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嘉靖】

译论严嵩欺骗君主、贻误国家的奏疏——董传策 分条陈述定策备边的奏疏　杨博 弹劾贪官以消除民怨的奏疏；林润关于分配西北防秋兵马的奏疏；杨博分条陈述蓟镇经略善后事宜的奏疏；杨博关于倭寇暂时平定后陈述善后事宜的奏疏；谭纶 卷二十七【嘉靖】弹劾纵容盗贼的各官，并议论四川省善后事宜的奏疏《谭纶》选拔训练州县民壮的奏疏　杨博 劝谏停止修建斋醮的奏疏；海瑞陈述蓟镇尚未办完事宜的奏疏；谭纶 奉诏陈述意见的奏疏　王世贞 卷二十八【隆庆】恳请圣明阅览奏本并加以顾问的奏疏　温纯 请求慎重给予赠典的奏　温纯 察知变故、谨慎防范细微问题的奏疏　郑履淳 请求当面奏报有关事宜的奏疏　骆问礼 议论处置安定天下、平息祸乱大计的奏疏　高拱 议论处置边方激励劝勉事宜的奏疏　高拱 议论处置边方有关官吏的奏疏　高拱 辨明重大冤案以端正法令的奏疏　高拱 议论处置本兵司属官的奏疏　高拱 陈述边疆事务的奏疏　谭纶 陈述应当允许俺答贡市的奏疏　王崇古 陈述应当允许俺答贡市的奏疏　王崇古；卷二十九【隆庆、万历】议论处置科举取士中人才问题的奏疏　高拱 议论处置马政、盐政的奏疏　高拱 陈述四件事情的奏疏　汪文辉 议论登记拒收贿赂的三位大臣的奏疏　高拱 议论处置广东举荐、弹劾事务的奏疏　高拱 平息盗贼的奏疏　高拱 辨析名分的奏疏　高拱 论述俺答贡市事务的奏疏；方逢时遵照防务议论治理黄河、运河两河的奏疏；潘季训 查考议论黄河日后祸患的奏疏；潘季驯关于防备、报告河工工程次序的奏疏“潘季驯”。防备并报告两河工程完工的奏疏　潘季驯 卷三十【万历】陈述吏治积弊八件事的奏疏；邱橓请求恢复建文年号、编立景泰实录的奏；沈鲤请求宽宥革除之罪并连坐的外亲的奏疏；温纯 陈述十项弊害的奏疏　余懋学 请求端正文体的奏疏　沈鲤 请求停止矿税的奏疏　温纯 请求怜悯被诬陷的清廉官吏的奏疏　温纯 请求保全圣躬、重振宗社的奏疏；卢洪春请求严惩因言获罪、旷职官员的罢免奏疏；李懋桧 弹劾厂监张鲸的奏疏　张沂 卷三十一【万历】请求保全圣躬的奏疏　赵志皋 论述公用舍的奏疏　逯中立 论述修史任用人员问题的奏疏　逯中立 论述边疆事务的奏疏　王锡爵 请求停止开矿的奏疏　王锡爵 陈述天下四大祸害的奏疏；赵南星论述辅臣结植私党、阻塞言路的奏疏；汤显祖 详细陈述边疆事务的奏疏　王锡爵 宁夏兵变的奏疏　赵志皋 论述宁夏事务并陈述当时政治的奏疏　赵志皋 请求容纳直臣以劝勉百官的奏疏　逯中立 分条陈述防御倭寇事宜的奏疏　李颐 陈述当时政治缺失的奏疏　于玉立 卷三十二【万历】请求召见答对的奏疏　王锡爵 确定国家舆论、统一政体的奏疏　王锡爵 催促发下章奏的奏疏　王锡爵 请求皇帝御门宣布防务的奏疏　王锡爵 请求颁发皇帝亲笔，以免口头传达的奏疏　王锡爵 请求减免织造钱粮的奏疏　王锡爵 再次请求召见答对的奏疏　王锡爵 请求禁止倭人贡市的奏疏　沈一贯 弹劾王锡爵的奏疏　高攀龙 请求斥退奸邪、褒奖忠臣的奏疏　安希范 再次请求营救被降职、贬谪的各官的奏疏　赵志皋 请求临朝视事的奏疏　杨东明 请求宽缓言路的奏疏　马经纶 平息变乱、修身省过的奏疏　赵志皋 请求振作朝廷纲纪的奏疏　赵志皋 请求补任本兵的奏疏　赵志皋 再次催促补任本兵的奏疏　赵志皋 请求储备边疆人才的奏疏　赵志皋 陈述议论兵事的奏疏　赵志皋 卷三十三【万历】陈述天下安危的奏疏　吕坤 分条陈述海防的奏疏；李颐说：“倭患既已平定，军队不要轻易调动。”奏；沈一贯 弹劾矿使陈增的奏疏　郝敬 修身省过、平息灾害的奏疏　冯琦 弹劾晋地宦官诬陷重臣的奏疏　朱吾弼 陈述矿税六项祸害的奏疏　田大益 论述孙朝、魏允贞事务的奏　沈一贯 请求免于把私人住宅发下拟票的奏疏　沈鲤 请求慎重处理终局以保持治理成效的奏疏　杨东明 请求罢除矿税的奏疏》沈鲤《请求明辨功罪以激励人心的奏疏》杨东明 分条陈述河运首先应办事务的奏疏　李颐 弹劾内监路辱骂大臣的奏疏　汤兆京 卷三十四【万历】议论开凿泇河的奏疏　李化龙 遵照防务安排详细陈述河工的奏疏　李化龙 论述当时政治的奏疏　沈鲤 请求召回上书言事诸臣的奏疏　姜士昌 请求退休的第二篇奏疏　叶向高 请求振作朝廷纲纪的奏疏　周起元 寮僚征去揭；叶向高请求革除解纳白粮积弊的奏疏；徐必达。请求裁抑藩王府第的请托请求的奏疏　周起元 弹劾税监高寀的奏疏　周起元 弹劾三党的奏疏　李朴 卷三十五【万历、泰昌】请求退休的第六十一篇奏疏　叶向高 弹劾邪恶宦官侮辱官员、剥削百姓的奏疏　王纪 弹劾赵焕的奏疏　周起元 极力陈述当时弊病的奏疏　熊明遇

译特意请求免除赋税、赈济灾民的奏疏　王纪 再次请求颁发敕书、补足防务的奏疏　熊廷弼 陈述河东各城情况的奏疏　熊廷弼 陈述战守大略的奏疏　熊廷弼 请求限定期限发兵的奏疏　熊廷弼 请求处分有关人员以重视边疆的奏疏《熊廷弼请求敕令台臣查勘辽东事务的奏疏》熊廷弼 卷三十六【天启】请求金吾卫远程逮捕被废黜的武官的奏疏　毕自严 请求移宫的奏疏　左光斗 仁义两方面都做到的奏疏；左光斗恭敬地剖析和尚的防范，以消除积久的习气的奏疏；侯震旸 劝谏不要让客氏再次入宫的奏疏　侯震旸 门军法纪完全松弛的奏疏　侯震旸 禁止宫廷中发生人命案件的奏疏　侯震旸 请求发放国库钱财的奏疏　朱燮元 上奏请求报仇的奏疏　王之宷 新饷造成的困苦负担难以承受的奏疏　高推 防备缉捕都城门附近劫盗的奏疏　宋祯汉 卷三十七【天启】蔺地善后机宜的奏疏　朱爕元 因地震陈述意见的奏疏　毕自严 《地震频仍疏》——毕自严。《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杨涟。《请求除掉奸佞宦官疏》——蔡毅中。《纠劾傅櫆疏》；《左光斗再次弹劾负责织造事务的中涓李实疏》——周起元。《请求兴修江南水利疏》——周起元。《请求修身反省以消弭灾害疏》——周起元。《因水灾请求免除钱粮并赈济疏》——周起元。卷三十八【天启】。《弹劾魏忠贤疏》——魏大中。《极力陈说捕务废弛疏》——高推。《请求斥退魏忠贤疏》——宋祯汉。《极力陈说滥举人才、纵容贪污疏》——宋祯汉。《修明政务、抚恤百姓疏》——宋祯汉；《矢志尽心入朝陈奏、严禁请托疏》——范景文。《精选士兵、屯田守备疏》——朱燮元。卷三十九【崇祯】。《请求焚毁〈要典〉疏》——倪元璐。《为杨维垣诋毁东林而辩解疏》——倪元璐。《旧饷告罄疏》——毕自严；《弹劾孙之獬、请求保存〈要典〉疏》——吴焕；《严格实行彰善瘅恶以平息群体纷乱疏》——吴焕。《直指吏治弊病的根源疏》——范景文；《陈述黔省情势并说明用兵机宜疏》——朱燮元。《议论主客兵饷疏》——毕自严。《请求不要急于追求眼前功利疏》——刘宗周。《请求抚绥防守三秦疏》——吴焕。《革除大户出面召募之制疏》——范景文。《督办黔地善后事宜疏》——朱燮元；《陈述黔、蜀交界处扼守要地的形势疏》——朱燮元。《请求免除钱粮疏》——毕自严。卷四十【崇祯】。《请求不要任用小人疏》——黄道周。《遵照防务要求详细陈奏疏》——黄道周；《三大可惜四大可忧疏》——华允诚。《痛惜时局艰难疏》——刘宗周。《弹劾温体仁疏》——刘宗周。《弹劾温体仁六大罪疏》——傅朝佑。《谏阻命钱士升回籍疏》——詹尔选。《抚慰贼寇不可轻信疏》——范景文；《当保存直言，人才实在可惜疏》——范景文；《奸邪反复误国，请依法正典刑疏》——马嘉植；《国势危急，朝廷谋略尚未确定疏》——马嘉植。《请求停止派遣部、科官员催征军饷疏》——倪元璐。《弹劾马士英疏》——刘宗周。《陈述时政疏》——刘宗周。《陈述五件事情疏》——刘宗周。臣等谨慎查考。《御选明臣奏议》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 奉敕编纂，以…… 由皇子司负责选录。尚书房入值的各位臣下预先缮写，每完成一卷便恭敬呈上供御览，裁断取舍依据…… 圣明的裁定。因为臣下陈述的得失足以彰明应当效法和戒惧之处，而时代距离今天较近，前代的鉴戒尤其明白。将要追溯前朝灭亡的原因，以及本朝兴盛的原因，用来垂训后世无穷，所以格外重视这件事。考察有明一代，只有太祖凭借宏大的谋略和雄才大略统一天下；传承一两代以后，风气渐渐改变，朝廷舆论的趋向，大体竟与南宋相同。所以二百多年间，士大夫所陈述的，有些君子置国家政务于一旁而只议论君主之心，一篇奏札动辄达到千万字，几乎成了空泛议论的体例；小人舍弃公事而争夺私党利益，一件事情竟上数十道奏疏，全是互相攻讦诉讼的言辞。到了末流，越发诡诈浅薄，不只是小人谋求私利，君子也不过是在争夺名声。台谏官在朝廷上喧闹，道学之士在民间喧哗；人们知道兵防和吏治日益败坏，却不知道其所以败坏，是因为阁臣和宦官充当了暗中的援助者；人们知道阁臣和宦官日益争斗，却不知道其所以争斗，是因为门户之见和朋党相互煽动构陷。宋人的弊病，还不过是议论很多而成效很少；明人的弊病，则竟是用议论直接导致亡国罢了。然而一代臣子，大多贤臣与奸臣并进，不可能人人都是忠臣，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奸佞；即使同一个人，也往往得失相杂，不可能每句话都正确，也不可能每句话都错误。因此在群芳杂乱、芜秽丛生之时，必定有名臣硕辅从中挺身而出。在众说混杂、是非纷乱之日，必定有正直的言论和美善的谋略支撑在其中。这就是所谓披沙拣金，关键在于谨慎地加以选择。本编奉承…… 圣训，辨别言论的瑕疵与优长，删去浮华文辞，选存宏伟议论，考究史传，并以其后来的事实驳正前人的言论，考证当时的情形，使众说归于一个正确的结论。譬如童谣妇女歌唱的浅近言语，一经尼山孔子删定，便列入六经，成为考察一代得失的资料和千古政治的鉴戒。至于人品虽不高而言论正确的，不废弃搜罗并加以论定；言辞虽有不当而内容可取的，只删改润色。圣德广大，一件善言也不遗漏。圣人的度量宏大，公正无私，尤其不是寻常人所能测量的了。乾隆…… 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一。《应求直言诏上书》【洪武九年】——叶伯巨。臣恭敬拜读圣谕：近来五星运行失常，日月相互刑克，陛下下诏命臣民直言朝政得失。海内听闻此事，欢呼如雷，都说这是夏禹、商汤责备自己的做法。凡是有见识的人，无不想竭尽智慧和忠诚，何况臣下愚昧卑微，长久承受朝廷的养育，才到了今天呢？臣私下认为，汉、晋、唐、宋各代，每逢出现灾异，必定是刑法政令失当、贤愚颠倒，以至纲纪不能振作；有时受制于权臣，有时权力转移到宦官手中，有时被女主渐渐侵凌，有时在边疆戎敌面前溃败。上下都苟且偷安，只求勉强延续岁月；上天发生变异却不知道警戒，下民产生怨恨却不知道体恤，天下已经败坏却没有人挽救。如今上天厌弃元朝的德政，特意任命陛下凭借神圣资质扫除乱略，四海内外无不臣服。陛下正早起晚睡、勤劳政务，以谋求大治，汉、晋、唐、宋的过失全都不存在了。然而日月星辰仍然失去秩序，莫非陛下鉴察前世、纠正偏差、革除弊病时，又有做得过分的地方吗？臣考察当今政事，做得过分的有三件：一是分封过于奢侈，二是用刑过于繁密，三是求治过于急速。为什么这样说呢？太阳象征君主，月亮象征臣下，五星象征卿士和庶民。臣愚昧，不懂星象之术，姑且根据经传中所听闻的道理，并采择前代已经实行的得失来议论。《诗经》说：月亮发生亏蚀，本来是它的常态；阴气强盛、阳气衰微，这才是不好的。所以太阳受到月亮刑克，尚且还可以说得通；日月彼此刑克，就是月亮敢于抗拒太阳、臣下敢于抗拒君主。臣私下看到，陛下拥有天下，扫除群雄如同割除草芥，包容笼络豪杰如同指挥臂膀。如今公卿大臣统率数十万军队，作战必胜、进攻必取；朝廷派一个使者去召唤他们，他们便拱手听命，不敢耽误时刻，何况有谁敢抗拒呢？只是都城超过百雉，乃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规定，大都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城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城不超过九分之一，使上下等级各有定制：上位者可以兼制下位者，下位者不能兼并上位者，从而加强中央、削弱枝末，遏制祸乱的根源，尊崇治理的根本。国家分割土地实行分封，使诸王各有封地，用来建立藩屏、恢复古制，大概是鉴戒宋、元孤立无援、宗室不振的弊病。然而秦、晋、燕、齐、梁、楚、吴、蜀等国，都把大片土地尽数封给诸王；城郭宫室的制度，宽窄大小仅次于天子的都城，又优厚供给甲兵卫士。我担心数代以后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那时再削减封地、夺取权力，就会激起他们的怨恨，如同汉代七国、晋代诸王；他们有的凭借险要之地争强抗衡，有的拥兵入朝，严重的甚至乘机起兵，届时防备也来不及了。这难道是上天深切眷顾陛下，特意以日月相刑的天象来谴责告诫吗？如今议论者说：诸王都是天子的亲生儿子，都是皇太子的亲骨肉。即使封地广大、制度奢侈，所谓犬牙交错、盘石般稳固的宗室，天下人也只是服从他们的强大罢了，难道会有抗衡的道理吗？《尚书》说：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如今王也是爵位，汉代称诸侯王，也不过相当于三公的地位罢了。礼制没有比确定名分更重要的了。如果王侯之国与京畿相同，那就成了列国，哪里还有君臣之分呢？如今晋、鲁、燕、齐、梁、楚、吴、蜀诸国，都连带拥有数十座城，又优厚地给予制度和兵力，议论者为什么不取汉、晋的事例来观察呢？汉孝景皇帝是汉高皇帝的孙子，七国诸王都是景帝与其祖父兄弟的子孙。当时景帝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立即起兵向西进攻。晋代诸王都是晋武帝的亲生子孙，改朝换代以后，他们相互攻伐，危及王室，终于造成刘、石纷乱的祸患。由此说来，分封超过制度，祸患立即产生。援引古事来证明今天，已经十分明白了。这就是臣认为做得过分的地方。过去贾谊劝汉文帝把诸国土地全部分割，暂时空置以等待诸王的子孙，认为力量小就容易用义理驾驭，国家小就不会产生邪心。假如汉文帝早些听从贾谊的意见，就一定不会有七国之祸。希望趁诸王尚未前往封国之前，限制其都邑制度，减少其卫兵，限定其疆界，也用这种办法对待将来受封的诸王子孙。制度一经确定，诸王中贤能有才的，可以入朝担任辅相；其余世代作为藩屏辅佐国家，就可以与国家共同享受安乐，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割舍一时的恩宠，来制定万世的利益，消除天变，安定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考察历代开国君主，没有不以崇尚德政、宽缓刑罚来结纳民心的，也没有不因专门施行刑罚而失去民心的。国运长短，全都由此决定。三代、秦、汉、隋、唐享国年数，都记载在典册中，清楚可见。为什么会这样呢？《易经》说：天地最大的德是使万物生长，圣人最大的宝物是君位。怎样守住君位？靠仁。怎样聚集百姓？靠财。治理财政、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为，叫作义。由此可以看见天地爱护生命的心意，以及圣人守护君位的道理。然而，把禁止百姓作非为的义放在末位，是说明刑罚是不得已才使用的，不能专门依靠刑罚。古代判处死刑时，天子要撤去音乐、减少膳食，在其中寄托悲痛之意，实在是因为上天生育这些百姓，又为他们设置官长来教养他们，本来都希望他们能够共同生活在天地之间；不幸有不遵从教化的人被列入其中，这才不得不对他施加刑罚。

译所以仁爱深厚，浸润到百姓的肌肤，深入到百姓的骨髓，百姓感念他的德政，时间越久越不会忘记，因此有的君主子孙享有国运六七百年，近的也有三四百年，难道只是偶然的吗？如今议论者说：宋、元中叶以后，纲纪不振，只是一味姑息，赏罚没有章法，以致灭亡；这是施行小仁而毁灭大义，虽然拥有君位却不能长久守住。陛下之所以严厉惩治这些弊病而加以纠正，是制定不予宽宥的刑罚，权宜采用神奇变化的法令，使人知道畏惧而不敢萌发犯罪的端绪。臣听说开创基业的君主，给百世子孙留下规范，一举一动都必须合乎准绳，使子孙有所遵守。何况刑罚关系百姓的生死，怎么可以不慎重呢？刑罚贵在适中，过分或不足，都不是上天惩罚有罪者的本意。如果刑政不立，强暴之人能够互相凌辱，那么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如果刑罚繁密苛刻、政务操办急迫，那么百姓便无所措手足。笞、杖、徒、流、死，是如今的五刑。施用这五刑，既不徇私宽贷，又完全出于大公至正，是可以的。但在用刑之时，务求深刻严酷，甚至按赃罪多少来评定治狱官员的优劣，想求得审理狱讼公平允当，难道容易做到吗？近来特别规定，杂犯死罪者免死充军，其余罪行依次仿照流、徒律处理；又删定旧律各条，分别予以减免宽宥。这已经渐渐显现出宽宥之意，使许多人得以保全生命，而陛下好生的仁德也已经广泛布于天下。然而从未有告诫审理狱讼务必公平允当的条文，所以法司审狱仍沿袭旧弊，虽有宽宥的名义，却看不到宽宥的实际。所谓实际，在于君主，不在臣下。因此必须有罪疑从轻的心意，然后好生之德才能深入民心；必须实行王者三宥之法，然后刑罚政务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开始出现监狱空虚的成效。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实现的。为什么知道如此呢？古代读书做官的人，以列入仕籍为荣耀，以罢职后不再起用为耻辱；如今读书做官的人，却把混迹世间而无人知晓当作福气，把受污点而不被登记起用当作幸运。他们把发往屯田、服工役看作必然会遭受的罪罚，把鞭笞捶打看作平常的羞辱。起初，朝廷从天下取士，广泛搜罗，不使一人遗漏，有司催促他们上路，像捕捉重囚一样。等到送达京师，任官多凭相貌选取，所以所学的有时不是任用他们的内容，而任用他们的又有时不是他们所学的。等到任官后，一旦有了差错，只要侥幸免于诛戮，就必定被归入屯田工役一类，大多如此。朝廷往往很少顾惜他们，这难道是君主喜欢做的事吗？只是想使人畏惧而不敢犯法罢了。臣私下看到，近年来诛杀的人也可以说不少了，但犯罪者仍接连不断。难道是下民不怕法律吗？实在是因为激浊扬清的标准不明确，善恶贤愚没有区别，评议贤能的制度又已经废弃，以致人们不再自我勉励，行善的人也懈怠了。宋代程颐说过：君子和小人通常各占一半。天下太平，许多小人会转化为君子，于是君子多于小人；天下混乱，许多君子会转化为小人，于是小人多于君子。这说明在上位的人能够教化他们。假如有一个人，廉洁如伯夷、叔齐，智慧如张良、陈平，只因一时不谨慎，稍微触犯法律，在上位的人是应当记录他的长处、舍弃他的短处而任用他呢，还是应当舍弃他的长处，只苛责他的短处而把他绳之以法呢？如果取用他的长处而舍弃他的短处，那么中等资质的人都会争相成为廉洁而有智慧的人，成为有用的君子。如果只取他的短处、抛弃他的长处，行善的人都会说：某人那样廉洁，某人那样有智慧，只因稍微不懂法律，朝廷就一点也不宽贷，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容身呢？于是无不苟且偷安，只求早晚能够自我保全，实在就是这个原因。汉代曾把大族迁徙到山陵地区，却没有听说把罪犯充实到那里。如今凤阳是皇陵所在、龙兴之地，却一概让罪犯居住，怨恨叹息、忧愁痛苦的声音充满陵园和城邑，这恐怕不是恭敬承奉宗庙的本意。近来下令其中愿意编入军籍的听其自便，也有免罪恢复官职的，但仍听说有人把他们的家属和余丁拘留在屯田处。罪犯的家长既已赦免，又任命他担任职务，那么余丁和家属还有什么罪呢？强敌在面前时，振作精神、鼓舞士气，使三军奋勇，进攻必定取胜、擒敌必定成功，这才是可以的。如今敌人四大王逃窜于山谷之间，像狐狸、老鼠一样，没有固定巢穴可以追捕；用计谋擒获他们，或许还可以成功，却反而劳师动众去讨伐，使他们惊恐溃散，逃入深山大谷、无法追踪的地方。与他们比拼奔走，他们熟悉道路而行动轻快；与他们拼死活，他们抱有必死的气势，三军将士谁肯舍生忘死与之争斗呢？如今捕捉他们已有数年，既没有办法，却反而归罪于新附户籍的普通百姓而把他们迁徙，骚动四千里土地，使鸡犬都不得安宁。况且新归附的百姓，过去流离到别处，朝廷已经允许他们复业并附入户籍，如今又把他们全部迁走，这是使法律失信于民。户口兴盛之后田野才能开辟，田野开辟之后赋税才能增加；如今责令守令每年增加户口，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近来已经缴纳税粮的人家，虽然承受特别诏令而被分别释放回家，心里却仍然不能安定。已经登记的户口，虽蒙诏令怜恤，却仍被留在开封等候，谣言惊扰人心，使人不知如何是好。何况太原各郡处在边境之外，民心竟然如此，这实在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臣恐怕从今以后，北方各郡的户口再也不能增加了。为什么呢？小民容易动摇而难以安定。如今小民认为，新登记在官府户籍上的人就会被迁徙，因而不如不申报，反而容易逃亡藏匿。若要迁徙，便一概随之迁走，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先承受这种灾祸呢？这些全都是臣所说的做得过分、足以招致灾异的事情，未见其能够凝聚民心、延长国运。晋代郭璞说过：阴阳错乱，都是繁重刑罚造成的。如今的天变，难道不是繁重刑罚造成的吗？臣希望从今以后，朝廷应当顾全大体，赦免小过，明诏天下，修订实行八议之法；严禁苛刻的官吏；审断案件公平允当的予以超迁，苛刻聚敛的予以罢斥。凤阳屯田的制度，对现在居住在屯田处的人，听任他们耕种；已经起科的、已经登记的户口，以及现今留在开封的人，全部释放回去复业。

译这样就足以弘扬好生之德，树立国运长久的福基，使百姓自然安定，天变自然消除。过去周朝从文王、武王到成王、康王之后，教化才大为推行；汉朝从高帝到文帝、景帝之后，才号称富庶。文王、武王和汉高帝的才干，并不是不能使教化推行、达到富庶，只是天下的治乱、气运的转移、人心的趋向，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实现大治的道路，本来就不可以骤然达到。如今国家开国以来已经九年，停止战争、休养百姓，天下大定，纲纪大为整顿，法令修明，也可以说安定了。然而陛下切切担忧民俗浇薄，人们不知道畏惧；法律一颁布奸邪就产生，命令一下诈伪就兴起，因此有早晨信任、晚上猜疑的，有昨天刚被任用、今天就被杀戮的，甚至刚刚下令便很快更改，已经赦免又重新收捕，使天下臣民无所适从，实在很不符合陛下求治的心意。臣愚昧地认为，天下趋向治理，就像坚冰将要融化。冰的坚硬，不是太阳一天的光照就能消除的；要等阳气发生，土地脉络开始解冻，然后才能融化。圣人治理天下也是如此：用刑罚威慑，用礼制引导，以仁爱逐渐教化百姓，以义理磨炼百姓，然后教化才会兴盛和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九年〕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然后仁政才会形成。这不是空话。何况今天的天下仍然和古代的天下一样，民俗虽然浇薄，但百姓爱善恶恶的心并没有泯灭。顺着他们爱善恶恶的本心来端正风俗，求治的道路就在这里。求治之道，没有比端正风俗更优先的；端正风俗之道，没有比使守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更优先的；使守令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没有比使风宪官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更优先的；使风宪官知道应当重视什么，没有比朝廷知道应当崇尚什么更优先的。必须把簿书、考期、狱讼、钱谷未能按期上报看作可以宽恕的小事，把风俗流失、世道败坏看作不可不追究的大事，然后端正风俗的道路才能实现。风俗既然端正，天下哪里会有不能治理的呢？古代的都守、县令，是百姓的师长和统帅，以身作则端正下属，用善道引导百姓，使教化成功、风俗美善；征赋、考期、狱讼、簿书，本来只是末事。如今的守令把户口、钱粮、狱讼、簿书当作急务，至于农桑、学校这些王政的根本，却看作空文而置之不问，这样将凭什么教养百姓呢？就农桑而言，春天刚到，州县发下一纸文帖，里甲只回复一纸文状罢了，守令从未亲自查看播种栽培的次序和防备旱涝的器具。就学校而言，廪膳生员是国家借以选取人才的地方。如今各地师生缺员很多，即使名额齐备，守令也很少真正以礼义谦让来培养他们成才。朝廷非常重视社学，所以屡次下令查取师生姓名和所学课业；可是如今市镇城郭，有的只设置门牌，偏远村落又只是徒有其名。守令不过撰写文案以备上级查核罢了；上官分部巡按到来，也只是沿袭旧例，依照纸面文书查核，从未巡行查看。学校兴废的实际情况，上下都把它看成空文；百姓不知道孝、悌、忠、信是什么，争斗的风气形成，奸诈的风气炽盛，礼义廉耻全被扫地。这是守令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的过失。掌管风纪的官署，本来是代朝廷宣扬教化、访察善恶、听讼断狱的；如今专门把狱讼当作要务，对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则视为末节，无暇举荐。若这样称作察访恶行，倒还接近；至于所谓宣扬教化，又在哪里呢？他们起初只知道把罢黜一个贪赃官、审决一件狱讼当作治理，却不知道劝导百姓形成良好风俗，使百姓迁善远罪，才是治理的大事。这是风宪官不知道应当重视什么的过失。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风宪官是亲临考察守令的官；连这些都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所以想求得善治，最终却不能实现。《王制》论述乡里的秀士，说升入司徒之学的叫选士；司徒考察其中的秀士，升入太学的叫俊士；大乐正又考察太学造就的士人中的优秀者，把他们升荐到有关官司。马氏说：进士由司马考察，辨别官员的才干，评定之后才授官，任官之后才授爵，考核得如此详细。因此成周得到人才最为兴盛。如今让天下郡邑的生员到礼部考试，升入太学，历练各种职务，授予事务让他们办理，可以洗刷历代选举的鄙陋，向上效法成周的制度。然而从太学出来的人，有的还不到几个月，便匆忙选用入官；委任为郡邑官的，间或也有这种情况。臣恐怕他们还不熟悉时政，不熟悉朝廷礼法，不能宣扬德化，对上违背国政，对下困扰百姓。颜回、子奇之类的人才，天下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凭贾谊的才干见识，汉文帝尚且因为他年少而疑虑不用。如今开国以来，选取举用秀士不可谓不多，所授官名地位不可谓不高；从今天数来，现在还在任的有几个人呢？臣恐怕后人看待今天，也会像今天的人看待过去一样。过去那些被举荐的人，难道不令人深感痛惜吗？这些全都是所谓求治过于急速的过失。臣愚昧地认为，国家若想迅速求治，不如敦厚礼义、崇尚廉耻。对于守令，应责令他们把礼义放在首位，谨慎办理征赋，并把农桑、学校作为急务；对于风宪官，应责令他们把教化放在首位，审慎执行法律，并把公平断狱、宽缓刑罚作为最紧要的事。这样德泽流布下民，求治之道或许就可以实现了。郡邑生员升入太学，必须命令他们在学中修习学业，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经，同时学习一门技艺，然后参加选拔；或让他们担任宿卫，或让他们办理事务，以观察其才能，然后再授予政务官职，这样他们的学问和才能都能得到磨炼，或许就不会败坏政事。并且要使他们知道俸禄官位都是上天给予的俸禄官位，从而堵塞非分觊觎之心。分封有制度，皇室本支就可以延续百世；刑罚清明，就能达到刑罚期望的是无人犯罪；崇尚礼义、重视廉耻，风气习俗就会改变。君主端坐清静安穆，给它以岁月，阴阳便会调和、风雨便会按时而来，各种福祉祥瑞无不降临。还有什么天变不能消除的呢？奏疏呈上后，皇帝大怒说：这个小子离间我的骨肉亲属！赶快把他逮来，我要亲手射死他！叶伯巨到后，辅臣趁皇帝高兴，才敢奏请将他交刑部监狱拘禁，后来死于狱中。《太平十二策》【洪武十三年】——桂彦良。

译臣认为实现太平的策略：第一，效法天道。上天不说话，四时却运行，万物却生长。上天生出圣明君主，使其地位至尊、统御六合，君主就应当仰观天道而效法：像日月一样明察，像雨露一样施恩，像雷霆一样威严，像四时一样守信，这样百官就会尽力办事，各项事务自然得到治理。如果君主亲自兼理各种事务，却不能抓住纲领，就不是效法天道。天道爱护生命，圣人也爱护生命。爱护生命的德行深入人心，人人都会感化而行善，自然不会犯法。孔子说：只有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效法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广辟地利。中原是天下的腹心，因为人力没有到达，长期荒芜。近来虽命令各郡屯田耕种，开垦仍不广泛，不如在四方土地贫瘠、百姓贫困而户口众多的地方，命令有司招募百姓开垦耕种。愿意应募的，给以物资和力量上的帮助，宽免其徭役赋税，使他们乐于从事这项工作；犯罪的人也贬谪去屯田，使荒闲土地无不发展农桑。三五年之间，中原富裕，财用就会充足。第三，顺应人心。天下以人心为根本，人心所在就是天命所在。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对上承接天命，对下顺应人心。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大概人情无不希望富裕、长寿、安定、安逸，所以三王使百姓生长而不伤害他们，养育他们而使他们日益丰厚，扶助他们而不使他们陷于危险，节制徭役而不使他们困顿。君主对百姓，犹如父亲对儿子；百姓对君主，也如同儿女爱戴敬重父母一样。三代之所以得到人心，就是这个道理。第四，涵养圣德。聪明睿智、文武仁孝的君主，是上天赋予的圣德，本来没有不具备的；然而在处理万机之间，有时受到外物触动，私心杂念便会产生，如同厚重的阴翳遮蔽光明。所以即使是大圣之人，也必须战战兢兢、戒慎谨慎，经常做存养省察的工夫，节制嗜好欲望，克制愤怒。心君安泰，志气如神，就如同青天白日，万物都仰望它。圣德更加昌盛，圣寿便可延长到万年。

译经传说：有大德的人一定享有长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五，培植国家命脉。三代国运延长，是因为用仁义道德教化百姓，不专门崇尚刑罚，所以百姓能够享受生养的快乐，上天也因此眷顾他们。秦、隋两代专门施行苛刻政令，徭役劳作没有休止，不施行仁义，所以百姓无法生活，上天也不保佑他们。如今功业已成、治理已定，万国全都臣服，应当以三代有道之国的长久作为榜样，以秦、隋的过失作为戒鉴；这样人心和悦，天心眷佑，国运就会像泰山一样安稳。第六，开设经筵。自古圣明君主和贤能臣子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都完整载于六经，不可不讲习。讲习六经，就能明白道理、端正内心，将其施行于政事，没有不恰当的。应当选择老成的名儒，在朔日、望日视朝之际，进讲一篇经书，陈述其中的大义，使上下都肃然倾听，人人警醒反省，兴起善心，对于治理教化大有补益。第七，精选举用人才。官职得到合适的人选，各项事务自然得到治理，万民便能安乐从业。因此选举人才的办法不可不精细审慎。六部和十三布政使司承担的是股肱重任，哪里可以轻率任用、轻率罢废呢？一定要多次考验他们的才能、品德和器量，确实能够胜任的人，然后才信任任用。至于提刑按察司和知府的职位，本来不能完全了解每个人，但也不可轻率任用。应当命令五品以上京官各自举荐一名贤良正直之士。知州、知县与百姓最为亲近，也必须慎重选择。应当命令按察使、知府每年贡举一两名廉洁勤勉、淳厚朴实的人。凡是被举荐的人，不论已经做官还是尚未做官，只要举得其人就有奖赏，举荐失误就有惩罚。这样人人都会尽心寻求贤才，就不会遗漏人才。新进人才，暂且应当先让他们担任佐贰官职加以试用；果真有非凡才能、出类拔萃的，就特别破格提拔，这样官职就能得到合适的人。第八，审慎处理刑罚。刑罚关系人的性命，不可不审慎。所以《尚书》说：与其错杀无罪的人，宁可失于不合常法。要敬慎啊，要敬慎啊！对于刑罚一定要体恤！因为死者不能复生，受刑者不能恢复。假如不敬慎体恤，伤害的人一定很多；伤害的人多了，必定损伤和气，这不是善于治理的办法。掌管刑狱的官员，应选择公平正直、宽厚仁慈的人，如汉代张释之、于定国一类，亲信并委任他们，那么天下就不会有冤民，也能达到停止刑罚的效果。第九，敦厚教化。学校是用来彰明教化、培养人才的，不只是讲解训诂、学习文辞罢了。如今大力兴办国学，增加生员名额，教育培养的恩泽已经很深了。然而国学是天下首善之地，既然选用名儒，以五经分别教导诸生，就必须先重视德行，然后才重视文艺；应当抑制浮华而崇尚纯正笃实，不可骤然任用他们，以开启他们奔走竞争的心。应当使他们每日有所进步、每月有所长进，取得真正的修养和实践，使成人有德行，年轻人有成就；这样将会看到风俗日益淳厚，人才成批出现，可以供朝廷任用。第十，慎重边防。抵御外敌的办法，以守备为先，征伐次之；挑起边衅、贪图小利，是最下策。因此说：天子有道，边防就在四夷。意思是一定要用德行怀柔他们，用威势使他们服从，使四夷各自守护自己的土地，这是最上策。如今海内已经平定，车书统一，蛮夷前来朝贡，偶尔还有不顺从的，就修明文德来招徕他们，派遣使者向他们说明道理；他们将会畏惧威势、感怀德化，无不顺服，何必劳烦军队远征呢？元末遗留下来的部众，还使陛下忧虑，应当选择将领、训练军队，分地屯驻守卫，谨慎加强防御，等待他们出现间隙，再一举荡平，也不算晚。第十一，搜求才俊。古代的才俊，有的隐居在耕田、垂钓、筑墙之中，有的从商人、屠夫、卖酒者中兴起，都足以振兴国家、名扬后世，并不是只能从一种途径选取。所以古人说：树立贤能没有固定的方式，要从四方广泛访求俊杰。如今秀才等人，都已经举荐并任用了。至于被谪戍军伍的人、务农的人、医生、卜者，或者因轻微罪过而困顿于乡里的，难道没有人才吗？应当命令有司尽心寻访；果真有才能器识出众、学问见识超群的人，就把他们举荐上来，为他们开启自新的道路，允许他们效忠竭力。这样，奇才异能之士即使从十人中选出一个，也自然可以抵得上千百人的作用。第十二，广泛征求意见。过去舜喜欢询问，也善于考察近臣和百姓的意见，乐于吸取众人的长处来成就善政，所以能够把天下的善行都当作自己的善行，并且周遍了解天下的事情，足以启发万物、成就事业，使万民各得其所。臣俯伏思量，圣朝统一中外，统御万国，偏远幽深的地方，恐怕还不能完全了解；有益的言论和善行，也可能还没有全部采纳。正应当大开言路，广泛访察、博采询问，使常朝百官得以轮流面对君主陈奏；布政使、按察使以及府、州、县正官朝觐时，也都命令他们陈述政事，以言论考察其贤能或否。凡是时政得失、百姓疾苦、利弊事项，都允许各人陈奏。古代有纳言之官，专门掌管这件事，应当选择学识高明、通达治理事务的人，特授纳言之官，详细甄别各种意见是否可行。这样天下的事情可以周遍了解，天下的善才可以全部到来，内外百官都不敢懈怠安逸，各自想着尽到职责。奏疏呈入后，皇帝高兴地说：桂彦良所陈述的，通达事理，符合治国之道。世人说儒者拘泥古法、不通晓今事，像桂彦良这样的人，可以称为通达古今的儒者了。《大庖西室封事》【洪武二十一年】——解缙。臣下私下思量，陛下圣训说：“我如今命令你，按道义说是君臣，按情分又如父子，应当知道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古人说：‘你有好的谋略和主张，就入朝在内廷告诉你的君主，然后你在外面推行它。’又说：‘这样的谋略和主张，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臣下都能这样做，只有贤良之臣才会显耀啊。臣认为成王在这里说错了。纵观古代典籍以来，本来一向以进谏的臣子为善，也未曾把能采纳谏言的君主视为错误。唐尧、虞舜时代君臣相互劝诫，相互推让，光辉昭著，永无穷尽，典籍将此记为盛美之事。从前有人向唐太宗谗毁魏征，说是因为魏征记录了前后谏章，拿给起居郎褚遂良看；这件事未必属实，即使确有其事，也足以流传后世。臣主同享安乐，后来竟至于停止为魏征嫁女、毁其碑石。臣私下认为，太宗的愤怒并不是他应该有的愤怒。陛下应当与尧舜相符，作为百王的师法表率，怎么可以反而降低标准，与太宗相比呢？这不是臣所希望的。臣愿与皋陶并肩，不愿与魏征同列；臣感恩守义、恳切进言，尤其希望陛下不要自我局限，这实在是万世难逢的时机。陛下天生聪明，统一华夏与四夷，功高万古，这就是放勋（尧）的功业。陛下取得国家名分之正，是汉、唐、宋都不能相比的，真可说是从群盗手中夺取天下，把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救出；命令将领、出兵征伐，都预先接受成算，不借助张良、陈平，也不倚靠韩信、英布；平定燕都，不改变制度去纵容女宠；外戚、宦官、藩镇之患，都消除并安定下来，处理每件事都有法度，祸乱的征兆还没有萌发。

译既然已经远远超过汉、宋，又何必在唐、虞面前谦逊呢？只愿陛下笃实敦厚地守住诚信的根本，更加谨慎地修养慎独的功夫；即使身处深宫之中，也要一如郊祀之时，把爱臣下的心推广来爱天下，把对待臣下的心推广来对待万物；喜怒哀乐都听从天理，对上下四方一视同仁，以天地为一体，以天下人为一人。政令一经发布就只应执行，不宜屡次更改；刑罚的目的在于达到不用刑，宁可有不合常规之处，也不要过度施刑。因为政令屡改，百姓就会疑惑；百姓疑惑，就不会信任。刑罚过于繁密，百姓就会习以为常而轻视；百姓轻视刑罚，行为就不能整齐。自开国至今将近二十年，几乎没有什么时候不改变法令，也没有一天没有获罪的人。陛下曾教导臣说：‘世上并不是永远没有贤才，难道亿万百姓果真没有一个像古人那样贤能，而全都是不才之人吗？’陛下又曾教导臣说：‘百姓连死都不怕，怎么能用死来恐吓他们呢？’这实在是因为陛下施行诚信有所间断，而使用刑罚又过于繁多。这样一来，本应喜爱善行，却看不见善行显著；本应憎恶恶行，恶行却日益滋长；行善未必得到福报，作恶也未必遭受祸患。我曾听说陛下震怒时，铲除根株、剪灭枝蔓，诛杀奸逆；却没有听说有诏书褒奖一个大善之人，使其名声流传后世，并使其乡里也得到尊荣，始终如一地承受恩典。有的人早晨受赏，晚上就被杀；有的人忽然获罪，忽然又被赦免；施加令人无法预料的羞辱，这种事却是有的。实在是因为陛下常常有自我悔恨的时候，随即又发出后悔不及的叹息，这是私意造成的；只须在存心养性的功夫上片刻更加严密即可。陛下天性一向严厉，或许在急于逞强、报复、怨恨和欲望方面有所偏差，但臣知道这些并非陛下圣性中本来具有的东西。臣见陛下喜欢阅读《说苑》《韵府》一类杂书，以及所谓《道德经》《心经》，臣私下认为这很不合适。《说苑》出自刘向，但刘向的学问并不纯正，沉溺于荒诞妄说，所取材料多不合经典，而且多是战国纵横家的议论，败坏人的心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韵府》出自元代阴氏，是鄙陋猥琐的小儒，学问孤陋、见识浅薄，只是汇集一时材料，像兔园中的寒士一样，抄录编纂污秽杂乱的内容，几乎没有可取之处。陛下如果喜欢它便于检阅，那么臣愿请一两位有志之士和儒学英才参加，臣请求执笔随从其后，上溯唐、虞、夏、商、周以及孔子的深奥学理，下及关中、闽中、濂溪、洛学的传承，务求根柢扎实、义理精明，按事分类编排，以备劝善戒恶；删去无益的内容，焚毁荒谬妄说，编成一部经书，上接经籍和史书，岂不是太平时代著述制作的一项大事业吗？如今六经残缺，而《礼记》出自汉代儒生，驳杂尤其严重，应及时删定改订。希望陛下每日御临经筵，访求通晓审定乐律的儒者，完备历代帝王的典章，撰成一部《乐书》，以惠及万世；承继唐尧、虞舜尊祀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皋陶、伊尹、太公、周公、后稷、契、伯夷、伯益、傅说、箕子于太学的制度。至于孔子，则从天子直到庶人都共同祭祀，奉为先师，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闵子以下各人在其乡里祭祀；鲁国阙里仍兼祀叔梁纥庙，追赠王爵，以颜路、曾晳、孔鲤配享。这样一举洗革历代沿袭，开创本朝的文献事业，岂不盛大吗？至于祭祀上天，应恢复扫地而祭的规制；尊奉祖先，应完备七庙的制度；奉祀上天的地方不应用作筵宴之所；文渊阁尚未具备馆阁应有的隆盛体制；太常寺不应学习俗乐；官妓是违背人道的做法。应禁绝倡优，使那些逐渐改变的百姓不再迁就淫靡巧诈的风气；应改换寺宦，尊崇天子的尊贵，不要接近受刑之人；执掌宫门、侍立殿阶的都应是吉士；虎贲、趣马等职，也应任用俊良之才。即使是门户洒扫之役，也应命公卿贤良子弟担任；诸侯王的子弟应任用在各种职务上；制定久任之法并加以封赏；把臣子视为一体，向天下表明国家以公义为政；取消山林川泽的禁税，免除镇务的征敛；商人通行时，惩罚法外的威刑；永远革除京城的工役。[原文此处有残缺]十年后听其复职，杖责八十，不再加刑。妇女除非不守闺门，不得拘捕关押。大臣有罪恶应当诛杀，也不应再加羞辱。君主如果琐碎烦杂，辅佐大臣就会懈怠，万事都会毁坏。君主不应把过度察察当作明察；帝王的德行没有过失，百姓的意志就会响应，天命也会降下祥瑞。君主只应以德行治理国家。陛下对敬畏上天、敬畏鬼神十分认真，但所谓敬畏百姓，却还没有做到。勤勤恳恳治理百姓、治理强暴之徒，但用来治理内心的功夫仍未达到极致。况且祭祀用的黍稷洁净、服饰整齐、祭祀按时举行、仪式文饰完备，这些只是敬畏上天和鬼神的外在形式。难道真能完全做到侍奉上天、侍奉鬼神的道理吗？处理文书期限、审断诉讼、勤于发布诏诰、巧用钩距之术，这些只是治理百姓、制服强暴的末节，难道真能完全做到治理百姓、制服强暴的方法吗？古人说：‘上天所见，就是从百姓那里所见；上天所听，就是从百姓那里所听。’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一定要做的，是使天下没有诉讼吗？’如果专心一意地敬慎，那么内心就是祭祀上天，不必烦扰鬼神也能获得无灾的福佑；神灵不必劳烦，也能享有无为而治的效果。这样就能使自己的德行与天地相合，明察与日月相合，政令秩序与四时相合，鬼神所降的吉凶也相合。近年以来，御史台纲纪不严，把刑名轻重当作能事，把审问囚犯多少当作功劳，这很不是用来激励清要官员、增长风采的好办法。一个人连自救过错都来不及，哪里有空暇弹劾别人的过错？自己都把进言视为忌讳，怎么能说出谏诤之言？御史纠察弹劾，都承受密令，没听说举荐善人，只说铲除奸人。一听说皇上有赦免宽宥，就一定故意坚持不放，心里以为这样皇上的恩典会更加重大，却不知道被赦免的人会怀疑皇上喜欢听谄媚之言。这些人都是市井小人，所使用的只是趋附媚上、邀功取宠的小伎俩。陛下为什么不敞开心胸、镇定明察地看清他们呢？臣深知，陛下之所以轻视天下士人，都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称合并报答陛下深厚的心意。

译然而，谁不希望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子女平安荣显呢？所以进谏极其困难，祸患过失又不可预测。控告别人有罪，有人说这是无私，但控告别人有罪，必然被怀疑是收受贿赂、逢迎上意。事情容易办成的，有时反而会遭到褒奖和营救；事情很难办成的，却常常招来祸患，而且祸福不止涉及本人，刑罚还必定牵连亲朋。谁肯舍弃父母妻子，冒犯皇帝、触犯天怒呢？陛下选用人才不考察贤能与否，授予官职也不衡量职位轻重。监生、进士中经学通明、品行修洁的人，很多困在州县，屈居下级官僚；孝廉、人材却昏昧地践踏规矩、盲目取用，有的人反而分布在朝廷各省，骤然历任清贵显要之职。埋尸盗墓、愚顽凶悍的人，卑鄙庸劣、极其愚昧的人，早晨还放下刀镊，晚上就穿上官服；左手丢下筐箧，右手便系上印绶符牌；卑贱得像削履之人，却身着高大华美的衮绣；原来贩卖货物的佣工，却乘坐显赫的车马。即使说任用贤能没有固定标准，难道不也应当真诚审察其德行吗？因此贤者以与这些人同列为羞，庸人却全都仿效这种风气，把贪婪苟免看作得计，把廉洁受刑说成装饰门面的空话。出自吏部的任用，没有贤能与否的区别；进入刑部的案件，没有曲直是非的判定。升降任免没有章法，举用罢黜违背常规。八议的条文形同虚设，五刑的法律没有定准。天下都说陛下任凭自己的喜怒决定生杀，却不知道这都是臣下缺乏忠良之臣造成的。古代乡邻之间，一个人的善恶一定会被记录。如今虽然有申明旌表善人的举措，却没有党庠、乡学那样的制度；互相知悉的法律虽严，教训告诫的方法却不完备。讲习礼仪、讲明学问，必须有固定的场所和时间。先用仁义教导，之后再用法制约束，那么或许能够逐渐磨炼，使施行有成效，像影子跟随身体一样。如今只是应付旧例，树立空洞的文饰；善恶二字荒芜混乱，却无人过问。长幼之间的百姓挥臂而过，彼此也不行礼。纲纪没有建立，条目没有依凭，这是形势造成的。臣想寻求古人治家的礼法、和睦邻里的办法，如古代蓝田吕氏的乡约、如今义门郑氏的家范，颁布到天下；世代做官的大臣和大族率先实行以劝导百姓，旌表并免除其差役，使之成为百姓的表率。这样将会看到风俗更新，逐渐达到时世和顺，直到家家都可受封，也并不困难。陛下不可视为迂腐空疏，认为这不是当今的急务。臣看土地有丰歉，物产有盈缺，但商税征收大多都定有额数：丰收时，奸猾之徒便得以侵吞欺诈；歉收时，良善百姓却困于补缴。夏税本是一项税，茶叶、花椒却还要征粮，果实、丝织品又要征税。既在产地征税，又在经过的津渡征税，夺取百姓利益竟然如此严密吗？况且有许多贫困下户，不免遭受土地抛荒的罪责，有的因疾病死亡，有的逃亡而失去土地。今天的土地已经没有前日的产出，今天征收的赋税却仍按前日的税粮数额计算。里胥不替他们申报，州县也不为他们处理。有的卖掉产业来缴税，产业卖掉了，税额却还存在；有的用钱财赔办来代替服役，徭役沉重而百姓困苦。土地的肥瘠高下又不均等，而定税轻重却没有区别。有的土地肥沃，税反而较轻；有的土地瘠薄盐碱，税反而较重，这是丈量土地时里胥作弊造成的。要救济百姓困苦、革除这些弊病，不如实行授田、均田之法，同时推行常平仓、义仓的措施，逐渐积蓄粮食，达到储备足供九年食用，也没有什么困难。臣愚昧所说希望取消天下商税，就是指此事。臣听仲尼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卫国家，所以小邑也一定有城墙和护城河，重重设门，敲击梆子，来防备暴客。’这是圣人制定的制度。可是近世习惯于宴饮安乐，毁坏名城，销毁兵器，忌讳谈武备，以为这样就是太平。一旦有意外忧患，接连数郡便望风溃败，张良、陈平来不及谋划，孟贲、夏育也来不及作战。这是武备废弛造成的过错。现在修治防务，不宜大规模动员，只应命有关部门按时整修，放宽期限，用数年时间完成，并由里胥负责守护。按额设置弓手，考核他们使用弓弩，同时教导民兵，使他们兼习兵事与农事。开设武举来收罗天下英雄，扩大乡校来延揽天下俊杰。古时有许多书院遗址、学田旧业，贡士庄田、义田和宗族产业，也都应当恢复并加以扩充。古代规定罪人不牵连妻子儿女，刑罚不波及后代；连坐始于秦法，株连杀戮源于伪造的典籍。如今行善的人，妻子儿女未必得到荣显；有过错的人，里胥却必定牵连治罪。唐尧、虞舜时代，四凶的罪只判流放，所以流放鲧之后仍任用禹为相，禹不把这视为仇怨，舜也不认为有损德行。何况法律以人伦为重，却有把妇女配给罪人的条文；听任这种不义之事，又从哪里谈得上节操义行呢？同僚之间应和衷共济、恭敬协作，彼此以礼相倡导；可是如今内外百官鞭打所属官员，竟比对待奴隶还严酷。这使柔弱怯懦的人完全丧失廉耻节操，在进退之间举手跪拜、弯腰屈膝，低声下气、强作和颜悦色地奔走。一旦成为下级官员，连皮肉都不能保全，这实在不是用来培养孝行、激励节义的办法。臣认为，从今以后，除非因犯有罪恶而被解除官职，笞杖刑都不要使用。催征赋税、督促事务时，即使稍有过失，用蒲鞭表示羞辱，也足以惩戒了。臣只知道竭尽愚诚，想说的本来不止这些；奉命思量国事，急切地陈述献上。所陈述的意见大略没有次序，也来不及组织成篇，只希望将来能够取得声誉，惟愿陛下幸加鉴察。奏疏送入后，皇帝称赞他的才华。《论九事奏疏》【洪武二十四年】冯坚 臣冯坚上奏九件事：第一，保养圣体。君王总理万机，本应早起晚睡，勤于政务。然而陛下年事已高，却天未亮就临朝接见百官，到了日暮还不退朝，这不是顺应时令、调养身体的办法。臣希望陛下清静心神、减少事务，不要过问琐碎细务，以作为百姓和国家的福祉。第二，选择老成之臣。诸王年纪正当壮盛，他们身边的辅导之臣不可不慎重选择。臣希望选取老成持重的臣子，出任王府官员，使他们能够神色严正、直言进谏，按时匡正补救。第三，攘除边远荒服之患。先王建立纲常、陈列纪法，是担心远方之人不能服从，然后中原才能安定，施行政教。如今天下一统、四海共奉一人，而边疆没有防备，难道可以吗？臣希望致力于农耕、讲习武备，在边境屯田戍守，以防意外。第四，勉励有司。任职方面的各位臣子，负有表率守令的责任。臣希望任用廉洁正直、操守坚定的人，分别考察所属官员的贤能与不肖，据实上报，然后决定升降，那么人人都会勇于自我约束。第五，褒崇祭祀典制。活着时功业显赫于当时，死后声名流传于后世，载入祭祀典章，是用来尊崇德行、报答功勋的。臣希望敕令有关部门采集历代忠臣烈士的事迹，追加封号和谥号，使末世风俗有所振兴和劝勉。第六，裁省宦寺。设置宦官，本来是让他们听使唤、供洒扫而已；但他们早晚亲近宫廷，言语容易被听取，于是逐渐养成祸患，自己却不知道。

译臣希望裁减冗员，确实可以杜绝日后宦官凭借威势施加恩福、导致朝政陵夷的渐变。第七，更换边将。将领是国家的爪牙，只是暂时把兵权交给他们；长久驻守边境，多会导致放纵淫逸，难以驾驭。臣请求凡是将帅置身边境之外任职的，应按时迁调、每年轮换，不使他们长期担任原职；这不只是为了保全功臣，实在也可以防止将领骄横、士卒懈怠以及内轻外重的趋势。第八，访察吏治。先王把知人安民作为急务，能够知人，才能了解百姓。如今有关部门中有廉洁干练才能的人，有的被上官忌恨，有的被同僚嫉妒，能够自立的很少。在下属中行善，上级却不加考察，这不是激励劝勉的好办法。臣希望广泛布置耳目，访察廉吏、斥退贪官，以明确升降。第九，增加关防。立法防止奸邪，是治理国家必须做的事。陛下设置勘合，凡有征发都必须检验，使两份文书相同后才能施行，可以说已经找到了革除弊病的根本。近来听说各部门只用帖文委托胥吏，让他们督察所属；稍不如意便施加鞭打，这种祸害于是波及百姓。臣希望增加设置勘合，交给各部门，允许他们填写派遣事项，事情办完后缴回报告。这样一来，有关部门一定不敢轻易征发而使百姓困苦，各项事务也不至于荒废。奏疏送入后，皇帝很高兴，称赞他懂得时务、通达事变。《御选明臣奏议》卷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 《请求预先储备仓粮奏疏》【永乐元年】杨溥 臣听说，尧、汤的时代也不能免除水旱灾害，却没有听说尧、汤的百姓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大概是因为预先有所准备。凡是古代圣贤的君主，都有预先防备的政务。太祖高皇帝始终把养活百姓放在心上，凡是预先防备的事情，都有确定的制度。洪武年间，每个县在四境设置四座仓，用官钞购买粮食，储存在其中；又在靠近仓库的地方选派大户看守，以备荒年赈济借贷，官府登记粮数，收取和发放都有一定规章。又在县里的各乡，依据地势和适宜情况，开挖疏浚陂塘，并修筑滨江近河损坏的堤岸，以防备水旱灾害，耕种农作十分便利，这些都是利及万世的措施。洪武以后，有司杂务日益繁多，前面这些便利百姓的事情，大都无暇顾及；有关部门虽有公文传达，也都把它当作具文，因此一遇水旱饥荒，百姓没有依靠，官府也没有办法，公私都陷入困窘。就如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天，京畿内郡县的艰难已经可以看见；何况听说如今南方官仓储粮，十处有九处空虚，严重的甚至粮食全无，仓库也不存在，都是乡里的土豪大户侵盗后私自使用，却妄称是死亡、绝户及逃亡的人户，借此虚立簿籍，欺瞒官府。原先开挖的陂塘，也多被土豪大户侵占，用作私家池塘养鱼，或者填塞成私田耕种；这种弊病在南方尤其严重。即使听说偶尔有完整的地方，也不过十处中的一处，实际上废弛的地方很多。那些滨江近河的圩田堤岸，年久坍塌，一遇水涨，田里的禾苗就被淹没；闸坝等蓄水、泄水的水利设施，有的也已经损坏，都成为农民的祸患。大体说来，亲民的官员用人得当，各种废弛的事务就会兴办；用人不当，各种弊病就会兴起，这本来是守令的责任。至于养育百姓的事务，风宪之臣也都是应当过问的。近年来因循敷衍，连这些也没有顾及；事情表面上似乎缓慢，实际上关系十分紧要。伏望圣上仁慈，特命有关部门行文各布政司、按察司以及直隶府、州、县；除近期遭受灾伤的地方暂且停止办理，等后年丰收时再行举行外，凡如今丰收的地方，都命有关官员遵照洪武旧制，把仓粮、陂塘、堤岸一并按旧制整修。仓库有损坏的，就在农闲时节修理；粮食有亏欠的，除赦免之前的情形外，赦免之后侵吞欺骗的，要查究清楚，全部命其赔偿足额，同时免除其罪

