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帖刊误卷上

译第一　帝王书 凡是草书中分出波磔笔画的，称为章草；不具备这种笔法的，只称为草书，就像古隶书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正书一样，所以章草应当在草书之前。然而原本并没有“章”这个名称，是因为汉建初年间，杜操、字伯度，擅长这种书体，汉章帝称赞他，后世便以“章”来命名。如今本卷开头的一帖偶然是章草，便认为是章帝所书，这是错误的。不过这帖也是前代人的作品，只是抄录者把它编入《千字文》中的语句而已。米芾径直用这一点来辨析，也没有说中问题所在。米芾说是晋武帝的书，应当是晋孝武帝，并不是这样。我考察《省启帖》和后面的《谯王帖》，虽然列在存疑的著录中，但似乎并不是同一人的书。续帖中的《炎报帖》，笔法颇与此帖相同。“炎”是晋武帝的名字，不是晋孝武帝的名字。但这些也都是后人摹仿的。此帖末尾说“故遣信还”。古人把使者称为“信”，所以王逸少的帖中说“信遂不取答”，《真诰》中说“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见告”，《谢宣城传》中说“荆州信去，倚待”，《陶隐居帖》中说“明旦信还，仍过取反”。凡是说“信”的，都是指使者。近世仍有这种说法，所以虞永兴的帖中说“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遣书馈物为信”，而现在的流俗却把寄送书信、馈赠物品称为“信”，因此认为前人的话也是这个意思，不再知道魏晋以来所谓“信”，其实是“使”的别称。阿史的病情逐渐好转。帖中说：“晋宣帝也没有这样。” 《安军破堈帖》等几帖草书，笔势纠缠盘绕，仿佛出自一人之手；如果说它们是伪作，我毫不怀疑。我小时候曾看过世间流传的《七贤书》，末尾有白字，都是连署作“七人所作”，完全没有丝毫差异。即使当时传授笔法或许相同，然而各人的书法不可能完全相同，也如同人的面貌一样，不应当毫无区别，因此本来就怀疑它们是伪作。当时年长的前辈有人说不是这样，后来看到窦臮的《书赋》，才知道《七贤帖》果然是李怀琳伪造的。这三帝的草书，也属于同一类。米芾说：“梁高，应当是齐高，不是这样。”此帖末尾说：“萧衍”，这正是梁武帝的名字。梁武帝的庙号是高祖，这部书的题目误把“祖”当成了“帝”。《宋明帝帖》说：“回复休祐、休范两家的内人。”要知道休祐是晋平王，休范是桂阳王。《宋史》把休祐写作休祜，大概是册牍传抄造成的错误，应当以“祐”为正确。《吊江叔帖》不是唐文皇的书。我考察唐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去世，这就是此帖所说的“江叔”。唐高宗常用国名来称呼各位叔父，如称“滕叔”，不必赐号称滕王元婴；同样称元祥为“江叔”，这正是唐高宗的书法。帖中还说“叔艺韫多材”，又说“聊以示蔼”，是指鲁王李灵夔的儿子范阳王李蔼。李灵夔也是唐高宗的叔父，史书称他笃志好学，擅长草书、隶书。此帖所谓“叔艺韫多材，慈深善诲，蔼夙奉趋庭之训，早擅临池之工”，说的就是这些。后面的《答进枇杷并移营五桥南》二帖，都是唐高宗的书法；这几段却都错误地编入唐太宗帖中。陈文帝对宣帝说：“我给儿子命名用‘伯’，你应当用‘叔’。”本卷中的《陈永阳王伯智书》，错误地编在长沙王叔怀之后。