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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第六 《尽言集》诏令奏议类二【奏属】议【之】提要 臣等谨案：《尽言集》三十卷，宋代刘安世撰。刘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年轻时曾拜司马光为师。哲宗初年，因司马光推荐，授秘书省正字；又因吕公著推荐，授右正言，升任左谏议大夫。绍圣初年，被削职为南安军知军，后来又贬为新州别驾，安置于英州。徽宗即位后，移居衡州，不久又以濮州团练副使的身份居住鼎州。后来恢复直龙图阁，最终去世。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刘安世另有文集二十卷，现已没有传本。这部集子全是他的奏札，不知由何人编纂。书前有隆庆辛未年石星、张应福所作的序，都说是在西亭王孙家得到抄本。所谓西亭，就是朱睦防。石星序说此集共三卷，而此本实际为十三卷，与序文不合。然而拿《永乐大典》所载内容来校对，篇篇都相符，大概是校勘本偶然不同，脱去了“三”字而误作“十”字。史书称刘安世忠孝正直，像司马光；但刚强劲直超过司马光，所以弹劾攻击权贵，直言不讳，当时称他为“殿上虎”。集中论述的许多事情，史书没有完整记载，很足以考见当时的政事。其中稍有失当的议论，例如吴处厚弹劾蔡确，本来出于罗织罪名，而刘安世却为吴处厚的说法辩护，奏章共上了十二次，竭力想置蔡确于死地，实在难免有偏见。然而，这是因为他嫉恶过于严厉，以至到了极端，所以只知道蔡确是奸邪小人，却没有察觉吴处厚并非善类；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便像鹰鹯追逐猎物一样穷追不舍，实际上不能与故意排挤宰相相比。再看欧阳棐受到苏轼的赏识，程颐又是苏轼的仇敌，而刘安世认为欧阳棐的差遣不当，奏章共上了九次，并把程颐也斥为“五鬼”，在这些事情之间完全不加区别，这也正是他孤立无党的一项证明，不能把它看作瑕疵。只是他常由气质任性而行，言辞有时过于激烈，因此王偁在《东都事略》中评论说：“做君子不能深思远虑，和缓从容地逐渐消除小人的势力，却痛心疾首，只想用口舌争辩来激成形势变化，终于形成朋党。”这确实是公允的评论。至于朱子编《名臣言行录》，对王安石、吕惠卿都有所采录，唯独因为刘安世曾弹劾程颐，便一个字也不载他的事迹，这似乎是有意压抑他了。总而言之，对于朝廷的得失，他知道的没有不说的，说了没有不说尽的；严正的气概和刚直的性情，凛然如在眼前。他的精神足以流传千古，本来不是人力所能磨灭的。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尽言集》原序 我年轻时听长者说，元城先生因直言而被放逐的事情，心里暗自认为壮烈。稍稍长大成为儒生后，到了郡中拜谒先生祠堂，总是低回流连，不能离去。于是私下想，先生当时被称为“殿上虎”，他的忠言谠议，应当有编成书帙、明白流传于世人见闻中的，为什么《宋史》记载却如此寥落呢？等到读了他门人编写的语录，却又觉得内容芜杂空泛，不足以发扬先生，而且文辞也很少能在心中留下概略印象，实在很不相称。难道所谓“殿上虎”，本来就只是这样吗？去年铜梁张防山公以按察副使来镇守本郡，非常仰慕先生，想刊刻先生遗言来为后进树立榜样，却找不到先生的遗文。他广泛搜寻了很久，终于在大梁宗藩西亭那里得到《尽言集》，于是大为欣喜。但这部集子仍是手抄本，不便流传诵读，便命郡守旸谷王君清戎、云岳朱君司理、龙阳蔡君将它刻成书，张公因此被提升为陕西参政，政绩即将显著，仍命我作序，说：‘您是先生乡里的人，您又敢于直言，很像先生，这篇序您不能推辞。’况且这部集子湮没了二三百年，如今才显现出来，难道说没有值得期待的意义吗？我接受命令后迟疑着说：‘是，是，不是，不是，我哪里敢当？只是先生之所以尽言，以及您之所以刊刻此集，确实不能不为之作序。’ 序说：古人所称的尽言者，到龙逢、比干已经达到极点。汉代有汲长儒，唐代有魏征、陆贽二位，宋代则有先生。先生担任谏议时，正处在熙宁、元祐之间，也是章惇、蔡京等各党进退之际，正值北宋将要北狩、南渡尚未发生的时候。因此先生所提出的意见，每每把辨明是非邪正、任用君子、斥退小人作为急务。他攻击章惇、蔡确等人的奏章，多至二三十次仍不停止；有时甚至触犯皇帝的脸色，使雷霆震怒，旁观者都畏缩不安，先生却稍停片刻又再次上奏，不因恐惧而屈服。唉，这不是也很危险吗！古语说：‘知道的没有不说，说了没有不说尽。’说的不就是先生吗？假使先生的主张果真实行，那么章惇、蔡确可以不横行，元祐党可以不受蛊惑，徽宗、钦宗可以不被掳往北方，高宗、孝宗也可以不南渡，宋朝的社稷或许至今还存在。无奈他的意见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格格不入，而春循、梅新、高窦、雷化等蛮烟瘴雨之地，最终成了先生奉养母亲、延续残喘的处所。可悲啊！然而对于先生本人，又有什么损害呢？只是使后世议论国是的人，唯有对当时的君臣三次叹息罢了。先生之所以能够这样尽言，大概是因为他长期跟随司马公学习，得到‘诚’这一句话，把尽心和修养自身作为根本；而求诚的功夫，又从不妄语开始获得。所以他的根基本来就不浅薄，才能以诚心侍奉君主，辨明是非，争论天下大体，把死生祸福看得如同水面浮沫，或许可以和孟子所说的浩然刚大、心志不动相匹敌了。由此看来，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如今距离先生已经很久了，而乡里的后进小子仰望先生，如同仰望泰山、北斗而无法接近；经过我郡的缙绅大夫，听到先生的风范便有所思慕，愿意为先生执鞭随从，却又自知不能做到。谁说忠义之心果真古今不同呢？君子喜爱一个人，就想使他的声名长久流传；仰慕他的踪迹，就想践行他的实际操守。这部集子刊行出来，将使后世评论先生的人得以把他同龙逢、比干诸公并列，也使乡里的后进和缙绅们仰望先生的人，各自磨炼廉隅节操，不辜负先生，而当时的政事和国运也将有所依赖。这本来就是张防山公和郡太守诸君刊刻此集的用意。防山公是蜀人。过去苏长公称先生为“真铁汉”，至今仍认为这是确切的评价；那么张公又大力传播此集，难道不也是先生的钟子期吗？不过我并非这样的人，哪里足以为先生作序？也只是略微表达个人仰慕之情罢了。听说此集共三卷，刻于郡署。隆庆辛未年正月吉日，赐同进士出身、前吏科给事中、郡中后学石星作序。古人所说的三种不朽，立言居其中之一。说话并不难，把话说尽却很难；把话对君主说尽，尤其困难。唉，像刘元城先生这样的人，大概真能做到人们尤其难以做到的事吧？先生是魏地人。宋代考中进士，起初授任谏官，就想用直谏报答君主。又担心因此获罪，使母亲忧虑，于是入内告诉母亲太夫人，想辞去官职终身奉养母亲。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生的孝。母亲太夫人述说先君子当年想做谏官却未能如愿的缘故，再三勉励安慰他，强令他就任。先生拜谢母亲的教诲。等到进入谏官机构，遇到事情便极力直言，完全没有顾虑避讳。从这里可以知道先生的忠。古人说，出仕还是退处可以预见一个人的事业；先生忠孝出于天性，所以他的出处大体如此。阅读《尽言集》，如论胡宗愈授职不当，竟达到二十一篇；论章惇、蔡确强买、讥讪，各达到十一二篇。大多都是这样的正直言论，只要论定了就百折不回，一定要斥责那个人、搁置那件事，然后才肯停止。难道不是这样吗？以一个普通士人与拥有万乘之尊的君主较量胜负，在雷霆之威、斧钺之前辨明是非，真是批逆龙鳞、触犯忌讳，濒临九死也不回头的人。朝廷大臣所称的“殿上虎”，苏坡公所称的“真铁汉”，大概正因为如此；在龙逢、比干以下，像先生这样的人实在罕见。龙逢、比干不幸死于进谏，先生幸运地没有死于进谏。虽然被放逐到炎热荒远之地，遍历险恶地区，达十几年之久，最终仍能保全身体返回。那么，他从司马公那里学到的“诚”，到这里更加可以得到验证了。有人说：集名“尽言”，取的是“言无不尽”的意思，难道不会与“不妄语”相矛盾吗？我说：世上那些高谈阔论的人，有谁肯在君主面前剖肝沥胆？而敢于犯颜进谏的臣子，多半正是深沉而不自夸的人。因此我知道，“尽言”本来就是从“不妄语”中来的。这部集子，庐山张公祖多年从各地搜购，终于有一天在汴京宗藩西亭氏那里得到它，像获得珍贵的合璧。可是当时仍是抄本。到了隆庆庚午年，张公以蜀中大儒的身份奉命持节、掌管天雄地区，一到任便访求元城故里，于是抄录下来，刊刻成书，与先生的语录、行录一同流传于世。书既完成，嘱托我在卷首作序。我说：先生的美名和伟业，直可与天地同存、与日月同辉，哪里需要等待我的序文呢？