译，不许妄指无关人员来搪塞。如果侵盗证据和证人都清楚而仍不肯赔偿，就按照土豪以及盗用官粮的罪名论处。有关部门仍应把旧有赔偿的实际数目列明上奏；陂塘、堤岸凡有损坏，也命郡县都在农闲时用人修理。修理时如有强占陂塘、据为私用的人，就命令他们退还；即使罪行发生在赦免以前，也免除其罪。不肯退还的，也按照土豪及盗用官物论罪。至于退还的陂塘、圩岸、闸坝等应当修理的地方，也命有关部门列明上奏，依次安排工役。完工之日据实奏报。又请求命户部通知各布政司、府、州、县，除近期遭受灾伤的地方外，凡秋收丰稔之处，都命府、州、县官员用现有官钞、官物，按照当时价格公平折算购买粮食，储存起来以备荒年，免得临急时仓促慌乱、没有办法。年终把实际购买的数目奏报。郡县官员考核任期届满、领取凭由时，要开报境内四仓储存粮食的数目，以及任内修筑陂塘、堤岸的实际数目。吏部仍应通知有关部门查核办理，根据治绩计算，以决定考核的优劣。各按察司分巡官以及直隶巡按御史所巡历的州县，都必须查勘四仓实际储粮数目，以及陂塘、堤岸是否损坏、是否修理的真实情况，年终奏报，以便查考。如果仍像以前那样欺瞒蒙蔽、怠慢事务，也要一并奏明治罪。若巡历之处仍像以前那样不闻不问，或者所奏内容相互附和而不真实，就由各自衙门堂上的正官参劾奏报。这样或许可以防止官员有名无实，使荒年百姓不至于狼狈，使农民没有旱灾水涝的忧患，也使祖宗体恤百姓的良法不被小人破坏。臣愚昧地看法如此，不敢擅自决定，乞请命令部院大臣议论是否可以施行。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三殿灾请修时政奏疏》【永乐十九年】邹缉 臣想到，陛下开始营建北京，耗费圣心，历时近二十年，工程浩大、费用繁多，调度范围极广；冗官像蚕食桑叶一样消耗国家储蓄，参加工程的民夫动辄上百万，终年服役，不能亲自耕种田地从事劳作；即便如此，征求仍没有限度，甚至砍伐桑树、枣树供作薪柴，剥取桑皮制造纸张。再加上官吏横征暴敛，一天比一天严重。比如前些年采买颜料，本来不是当地特产，却动辄摊派数百上千，百姓只好纷纷凑钱购买；别处的大青，一斤价格竟达到一万六千贯，等到进贡缴纳时又多方刁难，来回周转，至少需要两万贯钞仍不够供一根柱子使用。后来既然已经派官员到产地采办，采买却仍没有停止，大概是因为工匠多半借机谋利，不顾百姓的艰难。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人民安定，京师才安定；京师安定，国家根本才牢固，天下才会安宁。自从营建以来，工匠小人假借威势，驱赶迫使百姓迁徙；命令刚一下达，房屋已经毁坏，孤儿寡妇哭喊号叫，仓皇暴露在外，不知该往哪里去。刚刚迁移安定，又再次驱赶他们迁往别处，以至于有三四次迁徙而不得安息的人。等百姓迁走后，空出的土地过了一个月甚至更久，工程还没有动工。这些都是陛下所不知道、而人民痛苦怨恨的事情。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深入骨髓；朝廷每派一人前来，就成了供养这个人的办法，虐取苛求，起初没有限量。有司迎合奉承，唯恐做得不够；偶尔有廉洁刚强、守持操行、不事逢迎的人，往往遭到肆意谗毁，动辄获罪受谴，无法自行申辩。因此使者所到之处，有司公开行贿，剥削下民来媚上，如同做交易一般。百姓积蓄能有多少，而内外上下这样层层诛求？如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水旱灾害接连不断，百姓甚至剥树皮、挖草根来吃，老人和儿童流离迁徙、跌倒道路，沿途卖妻卖子只求苟活；而京师聚集僧道一万多人，每天消耗仓粮一百多石，这是夺取百姓的粮食来供养无用之人。至于报效军士，朝廷给他们丰厚的粮饷赏赐；等到派他们服役时，他们却骄横放肆，闲游往来。这些都是奸诈危险的人，害怕返回原来的军籍，借此规避差役，并不是真有报效之心。朝廷每年命天下织造锦缎、铸造钱币，

译又派宦官买马，外藩所出常常数以千万计，而实际取得的还不到其中一二；马匹运来虽多，大多都是劣马，却责令百姓牧养，骚扰十分严重。等到马匹死亡或受伤，便让百姓赔补，养马户因此贫困，甚至卖掉妻子儿女，这尤其是祸害中的大者。漠北投降的人被赏赐住宅，盛备供帐，本意是想招引他们的同类；却不知道来的人都怀有窥伺侦察之心，并不是真心仰慕王化、甘愿离开故乡。应在他们来朝之后遣送回本国，不必留下成为后世子孙的祸患。至于宫观祷祠之事，凡是拥有国家的君主都应深以为戒。古人说：‘淫祀没有福。’何况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耗费财物、妄自浪费呢？以上这些事情，都是下失民心、上违天意；怨恨毁谤的兴起，实在由此而来。奉天殿是用来朝见群臣、发布号令的地方，就是古代所谓的明堂；如今灾祸首先降临于此，是非同寻常的灾变。若不反省自身、责备自己，大布恩泽，改革政教，疏通洗涤天下困穷之人，就不能挽回上天的谴责和震怒。以前有监生、生员以家中独子为由请求侍奉亲长，因而获罪发遣戍边的，这实在有损于治国体制。近来大赦，法司拘泥于旧常条文，应当赦免的人仍被拘禁，又请求加以彻底洗雪，免除租赋，一切都不要征收。有关部门和百官应保全他们的廪禄；选拔简用贤才，重新实行荐举；对于官吏中贪赃枉法、败坏政事的人，应核实罪行并罢黜他们。这样人心就会欢悦，和气可以达到；用来保全安定宗社、成为国家千万年无穷的根基，没有比这更大的事情了。况且国家所凭借而长久存在的，只有天命和人心；天命常常根据人心的归附或离弃来决定去留。如今上天的意旨已经如此，不应再劳苦百姓，应当回都南京，拜谒陵墓宗庙，把这场灾变的原因禀告祖先；保养圣体，以无为之道休息，不要听信小人的话，再兴起工程，以免日后误导陛下。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上仁宗奏疏》【洪熙元年】李时勉 臣听说，逆耳的话，若非圣明的君主不能听取；难以启齿的事情，若非忠臣不能说出。然而，必须上面有仁圣之君，下面才会有忠直之臣。臣私下思考，三代以前，没有比帝尧更盛明的，可是伯益仍以怠惰荒废、沉溺逸乐来规劝他；三代以后，没有比唐太宗更盛明的，可是魏征仍以十条逐渐滋长的危险、最终未能善终来告诫他。如今圣人在上，光明如日月，器量如天地，智慧周遍万物，求贤常怕来不及，忧虑困穷百姓，听从谏言又如转动圆环般容易。既然有能够采纳进言的君主，又遇到可以进言的时机，愚臣哪里敢闭口不言、不吐露心腹之言呢？然而臣想说的，只希望陛下节省民力，谨慎节制嗜好欲望，勤于政务，致力于正学。伏思陛下新登宝位，发布盛大的德音，大赦天下，首先命令京官举荐贤才，恩泽所及远近无间，群臣在朝廷上受到鼓舞，万物在田野间舒畅生长，这正是所谓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可是没有多久，陛下即位还不到一年，土木工程便突然兴起。即使是茅屋土台，也不是今日所宜；高大的宫室、雕饰的墙壁，更是前代圣人所告诫的。过去汉文帝要建露台，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需费百金，文帝说：‘这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为什么要建台呢？’ 以汉文帝那样富足的国力，钱串腐朽、粮食陈积，却仍然珍惜百金的费用；陛下为什么不爱惜百金的费用，却想拆除已经建成的工程重新翻造呢？唐太宗曾患气疾，百官认为大内宫殿低矮狭窄，请求营建一座楼阁让他居住，太宗害怕劳民，最终没有答应。以唐太宗治理时斗米只要三四文钱的富庶，建造一座楼阁的费用尚且担心扰民，陛下为什么不爱惜民力，却要从远方取材呢？何况宫殿是太祖高皇帝创建的，法度朴素、浑厚坚固，足以传于万世，怎么可以震动损坏它？太宗文皇帝已经在先承担了营建的劳苦，陛下应当在后守成；即使确实应当改动的地方，尚且不忍在三年内改动，不应改动的地方，更不应在三个月内急速更换。何况天下百姓正仰望太平，正应让他们休养生息；如今又重重劳役民力。听说宦官催运木材急如风火，郡县受到他们折辱，小民受到鞭打，公私事务纷繁扰乱，所到之处一片骚然。如果民力已经耗尽，又接着发生饥荒，臣恐怕陛下的赤子就不再像从前那样了。臣希望节省民力，就是这个意思。经典说：‘服丧三年，是天下通行的丧期。’从天子直到庶人，都是一样的。把德教施加于百姓，使德行成为天下的典范，这就是天下人的孝。太甲居丧期间安处于仁，迁移到义，因此成汤的事业赖此没有衰落；高宗守丧三年，居谅阴而恭敬沉默、思考治道，因此中兴的功业最终能够成功。在斩衰、穿着丧服之中，正是用礼仪教导百姓的时期。臣从旁听说，宦官远到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惊疑，使众人的心意惶惑。如果说天子的宫廷，古代本来就有固定的制度，那么大孝尚未完成；如果说身边侍奉、御用的人不能没有，那么正宫皇后尚未册立。臣恐怕这会违背风化的根本，阻碍革新的希望。况且开始是最终结果的渐端，小事是大事的萌芽；涓涓细流不先筑堤防范，最终必然冲决成为大河；星星之火不预先扑灭，势必烧成燎原大火。难道可以不防微杜渐，而不慎重地从开始直到结束吗？臣希望谨慎节制嗜欲，就是这个意思。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不是因勤劳而兴盛、因安逸而衰败的。

译《尚书》说：‘从早朝一直到太阳西斜，没有空闲时间吃饭。’ 这就是周文王勤于政务的原因。“鸡已经叫了，朝见的臣子已经到齐了。”这就是齐君早朝的原因。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多年，从未等到太阳出来才临朝接见百官。如今有时东方已经天亮，钟鼓已经敲响，旭日已经升起，朝仪才开始整肃，似乎不是古人点燃庭燎等待贤者的本意。如果说天下大安，可以在政务上优游享乐，那么飞蝗遮天、百姓粮食匮乏，正是诚惶诚恐、警戒奋勉的日子。安定时不忘危险，太平时不忘混乱，尚且担心祸患发生在疏忽之处，怎么能容许有片刻懈怠呢？臣希望勤于政务，就是这个意思。仲虺告诫成汤说：‘能够自己找到老师的人，才能成为王。’傅说告诫高宗说：‘只有勤学才能使心志谦逊，务必及时敏捷地学习。’由此可见，古代君主没有不学习的。然而帝王的学习，难道只是仿效寻章摘句吗？程子说：‘大体说来，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宫女的时间少，自然气象就会改变，德性器识也会养成。’臣希望陛下在万机之余，召进一两名儒臣侍奉左右，以备咨询。或者探求帝王经世致用的要领、古人治乱兴亡的原因，参究天人关系的深奥道理，体察稼穑劳作的艰难；使涵养日益深厚，本心日益端正，那么就能做到惟精惟一，逸乐无益的事情自然没有机会萌芽。遵循正义，遵循正道，佛、老异端的学说就没有机会来迷惑人了。臣希望致力于正学，就是这个意思。臣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典，充任耳目之官，早已想进言，却怕触犯天威，所以思考了多日，不敢贸然进呈。然而犬马之臣想要效力的诚心，应当不辞因直言获罪。过去的事情虽不能追回，今后的事情尤其应当谨慎。请陛下详细审察、认真思考，选择善言而听从，追慕大禹的勤劳，顾念成汤的不吝惜，崇尚节俭，使百姓休养生息，亲身实行仁义，慎重对待开始并考虑最终结果，那么太平的根基将会兴起，天下也将长久安宁。臣愚昧、诚恳而鲁莽，罪当万死。伏望陛下怜悯臣的愚诚，宽免斧钺之诛，使后来进言的人都能畅所欲言，那么天下将无比幸运。奏疏送入后，皇帝大怒，召他到便殿；他回答时不屈服，皇帝命武士用金瓜棒击打他，打断三根肋骨，拖出去时已经濒临死亡。《陈述八件事奏疏》【宣德元年】范济 宣宗即位，范济到朝廷陈述八件事：第一，楮币制度起源于汉、唐、元。元朝先制造元统交钞，后来又制造中统钞；时间久了，物价上涨而钞币贬值，公私都困敝，于是制造至元钞，与中统钞一同流通，使新旧钞币相互调剂，新旧纸钞通用。又命民间把昏钞送到平准库，以中统钞五贯兑换至元钞一贯。并且每天制造一万锭，总计官吏俸禄、内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税杂课若干，收取和发放各有方法，流通周转而不滞塞，因此长久能够通行。太祖皇帝制造大明宝钞，以宝钞一贯相当于白银一两，百姓争相使用，至今已经五十多年。如今钞法逐渐产生弊病，也是由于物价上涨、钞币贬值造成的。希望陛下因时制宜、变通办法，重新铸造宝钞，完全依照洪武初年的制度，使新旧钞并行；按照元代制造的数额加以增减，再审察国家财政支出的数额予以权衡，使钞币数量少而物资多，使钞币币值重而物价低；严格伪造钞币的条例，开通兑换新旧钞的办法，推陈出新，使流通没有耗损、没有阻滞，那么钞法就会流通，永远没有弊病。第二，备边之道，以守险为要。朔州、大同、开平、宣府、大宁，都是京师的藩篱和边境的门户；土地可以耕种，城池可以守卫，应当充实兵力防御，广泛开垦屯田，修缮城堡，谨慎传递烽火，明确设置侦察哨所；不要贪图小利，不要轻率远征；坚固营垒、清空野外，使敌人无所得，等到我方准备完备再出击；取得利益就停止，不要穷追深入，这是守卫边境的大要。第三，军队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能够作战。近来常常因事征发，官吏、百姓被充军派往边塞，其中不是白面书生，就是老弱病残；遇到征战，有力量的人设法免除，贫弱的人只为凑数，器械不完备，军粮不充足，望见敌军便两腿发抖，怎么能够拼死效力？如今应当选取其中强壮勇敢的，严格加以训练；其余人只让他们登城守望、击柝巡夜，往来于军门，这样或许各自都能发挥作用。第四，百姓的祸害没有比征勾军士更严重的。卫所派出的官员多至六七人，百户所派军旗也有二三人；这些人都是有势力、善于交结，或畏惧逃避征调的人，重重行贿便能获得遣免。到了州县以后，擅自作威作福，胁迫里甲，任意进行奸私之事；没有男丁的人家被不断索取，有男丁的人户则诈称死亡，托故滞留，长久不归。等到返回，又把所得财物到处贿赂官吏，含混地填写回复文书；追究他们所征取的男丁，十个人中还不能得到一个。想要军队不缺员，就困难了。从今以后，军士有故不能应征，应由各卫报告都督府和兵部；都督府、兵部再通知布政司、按察司，命府、州、县按照户籍上的籍贯姓名征取、送到卫所，这样派人骚扰百姓的弊病自然断绝。第五，洪武年间命令军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是最好的策略。近来调遣日益频繁，兴造工程日益扩大，实际上只有屯田之名，田地多已荒芜。还要兼顾养马、采草、伐薪、烧炭等事务，各种杂役接连不断，士兵的力量怎么能不疲惫？农业怎么能不荒废？希望敕令边将督促士卒开垦荒地，限定顷亩数，官府供应耕牛和种子，考察他们的勤惰，明确赏罚以表示劝勉和惩戒。这样边塞下的田地就可以全部开垦，转运粮饷也会更加宽松，各边境都能富实，再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第六，学校是风俗教化的源头，也是人才产生的地方。贵在明白事理、适合实用，不只是教授文章技艺而已。洪武年间，精心选取师儒，教养制度十分完备，人才济济，成效很可观。近来士人的习气萎靡，立志不宏大，守节不坚定，平日没有刚正方直、正大光明的气概，怎么能指望他们入朝成为名公卿呢？应当选取良士担任郡县学官，选择民间子弟中性情品行端正谨慎的作为生徒，用经史教导他们，用节操品行勉励他们；等他们学有所成，贡入国学，反复磨炼砥砺，使其气质充实、志向坚定，卓然成为人才，然后选拔任用，让他们承担天下国家的事务，就没有什么困难了。第七，兵器是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汉高祖解平城之围，没有听说萧何、曹参劝他报仇；唐太宗在便桥抵御突厥，没有听说房玄龄、杜如晦劝他报怨。古代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宰相，不愿使民力疲惫来夸耀武功，他们的谋虑是长远的。

译洪武初年，曾经声势赫赫地下令派将领出征，想要扫清沙漠地区；后来因为粮饷运输接续不上，很快就班师回朝，于是把东胜卫撤到大同边塞，在山西阳武谷口选派将领、训练士兵，扼守险要以等待敌情。对内修明政教，对外严格加强边防，广泛兴办屯田，振兴学校，惩治贪官，迁徙顽民。没有几年，多尔济巴勒献出女儿，巴延特穆尔、鼐尔布哈等人相继被擒获，纳克楚也投降了。这就是专心致力于内政治理而不勤于经营远方所产生的显著成效。臣恭请陛下远则以汉、唐为鉴，近则效法太祖，不要把穷兵黩武当作快意之事，不要把深入敌境、扫荡巢穴当作功劳；抛弃不毛之地，休养华夏百姓，使他们竭力从事农桑，尽心于学校教育。这样边塞就断绝伤病流离之苦，乡里就断绝百姓呻吟之声，将领不会侥幸求取虚功，士人不会遭受困厄，远方之人自然归服，荒远之地自然归附，国家的福祚就可以绵延万年了。第八条说：官员不在于数量多，而在于能够得到合适的人才。国家承受大乱之后，应当根据时势增减调整，把府降为州，把州降为县；后来又裁并那些粮税收入连官俸都不够的小县，按照百姓数量设置官员。百姓多的县设置县丞、主簿，百姓少的县只设置知县、典史而已。那时官府没有废弛的事务，百姓也不为徭役劳苦而忧愁。如今布政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的官员，比洪武年间多了一倍，政务却更加不能治理，百姓更加不得安宁，奸弊丛生，欺诈虚伪日益兴起。甚至有的官员不能听理裁断案件，胥吏又不熟悉公文往来，于是容留书写文书的人，让他们在官府中冒名顶替、影射行事，贿赂公然流行，诉讼案件长期拖延，这些都是官员冗多、吏员滥设造成的。希望陛下从内心裁断，内外官吏都依照洪武年间的员额办理，凡冗员和滥设的官吏全部裁汰，那么上天交付的政务就不会荒废，各项功业都将兴盛，天下也就可以大治了。奏疏呈入后，皇帝说：“所说的很有学识，许多地方符合我的心意，应当考察他平素的操行后报告给我。” 《边方事宜疏》【正统六年】刘球 臣听说帝王驾驭四方夷裔，必定宽宥其中的小过失而防备其中的大祸患，用来调适缓急轻重的适宜程度，为天下长久安定作打算。周朝讨伐崇国没有取胜，便退回来修明德教，等待它投降；至于玁狁，则命令南仲在朔方筑城来防备它。汉朝征讨南越失利，立即停止用兵，赐书与它通好；至于匈奴，虽然已经和亲，仍然招募百姓迁居塞下，输纳粮食以充实边防，又命令魏尚镇守云中抵御它。如今麓川的残余寇首思任发，原本一向是受羁縻管属的，只因边将失去驾驭，才使朝廷劳师动众。虽然首领还没有被完全消灭，但也杀戮了许多群丑。是诛杀还是舍弃，并不取决于事情轻重；陛下以玺书宽宥、追原他的罪过，使他得以自新，这是非常盛大的德政。边将没有领会圣意，又提议大举进攻，想在云南屯驻十二万军队，催促他们投降；不投降就攻打他们。他们没有考虑王师不能轻易出动，蛮人的性情不能突然驯服，地势险要不宜使用大军，客军也不能长久滞留。何况南方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军民都很困苦，如果再调动大军，势必造成纷扰忧患。臣私下认为，应当像周朝对待崇国、汉朝对待南越那样，暂缓上天的诛罚。至于卫拉特，终究会成为边境祸患；趁它还没有立即骚动，正应当依时防御。如今却想调动甘肃守将去办理南征之事，倘若突然有警报，又拿什么来抵御呢？臣私下认为，应当像周朝防备玁狁、汉朝防备匈奴那样，谨慎地防御遏制。恭请陛下停止大举进攻的议论，推选有智谋的将帅，辅以有才识的大臣，酌量调遣官军，分驻金齿各处要害；联合木邦各部蛮夷作为援助，趁敌有间隙时进攻，遇到便利时再加以抚慰晓谕，寇贼自然可以降服。至于西北边塞，应当命令边臣巡视，疏浚修筑沟渠、墙垣，增修城堡，勤加训练，严格侦守瞭望，以防意外，这是有备无患的办法。奏疏呈入后，皇帝命令交给兵部，说南征已经有成命，不采用刘球的意见。《元儒吴澄从祀议》【正统八年】杨士奇 臣杨士奇等恭敬遵照查考，取得元朝翰林学士吴澄所著的书，以及奎章阁侍读学士虞集所撰写的吴澄事迹。吴澄大约在十岁时得到宋儒朱子注释的《大学》来读，便知道求学的要领，专心勤奋诵读；后来读《论语》《孟子》《中庸》也是这样，于是大力钻研各部经书。十五岁时专门致力于圣贤之学，追求践履实行，以弘道自任。他用来勉励自己的内容，有勤、谨、敬、和、自新、自修，消除人欲，增长天理，克制自己、悔过改错，矫正轻浮、警戒懒惰。颜回、冉耕、理一等人为他的教学铭文，有《学基》《学统》等篇。他深入探究濂、洛、关、闽诸学派的宗旨，考订《孝经》，校定《易》《书》《诗》《春秋》，修订《仪礼》《小戴记》以及邵雍、张载的著作。他有《易书春秋礼记纂言》和《易纂言外翼》等书，都是用来开启大道的深奥处、启发后学的聪明，流传百世而没有弊病的。当时朝廷多次起用他，他于是出任国子监丞，逐渐升任司业；一旦意见不合，便自行辞职离去。后来多次征召起用，也都没有在职位上长久停留。他在出仕和退处之间，表现出卓然的君子风范。元朝的正统学术大儒，大概就是许衡和吴澄二人。许衡遇到世祖，功业在朝廷；吴澄在朝廷任职的时间虽然短，但他任职期间在国子监讲论、思考和教导，劝导经筵讲学，都积存了诚意；参与重大议论和大事时，也都援引古道，而他在学术方面的功劳尤其多。所以二人去世后，都谥为“文正”。许衡当时已经列入孔庙从祀，吴澄出仕较晚，又死在元朝衰败之际。当时已经有人建议应将他列入从祀，只是适逢元朝纲纪日益衰败，没来得及举行。如今吴澄所著的各部书都保存下来，我朝崇尚儒学、尊重道统，阐明《四书》《五经》以及性理之学的宗旨；凡是吴澄所说的，都被采纳记录下来以惠及后学。吴澄在问学方面的功力，自朱子以来没有谁能超过他。而孔庙从祀的诸儒，从荀况以下直到范宁，论其学术功业，都没有达到吴澄的程度。如今如果把吴澄升列孔子庙庭从祀，排在许衡之后，确实符合天下儒学公议，也足以彰显国家的盛典。谨此具奏说明，请求议定。皇帝同意了。《敷陈十事疏》【正统八年】刘球

译臣听说古代圣王不做无益之事，所以内心端正，上天也不会违背他的意愿。臣希望皇上勤于御临经筵，多次召见儒臣，讲求最高的道理，务必使学问功夫达到深厚境界，天理和人欲判然分明；这样圣心端正，天意自然顺从。政令由君主亲自发出，权力就不会向下转移。太祖、太宗每天临朝处理政务，有时召大臣到便殿裁决各项政事，权力总归于皇上。皇上临朝九年，政务日渐熟悉，希望遵守两位先圣的成规，再亲自裁决政事，使权力归于一统。古代选择大臣，必定向左右大夫和国人询问；大臣有罪，即使到了死刑，也不直接加刑，只赐令其自尽。如今任用大臣未必都出于公议，等到稍有过失，便动辄给他们戴枷、杖打；但不久又恢复其职，这很不符合对待大臣的方式。从今以后选任大臣，应当符合众人的公议；犯小过就暂且置之不论，确实不能容忍的，再交法司定罪，使他自行筹措保全之计，不要动辄拘禁捆绑，这样或许不违背臣下共同承担天职的本意。如今的太常寺，就是古代的秩宗，必须得到清廉谨慎、熟习礼仪的大臣，才可以交接神明。现在太常卿和少卿都空缺，应选择儒臣，让他们担任这些职务。古代君主巡视四方，是为了考察官吏的得失，询问百姓的疾苦。两汉、唐、宋强盛时期，多次派遣使者巡行郡县。洪武、永乐年间也曾实行过，如今长期不举行，所以官吏多贪婪暴虐，百姓无法生活，军卫尤其严重。应当选派公正明察、廉洁能干的大臣，分路巡行天下。古代君主不亲自处理刑狱，必定交给司法官，是担心随着个人喜怒而造成轻重失当。近来法司上报的案件，多奉敕令增减罪罚，轻重不由法司据理执奏；等到审讯其他囚犯，又观望上意来决定轻重，百姓因此多有冤屈。应当让各部门各尽其职。至于运送砖石、输送米粮等各种做法，都不是古法，尤其应当停止。《春秋》把营建工程全部记载下来，是为了警戒劳役百姓。京师大兴土木已经五六年了，说是不烦扰百姓而役使军队，难道军人不是国家的百姓吗？何况营造工程大多已经完成，应当停止劳役来使军队恢复力量。各地发生水灾旱灾，有司既不救济，请求减免租税，但这也可能只是徒然实行虚文；应当命户部按时赈济，酌量加以减免，使百姓不至于失去生计。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有七八，军费、资财、爵位、赏赐多得无法计算。如今又派蒋贵远征缅甸，责令其献出思任发，即使果真擒获带回，也不过是在通衢大道上斩首示众罢了。缅甸将会挟此功劳，必定要求和木邦共同分割麓川的土地；不给它，就会激怒两部蛮夷；给了它，就会使两个蛮部一同坐大。这是减少一个麓川，却生出两个麓川。一旦事情有所耽搁，战事就会无休无止。臣看见皇上每次审录重囚，常常宽宥他们，命令他们从军，仁爱之心到了这样的程度；如今却想生擒一个已经失去土地、逃窜在外的寇首，难道不是驱赶数万无罪百姓走向死地吗？这难道不违背爱惜生命的仁德吗？况且思机发已经派人前来进贡，并不是没有悔过求免的意思。如果命令缅甸斩下思任发的首级进献，再命令思机发把四境土地全部削去，改给各寨新近归附的蛮人，那么一方就可以安宁了。向北来的贡使日益增多，暗中包藏祸心，实在难以测度。应当分别派遣给事中、御史巡视京城和边境的官军，及时训练，不要让他们借调去各处作坊服役；还要通过私人和公家举行武举选拔，以求得到良将。制定招募办法来招徕勇武之士，广泛兴办屯田，公开盐法以充实储蓄，这样军备就不会缺少，对外患也就有防备了。奏疏呈入后，皇帝命令交给廷臣议论，说刘球所奏只有选择太常官一项，应当采纳。《劾朱勇等疏》【正统十年】叶盛 臣听说，军纪失误、使军队陷入危局，难以逃脱滔天大罪；使君主受辱、国家蒙羞，应当施加诛灭全族的刑罚。国家法典写得非常明白，人心也共同愤怒。臣私下考察，总兵官、太保、成国公朱勇，镇远侯顾兴祖，修武伯沈荣等人，都是庸碌之辈，幸而处在圣明时代，平时不讲仁义，只求剥削；遇到军务，没有谋略也没有勇气，终于导致朝廷受辱。近来额森侵犯边境，皇上受到奸臣的迷惑，披挂铠甲亲自出征。朱勇等人职掌军机，手握兵符，本来正应当筹划计策，在疆场建立功勋；献出勇力、效命报国，在边境平息兵锋，或许还能稍稍尽到微薄的报答，以酬谢天地的恩德。无奈各位官员却丢弃铠甲、拖着兵器逃走，一再使朝廷威势败于小寇；他们望风承旨，尚且受制于奸臣，凡事阿附依从，专守谄媚奉承的旧态。六军混乱，全无纪律可言，于是使朝廷将帅惊叹于侥幸得来的功劳，使皇帝的亲征成为孤注一掷的失败。臣民遭受涂炭，军队伤亡惨重。臣私下认为，朱勇等人总领军队，既没有决胜的功劳，面对国难又没有以死报国的节操，却含垢忍耻，仍然甘心苟且求生，藏匿逃避，不到朝廷来伏阙待罪。古今最大的恶行，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臣下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吃他们的肉也不足以慰藉天下臣民的心，肢解他们的尸体也不足以舒解三陵祖宗的愤怒。交阯不过是外国小国，并非拥有万乘尊位、统御广大天下的国家。当时征伐失利的臣子，先皇帝有的诛杀本人，有的籍没全家，有的削夺爵位，何况朱勇等人的罪恶如此深重呢？恭请殿下谨慎遵守祖训，大正国家刑法，逮捕朱勇等人，处以最严酷的刑罚，籍没他们的家产。仍请求把臣所说奸臣王振误国的原因、朱勇等人败事的事实，晓谕天下；然后训练将领、操练军队，以报不共戴天之仇；出兵问罪，以成就安定内部、抵御外敌的功绩。这样国家纲纪就能端正，大义就能彰明，圣驾回銮就可以期待，边疆各部的安定也就可以实现了。奏疏呈入后，郕王同意了。《建言疏》【景泰元年】刘定之

译臣认为，从前晋怀帝、晋愍帝，宋徽宗、宋钦宗，都是因为边塞被外敌攻破、藩镇在内部崩溃、救援不能及时到达，逐渐导致流离播迁。没有像今天这样，凭天下之大、数十万军队，却让上皇被带到漠北，把他置于敌寇手中。晋、宋遭受祸乱、丢弃故土、偏安一隅之后，尚且还能在衰弱之后振作起来，抵御正在壮大的敌人。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额森乘胜一直逼近都城；凭我方众多将吏，既不能奋勇作战击破贼寇，又不能约定和议迎接上皇，只听任敌人自行来去。国势衰弱，虽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扭转的，难道可以不思考自强的方法并努力实行吗？臣愚昧，冒昧略陈所见。近来京军作战，只知道坚守营垒、持重待机，却不能使用奇谋制胜；前军失败，后军不能救援；左军出动，右军不能跟随。臣认为应仿效宋朝吴玠、吴璘的三叠阵法，彼此倚仗，轮番救护。至于铁骑冲突，必须借助刀斧来制伏。郭子仪击破安禄山的八万骑兵时，使用一千人手执长刀，像墙一样推进；韩世忠击破金军拐子马时，使用五百人手执长斧，上面刺人的胸部，下面砍马的腿。这说明刀斧挥动灵活便捷，优于火枪。紫荆关、居庸关名义上是关塞，实际上却是平坦通道。如今应当增加兵力，修缮亭障，堵塞小路和隧道。陆地上纵横挖掘壕沟，称为“地网”；水边则蓄积泉水使之加深，称为“水柜”。有的地方多种植榆树、柳树来制止敌骑冲突，有的地方多招募乡勇来帮助官军。这些都是古人曾经做过的，已经有明显成效。过去奉命出使的臣子，往往让驿站人员充任随从，招致事端、开启战祸，正是这个缘故。如今应选择内心怀有忠诚、对外交涉又善于应对的人，像陆贾、富弼那样，使他们充任正式使臣的人选，或许不至于因言辞而使国家受辱。臣在上皇朝时曾请求把漠北投降的人迁徙南方，因智谋短浅，未能被采纳。近来这些人乘国家有衅隙之时逃回故土，屡次有人报告他们劫掠京畿。应当趁大军聚集之时，把他们迁往南方，使他们与中原的军民错杂居处，以便牵制并逐渐改变他们；而且还可以节省俸禄供给，减少漕运劳挽，事情十分便利。天下农民生产粮食，妇女生产布匹，用来供养军队；军队从仓库领取粮食，从府库领取布匹，用来保卫国家。过去士兵从公门领取粮布，却只在私人家中谋求月钱，于是手不熟悉击刺之法，脚不熟悉进退的规矩，只把物资转卖给商人，凭技艺充当工匠，再用工商所得补交月钱。百姓的膏血、士兵的力气，全都变成金银，反而使奸贼获利。一旦把他们全都带去面对敌人，就像驱赶羊群去抵挡恶狼，怎么能不败呢？如今应当痛下决心革除这些弊病，使军队的选拔训练政治焕然一新；将帅中沿袭旧习的，应当诛杀，不得赦免。这样做了以后，如果军威还不能振作，是从来没有的事。守令盘剥百姓，就像将帅剥削士兵一样，应当严格纠察考核，谨慎决定黜陟。犯贪赃罪的，应让当初举荐他的官员预先承担处罚；这样贪污者就会减少，荐举者也会谨慎，百姓安宁，国家根本就会稳固。古代贩卖丝织品、屠狗的人，都足以帮助成就帝业。如今于谦、杨善也不是出身将门，但将领应当能够知人善任，应命令各人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不限门第。公卿和侍从官也应举荐勇猛有力、富有智谋的人，以储备将帅人才；这样搜罗人才广泛，抵御侮辱就有人可用。从前汉朝谋求恢复国土，所依靠的是诸葛亮；南宋抵御金人，所依靠的是张浚。他们都早已著有忠义声名，功业也建立已久。等到街亭一战失败，诸葛亮辞去丞相之职；符离战事失利，张浚解除都督职务。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赏罚分明，将士才会奋勇作战。昨天德胜门下的战斗，没有听说击溃强敌，只是胜负交替、彼此杀伤而已。虽然不值得处罚，也不值得奖赏，却让石亨从伯爵升为侯爵，于谦从二品升为一品。天下人没有听到他们有什么功劳，只看见他们受到赏赐，这难道不会使忠臣义士寒心吗？可以让他们仍旧担任原来的职务，不要越级升入新的阶阶。他日功勋声名显著，再加以爵位赏赐，也还不晚。已经授予而不忍夺回，是姑息的政治；已经升进而不肯退回，是害怕失去既得地位的心理。上面不实行姑息之政，下面不怀有患得患失之心，那么天下得到治理太平，就可以按日期待了。从前御史上奏建议，希望让大臣入内议政，奏疏却被搁置没有施行。君主应当总揽威权，亲自裁决机密政务。早朝没有决定的政事，应每天到便殿，让大臣陈述奏议，言官考察其中的是非邪正并加以纠劾；史官如实写入史册，以显示惩戒和劝勉。这是前代的旧例，也是祖宗的成法。希望陛下遵守实行。如果只是把奏章送入宫中、由宫中口谕向外传达，恐怕会造成偏听偏信、独断专任，导致奸邪和祸乱；想要成就良好的政治教化，就困难了。君主的德行，应当像日月一样明亮，以察辨正直和枉曲；像天地一样仁厚，以覆盖养育众生；像雷霆一样勇猛，以收掌威权。所以司马光以仁、明、武来劝告君主，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智、仁、勇。智、仁、勇难道不是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吗？经书没有比《尚书》《春秋》更重要的，史书没有比《资治通鉴纲目》更正当的。陛下留心阅读并垂意鉴览，对于君主之道，既能知道禹、汤、文王、武王兴盛的原因，又能知道桀、纣、幽王、厉王衰亡的原因，那么取舍趋避就会审慎明确了。对于驾驭内臣，既要知道吕强、张承业的忠诚，也要知道仇士良、陈宏志的罪恶；对于驾驭廷臣，既要知道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的贤良，也要知道李林甫、杨国忠的奸邪，这样任用和罢黜就会恰当了。做到这样，对于智、仁、勇的德行，难道不是大有帮助吗？如果只是像过去那样，儒臣进讲时只诵述善行，避讳不谈恶行，那就如同担心道路上有陷阱，闭着眼睛走过去；这样不至于防备不周而跌倒的，能有几个人呢？如今天下虽然遭受重大创伤，但还像金瓯一样没有残缺。如果确实能够以圣学为根本来观察形势，臣认为国势可以增强，仇恨耻辱可以洗雪，兄弟之恩可以保全，祖宗的制度可以恢复，又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做呢？奏疏呈入后，皇帝听从了。《覆杨宁陈边计疏议》【景泰元年】于谦

译《边方事宜疏》【正统六年】刘球 臣等查考得知，独石、龙门、长安岭等处，都属于万全都司管辖的紧要关隘和城池。去年敌军深入境内，这些地方全都弃守失陷。现在敌情稍稍平静，可以着手安排。虽然已经具奏，命令总兵等官朱谦等修建整治，但实在担心各位官员拖延，妨碍边防。此前已经分次议定并奏准，命都督佥事董斌提督上述卫所的官军，修理城池，防护粮储等事项；又命昌平侯杨洪原先留在京城、开平、龙门等卫的官军三千人，以及其他属于口外各卫、在京报效等项官军，都由都指挥杨能全部领回原卫所操守。近来董斌上题说：独石、马营、云州、雕鹗、长安岭等处的城池，确实是对外控制敌境、对内庇护宣府、怀来一带的地方。如果独石、马营等处城池内部防守坚固，那么腹里卫所自然无忧。现在议定把上述城池重新修缮整设，屯兵驻营，确实是安定边疆、抵御外侮的长远策略。应当设置一名都指挥在那里分守地方，请颁降敕书并发给符验；并将独石等处卫所的官军、男妇等人都听从他的节制调遣，派往原处，以充实空虚的城池；再从万全都司带俸的都指挥中推选有谋略、有勇力的人，分别派驻独石、马营、李家庄、雕鹗、龙门等城，专门负责守备操练，听从其调遣等事具题上报。兵部抄录后，又逐项依照议定奏准，通行办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尺、一寸〕 如今尚书杨宁奏请，想等独石、龙门等处有了余力以后再议其中一项。臣等私下详细考察，各处土地和城池都是祖宗经营创建的；独石、龙门一带正是最靠近敌境的紧要地方，对外是边境的藩篱，对内是京师的屏障。去年敌人聚众入侵，守臣担心势单力孤、援兵寡少，因而弃城失守，直到现在仍为清议所不容。如今额森等已经前来请求和议，边境军情不很紧急，正应当兴办停滞的事务、补救破败之处，修复祖宗旧有疆土，作为长远打算，为谋求报仇作准备。何况上述城堡已经命董斌提督，原来守卫各城的军队也已经发回，如今正在营建安置之际；当地镇守、总兵等官并没有奏报难以修复的理由，怎么可以自己泄气、自己划地限界，轻易抛弃呢？况且我方退后一尺，敌方就前进一尺；我方失去一寸，敌方就得到一寸。得失进退的关键，关系到安危治乱。即使在战争纷扰之日，也应当固守疆土，何况平时无事，更不应自行收缩土地；而且守备各城使用的是原有军马，并不是调动其他地方的官军。现在从道理和形势来论，必定应当修复整治。应当通行下令，请宣府总兵、参将、镇守、参赞、巡抚等官员，即抚宁伯朱谦、右都督纪广、内官柏玉、侍郎刘琏、佥都御史任宁、都督佥事董斌等，对独石、马营、赤城、云州、李家庄、雕鹗、龙门、长安岭一带的边务，按照兵部历次议奏的道理，会同计议处理。要斟酌人员劳逸，查看地形平险，先处理紧急的，后处理缓慢的；举大事而略小事。确实是紧要关隘的，立即修复；不是紧要关隘的，从容修理。各城所需的都指挥，务必推选最公正的人，使边城守备得到合适的人才，粮储防护也有章法；不许各持己见，怠慢因循，自我泄气，废弛军备。如果因此耽误军机，必定以重罪惩治，绝不宽恕。至于奏请永宁、怀来、宣府直抵大同增加兵将、坚固守备一事：永宁、怀来已有都指挥同知杨信，万全右卫已有都指挥佥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总兵官抚宁伯朱谦、参将右都督纪广，大同已有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参将都指挥潘兴，东路已有参将右都督方善，西路已有参将都督同知许贵。

译宣府、大同所属上述城池，除总兵、参将以及把总、提督、守备官军之外，又有一至两名或三至四名都指挥守城管操。而各地卫所的官军只够勉强固守，另外没有可以调来增援的官军。奏请对有功官军按规定升赏，以取信于人；如果有人像先前那样弃城不守，率众逃亡，无论贵贱亲疏，都必须杀戮，不得宽宥。凡斩首很少却报功很多，以及虚报杀败敌军、斩获首级来希求升赏的，其功劳都不必记录。军队获胜、阵亡的官军，以及战败失陷者的升赏，也必须酌量裁减。臣私下认为，军队的胜负固然关系到赏罚，但赏罚的施行必定在于严格明白。近年以来，由于南北寇戎纷扰，各地都在用兵、抚恤和捕剿；其中有功官军如果有情况不明的，兵部议定行令当地提督、参赞军务等都御史和监察御史等官，重新查勘明白，然后才决定升赏。而总兵、参佐等官如果有失去战机、贻误军务的，也往往覆奏降职黜退。像先前德胜等门、紫荆等关以及大同、宣府官军，都是杀败敌军、保全城池的有功人员；总兵等官造册奏请升赏，兵部已经分次驳回查勘，若不按条例升用，凭什么激励人心呢？写下敕令给朱谦、董斌等人，立即修筑城池，不许因循拖延而贻误军务。《劾许贵请讲和疏》【景泰元年】于谦 臣私下详细考察，北方敌人额森既侵犯边境，又进犯京畿，拘留上皇，震惊陵寝宗庙，这种仇恨，哪里说得尽呢？姑且从和议一事来说，去年秋冬之间，正是敌势正盛之时，朝廷也曾派都指挥李铎、指挥岳谦等人，携带金帛前往出使，想用财物贿赂敌人；他们刚进入穹庐，敌骑已经抵达关口。后来又派少卿王荣、通政王复前往敌营，却没有见到上皇的车驾便返回了。敌军知道我方战守有备，不久便都望风逃走。朝廷已经清楚看出敌情的诡诈，知道和议不足依靠，因此断绝使者往来，只命边将修整武备、激励人心、坚守城池，随机决定战守。如今许贵又奏请和议，臣私下认为，今天的事情从道理和形势上都不能和议。为什么呢？中原与他们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议和就是背弃君父、忘记大义，这是道理上不能和议。北方敌人贪婪而多诈，万一和议实行以后，他们提出没有满足的时候的要求、非分的愿望，顺从他们就不可以，违背他们就会立即变乱，这是形势上不能和议。假如认为敌人强大难以制服，姑且通过和议来延缓其兵势，臣请用前代的事来验证：宋真宗澶渊之战时，契丹军队屡次被我军击败挫伤，结盟以后，朝廷尚且每年输送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到了宋朝末世，徽宗、钦宗被掳往北方，中原的名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人屡次击败金军。等到奸臣秦桧一意主张和议，朝廷既割让疆土给金人，又每年输送岁币贿赂他们，甚至不得不降低尊号。至于含垢忍耻、屈己求和，实在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最终人心离散，国势衰颓，直到无法挽救成败才停止。援引古事来证明今天，和议不值得依靠，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的计策，不如选拔将领、训练士兵，培养威势、蓄养锐气；敌人若来侵犯，就看准时机剿杀；敌人若远远逃走，就不要贪图战利品而穷追。万一敌人又有大举入境的计划，那么我军训练有素，加上将帅思奋，臣当以死尽力，谋求剿灭敌人、洗雪国耻，必定不会落在敌人之下。或者上天厌弃乱世，列圣在天有灵，敌人自知多次进犯都不利，能够改恶从善，派使者入朝进贡，那么就对其向善表示嘉许，酌量给予赏赐；遣送他们回去，也不必拘留断绝往来而已。如果想由朝廷先派使臣到他们那里通好，就是向他们显示我方软弱，启发他们轻侮我方的心思，万万不可。这就是当今最重要的事务，而臣愚昧的意见只能说到这里。又考察许贵身居重任、保障边方，却不能锐意消灭敌人，反而倡导和议。他议论畏缩退避的迹象已经很明显，那么忠义之心在哪里呢？应当将本官明正典刑，以向天下谢罪，并警戒后人。因为这件事属于陈述政务道理，又关系到边将官员，是否可以暂且记下他的罪过，派人快马携带文书严厉责备许贵，命令他整顿边务，操练军马，振作士气，固守地方，务必以消灭敌人来赎清先前的罪过。仍应一并派人携带文书前往辽东、宣府、大同、陕西等边地，以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马等关口的总兵、总守等内外官员处，命令他们整顿人马、固守地方；遇到敌人来攻，务必随机处置，不得听信哄骗诱导，因而耽误军机。还应通令在京五军、三千、神机等营的总督、总兵等官，严格训练官军，晓谕他们忠义大节，使他们感奋图强以求成功，不许苟且因循，导致贻误大计。因奉钦依，兵部将上述事理具题。奏疏呈入后，皇帝听从了。《审察敌情疏》【景泰元年】叶盛 臣私下认为，近来卫拉特的额森侥幸在土木之战中获胜，骄气充满，自以为自己的锋芒不可抵挡，逼迫他的君主托克托布哈，拥着我方太上皇帝，率领全部军队而来；南北分道，一路从紫荆关，一路从鳌峪关，破门直入，肆无忌惮。我军到城下拒守，持重以养威，讨伐罪人的大义还没有充分彰显，而额森却主动请求和议，无缘无故地自行屈服，恳切请求再三，希望奉送我方上皇回宫。皇上以诚信相待，派使者迎接上皇复归。这实在是上天悔改降祸，暗中诱导额森内心转变，是最大的幸运。然而臣昏昧浅陋，私下认为额森奸险狡诈，极难测度；如今这一举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畏怯，另一种是故意表现出畏怯。听说额森来时，像李让、喜宁一类的奸细诱导他说：“中国经历土木之败，士兵和马匹已经损耗，人心已经离散，庞大的利益可以唾手取得。”可是如今他所听到、所看见的，我方士马仍然这样充足，人心仍然这样稳固；他孤军深入，既疑虑又恐惧，所以假装返回善意，送上皇回京，同时多多索取犒劳费用，贪图金帛，意在退回巢穴，慢慢谋划再次进攻，这就是所谓畏怯。

译不然，额森的计策必定是认为中国人心不过把迎接上皇回归作为急务，上皇既然回来，人心必定松懈；而且我方极力请求和好，他必定认为我方畏怯而不再防备他。他假借结好的名义，暗中蓄积猖獗作乱的意图，使我方放松战守的准备，耽误我方将士的谋划，趁我方疲弱时发动进攻，大肆劫掠，直向通州以南推进，使水陆援兵断绝；这就是表面畏怯而实际并不畏怯。今天的计策是：真正畏怯的固然可以攻击，假装畏怯的也要攻击；如果因为他畏怯就放任他回去苟且求安，今后的祸患又怎么办呢？如果因为他故意示弱，便真的相信而不怀疑，放置不问，臣恐怕祸患的到来就在眼前，不会等很久。从前金人侵犯宋朝，种师道上奏请求等敌人困顿后再攻击，李纲也请求放他们回去再攻击，种师道又上奏请求在河边拦截攻击，但当时主张和议的人不听从，终于酿成靖康之变，事后追悔也来不及了。前代的鉴戒十分明显，不可不加考虑。恭请皇上以国家社稷和军国大事为重，立即敕令总督、总兵等官以及各营大小头目，必须把军马整顿齐备，防护运输粮饷，严明纪律，申明号令，厚赏而重罚；把和议当作虚名，以作战为要务，以战死为荣耀，以退逃求生为耻辱。仍要四处分派精壮士卒，昼夜用多种办法侦察敌骑；敌军一旦退动，就或攻击其空虚之处，或袭击其后方，或乘其断绝之时，或放任其军队半数出动后再攻击，运筹决胜，务必出奇制胜。如果万全能够使沙漠地区肃清，一个敌人的马匹也不返回，或许才足以成为雪耻复仇的一大快事。机会不可错过，时机不会再来。臣不胜犬马般拳拳报国之情，为国家竭尽忠诚，心情激切到了极点。奏疏呈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赏功罚罪疏》【景泰元年】叶盛 臣私下认为，卫拉特侵犯并突入京师，京城戒严；神武军奋力出击，不久便看见敌人逃跑。皇上考虑到机会不可错失，又命将领和官吏乘敌人困顿时进攻，朝廷谋划周密，没有遗漏，成功是可以确定的。臣愚昧，私下想到赏功罚罪，是治理天下的要务，何况如今正是陈列军队、整治军旅的时候，更是特别重要。赏赐不只是赏赐有功者，赏赐必须丰厚；惩罚不只是惩罚有罪者，惩罚必须严厉。今天赏罚的实行，关系到日后劝善惩恶的效果。赏罚明确而守信，就将看到人人效命、竭力建功，还有什么仇不能报、耻不能雪呢？近来因德胜等门杀敌有功以及阵亡官军的事情，有司还没有来得及查勘，皇上催促他们举行赏罚之典，并且告诫不得迟延。指挥魏真临阵逃回，法司按他的罪行请示，皇上便将他杀死，没有宽宥。臣忝居侍从，亲自奉行皇上的诏旨，知道皇上信实地赏赐、必定惩罚的意图，这正是天地春生秋杀的心意，真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臣私下详细考察，少保、兵部尚书于谦，武清侯石亨，都督佥事杨俊，都是凭军功近来破格升擢的。然而其中如都督孙镗、毛福寿、都御史罗通等人，有的筹划谋略，有的奋勇杀敌，都有值得称道之处，并非其他人所能相比。又如守备白洋口的通政使谢泽，镇定地赴死；守备紫荆关的都指挥韩青，奋力作战而死；都督武兴、御史赵麟，也都亲自冒着箭石，死于国事，实在值得怜悯。至于提督紫荆关的都御史孙祥，先派守备、按察使曹泰等人，却都弃城逃跑，使关门没有“结草”那样的坚固防守，以致敌军骑兵出入自如，如入无人之境，经过今日已久，音信踪迹全无。身为大臣，既不能捐躯赴难，又不肯到朝廷待罪，其不忠不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都御史叚信明知紫荆关属于孙祥所提督的地方，却百般躲避，不肯前去整顿；等到敌人进入关内，又假装不知道，上奏加以掩饰。像这样奸诈，怎么能够尽忠？锦衣卫指挥王虹以及御史吴中、郭仲曦、王晋，职掌巡视关隘，却因徇情懈怠，导致关口不牢、守军不严，敌骑长驱直入，他们还不立即驰报。推究其罪情，法令实在难以容忍。以上官员所犯公罪，伏望圣明将都督孙镗等官按照规定授予诰命并录用，优厚抚恤他们的子女和家属；仍乞皇上裁断，将都御史孙祥等官逐一逮捕押送京城，公开判明罪行，以警戒后来的人。这样赏罚才公允，人心才会信服；法纪才会严明，事情才会办成。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京畿民情疏》【景泰元年】叶盛 臣听说，京畿是天下的根本，必须京畿地区富足充实，京师才能巩固；京师巩固之后，天下才能安定太平。这是形势和道理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如今顺天等八府，正是京畿的要地。近年来蝗灾、旱灾接连发生，百姓困苦到了极点。又加上去年敌军抵达关塞，惊恐疑虑之后，百姓已经无法生活。如今上天又长久不下雨，禾苗和麦子都不能生长。臣近日奉敕在河南等地办理公务，往返途中经过霸州等州、永清等县，亲眼看到各地逃亡的百姓很多，路旁房屋十有八九空置，桑树、枣树大多被砍伐，牛羊很少见到成群。偶尔见到居民扶老携幼，有的挖蚬子充饥，有的拾草作粮，种种艰难，实在不忍说下去。况且各府的差役，比其他地方尤其繁重：有押运粮草的，有到上司那里筑城、挖壕的，有承担冲要水马驿站事务的，有成群承担柴薪等项夫役的，有沿途协送官船的，有牵运、递送官马的，有帮助运输官物的。百姓已经如此艰难，衣食尚且不能充足，差役又更加繁重，他们还有什么值得留恋而不逃走呢？近来虽然宽恤百姓的恩诏屡次颁布，但重困之中的百姓，突然之间很难恢复元气。

译虽有抚民、镇守等官员，专职安抚百姓，却没有见到实际成效。又听说临清以南八府以及山东等地，流民赶着大车小车，拖男带女，穿着草鞋走路、在路边住宿，向南迁徙的人自从发生惊疑以来直到现在仍未断绝。臣认为，地方有限，而流民无穷；如果不特别用心使他们休养生息，恐怕逃亡会越来越多。不仅其他地方无法容纳他们，还会牵涉其他忧患；尤其恐怕京畿内部空虚，关系实在不小。伏望皇上关心这些百姓，特意敕令有关部门行文通知各府镇守、巡抚大臣，严厉督促官府、里老人等人十分用心地招徕、安抚流民。逃亡的人一定要设法使其恢复原业，留下的人务必使其各得其所。各位大臣还必须亲自走遍乡村，安慰百姓，不要把事情当成空文，务求取得实际效果。然而问题的根本还在朝廷，仍乞敕令有关部门会同廷臣集议：对于上述地方应当承担的各项差役，如军器每年例行征办的物料、编造册籍的夫役等，也必须酌量斟酌，不要一概作为固定常例；或者宽减数额，或者暂时派往南方，等以后事情妥当、百姓安定，再都恢复旧制。还应查明各府预备仓粮食有多少，设法赈济，并发给耕牛和种子，使百姓逐渐恢复生计。这样京畿安定，天下也都会安定。否则，臣不能不为国家社稷忧虑。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御选明臣奏议》卷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三 《请释恩克特穆尔还北疏》【景泰二年】于谦 臣私下考虑，中国驾驭外族，固然应当用兵威震慑他们，但尤其应当用恩德和信义安抚他们；这样才能挫败他们的强横，结交他们的内心。如今额森多次派人朝贡，他是否另有诡诈阴谋虽然还不能知道，但和好的礼数却从来没有失误。现在因为使臣没有回来，恩克特穆尔派人前去探听并迎接；他既没有骑马拦截，也没有偷偷进入边城，明白说是来探听、迎接使臣，此外没有奸细等情节。然而守墩官军竟把他本人抢来逮捕，只贪图一时邀功，不顾朝廷的大体。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便轻率地相信并押解他。如今查访得知，恩克特穆尔正在受监禁审问。臣私下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俘虏，杀掉他不足以显示武威，反而可能因此挑起事端；放掉他并不表示怯懦，反而可能对事情有益。如果蒙受圣恩，乞请敕令法司再次审查，确实只是探听使臣消息，此外没有其他重大罪情，就请敕令该府派人连同恩克特穆尔一起押送到大同总兵官、定襄伯郭登处，交其收领并加以抚慰，听候处理。边上如有额森派来的人，就在那里交给他们领回；仍将朝廷忠厚抚待的意思告诉额森，使他知道感激。兵部还应行文通知都督方善以及各边总兵、镇守等官，今后都要整顿军马，坚守地方；如果确有敌人侵犯，就相机剿杀。如果外方派人到边境来交谈，只是一两人、三五人，没有其他奸细情由，且远方侦察人员身边也没有跟随的、准备掩袭的人马，就应当立即加以抚慰，让他们返回；不许贪图小利、邀功生事，以此开启边境争端，留下后患。也不许以此为借口，放纵敌人进入境内掠夺，贻误边防事务。此事关系到请求颁敕以及奉钦依办理，兵部据此知悉事理并具题。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劾郭亨等纵民壮脱逃疏》【景泰二年】于谦 臣私下详细考察，战胜敌人的关键，在于将领选得合适；为将的原则，贵在军队有制度。前些日子大同、阳和、后口以及土木等处，我军失利、敌人肆意逞强，都是因为平日将帅庸碌怯懦、号令不明，借着凝重宽厚的名义，来实现贪图私利、苟且偷安的打算。上下远近都习以为常，逐渐形成风气，所以造成了这样的祸患。如今边务极为紧急，敌情难以预测，正应当彻底革除过去的弊病，怎么能仍然重蹈前非？况且前项民壮夏胜等一百八十余人，自景泰元年四月间伪造印章和批文，逃回原籍；主管的坐营、把总等官员却含糊隐瞒，不按逃兵办理。后来被各自原籍的官府揭发，押解到兵部，由兵部奏请送法司问罪；及至命令该营总兵等官查明回奏，他们才谎称是在本年二月间逃跑，故意拖延了很久。若不是各逃兵原籍官府和兵部分别具奏，那么这些人最终就会被私自放在家中，名册上的人数虽在，军队的缺额却无人知道；朝廷又怎么会知道？兵政又怎么能够整肃？又查奏文中称，民壮夏胜等人的粮饷和赏赐从未领取；户部四川清吏司查验手本后发现，前项民壮夏胜等四十九人，早已在景泰元年四月编造册籍并领取粮米。如今却妄奏说没有领取，显然是该营把总等官以及指挥郭亨等人先前串通作弊，收受钱财放走他们，冒领按月发放的粮饷，侵吞分用；又因害怕获罪，再次捏造说法，欺瞒官府作弊，罪情已经十分明白。如今各营现任坐营、把总、管队官员人数很多，他们看到郭亨等人私放民壮、盗领月粮，竟全无顾忌，便互相仿效。这样作弊的官军日益减少，兵政日益废弛，万一贻误军机，后悔又哪里来得及？再查武清侯石亨本来没有显著的战功，却错误地承受了朝廷的重托，只知道收买恩情、诬陷属下，不思考发布命令来端正人员，反而纵容所管的把总等官员作弊坏事。等到兵部奏请奉钦依查勘，他又再三拖延，久久不回奏。都督卫颖多次在教场召唤郭亨等人查究，他们抗拒不服；他们却私自到石亨家中，把公文送给石亨，石亨竟听从他们。首领官金以惠和有关掾吏又接受郭亨等人的买嘱，串通隐瞒，私放民壮，侵盗月粮，却捏造说是疏于揭查等语。石亨署名，含糊奏请批准，致使奸人得逞，兵政废弛。像这样上下勾结、相互蒙蔽，如果不一并提审问罪，臣私下恐怕会留下后患，而祸患正在到来。应当行文给石亨，严加告诫；石亨本人以及各营总兵等官，今后务必竭尽忠诚，整顿和振兴军政，以不辜负朝廷的委托，并作为属下的表率。不许再像从前那样欺瞒皇上、辜负恩典，只图苟且度日；也不许纵容属下收受钱财、败坏事务，致使坐营、把总等官将现役官军纵容脱逃。如有违犯，一律治罪。把总官员中，杜山先前因有事情没有立即查办，罪情相对较轻，应按照此前奉钦依的规定，这一次暂且宽免。至于私放民壮、盗支月粮这一罪情重大，指挥郭亨、吴能以及石亨相互串通作弊，首领官金以惠和有关掾吏等人，都应提送法司，公开判明罪行；仍应向郭亨名下追缴粮饷归还官府。这样才可以使人心警惧、法令昭明，武备得以整顿，办事不致出错。此事关系到整饬军务、审问军职官员，兵部具题。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劾卫颖等怠废军政疏》【景泰二年】于谦