又据《陈史》，长沙王只有叔坚，没有叔怀；他的兄弟也没有这个名字。看帖尾署名的地方，怀疑应当是叔慎。叔慎是陈代岳阳王。这大概是摹写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第二　汉、魏、吴、晋人书 唐文皇《右军传赞》说：“伯英临池学书的精妙，已经没有遗留下来的踪迹。当时远方搜求、暗中寻访，古帖全都出现了；而御府所收藏的，丰富得无与伦比，尚且没有伯英的书迹，后世怎么还能重新得到？不只是唐代如此，晋代所见到的也更加稀少。所以庾翼给右军的信说：‘从前得到伯英的章草十纸，过江时遗失了，常常叹息这种妙迹永远断绝。’本卷这帖章草《芝白帖》，稍微接近古法，也怀疑是摹仿前贤之作。前面的《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芾说都是张长史的书，确实如此。但帖中有‘数往虎丘，祖希时面’的话。祖希是张玄之的字。张玄之与王献之同时，虎丘在江左，因此应当是张长史书写王羲之、王献之帖中的辞语。” 崔子玉书中说：“多次附上书信告知消息，以解除他的忧愁。”这是唐人的书，字迹也不是汉代的。《尚书宣示帖》的钟繇真迹，原本在王丞相王导家。王导过江时把它藏在衣带中，送给王逸少。王逸少又送给王脩。王脩死后，他的母亲把王脩平日珍藏的东西一并放入棺中，真迹于是绝迹。这一帖是王右军临摹的。《白骑遂帖》是王大令临摹的，唐开元年间在滑台人家，和王逸少临摹的《宣示帖》一同收藏，所以错误地编在钟繇部分。《长风帖》是王逸少早年的书法，还没有改变钟繇的体势，所以也错误地放在这里。《长风帖》中“范母子”等话，在二王的帖中有很多；米芾说是齐、梁人的书，不对。皇象的《文武帖》，大概是抄写汉代东观校书郎中高彪送给幽州督军御史第五永的箴言。结字也很古雅。史书原文说“吕尚七十”，这里说“师尚七十”；史书原文说“明其果毅”，这里说“昭其果毅”。大概史官为了避晋人的讳而改写，应当以此帖为正确。‘五将三门下，当所地有九变，丘陵山川，人有计防。六奇五间，总兹三事。谋则咨询，无曰已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已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后无所观。先公高节永越可尊，佩藏斯戒以厉终身。’当时蔡邕等人都作诗送别第五永，只有高彪作了这篇箴言。蔡邕非常赞美它，认为没有可以超过的。全文见于《东汉书》，但这一段散失了。皇象的书迹世间很少，只有建业有吴代的《天发神谶碑》，字体似篆似隶，字势雄伟，相传是皇象所书。张怀瓘称它沉着痛快，确实得到了皇象的笔势。皇象后面那篇章草表，大概是唐人伪作；它的字体正与世间流传的曹植《鹞雀赋》书迹相同，都是非真迹。至于孙皓上给晋武帝的表，也是章草书，字画高古，与这一帖相比大有不同。王小令的《此年帖》，原是唐人所收藏的，和《二钟虞松》三帖合为一卷。《珉帖》末尾说“辅国司马君笔势婉雅”，与这里的情况相同。这一句也没有后面的五个字。《谢安后一帖》传摹得距离真迹很远，米芾认为是伪作，大概是因为“惶恐再拜”这种用语当时很少使用；然而用于尊长老人，或许还是有的。陶华阳《真诰》中有帖说：“许玄惶恐再拜”，这正是晋代的格式。《王世将二十四帖》与第一卷中《数朝》等伪帖的字势没有差别，只有后面两篇表文极为古雅，确实能够传达钟繇的笔意，而王右军又学习了它。

