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经考卷上

译《后魏书·江式传》。江式，字法安，是代人，历任官职至符节令。宣武帝延昌三年，他上疏请求校正审定文字。上疏说，魏初，邯郸淳精通《仓颉篇》《尔雅》和许慎《说文解字》的字义，精通八体、六书，深入研究文字义理，曾以书法教授诸位皇子。后来又在汉碑西面建立三字石经，碑文光彩灿然，三种字体再次得到彰显【胡三省《通鉴注》说：魏碑是在正始年间树立的；《汉书》说元嘉元年文帝命邯郸淳作《曹娥碑》，当时邯郸淳已经成年，从元嘉到正始相隔九十多年，说石经由邯郸淳书写是不对的】。考察《晋书·裴頠传》：惠帝时，裴頠任侍中，当时天下暂时安宁，他上奏请求修建国学，刻石书写经书。这样看来，晋代也有石经。可是后人从来没有谈到它，难道是已经提出了这个计划却没有完成吗？看看汉代石经，始建于熹平四年乙卯，完成于光和六年癸亥，实际经历了九年之久。那么在裴頠之时，昏庸的君主居位而不理政事，天下大乱，这件事没有完成是可以知道的。《水经注》　郦道元。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镂碑，记载五经，树立在太学讲堂前，全都位于东侧。蔡邕在熹平四年，与五官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碑议郎张训【《汉书》作：光禄大夫马日防、议郎张训】、韩说、太史令单飏等，请求校正审定六经文字。灵帝答应了。于是蔡邕亲自把文字书写在碑上，让工匠镌刻，树立在太学门外。从此后来的儒生和晚学之士都以此为正确依据。石碑刚立起时，前来观看和用笔摹写的人，车马每天有一千多辆，堵塞街道。现在碑上都刻有蔡邕等人的姓名。魏国正始年间，又树立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石经。魏初流传的古文，出自邯郸淳所书石经的古文，后来逐渐失去邯郸淳的笔法，便把它树立在讲堂西面。石碑高八尺、宽四尺，碑下还刻有石刻。碑石共四十八块，排列宽三十丈。魏文帝又刻《典论》六块碑，附在它的旁边。陆机说，《太学赞》另有一块碑，在讲堂西面下方，排列在石龟碑之后，碑上刻有蔡邕、韩说、堂谿典等人的姓名。《太学弟子赞》又有一块碑，在外门之中。现在这两块碑都没有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八枚〕 考察可知，正始是魏废帝的年号，废帝是魏文帝的孙子。这里说魏文帝又刻《典论》六块碑，十分错误。如果说又刻了文帝所作《典论》的六块碑，就对了。《洛阳伽蓝记》　杨衒之。开阳门御道东面有汉代国子学堂，堂前有三种字体的石经二十五块，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所写的是《春秋》《尚书》两部经书，采用篆书、科斗文、隶书三种字体，是汉代右中郎将蔡邕的遗迹。还剩十八块碑，其余都残破毁坏了。又有石碑四十八块，正反两面也都刻有隶书，书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经书。又有一块赞学碑，都在讲堂内。魏文帝作《典论》六块碑，到太和十七年还剩下四块。高祖题名为劝学里。武定四年，大将军把石经迁移到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八枚〕 考察《洛阳记》所说，汉石经只剩十七块碑，其余二十九块全毁，这在晋代已经如此，为什么到了魏末还剩二十五块碑？但是这些是杨公亲眼所见，记载一定不会虚假。我认为“二十五”应当是“十五”的讹误，大概比晋代时又损失了两块碑。他说还剩十八块碑，其余都残毁，也无法解释。上文说二十五块碑已经不对，怎么又能有十八块碑？我认为“余”字应当是衍文，意思是还剩十八块碑，但都残缺不全。下文所说四十八块碑，就是曹魏所刻的石经，与《水经注》的记载正相符合，没有可疑之处。《后魏书·崔光传》。崔光，字长仁，是清和人，官至太保。明帝神龟元年，他上疏说：“石经的制作始于炎刘，虽然屡经战乱，仍然没有大规模崩毁。渐渐听说过去刺史到州任职时，多建造图寺，官府和民间的石碑逐渐遭到剥落破坏。因此经石越来越少，文字也不断缺失。现在请求派遣一名国子博士，选任能够负责此事的人，专门负责巡视，禁止驱赶田间牧放的牲畜，限制它们践踏污损石碑；清点查阅碑刻散失和次序错乱的情况，酌量进行补缀。”诏书说：“这是学者的根本，也是永存不朽的规范，可以完全依照你的奏表办理。”崔光于是命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验校核石经，计算它的残缺数量和修补所需石料工力，并统计缺少的文字数量，准备修补；后来灵太后被废，这件事便搁置了。《后魏书·孝静帝本纪》。武定四年八月，把洛阳的汉、魏石经迁移到邺【与《资治通鉴》相同】。《北齐书·文宣帝本纪》。天保元年八月，下诏命各郡国修建学校，广泛招纳才俊，敦促推行儒学风气。国子学生也依照规定选拔补授。让他们专心接受老师的学说，研习礼经。从前文襄皇帝所建立的蔡邕石经五十二块，应当立即迁置到学馆，依次修建树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二枚〕 考察汉石经原本只有四十六块碑，北齐为什么有五十二块碑？大概是把魏石经也合并计算了。然而魏碑有四十八块，再加上汉碑十五块，应当得到六十三块，却只说五十二块，这是因为河阳河岸崩塌，石碑沉没在水中的缘故。再考察《隋书·经籍志》说，齐神武帝把石经从洛阳迁到邺都；这里却把功劳归于文襄帝。神武帝在武定五年正月去世，而迁经是在武定四年八月，命令本来出自神武帝。当时正大举进攻玉璧，各项事务都来不及办理，直到文襄帝时才执行这件事，所以高洋把它归功于他的兄长，《资治通鉴》也沿用了这种说法【张潮说：五十二块碑应当是把《典论》六块碑也合并计算在内】。〔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三枚〕 《周书·宣帝本纪》。大象元年二月，下诏把邺城的石经迁到洛阳【与《资治通鉴》相同】。《隋书·刘焯传》。刘焯，字士元，是信都人，官至太学博士。开皇六年，洛阳石经运到京师，他奉诏与刘炫等人一起考订。

译《隋书·经籍志》。后汉镌刻七经，刻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魏正始年间，又树立一字石经，历代相承，把它作为七经的标准字样。后魏末年，齐神武帝掌政，把它从洛阳迁往邺都，走到河阳时，河岸崩塌，于是石经掉入水中。能够运到邺的，不到原数的一半。隋开皇六年，又从邺京运入长安，安置在秘书内省，商议想要补缀后树立在国学中。不久遇上隋末战乱，事情便搁置废止。负责营造的机构于是把它用作柱础。贞观初年，秘书监臣魏征才开始收集聚拢，十块中只保存了一块。那些依照原石传拓的本子，仍保存在秘府，连同秦始皇刻石一并附在这一篇中，以备小学之用。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代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代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已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梁代有《毛诗》三卷，已亡】；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梁代有二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梁代有二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梁代有十三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代有十三卷】。考察汉灵帝光和六年癸亥到魏废帝正始元年庚申，共五十八年，石经应当还没有毁坏。