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言集卷三

译臣近来因为胡宗愈任尚书右丞不合公众议论，在延和殿蒙赐对答那天已经当面上奏，随后又两次把他的奸邪罪行分条列举上报。臣所说的无非都是事实，屡次冒犯圣听，已经历时两个月。臣私下认为，宗愈的罪恶固然逃不过圣明鉴察，但陛下顾全大臣的体面，务求保全进退的礼数，因此特地下答诏，让他安心居位。宗愈接受诏命后，立即出来任事，再没有谦退回避；士大夫间传播此事，无不惊骇讥笑。臣考察自古以来的执政大臣，有的被言官攻击，通常都回到家中闭门待罪；即使朝廷派使者宣召，往往也只是遵从君命暂时到官署，不敢处理政务，很快又回家。推究他们的内心，并不是畏缩退避，实在因为辅弼大臣与国家休戚一体，进退举止，天下都在瞩目。假如有过失触犯清议，自然应当交还印绶，退让贤者之路，难道要等到被斥逐才考虑离去吗？这是因为朝廷待臣的礼数越厚，对臣下的责任要求也越深；这样君臣之间礼体都能保全，廉耻风气也足以激励天下。贾谊说过：“君上设置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却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上，那就不是人类了。” 臣私下看，陛下用来对待宗愈的方式，可以说已经充分尽到了廉耻礼义之道。考察宗愈用来报答陛下的行为，不仅没有以节操品行相报，反而贪污急进，背弃义理；明知台谏都有弹劾他的奏章，却仍然出来视事，和往常一样。近世以来，公卿大臣操行卑污、毁弃廉耻，从来没有像他这样严重的。孔子说：“鄙陋的人可以和他一起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担心得到；得到之后，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就没有什么事做不出来了。”陛下如果察看宗愈的行为和义理竟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任凭他的无耻之心发展，奸邪逐利之事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还怎么能够辅佐君主、参与裁断国家政论，任用他掌管纲纪要职、置于朝廷中枢呢？又听说御史中丞孙寛是宗愈的旧交，看到宗愈改变节操，如今已经弹劾他。监察御史赵挺之、杨康国都是宗愈所荐举的人。这两人虽然顾惜小节，没有明确说出宗愈的罪过，但听说各自都有奏章，为王觌申辩救援。臣私下认为，是非的道理本来不能两立；如果知道这一方是正直的，那么曲直就在另一方，不必辨说也自然明白。如今上至朝廷士大夫，几乎没有不鄙弃厌恶宗愈的；下至闾巷普通百姓，只要询问，也没有一个会心悦诚服地拥护他。天下百姓，分别听取一个人的意见时似乎愚昧，合起来听取众人的意见却能明察事理；据此来判断，就知道公众舆论已经不赞成宗愈了。伏望陛下考察并综合众人的意见，明确辨别邪正，罢免宗愈，果断处理而不要疑虑，这实在是天下的幸运。第四 臣从四月以来已经三次上奏，指斥胡宗愈操行卑污、毁弃廉耻、贪得而患失、背公徇私，实在不足以辅佐君主、掌管和裁决国政，请求由陛下亲自裁断，特予罢免。如今已经两个月，还没有见到有关指挥。臣听说，宗愈任御史中丞时，租住周氏的宅第，每月租金一万八千钱。从去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后到今年二月底，只支付了两个月的租金。房主三班奉职周知哲多次派人请求补交余款，宗愈却每次都加以辱骂，完全不给。于是周知哲在三月一日到官府申诉，请求派人追索，并驱逐宗愈、令其搬离开封。官吏畏惧躲避权势，不按公法办理，竟然把事情搁置下来。朝廷内外传播此事，实在令人震惊。臣听说，中丞的职任关系国家纲纪，负责检查违法、纠正百官，官位雄要峻重，没有哪一职可以相比。宗愈既然掌管宪司，却不能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反而凭借权势贪图利益，不顾义理；租住他人的房屋却不给租金，行己无耻，辱国已经非常严重。何况宗愈又历任显贵要职，月俸极为优厚，近来还因出使大辽受到赏赐，又曾押送赐给亲王的礼物，所得十分丰厚。加上他在乡里素有富有资财的名声，本来并不是缺钱，却敢仗恃风宪的威势，肆意作出贪鄙行为；在京城之下仍横行霸道、若无其事，这将凭什么给在位官员作表率、教化四方？如果这种行为也可以放过，国法就废弃了。伏望陛下降下圣旨，把周知哲所陈述的文状交给法司审理追究，明确依正典刑。开封府官吏徇私违法的罪责，也请特赐指挥施行。第五 臣近来听说，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时，租住周氏宅第，从去年七月以后到今年二月底，只支付了两个月的租金。房主多次请求补交余款，宗愈却每次都辱骂，完全不给，以致周知哲到官府控诉。臣私下认为，中丞的职任关系国家纲纪；如今宗愈仗恃风宪威势，肆行贪鄙，在京城之下横暴自如，将凭什么给在位官员作表率、教化四方？于是臣专门上奏，请求把周知哲所陈述的文状交给主管官司审理追究。开封府官吏接受周知哲的诉状后，却畏惧权势，不办理此事，徇私违法的罪责也请予以施行。如今已经多日，还没有听说有指挥。臣蒙陛下从众人之中破格提拔，交给臣耳目之任，早晚思念，尚未能报答圣恩万分之一；而辅弼大臣之中，竟有贪污污浊、暴戾无耻之人，冒犯朝纲，玷辱国家体面。臣虽然愚陋，实在对此深感羞耻，所以不顾违逆圣意的诛责，一再烦扰圣听。况且宗愈起初不过是冗散小官，不到三年便升为执政，陛下待宗愈可以说非常优厚。然而自从任中司以来，声誉和节操扫地，贪得患失，背公向私，朋比邪党、蒙蔽君上，使朝廷内外都侧目。如今又租住他人的房屋而不给租金，竟使三班使臣递交文书，请求驱逐搬离；他的操行卑污，为人鄙弃，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即使力求包容，不加以查办，又将怎样面对朝廷？又将怎样面对天下？臣忝居谏官之列，如果不能把公众议论上达圣听，即使死上万次，也不足以弥补责任。臣深怕同列大臣厌恶伤害同类，巧言邪说，暗中想要援救宗愈；这样就会助长奸邪、养成恶行，将来必有祸患滋长而难以收拾的后悔。伏望陛下从内心果断裁决，早日把臣的奏章发出，交付外廷施行，臣将不胜至愿。第六

译臣自四月以来，多次上奏陈述胡宗愈的罪恶事实，认为他确实不足以担任辅弼之职，请求予以罢免。上月中又听说，宗愈任御史中丞时租住他人的房屋，不给租金，以致三班使臣到官府控诉，请求令其搬离；开封府官吏畏惧权势，不按公法办理。臣曾两次上奏，请求治他的罪。台御史也已经弹劾此事，到如今已有多日，还没有见到指挥。其间恰逢荆王突然去世，臣想到陛下圣慈正沉浸在哀痛之中，所以不敢继续进呈奏疏，再次烦扰圣听，内心惶恐不安。如今又过了半个月，臣私下认为，凭陛下圣明的本性，洞察万物事理，一定能够克制无益的悲伤，从宗社长久大计出发。臣因此敢于再次申明前面的意见，希望得到开纳允准。惟愿陛下明察。臣听说，天下的治乱在于朝廷，朝廷的轻重在于执政。议论执政大臣的才德优劣，并决定其进退，是君主的职责。假如朝廷之上都是当时的贤能之人，彼此赞同、劝诫、告诫，共同谋求天下治理，那么善政日益增长，君子之道日益昌盛，这就是《易》卦所谓的“泰”。假如公卿辅相不是合适的人，奸邪朋党又相互勾结，蒙蔽君主的聪明，那么恶行日益滋长，小人之道日益昌盛，这就是《易》卦所谓的“否”。自古以来，即使最圣明的君主，也不能做到朝廷中没有恶人，尧时的四凶就是这样。即使极其衰败的时代，也未尝没有君子在位，商代的三位仁人就是这样。圣明君主兴盛时，贤者众多，恶人不能胜过善人，所以即使有四凶，也有人被流放、有人被诛杀，最终没有一个幸免。暴君在上，谗佞阿谀之人一同进用，善人不能胜过恶人，所以即使有三位仁人，也有人离去、有人死亡，始终不能得到任用。这正是治乱盛衰的关键，不可不察。如今皇帝陛下年富力强，太皇太后陛下不出内宫，政事大权正在大臣手中，更应慎重选择天下贤能，以增加天下的威势。却忽然听说错误地恩宠提拔宗愈，任命文书刚传出，朝廷内外都惊骇诧异。议论者认为，陛下即位之初，首先能从退闲之中起用司马光，授予他执政重任，天下人无论认识与否，无不欢欣鼓舞，庆贺朝廷得到贤臣，因为这符合四海一向的期望。如今宗愈自从任侍从，随即掌管宪司，却不能进贤退奸、兴利除害，反而倚仗势力作威作福，贪污徇私，公然违犯义理，毁弃廉耻，本来应当流放贬黜，以警戒官场邪恶；如今却突然升迁，让他担任丞辖，忠臣义士无不失望。这就是臣屡次冒犯严厉诛责、竭力陈述公众议论，而奏章却连续数月留在宫中的原因。这样一来，邪正并立，曲直都被保留。陛下虽然务求顾全大局，想保全任命的始终，但若论改过不吝、去邪不疑的道理，臣恐怕还没有做到尽善。按旧例，执政大臣被弹劾，通常都必须在家待罪。如今台御史因为宗愈不偿房租一事，正在三省审议，而宗愈意气骄横，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蔑视风宪，不怕人言。近世大臣贪婪冒进、无廉无耻的，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严重的。臣听说，里巷中的鄙夫、尚书省的老吏，看见他的举动都还会暗自发笑，何况天下有识之士呢？臣恐怕奸邪得志，忠贤离心，破坏纲纪，玷辱朝廷，连累陛下知人之明，触犯《大雅》所说善始而不能善终的告诫。臣愚昧而无法胜任心中的愤懑，伏望圣上特别加以省察，早日把臣前后奏章交付施行。第七 臣恭敬地看，台御史弹劾尚书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时不偿还房租，以及开封府官吏接受周知哲的诉状后徇私违法、不办理此事；臣也曾与右司谏韩川多次上奏陈列，请求按罪处理，但奏章都留在宫中，尚未发往外廷。其间台御史又向三省申述，催促办理前奏。近来听说已经得到指挥，却仍没有施行。臣私下认为，陛下宽容执政大臣、务求顾全大局，可以说是对的；但如果只顾天下公众议论、为朝廷作长远考虑，却不是这样。臣职在谏官之列，按道义不能沉默，于是冒犯诛责，再次申明前论，惟愿陛下明察。臣听说，御史的职任关系国家纲纪；御史中丞又是整肃政务的长官，本应端正自身、率领下属，以振作风俗。然而宗愈贪婪冒进、违法乱纪，以至引起诉讼。奸邪之人正在替他说话：“这不是什么大恶，哪里足以罢去执政？”这正是朋党之论，不可不察。如今上至公卿，下至平民，只要稍能以廉节自守，哪里肯租住他人的房屋却不给租金？何况宗愈身为侍从官，又担任宪司长官，贪鄙行为竟超过闾巷小人，玷辱国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钱勰任开封府长官时，常把不畏惧强暴者作为自己的职责；等到周知哲来陈诉，却压下不办。如果不是害怕宗愈的权势、轻视周知哲的软弱，怎么会容许把事情破坏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臣私下认为，若以普通人的标准看，还不算大恶；但若以礼义廉耻来要求大臣，宗愈的贪污污浊、钱勰的徇私，怎么能逃过吏议？臣既然身在言路，亲眼看见大臣违法却不加弹劾，就是荒废职守、辜负陛下。如今宗愈所犯的事情明白显著，台谏交相上章，却搁置不问。如果臣等所说是诬陷捏造，就应当流放贬黜臣等，以证明宗愈无罪；如果臣等所论确有事实，朝廷怎么可以曲意宽容赦免，以阻止天下公议呢？国家设置御史六察，本来就是为了弹劾有罪之人。如今御史履行职事却不能施行，臣等各自陈列论奏又得不到听取，这样谏官御史就可以废除了。谏官御史一旦废弃，祖宗的法度、朝廷的纲纪，还能指望什么呢？臣当然知道论斥大臣不是保全自身、保住俸禄的办法；但臣想到自己只是孤单偏远的小官，蒙陛下破格提拔，每每想着竭尽自己以图报答，哪里能想到庙堂之间竟有宗愈这样的人？他的奸邪谄媚、无耻朋党、蒙蔽君上，臣在前后奏疏中已经说得很详细，绝不只是这一件不廉洁的事。何况宗愈窃居此位以来，已经过了半年，只听到他昏庸谬误，没有任何建树，实在不足以担任辅弼之职、增加朝廷威势。如今邪正并立，曲直两存，臣恐怕忠良离心，天下失望。惟愿陛下留心审察，为宗社的大计罢免宗愈，按劾开封府官吏，使法律的施行从贵显者开始。这不只是臣个人的小小愿望，实在是天下的幸运。第八

译臣自四月初以来，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臣与左司谏韩川在延和殿蒙赐对答时，陛下询问近来的差除如何，臣与韩川共同奏陈说，朝廷任用人才都合乎众望，只有胡宗愈，公众舆论认为不当。臣又分条陈述宗愈前后的罪状，已经十分详尽。臣蒙陛下宣谕，说暂且看他的作为；臣又奏称，朝廷设置官职，从低微到显要，自有等级，必须经过历次试用，明确看出他的贤能，然后才能提拔到众人之上，这样人们才不会有异议。宗愈从前在先朝确实有可取之处，但自从担任中丞以后，声誉顿时下降，一味奸邪谄媚以求大用；忽然听说任命文书下达，众人都惊愕。执政官是陛下朝夕共同谋划天下政事的人，如果谋划建议每件都合乎事理，自然是最好；但只要有一项失误，天下就会有人遭受其弊害。由此说来，执政难道是用来试人的地方吗？陛下虽然认为臣的话有道理，但重废已经颁行的命令，尚未赐予允准。此后臣等多次进呈奏疏，都没有见到指挥施行。臣并非不知道进退大臣要务求顾全礼体，只是宗愈被任用以来，丑行日益显露，舆论沸腾，无法堵塞，都说他品性邪僻，行事险薄逐利，言语足以掩饰欺诈，无耻足以作恶。臣请略举他近来的显著事迹，彻底加以论列，惟愿陛下留神详阅。臣听说，御史的职务号称雄要峻重，上至宰相，下至百官，只要有违法失职，都可以纠弹。因此按照祖宗制度，凡现任执政曾经推荐过的人，都不许任为台官，原本是为了使他们弹劾攻击时无所顾忌，能够充分表达公议。被推荐的人尚且不能担任御史，何况姻亲怎么可以担任呢？臣听说，宗愈的侄女嫁给吕公著的亲孙；昨日任命御史中丞，正是在吕公著执政之时。宗愈本应援引旧例请求回避，却为了讨好权势而不说一句自陈的话，甘心贪恋荣宠、废弃祖宗法度。这是第一件事。宗愈过去因蔡确援引，担任都司郎官，还没有坐暖席位，便突然升为要近之职；蔡确与章惇后来因罪被贬黜，今年春天却突然按通常惯例恢复其职名。台谏交相上疏列举蔡确等人的大恶，任命才得以追还停止；宗愈身为宪司长官，却一句话也没有说，暗中结交奸豪，侥幸谋求日后，存心不忠，阿附私党。这是第二件事。宗愈既然身为侍从官，从未推荐贤能来报效国家，却首先推荐自己的妻族丁隲，请求充任台省的候选官。臣在谏官机构任职，和丁隲有接触，观察他的议论浅陋平庸，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宗愈却隐瞒他是自己的姻亲，贸然以公荐名义推荐，只希望朝廷没有察觉，以窃取宠禄，把恩惠变成自己的恩情，挟诈欺骗君主，毫无畏惧。这是第三件事。宗愈曾推荐平民方坰参加制科；臣听说方坰一向没有士人的品行，进呈的试卷文理荒疏，最为不成样子。宗愈任权翰林学士时，恰逢负责详定，偏要成全方坰，不再回避嫌疑，擅自把方坰的文章列为第二名。中书舍人刘攽等不敢提出异议，只听说退朝后私下有非议；宗愈轻视同僚，徇私自任。这是第四件事。李慎由是文彦博的孙女婿，正向权贵求取京中差遣，宗愈却立即推荐他为御史台主簿。奏章两次上呈，偶然因资格不合而报请罢止。历来御史台辟举官员，从来没有人敢私自任用执政大臣的亲属；宗愈却有意阿附权贵，破坏台纲。这是第五件事。陛下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陛下与陛下共同听理朝政；苏轼撰写试馆职的防题，竟引用王莽依附元后、倾覆汉室的事情作为考题。议论者无不认为苏轼说了不该说的话，台谏官也曾上奏论列；宗愈不但没有弹劾，反而让同列不要上疏，背弃公义、包庇朋党。这是第六件事。宗愈租住周知哲的宅第，每月租金一万八千钱，从去年七月以后到今年二月底，只支付了两个月的租金，终于使房主到官府陈诉，请求派人追索并驱逐宗愈、令其搬离。宗愈身为风宪长官，素来又以资财丰厚著称，本来并不缺钱，却租住他人房屋而不给租金；他仗势贪污，不修廉节。这是第七件事。永兴军路提刑冯如晦想让过去不服役的贫苦下户出钱，帮助合役的上户；不考虑役务的缓急、闲忙和不同色役，一律雇募游手之人充代。这种议论荒谬错误，对役法危害最大。苏辙很赞成他的说法，急忙制作公文，想颁行各路；户部尚书李常没有研究，仓促想要下令施行；员外郎刘昱却能辨明是非，不肯押检签署。意见既不合，事情便中止了。士大夫之间无不赞许刘昱能守住职分；宗愈却借着上奏雇募衙前之议，诋毁刘昱，说户部郎官中有近来负责详审立法的人，明知错误仍替它坚持，不肯出于公心舍弃自己的意见、采纳正确做法，以救乡户的忧患，意在阿附朋党，不顾义理。这是第八件事。臣恭敬地看，在治平以前，执政大臣的子弟从来不敢授予京中显贵要职；即使有合于资格、可以请求的差遣，也只不过是几处清闲低微的监当局务之职。只是近年以来，大臣营求私利、损害公义，子弟亲戚布满重要职位，和出身寒微的士人奔驰竞争求进。宗愈长期担任执法官，既不能纠弹揭发；等到得到重用后，首先提拔他的弟弟宗炎为开封推官，贪恋权力、趋附势力，不顾人们议论。这是第九件事。宗愈的三个姐妹都嫁给富民，后来都守寡回到娘家。宗愈多次让人折取她们亡夫的家产，随后诱骗劝说其中的妹妹，暗中夺取她的财货，于是把财产据为己有，广置田产，欺骗孤寡之人，始终不予偿还；因此成为巨富，在乡里傲视众人，只知聚敛财利而没有亲情。这是第十件事。仁宗朝，宰相富弼正直谨厚，能够遵守法度，御史中丞韩绛却说富弼和张茂实都有谋反之事。韩琦执政时，两次接受顾命，忠义正直，天下闻名，王陶却上奏说他跋扈。士人无论贤愚，都知道绝没有这样的事；但富弼、韩琦二人都不再自行辩白，当天就回到家中，上疏待罪。事情的虚实自有公众议论，而大臣的身份本来就不得不这样做。如今宗愈因为不偿房租一事被台御史弹劾，事情都有实际证据，他却意气骄横，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蔑视风宪，不怕国法。

译近世公卿大臣毁弃廉耻、不知礼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这是第十一件事。熙宁年间刚开始变更法令，宗愈当时任谏官，不能分辨是非、启发明主，却观望迎合，多持模棱两可的论调。神宗皇帝深深看透他的奸邪，于是亲手诏告中书说：“宗愈自从担任言职，从未存心辅益朝廷的治道；凡是进见应对、议论政事，必然暗藏奸意，隐瞒事情真相，旁采邪说，以私心假托公义。因此罢去他的职务，改授外任差遣。”臣私下认为，先帝已经看见宗愈的本心，所以诏书把他的情状说得十分透彻；如今观察他的行为，没有一件不与诏书所说相合。这是第十二件事。臣所陈述的事情，都可以复核验证。伏请陛下发出臣这篇奏章，宣示百官；如果宗愈确实没有这些罪恶，那么臣的奏报就是欺骗上天，应当接受重诛，以警戒诬陷台官之人。臣即使自己割舌，也不敢有任何辩解。如果宗愈的所作所为正如臣所论，那么这样奸邪朋党、贪鄙庸浅的人，怎么可以玷污朝廷中枢，参与机要政务？臣私下揣测，陛下之所以犹豫不决，难道不是因为认为世人说他奸邪，却没有亲眼见到实际罪状吗？小人侍奉君主，哪里肯自己承认是奸邪之人呢？他们说话一定假托公义忠诚，行事一定借口廉洁，多半装得可信，以迷惑君主的明察。等到时间久了，权势掌握在自己手中，上下关系牢固，羽翼已经形成，于是便放纵心志，把奸恶做绝，无所不至。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想除掉他们，也来不及了。唐德宗曾说：“众人都知道卢【原文字符疑似‘杞’】奸邪，难道朕不知道吗？”李勉回答说：“卢【原文字符疑似‘杞’】奸邪，天下人都知道，唯独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成为奸邪之人的原因。”今天的宗愈，与此有什么不同？臣听说，识人的道理自古以来最难。尧在位时，四凶与众多贤臣一同处于朝廷，最终却没有妨害尧的明察。因为听到他们有才就任用，不敢遗漏；看见他们有罪就罢去，不敢包庇。进退取舍完全以至公为根本，其中没有私心。这就是尧享有无穷声名、后世无法企及他的原因。愿陛下以帝尧斥退四凶为榜样，以德宗相信卢【原文字符疑似‘杞’】为戒，改过不吝，除去邪恶不要犹疑，罢免宗愈，以安慰天下忠臣义士的期望。臣的话虽然拙直，但出于爱君之义，惟愿陛下宽恕臣的狂妄愚昧，察知臣的诚恳，早日赐下圣断，臣将万分幸运。第九 臣于本月十二日与左司谏韩川在延和殿蒙赐对答，进呈札子完毕后，便议论胡宗愈之事。臣蒙宣谕，陛下认为进退大臣必须顾存体面，以显示陛下优礼辅弼、慎重举措的心意。臣虽然愚昧，难道不明白这些吗？然而宗愈隐瞒自己与宰相的姻亲关系，窃取中司要职，蒙蔽君主的听闻，破坏祖宗法度，暗中结交章惇、蔡确一党的奸人，以侥幸谋求将来；公开显扬苏轼、苏辙一党，肆意诋毁欺骗，从未振举纲纪，只听说他多有朋比依附。因此不到一年便升到丞弼之位，公众议论惊骇，罪状日益显露，怎么可以玷污朝廷中枢、参与机要政务？臣忝居谏官之列，亲眼看见这样的重大罪恶，怎敢荒废职责，沉默不言？臣听说贾谊论述说，下属人数极多，君主人数极少，君主所托付的财赋、器物和职事，都集中掌握在群臣手中。如果上下都没有廉耻、都只求苟且安逸，那么君主就最为困苦。因此君主应顾全大臣体面，同时激励他们的节操。贾谊又说：“君上设置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却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上，那就不是人类了。”朝廷任用宗愈时，臣等立即加以论列，前后台谏的奏章多得数不清。陛下一概压下不发，对此宽容，已经超过半年。这样说来，陛下待大臣的待遇可以说隆厚了。宗愈明知谏官交相上章、台官的奏文不断弹劾，却安然居位，仿佛完全不知道；那么宗愈可以说是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上，而且顽固迟钝、无廉无耻到了极点。他将凭什么符合陛下顾全大臣体面的心意，又怎样慰藉四海共同瞩望的期望呢？臣已经在十三日的奏疏中极力陈述宗愈的罪状，望圣上以天下公议为念，早日发出臣的奏章，交付外廷施行。第十 臣近来曾上奏说，胡宗愈是吕公著的姻亲，昨日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正是在吕公著执政的时候；他隐瞒宰相的私人亲属关系，废弃祖宗旧制，连同其他背公徇私、毁弃廉耻的行为，共有十二件事，件件都有事实可以查核。臣私下想，奏章已经呈给圣上阅览，早晚伸长脖子等待严厉诛责。到现在过了半个月，还没有听到威严的命令，这就是陛下已经宽恕臣了。臣论斥执政大臣的罪过，虽然已经得到宽免，但宗愈欺君败法的罪行尚未公开处理，曲直并存，邪正不明。臣虽然愚陋，难道敢苟且躲避违逆圣意的责罚，而不把天下人的实情传达给陛下吗？从前圣人深居九重，认为即使竭尽自己的聪明，也不足以听尽天下人的见闻，于是把耳目之任交给台谏官；而台谏的论奏，每每以天下公议为主。公议认为是的，台谏必定认为是；公议认为非的，台谏必定认为非。君主之所以足不出户，却能使四海九州远近万物没有真情可以逃脱，正是采用了这种方法。臣恭敬地看，陛下即政之初，首先从退闲之中召回司马光，授予他执政重任，天下臣民无论认识与否，无不欢欣鼓舞，庆贺朝廷得到人才。等到宗愈最初被任命为尚书右丞，除了他的朋党之外，没有一个人认为可以。臣与韩川于四月初八日在延和殿首先论奏他的奸邪和不成样子，认为他不足以玷居辅弼之任。后来孙觉任御史中丞，与谏议大夫王觌接连论说此事，侍御史盛陶也多次弹劾；监察御史杨康国、赵挺之都是宗愈荐举的人，仍然不能不说出他的一项罪过。陛下由此观察，也可以知道公众议论所厌恶的是什么。如今人们的言论虽然很多，却没有听说朝廷施行，难道陛下认为既然已经任用宗愈，就难以立即罢免，所以压下言官的议论，决意要维护他吗？如果这样，陛下顾念辅臣始终的心意，固然很美好；但按照圣人改过不吝、去邪勿疑的道理，臣恐怕还不能算尽善。宗愈的罪恶，臣在前面的奏疏中已经说得很详细，这里不再论列；但臣还有一片恳切之心要告诉陛下：自四月以来，台谏官论说宗愈的奏章累计已有数十件，陛下一概留在宫中，不作任何可否。近来孙觉以病免职，杨康国因为与执政有姻亲关系，调任开封府推官；盛陶又请求李常回避亲属关系；韩川多次请求离职，赵挺之也因母亲年老，两次请求补任外官。

译大概孙觉等人看见陛下竭力维护宗愈，不敢极力进言，所以纷纷请求回避，务求采取保全自己的办法。臣出身小官，错误地蒙受破格提拔，并非不知道随时附和权势、随众浮沉，苟且求取俸禄以容身，就足以安稳无事，何苦独自给自己找麻烦？但臣偏要竭力诋毁大奸，上则冒犯圣听，下则触犯邪党。只是臣自省浅薄，完全没有其他长处，报国之心，只知道以直道作为臣子的本分。为自己打算虽然笨拙，为朝廷作长远考虑却是忠诚。仰望陛下以圣明洞察臣的诚恳。臣本月十三日所上论胡宗愈的奏疏，伏请早日赐下指挥，交付外廷施行。第十一 臣昨日于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陈：胡宗愈隐瞒宰相的姻亲关系，窃取中司的重要职位，欺蒙君主的听闻，废坏祖宗的法度；又徇私立党，毁灭廉耻，实在不足以承当陛下礼遇大臣的心意，也不能慰藉四海臣民共同瞻望朝廷的愿望。此后臣接连进上三道奏疏，极力陈述他的罪过，至今仍未见施行。臣虽然极其愚昧，不能窥测圣意，但私下曾深思陛下之所以极力压制众议、迟迟不予施行，难道不是认为宗愈被任用才超过半年，如今若突然罢免，恐怕遭人讥议，说陛下自信不坚定、任用人才不能始终如一吗？如果圣心确实有万一这样的考虑，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祖宗以来任用大臣，何曾不考察是否符合众人的意见、采纳并观察人望？如果众心尚未服从，公议并不赞同，宁可使诏令有反悔之嫌，也不能容小人窃据君子的职位；把这样的事写入信史，后世便可以考察。至于神宗皇帝时，尚书左丞蒲宗孟仅仅因为擅自修缮公署，就被御史中丞黄履弹劾，立即下令罢免。王安礼因为内闱中的私人缘故，被侍御史张汝贤弹劾，也被罢去职位。陛下即位以后，优厚礼遇辅弼大臣；去年李清臣因为办事不太称职，御史中丞傅尧俞等人一经进言，陛下也让他出任外职。宗愈上则欺君乱法，下则背弃公义、结党营私，不知羞耻、没有廉节礼义，若把他置于朝廷重地，实在会连累圣明。臣听说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任用君子却不能治理好国家、任用小人却不导致混乱的。因为甘美的言辞足以改变人的意志，细小的伪善行为足以欺骗迷惑世俗。等到小人得志，如果担心失去权势，便暗中招引奸邪，广泛安插亲信，使根基深固，牢不可破，那么他对国家造成的祸害，将有说不尽的地方。所以陆贽议论说：手持兵器杀人，天下不把罪过归于兵器，而归罪于操持兵器的人；蓄养蛊虫来祸害万物，天下不归咎于蛊虫，而归咎于蓄养它的人家。这话虽说的是小事，却可以用来说明大事。伏望陛下屈尊回转圣听，详细阅览臣所陈述的罪状，进用有德之人以尊重朝廷，罢黜有罪之人以使天下归服，早日把臣等弹劾宗愈的章疏交付外廷施行，臣等将不胜至愿。第十二 臣昨日于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陈述胡宗愈的十二项罪状，此后又进上三道奏疏，委婉详尽地逐条论列，如今已经超过一个月，仍未见施行。臣所说的并不是妄自搜罗，都有事实可以查核。朝廷群臣之中，若有一项这样的罪过，就已经可以斥逐；而宗愈积累的重大罪恶多达十几项，言官交相攻击，半年不止，他却安然居位，丝毫没有畏惧之心，凌辱蔑视风宪，毁弃廉耻，难道不是辜负朝廷礼遇大臣的心意，连累二圣知人善任的英明吗？臣见宗愈被任命为中丞，是在吕公著执政之时；他虽与吕公著有姻亲关系，吕公著却隐瞒不说，表面上借用“任用人才”的名义，实际上是为自己结党，使宗愈贪恋权力、心怀恩惠，不再纠察错误、惩治过失，借此营私，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这遮蔽君主的听闻、废坏祖宗的法度，实在人臣的罪过中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公卿士民都知道二人相互欺骗蒙蔽，而台谏官又多出自吕公著门下，始终没有一句话敢涉及此事。陛下试着把众人弹劾宗愈的奏疏取来逐一阅览，就会知道臣今天所奏并非虚妄。公道衰败，是从前贤者所忧虑的事，难道圣明的朝廷竟能眼看着这种弊病发生吗？时间拖得越久，恐怕并不是国家的福气。这就是臣早晚愤懑、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的原因。伏望陛下审察众人的情形，详究事情的道理；如果按照本心和事实来定罪，那么吕公著与宗愈都是欺君，应当依法处以正刑，以此向朝廷内外表明。或者圣意不愿因为一项过失就仓促废黜老臣，那么宗愈其他罪过还很多，也伏乞陛下特别下令罢免他，以慰天下忠臣义士的愿望。《尽言集》第三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尽言集》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第四卷 宋代刘安世撰

译论胡宗愈任右丞不当第十三 臣自四月以后，共十二次上奏疏论列胡宗愈的罪状，至今仍未承蒙交付外廷施行。臣早晚思虑此事，不能安居。臣私下认为，祖宗以来，台谏官论劾执政大臣的事很多。如果确实击中其罪，大臣无不被罢免；如果所说不实，台谏官也必须降职罢黜。因为进退的道理不可不端正，是非的原则不可不明辨。从来没有君子和小人同时被容留在朝廷的道理。宗愈凭借奸邪的才能，占据掌管纲纪的职位，欺君乱法，背公结党，肆意贪婪，毁弃廉耻。臣等前后所上的章奏多达几十道，陛下却一概留在宫中，不作可否裁决。邪正并立，曲直俱存，对上违背历代圣君的旧章，对下失去万邦臣民的期望。臣在这个时候，内心怎能安宁？看见恶行却不攻击，就不是忠；害怕灾祸而中途停止，就不是义。假使邪党逐渐登上要职，大奸臣长久处在朝廷，将渐渐滋生祸患，祸及天下。臣恐怕将来的公议会追究今日言官的责任，即使臣伏受重诛，又怎能弥补罪责？所以臣不避烦扰亵渎之罪，屡次陈述迫切的意见。伏望圣慈特别垂察。如果宗愈的罪恶都查实了，就乞请早日罢免，以慰藉朝廷内外的期望；如果臣所奏有一丝诬陷欺罔，也乞请重重降职罢黜臣，以此作为妄言者的警戒。只希望陛下早日作出圣明裁断，明白地向天下宣布，臣将不胜荣幸。第十四 臣自四月以后，共十三次论列胡宗愈的罪恶，请求罢免他，至今仍未蒙施行。臣私下想到，从前台谏官弹劾攻击执政大臣，从未见过是非如此长久不能裁决。臣查考旧例，曾有百官留班在朝廷上进谏、闭门待罪而自行请求贬降的事例。臣之所以忍受羞耻，经历九个月而不敢轻易决定去留，实在是想扩大陛下广纳谏言的盛德，表达臣这个卑微臣子爱戴君主的一片孤忠。与其赶快离去以保全自身，不如把话说尽来报效国家。因此臣剖析义理，援引古今，凡是能够对陛下的圣明有万分之一帮助的，臣都披露肝胆而尽力说了。陛下虽然没有因臣狂妄浅陋而加以诛罚，但公议已经追究臣失职的罪责。回头省察自己的浅陋，实在承受不起天下人的责备。恭敬地想到，祖宗以来，礼遇辅弼大臣，虽然任用或舍弃的原则以至公为主，但升任、拜授、罢免也有一定时机。如今兴龙之后，正是进退大臣的时机。伏望陛下特别振奋刚断，早日罢去宗愈，使朝廷内外知道陛下的圣德日益更新，也使朝廷君子的正道日益增长。这不仅是臣一人的幸运，实在是天下的幸运。如今若错过时机不图谋，反而养虎遗患，那么臣所说的留班廷诤、阖门待罪这类下策，恐怕不得不去做了。只希望圣慈审察公议，把臣前后所上的章疏发到外廷施行。第十五 臣自四月以后，共十四次上奏疏论列胡宗愈的罪状，至今仍未蒙交付外廷施行。臣私下认为，二圣临朝以来，励精图治，遵守法度，从未有过失当的举动，言官尽职进谏，足以有为。只是君子和小人此消彼长的关键，实在是天下国家治乱的根本，关键在于辨别真假、判明忠奸，使君主心中明辨而没有疑惑，那么群小就会不攻自破。如今最急迫的事务，首先就是这一件。臣见宗愈凭奸邪反复的资质，倚仗宰相亲属的关系，援引君势、扰乱法度，窃取名位器用，彼此结党，再无畏惧。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宗愈的进用并非陛下本意，而是被大臣误导。臣因此采集众议，考察事实，逐条指出宗愈的罪过，共十二项，每项都有依据，明白如日月星辰。虽然陛下有意兼容，还没有加以考验，但臣身为负有言责的官员，哪里敢安然自处？伏望圣慈特别垂察。如果臣所说稍有诬陷欺罔，就乞请重重降职罢黜，以警戒虚妄；如果查明宗愈的罪恶如臣所奏，就乞请迅速赐令罢免，以警戒奸邪。臣与宗愈在义理上难以两立，只希望早日施行圣明裁断，决定是非，使谏官的职责不因臣而废弃，臣将不胜幸甚。第十六 臣因为屡次上奏疏论列宗愈的罪状，请求罢免他，至今仍未奉到指挥。臣私下想到，二圣临朝以来，扩大言路，使天下隐微偏远的情况都能上达。只是臣愚昧浅陋，得以列身谏官，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么能不贪恋圣德，愿意效力一二呢？然而几个月之间，围绕宗愈一事，臣已经上了十五道章疏，却没有得到采纳，早晚忧惧，如同身处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是臣的精诚不够，无法感动天心？还是臣的论议不够切实，不能使圣意醒悟？为什么所说的话这么久都没有效果呢？从前台谏官论列执政大臣，从未有两全其美的道理。如今朝廷没有因为臣妄言而加以诛罚，这说明陛下大体上认为臣的话可信，却又迟疑拖延数月，始终没有看到施行。士大夫之间，不知道谏疏被留在宫中，往往指点讥笑臣等，说臣等只是为了容身、害怕灾祸，废弃职事，于是使小人长久玷污朝廷重地；公议到了这种地步，怎能不畏惧？臣听说道理归根到底只有是与非，做君主的本来应当端正内心、诚心诚意，只审察事情的是非罢了。愿陛下广泛考察众人的意见，详细作长远考虑。请把臣所说宗愈的十二件事反复考察，如果并非诬陷欺罔，就乞请罢免宗愈以顺从人望，进用有德之人以尊重朝廷。或者圣心认为并非如此，也乞请把臣的章疏发出，明白地判定臣的罪责，使臣对上不辜负陛下的擢用，对下不失去谏官的职责。臣恳切不已的一片忠心，已经全部倾注在这里了。第十七