译只是我有幸与先生同乡，对于仰望高山、追慕先贤的思念，一天也不能从心中放下。况且张公的真诚心志和正直道路，大体像元城先生；他内心秉持人性常理、爱好美德的真情，又蓬勃而不能自已。我敬重这两点，所以才敢忘掉自己的浅陋，冒昧为他作序。至于庐山公的美名和伟业，要和元城先生一同流传不朽，自然另有太史公的文章。我哪里容得再来赘述呢？明隆庆辛未年春二月初一日，赐进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职方司主事、前行人司行人、魏人右川张应福作序。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一 宋　刘安世　撰 初授右正言第一章 臣近来承蒙圣恩，提升安置在谏官行列之中，内心惟恐自己浅薄无能，愧对这一任命，不久便具文辞免，却没有得到批准。臣私下反复思量，陛下破格任用臣，难道只是为了充任二省的员额，作为朝廷的美观而已吗？既然授予臣以名位，就必定要求臣有实际表现；既然任命臣以职务，就必定责求臣取得成效。因此臣接受任命之初，不敢先指陈具体政事，而首先论述治乱的根本、人君的大体，希望能够稍微报答朝廷任用臣下的诚意，尽出愚臣平日所学。只希望陛下不要嫌烦，暂且听取臣的意见。臣听说，《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成见而听从别人。’舜告诫臣下说：‘我有过错，你们要辅佐纠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伊尹告诫太甲说：‘有话违逆你的心意，必定要从道理上求证；有话顺合你的心意，也必定要从不合道理的方面求证。’傅说答复高宗说：‘木材顺着墨绳加工就会笔直，君主听从谏言就会圣明。’这样看来，古代那些聪明睿智、胜过常人的君主，没有不把求取谏言作为首要事务的。如今陛下处在长久安定的时代，凭借不可动摇的形势，崇尚教化，整顿法度，政绩灿然，足以追比三代盛世，这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只是因为陛下至诚而虚心，首先开放言路，所以人人都竭尽心力，乐于把善道告诉陛下，天下的实情也因此没有不通达的。然而臣还有疑虑：自去年以来，多次罢免进言议事的官员，朝廷内外的臣民不知道详细原因，往往私下议论，认为陛下喜爱贤才的志向与初年稍有不同，接纳谏言的心意也逐渐不如从前。臣私下对此忧虑。恭敬地思考，祖宗以来尤其重视防护谏官，即使他们所说的未必全都正确，任用的人未必全都贤能，然而借此赋予他们弹劾攻击的权力，培养他们敢于进言的气概，正是为了在奸邪阴谋尚未萌发时加以制止，在政令过失尚未显露时加以防范。如今陛下深居九重，政事掌握在大臣之间，本应扩大耳目，留心采纳；但前些日子进谏的几个人相继被罢免，更有甚者，竟不问他们所论的是非，不察他们所争的是否恰当，表面上用美好的升迁来诱导，暗中却夺去他们的言责，使忠正之臣愤懑而不能发言，使修养品行、敢于进言的士人惭愧而不敢接受任命。这果真出于陛下的意思吗？若是，便会损害圣德，不可不警戒。若是出于大臣的计谋，那么陛下应当察看他们的用心，他们不过是想排斥天下公议，来实现自己的私意罢了。臣私下认为，奸人开始掌权时，只有防范谏官才能挫败他们的阴谋；等到祸患的根源已经形成，即使圣贤也不能挽救其危害。陛下看看今天与祖宗的朝廷相比如何，却竟然一味听任大臣所为，任凭他们蒙蔽陛下的耳目，挫伤忠义之气，这不是所谓慎终如始的做法。臣之所以首先进献这番话，并不是说臣忝列谏官，便敢以此要求君主来巩固自己的职位；实在是因为上面关系到宗庙社稷安危的关键，下面关系到君子与小人消长的渐变，所以反复论列，希望能够感动陛下的心意。至于世俗之人把这些话指为嫌疑，臣本来就不躲避。伏望陛下在万机之暇，详细阅览臣这番如盲人妄言的意见，奖进正直善良之人，容纳接受直谏，以公议作为参照，以诚心坚持；对于所喜爱的人一定知道他的缺点，对于所憎恶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优点，使臣下不能窥探间隙来实现私意，那么忠言嘉谋将会接连进献。臣天性愚直，不懂忌讳，只希望陛下察知臣爱君忧国的诚心，稍稍赐予留意听取，臣将感到万分幸运。论命令屡次更改 臣曾经考察史籍，用来推求先王之道。礼乐刑政虽然都称为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使它们得以施行的，特别在于命令而已。从前善于观察一个国家的人，不看它形势的盛衰，而先考察它政令的松弛或严密；不先论其政事的醇厚或瑕疵，而先审察其政令的繁多或简约。只因考虑已经成熟，谋划已经周全，发布政令不轻率，并且坚持一定实行，所以坚如金石，信实如四时运行。天下之人无不侧耳听命，受到震动而心悦诚服。这就是圣人用来鼓舞万民的办法。《尚书》说：‘谨慎发布你的命令，命令一经发布就只管施行，不要想着反悔。’《易经》说：‘汗水涣散般发布重大的号令。’《左传》说：‘命令重大，君主就尊贵。’又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发布命令。’这些话全都是圣人慎重对待政令的意思。臣伏见朝廷的命令变更频繁，远的不过一二年，近的有时只过一个月；严重的早晨施行，晚上就更改，也有前一份诏令尚未颁布，后面的命令已经将它废除的。官吏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百姓不知道应当听从什么。追究这种弊病的根源，大概是议论研究不精密，思考不审慎，对人情还有没有完全了解之处，对事理还有没有完全贯通之处；或者受个人好恶牵制，或者沉溺于迎合的说法，于是是非没有辨别的标准，取舍没有遵循的依据。所以只因一个人提出意见，就仓促地纷纷改动政令。平时没有事情的时候尚且如此轻率、轻慢而多变，到了缓急有事之际，靠什么取得人民的信任？伏望圣上深切鉴戒前代的教训，谨慎地为今日作打算。至于法度的废止和设置、政事的沿袭和变革，必须使大臣出于公心共同谋划，广泛考察利弊，充分阅览，详细选择，务必符合义理。该更改的就更改，不必嫌它违背旧俗；该守的就守住，不必害怕沿袭旧制。请严令门下省，不要只是为了应付旧例而徒然进行审读。若有措施安排不合时宜、前后相互矛盾的，必须行使封驳的职权。这样或许可以使诏令清楚简约，官吏百姓信服，事情能够长久施行，不致反悔改令。谨候陛下裁决。

译论寺监官员冗多 臣伏见先皇帝考察古代职官制度，设置治理官员，天下事务一定总归于三省，分掌于六曹；按照官名责求实际，大体虽然很好，但安排制度还来不及详细周密。这就是议论者所以要谈官员冗多的弊病，并首先涉及寺监的原因。伏惟陛下即位执政之初，除正常赋税以外，一概蠲免和复除，收入有限，国家用度有不足的忧虑，因此专门设置官局，裁减节省浮费。膳部并入主客，虞部并入屯田，又根据事务的闲忙来确定官员名额的多少。六曹所减官员总共十九人，而官府没有废弃事务，人员也没有异议，是因为处置合乎道理。臣曾考察先帝在位时，寺监的长官和副职大多不同时设置，也有不设少卿而由丞、簿官办理事务的。如今太仆、卫尉、鸿胪、光禄、太府各设二卿，军器、将作、少府各设二监，丞、簿等属官还没有计算在内。省曹所减不过十余人，寺监所增加的却是从前的两倍。前日减省官员的诏令竟成了一纸空文，减了那边却增加这边，对治理有什么补益呢？从前杜佑向唐朝建议说：皋陶任士官，掌正五刑；如今刑部尚书、大理卿就是两个皋陶。垂任共工，管理器用；如今工部尚书、将作监就是两个垂。伯夷任秩宗，掌管国家礼仪；如今礼部尚书、礼仪使就是两个伯夷。伯益任虞官，掌管山林川泽；如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就是两个伯益。旧有的官名没有废除，新的职务却日益增加，只是空存虚名，都没有实际事务。臣每每喜爱杜佑这番话，认为它最为切合事理。如今各部门申报陈述事务，必定要经过寺监，但寺监长官和副职很少敢于裁决取舍，全部听命于六曹。不仅白白烦劳往来文书，耽搁十天一月，而且省、寺之间的指挥命令常常互有不同，内外各部门难以遵奉。