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堂杂记卷上

译“院录事某人以下”躬身唱喏完毕，又喝道：“云各祗〇”，接着赞喝“西院某人以下”也照此办理，最后平赞说：“待诏既不点名，也不唱喝，各祗〇”，那么待诏与院吏之间本来就有区别。如果平时，对待他们完全与吏员相同，没有理由用茶酒来款待，难道是传达命令时不想让吏员参与吗？还是说这是祖宗时期所派遣的，或者是翰林院其他机构的待诏呢？然而唐代制度中，发出文书时让待诏屈身前往圣节行礼，待遇已经很优厚了。

译李仁父焘在《续通鉴长编》中记载，开宝二年，宋太祖命令李昉、卢多逊分别主持学士院。李昉以前在翰林院时，堂吏因事前来，每次都在堂下拜见，事情办完就打发走，不曾让他们坐下。到了这时，堂吏在堂上拜见，并且更详细地叙谈，朝廷内外不再有从前的礼节。李昉感到惊愕，询问同僚，同僚说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了。

司马文正公的日记中记载：熙宁二年五月癸巳日，因奉安两位皇帝御容的礼仪完成，德音颁布，西京杖刑以下的囚犯被释放。这一天，丞相从中书省出来，提防官魏孝先等人进入学士院，授予他们参政赵抃所封的御前札子。在虚阁的茶汤馆招待，御药官刘有方来到门塾的茶汤馆，又去拜见御厨和翰林，摆设酒食果品。黄昏时进呈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更起读防句，攒防进入。第二天，丞相退朝宣读完，学士院开门。淳熙三年十一月八日，我（必大）被宣召起草诏书。十二日，冬祀大赦，黄昏时才到学士院。御药官拿着御封的中书门下省熟状来，我系着鞋在中门迎接，与一名同监门的内侍一起升防御。御药官先把熟状交给监门，一起喝完茶汤后，先送御药官出院，又与监门升防御接受熟状，交给吏员。又送茶汤给监门，在门塾招待而不拜谒。既然熟状是从宫内出来的，不是参政所封，所以提防官不来。只有中书门下省刑房录事、尚书省刑房主事各一人穿着秉服，一同到来，依旧系着鞋相见，不迎接不送行，不设茶汤就退下。守当官四人、贴房十多人只在阶下作揖，这与文正公所记载的大不相同。到了六年九月十二日，又被宣召起草明堂大赦诏书，御药官张安中、监门梁襄相见合乎礼仪。只有录事沈楧、主事李师文只奉茶不奉汤。院吏说：以前不设茶是失误。守当官等人不再在庭中作揖，所谓的酒馔赏赐现在都没有了。第二天早上奏知后先出来，而吏卒等人都要等到三天后宣赦完毕才能回去。

太上皇刚退位加上尊号时，陈丞相康伯主持国政，召集议论，定命学士洪景岩遵撰写议文，然后才降诏。我（必大）当时任察官，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没有理由更改。乾道六年郊祀礼成，加上尊号，我在翰苑，才引用唐朝旧例，请求皇上率领群臣过宫上表请命，既然允许，然后才降诏。本朝只有君主给母后加上尊号，所以册文中称“嗣皇帝”，靖康年间给教主道君皇帝加上尊号。徐丞相处仁已经命令汪彦章藻代作册文，恰逢有边境战事，来不及行礼。绍兴三十二年，初次给德寿宫太上皇加上尊号，于是沿袭惯例使用“嗣皇帝”。乾道六年，皇上既然上表请求加上尊号，而院吏写表也称“嗣皇帝”，我私下认为不妥。谨按唐明皇传位后，颜真卿议论肃宗不应当在宗庙中称“嗣皇帝”，何况亲自奉表给德寿宫呢？我把这事告诉虞丞相允文，丞相认为难办，一定让我寻找先例。我想到建炎以后，遇到节朔遥拜徽宗的表，那时翰苑多有名士，一定不会误用，于是督促吏员搜索旧档案。第二天果然找到表本一册，只称“皇帝”。又按韩愈《顺宗实录》记载，宪宗给顺宗加上尊号的册文也称“皇帝”，臣某这一条最可依据，于是议论确定。