魏人为什么又重新刻石？难道是董卓焚烧洛阳宫殿时，太学也被焚烧，石经也受到牵连吗？否则，汉石经出自中郎将蔡邕之手，后人一定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假如汉石经毫无损坏，魏人必定不会重新树立，那么它已经残缺就可以知道了。然而五六十年之间，为什么就残缺到这种程度？那么一定是遭受董卓之祸无疑。看陆机《洛阳记》，石经总共有四十六块碑，毁坏的达到二十九块，这还在迁往邺之前；由此可知，它不是迁往邺后才沉没在水中的。考察汉献帝西迁以后到陆机撰写《洛阳记》以前，洛阳没有发生大的兵乱，那么石经遭受董卓之祸就可以知道了。只是遗憾陈寿《魏志》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件事，而卫恒、江式也说得不详细，后人便无从知道其中的原因。可是卫恒、江式、郦道元三人明说魏代建立的是三字石经，而《隋书·经籍志》以及黄伯思、董逌等人却说魏代建立的是一字石经，两种说法为什么如此相反？但是一字石经到了唐代仍保存有七经三十四卷，那么撰写《经籍志》的人一定不是妄说。不知道为什么在三字石经之外，又有一字石经？黄伯思说那是鸿都的一字石经。汉石经树立在太学，不在鸿都；如果另立石经，那就有两种石经了。可是《汉书》为什么没有记载？我认为石经一定是把三种字体分开书写。高欢迁石经到邺时，其中两种字体的石经大概沉入水中，幸而保存下来的那一种字体是魏代所立的，所以撰写《隋书·经籍志》的人便据此说成一字石经。《重刻石经遗文跋》　胡宗愈。所谓石经，是因为庸俗儒生穿凿经籍，使后来的学习者产生疑惑和错误，所以才建立的。汉灵帝时，博士考试分甲乙等第，争论名次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改动兰台漆书经文的字。诸儒接受熹平年间的诏令，石经在熹平、光和年间刻成，使天下人都以它为准则。碑高一丈、宽四尺。经注说：“树立在太学。”碑上全部刻有蔡邕的姓名。《隋书·经籍志》有今字石经七种，其中说：“汉代镌刻七经，都是蔡邕所书。”史书也说蔡邕亲自书写在碑上，让工匠镌刻。他的书法高超精妙，实在不是蔡中郎那样的人不能达到的。然而现在保存下来的残余经石，字体各不相同。虽然蔡中郎兼备多种书体，但篇章如此繁多，不可能由一个人独自完成。传说蔡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防、张驯、韩说、单飏等人共同校正诸经的义旨，当时诸儒是否都曾参与书写其中，已经无法知道了。然而历年久远，变故不断，长期剥落变迁，经过焚烧灰烬和风雨剥蚀之后，甚至有些被拿去作为柱础、炮石。唐初魏征任职时访求石经，也只找到十分之一，何况到了今天呢？这次来到少城，从一两家旧家族那里得到坠落的石刻，虽然有的断裂、有的不完整，但残存的圭形石和璧形石也仍然值得珍藏。因此把它们镌刻在锦官西楼，希望多少能够补上古代残缺的文字。又。内翰胡公凭借道德和文章使我国显赫，他的经世济民事业很像唐代李文饶，但气节超过了李文饶。他在皇帝面前议论政事时，总是慷慨激烈，往往能使圣听有所醒悟。在玉堂和宫门禁闼之中，他更加施展自己的学问，辅佐赞助圣德，订正国家大政，因此受到格外隆重的宠遇，在朝廷中无人能比。胡公常常把天下之事视为自己的责任，只认为六经的精微义理都寓于日常施用之中。至于屋壁中收藏的残篇和新刻文字，他也全都搜集整理，没有遗漏。他常叹息石经的隶书字迹最为古老，于是旁搜博访，汇合各家所藏，得到蔡中郎石经四千二百七十多字，并用楷书加以释读。又得到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石经遗字八百一十九字，一并镌刻在石上，使它们永远流传而不朽。考察范晔《后汉书》，蔡邕亲自书写石经底本，命工匠镌刻。郦道元《水经注》也说：“光和六年把石碑立在太学。”碑上全都刻有蔡邕的名字。这样看来，大字石经出自同一人的手笔，似乎没有什么可疑。至于三体石经，按照《后汉书·儒林传》考察，它的文字在东汉时已经出现；但《水经注》却说是在魏正始年间刻成的。想来魏代所刻的，大概是为了补足汉代石经散失的部分。汉石经遗字——赵明诚《金石录》

译右边所说的汉石经遗字，收藏在洛阳和长安人家。大概是灵帝熹平四年所立，字迹则是蔡邕所写的小字八分书。后来屡经迁徙，所以散落而不能保存。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几千字，都是从土壤掩埋中残存下来、经过磨灭而仅仅留下的字迹罢了。考察《后汉书·儒林传》的叙述，其中说：“书写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是不对的。”大概蔡邕所书的是八分书，而三体石经是在魏代建立的。又考察《灵帝纪》，说诏令诸儒校正五经文字，刻石立在太学门外；《蔡邕传》却说：“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两处已经不同了。章怀太子注所引《洛阳记》记载，有《尚书》《周易》《公羊传》《论语》《礼记》。如今我所收藏的遗字，有《尚书》《公羊传》《论语》，又有《诗经》《仪礼》。这样看来，当时所立的石经又不止六经了。《洛阳记》还说：“《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等人的名字。”如今《论语》《公羊传》之后，也还保存着堂谿典、马日防等人的姓名。按照《蔡邕传》的说法：“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久远，文字错误很多，俗儒穿凿附会，使后学疑惑误解，于是上奏请求校正，亲自把文字书写在碑上。” 从此以后，后世的儒者和晚出的学者全都取以为正。如今这些石经已经磨灭，又因年代久远而辗转传抄，错误一天比一天增多。拿世间流传的经书版本来校对这些遗字，已经发现有数百处文字不同，篇次也时常有小小差异。假如完整的石经仍然全部存在，那么它的异同岂能数得清吗？这样看来，难道不是很可惜吗！可是后世学者在距离古代几千百年以后，竟想把前代诸儒的论说全部排斥掉，只凭自己的私意来解释所有经义，那就困难了。我已经把它们辑录为三卷，又把文字不同的地方取出，列在卷末。考察《陆机洛阳记》：石经总共有四十六碑，毁坏了二十九碑。当时还没有遭遇氐羌之乱，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至于魏代的四十八碑，直到元魏孝昌末年，仍然完好如初。虽然多次迁徙，遗迹大多还保存着，所以后人仍然能够见到。汉代石经的完整碑刻，却早已无法看到了。赵德甫等人因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反而诋毁《汉书·儒林传》是错误的，这是多么荒谬啊！生在千年之后，却想同亲眼见过前代石经的人争论是非，谁会相信他们呢？此篇记述石经与今本文字的不同。《黄伯思东观余论》。汉石经与今本文字有很多不同，现略记如下：《尚书》中“女毋翕侮成人”，今本作“女无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今本作“保后胥戚”；“女永劝忧”，今本作“汝诞劝忧”；“女有近则在乃心”，今本“近”作“戕”；“女比犹念以相从”，今本作“汝分猷”；“各翕中”，今本作“各设中”；“尔惠朕曷祗动万民以迁”，今本作“尔谓朕曷震动”；“天既付命”，今本“付”作“孚”；“曰陈其五行”，今本作“汨陈”；“严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惧”，今本“亮”作“度”，“以”作“治”；“惠保小人，惠于矜寡”，今本“人”作“民”，“于”作“鲜”；“母兄曰”，今本作“无皇曰”；“则兄自敬德”，今本“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本作“徽言”；“是罔显哉厥世”，今本“哉”作“在”；“文王之鲜光”，今本作“耿光”；“通殷就大命”，今本作“达殷作大命”。