译臣自四月以来，共十六次上奏疏论列胡宗愈的罪状，请求罢免他，至今仍未奉到指挥。臣迫于公议，不敢中途停止，频繁烦扰圣听，本来应当受到谴责驱逐。陛下却曲意表示宽容，没有加以流放斥退。臣如果知道困难便停止，不再把话说尽，那么上面是为了结交执政的欢心，下面是为了图谋自身利益，臣何必独自苦撑、竭力冒犯大奸？臣虽然非常愚昧，私下也有一番说法，所以倾吐赤诚，再次冒犯圣听，仰望陛下仁慈留意听取。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有礼义廉耻的教化，也有刑罚诛杀的威势。礼义廉耻是用来对待天下君子的，刑罚诛杀是用来对待天下小人的。这并不是圣人有厚待和薄待的私心，而是礼义廉耻应由贤者自觉遵守，所以不能用治理小人的办法来对待君子。伏惟陛下在岩廊之上端身自持，把政事施行于万里之外；陛下早晚谋议天下大事，所依靠的不过是几位执政大臣。若能得到当世贤人来任用，朝廷就尊严，四方都会顺服；如果不是合适的人，朝廷上下的秩序就会衰败，受到内外轻视，不可不慎重。如今宗愈隐瞒自己与宰相有亲属关系的嫌疑，窃取中司的重要职位，欺骗蒙蔽君主的听闻，毁坏祖宗的法度；他在朝廷上结党营私的实际表现已经很多，贪污浑浊的恶行也很多。自从他冒昧承当大任以来，台谏官前后论列他的奏疏不计其数，但宗愈仍然安然自若，完全没有羞愧之心。礼义廉耻本来已经被他扫地而尽，陛下却还用对待君子的方式对待他，希望宗愈自行引退来保全朝廷礼遇大臣的体面，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管仲说过：“礼义廉耻，叫作四维。四维不能张立，国家就会灭亡。”古代善于观察国家的人，只凭这套道理就能预知国家的盛衰。如今宗愈这样违犯义理，哪里能替陛下张立四维，使天下得到治理呢？臣听说十个人聚在一起，议论就没有不公正的，因为个人的好恶是非很难被一偏之说完全蒙蔽，而众人所服从的只是道理罢了。臣从前所说宗愈的十二件事，都是缙绅士大夫的公论，明明都有依据，并不只是十个人聚集的意见。陛下一概把它们留在宫中，不加考察核实，那么天下就会知道公议将无从伸张，小人的奸谋大概有所倚仗，臣对此独自忧虑。陛下不要因为人们都说宗愈奸邪，而自己没有亲眼见过他的实际罪状，就认为宗愈还可以任用。唐代李勉曾回答德宗说：“天下都知道卢杞奸邪，唯独陛下不知道，这正是他成为奸邪之人的原因。”大奸之人，行为虚伪却很坚决，言语虚伪却善于辩说，顺着错误的事情加以润饰，表面上装作可信，来迷惑君主的聪明，所以能够窃取名位，最终扰乱天下。如果在他尚未被任用以前就看到可疑的迹象，那就不能称他为奸邪了。只希望陛下虚心澄清思虑，详细推究众人的言论，把臣的章疏交给有关部门，特意命令他们调查。如果其中稍有虚妄荒诞，臣甘愿接受欺罔君上的杀戮；如果都确有事实，就乞请早日罢免宗愈，以慰藉天下的期望。臣惶恐不安，恭候命令到来。第十八 臣自去年四月以来，共十七次上奏疏论列胡宗愈的罪状，请求罢免他，至今仍未施行。臣读到齐桓公到郭国，询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它喜爱善人、厌恶恶人。”桓公说：“照你这样说，郭君就是贤君了，怎么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知道善人是善人却不能任用，知道恶人是恶人却不能罢黜，所以灭亡了。”臣每次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掩卷长叹，认为鄙陋之人固然见识浅薄、不能明白事理，把人们认为不对的反而当作正确，把众人厌恶的反而当作美好，这是愚昧者偏执昏暗的常态，本来不值得讨论。至于能够明辨天下的善恶，如同分辨黑白一样没有疑惑，这大概不是一般智者所能达到的。然而郭君反而因此亡国，原因是什么呢？郭君能够知道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不能说他没有智慧；只是看见善人却不能任用，使君子无法自立；知道恶人却不能罢黜，使小人得以结党，因循拖延、积累日久，祸害终于发展到亡国的地步。这样看来，拥有天下的人难道能不把这件事作为警戒吗？臣私下认为，宗愈欺君乱法、毁灭廉耻，他的罪恶显著，是朝廷内外共同知道的，共有十二项，臣已经极力陈述过了。此后臣又接连上奏章，坚持申述以前的论点，这番恳切的心意，圣上一定已经全部阅览。假如臣所说是妄言，就是迷惑天听、诬陷大臣，应当依法处以正刑，以警戒天下。假如宗愈的罪过确如臣所奏，那么陛下就是已经知道他的恶行；知道恶行却不罢免，这是古人所警戒的。臣身负言责，实在畏惧公议；如果不能排斥奸邪、振举纲纪，使群小逐渐壮大、扰乱政事，那么臣即使将来受到诛戮，也无法补救国家的祸患。只希望陛下及早辨明，独自作出决断，把臣前后的章疏发到外廷施行，臣将不胜愿望。第十九 臣自去年以来，共十八次上奏疏论列胡宗愈的罪状，请求罢免他，至今仍未见施行，早晚惭愧惊惧，如同背负芒刺。臣自任职以来直到今天，知道什么就没有不说的，每次都承蒙陛下听取采纳。唯独宗愈的奏章屡次未被发出，臣私下推想，圣上所以宽容他，必定是认为时日已经拖得太久，难以追究剥夺其职位，因此特意屈从公议，想使双方都能保全。如果万一是这样，臣私下认为这是错误的。臣曾考察仁宗皇帝任用陈升之为枢密副使时，当时吕诲正任言官，指出陈升之的私行，竭力弹劾。仁宗皇帝起初也感到为难，但吕诲不停上奏，章疏多达十八道，历经数月，最终罢免陈升之才停止。宗愈自开始被进用以来，就不符合众望，与陈升之没有不同。臣弹劾宗愈的奏疏，数量大致与吕诲相同，而宗愈冒昧占据职位的时间，也与陈升之当时相差不远。难道仁宗皇帝过去能够听取直言，而陛下如今却不能听取？吕诲过去能够驱逐奸人，而臣后来却不能罢去他？凭臣这样浅薄的人，尚且见到贤人便想着向他看齐；像陛下这样圣明，难道会知道恶人却不罢免？如果说进退执政大臣必须有事实依据，那么臣考察宗愈并非没有明显罪过。

译他最初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时，明明与现任宰相是姻亲，却隐瞒不说，窃取重要职位；当时幸亏没有人知道，知道的人也没有把这件事报告上去。欺骗君主、扰乱法度，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后来他身任掌管风宪的御史，不修养廉节，欠下所居房屋的租钱却不肯偿还，以致开封府发生争讼，御史弹劾纠察，朝廷却一概搁置不问，玷辱国体，废坏台谏纲纪。宗愈仅凭这两项罪过，就应当明白地降职罢黜，更何况他其他奸邪的事实还很多，陛下为什么这样优容他长久呢？臣又曾考察吕诲弹劾陈升之的章疏，不过是说陈升之仕途资历很浅，平素声望很低，任开封府尹时没有政绩，却突然受到重用，怀疑他暗中趋附权势、走捷径晋升。后来陈升之的妻子有一个远房表妹，嫁给宦官，陈升之还曾与他们往来，不避嫌疑。像这些事情，不过几项而已，大概还没有像今天的宗愈这样奸邪贪鄙到极点的。臣有幸充任皇帝耳目，却让陛下股肱心腹所任的职位容有这样的人，任职多年而不能排斥他，臣还有什么脸面出入朝廷，还能自称谏官呢？臣如果还没有达到▯遂的程度，终究不敢闭口不言，以辜负陛下擢用臣的心意。伏望圣慈早日把臣前后所上的章奏发出，交付外廷施行。第二十 臣冒昧倾吐泣血般的诚意，仰冒圣听。事情紧迫，已经顾不得修饰文辞。只希望圣慈留意阅览。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在延和殿与左司谏韩川一同上奏，称胡宗愈奸邪结党，不堪任大任。此后臣十九次上疏，逐条陈述罪状。五月中，台臣也曾弹劾，但拖延到现在，仍未蒙施行。从前孙觉、杨康国相继辞职离去，只有臣与韩川始终论列此事，不敢搁置。自十一月以后，韩川见陛下没有听取采纳，坚决请求出任外职。臣本来想在年前上殿，再次依据公议陈述，但韩川另有任命，不能再供职。臣因为左右省都没有谏官，受拘于有关文法，不敢以独员身份请求入对。同时，进言论事的人也几乎都离开了。臣如果再顾虑自身打算，不替陛下极力辨明邪正，那么台谏的风气会日益衰败，奸邪的势力会日益强盛，这对圣明朝廷的损害实在不小。这就是臣愤懑激发、不能自已的原因。臣遍观祖宗以来的事例，言官弹劾执政大臣，从来没有是非长期不决、曲直两存的道理。如今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迫于众议，也曾把宗愈作为论奏对象，但他们迟疑观望，不敢深入论列。臣私下揣测他们的心意，不过是认为：陛下如果驱逐宗愈，那么李常等人便会欺骗士大夫，说“朝廷采纳了我的意见，已经罢免了执政大臣”。如果臣所论罪过太重而触犯圣意、受到谴责，那么李常等人起初没有切直的言论，也可以免除责任，进退都没有祸患，足以窃据职位。陛下让这样的人担任掌持纲纪、充当耳目的职责，对圣德又有什么补益呢？臣不仅忧虑宗愈玷污朝廷，也忧虑李常等人败坏风宪。臣看到陛下刚开始亲政时，首先开放言路，擢用忠良，使他们任职台谏；刘挚、王岩叟等人论奏蔡确、章惇的罪过，陛下因此罢免蔡确的宰相，罢免章惇知枢密院；又有人论奏张璪奸邪，张璪便被罢去中书侍郎；孙觉等人论奏韩缜不合人望，陛下任用韩缜为右仆射，才过几个月，就立即让他出任外职；傅克俞等人论奏李清臣没有政绩，李清臣便被罢去尚书左丞。从此四海之内没有不歌颂敬服的，都说陛下任用人才、采纳谏言，有祖宗的遗风。因此几年来，公议能够施行，大臣知道畏惧，奸人收敛踪迹，君子的正道增长，难道不是因为采用了这种方法吗？如今宗愈自从被进用以来，除了他的朋党之外，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可用之人。他怀藏奸心、谋求私利，与张璪等人有什么不同？他昏庸错误、毫无补益，则又比韩缜和李清臣更严重。难道陛下前些日子罢免几个人很容易，今天罢免一个宗愈却很困难吗？臣读到魏征劝谏唐太宗说：“贞观初年，担心人们不进言，就引导他们进谏；贞观三年以后，见到有人进谏，就高兴地听从。一两年来，却不喜欢人们进谏，虽然勉强听取接受，始终面有难色。”臣私下认为，唐太宗的功业足以与商汤、周武王并列，也差不多可以比肩成王、康王；但若以完美圣君的标准要求他，就比三代盛世有所惭愧，原因只在于不能始终如一地谨慎罢了。《诗经》说：“没有谁没有好的开始，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束。”《易经》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愿陛下以《诗经》《易经》的话为准则，以唐太宗的事情为鉴戒，不要使后人看待今天，像今天的人看待古人一样。《尚书》说：“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在正道上寻求；有言论顺合你的心意，一定要在非正道上查究。”臣的狂妄愚昧，多有违逆陛下的心意，但若从正道上寻求，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伏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早日罢免宗愈，决断而不迟疑，再选择忠厚端正的人置于言路，替代李常等人，使他们共同竭力辅佐圣治，天下将非常幸运。贴黄 臣蒙受陛下的恩典，破格擢用，却还不能报答万分之一，哪里敢轻易决定去留？然而自古以来论列执政的是非，本来就难以与其长期并立。臣的真诚心意，已经全部写在这道章疏中。如果圣意确实不改变，那么就是臣的言论没有补益，臣必须援引旧例，自求贬黜。况且宗愈顾惜名位，不知廉耻，倘若陛下只想宽容优待，等待他自行请求退职，按情理推断，必定不会有这样的事。臣又担心圣慈不愿发出臣的奏疏，恐怕有损礼遇大臣的体面，因此臣已经一面向三省申报，请求把前后章疏发到外廷施行，申报已经办完。伏乞陛下早日赐下圣明裁断，去除奸邪而不要迟疑，以慰藉天下的期望。申报三省状 臣自去年四月以来，共二十次具状论奏：胡宗愈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不合公议，并且欺君冒进、奸邪贪鄙的罪过，共列举十二项上报，请求罢免，至今仍未奉到指挥。臣私下担心上述章疏没有被发下，伏乞陛下特别赐令三省奏请，把它们发到外廷施行。第二十一

译臣前后已经二十次论奏胡宗愈的罪过，伏乞施行罢免，但陛下圣德宽厚，力求保全礼遇大臣的体面，把章疏全都留在宫中，未蒙施行。宗愈庆幸多次奏疏没有发出，便窃据尚书右丞的职位，忍受羞耻满一年之久，辱没国家已经非常严重。臣有幸居于言路，职责在于纠察，于是概括弹劾奏文的大意，向三省申报。宗愈却完全不避让职位，照常处理政事，朝廷内外都指责他；近世辅弼大臣中，毁灭廉耻，还没有像他这样严重的。臣私下深思，舆论共同厌恶他的原因，不过是责备他没有廉耻这一点；而臣之所以特别痛恨，是因为要诛责宗愈的这种态度。臣听说国家设置谏官、御史的职位，本来是要整肃纲纪、防察奸邪，所以台谏风采所攻击的人，无论贵贱都震恐；这不是一两个小臣敢擅自作威作福，而是朝廷上下的体统，必须依靠台谏才能严肃。如今宗愈既然知道台谏弹劾，仍竭力对抗公议，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只是认为言官不值得顾虑；这就是凌辱蔑视陛下的风宪，身为大臣却有轻视君主的心。陛下即使想赦免他，又将如何面对朝廷？又将如何面对天下？即使宗愈确实没有其他罪过，只凭这一件事，也仍在应受谴责呵斥的范围内，更何况他欺君乱法、奸邪贪鄙，罪状显著，多达几十项，哪里还足以参与朝廷政务，处在万众瞻望的位置呢？伏望圣慈深加省察，把臣前后的章疏交给有关部门，公开调查追究。如果宗愈的罪过确如臣所说，就乞请特别赐下圣明裁断，早日命令罢免；如果臣所论没有事实，也乞请重重降职驱逐，以便区别邪正，使天下信服。《尽言集》第四卷 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第五卷 宋代刘安世撰 论章惇强行购买朱迎等人的田产 臣见苏州昆山县百姓朱迎、徐宗、唐遂、诸育四人，经户部递交状牒，都说自己有田产原本抵押给市易司以偿还官钱，后来接连遭受灾害，不能按期结清，所缴纳的利息和罚款已经超过官府本金；其余欠款本来应当依照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廷诏令，特别予以免除。如今州县官府不但废弃诏令、不予施行，章惇还借用其儿子的名义，把朱迎等人不愿出售的田产，逐人逼迫威胁，必须让他们写下自愿出售的文状，然后再以低价强行买入。即使有人不立即承认，县官害怕章惇的势力，往往诬陷他们另有罪过，多次加以刑罚责打，必定要让事情符合章惇的意愿才停止。后来朱迎等人遍访本州以及转运司、提刑司，逐级陈诉，却都没有按照公理处理。虽然这些状词可能只是片面之辞，不能全部相信，但百姓受到压抑冤屈、无处伸诉，不远数千里赶到省部申诉，历尽流离困顿，恐怕并不是毫无缘由。考察章惇凭借大奸之才，怀抱死党之志，正当陛下即位之初推行宽平亲民的政策时，他身为大臣不能辅佐成就皇上的德政，反而包藏诡计，动辄发表异论，表面显示强硬耿直，暗中帮助奸邪，以至于在帷幄之前悖逆傲慢，完全没有臣子的礼节。陛下以天地般宽大的气量赦免他而不杀，只罢去他的执政职位，把他调出任藩镇官。按理说他应该追悔反省过去的过错，痛切地自我惩戒改过；但他长久作恶而不悔改，凌辱蔑视国法，劫持州县，强行买卖百姓的产业。前后大臣肆意作奸作恶的，还没有见过像他这样严重的。臣私下认为，章惇闲居乡里、不参与政事，气焰却凶暴，官府没有人敢违抗他，宁可使陛下的法令受屈，也不敢违背章惇的命令。假使章惇得以推行自己的意志，那么天下的弊害将有说不尽的。伏望陛下详察此事的情理，留意远方百姓，特降指挥，命户部取来朱迎等四人的状牒，选派台官设置专案审理。若章

译惇确有上述罪状，就乞请特别施行诛戮，以警戒扰乱政事、骄横跋扈的大臣。州县及监司如果迎合章惇的势力，残害平民，也乞请重重追究并夺去官职，以惩罚奉行法令不尽职的官吏，使公道得以保存，从而招致和气。第二 臣近来曾弹劾章惇以低价强买百姓的田产，以及州县、监司迎合他的势力，不敢违抗。朱迎等人虽然逐级陈诉，却没有按公理处理。臣曾请求选派台臣设置专案调查追究，如今已经过了多日，仍没有听说施行。考察章惇怀抱死党之志，又用阴谋来助成；蕴藏大奸之才，又以残忍辅之。他因依附王安石、吕惠卿的党羽，才得以进用，后来制造边境事端，侥幸求取富贵。在先帝时，他已经因为违法买田获罪，曾被罢去执政职位。元丰末年，又冒昧承当大任。陛下继位后，擢升他置于枢密要职，但他内怀奸谋，阻挠破坏圣政，公然悖逆傲慢，完全没有臣子的礼节。陛下曲意宽容，没有忍心诛罚，只把他调到附近藩镇，已经屈从了公议。后来又因家中变故，退归乡里，他却敢凭仗凶横豪强的势力，残暴欺凌弱小，使无辜百姓流离失业，不远数千里到户部求取公道。看阅他们的诉状，实在令人心中悲恻。臣私下认为，昆山县官员竟敢违背诏令，把朱迎等人不愿出售的田产用威刑逼迫，必须让他们写下自愿出售的文状，使章惇又以低价强行买入，这说明县官害怕章惇。朱迎等人到本州以及转运司、提刑司陈诉，各处却都不敢受理，这说明州郡和监司害怕章惇。朱迎等人怀抱冤屈，到省部申诉；户部明知两浙监司都有牵制，即使杨杰后来到任，但他懦弱鄙陋，实在缺少威势，本来应该向朝廷申报，选官调查追究，却姑且想应付法令，只委派杨杰办理，这说明户部害怕章惇。国家设置御史，本来是用来纠察百官的；如今从御史中丞以下，没有听说有一句话纠正章惇违法，这说明御史台害怕章惇。臣有幸任谏官，不敢沉默，便依据事实状况上奏疏论列；但执政大臣不能明正典刑，只想姑息，不立即选派公正方直、不畏强暴的人彻底查办，反而把它当作平常事务，只交给发运司查验，这说明执政大臣害怕章惇。州县和监司害怕章惇，废弃诏令条文而损害良民，国家的法令宪章还在，尚且可以按察弹劾；如今执政大臣和御史台竟然也害怕章惇，那么朝廷的纲纪还指望什么呢？愿陛下明白诏告辅弼大臣，共同遵守正道，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不要让邪正混杂、曲直混淆、好恶不明、是非无法辨别，也不要迟疑畏缩，只图保全自己；这样陛下施行赏罚的权柄才不至于衰落，奸雄般骄横跋扈的大臣也会稍知畏惧。伏望圣慈核查臣前一奏章所陈述的事情，特赐指挥施行。第三 臣近来听说苏州昆山县百姓朱迎等人经户部论诉，章惇强行以低价购买百姓田产，于是臣具奏陈述，请求委派台臣设置专案调查弹劾。后来听说朝廷只把此事交给发运司查验，臣随即又具状论列，至今仍未见施行。臣私下担心朝廷不愿轻易相信片面之辞，仓促兴起诏狱；然而无处申诉的百姓不远数千里来到省部申诉，按照情理推断，不应全然是虚妄之事。由于本路监司见到朱迎等人的诉状却不予受理，说明各自都有牵制。转运司与发运司一向职掌相关，如今若委托它们调查，臣深恐它们顾惜人情，把事情草率处理。希望圣慈详加斟酌，特降指挥，命朝廷选派公正方直、不畏强暴的人前去查验，使远方百姓的冤屈能够得到申雪。贴黄 据朱迎等人的状牒所说，他们已经向苏州以及转运司、提刑司陈诉，却都没有按公正原则施行。如今如果只交给本州和监司查验，恐怕他们一定会护短，把是非颠倒，曲意加以隐瞒，拖延刑狱，白白烦扰公文往来。

译乞请朝廷详加斟酌，选择官吏设置专司调查弹劾，以便容易查明实情，不使有罪者逃脱。第四

译臣近来因为章惇以低价购买百姓抵押的田产，导致朱迎等人到户部陈诉，随即具奏论列，请求按察弹劾。这道奏疏后来朝廷下发江淮发运司考察虚实。臣听说该司委派的查验官只到昆山县调取公案查看，便具文回奏，认为买田之事虽然有事实，但在条法上没有其他违碍。臣私下认为，奸吏依附权势、暴虐良民，必定不肯在案牍中明确写出逼迫威胁的痕迹，往往假借公道之名，搜罗其他缘故，使无辜百姓受尽刑狱，然后命狡猾的官吏索取他们自愿出售的文状；这样表面上没有违法的形式，实际上却有夺取百姓产业的事实。如今如果只相信文书而不探究其本意，那么远方百姓的冤屈终究无从申雪。必须辨明事实，来揭破他们的妄说。查照编敕条文，侍从官及曾任制以上官员，不得广置产业，与民争利。臣前一章所说的，只依据朱迎等四户的情况。臣访闻发运司查验到的竟有二十一户，这是苏州境内官府出售的田产，全都是章惇所有的。向来州县官府估价百姓抵押的产业，只按约一半的价值计算，大概是官府防备日后产业亏损的弊端，不肯全部按原价计入。如今章惇利用价格极其低廉这一点，公然违背条制，劫持州县，侵害小民；论争利的罪过，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臣又查考律文：祖父母、父母在世，而子孙另立户籍、分割财产的，判徒刑三年；如果是祖父母、父母命令子孙另立户籍，判徒刑二年，子孙不承担罪责。臣认为章惇借用他的儿子承事郎章援的名义投状承买，使臣起初完全不知道，那么章援就应当获罪；如果是章惇自己所为，那么罪责应当归谁？何况朱迎等人的状牒中陈述章惇虚构欺罔的事情，条目非常多。这四个人还略有盘缠，所以不远数千里到省部求取公道；其余贫病之人无力自给，只好收手离业，最终流离逃亡。陛下难道不应当顾念他们吗？臣听说西汉时轵县有一个儒生，陪同使者坐席时称赞郭解，儒生说：“郭解专门凭借奸诈触犯公法，怎么能称为贤人？”郭解的门客杀了这个儒生，官吏因此责问郭解；郭解确实不知道杀人之事，杀人的人最终也没人知道是谁。官吏上奏说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却议论说：“郭解以平民身份行侠逞强、操弄权力，因为一点小怨就杀人；郭解不知道这件事，罪过反而比知道有人杀人更重，应当判为大逆无道，于是诛灭郭解全族。”臣私下认为，章惇曾任执政大臣，并不只是郭解这样一个平民可比。州县官吏畏惧章惇的威势，逼迫驱逐平民，使他们失去产业，而章惇又不顾国法，用低价强买他们的田宅；这又不是郭解那样不知情的事情。如今如果认为奸吏舞文弄法，只要勉强能够应付法律，就对实际害民的事情略过不问，恐怕不符合《春秋》“诛其意而不专诛其事”的义理。伏望陛下详细阅览朱迎等人的四份状牒，特地下达指挥，弹劾本县官吏徇私不公的罪状，依法追究章惇欺诈、扰乱政事的罪行，明正典刑，以警戒天下。苏州以及本路监司不接受朱迎等人的申诉，也乞求一并降黜责罚。这样才能使权豪知道畏惧，使远方百姓得以安居。第五 臣伏见去年十二月间，苏州昆山县百姓朱迎等人经户部申诉，控告章惇强行用低价购买百姓抵押的产业，于是详细列举事实，请求治他的罪。后来承蒙朝廷委派发运司查验虚实，今年正月间发运司核实后奏报了事实。虽然奏报含糊破碎，没有完全说清实情，但大体已经可以看出朱迎等人的诉讼并非诬告。比如章惇借用其子承事郎章援的名义投状承买官府出卖的田产，共涉及二十一户，都有凭据查考，尤其是关键事实。臣认为，章援如果不告知父亲而私自成交易，就应当获“别籍异财”之罪；如果是章惇假借名目行事，则自有按罪减等的法律。况且各份诉状中还明确指出，在递交状牒的那一天，章援正在京城参加考试，那么章惇的欺诈就更加明白了。臣于是按照应适用的敕令和律文奏报此事，本以为必定可以据此议定罪责。如今已经拖延数月仍未施行，上下官员畏惧章惇竟到了这种地步。按章惇虽闲居乡里、不参与政事，但气焰凶暴，官府畏惧他，宁可屈从陛下的法令，也不敢违逆章惇的意愿。假使章惇有权势可以任意施行自己的意志，那么天下的弊病将会怎样呢？如今核实所得的事迹全都有实据，没有什么可疑、可缓之处，却故意拖延留滞。臣担心有人暗中为章惇开脱，彼此搜罗摘取细小过失，使案件反复查问、往来牵延，那么明堂大赦的恩典必然会使他最终获得宽免。这样一来，岂不是大奸之人何其幸运，而平民百姓何其不幸！伏望圣慈详察此事的情理，明令三省尽早结案办理。州县及监司不接受朱迎等人的诉状，也乞求特加降黜。这样才能使扰乱政事、骄横跋扈的臣子和屈法徇私的官吏知道有典刑可畏，使远方百姓受到的压抑得以申雪。第六 臣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已经多次弹劾章惇劫持州县、不顾国法、强行以低价购买百姓抵押的产业，以致朱迎等四人不远数千里到省部申诉。后来承蒙朝廷下令发运司核实，已经查得实情，却拖延半年仍未施行。臣上月二十二日在延和殿再次详细奏陈，承蒙宣谕，立即下令结案办理。如今又过了一个多月，仍没有看见指挥。臣私下认为，章惇气焰凶悖，欺凌弱小，假借儿子的名义，广置田产，公然别立户籍，毫无忌惮，罪状显著，根本不是隐秘难查的事情；而尚书省却曲意替他拖延，以求让他遇到赦免，实在不是用来体现陛下仁爱百姓之意的做法。伏望特下降下圣明的批示，早日依典刑治罪，使扰乱法令、骄横跋扈的臣子不至于侥幸免罪，使远方百姓受到的压抑得以申雪。请陛下裁夺。第七【与谏议大夫梁焘、左司谏吴安诗共同上奏】臣等伏见章惇在苏州任职时，强行以低价购买朱迎等人的抵押田产。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右正言刘安世多次上奏弹劾，承蒙朝廷下令江淮发运司核实，均有实际证据。近来私下听说，敕令只罚章惇铜十斤。臣等按，章惇曾经担任执政大臣，本应奉行法令、遵循事理、尊君爱民；可是他气焰凶暴，劫持州县，贪利无厌，使百姓失去产业。推究他不畏国法的用意，实在是怀有蔑视朝廷之心。而现在的处罚太轻，不能满足公众的议论。何况章惇平素与蔡确、黄履、邢恕相互结交，自称是社稷之臣，天下人却把他们指为“四凶”。如果不趁着他自己招致众人非议之时依法处以典刑，将来再想放逐他，恐怕就没有正当名义了。伏望圣慈特加详察，明令下达指挥，等章惇服满丧期后，特行废黜弃置。这样才能使奸邪豪强屏息收敛，永远断绝后患。第八【与谏议大夫梁焘共同上奏】

译臣等昨天因为弹劾奏章惇强行用低价夺取民产，朝廷核实属实，却只令他缴纳赎罪铜十斤，处罚与罪行不相称。随即又具奏论列此事，如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仍未承蒙施行。臣等按，章惇借用其子承事郎章援的名义承买朱迎等人的田产，而递交状牒时，章惇的父亲尚在。检考《名例律疏》，其中说祖父母、父母在世时，子孙没有自行专擅处理财产的道理；如果另立户籍、分割财产，就说明确实没有至孝之心，名分和义理也因此一同丧失，情节在此同时被弃绝。考察典礼，这种罪恶难以容忍。这两件事并不需要同时成立，违反其中任何一项都应列入十恶。推究法律的本意，正是针对章惇这种情形制定的。儿子侍奉父亲，却存有这样的用心，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孝的呢？至于他在帷幄之前悖逆傲慢，完全没有人臣的礼节。与蔡确结交，制造传播奸邪言论，贪窃上天和君主的功劳，侥幸图谋将来。臣子侍奉君主，却怀有这样的心思，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忠的呢？臣等按，章惇的罪行，确实为人伦所共同唾弃，为王法所必然诛治。把他放逐到四方荒远之地，才勉强可以塞责。只罚赎金，是从轻的刑典，众人都认为这是失刑。伏望圣慈深加省察，依照近日对刑恕的处理惯例，不必等他服满丧期，预先降下责罚命令。这样才能明辨邪正，使奸邪知道畏惧。请陛下裁夺。第九【与谏议大夫梁焘共同上奏】臣等近日已经多次具奏论列，章惇的罪名尚未定正，请求另行议定放逐、黜降之罪，至今仍未承蒙施行。臣等伏见监司、郡守以下官员不接受朱迎的诉状，也一并被责罚降职；县令、县丞违法授给田产，也已经冲替。检考编敕中的条文，冲替相当于徒刑一年。臣等私下认为，推究本心来定罪，所以有轻重之别；根据事实依照法律，也有首犯、从犯之分。如今有关官吏都因章惇而获罪，反而判处徒刑；章惇是首恶之人，却只罚赎铜十斤，事情和道理颠倒错乱，也太过分了。何况递交状牒时章惇的父亲尚在，别籍异财的事实又十分明显。考察律文，罪行已经列入十恶。愚民犯法，尚且有常刑；章惇身为大臣，是天下人所仰望的对象，却损害名教、断绝义理，只从轻处罚，拿什么显示惩戒？臣等私下认为，圣人制定法律，只求极端公平。如果法律在平民身上执行，却在公卿身上废止；在庶民身上伸张，却在贵近之臣身上屈从，这正是姑息的弊政，不是清明朝廷应当实行的。按章惇父亲在世而另立户籍，依法应判徒刑三年；既然犯了十恶，就不应再议请减刑或赎罪，一概不能适用。不知道前日所下的赎铜指挥援引的是哪条律令？伏望陛下深加省察，发出臣等这篇奏章，诘问执政大臣。如果律文另有冲改，而臣等所言错误，就请明正施行欺罔君上的诛戮；如果大臣另有不同说法，也请治臣等妄上章疏之罪，以此正定章惇的罪行。仍请依照近来颁下的圣旨，不得以赦令宽免；只要能够稍微端正典刑，或许可以不使清议受到屈抑。只是希望由陛下亲自裁断，早日赐下指挥。第十【与谏议大夫梁焘共同上奏】臣等先前曾多次上奏，章惇的罪名尚未定正，如今已经拖延数月，仍未承蒙施行。臣等按，章惇在元祐三年二月十四日借用其子章援的名义承买诸育抵押的田产；直到五月十六日，章惇才遭逢父丧，也就是说，投递状牒时他的父亲还在世。推考事实，别籍异财十分明白。依律定刑，罪行列入十恶，就不能议请减刑、赎罪，一概不得适用；即使遇到赦令，也不得原免。平民愚昧，偶有触犯法律，朝廷执行法令也从不稍有偏私。章惇身居大臣之位，是百姓所仰望的人，却断绝义理、贪利而不顾亲情，只令缴纳赎金，这是扰乱典章法宪。臣等私下认为，君子触犯义理，小人触犯刑法，古代圣贤把这两者都视为深切的戒惧。如果说章惇是君子，那么如今他已经触犯义理；如果说章惇是小人，那么如今他又触犯刑法。这两种情形都不能逃脱圣人的诛责，那么朝廷为什么要畏惧章惇，而废弃祖宗的法令呢？伏望陛下发出臣等这篇奏章，交刑部审定。如果律文曾经被冲改，而臣等引用不当，就请治臣等妄言之罪；如果查核章惇投状的月份日期，确实在其父去世之前，确实属于父亲在世而别籍异财，就请依律定罪。这样才能使法令统一，使天下信服。请陛下裁夺。第十一 臣自去年十二月以来，先后十次上奏论列章惇买田违法等事，虽然承蒙朝廷逐次办理，但章惇的罪名至今仍未定正，拖延一年，终于遇到恩赦，公论难以安定，只好烦请圣听。臣听说有人议论，认为从来大臣不愿意亲自同平民交易，所以托付子弟立下契约。臣认为不是这样。祖宗的制度，只是禁止从官以上的官员广泛经营产业、与民争利；如果不是聚敛财货过分，法律本来并不禁止。若身为大臣，想要避开贪利的名声，却使子弟侵夺剥削百姓，这就是表面上遵守法令，暗中放纵贪鄙，欺骗君主、违背义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即使按照那些人的说法，也必须父兄不在世，才可以另立名目；如今章惇的父亲尚在，他却在投状之日使用儿子的名义，对上有损孝敬，对下丧失为父兄的规范。平民的愚昧，尚且不至于这样，大臣的体统难道本来就应当如此吗？议论者又说，章惇已经不再任职，且有指挥等服满丧期后授予官职、安排差遣，已经足以显示惩罚，不必深责。臣也认为不是这样。章惇不得任职，是朝廷因为他对两位大臣无礼而将他贬出京城任外职，所以不能适用执政大臣善意离职的惯例。后来章惇以侍奉亲人为由请求，于是得到提举洞霄宫的官职。正当陛下圣政日益更新、奸邪屏息之时，章惇这类人自知罪恶满盈，必定想要退缩，将来服满丧制后才自行陈请；朝廷却授予他宫观职名，正好迎合章惇的心意，恐怕不足以抵当他此次所犯应受的典刑。臣伏见两浙监司以及苏州昆山县官吏，因为畏惧章惇的威势，奉行法令不谨慎，朝廷核实属实后，一并作了罚遣处理，轻者赎金，重者冲替。检考编敕条文，冲替相当于徒刑一年。臣私下认为，推究本心定罪，固然有大小之分；根据事实依照法律，也有首犯、从犯之别。如今有关官司依附徇从、废弛职守，确实不可宽恕；但他们都是因章惇而获罪，反而判处徒刑，又没有降下圣旨禁止赦免，这就成了涉案官吏受到的惩罚反而重于章惇。章惇凭借以前执政大臣的势力，劫持州县，残害平民，贪利而不顾亲情，不畏国法，既是首恶之人，却只罚铜十斤；这就是章惇所得的罪罚反而轻于涉案官吏。如此颠倒，公议将会怎么说？臣听说自从责罚本路监司以后，到现在申诉的人仍不断增加。大概是章惇平日倚仗权势、暴横无理，人们不敢与他抗争；如今知道朝廷特意为他们伸张事理，所以争相前来申诉。

