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帖刋误卷下

译“修龄”是王胡之，“重熙”是郗昙，“安西”是庾翼。帖中说：“前些日子得到安西六日的书信，没有别的内容，也没有什么可知晓和说明的事情，所以不再把送往譲都督的表章一并寄去，也只是平常的话罢了。”考察庾翼镇守荆州时，因为石虎残暴，多次上表请求北伐。康帝和朝中士人都派使者晓谕劝止，孙绰等人也写信劝谏他。那么王逸少所看到的表章，大概也是议论北伐之事。庾翼的这一举动，朝廷舆论并不认为正确，所以王逸少说只是平常的话。后来听说他迁镇襄阳，便说：“稚恭终于进镇，东西两面一同举动，想来平定敌人的日期已有希望了。”可见他起初虽同意众人的议论，最终却认为庾翼是对的。这就像赵充国的计策，罕羌起初赞成的只有十三人，中途赞成的有十五人，最后赞成的有十八人；后来皇帝下诏责问先前认为不便的人，他们都叩头认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庾翼有志向却没有足够的年寿，只是鼓起十倍的气概，却没有成就统一天下的功业，这是有志之士所共同叹惜的。王逸少所写的《进镇帖》，唐代张彦远载入《书录》，如今听说在王仲修家。《月半帖》虽然是晋人的语言，但字迹不相合，大概是后人抄写二王尺牍中的话。《此郡帖来》说是王逸少写给王述的，不对。王逸少当时正同蓝田侯王述有嫌隙，而王述又是属郡；既然督察严苛急迫，主管者疲于应付考核，正忙着补救过失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在书信中主动暴露自己的迟滞呢？这篇帖的官刻本传摹得非常失真，例如把“就劳”写成“能劳”，把“劳小却”写成“小都”，都是转写过程中失去了草书字法。《适▯遣书帖》不是王逸少所书。王逸少《十七帖》的原本，唐代贞观年间御府中的张彦远说：“这是王氏草书中声名显赫的名帖。”我认为，当时这卷书的第一帖有“十七日”三个字，所以各帖总称为“十七”，并不是说共有十七帖。原本有二十七条，如今官刻《法帖》中有十五条，分散放在王逸少书法的三卷中。续《法帖》中又有五条；而《卭竹杖》《丝布衣》《汉讲堂》《诸葛颙》《天鼠膏》《四果种》《虞安吉》七条没有收录，应当是散失了。世间有完整的原卷，传摹得非常精妙，不是这一卷所能相比的。这一卷有一帖说：“周益州送来这根卭竹杖，卿的尊长或许需要，现送给你。”我考察《十七帖》中说：“去年夏天足下送来的卭竹杖，都已经到了这里。士人中有许多尊敬老人的，我都立即分送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足下远方馈赠的深厚心意。”从前一帖来看，就知道这一帖大概也是写给周益州的。过去相传《十七帖》是王逸少写给蜀郡太守的，未必全都如此。不过其中询问蜀地事务的很多，因此也应当都是写给周益州的。只是《来禽帖》，有人认为是写给桓温的罢了。本朝僧人邦者有寄给翰林李昌武的诗说：“《来禽》简寄桓宣武，不知依据是什么。” 考察这篇帖中说：“我在田野乡里，只把这件事当作事务。足下送来这些果子，是很大的恩惠。”王逸少所处的地位同桓公相差极其悬殊，按理不应这样给他写信。然而当时的真长、子猷等人还敢轻慢侮辱桓公，桓公也能够容忍；王逸少写信时把他当作朋友，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温飞卿诗说：“图画使畏兽惊惧，书帖中得到来禽。”