《论语》中“意与之与”，今本“意”作“抑”；“孝于惟孝”，今本“于”作“乎”；“朝闻道夕死可也”，今本“也”作“矣”；“是鲁孔丘与曰是是知津矣”，今本作“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辍子路以告子怃然”，今本作“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置其杖而芸”，今本“置”作“植”；“其斯以乎”，今本作“其斯而已矣”；“譬诸宫墙”，今本“诸”作“之”；“贾诸贾之哉”，今本“贾”作“沽”。此外，《论语》每篇还分别统计章数，最后说：全书二十篇，共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字；又统计各种异闻之语，如“在于萧墙之内”等。大概毛氏、包氏的《论语》今本中没有这些字句。此石刻在洛阳，原来置于洛宫前御史台中，年代久远而崩散，洛阳好事者时时得到一些，就像骐骥身上的一根毛、虬龙身上的一片甲。如今张焘龙图家有十版，是最多的；张氏女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洛阳现存的只有这些，我都得到了它们的拓本。《论语》末尾题有“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书上、臣下”，但后面都残缺了，应当是撰写者的姓名。有人说这就是蔡邕所书，后来书写姓名的部分亡佚，已经无法辨别；唯独刻工陈兴的姓名保存得十分完整，这是多么幸运啊！另外还有一版《公羊传》，不知道是谁得到的。这版末尾写着：堂谿典、谏议大夫臣马日防、臣赵防、议郎臣刘弘、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桢；“桢”字以下、“谿”字以上残缺。谿字以上本应是“堂”字，说的就是堂谿典。这大概是鸿都石经中的一个字。石经各经由不同的人书写，未必都出自蔡邕。三体石经的真实刻本没有见到，只有这一块一字石经是当时刻成的，字形高古精美，非常值得珍重。开元年间，曾把拓本收藏在御府，用“开元”二字的小印盖在上面，与法书名画一同收藏。大概唐代以前从未收录前代石刻，只有这一件被收入，可见它是如此珍贵。蔡邕石经——董逌《广川书跋》经书在世间失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相关传闻了。当秦朝尚未灭亡时，《诗》《书》的学问已经失去旧有的法则，世间流传的内容也无法再求得，何况是在后世呢？汉朝承接秦朝的灭亡，虽然兴起后把经书从沟渠和灰烬中全部收集起来，但残缺湮没，已经不再有完整的经学。诸儒妄自揣度圣人，随着错误去解释谬误，正要训释章句、传授学习，却得不到原有的次序，怎么能够获得完整的道理，探求圣人的旨意而不失真呢？到了言语上不能理解，就怀疑经书；经书不能理解，就怀疑经学。各家师法不同，党同伐异，终于使弊病越来越深。周、由等人为了成就自己的学问，遇到不合之处，就私自改定《七书》来迁就错误。只有蔡邕镌刻七经，写在石碑上，使人有所考察依据，纠正其中的错误，全面保存了当时的经文，号称“鸿都三字”。那些文字不同的地方，附载在这里已经残缺的经书中，使其遗失的部分得以收存，而仅留下值得珍贵的内容。才过了三十年，接连遭遇兵火，碑也损坏残缺。魏正始年间，又建立一字石经，历来相承认为是七经的标准文字。后魏武定四年，把洛阳的汉魏石经迁到邺地。魏末，齐神武帝又从洛阳迁到邺都河阳，河岸崩塌，于是沉没在水中。

译运到邺地的石经，大概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周大象年间，下诏把邺城的石经迁回洛阳，当时被军人毁坏，甚至有人私自装船运回邺地，船只毁坏沉没，淹死的人很多，无法胜数。后来发现的石经，全都被打碎用作桥基。隋开皇六年，又从邺京运入长安，放置在秘书内省，朝廷商议想修补后立于国学，但因防备战乱，便停止了营造司的修缮工程，把石经用作柱础。贞观初年，魏征才开始收集聚拢，十块中只能保存一块。那些相承传拓的拓本仍在秘府，当时考验得非常详细，认为石经并不全是蔡邕所书，如马日防等人也曾共同完成。可是汉代隶书简古，深合书法法度，也是后世所不能及的，所以一并保存。赵绰说：“唐代修造防秋馆时，挖地常常得到石经，所以洛阳一带的人直到今天仍然拥有它。”考察当时得到的石经，已经是汉代遗留下来的。后来沉没的石经被发掘出来，唐朝初年开挖土地时，唐代御史府得到十多块石经，这也是唐末沉没之物出土的结果。石经《尚书》——董逌《广川书跋》秘书郎黄符把石经《尚书》给我看，我为此加以考订并作记录。蔡邕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已经很久远，文字错误很多，俗儒穿凿附会，使后学疑惑误解。熹平四年，他上奏请求校正六经文字，于是亲自把文字写在碑上，建造大屋覆盖保护，立在太学门外，号称鸿都石经。屋子四面有栏杆和遮障，南面开门。河南郡设置吏卒看守。过去朱越石给兄长写信说：“石经的文字很大，碑高约一丈，宽四尺，成排排列，彼此相接。”太学在南明门外，讲堂长十丈、宽三丈。讲堂前有四部石经，原碑共四十六块。元魏时，西行的《尚书》《周易》《公羊传》共十六碑，保存十二碑；南行的《礼记》十五碑，全部崩坏；东行的《论语》三碑毁坏，《礼记》只保存下来。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的名字，当时尚有十八碑上保存着。大概《春秋》《尚书》采用篆书、隶书、科斗书三种形式，又有《周易》《尚书》《公羊传》《礼记》四部。杨衒之说：“石经中的《尚书》《公羊传》为四部，又说《春秋》《尚书》为二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枚〕

译《尚书》中有两种经本，应当是古文《尚书》已经出现了。杨衒之出自北齐，却说有四十八碑，这是错误的。过去洛阳得到一段石经《尚书》，残破而且不能连缀，大概包括《盘庚》《洪范》《无逸》《多士》《多方》，总共二百三十六字。它的文字与今本《尚书》完全相同，偶尔有不同的，只有十多处。由此可知，古文《尚书》大概已经见于这块石碑。有人说：“魏代也制作石经，怎么知道这就是汉代所书呢？”我说：“魏代是一字石经，汉代是三字石经，这两者难道会相互混淆吗？”又说：“今本作‘天命自度’，碑上作‘亮’；今本作‘惠鲜鳏寡’，碑上作‘惠于矜寡’；今本作‘乃逸既诞’，碑上作‘乃宪既延’；今本作‘治民祗惧’，碑上作‘以民肆’；今本作‘高宗享国五十九年’，碑上作‘百年’。”根据《尚书》考察，可以知道流传承受中有讹误，不如碑文正确。汉代设置学官时，《尚书》只有欧阳、夏侯两家传本。它们的书虽然没有完整见于今日各家引用之中，却与古文《尚书》完全不同，不应当如今保存下来的古文《尚书》反而全都相同。我怀疑蔡邕既然同时立了今文、古文两种《尚书》，那么也许让古文版本自行保存。王肃解释《尚书》，全部采用孔安国传，这就可以知道魏代距离汉代还不远，王肃得到了古文《尚书》的文字；否则不应当又完全相同。晋代内史梅赜分出《舜典》，当时人仍然怀疑，这说明古经在汉魏时已经废失；不然，王肃若是私自得到，为什么还会使世人怀疑呢？我知道到了晋代，这部书已经绝传。如今考察杜预解释《左传》的文字，把古文《尚书》称为逸书；由此又知道欧阳、夏侯所传的经文，大概与古文《尚书》不同。关于这一点，是否就在这里可以得到认识？考察这些石经。石经《论语》——董逌《广川书跋》石经如今已经废毁不存在了，有人从河南御史台掘地得到它。大概《论语》第一篇和第十四篇合刻在一块碑上，已经亡失一半；能够辨认的有二百七十字。又有从第十八篇到第二十篇合刻在一块碑上，破损残缺，只剩五分之一，保存下来的字有三百五十七个。