译他对百姓的祸害如此严重，怎么可以宽贷！伏望圣慈把臣弹劾奏章中所说的责罚，或者降他的官，或者让他分掌其他职务；只要不使有罪之人逃脱惩罚，就足以稍微端正国体。只是希望由陛下亲自裁断，早日赐下指挥。请陛下裁夺。论卢秉责命不当事 臣伏闻，近来屡有臣僚上奏论列卢秉。卢秉先前在两浙推行▯防之法，务求严酷苛刻、残虐百姓。两浙一路曾多次承蒙朝廷下令本道追究，均查有实情。听说自从施行此法以来，仅被配流的人就有一万二千多人。如今听说宽恩只把他降去学士之职，仍以待制身份提举宫观。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认为这样不妥。臣敬想圣朝爱养百姓，不愿任何一个人失去安身之所；可是卢秉奉命出任使者，总管一道，未曾听说他宣布恩惠、兴利除害，却专门为自己谋利，不顾义理，以虚假的课额欺骗君上，以苛酷的法律虐待下民，百姓愁苦的声音充斥道路。议论者都说他剥削搜刮、聚敛刻薄，与吴居厚大致相同；而论刑法严酷、残害百姓，又超过吴居厚。即使降他一官，仍然玷居侍从之列，恐怕没有办法戒止奸邪暴虐、安慰平息民情。伏望圣慈详察此事，援照吴居厚的先例，重加黜责，以回应公众议论。第二 臣近来曾上奏论列卢秉先前在两浙专门主管盐务，残害百姓、祸及万物，遗留下多年的毒害。此前朝廷核实属实，认为应当重贬，却只降去学士之职，仍让他以待制身份提举宫观。臣私下担心这样无法戒止奸邪暴虐、安慰平息民情，请求依照吴居厚的先例，特行放逐黜退。又听说后来有新的指挥，命令延长两年磨勘期限，处罚与罪行不相称，士大夫的议论仍未平息。因此臣不敢顾忌再次冒犯，三番两次烦扰圣听。按卢秉实行盐货专卖之法，施用严刑虐待百姓，因无罪而被流放、死亡的人以数万人计，老人和幼儿辗转迁徙，道路上满是号哭之声，家家户户都愤恨怨毒，恨不得吃他的肉。上赖历代圣人的深厚德泽，所以人心最终没有产生异志。从前吴居厚任职京东时，搜刮盘剥过甚，聚集了民众的怨恨。陛下即位之初，责授他散官，安置在远郡，天下传播这一消息，无不欣喜。卢秉刻剥百姓与吴居厚没有不同，而凶猛暴虐、杀害百姓，实际上又超过他。不接受重诛，已经算宽大的刑典；仍然玷居侍从之列，拿什么显示惩戒？臣伏见祖宗以来，尤其把误使无罪之人入罪看得严重。那些执法官吏不明白其中的微意，误把一个人置于深文重法之中，大则追夺停职，小则降职免官。如今卢秉奉使时故意设置苛法，杀害众多平民，岂只是误使一个人入罪可以相比的。可是朝廷给他的责罚命令太轻，不能满足公众议论，也不是用来显示陛下仁爱百姓之意的做法。伏望圣慈查考臣前次的奏章，重行贬谪，以安慰百姓的愿望。第三 臣近来因核实得知，卢秉先前在两浙专门主管盐务，设置苛虐之法，毒害遍及一方；朝廷给他的责罚命令太轻，不能满足公众议论，臣已经两次具奏论列，却没有听到施行的指挥。只是因为卢秉奉行将帅、使者的指令，专门从事搜刮，使无罪百姓流离转死，冤屈号哭之声充满道路，其祸害大概超过吴居厚。况且两浙、京东都是陛下的百姓，而卢秉和吴居厚的残酷暴虐情状相似，一个被贬为散官、安置远郡，一个却仍列于侍从之中、提举宫观，同样的罪行却受到不同的刑罚，恐怕不是最公正的道理。伏望圣慈查考臣前次奏章，援照吴居厚的先例，重加刑责并放逐黜退，以安慰远方百姓的愿望。第四 臣近来认为卢秉所受责罚太轻，不能满足舆论，已经三次具奏论列，但仍未承蒙朝廷施行。卢秉苛虐酷烈的事实、远方百姓怨苦冤愤的情绪，前面的奏章已经说得很详细，不再逐条列举。但臣还有未尽之意，再为陛下陈述。臣听说，人君掌握的权柄，没有比赏罚更大的；而施行赏罚，必须以公平为根本。传说：“功劳相同而赏赐不同，勤劳的臣子就会疑惑；罪行相当而刑罚不同，百姓就会迷惑。”如果不能以最公正的方式处置，天下就不可能没有疑惑之心。如今卢秉的罪状十分明显，并非轻重难辨、情形可疑；考察近来的事例，又有吴居厚被授散官、安置远郡的先例，而谏官、御史交相上章弹劾，朝廷却没有完全采纳他们的意见。朝廷究竟畏惧什么，为什么不端正典刑，以向东南百姓谢罪呢？臣所论说的，并不只是想夺去卢秉的寄禄官；实在是因为卢秉残害百姓、损害万物，超过吴居厚，却还担任待制、提举宫观，同等罪行受到不同刑罚，臣恐怕无法消除天下人的疑惑。伏望陛下查考臣屡次奏章所陈的事理，削去卢秉侍从之职，以安慰人心。论谢悰赐进士出身不当事 臣伏见朝廷最近恢复制科，秘阁考试的人都不符合等第。陛下正致力于奖掖进用人才，不愿一概黜退，于是曲意收录谢悰，用来鼓励天下士人。但谢悰廷试所作的策文，往往不能回答陛下清明的询问，任意妄言，实在多有疏漏简略。主管官员复核后，既然没有列入等第，陛下却特赐他进士出身，提升为辅郡幕职，圣恩优厚特殊，远远超过他的身份分际。臣也体察朝廷的用意，不敢另行论列。可是近来看到谢悰向尚书省申述辞免新命的状文，竟说有诰敕不敢“秪授”；把“祗”写成“秪”，把“受”写成“授”，学识浅薄、见闻少，竟到了这种地步。从前唐代省中有个“伏猎侍郎”，被严挺之讥笑而罢职。如今陛下正处在崇尚文治的时代，刚刚恢复制举，难道能容许有这样连“祗授”都写错的贤良吗？臣恐怕此事传播越来越广，实在会玷辱修养纯洁、学识广博的制举。伏望陛下惩戒他的浅陋，稍稍收回错误施加的恩典，追夺并取消谢悰的进士出身，以平息公众议论。第二 臣近来曾上奏论列谢悰荒疏浅陋、见闻寡少，玷辱贤良制举，请求追夺他的进士出身，以安慰公众议论。如今已经多日，仍未看见朝廷施行。臣听说秘阁的程文已经不合格，是主管官员特意上奏请求，乞望给予宽借，陛下曲意令其收录，用来鼓励后进；可是他廷试所作策文的错乱更加严重，考官范百禄自有章疏，逐条陈述其中尤其无状的地方，共有几十条；而谢悰申述给尚书省的状文，又把“祗”写成“秪”，把“受”写成“授”，士人议论纷纷，无不传为笑谈。伏想陛下即位初年，兴复制举，屈万乘之尊亲自在廷上策试，而谢悰的荒疏空虚，连字都尚且不能辨识，传播天下，难道不是辱及国家吗？破格超升一资，已经足以表示劝勉；再窃取进士名第，实在恐怕过于优厚。何况谢悰在辞免状中也没有说到赐进士出身的意思。伏望圣慈查考臣前奏所陈事理，早日赐下施行。《尽言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六 宋刘安世撰 为年岁干旱、发生地震、星辰陨落，请求下诏自责，准许朝廷内外尽情陈述政事过失，并办理各路赈济、警备盗贼等事。臣伏见陛下即位以来，到如今已经五年，承顺上天、顺应大地，仁爱百姓、爱护万物，德泽广泛充盈，施及四方之外，百姓欢欣鼓舞，歌颂都来不及，本应阴阳按时运行，风雨及时而顺，诸般福祥一同应验，各种美好事物繁盛昌盛。可是年年收成不好，和气被淹没郁结，百姓因饥荒流离迁徙，灾害颇多。今年春夏以来，旱灾肆虐，京畿和西路的两季麦子收成无望，农民哀号，有的已经面带菜色。虽然陛下忧念怜悯，祭祀各方神祇，疏决在押囚犯，降用宽缓的刑典，但深厚的恩泽终究还没有施行完备。又屡次听说陕西、河北发生地震，大星白昼陨落，光芒照亮大地，十天一个月之间，巨大的异常灾变接连出现。臣听说，天与人之间，精气和邪气能够相互激荡，善恶能够相互推移；事情发生在下面，征象就显现在上面，阴阳的道理各自响应所感，阴气发生变化，静止的事物就会动；阳气受到遮蔽，光明的事物就会昏暗；水旱灾害也会随同相应的类别到来。这些都是上天仁爱人君，先降下灾异作为谴责告诫，警醒恐惧，使人君戒惧反省修身，从而不至于因失道而败亡。臣私下认为，上天的本体虽然高远，却能听见下民的声音；明主应当厌恶虚文而崇尚实际，与其采用祈禳一类的小术，不如谋求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的大道。臣希望陛下早晚敬畏上天，约束自身、修养德行，特地下诏向百姓表示自责，又准许朝廷内外臣民尽情陈述政事的缺失，专门委派近臣考察求取其中合理的意见，用来施行政事，这样或许能使下情不至于壅塞。各路遭受灾害的州县，流民所到之处，都请委托守令多方赈济，不要使他们因饥饿而死亡；再申令边疆统帅和捕盗官吏经常切实警备，以防意外。今天以前内外营造土木的工程，如果不是紧要的，请一概请求停止；分别命令监司巡按察看；对于滞留的狱讼，公卿辅弼应当共同敬慎协力办理，用来思考天变；为一切正直之士开通进言之路，堵塞群小枉曲之人的门路。这确实是准备灾害的良策、应对变故的首要事务。从前齐景公不过是小国的诸侯，却有不忍把灾祸转嫁给百姓的诚意，说出了人君应说的话，结果三颗荧惑星因此退避。陛下的明圣出于至诚之心，精诚专一就能感通天地，还有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臣任职谏官，日夜听闻百姓焦虑劳苦，所以冒昧献上愚忠，希望对大局有所补益；只愿圣慈稍加采纳，臣不胜荣幸。为旱灾，恳请停止修筑城池以及各项土木工程。臣近来因为从春天进入夏天，旱灾肆虐，发生地震、星辰陨落，巨大的异常灾变接连出现，便上奏浅陋之论，大略陈述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的道理。正当陛下敬畏天戒、约束自身修养德行，臣每日等待明诏，采纳其中一二。如今已经十多天，仍未看见施行，臣忧思恳切，不能自已，再次俯身请求圣听，希望陛下垂意省览。臣曾考察《礼记·月令》关于春夏时令的规定，认为春夏之月不要聚集大批民众，不要修筑城郭；要掩埋暴露的尸骨，不要兴起土木工程。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圣人奉行顺应阴阳、取法天地，役使民力不能夺取农时，路旁死者也要顺应生气安葬。因此风雨按时而顺，灾害不发生，天人和谐，上下交泰。如果施政违背正道，役使超过限度，民力疲劳，元气动摇，那么国家就会发生水旱灾变，百姓遭受疫病灾害。这正是承受天命、奉养万民的君主所以早晚戒惧敬慎、不敢忽视的道理。《春秋》记载庄公三十一年冬天不下雨，《五行传》认为那一年一年之内修筑了三座台；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五行传》认为是修筑南门、劳苦百姓、兴起徭役所致。灾祥的应验各以同类而来，记载在典册中，都可以考察。臣伏见京师正在修城、开挖壕沟，工程费用巨大，兵夫人数已经达到数千，劳役费用将近八百万；又挖掘坟墓，伤害掩埋尸骨的仁德，违逆天时，触犯不动兵戈的戒条，使百姓困于劳役，使国家损耗财力。这样看来，祥和之气长久不能显效，也未必不是由于这些事情。臣听说天子有道，边防就在四夷；如今帝王的都城反而成了招致敌人的工具，那么外部的屏障和藩篱还用来做什么？如果一定说州郡不足以依靠，那么平地上的一座城池，实在恐怕也不是适合用武的地方。况且国家财源的收入比起从前已经减少了一大半，财政用度逐渐困窘，只能致力于裁减节省；陛下亲自奉行法度，作为天下的表率，却把不可计量的费用抛弃在无用之处，难道不可惜吗？有人说先朝已经开始兴建，想要完成这项工程；那么请停止雇用民夫，只用广固的士兵，不计算年月，逐渐修完。除此以外不急迫的土木工程，伏乞特降指挥，一律停止。这样才可贵在顺承天意，以求降下恩泽。为旱灾，请求停止上元节游宴。臣伏见去年冬天以来，时令不正常，降雪失常；询问四方，也大多遭受旱灾。关陕、淮南、两浙一带，百姓已经艰难度日，物价飞涨，而且日益严重。虽然朝廷广泛实行赈济和借贷，但年成已经没有希望，接连饥荒令人忧虑。臣曾考察《周礼·大司徒》所列荒政，共有十二项，救济百姓的方法最为完备。其中第九项叫“蕃乐”，意思是年成凶歉时，人君怜悯百姓，因此关闭收藏乐器而不演奏。礼书说：“即使有严重旱灾、水灾，只要百姓没有面露菜色，天子才可以按时进食并奏乐。”先王的制度都记载在典册中，是圣明君主应当留心的。伏想陛下承受天命、奉养万民，仁爱百姓、爱护万物，本应年年都有丰年的祥瑞；如今雨雪失时，百姓却已经狼狈困苦。虽然两宫忧劳怜悯，没有片刻忘记，但远方百姓还没有看到陛下至诚恻怛的心意。如今上元节临近，有司依照惯例举行活动，还想张灯。臣愚昧，希望圣慈明谕执政大臣，特因年岁干旱，停止游宴，使四海之内无不感戴陛下勤劳抚恤的恩德，或许能够感通天人，使风雨及时而顺，天下幸甚。请陛下裁夺。第二 臣近日具呈札子，请求停止上元节张灯。私下听说札子不久已经交付三省，但连续遇到假日，所以执政大臣还没有来得及进呈。臣每次接待宾客、询问朝廷内外的利弊，大家都说去年气候非常失常，降雪使冬小麦丰收的希望已经很难指望，百姓将要接连遭受饥荒，实在值得深切忧虑。如今外方郡县即使有灾害，也尚且不放灯，这已经明文载入法令。陛下把百姓当作子女抚育、把天下当作一家；一个人不能获得安定，尚且牵动圣虑，何况关陕、淮南、两浙的百姓已经艰难求食，灾荒又在遥远地方，更应当怜悯体恤。伏望特降中旨，明白宣示圣意，停止上元宴饮，以回应天变；广泛筹划赈济借贷，以救济百姓生活，使天地之间没有一个地方不蒙受两宫的仁德，天人和谐，祥和之气自然会显现。只愿陛下留心省览，早日赐下指挥。请陛下裁夺。为旱灾，请求撤除乐舞、减少膳食、以精诚祈祷等事。

译臣伏见去年冬天以来，时令失常，降雪颇少；今年春天过了一个多月，骄阳亢旱更加严重。询问四方，大多遭受旱灾，两季麦子已经受损，接连饥荒令人忧虑。然而田野里的禾苗还没有完全枯死，近来得到降雨，仍有可能挽救。正当二圣像养育子女一样抚育百姓，应当垂意民事，臣认为应当责备自身、修明政事，以招致和气；可是祈祷祭祀的礼仪还有没有举行完备，赈济救助的事项也还有没有施行。臣虽然非常愚昧，私下认为这是过失。从前尧遭遇九年水灾，商汤遇到七年旱灾，而国家没有因饥饿而死亡、流离的百姓，原因只是平时早有准备。周宣王遇到灾害便恐惧，约束自身、修养德行，想要消除灾害，所以《云汉》诗说：“不废止祭祀，从郊外到宫中，上下都祭告埋葬，没有哪个神不尊奉。”这是前代圣帝明王已经实行的事情，也是陛下应当取法的。伏望圣慈敬畏天变，撤除乐舞、减少膳食，以精诚祈祷；明令大臣讲求政事缺失；再次命令朝廷内外审理判决滞留的案件；各路监司谨慎察看所辖地区；发生灾荒的州县广泛做好赈济准备。对于官仓储备不足的地方，还请下令劝导富民交纳粮食以帮助官府，选择其中最突出的，授予闲散官职；不急迫的工程一律停止。这样或许能使人与神和悦，早日降下恩泽；各项事情都有预先准备，百姓也不会流离失所。请陛下裁夺。为旱灾，请求举行禋祀、施行荒政、采纳进言、慎用刑罚。臣近日因时雨失期、旱势广远，曾上奏浅陋之见，大略陈述消除灾变、恢复正常的道理；又列举前代圣帝明王约束自身、修养德行、救灾备患的事例，分条上报，请求陛下采纳选择。如今已经多日，仍未看见施行。臣听农家人说，整个冬天得到降雪而仲春没有雨，尚且不能免除歉收；如今内至京畿各县，外及各路，大都遭受旱灾，两季麦子已经受损，哀号的百姓将要遭受饥荒。凡是可以用来救助他们的事情，怎么可以迟缓呢？臣听说圣王治理国家，必定储备足够九年使用的粮食，所以即使遇到旱灾、水灾，百姓也不会面露菜色。如今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已经惶惶不安。如果有司不能估量时势，拘泥于旧例，必定要等到春夏交替之际才举行祈祷礼仪；那时百姓已经难以求食，才仓促筹划赈济借贷，就像大寒以后才寻找冬衣，已经来不及了。伏望圣慈特别加以忧恤，禋祀的典礼、救荒的政令都应提前讲求，不必等待时节；责备自身、征求意见，体恤刑狱、减少劳役。这样或许可以招来和气，降下恩泽。请陛下裁夺。为旱灾，请求停止春宴。臣伏见去年冬天直到今年春天，雨雪失时，夏季禾苗将要枯槁，秋季播种尚未进行。虽然陛下至诚恻怛，祈祷祭祀无不备至，但丰沛的恩泽终究还没有充分降下。臣私下想到，按照旧例，春季有大宴。如今长久干旱，百姓忧虑将要陷于饥饿。伏望圣慈深加忧恤，特意停止宴饮歌乐，以表示怜悯旱情的心意。这样或许能够使天人感悦，早日获得祥瑞的回应。请陛下裁夺。为年岁干旱，请求讲求荒政。臣伏见去年整个冬天降雪失时，今年春天进入夏天后旱情更加严重，两季麦子将要枯死，秋季播种尚未进行，百姓已经艰难求食，年成令人忧虑。虽然两宫焦虑劳苦，祈祷祭祀备至，但应祈而降的恩泽终究还没有充分沾润。臣曾考察本朝旧例：太祖建隆元年，因为扬州、泗州百姓多有饿死，而郡中军粮储备还有一百多万斛，就下令打开粮仓赈济借贷。乾德二年，曾下诏各州长史，查看百姓田地受旱严重的，立即免除其租税，不必等待上报。太宗有时遇到旱年，必定吃蔬食，并把日常膳食减少三分之二，得到雨水后才恢复平常膳食。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因为京东物价稍贵，命有司拿出常平仓粮食减价出售，以救济贫民。九年，下诏江淮发运司，每年留存上供米五十万，以备赈济。如今旱势广远，事情应当提前谋划。至于散发财利、宽缓刑罚、放松劳役、停止乐舞、祈求鬼神、清除盗贼，这些都是圣人救荒的政令，也应当提前讲求。伏望圣慈，上取三位圣主的用意，下考察成周的典制，凡是可以救灾恤民的措施，依次施行。请陛下裁夺。论御药李倬不应通过内降请求土地，乞请交付有司根究办理此事。臣伏闻，勾当内东门李倬得到内降指挥，想要把启圣院常住的空地置作坟茔。朝廷已经下令有关部门施行，但寺僧们纷纷到执政和台省逐级陈诉，说李倬请求的其实是竹林、木园和菜圃，已经栽种多年，树木超过一万株，其中房舍将近三十间；他竟敢欺骗蒙蔽圣听，指称为白地，诞妄欺诈、暴横无理到了这种地步。臣伏见陛下即政以来，崇尚公道，凡是内降的命令一概禁止，四海之内因此对朝政刮目相看。李倬不过是小臣，在宫中任职，竟敢挟持私情欺骗君上，干扰紊乱纲纪；这种事情如果不惩治，将会扰乱政事。伏望陛下深加详察，按照最公正的原则裁断，交付有司，明正李倬之罪，这样或许能够防微杜渐，不使圣德受到牵累。第二 臣近日因为勾当内东门李倬得到内降指挥，想把启圣下院常住的空地置作坟茔，而众僧联名陈诉，说李倬所请求的都不是空地，事情属于欺骗蒙蔽，不可助长，于是具奏论列，请求进行按劾。近来听说朝廷已经下达诏命，收回先前的指挥，不再施行；可是李倬挟私欺君的罪行，仍未看见推究治办。私下考虑，赏罚的权柄实在关系国家体统；要使天下信服，关键在于以最公正的方式实行。既然议论中还有不妥之处，实在难以闭口不言，所以再次冒昧烦扰圣听，只希望陛下能够采纳。臣私下认为，李倬陈请之日，如果陛下知道那里是数量极多的竹林园木，活着的人有居室，死去的人有坟墓，必不会顺从他的私下请求，轻率降下圣旨。实在是李倬只想苟且求得，迷惑圣听，以致朝廷命令下达之日违背人情：活人不能安宁地居住，死人不能安稳地安葬，玷辱累及盛德，过错全在李倬。

译《尚书》说：“宽赦过错，即使过错很大也可以；惩罚故意犯罪，即使罪行很小也不能宽免。” 偶然受到牵连而误犯，情有可悯，即使说是大过错，也可以完全宽赦；如果心中毫无忌惮，故意触犯典刑，即使事情细小，也必定要依法处置。这是夏商周三代以及尧舜以来不变的道理。如今李倬妄自请求中旨，掩饰欺诈、欺骗君主，罪行确实是故意所为，情理上没有值得宽恕的地方。万一圣上宽容而赦免不诛，臣恐怕将来会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那时又拿什么责问他们呢？伏望陛下心存铲除邪恶的意念，以防微杜渐为戒，不要牵挂亲近之人的私情，不要被众多人的言论迷惑；罢免李倬的近职，交付有司弹劾他的诞妄欺诈，重行降职黜退。这样或许可以使纲纪振作，使奸邪知道畏惧。第三 臣近来曾上奏论列李倬挟私欺骗君上、侥幸求取中旨，请求交付有司按问治罪。如今已经多日，仍未看见施行。检考元祐编敕条文：传宣或内降的命令，如果涉及向官司索取财物或由官司奏请，即使取得圣旨，凡是原本没有条制依据的，都应当根据事情分别申报中书省、枢密院，复奏请示。臣私下认为，李倬的请求出于一时处分，本来就不是常法。如果执政大臣承受上述圣旨，理应依条复奏；即使再次得到指挥、允许施行，也应当详细查勘有无妨碍。如今李倬只想苟且求得，罪行实在是欺骗君主。三省奉行命令，起初却不加查勘，以致国家命令下达后违背人情：活人不能安宁居住，死人不能安稳安葬。推究李倬所犯，虽然没有值得赦免的地方，但也是大臣奉行法律不谨慎的过失。臣听说祖宗以来也有内降之事，如果人情有所不便、公议有所不安，当时辅弼大臣往往坚持不予下达，史书中有明确记载，都可以考察。臣私下认为，人主的德性多崇尚仁恩，有人请求时，往往难以当面拒绝；但只要把他的奏请交付外朝，若大臣守法而不加改变，那么私下请求即使很多也不会造成祸患。因为不违背请求，可以显示圣主的仁慈；按照公议裁断，又足以严明朝廷的政令。这样，恩惠归于皇上，而法律施行于下面。臣愚昧，希望陛下以威严克制自己的仁爱之情，从近处开始治理远方，先端正李倬的罪行，以表示没有私心；然后明令三省、枢密院，今后凡遇内降指挥，都必须先行查勘；如果于法律没有违碍、于百姓没有损害，才应当复奏，经批准后方可施行。这样才可使纲纪严密完整，杜绝侥幸求取。论何正臣任命为饶州知州不当【与梁焘联名上奏】臣等昨日因何正臣被任命为洪州知州一事上奏，指出何正臣在先朝曾作恶，与舒亶相同，却独自幸免，公议对此很不以为然。若不能把他流放到四裔，请暂且给他宫观差遣。朝廷于是罢免了他的洪州知州之职，这就说明朝廷认为臣等的话是正确的。如今此事过去不久，他又被授予饶州。饶州与洪州相比，轻重相差悬殊，这一点本来不必等臣等说明也能知道。然而臣等必须再次论奏，是因为义理上不能不说。韩存宝的案件，臣等虽然没有得到详细情况，但只看朝中士大夫归罪于何正臣的很多。假如何正臣平素有仁厚、公正、正直的名声，能够招致这样的议论吗？何正臣倚仗朝廷威势，执掌法令加害他人，屡次兴起大狱，陷害善良，苛责案情、定人罪名；即使没有韩存宝一事，何正臣本来就可以称为凶恶之人。何况韩存宝之死，议论者都尤其归罪于何正臣。朝廷还没有来得及加罪，何正臣自己料想不能为公议所容，所以请求宫观差遣。臣等私下看到，古代废黜、放逐奸臣，并不一定要明指某一件事才处置他。天下人都指认为奸臣的人，即使还没有见到他的具体行事，也尚且应当废黜，何况何正臣在审理案件时的惨酷已经十分明显；过去被他中伤的人，因朝廷允许自行申诉而得到昭雪的，不止一人。如今却把善郡交给何正臣，陛下将用什么来安慰士大夫之心呢？何正臣现在住在金陵，如今得到饶州，一切都便利安适。即使让何正臣自己选择居处，也不过如此。凶恶之人是天下人所憎恨的，朝廷却这样优待他，那么将来怎样劝勉行善的人呢？伏望陛下深察臣等所言，为日后无穷的祸患考虑，仍旧给何正臣宫观差遣。如果认为先前的宫观差遣出于何正臣自行请求，并非因为贬谪，就请根据臣等今日所言，特赐施行。贴黄 臣等根据士大夫所传闻的情况得知，何正臣在先朝任御史时，听说要治韩存宝的罪，便先行上文字，请求特别施行威刑。等到韩存宝死后，天下都知道何正臣是处心积虑要把他置于死地。论陈师道擅自离开官守、赴宴不当之事。臣昨日看到，朝廷采纳近侍的推荐，把陈师道从平民中起用，任命为徐州教授，对他的恩遇礼待本来已经很厚重了。臣听说苏轼出任钱塘太守，经过南都，陈师道把自己的意愿诚实告诉徐州太守孙览，希望前去拜见苏轼，但孙览没有允许。于是陈师道托病请假，私自出州界，跟随苏轼游从，前后达数日；又一同赴留守李承之的宴会，毫不顾忌众人目光。苏轼东下时，他送行过夜才回来，监司不敢绳治，州郡官府也不敢诘问。他狂妄怠慢、傲视一切，好像旁若无人，士大夫中纷纷传说，很使人震惊。臣私下认为，士人对于知己之人，不能没有私人的恩情；但既然任职于官府，就有法令。陈师道与苏轼交往，本来不值得论列；至于擅自离开官署，凌辱、欺慢郡守，这就是让私欲胜过公义，厚待权势而忽视诏令，徇私乱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考察他的名声和行为，恐怕无法符合朝廷尊重贤才、礼待士人的本意。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命本路不相干碍的官司依公正原则核实裁量；如果确有实情，请依法治罪，作为后来者的警戒。谨请裁断。

译论钟世美授任信州教授不当之事 臣伏见朝廷任命钟世美为信州教授，考察公议，众人都认为不允当。查钟世美先前因与蔡硕、刘仲晰贩卖官钱而获罪，被追夺官职、勒令停职。后来朝廷认为度牒是通过出卖所得之物，且他与仲昕等人本来不是同谋，于是从谪籍中除去他的名字，特意准许恢复任用，使他在清平之世不至于成为弃民，这种优厚恩幸已经达到极点。臣听说钟世美虽号称能文，但不孝的名声在朝廷内外都很显著。教授一职，是士人所取法的职位，推选任用时应以品行道义为先，岂能容许这种人玷污清要的选任？伏望圣慈追寝这项新命，以励正风俗。谨请裁断。奏请访求齐恢后代并加以奖用之事 臣伏见故谏议大夫、天章阁待制齐恢，清白的德行和美善的操守，在当时很有声誉。英宗挑选提拔他，把他置于东宫官属之中。神宗登极后，他便列于侍从之职，尚未得到充分任用，突然就去世了。士大夫无不为之惋惜。又有三个儿子相继去世，家门世系因而衰落。臣私下考虑，先帝亲近任用的臣子，如孙固、邵亢、韩维、陈荐、孙求等人，他们的子孙前后都曾按例受到推恩，其中还有已经担任馆阁、省、寺官职的，唯独齐恢还没有得到恩典，实在值得怜悯。伏望圣慈念及齐恢在先朝受到知遇，却不幸早逝，访求他的后代，酌情加以奖拔，使之足以体现陛下追念远人、抚恤旧臣的心意，臣不胜幸甚。谨请裁断。奏请停止修筑城墙和城壕 臣伏见近来颁下指挥，命京东、河北各调崇胜、奉化兵士五百人，并招募、补充广固四指挥，各自达到八百人的额数，限期五年修筑京城；又准许支用朝廷封椿钱，和雇民夫二千人，限四年开掘城壕。臣虽然极其愚昧，考虑得不够长远，但详细观察事情和道理，实在有许多不妥，因此冒昧进献无知之言，以冒犯天听，惟愿陛下留意省览。臣伏见陛下开始听政时，大大发布德音，修城的兵士和民夫都下令遣散，道路上的人歌颂欢呼，仰戴圣恩。四年以来，不曾有击鼓报警之事，如今百姓正要休养生息，四夷也顺从法度，外面没有战事，却突然兴起大规模劳役，众人都说没有名目。如今又在京东、河北重新征发厢兵，人心惊疑，这不能不加以考虑。况且修城和开壕的工程，费用将近八百万，开支本来已经极其巨大。正当二圣崇尚宽厚，前日各种利源的收入已经削减大半，封椿钱物尤其应当谨慎爱惜，却要耗尽有限的财物，用于不急迫的劳役，这不是好的计策。臣又访闻，近日京城市场之间常有人私下议论，说朝廷将要恢复治理茶磨，以收取其利。即使庙堂上的议论还不能知道此事究竟有没有根据，但平民的话为什么会由此而起？臣恐怕传到四方，都会说陛下此前停止的事情渐渐又要恢复办理，从而动摇人心，所造成的危害不小。伏望圣慈深加审察，特意停止修城的劳役。这不但可以替国家节省费用、使百姓得到便利，也可以堵塞奸人借此议论陛下行善不能坚持到底的口实。惟愿此事由陛下独自作出英明决断，早日赐下指挥。第二 臣昨日多次具状论奏修城的利弊，至今还没有得到施行。近日访闻，开壕民夫的数额增加了一倍，所发放的工钱颇有层层搜刮；虽然号称加以补给，但实际得力的人多是上下有关系的作头、壕塞之类，暗中侵吞克扣。既然聚集大批民众却不能公平对待他们，积累的怨恨一天比一天深，或许会导致生事。又因为壕沟本身很宽，挖出的土占压民田，堵塞道路，附近的坟墓也多被挖掘，忧愁叹息之声传遍众人耳中。臣任职在耳目之官，不敢不说。臣私下认为，国家设置官职，本来是想按照名位考核实际功效。如今修城开壕的工程，总计七百多万，天天役使的兵夫不下数千，却交给一两个庸人负责，不归将作监管辖，还有什么比这更名实混乱的呢？又听说版筑工程刚完，随即就遭到摧毁，大概是上下官吏肆意拖延怠慢，没有统属之人来纠正错误，这不能不加以改变。伏望圣慈查考臣屡次奏陈的事理，特降指挥，只使用广固兵士三千二百人，不计年月修筑城墙，以完成此事。所有开壕民夫都请放罢，只用兵士施工，按照地形酌量加以疏浚，不必完全按照原先的料定；仍专门委托将作监统辖，以便事情有统一领导，不至于乖谬失当。第三 臣近来多次具状请求停止雇用民夫开壕，只使用兵士施工，按照地形酌量疏浚，不必完全按照原先的料定，并命将作监专门负责总领，至今仍未奉到指挥。臣私下认为，事情的利弊已经详具在前面的奏章中，不再曲折重复，以烦劳陛下的听览。但臣有一件非常疑惑的事：这里毕竟是帝王之都，城墙和城壕却比边郡还要高深，城垛、楼橹的形迹隐约相望。如果在京师修筑用于抵御敌人的设施，这对天下将意味着什么？议论者不能替国家谋划长久安定之策，却只顾增高加深城池，想依靠它来固守，也已经过分了。如今朝廷正在讲求国用，正致力于裁减节省，却把数百万的资财抛弃在无用之处，实在可惜。伏望圣慈深加省察，查考臣屡次奏陈的事理，特降指挥施行。

译论蔡确不应陈请改知颍昌府 臣伏听说邓州知州蔡确上章请求改任颍昌府，以便于自己的私计。虽然还不知道朝廷将如何答复，但士大夫的议论最终都认为不平，臣谨将众人的意见具奏上达天听。查蔡确奸邪阴险，窃据宰相之位，不能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宣明教化，却放纵他的弟弟蔡硕招权纳贿，赃污狼藉。有关官司论罪，本应处以死刑，陛下特加宽贷，只把蔡硕送到韶州编管。蔡确与他本来同居，众人都认为蔡确预先知道此事；朝廷既没有穷究治罪，只以失于教导来责备他，削去他的职名，出任偏远州郡的长官，仅仅过了一年就改任南阳。当时议论者已经认为对他的恢复任用太快了，他刚到贬所不久，也只超过一年，蔡确就突然上言请求调入内地。陛下屈曲天下之法，将他移置黄州，他片刻也没有停留，又自行请求调任近镇。臣私下认为，蔡确之所以敢萌生意外的希望，越发肆意提出无厌的请求，是因为看到近来的政事大多崇尚姑息。朝廷先采纳他弟弟请求量移的奏请，正好试探出朝廷既不能阻止奸谋，反而很快批准他的奏章。蔡确知道执政大臣无不畏惧自己，于是竟敢凌驾公议，轻侮朝纲。即使屡次蒙受非常之恩，仍不能满足蔡确的心意；他又托言父母年老，希望移任大藩，这也是有人给他开启了口子的缘故。臣恐怕小人的侥幸之心，势头还没有停止，往往会再次请求放逐，蔡硕也可能自行请求京师的宫观差遣，以就医为名。这样一来，陛下又将允许他们吗？蔡确的朋党大半在朝中，早晚伸长脖子等待重新被任用。假如让他们逐渐得到亲近的机会，广泛获得进身的门路，将来盗取权力、扰乱政事，没有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况且辅弼大臣既然因罪被贬黜，即使领有师节，也没有恢复原来的职名，按照典故仍属于谪籍，哪里有不经过诏令任命，便可以自行请求便利的道理？这种风气逐渐滋长，那么陛下赏赐、庆贺、刑罚、威严的权柄就会成为空名，国家纲纪必然败坏紊乱，不能不谨慎。伏望圣慈明白敕令三省，答复罢止蔡确的奏请，以端正国家体统。奏请赈济借贷凤翔府界内的饥民 臣伏听说，京西、关陕去年时令不顺、谷物歉收，农民粮食艰难，两路的郡邑已经实行赈济和借贷；凤翔与永兴实为接壤之地，旱灾程度大体相同，物价飞涨，百姓多面带菜色。臣听说秦凤路各郡都收取五分，只有岐下实际没有达到；然而转运司拘泥于邻州的先例，放免税赋只到五分，受常法限制，不包括赈济。如今才到仲春，百姓已经穷困，如果等到夏麦收获，必然会出现饿死者。近来听说崔谋镇发生白天惊劫之事，愚民处境急迫，哪里还会有平常的心态？与其抛尸沟壑，不如逃亡做盗，侥幸求得万分之一的生路。臣私下恐怕因这场饥荒导致盗贼充斥，使关中百姓不得安居，这不是小事。臣愚意请求朝廷专门委托秦凤路提刑司迅速核实，如果凤翔境内确实荒歉，就一面命本司依照永兴军路受灾州县的办法，特别实行赈济借贷，不必再上奏等待朝廷答复。这样不但千里之内的百姓可以免于辗转死亡的祸患，盗贼也应当因此减少平息。伏望圣慈详细斟酌，早日赐下指挥。《尽言集》卷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尽言集》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七 宋代刘安世撰