再加上官吏人数过多，耗费俸禄，如果不加整治改革，弊病将无法胜数。希望圣上斟酌古代制度，考察官名与实际，凡寺监的职务可以归入六曹的，都应当全部裁省。有的事务确实繁多，或关系到政体而不能废罢的，也应裁定为固定员额，不使官员冗滥。这样或许可以使官职得到适当的人选，国家经费也容易供给。论馆职请求依照旧制召试 臣伏见祖宗初定天下时，首先开设儒馆，用来培养人才。历代圣主遵守这一事业，又更加尊崇奖勉。让英俊之士处在其中，以砥砺他们的名节；让他们阅览古今书籍，以开启他们的聪明。由大官供给廪食，不让他们承担吏员事务，用来成就他们的德行和才器。推选其中的豪杰，名卿贤相多从这条途径产生，得到人才的盛况，无愧于前代。然而近年以来，逐渐轻视馆职的选任。有的凭世代恩赏，有的凭军功，有的酬报聚敛钱财的能力，有的依从权贵推荐，未曾经过考试，便直接挂上馆职名号，渐渐开启侥幸之门，恐怕这不是祖宗的本意。伏望陛下明令执政大臣：今后馆职不得轻易授予，必须选择在当时有文学、品行和声望的人，审察他的才能，确实足以培养造就，然后一律依照近来颁降的条制召来考试，再行任命。这样或许可以逐渐提高馆职名器的分量，不容许侥幸取得，并循此选用贤能来充任官职。再次上奏 臣近来曾奏请今后馆职都依照原来制定的条制召试后授予，已经奉圣旨施行。然而臣伏察所颁指挥仍有未尽之处，便再次论列，希望能够稍作补益。臣曾认为，祖宗以来，新进入馆阁的人，很少有未经考试便授职的；只有缙绅中的老资格望重之人，功业已经显著，或多次出任使节，或调任大藩镇守，为了表示优厚恩典，才命其兼领馆职。如今陛下过于听信臣的话，恢复旧制，虽然说由大臣奏举而来到馆职的人，都必须召试后才能除授；但接着又说朝廷特别任命的人不受此限制。这就变成不问人才如何、资历深浅，只要不是奏举的人都可以直接任命。名义上说是更改制度，弊病的根源却仍然存在。臣愚昧地请求特别降下指挥，仿照旧例，大约只有转运使以上资序而被特别任命的人，才可以不受此制约。这样或许能够堵塞侥幸之门，慎重选择馆阁人才。

译论差除多用执政大臣的亲戚 臣伏见祖宗以来，执政大臣的亲戚子弟，从来不敢授予内外华要之职。即使有合乎资格可以请求差遣的，也不过是几处清闲、事务缓慢的监当局务。推究其中的深意，是认为父兄已经身居掌权任职之位，而京师的官职多是重要繁忙的职位。身为大臣，既不能人人替朝廷推行至公之心，振拔久困的人才，提拔奖励出身寒微之士，反而贪恋权力、喜好利益，多为子孙谋划，援引亲属，共同占据高位，根基相连，彼此结党，使孤寒之士失去进身之路，增加富贵子弟的骄纵之气，逐渐形成极大的弊病，实在说不尽。因此祖宗立法，务求裁抑上下各方，遵守奉行，没有人敢稍有违背。自王安石执政以后，完全废弃历代圣主的制度，专门任用亲信朋党，只求满足私意。二十年间，廉耻扫地。陛下即位之初，振作精神求治，铲除侥幸，一切以至公为准则，亲自实行法度，不愿有丝毫牵累，这是天下人共同听闻和看见的。而在位的大臣受到皇上德行的感化，本应竭尽忠诚，互相警戒，务求正直；可是朝廷之上仍然沿袭旧日姿态，子弟亲戚遍布要津，这正是当今最大的祸患。臣把其中弊病逐条列出，多次想当面奏陈，偶然因秋暑还很炎热，恐怕长久烦劳陛下听览，所以一直不敢请求入对。然而近来差除尤其多，不能符合众人的议论，因此臣不避烦扰圣上耳目，必须具备章疏加以论列。臣伏见太师文彦博的儿子及任光禄少卿，保雍任将作监丞；孙永世任少府监丞；妻族陈安民近来升任都水监丞；女婿任元卿由堂除任监商税院；孙婿李由由堂除任监左藏库。其中有的虽借用恩例请求，但这两个职位都不是他们按例应当请求得到的。司空吕公著的儿子希勣，今年任颍州知州，刚刚达到成资，便召回京师任少府少监；希纯去年由太常博士升任宗正寺丞；女婿范祖禹与岳父一同在实录院任职，此前从未有过这种情况；次女婿邵某任开封推官，吕公著刚罢去仆射，他就被提升为都官郎；外甥杨国宝，自初次改官任知县，又由堂除任太常博士，未及多久便又提升为成都路转运判官；杨璇宝也由常调官而堂差任咸平县知县；妻弟鲁君贶，今年由外任提升为都水监丞；姻亲张次元由堂除任洺州知州；胡宗炎提升为将作少监；马传庆从冗员官得到大理寺主簿之职。其中虽有的借用近臣论荐的名义，实际上都是吕公著任宰相时提拔任命的。宫教这一官职，旧来属于吏部依法选差，近来才收归堂除，而吕公著首先任用他的孙婿赵演。宰相吕大防任中书侍郎时，由堂除任命他的女婿王谠。京东排岸司的妻族李括任洋州知州，李机任华州知州。范纯仁刚拜相之初，就任用姻亲韩宗道为户部侍郎，妻族王古为右司员外郎，王毅近来由常调官而堂差任长垣县知县。门下侍郎孙固的儿子孙朴任判登闻检院。臣听说登闻鼓检院是天下人申诉冤屈的地方，怎么可以让执政大臣的子弟担任呢？熙宁初年，曾让宰相之子曾孝宽判登闻鼓院，当时言官就因此上奏论列，立即下令罢免。此前公亮请求任监皮角场，这只是近来的例子。孙固以及左丞王存、右丞胡宗愈的姻亲欧阳棐被授予馆职，不到一个月，又授职方员外郎。胡宗愈的弟弟宗炎近来任开封推官。然而王存除欧阳棐以外，没有听说他任用过其他人；中书侍郎刘挚，也没有见到他援引自己的亲属。可是这两个人在其中模棱两可，不能纠正，随声附和而沉默，难道能够没有罪吗？臣所陈述的，都是明白显著、士大夫共同知道的事情；其中那些人们不知道的，又不能一一列举。臣私下认为，二圣临朝到现在已经四年，从未因为宗族外戚而稍微偏私名位器用；而大臣所做的反而如此。上下都安然处之，不以为怪，这是臣最为恐惧的。过去崔贻孙做宰相，不到一年便任用了八百名官员，并不回避姻亲故旧的嫌疑。后世大臣想援引自己的亲属，多借此作为口实来欺骗昏昧的君主，臣一向厌恶这种做法。如今考察他的传记，其中大概还有缘由。唐代自至德、乾元以来，天下起兵，政事混乱，官职赏赐和差遣任用多有错乱。永泰以后局势逐渐平定，而元载掌权，贿赂盛行，堵塞公正途径，纲纪大坏。常衮主持国政，极力惩治弊病，凡是奏请一概杜绝，却又矫枉过正，使贤愚之人都受到阻滞。到了崔贻孙为相时，荐举只取真正合适的人，以至公之心施行，所以任用八百名官员，无不恰当允当。后世大臣如果能像崔贻孙一样尽心于公，缙绅之间自然不会有异议。只是他们心意偏私结党，任用不合适的人，排斥孤寒之士，专门援引亲戚，却窃取崔贻孙做法的余绪，掩饰过错、粉饰错误；等到引起众人议论，又反过来责怪议论者，这也太过分了。如今上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监任职的官员、宫教，以及京畿内知县一类被称为优便的职位，全都属于堂除；虽然资历和任职条件还没有高到十分显要，本来似乎不足以成为议论的对象，但常调人员一经选用，从今以后每次任职都例由朝廷差除，不再归还吏部。这些与侥幸任用相比还不算严重，何况有关部门官员多而空缺少，四方寒士羁旅京师，等待在吏部候选，往往超过一年还得不到差遣。等到注授官职，又要担任两年远处的空缺职位；那么世代享有禄位、掌握权势的家族为什么偏偏幸运而不受疏远，循序晋升的士人为什么唯独不幸呢？臣伏见一向京畿内的知县都是选拔士人、任用能人的地方，近来听说以宣德郎王毅任长垣县知县，士大夫都说王毅一向被称为鄙陋无能，尤其没有名声，只因是范纯仁的妻族，便有了这项任命。内外传播，无不惊骇讥笑。希望圣上特别下令追还并寝止这项任命。至于其中有些人才能还勉强可以，或已经到任很久，并未造成旷职，确实难以追改，臣也不敢再烦劳朝廷，要求一概罢免。但执政大臣不避亲属嫌疑，不畏惧公议，众论喧然、长期为此不平，臣已经很久担忧。臣私下恐怕陛下身居九重、相距深远，不能完全知道这些事情，所以斗胆略举所闻，来补益陛下耳目的万分之一。伏望陛下在处理机务之余留心省览，并希望陛下把臣这篇章疏遍示三省，使从今以后振作精神、重新开始，或许可以不废祖宗之法，并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臣将感到万分幸运。贴黄