这篇帖流传至今而被珍藏，并非只传一代。第九，王大令书上。这一卷中，王大令部分的伪作最少。即使没有“相过无复日”这样的日期，单凭它有王献之的韵致，也自然值得欣赏。《鹅还慰姊意帖》中，“鹅”是王氏子弟的乳名，就像袁羊、顾虎一类。有人竟把这个“鹅”认为是王逸少所喜爱的鹅，实在可鄙可笑。《二十九日帖》说：“昨天终于没有奉达，深感遗憾。”这是近世人的语言，不是王子敬所书。《静息帖》说：“幸赖消息，内外极其生冷。”“内外”二字本来是写在正文旁边的批注，所以字较小；昧于此理的人把它摹写填入正文行中，不对，应当依照原本才好。各帖中这种例子很多，

译如《十七帖》中的“远想慨然”，孔琳之帖中的“恨恨脚中转剧”；“防”字本来都是侧旁批注，后人摹写时把它们放进行中，虽然破坏了格式体例，但在道理上还没有造成妨害。至于读《兰亭叙》的人，因为不知道“老之将至”旁边有一个“僧”字，便把它误认为王逸少把“曾”字写错了；假使把它摹入正文行中，就会破坏文义。考察古《兰亭叙》本来有二十八行，到第十四行之间特意留得很宽，大概是接纸的缝隙；而“知”字正好在这一行末尾，梁代舍人徐僧权在旁边署名，当时称为押缝。梁代御府中的法书大多如此。但这一帖中“僧”字下面缺了“权”字，近世人完全不知道这里的“云僧”其实是“曾”的误写，于是读作“曾”，不知道“老之将至”并不是这样。又考察《晋史·逸少本传》和《书录》第十卷，都记载了这段文字，只写作“不知老之将至”，没有“曾”字，这更加可以证明应当以此为正本。由此可知，善于摹写法帖的人，不论原帖中“黵泧”〔字义疑误〕、注、缺、横、斜、细、大等情况，都应一概依照原本，不要轻易改动，才不会失去真貌。如今《法帖》中多有妄自改易之处，甚至把注文中的字排入正文，大小既不相同，字体也不相连，后人不明白缘由，反而跟着仿效，结果一行之中粗细顿然不同，称为“子母体”，如第五卷中近世伪作的释智果书就是这样。每次看到这些，都使人深为感慨。《静息帖》说：“礜石实在是件非常可疑的东西。”王献之的兄长王徽之患有散病，常常发痈。这里所说的“散”，是寒食散之类的药。散药中大概使用礜石；这种东西药性极热而且有毒，所以说它实在可疑。刘表在荆州时，和王粲登上障山，看见一座山冈上寸草不生，王粲说：“这里一定是古墓，墓主人活着时服用生礜石，热气蒸发到体外，所以草木都被烧焦灭绝了。”挖开墓穴后，果然看见墓中满是礜石。如今洛水在冬月也不结冰，古人称它为温洛，水下也有礜石。现在把这种石头放进盛水的瓮里，水也会不结冰。又有鹳伏卵〔“卯”疑为“卵”〕来帮助增加暖气，它的猛烈酷烈竟达到这种程度，当然不适合服食。王献之的话确实如此，姑且附记在这里。《授衣帖》历代相传，单独编成一卷。《法帖》中缺失了这篇帖子的结尾，正是这一部分。下面应当写作：“如今还可以再使事情做到万全；不希望因为事情太多、筹算难以取得而就此作罢，只是可以使它不至于成为牵累罢了。近来忧伤悲痛，实在无法言说，实在无法言说。献之死罪。”《法帖》中没有这四十三个字，却把它们插入其中；其中多有枯燥的笔画和“鱼食防”〔字义疑误〕，而官刻法帖又不再依照原本，错误就更多了。《奉对帖》说：“正想和姐姐尽享当年的快乐，以此相伴到老，哪里想到竟然乖离反目到了这种地步？”这应当是写给郗家的信。考察王献之病重时，请道士上章，按照仪式应当陈述自己的过错。王献之说：“其他事情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曾经和郗家离婚。”王献之的前妻，是郗昙的女儿。