译臣看见刑科等衙门弹劾都督同知卫颖等人交结饮酒、奸宿乐妇、怠慢废弃军政等事，皇上蒙受圣恩宽宥，没有加以罪责，这确实是天地养育万物的仁慈。但臣私下认为，卫颖等人都是平庸之才，却侥幸承担重大任职，升居都府，分别掌管军队，不能尽力竭忠，竟敢放纵欲望、败坏法度。何况整天饮酒作乐，又花钱嫖娼；如果不是剥削、侵害军队，这些钱财从哪里来？即使说敌人已经请求和好，但边境报告还没有完全安宁，过去的耻辱尚未洗雪，正是君臣卧薪尝胆的时候；大举进攻尚未谋划，正是将帅捐躯效命的日子。卫颖等人却做出这样的事，对上辜负朝廷恩典，对下失去军士期望，只顾满足个人嗜欲，哪里顾惜众人的艰难？从前土木之变导致大败，国家大事危急，正是因为将帅平时贪婪好色、败坏法度，收受钱财出卖军队，彼此勾结，攀附结党；不训练作战，不能整顿军政；将帅互相仇视，上下彼此矛盾，以致面对敌人不能取胜，听到风声便土崩瓦解。前日的覆败还没有多久，卫颖等人又重蹈覆辙，廉耻荡然无存，完全没有顾忌。近来营中逃亡的军士很多，动辄以万人计，怎么知道不是卫颖等人私放、逼迫所造成的呢？防微杜渐，不能不慎重。况且赏罚应当由卑微者开始、由尊贵者先受，这是古今通行的法典，也是兵家的要术。如今卫颖等人地位高、责任重，却贪婪无度，那么下属要以谁为榜样？掌管军队的人又以什么为戒？现今各人的罪名虽然已经蒙受圣恩宽宥，但这些市侩般的庸才，终究难以承担统领军队的重任。应当将卫颖、范广、陶瑾、张义、郭英、穆晟都不许管理府卫事务，也不许坐营领军，调往开平、独石、大同一带操练守御、杀敌，以赎前罪。这样或许可以使法令昭明，其他人知道畏惧；恩义同时施行，军政也能得到整顿。为此具题。奏疏呈入，皇帝下旨说：卫颖等人的罪先饶过；今后应当改过自新，再有犯错一定不赦。《劾宫聚等疏》【景泰二年】叶盛 臣查得，宫聚等人都是朝廷的将臣，受边疆重托，却辜负恩典、危害国家，罪恶已经极大：有的畏缩退怯而贻误军机，有的贪婪好色、残酷暴虐，屡次触犯国家法典。其中宫聚损害军队、祸害百姓，驻军期间玩忽敌情，搜刮金银器皿，动辄达数百上千，致使军民被俘失陷的人口不下数万，激起蛮夷变乱，几乎使贵州失守；又拘捕妇女，连土官也受到他的征求索取，结怨于西南，流毒至今未止。皇上明断，虽然曲加宽宥，免去斩刑，仍降职令其立功；王喜虽已降为所镇抚，仍命令将他囚禁；宫聚则由刑部追赃完结，依法公开处刑。这确实是极其英明的决断，端正了法度，谨慎遵守祖训，显示了赏罚进退的原则，也足以收服人心。如今石亨等人请求酌量恢复他们的职务，惑乱圣听。臣私下详细考察，贪婪好色、残酷暴虐，罪过还只限于一身；激起变乱、贻误军机，祸患将要遍及天下。将领的罪到了这种地步，已经达到极点；如果这种人还可以容忍，那么还有什么人不可宽纵？即使宫聚果然勇猛，也没有任用他的道理，何况他的无谋无勇是众人皆知的。王骥多次上奏的言辞明白记载在那里。再说，国家多事，固然急需用人，但恩威所及尤其要严格赏罚。威严不能徒然施行，必须处罚一个人而使千万人畏惧；恩德也不能滥加，必须奖赏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喜悦。赏罚既然分明，人心就没有不服的；人心无不服，号令就一定能够推行，事情也容易办成，敌寇不足以平定，天下太平的日期也可以很快到来。伏望皇上始终坚持这种明断，将宫聚等人各自按照先前有关衙门奉钦依的处置办法发落，使下合乎公论，上不牵累圣明。又查石亨、杨洪等人素来享有重名，侥幸承受重大委托，却没有听说有保民卫国的奇谋，反而怀有结党举荐邪曲、排斥正直的私心，把怨恨归给别人，把恩惠归给自己。其中张軏先前与宫聚共事，最终也同样没有成功。副使李睿等人多次上言，臣等各衙门也曾弹劾奏报，皇上恩德宽大，尚且暂缓刑诛；如今他们又同流合污、物以类聚，竟敢含糊会奏，显然有结党偏袒的重大罪情，依法都应逮捕审问。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御寇安边疏》【景泰二年】叶盛 臣私下认为，卫拉特表面上假托和好的名义，暗中却怀有侵犯凌辱的意图。因此，和好的说法绝对不能依赖，而侵犯凌辱的祸患又不能不防。这一道理人人都知道，不必等有智慧的人来说明。何况如今战争创伤的痛苦才刚刚平定，安抚平宁的成效还没有达到；西南苗蛮煽动战火，两广猺獠兴兵作乱。凡是急切需要办理的事情，都唯恐迟缓而来不及。若仍因循苟且，事情的结果就难以预料。然而今天应办的事情固然很多，却没有比抵御敌寇、安定边疆更紧急的了。御寇安边固然不容易，办理它的关键在于广泛征求意见并付诸实行。恭惟皇上自从辅政、继而登上帝位以来，体察上天、效法祖宗，始终一心求取意见。所颁布的诏谕不止一道，因此即使是草野微末的意见，也都能够自行上达；只要有可取之处，就立即加以嘉纳。但进言的人有的分不清缓急，有的把大小事情杂乱陈述；奉行的人有的知道了却没有实行，有的虽实行却没有办到位。这实在不足以弘扬整军攘敌的事业，取得廓清边患的功绩，也不足以符合皇上为中兴、图治而急切求言纳谏的盛大心愿。臣生长在盛世，得以侍奉近侧，虽然只有一点愚见，也曾蒙受皇上过分的听纳。但臣浅陋迂疏，对事务没有帮助，受恩之后想要报效，言语又不能完全表达内心，日夜忧惶，不知所措。臣又私下自言，天下是重大的事物，战争是重大的事务；各地民风土俗千差万别，人情和事情也各有适宜的处理方式，绝不是一纸言辞、一己之力所能治理维持的。如果不广泛征集众议、俯察民情，臣私下恐怕事情迫近、临到期限时，只能留下悔恨。若蒙圣上慈悲采纳愚见，特降谕旨：除诏书所规定的朝廷事务，以及军民事务中不合适之处、兴利除害等事，允许众人直言无所隐瞒、不受拘束外，特别命令在京各衙门官员在今年十二月以前，或各自具奏章，或联名署奏，务必竭尽所长，陈述抵御敌寇、安定边疆的奇谋上策，例如：怎样才能摧毁强敌、使敌人屈服？怎样才能出奇制胜？敌军突然到来，应当怎样应对？请求和索取没有止境，应当怎样杜绝？士兵和马匹的操练不精，原因是什么？必须采取什么办法才能使其精熟？边储供给不足，原因是什么？必须施行什么政令才能充足？某处地方的险要防守、镇守之道在哪里？某处关城毁坏，应当怎样修葺？前日所耽误的功罪，谁得谁失？怎样才能收服人心？今天所使用的器械，哪些优哪些劣？怎样才能确保全胜？

译某人有什么长处，可以治理军队，却屈居低级官职；某人有什么短处，恐怕妨碍任用，却反而身居高位。谁可以担任战将？谁可以担任守边之臣？军队中被贬谪的人，谁可以弃除瑕疵而录用？监军、守镇的职任中，谁可以表彰其特殊功劳而破格升迁？此外，天下范围内其他重大事务、当世的急务，以及上关系朝廷、事情关系廊庙的事务，凡是可以保卫国家、保护百姓、救济时局艰难、补益军政的意见，都听凭众人尽情陈述，以供采择。其中人的品格各不相同，才能分量也有差异；有的只能处理一件事，有的兼能通晓许多事情，应当按照各自所能，让他们充分发挥。务必直陈实事，不要徒然铺饰空文；也不许迟疑顾虑，更不许以职位卑微、越级进言为借口推辞。以后等意见陆续密封进呈、众议全部汇集，再乞请圣明召集那些平素公正清廉、正直诚实、忠贞纯厚的大臣元老，以及经筵、内阁中近侍的老臣和兵部等有关衙门，特别加以宣召，交给他们议定拟办。要让他们不要拘泥于虚文，不要敷衍应付旧例；不论进言者身份高低，只看其言论是否恰当；不必要求意见都与自己相同，只求得到解决事情的关键；不必嫌恶与自己意见不同，只求符合实际情理。如果意见不恰当，就应当隐讳其过失并宽贷其罪；如果意见果然有益，就应当采纳，并在行动中体现出来。万望圣上亲自审阅，反复加以询问辨难，使进言者陈明利弊；其中确实明确可行的，就交给有关部门坚决实行，不受浮议迷惑，也不要前紧后松。这样有益的言论会日益增多，圣德更加崇高，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全部推行，强敌自然平息，这是社稷的福分，也是边境的福分。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劾陈循疏》【景泰二年】叶盛 臣听说，罪过没有比欺骗蒙蔽更大的；大臣欺骗蒙蔽，罪行大到不容诛杀。法律没有比惩罚屡犯不改更严厉的；小人屡犯不改，按法律也难以轻易宽免。旧有章程都在，重刑一定要施加。臣查得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陈循，不过是一个书生，却侥幸身居清要之职；尚书、学士的官品极其尊崇，内阁、经筵的责任最为重大。丰盛的肴馔、法酿的美酒，每天由大官供给；制成的腰带、成套的衣服，屡屡从内库赏出。五朝以来受到培养，百官都仰望他；恩封上及他的祖宗，使其祖宗得到葬祭，下及他的继室。儒臣遭遇这样的幸运，又有谁超过他？可是陈循竟妄想要挟君主，甘心辜负国家，厚着脸皮、装出厚道的样子，完全没有报效的心思；仗恃宠爱、夸耀恩典，大肆表现凶横强暴的意图。他在乡里豪横，甚至要吞并别人的坟山；对贫苦百姓暴虐，竟敢强占他们的田地。李遇是一个奔走钻营的小人，便以陈循女婿的身份代为诉冤；李武本是激起变乱的元凶，却因为是陈循女婿的哥哥而曲意营救。又把平民牵连进土豪案件，任意逞用自己的威势；捏造乡民涉及人命的重大罪情，来迷惑皇上的听闻。周鉴执法不屈服，反而被罗织罪名说成奸人；王豪查办案件不阿附，又被含糊其辞地说成掩饰过错。情状和供词虚妄，欺骗蒙蔽的罪行无法逃脱；陈循再三上疏烦扰皇上，屡犯不改的恶行更加明显。虽然皇上宽仁大度，曲加保全，无奈陈循罪恶深重而不肯悔改，越来越肆无忌惮。他的行迹虽然蔑视风纪宪法，实际上是在愚弄朝廷。臣私下详细考察，如今正是多事之秋，而陈循错误地担任内阁首辅，却没有听说他为挽救时局急务办成过一件事；为私利而巧言辩说，却接连上章而不知满足。他不明白“君主忧患，臣下应以为耻”的道理，舍弃忘却家庭、以国事为重的心志。他以为上天可以欺骗，以为人可以侮弄，以为祖宗的法度不足畏惧，以为士大夫的清议不足顾惜，因此使九重深宫烦恼厌恶，使众口沸腾。孔子不再信任宰予，是因为知道言语和行为无法掩饰；吕诲一定要弹劾王安石，是因为看出奸诈之人难以容忍。伏望皇上按照至公处理，依据大义裁断，明白彰显祖训，严正施行国家刑法，将陈循逮捕送交法司，公开判明其罪，以作为臣下欺骗蒙蔽、屡犯不改者的警戒。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陈灾异疏》【景泰二年】叶盛 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多次颁布圣谕，其中说：“上天降下灾异，是上天爱护人的心意。”今后遇到这类事情，允许众人直言；又说：“今后君臣都应当端正内心、修养德行，以挽回上天的意旨。”臣有幸居于近侍，亲自奉行圣上的教诲，因此知道陛下能够谨慎对待上天的警戒，至公无私，诚恳地求言、希望治好的心意是多么盛大。然而仍然不能消除严重的灾异，原因在哪里呢？这是做臣子的辜负陛下，陛下有什么辜负他人的地方呢？近来灾异接连发生，凡是有见识的人无不战战兢兢。臣愚昧，不懂占验，只认为陛下以圣德居于天子之位，举动都效法尧舜之治；按理推断，万万不应有这样的灾异。臣曾考察古籍，知道其中的说法。《尚书》说：“过于急迫，就会有恒久的寒冷。”又说：“如果防备极其完备，就没有凶灾。”《诗经》说：“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这是大地的常道发生紊乱。”又说：“大雪纷纷，见到阳光便消融，这是说要防止奸佞。”《礼记》说：“仲春实行秋季的政令，国家就会发生大水，寒气一齐到来，敌寇出兵征伐；实行冬季的政令，阳气不能胜过阴气，麦子就不能成熟，百姓多互相抢掠；季春实行冬季的政令，寒气不时发作，草木全都肃杀，国家会有大恐慌；实行秋季的政令，天上多阴沉之气，过量的雨水过早降下，战争和兵乱一同发生。”《左传》说：“皇道不能达到中正，其过错是长期阴暗，必定有下属私下议论君上。”又说：“听取意见却不聪敏，这叫作不能谋划；其过错是急迫，其惩罚是长期寒冷。”又说：“观察事物却不明察，这叫作不明智；这时就会有红色灾异和红色祥瑞。”又说：“不能辨明善恶，亲近佞幸近习，无功者得到赏赐，有罪者不诛杀，这时就会有红色祥瑞。”又说：“三公任非其人，日月星三光就不明。”又说：“朝廷不和，灾异就一同发生。”又说：“邪气积聚在下，怨恨恶意蓄积在上；上下不和，阴阳就会错乱，妖孽便由此产生。”这就是灾异发生的原因。虽然各种说法各有不同，大体不过是阴气盛、阳气弱所造成的。天道的应验，都是由人事引起的。人事在下方发生变化，天象便在上方显现变化；它的发生有其根由，其应验并非虚妄，不是一人一事所能招致，也不是一句话可以推测，更不是一时之间就能验证的。臣私下思考，如今百官众多，不能说全都是贤能之人；辅佐治理的职任，也不能说都已选任得当。外有凶悍强大的敌寇，而我们的边防还没有完全整饬；内有盗贼暗中发生，而我国人口百姓还没有完全安定。

译正如前些日子圣谕所说：“天下大小事务，难道没有差错吗？”这话意义重大！陛下的言语如同日月的光明，是指出根本问题的良言。对于今天的形势，如果不广泛采集群臣意见，赶快进行修省，臣恐怕上天的意旨未必能够挽回，灾异未必能够消除，而意外的忧患，可能近在眼前，也可能远隔多年，难道没有难以说清、难以预料的地方吗？况且因灾异而求言，在历代都有先例，在祖宗朝也有已经实行的诏令和已经显示的明确成效。臣愚昧地认为，今天消除灾异的急务、顺应上天的要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请求陛下将臣的奏疏留在宫中详细阅览，不必发下外廷，特出圣意，亲自敕令文武群臣各自加以整饬勉励。仍按照此前圣谕所说，允许众人直言极谏，令他们各自陈述导致灾异的根本、消除灾异的方法；凡是有益于国家、有利于军民的，都可以进言。陛下允许选择其中可行的实行，那么忠臣义士、爱君忧国的人，都会感念陛下的仁厚诚意，乐于陛下听取采纳意见，无不披露肝胆来图报效。上天的意旨不难挽回，灾异也不难消除。群臣不敢辜负陛下，陛下也确实没有辜负上天。臣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也应当另有所陈。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请置五团营疏》【景泰三年】于谦 臣等议定：国家所依靠的是军队，军队所依靠的是将领。将领选得合适，军队就没有不精良的；军队都精良，国威自然振作，边境祸患也自然平定。臣等都以平庸低劣之才，侥幸承担重大职责，带兵方法失当，已经使圣上忧虑。现议定：各营现役操练的官军，已经选出十万人，分作五营进行团体操练，以备出战。每二万人为一营，每队五十人，设一人管队；每两队再设领队官一员；每一千人设把总官一员；每三千至五千人再设把总都指挥一员。管队、把总以及大小总兵官员，都按照才能器量的高低、谋略勇力如何来选用，使他们彼此有统属关系，兵将相互熟悉。遇到下教场操练的时候，臣等出其不意，酌量调出一队或三队、五队进行查阅，只呼唤把总、管队官的姓名，各官自行率领本队军士前来。再叫出一两个或三五个军士，让管队、把总官认清他们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个卫所；然后把军人悬挂佩带的牌子上原先写明的姓名、卫所、年龄相貌拿来核对。查出有不相同的，就根据情节轻重处罚管队等官；同时比较他们弓箭、牌刀、长枪等武艺是否精熟，酌量给予奖励；不熟练的也一律惩治，使统军的人知道军士的强弱，使当兵的人知道将领的号令；上下体制相互维系，彼此相互熟悉，不至于临战时发生混乱，难以调遣。大体说来，前项团操十万人，合起来就是一营，分开就是五营。万一敌人来犯、人数很多，各营就全部行动；敌人数量少，就分调一两营，或调一万人、三五千人，随机应敌。平日选定的大小主管头目既已确定，交战时需要多用兵就多调，需要少用兵就少调，只调那些主管头目，士卒自然会随之而来。平日相处已久，同辈之人容易根据情况相互配合，负责事务的人也容易发号施令，就像手足保护头部、子弟保卫父兄一样。这与平日混同操练、不分强弱、不知号令，临时把各营人员逐渐凑合起来的情形不同，或许可以因此取得成功、获得胜利。再说，敌人所依靠的，不过是弓马和冲击突袭。敌人知道我军火器发射一次之后，难免要重新装填，行动迟缓，因此我军刚放完火器，他们就趁机驰马冲来。如今如果与他们对敌，我军在阵列外用鹿角遮蔽防护，张弓拉满等待。敌人如果逼近，便坚守阵势不动，先用弓弩迎敌；神铳还没有发射时，先用火药爆竹欺骗敌人。敌人一定会以为我军火药已经用尽，不再畏惧躲避，便纵马前来进攻；这时我军齐发火铳、火炮、飞枪、火箭、弓箭。敌军如果已经发动，又用大将军炮攻击；分别调遣精锐骑兵，用长枪、大刀和强弓射杀、砍击步兵；再用团牌、腰刀一齐冲入敌阵，有的刺射人马，有的砍断马腿。臣等亲自率先冲锋，冒着箭石，奖赏激励士卒，使他们不退缩。有退缩的，就按军法治罪。这就是臣等愚见中关于操练军队、出战时分合形势的办法。仰仗皇上的德威远播，敌人一定不敢侵犯京师。臣等谨当用心设法，将各营已经选出的团操军以及其余军马一体操练，整顿队伍，申明并严肃号令，务必使人马强盛、武艺精熟。除团营之外，另行选取次等精壮军士，以备缓急时调用，帮助团营壮大军威。每天除演习弓马武艺外，还要令马军、步军官军兼习阵法以及交锋冲突、安营行军，以训练作战形势，使他们对听令、观察和行动都习惯熟练，步伐轻快矫健，能够懂得进退、坐作的法则，免得临敌时畏怯失误。至于坚守的方法，如今士卒颇多，京师城墙坚固，又有战车、鹿角等器具；敌人即使势众，也可以坚固防守而无忧。臣等的愚见虽然如此，但用兵之法变化莫测，如阴阳难以预知，如鬼神难以测度，贵在临事时随机应变，难以用固定办法求取。况且北方敌人诡诈善变，来去之间如疾风骤雨；应敌之时，不勇敢就无法挫败其锋芒，不智慧就无法破解其诡诈，必须谋略和勇气兼备，才能取得成功。岳飞曾说：“先布成阵势然后作战，是兵家的常法；运用得巧妙，全在于用心。”又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就太平了。”臣等既然蒙受朝廷大恩，授予重大职责，岂敢不清正自身、爱护士卒，以振作士气，捐躯效死，以报答恩典。此事关系到会议讨论战守事宜，具题。奏疏呈入，得到圣旨说：“用兵贵在精良，将领在于有谋略、有勇气。卿等务必同心协力，操练军马；有事时运用谋略，或战或守；没有事情时，就抚恤士卒，养蓄他们的锐气，遇到警急便容易调遣。这样才不辜负朕对你们的重托。”

译《论时政疏》【景泰四年】左鼎 臣认为，卫拉特发生变乱，将士没有用处，是因为军政没有建立。说必须痛切惩治过去的弊病，到如今又五年了。貂蝉冠充满朝堂座席，都是公侯；鞍马堵塞道路，没有不是将帅的。百姓财产年年耗损，国库钱财日益空虚。凭天下这样广大、土地兵甲这样众多的条件，竟然不能振扬威武，可见军政仍然没有建立。从前太祖制定律令，到太宗时暂时允许有罪者赎罪，这大概是权宜之计。可是执掌法律的官吏拘泥牵制，沿袭下来成为惯例，官吏收受违法之财，竟都能够减免赎罪。弯曲败坏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国家初建时设置官职都有定额，近来才因事增设。主事每司二人，如今有的增加到十人；御史原为六十人，如今却有一百多人。甚至一个部有两名尚书，侍郎也超过通常定额，都御史多到数十人，这就是京官冗滥。外地又增设抚民、管屯官，如河南按察使司原有官员增加两人而成为四人，佥事增加三人而成为七人；这就是外官冗滥。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各有十多人；每年又派御史巡视，再派大臣巡抚、镇守。如今的巡抚、镇守，其实就是过去的方面御史。担任方面御史时，是集合众人的长处却仍然有所不足；担任巡抚、镇守时，却把一个人的才智当作足够。这有这样的道理吗？至于御史升迁调转太快，应当以六年为期限，使他们通晓政务，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巡抚、按察使所承担的责任尤其重大，不要让初任官员随意拿来试用。其余各类百官，也都应当慎重选择，并让他们长期任职。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请修屯政抚逃民疏》【景泰五年】孙原贞 臣私下看到，近来各地屯军，大多被营建、运输等差役耽误耕作。应当挑选其中精锐，补足编制，其余全部归还农田。如果增加一万人屯田，每年就可以少支用仓粮十二万石，并且积存余粮六万石；军队粮食哪里会不足呢？如今每年漕运数百万石，路上的费用无法计算。如浙江粮军兑运，每石米要增加耗米七斗；百姓自行运输，每石米要增加耗米八斗；其余地方也按照水路远近增加耗米。田地没有增加，赋税征敛却增加十倍；想要百姓不困苦，是不可能的。何况如今太仓没有十多年积存的粮食，一旦遇到水旱灾害，靠什么来救济？应当根据收入安排支出，淘汰冗员，减少浮费；等粮食储备充裕之后，逐渐减少每年漕运的数量，这样百姓的困苦或许可以缓解。臣过去任河南官员时，曾经核查逃民簿籍，共有二十多万户。这些人全都迁徙到南阳、唐、邓、襄、樊之间，聚集谋生，怎么能保证他们不会成为盗贼？应当趁今年丰收，派近臣巡行各地，督促有关官府把他们登记为编户，发给田地产业，督促他们从事农桑，建立社学、乡约、义仓，使他们重视根本、专心经营产业。生计安定后，再慢慢商议赋役，就可以避免日后的祸患了。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劾内官弓胜疏》【景泰五年】叶盛 臣私下认为，今天各边、各关的军中，奸弊固然很多，但没有比管事官员私自占用官军、广泛经营庄田更严重的了。比如口外八城堡，比各边尤其艰苦，加上刚刚恢复守备，创伤还没有痊愈，官军上下衣食都不足。如果管事官员稍能抚恤他们，让他们在休息、放牧、屯田耕种的时候，各自经营生计，养活家人，也许就能重新振作锐气，鼓起战斗意志。只是往年太平无事时，总兵、镇守以及内外文武官员，专门役使、占用官军，广泛经营庄田，多的达到一千多顷，少的也有数百顷。守卫墩台的人还不及看守庄田、出外送饭的人多，拿犁锄耕作的人也不比操弓练箭的人少。附近肥沃的土地全归官豪所有，遥远而贫瘠的沙地、薄地和山冈才分给军士。军士不但没有力量耕种，也没有空闲亲自耕种。即使年成丰收，贫困的军户和下人也免不了有人饿得啼哭、冻得号寒。大官巨室拥有千仓百廪，因此响应朝廷征召、缴纳粮食时，就能领取关发的官银；把粮食卖给盐商，又能获得厚利。所得无非用于馈赠贿赂，增加子女享用玉帛的欢乐，却不顾剥削军士的脂膏、耗损下人的气力。这样一来，锐气日益减弱，怨气日益增长。一旦遇到紧急关头，人心就会涣散，这个祸根和病源已经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了。臣前年刚到口外时，因为看到这种弊端，便把各官过去的庄田全部踏勘查明，分给领养官牛的军士。后来又得到都御史李秉的建议，申明整顿屯田耕种之事。如今臣又曾在各处防守敌人的墩堡议论：每处酌量拨给官牛三头，就近拨给堡地田亩，让守堡官军一边耕种、一边守备，以巩固边防。如今弓胜承受朝廷的厚恩，担负边疆的重任，却不图报国，只顾谋求自身利益，竟敢玩弄贪婪放纵的伎俩，甘心重蹈前人的覆辙，经营私事，役使占用军人。他难道不知道旗军樊名、韩得辛等人都是领取军粮的官军吗？近来朝廷又赏赐了银两；现在敌情不可预测，听说草已青、马已肥，四五月间必定来侵犯边境。然而朝廷养军的苦心，弓胜不知道；今天边关的事务，弓胜也不管理。他每天只命令将官拨派军队，替他经营庄田、耕种田地。而且弓胜现在独自居住在独石，却又远到云州置办庄田；那么独石的庄田情况，不说也可以看出。他蔑视法律、欺蒙公家，完全没有忌惮。现成的法令都在那里，重刑难以逃脱。再查樊名、韩得辛等亲自统领的头目不能约束部下，以致各军投靠管庄之人去耕种田地，也都应当有罪。请敕令有关衙门，命巡按御史将弓胜逮捕审问清楚，按重罪治办，以警戒后来的人。奏疏呈入后，皇帝宽宥弓胜，不予追究，调他到其他镇任职。

译《论时政疏》【景泰五年】　钟同 近日得到间谍报告说，额森派人侦察京师和临清的虚实，约定初秋大举深入，直取河南。臣听到这件事，不胜寒心；可是朝廷大臣都安然不以为意。从前秦国攻打赵国时，诸侯都若无其事，只有孔子忧虑，人人都认为他狂妄。臣今天所说的话，与此有什么不同呢？臣还在草野时，听说寺人构陷作恶，杀害正直大臣刘球，于是朝廷大臣都闭口不言。假如当时有人敢于犯颜直谏，一定能够劝止上皇的行动，哪里至于发生边尘之祸？陛下显赫地实现中兴，铲除奸党，表彰忠直，命令六军在郊外抵御敌人；没有交战，三军的士气就自然加倍。臣认为陛下正可以威服四夷，安坐而达到太平。为什么边境的战乱刚刚平息，创伤还没有恢复，奢侈之心却突然产生，失去天下人的希望呢？伏愿陛下以过去的覆辙为鉴，更加奋发自励，不要沉溺于财货女色，不要甘心嬉游享乐；亲自处理各种政务，以总揽威权；敦厚伦理，以淳厚风俗；辨明邪正，以专一任用；严明赏罚，以彰显善恶；尊崇风宪，以整肃纲纪；裁去浮费，罢免冗员，禁止僧道侵蚀民众，选拔贤能将领来训练士卒。然后亲自率领群臣到郊庙谢罪，如同成汤以六件事自责、唐太宗立即改正“十渐”那样，也许天意可以挽回，国势可以振兴。奏疏呈入后，皇帝没有采纳。《两广军事疏》【天顺四年】　叶盛 臣私下认为，两广的贼情，广东以海盗最为严重，广西以猺獞和土贼最为严重。近年广西猺獞看到土贼作恶却没有依法处以刑罚，便互相仿效，肆无忌惮，越过广东，纠合山猺作恶。海贼中没有比严启盛更凶悍的，土贼中没有比吕赵辛更严重的。皇威远播，自从前前年杀获严启盛以来，四方远近的商民以及通蕃的小人都知道引以为戒，海中的强盗几乎绝迹。今年广西杀获吕赵辛后，土官衙门顿时惊惧，猺獞小贼也都胆寒，军民等人无不称快。两广的人心已经安定，一方的疆土也渐渐安宁。这虽然有将士的一点功劳，实际上全是皇上的圣德神武所造成的。但是各处贼徒都因为地方官员，或是收受贿赂，或是怠忽职守，才养成祸患，而且日积月深。近来屡次看到钦降的禁约，禁止同外夷交通贸易、贩卖蕃货，也禁止接受土官以及猺獞等人的钱物。圣上防备边患、张榜公布的文告，确实是明察万里；皇上的话多么伟大，远方边地的人无不感到庆幸。臣私下听说，法令制定后贵在能够遵守，处于安定时不可忘记危险。贼患虽然说已经铲除，哪里敢因此怠忽？何况受创的百姓十分艰难，还没有得到休养，诡诈的贼情早晚都难以保证，应当严加防范、彻底清除。除通行申明、恭敬遵守历次圣上防边榜文之外，还应把吕赵辛的罪恶详细张榜，晓谕各土官衙门、各山猺獞夷民以及军卫有司等官员，使他们更加遵守朝廷法度，改过革除错误，谨慎巩固边境防守，以求共同享有太平的福祉。奏疏呈入后，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御选明臣奏议》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四 《扶植纲常疏》【成化二年】　罗伦 臣听说，近来李贤遭逢父母丧事，朝廷援引杨溥的旧例，下达起复任用的命令。臣私下认为，李贤是大臣，起复是大事，关系纲常，系于风俗教化，是天下人所瞻望、后世人所监鉴的事情。左右侍从、给事中、舍人、台官中，一定有人懂得礼义、不顾世俗，陈述正论来扶植纲常。正因为这样的人一直沉默因循，才到了今天。今天臣如果又想进言却不敢进言，就是苟且迎合、偷安容身之徒，不是有忠君爱国之心的人。这既不是陛下期望臣的本心，也不是愚臣报答陛下夙愿的方式。臣充任近侍，蒙受的恩典深重；扶植纲常，是臣的志向；披露书写内心的愤懑，是臣的忠诚。惟愿陛下明察。臣恭敬地读到圣策中说：“朕日夜诚恳专一，想要端正大纲，举张万目，使上面的人伦关系明白，使下面的风俗淳厚。”陛下这句话，真可以用来为国家扶植纲常，为天地确立民众的准则，为万世开创太平。然而想要端正大纲，没有比彰明人伦更优先的；想要彰明人伦、淳厚风俗，没有比孝更优先的。孝，是上天永恒的常道，是大地不变的义理。国家没有孝，就不能成为国家；家庭没有孝，就不能成为家庭；人没有孝，就不能成为人。所以先王制定礼制，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君主的命令在三年丧期内不过其家门，以此教人尽孝。古代从孝子之家求取忠臣，确实是因为在家孝顺父母，所以这种孝可以转移为对君主的忠诚。做臣子的，没有不孝敬父母却能忠于君主的；做君主的，没有不教臣下尽孝却能得到臣下忠诚的。从前子夏问三年丧期中遇到金革战争之事不能回避，这合乎礼吗？孔子说：“鲁公伯禽有特殊原因才这样做。”如今把三年丧期中的人依照旧例起复，只图其便利，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陛下起复李贤，是因为有金革战争之事吗？那么李贤并没有听说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家大臣可以起复吗？那么礼制中也从未见过这种规定。这似乎与先王制定礼制的本意、孔子所说的话不相同，也似乎与陛下最初策问臣下的本意不合。陛下要以旧例起复他吗？那么做君主的应当用先王之礼教导臣下，做臣子的应当依据先王之礼侍奉君主。臣来不及远举他例，就以宋朝的事来说。宋仁宗曾经援引旧例起复富弼，富弼的辞书说：“不敢遵循旧例，来成就前代的错误；只应当依据礼经，实行今天正确的做法。”仁宗最终听从了他的请求。宋孝宗曾经援引旧例起复刘珙，刘珙的辞书说：“我身在服丧期间，国家又没有宫门附近的敌寇，不能冒用金革之事的名义，私下窃取利禄的实际好处。” 孝宗最终答应了他的辞请。这两位君主从未拘泥于当代旧例，强行起复臣下；这两位臣子也从未依循当代旧例，苟且顺从君主。因此功德恩泽施加于当时，名声流传于后世，史册记载为盛事，士大夫传诵为美谈。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能够用孝教导臣下，臣下有孝心可以转化为对君主的忠心。此后，礼义不再存在。史嵩之援引旧例起复为丞相，王黻起复为报政，陈宜中起复为宰相，贾似道起复为平章。这几位君主没有不援引当代旧例起复臣下的；这几位臣子也没有不援引当代旧例顺从君主的。然而百姓因此困苦，天下因此混乱，国家因此倾覆，给当时留下祸患，给后世留下恶名。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君主没有用孝教导臣下，臣下没有可以转化为忠君之心的孝心。《诗经》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夏朝的后世。”愿陛下以宋朝为鉴，使李贤对君主和父母都尽孝，成为当代的大臣；陛下依礼对待李贤，成为当世的大君。这是臣的愿望，也是李贤应尽的本分。难道是要以李贤本人担当天下重任，所以起复他吗？那么，仁宗在位时契丹骄横，也并不是没有忧患；孝宗在位时金人强盛，也并不是天下无事。陛下如果一定要让李贤承担天下事务，而不是只顾宫门之内的私事，那么李贤本人虽然不能起复，口头上却可以进言。应当下达温和的诏书，使他像刘珙那样，不因个人丧亲之忧而忘记天下的忧患。让李贤了解天下的事情，他就一定会进言；进言就一定会竭尽全意。陛下听到李贤的进言，就一定会实行；实行就一定会尽力。这样，李贤虽没有起复，实际上也等于起复了。假如李贤了解天下之事却不进言，进言却有所隐瞒；陛下听到他的进言却不实行，实行却不尽力，那么李贤即使起复，也仍然等于没有起复。陛下不要说朝廷没有贤人，也不要说百官中没有贤士。君主好比盂，臣下好比水；盂是圆的，水就随之成为圆形，盂是方的，水就随之成为方形。君主喜好劝谏，臣下就随之正直；君主喜好阿谀，臣下就随之谄媚。陛下如果真能在退朝之后、清闲宴饮之时，略微放下尊贵威严的气势，亲近正直诚信、博学通达的人，敞开心怀接纳他们，降低身份礼敬贤者，讲论圣学的大要，阐明君主之道的急务，询问政事的得失，察看百姓生活的利弊，访求人才的贤能与否，考察古今治乱，询问风俗的盛衰，咨询边防的缓急，放下自己一人的见解而把众人的见解当作自己的见解，放下自己一人的知识而把众人的知识当作自己的知识。对于顺从自己心意的话，就明察其动机并斥逐进谄媚、保宠幸之人，使他们无处容身；对于违背圣旨的话，就宽容并接受，使献纳忠诚、为国效力的人能够尽情进言。群策全部陈述，忠臣贤臣一并任用，那么李贤想说的话，别人也都能说出来，又何必违背先王的礼经、拘泥先朝的旧例，损害大臣的名节，亏损圣明的清正教化，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呢？至于起复李贤，还推托说：“他负担天下的重任，应当遵循先朝的旧例。”近年来，朝廷把夺情起复当作常规，士大夫把起复当作美名，那些吃精米、穿锦衣的人接连进入朝廷，依据礼制、守护经义的人却寥寥无闻。难道不知道这些人在天下重任方面有什么关系吗？在先朝旧例方面又有什么依据呢？先朝除了杨溥之外，从未听说起复某人担任某官。如今起复任官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是因为他们具有高明谋略、深远思虑，足以裁断天下的大议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提出谋略呢？是因为他们具有抵御外侮、平定天下大难的才能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做到呢？是因为他们具有刚直气节、坚强意志，足以砥砺天下士人的风气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有这样的表现呢？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厚仁德、广施恩泽，足以浸润天下民心吗？

译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实行呢？是因为他们有忠诚正直的言论，足以补助朝政的缺失吗？为什么没有见到他们敢于进言呢？陛下究竟看中了这些人的什么，竟要起复他们呢？臣猜想，他们平日不过是阿谀逢迎权势，预先为自己谋划地位；等到遭遇父母丧事时，就一定曲意编造谄媚之说，向上蒙蔽圣听。不是说“此人能办事，按理可以夺情起复”，就是说“这是旧例，按例应当起复”。奸计一旦得逞，略说几句虚辞，皇帝一不答应，他们便欣然就任，从来没有像富弼那样坚决请求，也没有像刘珙那样恳切辞让。名义上说是夺情，实际上是贪恋职位；名义上说是起复，实际上是留恋俸禄。况且儿媳为公婆服丧也是三年，孙子为祖父母按礼服丧有一年之服；夺情起复丈夫，本来与妻子无关；起复父亲，本来与儿子无关。如今有的人住所如旧，妻子儿女也不搬动，却向天下宣称：“本来想服满丧期，是朝廷不容许。”即使是三尺高的童子，臣恐怕也不相信。做父亲的用来期待儿女报答自己的心，难道竟会达到这种地步吗？做儿女的报答父母的心，难道忍心达到这种地步吗？自己已经枉曲的人，没有谁还能正直；一个忘记父母的人，没有谁还能忠于君主。希望他成为正直之人，却先让他自己枉曲；希望他忠于君主，却先让他忘记父母。陛下究竟看中了这些人的什么，竟要起复他们呢？从前富弼有母亲之丧，韩琦说起复不是盛世应有的事，而富弼最终没有被夺情；史嵩之遭父亲之丧，太学生群起攻击他，人数多达数百人，而史嵩之最终请求服满丧制。如今大臣起复，群臣不以为非但还替他编造理由，是为了预先给自己留下后路。群臣起复，大臣不认为不对，反而跟着促成此事，也是为了预先给自己留下后路。大臣既然没有顾忌，群臣又有什么可惭愧的？群臣既然有了先例，大臣又有什么可推辞的？今天的大臣，实在是韩琦、富弼的罪人；今天的群臣，也实在是太学生的罪人。上下形成风气，纷纷同流合污，以致公然没有起复的成例，私下却盘算隐瞒服丧。利益在于广受恩典，就隐瞒服丧以接受封赏；利益在于得到官职，就隐瞒服丧以听候选授；利益在于取得科举功名，就隐瞒服丧以参加考试；利益在于升迁官职，就隐瞒服丧以等待选用；利益在于求取贿赂，就隐瞒服丧以赴任。这简直是率领天下人走向无父之道。臣不忍心看到圣明时代的风俗败坏、纲常毁坏，竟到了这个地步。爱亲之心，孩童都有；缩短丧期的说法，连下愚之人都以为可耻，何况身处士大夫行列、听闻圣贤之道的人，难道肯对父母连三年的爱都没有吗？他们只是为了贪图利益，最终竟至于忘记父母。孔子说：“这种事都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能忍心做呢？”陛下如果真能遵守先王遗留下来的礼制，遵循祖宗形成的法典，用礼义对待他们而不以爵禄羁縻，用廉耻激励他们而不以名位诱惑他们，使积久形成的弊习彻底革除，那么忠孝之心就会自然产生，关键只在陛下转变风气的一念之间。天子，是用孝道治理天下的人；大臣，是辅佐天子用孝道治理天下的人。要使孝行施行于天下，必须先在大臣中施行。臣愿陛下不要被群臣的议论迷惑，出自圣明的决断，准许李贤依照富弼的旧例守制，依照刘珙的旧例服满丧期；其余已经起复的人，全部命令追回服丧，尚未起复的人，全部命令服满丧制。即使有战争之事，也应遵循穿墨色丧服服丧的制度，在外任用、处理国事，在内尽心服丧。朝廷端正了，天下自然端正；大臣实行了，群臣自然会效法。纲常由此端正，人伦由此彰明，风俗由此淳厚，士人的心志由此纯正，纪纲由此振作，国势由此统一。臣愚昧，难道不知道自己的话会违忤他人、灾祸及身吗？然而臣日夜惶恐，只怕上负朝廷，下负所学，受到天下人的非议，留笑柄于后世，因此冒死替陛下陈说这些话。惟愿陛下怜悯并宽容臣，使正直的言论日益进用，士气日益振作，那么天下就大为幸运了。奏疏呈入后，罗伦被贬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政务疏》【成化三年】　商辂 臣忝居内阁，惭愧没有什么可以报效皇上；偶然有所见闻，不敢缄默，因此谨陈时政，呈请圣上阅览。一、勤于圣政。臣认为，自古以来君主总揽万机，没有不把勤勉作为根本的。比如尧、舜一日之间都兢兢业业，大禹在短暂的光阴中勤勉不懈，成汤坐以待旦，周文王忙得无暇吃饭；《周书·无逸》一篇，更是反复以贪图安逸为戒。何况如今灾异屡次出现、边疆不得安宁，难道可以片刻忘记勤勉吗？所谓勤勉，并不一定要越权干预百官职事，只在于戒除安逸和欲望，以身作则率领臣民，效法天道刚健来驾驭臣下。比如各司的章奏，无论事情大小，全都经过皇上阅览，这固然已经是勤政了。然而在章奏之外，难道就没有应当防范于心的事情吗？什么是使国家富足、使百姓宽裕的办法？什么是安定边疆、抵御敌人的策略？什么样的贤能人才应当任用而不疑虑？什么样的奸邪贪婪之人应当罢黜而不吝惜？伏望皇上每天就这些事情向大臣询问，和众官共同谋议；有时让他们当面陈说，有时命他们上疏陈述，请皇上裁断酌定，并见诸施行。这样，臣下就会有所感动和效法，乐于办理政事了。一、采纳谏言。臣认为，自古帝王没有不把寻求进言作为要务的。尧、舜向樵夫询问，禹听到有益的言论便行礼，商汤接受劝谏而不违逆。这几位圣人的德行已经无可增益，治理也无可非议，却仍然急切地求取言论、采纳劝谏，实在是担心身处尊崇高位容易产生安逸和欲望，若没有忠言便听不到真实情况；其实，这正是他们的德行更加盛大、治理更加无可企及的原因。下至汉、唐、宋的君主，从来没有不是因采纳劝谏而兴盛、因拒绝劝谏而衰败的。像唐太宗，虽有许多惭德，唯独在采纳劝谏这一点上远远超过近古君主，因此能够弥补过失，使乱世转为治世，史册也把它记载下来作为美谈。可惜他听取进言时，真诚与虚伪各有一半，到晚年渐渐不能始终如一，所以在帝王中终究不能没有遗憾。皇上即位以来，诏令防范告诫十分恳切，对于政事的得失、民情的利弊，允许各色人等直言不讳，太平之治的根基，正在这里。伏望从今以后，凡是进言的人，都加以优容；所说可用的，立即施行，即使不可用，也不要加罪。至于成化元年以后，朝廷臣僚有的因进言而被降职调任，如罗伦等人，请敕令吏部查明收录，酌量恢复他们的职任。这样，善言就能够进呈，治国之道也可以实现。一、储备将帅人才。臣认为，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大都担心将领人才缺乏，却不知道自古至今并不是没有人才可借用于异代，只是有智勇之士，或者沉困于低级官职，或者被弃置在闲散职位上，才能还未显露，世人也不信任他们。

译为今后的计策，应该仿照前代武举的办法，先储备、培养并加以考验，以便日后委以重任、责成其功。请命令内外重臣会同总兵等官，在京城各营、各府、各卫现任的公、侯、伯、都督、都指挥、千户、百户、镇抚中，精心选拔年龄四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体貌雄伟、筋力强健、通晓文墨的人，选出五六名，另选交通便利的地方，时常操练。〔“空间之日”原文疑误，词义不明〕在有闲暇的日子，命他们阅读兵书，讲求兵法方略。在三营总兵官中，委任一员负责带领教习。每年会同考核一次：如果熟习兵马、通晓兵书，列为上等；如果弓马虽熟而兵书不通，或兵书虽通而弓马不熟，列为中等；如果两项都不具备，列为下等。三年考核三次，按照成例赏罚。这样，才能和见识每天都有进步，将帅人才也不至于缺乏。一、整饬边防。臣认为，抵御敌人的关键，边城最为紧要，边关次之。大同、宣府等处应当多配军马，广备粮草。如果不预先处置，一旦有警，仓促调遣，慢了就来不及办成事情，快了又会使人马疲惫，白白耗费粮饷赏赐，最终仍然没有成功。这正是兵法所说的“等待敌人的一方安逸，仓促奔赴交战的一方劳苦”。请敕令有关部门详细议定：凡是前面所说的紧要关隘城堡，酌情增拨军马和粮草，增设烽火台及兵器，遇到敌情消息，就在当地相机行事，不必临时调拨。山海关到雁门关之间，如喜峰、古北、居庸、白羊、紫荆、倒马等关口，虽然有官军守备，然而各关辖地分散而广阔，有许多山坡小径可以通行人马。像往年边境有警，何曾经过正关，往往都是翻山而来。后来虽然派官修理，实在担心年月长久之后，或者被雨水冲塌，或者因砍柴而被开通；如果只守正关，敌人到来便无法抵御。请派一名能干的大臣前去，督率各关守备官员，带领民夫逐一踏勘：哪些小坡平缓，可以上下通行，就下令削平陡峭的山壁，使敌人不能攀登；哪些小路可以往来通行，就下令营建坚固的防御设施，使人马不能冲入。这样边关就会严密，内地民心也不会惊慌疑惧。一、裁汰冗滥。臣看见吏员考核期满，带着文书等待选授，有的已经过了十二三年还没有得到任用；其中很多人衣食无着，只得向别人借贷。将来授给他们官职、把事情交给他们办理，又怎能要求他们廉洁，不侵扰百姓呢？何况积累的人数越来越多，等待选授的时间越来越长，几年以后，冗滥的弊病将不堪设想。主管此事的人担心冗滥，于是多方裁减；但授职后还没有多久，有的人因软弱无能而被罢免，有的人因年老多病而离职，又把他们同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混在一起，一概加以屏黜。那些贪婪残酷、没有才能而且声名劣迹显著的人，被罢黜固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资质在中等以下的人，熟悉民情必定要经过很久，通晓政务也必定要经过很久，他们即使想借些年日来努力谋求后效，也不可能了。想要水流清澈，必须先疏浚源头；担心官员太多，却不在出身之际慎重选拔，只在任事之后徒然裁减，这不是良法。请敕令有关部门，今后吏员考核期满，仍按照宣德、正统年间的成例办理。这样贤能与否不会混淆，冗滥的弊病也可以革除。一、广泛积储。臣私下查考，各地预备仓储存的米谷，本来是用来赈济饥民的；每年官府查验人口数和里老时，只把中等人户登记上报，那些鳏寡、废疾、无所依靠、确实属于饥民的人，一概不上报，大概是担心他们无力偿还官粮，反而造成拖欠赔纳。因此臣想到宋代朱子的社仓办法：丰年取息二分，中年取息一分，凶年不收利息，只收回本金；几年之后，利息米粮多得不可胜数，这确实是良法。今后各地预备仓向饥民发放米谷，无论丰年还是中年、凶年，一律收取一分利息；对于鳏寡、废疾户中另无丁男、没有依靠的人，都按数发给，不必追征，所收的利息就用来抵补这部分数额；抵补之后如有剩余，就作为正额收入仓中。这样不但饥民能够得到救济，几年之后仓廪也会逐渐充实。臣访知，各地提调正官不亲自查阅，层层转委他人，致使看守仓库的大户等人多生奸弊。发放时，有的掺入糠秕、沙土等物〔“等顷”疑为“等项”，原文有OCR疑误〕，每石米谷只得到五斗六升；到偿还官粮时，又百般刁难阻滞，多收斛面，或抬高估价折收银物，名义上虽说没有利息，实际上却加倍收取。今后请命令巡按、分巡等官严厉督责府、州、县正官，发放和收回时务必亲自提调，彻底革除过去的弊病，这样或许官府不致白费，百姓也能得到实用的粮食。一、尊崇圣道。臣认为，孔子道德崇高深厚，功业参与天地化育，所以《中庸》称许他如同天地一样没有什么不承载、没有什么不覆盖，如四时交替运行，如日月轮流照明。臣谨考前代封号，唐代称为“文宣王”，宋代加封“至圣”，元代加封“大成”，也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至圣”二字本出《中庸》“惟天下至圣”，是说孔子德行的盛大；“大成”二字本出《孟子》“作乐者合众音之小成而为大成”，是说孔子德行的完备。但对于“道”字或许还有所遗漏，对于《中庸》所称述的内容仍未完全表达，所以元代加封诏书说：“在孔子之前成为圣人的，如果没有孔子，就无法阐明圣道；在孔子之后成为圣人的，如果没有孔子，就无法效法。所谓继承阐述尧、舜之道，取法彰明文王、武王之法，作为历代君王的仪范、万世人师的，就是说孔子。”难道不是因为上面对孔子封号的赞誉还没有穷尽，下面却沿袭旧例，所以诏词只说到“祖述”和“宪章”吗？我朝尊崇孔子，远远超过前代，而封号却仍然沿用旧称，难道不是礼典上的缺失吗？臣愚昧地希望皇上出自圣心决断，在“大成”之上加封“道配天地”四字。这样对于孔子的道德就没有遗漏，也把《中庸》的称述兼备了。臣又想到宋代胡安国、蔡沈、真德秀等贤人，虽然我朝增加他们配享孔庙，但都还没有封爵。请敕令礼部、翰林院共同议定拟议，奏请皇上裁决，那么儒道将更加光大，斯文之士也十分幸运。一、谨慎士习。臣认为，古代人到了八岁进入小学，教给他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方面的道理，以端正他们的心术；

译十五岁进入大学，教给他们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使他们明白根本与功用。这种教育有先后次序，所以学习能够取得成效。后世实行科举，士人无论年少年长，大都把心思放在文辞上，不再有古人那样的学问。宋代朱子担心风俗和人才日益走下坡路，于是辑成《小学》一书，用来传于后世、确立教化。元代许衡曾称赞说：“《小学》这部书，我敬重它如同父母，信奉它如同神明。”这确实是为学的规范、进入德行之门径。如今府、州、县学生，都命令兼读《小学》；教官同他们讲解其中的义理，以启发良知；提督等官巡按到来时，也命令他们背诵讲说，以考察他们是否真正实行。这样或许能够使学习不越级，将来得到任用。奏疏呈入后，皇帝下旨说：“所说有道理，着令有关衙门看过后再来说明。” 请求区分土田、分别归属的奏疏〔成化五年〕彭韶 臣听说，做臣子的以不欺骗为根本，考虑事情以顾全大体为先，难道臣不想顺从上意以表示恭敬吗？只是因为大体所在，不敢苟且顺从，这才是真正的恭敬。且就臣所勘查的真定土地来说，真定在尧、舜时属于冀州地域，其赋税等级为第一等，有的夹杂属于第二等。议论者认为，这就像《周官》所说田地一易、再易之类，大概是因为当地土地有隔年才能收获的，所以赋税有所不同；由此可见，当时并没有逐亩确定赋税，而是一亩土地实际兼有数亩土地的情况，显然如此。洪武二十八年奉到圣旨，百姓供给繁劳已经有些年头了。山东、河南百姓，除已经列入额定的田地照旧征收赋税外，新开垦的荒田，无论多少，永远不征赋税。宣德六年，户部官员又奏称，北京八府供给尤其繁多，宣宗皇帝准许按照成例办理。这就是祖宗的心意，也就是尧、舜的心意。因此真定所属武强等县新开垦的土地，一向没有增加赋税。到了天顺二年，太监韩谅奏请，武强县踏勘出没有粮税的土地五百零一顷三十五亩；英宗皇帝钦定拨给韩谅一百顷，另外四百多顷仍旧让百姓耕种，也没有征收粮税。〔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岁〕 这就是英宗皇帝的心意，也就是祖宗的心意。后来因为广宁侯家人刘聪等人连年扰乱民间，才把前面那些土地以及韩谅退还官府的土地减轻征税，这实在是出于无可奈何。如今周彧又上奏请求前面的土地，有司不能把情况明确奏报，又丈量出七十多顷无粮税的土地，大概是因为其中有多余的土地。但土地虽有多余，按情势却难以全部丈量清楚。臣请求陈述实际情况：前些时候臣亲自到本县，看见当地土地有高地，有低洼地，有平坦而贫瘠的地，天时不同，地理也各异。比如大旱时，低处还可能收成，高处却完全没有收成；水涝时，高处或许可以收获，低处却不能成熟。沿河土地常常因水流迁徙而不固定，盐碱贫瘠的土地几年才能收获一次；把长处截取来补短处，从那里取一些补到这里，必须合数亩土地，才能得到一亩的收入。因此尧、舜从前实行错杂的赋税法，我朝祖宗后来允许开垦种植，实在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当地百姓还要承担追赔马匹、运送粮草、砍柴夫役、进京服役的皂隶等各种差役，一年中常有好几种徭役，以致家家户户都是服役之人，年年没有空闲的日子。他们所深深依靠的，只是顾惜土地产业，尽力耕种，以取得早晚生活所需而已。如今如果一亩土地稍有多余就全部夺去作为闲地，那么上奉父母、下养子女都将没有凭借，又哪里还有时间顾及粮税和差役呢？臣知道这样下去，百姓不是死亡，就是迁徙。自古以来建立国家，都重视根本。如今真定靠近京畿，按理更应厚待百姓，这就是臣所说土地不能全部丈量征取的原因。至于外戚和功臣之家，享有锦衣美食，同国家共享安乐，只要存有忠孝之心，自然能够富贵两全，何必还要同百姓争夺勉强维持生计的土地利益呢？何况圣朝基业绵延无穷，法令应当传之后世；土地有限，而请求土地的人很多，也恐怕最终无法一一满足。臣到那里时，百姓扶老携幼，拦在道路上哀求，臣不觉心中惭愧，也不忍再加重扰害。伏望陛下远则以尧、舜之心为心，近则以祖宗和先帝为法；除赏赐之事由圣恩裁处外，其余田亩，请特别怜悯百姓祖辈开垦种植的艰难，顾念他们子孙赖以衣食的根本，酌情加以宽免体恤。这样或许能使民间知道有世代生存发展的乐趣，沐浴太平盛世，歌颂皇恩无穷，那么根本稳固，国家安宁，世代为臣的功臣之家也都能长久共享安乐。奏疏呈入后，皇帝下诏把田地归还百姓，却责罚彭韶违抗诏命，将他下到诏狱。校勘《资治通鉴纲目》的奏疏〔成化九年〕谢铎 臣谨奏：成化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彭时等传奉到《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命修撰罗璟以及臣谢铎等校勘其中的讹误，准备翻刻，以供圣上阅览。臣退下后私下想到，这部书成于宋代儒者司马光、朱熹之手，对上承继《春秋》，在下又轻视司马迁、班固的史学成就，实在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典籍，也是帝王的借鉴。过去在宋代，神宗、理宗两位皇帝虽然曾经留意这部书，最终却不能把它推行到政治实践之中。百代以后，明智之人没有不希望有像陛下今日这样举措的；这不只是此书千载难逢的幸运，实在也是宗庙社稷的幸运、天下百姓的幸运。臣等怎能承受得住这样极大的欣喜庆幸。臣在翰林院任职至今已经八年，常常私下惭愧恐惧，想着要仰报圣恩万分之一；但臣庸钝浅陋，不懂得治理之道的要领。凡是臣没有能够说出以及想说却没有说出的话，大臣可以说，谏官可以说，百司各部门和众官也可以说。因此臣只是让口与心相互谋划，迟疑退缩，不敢无故冒昧越职，直到今天。臣愚昧地观察今日天下的形势，正如太阳当空、月亮正圆、四时处于夏季正中的时候，正是《易经》所说的“泰”“丰”“大有”之时。