译臣是孤立的卑微小官，承蒙陛下误加拔擢，安置在谏官之列。假如闭口不言，足以保全自身、保住俸禄；而今天所论列的事情遍及执掌权柄的大臣，既已触犯众怒，决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但臣不敢荒废职守，辜负陛下；也不是想搜集大臣的私事，把它作为纵横捭阖的言说。只是这些事情出自众人共同感到不平的议论，必须逐一奏知。惟愿圣上特别恩准，详细察看。又 臣正要发出这篇奏章，又听说任命知真州钱防为福建路提点刑狱，这也是吕公著的姻亲。若这种势头不停止，臣因此不敢不极力论列。愿陛下早日以臣的意见告诫、约束辅政大臣。又 内中欧阳棐授任省郎不当，臣已经另行具状论奏，也请求早日赐予施行。再次上奏 臣近来曾论列朝廷的差除任用多有涉嫌私情之处，很是招致众人议论。等到新任长垣县知县宣德郎王毅，尤其鄙陋无能，人人传为笑谈，臣请求特别追还寝止，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近日又看到任命名单中，奉议郎程公孙由堂除监在京都商税院，葛蘩任军器监主簿。臣听说这两人与执政大臣都是姻亲，众议更加喧腾，无不愤慨叹息。人们认为，孤寒之士等待在吏部候选，动辄超过一年仍得不到差遣，得到注授后又要担任两年远处的空缺职位。如今程公孙等人本来属于常调官，只因是执政大臣的姻亲，便无名无分地轻易获得京师优便的职位，败坏扰乱纲纪，滋长侥幸，实在不是陛下为官择人的本意。伏望圣上罢免王毅、程公孙、葛蘩的新任命，以伸张公议。贴黄 臣听说程公孙是吕公著之子希纯妻子的兄长，葛蘩是范纯仁同门之婿，而执政大臣徇私，牵涉私情，毫无顾忌，竟严重到这种地步。臣私下担心陛下顾全大臣的体面，重重伤害他们的心意，因此请求删去这段贴黄，交付有关部门施行。论欧阳棐差除不当 臣近来听说大臣曾推荐考功员外郎欧阳棐，说他有修史才能，朝廷听信过度，于是任用他为著作郎。朝廷内外喧传，都说大臣不应轻率提拔此人，奸邪小人使陛下知人之明受到误导，也损害了朝廷责求实际功效的政务。臣忝列言路，按道义应当论列，不避详细曲折，冒昧烦劳圣上听取。考察欧阳棐，他凭借门第资历，平素没有声望；才学既然暗昧浅陋，性情又反复邪曲；他奔走拜访权贵之家，不避寒暑；与程颐、毕仲游、孙朴、杨国宝等人结交执政大臣的子弟，参与秘密议论，被称为死党，是缙绅共同憎恶、清议所不齿的人。怎么可以冒领错误的恩典，位列太史之职呢？过去刘知几论说，才、学、识是史官的三项长处。如今欧阳棐谄媚浅薄，背弃公义而结成朋党，即使有些口耳相传的学问，又有什么值得取用的呢？臣私下认为，朝廷不至于缺乏人才，竟到了非用这种人的地步。伏望圣上趁他辞免之际，追回新的任命；这样不但可以稍稍抑制奔走竞争的风气，或许也能逐渐消除朋党的弊病。贴黄 考察著作郎这一职位，掌管领辖国史，清要而庄重，不是其他官职可比。历来担任此职后来就会进入两制，怎么能容许小人随便冒充占据？伏望另行审慎选拔。第二 臣近来曾奏论欧阳棐属于朋党邪佞，不应玷污太史之职，伏蒙陛下特意顺从公议，已经下令追回寝止任命，缙绅传诵此事，无不相互庆贺。可是听说近日又授予他集贤校理，前后反复，臣私下对此疑惑。恭敬地思考，祖宗以来尤其重视馆职的选拔，本来是要培养成就天下人才，以备朝廷在缓急之时破格任用。只有品行义理显著、学问高明、卓然有声望于当时的人，尚且还要召来考试后才授职。后来有时诏令执政大臣推荐所知之人，几十年间也不过举行三四次，何曾轻易把名位器用私自授给像欧阳棐这样毫无品行的人？他已经不适合担任著作郎，怎么应当再充任馆阁之选？未经考试而授予，更是非常典制。臣恐怕奸邪之势逐渐强盛，弊害日益深重；与其等事情已经发生后悔，不如在祸患尚未显露时制止。伏望圣上念及君子小人消长的渐变，关系到朝廷治乱盛衰的关键，罢免欧阳棐的馆职，以慰藉正直之人的希望。第三 臣近来因欧阳棐已经罢去著作郎又改授集贤校理，未经考试便授

译予，尤其违背常典，再次具奏论列，请求追回寝止任命。如今已经过了好几天，还没有听到指挥。考察欧阳棐，学问并不优长，志趣浅近，主持考功事务时昏暗迟滞，毫无作为；只是因为暗中邪曲、依附权贵，取得他们欢心，所以制造虚假声誉，名声超过实际。执政大臣姑且想成全欧阳棐，却不论人才究竟如何、公议是否允许，废弃祖宗旧典，又与谏官树立对立。这正是衰世的弊端风气，恐怕不是圣朝的美事。伏望陛下特别垂察，考核臣前次奏章所陈事理，罢免欧阳棐馆职，以抑制朋党和侥幸任用的弊病。第四 臣近来因为欧阳棐授任集贤校理不当，已经两次具奏论列，却都被执政大臣阻抑，没有人肯按照公议施行，所以必须再次以恳切诚意上奏，冒昧烦劳圣上阅览。臣听说祖宗设置馆职选拔，是为了收取天下贤才，长期培养成就他们，以等待朝廷破格任用；历来一定要选择在当时文学和品行都卓然有声望的人，然后依朝廷诏令召试授职。仁宗中年，才开始诏令执政大臣各自推荐所知之人；英宗继承帝位，也遵循旧例，从未不加考试便授予馆职。只有省、寺等机构的官员和缙绅中的老资格望重之人，或多次出任使节，或调任大藩镇守，为表示优厚恩典，才命其兼领馆职。如今欧阳棐以庸劣之才，徒然凭借门第资历，暗中邪曲结党，结交执政大臣子弟，因缘依附权贵，制造虚假名声，以至吕公著推荐他充任史官，孙觉举荐他来代替自己，而执政大臣只为这两个人称扬他，共同出力支持，既不考虑人才是否不堪任用，也不顾公议是否已经厌弃，只是苟且顺从权贵的意愿，轻易废弃祖宗之法。臣确实愚昧直率，私下对此感到惋惜。何况陛下平日任用人才，有时不够妥当，谏官论列，也不怕追回改正；难道能因为大臣错误的推荐，就不顾众人的公正言论吗？欧阳棐刚刚罢去著作郎，便又授任校理，这是暗中玩弄朝廷的威福，蒙蔽陛下的聪明。臣如果不说，就是辜负国家。伏望圣上察知臣的心意在于奉行公议，深深痛恨朋党，特意从中裁决，罢免欧阳棐馆职，振立君主的威权，使执政大臣的私下谋划破灭。不仅可以免除臣这个卑微之臣被讥为荒废职守，也可以使小人没有侥幸进身的苗头。贴黄 欧阳棐一向与程颐、毕仲游、杨国宝、孙朴交结，并与执政大臣吕公著、范纯仁的子弟往来，缙绅之间称他们为“五鬼”。他又与王存是姻亲，依附权势，不畏公议。如今执政大臣顾惜人情，不肯施行臣的意见。伏望圣上只作中等裁决，罢免欧阳棐的馆职；这样贵在使大臣知道陛下的耳目日益广泛，周知外间议论，在任命授职时稍有畏惧收敛。第五 臣近来因为欧阳棐授任集贤校理不当，已经三次具奏，务求堵塞侥幸之门。伏望陛下考察臣屡次奏章所陈事理，罢免欧阳棐馆职，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臣将感到万分幸运。第六 臣近来认为任命欧阳棐为集贤校理不当，已经四次上奏论列，至今没有看到施行的指示。臣并非不知道朝廷把馆职看作本来就是小事，只是之所以不避烦扰圣听，必须详细陈述，难道只是因为欧阳棐的才干不堪任用吗？臣以为真正值得深切惋惜的，是国家政事的大体。臣私下曾思考，太史之任确实是儒学之士中的优选。陛下既然采纳言官的奏议，罢免欧阳棐的著作郎，却不知为何又直接授予校理。若论品秩，校理虽在著作郎之下；若论恩遇待遇，却远远超过著作郎。如今欧阳棐的寄禄官已经是朝奉郎，若再兼任馆职，明年郊禋时便可以奏荐子弟。这样名义上是降等，实际上却是加厚恩遇。而且既因人言而夺去他新授的官职，顷刻之间，所授反而优于先前，朝廷施予、收夺、取舍的体制，难道本来就应当如此吗？臣恭敬地观察，陛下亲政以来，未尝不是以至公之道治理天下。像欧阳棐这样没有操守的人，陛下必定不会有所偏私；臣反复论列至于四五次，而区区诚意仍未能得到采纳。朝廷的隐微

译意旨，臣虽无法得知，但中外公议都认为此事不可。臣既然负有言责，只要没有被斥逐，终究不敢默不作声，以辜负陛下任用臣下、寄托政事的本意。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圣明裁断，查考臣屡次奏章所陈的事理，罢免欧阳棐的馆职，以安慰士大夫的期望。第七