译表文中有“顿乏勿勿”一句。考察《颜氏家训》说：“世间书信中多称‘勿勿’，相承沿用至此，却没有人探究它的由来；有的人胡乱说这是‘忽忽’的残缺字。” 《说文》说：“‘勿’是州里所树立的旗帜，大概是用来催促百姓办事的，所以急迫匆忙称作‘勿勿’。”我认为颜氏用《说文》来考证这个字是正确的；可是如今世俗又妄自在“勿”字中斜加一点，读作“怱”字，更加失去了本义。考察《祭义》说：“勿勿诸其欲其飨之也。”注释说：“‘勿勿’犹如勉勉，是诚恳爱敬的样子。”杜牧的诗说：“浮生长勿勿。”由此可知，“勿勿”出自《祭义》，唐人的诗中也使用它，并不只是书信中使用。第三　晋、宋、齐人书 庾亮书中说：“奉上书信，在书箱中，先为媞子作案。”江淮之间把母亲称为“媞”。这里说“媞子”，不知道是指哪位亲属。【《尔雅》说：‘媞，母亲安宁。’】庾翼的帖中称“故吏从事中郎”。考察庾翼曾任陶侃太尉府从事中郎，这应当是写给陶侃的启。杜预《十一月二十四日帖》说：“道路遥远，书信问候；又简略询问，得到回信。”况且这并不是当时尺牍中的用语，或许是江左人的书，不只是《亲故帖》为伪作。《亲故帖》末尾说：“多次附上书信，以安慰我的心。”这也是近世流俗的说法。晋代刘超为人谨慎缜密，因自己的书法类似晋元帝，不敢把书信寄给外人；这帖不应当还能流传。而且字势与晋元帝大不相同，它是伪作，十分明显。谢庄一生终仕于宋，帖题却写“晋”，错误很大。王著叙述王坦之的书法，把他列在王逸少诸子之间，大概是因为名字都从“之”；殊不知坦之是述子的儿子，属于太原王氏，并不是琅邪王氏一族。若不是通晓古事，怎么会错到这种地步呢？【川本说：“‘意非’之下有‘不’字。】刘瓌之是东晋时擅长八分书的人。王大令不肯为太极殿题榜，谢安石于是让刘瓌之用八分书题写。如今这篇草书帖不是真迹，与《王廙二十四日帖》没有差别。王氏的王凝之、王操之、王徽之、王涣之四人的书帖都是真迹。王逸少七个儿子中，前四人与王献之的书信都有传本，只有王玄之、王肃之的遗迹没有见到。其余人都得到家传规范，但体势各不相同。这就像善于学习王逸少书法的人，也如同颜延年回答宋文帝谈论自己的几个儿子时所说的：颜竣得到我的笔法，颜测得到我的文辞，颜防得到我的义理，颜跃得到我的饮酒本领。书法也正是如此。我现在用它来比拟王氏诸子，那么王逸少的书法中：王凝之得到其韵致，王操之得到其体势，王徽之得到其笔势，王涣之得到其形貌，王献之得到其源流。然而王大令的书法尤其著名，能够与逸少并驾齐驱，大概是因为他能以父亲的书法为根本，而所遵循的范围广大。所以真书、行书便取法钟繇，草书之圣便师法张芝。二家的法度，正是王逸少书法的来源；王献之又沿袭加以学习，所以特别高于王氏诸子。这如同鲁国孔门诸弟子中，子路、子贡、子游都以儒学著称，但最终得到孔门传承的，只有子渊罢了。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原本有七纸。晋代王平南王廙常常珍爱把玩它。遇到永嘉之乱时，便把它折叠四层缝在衣服中，渡过长江。唐代蒲州桑泉县令豆卢器得到它时，折叠的痕迹还存在。如今所著录的只有一纸，摹写流传已经失去真意，不再有原作的神采。《纪瞻帖》中有这样的话：“贫家没有什么可以表达心意的，所谓物品虽微薄，情意却完整。” 看到这句话，不必等到看笔迹，就可以判定它是伪作了。《山涛启事》与李怀琳所撰《七贤书》中山涛的书法彼此矛盾；只是这篇启事的文字是对的，书法却不是山涛的。《七贤帖》中的笔墨言辞，全都是假的。本卷伪帖很多，如《庾翼后一帖》，以及《沈嘉帖》《王循帖》《司马攸帖》《刘穆之帖》《王劭帖》《王廞帖》《张翼帖》《陆云帖》《羊欣帖》《卞壸帖》《谢登帖》和前面的《杜预一帖》，以及《刘超帖》《刘瓌之帖》《纪瞻帖》《山涛帖》等，都是同一体势的伪书。《孔琳之帖》中“恨恨脚中转剧近明散未觉益”十二字偏小，大概是临摹帖的人把行侧的注文误写进正文行列，应当以原本为正确。王僧虔的两篇启文都很好，结字与《拟王琰乞江郢所统郡启》相同，书法声誉确实不是虚传。