译陛下在上面端坐而保持盈盛，群臣在下面奔走仰赖圣上成就政事，看起来似乎不需要臣下为此私下忧虑、过度谋划。然而事物居中便已开始西斜，月望之后便已开始亏缺，夏季之后便已开始转入秋季。所以古代圣人在《泰》卦中有“艰贞”的告诫，在《丰》卦中有“勿忧”的告诫，在《大有》卦中有预先防备的告诫；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使太平、丰盛、大有的局面始终保持如一日。那么将要怎么办呢？也不过是广泛求取贤能之臣，如《泰》卦九二爻得到尚中之行，《丰》卦六二爻有诚信而能发扬光明，又如《大有》卦九二爻以大车装载，与他们共同讲学谋划治理，以使泰、丰、大有的事业永远保持下去罢了。然而帝王所说的学习，难道只是拘泥于寻章摘句之间吗？孔子说：“智、仁、勇三者，是天下共同的德行。”必须智慧足以洞察事理，然后才称得上智；否则智慧不精明，就会把君子当作小人，把小人当作君子。必须道理足以战胜私欲，然后才称得上仁；否则行为就不能笃实，以至于明知某人是君子却不能任用，明知某人是小人却不能斥退。必须意志和气节足以与道义相匹配，然后才称得上勇；否则即使知道了也去实行，仍会半途而废，以至于明知应当任用君子，却总是不能果断实行。对于任用贤能、知晓退避小人却最终不能做到退避的情况，也是有的。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所以成为有智慧、有仁德、有勇气的君主，都完整地见于经书。臣愚昧，不敢广泛援引并详尽叙述，姑且就本书所记载的汉、唐两代君主来说，他们在君子、小人的进退和任用、舍弃之间，也大略可以看出来。大概一定要像汉昭帝那样，辨明上官桀的欺诈，从而信任霍光，才可以说是有智慧；而苛刻察察的智慧并不是真智慧。一定要像汉文帝那样，割舍对邓通的宠爱，听从申屠嘉，才可以说是有仁德；而姑息迁就的仁爱并不是真仁爱。一定要像唐宪宗那样，不阻挠群臣的意见，最终任用裴度，成就平定淮蔡的功业，才可以说是有勇气；而刚愎暴烈的勇气并不是真勇气。唐代宗深信佛法，被元载关于报应的话所迷惑，不能明察，因此贪昧而使自己的智慧昏暗。唐明皇沉溺于声色，明知李林甫嫉贤妒能，却不能罢黜他，因此被爱欲损害了仁德。汉元帝屈服于恭显的谗言，不能为萧望之洗雪冤屈，因此柔弱懦怯而妨害了勇气。这几位君主，他们在国家治乱安危方面相差得怎样呢？臣愚昧，私下观察今日天下的治理：上面安定，下面太平，文臣安逸，武臣嬉游，积久的习惯因循不改，徇求虚名而废弃实效。天下的事情，往往所下的命令并不是君主真正喜好的。天下的人都奉承君主的意旨，而不遵奉法令。比如说要振兴纲纪，但小人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状况依然如故；比如说要振励风俗，但士大夫没有廉耻的状况依然如故。整饬官府吧，官吏污秽暴虐反而更加严重；宽裕民力和军力吧，疲敝困乏反而到了极点。说要减省已有制度，但兴建营造之事却常常使人疲于奔走；说有诏令蠲免，但征收聚敛之事却常常使百姓困于催逼。考核监察并非没有实行，但侥幸取利的门路日益增多；整顿训练并非没有举行，但私人干扰日益增多。赏赐耗尽府库的财物，但有功者未必受到勉励；刑罚用尽复审案件的办法，但有罪者未必受到惩治。凡是这些情况，其侵蚀根基、弊病源头必定有所在。臣愚昧，实在不足以知道其中原因。凭陛下天赋的聪明才智，日夜勤劳，如果今日留心阅读这部书，难道会不知道讲求学问、任用贤能来谋求政治清明，却故意让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吗？只是人的心思不能同时专注于两处，或许在一念之间被那一方面夺去心志，就不能致力于这一方面；被外在事物迷惑，就不能专心于内在修养。所以即使勤于求贤，只要偶然有一件事妨碍自己，贤者就未必能得到任用；即使勤于建立政事，只要偶然有一件事妨碍自己，善政也未必能够施行。这就要请陛下暗中察知自己的内心，使有疑惧之处归于无疑惧，必须开拓自己心中所谓的智慧，必须竭力实行自己心中所谓的仁德，必须奋发振作自己心中所谓的勇气，以此努力求治。这就是所谓行中正之道而有诚信，像大车一样承载万物；对于贤能明智的人，必须深加信任，必须诚笃地把他们作为身边辅佐、启发劝导的助力。考察经书和传注，以这部书为依据，用今日的事情来验证过去的事迹：看到任用某人而国家兴盛、施行某项政令而事情成功，就说：“如今曾经也有这种情况吗？”看到任用某人而国家衰亡、施行某项政令而事情失败，就说：“如今难道也有这种情况吗？”反过来观察自己，反省内心，长远思虑，回头审视，始终对这颗心戒慎恐惧，不分内外，不分始终。根本既已确立，各项事务自然会随之而治，那么先前所说积习因循、徇名废实的弊病，都将一旦革除，没有什么困难的。这样丰盛安泰、大有成就的事业，就可以保证不致失误，与唐尧、虞舜和三代时没有不同。汉、唐两代那样的治理，正如本书所记载的，尚且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臣狂妄昏昧、迷惑谬误，这些话都是儒生的寻常议论，世上的豪杰和才辩之士未必不认为迂腐而不可施用。然而臣竭力寻求古代事例，反复研究思考，总而言之，至理所在，臣私下认为治理之道的根本，没有比这更切要的；挽救时局的急务，也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舍弃这一点而想另外谋求奇谋良策，坐等取得唐尧、虞舜、三代的治理，臣愚昧，不敢违背自己的内心来欺骗陛下。凭陛下的圣明，处在大有作为的形势中，掌握着大可作为的权力，就像上天对待万物一样，想让它春天就春天，想让它夏天就夏天，想让它秋天就秋天，没有什么能够牵制，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挠，果断实行，不过在圣心一念转变之间罢了。伏望陛下体察臣的愚昧，怜悯臣的志向，不要责怪臣越出职分，不要因臣的意见尚未被相信而嫌弃臣，试着按照今日臣恳切陈述此书的心意实行一次，那么宗庙社稷的福祉、天下百姓的福祉，都将不超出这一点了。臣不胜恳切战栗、等待治罪的至诚。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陈述因京卫官职差遣而骚扰百姓的奏疏【成化十一年】彭韶

译臣近日接到本司所属驿递机构的申报：云南镇守太监钱能差遣千户、舍人等押送六头大象，沿途非法拷打，勒索银两，凌辱上下人员，逼打驿官等事，已经报到本司。臣听说自古帝王不担忧供自己娱乐的东西不足，只担忧德业不能崇隆；不担忧物品准备得不够，只担忧功业既成而难以保全。因此他们勤勉节俭、约束自己，抚慰安定远方之人，实在不敢依仗太平而自行闲逸。大概勤勉就能在处理事务时刚健果断，节俭就不看重奇异物品，柔和对待远方之人就能使物力得到休息；这三点在陛下盛大的德行中无不具备，只是群臣有的不能仰体圣心，他们所差遣的官员又不能妥善办事，因而作出非分之举，使远方军民逐渐失望，想要申诉却没有门路。臣私下看到，镇守云南太监钱能屡次进贡象、马、禽鸟等物，虽说是表达敬奉朝廷的心意，然而他孜孜不倦地进奉外物，未见这是淳厚真实、忠诚爱国的表现。伏闻禽畜之类，内苑已经具备，并非急需之物，有了没有益处，没有也没有损害。千里运送，势必造成劳扰，承办差遣的人借势妄为，也未必没有这种情况。伏乞陛下扩充德业的盛美，念及成就并守护功业的艰难，出自圣心决断，将上述物件停罢，严厉敕令内外臣下敦厚朴素、遵守法令，抚慰安定夷民，那么远方之人就会歌舞称颂，圣明的治理永远没有止境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 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严格执行赏罚以禁止盗贼的奏疏【成化十二年】王恕 臣认为，卫所官军本来就是用来防备奸邪、抵御侵侮、缉捕盗贼、征讨不服之地的，不是仅仅浪费军费、虚张声势来装点门面的。而且云南地方各种蛮夷杂居，其中的人凶悍好杀，不以做盗贼为耻；盔甲、枪刀、弓箭、挨牌等军器，家家都有，动辄三五十人，或一二百人结成群党，各自拿着军器，流动劫掠村寨，抢夺财物、杀害人命，或者拦截商旅货物，完全无所忌惮。各处虽然设有哨堡、巡司以及巡捕官军，但不仅因为盗贼多而官军少、不能抵敌，也由于驾驭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不能成功。为什么呢？臣恭读《大明律》“失误军事及主将不固守”条，其中并没有规定与盗贼交战、官军有杀伤时治罪管军头目的条款。何况胜负是军事家常有的事，即使智慧如张良、陈平，勇猛如韩信、英布，也不能保证必胜。可是近来庸弱无能的头目，因为从前领军的将校有的因轻率进攻而被弹劾，有的因损失军队而获罪，于是遇到盗贼便先以退缩保全军队为念，完全没有向前剿贼的志向。侥幸稍微取得一点战果，就马上虚报增加首级，妄报功劳次等，以图升迁赏赐；不幸损失官军，就立即隐瞒不报，编造说辞遮掩，以逃避罪责。何况进攻就有死亡而没有功劳，退缩却可以保全性命而没有罪责，这样一来，作为将校的即使肯带军出战，作为士卒的又有谁肯奋不顾身呢？这就是官军遇到盗贼不能成功的原因。假如临阵奋勇与盗贼交战而战死，原应保护其家属，不治领军官员之罪；如果能够成功，就给予优厚赏赐。临阵退缩、不能奋勇拼死，以致盗贼猖獗、杀害良民、失陷地方的，依军法处治。假如鼓励他们再战，谁还敢退缩？谁会不向前？这就是驾驭军队的良法。这样一来，盗贼不等到预期被攻破也会自行溃败，功业不等到预期完成也会自行完成。而且云南的强盗比其他地方多出十倍，这虽然说是习俗造成的，但造成这种情况也是有原因的：有的土官命令家奴纠集部民作盗，有的管庄之人招引无籍军民作盗；盗贼把土官和管庄之人作为主人，赃物全都藏在他们家中，谁敢搜捕？这就是云南强盗多于其他地方的原因。何况云南距京城万里，不可能早晨发出命令、晚上就到达；如果将应当判决的强盗按例奏请，等到秋后才执行刑罚，往往要监候一年以上，也有二三年的。等到奏请到达之日，往往许多人已经死在狱中而没有受刑。将用什么来警戒凶恶之徒、使人心称快呢？乞请敕令有关部门商议。今后官军等人与盗贼交战而战死的，由官府发给银物抚恤其家属。本管头目督军一同作战但来不及救援的，不治罪；如果有功，酌量给予赏赐。若遇盗贼退缩，不能奋勇，不能督战，或者看见一同出征的军士被围困却故意不救援的，一律依军法处治。土官和管庄之人放纵盗贼为非作歹的，也以重罪治处。今后将新捕获以及已经捕获但尚未结案的强盗，由三司审问明白；与已经在狱中审问结案的，一并押赴镇守总兵、巡抚、巡按等官处复审。没有冤屈的，就由负责官员就地处决，仍在抢劫之处将首级悬示，然后具奏。这样赏罚得当，官军就知道应当受到什么激励；法令严明，盗贼就不敢肆意妄为。奏疏送入，皇帝听从了。

译论驾帖没有印信的奏疏【成化十二年】王恕 臣忝任掌管风纪之职，才疏学浅，不谙熟事务体制。近日听说云南中卫百户汪清从京师携带驾帖，交给刑部郎中钟蕃、锦衣卫百户宋鉴，臣私下对此有所怀疑。臣恭见五府、六部、都察院发往天下的公文，以及发给差遣官员办理公务的批文，或者提取犯人，都要在所在地官司核对字号相同后，才能办理。又听说驾帖下达到各衙门时，要使用司礼监印信，由该科挂号，皇城各门加盖印照作为关防，用来防止伪诈。如今带来的驾帖既没有司礼监和该科的印信字号，也没有各门关防，这是臣不能不怀疑的第一点。近日臣等上奏边外军丁脱逃返回内地一事，都察院奉旨选官前往查勘明白，涉及钱能的部分奏请处理。现在原先差遣的郎中钟蕃等携带前旨，于本年九月初六日到达云南，提取犯人卢安等到官审问；百户汪清又携带驾帖，于本月十一日到达，送给钟蕃等，这是臣不能不怀疑的第二点。然而臣所怀疑的并不是别的，只是事务体制不一致。大概事务体制一致，人们就都尊重信任而没有疑虑；事务体制不一致，不仅会引起人的怀疑，还会使那些寻找间隙、钻空子的人得以行诈谋私。假设驾帖中有赐死这样的重大命令，却没有印信可以验证，那么这个人究竟应当死还是不应当死？如果确实出自皇上的意思而没有处死，就是违抗君命，罪责会更加严重；如果并非皇上的意思却把他杀死，就难免使他含冤于地下。由此说来，驾帖发出，实在不能没有印信。臣以疏远孤立的身份，弹劾权势炙手可热的权要，真可以说是不自量力。但因为此事关系地方的安危、百姓的休戚、国体的轻重、人心的向背。比如从前交趾守镇任用非人，因而失去防守；腾冲一个人挑起事端，以致麓贼反叛，耗费了无数钱粮，伤害了无数生灵，直到今天，无论老少谈到这件事，无不头痛皱眉、鼻酸流泪。今天钱能所做的事，大概比那还严重，将来的祸患实在难以预测。朝廷即使没有下令查问的文书，所属部门即使没有申诉告发的文词，臣巡抚此地，听到这件事，也应当替陛下说明。是否有罪，朝廷自有法度，臣哪里敢把私意夹在其中呢？臣如果不据实报告，就是结党权要、欺骗朝廷，这样的罪责将往哪里逃避？即使侥幸免罪，难道也是忠臣孝子所忍心做的吗？况且忠孝是臣子的节操，臣如果存有不忠不孝之心，朝廷还用臣做什么？臣将用什么来报答陛下呢？何况身居其位，就应当想着为职守而死，这是臣的本分。结党权要、苟且求取利禄，臣实在不忍这样做。臣冒犯天威，实在战栗惶恐到了极点。奏疏送入后，皇帝改任王恕为南京都察院参赞守备机务，钱能的事情立即停止办理，但仍只追究卢安等人的罪责。《御选明臣奏议》卷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五 请求召回中官王敬的奏疏【成化十八年】王恕 臣起初正为朝廷忧虑淮扬、苏松等地发生饥荒、军民流亡，担心臣等奉命不够谨慎，不能筹划赈济借贷，以致百姓失所，所以陛下特意派遣近臣携带内帑钱物远道前来救济。臣又喜悦又恐惧，连续多日如此。不久传闻太监带着一百一十号快马和船只，在江南收买私盐以及玩赏珍好之物。事情究竟是否属实，尚未查清；只是如今大江南北的饥荒非常严重，一斗米价格七八十钱，百姓面带饥色，田野中有饿死者，老弱转死沟壑，壮年四散到各方，数不胜数。臣奉敕往来督办赈济，近来虽然颇为安妥，但张口等待哺养的人仍然很多。如果王敬此行是为赈济饥荒而来，那么大江南北亿万生灵将得到再造之恩，陛下盛大的德行和功业可以与二帝三王相媲美，国运可以与天地同样长久。如果是为收买玩赏珍好之物而来，像这样声势张扬，未免会骚扰各郡县，惊吓官吏百姓。臣担心远近传闻之后，会说陛下只喜好珍奇之物，而没有忧念百姓之心，使狂妄之徒得以借此攻击，这并不是社稷之福。臣认为，在这样的饥荒之时，朝廷正应当裁减冗员，拒绝贡奉，禁止奢侈，抑制侥幸，慎重爵位赏赐，尊重名器，减轻徭役，爱惜民力，以收拢天下人心，培植亿万年社稷的根本。为什么还要让织造事务纷繁进行，贡奉接连不断，奢侈之风竞相兴起，侥幸取利的门路大开，终于使爵禄赏赐冗滥，名器混乱，徭役频繁兴起，财力日益困乏；这样还想使百姓不贫困、不做盗贼，能够做到吗？从前唐太宗派使者到凉州，暗示李大亮进献名鹰，李大亮不肯；唐明皇命令益州织造半臂褶子、琵琶捍拨、镂牙合子等物，苏许公不奉诏，这些事情都记载在可信的史书中。后世读史的人无不称赞唐太宗、唐明皇的英明，以及李大亮、苏许公的忠诚。如今陛下凭借上等圣明的资质，居于至尊的地位，聪明睿智出于天性，仁爱孝顺、真诚恭敬不待勉强，完全可以成为尧舜，超过汤武，哪里还值得谈论唐太宗、唐明皇呢？臣有幸处在圣明的时代，充任巡抚，偶然听到这些事情，如果忍耐隐瞒而不说，使陛下不知道，天下国家又受到它的弊害，难道是忠臣吗？不仅有愧于皋陶、后稷、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难道不也有愧于李大亮、苏许公这一类人吗？所以臣不躲避斧钺刑罚，为陛下说明这些事，并不是为自身和家族打算，而是为社稷打算。希望陛下留心深思，社稷幸甚，百姓幸甚。奏疏送入，皇帝召王敬回来。陈述治理政治始终的奏疏【成化十九年】王恕 臣听说近来敌人入侵，内外戒严。朝廷议论认为各边军饷不足，于是派官员去籴买；认为京营军士不足，又派官员去清查；又认为内帑银物不足，而出征官军没有丰厚的赏赐。如今天下是一家，四海是一个国家。说到饷粮漕运的转输、陆路的飞挽，不能说不多；说到银两、矿场的开办，粮草折纳，不能说不广；说到驻在京城的军马，有四十多个卫所，又有外卫番上服役的军士，到营操练，分派将领统率，不能说不多。既然如此，应该是粮仓有多余粮食而吃不完，府库有多余财物而用不完，军士众多而精锐、所向无敌才对。为什么一旦有警报，就总显得不足呢？大概是太平日子延续太久，安逸而不考虑粮食费用耗在冗余供养上，财物耗在奢侈使用上，军队又疲于被差遣和侵占。如果王师不早日出兵，敌人不早日退去，臣恐怕不只是关外受到骚扰、边民被掳掠，其造成的祸患恐怕有难以尽述的了。如今敌人远逃，王师凯旋，这实在是皇上的圣德感通上天、天道帮助顺义，以及将校效命所造成的。然而眼前看似没有事情，臣不敢保证一定没有事情；看似可以安定，臣不敢保证一定能够安定；如果说敌人既已逃走就一定不会再来，臣也不敢保证他们一定不会再来。《尚书》说：“只有事事都做好准备，才算有备；有备就没有祸患。”《孙子》说：“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自己有办法等待并对付他。”这是臣等身居高位、享受厚禄、作为国家股肱之臣所应当用心的事情。伏望陛下趁如今闲暇之时，敕令各部门明确政令和刑法，酌量减省在官府中白白耗费粮食的人，申明并严惩冒报功劳、虚叙功次的罪罚，重视名器，抑制奔走竞争，那么不增加赋税，粮食自然充足；少做无益之事，不看重无用之物，慎重赏赐，节省费用，那么不加重征敛，财物自然充足；免除挑土运石的差役，严格禁止私人役使和买闲人，按时教阅军队、培养锐气，那么不必临时招集，军队自然充足。这三方面都充足，国家元气自然强盛，根本自然牢固，邪气自然不能侵入，外敌自然不敢侵入。假如有边关报告需要军马，就有军马；需要粮草，就有粮草；需要赏赐，就有赏赐。按限定日期出兵，审察形势行动，以守则牢固，以战则胜利，什么敌人不能攻破，什么功业不能成就呢？如果平日不能节制费用、爱惜并养护国力，等到事情发生才想在一时之间筹办妥当，臣没有见过能够成功的。此乃国家的大计，朝廷之上一定会有办法处理，不必等待臣的话了。如今臣之所以说明这些，也只是出于区区报国之心。希望圣明宽恕臣的狂妄昏昧，裁断审察这些意见，臣就十分幸运了。奏疏送入，皇帝听从了。在尚未发生混乱时制定治理方略、在尚未出现危难时保全国家的奏疏【成化十九年】

译臣听说《周官》说：“在没有混乱时制定治理方略，在没有危险时保全国家。”确实是因为在没有混乱时预先治理，治理就一定不会发展到混乱；在没有危险时保全国家，就一定不会发展到危险。假使已经混乱才谋求治理，即使费尽心力经营，最终也不能挽救混乱；已经危险才谋求保全国家，即使竭尽全力扶持，最终也无法避免危险。这是古代已经验证过的事实，不是庸俗儒生的空谈。臣不敢列举远古事例，姑且就近事来说：宋徽宗初年，天下太平。蔡京倡导邪说，劝皇上营造玉清宫、神霄宫等宫观，尊崇信奉道士林灵素，以朱勔负责花石纲，又加上梁师成专门办理应奉之事，因此百姓贫困、财物耗尽，政事无人治理，国势不能振作，终于导致方腊之乱，酿成靖康之祸。当初如果采纳进谏者的劝谏，停止上述无益之事，专心以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为根本，使百官在朝廷和谐，万物在田野和谐，宋朝难道会衰败吗？如今正值天下太平、四方安宁，国势如金瓯般完整，没有丝毫缺损。又何况皇上圣德宽厚仁慈，神武而不嗜杀，上合天心，下合民心，礼乐法度巍然完备，典章文物灿然盛美，可以说是政治清明而国家安定，似乎可以不必忧虑了。然而古人有话说：“混乱不产生于混乱之时，而产生于治理之时。”治理达到极盛，正是混乱的开始。这就是臣为陛下忧虑的原因。陛下虽然专心执守中正之道，没有懈怠荒废，只是左右近臣感戴圣恩，想要报答却没有找到正当方法，于是崇尚装饰而违背礼制，设法取悦皇上以求进用。臣实在担心这种情况日久浸润，嗜欲日益滋长，浪费日益增多，财用日益困乏，百姓日益贫穷，政事日益败坏。假如不幸发生数年的战争、数年的荒灾，不知将用什么办法应付？想要保持今日的安定，想要不留下日后的悔恨，恐怕做不到了。这就是臣希望陛下在尚未混乱时制定治理方略、在尚未危急时保全国家的原因，以此使圣明的宏大事业永远昌盛无疆。伏望陛下以古代为借鉴，仍敕令群臣会议制定治理、保全国家的具体条件，择取其中可行的加以施行，天下幸甚，宗庙社稷幸甚。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陈述政治始终的奏疏【成化二十一年】彭韶 臣恭读诏书，凡朝廷政事的缺失、军民的利弊，都允许各人直言不隐。臣惭愧地充任掌管风纪的官员，有幸遇到圣明而忧虑治理的时期，不敢推卸责任，在外地忍耐缄默，以至辜负明诏求言的旨意。谨以政治有始有终的道理为陛下陈述。更新政事叫作始，取得成功叫作终；使政治常新而不失误，事功常勤而有成，即使是尧舜的盛治，也不能超出这个道理。臣听说近来星象变异，既在岁末出现，又在正旦显现，这是上天仁爱陛下到了极点，想让陛下善始善终，于是不言而以天象显示出来。大概岁末是天道的终结，正旦是一年事务的开始。天象两次在这里出现，难道没有用意吗？从前唐太宗时，魏征进言说：“陛下的志向功业比起贞观初年，逐渐不能善终的事情有十项。”唐太宗嘉许并采纳，直到今天仍称为盛事。臣愚昧妄言，认为今日的治理不必到别处寻求，只要守住成化初年的情形就够了。如今在岁首广开言路，禁止奢侈，斥逐异端，杜绝传奉，已经依次施行。所谓逐渐不能善终的地方，虽然没有像唐太宗那样多，但臣子的用心并无不同；臣对圣明的期望，也不只是前面几件事。臣恭见陛下至圣至明，如果能俯念以四海为家的道理，稍微采纳臣子和家众的意见，按时裁断纠正，使人伦常道各得其序，那么阴阳不调、灾害不能消除的情况，是不会有的。成化初年，内侍和近臣被进用得少而简约，陛下防微杜渐的用意，大概正在于此。到了近年，每天都有增加，听说如今大小名目的人数将以万计；从古代考察，还没有见过可以与之相比的。财利来源和军权大多交给他们掌握，违反禁令、触犯法科的很少加以治罪，所求都能得到，所请往往都被听从，这说明防范之意没有贯彻到底。显贵亲近之臣，是人们所畏惧的；长期参与外廷事务，就会形成权势轻重失衡。臣恭见陛下登临帝位以来，洞察事机，正应当趁此时斟酌裁减，使内外事务各自归还职守，制定为固定制度，传给后世，这实在是万世无疆的美好福泽。不然，日后成例一经确定，偏重的势力一旦形成，即使想要改变，也办不到了。成化初年，陛下节俭的德行已经彰显；如今镇守内外等官员偶有进奉，仍按天顺三年以前的惯例实行。臣私下认为，天顺年间是无事之时，如今却正逢灾荒、需要警戒之日；古人遇到天灾，必定减少膳食、撤去音乐，怎么适宜反而让他们进奉呢？这说明持守节俭的德行没有贯彻到底。上述官员不过是剥取军民的财物，来充作进奉之名，哪里是拿自己的东西呢？这样却使水陆运输受到劳扰，人畜疲惫，怨恨归于公家，恩惠却落入私门，实在没有益处。伏望陛下把这类进奉罢免，天下就十分幸运了。成化初年，陛下任用人员审慎周详；到了近日边疆多事、内地郡县流民迁徙，而公卿大臣无缘无故被加授保傅之职，等到他们退休，又每月给米、每年给力役，无非是用来礼遇大臣。然而把这些待遇施给忠诚贤能、劳苦功烈之人，可以使人感奋；如果泛泛施行，那么谁不想阿谀顺从、迎合欲望，以图日后得到恩宠呢？这说明任用人才的原则没有贯彻到底。自古治理天下，责任在大臣。大臣自己任事的分量既轻，百司就随之观望，后进之臣也一概如此，世事还将依靠什么呢？伏望陛下慎重选择任用的人，必须忠诚贤能之后才优礼，必须有功劳之后才加官；不要只看官职，要看其人，这样群臣就十分幸运了。臣听说因事建立功业，是古人所看重的；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加以总结，对将来的事情谨慎对待，这才是谨慎地开始而不使其失误。这样德泽施加于当时，声名显耀于后世。《尚书》说：“始终都能专一，这样才会日日更新。” 又说：“德行日日更新，万国都会心怀归附。”这确实是陛下这样的圣人大君应做的事情。臣如蝼蚁般微贱的生命，冒昧妄言，实在战栗恐惧到了极点。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

译论山西、陕西救荒的奏疏【成化二十二年】王恕 臣听说近来礼部因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遭受灾害，上奏请求查照旧例，命令僧道领取度牒，在当地缴纳粮食后发给赈济。又听说湖广镇守太监韦贵上奏说，饥民向南流动，每天有一万人，请通行有关巡抚招抚新旧流民，使他们恢复原业。又听说大学士万安等上奏，命令生员纳米准予入监，百姓等纳米准予授予军职，都到灾区缴纳粮食以领取赈济。又听说派遣侍郎耿裕等祭告岳镇、河海之神。臣由此看出皇上敬畏上天、忧虑百姓、救荒抚恤灾患的心意，已经无所不用其极。即使《云汉》诗所说“旱灾已经严重到极点，民众离散而失去常纪，没有哪个神不祭祀，没有哪个人不周济”，又怎么能超过皇上呢？臣认为陕西、山西连年遭灾，米价极其昂贵，民间贫苦者多，富足者少。即使奉行上述恩例，恐怕愿意纳粮的人很少，哪里能够救济众人？臣想到流民缺少粮食，无法勉强求生；如果抚循救济失去防备，他们必然成为盗贼，劳师动众，耗费就会更多。是否可以把湖广今年应运往南京各仓、并供给军队的秋粮，酌量留下十万到二十万石，运到荆襄水次仓赈济流民？又把河南应交纳给军队的秋粮，酌量留下十万到二十万石，运到荆襄水次仓赈济流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一二十万石〕 又把河南应交给军队的秋粮酌量留下十万到二十万石，赈济本地饥民以及从四方流来的百姓，以消除后患。如果河南交纳军粮无从征收，也必须另行筹划。仍敕令各处巡抚、巡按、提督三司派遣官员；如果有流民来到所管辖的地方，就立即用心周济抚恤，不许驱逐，使他们无所安置。而且人一天不吃两顿就会饥饿，两三天不吃就会生病、不能起身，五六天不吃就会死亡。这种救荒应当像救溺水、救火一样，宜急不宜缓，迟缓就来不及了。臣深深担心各项纳粮的办法不能立即取得粮食，耽误赈济借贷。是否可以先从内帑支出二三十万两银子，火速发出赈济？仍乞请下诏，把受灾府县今年的税银、买办等各项全部蠲免。这样差不多可以使百姓保全性命，暗中消除后患，转危为安，转祸为福，使人看见皇上深厚的仁德，所有有生命的百姓也将更加永远感戴。奏疏送入，皇帝听从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二十万石〕 进呈《大学衍义补》的奏疏【成化二十三年】邱濬 臣私下看到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四十三卷，在《大学》的八条目中，具备格物致知的要旨、诚意正心的要旨、修身的要旨、齐家的要旨，但对于治国平天下的要旨有所缺失。臣不顾自己的愚昧浅陋，私下仿照真德秀的体例，采集五经、诸史、百家之言，补充其中的缺略，作为治国平天下的要旨，立为十二项：一是端正朝廷，二是端正百官，三是巩固国家根本，四是制定国家财政，五是彰明礼乐，六是整饬祭祀秩序，七是崇尚教化，八是完备规制，九是慎重刑法，十是严整武备，十一是驾驭夷狄，十二是成就教化。又在各项之中分列具体条款，共一百一十九条，合为一百六十卷；补充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计一百六十四卷，命名为《大学衍义补》，用来补足真德秀前书的缺失。前书着重讲道理，而不超出修身、齐家的范围，所以推演出的义理宏大而简略；臣这部书着重讲事实事务，并且可以包容天地般广大的范围，所以推演出的义理细密而详尽。详略不同，各自适宜。如果合并两书来讲，前书是体，这部书是用。如今已经缮写完备，谨慎撰写表文一篇，写在卷首进呈。臣想到自己是远方的下士，忝受朝廷优厚俸禄，六次转升官阶才到今天的官职，一家人温饱三十多年；如今年近七十，常常担心一旦命归九泉，就辜负了国家恩典，无从报答。幸蒙上天借给我年寿，使我在衰老残余之年担任师儒之职，没有政务的烦扰，能够利用闲暇编纂成这部书。只是臣天性昏庸，学识迂陋，又加上年老精力衰惫，见解不能没有偏颇，编纂不能没有错误。然而区区一片忠君爱国的诚心，实在有超出语言文字之外的地方。况且臣所编纂辑录的，并不是臣个人的私意和臆造，没有一条不是古代圣贤经书、史传中的前言往事。参照本朝制度，附上臣个人一点浅见，虽说只是拾取古人的余绪，也或许能够对圣明政治略有帮助。伏望皇上宽恕臣妄自著述之罪，察知臣希望尽忠的心意，利用清闲安适的时间赐予省览。遇到任用人才，就查阅“正百官”一类；遇到治理财政，就查阅“制国用”一类；以及凡是臣民有所建言请求、朝廷有所筹划处置，都可根据事情查阅相应类别。这样一类之中众多的条款，必定有古人的事例适合今日时宜。于是仔细审察并加以选择，斟酌古代、参照今日，顺应时势制定适宜措施，以应对天下的变化，成就天下的治理，而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又在于预先审察事物的征兆和防范。《易经》说：“正因为能把握细微征兆，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这就是臣冒昧著书的根本宗旨。臣的精力全都用在这部书上，恰逢皇上亲自处理政务的开始，书也缮写完成，实在是上天的幸运。臣冒昧进献，不敢说其中全部都可采用；如果能从千百条中采纳一两条，见之于施行，取得治理成效，使臣一生竭尽心力、劳苦报国的忠诚得以稍稍发挥万分之一，那么臣的学问就算有了实际用途，死后也可以不朽了。臣不胜恳切至诚、愿意效力的心情，因此谨具奏本亲自携带，连同所撰《大学衍义补》四套、共四十册，随本一并进呈。奏疏送入，皇帝交给内阁商议施行。漕运议【成化二十三年】邱濬

译臣考察海运之法，自秦代就已有了，唐代也曾转运江东吴地的粳稻来供给幽燕；不过那只是供给边地使用，至于用海运来充足国家粮食，则始于元代。起初，伯颜平定宋朝后，命张瑄等人携宋朝图籍，从崇明经海道运入京师；到至元十九年，才开始建立海运制度，命罗璧等制造平底海船运粮，从海道抵达直沽。当时仍有中滦运输，并不专用海道。【原注：元初粮道从长江进入淮河，经黄河到封丘县；在中滦旱站改为陆运，至濬县淇门，共一百八十里，进入御河。】至元二十八年，设立都漕运万户府督促每年的运输。至大年间，以江淮、江浙每年办理的赋税财物充作运输粮食，从此直到元末，专门依靠海运。起初从平江刘家港入海，【原注：今在苏州府昆山县太仓。】到海门县界出海，航行一个多月才抵达成山，计算水路里程，从上海到杨村马头共一万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后有一名千户殷明略又开辟新航道：从刘家港到崇明州三沙出海，向东航行进入黑水大洋，到成山后转向西行至刘家岛，又到登州沙门岛，在莱州大洋进入界河。船只遇到顺风时，从浙西到京师有时不过十天。有人说，海运虽然有遭遇风涛、漂流沉溺的忧患，但与河运费用相比，所得大概更多，所以元代始终没有废止海运。我朝洪武三十年，海运七十万石粮食供给辽东军饷；永乐初年，海运七十万石粮食运到北京；永乐三十三年，会通河通航便利，才停止海运。臣考察《元史·食货志》论述海运时说：“百姓没有运输的劳苦，国家拥有储蓄的富足”，认为这是元代一项良法；又说海运与河运相比，所得大概更多。撰写《元史》的都是国初史臣，他们生长于前朝，亲眼见过海运的好处，所说并非没有依据。臣认为，自古漕运所经过的道路有三种：陆路、海路、河路。河运比陆运节省费用十分之三四，海运比陆运节省费用十分之七八。因为河运虽然免去陆路运输，人工牵挽却仍然存在；海运虽然有漂流沉溺的忧患，却省去了牵挽役卒的劳苦，比较其利弊，大体也相当。如今漕河通航便利，每年运输积存充足，固然不需要依靠海运；但善于谋划国家的人，常常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就考虑意外的忧患，宁可多加思虑，也不要临事后悔。如今国家定都燕京，这大概是最北面的地方，而财赋收入都从东南运来。会通河就好比人体的咽喉，一天粮食咽不下去，立即就有死亡的祸患。何况自古以来都是转运粮食，并以盐作为运费；直到现在，却专门役使军夫长期运输，又加上兑支损耗。年年持续运输，储积的粮食虽然很多，但负责戍守的士卒却日益减少。粮食固然充足，兵力不足又怎么办呢？迂腐的儒生过分作长远打算，请趁天下无事之时，寻找元人海运的旧航道，另开一条海运路线，与河运并行。江西、湖广、江东的粮食，照旧由河道运输；浙西以及东部濒海一带【原注：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苏州、松江三府】，则由海路运输，使人熟悉海路。万一漕渠稍有阻塞，这边的粮食不来而那边的粮食来，这也是预先考虑祸患、防患未然的办法。臣家住海边，颇知海船的便利。船行海上，不怕水深而怕水浅，不忧风而忧礁石。因此制造海船，必须做成尖底，船首、船尾都要设置舵。突然遇到暴风，转舵就困难，便赶紧把船尾当作船首，任船随风而行。并且暴风多发生在盛夏，今后一律在正月以后开船，设置长篙来探测海角，使用指南针确定方向，一律仿照番舶的制度。海运的利益在于驶入大洋，而它的危险也在于驶入大洋。如今如果想避免驶入大洋的祸害，应预先派遣熟悉海路的人，从苏州刘家港出发，访问沿海居民、捕鱼渔户、煎盐灶丁，逐一按次序踏勘海岸，查看有无船只通行的水道、停船的港汊，沙石多少、洲渚远近，亲自试行查验，周密地设法安排：可以通行的就通行，可以堵塞的就堵塞，可以回避的就回避。绘制地图，撰成奏本，作为沿海通运的办法。万一能够实行，也是一件很便利的事。至于观测风候的说法，见于沈氏《笔谈》：每天五更刚开始时起身，观察星月是否明亮，四面直到地面都没有云气，便可以开船；到了巳时就停船，这样就不会遇到暴风。航行途中忽然看见云气升起，就立即换舵回船，仍停泊在原处。这样可以确保万无一失，永远没有沉船溺水的祸患。万一臣的意见可以采纳，请先下令给福建、广东二藩，访求从前从事通番航海的人【原注：允许其自首，免除本罪】，以及广东盐课提举司所属归德等盐场，征取惯于驾驶海船的灶丁，令有司优厚供应津贴和驿使费用，立即访询其中熟知海路曲折的人，向他们询问海路事务；如果事情办成，就加以官职和赏赐，使他们监督工程，依照海船式样办理。制造运输船以及一切所需器物，并立即委派官员督促这些人，从苏州出发，经过扬州、淮安、青州、登州等府，直到直沽沿海各处，踏勘是否可行。先造运输船十多艘，交给他们驾驶，发给月粮，使他们沿海考察航行和停泊的地点；所到之处，以山岛、港汊作为标志，询问属于哪一个州县，一一记录，制成图册。任他们往返十多次，熟悉之后，便可以保证确实可行而没有疑问。然后在昆山、太仓建造船厂，把工部原先拨发的船料派官员在这里收贮，依照现行式样，制造尖底海运船；每船确定所用军夫若干、装载粮食若干。大体说来，海船与河船不同：河船怕浅，所以应当轻；海船怕漂，所以应当重。假使海船装载八百石，就应制造一千石的船，允许它装载二百石私货。三年以后，军夫自己装载的货物按三十税一征税，客商附带装载的货物照通常税课条例征税；就在直沽设置一个宣课司收取，作为每年制造船只的费用。粮食既然从海路运输，脚费比漕河运输节省，兑支所加的耗费，应当酌量减少。

译大约海船装载一千石，就可以抵得上河船所载的三倍；河船用十名士卒，海船增加五名或加到一倍，那么漕运士卒也比旧制节省了。这不只是可以满足国家用度，从此京城百货云集，公家和私人都能充足。宋代朱子的文集中，他的奏札说，广东到浙东的海路较近，应在福建、广东沿海各处招募运米商人。《元史》记载，顺帝末年，山东、河南的道路不通，国家用度接济不上；至正十九年，朝廷商议派户部尚书贡师泰前往福建，用闽盐换粮供应京师，得到数十万石，京师依赖它维持。后来陈友定也不断从闽中通过海运进奉。既然如此，这条航道如果开通，闽广的纲运也可以运来，不只是两浙的粮食。何况如今京师公私所需，多依赖南方货物，而货物运来苦于运河狭窄水浅、船只拥挤堵塞，脚费是货物本价的两倍，所以货物昂贵而用度艰难。这个办法一旦实行，南方货物每天聚集到北方，南返的空船必须装满货物，北方货物也会日益流向南方。今天富国足用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议论此事的人如果说海运危险遥远，恐怕损失人力、耗费财物，请拿《元史》来验证。元朝海运从至元二十年开始，到天历二年停止，《元史》详细记载了每年运到的数额，可见前面所说并非没有根据。臣担心如今河运粮食每年损失的数目，不止这些。何况海运没有剥浅的费用，没有按次序守候的耗费，而兑支克扣所加的损耗每石还应有所减少，恐怕也超过河运损失的数额。这个办法一旦实行，如果果真利多害少，再酌量把江淮、荆湖的漕粮折半改由海运，裁减军卒以归还队伍，那么兵力和粮食都充足，国家也有了水战的准备，可以制服朝鲜、安南沿海的夷人。这实在是万世之利。臣谨此议奏。皇帝没有采纳。《陈时事疏》【成化二十三年】邹智 臣认为，主持和体察天道，是人君的职责；赞助教化，是宰辅的事务。陛下对于辅臣，有事情必定咨询，有特殊恩典和异乎寻常的赏赐必定加给他们，也可以说是任用了他们。然而有时改革一项政事、任免一个人、处置一项军国大事，往往出自内批。其实是一两个小人暗中掌握权柄，这就是既任用他们又怀疑他们。陛下任用他们却又怀疑他们，难道不是想推诚相待吗？臣私下认为，他们当初进身，大多出于私门，因此使陛下产生了厌恶和轻视。到了议论政事时，又唯唯诺诺，像是不敢这样做；畏缩谨慎，像是不敢那样做；甘愿含糊其辞，安于尸位素餐。这就是陛下既任用他们又怀疑他们的原因。臣私下认为，这是陛下的过错。宋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宋仁宗的。夏竦心怀奸诈，辜负任用，就罢免斥退他；吕夷简痛改前非，竭力图谋以后的成效，就包容他；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才气出众而有重大声望，就破格提拔他们。因此能够北面抵御契丹，使西面的元昊称臣，号称太平。没有听说只是一味任用或一味怀疑，就能成就天下大事的。臣希望陛下考察谁像夏竦，就斥退谁；谁像吕夷简，就容纳谁；谁像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就提拔谁。召他们到便殿，给他们纸笔，让他们分条陈述治理天下、实现太平的道理，不让小人有机会夹杂其中，那么上天赋予君主的职能由此就会光明了。臣又听说，天下的事情，只有辅臣能够议论，只有谏官能够进言。谏官虽然地位低下，却与辅臣同等重要。宋神宗将要制定官制时，对蒲宗孟说：‘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古人重视谏官，谨慎任用到这种程度。如今的谏官，把身材魁梧当作美，把应答敏捷当作贤能，终日群居，却不想尽职。甚至说：‘我的舌头不是不能说，我的舌头不是不想说，我的官职也不是不能说，只是说出来祸患就跟着来了，谁会听我呢？’唉！既不进言来称职，反而把责任归给君主，有人心的人怎么忍心这样做？臣希望罢免斥退那些浮沉随俗的人，广泛求取有风节的大臣，使他们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有可采纳的言论，就依次施行，那么天子的听闻由此就会开通。臣又听说，猛虎在山中，藜藿就无人采食；汲黯在朝廷，淮南王谋反的计谋就停止。正人君子对于国家的益处实在太大了。以陛下的聪明，难道不知道天下的事情，必须得到正人君子以后才能任用吗？只是因为他们所说所做的事情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私家，所以小人巧妙地制造谗言、挑拨离间来中伤他们罢了。姑且就臣所知道的说吧：例如兵部尚书王恕，是有大功和高尚德行的老臣，却反而被削去爵位；监察御史强珍忠肝义胆，却反而被剥夺权力。其他如章懋的明达正直、林俊的刚正方严、张吉的纯正高雅，有的被斥退，有的被疏远，有的被流放，使他们不能实现一个愿望。这难道是上天降生贤才的本意吗？臣希望陛下把王恕等人分别安排在重要职位，使他们各尽一生所学，以图谋日后的功效，那么上天的心意由此就会和顺。臣又听说范祖禹说过：‘国家的衰败，没有不是由于轻率改变祖宗旧制造成的。’我太祖高皇帝鉴察前代的事迹，认识祸乱的根源，所以凡宦官一类人，只让他们从事洒扫除尘的差役。近些年来，旧有章程日益败坏，邪门歪道日益打开，君主的大权全都出自受过刑的宦官之手；在内依靠他们为宰相，在外依靠他们为将领，藩省依靠他们镇守抚治，至于其他耳目所不能达到、思虑所不能及的地方，更有说不尽的弊端。欧阳修说：‘宦官的祸害比女宠更严重，怎么可以不思考！怎么可以不畏惧！’臣希望陛下以宰相为股肱，以谏官为耳目，以正人君子为腹心，深入思考，竭尽谋虑，确定宗庙社稷和百姓长久安定的计划，那么国家的大纲由此就会端正。然而要从根本上防止这些弊端，关键在于陛下明白事理来应对政务。臣希望陛下想到事理难以穷尽，向经书考察，向史书验证，汇聚于心，落实到自身，没有一天不是这样，那么应当做的就不得不做，不应当做的就不得不去掉。哪里只是实行这四件事而已呢？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

译《论内官滥加升迁奏》【弘治元年】王恕 臣恭敬地看到《祖训》条文规定，内府各监、局等衙门的内官，都有定额，各有职掌。洪武、永乐年间，从未额外滥设。太监等官职，不是历练老成的人，即使聪明有才，也不轻易授予。近年以来却不是这样了。陛下先前将内官按年资依次降职，大概是为了纠正往年滥加升迁的弊病，想恢复祖宗的旧制。臣在病中听说，近日又升了一批内官，人数很多，不知是前些日子降职的那些人，也不知是另外一批人。既然先前认为滥升而把他们降职，如今为什么又认为不滥而给他们升职，似乎说不过去。陛下继承皇位之初，人心归附，如同古代的二帝三王，以及本朝太祖、太宗重新出现在今日一样，人人都称颂爱戴陛下。这是因为听说陛下在青宫时存心正大，不喜声色，不看重货利。登上宝座以后，惩治亲近内官蛀蚀国事、扰乱政务、以邪术欺骗君主、欺上瞒下的罪行；革除罢免传奉冗员，追回滥赏的庄田、蟒衣等物，裁抑奢侈和奔竞。以上这些事情，都败坏名器，损害国体，伤耗民财。臣民不愿意却不能革除，已经不是一天了。陛下一旦把它们全部革除，这就是天下臣民称颂爱戴陛下的原因。为什么不久以后又这样滥加升迁内官呢？如果又滥赏庄田、蟒衣，将会看到前面几件事不用几年就恢复旧样。想让天下臣民像今天这样称颂爱戴陛下，恐怕就办不到了。这关系到天命的去留、人心的离合，难道可以不慎重吗？何况如今北方敌人在边境，灾异接连出现，这正是君臣上下共同加强修养反省的时候，而国政却如此，凭什么使远方的人服从、使天变平息呢？伏望陛下从今开始，无论出入起居之时，还是发布号令施行政令之际，都务必遵守祖宗的法度，决不可被巧言迷惑，重蹈前事，上违背天意，下失去人心，成为社稷的忧患。臣实在是内心激切，言辞不能婉转，冒犯天威，战栗惶恐至极。奏疏送入后，皇帝有批示说：这批内官是长期侍奉春宫的人，因逢节日，各自酌情升了一级，罢了。《请讲学听政疏》【弘治元年】杨守陈 臣听孟子说：‘不是尧舜之道，我不敢在君王面前陈说，所以齐国人没有谁比我更敬重君王。’臣与孟子本来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敬君的诚心，虽处不同时代也是相同的。孟子对于诸侯国的君主尚且陈说尧舜之道，何况遇到天子的英明圣德呢？尧舜之道是相同的。《尚书》说：‘人心危险，道心幽微，只有精心专一，才能真正把握其中。’这是尧舜在内心获得的深厚修养，也是施行政教的根本。又说：‘向四岳询问，开放四方门户，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这是尧舜从外界广泛取得助益，也是达到大治的纲领。根本树立了，枝末自然茂盛；纲领举起了，细目自然张开。因此不用劳苦而各种功业兴盛，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陛下登极以来，放逐疏远奸邪，任用正人，听取采纳忠谏，亲自阅览题奏，如此勤于政务，可以说是尧舜一样的君主，所以天下都翘首盼望唐虞时代的治理。只是臣愚昧，仍有过分的忧虑。革除旧弊、端正开端还容易，保持长久、善始善终却实在困难。臣过去忝居侍从，恭敬地看到陛下庄严端坐，朗诵经书，却从未提出一个圣明的询问，来探究圣贤的深奥；儒臣恭敬地进退，只略略陈述训诂，也从未进一步详说，以阐明帝王完整的道理。那么，‘危险’与‘幽微’的分别从哪里能够明白？精心专一、知行并进的功夫又从哪里能够完成？臣恐怕陛下从内心获得的修养，还不如尧舜深厚。如今陛下临朝所接见的，只是大臣的仪表举止罢了；至于君子小人的情状，小官远臣的才能品行，从哪里能够认识？退朝后所阅览的，只是百官的题奏罢了；至于各史书的条例、群吏的弊端，从哪里能够看见？宫中所听信的，只是内臣的言语罢了；至于百官各职的正论、六军和万民的烦苦之言，从哪里能够听到？贤才不能自行通达，聪明才智有时就会偏颇。臣恐怕陛下从外界取得的助益，还不如尧舜广博。内在修养不深，外在资助不广，就像树木刚刚栽下容易摇动，泉水刚刚疏导容易堵塞。如果锐意进取稍有懈怠，私欲逐渐滋长，那么今天放逐疏远的人，日后将召回亲近；今天任用的人，日后将厌恶斥退；今天听取采纳的意见，日后将厌烦拒绝；今天勤于阅览的事务，日后将嫌弃而挥退。怎么能够始终如一，纯粹遵行尧舜之道呢？这就是臣过分忧虑的原因。伏望陛下遵照祖宗旧制，重新开设大小经筵来讲学，常常临御早朝、午朝来听政。经筵必须选择端正耿介、博学高雅的儒臣侍班进讲。陛下听讲时，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立即赐问；如果仍有疑问，再详细追问。讲官如果言语迟钝，侍班的其他大臣就从旁辅助，反复解释，详尽说明，旁征博引、曲折譬喻，一定要等到圣心理解透彻、完全明悟才停止。凡圣贤的教诲、帝王的道理，以及理欲、危微之所以要辨别，精心专一、知行并进之所以要完成，还有人臣谁是贤能、谁是否定，政事什么是得当、什么是失误，天下因何而治乱，历代因何而兴亡，诸如此类，都必须讲得明白而没有疑惑，才可以实行得坚定而不懈怠。凡经书典训、历代史书以及百官题奏，都应当集中在文华殿；以后轮流让大臣和讲官坐在前殿右厢讲解。凡遇到题奏中有奇异字词或深奥意义，就抄录给讲官，让他们解释，或者召来询问，使其当面回答。一天之中，陛下处在外朝的时间多，居于深宫的时间少，那么欲望就会减少而心境清明，迷惑就会减少而事理明白。在处理万机稍有闲暇时，心神澄澈，凝神思考，常常警惕欲心增长而理心微弱、邪佞进用而忠良退处；一定要使内心常常保持正直，处理事务常常把握中道，那么陛下从内心获得的修养就会深厚，施行政教的根本也就树立了。

译至于午朝，陛下临御文华门，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以及六科官员轮流列班侍奉。御史、郎中等官员凡有事情已经具本的，都先用揭帖略节其内容，口头奏报；陛下询问事情原委，分条裁决。镇守、巡抚、巡按以及府、卫中有从任所来朝见的，都分条陈述地方事务，也略节内容口头奏报；陛下命各司承受诏旨，议定施行。有人奉召见而辞行赴任的，就根据其地方职任加以训谕告诫。如果有重大政务，陛下临御文华殿，召集内阁以及府、部、院、寺的大臣会议，使每个人都充分提出谋略，不得互相推诿躲避；办事一定求其恰当，不得苟且。如果议论还不恰当，就允许谏官驳正，务必取得最为恰当的意见后审慎施行。凡具本进呈的，召内阁大臣当面议论可否，作出批答。凡大小官员应当奏事或辞行觐见时，陛下都必须俯下身来和颜相待，有时询问时政，有时询问贤才，以及各司的利弊、军民的休戚、年岁的丰歉，下至各地的风俗、四夷的情状，使他们都据实回答。有忠诚正直、切实可行的议论，就施行；对谗佞谄媚的人就斥退驱逐；愚蠢而狂妄直率的人则加以宽容；謇涩迟钝、不能言说的人，就令其具本奏报。这样使贤才常常聚集在面前，使视听不偏向左右近臣，把天下人的耳目合为自己的聪明，那么陛下从外界取得的资助就会广博，而达到大治的纲领也就树立起来了。如果说经书不必同儒臣问答，说政事不必同群臣当面商议，所有题奏都交给内监诸臣调处、批答，就可以实现大治，那么怎么会有不树立根本而枝末能够茂盛、不举起纲领而细目能够张开的道理呢？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于是恢复午朝，召大臣当面议论政事。《讲明律意疏》【弘治元年】马文升 臣谨此奏报：臣恭敬地看到《大明律》内有一条规定：凡国家的法律命令，都要斟酌事情轻重，确定罪名，颁行天下，永远遵守。各衙门官吏务必要熟读并讲明法律的意义，以便剖析裁决事务。每到年终，在京由都察院、在外由巡按御史和提刑按察司官，对所管治的地方进行考核校验。如果不能讲解、不懂法律意义，初犯罚俸一个月，再犯笞打四十下，第三次犯则记过，并在本衙门依次降职使用。钦此，敬谨遵行。臣在外任职，认为国家大事没有比刑狱更重要的；刑狱中所重视的，没有比人的性命更重要。死者不能复生，绝嗣者不能再续，所以自古帝王没有不慎重刑狱、重视民命的。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天命，统一拥有天下。临朝执政初期，多次诏令大臣修改制定新律，前后达到五六次，从不厌倦，以求达到最为恰当。又命刑官重新会集众律，亲自挥笔裁定，务求合乎中正，对人命尤其用心。因此当时掌管刑法的官员都很尽心，对于法律意义务必讲明。审讯和复核案件时，很少有失于公平的，阴阳因而调和，风雨按时而来，天下也就没有蒙受冤屈的百姓了。近年以来，两京法司的官员，有的由进士初次授为大理寺正、大理寺副、主事、评事，有的由知州、行人升为员外郎、郎中，御史也多由知县授任。他们到任以后，没有经过刑狱审理的历练就直接办理狱讼公差，所以法律条文大多没有熟读，法律意义也没有讲明。审问囚犯，不过是迁就案情套用法律，草草发落。况且笞、杖、徒、流，即使有所偏差，危害还不算大。至于人命一旦造成冤屈，关系就非同小可。比如强盗案，窝主的罪责重在是否有意图；如果窝藏强盗但未曾预谋同谋，即使分了赃，也不能轻易按斩罪拟定。又如官吏怀着私仇，故意拷问平民，因而导致死亡，罪责重在怀有私仇。如果是因公事到官府，最多只涉及笞刑，即使拷问至死，也只能按因公殴打人致死的徒罪拟定。又如故意杀人和斗殴杀人：如果两人相争，互相殴打，打死一人，就叫斗殴杀人；一人未曾动手，另一人却在对方致命处有意使其死亡，就叫故杀。这些法律意义，人们往往忽略。有人把强盗窝主未曾预谋同谋、只是分赃的案件，以及官吏因公事殴人致死而本无私仇故意拷问情由的案件，都拟判斩罪；有的本来属于斗殴，却按故杀拟判斩罪；有的本来应按故杀拟判，却反而按斗殴杀人拟判绞罪；甚至还有谋杀、故杀没有尸体检验，却拟判斩罪，轻率地取得所谓真情，罪当奏请处决；或者本来是与他人妻妾通奸，其丈夫因其他原因死亡，却拟定为该妇人因奸与人合谋杀死亲夫，判凌迟处死，奸夫判斩罪；其他把不是的说成是、把重罪说成轻罪的情况，也不止一件。臣查得，数年之间，天下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门呈报的死罪重囚，本院和刑部详细拟定清楚，大理寺又复核合于法律，六科审核后奏请处决。幸亏宪宗皇帝慈爱仁厚，不忍杀人，只令暂行监禁。恭逢皇上继承宝位，又重视刑狱，多次下明诏：强盗没有赃物、命案没有尸体检验的，都要具奏，请皇帝裁定；历年原先监禁、应当处决的重囚，近来得到宽宥的也很多。如果当时就下令处决，那么含冤而死的不知有多少人了。那些伤害阴阳和气、招致灾异的事情，究竟是谁的过错呢？

译法司尚且如此，那么其余府、州、县、卫、所的囚犯蒙受冤屈而死的，又不知有多少了。这都是原先审问的官员没有学习法律、没有弄清法律意义造成的。何况府、州、县官员中有很多不懂刑名、不知法律意义的人，遇到刑名事务，往往不能分析裁决、审问定理，只听任主文之人的意见，大概是由于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在所管治地方不进行考核校验的缘故。臣愚昧地请求敕令两京法司堂上官督促所属官员，天下布政司、按察司督促理问等官，以及浙江等处按察司官、各府推官，都必须熟读讲解《大明律》，深刻明白其中意义，不许像从前那样忽略搁置、不予讲解。审问囚犯时，交互参酌讯问审理，务必取得真实情状；在取得供词、议定罪名时，尤其必须根据原情拟定，不许轻率处理而造成冤屈，案件定成以后才难以申辩。还要通行天下大小衙门以及两京各部所属官吏，每处置备一本《大明律》，早晚熟读，用心讲解，务必明白其意义。仍应通行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巡官所管治的地方，遵照《大明律》中的事理秉公考核校验。如果有不能讲解、不懂法律意义的人，就依律施行；应当奏请并降职使用的，径自具奏发落。还请求敕令吏部行文法司，把调拨去办理事务的进士，也令其和现任官员一起审问刑狱。以后到选任时，两京法司有缺员，先尽量从各衙门办理刑狱的进士中授任；法司没有缺员，才准许授任其他部衙门，如此庶几人人精通法律，刑罚就少有滥施。如此便能革除弊病，案件没有冤屈，世间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美治。由于讲明法律意义、重视人的性命，具体事理不敢擅自处理，谨此题请裁示。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请勤政事疏》【弘治元年】马文升。臣谨此奏报：为法天道刚健而勤勉治理圣政之事。近来各处都奏报发生地震，其中云南尤其严重。近来天象又显示警告，彗星偶然出现，这些都是上天仁爱皇上的意思。皇上忧虑勤勉、警惕自励，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凡有游宴娱乐全部停止。这又是以实际行动回应上天，而不是徒具虚文。将会看到彗星渐渐消失，与宋景公说了一句话而荧惑退后三舍没有不同，确实可以证明天人相互感应的关系极其密切。臣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比勤勉更重要的；勤勉，就能裁决万机而没有丝毫壅滞。上天的运行之道在于刚健；刚健，就能生发万物而没有差错。这说明天道与圣德确实相互符合。所以《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应当以此自强不息。’皋陶告诫禹，也说：‘小心谨慎、勤勉敬业，一天之内要处理万端事务。’史书赞美大禹说：‘能够勤劳，能够节俭。’这些都是说凭借勤勉成就圣德，所以载入经史，光照万世。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直到宪宗纯皇帝，都在天未明时临朝，早朝以后每天两次裁决京城各衙门以及天下一切章奏；遇有重大政事，又召大臣当面议论后施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这是我朝历代圣君的固定规制。恭惟皇上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令，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废寝忘食，振作精神谋求治理，临朝裁决事务，一概遵循祖宗旧规。日子渐长、时令推移，每天又举行午朝，实在足以媲美古代帝王，并能继承祖宗事业。近年以来，临朝稍微晚了一些，有时早些后来又晚些，每天只裁决一次章奏。这固然是皇上保养元气、巩固圣体，虽说取得了君主安逸、臣下勤劳的道理，但‘不敢贪图安逸’是帝王所应重视的。恭惟皇上清心讲学，节制膳食、减少欲望，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利，专心求道，以游艺陶养心志。即使古代帝王祈求上天延长国运的方法，也不过如此，哪里还需要向其他方面求取呢？如今临朝本来也算早了，但每天只裁决各种事务一次，这不是遵循旧章、给后世留下法则的做法。甚至有损掩盖皇上勤政的本心，这对圣德关系很大，臣为此深感惋惜。伏望皇上从今起效法天道刚健，遵守祖宗训诫，每天两次裁决政务，临朝也常常如此。这样，圣心施政就不异于即位初期，祖宗的规制也不会在今日改变；这对圣德确实大有补益，要达到尧舜之治也就不难了。伏乞圣明留意宗庙社稷，这是臣的万幸，也是天下的万幸！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御选明臣奏议》卷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六 《陈治道疏》【弘治元年】马文升 臣私下认为，辅佐、匡助治道，固然在于各部门互相纠察整顿；各部门中没有比风纪更重要的，风纪端正，各部门自然都能尽到职责。各部门尽职，各种功业都兴盛，治道就隆盛了。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把这作为首要事务的。洪惟我朝考察古制而制定制度，在内设置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主管弹劾；在外设置提刑按察司，兼理布政司、都指挥使司的军民事务；又设置各道分巡官，以整肃清理郡县，由巡按御史总管监察。良法美意，极其详备严密，所以一百多年间相互维系、相互统属，内外都肃然有序。近年以来，风纪不振，因此奸邪得以施展邪谋，群小得以肆意欺骗妄为，贿赂公开流行，纲纪日益紊乱，国库和钱粮被浪费而空虚，贪官污吏肆无忌惮。恭惟皇上继承宝位，崇重台谏，使他们尽情进言，所以奸邪败露，群小被屏退驱逐，风纪颇为振作，各部门知道警戒，治道的隆盛，确实可以期待于今日。臣以卑微的庸材，承受皇上的厚恩，被提拔总管风纪；受命以来，早晚谨慎警惕，抚心自问、反省自己，没有办法报答皇上深厚的知遇之恩，只有进言纳忠，希望以此报效微薄力量。臣谨就振兴风纪、辅助治道的十五件事情分条陈述，伏望皇上留心采纳，俯赐施行。臣不胜幸运，天下也不胜幸运。现在把所说的事项开列如下，谨此题请裁示：一、选拔贤能的人担任风宪官。臣私下认为，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承担风纪的重任，必须选得合适的人，才能称职。我朝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不分进士、知县、教官，都可以授任御史，但选拔极其精细，授职也不草率。正统年间，朝廷颁降宪纲，新近入仕的人不许授任御史。正统八年，进士又可以授任御史。成化六年，仍遵守宪纲，凡御史有缺，只在进士出身的知县和行人中考选。其间有许多人不分贤能与否，只要资格相合就授职，所以没有完全做到任用适当的人。臣愚昧地请求敕令吏部行文各处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以及布政司、按察司官，在所属进士、举人中，选择已经授任并到任六年以上的知县，由公正渠道访察那些廉洁谨慎、公正勤勉、政绩显著、百姓爱戴、确有声誉的人，明确具奏。遇到御史缺员，吏部据此办理，并从考满的行人、博士中考选；如果任职六年以上的知县人数少，就从办事二年以上的进士中选取，仍照旧例办理。应当会同本院官员考核选拔后具奏授任；如果所举荐的人不实，事情败露就连带治罪。这样，御史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风纪也会因此振作严肃。二、禁止罗织罪名，以警戒贪赃官员。自古以来重惩贪赃官吏的法律，都是为了安养百姓。贪赃官吏危害良民，就像稂莠危害好谷，所以我朝对文职官吏受赃，不论赃物多少、罪行轻重，一律罢职，永不叙用；枉法受赃达到满贯的，发配充军。制定惩治贪赃官吏的法律，可以说既严厉又重大。此前几年，巡按御史和按察司官捉拿审问贪赃官吏，只要事实没有冤枉，就没有人敢罗织罪名具奏，因此风宪官员能够施展手脚，有司官员也不敢放纵贪婪残酷。十多年来，文武官员被人告发贪赃等重大罪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将其提到官府对证，查明依律应当革为平民并充军的，往往因为痛恨原先审问的官员，就罗织虚假言辞，含糊妄奏，动辄奏准派官把原先审问的御史等提解前来，或者就在当地让他们与先前审问的囚犯一同对理。即使辩明与己无关，也已经受到极大羞辱；稍有小过失，多半导致降职贬谪，损害国体、败坏风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风宪官员互相仿效，各自保全职位，坐视贪官而不敢追究审问，以致法度废弛，贪污放纵，而小民不能享受至治的恩泽。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法司：今后凡贪赃等类官员被巡抚、御史、按察司官提问，已经查明并追出赃私，依法应当革为平民、发配充军的，不论已经发落与否，若妄造虚词、罗织原先审问官员，就另行派官，或者先让巡抚等官提调有关人员和卷宗，审问查勘明白，确认没有冤枉，确实属于罗织罪名、应当充军的，发往极边卫所充军；应当革为平民的，发往口外为民。若御史、按察司官确有枉法审问或违法犯罪的明确事实，参奏按察司官，就由巡按御史在当地提问；御史罪重的，提解来京，情节较轻的，等巡按任满到京后参奏送审定罪。不许动辄把御史等官一概奏请提解，也不许在当地让他们与原先审问的囚犯一同取问。还要令各处按察司在所属地方张榜公布，晓谕众人。这样，贪官就知道警惧，风宪也不至于被败坏。三、选择人才掌管刑狱。臣私下认为，刑狱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死者不能复生，绝嗣者不能复续，掌管刑狱的人不能不选用合适。我朝旧例，凡各处按察司有缺员，吏部就在两京法司、御史、郎中、员外郎、主事、评事等官员中授任。布政司、都指挥使司的理问所理问、经历、司经历以及各府推官有缺员，都从法司历事举人、监生中授任，尚且常常不能得到合适的人。近年以来，吏部把各处知府授为副使、府同知，把知州授为佥事，而推官、理问、经历等官一概由年老监生授任。并且上述官员中有许多不懂宪体、不熟悉刑名，审理刑狱时只凭奸吏任意出入人罪，伤害天地和气，招来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至于各处巡抚、巡按和三司官，常常把推官、理问、经历派往京城或办理其他公事，经年累月不能回任，以致审理刑狱缺少人员，更加贻误事务。臣愚昧地请求敕令吏部：今后各处按察司不论审刑、管理屯田、整饬兵备等官职有缺，都从两京法司属官中推选授任。推官、理问、经历有缺，都从法司办事进士以及历事、年力精强的举人、监生中授任，不应像从前那样一概滥授。