郗氏自太尉郗鉴以后，成为江左的名门望族；这个姓的读音如同“絺绣”的“絺”，而世人把俗体的“郗”字写成“郄”，于是误读成郤诜的“郤”，这是不对的。郤诜就是春秋时晋国大夫郤縠的后代；郗鉴则是汉代御史大夫郗虑的后代。两姓本来就不同，读音也完全有别，后世因俗体字混乱，“郗”“郤”两姓遂不能再加以辨别，这也是近代氏族学和小学两家的学问没有得到讲求的缘故。陆鲁望博学于古，他的诗中有“一段清香染郄郎”一句，也误读了。现在因谈到郗氏的法帖，姑且说到这里，以记载世俗的错误。梁朝中书郎虞龢的表文说：“王羲之任会稽内史，王献之任吴兴太守，所以三吴之地遗留下来的墨迹特别多；又正是他们晚年书法刚劲秀美的时候。”如今这一卷中也时常有吴兴帖，但大令王献之的法帖流传于世的，佳作仍然很多，例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赋》以及刘氏收藏的十二字帖等，官刻法帖中却都遗漏了。

译我近来曾用韵语题写河南王氏收藏的王献之法帖，说：“您家大令的书法铺满纸面，笔势翩翩，情趣多而妩媚；虽说字体连绵拖沓如同少年，哪里至于拘谨挛缩得像饥饿的隶卒。会稽七子中有五人知名，这位先生的风度气概尤其高超。太极殿的匾额还要郑重地再写〔指没有书写太极殿匾额〕，一时之间凛然显出英气。半袖精裱，众人争相求取；数幅新帬〔字义疑误〕，世人尤其珍贵。当时亲眼遇见已很难，何况如今流传下来仅仅千年。龙珠归还浦中，宝剑回到津渡；这篇法帖由您收藏，实在找到了合宜的归宿。刚展开尺许，眼目就更加明亮；鸾鸟高举，鸿雁惊起，仿佛要飞逝而去。若用硬黄响搨〔术语疑误〕，仿佛可以把我的完璧摹刊传留下来，愿它流传后世。”姑且用这些话记述大令王献之的书法之事，随意附录于此。“玄度时来”一帖，米芾认为是无名人所作。我说这确实是晋人的语辞，只是笔势疏缓，脱落很多罢了；若说是大令王献之所书，就不对了。帖中说“仁祖想请他担任军司”。考察王献之在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十三岁时去世；向上推算，谢尚在晋穆帝升平元年去世，那时王献之才十三岁。请他担任军司又在升平元年以前，王献之当时才十多岁，怎么可能已经写信议论时事？大概是晋穆帝时别人的书信。后面的“玄度何来迟”，也属于这一类。《薄冷》《益部》二帖，米芾认为是欧阳率更的书法，确实如此。但米芾误把“益部”二字看成了“益郎”，大概是因为下面接着有《耆旧传》三字。这篇帖大概是借用陈寿所著《益部耆旧传》的名称。《咏史诗》中“郁郁涧底松”等几句，是集取大令王献之的书法。“一月二十九日，黄门”一帖，也是王氏的书法，但不是大令王献之所书。第十卷，王大令书法部分之下。“我应当托桓江州来帮助你”一帖，米芾认为是张长史的书法；即使未必如此，也肯定不是大令王献之的书法。考察这篇帖，写得并不坏，只是放纵任意，接近世俗书风，没有晋代的清雅韵味，确实不是大令的书法。但他殊不知，这也只是抄写右军王羲之帖中的语辞罢了。张彦远《右军帖录》中有这句话；这一卷丢失了一半，上文大略说：“你决定要来，那么上下方的大枋〔字义疑误〕，我想你不过需要几枋，足够人用，方才不会如此。”又说：“可以明白告诉你，我应当托桓江州来帮助你。” 《续帖》逸少王羲之部分中，有一篇前段的结字非常合乎法度。大概王氏子弟临摹逸少的书法，远胜于此帖。“疾不退至”“分张帖”等帖中的大草字，语辞类似江东人；“玄度何来”也像逸少王羲之的语辞，但这些字都是张长史、藏真等人伪造的，或者只是他们自己抄写二王法帖中的语辞罢了。