拿今本文《论语》校对，文字不同的地方如下：“抑与之与”作“意与之”；“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作“未见好仁恶不仁”；“朝闻道夕死可矣”作“朝闻道夕死可也”；“有三年之丧于其父母无乎”中没有“无乎”二字；“恶居下流而无流”中没有“无流”二字；“年四十而见恶焉无焉”中没有“无焉”二字；“鳯兮鳯兮”作“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也来者犹可追也”与今本都不同；“执舆为谁而作执车为谁”作“子是鲁孔丘与曰是”，然后又有“曰是知津矣”；比今书多出二字；“耰而不辍”只作“辍”；“夫子怃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中的“子游”作“子斿”；“而在萧墙之内”作“而在于萧墙之内”。凡是碑文保存下来、可以校出的不同文字，已经达到今本十五分之一。假如鸿都石经的旧本全部保存下来，那么其中的差异就可以完全知道了。蔡邕所校定的经文虽然未必尽善尽美，但汉代儒者学问广博，他校定各家经本，确实纠正了许多讹误。这毕竟是千年以前的旧书，和如今兵火之后、师法经学已经长期废弃的情况，难道能相提并论吗？石经《尚书》残碑——洪适《隶释》“命”（孔本作“身”）；“何及相”（缺）；“散”（孔本作“憸”，下缺）；“言曰人惟旧”（孔本“旧”字上有“求”字，下缺二字）；“救”（孔本作“求”）；“旧”（下缺）；“有志女毋翕侮人成毋流”（孔本作“汝无侮老成人无弱”，下文缺失）；“各共尔事齐乃位度尔”（孔本作“乃”）；“口”（下缺）；“民之承保后胥高”（孔本作“慼”）；“鲜以不浮”（下缺）；“试以尔”（孔本作“汝”）；“迁安定厥国”（孔本作“邦”）；“▯”（孔本无）；“女不”（下缺）；“其或廸”（孔本作“稽”）；“自怨”（孔本作“恕”，下缺）；“永”（孔本作“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女何”（下缺）；“之劳尔先予不”（下缺）；“于兹高后不乃知”（孔本作“崇”）；“降罪疾曰”（下缺）；“能廸吉我先后”（下缺）；“民女有近”（孔本作“戕”）；“则在我心我先后绥”（下缺）；“兴降不永于戯”（孔本作“崇降弗祥呜呼”）；“今予”（下缺）；“絶远女比犹”（孔本作“分猷”）；“念以相从各翕”（孔本作“设”）；“中”（下缺）；“建乃家”（下缺）；“股”（孔本作“盘”，缺一字）；“既”（下缺）；“众曰女罔台民”（孔本作“无戏怠”）；“勖”（孔本作“懋”）；“建大命今我”（孔本作“予”，下缺）；“凶德绥”（孔本作“嘉”）；“绩”（下缺）；“今”（孔本无）；“尔惠”（孔本作“谓”）；“朕”（缺）；“桩”（孔本作“震”）；“动万民以迁肆上”（下缺）；“乘”（孔本作“隠”）；“哉予其勖”（孔本作“懋”）；“蕑相尔念敬我众朕不”（以上为《盘庚》三篇） “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聴罪，天既孚”（孔本作“付”，以上为《高宗肜日》篇）；“厥遗任”（孔本作“壬”）；“父母弟不廸，乃维四方”（下缺）；“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以上为《牧誓》篇）。“伊”（孔本无）；“鸿”（孔本作“洪”）；“水曰”（孔本作“汨”）；“陈其五行帝”（下缺）；“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孔本作“乂”）；“用三德”（下缺）；“润下作醎炎上作苦曲直作”（下缺）；“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下缺）；“极凡厥庶民无有泾司人无有”（下缺）；“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下缺）；“路无偏毋党王道荡荡毋党”（下缺）；“为天下王三徳”（“三”字上孔本有“六”字）；“一曰正直二”（下缺）；“家而”（孔本无）；“凶于而国人用”（缺）；“颇辟”（孔本作“僻”，下缺）；“乃心▯及卿”（缺）；“▯及庶民”（孔本作“人”，以上为《洪范》篇）。“维天命元”（孔本“元”作“无违”）；“朕不敢有”（下缺）；“罪时，维天命，王曰：‘告尔”（孔本无“告尔”二字）；“多”（下缺）；“兹雒”（孔本作“洛”）；“予维四方▯攸责，亦维尔”（下缺）；“有年于兹雒，尔小子乃兴从尔迁王”（以上为《多士》篇）。

译懂得农事的艰难，才会安逸；[孔本作“逸”]于是有谚语说：[孔本作“谚”]已经延续，[孔本作“诞”]不……[孔本作“否”，下缺]。中宗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治理，以安定百姓，恭敬畏惧……[下缺]，有人怨恨。于是高宗享有国政一百年。[孔本作“享国五十有九年”]从此以后……[下缺]，建立功业、治理田地，仁慈柔和，美善恭敬，怀抱保护小民。[孔本作“民”]施惠于鳏寡……[孔本作“鲜鳏”，下缺]，不要沉溺于酒。[孔本作“淫”]不要放纵游猎。[孔本作“逸”]……[下缺]，恭敬……[孔本作“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不要夸耀……[孔本作“无皇”，下缺]今天……[下缺]。其后……[缺“圣”，作“听”]人，于是教训、变乱……[孔本“变”上有“之乃”]，扰乱正刑。[孔本“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缺]，于是皇帝说：[孔本作“皇自”]“敬慎对待德行和自己的过失，说：‘这是我的过失。’确实……[下缺]。”公说：“唉！继承王位的人，要鉴察这些事。”[“监”上孔本有“其”，此句属《无逸篇》]道路最终出于……[孔本作“终”，下缺]，详细说到：“唉！君……[阙]说：‘这是我……’”[以上属《君奭篇》]我就使上天的……[上承《多方篇》]常伯、常任和卿士……[孔本作“准”，下缺]，谋划治理混乱，面对……[下缺]，在他的城邑中。他在那里……[下缺]，有杰出的仁心，[孔本作“俊”]以恭敬的态度事奉……[下缺]王。他能够以法度存心。[孔本作“宅”]于是接受了这伟大、伟大的……[孔本作“此”]，其根基……[孔本作“基”，下缺]。唉！……[下缺]周公旦以前所接受的人的微言……[孔本作“微”，下缺]，以及关于德行的教训……[“德”上孔本有“于”]，难道不显明吗？[孔本作“在”]他的时代……[下缺]王的微弱光辉。[孔本作“耿”]用来发扬武王……[以上属《立政篇》]几于是……[缺]召来太保……[下缺]，通达……[孔本作“达”]殷国，使大命汇集于……[下缺]，不是几……这里即……[孔本作“既”，下阙]黼衣……[孔本作“扆”，以上属《顾命篇》]以上是石经《尚书》残碑：《盘庚篇》一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范篇》一百零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无逸篇》一百零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顾命篇》十七字，合计五百四十七字。是熹平四年议郎蔡邕所书。汉代儒生传授伏生的《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的学说。孔安国《尚书》，汉人虽有为它作训释传注的，但没有立于学官。永嘉之乱，三家的书都亡失了，所以孔氏传独自流行。拿它同石经本校勘，多出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的有五十五字，借用的有八字，如“鸿、艾、劮、犹”等字就是这样。通用的有十一字，如“于戏、母、女”等字就是这样。孔氏叙述商代三宗，以在位年数多少为先后；这块碑独缺祖甲，推算其文字大概在中宗之上，是按照《传序》的次序排列的。只是说高宗享国一百年，这一点不同。范氏《后汉书》说：蔡邕认为俗儒穿凿附会经籍，误导后学，便和堂谿典、马日防等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文字。当时博士考试分甲乙等第，争论名次高下，甚至有人行贿，改动兰台漆书经文的字。灵帝于是听从诸儒的请求，把经文刻在石上，立于太学，天下人都取法于此。碑高一丈，宽四尺。