译仍请敕令内外审理刑狱的衙门，以体恤生命为念，以人命为重，务必查求真实情况，不要造成冤枉。仍请传令各处巡抚、巡按等官，不许把推官、理问、防事等官员违例擅自差遣，以免耽误审理刑狱。这样，掌管刑狱的人都能各得其人，刑罚就不至于枉滥了。一是责成办事成效，以革除奸弊。臣恭惟我朝设置按察司，总理各道，整肃清理郡县，无非是想振扬风纪，彰明宪法，使官吏守法而百姓得到安宁。分巡、分管官员常年在外，遍历所属地区，接受词讼，禁止革除奸弊，宣布教令，访察民间隐情，使贪污之人知道警惧，军民不受残虐。近年来，许多人顾恋妻子，不肯出巡；经过州县时，傍晚才到，早晨便走，甚至偏僻地方一年也不到一次，对地方事务全不留意。官吏贪婪残酷，他们也好像没有听见看见，因此政令日益败坏，奸弊越来越严重。必须限定期限，才可以责成他们尽职。臣愚请敕令各处巡抚、巡按等官：今后布政司、按察司的分巡、分管官员，每年二月中旬出巡，七月中旬回司；九月中旬出巡，十二月中旬回司。务必遍历所属各地，在每一处停留多久不作日期限制。凡是贪官污吏败坏政事、危害百姓，以及一切兴利除害、对地方有益的事情，都务必实行。每季结束时，分巡官要把审问过的贪赃污吏姓名和人数、追缴的赃款罚款等数目，以及审结的勘合词讼；分管官要把催办完毕的钱粮；巡抚、巡按所过问的人民事务，以及一切应办事项，分别列项报告巡抚、巡按衙门查考。巡抚、巡按回京时，还要把概要和分类总数具奏，请敕令有关部，等到三年、六年考核期满时，据此决定黜陟。如果推诿诱导、逃避事务，旷废职守而苟且求禄，不按期限办事，擅自回司，准许巡按御史据实参奏，追究审问。若有地方紧急事务，应当回去同巡抚、巡按官商议的，不受此例限制。这样，官员就不会旷废职守，奸弊也可以大为革除。一是申严命令，以整治各项政务。臣恭惟我朝自洪武、永乐以来，在各边增设将官，授予节钺之权，让他们镇守当地；各处设置布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司三司，授予治理一方的重任，分理各项事务，无非是想振扬威武，整顿边备，防御外敌侵扰，承接皇恩、宣扬教化，抑制邪恶、褒扬善良，以造福百姓。当时各官奉公守法，向上不负朝廷委托，因此朝廷没有外患顾虑，百姓免受流离之苦。近年来，各边将官中有许多人以进贡为名，任意向军士摊派搜刮，广置宅第，放纵享乐；车马破旧而不整治，边防废弛而不修备。一遇警报，动辄请求增兵。各处三司官也都因循苟且，只盼升迁，对旷职和逢迎之事习以为常，不想报答朝廷，钱粮被侵吞浪费，词讼不能审清，百姓告状无门，盗贼任其滋长。这些都是当前的弊病，应当痛下决心革除的。伏望皇上下敕严厉责备各边镇守总兵，以及各处都、布、按三司和巡抚官员，务必下念安享俸禄职位的荣耀，上念朝廷托付的重大责任，洗心革面，改过自新。作为镇守总兵，要用心操练军马，整顿边防，使军士精锐，振扬威武，进攻能够取胜，防守能够坚固。作为巡抚和三司官，要使朝廷恩泽下达到郡邑，使贪污行为收敛，仓廪充实，军民安定，所有政令无不修明实行。如果仍然重蹈旧习，准许巡按御史秉公纠举；国家法典俱在，决不轻易宽贷。这样，命令就会申明严肃，各项政务也会更加整治。一是驱逐术士，以防止煽惑人心。臣私下认为，宫禁之门不许擅自进入，是为了防备大奸；禁止左道邪术，是为了防止扰乱政事。所以我太祖高皇帝在《大明律》和《皇明祖训》中，都反复郑重地加以告诫。他鉴于前代的过失而为万世建立规制，考虑得深远周密。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年间，邪异之人不敢轻易到京城。近年来，有的扶鸾请神，有的画符咒水，有的烧炼丹药，有的假称因果报应，各种邪术之人往往来到京城暗中居住。起初出入大臣之家，后来竟进入皇城之内，妄言祸福，煽惑人心。像往年的李子龙，近来的李孜省、邓常恩等人，凭借关系胡作非为，人人都愤怒，却没有人敢追究。幸而上天厌弃他们的祸害，事情都已经败露。然而他们虽一时败露，实在恐怕日后又会重现。如果不严立重禁，凭什么警戒将来？臣愚请敕令有关衙门，命巡城御史、五城兵马司以及锦衣卫巡捕官校，严格督责地方人员，在各自管辖的地方逐一查访。除军匠、旗校、监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生、阴阳生、医士和缴纳粮草的人以外，凡属邪术之人，不论有没有文引，无故来到京城暗中居住、妄言祸福的，都要驱逐出京。如果一个月内仍不出京，依旧潜居京城，就捉送法司审问定罪；军籍发往极边卫所充军，民籍发往口外为民。仍请敕令守卫皇城四门内外的官员，今后务必用心守关防卫、搜查检验；凡有前述邪术之徒，以及不属于内府工作的人役擅自进入皇城的，就地拿获，具奏后送交审问。如有故意违犯，事情败露后一律治罪。这样，邪术就有禁令，人心也不至于受到煽惑。一是选择守令，以巩固国家根本。臣恭惟我朝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各有体统，上下相互维系，以达到治理。如今在外官员中，方面官固然重要，而知州、知县尤其重要。因为守令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官，选得其人，百姓就能受其福。往年知州、知县没有完全选得合适的人，大学士李贤奏请并获准：凡遇朝觐之年，吏部在听选的监生、举人中，不论赴选之地远近，考选后授官。臣在陕西巡抚任上时，也曾奏请在进士、举人中选择授官，因此大州大县的百姓颇受恩惠。近年来，各处知州、知县有一年未曾授任的，甚至有两年也未授任的。询问其中原因，大概是吏部每逢考选之时，没有能够胜任守令的人，因此迟迟不能授官。

译正官既然缺额，由佐贰官管理事务，每耽搁一天，百姓就多受一天的害处。况且堂堂天朝，难道会没有这样的人才吗？只是因为拘泥于附近地区和任期年月，所以不能提前越期授官。实在担心豪杰之才白白埋没岁月，逐渐衰老，不能得到实际任用，臣对此十分惋惜。请敕令吏部按照大学士李贤奏准的事例，每年一次在听选的举人、监生中考选若干名年力强健、能够担任知州、知县的人；同时临时在各衙门办事的进士中兼选任用，不许把杂流人员授补为守令。还要预先了解各州县事务繁简，斟酌人才高下授官。四川、云南、广西、福建路途遥远，江水险恶，所授官员往往一年以后才能到任。如果等缺额出现后才授官，未免太迟，也必须按照缺额预先一年授任。即使前任发生事故，也不至于空缺一年之久。至于布政司、按察司官员和各府知府，是守令的纲领，关系重大，更应慎重选拔升用，使他们严格考察守令贤能与否，报告给巡抚、巡按。巡抚、巡按复核属实后，转报吏部；吏部再加以访察，作为黜陟依据。这样，守令大概可以选得其人，政事也就能整治好了。一是严格考核，以显示惩罚和劝勉。臣恭惟我朝旧制，凡在京各衙门的属官，任满三年、六年、九年考核时，经本衙门考核后，都送都察院考核。初任考核称职的，朝廷赐给诰敕，封赠他们的亲属；不称职的，不得领取诰敕封赠，并且还要受到黜退。这就是劝善惩恶、表彰廉洁、警戒贪婪，也就是古代任官三年考核政绩、据贤愚决定升降的意思。此前依照此制考核时，人们没有异议。近年来，各衙门属官因为看到本堂上官考核为称职，而本院访查后却评为行止平常、不称职，便捏造言辞具奏，或者制造诽谤言论，原负责考核的御史多被牵连。从此大家因循敷衍，徒然应付旧例，以致贤能与否无法区分，廉洁与贪污无法辨别，祖宗劝善惩恶的法典几乎完全废弛。如果不秉公考核，就无法警戒百司。臣愚请敕令六部等衙门堂上官今后考核属官时，务必考察他们平日的操行，斟酌后写出考语。如果本院考核为不称职的官员，竟敢像从前那样捏造言辞，妄奏原考御史，准许十三道御史把该官实际行迹查明后弹劾；有贪赃的，审问定罪并罢黜；行止平常的，降职调任外地。如果该官确实廉能，而御史挟私将其考为不称职，也一并治罪。这样，大概可以使旧有典制不至于废弃，也使官僚知道警戒。一是禁止公罚，以振励士风。臣私下认为，科罚科敛，是法律所最应禁止的事情。近来人心不如古时，贪婪风气越来越盛。天下府、州、县官员中没有才干而犯此弊病的固然很多，其中还有一些人，曾经受到表彰，或者得到上司礼遇，被称为贤能，却往往借公事谋私利，巧立名目罚取钱财。一年之内，罚银少则数百余两，多则甚至一千余两。实在恐怕舆论非议、想掩人耳目而交公的，或者领取修理学校的费用，或者发作修建衙门的公用，百人中不超过一两个；收入自己囊中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个。三司官也以公用为由，滥罚财物。宪宗皇帝明察这种弊病的严重，曾下敕告诫，把它比作穿墙入室的盗贼。如今弊病仍然存在，竟不知悔改。况且两京是天下的根本和表率，源头清洁，水流才清；表率端正，影子才直。两京各衙门属官中，持守正道、操行高洁的固然很多，但滥罚财物的也有。至于运送柴薪、皂隶到京，正额已经足够，却纵容家人强行索要银两，导致百姓嗟怨，玷污士风。臣愚请敕令各处巡抚、巡按，以及布政司、按察司所属的分巡、分守官员，严格禁止所属官员像从前那样以公事名义罚取财物、虐害百姓。敢有不改的，秉公查访属实后，不论有无原告，就地依法捉拿审问。三司官尤其必须约束自己、端正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如有故意违犯，巡按御史立即纠劾。仍请敕令两京堂上官各自告诫所属官员，以革除旧弊，更加敦励廉耻之风，共同帮助革新政治。这样，各级官员大概都会知道警戒，士风也不至于日益偷薄。一是广泛储积，以充足国家用度。臣私下认为，自古凡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无不谨慎自持，节省财物、节约用度，常以国用不足为忧。臣恭惟我朝历代圣君相承，都能爱惜民财，不肯妄费；即使赏赐四方夷人，也不过是绢帛衣物，所以内府金银常有数百万的积蓄。近年来，群小掌权，妄自兴建营造，欺罔手段很多，以致府库空虚，天下困乏。皇上继承帝位，赏赐尚未周遍，而内藏已经空空荡荡。何况天下府、州、县的仓廪都没有数月粮食，各边也只有两年的储备；万一边疆有事，或者遭遇水旱灾害，那将靠什么来救济？谈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臣愚请敕令户部全面查明：在京及天下各方面、府、州、县、卫所的大小文武官员，以及各王府宗室支派所属的一切军士，共应支给本色俸禄、粮食多少，折色银、钞多少；再总计天下每年收入的税粮、金银多少，钞贯多少，是否足够使用。如果不足，应当如何处置，使供应不致缺乏；以及内府前述已经空虚的数额，如何筹措使其充盈。可以造钞贯，可以铸造铜钱，可以清理盐法，可以查勘屯田，可以核阅办理天下税课，也可以清查各处船料。凡是理财的方法、充足国用的计策，只要不扰害百姓而有益国家的，都应当筹划办理，具奏请皇帝裁定。这样，储积就可以扩大，国用也不会缺乏。一是抚恤土人，以防后患。臣私下认为，预先考虑祸患并加以防范，是治国的大事；防微杜渐，是善于治理的良策。臣私下看见，顺天府所属的固安、永清、武清、漷县，以及保定、定州、河间等处，洪武、永乐年间原先安置的外地民户，不下千户。经过一百一十多年，人口日益繁多，虽然同列编户，终究各有习俗。

译如今精壮男子恐怕有一万多人。做官的只凭俸禄生活，而俸禄有限；在乡里的全靠田土生活，而田土又不会增加。况且他们的折色俸银，过去按季度领取，近来有过二三季度甚至一年不能领取的；他们依靠这些生活，此外没有谋生之业。一旦收入不足，势必做盗抢劫，实在难以避免。万一边疆有警，也难免乘机抢掠，这种事情最令人忧虑。必须使他们各得其所，才可以保证不留下后患。臣愚请敕令户部、兵部商议：将在京各卫长官的折色俸粮，务必按季度发给。对于在外各处的外地民户，如果田土不足，可以把空闲土地或没收入官的庄田分拨给各人耕种，使他们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不致失去生计，从而断绝做盗的念头，杜绝觊觎之心。也可以选立中长，使他们有所统属；或者拘管操练，按军籍领取口粮，并令主管官员特别加意存恤。如有确实违犯，依法治罪。凡是可以建立长远规制、消除日后祸患的办法，都应筹划办理，具奏请皇帝裁定。这样，抚恤就有适当办法，也不会给日后留下祸患。一是清理僧道，以杜绝游食。臣私下认为，天下事务中，有些看似应当缓办而实际上关系紧要，僧道之事就是这样。看似应当缓办的是僧道，实际关系紧要的是百姓的粮食。如果把僧道看作缓办之事而不严格清查，那么靠游食为生的人会日益增多，百姓的粮食就总是不足。我朝定制，每府僧道不得超过四十名，每州不得超过三十名，每县不得超过二十名。如今天下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设僧道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此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计应有五十余万。按一个僧人或道士一年食米六石计算，共需米二百六十余万石，足够京师一年的使用。况且他们不耕田、不养蚕，也不承担赋役，于是吃粮的人多，而生产粮食的人少。军民壮丁私自剃发、隐藏在寺观中的，又不知有多少。新建、修建的寺观遍布天下，妄造的经典多于儒家书籍，败坏教化，灭绝伦理，损耗财物，迷惑众人。从京师直到四方，公私财物用在僧道身上的超过一半；百姓粮食不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事情发展到这种势头，又不能把僧道全部废除。如果不全面查明、严格禁止，那么将来游食之人哪里会有尽头？臣愚请敕令礼部全面查明天下以及京城寺观共有多少处，僧、道各有多少名；除额定人数外又多出多少名。如果人数过多，而他们已经领取度牒，难以追回剥夺，就把情况明白具奏；不许在额定人数之外再行度僧，直到人数不足额定数目时，才准许有关司府具结，按数目起送并领取度牒。敢有故意违犯，再奏请度僧的，准许科道官纠劾并捉拿审问。仍通行敕令各处巡抚、巡按等官，督责所属衙门严格查勘。凡新修、私自创建的寺观，立即拆毁；古刹大寺观中凡原本没有度牒而出家修行的童子，立即令其还俗服差。敢有私自创建庵观，或容隐未受度的行道童子、收为徒弟的，各自审问后发往口外为民。寺观住持还俗为民，僧道官罢黜；不举发的，与主管衙门官员同罪，容隐者也依法治罪。还要通行天下，令巡抚、巡按张榜严加禁止，并令各寺观每月开具报告，具结保证不敢故意违犯，送交所在地官府查考。这样，僧道就没有滥度的弊病，百姓粮食也不会因此受损。一是敦行怀柔政策，以安抚四方夷人。臣私下认为，四夷前来朝贡，是仰慕教化的诚意；朝廷优待他们，是怀柔远人的办法。臣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光明之命，开创宏大基业；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北方沙漠，四夷八蛮没有不来朝贡的，朝廷赐给他们绢帛、衣服，并设宴款待，十分丰厚，使他们吃饱满足。自成化年间以来，光禄寺官员不用心办事，局长作弊尤其严重。凡遇四夷朝贡到京，朝廷赐给筵宴，供应酒食；大宴的食品尚且过得去，但朔望朝见时供应的酒饭十分微薄，每样肉不过几两，骨头却占了一半；饭都是生冷的，多半难以下咽；酒中多掺水，淡薄无味。因此四夷到席后没有可吃的东西，完全不动筷子。此事传到四方，岂不被人讥笑？臣过去前往辽东整饬边防时，曾听到外国人的怨言，也曾专门具奏。后来宪宗皇帝下敕令礼部、光禄寺，凡遇宴请四夷，礼部有关司官和光禄寺堂上官各派一员巡查防护，一时还很像样。如今又恢复旧样，恐怕年复一年，越来越苟且。这件事虽小，关系却很重大。臣愚请敕令礼部查照洪武、永乐年间的事例，以及钦奉历朝的奏防诏旨，传令光禄寺今后凡遇外夷朝贡到京，无论应当举行筵宴，还是朔望朝见时供应酒饭，都务必依照往年定例，派官员监督检查供应饭食的斤数，不许短缺。饭食和蔬菜都要能够食用，酒也不许掺水。今后除筵宴外，午门外供应的酒饭，仍令每日值班御史巡查防护。凡像从前那样克扣酒肉、供应极其菲薄的，准许把光禄寺官员和局长等参奏捉拿审问。这样，大概可以使怀柔有道，并获得四夷的欢心。一是节省财用，以缓解百姓困苦。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爱护百姓更优先，爱护百姓没有什么比节省用度更优先。臣仰惟皇上刚继登宝位之初，重下宽恤诏书，表示怜悯体恤百姓，凡事减省；天下苍生没有不欢欣拥戴的。况且我朝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间，百姓休养生息，军民富足，所以即使对外征讨北边、对内营建宫殿，大家也乐于服役，从未诉说劳苦。自正统十四年以后，天下多事，百姓才逐渐感到困顿。自成化年间，各处镇守等官争相以进贡为名，巧立名目搜刮，百姓更加凋敝。再加上山西、河南、陕西连年荒旱歉收，有司平时没有储积，百姓死亡过半，田地荒芜，而粮税仍照旧征收。北直隶、山东的百姓要养马、供应柴薪，征发徭役尤其沉重。江南各省百姓轮流缴纳京师储粮，并供应两京内府物料，百姓困苦、财力耗尽，从未有比现在更严重的时候。

译如果不节省财用，让百姓休养生息十多年，哪里能够缓解他们的困苦疲惫？然而节省用度的办法，必须从内府减省开始。臣愚请敕令礼部、户部、工部分别查考内府衙门自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年间以来各项供应物品，如油、蜡、猪、羊、鸡、鹅以及抬柴夫的工价银两等，查明某年使用多少、某年增加多少，逐项汇总，呈上皇帝阅览。希望皇上亲自裁量增减，每减省一分，百姓就多受一分恩惠；并据此制定定例，不许各衙门再行具奏增加。尤其希望皇上从今以后凡百用度、赏赐都更加节制，停止不急需的营造，裁减冗余食禄人员。这样，帝王克己节俭的盛德就能在今日重新显现，百姓的困苦也会稍稍缓解。一是充足兵力，以抵御外侮。臣私下认为，治国之道以充足兵力为先。兵力不足，如何抵御外侮？臣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创建国家之初，设置卫所军籍，天下军队共有数百余万。如今经过一百多年，逃亡、死亡、绝户的已经超过一半，大概是因为里老隐瞒埋没，无法查考册籍；卫所作弊，也没有文书可以凭据。虽有清军御史，清查出的也百无二三；即使解送到卫所，随后逃亡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如果再过一百年，死亡绝户会更多，军士逐渐耗损的弊病就是如此。现存军队中，江南军队都在守边、防倭、运送粮储；江北军队都赴京师和边地轮班操练备战，而卫所中守城的不过老弱数百人，都司操练的也只有余丁一二千名。以重兵居中而控制轻兵，京师军士虽有二十余万，南京官军虽有五万以上，但多半有名无实；何况骑射不精，器物装备不全，又加上连年服工役，疲困到了极点，轮班往返的艰难尤其严重。这就是现存军队的弊病。已经耗损的军队既不能恢复原有数量，又不能胜任战争，实在不足；一旦遇到警报，将调遣谁来作战？况且如今边骑在甘肃、凉州一带猖獗，出没于西北，强盗又在江西聚集窥伺，这些都是心腹之患，极为可忧。臣愚请敕令兵部通行天下都指挥使司、布政司，令各自所属卫所、府、州、县有司，把所管各里军户及充军卫所的官员、旗军姓名逐一查理清楚。卫所各自把所管军人的姓名、籍贯、充军来历和年月审查核对无误，分别编造文册；江南的送南京兵部，江北的送在京兵部。各地都要拿洪武以来的旧册查对，如有差错立即改正，并收存备查，务必核验清楚。除去年代久远、已经完全绝户的以外，将宣德以后逃亡、死亡的数目，每省各抄录一份，由有关部按例通行。各清军御史严格督责所属官员用心清理，不许把此事当作寻常公事而敷衍了事，使奸诈之徒不敢作弊隐瞒。京营官军，等到营建宪宗皇帝山陵完毕之日，请敕令兵部直接具奏，请命本部堂上官一员会同各营总兵官，把现有操练军马逐一查理，先务必使团营足够原额。南京各营官军，请敕令南京内外守备官员会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体清查；仍请禁止管军官员私自占用军士服役，或擅自调拨他们做工等事，以免造成逃亡。清查完毕后，各自另行回奏，并造册送兵部查考。现有军士务必实际操练，精通骑射，养成锐气；一旦征调，使他们能够取得成功。这样，军队就不至于继续耗损，战守也会有所准备。奏疏呈入，得到批示：这本奏疏所说的多切中当前弊病，有关衙门立即办理后奏报。《防边患疏》【弘治元年】马文升。臣谨奏为预先防备边患、保全重要地方之事。臣私下听说，事情贵在及早谋划，祸患应当预先防范。《易经》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来了。”《尚书》说：“在没有发生乱事以前就制定治理措施。”凡事都是如此，边患尤其如此。臣查考甘州、凉州一带，原是古代左贤王的领地。汉武帝耗尽海内财力，劳役数十万军民，才攻取此地，设置酒泉、张掖等郡，以防守匈奴的右臂。因为北面是北方各部族居住之地，南面是吐蕃、戎族活动之地。如果不能把他们分隔开来，让两郡方面势力合在一起，人数不下数十万，中国凭什么抵挡？所以甘凉地方实在是西北的重要地区。汉、唐末年最终都不能守住，赵宋更是完全没有得到。到了我朝，又重新纳入版图，设置都司，屯驻重兵。因此太宗文皇帝深谋远虑，首先命内臣统率总兵镇守那里，边境安定无事。战乱后来发生，正统初年，多尔济巴勒等人作乱数年，靖远伯王骥、定西侯蒋贵才将其平定。到了天顺年间，保喇玛拉噶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将出师，却未能剿灭。后来宁夏副总兵仇廉前去截击，军队经过兰州以北时，轻率而缺乏谋略，被敌人诱骗，数万军马伤亡逃散过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此后敌人进入河套，侵扰陕西，而甘凉地方稍稍安宁。近自成化二十年以来，各处不断遭到抢掠，官军接连失事。先前由于进贡等事项，各卫所已经疲困到了极点，敌人知道我方虚弱，便更加肆意猖獗。况且陕西道路通往甘凉，只有兰州一座浮桥；如果敌人以数千人拒守河桥，粮运无法通行，援兵无法进入，那么不用几年，甘凉之地恐怕难以保全。万一甘凉失守，关中也难保不陷入危险。近日本院接到兵部咨文，甘凉等处镇守总兵等官奏称，敌人入境有时五六十骑，有时一二百人；各城堡官军报告时，不是说追到某处，因路远天晚，恐怕落入贼人计谋而撤兵返回，就是说用箭射死了很多敌人，但都被敌人用钩子拖走了，从未见奏报说挫败敌军锋芒、斩获敌人首级很多。只有陕西靖边卫官军斩获敌人首级三十七颗，而百姓被敌人掳掠的又不知有多少。何况近来甘凉等处缺粮，陕西临洮、巩昌二府的百姓已经多次负责运粮，困苦不堪。近来甘凉巡抚都御史罗明派来奏事舍人石玘，臣等询问他，他说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敌人从凉州直抵陕西兰州一带入境抢掠，四五天后才离去，掠走的牲畜、人口不知有多少。

译如今甘凉总兵等官却奏称，只被敌人抢走夜不收马五匹。而且前述敌人连年抢掠，每次都获得丰厚利益，边将害怕承担罪责，往往只顾隐瞒，实在担心敌人窥知我方边粮不足、兵力缺少。如今只是因为天气炎热，敌人远逃荒僻之地，才暂时觉得无事；只怕到了秋高马肥、弓弩强劲之时，他们纠合其他部落，聚集众人入侵。我方边防没有准备，难免又遭蹂躏。年复一年，敌人会更加得意，而甘凉之地也将大为可忧。考虑祸患、预先防范，不可不加以谋划。请敕令兵部商议：甘凉各城现有马军、步军官军多少？如果敌人聚众侵犯边境，是否有足够兵力调用？如果兵力不足，就预先调遣别处客兵前去截击。即使说从延绥调兵三千，但往来调动、不能长期驻守，就会白白耗费粮草；频繁返回，又徒劳军马；遇到敌人入侵时，缓不济急。应当如何办理才合适？还要令当地总兵等官商议：敌人如果聚众侵犯，应当用什么方略挫败他们初来的锋芒？设置什么奇谋遏制他们深入的势头？敌人如果据守河桥，援兵从哪里进入？粮运从哪里通行？务必早定方略，预先集结人马，使敌人遭受沉重挫败，不敢侵犯我方边地，以解除朝廷西顾之忧，永远断绝边疆遭受抢掠的祸患。把情况明白具奏，务期一定实行。仍请敕令户部查算：甘凉各城现有粮草多少？足够当地军马支用几年？如果调遣客兵，粮草是否会不足？如果不足，应当如何筹措？务必使粮草有数年的储积，不要到了临时发生缺乏的忧患。如果再让腹里地区的百姓运送千里之外的粮食，百姓面有饥色，砍柴采草后还要烧火做饭，军队没有隔夜饱饭，这些都是用兵时所忌讳的。何况陕西百姓的创伤尚未恢复，更不适宜这样做。前面两件事现在就筹划，尚且恐怕已经迟了；如果等到临时才谋划，难免误事。事情中最值得忧虑的，没有超过此事的。所以我皇祖训诫说：“外族与西北边境彼此紧密相邻，历代不断交战，必须选择将领、训练军队，时时谨慎备战，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臣等忝居大臣之职，滥任总理风纪之责，既然有所听闻，事情又关系地方安危，就不敢闭口不言。奏疏呈入，得到批示：“说的是边防大计。”兵部立即筹划办理。《请却赛玛尔堪进狮子疏》【弘治二年】倪岳。臣谨奏，臣看赛玛尔堪所进献的狮子，是外番的野兽，不适合在中国畜养。把它留在宫内，既不是殿廷的美观；放在宫外，也不是军队可以使用的东西。每天喂养的费用，以及所赐银币等物，都是府库的财物和百姓供应的物资。况且狮子的真假也无法辨明。即使是真的，也不免拿他们无用的东西换取我们有用的财物；如果不是真的，岂不是受远方之人的欺骗，给天下留下笑柄？而且这会启发外番窥伺的心思，使他们以为这就是中国所崇尚的东西，实在不是用来发扬圣德光辉、补益太平治理实效的办法。臣私下替朝廷感到可惜。只是因为各番在成化年间先前获利而去，所以这次又接踵而来。如今如果不加处置，这次离去后，下次还会再来；一个地方这样做，各地就会仿效。朝廷以怀柔远人的仁德，固然不计较这点小费，但远番贪得无厌又怎么办呢？臣曾听说，圣明帝王不以远方奇物为宝。所以周武王时西旅进献獒犬，召公便进谏告诫；汉文帝时有人进献千里马，文帝下诏拒绝，史书都记载了这些事，流传为万世美谈。我们的宪宗皇帝在成化初年，也曾下敕谕禁止朝鲜进献白鹊、海青。皇上刚登基时，首先颁布明诏，禁止各处镇守等官以进贡为名骚扰百姓的弊病。随后又释放禽鸟，放走鹰犬，不到十天，全部屏逐无遗。弘治元年四月，因为迤南番人进贡玉石等物，皇上命令退还给他们带回；同年七月，又因云南镇守太监王举想进献宝石等物，严令禁止断绝。这样的善政善教，远近都称颂，认为圣德恭敬俭约，大概与成汤不经营货利相同。由此始终如一，即使尧、舜的圣德，又怎么能超过呢？如今还不到三年，广东镇守、巡抚官员却又要把赛玛尔堪进献的狮子起送赴京。臣仰窥圣心，皇上必定不会接受这种无益之物，以免成为圣德的累赘。只是恐怕有人拿往年事例作借口，容许它到京；这样沿途骚扰必多，赏赐犒劳也必须按照旧例办理。况且当地进贡使臣按例应当在陕西、甘肃验放后起送。如今现有一批哈玛尔丹等十八人已经到京，只因后续使臣尚未到，尚未题请赏赐。他们经过海路，虽有先朝特别批示，只是准许其返回，并未准许从海路入贡。如今如果听任他们从海路前来，那么下次附近本地的番人漂海而来，番商假称从当地派来入贡，既没有勘合，又没有印信，凭什么辨别真假？即使确实是当地派来的使臣，既从陕西来，又从海道来，滥行冒充使者，耗费财物，终究没有尽头。而且还会使他们熟悉海道，开启意外祸患。如今各地水灾旱灾接连发生，百姓穷困，反而使中国疲敝来供养远方番人，耗费有用之物去交换无用之物。臣愚见认为，实在不便。伏望皇上念及百姓财力的艰难，察知番人诡诈冒充的奸计，亲自裁断，阻止其使臣，全部退还所贡之物；仍派一名合适的使者，乘驿马迅速前往，沿途跟随访察，到了当地后会同巡抚或巡按及所属司、府官员，就在当地支用官钱，酌量设宴慰劳；仍按例发给廪给、脚力，送回广东，酌量给予赏赐，以嘉奖答复其诚意。将原来的船只由官府修理，命令他们驾船返回。仍请颁发一道敕令晓谕阿哈玛特王：“你忠诚恭敬的心意，朝廷完全知道。但派人进贡，只应照常例准备适量驼马，从陕西走陆路赴京为宜。狮子、鹦鹉不是常有之物，不必远涉海道前来进献。

译这样，远方各国就会知道明天子的作为，有些事情不是他们所能揣测的；随后更加尊崇贤俊，进一步修明政治，使家家给足、人人丰足，礼乐兴盛施行，边境没有警报，万国宾服。这样，即使四灵全部到来，也不足以增添盛世治理的光彩，何况一头狰狞的异兽，又哪里值得用来衡量明盛之时的轻重呢？”再说，巡抚、巡按等官都受朝廷重托，明知海南各番国只有占城、真腊、暹罗、满剌加、瓜哇等处入贡者有勘合，按例应由广东布政司比对后起送赴京，其余一概不许起送，这是已有的定例。如今赛玛尔堪派来进贡的人，既然已有委官千户孙祥等呈报，各官本应派人晓谕朝廷的事例和诏旨内容，阻止他们返回才是。即使番人性情执拗、不肯依从，也应据理阻留当地，派人星夜驰奏，等候皇帝明令决定进止才可以。如今却立即派人起送，像这样故意违犯，也应当参奏究问。伏请圣上裁决。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请严捕近京盗贼疏》【弘治二年】余子俊。臣私下认为，京师是皇帝居住之所，也是四方万国归向之地，人口聚集，商业繁盛。其中确有一类人不从事正当生业，还有从各处逃来的军士、工匠和囚徒，彼此勾结，三五成群，作奸犯科，人们称他们为“喇虎”。等到家业荡尽，便赌博抹牌、下棋、玩双陆、踢气毬；赢了钱，便任意挥霍；输了钱，又意气消沉，袖手无为，终于饥寒交迫，产生盗窃之心，往往在京师公然抢劫。防患于未然，实在不能拖延。请下敕令给五府、六部、六科，各派有能力的属官共五十五人，其中给事中五人，会同锦衣卫堂上官和巡城监察御史，督率五城兵马司、顺天府所委官员，将城内城外官民逐户查问，不漏一家。若查实有容留赌博、不务正业、来历不明的军士、工匠、囚徒等，允许他们到各官署自首：属于民人的送户部，属于军人的送兵部，属于工匠的送工部，转发原管官司收候；没有籍贯的送五城兵马司监候，事情办完后另行议定。今后再有逃来者，查明是否属于发遣之人；如果确曾犯死罪，后来遇到防恩例而获免，仍送原审衙门按死罪拟处。邻里和窝藏之家，无论这次还是以后容留、隐蔽而不举报的，都与犯人同罪。各官随即编审火夫，除按例本户可优免本身以下二丁，以及只能优免本身者，或官员可优免本身一门外，其余无论大小人家、不论有几丁，全部编为火夫，轮流坐铺，每夜务必召集十五人，合力捕盗，务求捕获。不能捕获的，由巡城御史参奏责罚。邻里不出力救护防守的，立即送问。捕获盗贼时，要审问出窝家；拒不接受编审，或经审编而没有捕获盗贼的，如果确实应当请旨，便据实参奏，其余立即送问。火夫名册，由各官将底稿交给兵马司汇总编造。还请敕令礼部查照旧例，禁约官民，各依本等穿衣、着靴、戴帽等，不许僭越等级、过分奢侈，以充足财用，减少奸盗。其余南北直隶三路的军卫和有司，照旧设置火夫，防守道路，并明令禁约往来人员早出晚宿，以免中了盗贼和奸人的计策。如果遇到盗贼势力强大、不能抵敌，应立即飞马报知京营，派遣把总官员前去捕剿，不得隐瞒。还请颁发圣旨榜文，把上述弭盗事宜详细载入其中，昭示臣民，作为遵守的准则。各官此外如还有见解，什么是导致盗患的弊端，什么是消弭盗患的方法，都令其逐条上奏，以待斟酌施行。臣谨此奏闻。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恤民弭灾疏》【弘治二年】马文升 臣谨此奏闻。据礼部移文，先前司礼监太监韦泰传奉圣旨说：近来京城因雨水成灾，南京又奏报发生大风、雷雨等异常现象。朕应当检点自身、整饬行为，恭敬谨慎地接受上天的警戒。你们文武百官尤其应当各自加强修省，努力谋求报效，不要因循敷衍。各衙门政事如有缺失，应当举行改正的，斟酌妥当后奏来。礼部知道。钦此。礼部恭敬遵行并转达给臣。臣除恭敬遵从圣谕，痛切地加强修省，并将本部应当举行改正的事宜先行逐条奏报外，臣认为：上天把天命授予人君，使其施行政务；人君任命臣下，让他们分掌政务，都是为了百姓。我朝列位圣祖相继治国，都能爱护养育百姓，使他们各得其所，深厚的仁恩惠泽遍及民心。因此一百十多年间，百姓对朝廷的爱戴，和成周时期没有不同。但是人口日益繁多，土地却有限；丰收之年还可以勉强度日，一遇灾荒，便有很多人饿死。何况近年以来差役繁重，摊派没有限度。比如京畿百姓，既有抬柴、砍柴的人夫，每人一年要用银二十一二两，虽曾减去四五两，仍有十六两之多；又有寄养、孳生马匹，京班皂隶、各闸闸夫，以及内府各衙门黄穰苗、撞竿等顶差，不止一项。每个州县一年用银多的三四千两，少的也有一二千两。至于通州雇请接应人夫，各县一年协助供应，也要用银数万余两，税粮和马草还不计算在内。过去全靠多余土地来补助，近来却被皇亲、功臣和权势之家全部侵占，百姓的困苦实在不忍说，悲叹怨恨的声音充满道路，造成灾害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不只是京畿百姓如此，天下百姓都一样。又如南京内官监，成化年间上奏，直接令南京工部摊派给南方各布政司银硃、土硃、生漆、铁线、肥皂各五万斤，共计要用价银二十余万两；其他采买更是数不胜数。百姓困苦，财力耗尽，确实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幸好皇上继承皇位以来，广布德惠，崇尚节俭、爱护百姓，凡是无益之事，全都革除停止。然而仍有灾异，这是上天仁爱之心，借此显示警戒，正是希望皇上仰体祖宗之心，安养百姓，节省财用，培植国家，使皇帝的基业永远巩固。天下百姓固然都应当爱护，京畿百姓尤其应当深切爱护。

译如今顺天等八府的百姓既承担前述徭役，又遭受水灾，加上秋收已经无望，现在已经有缺粮而流徙的人。冬末春初，必须赈济。如果徭役不减，仍照旧征收，那么用于救济的不到十分之二三，而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却有十分之八九。对内饥寒切身，每天没有供给；对外严刑峻法，每天遭受鞭打。刚救济便催逼征收，想让百姓不逃亡、不饿死，怎么可能呢？其中追赔马匹、抬柴夫役一项，兵部、工部已经复奏，暂且停止追征；除此之外，摊派的徭役还很多。如果不全面查勘，大力减免，不但会使百姓逃亡饿死，恐怕还会造成意外祸患。自古人君要挽回天意、消弭灾变，必先爱护百姓、节省财用。伏望皇上效法成汤惠及困穷百姓的做法，思念周文王惠恤鳏寡的仁政，请敕令户部迅速行文给巡抚直隶都御史，转行顺天等八府：除粮草外，各府将当前所有买办、岁办以及各项徭役，逐项列明共有多少项、每项用银多少两、总共用银多少两，立即具奏。等奏报到达后，由该部会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从长计议，分别确定哪些应当暂时停止或免除，哪些应当酌量裁减。其中确实属于内府急切关用之物的，由该部支给官钱采买供应。还要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以及南直隶应天等府，今后每年年终，将奉到两京各部勘合、摊派所属的一切买办物料和岁办物品，详细列明件数及所需价银数目，具奏上报。仍照前面会同官员议定的办法，应裁减的奏请裁减，应停止的停止，永远作为定例。内外各司衙门如敢故意违背，擅自含糊具奏、增加项目，允许科道官据实弹劾查办。还请敕令户部预先筹划赈济受灾州县饥民的钱粮，以备临时使用，并将应当免除的粮草迅速裁定蠲免。这样百姓的困苦或可稍稍缓解，天意可以挽回，灾异可以消弭，祖宗的宏大基业也可以亿万年永远保持而不衰替。臣忝居大臣，与国家同休戚，看见这样的灾异，按道义本应进言，不敢保持沉默。奏疏呈入，皇帝批示说：“户部知道。” 《正罚俸疏》【弘治二年】马文升 臣恭敬地看到《大明律》有一条规定：凡祭祀以及谒见园陵时，如果朝会行礼发生差错或失仪，罚俸钱半个月。钦此。臣又恭敬地看到《大明令》有一条规定：凡民官的月俸钱米兼给，罚俸时只罚俸钱；军官的月俸有钱有米，遇到罚俸，应和民官一样折算，追罚俸钱。钦此。这是圣祖制定的法律，大概是因为文武官员有小过轻罪时，不立即加罪，只罚俸禄，而且只罚俸钱，仍保留俸米，使他们能够养活妻子儿女，不至于失去生活所依，情理和法律都得到照顾。圣祖仁爱优恤臣下的心意，即使古代帝王也无法超过。但《大明令》颁行已久，未曾重新申明。近年以来，文武官员无论罪责大小，承蒙朝廷宽容，有罚俸一月、二月的，也有四月、五月的；户部却下令把月俸中的钱米一概停止发给。何况近来因水旱灾害，仓粮减少，如今各官月俸只发本色米三成，折色钱钞七成；如果钱米不分，一概不予发放，妻子儿女便无从养活，难免饿哭。大官还可以勉强支撑，小官靠什么度日？这实在不符合圣朝颁禄养廉、使官员富足而后能尽职的本意。恭敬地想，皇上继位以来，凡事效法祖宗，一切旧有章制都予以施行，天下臣民无不庆幸。请敕令户部遵照《大明令》所载的规定，通行京城各大小衙门：今后凡奉钦依罚俸的，只按数额停止发放月俸中的折色银钞，仍保留本色米以供养妻子儿女。这样祖宗旧章便能彰明，受罚俸的官员也会感受到皇上的恩泽。臣忝任大臣，事情关系国家体制，应该进言，不敢沉默。奏疏呈入，皇帝批示：“是。” 《进盐场图册疏》【弘治二年】彭韶 臣听说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把耕种收获的艰难放在心上的；忠臣贤士，也没有不把陈述民间事务放在首位的。因此，有人亲自书写《豳风·无逸》进呈，有人绘制农桑耕织图进呈，甚至还有人献上《流民图》。总而言之，哪里能够完全描绘民间各种各样的艰难情状？但在深宫之中，即使只是稍稍看见而触动内心，也不至于把百姓视为草芥而任意取用。然而百姓之中，灶户尤其困苦。可惜古今从来没有为他们作图吟咏，士大夫尚且很少了解，何况身居上位的人呢？臣近来巡视盐场，才开始了解其中大概，谨为陛下陈述。海盐煎熬完全依靠人力，灶户中富裕的人家，男丁多、劳力强，凭借山海自然资源的利益，没有门户不足的忧虑，确实和乐土上的百姓一样。贫穷单薄的人家，虽然有分得的盐业，但盐场滩地空旷荒凉，粮食不足，安身之处也没有，不免预先向别人借贷。凡是煎盐课额以外的余利，全都拿去偿还债主，自身的贫困反而有增无减，所以他们的艰苦难以说尽。几根椽子搭成的小屋，不能遮蔽风雨；糙米粗饭，也不能吃饱，这是居住饮食的苦处。山地滩场辽阔，别人偷取、牲畜践踏，想守护却没有人手，不守护又没有收入，这是储备柴薪的苦处。晒盐、淋卤时，全家都要登场劳作，刮泥、汲取海水，中午汗流如雨；即使到了严寒刺骨的时候，也必须这样做，这是淋卤的苦处。煎煮时，火烧烟熏、热气蒸腾，头发蓬乱、满面污垢，不像人的样子；即使酷暑如汤，也不能离开，这是煎办的苦处。不分寒暑，不论阴晴，天天有课额，月月有期限；前一次还未完成，后一次又来了，这是征收盐课的苦处。客商来到盐场，咆哮如虎；既没有现盐，又没有东西抵价，便百般逼迫侮辱，全家忧惧不安，这是赔补盐额的苦处。再加上疾病、死亡、丧葬等事情，更是无法忍受。逃亡到别处，身家人口四处飘零；恢复盐业回来，家产又已荡尽，实在是走也困难、留也困难，无法安生。孟轲说“穷困的百姓没有归宿”，这些人正是如此。对于他们，应当特别加以怜悯体恤，遇到事情宽待救济。虽然不能立即使他们完全如愿，但也足以表示朝廷记挂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心意；他们将会有所感动，仰面安慰，即使困苦到了极点，也不再怨恨。臣如今把盐场的景象和实情大略分为八节，每节各绘一图，每图各配诗文，装订成册，进呈皇上。恳请陛下在万机之暇，俯赐阅览，也许能每日看到贫苦灶户的情状，这是臣最为荣幸和祈愿的事。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译《御选明臣奏议》卷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七 《论内外不可异法奏》【弘治三年】王恕 臣私下听说古人有言：国家没有赏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臣又听说赏罚不当，和没有赏罚相同；这样凭什么劝善惩恶，使天下人心服？天下人心不服，万事便会瓦解，即使有智者，也无法收拾后果。诸葛武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告诫后主说过：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体，升迁、惩罚、褒贬，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人作奸犯科，或者尽忠行善，应当交给有关官司论定刑罚和赏赐，以彰明陛下公正清明的治理，不应偏私，使内外法令不同。这番话，实在是公行天下的格言，是使人心服的要道。虽然是告诫后主，实际上也是告诫后世所有人君。臣恭敬地看到，前些日子处理南京御史姜绾等人的圣旨，似乎与武侯的话不同，令天下人十分惊骇，实在担心天下听闻后会说当今圣明之时内外使用不同法律，难道不是有损陛下公正清明的治理吗？臣实在不忍心，因此冒死进言。况且姜绾等人与太监蒋琮互相揭发奏报，彼此都有虚假和真实之处。姜绾等人既然被降职调任，侍郎黄孔昭等受其牵连，也各自罚俸三个月，怎么可以唯独宽宥蒋琮的罪过而不加处置呢？为了这样一个人，竟废弃天下的公论，破坏国家的政体，难道是陛下的本心吗？只是还没有想到罢了。臣承蒙圣恩，在退职之后重新起用，又加授一品职衔，并不只是为了使臣享受富贵，而是希望臣早晚进献劝诫，匡正辅佐，实现最好的治理。臣明知这件事不妥却不说，就是不忠。倘若有一天陛下自己察觉不对，难道不会以不忠责备臣吗？即使陛下始终没有觉悟，臣又怎能忍心坐视？从前子思对卫侯说：君王的国事将会一天比一天坏。君王说话自以为正确，卿大夫没有人敢纠正他的错误；卿大夫说话自以为正确，士人和百姓没有人敢纠正他们的错误。君臣都自以为贤能，而下面的人又同声称赞他们贤能；称赞他们就能顺从而得福，纠正他们就会违逆而得祸。这样一来，善政从哪里产生？由此说来，君主不能不听取言论，臣下不能不进言。臣伏愿陛下收回前次圣旨，另行裁处，务必符合公论，使双方心服，天下无从非议。这样就会看到盛大的德行和功业与天地同样长久。奏疏呈入，皇帝批示：“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随后又有《论内外不可异法奏》【弘治三年】王恕。臣昨天恭敬地看到处理太监蒋琮及南京御史姜绾等人的圣旨，冒死上言，希望陛下收回前次圣旨，另行裁处，以彰明公道，使人心服，也免得天下后世议论内外使用不同法律。这是臣一心为国，并非敢徇私情、妄加言说以迷惑圣听，自取诛杀之罪。臣恭敬地接到圣旨，认为事情已经处理完毕。臣认为，此事虽小，关系到治理体制却很重大；假如处理得不恰当，即使再次改动也不算过分，总要做到恰当才停止。若说既然已经处理便不能更改，那么古人所说的“从谏如流”，所听从的难道都是尚未处理的事情吗？汉文帝想加重犯跸之罪，张释之说应当罚金；汉文帝想诛灭盗窃高祖庙器物者的全族，张释之说应当处弃市。文帝虽然发怒，最终还是听从了他的意见，并没有因为不合自己的心意就不听。伏愿陛下显示如日月般的明察，察纳草野小民的言论，扩大如天地般的气量，赦免臣狂妄浅陋之罪。请将前事重新加以考订，另作处置，使内外不分彼此而人心归服；这样既不损害治理体制，朝廷也会更加尊严。奏疏呈入，皇帝批示：“朕认为蒋琮担任守备，不宜轻易调动，为什么又这样来说？” 不准许。以后不许再上奏扰烦，此事该衙门知道。《恤民弭灾再奏疏》【弘治三年】马文升。臣听说，上天把天命授予人君，使其居于大宝之位，享受天下的奉养，都是为了百姓。人君选拔贤能、任用有才之人，把他们分置于各个官位，也都是为了百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百姓的拥护或背离，天命的离去或存留，宗庙社稷的安危，都系于此。所以皋陶告诫舜说：“关键在于安定百姓。”孟子称美周文王说：“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来对待。”《易》说：“用制度来节制。”孔子说：“节省费用而爱护人民。”奢侈用度就会损伤财力，损伤财力必然会伤害百姓。因此爱护百姓，必先从节省用度开始。臣仰想到皇上聪明睿智、文武圣神，对于帝王相传的治心之法，已经深有所得；对于帝王实现治理的要领，也已经实际施行并见成效。然而近年以来，各地水灾、旱灾、虫灾、蝗灾不断，白昼昏暗，地震发生，这些都是重大的灾变，并不是皇上仁爱百姓之心有所未至。大概是上天存有仁爱，显示这些灾异，是希望皇上加强自身修养和行为，戒慎恐惧，节俭爱民，以光大祖宗无比宏大的基业，使之亿万年永不衰替。皇上也应当仰答天意，思念继承祖宗事业，勤俭而爱护百姓。臣谨就百姓的困苦陈述一二：比如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各府州县，每年应当备办马二万匹，每匹马用银十五两，共需银三十万两。惜薪司砍柴、抬柴等项人夫，一年共用银三十万两；京班皂隶六千七百余名，所需柴薪价银八万余两，合计共需银六十八万两。至于各王府、郡王、将军、郡主、郡君等，活着时营造府第，死后修理坟园并举行祭祀等，又需银数万两。采买、采办秋夏税粮以及水马驿站等，又需银数百万两。况且天下生产财物的能力有限，财物不是在官府手中，就是在百姓手中；用有限的财物应付无穷无尽的征取，年年如此，想使百姓不困苦、财力不枯竭，怎么可能呢？百姓财力已经耗尽，一遇水旱灾害，便流离死亡，饿死者遍布道路，实在不忍说。再加上官吏贪婪残酷，只知道紧迫催征赋税，小民困苦却无处申诉，悲叹怨恨的声音直达上天，灾异的招致，实在是由于这些。何况近来内府各衙门摊派各种物料、供应牲口等，比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增加了三四成。该部按数额派发下去，有司征收时急迫如星火。北方百姓没有别的恒产，只靠种田；既要缴纳粮草，又要备办料物。收成刚刚完成征收，十户中便有九户空乏，哭饿喊寒的人到处都是。

译如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以及南直隶扬州等府都遭受旱灾，又多有蝗虫、蝗蝻发生；再加上官府追征历年拖欠的钱粮和买办等项，小民已经把田产全部变卖，实在无计可施，逃亡的人很多。倘若明年春天青黄不接，而各地仓廪又空虚，没有东西赈济，势必发展到人相互吞食，意外祸患也会随之发生。因此赈救储备不可不预先准备。伏望皇上上思上天的眷顾和宗祖的托付，下念小民的艰难，凡是各项用度务必力行节俭，无益的费用酌量减省。敕令内府各衙门，今后凡派出应当营造所用的物料，务必会同该部计算各库是否有货、应需多少，之后才奏请施行；由该部斟酌各司、府所在地有无灾伤，分派下去，按数缴纳，不许像从前那样多派后一概具奏。若有故意违背，虽奉有钦依，该部也要据实复奏，减去所派数额，不许仍照原奏分派以困累百姓。还请敕令该部，将上述确实遭灾地方拖欠的粮钱以及买办、采办等项物料暂且停止征办；确属内府紧急关用之物，允许借支官银采买应用。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和皂隶，若属补助俸粮不足、难以停止的，也暂时从江南各王府中抽派较少的一部分，以及南京各衙门皂隶应派数额的十分之三，不必让人前来，只按例总解柴薪价值。自弘治四年开始，等到丰收之年，再照旧分派给原来佥派的地方。灾情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方，户部仍应预先派官前往，安排赈济钱粮；若等到临时才去，人民已经逃亡，就来不及办事。对于追征亏欠、倒失马匹等原应补足的备用数额，也暂时免于追补；灾情严重的地方暂减三成，明年收成后仍照原数补解。还请敕令各有关巡抚、都御史，对所属州县的一切科差，应当停止的自行斟酌停止，应当具奏裁定的明确具奏；凡是能够缓解百姓困苦的，听凭其便宜处置。所属官吏中确有放纵贪酷、成为百姓祸害的，就地罢黜；勤于抚恤教养、深得民心的，酌情加以表彰。又督令布政司、按察司负责分巡、分管的官员，务必按照都察院奏准的事例，长期在各自管辖地区禁革奸弊，访察民间隐情，筹划仓粮，抚恤流移百姓。凡是不急迫的事务，不许擅自兴造；一切公文所涉债负，不许擅自逼迫追缴；不许擅自役使一个民夫，不许擅自摊派一丝一毫；大小词讼，不许滥行受理，以致把百姓监禁。分巡、分管官员如果敢故意违背事例，不按时回司，拖延停留、坐视百姓受害，允许巡按御史据实参奏查办。还要行文京城各大小衙门官员，都应当崇尚节俭，不许过分奢侈。这样百姓的困苦或可稍稍缓解，天意可以挽回，灾异可以消弭。伏望皇上俯赐施行，天下幸甚，百姓幸甚。奏疏呈上，皇帝批示：“交该衙门看过后再来说。” 《清理刑狱疏》【弘治四年】马文升。臣恭敬地看到，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奉宣宗皇帝敕谕，其中说：圣人制定刑罚，是为了彰明上天的讨伐，辅助治理教化；刑罚适当，天道就和平，人心就喜悦服从，国家和天下都受到福佑；否则便会损伤和气，灾祸纷纷出现。因此古代帝王必定慎重选择掌管刑罚的官员。我国家考察古代治道，建立三法司；自祖宗以来慎重人命，务求恤刑。钦此。臣又读《大明律》关于保辜期限的一条：用手足或其他物件殴打伤人的，期限为二十日；用刀以及汤火伤人的，期限为三十日；折断、跌伤肢体，或打破骨头、堕胎的，不论用手足还是其他物件，一律期限五十日。臣反复诵读，不能没有疑问。斗殴造成伤害既然设立保辜期限，那么期限以外因伤死亡，应当依照本条办理。如今律文说，期限内因伤死亡的，按斗殴杀人论处，记载已经很明确；至于期限以外，或者虽在期限以内但伤势已经平复，官司文案明确记载，是因其他缘故死亡的，又各依原来殴伤的法律办理，记载也很清楚。如今审理刑狱的衙门不知根据什么见解，遇到有人被殴伤、在保辜期限外死亡的，不分原伤是否已经平复，一概依殴杀条款定为绞罪，恐怕不是律文的本意。若说期限外因伤死亡不应偿命，那么死者又有什么罪过？如果真像这样，那么保辜期限一条就可以删去了，何必还要保辜？况且本条又说，折伤以上在期限内医治平复的，各减二等；期限内虽已平复但成为残废、笃疾，或期限届满仍未平复的，各依律全文定罪。臣私下详察，设立期限的本意，只是以期限届满为界限。伤势尚未平复时，只要保辜期限一日未满，即使是笞杖轻刑，也不敢立即决断，因为担心被伤者死亡，必须令犯人偿命，届时杖刑便不足以赎罪；保辜期限已经届满而伤势尚未平复，即使是徒流重刑，也可立即判决并发遣，而且期限届满仍未平复，殴伤必定严重，有死亡的可能。若本应偿命，难道会只按殴伤全科其罪吗？假如殴人至成笃疾，应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将犯人一半财产判付笃疾者养赡；假设被殴者期限届满仍未平复，既已将犯人判处流罪，又判付其财产，后来被殴者又因伤死亡，再判处死罪，那么不但立法没有边界，先前已判流刑、判付财产又该如何处理？如今笞、杖、徒、流都依这一条判处，唯独期限外死亡不依此条，这是多么不考察律意而矛盾至极啊！再看堕胎条的注释说：“堕胎，是指保辜期限内胎儿死亡，于是定其罪；即使是因殴打所致也是如此。但期限外胎儿死亡，各依原来殴伤的法律办理，不以堕胎罪论处。” 由此推论，期限外因伤死亡不应判处死罪，这是明白的。臣谨按，太祖高皇帝制定法律时，多次诏令大臣修改新律，修改到五六次仍不厌倦，都是为了使百姓能够活下去。后来又敕令刑部尚书刘惟谦重新考订各种法律，使其合乎中正；每一篇编成后，便抄成书册，进呈并张挂在西廊墙上，亲自挥笔裁定。即使是笞、杖、徒等轻刑，也都把罪名一一明确写出。如果期限外因伤死亡依法应处死，就必定会明确规定罪名，为什么又说各依原来殴伤的法律办理呢？从前待制马宗元的父亲马麟殴人致死，虽然已经超过保辜期限四刻，仍未被判死罪，大概是因为刑罚重在谨慎怜恤，法律并不以时间远近为唯一依据。我朝祖宗立法的初衷，正在于此。所以《名例律》说：“凡称日的，以一百刻计算。”又说：“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的人，犯谋反、逆叛、杀人等应死之罪，应当议拟后奏闻，由皇上裁决；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虽有死罪，也不加刑。”五刑条款中，没有比谋反、逆叛、杀人更重的，怜悯老幼尚且不加刑，何况斗殴不过是一时愤怒，彼此争斗，起初并没有杀人之意，与谋杀、故杀不同，所以特别设立保辜期限。

