作“御删定”，大概“御”指明皇，林甫等人的注，大概就是李林甫所作。其余篇次仍依旧。议论者说：“经礼三百，典礼三千，无不敬”，一句话就足以概括它，所以先儒把它列为首篇。孝明帝任性妄为，造成这样的变乱，实在毫无意义。《石经左氏传》三十卷 这部书没有题写书写者的姓氏，也没有年月。根据文字中没有缺少唐代讳字，却缺少“祥”字，可知应当是孟知祥僭位后刻石的。《石经论语》十卷 以上是伪蜀张德钧书写的，缺少唐代讳字。立石应当在孟知祥尚未叛离之前。正文脱漏两个字，误写一个字。《述而》第七“举一隅”以下有“而示之”三个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上面又有一个“我”字。《卫灵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后其食”，写作“后其禄”，这是与李鹗本不同的地方。宋石经。《宋史·赵克继传》赵克继是秦王赵廷美的曾孙，擅长楷书，尤其精于篆书、隶书。仁宗时，诏令他与朝廷士大夫分工书写石经。官至定武军节度观察留后，谥号章靖。《宋史·谢飶传》谢飶字不疑，丹阳人。考中进士，任上元主簿。朝廷防备国子监建立石经，因为谢飶擅长隶书，便召他任直讲，最终官至龙图阁学士。《宣和书谱·章友直传》章友直字伯益，闽人，擅长玉箸篆。嘉祐年间，他与杨南仲在国子监用篆书书写石刻，受到当时人的称赞。《宋史·艺文志》《杨南仲石经》七十五卷

译《金史·刘彦宗传》天辅年间，大规模进攻宋朝。刘彦宗对宗翰【尼堪】、宗望【干里雅布】说：“从前萧何进入关中，秋毫无犯，只收取图籍；辽太宗进入汴京，装载道路车、法服、石经回去，这些都是应当效法的。”两位元帅采纳了他的意见。按：宋代的大石经没有在世上广泛显名，有人怀疑它未必已经完成。然而考察赵克继、谢飶、章友直等人的传记，明确记载了这件事；《艺文志》又说有《杨南仲石经》七十五卷，那么这部书已经完成了。为什么当时称述它的人如此少呢？观察《金史》中刘彦宗对两位元帅所说话的意思，这部石经果真被金人携走了吗？唐代石经当时还被讥为繁芜累赘，到今天却仍然保存着。宋代石经出自明达之人之手，必定有可观之处，反而不能流传于世，难道不是非常可惜吗？唐石经只有楷书一种字体，石刻在今天的西安府学。宋石经由当时擅长篆书、隶书的人分工书写，必定采用篆、隶两种字体；可是后来的人都没有见到，金人也很少谈及。难道这批刻石遭遇汴京覆亡，竟然毁坏得一点不剩了吗？又考察：汉、魏石经都在洛阳，后来从洛阳迁到邺下，又从邺下迁到长安，没有在汴梁的。何况到唐代时已经损坏殆尽，怎么可能到石晋时还存在？如果唐代石经刻在长安，至今保存完好，也从来没有迁到汴梁，那么不知道德光迁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刘彦宗只是听到传闻，从未真正有过这件事？或者史书所记载的是其他石刻，而不是石经？况且汴梁建都始于朱梁，立国时间很短。唐灭梁后，把都城迁到洛阳；石晋篡夺唐朝，又把都城迁回汴梁，仅十二年便灭亡。汴梁原本不是帝王旧都；如果石经确实在那里，那么刘彦宗所说的事情，虽然使两位元帅成为千古美谈，但事情本身仍处于真假难辨的状态。《石经公羊传》十二卷　“晁公武《读书志》” 本朝田况在皇祐初年任成都知府时刻石。《国史·艺文志》说：“伪蜀刻立五经，并为经文刻注、传，为世人所称道。”据此看来，不应当没有《公羊传》《谷梁传》。难道是起初曾经有过，后来散失毁坏了吗？《石经谷梁传》十二卷 这部传后面没有记载年月和书写者的姓氏。