“与第二卷知汝殊愁”以及藏真、长史部分中的各帖，也出自同一人的手笔。豹奴就是桓嗣，是王氏的外甥，所以二王法帖中时常提到他，如“豹奴晚归家”之类。不过，这个豹奴只有一篇《惟省一书帖》，也是后人仿造的。“极热敬惟府君帖”说：“来时几乎得到询问，希望得到这个消息，实在闷闷不乐。”又说：“心情十分无聊，听说您有好药，等等，是否非常济事？”还有《又服油帖》说：“并没有达到极其艰辛的程度。”这些都接近近世俗语，字势也并不佳，显然不是王氏法帖。“七月二日，献之白”七字，是后人伪造的。下面的章草写道：“孙权占据江东，历经三世。”这也是《蜀志》中的话，不能和第五卷的章草相比。上下文语辞相承接，虽然字的大小不同，却是同一个人的书写。相关语辞已经见于本章。这一段中“世”字缺少中间的一画，大概是唐人临摹时删去的，以避讳；就像如今编集法帖时，“殷敬”二字往往省去末笔一样。不过，“东连吴防”〔“防”疑误〕与“用武之国”相连；“武”字和〔后一字缺〕的章草体略有混淆，临摹者错误地把它们互相置换了。“复面悲积”，是宋、齐人所书。“防等帖”是王氏的书法，也不是大令王献之所书。《鹅群帖》，前辈认为这篇墨帖是大令王献之的真迹。我看这篇书法并不差，只是怒张狂放而刚劲，没有晋代诸贤的韵味。可是前辈却说，这篇帖的笔势险峻高远，仿佛从空中数丈之外投掷下来，恐怕是真迹；这不是我所敢断定的。又看这篇帖的文辞说：“崇虚刘道士的鹅群一并回来了，献之等应当到他那里去致谢。”这也不是当时尺牍的文体，大概是因为大令的父亲逸少王羲之曾书写《道德经》来换鹅，而山阴昙壤村〔地名疑误〕的道士把整群鹅送给他，所以后人依据这件事附会制作了这篇帖。考察可知，崇虚馆是在宋明帝泰始四年建立的；王献之是晋人，距离其死亡大约已经五十多年，怎么可能已经称作“崇虚”？它是伪作，毫无疑问。又考察《魏书·释老志》，太和十五年，诏令在桑干水之北建立道家寺宇，名为崇虚寺，距离晋代就更加遥远了。我以前校勘衡量各种书籍，哪里敢自称已经穷尽其中的道理？总之并不是凭空臆断、只凭眼力妄下结论。书法虽然是小道，也是六艺之一；要精通它已经很难，认识它也并不容易。然而天下的道理应当向天下的士人说明。真正懂得鉴赏的人很难遇到，难道只有评论书法才是这样吗？《法帖刊误》卷下。《法帖刊误跋》。长睿近来在洛阳任职，因此得以和他交游。曾经阅览我家收藏的内府法帖，并且依据米老的跋尾来辨别它们。可惜米老的考辨疏略，于是他写成这部书。书中的议论精确，全部有证据，使真伪一目了然，确实是前人所未达到的境界。这部书的写作，实在是由我启发的。我曾作诗题写我家收藏的大令法帖，见于第九章，诗题说：“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珍晋玉题于开封尹署之东斋。”我获罪而待职于天禄阁时，得以观看宫中秘藏的古迹石刻；凡是有原本可据的，其真伪很容易辨识，大体上清楚地知道其中十分之九是伪作，这才明白黄子写这部书，赞赏他的人少而攻击他的人多，是有原因的。他考据、征引典籍，证据是明白的。至于他洞察真伪、品评高下，在水墨之间辨别毫厘而见出千里之差，如果不是书法家这一类人从心里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很难不被迷惑。因此我把自己在天禄阁所见的情况说出来，使世人知道他评论刻帖竟然如此严谨，完全不是妄言。政和五年三月中浣，襄陵许翰崧老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