这一年最初议论在太上皇帝尊号中加上“宪天体道”四字，皇后加上“慈明”二字。我起草诏书说：“太上皇帝与天同大，是体道的宗师；太上皇后如月亮般明亮，以慈爱为珍宝。”大概是取文意通顺罢了。将要宣布时，议论的人说：“天圣二年赐太宗女儿申国大长公主谥号为慈明，应当避讳。”于是改用“明慈”二字。宰执说：“诏书先明而后慈，大概是默定的。”

我与同直院的郑仲益听说后，既然分别起草，皇帝请加上太上皇帝、皇后尊号的笺表。各位公卿认为太上皇帝自然应当回答诰命，颇怀疑皇后难以措辞。我请求凭心意共同起草回答诰命，文意所及，总说父母来概括，而不称“予”、“吾”之类。于是起草进呈，皇上非常认为对。两次回答诰命，都是我起草的。

皇上对于文字尤其要求得体，一看便知是非。我起草《太上辞尊号第一诰》，末尾说：“怡神闲燕，何力之有？”皇上说：“这虽然是说太上皇的话，毕竟是从这里起草送去的，‘何力之句’不能没有嫌疑。”我于是改作“无累于物”。皇上用意周到竟然如此。

淳熙二年六月，礼部太常寺申报：明年太上皇帝应当庆祝七十寿辰，想要将本朝加上尊号以及寿诞典礼，参酌比附，先次讨论。壬申日有旨，恭敬依从。七月乙酉日，侍从礼官等在都堂议论加上“性仁立德至神无为”八字，而皇后再加上二字为“齐明广慈”。两天后，礼部赵侍郎雄说“无为”二字与“太上”字相连，颇涉语忌，请求改为“明武焕文”。其后又曾作“至神无为”，又作“成武焕文”，等到癸卯日才确定使用“性仁立德无为全美”。参政龚实之茂良等人尚不以为然，叶丞相衡已经主张这样，众人不能改变。八月，直院胡长文元质被罢免。丁卯日，皇上亲自任用我再次直院，已经拟定诏草。九月乙未日，叶丞相被罢免，龚参政首先招我以及学士王季海共同议论，然而

译后来确定为“性仁诚徳经武纬文”，于是起草并颁布诏书。其中颂扬太上皇帝说：“以德行仁，是本性中诚意的固有体现；修文偃武，符合经纬天下的自然法则。”颂扬太上皇后说：“月亮与太阳齐辉以契合天道，因而能长久照耀；大地顺承天意以配合地道，因此能广泛化生。”皇上再三称赞，说这几句运用经书中的语句概括得明白完备，不是您不能写出真正的大手笔。

译皇帝颁布御札，既然说是御札示下，就应当由皇帝亲笔书写后交付外廷。近年来的常规诏令，都是由院吏抄写副本后发出，不知朝廷旧制究竟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召当值学士起草南郊祭祀的御札，三更时分进呈草稿。其中写道：“乾清坤夷，振四方之纲纪；星辉海润，兆百世之本支。玉杯常奉于亲闱，瑞节岁交于邻境。”皇上改为：“农事屡获丰收，战事已经止息。推崇礼乐而四方通达，嘉奖风俗而再次淳朴。”并将“玉杯常奉于亲闱”改为“美化遂刑于海宇”。仍批示道：“可以修改涂抹的五句话，意思不贴近郊祀，想要得体，大体上就是这样。”