陆机《洛阳记》说：石碑共有四十六块，《书》《易》《公羊》二十八碑，其中十二块毁坏；《论语》三碑，其中两块毁坏；《礼记》十五碑，后来都被北齐迁到邺都，到了河阳岸边，倒塌了一半，沉没在水中。隋朝又把它们运入长安，现存《易》一卷、《书》六卷、《鲁诗》六卷、《仪礼》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论语》一卷，还没来得及修补，战乱就发生了，营缮工人甚至把它们拿来做柱础。唐初魏征收集保存，十份中已不到一份，可见石经散失已经很久了。本朝统一时，遗存的经文断石收藏在好事者家中，仍如昆山的一片美玉，已经不多见。如今京城年代久远，过去的残碑一天比一天少了。我既已辑集并隶书释读，便把现存的文字刻在会稽蓬莱阁。[“防”读音为“慉”，意为勉；“□”也是“逸”字]石经《鲁诗》残碑。正因为心胸狭窄，所以把它写成讽刺诗。葛屦……[下阙]汾水一曲，说要采摘藚草。他家的那个孩子，美……[下阙]，谁知道……[阙一字；《毛诗》“谁”上有“其”]呢？大概也不要去想它。园中有枣树，它的果实……[下阙]父亲啊，父……[阙一字；《毛诗》作“无”]说：“唉，我的孩子，早晚奔波服役，没有停止，还是要谨慎……[下阙]啊，仍然回来，不要死去。”《陟岵》三章，每章六句。十……[下阙]不耕种、不收获，[《毛诗》作“穑”]凭什么取得三百廛的粮食呢？……[下阙]一头牲畜啊；那些君子啊，不能白白吃饭啊。坎坎地砍伐车轮……[《毛诗》作“坎”，下阙]不要吃我的黍米。服役三年……[《毛诗》作“贯”]于你，你却不肯顾念我；我将要离开你……[下阙]你，你却不肯慰劳我……[阙]将要离开你，前往那快乐的郊外；快乐的郊外……[下阙]蟋蟀在堂上，年岁很快过去。如今我不寻欢，日月……[阙]句。山上有刺榆，[《毛诗》作“枢”]低湿处有榆树；你有衣裳，却不拖曳……[下阙]酒食为什么……[《毛诗》作“何”]，整日弹瑟并且以此欢乐……[下阙]已经见到君子，还有什么忧愁呢？杨……[下阙]以上是石经《鲁诗》残篇碑，共一百七十三字，是魏、唐两国《国风》若干篇的文字。与《毛诗》不同的地方，例如“猗”作“兮”，“贯”作“□”，“枢”作“蓲”，以及其他几个字。另有一段二十多个字，残缺零落，已经不能成文。只有“叔于田”一章，以及“女曰鸡……”八字还可以读出。其间有“齐”“韩”等字，大概是在叙述齐、韩两家诗说的异同，正如《公羊传》碑所说的，以及颜氏《论语》碑所说的“盍毛包周”之类。汉代《诗》分为四家；东汉时，毛氏《诗》没有立为学官。《隋书·经籍志》有石经《鲁诗》六卷；这块碑既然在后面讨论齐、韩两家，就知道《隋志》的记载是正确的。石经《仪礼》残碑。面向东的主人……[下阙]饮尽爵中酒，坐下放置酒爵，拜礼，拿着……[下阙]人洗手，登堂把媵觚送给宾客……[下阙]上拜礼，在筵席前接受酒爵……[下阙]头，公答拜。送爵的人站立……[下阙]送爵的人拿着觯等待……[下阙]公坐下取大……[下阙]

译以上是石经《仪礼》残碑，共四十五字，都是《大射仪》的文字。石面磨灭，字形笔画比其他经书更不清楚。灵帝本纪说：“诏令诸儒订正五经文字，刻在石上，立于太学。”《蔡邕传》则说：“上奏请求校正确定六经的记传。”既然两处记载已经不同，陆机《洛阳记》所记载的，只有《书》《易》《公羊》《礼记》《论语》。只有《隋书·经籍志》说：“后汉把七经刻在石碑上，都是蔡邕所书。”其中有《一字经》和《石经仪礼》九卷，这说明汉史、陆记记载得疏略了。未央宫有曲台殿，是天子举行射礼的宫殿。西汉没有太学，便在这里举行礼仪，所以后苍著书数万言讲说礼数，名为《曲台记》。如今宫禁中有选德殿，大概是便于坐着观看射礼的地方；皇帝清闲宴饮、询问治国之道，大多也在这里，或许同曲台相暗合。古代射礼是六艺之一，《仪礼》中讲射礼的有两篇。后世若不是武士就不学习射礼，这与古代不同。“媵觚”“媵爵”中的“媵”，大概就是送的意思。石经《公羊传》残碑。翚是什么人？是公子翚……[阙一字]为什么不称“公”……[下阙]栢于是对栢说：“我已经……[阙三字]了。”▯说……[下阙]这是……的说辞。那么究竟是谁拥立他的呢？石……[缺二字]石踖。[刻本作“碏”]这是赞美、夸大他的说辞。棠是什么？是济……[阙一字]的城邑。为什么……[下阙]仲子……[刻本有“也”字]还没有成为君主，那么为什么祭祀仲子……[阙一字]因为替桓公建立了……[下阙]诸侯有四个。所谓诸公是什么？诸……[缺一字]是什么？天子的三公称为……[下阙]在内相处。开始……[缺一字]诸公是从这里开始的吗？在这以前就有了。以前……[下阙]事情成功时说：“我使事情成功或失败了。我和郑人还没有成功……[刻本有“也”字]我……[下阙]后来，因为从外部取得城邑，所以不记载。这件事为什么记载？因为拖延久了……[下缺]弟弟的母亲称兄为兄。凡……[缺五字]的大夫。这里……[下缺]的城邑。天子有……[阙四字]诸侯都跟随到泰山……[下缺]埋葬却不记日期。死者讣告到了，却……[缺一字]不告知国君。为什么同防地的人……[下缺]是尚未受命的大夫。十年。这是公子翚。为什么……[下缺]对外称为外……[下缺]大恶才记载，小恶不记载；对本国的大恶要隐讳，小……[下阙]国。为什么不记载下葬？是为了隐讳隐公。隐讳什么呢？是弑杀。[刻本作“试”]弑杀……[下缺]下葬。[刻本有“以为”二字]……[缺一字]臣子……[缺二字]去世为什么不记地点？是不忍心说出……[以上属《隐公》]为什么要改易它？改易它，是因为……[下缺]隐讳夺取周王的田地。隐讳夺取……[以上属《成公》]十四年，为什么……[缺一字]记载异象？什么异象……[下缺]那么到了没有君王的时候，就没有……；有人来报告说：有麕而……[下缺]吗？隐公祖先所听到的……[刻本作“逮”]所见不同，所听不同，所……[下缺]不也是很快乐吗……[缺二字]君子。制定《春秋》的义理，以……[以上属《哀公》]有……[缺]《公羊传》桓公二年，颜氏有“所见不同，所听不同”的说法……[下缺]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记灾异吗？世代年数，颜氏说国君出兵就已经进入……[下缺]颜氏认为没有攻伐而不说“围”的，因为这不是取得城邑的说辞。十……[下缺]谿典、谏议大夫臣马日防、臣赵防、议郎臣……[缺二字]臣刘弘、郎中臣张文、臣苏陵、臣傅祯等杂……[下缺]以上是石经《公羊传》残碑，共三百七十五字，内容是隐公四年至成公元年以及哀公十四年的文字。所刻的全是《公羊》家的传文，没有《春秋》经文。又有颜氏的说法，石文断续不全，无法考察推究，大概是严氏、颜氏学说异同的辨析。拿现在的刻本校对，只有四字不同。汉代注文引用陆机《洛阳记》说：“《礼记》碑上有马日防以及堂谿典等八人的姓名；《论语》碑上也有左立等二人的姓名。”陆机所记并不详细。石经《论语》残碑。已经很少了，不喜欢冒犯上级而喜欢……[下缺]根本树立了……[缺一字]道就产生了孝……[下缺]说：“治理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要敬慎地办理政事……[下缺]按时役使百姓。”孔子说：“弟子……[下缺]而且有信用，即使说还没有学习，我也一定认为……[下缺]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学习了就……[下缺]与意愿……[刻本作“抑”]我和子贡……[刻本作“赐”]说：老师……[缺五字]而得到它，是老师自己求得的……[下缺]道，这样才是美好；小事大事都依此而行，但也有行不通的地方；知道……[缺五字]礼节，即使这样也不……[刻本有“可”字]行……[下缺]告诉你过去的事，你就知道未来……[下缺]人的不……[下缺]章。[以上属《学而篇》]用刑免罪却没有羞耻心，用道德引导他，用礼制整齐他……[下缺]吗？[刻本作“于”]学习世……[下缺]孙问我孝道，我回答说：“不要违背。”樊迟……[缺一字]问……[下缺]说：“活着时……[下缺]，按礼仪安葬，祭祀……[下缺]以区别……[缺一字]。子夏问孝，孔子说：“子女的脸色最难保持恭敬；有……[下缺]劳苦有……[下缺]孝……[下缺]隐藏得了吗？人怎么能隐藏……[刻本有“哉”字]呢？”孔子说：“温习旧知识而知道……[下缺]子……[下缺]器具。子贡问……[下缺]吗？陷入异端邪说，这就有害了。”