译臣昨日认为任命欧阳棐为馆职不当，已经多次上奏论列，至今没有得到施行的指示。近日又听说任命他为职方员外郎，任命文书已经传出，中外都惊骇错愕。为什么呢？欧阳棐凭借阴险邪僻、庸陋琐细的才干，又依靠执政大臣亲近的势力，在一百天之内三次受到荣宠恩命。即使谏官纷纷上章，也似乎有不能夺回这些任命的地方。如今又接着下达这样的任命，这就等于说朝廷的名位器物可以凭力量夺取，天下再也没有公议了。臣既负有言责，亲眼看见侥幸之事，如果不反复陈述，以揭破小人的真实情状，天下将责备臣犯有失职之罪，所以愿意把话说到底。去年左司谏韩川曾说，王伯虎、邓忠臣认为不堪入选馆阁。这两个人，只因才干不高，或曾获罪罢职，虽已叙复昭雪，仍都被降职授予外任差遣。如今欧阳棐才干既然格外低劣，性情又奸邪反复，已经结交执政大臣的子弟，被列入‘五鬼’，为清议所憎恶；加上他在考功任上毫无政绩，多次招致人言，本来已经被搁置不问。偶然因大臣推荐，骤然升任太史之职。陛下幸而听从臣等的论列，大臣也害怕物议过于喧腾，于是下令追回并寝止任命。从此以后，奸邪朋党以不能取胜为耻，争相制造诽谤之说，一定要让他重新被任用。于是，他没有正当名目便直接被授予馆职，臣屡次极力论奏，却不能施行。士大夫之间都说，王伯虎、邓忠臣是孤寒之士，无人替他们主持，所以韩川一句话便使他们被罢免；欧阳棐则因为大臣极力支持，而执政大臣多是他的姻亲，所以臣愚昧的论奏达到了五六次，仍然不能改变结果。陛下把这两件事对照观察，朝廷的公与私就可以看出来了。如今既然强行排斥公议，使欧阳棐滥得美职，而他入馆还不到一个月，又授予郎官，满足他的欲望，他一定会认为臣等既然因为朝廷不听自己的意见而不敢再议论，于是便急于提拔他，以满足私心，这会更加打开群枉之门，使至公之政受到牵累；下面的人将无所顾忌，渐渐形成的势头不可助长。伏望陛下特下圣断，稍微整顿纲纪，罢免给欧阳棐的错误恩命，把他贬出京城，授予外郡，使天下知道公道仍然存在，朝廷的名器不能被有势力的人侥幸取得。这并非臣一人的私愿，实在是天下人的期望。第八 臣近来曾认为欧阳棐入馆不到一个月又被授为职方员外郎，拿这件事询问舆论，人人都说侥幸过分，于是具奏论列，请求追回寝止任命。如今已经半个月了，仍没有看到施行。臣听说欧阳棐也因为恩命接连而来、人言纷纷，居处不得安宁，于是上表请求退避。但近日传闻已经下达指示，不许他辞免。如果果真出于陛下的意思，臣还应当援引义理，反复抗论，更希望陛下开纳，或许不至于荒废言职。如果出于大臣的谋划，那不过是巧妙地进献邪说，迷惑圣听，阻塞言路，以满足他们的私意罢了。进言者一定会说：欧阳棐曾经做过郎官，如今只是让他恢复原职，看不出有什么过错。这种说法实在荒谬至极。欧阳棐此前已经任郎官，朝廷却无名目授予他馆职，臣等论奏其不可，章疏上了五六次。这本来只是采纳臣等的意见，撤销过错，再授给他一个闲曹之职，便合乎公议了。然而在坚持正论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给他贴上馆职的名目？难道不是馆阁的清选比郎官优异吗？又不立即兼任省郎，而重新命欧阳棐主管判决鼓院事务，大概是因为郎官俸禄优厚、资历任用地位自然较高，也是升迁之路，所以让欧阳棐离开那里而到这里，使人看不出他得到过分优厚的待遇，足以搪塞人言。等到人言已经被压制而不能施行，欧阳棐得以赴任，十天之内又有这次任命，这就把朝廷掌管爵禄的权柄几乎当成儿戏，使小人凭机巧取得它，欺骗陛下竟到了这种地步。臣前一章说欧阳棐名列‘五鬼’，为清议所憎恶，并不是随便把流俗中毫无根据的话妄加在他身上。如今士大夫出入执政大臣门下的比比皆是，哪里是人人都得到鬼名？只是因为这五人阴险邪僻、暗中潜伏，进身又不循正道，所以唯独他们受到恶名。陛下试着以今天欧阳棐的事情来观察：王伯虎、邓忠臣是孤寒之士，韩川一句话，便都降职外任；欧阳棐却在一百天内三次接受恩命，虽然谏官纷纷上章，他仍傲慢地完全不顾。如果不是大臣极力主持，而孙固、王存又因为姻亲关系共同替他营救帮助，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古人所说拔除奸佞如同拔山，正是指这种情形。然而名声先已显著，事实后来又得到验证，即使想说人言是妄言，也无法掩盖。《左传》说：堵塞百姓的嘴，比堵塞河流更严重；又说：想让人不知道，不如不去做。如果确有这样的事实，名声必然随之而来，怎么能逃脱呢？如今陛下年富力强，太皇太后不出宫门，正是辨别邪正、谨守法度的时候；但大臣好胜而自作主张，不辨是非，使陛下纳谏的美德逐渐减弱。到了初年，小人的道路渐渐增长；对于今天的情形，臣私下对此忧虑。惟愿陛下力主正道，以挫折群枉，罢免欧阳棐的新命，慰答众人的言论，使奸邪之人没有侥幸进用的阶梯，避免威福之权下移的祸患。这不只是臣恳切的诚意，也是天下对陛下的期望。伏乞圣上慈悲，稍加留意听取，臣将不胜荣幸。第九 臣近来认为任命欧阳棐为职方员外郎不当，曾两次上奏论列，至今没有得到指示，而欧阳棐自己因为恩命过于频繁，害怕不敢承当。近来听说朝廷已经下达指示，不许他辞免。臣私下认为，朝廷任命一个郎官，本来似乎不涉及大体，不值得深究；然而士大夫之间都说这是出于大臣的私意，因而损害陛下至公的政治，所以臣不敢苟且躲避众怒，一定要伸张天下的公论。臣私下推想，进言者一定会说：欧阳棐曾经做过郎官，现在又授给他，似乎不算过分。这实在是欺骗陛下到了极点，臣请求加以驳斥。欧阳棐此前任郎官，而朝廷无名目授予馆职，是因为馆职属于清选，比郎官优异；但朝廷不立即让他兼任省郎，却又命他主管判决鼓院事务，难道不是因为郎官俸禄优厚、资历任用地位自然较高，也是升迁之路，所以让欧阳棐离开那里到这里，使人看不出他得到太优厚的待遇，足以平息人言吗？等到臣等的论奏已经被压制而不予施行，欧阳棐得以赴任，十天之内又有这次任命，这等于让小人利用机巧攫取国家的名器，所以臣不能不辨明。进言者又一定会说：‘五鬼’的称号出自流俗中毫无根据的说法，哪里值得作为依据？

译臣也有话可以驳斥。如今士大夫没有不出入权势之家门的，哪里是人人都得到鬼名？只是因为他们阴险邪僻、暗中潜伏，进身不走正道，所以程颐、毕仲衍、杨国宝、欧阳棐、孙朴五人，唯独受到恶名。孔子说：‘我对于别人，毁谤谁，赞誉谁？如果有所赞誉，那一定是经过考验的。’大概人们的毁誉，都必须用事实来验证。如今众人的议论指斥这五人，可以说是毁谤了；但推究考察他们的行迹，便可知人言并非全是诬蔑，臣请求逐一陈述。程颐先因获罪而离职，这是陛下所知道的；孙朴只是偶然因为有所妨碍，臣不敢超擢；至于毕仲衍，原为监当，又考中馆职，很快授为河北提刑，毕仲衍以个人打算不便为辞，于是改授开封推官；杨国宝最初改官任知县，又堂除太常博士，不久升为成都府路转运判官，尚未出京，又调往陕西，幸赖陛下圣明，察知其没有正当名目，几次迁任职务，终于下令停止；欧阳棐在考功任上毫无政绩，曾招致人言，却被隐瞒而不问，大臣一经推荐，便任为著作郎，谏官交相攻击，才追回寝止任命；还未过片刻，又直接授为校理，入馆不到一个月，又授为职方员外郎。这三个人才学平庸，性情资质又狡猾，只是倚仗执政大臣的势力，想要什么就一定得到，朝廷迁任调动全无公道：上面欺骗君主的聪明，下面拒绝人们的言论，想让士人心悦诚服、众人没有异议，怎么可能做到？如今二圣临朝，责任在于大臣；如果任命调动不合公议，只有谏官可以进言。可是现在他们专权好胜，一概不怕人言，所以臣论奏一个欧阳棐前后两件事，奏章总共七篇，最终仍未施行，导致陛下谏诤的道路逐渐衰微，小人的道路渐渐增长。臣虽然愚昧，内心深为忧虑。伏望圣上慈悲，堵塞奸邪侥幸进身的门路，顾念威福之权下移的祸患，特下圣断，停止错误恩命，力主正道以挫折群枉，天下幸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章〕 《尽言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二 宋代刘安世撰 论御史进言黄庭坚之事，请求辨明纠正 臣近来听说朝廷任命黄庭坚为著作郎，随后有臣僚进言说他品行有缺，不久下达指示，已经命令追回寝止任命。但臣又听说御史赵挺之屡次上疏列举他的罪恶，说在神宗先帝遏密之初，黄庭坚在德州外县，肆意进行淫秽行为，毫无顾忌。臣私下认为，赵挺之曾在本州任职，耳目相接，不应当妄言荒谬。如果确如他所说，那么连街巷小人都有所不忍，而黄庭坚却对此安然自若，败坏名教，灭绝人理，难道还可以居于显贵清要的官位，玷污士大夫吗？伏望陛下把赵挺之的奏章交付外廷公正施行，或许可以使是非明辨，众人听闻后不再疑惑。再次上奏 臣近来听说谏官纷纷上奏弹劾著作郎黄庭坚，说他在吉州太和以及德州外镇，都有淫秽行为；而德州的事情，又发生在神宗皇帝遏密之初，臣也曾接着上奏，请求把言官的章疏交付外廷施行。如今已经多日，仍没有看到指示。臣私下认为，黄庭坚所犯之事，如果确有其事实，便是名教所深恶、人伦所不齿的行为，怎么适宜仍居清要之职，玷辱士大夫？如果根本没有此事，却不加以考察核实，那么黄庭坚无端蒙受恶名，将要永远沉沦废弃，是非交错，都会损害政体。伏望陛下特地下达圣断，将谏官所说黄庭坚的事情，交给各路监司依公正程序核实调查后上报，或许可以使冤枉与正直都清楚明白，使中外人心信服。