译论谢景温权领刑部尚书不当 臣私下听说，朝廷任命谢景温权领刑部尚书。臣最近看到吏部发来的本月十八日敕节文，其中说六曹尚书都设置权官，俸禄赏赐依照侍郎的成法办理。新制度下达后，众人都认为不妥。臣私下考虑，任用官员的制度本来就有资级标准，所以在两省卿、监之中选择资历较久的人任侍郎，侍郎中资历较久的升为尚书，尚书中资历较久的再选为执政，历经职务考验，足以看出贤能。议论者近来担心两省卿监难以得到资历高的人，所以从前制定权侍郎制度，大约按照过去三司副使的资序任用，满两年便取旨改为正式任命；这是为了慎重选择近臣，令其进用之路艰难。尚书一职则不同，地位既尊贵重要，仅次于执政；如果才能和德行都很优长，资历声望也都很高，处在八座之列才相称。况且随着阶官、职事官的高下，本来已经有行、守、试的规定，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官位也不必一定设置。再说，自古以来各部没有长官时，只命侍郎主持事务，从未听说因此妨碍政务。并且自先朝设置官制以来，除吏部、户部之外，其他各曹的尚书多不同时设置。如今朝廷创立新意，特意设置权官，士大夫之间有很多异议，都说这样必将援引资历浅、声望轻、不能符合舆论的人，以此作为借口，想要弥补非议。臣正准备把士大夫的意见上达圣听，请求停止新法以堵塞侥幸进用的门路，却突然听说谢景温已经有了任命文书，结果众人的预料果然没有错。查谢景温在先帝时任湖南安抚使，附和章惇，请求在徽城等州设置城塞，以此开启边衅；十年之内耗费巨大，湖南、湖北以及广西沿边之地常常遭受杀掠，没有安宁之年，损害国家、残害百姓，没有比这更严重的。近来朝廷知道这样做有害无益，已经下令废罢渠阳等军，而谢景温是最先倡议此事的人，却没有听说议罪，如今反而召回任用，拿什么来表示惩戒？何况谢景温前日治理开封，完全没有好的政绩，正在二圣临朝之时，却把污秽不堪的公事上奏，冒犯天听，只被罚金，免于斥逐。他又从高阳关带着女巫，把她安置在京城，谢景温觊觎大任，每天让子弟到她家中询问祸福，以致抬高这个妖人，称她为圣母，在辇毂之下惑乱众听。等到把婢妾所生的儿子任为左右属官，那人便倚仗势力醉后殴打他人，谢景温竟毫无畏惧，也不加追问，终于被言官弹劾，出任近藩。然而当时谢景温的亲党正占据权要，所以他先知蔡州，不久便调任颍昌，后来又升任成都知州，却傲慢怠惰，不肯赴任，没有一点人臣恭顺之意。幸而陛下过分表示包容，没有加以贬黜责罚，仍依从他的请求，改任扬州知州。因此后来王安礼被任命为蜀地长官时，也不能不援引此例。谢景温以此作为比例，心想朝廷既然已经听从谢景温免赴成都的请求，就必然难以再加罪于自己；他又因为人们的议论，便有了宫观差遣的命令。王安礼此前辞去执政之职，还可以得到宫观差遣；谢景温以两制身份辞任，却仍能保有名藩之职。舆论因此喧然不平。他在扬州任职不久，并非因为省部出现空缺，却突然有了今日这种越次提拔。陛下详细考察这几件事，谢景温的诏令任命之下，能够符合公议吗？伏望圣慈特加省察，迅速降下指挥，收回谢景温的任命，暂且给他外任差遣；仍诏令三省废止尚书设置权官领职的制度，以堵塞滥进的门路。第二 臣近来曾论奏，任命谢景温权领刑部尚书不当，如今已经过了半个月，仍未蒙施行。查谢景温天性奸佞，平素多结朋党。熙宁年间王安石掌权时，提拔他为知杂御史。当时苏轼正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谢景温迎合王安石的意图，便具文弹劾，说苏轼服丧回蜀时乘船贩卖货物。后来朝廷下令各路监司核实此事，都查无实据。章惇因开拓疆土而越次进用，谢景温任湖南安抚使，又想附和章惇，于是请求在徽城等州设置城塞，开启边衅。如今已经十年，耗费了不可计算的财物，却没有丝毫利益，徒然使湖南、湖北以及广西接境州县常遭蛮寇侵扰，不曾安宁，只是为了自己的进身之计，完全不顾国家的祸患。对上附和欺蒙，对下压制百姓，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神宗皇帝最初实行官制时，首先任用谢景温为礼部侍郎。当时王安礼任尚书右丞，是谢景温的妹夫；谢景温谄媚侍奉王安礼，暗中窥探皇帝的意旨。有一天上奏边防，陈述边务，所说的都是先帝近日与大臣谋议的边防言论，谢景温把它们借来作为自己的说法，侥幸求得称许。因为他所论的事情不是别人所能预先听闻的，皇帝既怀疑王安礼泄漏了省中的话，又恼怒谢景温结交执政，于是让他以本官出任潭州知州。由于谢景温与韩维、韩缜正是姻亲，元祐初年韩缜任宰相时，首先把他从高阳召回，迅速加授职名，使他主管京城。后来宠臣的子弟纵酒犯法，谢景温释放他们而不追问，被台察官纠劾，朝廷送交大理寺审讯核查，才依法治他的罪。他又在瀛州把女巫带在身边，安置到京城，每天让子弟去询问祸福，小人借势惑乱愚民，又被言官揭发。当时韩维正任执政，于是从轻责罚，只罢免开封府职务，出任蔡州知州。还没有坐稳席位，便又调任颍昌。后来他推辞前往成都的任命，仍暗中取得扬州镇守之职，朝廷内外的议论本来已经很不平。况且顾临现任刑部侍郎，本曹本来并没有空缺；又在先帝创置官制之初，刑部、工部两部尚书都不同时设置。如今忽然颁下新法，创设权官，士大夫之间往往私下议论，认为大臣想要援引自己的党羽，所以先改变制度，而谢景温的名字早已被众人预料到了。大概是因为执政之中有亲属、有旧交，私下情分深厚，常常想提拔引进他；因此设置权官的诏令墨迹尚未干，谢景温的除授文书就已经下达，使朝廷施恩用威的权柄可以被人窥测，实在可怕。最近高士英被任命为权工部员外郎，陛下尚且认为这是因人而扰乱法制，另行授予差遣；如今执政却想援引亲旧，先行改变国家制度。五天之内，首先提拔了谢景温。对上不能奉承陛下的美意，对下也无法安慰、堵塞众多士人的公议。侥幸进用的门路一旦开启，升进者就会日益泛滥。臣虽然愚昧，实在替圣朝感到可惜。伏望陛下详细阅览臣的奏章，迅速降下指挥，收回谢景温的新命，仍旧给他在外任职的差遣。仍请诏令三省，废止尚书设置权官的制度，以保存纲纪，抑制侥幸进用。第三

译臣近来曾论奏谢景温的差除不当，并请求废止六曹设置权尚书的制度。近日虽然听说已经收回谢景温的任命，但设置权官的法令仍未蒙降下指挥；臣不避烦扰冒犯，再次具文论列。臣查考典故，都省令、仆之次，便列于八座，地位尊贵显重，实际上仅次于执政。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空缺不置，并不是经常设置。先帝命官之初，除吏部以外，其他各曹的长官大多不同时设置，只由侍郎主持事务，从未听说因此耽误政务。考察前代，也没有权尚书这一品秩，如今却突然创立，按道理实在不妥。臣私下认为，侍郎中资历声望最深厚的人，正式拜为尚书，才符合公议。如今如果加上“权”字，就是因为尚未达到正式任命的条件，却借用不应授予他人的名位，授给本不该得到它的士人；想让朝廷内外心悦诚服、使朝廷尊严得到维护，怎么可能做到？侥幸之门一旦开启，升进者便会日益泛滥。臣虽愚昧，私下实在替圣朝可惜。况且国家经费不足，正在致力于裁减节省，却反而无缘无故设置官职、增加优厚俸禄，这就是朝廷政事彼此违背。伏望圣慈详察其中事理，明白敕令三省，废止尚书设置权官的制度，使官位不至于虚授，以尊重国家体统。第四 臣近来曾论列谢景温被任命为权领刑部尚书不当，近来听说已经得到圣旨，另行给他差遣；如今过了十多天，还没有看到明确颁下的指挥。士大夫之间都说，谢景温的差除完全出自宰臣范纯仁的主意。臣私下担心陛下居于深宫高远之处，没有办法知道外间议论的详情，所以冒昧具奏说明，以帮助陛下听览。臣听说谢景温与范纯仁、韩维一向相互结交，号称死党，而谢景温奸邪、善于附和，罪状很多，臣在前面的奏章中已经略加说明。谢景温前日在开封，又因私下的恶行被言官弹劾，出任蔡州知州。两年之内三次更换差遣，他贪求升进的心却完全没有满足，多次派亲信密友催促范纯仁，直接暴露私下请求，想要得到八座之职。范纯仁勇于替他效力，因偏爱而忘记公义，不顾人们的议论，先改变国家制度。近来忽然降下诏令，六曹尚书都设置权官。士大夫一向知道范纯仁与韩、谢两族私下情分深厚，见他无缘无故改变法制，预料一定会援引谢景温。五天之内，除授文书果然下达，挟带私情扰乱政事，竟到了这种地步。况且陛下任用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所总领的政务本来有明确的规定，尚书以上官员的差除，按制度应当共同商议。前日创立权官并任命谢景温，文彦博起初根本没有参与谋议，三省怎么敢擅自废弃既定制度？议论者都说，吕大防等人明知此事不合士人舆论，却重重违背范纯仁的意愿，所以随声附和、曲意跟从，不能拒绝阻止。范纯仁既逼迫同列，又想凌辱文彦博，只让吏人把除目送到文彦博府第告知，未曾请示他是否同意。他恐怕文彦博会阻挠，所以不让他共同商议，只在第二天便具文进呈。文彦博因为外间议论沸腾，立即出朝入见，于是才得以追回、寝罢此命。范纯仁仍把愤怒表现在脸上，多次说急躁的话，还说：“等他上表辞免，就立即寝罢。”文彦博又反驳他说：“这是朝廷的事，执政怎么可以把私意告诉别人，让他辞免？”这句话很快传开，听到的人无不惊愕。范纯仁虽然在正义的议论面前屈服，却始终想把错误做到底；他无故拖延，不追回先前的命令，大概是想让谢景温赴阙，再替他谋求差遣，把朝廷的公器当作给死党的私恩。这足以看出范纯仁事奉皇上不用真心，存心不正，竭力进用奸邪，妄自改变国家法章。如果不早点辨明此事，将来必然败坏国事。况且范纯仁凭借门阀出身，素来没有其他才能，矫饰情态、虚伪作诈，善于获取名誉，长期处在闲散职位中，时常被认为贤能；一进入枢密院，便已经改变操守。陛下即位执政之初，停止青苗、免役等法；等司马光长期因病请假，范纯仁突然以国用不足为理由，又让州县发放青苗钱，天下人无不疑惑。司马光开始处理政务后，在皇帝面前争辩，极力陈述反对意见，这才使此事停止。此事离陛下很近，陛下应当全部记得。司马光去世前半个月，曾对臣说：“范纯仁自从任执政以来，言语行为反复无常，暗中怀有顾望，只是谋求保全自身，以名声取悦、取用人，其弊害竟到了这种程度。”大概司马光已经看出范纯仁的奸状逐渐显露，内心其实后悔了，只是此前已经推荐延请他，不能立即罢免。假如司马光活到今天，一定不会容许范纯仁长期处在朝廷宰辅之位。臣私下考虑，陛下年富力强，太皇太后陛下不出内宫，政事大权依靠大臣来完成，正是修明纲纪、谨守法度的时候。可是范纯仁抛弃平素的操守，背弃公义而趋向私情，不仅辜负二圣委托信任的心意，也失去了天下人瞻望朝廷的希望。伏请陛下详细阅览臣的话，广泛采纳公议。如果暂时不想立即罢免他，也希望经常加以防察，不要让他专断恣意，逐渐败坏朝政，天下幸甚。贴黄 臣本来想上殿奏陈，恰逢左右省都没有谏官，受到文法限制，不能单独面对陛下。臣既然担任耳目之官，每天听到外间议论喧腾，不敢不具奏告知。伏望圣慈详细察看。第五 臣自去年冬天以来，因谢景温被任命为权领刑部尚书，便随即具文陈述他的奸邪罪恶，请求将此任命寝罢。蒙陛下特意顺从公议，将他调出任郓州知州。近日阁门把告命缴回，而尚书省却命进奏院递交给本人，朝廷内外纷纷传说，无不惊骇诧异。臣查考旧例，凡朝廷任命官员，莫不经过受命仪式后才发给告身；只有诏令已经下达而受命者死亡，才把命书送给他的家属。谢景温虽然曾被任为秋官尚书，但因引起人们议论，从未接受任命，告命由阁门缴纳，本来就应当毁抹。前日再次施行调任郓州的制度，却突然使用刑部尚书的新衔，士大夫之间本来就有疑议。如今竟把本来不应发给他的告命妄自授予谢景温，即使想暗中借用这个称呼、暗中增加他的资序，也颠倒错乱，完全违背旧章。伏望圣慈特令追回，依照惯例毁抹，以使君命不偏私、国家体统不受损害。第六

译臣近来曾论奏，谢景温刑部尚书的告身不应发给。近来听说谢景温自己认为没有名分，不敢贸然接受，说应当趁他辞免之时将告身追回。臣伏见已有朝廷指挥，命令按照以前的指挥办理，实在不妥，所以必须再次论列。臣伏见朝廷一向的常格是，在京城新授职事官，必须接受告身，才可以挂用该职衔。前日任命谢景温为刑部尚书，他还没有拜受命令，调任郓州的制度却突然列上这个新职，有见识的人已经十分惊骇。如今又要将错就错，再令发给告身，改变、扰乱典故，实在没有道理。况且近来王汾被任为谏议大夫，不久便因人们的意见而罢免，没听说曾把命书赐给他，为什么唯独对谢景温便废弃旧例？授予他的人不能算作恩典，接受它的人也不能算作荣耀。朝廷的政事，怎么可以这样办理？臣区区所珍惜的，是国家体统不可任意改变，并不是为了谢景温而发言。惟愿陛下谨守成法，防微杜渐，追回谢景温的告命，依例毁抹，以使名分和实际稍稍端正，纲纪不致紊乱。第七【以上是与左谏议大夫梁焘共同进言】谢景温除命录黄 正月二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谢景温差遣为郓州知州。他新授权领刑部尚书的告身，命阁门缴纳。尚书省奉敕说：机衡的职位，在朝廷内以八座为尊重；镇守方面的寄任，在外以十连为显贵。谨慎选择所属官员，周全任用人才正是为了适应这些职位。将要彰明任用资格时，在朝内外任职又有什么不同呢？宝文阁直学士、正议大夫、新授权领刑部尚书【“自新除”以下七字是白贴子添注在旁并用印】、上柱国、会稽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谢景温。李常除命录黄 五月十八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李常依照所请，差遣为邓州知州。他新授兵部尚书的告身，命缴纳给尚书省。奉敕说：持槖、侍从的臣子，入朝便参与论议思考，出朝则镇守一方。虽然内外情势不同，但奉承皇帝宠眷、被选入皇帝心中，原则是一样的。龙图阁直学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读李常等人，伏见旧例规定，在京新授职事官，都必须接受告身，才可以挂用职衔。前日谢景温被任为权领刑部尚书，还没有拜受命令，便因人们的议论而改变任命。调任郓州时原先下达的圣旨中，只应使用宝文阁直学士、正议大夫、知扬州就任的差遣。访闻尚书省再次取来事头，用白贴子添注“新除权刑部尚书”七字，盖印后交给吏部书写告身，却没有交由本省办理，不知凭什么竟敢在录黄上擅自增加。后来阁门缴纳告命，本来应当依例毁抹，他们却欺骗蒙蔽天听，说这是作为差遣办理。郓州知州告身中既然写着由“新除权刑部尚书”改授，于是便画可圣旨，收纳后交付本人。近日李常罢免御史中丞，任兵部尚书，在尚未受命期间改任邓州知州，与谢景温的事情完全相同。然而李常的告身中只使用“龙图阁直学士、中大夫、御史中丞兼侍读”这一旧有阶官，从未加上“新除兵部尚书”的名号。同样是差除任用，办理和发遣却截然不同，任凭私意扰乱法制，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望圣慈下令尚书省查问，究竟是依据何处的指挥增注贴、勅黄？如果确实违法，请明正其罪，作为后来者的警戒。谨请裁断。第八 臣等近来曾论列，谢景温前日被任命为权领刑部尚书，尚未受命，不应发给告身，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施行。臣等私下认为，此事关系到朝廷的典章法制，不可轻易改变旧章。伏望圣慈特降指挥，早日令其改正，以保存国家体统。第九 臣等近来因谢景温尚未受命，不应发给告身，请求追回改正，但还没有奉到指挥。臣等之所以多次具奏、烦扰天听，实在不是固执偏见、故意逼迫朝廷，只是此事关系法度，不敢中途停止。况且李常、谢景温都是近侍，差除迁徙，所受恩数大致相同；唯独在告身授予方面有所不同，考察典故，实在从来没有这种先例。议论者说，刑部尚书的任命已经收回，今天徒然把一个空名借给他，有什么益处？这样一来，天子的制度反而因执政大臣的喜怒而决定私下给予或剥夺。正当二圣临朝、依靠大臣完成政务之际，如果庙堂之上不顾国家体统，阻塞公议，改变旧章，不加防范，必将扰乱政事。惟愿陛下早日施行英断，特别振作君主威权，追回命书，不要再一味姑息，使坚持错误的议论不能胜过最公正的原则，天下幸甚。谨请裁断。请求罢免李常、盛陶的御史中丞、侍御史职务。臣自去年以来，因胡宗愈窃居丞辖之职、不合人望，臣身处言路，曾多次具奏弹劾；但陛下圣德宽大，致力于保全朝廷体面，拖延了一年，仍未赐下指挥。臣因公议不平，难以中途停止。前些时候上章极力陈述，又向三省论奏申明，请求把留中不发的奏疏交给外廷辨明曲直。此举虽然出于内心愤懑，不敢顾惜自身，但退下后反省自己率直轻率，正等待获罪责罚。如今已经过了半月，威严的命令仍未下达。随后听说胡宗愈已经罢去政事，才知道陛下不但赦免了臣的罪，也能够听取臣的意见，恩典出乎意料，感动至极而流泪。陛下如此仁厚、容纳谏言，而臣内心还怀有一点未尽之意，如果不披露肝胆、上达天听，那么对于自己的职事仍然有愧，所以愿意把话说完。臣伏见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性情柔弱而奸邪，内心不专一。从前蔡确掌权时，他们暗中与之交结，所以李常从太常少卿被提拔为礼部侍郎，不久升任天官，后来便拜为户部尚书；盛陶从瀛州任满回京后，被任为太常博士，不久升为考功郎中。他们都是从闲散冗职中被置于重要繁剧的职位。才能和政绩没有值得称道之处，只因替蔡确撑腰，别人不敢议论，以至于今天两人一同居于丞杂之职，而且又互相结为亲戚，却不彼此回避，阿谀朋党，完全没有公道。

译臣不敢广泛罗列琐碎事情，以烦劳陛下听览，只把近来最明显的事情试着陈述给陛下。臣听说蔡硕盗用官钱，事情败露后下狱，罪应处死。陛下以天地父母般的恩德赦免他而不杀，又免去施刑、刺字、发配，只送到韶州编管，勉强满了一年。蔡确请求调入内地，朝廷曲法施恩，把他移置黄州。片刻未停，蔡确又请求颍昌；按照本朝旧例，左降官即使曾任宰臣，只要没有恢复原职名，仍属于谪籍。既然是有罪之人，本来就没有自行选择便利去处的道理。蔡确冒昧陈请，御史本应纠弹，而李常、盛陶身负台纲，暗中借助奸邪，亲眼看见扰乱法制，始终不发一言，这是第一件事。查谢景温是王安礼妻子的兄长，前日被任为刑部尚书，众议认为不可；但李常素来与王安石兄弟亲善，盛陶又曾与王安礼一同在大名任官，交情深厚，所以看见谢景温受到错误的恩遇，完全不加论列，这是第二件事。章惇在苏州时，公然违背条法，强行购买田产，使无辜百姓受刑失业，因此朱迎等四人不远数千里到省部申诉。御史台明知上述事实，却也不加绳治，反而借助奸豪，侥幸谋求将来，这是第三件事。王安石辅政多年，从来没有好的政绩，残害百姓、损害国家，没有谁能与他相比。过去他病死时，人们都互相庆贺。王汾虽然没有谏官的言责，也能上书陈述义理，请求赐给王安石恶谥，作为后人的警戒。士大夫的议论无不认为王汾有愤世嫉邪的意思，而李常等人却憎恨伤害王氏，恨他如同仇敌。等到王汾被任为谏议大夫，他们便率领全台肆意对他进行丑诋。然而王汾一向没有其他过恶，只是说他口吃、滑稽之类的一两件小事，便让朝廷报罢他的任命。朝廷内外的议论直到今天仍不认为李常等是正直的臣子。近日才听说，李常等攻击王汾的原因，是因为他请求给王安石恶谥；他们存心如此，哪里还有一丝公正？这是第四件事。陛下即位执政之初，知道免役出钱是百姓的祸患，所以恢复祖宗差役的制度。李常在户部时，不能讲求补救完善，反而附和邪说，请求恢复雇募；任御史中丞后，仍听说他上奏请求施行，心怀奸邪、徇私，严重损害圣政。这是第五件事。先帝已经知道用经术取士，时间久了会产生弊端，大概想恢复使用词律。所以前日有关官司请求在经义之外增加诗赋，朝廷采纳后已经定为制度。然而王安石的党羽一定要阻挠破坏，李常便屡次请求改用经义，他的同党也一齐称赞他。幸赖陛下圣明，能够主持原则，不轻易改变，而常等却不停地这样说，背弃公义，结党营私。这是第六件事。保甲的危害，众所周知。自从陛下变法以来，农民才得以休养生息，陶却倡议请求重新编排保甲。朝廷如果采纳他的说法，天下岂不要大为震惊？这完全是任性妄为。这是第七件事。臣出身小官，蒙受误用而被提拔任用，并非不知道附和众议、闭口不言足以求得容身。然而一年之内，臣屡次触犯权贵，旁人为臣忧虑恐惧，臣却处之泰然，实在是因为陛下以至诚之心推行善政，有舍弃自己意见而听从他人的德行。因此臣不顾力量微薄，想要贡献微薄之力。何况自二圣临朝以来，至今已经五年，遵守祖宗之法，丝毫没有因此受到牵累，谏臣的职责完全可以充分履行。只是君子与小人的消长，实在关系到天下国家治乱的根本。所以臣自接受任命直到今天，在进言纳谏之事中，尤其把选用人物作为要务。朝廷有君子，就像人体有元气一样；元气旺盛充实，肌肤就光泽饱满，血脉就通畅，寒暑疫疠都不能乘隙侵扰，破坏阴阳的和谐，这样才成为安康强健的人。至于谨慎守护不牢固，气血将要衰败，内不能滋养根本，外不能谨慎调节起居，一旦患病，即使和、扁这样的名医再生，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救治。天下的形势，为什么会与此不同呢？假使君子众多，不任用小人，然后纲纪才能振作，政教才能修明，奸邪阴险之人不能伺机作乱，扰乱圣人的治理，这样就能成就天下太平的功业了。如果在听取采纳意见时不能辨明曲直，在任用人物时不能察知忠奸，黑白混淆，是非杂乱，日复一日，渐渐滋生祸乱的根源，那么即使尧、舜重新出现，也不能治理好。臣私下听说，近来执政大臣奏事时，亲自听到陛下的教诲，陛下想与大臣共同谋划宗庙社稷的长久大计，每每担忧将来小人在身边，迷惑君主，败坏国政，忧虑深远，这本来不是愚臣所能企及的。然而臣日夜忧惧，不敢认为可以置之不理，正是因为风宪之地竟有常等这样的人，都是王安石、蔡确的党羽，暗中采取两面手法，逐渐损害正直言论，使他们的同类逐渐进入并占据要津，那么陛下多年忧劳所建立的政事，必将再次毁坏在群小手中，岂不可痛！臣恐怕陛下所忧虑的还不是将来，而这种征兆已经显现在今天了。何况二人挟持邪曲、不忠不义的行迹已经十分明显，长久不除，必定会有后悔。惟愿陛下将臣所陈述的七件事特别赐予详察，如果并非诬陷欺罔，确实都有事实根据，就请谨慎选择忠厚端正的人来代替常等，臣将不胜荣幸。论赵卨无故进职等事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任命知延州赵卨为枢密直学士。臣广泛考察众人的意见，发现极有异议，因而依据公议上奏，烦扰圣听。臣遍观祖宗以来对待帅臣的体制，有的是因为长期镇守方面，边境畏服；有的是因为征伐抵御，功绩显著；都是再次委任蕃宣之职以后，才实行进职的典礼。赵卨治理鄜延还不满三年，考察他的政绩，没有超过常人之处。臣恭读制诰，任命理由也不是再次任职于方面；朝廷进用拜授执政大臣，赵卨却独无名由，在同一天升迁，内外传播，都说有失体制。又据臣听到的传闻，赵卨曾派使者与西夏约定和好，反而被羌人擒获杀死。如果传闻确实如此，那就是挫伤国家威灵，打击边塞将士的士气；守边无能，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奖赏不合于贤能之人，就无法劝勉善行；惩罚不合于罪行，就无法惩戒恶行。何况无功受赏，有罪不罚，却想用这种办法治理天下，臣私下实在困惑。伏望圣慈特别加以考核查验。如果赵卨果真有上述事迹，不仅请求收回新任命，也请明正典刑，以使贪图功劳、邀求利益的人有所戒惧。

译论范育除枢密都承旨不当 臣私下听说，朝廷任命范育为枢密都承旨。考察范育从前任河中知府时，曾有缺失品行的行为：宠幸之人干预政事，扰乱刑法政务；子弟没有得到良好教诲，内宅不整肃；丑声显著，流传于道路之间。君臣之间，有些事情不可明说。即使范育确实有过人的才干，按道理也不应永远弃置，仍应压低安排在闲散之地，再经过一些年月，磨去洗净他的瑕疵污点，逐渐任用，或许还能为清正舆论所容。如今范育的学问、谋略和才智并没有超出众人，而他从前的恶行又流传在众议之中。最近他从外任升入卿列，座席还没有坐暖，就被提拔置于枢密之中。臣恐怕修身清洁之士以同他并列为耻，放荡无行之徒也因此得不到惩戒，这实在不是陛下表彰善良、区别邪恶、培养人才的本意。伏望圣慈深入省察，罢免范育的新任命，以符合公议。《尽言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八 宋代刘安世撰 论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当 臣恭敬地听说，朝廷任命王子韶为太常少卿。臣采集众议，都认为不合适，因而依据公议上达圣听。考察王子韶的资质性情，奸邪谄佞，行为无耻。熙宁初年，士大夫中有“十钻”的谚语，称王子韶为“衙内钻”，大概是说他造访公卿之家，不避寒暑，结交权要的子弟，善于自我推销，就像刀锥一样锋利。等到吕公著任御史中丞，便推荐王子韶充任台官。他暗中采取两面手法，见利忘义。当时王安石执掌政事，正在推行青苗法，王子韶每次进见答对，都迎合皇帝的意旨，从不敢说一句政事的过失；但在面对吕公著时，又肆意虚妄欺骗，说自己曾多次上疏说明新法不便，显然是想上下欺罔，两头获利。先皇帝圣明睿智，洞察了他的奸心，王子韶的欺诈无从隐藏，实情被查明，于是受到贬黜责罚。后来他又被任命为荆湖南路转运判官，言官上疏列举他前后的过犯以及不安葬父母之事，因而被驳回任命。元祐初年，他被提拔主持繁剧的官署，又被御史弹劾其恶行，不久便命他出任外职。如今太常少卿一职，向来号称清要之选；以前担任此官的人，有的随后升为侍郎，有的就任给谏，作为被重用的开端，怎么能让不肖之人轻易冒充贤者占据呢？伏望陛下慎重对待名位器物，斥退疏远奸佞邪恶之人，收回误加给王子韶的恩命，另行选择贤者，这样或许不会虚授官职，也能使舆论满意。第二 臣曾经上奏论说王子韶任太常少卿不当，如今已经多日，还没有奉到批示。臣听说王子韶在熙宁年间曾查办钱塘祖无择一案，迎合王安石的意旨，巧妙地排挤陷害士大夫，至今仍被认为不公正。后来任御史时，对上只求讨好皇帝，对下欺骗长官。先皇帝察觉他偏僻邪曲，贬为上元知县，清正舆论从此多年都不把他列入士流。期间虽调任湖南运判，后来又升任吏部郎中，仍被言官弹劾，均立即驳回任命。如今太常少卿的职位资历声望更加重要，一旦经历此地，便可升入要津，怎么能让不肖之人冒充贤者占据优选职位？议论者说王子韶颇有文学才华，不辱没这项新任命，这也只是姑息迁就的说法，并非公正的意见。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掌，本来就是用来任用天下人才的。像王子韶这样反复奸邪，已经在实际任事中显露出来，品行卑劣，为众人所鄙薄；既不能向先朝尽忠，难道还能向陛下尽节吗？即使他个人的记诵问答或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大义已经亏损，其他还有什么值得说道的？如今若不考察事情的始末，胡乱把他安置在清要之途，臣恐怕求幸之门就此打开，小人的势力逐渐增长，这实在不是朝廷的福分。惟愿陛下重惜名位器物，为官职选择人才，核察臣前次奏章的事理，特别降下批示，收回王子韶的任命，另授贤者，以慰藉舆论。第三 臣近来已经两次具状上奏，论说王子韶任太常少卿不当，至今仍未奉到批示。考察王子韶，品格庸劣，性情又奸邪。熙宁年间任御史时，见利忘义，反复迎合。后来吕公著、陈襄在皇帝面前质问他，他的矫诈全部暴露。先帝厌恶他的虚妄欺骗，于是诏书斥责他说：“对外想要党正的名声，对内却怀有朋比为奸的实情。”于是剥夺他的言官职务，远远贬到江左。仅这一点，就已经被清议所弃，何况他还结交权势，子弟不知羞耻，靠自我推销和挟持私怨，制造祖无择的大狱，谄媚侍奉吕嘉问，又得到提举折纳的差遣。他的操行卑污，实在少有与之相比的人。前日任湖南运判，后来升任吏部郎中，当时御史仍认为这些职位不适合王子韶，弹劾后便罢免了。难道这次太常少卿的职位反而可以轻易授予吗？任命文书传播开来，极大震惊了舆论。台谏正在逐条论列，等待朝廷裁决，王子韶却毫无顾忌，立即已经到任办事。他心里盘算的，不过是认为朝廷如果采纳言官的意见，自己已经任职，即使被罢免，恩例仍然优厚。他的机巧侥幸，竟到了这种地步。正在陛下振作精神求治、辨别邪正的时候，尤其不能让这种人随意玷污清要之途。伏望圣慈特别加以省察，收回王子韶的任命，作为奸邪之人的警戒，臣将不胜幸甚。第四 臣近来已经三次具状上奏，论说王子韶任太常少卿不当，至今还没有看到施行。近来听到传闻，三省奏事时，陛下曾降下宣谕，要以辨别君子、小人为戒。辅弼大臣既然接受了圣训，就应当日夜互相警戒，谨慎选择众官，却反而引用奸邪之人，玷污清要职位。考察众人的议论，都说执政大臣中有王子韶的旧交，怜悯他独自未能显达，所以竭力为他主张。臣私下认为，大臣不遗弃旧交的心意固然是好的；但如果屈从天下公议而伸张个人私恩，就不是为朝廷谋划的办法。前些时候王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御史只说他诙谐、口吃等一两件小事，尚且将任命驳回。哪里像王子韶这样奸邪反复，已经在实际任事中显露出来，柔弱屈从而不知羞耻，年老以后反而更加严重，却突然升入显贵资序，实在是士大夫的耻辱。况且王汾因为小过而被弃置，王子韶背负大罪却被提拔，任用和弃置的原则，显然不是最公正的。伏望圣慈核察臣三次奏章中的事理，追还误加给王子韶的恩命，另改授闲散迟缓的差遣，这样或许不会虚授官职，以回应群臣。第五 臣近来已经四次具状论列王子韶的差除不当，最近听说已经下达批示，另行给他差遣。今天早晨臣恭敬地看到任命文书，授予他卫尉卿。反复思考，实在不得其解，因此必须加以辨析，烦扰圣听。臣多次奏论王子韶的罪状，都是天下共同知道的事实，从未有一句涉及似是而非之事。朝廷让他追改任命，便说明不认为臣的话是妄言。前日太常少卿的任命既然不合适，如今七寺正卿又在太常少卿之上，怎么能因为有人弹劾，反而得到越级升迁？赏罚轻重全都颠倒，是非好恶，众人还看什么呢？这会打开群小侥幸求进的门路，给大奸伺机窥探留下缝隙。政事如此，臣私下对此忧虑。伏望陛下总揽权纲，慎重对待名位器物，惩罚王子韶朋比依附之罪，赶快命令他出任外职。或者有人说他现在确实没有明显过错，那么也请仍按卫尉少卿安置他。惟愿一切由陛下亲自裁断，不被众人的言论迷惑，这样或许公道不至于废弃。第六

译臣近来曾再次论奏，王子韶本来因为言官的意见而被罢免太常少卿一职，却改授卫尉正卿，按道理仍不妥当，请求下令追还撤销，以平息公议。如今已经多日没有批示，臣听到批示内容说，议论王子韶的人认为，官制实行以后，太常少卿最为清要。现在如果不容王子韶冒居太常少卿，而七寺卿列却是粗官，舍弃前者而给他后者，便没有什么侥幸可言。臣请求对此加以说明。考察太常少卿升迁得美的人，有的成为侍郎，有的成为给谏，前日的李常、赵瞻、梁焘、鲜于侁、赵君锡就是这样。七寺卿却不是如此：崔台符、杨汲从大理寺卿而来，孔宗翰由鸿胪寺卿而来，韩宗道从太府寺卿而来，不做给谏便授侍郎，怎么能说七寺卿是粗官，比太常少卿稍低呢？何况太常少卿属于从五品，诸寺正卿属于从四品。王子韶到卫尉任职才一年，就从少卿升为正卿；平日没有受到贬议的人，尚且还有不能骤然升迁的避忌，像王子韶这样罪恶显著，却竭力排斥公议，一定要越级提拔，朝廷政事岂能如此？臣自忝列谏官以来，进言很多，但从未拿明知不可实行的事情来要挟君主，以求博取近名。只是公道日渐衰微，小人的势力逐渐强盛，所以臣不避烦扰、亵渎天听，必须再三论辨。何况陛下振作精神求治，培养人才，除去一个老奸贼，对国家并没有损害。惟祈陛下英明裁断，早日赐予施行。第七【从这里以后论说路昌衡】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路昌衡为直秘阁、权知广州。臣私下考虑，南海之地控制着蛮獠，风俗轻率强悍，容易动乱而难以安定。祖宗以来，选择帅臣尤其慎重，必须有安抚怀柔的德行，再辅以严肃服众的威势，由这样的人统领，才能使地方镇静。臣考察路昌衡，品格鄙劣，资质性情残酷刻薄；从前任安阳知县时，因阴私之事将要败露而立即求医；最近任陕西监司时，因旧怨弹劾属吏却没有事实；审治余行案件时，留下酷烈的名声；居父母丧期间，又有邪僻行为。清正舆论不把他列入士流，已经很久了。正当陛下继承大宝、驱逐群邪之时，路昌衡与蹇周辅一类人都被称为酷吏，本应废黜斥退；而他一向是蔡确的鹰犬，却竭力为其主张，多次窃据要职，众人都说他侥幸免于废黜。如今把岭表重任交给他，职责并不轻，怎么能称为选拔小人？臣听说路昌衡的罪恶事状很多，只是暂且想请求追还停止这项误恩，不敢把全部情况烦扰圣听。伏望陛下深切诏告辅弼大臣，另行商议选拔人才。不仅能使交广之人免受暴政，也能使曲意滥用的官吏稍稍收敛凶威。仰望陛下圣明特别采纳，臣将不胜幸甚。第八 臣近来曾论列路昌衡任广州知州不当。起初听说尚书省勾收了任命文书，士大夫无不欣悦；今天才知道竟又有批示，命进奏院依例发下。三五日内，任用和罢免反复变化，内外疑惑，实在损害国体。臣考察路昌衡，天性刻薄，狡猾虚妄。从前熙宁年间任相州安阳县知县时，不修养士人品行，丑声流传。本道监司将要按察揭发，路昌衡立即请求求医，因而侥幸免罪。然而内中怀疑是指使刘龟年把事情公开传扬。后来陕西用兵，刘龟年恰好在秦州夕阳镇任监押，路昌衡便指名抽调他押运粮草，想借军务紧急之际用严法危害他，以泄私怨。当时刘龟年害怕此事，便依靠赵济申诉，于是被留下而没有派遣。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没有人不知道。臣又听说路昌衡守父母丧期间，寓居南京，完全没有悲哀忧戚的神情，反而做出邪僻之事。有个武人刘振孙，等候路昌衡穿着丧服出入倡家，便痛打他；被人救出后，路昌衡仅仅得以逃走。等到路昌衡任陕西转运副使，刘振孙又任宁州知州，路昌衡挟带旧怨，急于报复，便用匿名文书调任刘振孙为原州都监。况且按照法律，匿名文书本不应受理，路昌衡却违法接受了它。刘振孙的事情很轻，根本没有达到免去现任官职的罪责。即使应当调动，也没有降级的道理。路昌衡任凭自己的意愿刺举官吏，丝毫不怕公议；把整条路的澄清吏治重任交给这样的人，还能依靠什么呢？臣又听说路昌衡审治余行案件时，擅自废止记录审问，违背经典、扰乱法令，天下人都认为他是酷吏。然而余行过去曾在王珪门下交游，路昌衡既在案牍中隐匿减落此事，又秘密告诉王珪，以此买取私恩，并且与蔡确暗中结交。因此王珪、蔡确当权时，他逐渐窃据显要职位。陛下即位初年，澄清淘汰奸邪，路昌衡因为是死党而在朝中，独自免于废黜流放。时日不久，却频繁更换繁剧要职。当时士人舆论已经上面讥刺廊庙大臣，下面责备台谏。如今海南之地控制百蛮，推选帅臣人才尤其应当慎重。路昌衡罪恶如此，朝廷却作出这样的委任。臣恐怕他具有豺狼般的本性，毒辣、残暴而贪婪，一定不能替陛下布施宣扬恩惠，镇抚安定远方百姓。将来一旦生出事端，后悔就来不及了。伏望圣慈速降睿旨，收回加给路昌衡的误恩，另择良吏镇守，以此表率南国，臣将不胜幸甚。第九 臣近来两次具状论列路昌衡任广州知州不当。今天虽听说已经下达批示，改任潭州知州，但贴职的误恩还没有追改。考察公议，都认为不妥，因此必须陈述此事，再次冒犯圣听。臣前章所奏，路昌衡的罪恶已经说得很详细，其中情理尤其不能容忍的，没有比守父母丧期间却做出邪僻行为更严重的了。从前陈寿在父亲服丧期间，让婢女调制药物，当时士人舆论尚且鄙弃他，何况路昌衡不念父母抚养之恩，肆意做出奸邪污秽之事呢？臣听说父子之间的道义，是人的天性。侍奉父母孝顺，就可以把这种忠心转移到侍奉君主上。如今路昌衡违犯名教，灭绝人理，对最应厚待的人竟如此刻薄，陛下又怎么能任用他？况且给他的贴职名义，本来是为了重托南海，想借此优待他的出任。既然前一项任命已经罢免，就应当追还。何况长沙守臣，向来没有一定要兼带馆职的惯例。假使路昌衡舍弃烟瘴之地的远任，得到湘潭的便利，又兼有直阁职名，便可以坐镇控制一方。天下的奸邪之人，还有什么可以惩戒阻止他们的呢？惟愿陛下留心省察，速降睿旨，追回路昌衡的新任命，另给闲散迟缓的差遣，这样或许能够明辨善恶，稍稍振厉日益浅薄的风俗。第十