译如果期限外因伤死亡一概判处绞罪，就和期限内因伤死亡的罪名没有区别了，难道符合祖宗谨慎怜恤的本意吗？伏请皇上亲自裁决，或者敕令都察院覆议奏请，通行内外审理刑狱的衙门。今后审拟斗殴者在保辜期限外因伤死亡的罪名，是否可以按照保辜期限条中已经载明的拟罪办理，不再仍依《斗殴杀人律》科断？务求最为恰当，永远作为定规。不要因为施行已久就说难以更改。这样或许既符合谨慎怜恤、合乎情理，也能使人心服，并使保辜期限这一条不至于形同虚设。查得先前本院曾奏请讲明律意、重视民命。近年以来，两京法司官员，有的是进士初次授职为寺正、寺副、主事、评事，有的是由知州、行人升任员外郎、郎中；御史也多由知县升任。他们到任后未经审理刑狱，就直接断狱或办理公差，所以对律条大多不熟读，律意也没有讲明。所审囚犯不过是把人移交相应律条，勉强发落；笞、杖、徒、流即使有所冤枉，为害还不算大。至于人命一旦发生冤屈，关系就非同小可；有的把尚未预谋、共同策划的强盗窝主，官吏因公殴打人致死的案件…… 本来没有挟带私怨，却在审勘后都拟判斩罪；本来属于故杀，却拟作斗殴杀人、判处绞罪；其他把是非颠倒、把重罪作轻罪。既然法司尚且如此，那么其余府、州、县、卫、所中，被冤枉压抑而死的囚犯，不知又有多少。这都是原审官员没有讲习律学、没有明白律意造成的。请敕令两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属官员，天下都司、布政司督令按察司理问官以及浙江等按察司官、各府推官，都要熟读讲解《大明律》条文，深入明白其中意义，不许像从前那样忽略搁置、不加讲解。审问囚犯时，讯问审理务求查得真实情况，之后才能取供；议定罪名时尤其必须依据实情拟定，不许轻易造成死罪，以免形成冤抑狱案后难以辨明等情，具题后奉圣旨说“钦此”，已经通行各处敬谨遵守。现在评事鲁永清上奏说：先前臣会同刑部尚书何大理寺卿冯等计议，臣私下认为，法律条文的设置起源于古代，我朝斟酌制定，最为适中。况且彼此斗殴，如果在身体虚弱、要害致命处受伤而当即死亡，法律已有明确条文，本来不必再议；其余造成的伤势有轻有重，所以保辜期限有远有近。所谓保辜，就是殴打他人造成伤害，保全对犯人的罪责，并责令其医治被伤的人，唯恐伤者死亡，使双方都能保全性命。律文说，期限内凡是因伤死亡的，以斗殴杀人论，律条已经很明确，本来没有别的议论。又说，期限外，以及虽在期限内但伤势已经平复，官司文卷明确记载是因其他缘故死亡的，各依原来殴伤的法律办理。这些规定，是根据事情后来发生变化、情形与原先不同而设；意思是如果伤势在期限内已经平复，不是因殴伤而是因其他疾病死亡，只按殴伤本罪拟处，不按殴杀条款定罪。既然说因其他缘故死亡依原伤法律办理，那么期限外因伤死亡虽未明说按斗殴杀人论处，其含义也十分明确；否则，折伤以上又为什么另有规定？又说保辜期限届满仍未平复的，依律全文科断；折断、跌伤他人肢体致成残废、笃疾，尚且流三千里，还要将犯人一半财产判付受伤的笃疾者养赡。如果因殴打他人头部受伤，风邪从头部创口侵入，到了期限外死亡，既不判死罪，又不判付财产，只拟作殴伤流罪，那么对死者反而较轻，对生者反而较重；不但死者在地下含冤，他的孝子慈孙在世时也会抱恨。再考察《祥刑要览》记载，待制马宗元的父亲马麟因殴人被拘押，守候保辜期限时受伤者死亡，将要依法抵罪。马宗元推算殴打发生在期限外四刻，便到郡中申诉，于是得到宽免。其父后来死亡，大概是因为唐律文字说：“保辜期限内死亡，依杀人论；期限外死亡，依原来殴伤的法律办理，不论是否另有其他缘故。”这句话的字样在我朝《大明律》保辜条中，文意已经不同了。但人们大多不肯讲明，往往引用马宗元的事来说明，因而产生疑惑。况且人命极其重大，律文的意思是，期限外因伤死亡，仍拟作斗殴杀人、判绞罪。自开国以来到现在已经超过一百年，如果对此有所疑问，前人难道没有具奏吗？今后凡斗殴伤人，如前面所说折断他人肢体、毁伤他人阴部、打破他人骨头、堕胎、致人失语等伤害，官司责令保辜；在期限内不能平复，拖延到期限外死亡，情节真实、事实确凿的，仍拟作斗殴杀人、判绞罪，由原审衙门临时备明缘由，奏请皇帝裁定。对于保辜期限内伤势已经平复，官司文案记载明确，后来因其他缘故死亡的，务必推究真实情况，尽力辨明，不许拘泥于期限，害怕原告刁蛮泼悍，便将被告一概拟判死罪，造成冤屈，损伤和气。这样既不违背律意，也不会滥施刑罚，事情可以归于统一，法司也就有依据了。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谏宁府用琉璃瓦疏》【弘治五年】林俊 臣私下看到，宁王殿下多次请求琉璃瓦，承蒙皇上特地下谕，允许从引钱中支取二万两银子予以置换，由此可见陛下圣明仁厚广大、敦睦叙录九族的盛大心意。然而看镇守、巡抚等官员议论奏报，都想等到丰年再决定，这是委婉地说不应当给予。工部复奏说，规制虽然相合，事情实际上可以停止，又担心加重地方负担，使各府形成先例，这是正面说不应当给予。等到宁王再次上奏，工部又坚持奏请，这是明确说绝对不应当给予。陛下起初同意工部的议论，这是明白表示不应当给予；后来只同意其中一半，是委婉表示不想全给。士大夫以及老成壮年之人都认为宁府这样做是多此一举，可见朝廷内外人心都认为不应当给予。宁王读书明礼，聪明明察、通晓事理，绝不会为了这件事损害自己的贤名，只是偶然没有想到罢了。事情有可以做的，有不可以做的；有可以停止的，有不可以停止的。江西公私财力都已枯竭，百姓日益困苦，盗贼还没有平息，现在是什么时候啊？或许有人认为引钱与百姓无关，却不知道积存的引钱只有二万七千余两；加上府中宫殿受到蚁虫蛀蚀，殿下眼下又迁居东寝，万一发生惊险，修缮营造费用约需三万余两，这是不能停止的事。淮府营造坟墓，顺昌王、崇安王、镇国将军营建府第，已经支用五千三百余两，后来尚未计算在内，这也是不能停止的事。

译现存的儒学、文庙倾塌破败，问其缘故，都说是科举条例严苛，主管官司有所顾忌，不敢修缮所致；这是不可以停止的事。各地预备仓储存的粮食很少，问其缘故，都说罚赎所得要解送有关部门，主管官司没有财力来源；这是不可以停止的事。官军俸禄和粮饷还要通融削减，每年支出的粮食尚且少了四万四千多石；这是不可以停止的事。臣曾见楚府宫殿焚毁，久久没有重建；荆府多有破败渗漏；淮府同在江西，墙垣倾塌、柱子腐朽，东边支撑西边，瓦片和断椽脱落大半，俨然成了废墟。即使是百姓居住这样的地方也不能忍受，唯独宁府完整美好、坚固精致，金碧辉煌。凡是按义理不应停止、又有条件办理的事，即使从内帑中拨出钱财来做，也不过分；既然有些事可以停止，又没有条件办理，又何必做这些事呢？古代用未经加工的椽木，不加修剪的茅草盖屋，以土筑台称颂尧，以宫室低矮称颂禹；以穿儒服称颂河间王，以喜好善行称颂东平王；湘州的约束节俭、镇西将军的轻视钱财，圣帝明王用来发扬盛德美誉、留美名给后世的道理，根本也就在这里。宁府迁封之初，亲近程度达到了至亲，尚且没有采用琉璃重造的规制；国家已经十分富有，也仍不用琉璃，难道也是仰慕使用朴素椽木、茅茨的盛美规范，崇尚古制、尊重质朴，以此向后世示范并留下法则吗？如今已经历经百年，传了好几代，忽然无缘无故地仓促改动它，孝子顺孙用来顺从祖先、考察祖德的道理，本来就不应如此。前人做错的事，后人尚且忌讳；前人做得好的事，后人怎么忍心改掉呢？一改，就把它们全都抹去了。抹去这些，不是孝子；抹去这些，不是顺孙。难道贤王肯这样做吗？这就是臣所说的贤王只是偶然没有想到罢了。何况人的性情习惯难以安静、容易躁动，难以节俭、容易奢侈。即使谨慎约束尚且担心失控，若再放纵它，哪里会不流于奢靡呢？贤王年纪正盛，德业才刚开始，应该在身心修养上另有专心致力的事务，却拘泥于寻常旧例，在表面文饰之间毁掉前人的法则，臣不知道这样做有什么可取。臣多次侍奉贤王，听他的言论，多是以古人为师法；又承蒙他错误地给予礼遇和宠爱，唯独到了臣这里，臣深深感到责任重大。如果对贤王没有益处，臣甘愿死罪，死罪。臣往年上疏论述府第制度，曾说既然不用琉璃，就不应以使用琉璃来谄媚美化宁府先王。如今王上将要这样做，臣这个小人先前赞同而现在又违忤；君子能够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臣想要爱护贤王的德行、成就他的义名，保全贤王的贤德声名；不愿进献谄媚之言、顺从错误规制，而损害至孝。孟轲说：“齐国人没有谁像我这样敬重齐王。”臣是拘泥经书、不懂通权达变的儒生，只知道报答君王之道应当如此，竭尽忠诚、尽我的愚见来侍奉陛下，也应当如此。宁王若能静心思考、彻底醒悟，一定会对臣的话有所创获。伏望圣明笃厚地对待亲王，亲自裁断大义，垂示善道，使贤王的德行如纯璧般无瑕，声名如完整的瓯器般无缺，不要涉及吴王获赐几杖、叔段索求京地等先例；使是非正大分明，恩惠不掩盖义理，成为世世代代称颂的美事。臣感到万分庆幸，也不胜惶恐，恭候获罪。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请整顿纪纲疏【弘治五年】蔡清 臣恭敬地看到，近日出现彗星这种异常现象。天道高远，它究竟因人间什么事情而出现，本来不能肯定知道。然而以眼前的事情推测，或许是外敌的势力正在壮大，而我们用来抵御它的办法没有一项可以依靠。上天的意思难道是为了此事吗？臣认为这只是病症，不是病根。几十年来，上下都贪图安逸、忽视危险，纪纲一天天废弛。纪纲一天天废弛，士大夫的风气就一天天败坏；士风败坏，百姓的财力就一天天困竭；民力困竭，国势就危险了。年复一年，就像种子埋在地下，萌发自有期限。即使没有边境战事的警报，也将会有境内的忧患。所以今天的急务，在于整顿朝廷纪纲，其次才在于边境。纪纲振作，朝廷端正，疆场自然稳固，荒远地区自然归服。什么叫纪纲没有振作？臣姑且以耳闻目睹的事情来说。前一年，皇上命令群臣陈述时政得失，于是两京科道官请求将皇上得到的李广受朝士贿赂的账册逐一查核，按罪黜免惩罚，这也是皇上修身反省中的大事。然而中外臣僚徇私自顾，曲意互相掩饰，竟使他们全都安然无恙。即使以涉案人数众多为疑，也应当先罢黜其中罪恶最重的。为什么明明指出某人是奸臣之首、某人是佞臣之魁，他们却仍安然处在朝廷之上？因应天变而被贬逐的，只有言事御史胡献一人罢了。既然皇上亲眼见到并且痛恨的事情，臣下尚且能够这样巧计掩饰，何况其他可以用浮泛言辞、虚妄议论，在远离君门万里之外蒙蔽皇上的事情呢？纪纲废弛到了这种地步，士大夫的风俗怎么会不败坏呢？所以一处有了动摇，万处都会跟随；既然认为罪过都可以设法免除，又何必战战兢兢地害怕刑罚？既然认为功劳都可以凭权势取得，又何必勤勉做事？只要能使自己获利，即使百姓尸体填满沟壑，也来不及顾恤；只要能使家族获利，即使关系朝廷大事，也无暇顾及。士风如此，民力困竭的情况，还忍心说吗？如今贫苦百姓连立锥之地都没有，而宦官及其仆役的住宅可以同公侯相比，金银动辄以万计，这些全都是万民膏血聚集而成的。朝廷从百姓那里一丝一毫地搜取钱财，作为供给士卒马匹的费用，却多半充实在庸将之家，转运到权贵宠幸的门下。于是军队羸弱，不能保卫百姓；敌骑一到，边境百姓的身家便荡然一空。臣担心，如今国内的虚实，外敌也应当已经知道大半了。大概士风败坏，人才就缺乏；民力困竭，兵力就薄弱；如今天下的大势处处都是这样。

译所以说防备抵御的工具没有一件可以依靠，难道还能不及时补救吗？难道不正应当趁这个时候振兴我们的纪纲来救治它吗？贤能的人一定要任用，不肖的人一定要罢黜；有功一定奖赏，有罪一定惩罚，这是整顿纪纲的大要，也是朝廷之所以成为朝廷的根本。如今堂堂天朝，疆域一万多里，尊贵无二上，兵粮充足，绰绰有余；只要纪纲在朝廷振作起来，国家形势早晚就会强盛。否则，土地广大也不足以依靠，长久安逸反而更加危险。周世宗在高平之战中，只是按律诛杀了败将何晖、樊爱能等人，军队的气势就在顷刻之间显著改变。此后百战百胜，大都势如破竹；可见纪纲是国家的命脉，如同贯通四肢百骸，极其重要而不可轻视，这一点很清楚。至于纪纲的根本，又在于君主的一心。所以内心端正之后，事情才可以治理；道理明白之后，内心才可以端正；讲求学问之后，道理才可以明白。学习必须是正学，不要流于文艺末节，然后才能有明理的功效。这些要旨不超出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所说的范围。这部书，正是圣学的纲领。君主不但应在经筵日讲时学习，凡是在深宫闲居之时、吃一顿饭或仓促片刻之间，也都应时时诵读体会，丝毫不要忘记，务必使书中言语浸润融合于内心，并且时时在处理事务时反复表现出来，这样才算真正有所收获；如此，天下的事情都可以不必多费言辞了。否则，怎么能够对每件事都争论、对每天的事务都纠正呢？这虽然是书生的寻常议论，其实是不可改变的至理。大概不必担心外患不能消除，而应担心朝廷治理不好；不必担心万事不能处理，而应担心君心不明。如今兵备废弛，边境尤其严重，最应急速救治。朝廷养兵本来是为了制服敌人，如今军队却多被征调到权贵显要门下服役；朝廷供给钱财本来是为了养兵，如今却多落入权贵显要手中。军队在未交战前就气势不振，在交战之时威令不能施行，在交战之后功罪不能分明。我们的虚实早已被敌人窥知，敌人故意制造的虚张声势反而足以使我们畏惧。如今想要救治这种局面，粮饷和赏赐应当派朝廷官员直接颁发，不必全部经由将领转达；军队被私自役使的情况，应专门委派官员访查。平时没有战事，就应蓄养军队的才力；不是亲自在刀箭之中取得战功的人，不得冒领功劳，应当按照兵部考报、试验合格者才派遣。凡是在军旗下导致战事失败的人，不得逃避罪责，应委派正直官员记录功过并加以查核。然而关键在于将帅的人品不同寻常；人品高尚，便不必设置过多防察，以妨碍他们行使权力。关键还在于朝廷纪纲振作。一旦整顿纪纲，纪纲振作起来，那么从将帅以下都会听命效力。从前侬智高屡次击败官军，任用狄青为总帅后，南方就在十个月之内平定。唐宪宗征讨淮西，不用宦官监军，而任用裴度亲临督战，一举便把事情平定了。可见还是同样的将领、同样的士卒、同样的器械和粮饷，关键只在于使用他们的方法如何。这虽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却也似乎是挽救时局的当务之急。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答复张九功匡正祀典疏议【弘治六年】倪岳 臣等谨慎考察古代制度：天子祭祀天地、宗庙、社稷，祭祀天下著名的山川，祭祀五祀。凡是载入祭祀典章的对象，都有功德流传后世。正如《祭法》所说：“功法施于百姓，死后勤于职事，劳苦而安定国家，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就祭祀他。”不属于这一类的，不在祭祀典章之内。所以孔子说：“不是自己的鬼神却去祭祀，这是谄媚。”又说：“不合礼制的祭祀不会带来福佑。”前代儒者也说：“帝王不应妄自祭祀，不应以祭祀祈求福报。”又说：“明白天地的本性，就不会被神怪迷惑；知道万物的实情，就不会被非正道的说法欺骗。”说的都是这个道理。自秦代以后，淫祠便逐渐增多。历经汉到元，有的因袭，有的改革。到了本朝，太祖高皇帝即位第三年，首先诏告天下说：“礼是用来辨明神人与人、端正名分的，不能僭越差错。现在命令依照古代制定制度，凡岳镇海渎，都除去前代所封的名号，只以山水本来的名称称呼其神；郡县城隍的神号，也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也依照当时最初封赐的名称作为正式称号，后世溢美的称呼，一律革除。以符合朕按照礼制侍奉神明的心意。” 天下各处的神祠，如果对百姓没有功劳、不应列入祭祀典章，有司不得前往祭祀。钦此，钦遵。至于《大明律》中的一条规定：凡私人家中向上天告祷、拜北斗、焚烧夜香、点燃天灯而亵渎神明的，杖责八十。若僧道设斋醮，拜奏青词表文以及祈求禳解火灾的，与上述同罪，并令还俗。又有一条规定：凡巫师假称邪神降临，书写符咒、以水施法，扶乩祷告圣神，自称端公、太保、师婆，以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名目，进行一切旁门左道、扰乱正道的法术；或者藏匿图像，烧香聚众，夜间聚集、清晨散去，假装修行善事，煽动迷惑百姓，首犯处绞刑，从犯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钦此，钦遵。这些规定用来从千古以来救治败坏的风俗、给万世留下最严厉的警戒，意义实在深切。历代圣主相承，都谨慎遵守既定法则。间或因为某些所谓感应的事情而增加祠祀，或者因万寿、千秋等节日而举行斋醮，一时施行时没有审慎考察，后来便沿袭为成例，因循不改，增置日益繁多。异端之徒互相煽动，怪诞说法接连出现，假托欺骗尤其严重。不合礼制的祭祀、非正道的祷告，近代帝王固然不能完全没有；然而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严格区分幽明，在帝舜看来是应当首先办理的急务。

译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卓然有见识，就一定不能深入禁止并彻底断绝这些事情。这正是给事中张九功的话，之所以对今日寄予深切希望。伏乞圣明恭敬地奉事天地，孝敬地奉事宗庙，严肃地奉事山川百神；除此之外，凡一切斋醮、祷告、祠祀的非正之举，一律革除停止。不但可以摒斥异端邪说的奸恶，也可以节省没有益处的费用。请有关部门仍通行天下：除应当祭祀的神祇照旧祭祀外，其余没有功德恩泽及于百姓、或未经奏报查勘而不合祭祀典章的，便都属于淫祠，应逐一查考，全部革除。僧道设斋醮、巫师假称邪神降临、以左道扰乱正道的，应严加禁止约束；胆敢故意违犯的，依律治罪。京城各宫观寺庙中的神祇，若出处不见于正经，功德又无法考察其显著事迹，只是未经规定时日而被派遣祭祀的，也都停止免除。其中有些历经多朝崇建，难以立即废止的，也应当厘清、纠正其名号，减少、降低其礼仪，这样或许可以使朝廷的做法真正符合圣祖按照礼制奉事神明的心意。至于保留合乎祭祀典章的祭祀，也足以达到帝舜以至诚感通神明的妙境，使和气协调、天人感应，国运绵长，人心因此明正，风俗因此端正；对于治理之道，确实大有补益。现在将查到的京城各项祭祀列出：除太仓之神、汉寿亭侯关羽、宋丞相文天祥都属于祭祀典章、应当祭祀外，其余各寺、宫观神祇是否应当祭祀及其缘由，逐一拟议并开列在下，伏乞圣明裁决。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请预先教育太子疏【弘治六年】马文升 臣认为，太子是国家的储君，社稷安危都系于他，所以应当预先教育。《周易》有“蒙以养正”的卦，《礼记》有记载教育世子的篇章。古代帝王忧虑深远，从来没有不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事务的。皇上继承登上宝位，敬畏上天、勤劳爱民、效法祖先、谋求治理，仁德遍及四海，对两宫尽孝也极为隆盛。皇天眷顾，祖宗垂佑，皇子降生，确实出生于宫中，姿容仪表异常，资质聪敏睿智。如今已经能够说话、行走，不能不及早教育培养。儿童蒙昧之时，良知良能还没有受到诱导，天真浑然；如果不早早教育，一旦放纵失教，习惯就会同本性一起形成。日后即使有良师傅来教，也很难深入他的内心。现在的办法，必须选用淳厚谨慎、老成持重、颇通书史的宫人，如卫圣夫人杨氏这样的人，负责保抱扶持；说话一定教他使用正确的发音，走路一定教他保持端庄的姿态。内廷宴饮时，不要让他观看钟鼓司的承应表演；元宵节时，也不要让他观看鳌山杂戏。等到他稍稍长大，应严令东宫中老成的内臣，如太监覃吉这样的人，先教他诵读学习《孝经》，使他知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道理出于人的天性，仁爱恭敬之心本来就是自然具有的。到八岁时，教他诵诗读书；凡是尊敬尊长、亲爱亲属的等级，以及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原则，都要使他有所启发和了解，端正他的志向。等他逐渐长大、建立宫僚时，仍乞请敕令内阁大臣会同各部、都察院等衙门的堂上官，慎重选拔名实相符、才德老成、学问纯正广博、品行端正而有重望的臣子充任宫僚，不要让邪曲诡秘之人参与其中。从此每日到春宫，讲论经书，涵养德性，使他懂得穷究事理、端正内心、修养自己、治理他人的道理。凡是世间事务的曲折，都应当知道；人物的贤能与否，都应当辨别；以及上天应当敬畏，祖宗应当效法，百姓应当保护，财物应当珍惜。这样，内外辅导都能用得其人，又预先对他进行教育，皇太子的德行如果不能达到尧、舜、文王、武王的境界，臣是不相信的。臣凭借浅薄的才能承受圣恩，蒙历代圣主厚恩，忝居六卿重任，又蒙皇上加授臣太子少保，正是东宫辅导之官。臣接受任命以来，早晚都惶恐不安，思量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皇上，只有预先教育储君，使他成就至德。今天太子学习还是不学习，关系到将来国家的治乱，这是臣偶然想到的一点愚见，也是臣恳切忠诚、爱护太子的心意。伏望圣明留意此事，天下幸甚，宗庙社稷幸甚。臣不胜战栗惶恐之至。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说：“此事有关衙门知道。”议论黄河修筑决口事状【弘治六年】刘大夏 臣等议定：河南、山东两直隶地区，西南地势高，东北地势低，黄河的大势日渐向东流注，追究其下游，都会妨碍漕运。即使在上游分流减势，终究水势仍然巨大，比漕渠大几十倍。即便有堤防，哪里能够容纳？如果不早作谋划，恐怕难以善后。河南孙家口、杨家口等决口处，水势如从高处倒下，根本没有筑堤堵塞的道理。想在下游修治，因为水势已经逼近，更加难以施力。唯独查得山东、河南与直隶交界处，黄陵冈南北古堤还保存十之七八，贾鲁旧河尚可泄水，必须修整上述堤防，堵塞向东流的河口，把河水全部疏导向南，使其经徐州、沛县由淮河入海；沿水各州县都命令随处整治，这样或许可以保住漕河而无忧。仍应在潮神庙南北各修建滚水石坝一条，每条长三四十丈；中间砌石一道，长十四五里，以求经久。如果这里的堤防委任得人，能够长久稳固，仍照旧疏导汶水来接济运河。万一河流向东决口，石坝可以泄去河水上涨的水势，堤防可以抵御河水冲击。倘若夏秋涨水时，南边石坝逼近上游河口，船只往来不便，那么可以从贾鲁河或双河口直接通到张秋，再向北行驶，以免经过济宁一带的闸河，这样尤其便利。臣等仰知皇上深刻看到了黄河改道迁徙的危害，深深忧虑国家大计和百姓生计，凡是才智力量所能做到的，不敢不尽力而为。但是想要兴办这样的工程劳役，难免劳民伤财。如今山东等地正经历荒歉，公私都很匮乏，民夫还可以征募雇用，财物却无从筹办。况且贪图安逸、厌恶劳作的人容易产生怨言诽谤，捕风捉影的人提出的议论又难以作为依据。臣愚昧地请求敕令户部、兵部会同在朝群臣，从长远考虑加以筹划，斟酌上述工程按道理是否应当兴办或停止。倘若认为臣的话可以采纳，那么此事应当迅速兴办；购买木料、石料等项所需银两应从何处支取，所用工匠等人的口粮应从何处发给，也请逐项处分清楚、定夺明确，命令臣等遵照施行。奏疏送入后，皇帝嘉奖了他，赐给玺书褒美。申明法律本意疏【弘治七年】马文升

译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德教更优先的，辅助治理也没有比刑罚更优先的。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统一拥有天下。正值元朝入主中原之后、法度废弛之余，太祖认为刑罚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不可不使其明确，于是首先命大臣重新制定新律，以统一人心；又命刑官重新审定各种法律，使其合乎中正，并把它垂示给万世。它劝善惩恶的用意，没有比这更完善的了。况且五刑所属的罪名有三千种，而罪行没有大过十恶的；十恶之外，情节没有重过强盗的。强盗与谋反叛逆之徒相比，罪情相差不远。所以强盗条文说：“凡强盗取得财物，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处斩。”按条例应当立即处决，不必等待秋后，这是为了禁止暴行、去除恶人、惩罚奸邪、制止祸乱，也是辅助治理的办法。祖宗朝凡锦衣卫捕获强盗，捆绑押赴御前引奏的，都奉皇帝诏令，由三法司、锦衣卫堂上官在午门前审问明白，当即具奏；奉到钦定批准后，刑科三次复奏，便执行处决。有的甚至不等三次复奏就处决，正是为了使善良人知道受到劝勉，使奸恶人知道受到惩罚。法定刑罚既然端正，盗贼便销声匿迹。到了天顺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礼监官传达英宗皇帝圣旨说：“人命至为重要，死者不能复生。自天顺三年开始，每到霜降以后，凡有按规定应当处决的重囚，着令三法司奏请，会同众多官员，根据实情审查记录，以免冤枉，永远作为定例。”钦此，钦遵。这道命令专门指按法律应在秋后处决的重囚；临近处决时，担心其中有冤枉，所以命三法司会同多官审查记录，恐怕并不包括强盗重囚。况且强盗既然规定不必等待时日即可处决，为什么监押到秋后才处决呢？由于先前有传达圣旨批准的命令，所以一直因循沿袭。只要是强盗，不论赃物多少、情节轻重，都监押到秋后，和秋后处决的囚犯一起审查。等到会同审查时，十人中已有七八人死去，活着的被监禁日久，反过来改变原先口供；能说会辩的都被认为情有可疑、值得宽宥，罪情虽重却不处决；柔弱不能辩解的都被认为无可申诉，罪情虽轻却执行刑罚。况且处决时囚犯人数很多，往往直到天晚甚至深夜，许多人都看不见，这很不符合在市集行刑、让众人弃绝罪人的道理。再说罪行情节有轻重，所以行刑也有迟速。如今若总是这样，那么从此便再没有“不待时”处决的强盗了；这就使强盗与斗殴杀人者没有区别了。又不符合历代制定法律、惩治恶人的本意，想让强盗平息，能够做到吗？伏望皇上今后凡锦衣卫官捕获强盗、捆绑押赴御前引奏的，请依照先朝旧例，敕令三法司、锦衣卫堂上官在午门前会同审问明白；追查到赃物、取得供认后，依法律拟定罪名，详细说明缘由具奏；奉到钦定批准后，刑科复奏，不必监候，立即处决。其间如果确有情节值得怜悯、疑难不决的，也要明白奏请皇上裁定；如果有冤枉，也应当为其辩明。法司直接审问强盗，以及杀死一家中三名非死罪人员的凶犯，务必把犯罪情节审问清楚，赃物和刑具等证据核实准确，不要因权贵势要而动摇，也不要拘泥于已有成案。发交大理寺审查拟定、合乎法律而类奏，奉到钦定批准的，刑科复奏后也立即处决。这样或许可以端正国家刑法、惩罚奸恶，消除祸乱根源，使善良百姓安宁。按律应当秋后处决的重囚，照旧会同审查。恭惟皇上宽仁慈厚，确实与舜、禹相同，而臣还进献这些话，是因为现在强盗肆意横行，抢劫财物、杀害人命，完全没有顾忌，比往年大不相同；杀死一家中三名非死罪人员的事情，往往都有发生。如果不把强盗凶徒依律立即处决，恐怕祸乱的根源会由此产生，将来会有无法控制的祸患。况且以刑罚制止刑罚，使刑罚最终达到不用刑的境界，是帝王的盛大事业。强盗犯罪而不按时处决，其他盗贼就会知道警戒，这就是用刑罚制止刑罚的意思。大概兵事和刑事常常互相配合；恶行较小的用刑罚治理便足够了，恶行到了极大程度，即使动用军队也无济于事。臣忝掌国家政务，消除盗患、安定百姓本是臣的职责；如果有所见闻，事情关系到国家体制，就不敢保持沉默。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说：“法司知道。” 请增设巡抚疏【弘治七年】马文升 臣私下认为，我朝自宣德年间起，各地方增设巡抚官员，有的由都御史、侍郎担任，以节制三司。当时只有河南、山西、陕西、南直隶、苏松等府设置巡抚官，其余地方的布政使只是不时派遣大臣巡视，有时一年、两年才回来，因此三司官员彼此因循，府司官员只知贪图私利，以致福建贼首邓茂七、浙江贼首叶宗刘、广东贼首黄肃养等人先后倡乱，人数多的几万，少的几千，僭越称王，攻打劫掠城池，杀害掳掠百姓，地方骚乱，数年不得安宁。广西、贵州的苗蛮也因此作乱，朝廷命将出师，才得以讨平。当时兵粮还充足，百姓富庶，平乱并不十分费力。近年来，宗室封爵增多，冗官过滥，又加上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科派无穷无尽，各处仓廪空虚，军士缺粮，城池坍塌，武备废弛，守门的都是老弱士卒，操练的半是瘦弱之人。比如湖广桂阳县曾有一百多个贼人进入城中，仿佛进入无人之境；江西赣州府地方有数百流贼劫掠十多天，至今还没有捕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福建武平县、广东程乡县的盗贼尤其严重，倘若聚集盘踞日久，造成的祸患不会轻。浙江大户人家有时因争私怨，各自聚集人众互相厮杀数日，有司官员却不敢禁止惩治，这确实不是太平之世应有的情形。如果不是增设巡抚官员及早整治，将来的祸患就不可预测。如今江西已经增设一名巡抚官，但只管理南赣二府以及福建汀州府、广东韶州、南雄、湖广郴州一带，不参与民政，三司官员也没有听其节制，难以办事。查得本部过去曾建议在福建、浙江增设巡抚官员，但尚未获得批准。如今的形势又与前几年不同，应该尽早处理。臣等掌管兵政，天下安危都系于此；如果不在事变发生前消除隐患，万一发生变故，臣等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足以赎罪。伏望皇上以地方为重，乞敕令吏部会同本部，推举两名练达老成、刚柔相济的官员为都御史，巡抚浙江、福建地方，专门安抚军民、缉捕盗贼、禁止贪暴、革除弊害、修理城池、整顿武备、筹措仓粮、操练民兵；凡事与镇守内臣商议后施行，大体以消除盗患、安定百姓为根本。

译江西都御史金泽，就命令他担任巡抚江西，多在南赣二府居住，仍兼管广东韶州、南雄二府以及湖广郴州、桂阳一带；等到命令下达之日，再分别请发敕令，令其办理事务。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御选明臣奏议》卷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八 陈述灾异疏【弘治八年】马文升 臣谨奏：据湖广布政使呈报，据长沙府申报，据善化二县申报：本县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来，天一直不下雨，地势较高的地方从未翻耕。如今苦竹开花，果实像麦粒；枫树结出像李子的果实，黄连树结出像黄瓜的果实；苦荬菜开出莲花，七天才凋谢。有关情况逐项转呈到臣这里，臣会同巡按监察御史郑惟恒议定：万物生长，各有其通常的性质。如今正值地方遭受旱灾之后，又在兴建土木工程之时，而山林园圃中的草木却多开异花、结异果，违背正常性状，这种妖异十分异常。这固然是臣等失职的罪过，也由于百姓力量难以承受、怨声沸腾，因而招致了这些现象。除应当洗心涤虑、反省过失、弥补罪愆，并行文令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三司一体痛切修省等事由外，臣还具奏：抄得有关本部查考近年以来天鸣、地震、星星陨落如车轮、冰雹屡降、天火时常发生、夏季降霜使禾苗陨落等灾异。历来考察传记，以详究上天降罚的缘由，谨请皇上修养德行以消除天意的警示，并请两京文武群臣各自竭尽心力、耗尽力量，勤勉履行臣职以奉行朝廷法度，修治人事以挽回天意，希望上下共同尽到修省、消弭灾异的道理，稍稍补助皇上日夜忧劳的忧虑。凡是关系治理的事情，都听取条陈奏议而举行等事由，具题上奏。其中特别摘录奉到圣旨：“消除灾害的方法，在于修治人事。事情关系到朕自身的，朕当然应当亲自实行。你们两京文武群臣，以及各地镇守、巡抚和三司主管官员，更应当痛切修省，努力尽职，共同挽回天意，不要徒事虚文。”钦此，钦遵，相关文书已送到臣处。除痛切修省、努力尽职，以及本部应办事宜另行条奏外，臣想到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统一拥有天下，知道保全天下在于获得民心，所以始终把安养百姓作为念想；建立纲常、陈明法纪，没有一项政务不在于养护百姓；发布政令、施行仁政，没有一件事情不包含仁爱。贪官污吏中危害百姓的，一定依法从重惩处；豪门大族中残害百姓的，一定严加治罪。历代圣主相承，都遵循这条道路，所以一百多年间，天下安宁，很少出现灾异；百姓感受皇恩，深入骨髓、浸润肌肤。仰惟皇上继承登上宝位，爱护百姓的心确实与舜、禹相同，仁爱百姓的念头远远继承祖宗；没有一条命令是不善的，没有一项政务是违背正道的。可是为什么近年来，上述各地多次奏报的灾异中，只有地震一事，考察前代虽然也有地震，却没有像今天这样连续多年不停震动。而且天下各地都在震动；草木出现妖异，本来不能说没有，但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在同一个府同时发生，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灾异。况且灾变不会无故显示，一定会有相应的原因：人事在下方违背正道，于是天变在上方应验。然而导致这些灾变的原因，固然都是臣等失职所致，实际上也由于赋税沉重、徭役繁多，百姓不得安居乐业，从而感召了这些灾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古代通常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如今百姓的田地却要缴纳十分之八九。况且宣德、正统年间，宗藩爵位较少，武职也不多，江北布政司的税粮拨付边方、上纳京仓时，每石折价银不过五六钱，多数用布帛等物来京购买，并未专门要求缴纳银两；有司仓库收取的，也都收本色粮，实际运输量只占应纳数的十分之四五。近来宗藩爵位增多，武职过滥，边务又正繁重，禄米被扣去大半，百姓的粮食全部改拨京仓、边仓上纳。每粮一石，少则要用银八九钱，多则要用银一两一二钱，而且都要求熬炼、筛取净银。丰年要用粮八九石才能换得一两银子，歉年则向富室借取，收成后加倍偿还；间有空闲土地，又被各王府及权势人家占作庄田，催租的人百般加害，百姓申诉无门。往年京师仓库收纳钱粮还容易，近年办理所花的钱已经超过应纳数额；至于丝绵、花绒、宽布、大绢以及一切物料，交纳尤其困难，承担包揽的小民不敢上纳。所以京城的米粮虽然价格低廉，折合价值却日益增加。每个布政司应征银一百多万两，另外备用马价、抬柴、夫役、京班，以及司、府、州、县官员的柴薪皂隶、驿递马驴船只等，又应需银数十万两；买办颜料、织造缎匹和供用物品还不计算在内。江南兑运到京仓以及各衙门的粮米，运到京师时，每正粮一石，还要承担二石以上的费用，甚至要三四石。今年如此，明年也如此，年年如此，没有结束的时候。桑树、枣树卖得已经空了，丝绢仍然要征；田地卖得已经尽了，税粮仍然存在。逃亡人户的税粮并入现有人户代为缴纳；收成已经结束，饿着肚子啼哭的人却到处都是；隆冬时节冻得手指掉落、赤身裸体呼喊寒冷的人处处可见。衣食不足，百姓不知道礼乐，风俗日益浇薄，人心日益奸伪；儿子辱骂父亲，习以成风；弟弟殴打兄长，竟安然不以为异。追究其原因，是社学长久废弛，百姓不读书，才导致如此。赋税沉重、百姓困苦，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了。这时百姓贪图安逸、厌恶劳作，也是人的常情。古代帝王顺遂百姓的愿望。如今天下百姓中，河南一带因为黄河迁徙不定，每年征发民夫五六万人，每名民夫的盘缠费用一二两银子，年年挑土堵塞，岁岁成为常规。近来因河水在张秋决口，妨碍漕运，钦命内外大臣前往修筑，又征发河南、山东民夫，不下二十万人，所耗钱粮无法计算，全都出自百姓的膏脂。江南苏州、松江等府疏浚河道，也曾征发民夫二十万人。如今南北直隶、河南、山东沿河沿江烧造官砖，以及湖广前后修建吉、兴、岐、雍四王府，所需民夫、工匠不下五十多万人。江西前后修建益王府、寿王府，如今山东青州修建衡王府，两个布政司也各需征用民夫数十万人。先修的工程超过三年还没有完工，后修的才刚开始动工，前后所用银两岂止数百万两。如今两广用兵，百姓供给运输军饷，又不知道要征用多少民夫。山西、陕西两地百姓供给各边粮料，终年劳苦，尤其超过其他地方。再加上向天下各王府征派校尉、厨役、斋郎、礼生，每摊派一人，不出几年必定弄得倾家荡产。

译况且洪武年间分封诸王，只有秦、晋等十府规模宏大壮丽，是想借此慑服人心、巩固藩篱；其余各王府都分别减省规模，大概是担心耗费民财、劳累民力。永乐、宣德年间也都是这样。后来修建各王府，才逐渐宽大华丽，有一座王府甚至修建两三次。北方府州城墙宽阔，百姓稀少，拆毁军民房屋还不至于太多。如今江南府分，多有依山沿岭、靠河临江的地方，城小人多，自唐、宋以来从未分封亲王，军民在此居住已相传数代，人口日益繁多。如今听说派去的内外官员，只按照北方王府四周墙垣的丈尺以及修建军校营房的标准办事，有的拆毁军民房屋十分之二三，有的甚至拆去十分之四五；砍山填地，又多伤害风水；军民离散，住所被毁，无处归宿，申诉之言充满道路，嗟叹怨恨的声音直达上天。再加上做工的民夫长期暴露在外，假如积累的怨恨爆发，恐怕会产生其他祸患。即使京城各项工程也很多，操练的军士连年得不到休息，许多人因此被拖累而逃亡。至于外地司、府、州、县以及各边总兵等官员，如果没有奉到奏准的明文，擅自调动军民修建不急需的衙门、非礼制规定的祠庙，或从事耕种…… 自己田土上制造私用器皿的人也很多。从里河一带直到南京，平时都有听拨、拽送、马快船只等项差役人夫；近来又因三次亲王之国，预备接应的人夫，更不下数十万人。长久听候，余粮不足，尤其困苦。差役繁重、百姓困苦，没有比近年更严重的了。赋税重、差役繁，两者同时施行，百姓的力量哪有不困乏、财产哪有不耗尽的？想使他们顺利生养，哪里能够呢？百姓既然流离困苦，不能得到休养生息，上天养育万物的心意便没有实现，君主爱民的责任也没有尽到。灾异的发生，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赋税沉重，形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固然不能完全停止，但税额也应当稍微减轻；工役固然不能完全停止，缓急轻重也不能不加以节制。王府修建固然不能不重视，但宏伟华丽也不能不考虑，应根据土地的宽窄斟酌增减。这些事情关系很大，若不及早处置，实在担心年复一年，上面安逸怠惰，下面嬉游懈怠，灾异所显示的警告或许无法消除，意外祸患也难保一定不会发生。应当通行各处镇守、巡抚、总兵以及都、布、按三司官员：今后都要上思朝廷委任之重，仰体皇上体恤百姓的仁德；边仓粮价要斟酌定夺，比以前适量减银，各边管粮官也不可多收。并行文所属各处，凡遇分派夏秋税粮时，京仓、边仓粮料先由上户承担，其次轮到中户起运，下等人户一律作为存留征收，或折纳阔布；严禁里书人等挪移作弊，造成不均。征收时也要斟酌缓急，预先定出期限，分批设法催纳，不许为了求取声誉、逞能显强而使用严刑峻法，逼迫百姓逃亡。桑树、枣树若因荒年被砍伐殆尽，也要重申祖宗旧制，命令按丁口栽种，务求取得实效，以恢复百姓长久的产业。提调学校的官员也要整顿、恢复社学的规制，慎重选取教读之人；各里凡是百姓子弟，都要入学诵读《孝经》《小学》和《御制大诰》，使他们知道孝悌之道和法度的严明，以恢复百姓的正常本性。巡抚官尤其应当振作、整肃纲纪，率先带领所属官员，凡是有利于民生的事情都应兴办，应该革除的弊端都应革除。凡是可以养活百姓、使其生活得到改善的事情，都要一一推行；贪官应当除去，污吏应当黜退；凡是可以缓解百姓困苦的事情，都要尽力振作办理。要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节省财用如同爱惜自己的肌肉，使百姓没有饥饿哭号、受冻受寒的痛苦，能够实现上奉养父母、下抚育子女的天伦责任。若有盗贼发生，小规模的要设法抚恤、捕捉，大规模的要调军剿灭，不可使其滋蔓，遗患地方，这样才不负朝廷的委任。各大小衙门若有应当修造的工程，凡涉及动支钱粮、征用人夫较多的，务必奏请并奉有明确文书；依次办理的普通小工程，也要申报巡抚等官员，得到批示后才许修造。其余一切不急之务，一丝一毫也不许擅自摊派，一名人夫也不许擅自征役。并行文各边镇守、分守等官，除修整边防外，不许擅自调拨操军修理。一切淫祠、私宅、公馆等项目，以及耕种田土、制造器皿，若因此重劳士卒、废弛武备而有故意违犯，准许巡按御史据实具奏，依法提问，请上裁决；情节严重的，文职依照坐视民患的事例降调叙用，武职依照私役军人的事例降级发落。通行京仓、通州仓、内府各库局、内外提督巡视等官以及各边监督官员，都要严加禁止约束。官攒、库斗等人，不许刁难纳粮户，勒索财物。还乞请敕令工部转行湖广、江西：先前派去修建各王府的内外官员，如果工程尚未完工，要赶紧修建完备；如果已经完工，就立即回家，不许留在那里拖延，虚耗供给，损害百姓财物。还乞请发下三道敕令，分别送交这次派往湖广、江西、山东修建各王府的内外官员，并请敕令当地镇守太监、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共同勘察：这次修建的王府，在各府城内是否有空旷宽阔的地方；如果城池宽阔、人口稀少，其周围墙垣的丈尺以及宫殿、衙门一应房屋，依照式样兴建，丝毫不可减少。如果城池狭窄、人口稠密，别无空地，周围墙垣不必拘泥于北方王府的周围丈尺，以免使府内空地过多，日后又修建离宫、别殿、台榭等游玩场所，招惹事端，违背祖训，并使军民嗟叹怨恨。所需木材等料，必须命工匠斟酌勘察后使用；不许因争一时小气，将长木材故意截短，劳民重新购买，耽误工程。督工官也要抚恤人夫，按时供给饮食，不可过于催逼，也不可索要财物。

译如果墙垣、宫殿基址等大工程已经修筑完毕，应将原来征用的人夫分班做工，或释放一半，不许把全部人夫都拘留下来，以致发生疾病甚至死亡，损伤和气。内外官员仍须每半年具奏一次，说明已经完工的工程有多少、用过的物料有多少、现在做工的人夫有多少，不许像以前那样拖延年月，长久劳损民力。工部还要查核内外历年修建所派出的物料数量，已经完工却尚未送纳的，即属于多余数量，准备用于以后，不必再次派取。有司若宽免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惠。这样，百姓虽然不能完全实现休养生息，也可以稍稍缓解一两分困弊。上述事情关系国家安危。伏望皇上阅览臣所说的话，如果有益于养育百姓、有助于治理国家，便从圣心裁决，俯赐施行。还乞请更加遵循祖宗训诫，更加笃行爱民仁德，节省财用，减少营造，以培植国家根本；尊崇正学，抑制邪术，以端正、澄清圣心。这样或许可以挽回天意、消除灾异，而国家万万年无疆的基业，实在就在于此。臣冒犯天威，内心战栗恐惧，怀着至诚为国为民之心，实在惶惧不胜。防入得防该衙门防了来説。整顿武备。弘治八年，马文升。臣私下认为，天下的安危，取决于武备是否修整。武备修整，四夷便知道畏惧，盗贼收敛踪迹，天下就安定；否则四夷肆意横行，奸雄窥伺，天下就危险了。李唐末年，武备废弛，最终导致藩镇之乱；赵宋末季，兵马衰弱，终于遭受金、元的灾祸。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上，清楚可考。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天命，以武功平定天下，以文德安抚太平。虽然到了放下兵器、休息战马的时候，仍未忘记练武防边的念头。因此，私自役使一名军士的要受重罚，私自借用一匹马的也有禁令。凡有兴建营造，始终不劳役军队。三十多年间，四夷宾服，海内安宁。到了太宗文皇帝继承大业，迁都北平，靠近边塞，对武备尤其重视。当时有精兵数十万、健马数万匹，皇帝亲自阅看训练，从未稍有懈怠。所以出塞千里，部落远远逃遁，威武振奋，前代很少能比。自宣德年间以后，老将和久经战阵的士兵死亡过半，武备逐渐不如当初。到正统年间，天下无事，百姓不知道战争，武备更加废弛。因此十四年发生土木之变，直到今天仇恨耻辱还没有洗雪。近来军士损耗，十人中逃亡、死亡了四五人；虽然曾经派官员前去清理，也多半只是敷衍了事，始终不能补足原有数额。何况京卫军士被内府各衙门占去充当匠役的有数万人以上，现在剩下的不满七八万人。江南的兵，大半运输粮食，其余多在沿海防备倭寇。江北的兵，也有一部分运输粮食，其余都来京操练备战。陕西、山西的兵，也多戍守各边，所以腹里卫所的城池空虚，没有军队防守，一遇小股盗寇，多数不能支撑。往年京师军队都在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操练；后来因一时征调不能凑齐，所以设置团营，常有精兵十二万，分为十二营，不许承担其他差役，专门蓄养锐气，遇到征发便立即启程。除此之外，天下再没有兵马可以调动，即使加倍优恤，仍然认为太迟。近年以来，团营又常被调去做工，每次占用一两万人以上，有的工程甚至两三年不能完工。每名雇工等项每月要用银一两一二钱，行粮又因粜卖而不能食用，军士负担重、疲惫不堪，大多逃亡。现在留下的军士强弱各半，在京军士的疲困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况且武备的修整固然在于军队，尤其还要依靠战马。洪武、永乐年间，京卫在旷野官地设置牧马草场；在京各营的草场不下数千余顷，夏秋之间足以放牧，春冬又全部支给料草喂养，所以马都肥壮，能够供调遣使用。如今京营牧马草场都被权势显要之家或亲王占为己有，也有被军民开垦种植的。每逢马匹下场放牧，便无处安置，不到一两个月就转移到西山一带，分散追逐放牧；其中又有不少偷偷跑回原卫的马匹，一时调用时不能迅速凑齐。秋冬虽支给料豆一石，但军士生活艰难，多有预先卖给别人的。况且六个月中只有两个月供应草料，每月只折给银二钱，完全不够一个月使用；人没有粮食必然死亡，马没有草料必然毙命。天下的粮食储备是供给京军的，天下的草束是供给战马的，二者缺一不可。如今军队都支给粮食，马匹却不支给草料；夏秋没有草场放牧，冬季又没有草束喂养，军士困苦，无力购办草料，想使马匹不死实在困难。因此团营马匹常常死亡两万匹以上，虽有朋合桩头银两，也不能买补十分之二。现有操练用马虽有三万余匹，其中年老、患病、不堪骑乘操练的也很多，战马的损耗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况且克敌制胜固然在于士卒和马匹精锐强健，更在于铠甲兵器坚固锋利。近年京城盔甲厂制造的军器，常见守卫军人披带盔甲时，铠甲中间遮不住心口，下面遮不到肚脐，甲片多不坚固，袖子过长压住肩膀，完全不合规格，头盔尤其太重。如今京卫军士平常操练弓箭，多是自己置办的，弓力不过一二斗，箭长不过七八把，平时尚且不能射远；再加上身披铠甲，手臂不能举起新关弓，哪里还能拉开射箭？即使射出，也不过几十步便停。刀也特别短小，没有锋刃，此外没有长兵器可以抵御敌人。虽然有神枪，练习也不精熟，凡遇大敌大多败北。天下卫所制造军器，除了沿边的宣府、大同、辽东、宁夏、甘凉、陕西、山西、四川、云南、两广之外，其余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卫所的军器料价，多被管局官员侵吞入己；偶尔有制造出来的，也只是徒然耗费物料，大多不堪使用。一遇查验盘点，大半损坏、挪移、敷衍塞责，只有名目而没有实物。

译况且去年内府戊字库的军器被火烧毁很多，现在还剩多少不得而知；兵器不精良，也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并且军马充足、铠甲兵器坚利，如果将领不得其人，也难以制胜。如今的将官，京营总兵都由朝廷选任；除此之外，各边将官中虽有曾经参加战阵、谋略勇力兼备、操守值得取法、善于抚慰士卒的人，但其中也有许多贪图利益、为害地方，或者年老有病、不能得到士人舆论认可的。本部已经奏请通行天下各大小衙门，令官员各自举荐将才以备任用；近来举荐上来的也不过是普通之才，真正能够担任大将的很少。大体上多是富贵子弟，不肯学习韬略、操练弓马，一听说要被推举便多方奔走竞争，到了临战之时却毫无办法。恐怕出众的奇才也可能混在行伍之中，或隐伏于民间草野，这也未可知。将领不得其人，也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即使车马、铠甲兵器充足，将领也得到合适的人，如果操练没有方法、军队没有节制，又凭什么取得克敌的功劳呢？如今京营教场操练军士射箭、舞牌的日子多，而走阵、下营的日子少，所以对坐、起、进、退的动作不懂，对进攻、杀敌、击刺的技艺不熟。至于马匹，仍然没有操演训练，大概因为四月下场放牧，十月赴营，时间不长，天气一冷就停止操练，所以马匹多养成生硬倔拗的习性。临敌时想向北却跑向南，想向东却跑向西，要达到敌骑的熟练程度，恐怕相差如同天地。操练不精，也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况且国家所依靠以求安定的，只在车马精强、铠甲兵器坚利、将领得到合适的人而已；如今既然如此，说这是内政修治完备，我实在不敢相信。何况天鸣地震连年不断，草木出现妖异，按时节交替发生，天象不会无端显示，必然有所应验。祸福安危彼此相互依伏。近来北方敌人靠近边境，递送番书说要来进贡，其中言辞骄横傲慢，必定要三千人一同进入，不肯减少一人，似乎有挑起事端的意思。后来却各自逃去，不露形迹。况且北方敌人的习性，小有强盛便抢掠，大为强盛便侵犯。如今既不来进贡，也不来侵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向我们显示弱势，以此麻痹我方边备，暗中蓄谋大举入寇，乘隙发动呢？京师以大同、宣府作为藩篱，大同、宣府到京师不过几天路程，边墙之外便不是我国土地。至于密云、蓟州，更是距离京师非常近。本边的军马虽然强盛，但也分守各路，兵力分散，势力单薄；倘若敌人大举入寇，全要依靠京军作为援应。如果不早日整顿修治，实在担心耽误国家大事。伏望皇上在平常时常思考变故，处于安定时考虑危险，想到京师军马是朝廷亲自掌握的军队，关系到居重驭轻、防备奸邪、抵御侮辱，责任十分重大。今后凡有兴建营造，各有关衙门官员不许奏请调团营军士做工；敢有故意违犯的，准许科道官据实弹劾，依法处置。还乞请皇上降下明确谕旨，定为成例。坐营把总等官，务必多方加意抚恤，不许擅自役使、摊派、侵害；敢有不遵从的，事情败露后依照内外提督大臣钦奉敕谕中有关事理发落。三大营中被调去做工的官军，各该管工程的内外官员，也要督促他们赶快修完，不许像以前那样拖延，因而私自役使、收钱放人，导致军士受害，往往逃亡。团营仍应查照弘治二年司礼监太监韦泰与臣等选军后奏准的事例，每营再次选取十分精锐的马军、步军各二千员名，作为上等兵；遇到警报需要调动时，按营次序前往，免得又重新挑选，拖延数日不能起行，耽误救援。对于逃亡、死亡的人数，本部仍要通行各该清军官员，用心清查整顿；如果达不到额数，考核期满时不许升用，希望军队能够养精蓄锐、奋勇赴敌，逃亡也会减少。还望皇上想到战马是国家所重视的，草场是战马赖以生存的资源，乞请降敕送交现今派去清查京卫牧马草场的给事中、御史等官，并由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各选派一名年老而熟悉草场情况的官员，随同给事中等官前往。将永乐年间原来拨给各营的牧马草场召集四邻地界之人，公正查勘四至，明确界限，就地丈量：每营原有土地若干顷，其中已经耕种的若干，长有牧草、适宜牧马的土地若干。已经耕种的，要查明由何人管业；属于亲王管业的，另拨无妨碍的土地补还，退出草场以供牧马；其余不论内外权势显要、官员，都要退出。若是军民私自耕种，审问后依法处理。丈量之后，在四至处埋设封堆，并在各教场官署防地内竖立石碑，把四至刻在上面，永远作为查考依据。以后再不许任何一人奏请占取；如有故意违犯，准许科道官弹劾治罪。今后马军若有人把应支给的料豆预先卖给别人，或把官马租给别人骑乘，事情败露后都在教场门下枷号半个月，期满仍送法司问罪；对于租用马匹的人，照例罚马一匹。亲自管理的官员若有侵吞、欺骗料豆一二石的，照通常条例发落；五石以上，或擅自拨出五匹马给人骑乘的，事情败露后降一级；料豆达到十石、马达到十匹以上的，降二级，仍调往外卫，带俸差操。军民、职官等人若私下买入军士的料豆，交入仓中并领取达到二十石以上的，事情败露后都发往边卫充军。还乞请敕令户部：京营马匹春、冬六个月供应草束，其中三个月供应一个月的本色草束，另外三个月折给银两，每匹马每月支给三钱。尤其望皇上考虑兵器是士卒护身、克敌所依靠的，乞请敕令工部彻查内府各库现存军器共有多少，遇到警报是否够用，是否坚固；如有不足，乞请敕令内府兵仗局制造精良的盔甲、腰刀、斩马刀、长牌、弓袋，各二十顶、二十副、二十把、二十面、二十件。由工部派官员送往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巡抚官处；没有巡抚的，送到镇守、巡按官处，交收后令各自所属卫所和有司办理应办的军器物料，征收一二年的数额；或将现已收入官府的，以及拖欠未完的查追完备，储存在本布政司，直隶地区则分别储存在各府。