译第四　梁、陈、唐人书 齐豫章王萧嶷的孙子萧确，是范之的儿子，在梁代任司徒右长史；这里却说是征南将军，不知道依据什么，恐怕是梁邵陵王萧纶的儿子萧确。他所书《孝经》一章，也是近世伪造的体势，不是江左人的书。阮研帖也是这样。萧子云有章草《史》《孝》《山》《出师颂》一章，非常古雅，与本卷正书《列子》相差很远。纸面上像王蒙，笔法下像徐偃，确实是笃实的论断。陈逵是晋代西中郎将。这里说是陈朝的陈逵，是书写错误。褚河南《潭府帖》末尾说：“舅遂良答薛八侍中。”从前外舅张知常认为，褚遂良被贬到潭州时，并没有姓薛的人担任侍中。我曾经考证过，确实如此。考察褚遂良在唐高宗永徽六年被贬为潭州都督，在此以前，上溯到神尧皇帝时期担任侍中的，有裴矩、齐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征、杨师道、刘洎、张行成、高季辅、宇文节、韩瑗，共十一人，没有姓薛的。到仪凤年间，薛元超才任宰相；那已经在褚遂良之后，而且他也没有任侍中。褚遂良写此帖时人在外镇任职，也没有兼任这一官职的人。再看字势，也是在摹仿褚遂良而作出妩媚的姿态，它必定是伪作。后面的《家侄至一帖》，才是真正的褚河南得意之作，笔势翩翩，具有逸敬的体态。拿它与前一帖相比，就像蓬草、芦苇倚靠着美玉树林。《山河帖》只是从褚河南所书《枯树赋》中抄出的文字；《枯树赋》是庾子山所作，褚遂良书写之后，后人妄自增加了“四字”。虞永兴《大运帖》、欧阳率更《比年帖》，都是集取二人碑刻中的字拼成的。《柳少师与弟帖》末尾说：“诚悬（柳公权）呈：有人多有疑问。因为颜籀注《汉书·丞相衡传》说：‘字是用来表明德行的，难道人可以自称吗？’柳公权不应当称字。然而我曾看过王羲之《敬谢帖》，其中自己说：‘王逸少白。’《庐山远公集》中卢循给远公的信，自己说：‘范阳卢子先叩头。’可见古人有时也称字。陆柬之帖说：‘近来得到告知，因而感到慰藉；上下都平安，只是没有得到吴兴方面最近的消息。’柳公权心得此药，书写散势耿耿，曾经如此，实在很不像唐人的语言，应当是临摹晋宋人的帖；否则就是仿效它的语言写成的。” 薄绍之，宋代任丹杨尹，书法与羊欣齐名，当时号称“羊薄”。这一卷把它列为唐人作品，实在错得厉害。第五，杂帖。从苍颉到程邈的书迹都是伪作；史籀书流传到后世的，只是岐山、鼓山的石鼓文罢了。如今这部书说扬州裴易德所系的字，完全没有三代书体；连同它的文辞，都是唐人的笔迹。所谓李斯书中“米”字，不知是什么人所写。我考察其中的文字说：“田畴得到耕耨，任政一月便使法令实行，使父子成为邹鲁之人。”这其实是李阳冰篆书、王密撰写的《明州刺史河东裴公纪德碣》中的文字。碑文大略说：“惊通又恢复田畴，开辟教导人们耕耨，所以治理政事，可以在一月内达到宽缓；于是法令得以施行，裴公教化夷俗，使之成为邹鲁之地，使父子长幼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这篇帖只是摹写“田畴”等十八字作为李斯书，和碑中的篆字没有丝毫差别；而米芾却说不知道是什么人所写，大概从未见过这块碑。