根据文字中没有缺少唐代及伪蜀的讳字，却缺少“▯”字，因此知道刻石应当在真宗以后；推想大概也是田况所刻。《石经孟子》十四卷 本朝席旦在宣和年间任成都知府，刻石后放置在学宫中。他说，伪蜀时期把六经刻在石上，唯独没有《孟子》，经书因此不完备。经书在孔子那里达到大成，难道会有缺失吗？他的说法本来就错误，而且还有很多错字，例如把“嚬顣”写成“类”，这样的错误多得无法记数。《元史·申屠致远传》世祖至元年间，任杭州总管府推官。西域僧人杨琏真伽在宋故宫修建佛塔，想取宋高宗亲书的九经石刻来筑塔基，申屠致远竭力拒绝，他才作罢。《续通鉴纲目》。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将宋故宫毁掉改建为佛寺。这大概是听从僧格和嘉木扬喇勒智的意见，把宋朝宫殿、郊庙全部毁掉改作寺院。后来又想取宋高宗传下来的九经石经作为佛塔基座，推官申屠致远竭力拒绝，才使这件事停止。【薛应旂《续资治通鉴》、王宗沐《宋元通鉴》记载相同】《杭州府志》。《艺文志·金石刻类·石经〈宋高宗御书〉》；《杂志》记载：宋高宗曾亲自书写六经，赐给国子监，又把石刻拓本赐给各州学校。他的笔墨稍感疲倦时，就命吴宪接着书写，别人无法辨认出来。《石经·唐明皇〈孝经注〉》一卷。陈振孙《书录解题》。这是今天世上流行的版本，最初刻在太学，采用皇帝所书的八分书体，末尾有祭酒李齐古呈上的表文和皇帝的答诏，具列宰相的官衔姓名；实际刻于天宝四载，号称《石台孝经》。乾道年间，蔡洗任知镇江，把这个版本交给教授沈必豫、熊克，让他们刻石立于学宫。《石刻佛经记》【附：天保二年】朱彝尊。太原县西面五里有一座山，名叫风峪。风峪的入口处有一个风穴。相传神灵到来时，穴中会肃然发出声响；风就是从这里吹出来的。愚昧的人捧土把洞穴堵住，又在里面修建石佛，四周排列着所刻的佛经。石柱总共有一百二十六根。年代久远以后，毒蛇和蝎子住在其中，即使是喜欢探险的人也不敢进去。丙午年三月，我到达那里，带领当地人点燃柴薪进去，仔细观看，发现其书法不是近代所能相比的。我在那里徘徊了很久，只可惜石柱都遮住了三面，没有能够纵览全貌。唐代以前，书卷一定要靠传抄；严重时还要编联熟皮、接续竹简，截取蒲草、编缀柳枝，而佛教的言论也只能依靠山中的花朵和贝叶缀集成文。那时的学者终年从事笔札，也不能聚集到全部文字的百分之一，实在困难。石经起始于蔡邕，年代久远后逐渐残缺。到了唐代，郑覃、周墀又在京兆刻石。后唐长兴年间，才进一步改为传抄和雕印，舍弃极其困难的办法而采用极其容易的办法。从此书籍日益增多，只是世上的学者忽视了它来之容易，反而有时束之高阁而不去阅读，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所谓书籍日益增多，正是它日益衰落的原因吗？北朝的君臣崇奉佛教，所以刻有佛经和佛像的石刻到处都有。我的朋友太原人傅山在平定一带的山中行走时，意外坠入岩谷，看见洞口石经成林排列，与风峪的一样，都是北齐天保年间的文字。至于房山石经，从隋代就开始刻制，其佛法兴盛到这种程度，真是太过分了。如今佛寺中居住的僧人，少则一百人，多则达到几千人；然而通晓佛法的人，大多把语言文字看作没有用处，见到讲说佛经的文字，往往鄙视地放在一边，不屑一顾。唉！佛教的言论虽然违背圣人的言论，但归根到底也都是他们国家的先生和长者所说的话。既然采用他们的教法，却抛弃他们先生长者的言论，结果究竟会怎样呢？九经文字保存在西安府学，儒者虽然不能全部阅读，但凡是得到它的人，都知道爱惜。至于风峪所收藏的石经，佛门徒众虽然众多，却没有一个顾念它。这么看来，佛教无人，岂不是比我们儒道的衰落更加严重吗！