孔子说……[下缺]问：“怎样做百姓才会服从？”孔子回答说……[下缺]。书上说：“孝于……[刻本作“乎”]，只有孝顺友爱兄……[下缺]了。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其中所损益的地方可以知道……[下缺]。[以上属《为政篇》]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礼制对他有什么用？一个人如果没有仁德，音乐对他有什么用？”林……[缺十一字]和……[下缺]回答说：“不能。”孔子说……[缺五字]山也不如林放……[缺九字]射礼……[下缺]说：“起发我的，是子夏啊；现在才可以……[下缺]。”孔子说……[下缺]殷朝的礼制，我……[下缺]知道它的说法……[缺三字]天下；那……[缺一字]把它显示在这里吗……[下缺]如同神明在那里……[下缺]周、殷两代礼制多么完美……[下缺]太庙……[下缺]你知道礼……[下缺]礼……[下缺]啊……[下缺]周人用栗木。说：“使百姓……[下缺]往……[下缺]国家。[刻本作“邦”]国君是为了两国国君交好，有反……[缺一字]管仲……[下缺]懂得礼……[下缺]我未曾不能见到……[下缺]，随从的人……[缺一字]出来说……[下缺]不合道已经很久了……[下缺]观看它吗？” 共二十六章。[以上属《八佾篇》]

译人……[缺]孔子说：“假如立志实行仁德，就没有什么可厌恶的。”[刻本有“也”字]孔子说：“富贵，是人所想要的……[下缺]即使颠沛流离，也一定要守住仁德。”孔子……[缺二字]没有见过喜好仁德而厌恶不仁德的人；喜好仁德的人，没有什么可以超过他的……[下缺]过错，各自属于自己的那一类……[缺二字]这样就知道仁了。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死去也可以了。”[刻本作“矣”，下缺]君子心怀刑法，小人心怀恩惠。孔子说：“只依据利益行事，就会招来很多怨恨。”孔子说：“能够用礼……[下缺]”回答：“是。”孔子出门后，弟子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老师的道，就是忠恕罢了……[下缺]”说：“父母在世时，不远行；远行一定……[下缺]。”[以上属《里仁篇》]与子张交谈，子……[缺一字]说：子夏……[缺一字]怎么样？回答说：子夏说：可以的……[缺四字]的就拒绝。[刻本作“拒”，下缺]子夏说：即使……[缺五字]观察它，想走得远却恐怕陷入泥泞，所以……[下缺]他的事情，君子学习……[下缺]子夏说：小人的过错……[下缺]说……[下缺]子夏说：大的德行……[缺五字]出入是可以的。子游……[刻本作“防”，缺六字]子……[下缺]君子的道怎么可以……[缺二字]有……[缺一字]有终结的人，大概只有圣人……[下缺]做官而……[下缺]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下缺]人没有能自己充分表现出来的……[刻本作“也”]一定是在亲人丧亡的时候吧……[缺一字]孔子说……[下缺]如果审理案件能够得到实情，就应当哀怜他们而不要高兴。子贡说：纣王的……[缺一字]善……[缺一字]这就是他的……[刻本作“之”，下缺]子贡说：“仲尼从哪里学习？”子贡说：“文王、武王的道没有坠落。[刻本作“坠”]它在人们中间，贤能的人记取它……[刻本作“识其”，下缺]告诉子贡……[缺一字]子贡说：“譬如宫墙……[刻本作“墙”]我的墙……[缺一字]只能从外面窥见室家的美好。” 那……[下缺]仲尼不可以毁谤……[缺二字]人的贤德好比丘陵……[缺三字]可以越过。仲尼好比日月……[下缺]说一句话便认为他无知，说话不可不谨慎。老师是无法赶上的，就像天空……[下缺]。[以上属《子张篇》]没有被蒙蔽，简册都在上帝心中；我本人有罪，不要牵连天下万方；万方有……[缺一字；刻本有“罪”字]就归到我身上……[下缺]归心。所重视的是百姓和粮食……[缺一字]宽厚就能得到众人，勤敏就能取得功绩……[缺一字]就会喜悦……[下缺]不骄傲，威严而不凶猛吗？[缺一字]说：“什么叫施惠而不耗费？”孔子说……[缺一字]百姓的……[下缺]尊敬他的仪容，瞻仰他的目光，庄严而使人敬畏……[缺字]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下缺]。[以上属《尧曰篇》]全书共二十篇，共一万五千七百一……[缺一字]字。把它拿去卖给商贾吗？包氏、周氏……[缺四字]大概就纵情于它的纵横……[缺一字]周……[下缺]说：“言语……[缺一字]而在萧墙之内；难道毛氏、包氏、周氏没有……[下缺]” 诏书与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孙表……[下缺]工匠陈兴刻写。右边这块《石经·论语》残碑，共有九百七十一字，是前四篇和后四篇的文字。每篇都必定计算章数，整篇结束时又总计字数，还记载《论语》在盍、毛、包、周诸家传本中有无不同的说法。拿它同今天通行的刻本校对，也不算非常不同。其中有些文字有所增删，有些字是通假字，以及采用古字的地方，虽然字形不同，但训义相差不远。比如“置其杖贾之哉”之类，汉人作文并不避本国国讳。威帝名讳“志”，顺帝名讳“保”，石经临写经文时都没有改易。樊毅碑有“命守斯邦”，刘熊碑有“来臻我邦”之类，从来没有因为避高帝讳而改掉“邦”字。这块碑中“邦君”是说两位君主友好，何必去掉“父母之邦”的“邦”字呢？《尚书》说“安定厥邦”，却都写作“国”，我怀疑汉代儒生流传下来的本子就是这样，并不只是为了远远避开这个讳字。《水经》说：“光和六年立石于太学，碑上全都刻有蔡邕的名字。”魏正始年间，又刻了“古篆隶”三个字。石经大概是诸儒在熹平年间奉诏校定的，但碑刻完成是在光和年间。隋代《经籍志》记载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它的评论说：“汉代镌刻的七经，都是蔡邕书写的。”又说：“魏代建立了一字石经。” 这些说法彼此自相矛盾。新、旧《唐书·经籍志》记载有今字石经七种，但在《论语》的注中说“蔡邕作”，又记载有三字石经和古篆石经两种。大概唐代史书把隶书称为今字。看那残存石经的字画精妙，不是蔡中郎一类的人不能写成。拿它同黄初以来的碑刻相比，差距简直有天壤之别，难道魏人的笔力能够达到吗？应当以《水经》的记载为依据。所谓三体石经，是魏人所刻。《儒林传》说：“说它是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并不对。”史书称蔡邕亲自书写碑上文字，再让工匠镌刻。今天保存下来的各部经书字体各不相同；即使蔡邕能够分别精通并善写隶书，兼备多种字体，但文字数量这么多，恐怕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史书说蔡邕与堂谿典、杨赐、马日防、张驯、韩说、单飏等人共同校定各部经书。如今《公羊》《论语》之后，只有堂谿、日防两人的姓名还保存着。另有赵防、刘▯、张文、苏陵、傅祯、左立、孙表几人，我私下认为其中必定有同时挥笔书写的人。我详细玩味这些残存的字迹，发现《公羊》《诗》《书》《仪礼》又都在《论语》之上。刘宽碑背面有王▯的题名，说明它们在排列上同《公羊》《诗》《书》相邻。黄初年间的孔庙碑，则是《论语》石经的后继。识见高明的人应当能够辨别它们。《石经跋》　　　　　　　　　　　张縯