译布政司所在之处，委派三司堂上官负责；江北直隶都在淮安府，江南直隶都在苏州府和太平府，北直隶在真定、永平二府，就委派各府知府以及各卫、营、局官员提调。再将各卫所、各局的工匠全部调集到布政司以及前面确定的府属军器局内，免造长枪四根，改造斩马刀二把；团牌改造成长牌，依照发去的式样和规格制造。弓箭都依照宣德、正统年间的规定：弓弦要用丝绵缠扎，外面涂坚漆；铠甲表面都用厚密的青白绵布，钉甲都用火漆小钉。若有制造不合规制的，三司以及各府、卫所委派的官员，依照织造缎匹的事例审问，降级发落。已经制造完毕的，要陆续送往京城；工部会同本部官员查验，总送内府各库收贮，专门准备调发给官军使用。以后前述各司、府每两年都照此例集中制造，统一运送到京，依照前法查验交收，希望军器能够使用，不致误事。本部仍要通行内外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以及科道官、天下镇守、巡抚、巡按、三司和府州县等官，各自查照本部先前及现在所定事理；凡有熟习韬略、弓马绝伦，或有出众奇才、堪任将官的人，不论行伍士卒还是民间草野之人，都准许举荐任用。有司要以礼征召送到本部。本部将历次举荐但尚未任用的将才，以及原来是将官、后来因事情牵连而非因贻误军机被革去职任的人，会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布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员，逐一评议：某人可以担任主将，某人可以担任副将，某人可以担任参将，某人可以担任守备，某人可以担任方面官；列出姓名奏报，依次斟酌推用。对于举荐上来的奇才，另行派官考试，依照武举的事例具奏提拔任用。举荐上来的将才，如果有奔走竞争、请托求情的，终身不予录用。各官也要用心访察，务必得到真正的人才，不许一概滥举，以免辜负朝廷广泛求取将才的盛意，这样将官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奇才也不至于被遗弃。还乞请敕令团营提督内外大臣：今后每逢春、夏、秋、冬三九月常操之期，要及早具奏，命钦天监选择吉日，务必在十五日以内举行，不许过期。操练规矩要遵照洪武、永乐年间的操法：五日之内，走阵、下营二日，演习武艺二日，操练军中号令一日；一切都依靠旗帜、金鼓。执旗、掌管金鼓的人，务必选年力精壮、耳聪目明者，造册存档，不许频繁更换。教练之日，务必使军士眼睛识别旗帜、耳朵听清金鼓；旗向东就向东，旗向西就向西，随着旗帜所指，千队如同一体；鼓响便前进，金鸣便停止，行动停止合乎节拍，万军没有差错。至于斩马长刀，用来摧破锋阵、击破敌军，全要依靠这种兵器。京营原来没有教师，应当行文陕西镇守、巡抚官员，在城中操军内选出十分熟悉马、步刀法的二十四人，供给口粮、脚力，派官员管理护送来京；在十二营中每营拨给二人，再从各千户所原来习练大刀的军人中选出三五人，命他们学习，等到完全通晓刀法后，再让他们专门教授本千户所军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就会熟练。〔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原先征调来的陕西军人都分别放回；仍然查核本营操军，除神枪、刀牌手之外，弓箭手共有若干员名的，就从内府有关库中收贮的各布政司运来的历年制造官弓中，每人发给一张，并根据各人的力量强弱挑选弓的硬软。务必每天开弓演习，日久之后自然能够射得远，能够穿透坚甲，使敌人知道畏惧，不敢轻易冲击。马匹尤其要加意操练，使奔跑追逐合乎法度，不养成生硬倔拗；鞍辔之类也都要坚固整齐，以便奔驰。上述几项之中，将领得到合适的人最为重要；如果兵马精锐勇健、军器坚固锋利，又有合适的将领，再加上仓廪充实，即使有外来侵犯，也不值得忧虑。臣等掌管兵政，因为北方敌人窥伺、武备尚未修整，日夜忧虑惶恐，睡不安、食不宁，所以冒昧上陈。伏望圣明留意，俯赐施行，宗庙社稷和百姓都幸甚。防入，皇帝不采纳。请恢复视朝。弘治十年，徐溥。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刚即位时，讲习学问、修养德行、敬畏上天、勤于爱民，没有一件做不到；天下人都认为，尧舜般的治理指日可待。近年以来，视朝十分迟，甚至太阳已经升得很高，实在不是好事。臣等曾多次进言，不敢再烦扰陈说。内阁奏事的旧制，每天两次；如有紧急事情，不拘时间都可奏闻。如今只奏一次竟成为常规，批答发出往往要经过好几天；各衙门题奏的章疏，有的滞留一个月，有的竟然不发下，事情因此壅塞，不能及时施行。况且本朝列位圣主，从洪武到天顺年间，常常亲自召见儒臣，咨询商议政事；如今除了朝参之外，不能一望天颜，因此沟通下情全靠章奏，而章奏又不能按时批决，这对政体实在有妨碍。至于经筵、日讲，是用来阐明义理是非的端绪，陈述古今治乱的迹象，成就君主德行、裨益治道的关键，全在于此。如今每年进讲不过几天，去年春夏日讲只有三次，秋冬经筵只有一次，与初政时相比似乎已经不同。臣私下听说，人君的心必然有所寄托，不寄托在这里，就会寄托在那里。正直之士既然疏远，邪说便能够乘隙而入。

译近来颇听说有人进言修斋设醮、烧丹炼药之说。斋醮之事，是异端迷惑世人、谋求利益的术法，是圣明君主一定要禁止的。宋徽宗崇信道士的科仪、符箓，一时盛行到了极点；等到金兵围城，方士郭京还欺骗说能够施法，最终使皇帝出逃，社稷失守，求福没有得到，反而招来灾祸。如今内廷禁地不时修建相关场所，赏赐没有限度；被黜退的道官又升为真人，赐给玉带和恩宠服色，待遇超过公卿，远近听闻后无不惊骇诧异。至于烧炼丹药的事情，危害尤其惨重，因为金石药物的药性多半猛烈酷烈，一旦进入肝腑，便会造成各种祸害。唐宪宗服药发病，最终丧命，即使杖杀柳泌，又哪里能挽救事情呢？只有汉武帝起初虽被迷惑，最终知道悔悟，说天下哪里有仙人，全都是妖妄罢了，于是文成、五利之类的人相继被诛杀。因此他虽使海内财力耗虚，仍得以长寿而终。如今龙虎山上清宫、神乐观、祖师殿以及内府番经厂都被焚毁殆尽；神灵如果有灵，为何不能自保？上天厌恶它们的虚伪，也已经非常明显了。况且按照丹方炼制，计算日子等待，所炼成的究竟是什么丹，所验证的究竟是什么药？如果本来没有效验，那么凭陛下的明察也应当彻底醒悟了。如果亲近儒臣，明白治政之道，施行善政，自然足以感召吉祥，培益圣寿，长久享有和平的福泽，何必借助那些异端邪说呢？自古以来，奸臣、佞人蛊惑君心、放纵自己欲望时，必定以天下太平、没有事情为说辞；等祸患一来，后悔又怎么来得及？唐朝宰相李绛说过：“在事情发生以前忧虑它，就可以没有忧患；事情已经发生才忧虑，对事情没有益处。”如今太平日久，沉溺于宴饮安逸之中，从眼前看似乎没有事情，然而工役频繁兴起，科派重重叠加，财物粮食耗尽，兵马疲敝，百姓困穷，一天比一天严重。愁苦叹息之声冲犯和气，荧惑星辰运行失常，太阳无光，天鸣地震，草木出现妖异，四方奏报，几乎没有一个月空缺。这些即将发生的祸患，实在令人忧虑。陛下深居九重，言路官员都害怕获罪而隐瞒沉默；臣等如果再不进言，谁肯替陛下说话？伏愿陛下严格遵守早朝的节度，恢复奏事的期限，勤勉讲学，优厚接待臣下，远离奸佞之人，斥退荒诞欺妄之说，那么圣德将日益更新，圣政将日益清明，亿万年的太平基业就可以保全无忧了。防入，皇帝听从了。论停止营造工程。弘治十年，周玺。题为“停止兴建营造以崇隆治道”一事。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的道理，没有比得到民心更大的；得到民心的方法，没有比体恤民力更重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如果加重劳役使民力穷困，根本就会受到损伤。根本已经受伤，却想使国家治理好，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因此《春秋》凡是兴建一座宫室、门观，必定谨慎地记载下来，可见它对民力的重视如此。臣仰想陛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爱养百姓，诏谕天下有司：一名人夫不许擅自征役，一文钱不许擅自摊派。天下人都说：“想不到今天又见到了尧舜般的君主！”为什么近年以来，兴建营造之事连年接续，府库财物花费没有节制，百姓困于科派而逃亡过半，军士苦于劳役而逃窜者总是很多，财物耗尽、民力竭尽，人人不堪忍受。臣心里明知这是错误，却闭口沉默、害怕死亡，不仅辜负陛下委任谏官的深意，也辜负祖宗设立谏官的本意。因此冒死进言。过去唐尧、虞舜住土台阶、盖茅屋，并不妨碍移风易俗；夏禹居住简陋宫室，不损害勤敏施德的教化；汉文帝爱惜十户人家的财产，宫室基址已经建成，却不再修筑一座高台，终于成就了富足安定的美名。唐太宗鉴戒秦、隋的弊病，财用已经具备却不建造一座殿宇，终于成就贞观之治。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上，清楚可考，愿陛下明察。过去营建寿宁侯宅第，几年都没有停止；今年又修建毓秀亭，正值劳民耗费之时。近日又派官员前往河间府兴济县地方修建房屋、庙宇。陛下仁德如同天地，明察如同日月，怎么忍心做无益之事而损害有益之事呢？况且京师是国家腹心、元气所在；河间所属数府是国家的肢体。如果一兴土木，数府就会动摇，人心嗟叹怨恨，肢体便受伤了。肢体既然受伤，腹心元气又怎能保证不受损害？如今正是北方入贡、远方之人仰慕义理前来朝见的时候，正应当整治军备、修明政教，使他们知道我朝暗中具有虎豹在山般的威势，以震慑边方窥伺者的野心。如今土木工程不断兴起，没有满足的时候，军民力量疲敝不堪，他们将窥探我国的虚弱，萌生觊觎之念。况且近日四方奏报灾异，京师出现阴霾变异，加上凤阳地方流贼作乱，正是陛下敬天勤民、恐惧自省的时候。伏望皇上怜悯百姓的痛苦，停止不急的事务；仍在处理万机之余，每日亲临经筵，留心经史，亲近元老，讲求治国之道，那么圣心清明，百官各尽其职，太平。这样治理的成效可以与唐尧、虞舜并列，超过夏、商、周三代，使汉、唐都只能居于其后。臣忝居言路，冒昧上奏。言语一出口，灾祸随之而来，这一点臣不是不知道。万一臣的进言能够被采纳，使天意稍稍回转，停止兴建营造，节省无益的费用，导引迎来善气，以承受无疆的福泽，臣即使头颅碎裂、身体死亡，在死的那一天也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满足。臣不胜战栗，恭候罪责。防入，皇帝听从了。

译论重视名器。弘治十年，周玺。题为“抑制奔走竞争以尊重名器”一事。近来清宁宫因灾重建，报告工程完成，内官监把那些奔走办理此事的人列名上报，请求按等次升职，皇上特旨分别升职。营缮司郎中李堂特升京职二级。命令下达之日，舆论沸腾，都说陛下爵禄赏赐过当，名器太轻。往年传奉升授还只限于冗杂闲职，近来内降渐渐涉及正途，国事一天比一天坏，公道也因此废弃。臣以微薄才能任职言路，如果有所见，按道义不能沉默。查照郎中李堂，鄙陋平庸，却侥幸考中甲科，滥受部属的服色、俸禄、等级，也已经极为宠荣，本应竭尽忠诚，尽心图报。若负责管理修造，原本就是职分以内的事情；即使有催促、监督物料的功劳，也都是平常容易办到的事。如今办理还不到一年，就升京职二级，名器滥用，不应如此。那些工匠、医卜等没有正途资格而进入仕途的人，官职冗滥，本来就不值得说。至于李堂出身正途，却靠攀附升职，甘愿与工匠一流为伍，谄媚侍奉权贵，与乞怜的狗没有区别。陛下明察如日月，洞悉奸邪；如果不痛加裁抑，臣恐怕本部尚书徐贯见自己的属官尚且能够越级升迁，也必定会借此为口实，攀附求进，希望得到特殊恩典。何况徐贯本人素来以奔走竞争著称，曾经受到弹劾，臣之所以愚昧地预料并过分忧虑，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唉！朝廷中的臣子，无论正途出身还是杂流出身，无论职位大小，奔走竞争已经成为风气，却安然视之为平常，不以为怪。说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从前贾谊说：“君上以廉耻、礼义来对待臣下，而臣下不以节操品行报答君上，这就不是人类了。”如今想要礼义修明、风俗敦厚，只在陛下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慎重对待名器之间。臣听说先年修建太庙工程完毕，礼科等衙门的给事中等官王纶等人，只奏请给予赏赐，并未升职，正与今日修建清宁宫的事情相同。伏望皇上从圣心裁决，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将李堂依照惯例给予赏赐，停止升职，以堵塞奸邪之人奔走竞争的门路，断绝徐贯将来意外求取恩典的希望。这样将会看到奸邪之人的胆气自然消退，廉耻之风日益盛行，实在是宗庙社稷亿万年无疆的福泽。愚臣妄加议论，罪当万死；倘蒙陛下怜悯察看，那么臣如蝼蚁般的性命，又有什么值得珍惜的呢？防入，皇帝听从了。《御选明臣奏议》卷八。《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九。应诏陈述意见疏。弘治十一年，何孟春。臣听说范睢献书给秦王时说：“其中最重要、最深切的话，臣不敢写在书上；其中浅近的话，又不值得说。”宋代苏轼说：“臣姑且先谈论其中较小的事情，而大的事情要等待以后再说。”言论关系于事情，事情取决于时势；时势所急需的事情，即使看似细小，也不是泛泛之谈；不是时势所急需的事情，君子不会拿来扰乱君主。近来清宁宫发生灾火，陛下日夜恭敬畏惧，接受上天的警戒，特意诏令廷臣痛切地修身省察，凡有见解，都允许直言。一个月之间，密封奏疏投入匦中，臣民伸长脖颈、踮起脚跟，殷切等待皇上批准。然而已经见到施行的事情，没有完全达到进言者的期望。难道他们所说的都不是时势所急需的吗？当今的政务，陷入弊病的地方已经很多。臣敢先以果断听政、公正委任来为陛下陈说，接着再谈前些日子的事情。宦官李广没有死时，陛下在听政决断、委任官员方面不免有所宽纵借用。如今李广身死、罪行暴露，陛下在日夜勤劳之间，听政果断了，朝廷之上，委任也公正了。臣仍然要进言，是想让陛下就过去的事情警戒将来。君主处理繁杂政务，如果听政决断不果断，心绪因迟疑徘徊而紊乱，明察鉴识因私情牵系而昏暗，那么政令就会出自多个门户，命令从宫中降下，纲纪不能树立；爵位不为士人共同认可，罪责也不为众人所弃，赏罚便不能明确。前面认为正确的，就写入律法；后面认为正确的，又另行疏列为法令，因而号令不一致。史书称汉宣帝在神雀、五鳯年间治理天下，官吏称道百姓安宁，这是因为他信实，必定惩罚，并且审理裁断极为精明才取得的。元帝继承帝位后，权力落入恭显等人手中，于是宣帝的功业便衰败了，这是由于他优柔游移、不能决断，又被文义牵制而造成的。近来陛下对于各衙门奏报的事务，有时不立即发出批示，发出时又有并非原先议定拟定的内容；这其中难道没有奔走求幸于权门、结交近侍以互相引荐救援的人吗？急躁的人盼望迅速升迁，乖戾的人希望苟且免罪，自私的人只愿独占利益，而左右近侍只贪图利益，只亲近党羽；对偏爱的人就曲意替他掩盖，对厌恶的人就蛮横地排挤，因此众说纷纭，都说某人暗中替某人铺路，某事暗中被某人阻挠。比如都御史王越因传奉被斥退，等到推举西路总制时，竟阅看数人后又任用王越，其中难道没有人在陛下面前称誉王越吗？给事中王纶奉诏补任外职，却过了一年才得到参议之职，他此前难道没有人诋毁王纶吗？甘肃守臣请求封授哈密，兵部具题想不派官员，陛下不准许；在所奏请及拟定人选上报以后，过了一个月，陛下又准许不派官员。先前想派官员，是陛下的意思；过了很久仍不派，必定是所派的人中有并非陛下心中想用的人，哪里知道左右近侍没有想派自己亲厚之人的呢？那些侥幸求取功名的人，难道会因为没有陛下的命令就停止谋求吗？陛下英明睿智，超过古人，不应当让左右近侍预先干预最后的议定；只是遇到事情稍有迟缓，所以有时也会像李广那样的人得以进言。近几年各官所上密封奏疏，很多长期留在宫中。那些奏言如果不涉及朝廷政务，就会触犯权贵，他们总是战战兢兢，担心因此遭祸，而陛下又往往把奏疏留中，使他们不能请示裁决，徘徊郁结、叩天无门，这是为什么呢？事情可不可以、能不能实行，几句话就可以决定。陛下难道是想把奏疏留在御座前，时时查看吗？还是想保全进言者，以此消除毁谤呢？或者是认为他们的言论荒诞空泛、没有可取之处吗？推想那些人敢于把意见上达天听，倾尽肝胆，反复思考、审慎筹划，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谋划。若是为自己谋利，小则加以谴责贬黜，大则施以刑罚，也就可以了；若不是为自己谋利，而是为国家考虑，即使其中有未能深思熟虑的地方，陛下也应当取其长处、略其短处，不能含混不加辨别，使左右近侍得以借暧昧不明之机造成祸害，又诬陷那些有风骨气节的人。陛下当初谋求治理、迫切求取谏言，先朝因进言而被贬黜的人，如林俊这一类，没有不重新起用的；而御史彭程、胡献因进言而被罢斥，给事中胡易还关押在禁狱之中。臣恐怕这不是陛下当初求取谏言的本意。恳请陛下赶快施加怜悯，以消除进言者的疑惑。从前唐太宗问魏征近来的政治情况，魏征回答说：“陛下在贞观初年引导人进谏，看见进谏的人就高兴并采纳；近年虽然勉强接受谏言，内心却不平和。”魏征的回答没有直接谈政治，但政治的进退实际上正由此决定。臣希望陛下认真省察。得到歌颂不如得到箴言，得到唯唯诺诺不如得到直言争辩，得到令人喜悦的话不如得到能够警醒自己的话。人情相差并不太远，他们难道是想吹燃将熄的灰烬来焚烧自己，还是想吞食野葛来毒害自己吗？白璧不能成为包容一切的器物，能够容纳他人，日后才有福。能够奋不顾身，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进呈天子的人，大概都是一向有风骨气节、并不容易得到的人。然而话一出口，罪责就攻向自身，怨恨种在眼前，祸患产生于日后。他们如果不是丧失心志、置生死于度外的人，谁还肯再进言呢？将来的流弊，是人人只顾随波沉浮、经营自身，时时告诫自己谨言慎行，甘愿苟且敷衍来夸耀太平，拘守文书形式来装点门面，专事因循苟安而滋长偷惰；厌恶刚直切实的言论，却喜欢随俗而安、柔弱圆熟的态度，迎合当时的好尚以巩固宠荣，对是非一味附和，以便依附权势、求得防护。臣不能在这样的盛世中尽到职责，还能从哪里取得立身之处呢？臣之所以希望陛下听取意见并果断裁断，就是这个原因。天下是一个重大的器物，把它安置在安全之地就安全，放在危险之地就危险。然而要举起并安置它，靠一个人的力量不能完成，所以必须借助下面臣民的力量，使他们都参与出力。但让君子参与出力就安全，让小人参与出力就危险，因此这种力量又不能轻易借用。《易经》“师”卦六五说：“长子统率军队，弟子用车载尸体。”说的是让君子主持事务，却让小人参与其中的过错。用人参、白术来补益，却混入黄芩、黄连来泄泻，不能成为医方；用绳墨引导，却反而用斧斤背离它，不能制成器物；用甘甜滑润之物调和，却杂入苦涩之物，不能成为美味。道理必然如此。陛下如今所委任的人并不缺乏，但上下情意隔绝，忠诚还未得到信任，行动常常遭到牵制，宦官近侍便乘机而入。他们暗中经营、把持阴邪的门径以及货利的关口，日益开辟、日益扩大，争相奔走，越过防禁，人才混杂，吏治弊病滋生，陛下甚至不知道这种局面将到什么地步。然而造成这种情况，本来是有原因的。古代君臣共同谋求天下大治，彼此赞同或反对，在一堂上从容交谈，把内心托付给对方，表里洞然相通，细小的嫌疑不会产生于其间。因此臣下没有不说的话，说话没有不说尽的；他们挺身为天下谋划，各自恪守职责，始终没有什么需要避讳忌惮的，于是君主所做的事情能够成功，所希望的事情能够实现。

译陛下能做到这样吗？臣生长在外郡，看见郡守所属的官员前来拜谒，必定要由守门卒通报，没有一个不贿赂门卒的；所上呈的簿书，必定交给房吏审看详核，属官怕房吏寻找过失，没有一个不贿赂房吏的。门卒、房吏与郡守有什么亲近关系，却能借机牟利、假借权力？何况人主身边的左右近侍呢！外廷本来就不如内廷亲近隐密，士大夫本来就不如宦官宫妾亲近狎昵。此前李广尚未死时，陛下的政事，他能够加以扰乱；人才的任用和舍弃，他能够参与议论；深宫中不合时宜的防谕，他也可以随时假传。群臣在外面迟疑观望，揣摩风向和旨意，本来就比不上李广的势力。于是有人向他门下馈送财物，与他结下生死不渝的关系。已经身居显要的，想让自己的根基稳固；仕途尚未通达的，想借此升官；身处闲远之地的，想请他招引携带；处境孤立危险的，想借此多寻依靠；事情面临纠错追究的，想请他回护。这些衣冠清流，难道只是没有羞耻吗？他们无法与陛下结交知遇，所以只好同陛下的左右近侍结交知遇。忧虑时局的念头，被自私自利的私心夺去了；忠诚报国之心，抵不过经营自身的打算。士大夫风气如此，陛下能不挽救吗？近来科道官请求查究李广的赃物账簿，按与他交结者的罪行治罪，陛下只命令他们指出姓名上报，最终却置之不问。科道官所指的那些人，是根据听闻得来的，即使不一定全都属实，陛下也应当罢黜其中一两个最严重的人，以警戒后来者。如今陛下用意过于宽厚，大概认为那些人依附李广，是因为李广受宠；李广死后，他们自然会停止依附，何必深责？这就会败坏士人的风气，陛下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只顾惜大体了。臣认为，如果陛下确有这种想法，不如从今以后公开、公正地委任官员。自古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的君主，无不详细责问臣下并考察他们的政绩。详细责问臣下，所以贤能与否不能隐藏；考察他们的政绩，所以是非不敢徇私。他们之所以不能隐藏、不敢徇私，并不是靠使用权术来窥伺、猜疑和防范。恭敬地想，我朝祖宗在位时，优厚地接待臣下，彼此没有隔阂。早朝奏事没有完，每每在晚朝继续奏完。遇到机密政务，就驾临左顺门，召六部大臣与之商议，然后施行。如今陛下临朝很少，除了通政司引导奏事之外，再也听不到皇帝的德音。天下的事情全都通过书信文牍来处理。臣认为臣下告诉君主的事情，写在疏奏中，不如当面陈述来得切实。因为疏奏虽能直切陈说，却有所不足；当面陈说则可以从容表达，反而更为充分。疏奏时朝廷堂阶高远，有时会被奸邪之人遮蔽；当面陈述时，公正的舆论都在场保存，不必担心彼此抵触。如今群臣中有谁能够轮番等候，得到机会当面向陛下陈述吗？因此贤能与否、是非曲直，都可以被左右近侍调停、压下或放出，而陛下没有途径知道实情，又将凭什么详细责问臣下、考察政绩呢？臣希望陛下明察四方、广听兼取，每天与内阁讲论当代政务，无论大小、内外事务，都逐一交付有关部门详细议定。既然取得统一意见，就裁断并实行，不因小恩惠废弃大义，不因个人怨恨枉曲公法，不因旧习惯妨碍新政，不被模棱两可的话迷惑，不被相互争斗的言论阻挠。这样施行，不合宜的事情就少了。那些不能胜任的人，由科道官弹劾，他们也不至于只被一纸空文指责；陛下斥退他们，他们也没有遗憾，哪里还肯用财物结交左右近侍而自取罪过呢？士大夫的正气一旦振作，宦官宫妾的势力自然无法施行。臣之所以希望陛下公正地委任官员，就是这个原因。至于时政中已经陷入弊病的事情，请允许臣分别说明并逐一陈述。第一件是：臣听说郡守、县令是百姓的师帅。县令得人，百里之内的百姓都受其恩赐；郡守得人，千里之内都蒙受其庇护。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里、千里之内的百姓都会遭受祸害。圣明君主在上，想到天下即使有一个男子或女子不能得到安定的生活，尚且认为不可，何况千里百里的百姓，难道可以托付给不称职的人吗？臣观察如今替陛下治理郡县的守令，其中有不少并非合适的人。让狼和羊互相放牧，实际上以禽兽幼崽为资粮，庸碌卑劣、龌龊无能的人到处都是。这样一来，陛下的声名也有不能使百姓各得其所的地方。百姓筋骨疲惫于鞭打，肌肤被锋利的刀刃刮割，终年创伤疼痛刚刚平复又再度疼痛；懂得治理之道的人，能不感到惊惧吗？古代郡守入朝可以为相，郎官外出可以任县宰，守令的职任非常重要。如今担任知府的，都是四品的廷臣，经过长期任职积累资历后才升任，理应少有不才之人。府佐以及知州、知县的佐贰等官员中，进士出身的约占十分之三四，监生、吏员出身的约占十分之六七。然而世人所看重的是进士，考核方法和表彰优异的制度都特别详细。至于监生、吏员出身者，不才的人在考核时受到宽免，有才能的人在表彰时却被忽略，这就是弊病。议论者说：进士年少而意气锐进，州县官职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他们自己也不甘居下，所以珍惜小有成就，并多多举办公务；表彰优异的制度，应该优先用于他们。监生、吏员出身者，大多志气消磨、精力疲惫，没有才干和办事能力，贪图利益而不明事务，长期沿袭成风。如果考核不予宽免，十人中有九人都将列入应当黜退之列，就无法酬答他们挑灯读书、长期困顿的期望以及奔波劳碌的辛苦了。其中也有像铁中之铮铮者那样真正有才干的人，虽然偶尔受到上司表彰，部议却又因为他们不是进士，认为没有什么值得表彰的。臣认为不应如此。赵禹的才干出自佐史，龚胜的贤能发迹于郡吏；黄霸、丙吉、薛宣，难道不是汉朝的名相吗？他们都曾任卒史、狱吏、书佐。人才哪里有什么固定的出身？培养他就会振作，摧抑他就会衰颓；提拔他就会前进，贬退他就会后退。所依赖的，只在于上位者掌握这个关键。天下善人少，不善之人多。号称进士的人，也有不才者。何况如今郡县官员并不都是进士，监生、吏员出身者常常占大半，而上面又没有培养、提拔他们的机会，只取名声而不取实绩，只拘泥于出身而不考察才能，使有才干的监生、吏员无法显露能力，而无才者便无所顾忌。他们说：‘我不能与进士相比，白白辛苦又有什么用？’于是接受贿赂、营求私利，不再把承接政令、宣扬教化当作职责；对上司则空耗钱财、厚加奉迎，以求宽缓指摘；节省玩好之物来换取姑息，只要侥幸不失官职，就利用年资岁月为子孙谋求地位。这些监生、吏员出身者，前面没有奖励，后面没有惩罚，怎么能不率领天下人走向不才的归宿呢？

译天下的名声又有什么罪过呢？祖宗时期，取用人才的范围很广，考察得很严格，待遇也很公平。各种途径出身的人中，都是每若干人之外才有少数可以表彰优异的；这正是考核不严的弊病。臣愚见，想请命令巡抚、巡按以及分巡官，凡遇到所属府、州、县掌印和佐贰官员中政绩特别卓著的，逐级核实，上奏朝廷予以表彰，不因出身不同而偏高偏低，不废弃按资格循序任用的原则，也不被表面痕迹束缚。进士出身者将更加受到激励，监生、吏员出身者也将不肯自暴自弃。至于考核的方法，古今有两方面：一是考察他的操守，二是观察他的作为。操守在于防止过失；用这个来考核治理百姓的官员，又应以获得民心为根本。世上有操守的人未必真有操守，有操守的人也未必能得到民心；而要使百姓爱戴，若没有安抚慰藉、抚循百姓的政绩，使百姓没有叹息愁怨之声，是做不到的。因此臣认为，获得民心应当是考核府、州、县官员的最高标准。郡县官员中廉洁的、有才能的、得到百姓爱戴的，有关部门既应按实绩考察后提拔任用，又应每年选取一名既廉洁又有才能、并受百姓爱戴的人，上奏列为最高等第，如同汉代的旧例。请陛下特意颁降玺书加以奖谕，以此教化天下，使担任守令的人知道爱护百姓是最重要的，那么清廉善治之人的归宿稳定了，百姓将永远受到恩惠。第二件是：臣听说国初从未设置巡抚，宣德年间才开始在南直隶、河南、山陕设置。如今除浙江、福建外，各地都有常设巡抚，官秩都是都御史；边方兼有总制、处置的权力，腹里兼有转运之职，手持敕书和符防，以便因时制宜办事。三司都归其管辖，数郡百姓的安危休戚也系于其手，因此实在不能不谨慎选择并让他们长期任职。臣见吏部推举各处巡抚，腹里征询户部意见，边方征询兵部意见，审慎斟酌确定后，再请皇上亲自选择，谨慎到这种程度。然而他们接受任命往往不久，正当人与地方相宜时，人却不能留任；地方找到了合适的人，官员却不能与地方共事。功业将成而来者交替更换，事情尚未完成而谋划者已经更换。还有一种情况是，所属府还没有来得及按期到巡抚处任职，地方下情还没来得及体察，六条巡按职责还没来得及举劾刺举，各项事务还没来得及兴革，座席尚未坐暖，职位已经换人。如今制度规定每年派一名御史巡按各处；如果巡抚不能长期任职，与巡按没有区别，那又何必设置巡抚呢？从前宋代司马光说过：‘古代各自守任一项官职，终身不更换。’ 如今任官的人任职三年几个月，就往往因更换而离去，希望政务得到修治、功业能够成就，是不可能的。臣认为陛下想实行长期任用的办法，应当先从巡抚开始。近来的惯例是巡抚每年一次赴京议事，但到了议事之年，常有因地方有事而不能赴京的。臣请求规定腹里任满三年、边方任满五年，必须有一次赴朝廷。陛下亲自降下德音，询问民间疾苦，一方面以此表示优待，一方面考察他的实际情况。六部各自奏报其所办事务；确有政绩的，丰厚赏赐并慰劳遣返；其中不称职的，由科道官查实论劾。既然先选择合适的人，后来又让他长期任职，在轮流赴京期间，有增加品秩、赏赐金帛的褒奖，也有削官夺爵的羞辱，那么他们一定会考虑有益于地方而不辜负陛下了。第三件是：臣听说古代明君一定谨慎珍惜爵位、俸禄等名器，正因为珍惜，所以人才不易得到，得到的人也格外看重。后世爵禄混乱滥授，不再审慎选择，年幼无知的人也能凭此坐居人上；他们把名器看得不值得珍重，上位者给了他，便认为依法本来就该给；下位者得到它，便认为上位者给我的东西就是我本来应得的旧物。这样一来，上面的爵禄就不足以劝勉臣下了。这大概就是后世任子制度受到有识之士议论的原因吧？我朝祖宗制定的法律规定，文职大臣必须在朝廷任职已久、功勋劳绩显著，才降下特别恩典，录用他的一个或两个子孙，以荣耀后代。近年三品以上官员才大体请求恩典，让子孙入监，但也有所裁减节制，不至于像宋代任子那样，儿子任用孙子，孙子又任用儿子。武臣则不是这样，父亲死后由儿子承袭，没有儿子就由同胞兄弟承袭，同胞兄弟没有又由堂兄弟承袭，这比任子之法更加宽广。大概因为我太祖平定四海，太宗肃清内乱，武臣冲锋破敌，九死一生，备尝艰险，所以对他们的报答特别延长。如今天下卫所已经安定，职位却已人满为患，而后来任职的官员往往增加十倍百倍，不论事务难易、功劳大小，按例都能世袭。其中有的人本人没有上阵，只因预先参与跟随头目之末便滥冒功劳；他们所获得的首级，难道是阵前亲手杀死的敌贼吗？有的凭势力强求，有的花钱购买，有的甚至把已经死去的守臣也一并报上，夸大功劳次第；虽然经过兵部议定，逐项施行各边禁约，但弊端竟然没有多少减弱。如今新近任用的有功之人，大概没有能与祖宗时期相比的；难道不让他们世袭吗？如果让他们世袭，后世将一代接一代、没有限度，那后来冗员泛滥又怎么办？臣认为文武两途本质上有共同之处，都是享受君主俸禄，实际上却有一条世袭之路；既然对武臣如此优厚，那么法律约束文臣武臣，怎么能再有不同呢？如今文职官员犯贪赃罪必定罢职，枉法贪赃达到满数必定充军；而军职官员所犯应绞斩之罪只降级调卫，应徒流之罪只发回原卫带俸，同样的罪行却采用不同的处罚，实在很不合适。臣考察律文，军官犯笞罪收赎，犯杖罪降级调任；应罢职且不再叙用的，降级充任总旗；应徒流的，发往各卫充军。皇祖制定的律法，未尝不与文职犯罪同等处罚，然而刑官却特别遵循近年的条例。近例又载明：抢夺、奸盗、败伦、伤化等罪，全部发回原籍为民，子孙仍承袭原职。败伦伤化之人罪至当死，却只得为民，已经不是惩恶的法典；而他的子孙又立即能够承袭，这等于把职位特别从这个人转给另一个人，只有为民的名义，却没有罢职的实际。这样的处罚不是反而比降级调任还轻，因为降调之人不能立即由子孙替代吗？有人说，职位是其先人的功劳，所得官职随着本人死亡而消失，所以立即由子孙承袭，以报答先人深厚广大之恩，本来就应当如此。臣认为如今世袭职位的人，并不都是开国辅佐、建立功业的旧臣；至于犯了罪，又往往从宽赦免。源头不清，流弊不止，爵禄越来越滥，名器怎么能够受到重视呢？

译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定：今后各边有警，出征的官军如果能在阵前斩获首级，回师时就到镇守、巡按官处辨验，等候备文上奏后升官赏赐。其中有些官军贫苦，应该升官却愿意接受赏赐的，镇守、巡按官应厚加赏赐犒劳；如果敢于阿附敷衍、虚假奏报，事情败露之日，凡参与关说、通融的人都按欺君罔上治罪。又请司法部门重新议定：军职犯罪，一律依律判处，不得引用成化年间的事例。应当罢职为民的，必须等本犯本人死亡后，才允许子孙承袭。其先人不是开国辅佐的旧臣，承袭之日革去一级，并在原卫所带俸服役操练，这样或许他们考虑到身后之事，就不敢轻慢皇上的名器了。第四件是：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山依附于土地，君主依附于百姓。陛下视民如受伤之人，施行政令、推行仁政；天下凡有旱灾水灾，应当没有不知道的。守令的责任在于治理百姓，百姓受到水旱之害，他们也应当有所不忍。然而臣私下看见遭受灾荒的地方，耆老向府州县报告，必须派官员实地勘察属实后，才上报朝廷；镇守、巡按官也必须派官员勘察属实后，才为之请示皇命；命令下到有关部门，又必须查明按旧例应当施行，才发文转下府州县，然后按照受灾程度减免征收、借粮和赈济。灾荒中的百姓空着肚子等待哺食，就像车辙中干涸的鲋鱼，早晚盼望得到一斗一升的水，还担心不够；可是这些公文往返，动辄经过几个月，哪里是他们能够承受的呢？所以如今遇到灾荒，耆老既不向府州县报告，也不再上申，因为明知这样做没有用。派官员勘察，多一次就恰好增加一次骚扰，最终借粮赈济真正能救济到多少人呢？这就是守令本应对百姓不忍，却又有忍心不救的地方。天下的灾荒因此有些不能被朝廷完全知道，也就没有人救济。灾荒而无人救济，百姓扶老携幼接连不断，路旁饿死的人随处可见；无赖之徒在这里无以为生，就会啸聚乌合，盗贼必然增多。原本能够靠劳动生活的百姓，也都遭受他们的祸害；有关官府又催逼租税，使良民遭受棒打枷锁，最终也将流离转徙、抢劫求生。臣认为，陛下在深宫中忧念百姓，应当事先下诏谕示府州县官：如果遭遇水旱灾害，就委派一名公正官员查明受灾程度，详细申报镇守、巡按官。如果属于半数受灾，就把当年夏税秋粮开除；如果属于大灾荒，就设法处置，命府州县打开预备仓粮，发放赈济；事情办完后取得回报文书，以凭据上奏朝廷。因为救荒的方法贵在迅速，不应迟缓；迅速施救，就有使百姓起死回生的恩德，人人都能得到救济；迟缓了，即使挨家挨户分发粥食、沿街发放米粮，也来不及办成救济之事。汉代谒者汲黯经过河南，因百姓受到水旱灾害，便手持符节发放粮食，不顾擅自发布诏令的罪名。如今镇守、巡按官在外办理事务，不能与当时的汲黯相比吗？地方距离京师遥远，专门为了救荒而发放粮食，也不算擅自专权。有人说，朝廷如果真的下达这样的命令，凡遭遇水旱灾害就都要赈济，那么仓廪拿什么储存？百姓还会有虚报灾荒的。臣认为不是这样。汉文帝即位后，曾两次赐给天下百姓当年租税的一半；后来又免除租税，十多年不再征收；平常没有灾荒尚且如此，何况遇到灾荒，难道可以吝惜吗？上面的储蓄本来就是用来供养百姓的，如果没有滥费和冗余消耗，又何必担心储蓄亏空？灾荒水旱，人人有目共见、有耳共闻，勘察的劳费难道会大到可以被欺骗吗？第五件是：自从秦朝开通阡陌，天下便有了土地兼并的弊病，不过只是民间贫富强弱相互对比罢了。如今却有更严重的，那就是皇庄。先朝京畿以内的空闲土地，登记为公家所有，由佃民耕种并收取收入；土地广狭有一定界限，收入有一定数额，并不是用来困害百姓。近年管理皇庄的人员，不顾国家体统，把靠近庄田的土地，即小民赖以衣食的产业，蛮横侵占，索取增益没有止境。住在庄田附近的百姓，土地被夺而赋税仍在，征收科派一到，还要承担赔补办理的负担。富人因此变穷，穷人则一天比一天更加困苦。民间的马、牛、羊、猪，有时误跑到庄地，便没有希望再回来了；有的只因为靠近庄田，祖坟就被挖掘，房屋也被毁坏；耕田的农夫、送饭的妇女稍有不肯退让，便遭受鞭打，只能含辛忍痛，沉默不敢说话。巡按的使者经过这里却不敢过问，守牧官员即使到了那里也不敢秉公直言。这不是陛下厚待百姓的本意。承平以来，人口日益繁多，即使竭尽土地的生产力，也不足以供给百姓食用，而如今庄田、庄赋反而比过去扩大，难道荒地真的是每天都在开垦吗？不过是从无辜百姓那里掠夺来的罢了。从前汉宣帝下诏，将池苑中尚未临幸使用的土地借给贫民，把归来的流民借给公田耕种取食。如今即使不能把土地借给贫民，难道忍心把百姓赖以衣食、缴纳租赋的产业也夺走，使他们更加贫困吗？京畿之地近在咫尺，尚且不能没有侵害百姓的土地，何况远方呢？陂塘湖泊、园林池苑归王府所有，私下蓄积聚敛的臣子又各自操持渔猎器具，到处的百姓难道能不困苦吗？臣听说勋戚世族因附属京师而获得恩赐的庄田，他们的家人也多借此肆意蚕食；其他军民中的不法之徒，又把自己的产业投献给权贵，依仗权贵作为藏身之所，再向别处取偿；有的投充为陵户以逃避粮税差役。京畿附近尚且如此，外地王府所认领收纳的土地，危害应当更加倍增，难以估量，不能不严加治理。恳请陛下敕令官员前往勘察皇庄地面，按实际情况丈量；如果军民申诉认领旧有产业，且有邻居作证、可以据此结案，就割还给他们。至于本庄土地坐落在某府某州某县的，就在当地征收赋税；佃民耕种时只称为公田。丈量确定后，造册缴送有关部门，每年把收入用于备办经费；如果遇到水旱灾害，就同民田一样开除赋税。这样既不丧失本庄的赋税，也不困害庄田附近的百姓，京畿以内或许就没有侵夺之害了。有关部门还应将此例通行各省王府：凡陂湖园池属于王府奏请取得的，有司依此例每年送纳租赋，免得王府派人催取。今后世族之家都应整饬管理产业的家人，不得制造事端；军民原本不是陵户的，不许冒充申报，也不许把自己的产业投献给权贵。若敢再不悔改，事情败露，产业没收入官；军人发往边卫，百姓发往口外；接受投献的人上奏朝廷处置。这样，土地兼并的弊病或许可以消除。第六件是：臣职掌司马一类的事务，私下查阅军政条例，可以看出我朝历代圣君对军政的殷切用心。我太祖皇帝平定中原，治理天下而不忘记战乱，设置卫所，供养天下军队；即使荒僻边远、极其险绝的地方也到处设置，如今经过一百三十年，未曾有大规模征伐来消耗军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译各地府州县如今都有清军官，又有钦命御史，上下相互补益；他们查出的军丁按例批文解送，军丁到卫所后按例加以存恤；清军官查出人数少的，考核期满便黜退解任；有人纵容军丁留在家中拖延，或在途中把军丁卖放，便与卫所官旗侵剥所管军丁、导致军丁逃亡的罪行一并论处，法律制定得如此严密。除此之外，审理刑狱的衙门还有将犯人发往充军的律文，清军御史又有招募为军的榜文；日积月累，各卫所的军籍册上本应每年增加。如今查看，祖宗时期的额数反而减少，边方和腹里一遇到替补，只能勉强补足而没有余数，这是为什么？臣知道其中的原因。军丁新旧承接，出入参差不齐，无法整齐统一。军丁从卫所逃走，军籍册却从原籍查找勾取；年年查勾不断，而逃逸者在旧编队中常常只是虚名。奸猾之徒，有的逃入大户家中改换姓氏，有的入赘妇家以藏身，有的借调往其他卫所之机便脱逃，有的因流落他乡而改变服役身份。军籍本来就不容易清查。清军官又是外地人，在任时间不长，哪里能全面知道本军被征调、充补的来历？里书制造弊端，动辄说：‘文册没有可查依据，成百上千张破纸中，翻来覆去查阅，幸而只能查出一两个。’ 解送军丁时，所解的又不是本人；即使解送本人，也不能把他的正妻一同解送。被解去的，竟是他的义子、女婿以及临到期限时掳掠贩卖来的妾婢。这样的人到了卫所，哪有不逃跑的呢？卫所距离原籍往往数千里、数百里，逃走后再次勾取，通常要过几年；勾取后再次解送，又要再过几年。逃亡三次，按法律应当处死，却总说原先逃亡、没有捕获，或者说已经死亡。官府认为人命最为重要，往往不肯追究，军伍怎么会不经常空缺呢？至于依据律文审问发配的，官府负责押送，沿途防护，经过烟瘴之地，逼近沙漠，饥渴劳顿，把本人送去充实边地，而边军仍不能充实。不但戍卒会走向死亡，押送者也会因此劳累而不能回来。至于张榜招募的人，像蓬草浮萍一样无所依附，谁能保证把他们收编入籍？何况如今的时势已不同于国初，土著良民谁愿意充军？这种做法不过是徒有虚名罢了。这就是卫所军队不能免于缺乏的原因。臣听说唐代陆贽论镇守军队说：‘如果不合乎事理，就不能安宁；如果不合乎人情，就不能稳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里〕

译他论述选用设置镇守军队时说：‘必须衡量他们的性情习惯，辨别他们适宜的土地方俗，最后总括为一句话，就是要便于人情。’ 如今天下充军的人，北方人被发往南方，南方人被发往北方，使他们永远抛弃族亲姻亲，携带资财也无法前进，僵倒在无尽的道路上，到了新的地域又陷于困迫，这难道合乎人情吗？所以军户被勾取时，痛苦如同剥皮；军丁被解送时，悲哀如同被弃市处死。原籍如果能够藏匿踪迹，哪里还顾得其他；卫所如果能够逃亡，哪里还担心以后。难怪法律明明表示可以免死，人们却怀着不如同死的心；榜文声称求取报效，人们却很少有自动效力的念头。那么陆贽所说便于人情的话，难道就是安置军队的办法吗？今日安置军队的办法，就是陆贽所说的衡量人的性情习惯、辨别其土宜。因此恳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定，转行各处清军御史，督同清军官员稽查军伍册籍。凡是编伍缺额、漏失勾取以及已经勾取却未到卫所的，都造册缴送有关部门；把两直隶、十三省所属的府州县按卫所划分，南北分别归入南北卫所，再各自按照远近衡量；然后分别计算查出的军丁人数，与其相互调换，使南方解送的补南方、北方解送的补北方，近的以五百里为限，远的只到二千里。入伍之后，原来的编伍不许再次勾取。这样他们可以免除跋涉风尘之苦，也容易适应水土；逃亡的人将自行首报，在官府居住的人将乐意前往服役，哪里还担心额数不能恢复呢？至于各地审理后发配的罪犯，确定发往哪个卫所，虽然不是应当发往极远边地的，也应当按南北分别发配，并命令他们的当家小房随同前往。这样不过是让押解差役稍微劳累远一些，而罪犯本人不敢逃逸，军伍也能得到助力。如果说罪犯戍守的地方不远，就没有办法警戒众人，臣认为警戒众人的关键在于遇到赦免时不能轻易宽宥，根本不在于违背其土宜、把人逼到极远之地。已经查出的军丁中有不愿前往的，命令他一户承担两名军丁，在本地或邻近卫所领取粮饷、服役操练，其余丁口照例优免。安土重迁的人应当很多，这也是充实军队的办法。以上六件事，其中有些是当前急需办理的，所以最后一并陈述，愿陛下始终听纳。奏疏送入后，皇帝后来…… 陈述边务的奏疏【弘治十二年】王守仁 臣想到近来皇上因为彗星出现的变异而警戒反省，又因为边疆告急而命将出师，日夜忧劳，不得安宁；这确实是圣明君主遇到灾异能够警醒、面对事务能够戒惧的深厚心意。正值多事之时，如果臣有一两点见解，岂敢隐忍不向皇上上闻呢？臣愚见，当前最大的祸患，在于做大臣的对外假托慎重老成的名声，内里却盘算保住俸禄、希求宠幸；做左右近侍的，内里凭借相互交结、盘蔽壅塞的资本，对外却肆意行使招权纳贿的恶行。忧虑世事的人被称为迂腐狂妄，进言的人被视为轻浮躁进，正大刚直的气节因此受到压抑，怯懦因循的风气反而养成；所以朝廷的衰弱耗损、颓败崩塌将要达到无法支撑的地步，却还没有自觉。如今幸得上天仁爱，恰好出现边疆祸患，这正是忧虑警省的时机。对此，陛下必定应当采取措施，痛切革除弊端的根源，惩戒警示并振作人心。臣是新近进用的小臣，哪里敢越职谈论这些事情，以招致越位进言的罪责？至于军情的利害、事机的得失，只要有所见解，本来就是樵夫可以进言、士卒也可以谈论的事情。臣又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呢？即使所陈述的未必完全符合时论，但臣私下认为确实应当如此，就不能因为害怕与众不同、触犯忌讳而停止进言。谨慎陈述八项有利于时政的事情，供陛下采纳选择：第一，蓄养人才以备急需；第二，舍弃短处而任用长处；第三，精简军队以节省费用；第四，实行屯田以充足粮食；第五，推行法令以振作威势；第六，广施恩惠以激发士气；第七，舍弃小利以保全大局；第八，严加防守以乘敌人困敝。什么叫蓄养人才以备急需？臣认为，将领是三军赖以行动的人，任用合适的人就能克敌制胜，任用不合适的人就会失败灭亡，怎么可以不预先蓄养人才呢？如今边方稍有警报，还没有严重到辱劳偏将副将，朝廷议论推举人选时，就已经仓皇失措；不得已想到一两个次等人选之外，竟没有可以接替的人。这样却想求得克敌制胜，将领还能凭借什么做到呢？南宋偏安一隅，尚且依靠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等人担任将领，依靠李纲等人担任宰相，却仍不能阻止金人冲突进犯。如今凭借统一天下的强大国势，想求得能够任事如同这些人的将相，却还没有见到一个。万一敌人长驱直入，不知道陛下的臣子中，谁可以派去抵御？为什么还不寒心而早作谋划呢？臣愚见，如今的武举只能得到善于骑射搏击的人，却不足以选取有韬略、能统驭军队的人。如今公侯之家虽然设置了教读，不过只是虚应故事，实际上没有什么补益。如果确实让公侯的子弟都聚集在一个地方，选择一名像现在提学官那样、兼通文武的人来教育他们，使他们学习书史、骑射，传授给他们韬略谋划；又从武学生中每年选拔其中特别优异的，使他们相互切磋磨炼，每日考察、每月考核，分别辨明其才与不才；每隔几年进行校试，三年举行选举。至于兵部，从尚书以下，命两位侍郎每年轮流巡察边地；在科道官和部属官员中选择二三名通达权变、才能出众的人随行，使他们因此能够周遍了解道路远近、边关要害、敌情虚实、事势缓急，无不深刻熟悉、审慎察知。平日如此准备，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需要从远处估量局势、前往任事时，就不必担心无人可用。孟子说：‘如果平时不蓄养人才，终身都得不到人才。’臣希望从今以后就开始蓄养他们。什么叫舍弃短处而任用长处？臣认为人的才能，若不是圣贤，就一定是有长处也有短处，有所明白也有所蒙蔽。而人的常情，也一定会因先前受到惩戒，后来才有所警醒。吴起杀死妻子，是残忍之人，却被称为名将。

译陈平接受金钱，是个贪婪的人，却能做谋臣；管仲曾被囚禁，却建立了霸业；孟明视曾三次败逃，后来仍然取得成功。关键只在于君上怎样驾驭、激励他们罢了。所以说：“任用人的仁厚，应去掉他的贪婪；任用人的智慧，应防止他的欺诈；任用人的勇敢，应消除他的暴怒。”在仓促艰难之际寻求人才，却一定要把他们拘束在规矩法度之中，臣知道这样必定不能成功。臣曾听道路上的人说：从前边关将士中以勇猛强悍著称的人，大多因过失获罪而被排斥到闲散地方。既然有过失罪名，他们在平常无事时，确实不能让他们处在人上。但到了如今多事之时，他们的勇猛强悍，也确实有可以任用之处。况且他们被摒弃已久，必定会悔改以前的过错，想着奋发自励。如今如果确实交给他们几千人的军队，使他们能够立功赎罪，他们又一向熟悉边地事务，再加上长期积累的经验，同那些不熟悉地利、只想着保守的人相比，功效相差很远。古人说：“使用有功之人，不如使用有过之人。”这就是所谓使用有过之人。什么叫精简军队以节省费用？臣听兵法说：“每天耗费千金，然后十万军队才能出动。”古代善于用兵的人，从国内取得军需，凭借敌方粮食供给自己，即便如此每天还要耗费千金。如今凭中国的力量抵御敌人，如果没有漕运转运就没有粮食，没有征收输纳就没有财物，本来就不能说可以取粮于敌。那么今天的军队可以轻率出动吗？臣因公务在外，刚回来十天，远远听说要出兵，私下认为未必如此。为什么呢？北方多寒冷，如今炎热天气渐盛，敌人不耐暑热，而我军正得时机，这是第一点。敌人依仗弓箭，如今大雨时常降下，弓弦和弓胶松弛，这是第二点。敌人逐水草而居，靠射猎牲畜为食，如今已经聚集两个月，边地草木几乎耗尽，野外也无从猎取，这是第三点。依臣推测，官军刚到，敌人的踪迹就会逃遁。用兵本来有先声夺人而后实际行动的情况，如今军队已经出发，再想改变已来不及；只有精简军队这一项，还可以节省虚耗而取得实际效用。军队贵在精锐，不在数量多。现在赶快下诏各将领，在一万人之中秘密选取精壮可用者三分之一，其余全部遣返。声势已经宣扬出去，再命令其秘密返回京师，边关自然无法得知。这样一万人军队的威势仍然存在，实际上又可以节省无穷费用，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何况如今京军出动，遇战就退，论功时却争先，也不是边将所喜欢的。他们请求增兵，只是因为事情办不成时可以分担责任罢了。如今如果确实用供养京军的办法来供养边塞士卒，用赏赐京军的办法来赏赐他们，十天之内，几万人的军队就可以立即招募到帐下，何必一定要从京城出兵？什么叫实行屯田以供给粮食？臣认为军队以粮食为根本，没有粮食就没有军队。边关粮饷运输，水陆相距千里，途中颠顿损耗，十份只能送到一份，所以兵法说远距离运输会使百姓贫困，抬高物价会使百姓财力耗尽，说的就是这个。如今的京军既不能承担战阵，又无事坐食，反而加重边地困乏，这等于替敌人谋划。三边戍卒正因忙于作战守备而无暇耕种，如果确实让京军分驻屯田，供给种子、发给农具，等到秋收，让他们各自靠劳动供养自己；敌人到来时，就穿戴铠甲返回驻屯之处，从远处造成声势，与戍卒相互策应；敌人离去后，仍然恢复耕作，并利用闲暇修缮敌人拆毁的边墙、亭、堡，以阻遏敌军冲突。这样虽然不能完全供给塞下粮食，也可以稍稍减少运输粮饷。这确实是爱护百姓、等待时机的办法，也是王师出动时最为稳妥的长期防御。什么叫施行法令以振作军威？臣听说李光弼接替郭子仪时，张用济被斩于辕门；狄青到达广南时，陈曙被杀于军旗下。因此他们都能振作疲惫涣散的士卒，击败正强盛的敌人。如今边臣中贻误战机的人，往往凭借侥幸设法脱罪，早晨在东部边境丧失军队，晚上又调往西部边地防守，既不加惩罚，军队于是更加松弛。这样就是陛下不仅不□其罪，反而又替他们曲意周全了。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畏惧而尽力赴死呢？法令不能施行，往往是上级先违犯了它。如今总兵官的头目，动辄以一二百人计算；如果他们确实是凭武勇被收录的，那还有什么不可以呢？然而这些人，不是权势人家的子弟，就是豪门的请托关系，都是凭权力强行委任的。他们又索取刻剥，骚扰道路，仗势夺取功劳，无功而冒领赏赐，使战士寒心，激起军民怨恨。做总兵的，还资助这些人的权力，使他们互相争先；既然委任他们，怎么敢不表示爱护？既然爱护他们，又怎么肯不包庇？如果他们违犯法令，又怎么敢斩杀他们来示众？将军的威望，当然因此类人而荡然无存了，又凭什么统率军队、使众人服从呢？臣希望陛下亲自下敕给提督等官，发布命令之日，就把先前丧师失机者斩于辕门，以整肃军法；至于所谓头目之类，全部下令禁绝并遣返回去，不让他们滋扰、侵夺、冒功，以免扰乱将领的权力。这样士卒就会奋发自励，军威得到振作和整肃，克敌制胜，都将由此而来。否则，即使有百万军队，也只是白白耗费国力、劳苦百姓，同样无从使用。什么叫广施恩惠以激发愤怒？臣听说，杀敌需要愤怒。如今军队刚刚失利，士气消沉；三边的戍卒中，那些战死者，不是他们的父母子弟，就是他们的宗族亲戚。如今如果确实抚慰他们的创伤，询问他们的疾苦，体恤孤儿寡妇，赈济贫困者，使死者家属都没有怨恨，那么活着的人自然会受到感动。然后选取其中强壮的，向他们宣示国家恩德，说明敌人的仇恨，明示人伦亲情，以大义激励他们，悬赏鼓舞他们的勇气，揭露敌人的罪恶以加深他们的愤怒，使他们痛心疾首，日夜磨砺自己，务求与敌人一同杀掉杀害父兄的仇敌，以报答朝廷的恩德。这样我军的声势会日益壮大，士气会日益振奋，区区敌患就不值得平定了。什么叫牺牲小的以保全大的？臣听兵法说：“想要取得它，必先暂且给予它。”又说：“假装败退，不要追赶；作为诱饵的军队，不要吞食。”这些都是牺牲小的以保全大的意思。如今敌势正盛，如果我军按兵不动，他们一定会出动精锐来挑战；挑战不止，就一定会设下诡计引诱我军出战：有时丢弃牛马装作逃跑，有时隐藏精锐来显示弱小，有时假装溃败而预设伏兵，有时暗中派兵而请求和谈，这些都是用利益诱骗我军。

译如果因此相信他们，就会落入他们的计谋。然而如今边关守将各有自己的打算，敌情的虚实又难以仓促辨明；在敌人挑衅诱骗时，若蓄力不应战，难免有小规模劫掠之忧；有人认为应当救援，有人认为可以乘机邀击。听从前者，必然陷入危亡之地；不听从，又害怕因坐视不救而获罪。这正是王师奔逐疲劳、损失威望，而敌人得志的原因。如今如果任凭将领灵活操持，允许他们便宜行事，那么他们按兵不动，不算坐视；他们主动出击，也不算失机。蓄养威势、积蓄锐气，只要求他们取得大功；对于小小的挫折损失，都置之不问，这样我军常能安逸休整，军威也不会受损。这实在是胜败存亡的关键。什么叫严密防守以等待敌人疲敝？臣听说古代善于备战的人，先使自己不可战胜，以等待敌人出现可胜的时机。大概中国军队长于自守，而敌人长于野战。如今边卒刚刚战败，敌势正盛，如果再同他们交战，就是把敌人的长处送给他们，以胜利让给敌人。当前的计策，只有环城固守，远派斥候以防奸细，勤用间谍以谋划敌情，熟练训练以发挥我军所长，严格号令以整肃懒惰，同时频繁加以犒赏，使全军蓄养力量、积蓄锐气。这好比蓄积水势，等水盈满溢出之后，再借水势盛怒急流而决开堤坝，那么水势会合力骤然冲来，足以推倒山岭、漂走巨石而不停。过去李牧守备边境，每天用牛和酒犒享士卒，士卒都乐意决战，但李牧屡屡压制阻止他们，直到再也无法禁遏时才振奋军威、全军出击；如果不是万不得已而后采取行动，就应当这样做，所以一战就击败了敌人。如今我军粮食已经充足，威势已经形成，愤怒已经深重，军队已经得到休整，防守已经坚固，士气已经锐利，那么各方面都周密完备，所谓不可战胜的条件已经在我方。这样我军充足，敌人就日益匮乏；我军强盛，敌人就日益疲劳；我军可怒，敌人就日益理亏；我军安逸，敌人就日益劳苦；我军坚固，敌人就日益空虚；我军衰弱，敌人就日益迟钝。仔细探察敌情、比较谋略，必定要等敌人疲惫败坏、奔逃之后，再运用奇谋设置伏兵，集合全军整顿出发，出击敌人不愿趋赴之处，奔向敌人意料不到的地方，从正面迎击、邀截并夹攻，从首尾两端横向攻击。这就是以充足对付匮乏，以强盛压制衰弱，以愤怒加于理亏，以安逸攻击劳苦，以坚固攻破空虚，以锐利进攻迟钝；这就是在万全条件下取胜，立于不败之地而使敌人失败的方法。只是臣所陈述的，并没有什么奇特超出常人的见解，本来都是兵家的常谈，也是如今做将领的人共同知道的。只是如今边关将帅即使有人知道这些道理，却不能实行，往往都把它看成寻常话，完全不加省察；形势有超出掌控之处，就推说无可奈何；事情怕烦琐困难，就因循苟且。因此玩忽熟习、废弛懈怠，竟到了这种地步。陛下不要忽视这些细微问题，请敕令兵部把臣所奏之事认真议论可否，再转行提督等官立即斟酌施行，不要让它成为空文，务必要求取得实际效果，希望对军机有所帮助。臣为国事忧劳恳切，实在难以尽述。奏疏呈入，授任刑部主事。《御选明臣奏议》卷九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 《制科议》【弘治十年】　王鏊 臣认为，国家设置科举取士的制度，可以说已经很精密了。先考经义，其次考论、表，最后考策问。实行了一百五十年，本应当得到人才，却最终没有听说其中出现像古代豪杰那样的人，而文章辞采终究也比不上古人。人才的高下固然取决于时代，但也与科举制度有关。科举一设，天下士人群起趋赴，人才的高下、士风的淳厚或浮薄，大多都由此产生。夏商周三代取士的方法，今天暂且不论。唐宋以来，科举有明经科，有进士科。明经就是今天所说的经义，进士科则兼考诗赋。当时两科并行，而进士科得到人才最多，名臣将相都从这里产生。明经虽然更接近正道，却多由资质拙劣的士人参加，所以称为“学究”。诗赋虽然近于浮华艳丽，但才智高明的士人多趋向它，所以称为“进士”。诗赋虽然浮华艳丽，但必须广泛阅览、博采经史百家，这并不只是诗赋科选得人才，而是广泛学习古代知识有益于治理国家。宋代王安石任宰相时，废黜诗赋，尊崇经学，在科场以经义、论、策取士，可以说一扫前代的陋弊。然而士人专攻一经，到老也不能研究其他经书，把经史都置之度外；他们的学问固然专一，见识却日益浅陋，才华也日益下降，大概不过是当时明经科的情形罢了。后来王安石说起当初的本意，是想把学究驱策成进士，没想到却把进士驱策成了学究，大概王安石自己也后悔了。如今科场虽然兼考策论，但百年以来，主考官所看重的只有经义，士子所学习的也只有经义，以为经义一旦通晓，策论就不必等到专门学习了。近年颇为重视策论，但士人的学习习惯已经形成，也难以突然改变。古代通晓经书的人，只是通晓其中的义理罢了。如今却穿凿附会、支离破碎，以迎合主考官的要求，人才不如古代，实际上就是由此造成的。既然如此，进士科可以不改变吗？回答说：科举制度不必等待改变。以经义取士，所学是正的，义理也是精的；可惜取士的道路稍微狭窄，不能穷尽天下人才。臣愚见，希望在进士科之外，另设一科，如同前代的制科，必须兼通各经，博览精通诸子、史书、词赋，才能参加。有无官职都可以应试；其中成绩第一等的授予翰林，次等授予科道，次等授予部属；已经有官职的人则按次递升。这样，天下士人都会奋力争学，即使已经做官的人也会振奋起来，不再有专攻一经的陋习。有人说：如今士子连一经都不能精通，何况其余经书呢？回答说：制科本来就是用来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的。用科举收取天下士人，用制科收取非同寻常的人才，这样以后天下就不会遗漏人才。所以说：科举制度不必改变。奏上此议，皇帝没有采纳。