译臣近来多次具状论奏路昌衡前后的罪状，认为他不堪提拔任用；如今他已经罢免广州任命，也应追还贴职，但至今没有奉到批示。臣所说的，都是出自公议。奏章累计十多次，拖延了五个月，是非可否始终没有定论，内外疑惑，实在损害政体。况且潭州守臣向来没有必定兼带馆职的惯例，怎么能因为差遣错误，轻易授给小人？伏望圣慈审察事理，明诏执政大臣，早日命令追改，使朝廷辨别邪正的原则取信于天下。像路昌衡这类人，确实有什么值得可惜的？惟愿陛下果断裁决而不疑惑，臣将不胜幸甚！第十一【兼论王子韶、路昌衡】臣近来已经多次奏论王子韶、路昌衡的差除不当，至今没有得到施行。议论者说王子韶记诵广博，路昌衡处理吏事强干敏捷，他们的才干可以任用，不愿意让他们彻底废弃。臣私下对此感到困惑。朝廷取用人才，当然一定有原则；如果大节无亏，只是有小的瑕疵，人才难以求全，按理应当选拔任用。经典所说的“不因一个小过失而遮蔽大的德行”，就是这个意思。假如一个人平素行为邪僻，大义已经亏损，即使有些小才，也本来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这正如少正卯，行为虚伪而坚决，言语虚伪而善辩，学说不正却广博，顺从错误而文饰它，所以不能逃脱孔子的诛戮。考察王子韶，对上欺骗先帝，对下欺骗长官，为臣不忠，被清议所弃；路昌衡守父母丧期间毫无悲戚之情，肆意作出邪秽行为，灭绝人的天性，为子不孝，按典法应当诛责。怎么能说这种人反而应当受到褒奖提拔？臣再三思考，始终不能理解。臣私下认为，朝廷的差除本来有合适与不合适，言官的议论也不免有是非。既然没有任命王子韶为太常少卿，又追还路昌衡出任广州的命令，那么前日的差除就是不当，臣的言论就是正确的。可是随后罢免太常少卿的王子韶，却改升为卫尉正卿；免去南海任命的路昌衡，却仍然保留贴职而任潭州帅臣；那么臣的议论究竟谁对谁错呢？朝廷的差除究竟谁当、谁不当？短短几天之间反复如此，传播到天下，岂不令人疑惑？从前魏太祖曾说：“荀令君进用善人，不进用就不停；荀军师斥退恶人，不斥退就不停止。”如今王子韶、路昌衡可进用的优点少，可斥退的恶行大，贬黜他们可以振厉浅薄的风俗，任用他们却无益于圣明时代，为什么还要将错就错，害怕追改呢？臣听说，三军可以夺去主帅，普通人却不能夺去自己的志向。臣虽然愚陋，岂敢忘记平素坚守的原则？惟愿陛下不要顾虑反悔改过的嫌疑，以免自己留下养虎为患的祸患，核察臣屡次奏章中的事理，早日赐下批示。第十二 臣近来因为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当，前后总共论列了十一次，仍未见施行。议论者说君命已经施行，难以反悔收回。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国家良好的法令和政事，天下认为便利的，大臣应当替陛下协力守护，不能改变。至于进退人物，偶尔有差错，只要不吝惜改正过失，仍然不妨碍得到人才。如今朝廷政事中可以守持的，往往不能坚持最初的议定，屡次更改，以至于惑乱天下的视听；至于引用奸恶之人，引起人们的议论，却反而将错就错，自以为是，不顾公议，只拿不愿反悔收回任命来作借口，臣实在不能理解。议论者又说言官喜欢搜求人的过错，而执政大臣只考虑人的才干。臣也认为不是这样。古今用人，确实难以要求样样完备，关键在于记录其大处而略去小节，这样才不会弃置人才。如今王子韶为臣不忠，路昌衡为子不孝，是清议共同憎恶的，也是典法所不能赦免的。即使他们个人的记诵问答和吏事才干有值得称道之处，但可以取用的善处很小，可以弃置的恶行很大，任用他们有害于名教，贬黜他们对圣朝没有损害。大臣却把这说成任用才干，也已经过分了。臣听说近日任命官吏时，常常担心言官弹劾驳正，认为如果多次追改任命，恐怕差除就无法实行。臣私下认为，朝廷如果不知道他们不可以任用而任用了他们，罪责在于掌管耳目的言官；如果明知他们邪恶却不罢免，过错又将由谁承担？与其任用人以后责怪台谏多言，为什么不如在任用以前稍加审慎，使人没有可以进言的理由呢？臣并不是因为所论之事没有施行而愤怒求胜，只是想把天下的公议上达圣听，或许能够斥退奸邪，奖进善良，为国家打开众正之士进用的道路，建立太平的根基罢了。惟愿陛下察知臣的心志，竭力主持公道，罢免王子韶、路昌衡的任命，作为天下臣子不忠不孝者的警戒。第十三 臣近来因为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当，前后总共论列了十二次，仍未见施行。臣分条奏明二人的罪状，本来已经说得很详细，都是内外共同知道的事实，绝不敢拿似是而非、难以查明的事情妄加于他们。朝廷取用他们的小才而遗漏他们的大恶，如果没有私意，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臣之所以反复论奏、不能自行屈服，正是因为上有圣明的陛下，可以依靠天下公论。伏望陛下竭力主持正道，再加详察，将臣所说王子韶、路昌衡的事状交给御史台核实查办。如果都有事实，并非臣过分诬陷，就请特别降下睿旨，列举他们的罪恶而公开贬黜，以警戒天下那些为臣不忠、为子不孝的人。如果其中有一件稍微涉及虚妄，臣也不敢苟且逃避欺君之诛。惟祈圣明鉴察，早日裁决是非，使曲直不至于两方面都被保留，使奸邪之人不能侥幸进用。愚臣的愿望，实在就在这里。第十四 臣昨日因为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当，前后总共论列了十三次。近来虽然听说朝廷让王子韶出任沧州知州，但路昌衡的任命仍未追改。臣既然担任言责，实在畏惧公议，多次烦扰圣听，实在是不得已。臣私下认为，二广之地控制百蛮，祖宗以来选任委托尤其慎重。然而岭南瘴毒，是人们所畏惧前往的地方，所以凡是任命帅臣，恩例特别优厚，有的加给贴职，有的提升官职，都有旧日章程可以考察。如今路昌衡为子不孝，为吏酷虐，附会王珪、蔡确，屡次兴起大狱，违背经典、扰乱法令，天下怨恨憎恶；能够免于废弃，已经是特别厚重的侥幸。最近承蒙提拔任用，不久就招来人们的议论；既然罢免了他前往五羊的任命，却仍让他冒领直阁的恩宠，舍弃烟瘴之地的远任，得到湘潭的便利，这使路昌衡为自己打算，不过如此而已。何况因为弹劾，所授官职反而比前日更优厚，轻重完全颠倒，还有什么可以惩戒和劝勉的呢？臣听说，只有名位和器物不能假借给人。如今兼有馆职和帅权，世人称为高选；如果容许邪党随意滥居，臣恐怕朋邪群小会以苟且求得为相互夸耀，而正人端士反以与他们同受任用为耻。陛下用来砥砺世风、磨炼庸才的工具，竟然变成虚有其名，这尤其不能不慎重。

译伏望圣慈核察臣屡次奏章中的事理，追还撤销路昌衡过岭时加给他的贴职，把他安置到散地。这样不仅能使不孝、酷虐之类的人无法觊觎侥幸获得误加的恩命，也足以显示朝廷的好恶，以教化天下。奏请罢除京畿内的保甲 臣私下认为，祖宗深深鉴戒五代外重之弊，把天下的军队集中起来，分置在京畿各邑，控制驾驭四海，像手臂指使手指一样，可以说是最完善了。然而河北、河东、陕西地处与戎狄紧密相接，平时驻扎军队，作为战守的准备，尚且担心军威没有振作，不足以壮大中原的声势，于是登记民丁，称为义勇。虽然未曾让他们冒着刀箭作战，大概只是借助其声势来夺取敌人的胆气罢了。熙宁年间，先皇帝想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天下，才开始命令编排保甲，用来练习武事。陛下即位之初，已经停止长上教阅，只命令在农闲月份，仿照祖宗义勇的制度，专门委托州县依次集合训练。平时没有战事的日子，让百姓服力于田间，同时顺应时令讲习武艺，以壮大军威，这在防御外敌、治理内部方面很有所得。然而臣有一点不明白：臣私下认为，自古以来王畿的百姓不同于各郡国的百姓，所承担的事务通常轻省简约，大概是要休养他们的力量，以重视国家根本。如今府界正兵已经很多，本来就不是三路可比；而在京畿千里之内又设置保甲，使百姓劳苦、向外显示弱势，按道理实在不妥。即使连年灾荒，依例免除教阅，但保甲这个名目仍然存在，终究会牵累民心，使家家户户不能坦然安排自己的安生计策，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伏望圣慈深入省察，京畿各县的保甲一律下令废除，使百姓的劳力得到舒缓，人心安定，各地远近、事务轻重都不失国体。论黄廉任起居郎不当 臣私下认为，左右起居之史，记录君主的言语行动，职务清要、地位重要，是其他官职不能相比的。本朝以来，授予此职尤其慎重。士大夫一旦经历这一选任，必然参与撰写诏令，随后进入翰林禁林。若不是器量见识端正方正、上下都信任，才学优长丰富、内外都推重的人，不能虚授此职。臣恭敬地看到，起居郎黄廉在朝廷没有正直的名声，任官时却有依附迎合的实情；他善于取悦、侧媚，长于求取进身。向来的清议从未接纳他。忽然受到选拔提拔，极大地压抑了众人的期望。任命下达那天，恰逢臣因辞免误加的恩命而在家中等待回复。臣既未领受职事，不敢上奏章，便让此人乘隙冒然占据了这个职位。正当陛下辨别邪正、培养人才之际，像黄廉这样恶行昭彰的人，实在玷污了清要之选。臣深恐朝廷既已授官，便没有名义罢免他。伏望圣慈当面谕告执政大臣，暂且授给他一个修撰职名，安排担任使者，到外地暂且效力，以杜绝奸邪侥幸进身的渐进之路。惟愿陛下特别留意，早日赐下批示，听候裁决。论陕西盐钞、铁钱的弊端 臣恭敬地看到，陕西盐钞、铁钱的弊端，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从前盐钞在边境及内地附近的州军转卖到京城，各处价格增减不过三五百文，因此盐货能够流通，商人也能获利。如今关陕每张盐钞的价格仅值十千，刚到西京，卖价便不到六贯；或者到解池支取一席盐，脚乘费用总计约一十二千，运到西京却只卖七贯以上，盐钞和运输盐货所折损的价值都达到十分之四五，这就是盐钞的弊端。旧制度规定大铁钱，每一文相当于小铜钱二文；如今却用一贯五六百文铁钱换一贯铜钱，往往趁时还会继续涨价，这就是铁钱的弊端。二者弊端的根源都在官司，官府一向靠获得赢余来补充支出，却不详察法度，和百姓争利。况且盐钞制度本来是想让边境招募商人运送钱物入中，发给盐钞以支取盐货，用来充实边防储备；各处价格有贵有贱，商人趁时往来贩运交换，官府和私人都能得到利益。如今官司专门核定价格，在价格低的州军收买盐钞，却在价格高的地方卖出，因此商人不再流通，物资有无不能互通。陕西西部一向没有物产，沿道路运输钱物的人只能使用盐钞，所以不得不争相抬高价格收买，这就是盐钞制度与百姓争利。铁钱、铜钱过去并行使用，等级相同，没有轻重之别。只是近年以来，陕西官司计算铸造铁钱获利较厚，各处钱监停止铸造铜钱，因此民间渐渐难以得到铜钱；有时必须使用铜钱进行收支，就用铁钱加息一分来兑换。近来官司又下令，凡是支付俸禄以及买卖等事务，只支付一种铁钱，按照民间的比例加息兑出；官私相互争夺，价格逐渐上涨，起初是一分，如今已经达到六七分，这就是铜钱制度与百姓争利。陕西盐钞、铁钱的制度，向来号称能够长久获利，而如今的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何况陕西与京西两路疆界相接，每当在界首计算米麦、金帛的价格，仅仅相差一倍，都是由于这个原因。长久不改革，危害会越来越深；因时制宜，就应当有所损益。当前的办法，只有让陕西官司停止收买盐钞，只许民间自行贩运交换；解州盐池支给盐货，仍使用熙宁以前的旧法；同时把各司现有储存管理的铜钱全部兑换拨给转运司，从今以后凡是需要支用的，仍依照旧日与铁钱各半支付；官府加息兑换铜钱的做法也一并禁止；各州钱监过去铸造铜钱的地方，也要命令恢复铸造。如果这样做，盐钞与铁钱的制度一定能够正常运行，商旅又会畅通，官府和私人共同获利，也就是治理财政、使百姓富足的办法。伏望圣慈详细斟酌，特别赐下批示施行，听候裁决。《尽言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九 宋代刘安世撰

译论蔡确作诗讥讽诋毁之事 臣恭敬地看到，知汉阳军、朝散郎吴处厚缴进蔡确任安州知州时所作的《车盖亭诗》十篇，其中多有讥讽诋毁之辞，尤其有两篇更加严重，说了不应说的话，犯下大不敬之罪。臣考察蔡确德性阴险，在朝廷中奸邪，表面恭敬而实际罪恶滔天，有共工那样的恶行；言语善辩而行为虚伪，具有少正卯那样的才辩。他遭逢幸运，被提升到宰相之位，却不能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宣扬教化，反而放纵他的弟弟蔡硕结交群小，公开收受贿赂，盗用官物，不知限度。内宅之中供养豪奢，饮食、声色、衣服、器玩，肆意奢侈僭越，超过王公。当时蔡硕任军器少监，俸禄收入有限，用度却如此奢侈；蔡确与他共同居住，难道不知道这些财物从哪里来吗？朝廷既没有彻底治罪，又宽免了他弟弟的死罪，只以管教不严为名，将蔡确贬为安陆知州。天下公议认为惩罚不能与他的罪行相称，他本应痛切惩戒自己、图谋报答大恩，却不自我反省，反而动辄心怀怨望，借唐代旧事作比，诽谤讥刺君主和亲长。至于“沧海扬波”之语，其中包藏的意思尤其悖逆。蔡确自以为年齿发须正盛，足以有所作为，意图将来时局变化、侥幸再次被任用时，发泄祸心；他有跋扈包藏梁冀奸谋、窥伺并蓄积魏其侯那样野心的打算。这种事情如果可以宽宥，国家法令就废弃了。伏望陛下察明他的真实情状和事理，以最公正的原则裁断，将吴处厚的奏章交给有关官司，特别加以审查治罪，明白公布蔡确的罪状，以向天下谢罪。第二 臣近来因为知汉阳军吴处厚缴进蔡确任安州知州时所作《车盖亭诗》，其中怨恨诽谤君主和亲长，情理切害，于是具状论列，请求按罪惩处，但至今没有看到批示施行。臣听说蔡确的党羽大半在朝中，制造传播巧言，多方设法为他解救，还说吴处厚的职位与此事无关，却贸然上奏，近于刻薄。这种风气渐渐增长，恐怕会打开告讦之路。臣私下认为，这种说法错了。西汉的周勃、?寄【原文疑误】被说成出卖朋友，然而他们摧毁吕禄的势力以安定社稷，前代史书认为这是维护君主和亲长的情义，并不把它作为贬斥。蔡确的罪恶本来已经恶贯满盈，他不自我省察约束，肆意讥刺斥责，乃是人神共同愤怒、天地所不能容的罪行。吴处厚虽是外任官，没有言责，但看到蔡确悖逆无道，出于忠诚愤慨而揭发他，名义上虽似越出职分，实际是爱护君主；从取舍轻重来说，并非没有道理。惟愿陛下不要顾虑浮泛的议论，早日按典法正罪，使大奸之人没有侥幸免罪的门路，朝廷没有将来的祸患，天下就幸甚了。第三【这一章与梁焘论吴安诗一事所说相同】臣等今天早些时候，臣焘、臣安诗在延和殿进见应对，详细陈述了蔡确怨恨诽谤君主和亲属、情理极其严重的情况。因曾经上奏禀报，臣等又问谏官中还有谁论列此事。恭候诏谕，只说除了卿等和刘安世以外，其他人没有别的章奏。臣等私下思量，国家设置御史，本来是要整肃纲纪、纠察百官；即使稍微触犯朝廷礼仪，也还要让御史弹劾惩治。如今蔡确悖逆无道，指斥皇帝，而御史台职责正在于按察举劾，却始终没有一句话。挟持邪说而不忠，结党助恶而无所顾忌，还没有见过像这样严重的。臣等前次的奏章，本来曾说蔡确的党羽大半在朝，担心他们编造传播巧言，多方营救，却没想到御史台这个本应进言的地方，竟完全不加纠劾。又担心奸党扰乱公议，另有奏陈，恐怕会开启互相告讦的途径。臣等私下认为，古人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难道亲眼看见奸豪凌辱朝廷、诽谤君上，竟要放置不问吗？如果不是今天蔡确的事情败露，他的党羽还不容易被揭露和击败。臣等还担心御史台知道臣等已经上奏，便装模作样地说一句，以堵塞外界议论。如果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包藏奸恶的情状就更加清楚了。恭望陛下留下臣等这道奏章，等蔡确的事情办结后，明确端正地判定他的罪名，特别施行流放驱逐，使邪正有所区别，不至于败坏国事。第四 臣近来因为蔡确指斥皇帝、情理极其严重，随即详细上奏，请求端正处理他的罪名。虽然已经听说降下诏令，发往安州，索取诗作原本，并命蔡确说明事情缘由，但至今还没有见到回报。臣听说从执政大臣到堂吏，蔡确的党羽几乎占了一半，千方百计营救，齐心竭力。假如邪说得以实行，动摇正论，那么朝廷的事情就极其令人忧虑。这正是臣日夜寒心、替陛下过度筹划的原因。臣私下观察，自二圣临朝以来，圣政日益更新，蔡确之徒不能实现奸邪意图，暗中怀有怨恨，窥伺得十分急切，但表面上深情厚貌，从未显露出来。如今却无缘无故作了这首诗，臣恐怕是祖宗神灵和天地的眷佑厌恶邪恶已经达到极点，借这个机会交给陛下处理。臣看见李常、盛陶处在掌握风纪、监察的职位，亲眼见到蔡确对君主和太后无礼，却犹豫观望，始终不加纠劾。等朝廷已经开始处置，才装模作样地说一句，而且又把是非搅混，始终没有定论。自翟思以下，也仍然没有见到章疏。御史如此，纲纪还能依靠什么呢？彭汝砺位列侍从、论思之臣，不把疾恶如仇放在心上，反而以开启告讦之路为解说。其余进言的人，臣虽然不能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所主张的论调，估计和彭汝砺没有多大不同。臣私下认为，李常等人处在可以进言的职位却不说话，即使说话也暗中持两端；彭汝砺等人不担任谏诤的责任，却敢于进呈诏令。应当有超越世俗的高远思虑，并且把君主和太后的大义放在心上的人，反而责备那些告讦悖逆、无道的人，想要置之不问。告讦之风不可助长，这话本身是对的；但至于蔑视两宫、包藏祸心的人，难道反而可以助长吗？结党邪恶、欺蒙君上，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如果不是蔡确的事情败露，这群小人相互勾结，就没有办法揭露击败。只希望陛下心意先定，不要疑惑于流言，诛除奸邪，果断施行威严的裁断，如此或许朝纲能够振作，邪正能够明辨，那将是天下的大幸。第五

译臣近来已经四次上状论列，指出蔡确指斥皇帝、情理极其严重，请求交付有关部门按察治罪。陛下圣德宽厚，礼遇大臣，不愿轻信别人的话，立即施行流放诛杀，于是降下诏令，命蔡确说明事情缘由，并下令安州索取诗作原本。近来臣私下听说，蔡确和安州都有回奏中讥讽皇上的迹象，完全如同臣章中所说；虽然他们文饰过错、掩盖是非，妄想侥幸免罪，但情状已经明白显露，可以没有疑问。臣听说蔡确昨天迁往南阳，已经离开安陆后，又派亲信属吏取走诗碑，洗刷刮磨，什么字迹也没有留下。假使蔡确诗中的意思没有诋毁斥责，即使刻在金石上，本来也可以问心无愧。正因为他内心怀着不满，意在诽谤讥刺，心中有愧，害怕诗作再次流传，所以命人毁掉撤走，想以此灭口。由此推断，蔡确的罪恶怎么能够掩盖呢？恭望陛下特别遵从公议，不顾浮言，明确依照典刑治罪，以向天下交代。御史台的官吏既不纠劾，等候朝廷已经处置后，虽有人进言，也仍然两面讨好；其余进言营救的臣僚，都是蔡确的党羽，不顾君主和太后的大义。如果还一概容忍，必定成为后患。恳请公开宣布他们的罪行，重重贬黜，使邪正有所区别，以肃清朝廷内外。第六【这一章与梁焘共同进言】臣等近来因为蔡确怀怨作诗，没有臣下敬奉顺从君主的礼节，屡次上奏论列，请求依法判处。朝廷下达诏令，命蔡确说明缘由，又命安州知州索取蔡确诗作原本。臣私下听说，安州的索取和蔡确的说明都已经上奏。蔡确的说明本来没有用处，只是徒然拖延处置。他知道此事后，便从容编造说辞，往来请托求救，言词全是虚妄，必定不可信。如今安州查究出蔡确诗作的原书写在粉板上，后来被削去墨迹，而那块板还在。书写的真实情况已经显明，反而越是削去字迹，罪行越清楚。即使蔡确巧诈善辩，这件事也无法文饰。诗板是明白而已经验证的证据，立即可以作为凭据；所谓说明，只是曲意求免的言辞，不足以凭信。罪在不可赦免，应当处以诛杀或流窜。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依据先帝遗诏，援用旧例，请求暂时共同听政。当时蔡确充任次相，亲自参与并看到了事情始末，难道不知道这不是太皇太后的本意吗？只是因为皇帝年幼，为了保卫圣躬是紧要之事，不得已才采用权宜办法。臣私下想，从前遭逢先帝大变之时，假如不依照本朝典礼尊奉两宫，那么宗庙社稷的大计将会怎样呢？从蔡确的意思看，他却认为不是这样。他大概暗自庆幸皇帝年少，想让大臣专权，自己制造威福，包藏祸心，深不可测。这种人不可不诛。大臣的道义，应当把美名归给君主、把功劳报答给君主，喜欢用福禄、长寿、长命来称颂君主。蔡确不能做到这一点，反而借“竭海变田”的事情，肆意发出怨恨诅咒，暗中怀有极大的恶意，流露出不祥的话语。这种人不可不诛。赏赐和刑罚，是君主的权力；祖宗正是凭此施行威福、把天下公器用于天下，使人心服从，并传给子孙，作为万世法则。即使两宫，也不能把它据为私有。像蔡确这样的罪行，是天下共同愤怒、共同唾弃的。与天下共同愤怒、共同唾弃蔡确的，正是皇帝陛下和大臣。陛下崇尚涵养圣德，还没有完全亲自明断，参与议论的人是大臣。如果稍稍想宽宥蔡确，天下就会疑惑而不服，从而损伤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圣德。大臣若敢于替他陈说减轻罪责，就是结交奸邪、包庇党羽，当面欺骗君主而不忠。这样看来，蔡确的罪和大臣为他求情的罪没有轻重之别，必定不会被天下容忍。臣等希望完全依从公议，不要屈抑祖宗法令，以致丧失威权。威权一旦丧失，奸邪之人就会强横骄悍、毫无忌惮，日后将有无法控制的悔恨。这件事不得不慎重，是为了防止祸患在尚未形成时就杜绝它。恭望圣上慈仁，把这件事交给有关部门议处，端正判定他的罪名，作为今日的警戒，作为后世的训诫。请陛下裁决。第七【这一章与梁焘共同进言】依照《名例律》，“十恶”中的第六项是“大不恭”，注释说，指斥皇帝、情理极其严重的，属于这一罪名。依照《职制律》，指斥皇帝、情理极其严重的，处斩。依照《名例律》关于议、请、减、赎的条文，犯十恶之罪的，不适用这些规定。曾有宰相丁谓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前枢密副使孙沔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宿州，前参知政事吕惠卿被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建州。臣等今天早些时候在延和殿，恭承诏谕，命我们列举应当如何处置以及可比附的条例，秘密上奏。臣等大略列出应当适用的律法和责罚降职大臣的旧例，详细记录如下。臣等私下认为，三人之中，丁谓所受责罚最重，但他的罪行也不能和蔡确相比。恳请圣明再加斟酌。第八 臣昨天在延和殿进见应对，曾经论及彭汝砺营救蔡确的事情。恭承诏谕，说卿等的说法错了。彭汝砺所说与卿等相同之处，臣虽然已经列举了他结党依附的事实，并当面奏陈其大略，但仍恐怕陛下不知道群邪相互勾结的详细情况。因为此事正关系到是非、邪正的关键，不可不察，所以必须辨析说明，烦劳圣上听取。臣看见彭汝砺与曾肇同为中书舍人，公然结党。范纯仁既是本省长官，每天都能和他们相见，朝廷的秘密命令无不参与其中。又因为彭汝砺的亲弟弟娶了李常的姨女，朝廷的议论全都让他们传播，所以御史台内外相互勾结，完全没有公道；他们窥伺执政大臣的意图，随即设立相应的议论。范纯仁想做的事，即使违法害义，也没有人敢纠驳；稍有不同意见的人，就一定迎合他的意旨，接连上章绳治，这些都有实际踪迹，只是不敢全部列举，姑且拿蔡确这一件事为陛下陈述。先前吴处厚缴进蔡确的诗，他的党徒十分恐惧，巧言设法解救，情态各不相同。范纯仁充任宰相，看到蔡确对君主和太后无礼，却不以憎恶为心，反而告诉彭汝砺、曾肇，说告讦之风逐渐不可助长。彭汝砺等听到这话，立即传报给李常，因此御史台犹豫观望，不再按察弹劾。

译等看到朝廷已经开始处置，才装模作样地说一句，而彭汝砺却逞强凶狠，妄自进献邪说。虽然他大体上不敢公开主张替蔡确说话，但深层意思却完全归罪于吴处厚。臣私下认为，如果认为蔡确的诗有罪，自然有台谏官来论列；如果认为蔡确的诗不足以治罪，那么臣等难道敢违背公议，随意写出诬陷性的奏章吗？这件事无论进退，都不是中书舍人应当干预的。如今彭汝砺越出职分进呈奏疏，只以助长告讦为说，至于蔑视两宫、悖逆无道，却想放置不问。这就是彭汝砺贪图替蔡确经营地步，而不顾君主和太后的大伦；僭越混乱的根基正由此逐渐形成。这是结党助奸、欺蒙君上、徇私立党的行为，陛下却说他的意见与臣等相同，臣私下恐怕圣心还没有察知其中实情。臣听说彭汝砺与曾肇都接受范纯仁的指使，而曾肇阴险奸恶，不肯亲自出面，所以让彭汝砺先行进言。后来听说臣等极力攻击，陛下已经听取采纳，于是他便不再进言。然而他们相互构陷的踪迹，士大夫没有不知道的，只有他们的党羽替他们隐讳罢了。希望陛下把臣的论奏和彭汝砺的奏疏详细对照阅读，那么奸人的情状必定无法逃过圣明的鉴察。臣等候蔡确断罪处置完毕后，将依次具状弹劾奸党，请求施行流放驱逐。只希望陛下抓住不可错过的时机，特别作出英明决断，使邪正分别，朝廷清明，臣即使丧失首级，也没有遗憾。第九【这一章与梁焘、吴安诗共同进言】臣等私下听说，蔡确已经有了责罚的命令，舍人彭汝砺却封还诏令的词头，不肯起草制书。臣等私下认为，蔡确的罪恶本来就是天下共同痛恨的，不容许再有不同意见。彭汝砺处在侍从、论思之臣的行列，却不顾念君主和太后，阻挠诏令施行，竭力营救。臣等前日进见应对时，已经说过他的结党情状；观察今天的举动，正可以验证确有其事。恭望陛下诛除他的奸邪意图，重重贬黜，使邪正有所区别，以肃清朝廷内外。贴黄 臣等恭敬地看到，治平年间，朝廷任命王畴为枢密副使，当时钱公辅负责起草制书，封还词头，朝廷认为不当，于是责罚授予他滁州团练副使。如今蔡确所受的责罚与王畴的事情不同，彭汝砺挟持奸邪之意，不肯起草诏词。恭望陛下详细斟酌，重重赐予施行。仍请求迅速降下诏令，免得惑乱众人的听闻。第十 臣私下听说，朝廷任命蔡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臣考察蔡确曾经身居宰相，辅佐政务却没有功绩；他的弟弟蔡硕贪赃污秽，罪恶已经满贯。蔡确本来与弟弟同住，众人都说他预先知道这些事情。陛下既没有穷究治罪，又宽免蔡硕死罪，仍免除决杖发配，只命令编管；对蔡确则以教导弟弟失职为名，仅从轻处罚。朝廷的恩典已经极其深厚了。但蔡确不知谋求报答，仍然怀有怨恨，作诗篇，竟敢诽谤讥刺，罪状明显，法理上不可赦免。陛下以天地父母般的恩德，不忍加以诛杀，使他保全首领，已经是赐予他再生之恩。按理应当把他投入四方边远之地，以抵御魑魅，却还玷污卿大夫的行列，仍居于善地。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这是刑罚失当。臣曾经说过，赏罚是君主的大权，祖宗正是为了把天下公器公用于天下而确立它，圣子神孙也一定要以至公之心守持，不能失去。恭敬地想到，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躬，恩德深厚，而蔡确悖逆无道，妄自诋毁斥责，这是人神共同愤怒、天地不能容忍的。如今给予他的责罚太轻，不能满足舆论；这不仅违背祖宗立法的本意，也恐怕损伤陛下以孝治天下的风气。恭望圣明更加详细考虑，早日施行流放诛杀，以安慰人心。第十一 臣近来认为蔡确所受责罚太轻，曾经详细上奏论列，如今已经多日仍未奉到诏令。臣看到蔡确的党羽大半在朝，大臣之间也有人暗中怀有向背，假托义理，巧进邪说，合力营救。虽然圣心已经先定，必不会被流言迷惑，但后续诏令迟迟不下，未能使公议满意，所以再次烦劳圣上听取，希望陛下采纳。臣听说自古以来乱臣贼子造成祸害，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实在是由于上下怠慢疏忽，不能早日处理，日复一日，养成祸根。因此先王的礼制规定，即使咬食御马、踩踏马草，也没有不诛罚的。并不是说马草值得珍贵，也不是说马不可以被咬，而是因为君臣上下的名分应当严格维护，并且要在奸雄桀骜之气尚未形成之前将其折服。如今蔡确对君主和太后无礼，这不是可以宽赦的过错；他虽然悖逆无道、自取罪责，也是因为朝廷的威令没有施行，姑息容养蔡确一类人，才使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而辅弼大臣还替他解脱。想要朝廷尊严、邪党收敛行迹，怎么可能做到呢？愿陛下深察奸党，千万不要轻信，早日施行像放逐四凶那样的流放，以安慰天下的期望。第十二 臣本月二十四日在延和殿进见应对，曾经论及蔡确党羽的事情，虽然粗略陈述了大意，但臣内心有诚恳的意见，还未能全部传达给圣上。事情体重大到极点，不可不忧虑，希望陛下不要嫌烦，详细阅览。臣听说蔡确、章惇、黄履、邢恕四人，在元丰末年相互结交，被称为死党。章惇、蔡确执掌政务，在朝廷内部倡导；黄履任御史中丞，与同僚在外呼应；邢恕处在其中，往来传递天下事务，掌握在手中，公然结党相附，旁若无人。直到先帝升遐、圣上继承帝位，这四个人认为自己有定策立君的功劳，迷惑朝廷内外，没有人敢与他们争辩。等司马光被任用，奸人害怕他会损害自己，便让章惇在皇帝面前极力诋毁他。陛下认为章惇没有臣下之礼，把他逐出朝廷。蔡确又因弟弟蔡硕贪赃污秽的事情败露，也被罢去宰相。黄履、邢恕因事获罪，相继调任外地。后来章惇在苏州肆意违法，以低价强夺百姓财产；蔡确在安州不自我反省，作诗诽谤君主和太后。臣私下认为，章惇、蔡确之所以桀骜凶狠、刚愎自用而无所畏惧，是因为这四人一向互相称誉，自认为是社稷之臣，心中有所依仗，所以敢于如此。