译关于石经的始末，丞相洪公的论述已载在《隶释》中，十分详细。洪公没有涉及的内容，现在大略见于这里。唐章怀太子引用《洛阳记》为《范晔汉书》作注，说石经总共有四十六通碑。到高澄把这些经碑迁到邺地时，《通鉴》记载为五十二通碑。自东汉历经魏、晋、宋数百年间，洛阳多次遭受兵乱，这些碑应当有毁坏的。它们迁到邺地时，比《洛阳记》的数目多出六通，怀疑《洛阳记》记载不详。碑的形制高一丈，宽四尺。六经文字很多，四十六通碑必定不可能全部刻完。宋代常山公的《河南志》说石经共有七十三通碑。常山公博学多闻，欧阳文忠公常常把古今疑难之事向他咨询，《河南志》所记一定有所依据。后来北周攻打北齐，毁坏石碑，把它们当作炮石。当时高纬昏庸混乱，在两军胜负即将决定之际，还要等一个孽妇来观看，于是把自己的国家输给了北周；这样一来，哪里还会顾及石经呢？所以这些碑残毁也是应该的。贞观年间考察古迹，只找到几段石经，流传到今天的也可知没有多少了。蔡邕本传说蔡邕亲自把文字写在碑上，但它说的究竟是哪一种书体呢？如今世上流传的本子都认为是隶体；可是到了《儒林传序》，却说是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以便相互参照校验。注中所说的古文，是指孔氏墙壁中收藏的古文书。我根据这些文字考察，孔壁所藏全都是蝌蚪文字；孔安国在武帝时代已经说过，蝌蚪书没有人能够识读。他奉诏为《尚书》五十九篇作传时，是把文字用隶书整理古文，不再采用蝌蚪古文。蔡邕怎么能在孔安国之后二百年，独自具备三种字体的书法呢？汉建武年间，杜林避乱到河西，得到一轴古文《尚书》，诸儒共同把它传为珍宝。一轴书已经被世人如此珍视。熹平年间距离建武又过了几十年，却说蔡邕能够把六经全部写成古文，这不合事实。或者蔡邕只是用三种字体相互校验经文，然后把文字写在碑上；那么他把文字定为隶书，是否也像孔安国为《尚书》作传那样呢？《儒林传序》中的说法恐怕有字句错误。起初蔡邕校定六经时，与堂谿典等几人一同奉诏办理；如今六经字体并不一致，应当是当时书写碑文的人也不只有蔡邕。我姑且记在篇末，等待博学有识的君子裁定。张习孔说，谷卧余说。孔安国《书序》说：“用隶书整理古文”，又说“再用竹简书写”。“古定”一语实在难以理解，“定”字应当是“字”字的讹误。意思是：既然把自己所知道的文字写成隶书，那么其中的古字就再用竹简书写。附记在这里。考察《洛阳记》所说的石经四十六通碑，这是专指汉代石经而言。《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说太学堂西有四十八通碑，这是专指魏代石经而言。两者合计应当有九十四通碑。《洛阳记》所说的二十九通碑已经毁坏，那么北魏时保存的应当有六十五通碑。到高澄迁往邺地时，又有许多沉没在河中，所以只剩下五十二通碑。这是把汉、魏两代石经合在一起总称。张氏怀疑汉碑不应当有五十二通，反而说《洛阳记》有误，难道不知道魏代也有石经吗？北魏静帝本纪记载，武定四年，明确写有把汉、魏石经迁到邺地。张氏也没有考察这一点吗？他说北周军队攻打北齐、毁碑取作炮石，也不对。北周军队在承光元年正月癸巳包围邺城，齐主随即逃出邺城，当天邺城就被攻下。北周军队从未攻打齐人，齐人也没有抵抗，怎么会有毁碑作炮石的事呢？这些都是凭主观臆测评论古事，却不考察当时事实的说法。《学古编》　　　　　　　　　　　吾衍 石经残存的字迹，是[原文“碑防”疑为“碑版”]会稽蓬莱阁的翻刻本，破损、残缺、磨灭的程度，同古碑如今已经亡佚没有区别。考《隶释》，洪适说：“我已经辑集《隶释》，于是把所有石经残存的字迹刻在会稽蓬莱阁。”这样看来，残存字迹的碑版是洪氏所刊刻的。至于这个翻刻本出自什么人，就不知道了。

译《石经隶字》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我曾两次见到这个本子：一次是在邹平张氏家，一次是在京师孙氏家。《尚书·盘庚》篇有三十多个字，《论语·为政》篇有七十多个字，《尧曰》篇有三十多个字。拿它同洪氏的《隶释》相比，保存下来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考察三体石经，汉、魏两代都曾建立过。熹平年间立石之事，见于《后汉书》的《灵帝纪》《蔡邕传》《张驯传》《儒林传》《宦者传》。正始年间立石之事，见于《晋书·卫恒传》。但《水经注》说：“汉代五经石碑立在太学讲堂前，全都在东侧，碑上全都刻有蔡邕等人的姓名。”魏正始年间，又建立了刻有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的石经。魏初传授的古文，出自邯郸淳所书的石经古文，后来逐渐失去邯郸淳的法度，立在讲堂西边，共有石碑四十八方，宽三十丈。《洛阳伽蓝记》则说：“讲堂前有三种字体的石经，共二十五通碑，碑的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书写《春秋》《尚书》两部经书，采用篆书、蝌蚪书、隶书三种字体，是汉代右中郎将蔡邕笔迹的遗存；还剩十八通碑，其余都残毁了。”又有石碑四十八方，正反两面都用隶书书写，刻有《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经书，另有一处赞学碑，也都在讲堂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八枚〕 章怀太子引用《雒阳记》说：“讲堂长十丈，宽二丈；讲堂前石经四部的原碑共有四十六方【少二方】。向西排列的是《尚书》《周易》《公羊传》，共十六通碑，保存十二通，其余毁坏；向南排列的是《礼记》，共十五通碑，全部崩坏；向东排列的是《论语》，共三通碑，其中两通毁坏。《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防、议郎蔡邕的姓名。”这些都是当时亲眼看见石碑并记录下来的人所说的话。综合考察，它们的不同有四点：第一，汉代石经究竟是五经、六经还是七经不同；第二，魏代石经究竟是三体还是一体不同；第三，讲堂西边所立的石碑究竟属于魏代还是汉代不同；第四，北魏时保存的石碑所刻经书不同。《后汉书》的本纪、《儒林传》《宦者传》都说是五经，《蔡邕传》《张驯传》却认为是六经，《隋书·经籍志》又认为是七经，这就是汉代五经、六经、七经说法不同。卫恒传说，魏初传授的古文出自邯郸淳，到了正始年间建立三字石经，后来逐渐失去邯郸淳的法度，于是借用蝌蚪书的名称，进一步仿效它的形状。《水经注》也说三字石经在讲堂西边，而《伽蓝记》却认为那是碑的正反两面都用隶书书写，《隋书·经籍志》又称它为一字石经。那么，所谓仿效蝌蚪书的形状而失去邯郸淳法度的特征，究竟在哪里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枚、二枚〕 这就是魏代石经究竟是三体还是一体的说法不同【《金石录》说：汉代石经是蔡邕所书的小字八分书。《后汉书·儒林传序》说：“说它是古文、篆书、隶书三体，并不对。大概蔡邕所书的其实是八分书，而三体石经是魏代建立的。】《伽蓝记》说：“二十五通碑刻有三种字体，四十八通碑的正反两面都用隶书书写。”《水经注》说汉代经碑在讲堂东侧，而四十八通碑是魏代经碑，在讲堂西侧。可是《洛阳记》不说东侧有碑，只说讲堂前有四十六方碑，上面有马日防、蔡邕的姓名；又不说字体有三体。如果不是把《水经》所谓魏代石经也合并进去，而把它指作汉代石经，那又怎么解释呢？这就是讲堂西边所立石碑究竟属于魏代还是汉代的说法不同。《伽蓝记》说有《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洛阳记》却多出一部《论语》。而赵明诚《金石录》说他家收藏的本子中，又有《诗》《仪礼》。如果这些拓本不是出自神龟以前，那么就不应当把宋人所收藏、而魏代尚未见到的经书归入其中。这就是北魏时保存的石碑所刻经书不同。总之，这些情况都无法详细考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六枚〕 至于《魏书·江式传》说魏代三字石经立在汉碑西边，是邯郸淳所书，这是没有考察卫恒的话而造成的错误【胡三省《通鉴注》说：“魏碑在正始年间建立。汉书说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郸淳作《曹娥碑》，当时邯郸淳已经成年；从元嘉到正始年间相隔九十多年，说三字石经是邯郸淳所书是不对的。”】《孝静帝纪》说：“武定四年八月，把雒阳的汉、魏石经迁到邺地。”《北齐书·文宣帝纪》说有五十二方，和《伽蓝记》所列东边二十五方、西边四十八方的总数相比，只少了二十一方。而《隋书·经籍志》说河阳岸边崩塌，于是石碑沉没水中，能够运到邺地的不到一半，这是没有考察《北齐书》纪载而造成的错误。《周书·宣帝纪》说：“大象元年二月辛卯，下诏把邺城石经迁到洛阳。”《隋书·刘焯传》说：“开皇六年，把洛阳石经运到京师。”但《经籍志》却说：“从邺地装运到长安。”这又是没有考察《刘焯传》而造成的错误。这些都是很容易看出的乖谬错误。另外，《晋书·裴頠传》说：“转任国子祭酒，上奏请求修治国学，刻石抄写经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十二枚、二十一枚〕 然而《水经注》等书都没有提到晋代石经，难道裴頠曾经办理此事却没有完成吗？现在这个本子的依据，是宋代黄长睿《东观余论》所说：“原本在洛宫前御史台中，年代久远，逐渐毁坏散失，洛阳好事之人还时常得到它。”现在张焘龙图家有十版，张氏女婿家有五六版，王晋玉家有小块石版，我都得到过它们的拓本。邵伯温《闻见后录》记载说：近年洛阳张氏掘地得到十几块石碑；董逌《广川书跋记》说《尚书》保存二百三十六字，《论语》保存三百五十七字。如今这些石碑已经不知道流落到哪里，而拓本还留存在世上的，确实常常可以见到。又。