己亥年三月丁卯日，下诏今年郊祀，按惯例约束节省费用。随即有防范未令下达，交礼部、太常寺商议。明堂大礼，起初李仁父在前主张此说，郊祀经过集议防范近习扬言，李焘博览群书，却不曾读《孝经》，于是没有实行。到这时，我任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与各位儒生商议说：“周公虽然摄政，但主持祭祀的是成王，成王正值年幼，所以周公参酌古制，在明堂完成祭祀。所谓‘严父’，是指周公能推究根本，追尊武王的志向，追尊文王的功绩，并非指自己主持祭祀。”众人认为正确，于是上奏：“臣等私下观察传书记载，黄帝在明堂拜祭上帝，唐尧虞舜在五府祭祀五帝，历时既久，其详情无法听闻。直到《礼记》才开始记载《明堂位》一篇，说天子背靠斧依，面南而立，内部的公侯伯子男，外部的侯甸要荒，依次而立，所以叫明堂，是明辨诸侯尊卑的地方。孟子也说：‘明堂，是王者的殿堂。’《周礼》大司乐有冬至圜丘之乐，夏至方泽之乐，宗庙九变之乐，三者都是大祭祀，唯独没有提到明堂，难道明堂是布政朝会的地方？成王时曾在此歌唱《我将》之颂，宗祀其祖文王吗？后来直到汉唐，虽然有沿革，至于祭祀上帝而配以祖宗，多由义理兴起，从未固执一端。本朝仁宗皇祐年间，破除诸儒异同之论，在大庆殿举行亲享之礼，并配享祖宗，随从百神，前期朝献景灵宫，享太庙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兴，斟酌家规，在绍兴初年举行，也在殿庭，大概得圣经之遗意。况且国家大祀有四：春祈谷，夏雩祭，秋明堂，冬郊祀。陛下即位以来，固然曾一次讲习祈谷，四次亲行冬祀，只有合宫雩坛之礼，还未亲行。现在如果特举秋享，在义理上是合适的。”臣等谨据已行典礼，以及前代贺循、本朝名儒李泰伯、范文正公明堂严祖之说，并治平年间吕诲、司马光等集议，近年李焘奏札具录以闻。乙亥日有旨从之。九月上辛日，因显肃皇后忌日前，改用仲辛日行礼。辛酉日当受誓戒，前一日皇上对宰执说：“脚趾疮肿，恐怕妨碍拜跪，想改到季辛日，又值显恭皇后忌日，怎么办？”宰执上奏：“天地尊，后忌卑。”于是降旨用二十六日。必大按：汉武帝太初、太始、征和年间屡次祭祀明堂，不专用辛日，请另择吉日。次日皇上忽然派中使传旨：“都堂夜里敷药，脚疮大好，不必改日。”但已推迟誓戒之期，如果再降旨，不张扬吗？赵相上奏这却无妨，于是以是日午时集官受誓戒。丙寅日大雨，丁卯日锁院起草赦书。戊辰日，百官冒雨入丽正门，过后殿请皇帝致斋己巳日，皇上乘逍遥车朝献景灵宫，入太庙宿斋四日之间，雨昼夜倾注，通衢几乎如溪涧。有旨明日，不乘玉辂，止用逍遥车，径直入北门趋文德殿致斋。朝服导驾官都改常服，应仪仗排立人一并放散。赵相为大礼使，密谕有司不得放散。黄昏后雨骤止，夜半内侍李思恭传旨御史台、阁门、太常寺仍旧乘玉辂。应合行事件疾速施行。庚午日昧爽，驾来登辂，必大执辔。皇上喜曰：“且得晴霁。”辛未日行礼，月色如昼，皇上拜起不倦，以迄于成。黎明登楼颁布赦书，簪花过德寿宫，人情熙然。赦书乃必大起草，其中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文王；惟汉武合祠汶上，推崇高帝；皆用亲郊之礼，具殚尊祖先之诚。”于铄本朝，若稽前朝初经路寝，有皇祐之仪；遍秩群神，有绍兴之近制。不违背素来规定，可举而行。大概欲明着古礼，以示来世。后数日加恩群臣，必大又起草赵相制曰：“裸将太宫，霖潦骤霁，陟格大寝，月华正中。”又云：“镇定大事如彦博之恢宏；贯通群经如宋庠之博洽。”皆记一时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人实为相也。大礼赦条乃六部诸司长官条具上省，省中类聚取旨讫，即进熟状，降付学士院起草赦文。本院并首尾词大书进入，其中多云“当议将上取旨”，大概有司拟申如此。

译规划防备、施行赦免，这已经是具体的处置决定，不应当依旧使用“当议”这两个字。必定是大为学士下达命令要求删去，院中的吏员秉持着不敢擅自更改的态度，于是大为学士亲自用笔涂抹掉了。

译举行大礼时，皇上乘坐玉辂，命令翰林学士执持挽绳，以备顾问。近年正员多缺，临时选派其他官员与五使一同奉诏前往。淳熙丙申年南郊祭天，己亥年明堂祭祀，我都再次担任此职。查考京师使用唐代显庆年间的玉辂，曾用于登封大典，其安稳坚固可想而知。元丰年间改造的玉辂已不能及，如今使用的是绍兴癸亥年所制的。皇上从太庙出发，身穿通天冠，绛纱袍，乘坐步辇来到玉辂后方，由木陛登车，只留下两名御药宦官侍立。执绥官先从旁边用小梯攀缘而上，卫士用绳索围腰系在箱柱上。玉辂行进时颇为摇晃，皇上也感到坐立不安。