译如果不及早辨明是非，解除天下人的疑惑，臣恐怕日后必定成为朝廷的祸患。臣虽然身世疏远，不知道先帝传位的详细情况，但士大夫之间也曾听闻其大略。现在试着分条为陛下说明。臣听说元丰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来会见群臣，京城之下纷纷传说，认为这是盛事。第二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众人都说前一天的出见，已经表明了传位给皇子的意思，这是第一件事。自先帝身体违和以来，岐王、嘉王每天到寝殿问候起居；等病势稍微加重，太皇太后立即当面告谕，并命令他们回宫，若不是奉召，不得擅自进入，由此可见圣心无私，保佑慎重，这是第二件事。建储之时，大臣从未进言启发，太皇太后却从宫中拿出皇帝为神宗祈福亲手书写的佛经，给执政大臣传看，称赞其仁孝出于天性，于是命人起草诏书向外朝宣布。这说明事情已经预先决定，不借助外部力量，这是第三件事。陛下开始听政时，首先建造亲贤宅；刚刚宣告工程完毕，两位亲王当天就迁往外第，天下人没有不佩服陛下圣明、深得避嫌之道的，这是第四件事。臣所听闻的大略就是这样，实在是太皇太后圣虑深远，为宗庙社稷作出的无穷长远计划。那四个人竟敢贪取上天的功劳，认为是自己的力量所成。臣虽然愚昧浅陋，心中常常痛恨他们。近来司马康赴京，邢恕邀他到河阳，在宴饮交谈之间不停称赞蔡确等人；探究他的意图，所说多是纵横捭阖之辞，大概想让司马康来到京师，向在位大臣传达消息，暗中与蔡确等谋划重新起用他们的办法。党羽相结而危害政事，竟到了这种地步。臣私下认为，章惇、蔡确掌权十年，小人的党羽在朝廷内外结交牢固，制造奸邪言论，欺骗迷惑愚昧百姓。臣恐怕年岁日久，邪说得以流行，离间两宫，损伤慈孝，那时即使把蔡确一伙杀死万次，又对事情有什么补救呢？恭望陛下在祸患尚未显形时先求福，在祸患尚未显露时预先防范；明确诏令执政大臣和当时接受遗诏的臣僚，共同依据亲眼见到的拥立今上的事实，写成金縢之书，收藏在禁中；又把事情的始末写入实录，然后明确端正地判定四凶的罪行，布告天下。除蔡确近来已经受到贬逐外，请求把章惇、黄履、邢恕也一并废黜斥退，屏弃到远方，终身不许列入士大夫行列。这样可贵之处在于奸邪豪强得以止息，日后不再留下祸患。只希望陛下采纳臣千虑中的一点所得，稍加留意听取，臣将不胜荣幸。论曾肇出任邓州知州不当 臣私下听说，朝廷任命曾肇为邓州知州兼西京南路安抚使。考察曾肇的资质禀性奸邪反复，志趣取向很是偏僻。近来蔡确诽谤君主和太后，这是天下臣民共同痛恨愤怒的事情，曾肇却倡导邪说，惑乱众人听闻，以至于在执政大臣之间纵横捭阖，欺骗蒙蔽同僚。只要有可以营救蔡确的事情，他没有什么不做的。幸赖圣明，蔡确才得以依法论罪。曾肇心中不安，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陛下崇尚宽厚，宽免他而不诛杀，仍借给他从官身份，让他出任近郡长官。士大夫的议论本来已经很不平。到颍州才半年，突然又改任一路帅臣。这不但无法向天下表明朝廷的好恶，也恐怕使凶恶之人的气焰更加嚣张，使小人逐渐得势。恭望圣上慈仁，审察事情原理，收回新的任命，以符合公议。请陛下裁决。论枢密院缺少官员一事 臣私下认为，本朝以来，最初革除五代的弊端，任用宰相主管文事，于是设置参知政事作为副职；任命枢密使掌管军备，于是设置副使、签书作为辅佐。虽然官员人数和品级有时不同，但文武两项大权从未专门交给一个人掌握。如今安焘因母亲丧事离职，掌管军务的位置只剩赵瞻一人。臣私下听说赵瞻又因私事正在请假。正值西戎纳款、南蛮入侵，边防军事谋略正应当讲求，差之毫厘便会失去战机，关系极其重大，恐怕不能完全缺少官员。臣看见英宗朝也曾命宰相韩琦兼权枢密院事务，国史中有完整记载，是最接近的先例。如果陛下慎重选择人才，不想轻易授任，恳请暂且依照旧例，命大臣兼领其事，这样可以在缓急之间不误国家大计。论京畿以内购买草料一事 臣恭敬地看到，熙宁以前，左右骑骥院以及天驷牧养等十坊监，马匹不断繁殖，每到冬月，都送还马厩，草料饲养的费用极其浩大，常赋收入既然不能供给，所以在京畿以内十七县购买草五百万束，作为统筹收买的数量。制定这一法令的本意，是让有关部门根据每年丰歉，确定抛降数量的多少，从来没有规定各县一律固定的数额。后来十坊监全部废除，国家马匹逐渐减少，拘泥文书的官吏因循不言，过去京畿各县的草仍照旧收买，即使遭受灾害，也没人敢于免除；而且不支付现钱，只用布匹折价，官定布价已经非常高，等到估算草价时却反而压得太低，与市场价格相比不到一半。有时遇到水旱灾害，民间没有草，每束草又只令百姓交钱；相比折纳布匹，往往费用加倍。这就在二税和各种差科之外，又增加了一项没有名目的赋税。臣听说各县府库中存放了很多民间缴纳的草钱，由此推断，足以看出坊监所需的马料已有富余，可以裁减。希望圣上慈仁，明确命令主管部门，从今以后每年核实国家马匹确实需要的草料；只有估计常赋收入仍然不足时，才允许酌情增加宽余数额、下达收买任务，并交给提举司根据各县每年的丰歉，按比例及时和买。如果大范围荒歉、完全没有收成，就连同这项征收一并免除，不要让百姓缴钱；这样或许可以使民力稍微宽裕，普遍受到圣上的恩泽。论时孝孙的任用不当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时孝孙充任梓州路转运判官。考察时孝孙资质偏邪，善于钻营仕进。从前王安石、曾布、邓绾变法时，他曲意迎合依附，于是被推荐充任司农寺属官，在河北推行新法，官吏百姓都深受其苦，把他看作鹰犬。后来蔡确掌权，他又全心与之结交，取得御史台主簿以及和正臣一起审理泸南案件的职位，并把正臣举荐为自己的随员，使正臣欺骗蒙蔽先朝、肆意施行严酷手段，时孝孙出力相助最多。案件判决后回到朝廷，被提拔为一路使者。元祐初年，罢免各路提举官，他又按惯例取得州郡长官职位，士大夫的议论本来已经很不平。如今正臣已经被贬斥责罚，而时孝孙还冒居监司之职，升降待遇相差悬殊，公议不能认可。恭望圣上慈仁，考察他的平素操行，明察他的奸恶情状，收回新的任命，以压服各种不平之议。请陛下裁决。

译论周穜不应请求让王安石配享神宗皇帝一事 臣恭敬地看到，郓州教授周穜上书，请求把已故宰相王安石配享于神宗皇帝的庙廷，朝廷内外纷纷传播，颇为震惊众人。臣听说天圣年间，钱惟演曾请求把庄献明肃太后、庄懿太后一起配享真宗庙室，以此迎合皇帝的心意。当时御史中丞范讽弹劾钱惟演擅自议论此事，钱惟演于是被罢去平章事，退居本镇。臣私下认为，钱惟演兼有将相之位，他提出这样的意见还不算太过分，但受到如此重的责罚，是为了严肃宗庙礼制。如今周穜只是一个疏远卑微的臣子，却怀着奸邪观望的意图，凌蔑公议，妄议典礼。假使王安石功德确实显著、真的可以配享，按周穜的身份也不应当提出，更何况王安石辅政多年，从没有什么善政实绩，残害百姓、蛀蚀国家，流弊延续至今，怎么可以在清净的宗庙中配享神位，流传万世？像周穜这样狂妄僭越，难道适合轻易宽免吗？恭望陛下依照《春秋》褒贬之法，诛责他最初发起此意，重重施行流放或诛杀，以彰明朝廷的好恶。《尽言集》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十 宋，刘安世撰 论都司官吏违法拟定奖赏一事 臣恭敬地看到，尚书省吏额房的审核已经完成，中书后省所列六曹、寺监吏人的员额俸禄文书，尚书省都事时忱却在司勋所确定的酬劳奖赏之外，另行拟定特别诏令，违法施加恩赏。这件事已经详细写在台谏章奏中，臣不再重复论述。臣私下听说，近来已经降下诏令，改按司勋原来的意见办理，但玩弄文法的官吏仍然保留原职。事情关系纲纪，必须加以论列。查得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令条文：三省的吏员，除了年终比较属于本省事务的以外，其劳绩应当推恩的，依照条例送吏部勘核，再上报尚书省按次施行。如今司勋既已勘核，各人也已经确定酬赏，而都司竟敢废弃成法，旋即另行拟定特别诏令；所得恩例唯独四人优厚，侥幸无所顾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况且天下事务既然已有定法，依照常规办理即可奉行。只有赏罚轻重、可否施行之间，超出规矩准绳的非常裁断，才必定归于君主。因此进呈之日还要当面请取圣旨，大臣对此尚且不能专擅，哪里有胥吏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冒昧违背公议，欺骗执政，违法乱纪，不能让这种风气逐渐滋长。恭望圣上慈仁，详细察看事情，根据如今被错误奖赏的人，如果确实没有大过错、向来没有被人指责的，便一概依照司勋勘核结果推恩，并暂且令其照旧任职；至于时忱、苏安静、任永寿、时恽四人，奸恶如此，不可再留。请求把他们都按应得的官职一并命令到外地任职，这样或许可以稍微打破党羽关系，不至于扰乱政事。请陛下裁决。第二 臣近来写了奏札，论列尚书省都事时忱等四人玩弄文法、扰乱法令，过分冒领优厚赏赐，请求罢免斥退，以打破党羽关系。臣私下听说，时忱和任永寿已经命令到外地任职，只有时恽、苏安静还留在公府，舆论仍不安定，必须烦劳圣上听取。臣私下认为，有关部门升迁几个吏员，恩泽厚薄本来不值得多论；然而尚书省是政务根本之地，是法度产生的地方，如果容留奸邪、废弃条文诏令，将凭什么训导在位官员、表率四方？臣询问采纳众人意见，考察验证实际情状，只有这四个人招揽权力、擅自处理政事，造成的弊害不止一端。如今四人有去有留，不能显示惩罚，而且同罪却受到不同处罚，有害于政体。恭望圣上慈仁，深加省察，检核臣此前奏陈的事理，特别降下诏令，把苏安静、时恽也全部斥逐，或许可以惩罚巨奸、警励其余，稍微保存纲纪，不致玷累圣政。请陛下裁决。第三 臣近来曾经上奏，论列尚书省都事时忱等人违法冒领赏赐，请求斥逐。虽然承蒙朝廷分批罢免，但考察舆论，都说执行还没有完全符合公议，怨气仍然郁积。臣不敢隐瞒，便逐条分析，上请圣上裁断。臣看到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条文：查验吏部申状，依照都省送下的任永寿等人的状文，重新详细审查六曹、寺监吏人额禄文书完毕。现在参酌，打算任永寿等候出职之日循升一资，时恽等候补充守当官之日升四名，苏安静减二年磨勘，时忱减一年磨勘，作为酬劳奖赏。尚书省白劄子中，都司拟定时忱特别减二年，苏安静特别提前补转；都事任永寿选任期满，按例应注授判司簿尉，因封桩户房应循升两资，请求改授为拟定特别改换本等班行、照旧供职；时恽拟升八名，因有六次劳绩应升两名，累计十名，拟免试提前特别补任守当官。对照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令条文：今后凡陈请劳绩，都应随着事情大小办理，不许合并而专就较重的事项陈请。臣详细审核，任永寿尚未达到出官资格，所以吏部拟定等到出职之日循升一资；如今又兼用封桩户房转官的酬赏，改授本等班行，这就是把不同项目合并而专就较重的事项办理，这是第一项违法。敕令又规定：吏员本来就是主管办理文书事务的，即使事情由自己办成，也还不能论功受赏，何况是别人办成的，怎么可以冒领？至于专门设置机构以及东西府宿司办理的事务，事情办完后才允许酌量按劳绩支给赏赐。臣详细审核苏安静等人办理的吏额文书，虽然属于设置机构办理，但其实只是借用门下省、中书后省已经完成的文书，重新复核校对，略有增删，既没有特别突出的功效，只应酌量增加赏赐；但他们却要求减年、换官、升名、特别补任，只顾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条例禁令，这是第二项违法。敕令又规定：各种人员的酬劳奖赏，都要由司勋复核，以防止弊端和滥赏；只有三省吏员劳绩重大时才转官，轻微时则支给赏赐。过去不送司勋审核而由一方直接拟定，终于暗中废弃正条，逐渐增加破例优厚的情形。今后凡三省吏员有劳绩应当推恩的，送吏部勘核后上报尚书省，按次施行。臣详细审核任永寿等所请求的酬赏，既然原本已经送吏部，就应当遵守敕令，按照劳效等级支给赏赐；但他们竟以减年、循资、升名等办法上报尚书省，至于都司又把吏部的意见弃置不用，另行拟定特别诏令，成倍增加优厚待遇，这是第三项违法。臣看到陛下即位听政之初，深深忧虑三省姑息养奸的弊端，又因台谏论列，于是下诏命给事中、中书舍人、左右司郎官共同裁定上奏。当时取来治平以前和熙宁以来的条例，参酌确定应当裁减损益的事项，共有十七条，臣前面引用的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令就是其中之一。虽然还不能完全革除弊害，但近年以来侥幸取利的风气也稍有改变。臣私下认为，朝廷用来治理天下的，没有比典章刑法更重要的。陛下既然命大臣制定法度，交给有关部门施行，如果法令已经完备妥善，那么上下官吏就应该遵守执行；如果仍有不合之处，就应当逐条陈述，请求改正。如今前述诏敕并没有冲突改动，不知有关部门怎么敢废弃成法？尤其不可宽恕的是，都司在吏部确定的赏赐之外，另行拟定特别诏令，借君主的非常裁断来满足胥吏无休止的要求。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惩处，公道将被废弃。恭望圣上慈仁审察，凡都司违法的官吏，一并予以贬黜罢免；吏部拟定赏赐不当的，也应施行责罚。仍请求当面告谕大臣，协同尽心奉行法令，不要放纵玩弄文法的吏员，以免违背至公之政，天下将非常庆幸。请陛下裁决。第四

译臣近来曾经上奏论列都司官吏违法拟定赏赐，请求赐予黜罢。如今已经多日，仍没有听到诏令。臣私下认为，尚书省是政务根本之地，左右司是辅佐丞相、纠正尚书省事务的机构。自从实行官制以来，这尤其是精选的职位；如果不是聪明、守正而不屈的人，谁适合居任？近来奸猾吏员玩弄文法，妄想求取恩赏。都司明知三省吏员不许把劳绩合并后专就较重事项陈请，却公然违背诏敕，以任永寿、时恽自行列举劳绩，于吏额房酬赏之外，又用别房恩泽改授、特别补任，以满足群小的欲望。考察舆论，都说任永寿等人虽然凭借靠山，侥幸苟且取得职位，但是否准许的裁决，仍有法度存在。担任都司的人，如果真能徇公灭私，那么给予或剥夺之间必定符合舆论。只是他们暗中怀有顾忌观望之心，奉行法令不谨慎，因此典章法令明白具在，从未改动，却敢于废弃成法，另行拟定特别诏令。由此说来，奸吏妄求的案件有法可依，都司失职却把法忘了。如果不予以显著黜退，恐怕无法给天下尸位旷职的官员作警戒。恭望圣上慈仁，检核臣前奏的事理，早日降下诏令施行。请陛下裁决。第五【这一章与朱光庭共同进言】臣等今天早晨在延和殿进见应对，曾经论及都司官吏违法拟定赏赐、罪不可赦的事情。恭承当面诏谕，命臣等亲自到都堂办理诏令。臣等私下考虑旧例，台谏官进见应对完毕后，亲自拿着奏札到中书省呈交，因此可以与宰相以下官员相见。自从垂帘听政以来，登殿的臣僚只能封进奏札，另无名目可以到都堂，所以不敢奉行这道诏令。臣等私下认为，朝廷成为天下根本，是因为有法度；陛下设置官职、区分职责，使内外交错配合，是为了施行法令；又设置台谏之臣，把进言的责任交给他们，是为了掌管监察内外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如今都司徇私包庇玩弄文法的吏员，轻蔑废弃典章刑法，就是尸位旷职；臣等看见扰乱法令的臣子却不能纠正，就是辜负陛下的寄任。正值二圣临朝、仰赖大臣成就政事之时，正是谨守法度、维持纲纪的时候。但尚书省都司依附下属、欺蒙君上，废弃诏令；如果不加按察治罪，恐怕无法表率四方。只希望圣上慈仁深察事情原理，早日赐令罢免斥退，以伸张公议。请陛下裁决。第六【留中】臣近来已经三次论列都司违法拟定赏赐，请求端正判罪，至今仍未降下诏令。臣私下估量，陛下之所以难以坚决施行，难道不是因为事情牵涉执政大臣，恐怕伤害大体，所以暂且屈从众议，以安抚大臣之心吗？臣虽然非常愚昧，也已经体察到圣上的意思。然而臣自从忝列谏官，已经超过两年，前后奏章不下数百，只有明白确实、众人都知道的事情，才敢上报。这是愚臣自己所能相信的，也是陛下所能深察的。近来任永寿等人妄图求取赏典，臣之所以不论执政大臣而弹劾都司，是因为迁补吏员不是大臣的事务，而尚书省白劄子明确说是都司拟定的，说明事情由有关部门而起，执政大臣或许并不知道。只是他们结交奸吏，欺骗蒙蔽大臣，隐瞒三省事务，专门图谋侥幸取得国家恩赏，所以两省谏官、御史台全体都一同上奏，要求按察治罪。小人被弹劾后，不但不因畏罪而收敛，反而巧言说服执政大臣把罪过引到自己身上，希望圣上慈悲宽免，以逃避自己的责罚；又在士大夫之间大肆说道：‘御史说杜常前往时忱那里接受诏令，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全都是诬陷搜罗；朝廷已经把事情搁置，不再施行了。’ 臣私下认为，杜常曾经或未曾造访时忱之门，事情经过含混不明；上言者只是听到传闻，其中或许有不审慎之处。至于拟定赏格而扰乱法令，则文书案卷都在，明白如日月星辰，三尺童子都知道其中的奸弊，不必等到有人言说之后才辨明。即使按照他们的说法，御史兼论杜常的私行，即使其中有不实之处，也姑且置之不论罢了。谏官所要防止的，正是专门议论都司旷废职守、附和下属欺罔上司之事；其罪状显著，难道能因为御史一件事有误，便一并废弃谏官可行的意见吗？近来小人见公议受到压抑，便手舞足蹈，屡屡面露得意之色。臣忝居言路，按道义难以缄默，谨将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文以及此次违法之事，逐条以正论折正其中的偏乱，合为一奏，详列在另纸。冒昧希望陛下深加省察，将臣前后所上的章奏发交外廷施行。臣也不敢一定希望朝廷责罚降黜都司官吏，只是这些人既然担任此职，却不能遵守陛下的法令，仍容许他们居于官位，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大体有理，即乞下批示，降下处分指挥，把这些外任官员全部罢除；或者圣意仍认为有困难，那么只令罚金：上可以使两宫不失礼遇太臣的恩意；其次可以使谏官、御史稍尽其职；下可以使罪人无法幸免，并让群小知道朝廷有臣等振肃纲纪、守护法度，今后稍有畏惧。臣不胜激切，等待命令到来，谨候裁决。又一篇，第六。臣近来已经三次上奏论列都司官吏等违法拟定赏格之事，请求依法治罪，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臣听说群奸被弹劾后，颇有为其错误强作辩解的言论，私下恐怕邪说交相扰乱公议，所以必须逐条列举，来揭破它们的妄谬。伏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特别赐览此奏；其中如果大体有道理，即早请圣断施行，谨候裁决。一、查考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文的条款：公府设置吏属，主管办理文书、检验核勘和差遣事务，这是他们本来的职分；除非是查见隐伏、事情涉及危害，哪里可以逐件论功？至于编修、详定条例，陈述利害，既然已经按照奏状施行，就不应不给赏赐。像这一类事情，按理应当推恩。查考旧有规定，治平以前各房，也有允许按检验核勘结果酬劳奖赏的条例。因为自熙宁以后开始采用升名次的办法，起初只是年终比较，以此决定赏罚；后来逐渐增加、累积并夸大，各自陈述功劳，却从未相互比较、核勘是否合理，因而轻重不等，甚至有一次升五六名的例子，实在过分。查考得知，左右司现已根据朝廷指挥，修订完成人吏功过条例，并已有元祐元年三月三十日的条贯等规定：三等以上劳绩者，允许比较。现申明三省人吏考核外司劳绩等事，也应详细依照旧规施行。正在修订的条例册，如果有轻重失当之处，仍应逐事斟酌增删，制定为固定条例，遵守施行。

译臣私下认为，上条虽然在编修、详定条例处说有理应当推恩的话，但下文又说有增加、累积和夸大的弊病，以及一次升五六名的问题；又说左右司正在修订人吏功过条例，如有轻重失当，仍须逐事斟酌增删并说明，制定为固定条例。这就说明当时还没有正式确定的法令。如今司勋拘泥于“理当推恩”这句话，便把任永寿等人定为从优例。臣认为，左右司的条例还没有送到例册；虽依据元有条文，却已经把熙宁以后升名次的办法指为过分，并命令裁减损抑，而司勋仍把时恽升四名、苏安静等各减去磨勘年限，这就是推恩已经过优，与元祐初年申请的本意并不相合，不过还没有过分到极点。因此臣只请求从轻责罚。一、查考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文的条款，又查考熙宁十年十月九日中书札子：凡功过涉及两件以上的，不得合并列入高等，应当根据每件事情的高下，分别列为功、过，详细考核。上条之所以约束不得合并采用，是因为每件事情中可能有不应收取、也不应列入等第的部分，所以命令逐件分别办理，怎么能合并成一处，明显是侥幸取巧。希望今后凡陈请劳绩，都根据事情大小分别施行，不许合并后按较重的一项陈请。臣私下认为，上条既已明确规定，今后陈请劳绩应根据每件事情的大小分别施行，不许合并后按较重者办理，这就是已有的定法，后来本应遵守。如今司勋以任永寿在吏额房的酬劳奖赏为由，等到出职之日便令其循资升一级；都司又把封桩房的恩例累加合并，特意换授与其本等相应的班行。司勋又因时恽候补充任守当官，便升四名；都司更把左选劳绩合并计算为十名，优先特补为守当官，明显是蔑弃典章刑法、附和下属欺罔上司。因此臣请求将他们罢黜。一、查考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文的条款：人吏主管办理文书职事，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事情由自己办成，尚且不可以论功，何况是替别人办理的，哪里应当冒领功劳？如开修运河、大理寺狱空、从开始到结束的行遣事务，都出自其他司；又由六曹分别勘当，本曹只是经手办理，却按等第发给赏赐，这些事情都属于没有名目的赏典。今后像这一类事情，一概不予推恩。至于专门设置的局，以及东西府宿司所办理的事务，事情完毕后才允许酌量按劳发给赏赐。臣私下认为，六曹、寺监人吏的额禄文字，本来是由门下省、中书后省删修而成书，尚书省只是覆核、施行并加以参较，略有增损，正应引用上条，酌量发给赏赐。然而那些为错误辩护的人却说，此条只是为本房人吏立法，例如工房办理修河、礼房办理大礼，必须到事情完毕之日才适合发赏。臣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六曹人吏如果办理本房公务，本来就是职分所当然，难道还要另外设置机构吗？至于边事、大理寺案件、河防、转补等事务，文书积压、期限紧迫，又另有东西府宿司办理的制度。如今尚书省既创立吏额房这一名称，又抽调其他各房人员分别主管办理文书，显然是专门设置的机构。事情既已办完，只应发给赏赐；至于减磨勘年限、换官、升名次、特补等，任由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正因为如此，臣才说司勋所定仍然过于优厚，而都司所拟更是扰乱法令。一、查考元祐元年十月十三日敕文的条款：尚书司勋掌管赐勋、定赏、录用世代劳绩；凡无法覆核、但有法令可依的防详官吏及各色人等的酬劳赏赐，都由司勋勘验覆核，以防止弊端和滥赏。唯独三省人员，重者转官，轻者发给赏赐，一向不送司勋勘验覆核，却由一方面径自拟定推恩，终于暗中废弃正条，逐渐增加优厚成例。希望今后凡三省人员，除年终比较属于本省的事务外，凡有劳绩应当推恩的，都依条例送吏部勘当，再上报尚书省，按次序施行。臣私下认为，上条规定三省吏员应得酬赏，所以必须经过有关官司办理，大概是想稍微抑制侥幸取赏的弊端，以保存公道。如今任永寿等所请求的赏典既已送到吏部，虽然司勋还没有正式条文，所拟定的赏格稍厚，但参照比附，仍然说得过去。尚书省本应依法按次序施行，而都司却不顾没有依据，另外拟定特别指挥，所得恩赏全都增加一倍，借人主非同寻常的裁断来满足奸吏的欲望，轻视朝廷纲纪，欺凌公议。这就是臣希望陛下务必施行的原因。《尽言集》卷十。《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尽言集》。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十一。宋代刘安世撰。

译论都司官吏违法拟定赏格事，第七。臣近来已经多次上奏论列都司违法拟定赏格，请求依法治罪，至今还没有蒙受指挥。臣之所以冒犯圣颜、触忤执政，多次进献狂妄浅陋的意见，期望此事一定施行，并不只是因为区区几个郎官、吏员；臣真正深为痛惜的，是陛下的良法。去年臣因职事入殿奏对，亲自承受陛下的德音，陛下说臣僚刚刚得到富贵，便必须改变操守，所以告诫训勉臣，使臣永远保持今天的样子。此后臣接连承受恩典擢升，终于长任谏垣，发誓坚定一心，向上报答圣意。如今都司官吏废弃法令而不遵守，挟私情而欺罔上司，倚仗执政，不怕弹劾，公然放出大话，必定自信不会有祸患。臣如果爱惜自身、固守职位而不加论列，岂只是辜负陛下破格擢用的恩典，也严重违背臣平日的志向。于是臣在上月十九日把都司违法的事实，以及奸人替错误强作辩解的言论，整齐列为一札奏上，逐条分析义理，惶恐地等待命令。如今已经半个月了，难道陛下认为既然已经逐出这些群胥，就不必彻底治办，所以把臣的札子扣留宫中、不交外廷吗？臣虽然极其愚昧，难道敢劝陛下做过分的事情吗？任永寿等虽请求酬劳奖赏，不过是小人惯常的侥幸心理，臣并没有深责他们。作为都司官员，如果其中有一人能够执行元祐诏书，就一定不会滥行推恩赏赐。只是他们勾结群小，轻侮朝廷纲纪，蔑弃典章刑法，凭恃权势靠山，这就是有关官司的罪责，不可不治。臣前一奏所谓奸吏妄加申诉，正是说法令在都司；所谓失职便使法令亡废，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若不稍加惩戒，臣深恐小人的气焰日益增长，台谏的风气也将逐渐衰败。臣又有什么脸面敢处在言路之上呢？臣所请求的处罚止于赎金，既不是深文苛法，只是想稍微整肃国体。伏望陛下察知臣的至诚，将臣上月十九日所进札子批下指挥施行。第八。臣近来已经多次具奏论列都司等违法拟定赏格，请求依法治罪，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臣私下认为，三省的吏员长期习惯于姑息，朋党相互勾结，牢固得不可破。元祐初年，司马光执政，一向痛恨这种事情，也曾听从言者多次上奏，于是提出明确建议，请求加以惩治革除。不久奉到诏令，专门交给给事中、舍人和左右司共同详定，形成新令十七条，抑制侥幸，当时被称为良法。后人虽然不能使它更加完善，也应当协力坚守，以保存最公正的原则。如今敕文完整存在，并没有被冲改，而都司暗中附和群小，竟敢废弃格法，倡导邪说，文饰过错、掩盖错误。臣在上月十九日整齐列出的札子中，已经完全揭破了他们的妄说。况且公府设置属官，本来是为了纠正省中事务；如果勾结奸邪、欺罔上司、蔑弃典章刑法，既不给予治罪，反而让他们继续任职，将来各有司犯法乱纪，又不知道凭什么责问他们。伏望圣慈特降睿旨，查考臣前后所上的章奏，早赐施行，谨候裁决。贴黄。臣听说，中书舍人颜复转述右司晁端彦的话说：“里面主张得很紧，必然不会有事。”臣私下认为，陛下常以至公为心，决没有偏袒小人的道理，不知晁端彦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大概是有大臣泄露了陛下的德音，所以使这些人有所倚仗，气焰更加增长。伏望陛下察知其中的奸状，将臣整齐列举的章奏发出，或许可以使群邪自己知道罪过，不敢制造传播邪说来迷惑众听。权给事中封还驳正沈括的除命。据中书省送来的录黄：九月二十三日，三省共同奉承圣旨：授沈括朝散郎，守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允许他在外州军中任选一处居住。臣谨按，沈括资质禀性奸邪，贪图冒进荣宠，凭借朋党关系，获得从官之位。元丰末年，他出任延帅，却邀功生事，挑起边境事端；永乐之祸使国家受辱、百姓遭殃。先皇帝痛悼惭耻，以至于忧愤弃世。忠义之士痛恨沈括如同仇敌；如今让他保全首领，已经是屈枉典宪。怎么可以只因赦免，又让他重新列入仕途？这道命令一旦颁下，恐怕无法慰藉天下人的愿望。伏乞收回这道恩制，特别给予量移。所有录黄，臣不敢施行，谨封还原件。伏望圣慈特赐指挥，令中书省另取指挥施行。

译论沈括、吴居厚等牵复不当。臣等恭敬地看到，朝廷近来因明堂赦恩，牵复被贬降的官吏，首先涉及沈括、吴居厚、贾青、吕孝廉、王子京等人。臣焘、臣安世以权给事中的身份，已经逐日封还驳正；又听说将奉指挥，依照原先降下的指挥施行。这件事关系重大，不容有差错，必须加以论列，或许可以保存公议。臣等私下认为，沈括以从官身份出任方面帅臣，却不能替朝廷安抚怀柔内外，反而挑起边事，侥幸求取宠禄；及至永乐陷没，士兵和百姓死亡数以万计，关陕地区的创伤至今没有恢复。先皇帝虽援用责罚帅臣的典法，却赐他不死；最终因为悲伤忧痛而离弃群臣。沈括即使死一万次，罪过也还没有偿尽。吴居厚等奉命出使一道，从未宣扬明天子的恩泽，反而争相搜刮以求进用，使无辜百姓困于暴虐政令，流离迁徙，居无宁日，天下人痛恨他们，把他们视为残害百姓的贼。陛下刚开始亲理政事，就命令把他们贬逐到四方；传报传来，众人击鼓庆贺。即使终身废弃，也还不足以塞责，怎么可以援引常法，再加以录用呢？议论者说，赦免是国家大事，不可以失信。臣等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先帝废弃沈括，天下都知道是为了告慰因战事死亡的臣民。陛下贬黜吴居厚等人，天下都知道是为了警戒那些贪暴搜刮的官吏。赦书只说“被贬降的官员一律给予量移”，并没有说已经量移的人员还可以叙用；即使有这样的文字而不予施行，也只是对沈括等几个人失去小信，却能保全先帝和陛下仁爱百姓、取信天下的大信，二者的轻重本来就不可相比。还望圣慈深察事情的体要，收回错误的恩典，以符合天下舆论。【这两章与梁焘所言相同】第二。臣等恭敬地看到，近来任命沈括、吴居厚、贾青、吕孝廉、王子京为差遣，不合公议，门下省已经封还驳正。臣等私下认为，朝廷一定是认为大礼之后，过去的罪恶可以随着赦令一并洗除；但臣等认为不是这样。沈括首先建议重新兴起边事，败坏军队、使国家受辱，成为先帝的遗恨，罪不可诛，而今能够保全首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推恩的了。吴居厚欺骗君主、伤害百姓，苛刻搜刮、暴虐施政，把掠夺所得当作自己的功劳，又把怨恨归咎于上面；罪当放逐斥退，而如今还能列于搢绅之间，也没有什么可以再推恩的了。贾青、吕孝廉、王子京苛刻聚敛，使毒害流布一方，附和指挥、傲慢荒诞，废失使者的命令，受到重罚、远方贬谪，才算与他们的罪相称。这几个人践踏、触犯凶恶的法令，罪行出自文书和言论，既不能用常法处治，也不能用通常赦令宽免。若让侥幸之徒重新起用，凭借关系再次任用，那么群小必然振奋，接踵而来求得伸张，这绝不是朝廷的福分、生民的幸运。助长奸邪的苗头，应当加以杜绝。伏望圣慈当面告诫大臣：凡不是依法治罪而被贬降的人员，不得援引赦令议论录用。如果天性宽厚、还不忍心全部弃置，那么就在这些人的恶行之间略作区别，特意把贾青等一人移到内地任监当，沈括和吴居厚暂且仍按旧处置，这样或许可以符合大公之道，惩治群体中的冤曲，谨候裁决。论台谏官章奏请求在宫中置籍。臣曾经看到唐代李绛回答宪宗时说，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加上日月般的照临、雷霆般的威势，小臣日夜思量，本来想陈述十件谏言，届时已经删去五六件；等到封缄上进，又删去一半，能够上达的，大概没有两三件。由此推论，臣下献给天子的话，没有不是经过精思熟虑、自认为不可更改的言论。虽然人的才智有远近、小大之不同，但所论之事未必都能尽善，关键在于君主和宰相以至公之心，选择其中的长处实行，这样天下就不会遗漏政务。如今二圣临朝，委任大臣，正是这个时候，尤其应当开拓广言之路，以防政令壅塞。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深切鉴察前古的弊端，务必通达天下的实情。凡台谏官有所论奏，另在宫中置籍，先记录事目，然后交付外廷。如果三省会同议论，认为可以施行，就在章奏之后详细写明已经施行的次序，缴还上奏；或者认为所议稍无道理、确实难以听从，也要把不可施行的理由封缄进呈，使陛下知晓。伏乞陛下再加参酌；如果执政对于取舍已经处理得恰当，就等到登记完毕，再把原本降付三省。或者圣心认为不妥，那么在大臣奏事之时，还可以当面加以询问访察。这样所看重的是忠言和正直的议论都能得到圣上阅览，取舍完全出于公心，成为后世的法则，谨候裁决。再次上奏。臣于上月十二日入殿奏对，曾经具札子请求把台谏官的章奏在宫中置籍，先记录事目，然后交给执政大臣集议，判定可行与否，议定后全部具奏缴还；等登记完毕，再把原本降付三省，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施行。臣私下担心，陛下或许认为这样防范得稍严，恐怕会伤害辅弼大臣的心意，所以不愿向外廷显示，因而留在宫中。然而臣的意见，是为朝廷建立万世之法，并不是想用区区小术来使陛下怀疑臣下。如今天下的奏章送到尚书省后，一定还要再送中书省；中书省详细说明如何处置，拟定意见上报。等得到指挥，送到尚书省令其施行时，又必定再送门下省覆奏，然后才发下施行。这是朝廷纲纪彼此检查制约，并不都是为了怀疑执政而设置的。既然如此，臣请求把台谏的意见交由三省拟奏可否，与此有什么不同？臣当然不敢拿迂远难行的事情来要求君主，以求取得自己的名声，只希望在采纳取舍时做到至公至慎，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其言论罢了。伏望圣慈察知臣恳切的诚意，臣是想扩大陛下听取意见的助力，请早日把臣的奏章交付外廷施行。

译论役法的弊病。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想要改变役法，到现在将近四年；选派官员、设置机构，讲求其中的利弊，使天下的议论都得到折中，而奉诏立法的本意，只是以仁爱百姓、爱护万物为要务。朝廷认为嘉祐差役制度已经便利，但当时已经看到其中弊害的，如今便加以损益革除；元丰约束制度中，百姓认为有利的，如今便取而增益。至于各地风俗不同，还有南北差异，也应当依据人情，以国家的议论裁定，因地制宜制定条文，防范措施不求全部相同；又用明白诏令加以申说，告谕各州县。如果施行时有阻碍而不能通行，条文之间有疏略而不完备，就再让人提出意见加以增删，从中可以显见陛下至仁至厚、慎重对待民事的深意。新书颁下后，舆情欣慰喜悦，中外安定平息，起初没有异议；但奸邪之人内心犹豫观望，制造传播横议，必定想要阻挠毁坏，于是导致一两个小臣竟敢执持偏见，妄进邪说，想要废除差役、恢复旧日雇募。主管官吏不能替朝廷坚守法度，反而模棱两可、迁就变通，屡有更改，天下人情无不疑惑，这正是当今最大的祸患。臣听说，自古取用民力的方法，不外乎粮食、布帛和民力而已。这三样都能不断产生，取用也不会枯竭，所以自尧、舜和三代以来，没有谁能够废弃它们。议论者认为，不役使本人的劳力，只令其缴纳钱财，就能使公私双方都便利，并且可以长久实行。臣请求加以驳正：国家赖以供给经费的钱币，设置官署铸造，每年都有定额；百姓如果私自盗铸，罪至死刑。如今放弃容易取得的民力，却责令百姓缴纳难以得到的钱财，本来就不合道理。又使上户只缴纳几千钱，便可以安闲度日，兼并土地日益增多；下户本来没有服役的，按例还要增加赋税，日削月减，渐渐陷入穷困。损害九分贫民来增益一分上户，轻重倒置，哪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呢？臣私下认为，若只看一家一年的情况，缴钱似乎省事而容易供应；若计算一生累世，所付出的就不可估量而难以供给。如今聚敛之臣只想搜刮百姓，不替天下作长久打算，这些话难道可信吗？议论者又说，按户轮流服役还不到三班，实在担心服役次数太重；臣也有理由驳正：治平以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元丰以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余，比治平时增加五百六十余万，而新定役人只有四十二万九千余人，比旧法反而减少十万七千的数额。说轮流服役不足，也已经过分了。然而天下州县中，有的遇到连续凶年，户口流移，轮役次数不足的地方，就应由有关官司通融补助，绝不能因为小节而废弃大法。臣恭敬地观察，国家受命以来一百多年，差役法已经更改过六位圣君，随着时势而损益，既然都合乎事理；考察已经试行的效果，本来可以无疑地实行，却多年以来仍容许迁移改变。臣私下认为，知道法令不好，改正它就不可不迅速；如果法令已经完善，守住它就不可不坚固。如今差役法已经完善，陛下正应当信任并守护它，执政大臣尤其应该同心体国，拒绝排斥邪说，却反而放任奸邪倡导异论，动摇人情，迷惑扰乱天下。所以议论者说，今天纷纷扰扰的祸患，不在于无知的平民，而特别在于挟持邪说的士大夫。臣听说，怀有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谗毁之口；抱持犹豫不决的意念，就会打开众多冤枉之门。愿陛下特别振奋刚断之气，竭力主持差役法，严诏执政，坚守最初的议定，不要轻易听从浮言而妄加变更，或许祖宗的成法就不会被奸人夺取，天下幸甚。贴黄。查考实行差役以来，后来臣僚执持片面的见解，妄自提出申请，冲改过的事项不少。其中很有疏略抵牾、反而成为百姓祸害的地方。希望圣慈特降指挥，交给户部，把这些事项统一逐条分析上奏，再委托执政大臣集议。除非利害确实明白、必须更改，以及一州一路各有适宜之处、不能通用之外，凡因邪说而迁就变动的地方，都乞请仍令依旧施行，使法度纯一，天下不再疑惑。