译卫恒《四体书势序》说：自从秦代破坏古文以后，书体有八种：第一叫大篆，第二叫小篆，第三叫刻符，第四叫虫书，第五叫摹印，第六叫署书，第七叫殳书，第八叫隶书。许慎撰写《说文》，以篆书作为正体。秦代李斯号称擅长小篆，各山以及铜人铭文都是李斯的书体。汉建初年间，扶风人曹喜稍微不同于李斯，但也以擅长书法著称。邯郸淳向他学习，大略探究了其中的精妙。汉末又有蔡邕，采取李斯、曹喜的方法，写成古今杂糅的形体，但精密而合乎法理不如邯郸淳。他所评论的是蔡中郎的篆书，并没有说到隶书。根据今天的情况推求，汉人通行的书体是隶书。石经本来就有古文、篆书两种字体，只是不知道出自什么人。至于蔡中郎所写的隶书，大概只是顺应当时习俗来写，使人容易辨识罢了；它当然不像许叔重那样，每一点每一画都有根本依据。所以唐代李阳冰说：蔡中郎把“豊”写成“丰”【考察“丰”字，自从后汉《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等碑以来，多数已经写作“豊”，并不是从蔡中郎才开始的。】李丞相把“束”写成“宋”，把“鲁”写成“鱼”，使人把泾水、渭水混同为一流；而张参撰写《五经文字》时，每每说上面依据《说文》，下面依据石经。石经的文字，大体上都是由原来的字体改变而来并加以省略的。省略的字体称为隶书，稍微繁复并夹杂篆书笔法的称为八分书。书写八分书的人，已经不一定能够通晓六书的含义了。所以韩退之《赠张秘书》诗说：“阿买不识字，却颇懂得写八分书，更何况写隶书、真书，以至于行书、草书呢？”虽然如此，古文还是经历了由古文变为篆书、又由篆书变为隶书的过程。五经文字的差异，也经历变化而最终归于统一。这是书体发展趋势所不得不然的，而蔡中郎正好处在这个时代。颜氏《家训》说：“世上的小学学者，不通晓古今，必定要依据小篆来订正经书。至于《尔雅》《三苍》《说文》，难道能够完全得到苍颉文字原本的意义吗？它们也会随着时代有所增减，各自存在相同和不同。”那么唐人考选士人时，必定要依据石经、《说文》《字林》，大概是想兼通古今字体，并明白字体变化通融的意义吧。考察《后汉书·儒林传》和《洛阳伽蓝记》，都说汉代建立了三字石经；《晋书·卫恒传》《后魏书·江式传》和郦道元《水经注》也都说魏代石经如此。这样看来，汉、魏两朝的石刻都采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字体，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隋书·经籍志》、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却说汉代采用三体，魏代只有一体；赵明诚《金石录》、洪适《隶释》则说魏代采用三体，汉代只有一体，并斥责《后汉书》说错了。两种说法这样矛盾，到底应当听从哪一种呢？我认为《儒林传》所说一定不是虚假的；杨衒之、卫恒、江式、郦道元都亲眼见过，难道会有错误吗？杨衒之说：“汉代石经有二十五通碑，正反两面都刻有文字，采用篆书、蝌蚪书、隶书三种字体，都是蔡邕的笔迹。”《儒林传》没有说正反两面都刻字，依靠杨衒之的记载我们才知道这一点，由此可知它不是妄言。卫恒说：“魏初传授的古文出自邯郸淳；正始年间建立三字石经，后来逐渐失去邯郸淳的法度，借用蝌蚪书的名称，于是仿效它的形状。既然有蝌蚪书，就可以知道同时还有隶书和篆书。” 在那个时候，汉代石碑虽然已经有很多残毁，但魏代石碑没有受到损坏；诸位儒生世代居住在洛阳，观览这些石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会反过来讥讽他们记错呢？黄伯思、董逌、赵明诚、洪适诸人，只看到残缺遗存，没有能够见到完整的石经，所以各自坚持一种说法，彼此不能相合。相隔数百年以后出生的人，遥想数百年以前的事情，终究不如亲眼看见的真实。卫恒、江式诸公都出于亲眼所见；只有宋代以后文人没有见过真实石刻，只能考察残碑和拓本，指认“这是汉代的，这是魏代的”，没有得到事实，却凭意料推测，所以才有这些纷纷争论。到了今天，石经残存字迹在士大夫家中多有收藏，人人都夸说是蔡中郎的真迹，哪里知道宋代中期，胡宗愈在成都刻过，洪适在会稽刻过；得到这些本子的人，何尝不把它们视为奇异珍宝，却不知道并不是真迹呢？既然如此，后人怀疑它属于汉代、怀疑它属于魏代，哪里比得上前人亲眼所见的记载可靠呢？北魏石经 《南齐书·魏虏传》魏初年，平居于平城，当时那里没有城郭。佛狸【即世祖太武帝拓跋焘】开始截取平城西部修筑宫城，宫城西南距白登山七里；又在城西三里刻石，书写五经及其国史。考察佛狸在位多年，没有一年不出兵作战，却还能留心经籍，并把它们刊刻在石上，这是帝王的盛举，但后来的《魏书》没有记载，只有《南齐书》记载了此事，不能不补录进去。然而，以佛狸的勇猛强悍和嗜杀成性，哪里会爱好经术？这一定是崔浩所做的。崔浩自祖父以来，世代在北方擅长书法，因此应当是他做了这一美举。《石经考》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石经考》卷下 鄞县万斯同撰写 唐石经 《旧唐书·文宗本纪》开成二年冬十月癸卯日，宰相兼判国子祭酒郑覃进呈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当时皇帝喜好文章，郑覃用经义启发引导他，逐渐压倒那些以文章见长的人，于是上奏设置五经博士。依照后汉蔡伯喈刊刻石碑的做法，把它们树立在太学。开始建立石壁九经，儒生们校正其中的错误。皇帝又命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核校定字体。字体又不合乎师法，所以石经树立后几十年，名儒都不去看，认为其中的芜杂错误太多了。《郑覃传》郑覃是前宰相郑珣瑜的儿子，凭父亲的恩荫补任弘文校理，历任官职，做到京兆尹。文宗即位后，改任左散骑常侍。文宗即位第三年，以本官兼任翰林侍讲学士。第四年四月，授任工部侍郎。郑覃长于经学，考究古事，遵守正道，皇帝尤其敬重他。郑覃从容地上奏说：“经籍文字有错误，博士们沿袭旧本，难以改正。请下诏召集宿儒，振兴学校，订定六经，依照后汉旧例，在太学刻石，使后世永远以此为准，用来纠正经籍的缺失。”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开成九年十月，郑覃多次升迁，任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开成初年，他上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孔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不久便下令上石。郑覃以宰相兼任判国子祭酒，上奏请求在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每经各一人；因为没有职田，请依照王府官员的旧例赐给禄米。皇帝同意了。郑覃又进呈石壁九经一百六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