大礼之后，皇上登楼，竖起鸡竿，颁布大赦令。皇太子及文武百官在楼下拜舞，只有枢密使、翰林学士相对侍立在楼上。丙申年、己亥年，我扈从随行，两次登上丽正门，眺望钱塘江形势环抱，极为壮观。乾道七年四月甲子日，下诏命皇太子判临安府，这是沿用至道年间的旧例。有人建议应以太中大夫为判官，通领府事，恐怕名称不够正统，于是商议改称尹，而以侍从官为少尹，其余判推官，任用卿监郎官。丁卯日，将命锁院，降下麻制颁发告身。有人又怀疑宣麻给告不是对待储君的礼制。己巳日，后省官员、礼官在史院集会商议，查考唐太宗征辽时命太子监国，以及唐高祖命太子接受诸司启事，有的用诏，有的用制，视麻制为重，可以作为准则。皇上认为正确。庚午日，恰逢当日被宣召，范祖禹、成大先以侍讲身份轮值宿卫，听到消息急忙出来，傍晚时分到达玉堂。御药李某手持御封御笔，写道：“皇太子某宜领临安尹，可依此降制。”三更时进呈草稿，于是上奏说：“此制书既然不给告身，就应当交付有司施行，私下担心皇太子没有另外接受，想要依照向来诏书的体式格换首尾书写一通，降付给皇太子。现在拟定格式进呈，如果赐予允准，请求迅速批降交付。”皇上御笔批示依从。辛未日，于是向朝廷宣告。只有这稀有的盛典，恰好以史官身份参与讨论，以词臣身份参与润色，又能得到御笔宝藏于家，这不是儒生的荣耀遭遇吗？

回答皇子诏书：“用‘卿’字不对，前辈知道体例则不然。其他或用‘汝’，或用‘王’，或用‘公’，都应当有别。”

翰苑每年进献春端帖子，如大内多涉及时事，太上皇则咏游幸之类。我曾从德寿宫后墙走向传法寺，望见一座高楼巍然耸立，朝士说太上皇命名为聚远，并亲自题写匾额，还在屏风间大书东坡“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的诗句。又灵隐寺冷泉亭，是临安绝景，离城既远，难以频繁前往，于是就在宫中凿大池，连接竹筒数里，引西湖水注入，其上叠石为山，模仿飞来峰，宛然天成。我作端午帖子云：“聚远楼头面面风，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间热何由到，真是瑶台第一重。”大概就是指这个。前后颇闻禁苑大略，一并记在下面。宫中分四地，分随时游览。东地分香远【梅堂】、清深【竹堂】、月台、梅坡、松菊三径【菊、芙蓉、竹】、清妍【〇醿】、清新【木犀】、芙蓉冈。南地分载忻【大堂御宴处】【古柏太湖石】、射防临赋【荷花山子】、灿锦【金林檎】、至乐【池上】、半丈红【郁李子】、清旷【木犀】、泻碧【养金鱼处】。西则冷泉【古梅】、文杏馆、静乐【牡丹】、浣溪【大楼子海棠】。北则绛华【罗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盘松。其详情不可得知。曾见御制盘松赞墨本云：“天锡瑞木，得自嵚岑，枝盘数万，干不倍寻，怒腾云势，静琴音，凌寒郁茂，当暑阴森，封以腴壤，迩以碧涔，越千万年，以慰我心。”碑在宫中。又汪季路逵得到御制祭土地文稿真迹宝藏之，其文云：“维淳熙五年岁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具阶张宗，特设牲牢酒珍果香花，致祭于本宫土地神。神有百职，职各不同，典司草土示是供我游湖，圜乃获奇松植之禁苑，百态千容，婆娑盖，夭矫腾龙，翠色凝露，清风，醉吟闲适，予情所钟。培封殖，久或力穷，鸟外扰，蚁蠧内攻。神其剿绝，勿使能终，精邪窃据，斧适逢，神其呵逐，勿使遗，常令劲质，坐阅隆冬，坚五柞，弱异双桐，历千万年郁郁葱葱，牲牢酒，嗣录汝功，尚飨。”

欧阳文忠公学士院草录，世已不传。近年有《玉堂集》，说是李汉老邴编类，也差讹非全书。其中却载皇太子府春帖子，大概是政和、宣和年间所供。现在东宫却缺少这个，想引例为请，因为无善本可据，且当时不曰宫而曰，遂止【王安中内制一例曰阁】

玉堂杂记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玉堂杂记卷中

宋 周必大 撰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