译论韩玠的任命调动不当 臣恭敬地看见，朝廷近来任命韩玠充任利州路转运判官。查考韩玠在元丰年间曾奉命出使蜀道，推行市易法，过于苛急，以求获得升用，甚至使县令亲自拿着升斗，寻求免受凌辱。陛下即位之初，崇尚宽大，韩玠被言官弹劾，说他惨刻，朝廷还认为需要疑察，于是交给别的司进行核实。当时韩玠的叔祖韩缜正任宰相，而提点刑狱郭槩畏惧权势，不据实上奏。陛下责备他观望，先行降职黜退。后来提举官一例省罢，而韩维接着担任执政，韩玠所犯的事于是没有穷究，便按照没有过错之人的惯例，平调为河南通判。他的诰词责备他说：‘西南的政事，使百姓受到惊扰。’当时议论的人已经认为处罚与罪行不相称。如今突然又恢复职司，还有什么惩戒可言？何况两川百姓都是陛下的赤子，韩玠的暴政已经成为一路的祸害，把他调到邻近地区，怎么能符合圣朝仁爱远方百姓的本意？伏乞陛下收回他的新命，以符合公议。第二 臣近来曾论列韩玠授任利州路转运判官不当，请求追回寝止任命，至今没有奉到指示。查韩玠从前任成都路提举官，推行市易法，过于苛急，使一路官吏百姓几乎无法生活，言官交相攻击，诏令可以查证。提点刑狱郭槩畏惧宰相韩缜的势力，核实不实，陛下责备他观望，先行降职。后来提举官全部省罢，而韩维相继执政，巧妙地替韩玠庇护，使案件未被穷治，于是按照无过之人的惯例，只授为河南通判。当时士人舆论已经很不平，如今突然又恢复职司，仍然调往邻近地区，韩玠的暴政，沿途都已传闻，人人知道他要回来，谁不忧虑畏惧？臣听说两川的风俗容易激动而难以安定，朝廷选择使者，应该首先慎重选用宽厚而懂得治体的人；韩玠刻薄急进，已有事实验证，本应加以惩罚抑制，以遏止浮躁，也许将来还可以重新任用他。然而责罚还没有多久，便急忙委任使节，拿这件事询问公议，人人都说不可。何况与韩玠同时被省罢、没有罪过的提举官，如今任通判，往往还没有恢复差遣；韩玠确实有罪，却独自受到升迁，轻重倒置，更不是公道。伏望圣上慈悲，查考臣前奏所陈事理，特地下达指示，罢免韩玠的新命，以符合陛下仁爱远方百姓的本意。第三 臣近来认为韩玠授任利州路转运判官不当，曾两次具奏论列，至今没有看到施行。【此处原文有缺字】这本来不足以屡次烦扰圣听，然而韩玠苛虐暴急，已有事实验证；与他同时因省罢而无罪的人，如今任通判，往往还没有恢复差遣。韩玠确实有罪，如果侥幸免于流放贬黜，在河南任职不久，便突然恢复使节之任，轻重倒置，有害政体，所以臣斗胆上奏陈述，请求罢免他的这项新命。随后又听说谏官也有章疏，而朝廷压制公议，不肯追回寝止。臣本来对此有所怀疑，向士大夫询问，果然有不同的议论，都说执政大臣中有韩玠的姻亲，暗中替他经营，因此谏官的奏章被压下不行。如果这些话属实，公道在哪里？何况近来三省奏拟高士英为权工部员外郎，臣私下听说这是陛下独断，认为终究是扰乱法令，于是下令追改，中外没有不传诵圣德、心悦诚服的。如今执政大臣凡是姻亲之家，便不避嫌疑，彼此援引提拔；等到言事官有明确罪状据以论列，却不顾义理，极力主持，实在不是用来彰显陛下至公择人的本意。伏望圣上慈悲，详细阅览臣两篇奏章所陈事理，特地下达指示，罢免韩玠的新命，以抑制侥幸。请求罢止近臣列名荐士之事 臣恭敬地看见，朝廷立法规定，内外臣僚保荐人员，每年有固定名额；而两制、侍从以上官员，又可以使用十科的名目，使他们援引同类荐举人才。求取人才的道路，本来已经完备了。可是近年以来，渐渐开出巧取进身的道路，屡屡出现近臣联名推荐士人的情况。臣听说名器爵禄，是人人趋求的东西；如果让人积累勤劳之后再升迁，那么众人都知道艰难而安守本分。如今若多开旁门捷径，使人急躁求进，人心怀觊觎，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况且被荐举的士人未必都贤能，朝廷又不再考核铨选，往往立即加以提拔任用，骤然脱离常调，于是得到美官。后进年轻人不安于义理和命分，奔走竞争，彼此仿效，再也没有廉耻。如果不加以惩戒革除，必将败坏风俗。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圣断，今后除依法荐举官员之外，不许近臣联名推荐，贵在稍微抑制侥幸之徒，从而有助于形成忠厚的教化。

译论各路监司，请求制定考核功绩的法令 臣恭敬地观察，先王的治理，在于官员统率自己的属官，使上下足以相互维系，内外足以彼此制约，所以人人都承担责任，没有苟且简略的弊病；官吏也不频繁更换，能够实际看到诛罚和奖赏的结果。这是尧、舜以及三代共同遵循、不可废弃的道理。如今亲民的职责在郡县，朝廷已经为此设置了守令。众多守令如果没有统率，百姓就可能受到他们的弊害，因此又为他们设置了监司。监司的官员坐镇统辖一路，多的达到三十多个州，少的也不少于十多个郡；至于他们宣扬教化、振举纲纪、使百城百姓减轻疾苦、罢免或任用群吏、调发兵员和粮食、均衡节制财赋，朝廷全都听任他们施行，可以说给他们的权力很重了。既然把这样的权力交给他们，却没有法令纠正他们的错误，难道不是对小官责备过于严密，而驾驭大吏却过于疏略吗？臣听说祖宗朝选择监司非常慎重，考核功绩的制度也很详备；近世因循日久，渐渐不再讲求，授任之时从未考察他们的实际操行，于是让没有才干的人冒充合适者处在其中。既然奉命出任监司，很少有人能够称职；有的出于私下喜爱，过分褒奖推荐，超过实际情况；有的因暴怒而诬陷搜罗，把并非他的罪过强加给他；有的优游苟且，只计算日子等待升迁；有的迎合风向，依照上意，把错误说成正确；急于功利的人甚至胡乱作为，务求宽大的人又到了容纳奸邪的地步。他们不但不能补益朝廷，反而还会危害政事。臣曾考察《唐六典》，其中记载监察御史的职掌，是分别监察百官，巡按郡县；每到十道，便选派两名判官作为辅佐。可见御史不只是纠察尚书六司的过失，也负责按察治理外路。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悲下诏：各路监司缺官时，都从两制等官员依照规定所荐举的人中重新选拔，必须符合公议，才可以授任。没有任满任期的，不许迁调更换；讲求祖宗考核督责转运使、副使的诏令，把它制定为固定法令。然后将天下各路分别隶属于六察，间或派人巡行，按察其功过；如果治理政绩特别优异，原先荐举他的官员，应当得到推荐贤能的奖赏；如果任职毫无政绩，必须施行错误荐举之罚。这样或许可以使官吏长期任职，不敢偷懒懈怠，上下互相警戒，各项职务都得到整顿办理。请裁决施行与否。

译论买扑坊场明状添钱的弊害 一、查照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书的节文：臣僚上言，请求废除实封投状的办法。奉圣旨，命韩维等酌量研究后上奏。如今酌量决定废除实封投状，将前一界买扑时的名义钱数交给本州详察。如果连续几界钱数有增加而没有减少，就取其中历界第二高的一界作为定额；如果增减不稳定，就取一界中等数额作为定额。以前后拖欠数额很多，或连续各限都无人投状，即使有人承买，但最高价格亏损达到五分以上的，由县里酌量减定，保明后申报州里；州里委派官员核实，保明后申报转运司；转运司核实属实，按照减定数额施行完毕后，保明申报尚书省。如果在界满前一年，现任买扑人没有拖欠，就先限期一个月，询问他愿意还是不愿意继续承买；如果不愿意，就张榜公布，限一季之内允许别人投状，仍须以家业抵当的数额承买。两人以上投状的，给与家业抵当最多的人。其用来抵当的产业，不得超出邻州范围。期限已满仍无人投状，再限两个月，依照上述办法办理。其余都依照旧条。三省共同奉圣旨，依准施行。一、查照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书的节文：户部奏状详察说，买扑场务的巧诈弊端有很多。如果只按照中等数额确定定额，那么在沽卖兴盛的地方，经营者获得过分丰厚的利润，却不会增加承买价格。偶然遇到一界期满，没有人承买，便会逐次裁减官钱，深恐时间一久，年度收入大幅亏减。如果允许人们明状添钱承买，百姓自然会斟酌合适的价格来投状；如果有数人投状，价格相同，就选择抵当产业最多的人给付，那么这种弊端自然可以革除。本部如今修立了这些条文，仍请求先行施行。奉圣旨依准：承买场务以三年为一界，在界满前一年，由本州抄录适用条文和本界额钱，张榜公布于显眼处，限六十日召人，在额钱之上添钱承买；同时详细列明抵当常业的物产、数额、价值、现有情况和地望，召一名主户作保，委托保人证明并非假名，一同到州里投状。期限已满，取出所投钱数最高者，再次张榜，限三十日召人添价；等满三十日，先询问现任承买人，如果没有拖欠官钱，听凭他依照所添价格继续承买，另立一界；如果不愿意或有拖欠，就核验差价最高的人户姓名及抵当产业所在地，到实地检查估价，发帖给付。如果有两人以上价格相同，就选择已有产业和抵当物最多的人，按照他所投定的价格给付卖出。期限以外不得再增加价格争买。无人投状，再限六十日，依照上述办法办理。每次期限届满又无人投状的，都照此办理。以上谨慎地陈述如下。臣考察买扑场务，其弊端没有比实封投状更大的。因为无知的百姓贪图侥幸获利，竞相立下高价，竭力互相争夺，只图满足眼前欲望，不替日后的事情打算。