程邈在秦代云阳狱中创作隶字，就是现在汉碑中的字体；有了这种隶书以后才产生正书，如今的正书不应说已经由程邈创作。宋儋是唐明皇时人，学习钟繇的书法，却只写得侧斜乖戾，完全失去了天成的气势。王著把这部书收录下来，不知是唐人故意假托远古人所写，所以把它同李斯、程邈并列区别；错误竟到了这种地步。宋儋有《嵩山圭禅师碑》流传于世，字也不算工整。《卫夫人帖》大概是唐初李怀琳所作，事情见于窦臮《述书赋》。例如《续帖》中的《嵇康绝交书》以及世间流传的《七贤帖》，都是李怀琳伪造的笔迹。这一帖同《卫夫人帖》一样，尤其疏漏荒谬。按梁代萧子云答武帝诏令说：“臣从前不能辨别和赏识，随着当时所崇尚的风气，临摹子敬的书法，经历了许多年。二十六岁时撰成《晋史》，写到二王列传，想作论述草书、隶书法则的文章，但言语不能充分表达心意，终于没有写成。十多年后才看到陛下论书的一卷诏旨，分析笔势，洞彻字体，从此才改变对子敬的全面模仿，改为完全取法元常；到那以后，自己觉得功力有所进步。”这篇伪帖却说：“只是卫夫人随着世俗所学，规摹钟繇，经历了许多年；二十岁时撰写诗论草隶，又说笔势洞精、字体遒媚。”这些话都是窃取萧子云启奏中的语句，想稍作改动，却反而破坏了句读。如今世上难道没有有见识的人吗？为什么不能悟出这是伪作？况且卫夫人是晋代李矩的妻子、李充的母亲，名铄，字茂猗；既然给人写信，自然应当署自己的名字，不会只称丈夫的家族和姓氏。根据这些事情考察，它是伪作无疑。前辈评论这篇帖，认为它的“敕”字从“力”、“馆”字从“舍”，因而是伪作，但没有说中它的毛病。自从二王以来，讹字很多，如把“陈”写作“阵”、把“防”写作“防”，都是二王一类人自己创造的写法，不能据此判定真伪。《隋朝书》中“敬”字缺少最后一捺，大概是在淳化年间摹写此书时特意省去，以避讳罢了。有人因此把这一篇指为伪帖，不对。梁武帝《书评》是命袁昂撰写的，他的答启说：“奉诏命臣评论古今书法。臣才智浅陋，哪里敢轻率地衡量江海？只是圣旨把判断是非的任务交给臣，谨依前文品评字法。”这里说是梁武帝亲自评论书法，错了。袁昂不以书法著名，而是评论裁定各家，能够曲折详尽地说明笔势。然而评论者认为，他评论张芝书法说：“像汉武帝喜爱道术，凭借虚空想成仙，只是想成仙罢了。”至于评论薄绍之书法，却说：“像仙人对着树长啸，那就是真仙了。”这样的比拟失去了伦次，这也是一个毛病。写这一帖的人，字法拘束，天然气息太少，恐怕不是智果所书。智果号称得到王羲之的骨力，借此声誉被过分称誉；其实他的书法也不至于差到这种程度。“何氏书”如果说是“何人”的意思，或许可以；若认为是何姓，则不对。米芾把这两帖认为是欧阳率更所书，很正确。《敬祖鄱阳》两帖，在《大令部》中已经有了，这里只是重复出现。敬祖是王道子，即武冈侯王协；他和大令王献之并非同时代人，恐怕不是王协所书。“孤不度德量力”至“与亮曰”两帖，都是《诸葛传》中刘备与诸葛亮问答的话。其中有一段从“自孙权据有江东”开始，和这篇文章相接，却误放在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的字全是章草，虽然字的大小略有不同，但笔势完全一致；大概是把诸葛亮传记开头的话全部写下来了。这篇文章虽然出自诸葛亮之口，也经过史家的润色；其中说“亮曰”，也是史家记载的。米芾于是说这是诸葛亮的书，差得有千里之远。我认为这帖应当是王逸少所书，大概与《此公章草》《豹奴帖》的笔法相同。