译论堂除的弊病。臣听说，不极其简约，就不足以应对天下的繁杂；不极其清静，就不足以控制天下的变动。因此荀卿说：“讨论确定一位宰相，让他总领百官，是人主的职责。”又说：“宰相负责考察列举百官长官的政绩，总合听取百事，每年之中把成功奉报君主。”由此推论，人主选择辅臣，辅臣选择众长官，众长官选择属官，依次选拔任用，不容许虚授。因此职位越尊重，所选择的范围就越简要；选择范围越简要，所得人才就越精良。这就是尧舜三代的君主垂衣拱手、不烦劳于事而天下安定治理的原因，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秦汉以来，官员失去职守，居宰相之位的人，有的不了解自己的职责在于选用众长官；列于众长官的人，有的又不守自己的职官，因循至今，弊病日积。臣请求为陛下详细说明。过去魏晋以来，选拔庶官多由选部负责，所以晋代山涛任吏部尚书时，中外官员的员额品秩往往都由他启奏授予。等到蔡廓任吏部尚书，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以下的官员都可以由他自行任用，蔡廓尚且认为这是轻视自己，于是没有到任。唐代制度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由宰相商议、奏请许可后任命，以制敕发布；六品以下由吏部衡量才干、授予职务，然后上奏说明，诏令指挥全部报告上去，不再表示可否，称为敕授。开元年间，吏部设置循资格限；从起居郎、遗补以及御史等官，仍然都由选曹分别建立资格。后来幸臣专擅朝政，旧有典制失去次序，因此陆贽抗言论奏，认为舍弃朝廷公议而加重自己的权力，废弃公正推举而施行私人的恩惠，这就使各级官员如果不是出于当时宰相的意旨，便没有办法得到任用。这是唐代的弊病风气，不可不革除。臣恭敬地看到，近来堂除差遣，多从吏部的空缺中取用，不问职事轻重、才品优劣，只为人选择官职，实在大失根本体制。如承议郎王绩由堂除任管勾左厢公事，承奉郎刘敦夫由堂除权任河南知录，像这一类人，名位品级极低，吏部选差本来就不缺人，何必烦劳廊庙之中逐一为他们请求？臣恐怕三省事务日益纷杂，执政大臣沉溺于琐碎事务，那么朝廷安危的根本大计、礼乐教化的重大根源，以及使天下回心向道的事情，还有什么闲暇顾及呢？这样难道是符合陛下谋求任用老成之士、委任辅弼大臣的本意吗？伏望圣慈明白敕令三省另行议定立法：今后除两制、台省官，寺监长官二品以上，以及诸路监司、临河和边郡郡守一类关系稍重的官职，仍令依旧由堂除；其余一切归于吏部，以便执政专心处理政事。这样才能使执政得以留心长远事业，使选部不至于失职，逐渐恢复旧制，谨候裁决。再次上奏。臣于上月十二日入殿奏对，曾具札子论列堂除的弊病，请求依照三省另行议定立法。近来虽然降下指挥，把在京寺监主簿等数十处职位送交吏部，但外路知州等空缺还没有全部归还。臣私下认为，朝廷之上应当选用高级官员，其余较小的职位都可以交给有关官司办理。如今由堂除授予的人员日益增多，差除不能运行，势必又取用吏部的空缺；吏部的空缺日益减少，那么寒士所得职位就更加困难，羁旅滞留往往超过一年，这正是最应当首先改革的事情。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特降睿旨，稍微谨慎堂除的选用；仍把元丰八年以后收取的外路知州等空缺中，选择地位重要的，依旧由朝廷差除，其余交给有关官司。这样，堂中占用的空缺既不多，吏部的差注得以运行，必然不会有淹滞。伏望圣慈详细斟酌，早赐施行。

译论请求改革常平制度弊病事【这一章与右谏议大夫朱光庭共同进言】。臣等听说，国家没有九年的积蓄，就叫作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就叫作危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就叫作国家不像国家。先王的制度是，耕种三年必有一年的粮食储备；按三十年计算，就可以有十年的储备。因此尧、汤时期水旱灾害连续多年，仍没有因饥饿而死、因贫困而病弱的百姓，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三代以后，井田制废坏，便利百姓的办法没有比常平更好的。从汉代到现在，没有人能够改变它。只是自近世以来，有名无实，凡是用来养民的措施，连月度开支都不足，哪里还有空谈论三年的积蓄呢？所以年成有时不好，百姓便面带菜色；强壮者转而成为盗贼，弱小者免不了饿死。保全百姓的方法到了这种地步，也实在太坏了。臣等私下认为，自从罢除青苗钱以后，天下州县都有积存的钱粮。朝廷虽然重新建立常平制度，条目十分详细，但上下因循，从未认真留意。既没有统属机构纠正其中的乖谬，又没有赏罚来劝勉或禁止。加上转运司只想姑且缓解眼前急务，采取多种方式借贷，日渐削减，完全没有偿还补足的期限。若不惩治革除，弊病将不可胜言。臣等伏望圣慈特降睿旨，把截至今日以前关于常平的敕令取来，严令限期办理，专门委托户部删定为一部书，交付有关官司，使全部遵守。还请先行降下指挥，把天下现有的常平钱趁今秋丰收之时，命令五路一律买粮。其余路分也都斟酌各处能够长期储存粮食的地方，广泛实行收购。仍用本司的钱修建所需仓廪，把一路所有的钱粮统筹调配，以供应一路之内各处，不得偏聚于一州；一州境内，也不得偏聚于一县。各地应根据户口多少，确定收购储存的总数。每逢凶年歉收，依法出粜。收粮、粜粮的办法，始终随着市场价格增减而调整，这样官府的本钱可以常存，而物价不能飞涨。若遇到旱灾、水灾等灾害，百姓就有所救济，不至于流散。朝廷的恩惠可以持续而不致有匮乏断绝的忧患。这样相沿日久，逐渐达到九年积蓄。太平之道，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只有请陛下推行至诚恻怛的心意，明白诏令执政大臣协力施行。所有官吏的殿最考核，也乞请斟酌修订。将来颁降之后，如有违犯，州县交给监司察看；监司令户部、御史台查察弹劾。这样或许能使二圣爱护百姓的仁心，不成为只有善意而没有实效的政事，传于万世，天下幸甚。谨候裁决。弹劾范纯仁、王存事。臣私下认为，丞相是人君的心腹，与君主共同承奉宗庙，调和阴阳，统领百官，协和万国。臣下的职任，没有比这更重的。只有道德修明、器识宏远、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忧国如家、任用贤能、表彰善行而憎恶恶行，并且同心协力，才或许有所成就。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一定会败坏国事。臣谨按，右仆射范纯仁凭借门第，一向没有其他长处，矫饰情态、装作诚实，善于取得名誉；长久处于闲散职位，众人便以为贤能。陛下从冗散之中擢用他，不到三年便任命为宰辅，本应极尽智力，向上报答大恩。然而他的职位超过才能，名声浮于实际，完全没有经略国家的志向，只有勾结奸邪的心思；在朝列之中轻率放肆，在议论之际猖狂任性，广泛援引私党，变乱旧有章程，替错误辩解、掩饰过错，附和下属、欺罔上司，都有实际踪迹，已经传播在众人的议论中。臣看来，这些还不足以论定他的罪过。只是近来他一再设法营救蔡确之事，最为公议所不能容忍，所以特具弹劾文书，仰请圣上裁断。蔡确在安陆作诗讥讪皇上，悖逆无道，天下人共同痛恨。范纯仁身为次相，本应以君主和亲人为念，却公然帮助奸邪，竭力为他解脱。每次面对宾客，谈到蔡确的事情，就悲伤皱眉，怜悯他无罪；等谈到处置厚，则挽袖握臂、咬牙切齿，说吴处厚长期告讦，又教唆汝砺，使汝砺上奏。等到看见有人不肯起草制书，便和王存再三赞叹，说天下竟有这样的人。又听说他在入殿奏对时，多次请求宽免。宰相这样做，朝廷还能依靠什么呢？臣私下认为，范纯仁自从担任枢密之时，因为司马光长期称病请假，便以国用不足为借口，向上迷惑圣听；他申明常平旧敕，巧言附会圣旨，却让州县在留存一半钱粮之外，仍旧发放青苗息钱，天下人无不疑惑。司马光听到这件事，强忍病痛入见，又在皇帝面前亲自禀奏，说不知道是什么奸邪之人劝陛下重新做这件事。范纯仁羞惭得满脸通红，畏缩不敢抬头。不久得到圣旨，全部命令停止。司马光对臣说：“范纯仁自从担任执政，言语行为反复无常，暗中怀有观望之心，只是谋求保全自身；用名声来取悦人，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以上都是司马光的话，臣不敢增添或删减一个字。陛下试着拿这些话来观察范纯仁，那么他内心不一、侍奉皇上不忠、讨好大奸、侥幸企望将来、怀藏奸心而迷误国家，也已经很久了。这样的人实在不足以敦厚风俗、彰明教化、共同承奉天地、长久保全国家。伏望陛下考察详核典章法令，早日实行罢黜，使邪正分明，朝廷清明，天下幸甚。第二。臣曾经弹劾宰臣范纯仁，指出他内心不一、侍奉皇上不忠、营救蔡确、侥幸企望将来，请求罢免，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施行。臣听说，自从吴处厚缴奏蔡确诗作以后，范纯仁与王存互相坚持不同意见，不愿明正典刑；到了三省进呈之时，吕大防等人已经退下，只有他们二人独自在帘前秘密为蔡确申辩。如果范纯仁等所陈果真是公议，就应当当众公开说出，没有什么可讳言的。只是因为内心蓄有奸意，又从旁畏惧同列，所以总是请求留身，暗中进献邪说。虽然圣明在上，已经果断裁定而毫不犹疑，但中外人情都厌恶他的奸妄，询问考察朝廷内外和市井舆论，大家不约而同。臣私下认为，蔡确的罪恶是天下共同痛恨的；假如范纯仁等不知道事情轻重，冒昧违背公议，奋力为他解脱，那还可以说是愚蠢；明知不可挽救却仍然营救，那就是志在奸邪了。任用愚蠢的人担任执政，本来已经不可，何况让奸人处于心腹之地呢？伏望圣慈为了宗庙社稷的大计，将臣先前的奏章降付外廷，罢免范纯仁的宰相职务，免去王存丞辖之任，使是非邪正不至于混淆天下，臣不胜庆幸。贴黄。

译臣听说，言路中也有范纯仁的亲党，私下恐怕他们妄托义理，认为元凶既已离去，其余人可以不再治罪。这类议论，臣希望陛下千万不要过分听信。从前司马光既已担任宰相，也曾驱逐罪恶太重的人，只是因为不能除去根本，才使蔡确一类人发展到这种地步。如今范纯仁和王存身居辅弼之位，暗中怀有二心，如果不罢免，弊病将比前日更加严重。只愿圣心先行确定，去除邪恶不要犹疑，臣对此抱有无比恳切的希望。第三。臣近来又上奏弹劾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说他们暗中两面持守，设法营救蔡确，请求罢免他们，但还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君主对待大臣，义理上应当视为一体；即使在议论取舍方面有些不同，但总的宗旨一定应当以善为主。假如蔡确平日的操守行为，众人都认为贤能，偶然有一点过失，不足以遮蔽他的大德，像这样，纯仁等人营救他，是可以的。或者诽谤发生在是非真假难辨之间，或者事情出在茫然昧暗、难以查明之时，没有加以考察验证，就贸然罗织重罪，像这样，纯仁等人营救他，也是可以的。如今蔡确的奸邪罪恶，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他怨恨诽谤君主和亲长，情理上十分切近而有害，事迹明白，按察复核也有实据。凡是头顶苍天、脚踏大地的人，没有不共同憎恨、一起抛弃他的。陛下特意表示宽容，使他保全首领，已经是天地父母使他再生的恩赐；而纯仁等人冒昧违背公议，仍然替他解脱，存心邪僻，处事颠倒，却说自己是以善为主，这能可信吗？他们实在不足以谋划王朝大体、裁断国家政论，掌握枢机、尊重朝廷。伏望圣上慈爱，考察众人的意见，审察事情的道理，把臣前后两次奏章交给外廷处理，诛责他们的奸邪用心，并解除他们的机务，使天下明白辨识邪正的道理，实在有赖于这一举措。只希望陛下果断裁决，不要疑虑，那就是臣最大的幸运了。第四 臣近来已经三次上奏弹劾右仆射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说他们暗中两面持守，设法营救蔡确，请求罢免他们，但还没有奉到指挥。臣之所以屡次进献愚昧的意见，屡屡烦扰圣听，并不是敢于固执偏见、无事生非以求名声，只是因为二圣临朝，仰赖辅弼大臣成就政事，只有同心同德的人，才可以把政务托付给他。如今范纯仁忘记君亲的大义，害怕将来受到奸豪的报复，有依附下属、欺瞒君上的意图，却没有体恤国体、徇公忘私的心。如果不趁现在收回他的印绶，那么朋比奸邪的人又将倚靠他重新兴起。蔡确的祸害仍在朝廷，这就是臣急切弹劾攻击他，至于再三而不能停止的原因。臣听说，除草应当斩断根本，豢养老虎必然给自己留下祸患。一旦错失机会、放松防备，以后将难以谋划。伏望陛下特意振作刚断之德，广泛考察公议，把臣屡次奏章交给外廷，正定纯仁等不忠之罪，赶快下令罢免贬黜，使履行正道、奉行公义的人能够坚定志向，使背离正道、妄自行动的人不能长久作恶，天下就万幸了。推荐傅尧俞、苏颂，认为他们可以担当大事【此事与梁焘共同上奏】傅尧俞一向有德行，受到众人推重信服。他凝重稳健而有操守，具备大臣的风范。在仁祖、英宗朝，曾经任职台谏，有正直的声誉。苏颂学问广博，熟悉通达典章故事。神宗朝任知制诰，因为不肯起草把奸人李定任为御史的制词，被降职归班，因此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臣等本月八日在延和殿当面奉到圣旨，命令具列可以任用的臣僚姓名上报。臣私下认为，朝廷重大任免，本来就应当出自君主的意旨，左右大臣也不应预先干预，本非臣等所能轻率议论。陛下特意表示至诚，委曲地降下清问，希望采纳外廷的公议，从而辅助圣上的裁断。臣等不敢坚决回避越职轻慢的罪责，冒昧把姓名上报。伏望圣上慈爱，再赐询问考察。《尽言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十二 宋刘安世撰

译论杨畏授任御史不当【此章与朱光庭共同进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臣等恭敬地看到，朝廷因御史缺员，多次诏令近臣推举所知的人。近来本台和两制等官屡次把姓名上报，却从未被采纳记录，朝廷内外都疑惑不解，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图。等到再次命令推举官员时，敕令大略列出了一些事由，像叶伸、穆衍，就说已经属于省郎；陈鹏，就说已经属于监司。臣等既然看到只是因为这些人不符合条件，便在常调通判的资序中推荐田、陈、古、张四人。这四个人都敦厚刚正，可以担任言官。奏荐以来，至今已经两个月，还没有蒙受朝廷作出选择任命。今天才听说任命杨畏为监察御史。臣私下认为，祖宗的制度中，命令近臣推举言官，是因为御史担负耳目之任，不希望把这个职位交给执政大臣的私人。如今两制等奉诏推举官员，若不合大臣的意愿，就妄称他们是监司、省郎，借此推辞而不用。杨畏并不是所推举的人，又已经充任永兴军路提刑，不知朝廷以什么名义授予他这个职位。臣等后来推荐的人既不是监司，也不是省郎，就应当依照公议选拔。将来如果不称职，自然可以让推荐者一并承担错误推荐的罪责。如今还没有让他们任事试用，便任意说他们的才干不堪取舍，实在毫无道理。伏望圣上慈爱，收回杨畏的新任命，只在两制等推举的人中选派，这样或许可以使祖宗的法制不至于坠废。请圣上裁决。第二【与前章相同】臣等近来曾上奏议论杨畏的授任不当，但没有得到施行。臣等恭敬考察祖宗旧例，天禧二年二月，诏令左谏议大夫乐黄、同知制诰陈知微，在常调官中各推举一名公正清廉、刚强敏达、才干可以担任御史的人。臣等私下认为，圣训之所以都有周密的防范，是有原因的：御史的职责，是纠察百官；如果不是刚正无私的人，不能随意担任这一职务。所以首先必须选择推荐者，使他们按照类比举荐人才；这样，受诏者就知道明主倚重托付之深厚，会慎重选择忠良；被举者也会体会朝廷责任的严肃，敦厚地崇尚名节。这样得到人才的盛况，足以无愧于前代。后来才命令两制按照资次推举官员，当时议论的人已经说，这样无论善恶都可以推荐士人，所以常常不是合适的人。但那时还没有专门由执政大臣自行决定。如今两制等刚把姓名上报，就妄称已经属于监司、省郎，命令另行推举。后来推荐的人既然已经符合条件，却又弃置不用，反而凭个人意愿从外地召来杨畏。况且杨畏现在授任永兴军路提刑，难道不正是监司吗？前一天用这个理由拒绝别人，今天自己却亲自这样做，擅自掌握威福，反复无常到这种地步。推举官员的诏令于是成了空文，祖宗的法制日益废坏。臣等私下为陛下感到痛惜。何况二圣临朝，仰赖臣下辅弼；如果言路渐渐布满私人党羽，那么政事的缺失如何能够全部传达到上面？这是在替大臣谋划使天子听闻受蔽，还是在替陛下考虑使政事安定呢？其祸患就大了。伏望圣上慈爱，鉴察前代被奸邪蒙蔽的祸患，遵循圣人开拓广纳、使听明更广的道理，罢免杨畏的新任命，以显示最大的公正。请圣上裁决。第三【与前章相同】臣等已经两次上奏议论杨畏的授任不当，至今没有奉到指挥。臣私下观察，祖宗以来尤其重视风宪之职，必定把它交给公正之士，授予他们弹劾的权力，用来纠察百官、振肃纲纪。即使是君主，也不敢只凭自己的意愿任用，必定命令近臣和本台长贰相互轮流举荐，以符合朝廷内外的期望。像杨畏这样，起初没有自立于世的声誉，又不是应诏推举的人，却忽然受到选任，舆论大为哗然。从前王安石执政，只把破坏祖宗法度作为要务，常常在言路安置私人，互相凭借宠信、结交豢养，渐渐形成大弊病。如今朝廷政事大体遵循旧章，岂能让台臣再走覆辙？伏望陛下审察事理，罢免杨畏的新任命，再命近侍各自举荐所知之人，或许能够得到端正贤良者，不废弃旧例。请圣上裁决。第四 臣近来已经三次上奏陈列，说明杨畏的授任不当，但没有得到施行。臣听说议论者认为本朝曾经任用旧人，便想借此压制公论。臣恭敬考察祖宗以来，虽然有重新召用旧人的例子，但大多是风节显著、为士大夫所敬服的人，像吕诲这一类，才可以不经奏举而再次授予言职。如今杨畏学习王安石之学，议论驳杂；到吕惠卿掌权时，又一度倾心依附，凭借舒亶的推荐，得以担任御史。观察他的主张，本来就刻薄；考察他的平日操行，又多有乖戾异常之处，怎么可以因为有旧例，便妄自援引不合适的人？臣私下认为，朝廷不至于缺乏人才到这种程度。伏望陛下审察义理，罢免杨畏的新任命，或许可以使言路纯正统一，众人的听闻不受迷惑。请圣上裁决。第五 臣近来已经四次上奏陈列，说明杨畏的授任不当，但没有得到施行。臣私下认为，御史这一官职，朝廷虽然有重新召用旧人的例子，也应当审察他的实际才干，并以公议为准。像杨畏这样志趣乖僻、依附奸邪，在士大夫中多被鄙薄，并不只是臣个人的意见。况且元丰末年，他已经曾经被任用；在职之日，实在没有什么建言，虽然勉强弹劾过权贵近臣，也只是迎合权臣的意旨，充当他们的鹰犬。如今如果不考察他的平日操守，轻率授予风宪之职，臣恐怕不正之人得以进用，逐渐毁坏言路。伏望圣上慈爱，深入省察、考核此事，臣屡次奏陈的道理，请早日降下指挥，罢免杨畏的新任命，以符合陛下为官择人的本意。请圣上裁决。

译论大河的利害 臣恭敬地看到，南宫埽口今年因为还没有修筑堤防，洪水已经逼近，所以暂时前往堵塞，等将来堤防修成、物料齐备后，才打算正式动工。眼下虽然暂时苟且安稳，不敢轻率议论，但臣询问考察各方意见，私下认为仍有值得忧虑之处，必须陈述出来，恳请圣上详细阅览。臣听说南宫决口至今已经数月，恰逢大旱，水势很平缓。万一夏秋交替之际山洪泛滥，与大河相合，冲过河身而一直向西流，那么深州以下必定遭受祸患。如今事势已经紧急，却还没有看到朝廷如何筹划，这不能不预先加以考虑。议论者又说，将来如果治理西堤，必须留下九门，以便引导西山的水；河门太小，水势必然壅塞，进水排水都不顺畅；河门稍大，黄河暴涨时又会造成泄水。两种说法都不免给百姓带来祸害。而且修好并堵闭南宫水口以后，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永远不会再次决口。原先往来使者的道路，如果有侵占阻塞，国信往来又不知道如何处置。希望圣上详细审察这些事理，专门委托都水使者和本路监司仔细相度，列出确实能够保证不发生上述祸害的统一方案，逐条具结承担罪责上报，这样或许可以得到河务利弊的真实情况，不至于耽误国家大事。第二【此章与梁焘共同进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臣等听说大河向西溃决，至今已经多年，水流漫散，已经没有原来的河道。因此去年冀州南宫埽决口，南宫尚未堵闭，信都又决口；接着大名宋城中埽又决，近日又有焦家堤的祸患，于是北流的利害已经明显可见。如今想要恢复完整的旧河道，议论者认为新修的水堤还不够高、不够宽；从大名以东的埽岸，早已废坏，虽然南边有横堤，颇为坚固，但仍然低矮，恐怕不足以依靠；而且旧河道从未疏浚，一旦梁村突然决口，从孙村口放水向东流，也只能分减眼下的涨水，要恢复旧河道并不容易。大河水色浓浊，水流稍微缓慢，便会很快淤积填塞。如今梁村开口，水沿着治理中的水堤向下流，距离堤面才五六尺；到了孙村口，水面已经与堤平齐，两处下埽，仅仅避免决口泛溢。有人听说这只是把大河的三四成水分流过去，但恐怕拖延日久，淤积日益增加，将来既堵塞北流，又使向东注入的地势高低不顺，水流壅塞难通，那么横堤以南、金堤以东的决口一定会受害。臣等私下认为，河务向来议论不一，终于导致中途停止。如今水官既然知道利弊，奋力敢作，当然有值得取法之处；但是臣等虽然知道事情可能成功，仍恐怕有急于求成的弊病。因为旧河道没有疏浚，下面的堤埽也完全没有修缮完毕，便突然在梁村决口放水，按道理很不稳妥。何况从今以后水势逐渐减小，泥沙淤积越来越多；万一旧河道再次毁坏而不能恢复，那么先前的功劳就全部丧失，进退都遭受祸患，这是当前最值得痛惜的事。伏望圣上慈爱，详细审察此事，明确诏令都水官吏和本路监司共同尽力、秉公办事，谋划长久的防备，广泛储备物资，增固旧有堤防，使向东流行一定能够取得成效，这才是河朔百姓的幸运。第三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想使大河改道回归旧河道，采纳各方舆论后，意见颇不一致。如今主张北流的人认为，北流广泛占用民田，大量损耗省税，壅塞西山之水，给深州、赵州、瀛州、莫州带来祸患，吞并御河，断绝边城转运粮饷的便利，淤塞塘泊，使北方使者的道路阻塞；而且堤防低矮单薄，完全不足依靠，所以今年之内已有四处决口泛溢。臣再三推究考察，确实有这样的祸患，因此议论者想恢复东流。然而自小吴决口以来，长久没有堵塞，大河旧河道地势高低不平，旧堤又已废坏，常常断裂缺损，所栽林木也已挖掘殆尽，昔日的防备百不存一。如果河流果真向东流，不能避免后患，所以议论者都想先修缮旧堤防，疏通旧河道，使人工、物料全部准备充足，然后乘春夏暴涨的水势，顺着河道才有可能使河流改回东流。近来都水官吏考虑不周，只求迅速成功，既没有修完废堤，也没有听说疏浚河道，却在水势将要衰减之时，妄自引水向东。据说这次只分减了四成水，涨水刚刚到达，复槽便突然断流；由于一向河水稍缓就立即形成沙淤，所以河边百姓都责怪都水官吏，认为他们轻率开启梁村，堵塞旧河道。不但不能解除北方的祸患，反而淤坏旧河道，这尤其值得痛惜。如今朝廷动用不可估量的费用，广泛储备柴草、石料，调发士兵和民夫，必定要用数十万人，劳民伤财，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而主管此事的人最终又不敢保证河流一定能够改回东流，只是犹豫观望、侥幸期待万一成功，臣私下对此十分忧虑。伏望陛下明确诏令执政大臣，详细讲论事理；如果大河决不能改回东流，就早日请求降下指挥，立即停止劳役，广泛选取熟悉水务的人，根据现在的工程仔细相度，另行制定长久的防御准备计划。如果仍然想使河流趋向旧河道，就请命令都水及修河司官吏详细列出确实合用的兵夫、物料数目，指定在何处放水，自行具报何日动工、何时完毕，并担保绝不至于耽误事情，结罪上报。将来根据成败实行诛罚和赏赐，使苟且简慢的官吏不敢欺骗，利害明白，朝廷内外不再疑惑，也不至于妄然发动大规模劳役。只希望陛下特别留意，早日赐予施行。请圣上裁决。第四

译臣早些时候在延和殿进见应对，承蒙圣上宣问大河工程的次第，臣随即把所听到的情况全部当面奏陈。退下后思考，仍有未尽之意，便再次上奏陈列，希望多少辅助陛下的忧劳勤政。臣私下认为，自小吴决口以来，如今已经八年；澶州以东地势高低不平，堤道又已废坏，长久没有修缮，林木被砍伐，已经没有剩下的。如今如果不修缮旧有防堤、增高旧河道，一旦河势完全夺路向东流去，而下游的防御准备又远未完成，万一有疏忽，拿什么补救？这是第一件值得忧虑的事。臣听说近来沙堤毁坏，北京官吏摊派梢草，调发丁夫，期限和防范极其严厉，比星火还急，民间劳苦困弊，实在已经无法承受。如今要使大河改道，估计柴草的费用恐怕要比前日多百倍。虽然朝廷已经降下指挥，禁止骚扰百姓，但有关部门为了逃避督责，急于办齐物料，名义上说是和买，实际上却是强行摊派。如果一定要在明年动工，臣私下恐怕时日逼迫，地产有限，物价上涨，会更加困乏民力。这是第二件值得忧虑的事。臣愚昧地希望圣上慈爱，再加审慎筹划，明确诏令执政大臣详细议论最合理的方案。如果东流确有成功的可能，就请谨慎选择官吏，委任他们并责成办好，宽限年限，不要追求眼前的成效；凡修河所需物品，应当估量增加价格，只准和买，不得扰民。如果有违犯，就一并降职罢黜。等到两三年后堤防坚固、柴草石料齐备，公私力量都有余裕，然后观察水势所趋，顺势引导，或许可以使横流回归，百姓得到恩惠。这比起浮浅轻率的议论、妄然发动莫大的工程，比较其得失，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只希望陛下特别留意，早日赐予施行。请圣上裁决。第五 臣恭敬地看到，大河向西溃决，至今已经多年；朝廷多次派遣使者与都水官、本路监司共同巡行勘察，情况固然已经十分熟悉，但关于利害的意见纷纷，始终没有定论。臣听说自商胡决口以来，已经超过三十年，河道东面淤积增高，水势必然向西迁徙，所以连年泛滥，刚堵住便又决口，这是情理上必然达到的结果，没有什么可疑的。然而王孝先等人提出建议，竟想使洪水恢复、回到旧河道，所需人工动辄以亿计，柴草、石料、粮食、器具又要数千万，国家费用和百姓劳苦，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有人听说王孝先等人的奏章中明白说，重新开挖直河，如果发生淤塞，请求不追究罪责；这就是妄自兴起大工程来迎合偏见，又担心水势缓急不合预期，于是预先留下奸诈言辞，不肯承担过失，欺诳自便，轻侮朝廷。存心如此，哪里值得依靠办理大事？《尚书》说：‘你如果有重大疑惑，就同自己的内心谋划，同卿士谋划，同庶人谋划，同卜筮谋划。’圣人做事慎重开始，不敢只凭自己决定，而是广泛谋划、听从众人，以求符合天意。如今将要动员大众、兴起大役，朝廷之上方案还没有预先确定，却交给一两个庸人任意发表臆说；治理一道横堤已经耗费五百多万，再恢复千里旧河道，又将怎么办呢？如果只是暂时耗费而能换来长久安宁，当然不值得吝惜；如今提出建议的大臣尚且不能为自己所主张的事情作保证，那么百姓的膏血，为什么要无端供这类人轻率使用呢？何况谢卿材与张景先同为一路监司，而两人的意见本来就不相合，恐怕不符合广泛询问、众议一致的道理。伏望圣上慈爱，广泛选取深知河务的人，再命令他们经度筹划，并参考李陲、孙民先的著作，选择其中可用的意见，使有关官吏逐项分析利害，结罪上报，然后交给执政大臣决定采用其中一项方案。这样贵在考虑周全，不留下疏漏，也不遗留后悔。论修河物料摊派购买、骚扰百姓之事【此章与梁焘共同进言】〔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章〕 臣等听说，修河所筹办购置的物料数目十分浩大，防河各州县多被摊派购买，期限又逼迫紧急，造成很大骚扰。臣等私下认为，河朔百姓长久遭受水灾，如果再加上摊派征取，实在无法承受。如今河流究竟向哪边流尚且不能确定，不应再严重困乏民力。伏望圣上慈爱，特意降下睿旨，约束各路监司和都水官吏，凡因修河需要的物料，除朝廷应当供应的以外，都必须和买，不得扰民。如果敢有违犯，严行朝廷法典。请求各位谏官分别铸造官印之事 臣考察得知，两省谏议大夫以下六名官员，只有两方印信共同使用，并且由长官处收存。每逢申报、发送文书，就要临时派人借用；如果彼此相距遥远，十分妨碍和延误。想请求从谏议大夫到司谏、正言，分别铸造六方印信，各以官名作为印文，以便不耽误政事。伏候朝廷降下指挥。论犯贪赃者在寄禄阶中改用“左右”字样不当之事。臣恭敬地看到，自从实行官制以来，一概以寄禄官名作为官职名称，以至于官品流类不再加以区别。后来朝廷认为这样不妥，才诏令吏部依照旧制，分别划为左、右两类。从此清浊有所辨别，众议认为适宜。后来臣私下听说新制度规定，士大夫犯贪赃罪的，一概改用‘右’字。法律既不完备，人们对此感到疑惑。况且有出身的人如果有贪赃受贿行为，依法获罪，从左阶降到右阶，本来可以表示惩罚；至于没有出身的人，本来就应当称右阶，如今如果突然把他们和贪墨之徒混同，他们将以做官为耻。这不只是失去先王砥砺世人、磨炼庸才的方法，也恐怕原本属于右阶的人如果犯罪，朝廷又该用什么名目处置他们？臣愚昧地请求今后对贪赃污秽的官吏，一律削去左、右字样，按照所犯罪行的轻重制定贬降年限。如果在期限内没有其他罪过，又有推荐者，仍应按照经赦后叙用的法规，允许逐步恢复任用。这样，官名制度自然能够端正，犯罪者也有改过自新的道路，劝善惩恶可以两全。伏乞圣上明察，赶快追改先前的命令，另行修订，希望符合政体。

译论执政大臣不应扣留占用配军充作宣借之事 臣恭敬地看到，去年九月，开封府审问查得百姓袁赟与李卿无故在汴河上纵马奔驰，冲撞行人，致使有人落水死亡，按照法律应按‘不应为’从重科断。根据开封府奏报，袁赟情节和事理都很严重，请求加等判决，送往五百里外编管。承蒙朝廷下达指挥，袁赟臀部杖责二十，特意刺配邻州；本城已经刺面，发配卫州本城完毕。臣听说袁赟家中富有财产，素来被称为凶恶豪横之人，又纠集恶少，放纵饮酒、纵马奔驰，使无辜百姓被冲撞而沉溺。推究他的妄为和无赖行为，难以按照通常法律从轻办理；陛下既采纳开封府的奏报加等杖责，又特别降旨刺配邻州，不仅是为了安慰受害者之家，也将成为后来人的警戒。可是听说执政大臣却以‘宣借’为名，把袁赟扣留在京城。检照今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敕节文：凡从京城配往外地充军的人，不得再指名勾取回京；京内外臣僚之家应当破例抽调宣借人的，也不得抽取配军，违犯者判徒刑二年【现任宰相、执政官允许抽取杖罪人员；在京城犯盗、窝藏盗贼、逃军、诱略人口以及情节轻微的配军，不在此限，可以充作宣借】。臣考核详察上述条文，只说情节轻微的人才允许勾取；如今袁赟本因情节严重而特别诏令刺面配军，不知执政大臣凭什么能够指使卫州官吏办理此事？既然已经接受上述敕令条文，就应当遵守，不知是什么缘故，竟公然废弃法令、违背规定？朝廷内外的议论都说，袁赟家产极其丰厚，广泛行贿送礼，因此上下蒙蔽，没有人纠察揭发。朝廷之上制定法度，执政大臣却首先触犯；郡县官吏奉行诏令条文，情节严重的配军却曲解法律、纵容遣放。如果这种事情都可以舍弃不问，朝廷纲纪就废弛了。伏望陛下特意降下指挥，拘收袁赟交给有关官司审问，查明行贿的次序和情况；对于违法受贿的官吏，依照公法办理，以求稍稍整肃纲纪，使奸人知道畏惧。论不参加经筵以及寻求乳母之事 臣从上月月底起，听说传达圣旨，暂时停止经筵。当时临近兴龙节，臣以为将有宴飨，所以暂时停止皇帝临幸迩英殿，以成就庆贺礼仪。如今又过了半个月，并没有别的政务，也不是因为前一年大雪严寒的缘故；劝讲的臣子长久不能瞻望圣颜，臣本来已经对此疑惑了。近来民间喧传宫禁中正在寻找乳母，臣私下认为陛下正值盛年，还没有纳皇后，世俗纷华艳丽的喜好必定不能动摇圣心。虽然听到这种议论，臣从未贸然相信。近日传言越来越多，考察起来似乎颇有事实。臣忝居言职，应当在事情刚出现苗头时进谏。伏惟皇帝陛下天赐睿智圣明，继承并成就大业；太皇太后陛下慈爱仁厚、端正和顺，保佑扶持无微不至。天地覆盖承载之内，没有人不侧耳倾听、擦亮眼睛，期待圣上的风化。然而有人却议论说，陛下渐渐疏远先王经典，日益亲近后宫女宠。这种声音流传开来，实在有损圣德。从前尧接受天命，只把天下当作忧患，不敢把帝位当作快乐；成汤不亲近声色，不聚敛财利，这些事都记载在典册中，为万世传诵。皇帝陛下不可不勉励自己，太皇太后陛下也不可不加以劝勉。伏望圣上慈爱，为宗庙社稷的长远大计，在清闲宴息时多次亲临经筵，仍然召见近臣同他们讨论前代治乱的要点和当今政事的适宜之处，使他们都能尽情陈述，以辅助圣学，不要沉溺于所爱而忘记应当警戒的事情。天下就万幸了。请圣上裁决。再次上奏 本月二十七日，给事中范祖禹来到本司，秘密传达宰臣吕大防所听到的圣上德音，告诉臣所议论的后宫之事从未发生。臣叩头接受命令，感激和欣喜交集。臣遍观前代君主，很少有不受声色拖累的；至于过早亲近、没有节制地享用声色，又不能保全元气、增加寿命，都是圣贤所戒惧的事情，令人寒心。况且世俗人家即使只有百金资产，尚且知道爱惜子孙，把家业托付给后代；何况本朝一百三十年的太平，是六位圣主忧劳勤政积累下来的基业，陛下继承了它，难道可以不自爱自重，为宗庙社稷作长久无穷的打算吗？臣错误地蒙受圣恩，被擢升列于谏官，使陛下日益更新的德行还没有来得及昭示四海，而亲近女宠的诽谤却先在众人嘴里传播开来。臣虽愚昧，也深深忧虑此事，所以不避斥责，预先进言劝戒。如果陛下确实从未做过，那么臣所说仍不失为谏官的职责；如果陛下万一确有此事，那么臣今天的进言已经迟了，虽然不敢逃避旷废职守的诛罚，但对事情又有什么补益呢？只希望陛下爱惜身体、增进德行，留心学习问道，清净心志、减少欲望，以增厚福祉的根基。臣对于爱戴君主的深切心意实在无法尽言。请圣上裁决。请求早日补充谏官等事 臣自从去年十月十二日与左司谏韩川在延和殿奏事以后，多次想要上殿，而韩川屡次请求调任外地，以至于辞免任命；总共一百多天，臣不能有一次到法座之前。如今左右省只有臣一人，希望朝廷早日选取方正之士补充谏官之列；仍请求特意降下指挥，遇到有职掌的事务必须当面陈奏时，即使新官尚未到任，也允许臣独自应对，以便尽情表达忠诚之心，多少辅助陛下听取政事。