然而一界之内，丰歉并不稳定，或遇到水灾旱灾，便会出现亏欠，往往倾家荡产也不能偿清拖欠，自己陷入刑禁，家族流离散亡。至于抵当的财物，也多是向亲友借来，因缘共同作保，最后一起失去产业。像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朝廷近来采纳言官的奏议，于是废除实封投状的办法，斟酌中等数额，立为固定定额，不让愚昧百姓贪图眼前利益而忘记后患。又规定两人以上投状时，给与已有产业和抵当物最多的人，大概因为这种人有自爱之心，必能考虑防患，把场务交给他，可以没有其他忧患。使百姓少受困苦、减少刑罚，恩德深厚，公私之利没有比这更大的。施行两年，幸而已经见效。如今因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户部申请，突然改变法令。臣详细看户部奏状所说：如果用中等定额承买，那么在沽卖兴盛的地方，经营者获得过分丰厚的利润。这是聚敛剥削、损害下民的说法，并非圣朝应当实行的办法。况且实封投状虽然不是好办法，但添出的价格彼此并不知道，只有到期限届满打开封状时，才看见应当给付给谁。如今则把钱数公开写明，众人都能看见听见，又选择价格高的人立即给付。百姓既然贪图获利，没有长远打算，大家争先恐后，价格不断加高，只怕失去机会，哪里还会想到后患？臣私下认为，坊场、河渡之类，既然允许民间承买，除了轮番缴纳官课之外，必须还有所得，才可以作为生计。如今如果重新开启争价的端绪，明状添价，人们知道没有利益，谁肯白费力气？只有贫困逼迫之人，苟且求取侥幸；一旦遭遇荒年，很少有不倾家荡产却仍不能足额偿纳，祸患还会连累同保之人。这样看来，明状添钱的危害反而比实封投状更大。臣前日在任职时，首先论奏命令屡次变更的弊端；如今前一份诏令刚刚下达，天下百姓都受到恩惠，却突然听从邪说，轻易废弃成法，使朝廷救济弊害的仁德还没有遍及天下，平民失业的祸害转眼又重新发生。臣虽极其愚昧，私下也替陛下感到惋惜。何况国家赋役之政，总由地官掌管；正值二圣崇尚宽大、仁爱百姓万物之时，应该得到通达而懂治体的人来主管国家大计。然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广圣上的德意，只想榨尽百姓的利益；州县监司又畏惧省部的势力，没有人敢指出其中不对，因循日久，上下彼此防范，擅自更改法度，百姓因此受害，实在不是用来符合陛下仁爱百姓本意的做法。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圣断，天下所有承买场务，都采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的办法。至于今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指示，请求以后不再施行；这样贵在百姓受到仁政，不至于失去产业和生计。论韩宗古的任命调动不当 臣恭敬地看见，朝廷任命韩宗古知潞州，仍然加贴集贤校理。考察公议，都认为不妥。臣听说先帝当初改革官制，把著作郎、校书郎、正字隶属于秘书省，作为职事官；从前兼带校理、校勘之类职名的，一律转升一级，全部解除馆职。韩宗古过去任校理，已经依照上述条制转官并解除职名，如今又有这样的授予，显然没有正当名目。如果因为潞州是藩镇，想表示优厚尊崇，那么陕州的地位更高，更应该加以礼遇。陈侗也是曾经转官、罢去馆职的人，从前调任陕州时并没有恢复职名，事情相同，给予和收夺却突然不同。想要使众议协调一致，是不可能的。何况王孝先已经改任濮州，那么韩宗古本来就应当仍按旧例办理。伏乞追回前项任命，以端正国家体制。

译论何洵直的任命不当【与吴安持同奏】臣等听闻，司勋员外郎何洵直被授为秘阁校理、秘书郎。臣等私下认为，官制开始施行时，旧日所带的职名都被认为是虚名错误，朝廷允许纳还职名以换取一官。当时像何洵直这样因纳职而特意转官的，本来不止一人。至于所谓秘书省职事官，尤其需要慎重选择。自陛下最初恢复馆职以来，都是采用大臣荐举或因显著功劳，才允许兼带这种职务，从未有已经纳还职名、改任官职的人无故再次得到职名的。况且秘书郎自官制以来，不是素来文行著称的人，从未轻易授予。如今授予何洵直校理和秘书郎，何洵直有两项不应得到之处：一是已经纳还职名并转官，却又恢复旧职，依法不应得到；二是虽然曾经考中高科，但品行义行并不为贤士大夫所认可，依公议也不应得到。有这两项不应得到的理由，朝廷却把天下精选的职位一并授给此人，能够安稳吗？臣等仰赖陛下提拔安置在言路，本来知道今日所忧患的是人才不足，所以常常希望陛下推广聪明，寻访贤能。臣也从来不敢轻率议论人物；但像今天授予何洵直的职位，既于法有碍，又不合公议。伏望圣上慈悲，特赐停止这项任命，令何洵直暂且依旧任郎官，使天下明白知道，名器不能随意授给不当之人，臣等将不胜荣幸。贴黄 臣等切实看见，韩宗古昨日被授为知潞州，又恢复旧职。当时臣安世已经极力论奏，认为依法不应得到，朝廷的任命于是被停止。如今何洵直与韩宗古的事情相类似，伏乞一并照此办理。再次上奏 臣近来曾论列何洵直的任命调动不当，尚未听到施行的指示。臣私下认为，朝廷一天之内任命两名馆职，臣之所以不论黄景而论何洵直，并非敢有好恶的私心，只是因为先帝最初改革官制时，何洵直已经依照新命转升一官并解除校理职名；如今不是因为考核成绩优异，却又重新加贴职名，这与黄景刚刚入馆的情况不同。而且何洵直在明堂郊祀时恰好遇到恩典，得到重复的任子恩荫，侥幸之处很招致物议。何况韩宗古也是转官罢职的人，昨日调任潞州时，曾命令恢复他的职名，因臣上奏论列才下令报罢。如今授予何洵直的职位与韩宗古没有不同，臣如果不畏惧公议，自己持两种标准，不只是内心惭愧，实在还恐怕扰乱法令。伏望陛下慎重对待名器，追回错误恩命，或许可以使清明朝廷不再有侥幸取得职位的人。论开封官吏妄奏狱空、冒领赏赐之事 臣恭敬地看见，御史弹劾开封官吏，把应处大辟之刑的犯人寄放在厢军中，却妄奏说狱中没有案件，导致朝廷错误地推行奖赏典制。听说已经下达指示：钱勰只令赎铜，出任越州知州；林邵、范子谅都授予小州，其余官吏特予免于改正。虽然门下省曾经具文封还，后来又依照朝廷指示，只展期磨勘。这是陛下极其仁厚，不愿穷究办理；但钱勰等人所犯之事，实在是欺骗君主，考察公议，都认为责罚太轻，而且名分也不正，事情关系国家体制，必须加以论列。臣听说君主用来鼓动天下、控制驾驭臣民的权柄，没有比赏罚更大的。若赏赐一定给予有功之人，刑罚一定加在有罪之人身上，那么四海之内都会肃然向往，而无不心悦诚服。只是如果无功的人虚受赏赐，有罪的人侥幸免罚，便会容许僭越泛滥，其弊端最终将达到无法劝善惩恶的地步。既然如此，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不以至公之心慎重使用赏罚？如今开封官吏把应处大辟的囚犯暂时寄放在厢军，竟敢肆意荒诞欺骗，声称没有一个案件，朝廷相信了他们的奏报，立即推行厚重赏赐，升官赐服，几乎有二十人，下面连胥吏也沾受恩赐，传遍天下，记载于史册，哪里能够掩盖？随后谏官抗章弹劾他们荒谬妄为，陛下把此事交给执政大臣核查事实；即使不愿按全部罪行论处，也应当夺去他们因错误所得的官职，稍微作为天下人欺骗陛下的警戒。然而如今却一切照旧，钱勰又得到名藩之任；如果善于欺骗的人不过如此，那么现在确实有罪的人，又用什么来表示惩罚？陛下如果明确按照刑典处理，虚伪欺诈的责任本来就在钱勰等人身上；如果认为已经施行的命令不便追回更改，那么贪图虚名的诽谤就会归于朝廷，并且流传后世，实在会牵累圣德。伏望陛下特意顺从公议，追回钱勰因错误赏赐而得到的官职，贬到小郡，其余官吏也命令改正，使天下这个公正的朝廷知道名器不能侥幸取得；这不只是堵塞小人奔走竞争的道路，也能帮助成就陛下无私的政治。臣之所以详细论述，是想挽救端正国家政体，并不只是区区为了钱勰一人而发。伏惟陛下留神省察，早日下达指示。论李察任济州知州不当 臣切实听说，近日朝廷堂除朝奉郎李察为济州知州。考察公议，都认为不可。因为李察先前在京东，曾经总管漕运财计，专门致力于搜刮聚敛，希望借此求得进身。等调往陕西，吴居厚实际上继承了他的做法，许多谋划都是李察最初提出的。后来听说吴居厚升为待制，李察多次在宾佐面前夸耀自己的才能，说采用我的计策才有成效。吴居厚已经得到恩命，唯独自己没有得到赏赐，便捶胸愤怒，情绪表现在言辞脸色上。陛下亲政之初，认为吴居厚剥削过于严酷，特意将他流放责罚，李察于是闭口不再谈论功劳。