译《移屋有意》《适闲旷》两帖，是真正的羊欣（中散）书，字势同唐代薛邕家收藏的《笔精帖》相同，与《法帖》本部中的《三月六日帖》很不相似。那篇《六日帖》是伪作；《笔精帖》是真正的羊公得意之作。有人把它认为是王逸少所书，那就错了。《法帖刊误》卷上。钦定《四库全书》。《法帖刊误》卷下。宋代黄伯思撰。第六，王会稽书上。从《自适得书至慰》《驰疏耳》开始，中间的各帖，除了《穆松》和《秋中》两帖稍像王逸少的书法外，其余全是近世不善书者的伪作。不仅没有书写功力，也没有晋人的韵致。又如“宅上静眠”“过此如命”等，都是如今流俗的语言。不必看笔迹，已经可以辨别出来。《诸酸感至》《比加下》以及《宰相》《并噉豆鼠伏》等帖，想来也是伪作。大概是把王逸少的其他帖，经过将近三十年，把“比加下”“防”等语句杂夹在其中。有人说《宰相安和帖》是郗愔所书，所谓“宰相”，是指简文帝任相王时。所谓“殷生”，就是殷浩。然而这或许只是抄写郗愔帖中的话，至于结字确实是近世人的伪作。郗愔的书法本来就可以同王逸少早年的书法抗衡，而此帖完全没有晋人韵致，它是伪作无疑。《鲤鱼帖》《敬字》《行成帖》《殷字》都有缺字，相关说明见第五章。《夫人帖》和《蔡家》两帖，也是后人仿作。贾曾《送张说赴朔方序》中说：“官职齐备而成队出行，接着说有诏令召集众僚，于是举行祖宴，并且传达后续命令，以丰厚的赏赐加以宠荣。”这一卷有这段文字，但从“行”字以上和“祖”字以下都已亡佚。由于草书常常把字连缀在一起，大概是搜集王逸少的字来书写这篇序文。前辈认为这是张说送贾至的文章，不对。米芾又把“自是月下”认为是伪作，实在不知道从“行成”以下已经是伪作了；大概此帖失去了首尾，而米芾没有考察贾曾的文章。《阔别稍久》《眷与时长》帖末说：“遇到使者，仓促之间，万分之一也来不及陈说。”字写得既很差，笔下语言又如此，肯定不是王逸少的书。《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芾认为有张长史的书法；米芾评论书法，多把草书字形差异很大的看作不是二王书法，凡事一概这样求证，恐怕道理还没有穷尽。《追防帖》，米芾认为是王献之所书，不对。它的字势圆润紧密，既不是王献之的体势；其中又说：“我已经老了，余下的愿望没有完成，只能寄托在你们这些后辈身上。”考察王献之享年四十三岁，而且一向没有后代，这与帖中所说不合。又《法书要录》所载王逸少的帖中有这句话，本来就应当放在这一卷。《二十日》以下两帖，虽然结体疏放，词语和笔意都有王氏的风气，大概是唐人纵笔临仿的，并不是摹拓本。《不得临川问帖》也不是王逸少的书。“庾子嵩”不是与王逸少同时代的人。《朱处仁帖》在《十七帖》中，其中说：“往日得到他的书信，却没有取得答复。”意思是从前曾得到他的书，并托信使送去，却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世俗于是误读为“往得其书信”，却不知道“信”是使者的意思。结合下文语意，也不是今天所谓的书信。第一篇《晋武帖》中已经对此评辨过了。第七，王会稽书中。《得都下九日帖》中说的“蔡公”，是蔡谟；“仁祖”，是谢尚。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击破姚襄，到了洛阳，所以这里说“久当至洛”。当时将要让谢尚镇守司州，但他因病不能成行，所以这里说“得仁祖二十六日问疾，更委笃”。这和陶谷家收藏的王逸少《破羌帖》中所写的事情正相同。那篇帖说：“得知虞帅的书信，桓公已经到达洛阳，立即击破羌贼。