译论朋党之弊 臣曾经在史册中考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有的是真正的朋党却不能除去，有的并非朋党却不能辨明。这实在是国家治乱、盛衰消长的关键，不可不察。东汉衰败时，奸人先以朋党之罪诛杀、禁锢天下贤者，朝廷中全是小人，所以汉朝因此灭亡，这就是所谓并非朋党却不能辨明。唐朝末世，牛党、李党之人轮流进用，互相诋毁，巧妙构陷倾覆对方，善人君子被废斥殆尽，所任用的全是庸鄙不肖之徒，所以唐朝因此陷入混乱，这就是所谓真正的朋党却不能除去。君子进用，是出于最大公心，援引同类以报效国家；小人进用，则徇私，结成党羽以巩固宠幸。即使当代君主深深憎恨臣下背弃公义、结成朋党，小人也会窥见空隙，迎合君主心意，隐藏自己的私心，表面上仿佛值得信任，反而把君子援引同类的公心指为朋党。朋党和同类，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是非虚实之间，差别极其细微。辨别不早，就会由此产生祸乱的根由；这正是正人君子常常遭受诬陷、小人却常常得志的原因。祖宗远远鉴戒历代的弊病，选择负责耳目之任的官员，是为了开通众多正人的道路，堵塞群小枉曲的门径；如今却日益接近士大夫的议论，稍微有些朋党的迹象，便深恐奸人乘君主年少之机而起。陛下委任大臣之时，如果暗中引进邪恶之人，逐渐排斥正直之士，就会孤立朝廷的势力，蒙蔽君主的聪明，窃取刑赏的大权，以满足群小的私意。这种弊病逐渐滋长，不是国家的福分。臣希望陛下深切察看前代史书的警戒，始终如一地谨慎行事，勉励并珍惜台谏官，以培养众多士人敢于进言的气节；这样或许能够破解奸邪的谋划，消除尚未形成的变乱，天下就万幸了。《尽言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尽言集》卷十三 宋刘安世撰 论邓温伯授任不当 臣恭敬地看到，朝廷任命邓温伯为翰林学士承旨，起初中书舍人缴还词头，后来给事中两次封还驳正。臣私下认为，在极其公正的朝廷，不应有明知错误仍坚持到底的道理，所以拖延了许多天，不敢上奏议论。近来听说前项任命又下达，士大夫们面面相觑，无不大惊失色。为什么呢？陛下即位以来，从未压制公论；如今两省给事中、舍人履行职务到了这种地步，显然是众议认为任命不当，但朝廷全不听纳，反而坚持得更加厉害。臣再三思考，始终不得其解。等到看到制诰，才知道陛下因为所谓攀附之功，便加给他恩宠。臣独自认为并非如此，必须加以辨正。前代创业之主，在草创艰难之时，有豪杰之士辅佐成就帝业，称为攀附，可以；继承帝位的君主，有的出自太子之位，有的来自藩邸，东宫、王府中都备有僚属，因为他们有保傅辅导之恩、调护成就之效，称为攀附，也可以。恭敬地想，陛下当初正值妙龄，还没有出阁，便承受天命，突然登上帝位。其间邓温伯虽然曾经暂时掌管笺记文书，但何曾有机会面见圣颜，却竟以攀附之功加以宠任？按照名义考察实际，明显是名不副实。况且邓温伯奸邪反复，天下人都知道；他暗中借用王言，私下结交蔡确，这本来就是罪过。如果侥幸逃脱典刑，又受到错误的恩宠，更使人震惊。伏望陛下审察清正的舆论，斥退远离奸佞之人，收回这项诏命任用，以安慰众人的期望。请圣上裁决。第二 臣近来曾上奏议论邓温伯授任翰林学士承旨不当，至今没有奉到指挥。臣谨按，邓温伯资质禀性奸邪，贪图依附权势利益。熙宁年间，王安石、吕惠卿势力相当、互相争斗，彼此倾陷；邓温伯始终反复无常，出入于两党之间，巧于构陷，侧身献媚，情状千变万化。元丰年间蔡确掌权，他全心依附，蔡确把他从成都召来，安置在翰苑。陛下继承帝位后，褒奖辅弼大臣；邓温伯起草王珪的麻制时说自己预先参与了禁中议论，替蔡确起草任命词时又说尤其赞美蔡确参与谋定大议的公心。臣认为，太皇太后的册立，

译神宗皇帝把皇位传给陛下，都是符合天意、顺应人望的，圣心早已决定，并没有借助外人的谋划；考察经典、查验古事，没有一处不相合。蔡确究竟出了什么力，竟敢贪取上天的功劳？即使按照奸人的说法，事情出自大臣的谋划，也应当先推重上相，才轮到次辅。可是邓温伯暗中接受邪说，稍稍贬低王珪，却在蔡确的制书中特意极力美化，颠倒轻重，欺骗迷惑天下。这是小人深远的谋划，想要侥幸为将来铺路。邓温伯预先知道这件事，所以想借此打下基础。推究他的用心来定罪，理应受到公开诛戮。即使侥幸逃脱诛杀和流放，已经是出于极大的恩典，怎么还可以玷污翰林院，奉行他的密令？何况中书舍人已经缴还词头，给事中也曾两次封还驳正。成命下达以后，御史台全体官员、两省谏官又都上奏议论。陛下即位以来任用的人已经很多，至于像今天这样众论沸腾、舆情惊动的，还从未有过。由此推断，既然被公议所弃，就不能不罢免。伏望圣上慈爱，察看君子小人消长的关键，为宗庙社稷作长远打算，早日将臣的奏章交给外廷施行，臣不胜恳切之至。请圣上裁决。第三 臣近来已经两次上奏，说明邓温伯的授任不当，至今没有奉到指挥。臣听说，朝廷的事务没有比任用人才更重要的。君子进用，是治理的根本；小人被任用，是祸乱的阶梯。君主深居九重，不能完全知道臣下的邪正，所以设置谏官、御史的职务，使他们掌管耳目之任，采纳朝廷内外的公议。是非可否只听从众议，因此蒙蔽贤人的言论不能伤害君子，结党奸邪的议论也不能帮助小人。明君不必私自用心操纵，贤与不肖自然会分辨出来。所谓知人善任，方法不过如此。如今邓温伯奸邪反复，只看重利益，结交蔡确，对臣节不忠。自从听到任命诏书，人们就非常震惊。台谏官纷纷上奏，请求停止成命。如今已经多日，还没有听到批准的指挥。此事关系到君子小人的消长，臣不逃避诛责。伏望陛下把臣屡次奏章交给外廷施行，不要因为奸人先入为主的话，废弃天下最公正的议论，那就是臣最大的幸运。请圣上裁决。第四 臣前日因职务之事进见应对，谈到治理与祸乱、安定与危亡的大计，承蒙圣上慈爱，特意开怀采纳，臣感激欣喜，手舞足蹈，不能自已。最后议论邓温伯授任不当时，陛下告诉臣说：‘你们必须体察朝廷的本意，天下的事情难道都能由台谏决定吗？也应当出自朕的内心。’臣虽然已经把其中的义理详细陈述，退下后深思，仍觉得没有说尽，于是再次陈述忠诚之心，冒昧上烦圣听。希望陛下不嫌烦琐，姑且听取。臣曾经读《国语》，书中说天子听政时，要让公卿直到列士献诗，盲乐师献典籍，史官献书，乐官进箴谏，瞽蒙诵读公卿所赋之诗，百工进谏，庶人传达意见，近臣尽力规劝，亲戚加以补察，盲乐师和史官教诲，年长有德者修正，然后君王斟酌采用。三代以前，对上，公卿大夫早晚都能进献忠言；对下，百工庶民也能执掌自己的技艺来进谏。所以忠言嘉谋每天都能传到君主那里，天下的情况没有幽隐而不被照察，没有遥远而不被通达；所作必成、所举必当，都是谏诤所产生的功效。后世士人不致力于向君主进献意见，多半只谋求保全自己；正直的议论和长远的谋略，很少有人入朝报告。于是朝廷设置谏官名额和职务，把进谏的责任交给他们。进言的人日益减少，而听取意见的人却没有更加勤勉，这就是后世天下的治理最终比不上先王盛世的原因。神宗皇帝考察古今，改革官制，认为朝廷是政事产生的源头，于是采用唐代《六典》的办法，在中书省设置舍人：凡诏令有不妥之处、法度有不便之处，都可以提出异议，希望使政事合乎中正。万一仍有差错，又在门下省设置给事中，负责封还驳正诏令。还担心人的谋划不能尽善，于是又

译命谏官发表议论，御史纠察弹劾，上下相互维持，使纲纪完备严密。假如这些职位都能任用适当的人，彼此修治职事，而朝廷仍不能治理好，那是从来没有的事。如今天下疆域万里，能够见到陛下清明恩光的人，在亿兆民众中仅有一二；在这些能够见到陛下的人中，能够接触到您的言论和议政的，又是千万人中没有一个。自从两位圣上临朝以来，群臣没有越次进见的，面对上层不过六七位执政大臣，下层不过四五位言官而已。陛下所能共同谋议的人，竟少到如此地步。臣如果再以“顾全朝廷体面”为事，明知公议不可而不把实情告诉陛下，那么百姓的疾苦、各项事务的缺失、邪正势力的消长、朝廷内外的真情与虚伪，凭什么能够全部传达到圣上的听闻中呢？从前唐太宗在朝时，三天没有进谏，便责问侍臣，大概是因为君臣尊卑的形势已经相距太远，上下之间的情意常常苦于不能相通。

译即使虚心招致进谏，有时还会有人不来；如果又表现出厌恶轻视的态度，谁还会尽心效忠？《尚书》称颂尧的德行，说他“考察众人的意见，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称述舜的功绩，说他“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叙述禹所以兴盛，说“益辅佐禹，禹拜受有益的谏言”；记述汤所以成为王，说他“任用贤人，改正过错毫不吝惜”。正因为能够接受进谏，听取意见后又能改正，这才是尧、舜、禹、汤成为圣人的原因。伏望陛下扩大自己的见闻，延请并接受忠直正谏。有些话即使逆耳，也应从正道上去寻求其中的道理；有些话即使不合心意，也应由此知道自己的过失。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斥退邪人不要犹豫，使心怀奸诈的人无隙可乘，使奉行正道的人乐于把善政告诉陛下。陛下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每天更新圣德，与尧、舜、禹、汤并驾争先，岂不是伟大吗？臣任职谏官，曾经没有什么好的政绩，只是尽心竭诚而不隐瞒，希望借此报答并补偿陛下深厚的恩德。还愿陛下体察臣爱戴君主的心情，宽恕臣狂妄的罪过，略加采纳臣的意见，臣将感到万分幸运。请陛下裁断。第五 臣近来已经四次上奏，认为邓伯温的任命不当，至今还没有奉到指挥，臣不敢远引古代事例来烦扰圣听，只依据祖宗旧例，再为陛下陈述，希望愚臣的忠心或许能够得到采纳。臣恭敬地观察到，太祖曾因和防是贵家子弟、能够作文而十分宠待他，想召他入翰林，便对近臣说：“和防的眼睛昏暗无神，胸中一定不正，不可以任近侍。”于是召入翰林的命令便停止了。景德三年，枢密院议定补授禁军列校，王继英上奏说：“藩邸中供职过的人，还有在外任职的，都聚在一起议论并散布诽谤，说臣蒙蔽圣上，不向上报告，导致他们长期滞留。”真宗说：“这些人都不自我修养反省，只想侥幸求进；本来是凭借私人关系得到机会，倘若加以升擢，必须有正当名义，才能堵住舆论。”先朝时有一名散从官李荣，在藩邸时曾经参与供使，后来十多年间只是隶属于尚食局，曾随同辈参加选补，先帝见到他便询问，才知道是李荣，只升为队长；过了一年多，才逐渐升为小校。这是因为国家的爵位不可轻易授予。臣每次读到这里，总是放下书叹息。为什么呢？祖宗并不是吝惜爵位，只是要把它留给天下贤能之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从来不轻易把名位器物授予他，难道仅仅是害怕臣下议论吗？其实是要把这样的谋略留给后世。况且藩邸的官吏曾有办理事务的劳苦，即使是军校的职位，祖宗尚且不愿没有名实根据地授给他们，何况翰林院和禁中近侍的职位，重要程度远远超过军校呢？祖宗在朝时尤其重视学士，每当想任命一个人，必定审察他的才器以及品行邪正，因为是要寻求贤才来辅佐自己，并不是只取他的文才而已。像和防这样的人，固然没有看见他有过错恶行，只是观察他的眼睛，怀疑他不是端正之士，于是就不再任用；那么选拔任用的本意，难道是想让小人在身边吗？如今温伯奸邪反复，罪状都有明显表现，出入于王安石、吕惠卿的党羽之间，窃取荣宠，晚年又依附蔡确，轻率使用皇帝的言语，贪取上天之功，企图为将来侥幸求进，岂只是和防所能相比的？他不过因为暂时掌管笺记事务，便偷偷攀附取得虚名，竟让他主管翰林禁林，承奉机密诏令，这又不是小校一类的职位。臣私下认为，太祖虽然爱惜和防的才华，但恐怕他不是正人，于是停止了任命他入翰苑。陛下明知温伯奸邪，却把他放在参与谋议的职位上；太宗、真宗对于合乎推恩条件的人，尚且不轻易授予这样的职位。陛下尚未出阁亲政时，温伯本来不是宫僚，如今却无名无据地得到如此宠幸，臣私下替陛下感到惋惜，陛下也应当替祖宗感到惋惜。何况任命词头刚刚下达，中书舍人已经曾经缴还；正式成命下达后，给事中又再次具文封还，朝廷都不听从，随后御史台全体御史、两省谏官又相继论奏。若这些论列大体合乎公议，怎么会闹到如此纷纷扰扰？伏望陛下上体三位圣主的心意，下为万世确立法则，借温伯的任命一事，收回并撤销新的任命，使小人的势力不能逐渐增长，成为朝廷日后的祸患，天下将非常幸运。请陛下裁断。第六 臣以前多次具文论列邓温伯任命不当，请求追回并停止任命，却没有奉到指挥。其间臣因病请假，未能再次进呈章奏。近来私下听说温伯将接受新的任命，臣虽然卧病在床、病势危急，仍日夜忧愁烦闷。为什么呢？陛下即位以来，振兴正道，起用贤能俊杰，天下人心一致歌颂。如今温伯的奸邪反复，朝廷内外都知道；他把太皇太后安定社稷的功劳攘夺过来归给蔡确，这是戴天履地之人共同痛恨的。况且臣错误地蒙受恩宠升擢，任职谏省，岂敢容纵奸恶之人，给朝廷留下日后的祸患？自唐代以来，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的人，很少有不升为宰辅的，近来苏颂就是这样。如今温伯已经到了这个位置，将来怎么敢保证他不会成为执政大臣呢？臣大病之后，三次因劳累而复发，估量自己的病势，恐怕不能再看到陛下的圣光。如果奸人不离开朝廷，臣即使死了也死不瞑目。臣不能亲自书写，谨口授臣子代为记录上奏，惟愿陛下哀怜而听取，谨请裁断。贴黄 臣听说温伯的任命本来并非出自圣意，只是吕大防留身荐举，所以才有这个任命。然而吕大防的用意，不只是想成全温伯，以便同群奸结交。原来近来都司拟定任永寿的酬赏不当，台谏官多次弹劾，吕大防对此咬牙痛恨，却没有办法发泄愤怒，因此明知温伯有罪，仍公开提拔他，认为谏官一定会竭力争辩，于是想借此制造名目来驱逐臣等，这全是宰相的阴谋。愿陛下圣明，深入省察。又如果认为温伯曾掌管笺记，想表示恩礼，那么只求朝廷优厚地授予他一个职名，安排到藩镇任职；这样陛下待温伯也不能说不厚重，而小人的势力逐渐增长之势也可以消除。只求这一决定出自圣断，早日交付施行。因病请求宫观差遣事 臣上月二十一日忽然感染寒疾，不久便在朝廷请假调养；到中午发汗时，病势极其危重。后来由于气血衰弱耗损、津液凝滞，两足拘挛，不能行动。至今卧床调治仍未见效，询问医生，医生说近日还没有完全痊愈的希望。臣私下认为，二圣耳目之官恐怕不是卑微之臣养病的地方，愿望陛下以仁慈垂察，特地授予臣一个宫观差遣，允许臣在方便之处居住。将来如果能够康复，朝廷另有任用，臣愿竭尽犬马之力，仰报天地的恩赐。惟愿陛下哀怜，早赐指挥，请陛下裁断。请求另派官员详审役法事

译据元祐五年五月二日尚书省札子勘会，近来下达指挥，派右谏议大夫刘安世检点户曹文书。臣私下担心役法中还有没有办完的事项，也应当详加审查。五月二日，三省共同奉到圣旨，命令刘安世一并详审；如果有未完结或不便实行之处，便把利弊具文上奏。臣近来因病请假，已经按照朝廷旨意，派右谏议大夫朱光庭兼权检点户曹文书。如今臣所患疾病还没有痊愈的期限，私下担心会耽误诏命，伏乞朝廷详细斟酌，另行下达指挥。辞免中书舍人并请求宫观差遣事 臣收到阁门赐下的一道告命。伏蒙圣恩，授臣试中书舍人。臣接受命令后震惊惶恐，不知如何应对。臣私下认为，代替皇帝起草诏令的职任，向来被称为最难得人才。像臣这样空疏浅陋的人，实在是虚有其授。而且臣此前曾多次论列邓温伯的罪恶，认为他不应再留在朝廷；至今已经数月，仍未蒙陛下采纳。臣正等候获罪驱逐，却反而蒙受升迁，臣自处本已难安，满朝的公议又怎么能不畏惧？何况臣长期为疾病所困，身体衰弱羸瘦。臣已经上奏陈述，请求授予一个宫观差遣。伏望圣慈收回这次错误的恩典，查考臣以前的奏章，早赐批准，以使臣安守本分。所赐告命，臣不敢接受。谨记录上奏，恭候圣旨。第二 臣近来曾具奏请求收回授予臣的中书舍人告命，据尚书省札子称奉圣旨不许辞免；臣以犬马般的卑微诚心，冒昧惊动圣听。天恩深厚，却没有得到允许，进退惶恐不安，无暇安处。臣想到自己任职谏列，曾经没有好的政绩；既然负有进言的责任，按义理就应当尽忠，但从春天到现在，论奏政事没有成效，随即又因疾病长期荒废职务，本应罢免，以符合清正的舆论。如今反而再蒙褒奖升擢，实在有损政体。伏惟陛下升降众官，务求完全公正，任用群臣，不违背他们所学。愿陛下体察臣孤危的心志，使臣得以保全进退出处的适宜。请查考臣前奏所陈，早日罢除新命，特授臣一个宫观差遣，使臣坚守臣节，仰报陛下深厚的恩宠，臣不胜恳切至诚。第三 臣据尚书省札子称，因臣再次请求收回所授中书舍人告命，奉圣旨不许辞免；臣愚诚迫切，多次冒犯圣听。圣德包容，又屡次降下圣谕，使臣忧惧失措，坐卧不安。臣本出身寒微，没有其他技能，陛下破格提拔，把臣置于掖垣，这是儒者的荣誉，本来应当拜命接受。然而臣固执鄙陋，不能立即奉行，原因有二：自古台谏官论事，必定把辨明邪正放在首位，因为君子与小人消长的关键，关系到天下国家治乱的根本。臣论列温伯，达到多篇章奏，最终仍不能使任命回转，这是臣失职，本应罢免，以警戒尸位误职；如今反而蒙受褒奖升迁，更加得罪清正的舆论，这是臣不敢做的。舍人的职任，实际上是代替皇帝发言，分别主持六房，参与听闻机密政务；如果不是博学能文、通达政事的人，谁适合担任呢？臣措辞不工，拙于应制，记忆和见闻已经衰退，又不熟悉旧章，一旦冒居此职，必定很快招来官场的讥谤，这是臣不能胜任的。既有不敢做的事，又有不能做的事，仅仅因为这两点，按义理就难以冒昧任职。伏望陛下察知臣的至诚，追回停止这次错误的恩命，查考臣多次奏章中的理由，授予一个宫观差遣，希望安守愚臣本分，不给清明之时增添负累。仰望陛下慈悲，特别垂恩准许。第四 臣近来已经多次具状辞免新命，伏奉圣旨未获开许，徘徊畏缩，正感到不安。又蒙两宫派遣使者，特意降下宣问，赐给珍贵膳食，恩礼特别优厚，这不是臣这种疏远卑微之臣所应当承受的，朝廷内外都传扬并欢呼仰慕陛下的盛德。臣不是木石，怎会不体会陛下深厚的眷顾，想要效法古代国士报答知遇？然而臣有不得已的真诚心意，必须冒犯天听，惟愿陛下不嫌烦扰而详细阅览。臣先前感染寒疾，起初发汗时没有盖好，两足拘挛，不能行走，私下悲伤，认为必将成为废人。到五月间第三次因劳累复发，又大汗淋漓，幸而气脉通畅，于是能够屈伸。如今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两膝仍无力，必须扶杖才能起身；近来自己试走，每次走二三十步便筋脉紧急而停下，至于拜跪，更是不能承受。臣私下计算，臣既然充任从官，隔日要上朝谒见，从下马到后殿起居进退，再径直往返本局，大约要走二三里；以臣如此疲弱，无法勉强做到。本来想请求到一个小郡休养数月，但大病之后失血过多，心气虚弱、容易健忘，也恐怕不能办理公务；加上老母亲年高而且多病，正值盛暑，不能离开京城，进退忧惶，不知如何处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二十步〕 臣早晚反复思量，正值仁圣陛下临朝，不愿使天下有一物失去应有的位置。臣虽然没有什么作为，却承蒙陛下曲意知遇；如果不披露心腹、把诚心奉献给陛下，那么臣犬马般的志愿终究无法伸展。因此臣不避诛罚，再次陈奏于陛下面前。伏望陛下体察臣的至诚，臣并非想逃避职事，特降圣旨，查考臣多次奏章，授予臣一个宫观差遣，使臣对上可以供养亲人，对下可以求医服药。将来所患疾病果真痊愈，朝廷另有差遣，臣决不敢推辞。臣祈求上天、等待命令，实在激切惶恐至极，请陛下裁断。第五 臣近来具札子上奏，冒犯圣听，请求归还新命，授予一个宫观差遣。伏奉圣旨，命阁门派人携带告命到臣住处赐给，并且免除谢恩，等痊愈安康之日，迅速供职。臣听到命令后震惊恐惧，浑身战栗。臣想到前些日子蒙两宫派使者宣问，赐给珍贵膳食，议论者都说陛下宠爱言路，这是古来所没有的，臣应当立即接受，以成就圣朝的盛德。因此臣忍受羞惭拜受恩赐，不再说什么。如今又承受这样的至恩，委曲优待特别异常，这都是从前朝廷礼待大臣的做法；但顾念自己的身份本分，按义理不敢承当。如果不自行陈述，反而更加触犯清正舆论。臣听说管仲一定辞谢上卿的宴享，虞人不接受大夫的召见，这都是为了区别等级威仪、尊严朝廷，圣贤所认可，史册都有记载。恭敬地想，本朝礼遇臣下、区分轻重的体制，自有典章常规，岂是臣这样愚昧的人可以冒昧承受特殊礼遇的？况且臣安坐私室，接受君命，不等候陛下召见谢恩，便领受职事；恩数太过优厚，不仅有使朝廷蒙受过度施恩之嫌，也可能因拖延怠慢而获罪，更使卑臣背负不恭敬的责罚。加上臣论事没有政绩，已经惭愧于尸位误职；长期患病、气力衰弱，行走艰难，自己估量疲惫不堪，终究还没有完全康复，词掖之职事务繁重，必定难以勉强承担。伏望陛下曲施恩造，垂察臣危苦的诚心，追回停止错误的恩命，查考臣多次奏章，早日授予臣一个宫观差遣，臣将不胜幸运。请陛下裁断。第六

译臣近来多次辞谢错误的恩命，请求授予一个宫观差遣。伏奉圣旨，仍依前次下达的指挥；圣上的眷顾优厚隆盛，本来应当只管接受。可是臣私下的诚心十分迫切，仍敢烦陈言辞，冒犯诛罚，最终请求陛下开恩允许。臣听说贾谊议论说，君上以廉耻礼义来礼遇臣下，而臣下不用节操品行报答君上，就不是人类。如今陛下待臣已经极为优厚，臣能够报答陛下的，别无其他，只能想着磨炼节操、砥砺品行，在进退出处之时，不被天下清议抛弃，或许可以不辜负两宫提拔的恩德。可是臣论事没有政绩，正等候被贬黜，久病未愈，本来就应该避开职位；如今又蒙升职，更加使臣忧惧，所以多次冒犯圣听，希望停止新命。陛下慈悲宽宥，反复加以训谕。臣如果迫于恩礼，勉强接受，行为不顾言论，只求利益胜过义理，那么报答君上的节操就丧失了。陛下又怎么使用这样的人呢？向来臣僚凡有任命，若是按身份本来应当得到的，只是按照礼节辞谢，朝廷一定会让他接受，没有不可以的。像臣今天所请求的，只是因为按义理实在难以安心，宁愿伏受拖延怠慢的重罪，也不敢顺从命令苟且停止请求。伏望陛下扩充天地般不计回报的恩德，体察臣犬马般极其危惧的心情，收回诏书，查考臣多次奏章，早日下达指挥，授臣一个宫观差遣，使臣进退有适当位置，不得罪于清议，从而实现臣谨守古人训诫、诚心报答陛下的愿望，臣岂能不万分幸运。请陛下裁断。贴黄 臣私下担心，朝廷因为臣曾经充任从官，不愿立即把臣置于闲散之地，必定授臣一郡，以表示恩礼。然而臣已经患病数月，身心衰耗，实在难以勉强自己办理职事；加上臣母亲年老多病，不能出京。如果等君命已经施行，再具状辞免，深恐更加造成烦扰。伏望圣慈曲从臣的请求，授予一个宫观差遣，允许臣任便居住，希望能够对上供养母亲，对下求医服药。惟愿陛下保全臣的始终，特别垂恩准许。第七 臣近来具札子，陈述请求授予宫观差遣。伏奉圣旨，仍依照先前多次下达的指挥。臣区区的真诚心意，已经全部写在前面的奏章中。臣私下认为既然已经冒犯圣听，必定会得到怜悯准许，哪里想到又烦劳圣谕，却仍未获允许。臣早晚震惊恐惧，几乎没有活下去的道理。臣想到自从奉诏任命以来，至今已经数月。期间蒙受圣上眷顾，派使者宣问，赐给珍贵膳食；又降下圣旨，到臣住宅赐告，特许免行陛谢，立即令臣供职。恩礼特别优厚，使朝廷内外震动。臣如果还能勉强支撑，岂敢违抗君命、矫饰虚伪以求取名声？然而臣不幸，按义理实在难以安心，心中深感惭愧。加上从发汗至今，共有八十日，采用各种办法医治，始终没有完全康复。虽然扶着拐杖可以行走，但拜跪、上下阶梯都觉得艰难。臣贪恋清明的时代，不忍辞去职事，所以恳切请求任闲散职务休养数月，希望幸而痊愈，再来充任奔走效力的职务。如今朝廷中的奸邪之人还在，愚臣的疾病还没有痊愈，岂敢再窃取宠荣，触犯清议，冒犯诛罚？臣再次陈明诚恳心意，惟愿陛下今日保全臣的节操，责成臣将来报效。请查考臣多次奏章，早日授予一个宫观差遣。臣祈求上天、等待命令，实在激切惶恐至极，请陛下裁断。奉诏论事【当时任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臣自从去年因病获准请假，任崇福宫官职还不到几个月，又蒙召回任用。圣恩虽然广大，不遗弃微小的才力，但臣朴拙愚昧，没有办法报答万分之一，只是白白消耗优厚俸禄，每天都背负忧愧。至于当今的重要事务、朝廷缺失的政务，每当有所听闻见到，多次想要论列，但既然离开了言路，不敢越职进言。臣恭敬地看到今年四月七日尚书省札子勘会，近臣如果自许能够论事，三省共同奉到圣旨，命御史台下达执行。臣忝列从官，亲自承受诏命；事情关系国家体制，按义理应当竭尽规谏，愿陛下留神听取。臣听说朝廷授吕惠卿为中散大夫、光禄卿、分司南京，舆论沸腾，人心震惊。臣恭敬地想，陛下刚刚登上帝位，致力于顺从人心；因为吕惠卿、蔡确等人残害百姓、损害国家，辜负任用，受到四海之人的痛恨，所以相继贬斥驱逐，屏退到远方。即使普通男女那样愚昧的人，也都明白两位圣上的心意：本来是为天下百姓驱除祸害，并不是出于个人好恶。按理应当永远投置荒远之地，终身不许列入士类。然而惠卿自从调往宣城，才过了两年多，按照通常法令，尚且不应叙复官职，不知以什么名义，竟然又恢复到卿列。议论此事的人说，蔡确的母亲现在还在京师，千方百计向朝廷申诉，希望还她儿子；大臣不敢直接答应她的请求，所以先拿惠卿来试探两宫。如果惠卿的任命得以实行，那么将会牵连到蔡确；蔡确一旦复用，章惇之类的人就会像刺猬的毛一样纷纷起来。替天下国家考虑的人，难道能够安心吗？臣恭敬地看到《国朝会要》第二百三十七卷记载：太宗皇帝雍熙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中书门下说：“有掌任职官因获罪被贬谪在外，近来经过赦免，希望命令他们回朝，以责成他们日后的效力。”皇帝不许，并对宰相说：“朝廷要达到治理，应当任用贤良君子；对小人应当明辨。大体说来，人君应当先端正自身，也如同治理家庭，家长不正，家庭也会混乱。因此听信谗邪之言，骨肉至亲尚且会因此彼此离间，哪里能够达到使家庭富足、宗族和睦的道理呢？事情有大小不同，但道理是一样的。”如今海岛、琼崖，遥远之处还有许多被窜逐贬谪的人，自郊祀以来，难道不在陛下的考虑之中吗？只是这些人行事险诈，一旦稍有得志，就会重新结成朋党，任意毁誉他人，如同害群之马，岂能轻易议论放还？臣私下认为，祖宗的仁德平等施及草木禽兽；但到了控制小人时，却一概以义理决断。惟愿陛下善于继承并发扬祖宗事业，不犯过失，不忘记初衷，保守即位之初的政治原则，坚定如金石。希望陛下在处理万机之余，屡屡省察祖宗训诫；将来如果有大臣还坚持姑息的言论，巧言为大奸之人辩解借用，伏望陛下以太宗的至理名言当面驳斥其妄言，使朝廷内外的群小不能窥伺朝廷的空隙，动摇正道，天下将非常幸运。请陛下裁断。

译《尽言集》卷十三 《尽言集》跋【附录】先父宫傅天性喜爱学习，各种书没有不读的，问到他也没有不知道的，见闻广博、记忆力强。他自从以进士身份贡入朝廷，便被称为博学通达。元祐戊辰年，他以彭山县令的身份遭逢母丧，回到京畿，寄居在京畿县邑。当时重新设置制科，他慨然更加搜求旧学，希望凭此参加考试。进修了三四年，应试所需的学业全部准备好了。世人还不太了解他，他也不求别人了解。县邑距离京城不到一百里，他却独自一次也不去京城。有人劝他说：“听说从官往往推荐自己所知道的人，没有递上荐章的也已经先得到许诺，您身边的人恐怕已经落后了吧？”先父笑着回答：“只担心自己不能做到罢了。”大概是有知遇他的人。过了很久，他到了都城，果然如同所听说的那样。只有宝文阁待制、枢密都承旨刘公认为人才难得，仍未举荐他。先父写信求见，一见面刘公便称赞奖掖，于是记录了他所撰写的策论。再次见面时，刘公更加喜爱他的文章，于是奉诏举荐他。第二年甲戌，改元绍圣，时局发生变化。刘公因镇守地方时涉及从前所论政事而获罪，被贬到岭外。先父因此没有参加召试。我王绹侍奉在旁，每次听到这些话，都知道刘公有特别深厚的知遇之意，想登门拜访，却遗憾不能做到。大观戊子年，先父去世。过了一年多，我扶送他的灵柩，沿汴水上行赶往洛阳，经过永城时，听说刘公寄居在驿舍，便赶快前去拜见。刘公待我非常厚重，因我是门人的儿子而留我吃饭，反复教诲，情意深厚。谈到刘公当初刚被任命为谏官时，他入内禀告太夫人说：“言官的职责，确实很难称职。随世俗进退、该说就说不该说就不说，便有辱先人；坚持直道不回头，又将招致祸患，使慈母忧虑。如今正以孝道治理天下，我没有兄弟可以共同侍奉母亲，如果以奉养母亲为由辞职，一定能够获准，您看怎么样？”太夫人忧愁地说：“这个职位，是你父亲一生修养积蓄、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如今朝廷任命你，你父亲的心愿得以实现了。只管去做；万一朝廷斥逐我，我发誓与你一同前往，千万不要因为我妨碍你一向的志愿。”刘公拜谢接受教诲，辞职请求没有得到允许，于是不再坚决辞免。就任以后，遇到事情便极力进言，无所顾忌回避，以报答特殊的知遇。后来获罪被贬，他便禀告说：“母亲年高，前往炎热荒远之地不方便，请允许留下妻子和孙子奉养您，我应当带其他子女到贬所去。”太夫人说：“我从前答应与你一同前往，临到事情却食言，我不做这样的事。况且我留下只会更加忧思，不如先走，死生听天。难道可以逃避吗？”家人仍然疑惑，只得勉强安慰她的儿子；他们从容等待出发，她始终安然自若，与平日没有不同。遭遇患难将近三年，有一天夜里无病而终，始终没有显露哀痛悲伤的神色。唉！世人只知道刘公正色立于朝廷，论议和风节如冰霜般凛然，却不知道他的母亲太夫人竟然贤德到如此地步。即使传记中记载的贤母烈妇，又怎么能超过她呢？我王绹因为行程匆忙，没能再次登门拜访，只站起来请求听取修养心性、约束行为的要领。刘公命我坐下，才告诉我。他说：“我年轻时求学，司马温公刚中进士，准备出仕的日期将近，我便去送别，并请求他给我一句可以终身实行的话。温公说：‘要真诚吗？这是我一生努力实行的，后来用它没有不能成功的。’说完，我问：‘实行什么要先做？’温公说：‘应当从不说妄语开始。’我牢记并恭敬诵读，把它奉行于日常交往之中，起初还很勉强，久而久之便安然做到。凡是言语行动，没有一样不是出于真诚。”我王绹牢记此事，希望学习实行，却苦于还没有做到。建炎丁未年，今上在睢阳即位，我当时任寿春太守，又被召回任给事中。经过同僚的值舍时，看见有人传阅刘公谏草《尽言集》，便走近观看。开头所见，都是年高德劭、才智杰出、世人共同称贤的人；只要他们的举措不正确，刘公一定加以进言，毫不宽贷，有人认为他过于严厉。我回答说：“像刘公这样修养自己，才可以这样做；如果自己不是这样，必定会有人跟在后面攻击他，想传给世人还来不及呢。”甲寅年，我从会稽获准到外地任祠禄官，来寄居昆山。刘公的幼子至叔以尚书郎的职事随后到来。我借阅《尽言集》，却已经有人先我一步取得了。我只得到刘公所作的《元城集》二十卷，边传阅边阅读，亲自校正，反复考验，想要探求刘公的志趣并加以效法。如今至叔被任命为海陵太守，又来等待补缺，我才请求抄录这部集子，亲自校读玩味多次，充分看见他所上章疏、讽谕、论列，动辄关系国家体制；所作咨询、考察、订正，都有根据，严正而宽厚，简明而不苛刻，气度平和、操守坚定，言辞正直、事实核实，真是充满仁义之说啊。吕大防所强调的，是君主谨慎地尊崇师法古人，总揽纲纪权柄；辅臣协力恭敬、辅弼正直，杜绝阿谀私心。凡是居官任职的人，都应守身而顾念礼义，任职时遵循法度，如此而后已。这样看来，这部书就是言官的模范、辅弼的龟鉴、卿士大夫的药石。我读他的书，便思念他这个人；思念他这个人，便诵读他的话。因而想起从前刘公所说诚实不妄的话，没有一点不相符合，所以就题写在集子后面，并记下亲耳听到的谈论，以表明他的一言一语，没有不是根源于真诚的。唉！先父出于刘公门下十六年之后，我才见到他的面；又过了二十年，才见到他的文集；又过了十年，才得到他的全书，收藏在家中时时阅读，仰慕敬仰他的心情，算来已经四十四年了。不只如此，士大夫中喜好学问而有意传播的人，多把他的书传抄流布，作为学习取法的对象；这部书正将盛行于世，为当时带来利益恩泽，施及千年而不会衰竭。我虽然老了，希望还来得及看见这一天。绍兴六年丙辰年冬季最后一个月望日，资政殿大学士、在中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河南王绹题记。《元城先生南迁往还皆道曲江》：近来从州人那里得到先生亲笔手帖十多纸。邓氏于是把它刻在清淑堂的石碑上。恰好先生的曾孙孝骞从连山来访，拿出家中收藏的《尽言集》十三卷，于是命工匠雕版，置于郡斋。淳熙五年戊戌闰月初一吉日，代理知括苍军梁安世谨慎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