傅山听了这话说：是这样。于是写下这篇文字作为记。板刻的起始【附】。后唐明宗长兴年间，下诏命国子博士田敏和他的同僚校订各部经书，并将其雕刻在木板上。晁公武《石经考异》。我曾查考并研读国子监摹刻的长兴板本，它的差错大概很多。过去的记载说，太和石经传授经书并不精确，当时的人不予认可。世人认为长兴板本使用方便，宋朝初年于是颁行天下，收取并停止使用从前民间流传的写本。然而其中有错误，却没有办法互相参校、辨明它的谬误，人们仍认为既然是官府判定的版本，个人便难以擅自改动。由此看来，石经固然有脱漏和错误，这个板本也难以全部遵从。

译《宋史·田敏传》。田敏，邹平人。后唐天成年间，任屯田员外郎，兼任太常博士。奉诏与马镐等人共同校订九经。历仕周、晋、汉，后周时官至少博、工部尚书，退休。宋开宝四年去世。田敏起初在湖南路任职，出行经过荆渚时，把印刷本经书送给高从诲。高从诲推辞说：“祭酒送给我的书，我只会读《孝经》罢了。”田敏说：“读书不必多，《孝经》十八章就够了。”于是举出《孝经》的《诸侯章》来讽刺他。高从诲非常惭愧。田敏虽然通晓经学，也喜欢穿凿附会。他校订九经，颇以自己的见解为自负。例如把《尚书》中的“盘庚若网在纲”改为“若纲在纲”，把《尔雅》“椵木槿”的注释“日及”改为“面及”，像这样的改动很多。世人颇为非议他。赵明诚《石经录》。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鹗书写。李鹗在五代时任国子丞。九经印板大多出自他的书写，前辈很看重它。我后来得到这篇记文，它的笔法大概出自欧阳率更；然而拘泥于法度，神韵不能达到高妙，不是名家之笔。陈振孙《书录解题》。《五经字样》一卷，唐代沔王友、翰林待制唐玄度撰写，用来补充张参著作中的缺漏。我过去任南城县令时，出门拜访，有人拿着废旧纸张在道路右边叫卖；原来那是古代京城的版本，是五代开运丙午年所刻的【即晋出帝开运三年】，于是成为我家所藏书籍中最古老的一部。《宋史·艺文志》。后周显德年间，才开始有经籍的木板刻本，使学者不必劳苦抄写笔录，就能看到古人的完整著作。《十国春秋·母昭裔传》。母昭裔在后蜀任左仆射、同平章事，天性爱好收藏书籍，精通经术。他常常按照雍都的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写，刻在成都学宫。蜀地自唐末以来，学校政教废弛断绝，母昭裔拿出私人钱财营建学宫，设立学校，请后主雕刻木板印刷九经，从此文教又兴盛起来。他又命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印行。后蜀平定后，子守素斋至中朝诸书，终于在世上大为显扬。【《五代史补》说：昭裔地位微贱时，曾向朋友借《文选》，那人面露难色，昭裔于是愤怒地说：“将来如果我显贵，一定雕刻木板印行它。”后来果然实现了这句话。】考察五经雕刻木板一事，《宋史》说始于后周显德年间，却不知道唐长兴、晋开运年间已经先有了。世人说冯道首先雕刻木板，并由官府在市场上出售，大概是为了谋利。他是否确实为了谋利还不可知，但创始的功劳实际上惠及万世。只是令人奇怪，秦汉以来，人们已经知道把文字刻在石上，为什么却不知道雕刻木板呢？然而自从有了木板刻本以后，书籍一天天增多，人们因为容易得到，反而把它们放置起来不去阅读；而淫靡的词章和荒诞的学说中那些不应流传后世的内容，也往往损害我们的雕版事业。这又是板刻的弊害。《石经考》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