究察事情始末，他实在是阴险害人、奸邪逐利之徒，士大夫中很少有能与他相比的。日前因服忧制离职，没有立即明显贬黜，中外之人都指责这是侥幸免罪。如今朝廷崇尚仁厚，进用贤能，如果容许刻薄之徒仍然窃居治理百姓的托付，就不是向天下彰明好恶、在公朝表明劝善惩恶之道。伏望圣上慈悲，特加考虑；即使不能把他投置荒远之地，难道还可以把麾符交给他、委任他主持一州吗？应当顺从众议，再次严加降黜，或许可以使聚敛酷暴的官吏有所戒惧。奏请发遣赵令耦到案对质审理狱事 臣近来听说皇城使赵令耦任杭州都监时，奸赃遍地，给百姓造成严重祸害。近来因臣僚上言，列举他的丑恶，随后朝廷下令本路核实，全部查得属实，于是兴起制狱，审讯弹劾当地被差遣办理此事的人。估计开封府想要拘摄赵令耦，便假称有其他事情，召他到府门；赵令耦探知这是杭州方面来拘捕自己，仓皇策马逃回，回到住所后闭门不出，别人都无法见到他。后来又让他的母亲递交状文，说他有病不能上路。臣听说赵令耦凭宗室子弟身份出任外官，却倚仗势力贪婪暴虐，肆意违法。如今杭州已经拘捕、勾取了不少相关人员，等待赵令耦到达才能审理结案，怎么能容许他借口有病，安坐家中？伏望圣上慈悲详察此事，迅速下达指示，交付开封府差人押送他前往。这样不仅不会使案件在暑热时节滞留，也可以正其罪以向远方百姓谢罪，使天下人知道陛下没有私心，也知道清明的朝廷不可欺骗，实在是万幸。

译论高士英的任命调动不当 臣恭敬地看见，近来任命太仆寺丞高士英为工部员外郎。臣因为不了解高士英历任官职的次序，不敢妄加论列。后来听说御史上奏列举，称查核到他的资序与新制不合，于是又下达指示，命令增加‘权’字。臣深思其中义理，觉得有未安之处，便冒昧具奏陈述，希望多少有助于圣德。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听政以来，从未稍微把名器私下授给外戚，这本来是天下人共同称颂的。如今高士英的任命，恐怕只是执政大臣揣度人才后进拟，并非陛下的本意。况且寺监丞出任外官，按惯例可以做监司；高士英长期辅佐太仆，授予一个郎官，本来并不过分。然而朝廷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立法制，必须有第二任通判，或者虽是初任通判、实际上却曾经任外官治理民众二十年的人，才可以任员外郎及开封推官。这大概是三省进拟时疏于查验，才导致任命错误。如今却重新废止已经施行的任命，又创添‘权’字，这就是执政大臣犹豫迁就，因人而改变法令，恐怕不是用来成就陛下无私之政的做法。臣私下对此感到惋惜。伏望圣上慈悲，特地下达中旨，另外授予高士英一个符合资序的职务和差遣，以向天下显示至公之道，臣将不胜荣幸。《尽言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三 宋代刘安世撰 论胡宗愈授任右丞不当 臣于本月初八日在延和殿曾上奏说，胡宗愈新任尚书右丞，不合公众议论。陛下仁德如天，重视已经颁行的任命，还想暂缓处理，慢慢观察他的作为。臣仰承圣谕，本应坚决遵奉；但退下后仔细思量，终究仍感不安。因此臣不顾严厉诛责，再次冒犯圣听。伏望陛下留意审察。臣听说，执政大臣的职位，是天下最重要的选择，只有当世贤杰，才可以不按通常次序破格任用。至于德行不足以超过群臣，才智不足以使众多士人信服的，就必须给他时间，逐级提拔。这不只是为了培养他的声望，也是为了抑制侥幸求进、阻止奔走竞争。臣恭敬地看，宗愈从前在先朝，勉强还能修身自持；陛下即位之初，首先就加以任用。不到两年，便升到中司。然而他本性奸邪反复，才识浅陋，自从担任风宪之职，尤其只知迎合。既没有听说他曾有所启发辅佐、进用贤能、斥退奸邪，也从未提出过什么建树，兴利除害。朋比邪恶、蒙蔽君上，使朝廷内外都侧目而视。忽然听说诏命下来，提拔他居于丞辖之位，舆论顿时喧然，无不惊骇。臣切实认为，君主的命令虽然一经发布就应当执行，但如果处置合乎道理，就应坚持不可更改；只是如果不合众望、违背人情，关系天下盛衰、朝廷轻重，就应当选择善策，何必害怕改正呢？何况辅弼大臣与国家休戚一体，怎么能容许奸险谄媚之人混杂其中？臣与宗愈本来没有一天的交情，也没有丝毫怨恨；只是公众议论对此有所不安，所以前日蒙赐对答时，已经把内心的话全部说尽。拳拳的忠心不能自已，因此再次陈述此事，以报答陛下任用臣下的心意。伏望圣上更加询问考察，如果臣所说不谬，就请收回宗愈的新任命，授予他外任官职，这样或许可以使邪正分明，不辜负天下忠臣贤士的期望。第二 臣上月中曾专门上奏，陈述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不合公众议论，伏请进一步考察，特予罢免。如今已经超过一个月，还没有看见施行。臣虽然非常愚昧，难道不知道违背圣意、弹劾大臣，力量微薄、言辞轻弱，难免获罪吗？然而陛下不因臣不才，让臣担任言路之职。如今有见识的人纷纷认为宗愈奸邪，而臣却闭口沉默、含糊应付，不把实情告诉陛下；即使侥幸免除一时违逆圣意的诛责，天下也会责备臣失职。臣又怎敢只图自保，而辜负陛下考察任用臣下的心意呢？臣听说，自古以来论说防禁谏诤之道，常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认为是的，便顺从它；公议认为非的，便攻击它。君主之所以可以垂衣拱手、足不出户，却能周知天下事情的是非、取舍，必定是因为合乎义理，用来辨别邪正、裁决疑似，就像秤衡不可欺骗，能够判定轻重；规矩不可欺罔，能够确定方圆。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臣考察舆论，人人都说宗愈才识浅近、志趣反复、贪图所得又害怕失去、背弃公义而徇私。臣不敢把详情全部列出，以免冒犯圣听，但还可以大略陈述，希望能使陛下醒悟。若其中有一句涉及欺罔，臣不敢逃避死罪。考察宗愈，他出身贵族门第，偶然考中高科，几年之间逐渐升入显要行列。从前侍奉先帝时，还有一些可称道之处；到陛下即政之初，首先得到进用；不到两年，便升至中司。却没有听说他深思远谋、报答朝廷厚恩，只把巧言邪说作为谋求私利、进身求官的手段。如永兴军路提刑冯如晦，想让过去不服役的贫苦下户出钱，帮助合役的上户；不考虑役务缓急、闲忙和不同色役，一律雇募无业游民充代，这种议论荒谬错误，对役法危害最大。听说苏辙很赞成他的说法，立即制作公文，想颁行各路；户部尚书李常也没有加以研究，仓促下令施行。员外郎刘昱却能辨明是非，不肯押检签署。意见既不能统一，事情也就中止了。士大夫间传播此事，无不赞许刘昱能够守住职分；宗愈却借着上奏雇募衙前之议，反而诋毁刘昱，说户部郎官中有近来负责详审立法的人，明知有错误仍替它坚持，不肯出于公心舍弃自己的意见而采纳正确做法，以挽救乡户的灾患，意在阿附朋党，不顾义理。这是他的第一项罪过。考察宗愈，他确实娶了丁氏；如今礼部员外郎丁隲是他妻族的人。宗愈既然身为从官，却没有推荐天下贤能，首先推荐自己的姻亲，请求破格提拔任用。古人固然有从亲属中推荐人才的，但一定会诚实地告诉君主说：“这是臣的儿子。”如今宗愈特意推荐丁隲，却不如实上奏，只希望朝廷没有察觉，按次序把宠禄赐给丁隲，实际上把恩惠归于自己。这是他的第二项罪过。陛下即位之时，太皇太后与陛下共同处理政务；苏轼撰写试馆职的防题，却引用王莽依附元后、倾覆汉室的事作为考题，士大夫都认为不应当这样说。台谏官多次应当论奏，宗愈不但没有弹劾，反而劝阻同列，不让他们上疏。这是他的第三项罪过。李慎由是文彦博的孙女婿，正在谋求京中差遣，宗愈却立即推荐他担任本台主簿，偶然因为资格不合而被报请罢止；他只顾迎合权贵，不顾舆论。这是他的第四项罪过。从前熙宁年间，宗愈曾任谏院，神宗皇帝深知他的奸邪，于是亲手诏告中书说：“宗愈自从担任言职，从未把朝廷的治道放在心上；凡是进见应对、议论政事，必然暗藏奸意，隐瞒事情真相，旁采邪说，以私心假托公义。因此罢去他的职务，改授通判差遣。”御批现在还在，天下人都知道。臣私下认为，熙宁时期的政事虽然与现在不同，但宗愈观望迎合的行迹确实相同。陛下若把这些事情平心静气、端正思虑地从头到尾考察，就会清楚看见他奸邪反复、蒙蔽君上、徇私逐利的实情；这样的人实在不够担任大臣，来增加朝廷的威重。伏望圣上察看臣恳切不已的忠心，审慎地为天下谋划，在处理万机之余，详细阅览臣这番愚昧的意见。如果臣所论都有依据，并非谬误，就请特出圣断，交付有关方面施行。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