羌贼再度受命，想来一定可以擒获他。王者的谋略开始达到旧都，使人深感悲慨。”桓温的威势谋略确实显著，本来就应当到古人中去寻求这样的气概，真可以用来作战，使人感叹。得知仁祖病情稍有好转，这种慰藉之情是可以说的。恰好范生来信，内容和帖中说的一样，所以必须等候后来的消息才能确定。现在把这封信拿给你看。我曾题跋说：“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在伊水击破姚襄，于是到达洛阳。当时将要让谢尚镇守洛阳，正值谢尚有病，不能成行。帖中所说桓公击破羌贼以及仁祖病情稍有好转，正是当时的事情。”这时王逸少离开会稽内史之职已经一年多，正隐迹于山水之间，本来不应再把世事放在心上；但这封信却赞叹桓宣武的威略，为旧都刚刚平定而悲慨，忧虑国事、感叹时局，志意仍未停息。可惜他的一腔愤懑远远引退，使才略和谋划受到限制，不能在世上发扬光大，只有区区遗留下来的墨迹被后人珍视。读到这里，深深为之兴叹。这篇帖的草书技法极其精妙，只可惜没有收入《法帖》中，所以附在这里加以说明。“与足下意政同”中的“政”应当作“正”。大概王逸少的祖父是尚书郎，名叫王正，所以王氏写“正月”时，有时写作“初月”，有时写作“一月”；其他地方的“正”字都用“政”字代替。后人相承仿效，这是不对的。从《初月二日帖》到前后《洛帖》，全都是伪作。例如《中月帖》中说“羲之是耳，愿知心素致使如然也”“愿足下莫见责”，都是俗人伪作。恐怕这是著书者所写，从它补写的文字看，与永禅师十字格的韵致完全相同。《十月七日帖》米芾认为是集字而成，我认为《昨见君帖》也是这样。大概这两帖的字和文意都彼此不相连，而《十月帖》颇多取自《十七帖》，如“足慰前”“可令必达”“以副此志”等。又把“远想慨然”等帖中的话夹杂在其中，如“足下尚停数日得告”“承长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丹阳书》说“热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等七帖，也都是后人仿作，其中有“不易可得过夏”“知有患者早乘凉行”等话，都不是当时人的语言。《承足下还来一帖》不必再论，仅从文字就可以看出它是伪作。《荀侯帖》说：“安西的消息，等明公回来后，再归洛阳。”词语和笔意都同《初月帖》一样。【刘次庄解释说：“安西的消息平安吗？哪里能遇到？归洛阳罢了。”】《深以自慰》《晚复毒热》两帖，是唐文皇临摹的；至于王羲之《白耳帖》，不用再讨论，也可以看出它是伪作。《仆近修小园子，殊佳帖》，米芾认为是王献之所书。我认为从“处动静”以下，才是王献之的笔迹。前两行是唐人所写，字势和帖中文字与后面相差很远。第八，王会稽书下。“羲之死罪，小大悉佳。”这篇帖的字写得很差，末尾说“因缘不多”，也是近代人所作。“足下各如常”也是唐人所作，比《初月帖》稍好。其中说“淡闷干呕”，“淡”是古代“淡液”的“淡”，“干”是千古以来“干湿”的“干”。现在的人把“淡”写成“痰”，把“干”写成“干”，是不对的。根据这一点，它也不是当代人所作。《阔转久帖》末尾说：“最终没有近来的缘由，怎么样？这不是晋代士人的语言；阮公就是这样。这一帖不是王逸少所书。” 《蒸湿帖》，米芾说是王献之代父亲所书，不对。大概它的结字很不相同，文辞也不同于晋人的体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