译《论传奉疏》【弘治十四年】　马文升 臣认为，人君最大的权柄，没有比爱惜名器更重要的；国家最首要的事务，没有比节制财用更紧迫的。恭敬地想来，太祖高皇帝刚刚统一天下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各有确定员额；不是有功劳、任职办事的人，额外从来不轻易授予官职。那时各项事情无不建立，政务无不修治，所以府库财用有余，即使遇到战争灾荒也从未告乏。历代圣君相承，都遵循这条道路，从未听说有传奉官。到了成化年间，才打开传奉授官的门路，冗官也逐渐增多。成化十六年因出现星变，朝廷大臣上奏，奉宪宗皇帝圣旨：传奉授予的文职大小官员，除勋戚因功升迁、荫授、记录任用者不动之外，其余人员以及儒士都寄名后遣返回去，待有缺额再取用；其中有因办事妄冒、以及乞求恩典而升授的，查明后再行裁定；各衙门中精通技艺的匠官，保留任用，发给一半俸禄。钦此，钦遵。诏令一下，中外官民都欢欣鼓舞，都认为即使汉武帝的轮台诏也不能超过它。但当时传奉升授的官员仍有尚未退尽的。恭逢皇上继承帝位之初，俯从言官请求，把传奉官员全部裁退，天下欣然称颂皇上的仁明。无奈近年以来，大小官员中由传奉授予的又多了起来；另外还有白身人送到中书处供给粮食、学习书写，后来取得出身而被授为中书舍人的。前面所说的传奉升授等官，十年间应支取的俸禄粮食动辄达到数万石，皂隶银也不止一万多两。何况如今亲藩已有三十多个府，而郡王、将军、中尉、郡主、郡君、县君、仪宾等名目不下千数，所需禄米合计超过百万石。两京军职比洪武、永乐年间增加数倍，再加上军国费用，因此内外仓廪空虚，国库财藏枯竭，一遇战争灾荒，动辄到了卖官鬻爵而又无从筹措的地步。况且国家贡赋有限，都是小民的脂膏；拿这些有限的民脂民膏供养那些没有功劳的庸碌之辈，按月计算似乎不足，按年计算却有余，那么天下百姓哪有不困苦的，府库财物哪有不枯竭的呢？本部曾上奏请求裁退这些冗官以节省财用，都没有得到批准，也有奏疏被留在宫中未发出。伏望皇上大振乾纲，俯从群臣议论，把额外传奉升授及乞恩升授的官员，以及在中书处学习书写的人员，除勋戚、进药有效者、书写制敕者、大臣子孙和经筵讲读官子孙外，其余一律裁革，令其闲住；或者只允许他们戴冠束带以享荣身，按其技艺供事。还请今后凡有代替他人乞恩、传奉升官的人，都以义断绝，不徇私答应请求，以堵塞侥幸求官的门路，戒止奔走竞争。这样希望名器不至于滥授，国家财用也能稍微充足。奏疏呈入，得到圣旨说：“你们再查核议定妥当后再来说。” 《陈述灾异疏》【弘治十年】　林俊 臣听说云南等地发生地震、山崩，灾变异常。今年正月初一日，陕西延安、朝邑等二十多处同时发生地震，绝不是泛泛地反省自身就可以消除这种大变的。考察上古以前的事例，汉和帝永元二年，是宫闱方面的应验；安帝建光元年，是宦官方面的应验；晋元帝大兴元年，是执掌权柄的大臣方面的应验。如今这些方面大概都没有这种情况，唯独可能是兵祸的应验。汉光武帝时，武溪蛮反叛；晋成帝时，苏峻作乱；宋仁宗时，元昊不向朝廷称臣。如今敌人长期聚集在河套，兵祸的征兆已经在这里显现。万一不能始终制胜，忧患就不小。况且民间又怎么能保证没有人互相煽动而起事呢？臣观察近来费用日益奢侈，科派差役日益繁重，人民日益贫困，很没有安定的意志。如荆州、瑞州、九江等地，乌合起来的强徒，轻率地窃取名号，杀害官兵。何况内地人民的困苦，难道不会增加数倍吗？那么不但北方敌人值得忧虑，远方边地和内地也都值得忧虑。汉宣帝本始年间发生地震，诏令询问经学、贤良、方正之士，却没有人敢直截了当地说出原因。宋代儒者胡氏说，地属于妻道，地震正是这种关系显现出来的证据。如果有人敢于直言，使汉宣帝有所警戒恐惧并能够妥善处理，那么霍氏家族的灾祸就没有机会酿成了。宣帝是贤明的君主，霍光有辅佐先帝、留下功业的功劳，又有宫闱亲属关系；他小心恭谨，是贤臣。难道能说宣帝不会顾念霍光一家，或者说霍光一家不可能遭遇灾祸吗？事情往往难以预料，政事也类似这样。因此，所谓宫闱、宦官、执掌权柄的大臣等问题，臣希望陛下静心思考并妥善处理，谨慎一些总没有过分的。至于设置斋醮，是对上天的亵渎、对神灵的冒犯，不但不能求得福佑，实际上反而足以招来灾祸。南京、苏州织造的花样过于精巧，松江的大红布、太仓的洗白布过于精细，古人称之为“服妖”。耗费财物、劳苦百姓，灾祸或许就由此而来。至于清查占役，裁汰冗食，停止不必要的工程，节省供应，节制赏赐，谨慎奉行俭朴的德行，戒除安逸欲望，远离佞幸，亲近贤士君子，这些都是陛下应当留意并竭力做到的，以修治人事、挽回天变。伏望皇上独自从内心裁断，如同元气运行，妙在无迹可察，那么宗庙社稷就十分幸运了。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论欺罔疏》【弘治十四年】　周玺 臣私下看到，近日右副都御史洪钟上题说，新开潮河川工程已经完工，请求赏赐有功官军等人；奉圣旨命有关部门查核后回奏，钦此，钦遵。议论此事的人都说，洪钟狠心施行毒害，已经逃脱了过去应受的惩罚；如今没有实际功劳却冒领功劳，又希望得到将来的赏赐，舆论不能满意，公道也难以容忍。臣身为言官，按道义不能沉默。臣查得，洪钟先在弘治十二年冬天上奏，请求在潮河川凿山改水、修筑重关，估计工程期限，认为用一千人的力量不过半年即可完成；如果超过半年仍不能完成，工程完成后又经差官查验，不能成为国家长久的大利，就治臣的罪，臣即使死一万次也不敢推辞。后来兵部题奏奉钦依，已经下令遵照修筑。到如今工程已经超过两年，却没有看到成效。何况洪钟行事乖张暴戾，上天降下灾祸，压死无辜百姓很多；耗尽民力，浪费财物。言官接连上章弹劾，多次经有关部门奏请停止，朝廷却屡次奉圣旨说潮河川已有先前的诏令，不必停止，钦此，钦遵。臣仰察历次诏令，无非是忧念边地，怀抱长远谋划，为宗庙社稷求取亿万年无疆的福祉。

译有这样的君主，洪钟怎么忍心辜负他呢？洪钟不过是一个平庸之人，承蒙委任，正应当感恩图报，拼死勤勉办事，对上体察皇上深谋远虑的心意，对下完成自己所说的长久利益计划。然而他却任意妄为，肆意欺骗蒙蔽。估计他今年四月派锦衣卫千户牟兵前去踏勘时，牟兵得到洪钟的指示，说工程非常紧急，即使在今年夏天凿深，也只能容纳小水，实在担心日后沙石草木淤积。巡按御史张垣也上奏说工程尚有很多，相距很远等情况；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洪钟却突然奏称工程完成，请求赏赐。即使有拔山盖世的英雄，又怎么能仓促间如此迅速地完成呢？看他奏疏所说，最初只是想分泄水势，避免冲击城池，也避免六七月大水猛发而难以预料；到临近水期时，在新堤旁分减水势，使两处分流水势必然减缓，希望没有冲城、决堤之患等。他又说，新开的河道还剩第一道崖岸没有全部开凿；除估量留下工价，交给分守兵备等官，等待夏秋大水过去，临时观察水势分流的比例，再加以修筑拓宽，用石头包砌堤堰。与原奏所说在第二、第三寨之间凿通山凹，使川水冲聚后分流入关相比，今后水流都从这里进入，不再冲击关口；外高内低约二丈有余，凿成两岸，水流从中通过，就会充沛地向下流去，不再横流，于是疏导水道通达密云，直到通州；有水时，十艘漕运船可以到达那里；水小时，小船也可以经常通行。这样借助水运，就能免除山东、河南、北直隶百姓在崇山峻岭之间转运粮物的劳苦，利益并不小。洪钟前后奏疏中的说法辗转支吾，彼此自相矛盾。又听说所修的砖城也将被水冲倒，如果遇到大水猛发，就会边修边坏，始终没有完工之日，造成的祸害不轻。所谓大利在哪里呢？自弘治十二年二月开工，到弘治十四年五月，已经经历了两次夏秋，也曾遇到大水。这时洪钟为什么不观察水势？一定要等分守兵备等官后来修筑，可见他自己心里知道先前的工程根本不可能成功。为了避免后患，他既不服罪、陈述实情、痛切反省自己的过错，反而还敢文过饰非，再次欺骗蒙蔽皇上；拿没有益处的微小劳绩来蒙惑圣听，把难以完成的大工程推托给其他官员。虽然声称请求赏赐官军，实际上是在预先为自己谋求退路。欺罔之罪，法律难以容忍。何况如今他上奏说雁尾山等处属于他所管辖的地方，发生火灾，延烧周围七十多里，逼近禁山。臣恐怕洪钟先前压死很多人，承蒙宽宥；如今又烧山裂石，伤害和气，所以皇天震怒，火灾逼近，惊动陵寝。然而地道尚且安静，神灵本应安宁。如今百姓怨恨、上天震怒，火灾逼近禁山，我祖宗在天之灵，难道能够安宁吗？难道可以只把罪归于地方官军，说这不是洪钟烧山裂石所导致的吗？伏望皇上以天变为警畏，以百姓言论为忧恤，以祖宗陵寝为念，全面查核洪钟先年所奏的“工程完成后，经差官查验，不能成为国家长久大利即治臣之罪”的原委；仍选派科道中公正的官员前往现场查勘。果真有洪钟先前所说的大利，就具奏升迁赏赐；如果只是苟且简略地完成，侥幸应付眼前，企图逃避后患，也一定要逮捕送交法司，明正典刑，作为惩戒欺罔、洗雪百姓怨恨的榜样。还请敕令有关部门议定，派官员前往祭告陵寝，以安定祖宗在天之灵。这样国家法令彰明，神灵和人们都欢庆，而先前无辜被压死者的冤屈，也不至于含愤于幽冥而败坏。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规划天下钱粮奏》【弘治十五年】　韩文 臣等私下认为，根据土地情况制定赋税，是建立国家的大原则；根据收入确定支出，是治理财物的要道。所以《禹贡》承接整治六府的政务，按土地分区征收贡赋；成周以九赋征收财货，必定用九式来均衡节制，此后历代大体如此。至于汉、唐盛世，有的量度官府和官吏而向百姓征税，有的按丁口计算授予田地而制定租调，这些都是能够推究本末关系，以符合征收和政务宜适的做法。恭惟太祖高皇帝统一天下，疆域治理的盛况远远超过前代。贡赋制度取法古代圣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超过的了。洪武年间，建都金陵，当时供给的重点以南京为重，各边其次。永乐以来，皇帝驻跸燕都，此后供给以京师为重，南京其次，各边又其次。然而洪武年间供给南京，只涉及湖广、江西、浙江、应天、宁国、太平以及苏松、常镇等地；供给各边，只涉及山西、陕西以及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地。如今天下司、府、州，除陕西、山西、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四川八个布政司，以及隆庆、保安二州的钱粮留在本地，起运到边方备用之外；其中福建、广东只有起运京库的折粮银这一项。湖广、江西、浙江以及苏松、常镇、庐凤、淮扬，既供给南京，又供给京师；北直隶、河南、山东，既供给京师，又供给各边。这样，前面所说的五个布政司、两直隶地区，从前供给一处，如今供给两处；从前的常规赋税很简易，如今的常规赋税却非常繁重。不仅常规赋税繁重，正统以前国家费用节省，所以各种输纳都不超出常额。自景泰以来，国家供给日益增加，科派需求日益增多，有司应付上级要求，不得已往往在额外加征派纳；如河南、山东等地增纳边粮，浙江、云南、广东等地增买香、蜡、金银，都是往年没有的。由此看来，就知道今天国用紧急、民力困穷，实在令人忧虑。虽然如此，现在可忧虑的还只是根据过去的用度、计算近来的费用罢了。如果根据近来的情况来推测将来的费用，那就更有可忧虑之处了。为什么呢？过去年成丰收，运河容易通行，边方没有长期调发，州县没有大量流民，有司还可以借用往年积蓄，安排一年的支出；或者把有余调往不足之处，或者用丰年的收入补充歉年，尚且还可以应付。

译如今太仓没有多年积蓄，冗食人员却比以前增加，内库缺乏现银。每年供给支出的费用，后面还在日益等待取用；征收需求已经达到极限，而郡县旱涝又无定时；输送能力已经穷尽，而边方请求供给却没有停止。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今天还不能谋划明天；万一以后河流稍有枯竭，漕运迟误，边郡发生警报，军饷空虚，那么京师储粮每年需要收入三百七十万的数额，本来就难以仓促筹足；边饷需要四百万两白银，也难以立即聚集。不幸再遇到绵延数千里的水旱灾害，需要普遍赈济借贷；同时有十几万军队，都要供给粮饷。到那时想向百姓征收，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想向官府借取，官府库藏也已经空虚。真不知道还将从哪里取得供给呢？所谓更有可忧虑之处，正是因为这个。臣等才能浅薄，却承蒙掌管国家财政，如今天下仓库处处空虚，军民到处疲惫；臣等日夜思考，实在没有办法施行。伏望皇上怜悯天下民物凋敝，顾念国家财赋需求的紧急，必须在事情发生以前预先谋划，才能有备而无患。如果蒙皇上批准，请敕令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以及科道掌印官共同议论：京师、通州的粮储支出日益增加，如何节省，使其不至于滥费？太仓银库的亏损日益加重，如何加以控制，使它能够充实？内库告急缺乏，屡次取天下银两来充实，但刚充实就又空虚，怎样才能使它经常充实而不耽误紧急使用？御膳房物料缺乏，屡次借用其他项目的银两来供给，但刚供给就又缺乏，怎样才能减少开支，使百姓的困苦稍稍缓解？各边军储如何调度，才能使百姓免除征收运输的苦难？各运司盐课如何节省，才能使边地有警时仓促间得到使用？禄米、庄田如何处置，才能应付无休止的需求？马房草料如何筹划，才能节省无穷的费用？速香、黄蜡以哪一年为标准定额，才可以实行而不滥加取用？布匹收受以什么条例为准则，才可以遵守而不伤害百姓？河南、山西留存粮食短少，如何补助？湖广等地留存粮食是否充足，如何查核处理？至于天下灾伤而蠲免税粮，又应当怎样处置，才能真正做到体恤百姓？请通行议定妥当，开列条款，奏请皇上裁决施行。这样希望对圣政有所补益，天下苍生都能蒙受恩泽。伏望皇上怜悯天下百姓贫困、财力耗尽到了极点，体察祖宗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心意，稍加留意阅览，从内心裁断，俯赐施行。臣工全都庆幸。此外，对于各种供应和营造工程的浩繁开支，也应酌量减少；对于近臣、贵戚的赏赐，也应稍加节制。这样或许可以保存一分国力，取得一分□益；宽减一分，百姓就受到一分恩赐，对国家财政也大有依赖。臣等恳切至极。奏疏呈入，得到圣旨说：“你们所议的事项，深切合于时弊，关系京师储备的重要问题，另行降旨处理；节省供应、均平禁例，已有诏令施行。盐法等事办清后，再奏来说明，其余都准许按议案施行。” 《请皇太子御经筵疏》【弘治十五年】　马文升 臣谨慎上奏。恭敬地想到，皇太子殿下年龄渐渐长大成人，天资英俊伟岸，内外宫臣早晚辅导，讲读学业也有进益，这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疆的福分，是后世臣民的福气。但是臣等忝任大臣，臣马文升、臣李珪，都担任东宫保傅。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皇太子第一次在文华殿出阁读书、臣等得以看见圣颜以来，到现在已经五年；平时只是正旦、冬至以及每月初一、十五日在文华殿门外朝参，相距很远。恭敬地想到皇上继承大位以来，处理万机，仍然每月三次御临经筵，命翰林儒臣讲读经书，以隆盛圣学，追法古代帝王。如今皇太子正当进学之时，虽然每天出阁读书，却只在左春坊同二三位内阁大臣以及东宫、翰林院讲读等官接触，而且地方很狭窄，不能十分从容。考察古代，帝王教育太子，左右前后无不是正直之人，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这就是通过教导使德行成就的原因。臣等愚见，想请求皇太子仿照皇上御临经筵的旧例，每月三次，于初六、十六、二十六日出御文华殿，命臣等、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鸿胪寺掌印正官及二品以上官员，与内阁大臣、东宫讲读等官一起侍班讲书。侍卫、将军等项目比照皇上御临经筵的日子减半，这样臣等可以得见皇太子的睿颜，皇太子也可以认识臣等愚拙的面貌；收敛身心，以庄严肃穆的威仪相互接触。时间久了，自然会使他的气度更加宏大，见识更加广博，日有所成、月有所进，达到光明昌盛的境地；皇太子的德行日益盛大，成就帝王之业也就没有什么困难了。臣等如此恳切地表达犬马般的愚诚，伏乞圣明留意裁处，宗庙社稷幸甚，臣等也幸甚。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巡抚事宜疏》【弘治十五年】　马文升 臣等查得，先前户部奏请并获准，各处巡抚官员每年八月以内到京一次议事。后来兵部又因公务咨文规定，各处巡抚官员每年在边地任职的于四月内、内地任职的于八月内到京议事。由于近来各地有些地方贼情尚未完全平息，如果命令一律进京，实在担心缺少人员而耽误事情。应当行文各处巡抚官员，让他们斟酌各自辖区的情况：如果平安而没有紧要事情牵绊，就照例进京议事；如果地方贼情尚未平息，军民还没有安定，有事务难以离开，就应把需要议论的事项明确分条陈述，直接奏请皇上裁定等事，具题后奉圣旨说：“各地正是需要用人的时候，暂且都不必来了。”钦此。有关咨文已送到。臣才能浅薄，却错误地承受重任，早晚忧惧，思考如何报答称职。只希望军民安定、地方宁静。凡一切有益于军民而应当办理的事务，除遵照钦奉敕谕中允许便宜处置的事项陆续施行，以及会同奉敕镇守陕西太监等官议定妥当、分次具奏之外，现将应当议定的事项开列在奏本中，谨此上题请圣旨：一、重视守令，以广施德泽。

译臣私下认为，治理国家没有什么比安定百姓更优先的，安定百姓的关键在于选择守令。守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任用得人，百姓就都能安养，天下也没有不能治理的。皇上爱护百姓的心，不亚于舜、禹；宰相辅佐治理的勤劳，也同伊尹、周公一样。然而政治不能像古代那样清明，百姓不能蒙受大治的恩泽，大概只是因为守令没有选到合适的人罢了。守令不能得人，是因为任用他们没有合适的制度罢了。臣私下看到，如今的守令由进士、举人出身的，往往多能选得合适的人；由国子监监生除授的，很少有人能称职。究察他们的来历，那些监生在国子监坐监学习，又在吏部听候选用二十多年才获得出身；到授官时，年龄已经五十多岁，头发胡须全白，精神意志昏沉疲倦。他们心里认为在任不会长久，将来按黜退、升用的规例也轮不到自己，所以只专心谋划贪赃，没有治理百姓的心思。虽然有吏部考察黜退的条例，以及臣和巡按御史、按察司严格拘捕审问的制度，但如今被黜退的人往往是因为年老昏聩、贪婪；后来授官的人又有比先前被黜退者更加老迈无能的。大概国子监所培养的人才不过如此，如果只是沿袭旧制，频频考察、不断黜退，却不知道从根本上改变制度、慎重选拔，那么百姓就只能不断送走旧任、迎来新任。只是徒然增加劳费。任用贤才，是为了养育百姓；而贤才之盛，没有超过进士的。凭进士身份授官，如今人们都认为是幸运。可是进士登黄甲后就立即授任外职，既辜负父母的期望，又使士子的心灰冷。却不知道设置科举是为了求取贤才，求取贤才是为了治理百姓。让年轻进士担任守令，他们对民情世故无不熟悉通达。以后有的可以任藩臬官，有的可以补授京内官职，辅佐国家、治理百姓，完全绰绰有余。这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办法。陕西地方与各处大不相同：同知、判官、县丞、主簿近年因部运被派往各处边地，夏秋两季税粮又接连往来，他们都不在任，只有知州、知县以独员办事。若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事情怎能办成？臣伏望皇上敕令吏部：今后各处知州、知县有缺额时，依照已故大学士李贤奏准的事例，在部听选的举人中，不分到部年月日的远近，以及监生中年纪尚未老迈、资质英俊者，一律考选。凡学问老成、文书移牒颇为通晓、能够担任正官的，以及各部观政进士，都依照甲第次序选用。除京任之外，其余举人、监生一并除授为知州、知县。这些进士到任以后，如果确有防名、政绩显著者，不论任职三年还是六年，仍按次序提拔任用。知州酌量升为郎中，知县酌量升为主事、御史或评事；或者令巡按御史以及布政、按察二司官员，在所属官员中各自举荐三五名防名一向显著、才能出众、能够担任知州、知县的人，各自另行直接具奏，由吏部裁定授职。在任时如果发生贪污暴虐之事，举荐人也连带治罪。以后知州、知县有缺，都依照这个办法选授。这样，或许能使守令都得到合适的人，太平之治也就可以期待了。一、增加风宪官以抚慰流民。臣听说，在祸患尚未发生时预先防范容易，祸患已经发生后再除去就困难了。祸患尚未萌发时，用治理的方法加以防范，力量绰绰有余；祸患已经形成后，即使动用兵戈来消除，也往往力量不足。这就是古人要在困难尚易处理时谋划，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的原因。臣私下考察，汉中府地方广大，绵延千里，人民很少，差役却很多。河南、山西、山东、四川以及陕西所属八府的百姓，有的为了逃避粮税和差役，有的因为害怕承担军役、匠役，又有的因为本地荒旱，都逃到汉中府金州等地居住。那里的土地可以耕种，柴草也很方便取得，既不用纳粮，又不用服差，所以人们乐于居住在那里，不肯返回故乡。如今各处流民在那里不下十万多人，去年因满四等人反叛，臣担心他们会乘机聚众作乱，成为祸患。地方官已经命按察司佥事孙逢吉前往当地查勘现有人数，造册收存备案。现在应当命各有关官司加以抚恤、禁止和治理，听任他们在那里自行谋生，等到丰年再酌情命令他们返回。对这类人，如果逼迫驱赶得太急，又恐怕激成变乱而成为祸患；若听任他们长期居住在那里，也难保长久没有忧患。何况汉中的山势险要，尤其超过竹房；流民之多，也不亚于襄邓。虽然曾经委派官员巡视，终究还是责任不专。必须增设官员，使其专任此事，这样才可以使地方保全无患。查得河南因为南阳一带流民很多，增设参议、佥事各一员，奉敕专门抚治。近来在荆襄、南阳之间，又承蒙钦命设置都御史一员总管此事，这都是预先考虑祸患、防微杜渐的意思。如果蒙准，请依照河南的事例，或增设官员，或在按察司佥事中专门委任一员，赐给敕书前往汉中府，携带家属专门在那里往来巡视，抚治上述流民。其中一道分巡事务，也令本官管理，并协同汉中府守备、都指挥张顺操练军马，守卫城池，禁革奸弊，防察意外，务必处置得当，不许偏执而误事。这样或许可以使责任专一，地方也能保全无患。一、增加课钞以供军用。臣私下认为，理财的方法有经常之道，也有权宜应时之法。经常之道可以实行于无事之日，权宜应时之法则应施行于财用匮乏之时。如果拘守经常之道而不知道采用权宜之法，那么军国费用就会不足，供给军队的需要也不能充足。查得陕西所属卫所的官军，除沿边地区外，腹里军人每月应支一石粮的，只领取本色粮六斗，其余四斗折支钞贯。军职人员不分沿边、腹里，四六分支取，即六成领取本色粮，四成折支钞贯。又查得官军折俸、折粮，以及各王府、将军、仪宾和司、府、州、县官员折俸，一年合计应使用钞一千七十六万五千四百六贯。如今所属地方每年只收额定户口食盐课程钞九百五十八万七千四百九十四贯，所收不够所用，一年共欠缺一百一十七万七千九百一十二贯，因灾害而减免的还不计算在内。

译况且陕西官军身披坚甲、手执锐器，冒雪卧霜，和各处相比，官军劳苦安逸不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完全依靠卫所的月粮、俸米来养活；由于粮饷不足，俸粮又减半折支钞贯。如今折支的钞贯也因不足而不能按时发给，有的已有一两年不能领取，有的已有四五年不能领取；即使领到，一年的钞贯也不够换买几个月的粮食。又要买马匹补充军额、置办军装，有的典卖妻子儿女，有的借贷财物，艰难困苦，接连逃亡。月粮折支钞贯，军情已经不堪；钞贯又不能领取，更不合事体。若不采用权宜应时的办法，另行设法整顿，臣实在担心年复一年，困苦怨嗟日益加重，军队更加疲敝，将凭什么蓄养锐气、使他们抵御外侮呢？臣看见西安府城四门，一天之内各处贩卖柴薪等物的牛、骡车不下五百多辆。又看到陕西、河南客商贩卖马骡，一年之间也不止几万匹，全都经过潼关。上述车辆、马骡也都应令纳税。如果把马骡、车辆的税钞酌量增加，这也是权宜增加钞贯的一种办法。如果蒙准，请敕令户部计议，转行陕西布政司，将西安府城四门运入的柴薪等物车辆，依照京城的事例，每辆大车纳钞四贯，每辆小车纳钞二贯。马骡则委托西安府首领官员在潼关收报，每匹马纳钞十贯，每头骡纳钞五贯。每季度把这两项收取的钞贯全部送交布政司官库储存，以备官军折色俸粮支用。年终时，将全年收过的钞贯数目由布政司造册，奏报并缴送户部查核。收钞的地方，由按察司分巡官不时巡视；胆敢作弊者，就地逮捕审问，依法处理。这样或许可以使课钞大为增加，官军折色俸粮不至于匮乏。一、抚恤军士以蓄养锐气。臣私下认为，克敌制胜，没有什么比军士效力更重要。要养锐蓄威，必定在于衣食充足。军士在边地，必须衣食充足，然后才能蓄养锐气。查得陕西腹里卫所的军士，都在三边采办、备战；有一年一次回卫休息的，有十八个月回卫休息的。又有一家由正军和余丁二三人驻边操备的，其留在卫所的余丁还要承担种田、缴纳屯粮子粒、守城等差役。再说驻边军士，他们既有官府供给的骑操马匹，赴边时，当地总兵、副参等官又要求每名军士自备脚力，或马或骡一匹。这些军士既没有营生，也没有产业，只靠每月六斗粮养活，购置军装、整理行装盘缠，也都依靠这点粮食。他们害怕到边后因责任受责打，只得由原籍户下贴补财物，买好脚力带去。到了边地，所属官旗有的以购买旗号、缨头为名，有的以修理城垣、门楼为由，分次摊派勒索，逼迫得无法忍受；军士又只得把原先买的马骡卖掉来交办，不到一年脚力就用尽了。又有官马倒毙，随即要求军士购买赔补，逼迫紧急，只得借债；有的本管指挥、千百户以及当地副参等官索取马匹钱物，一匹马要还银二三百两的也有，一两银子要还本利三四两的也有。等到军士回卫，各官的家人立即前来索取；在卫官员畏惧他们的权势，只得监追军士，有的典卖妻子儿女，有的借支月粮归还，以赔偿马匹，一匹马已经弄得倾家荡产。倘若再次倒毙，又拿什么购买赔补？因此逃亡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于是各边军士日渐缺少。官马倒毙后责令赔补，本来是良法；但如果不区分马匹因急病、瘦弱损耗而倒毙的情况，一律令军士赔补，臣实在担心年复一年，艰难日益严重，不仅会造成逃亡，还恐怕发生意外祸患。军士疲敝，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边军中有许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瘦弱羸病、形容枯槁，总兵等官却毫不在意。臣在石城亲眼看见就是这样，而还希望他们效命立功、克敌制胜，实在很难。因此一遇兵戎犯边，往往不能支撑，必须奏请调京军。如果不肯切实优恤军士、蓄养锐气，臣实在担心因循日久，困敝更加严重；敌人窥探我军虚实，拥众犯边，将给国家造成更大的祸患。臣每想到这里，深为寒心。如果蒙准，请敕令兵部计议，行文各边太监、总兵、都御史等官，今后将所属官军领取的骑操马匹设置印信簿册登记，每月检查三次，把膘息肥壮的列为一等，把膘息瘦弱的也列为一等〔原文如此，疑有脱误〕。如果三次检查都属瘦弱，以后马匹倒毙，就责令购买赔补，以警戒军士不肯用心饲养的弊病；如果三次检查都膘息肥壮，却因突发急病倒毙，就免除追究赔偿，以减轻军士的艰难困苦。如果按例应当由本军购买赔补，而本军在边地确实困难，就行文原卫，责令户下余丁购买赔补完备，再由本都司派人解送前去。若各军将领及下班军士的马匹倒毙，就令其回卫从容购买，到了上班之日再骑马赴边。遇有缨头、旗号损坏，需要置备时，令总兵、巡抚等官设法购买办理。如果无处筹办，就行文陕西都、布二司，派属员购买解送，不许丝毫向军士摊派。除非奉奏准的事例，也不许擅自役使、苛虐各军士。上班时所需脚力，随其贫富，或用骡、或用驴，或两人合买一头驴，都听其方便。总兵等官一概不许追究逼迫，也不许像从前一样向所属军士放债，再让家人到各卫索取，逼得军士逃窜。确有上述奸弊的，准许巡按御史据实具奏处理；仍要用心优恤军士，振作锐气，务必使他们得到安置，不致逃亡。

译这样或许可以使军士感激，从而成就克敌制胜的功劳。一、清查军丁以杜绝勾取骚扰。臣私下认为，按照发下的册籍清查、征取军人，不许官员擅自勾取，才能杜绝勾扰的弊病，建立长久的法规。然而法令施行久了，不能没有弊端；如果不随时斟酌、严加禁止治理，那么原有法规会更加败坏，奸弊会更加滋生，百姓就会不堪其害。近来陕西布政司清军委官、左参政于璠呈报查得：据西安府耀州等州、蒲城等乡军丁惠林等人分别控告，他们各有户丁应当充军到泸州、利州、清州等卫所；但他们所告称，营中现有正军，身力强壮，又有余丁三四人、七八人、十四五人，甚至二三十人，全都种田经商，家道富实。因为责怪原籍户丁不来供给，往往买通卫所官旗，捏造老病、逃亡、死亡等名目，年年发册勾扰。等到户丁解送到卫所，有的因为军伍并不缺额，便把解来的户丁当奴仆驱使，有的让他们耕种田地，甚至把盘缠、衣服等物全部扣下据为己有，随后才放回。又有人控告，正军回来索取盘缠，过不了一两年军妻又回来索取；军妻回卫不过五七个月，余丁又来索取。原籍人丁因为还要办理粮差，家道贫困，无从筹办，只得典卖田地房屋，有的卖掉男女和牲畜。等到打发他们起程，稍有不合意，就动辄回卫发册勾取。又有人控告，正军、余丁回来后卖掉自己的房屋田地；因为与房族、亲戚和邻里争执，心怀仇恨，回到卫所后便妄自勾取别房的户丁，也有误取同名同姓者。这些情况往往到官府诉告，请求分辨清楚；主管官司因见兵部发册清勾，难以作主，只得依文书解送。于是原籍留下的田地无人耕种，遗下的粮差无人办理，还连累里甲、佥防、大户负责押解。到了卫所投递文书，官吏又要被拜见、送财物，旗甲还索取馈送土产。原籍既然有户丁，只得往返数千里，动辄经过半年以上，弄得倾家荡产，十分可怜。查得钦降军政条例中规定：正军在营中已有壮丁的，就收补入伍，不许从原籍勾取。有关官司实际勘验属实后回报，原卫就把营中已有的壮丁收入军卫，不许违例勾扰。除奉行上述敕令之外，如今各处有关官吏却故意违背前例，往往接受营中军丁的贿赂请托，动辄发册清勾。不仅扰乱官府，而且侵害百姓。查得陕西布政司每年应清查军士不下数十万，各卫所发册的弊病本来就有，而利州、泸州二卫及青川一所尤为严重。有关方面呈请将上述禁约通行四川有关卫所，送到了都察院。臣详细考察，卫所缺军而发册清取户丁，按理当然；若军伍并不缺额却发文勾扰原籍百姓，百姓实在受害。况且陕西人民年年供给各边粮草，又连年遭受旱灾、荒歉，财力都已困乏凋敝到了极点。如今上述卫所的军人不体谅原籍人丁的艰苦，只因责怪他们不送盘缠，便捏造逃亡、死亡等事由加以清取，连年骚扰，使人不得安生，实在可恨。除命前项清勾军人的参政于璠暂时解送户丁前去查理，并行文四川按察使加以禁约之外，臣实在担心各处卫所也有这种弊病。如果蒙准，请敕令兵部行文天下卫所，将现存以及逃亡等类军人的确实乡贯、充军来历、现在情况全部查明；现役正军和在营余丁的姓名、人数，应当每一布政司及直隶各府分别另造文册一本，派人携送兵部，兵部依照清册事例转发各布政司及南京直隶府分别收存备案。以后各处卫所发册清勾军人到达当地，先与原来下发的文册核对；如果卫所原造名册中已有数名空闲余丁，而现在清取户丁明显是挟私报复、作弊，就免除被清取户丁的查验和解送，并行文当地清军按察司官员，再到该卫所查理。如果查明卫所中已有户丁，就先提审作弊之人以及所属旗吏。依法确有牵连的，由本官奏请提审，不许其继续管军、管事，令其带俸差操。如果卫所原先只有一丁，如今申报其逃亡或死亡，也必须写明某年某月某日逃亡或死亡，才准许解送户丁前去补役。仍要通行各处巡抚、巡按及清军官员，严加禁约所属卫所，不许接受财物，也不许听从本卫当军之人的指使，因为责怪原籍不送盘缠，便捏造逃亡、死亡，一概发册清勾骚扰。确实属于逃亡、死亡、按例应当清勾的，卫所官员务必查问清楚，才准造册送部清勾。这样或许可以使在卫军人没有挟仇捏造的弊病，原籍户丁也免受勾扰之害。一、留用远方军丁以充实兵备。臣私下认为，陕西关中是重要地区，北面连接河套，西面抵达番夷，南面通向汉中，东面接连襄邓，安危所系实在非同小可。与其他地方相比，更应加以体恤。况且敌人侵犯边境，必先从这里开始。如今的紧急事务，关键在兵部。军队不足以作战，就不能取胜；用来守备，也不能牢固。现在陕西腹里卫所的军士，按十分计算，逃亡等类已经超过三分。除各边操练备战和屯田的军士外，如今负责守城的正军，每卫有的二百名，有的一百名，甚至只有五六十名，而且全都年老、瘦弱羸病，不能承担守城作战。如果不是宣德、正统年间把本地因犯罪充军、发往远方而又因多年清勾到来的军人，编入附近卫所收操；又把巩固、临洮、延安、庆阳的百姓选作土军，那么陕西军士确实会更加缺少，各边操备人员也会更加不足。近年各边操备军士因逃亡、死亡、损耗而缺额，由于腹里军士很少，无法拨补，文书往来，始终没有益处。查得陕西西安等府所属县的百姓，先年因犯罪充军，很多被编发到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的卫所。由于水土不服，多被瘴气侵害，往往一到就死，数也数不清。等到各卫所移文清取，过了两三年才得以起解到达，又因为上述原因，多有死亡，于是仍然行文原籍清勾。户丁和押解人都害怕瘴气导致死亡，双方都留恋故土，彼此勾通，有的逃到外郡，有的潜入番夷之地，一二十年不能到达；卫所和原籍的人丁因此害怕，有的全家逃亡以躲避清解。

译南方人被发往陕西充军，因逃亡、死亡等事由发册清勾的，也多有畏惧。这里地方苦寒，他们不肯前来服役；偶尔有押解到的，也大多体质瘦弱，不能很好操练。到卫所不久，随即逃亡；虽然有清勾之名，却完全没有解送补充的实际。军伍空缺，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如果蒙准，请敕令兵部计议：陕西百姓先前被发往四川、云贵、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充军的，除四川、贵州如今已有成例，仍令解送补役外，其余云南、两广、福建年久逃亡、死亡，原卫所无丁，户丁屡次到达又屡次死亡、屡次解送又屡次逃亡的，应令陕西都、布二司清军官员，将上述卫所多年清勾、应当解送的户丁，如屡次解发到当地后死亡，仍依照过去水土不服的事例，收发到陕西三边缺军的卫所补伍操备。云南、两广、福建如果有人充任陕西卫所军役，多年逃亡，清勾又不能到达，就命令其在本地附近卫所充军；同时行文两地清军官员，责令各该卫所把这些人的军籍从两边分别除名，编入当地操备。以后如有逃亡，仍发回原卫所充军。这样或许可以使军士各自适应当地水土，避免死亡之患；卫所也不至于缺军，并且能够真正承担操守。一、禁止私通番族以断绝边患。臣私下认为，要断绝边地祸患，应当禁止开启祸患的根源。边患不会自行产生，必定是有人引发、招致的。查得陕西洮岷、河州、西宁等处卫所沿边的番夷，就是古代的吐番；他们性情诡诈，时叛时服，历代以来屡屡成为边患。大明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抚治四夷，对他们显示威势，以恩德怀柔，他们都顺服，按时进贡。他们所需的食茶、铁锅、铜器、罗缎等物，必须奏请奉行明文后才发给；又允许各番人四时前来各边交易买卖，并委派官员管理。当时法度严明，军民都遵守，不敢私自与番人往来以谋取利益。各族番人也完全知道我边地的虚实，一向畏服，不敢作恶。后来有些各边无知军民和军职子弟，甚至守备官员，也常令家人携带铁锅、食茶、缎匹、铜器等货物购买谋利；把守关隘的人公然私自出境，进入番族地区交换当地所产的马匹等物，以致番人把所得铁锅、缎匹制造军器、战袄等物，于是萌生侵犯之心。有时因争论价格，把私通番族的汉人杀死。同去的人因为这是违法之事，不敢向官府告发；番人害怕汉人报仇，也不敢再来交易，于是肆意抢劫，渐渐结成仇隙。各寨堡把守的官军，又因为看见附近有些本分、未曾作恶的吐番，反而妄称他们本族抢劫，恐吓他们赔偿财物，因而激成变乱，跟随各族一起作恶，引发边患，都是由此造成的。甚至有些近边的土人居民，因为与番人结亲，或与吐番私通，冒名进贡，贪图赏赐，往来熟悉，专门侦察边地各种事情，动辄把消息传给番人，所以各边番人更加桀骜不驯，不听抚化，屡次作恶，抢掠杀害人畜，夺取物件。若不严加禁约，臣实在担心各边官军彼此仿效，形成一概私通番族的积习，日久之后再次酿成严重边患，实在不妥。如果蒙准，请敕令都察院查照洪武、永乐年间福建、广东下海通番的事例，发布榜文，发往洮州、岷州、河州、西宁凡是邻近番人的地方张挂晓谕。今后凡有购买铁锅、铜器、罗缎、私茶等货物，暗中运出境外，进入番族地区贩卖；以及各寨军人把善良、未曾作恶的族人诈称为抢劫者，恐吓索取财物；或者与番人结亲、传报腹里内地事情的，事情查发后审问明白，本人处死，全家发往极边卫所充军；平民发往腹里卫所充军。如果军职人员及守备官员纵容弟侄、子弟与番人私通买卖，指挥、千户、百户、镇抚也发往边卫充军，守备官员则奏请裁定。这样或许可以使法度严明，人人知道惊惧，边患也会稍稍平息。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御选明臣奏议》卷十。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一。《议行武举疏》〔弘治十七年〕刘大夏。臣认为，设置武举，是为了招揽延请英雄，广泛储备将帅，招来隐晦不显的谋略之士，收罗放纵不羁的人才。因为古今治理天下的工具，只有文、武两道；上天赋予人才以供世间使用，也只有文、武两种才能。凡国家在文臣中求取宰相，在武臣中求取将帅，也只有文、武两科。我朝设置文举，足以完备一代不变的典制；而且罗致人才十分周遍，从世袭功臣之家直到民间，都能得到人才来供任用。任用武臣，则辨别军功大小，把它作为升迁提拔的等级；在内可以升入都督府的显要班次，在外有时可以担任边方重任，世代享有簪缨荣耀，家中足以得到俸禄供养。这样奖励武臣、振作士气，意图十分美善。只是求取人才局限在武弁这一条途径，凡是授予兵权、推举为将的，不是出于受宠贵人的子弟，就是从军伍中拔取的粗疏之材。近年虽有保举将材的条例，却也只根据现有官职的人来选，其中往往徇从名声而不考察实际，把能挽强弓、负重物的人看作勇敢，把纵横谈说的人视为有谋略；等到把重兵交给他们、让他们面对强敌时，失败坏事的多，成功的少。这是因为求取将帅的心思虽然劳苦，选将的道路却太狭窄。宋臣范仲淹曾说：“议论的人不知道取将没有办法，只说当今没有将才；今日的弊病，大概也正是由此造成的。” 况且上天赋予人才能，文才不足的人有时武才优长；上天不会因为距离远就吝惜才能，也不会因为出身卑贱就加以限制。比如穰苴出身寒微，吴起困顿羁旅，乐毅出于疏远卑贱之家，黥布混迹于舆台之中；如果当时没有有见识的人为他们引荐提拔，难道他们能够自行达到显达地位，在世上建立功业，并在后世留下声名吗？武事以选用将帅为先，也正如文事以求取宰相为先。孙武说：“将帅，是掌管众人性命的人，是国家安危的主宰。”司马氏说：“如果不能设置将帅，就没有办法应对仓猝事变。”从前唐朝重视求取将帅，认为它比进士科更重要，于是增设武举，最终得到郭子仪，终于成就再造国家的功业。宋朝知道求取将帅的重要，认为它比制科更重要，于是详细制定武举，最终能够制伏元昊的背叛，击破智高的猖獗。这是因为奇异人才、杰出之士都奋发而起，奔赴功名之路；这是前代故事中足以证明的事情。宋臣苏洵曾对宋仁宗说：“文臣有制科，武臣有武举，陛下想从这里得到将相吗？从十个人中选取，难道没有一两个吗？”这是名儒的格言，足以作为证明。如今正逢武举重新开设之时，但法制还不完备，礼遇也不隆重：对上不足以符合广泛求取人才的心意，对下不足以满足登科入仕者的期望。宋臣富弼请求设置武举时，曾说：“法度粗疏简略，不能招致特别杰出的人才。”臣私下与他虽处不同时代，却有相同的心愿。事情既然应当受到重视，品级、格式就应当更加详细完备，恩典、礼遇也应当更加优厚。如今想仿照唐宋旧例，参酌殿试、乡试两试的事例，略加增减。每逢文举乡试之年，也预先行文两京各省办理武举，令其转行晓谕。如果有极其精通韬略、精通武艺的人，无论隐居山林、受教于学校、羁身于军卒，还是列在士籍，都准许到所在地官司投报。确实可以选取的，礼送到兵部，汇总人数，请求在第二年开科考试。第一场考骑射，第二场考步射，第三场考武经、策论。优异者授予官职，评定品级，以表示尊崇特别；不是各项才能都完备的，黜退，等待下次考试。这样酌定制度，或许能使法式明白宣行，足以成为不变的法典；礼遇崇高厚重，足以激发人心。天下所有有智有勇的人，没有不仗剑而起，各自施展才能，希望为世所用。这就是把天下英雄都驱赶到我们的彀中。陛下汇合群策而任用他们，还有什么愤懑不能敌？还有什么侮辱不能抵御？声威伸展到万里之外，将没有什么不能如我所愿。又何必一定要想着向异代借取人才呢？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覆金洪陈边务疏议》〔弘治十七年〕刘大夏。臣等看过陕西巡按金洪所奏，后面列出的十件事全都是边方要务。本官亲自走过那些地方，又奉敕查验实际情况，所听所见必定真实，拟逐项依照条款议定，伏乞圣明裁决。一、严行烧荒以安定边境。查得每年深秋草木和水源枯干时，本部请敕各镇守臣以及独自守卫一方的内外官员，先派人侦察有无敌情，然后命副参等官各依地方出境烧荒，已经有固定成例。但将领诚心奉行的很少；若想在烧荒结束之日再次出境查验，势必难以实行。如今详察本官奏报的意思，是认为套内有无敌情，可以通过检验烧荒是否真实来查明。因此应通行各边：今后每年烧荒的官军回来时，巡抚务必盘查有无带回牲口；日后如果有外夷在河套内或近边居住放牧，就派夜不收侦察他们在什么地方，距离边境远近多少，再查对原先所报烧过的里数。若与所报不符，就把当日领军出境烧荒的将官据实参奏、逮捕审问；本地查明有入边失事的原因后，依拟定罪降职、贬谪。一、修缮城堡以巩固边防。查得近来延绥守臣奏称，本镇宁夏至定边营一带是地方冲要，应当修筑边墙等事，已经题行总制衙门会同守臣勘议具奏；现在本官又奏报上述情况，大意在于选用巡山官员，修理各处险要。这件事在当地，难以从远处控制，因此应行文总制秦纮会同两镇守臣一并查勘，具明原由再奏。

译一、选拔将才以镇守边境。看本官巡视地方后，开列奏报各官贤能与否，应当斟酌他所说的意见加以处置。不过延宁一带犯事的将官，近来本部奏称敌军渡河，需要有人堤防备御，已经奉有钦依，暂且令他们记罪前去领兵防备，等敌情平定后照旧审结。所举王防、魏镇、蓝海，案件暂候听用；所列马隆、姜汉，也都说有将官的器度，应当等待他们日后的表现；傅钊、张翼既然说他们怯敌图利、没有才能而且贪婪残暴，应当行令总制和各该巡抚再次详细访察确实，等各官案件审结之日另行具奏，决定处理办法。一、放还土军以取信于边地。查得先前因急于招募土兵来抵御敌人，招募延宁二镇土军共二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编成队伍，发给军器，各自在卫所、营堡领取粮食，并令原来招募他们的人管理、教习武艺。愿意长期操练的，补充为游兵名额；其余分作两班，每年十月起至次年开春三月止，每班备御三个月。所属官员如敢摊派骚扰，或擅自勾取、在非规定时间役使他们办理公私差事，均须参奏究治。上述事项题奏奉圣旨批准，钦此，钦遵通行之后。后来当地守臣又奏称，各军愿意留下操练，并准备沿边增设卫分，于是把各军编发补入军伍，命令进行勘查处置。最近金洪亲自走过当地，据实情报告说，比起先前招募过滥，近来拘留的痛苦、供给贴补的困难，甚至有人愿意把原先所得的赏银送给官府以求释放。其中难保没有捏造愿意留下以及摊派、骚扰、役使的弊病。因此应把金洪所说的情况备文告知总制秦纮，等边情平定后，选派两司中能干而办事踏实的官员，各自前往延、宁二镇，把原先招募的军士逐一清查审问明白，然后依照钦依的事理办理：除确实甘心愿意留下、补作游兵的以外，其余一律责令里老和所属人员保领，依例在冬春两季轮班操练，夏秋两季放免回乡务农。遇到重大敌情，一面移文巡抚、巡按会同拘集，一面奏报；拘来操练之日，依例发给粮食。中间查有死亡的，告明实情后立即除名；愿意补充的听其自便；冒用姓名捏报逃走的，就拘拿原来报送之人的本人以及父兄子弟充当替代。仍将审查后的实际人数和处置缘由咨报兵部知悉。有摊派骚扰等弊病、应当逮问的就逮问，应当参奏的据实参奏。一、教习骑射以抵御边患。看来操练官军骑射，本来就是将官的职责。如今金洪亲自到当地查验，军士竟如此不堪，所属将官究竟做了什么？巡抚为什么同流合污、不予说明？况且事情在于人去实行，军队应当由中央控制。因此应当不必由本部另立专门法规、派官办理，只把金洪所说的情况通行各边总兵，今后务必严格督促副参等管理官员，用心设法教习骑射。巡抚要不时考验将官、把总、管队等官员，酌量实行赏罚。如果将官中确有不肯严格督促操练、虚应故事的，就立即据实奏报。御史巡视所到之处，要考验军士；如果确实查出射术不熟，或者访察得知将官只会盘剥、私自役使军士，就据实具奏。本部将巡抚、总兵一并参奏，听候皇上裁决。一、节省工役以使边地得到休息。查得先前宁夏守臣各自奏称，经勘议边地原有古渠三道，东渠、中渠现在水利畅通，可以阻遏敌路；只有山边一渠位于内地，地势似乎通向敌境，想把旧渠疏浚成河堑，以限制戎马，多利用地利，来帮助边地储备。本部议论认为工程浩大，不能轻率举行，仍行文各官会同巡按再行计议。至今已经三年，没有接到奏报。如今本官奏称，所开凿的渠地势高于水面，不能灌溉，山口又多石，工程也难以完成；何况宁夏百姓长期疲敝，尚未恢复，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劳役？因此应备文告知总制秦纮，令他移文该镇守臣从长计议。如果此渠难以施工，只会徒劳无益，就立即停止，并咨报本部知悉。一、任用精锐以助益边防。查得各边遇到从敌境逃回的人口，审查确有乡贯的，就送回家乡与亲人团聚，免除杂差，这是现行的事例。如今本官奏请将上述在敌境多年后逃回的人，都令其就近收入队伍，概行发给粮食和赏赐，这也是选用精锐、用来防守边地的意思。但这些人被掳已久，自以为尸骨将埋在荒野，再也不能与父母妻子相见；幸而逃脱死亡回来，按情理不能一概强行留用。因此应行文当地镇守、巡抚官员：今后被掳后逃回、审查确有乡贯的人，如果确实精壮锐利，愿意留在边地杀敌，就酌量给予赏劳，与边军一体编伍、领取粮食；不愿意的，仍依旧例办理。一、划分地方以治理边境。看来两司官员巡守，必须有地方便利的条件，才可以责成。如今陕西、河西两道，既然相距远近悬殊，难以全部巡察，那么一方的各项政务将由谁来督察管理？贪官污吏又怎么知道有所警惧？金洪所奏也很有见地。应当仍令陕西巡抚重新斟酌奏疏中的事项；如果前面所定的地方都应停止，就酌情改定，传令两司官员遵守施行，以此慰勉为国战死者，激励边防将士。查得孔坝沟战死的官军，近来总制秦纮已经具奏，本部议定后上题，奏文大意是奉圣旨：“朱鼎、妙龄、武臣、许庆、汤玺各赠官二级，仍查明他们的子孙，照例承袭升授；其余阵亡官军，着令查明后奏来，听候定夺。”钦此。钦遵圣旨通行之后，又查得本部题准的事例：凡夜不收、公差人役被敌人杀死的，赏银五两；被掳去的，也赏银二两，以救恤他们的家属。如今本官又因前事上奏，既然各项已有上述题准施行的事理，难以另行议处。应由本部移咨都察院，转行本官，将前面奏请施行的阵亡官军事项，立即查勘上报；今后如有公差、夜不收被敌人杀死或掳去者，照例具奏施行，并酌情赔补，以恤边方。查得官军骑操马匹，除追敌、烧荒等公务中倒毙的免予追赔外，其余在马槽下倒毙的，查明缘由，由官军合伙出银，马主备办马匹，椿头官员从中通融购买补充。

译这是奏准施行的事例。其中合伙出银的规定，每年终了结算；现在改为六个月按月缴纳：每月都指挥出银一钱，千户、百户、镇抚出银七分，旗军出银五分。椿头的规定是：倒毙马匹的马主，都指挥出银三两，指挥出银二两五钱；马匹走失的，镇抚出银二两，旗军出银一两五钱；走失者各再加银五钱。如今金洪认为各边骑操马匹的追补不均，要求查究倒毙的缘由，并分别决定免予追赔，这一条很有见地。既然查有前例，就应通行遵守。应由本部移咨各有关巡抚，并咨都察院转行本官，令所属各卫所官军务必爱惜、喂养骑操马匹，使其肥壮，以备调用。其中因公务追敌等事致死的，免予赔补；由官府给马匹医治而未能治愈的，即列入槽下倒毙之数，照例追征椿头银两贴补，并以合伙银两购买补充。若因私事使马匹走死，或因各种不当使用而倒毙，经查勘属实，就追缴好马一匹交还官府，或者追银十两，由官府买马。各边一体通行，不许偏执，造成彼此不同；这样马政才不至于废弛。议奏后，奉旨准许依照所议办理。请设立记注史官疏【弘治十七年】储巏 臣下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多次降旨清问，召见大臣，到了今年举行得尤其频繁；有时考究典礼，有时询问治国之道，有时综合考核百官职务，有时谋划驾驭四方。近来陛下又亲临午门审理重大案件，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功绩将光耀无穷，这不是臣下愚拙的才力所能完全陈述的。臣听说尧舜的德行、文王武王的政绩之所以能够布行天下、流传后世，是因为有典谟、方策等文献保存下来。假如没有史官当时记录，后世君臣凭什么诵读效法？所以古代设置史官，左史记录言语，右史记录行动，职责极其重大。臣下充任朝班之列，每每看见陛下召集群臣奏对，多是帷幄中的话、近前面谈的话，近臣尚且不能听闻，史官又凭什么记录？臣私下对此深感惋惜。前代史官追述往事，尚且要搜罗散失的材料、拾取传闻，才能编成不可更改的典籍；哪里比得上今日陛下内心的思虑所表现出来的、圣明谋议和神妙决断所留下的，光明如日月、鲜明如丹青，显然都值得记录，足以传信后世呢？况且儒学乡塾中的士人、门生弟子，彼此诘问辩难，尚且有实录、年谱来防备遗忘。陛下传授精纯专一的学问，治理天下众民，振作精神谋求治理，今后一定更加有所作为；从此延请访问日益广泛，政事日益更新，必有多得无法胜数、值得记录的事情。如今却没有人加以编纂记录，留给后世，难道不是典制上的缺失吗？现在不及时谋划，实在担心岁月久远，老臣相继凋零，有的遗失不存，有的传闻各异，事迹无法考究始末，年月无法考订先后，到那时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臣私下考察本朝史官的职掌，似乎与前代略有不同。臣愚昧地请求陛下特别敕令在朝臣僚，凡前后曾蒙召问的人，都详细记录圣旨和奏对之词，具本进呈御览，再宣付史馆。如果事情涉及机密，不宜公开，待陛下阅览完毕后，仍请封存标记，交给谨慎严密的大臣，收藏在深严之处，也就是所谓金匮石室，留待将来。这样，圣明君主的言语、行动、举止都不会遗漏，群臣的议论也可以附带记录。洪武年间曾经设置起居注，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并实行，就是遵循祖宗的制度，为万世留下谋划，臣下的愿望实在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预先筹备边储以备兵饷疏【弘治十八年】杨一清 臣私下认为，平时谋划事情容易，仓促应变却困难。前些年陕西因为没有预先储备，等到敌人进入河套，动辄调发马军，奏请开行盐课若干万引，运送官银若干万两，又实行纳银冠带等事例。敌人不久便退出河套，军队停止作战后，仓库空虚，只成为乘机谋利者的场所，而百姓遭受馈运转输的劳苦。直到如今，家家萧条，生计还没有恢复。假使敌人不退，战祸连绵，内部变乱将要发生，又能用什么办法？说起来实在令人寒心。边情稍稍平息，上下相安，便以为无事，于是储备防务被废弃而无人讲求。近来敌人再次进入河套，烽火接连不断，估计各处储备都不足，彼此惊骇，只能仰赖朝廷供给。幸而敌人悔过远逃，假如他们潜伏在河套，整年不出来，等到秋天大举长驱深入，即使不吝惜府库财物来供应军费，而地方所能筹出的有限，仓促之间也难以供给。这些都是没有预先储备造成的过失。比如每捆草，平时价格不过二三分，遇到紧急收买，费用竟达到七八分甚至一钱，还无处筹措；每石粮食，平价时不过五六钱，遇到紧急转运，费用达到二三两仍然不够。这个道理十分明白，难道有人不知道吗？之所以因循苟且、虚度时日，确实也有原因。如今的士大夫只凭耳朵任事，不肯亲自察看；厌恶听到别人的长处，却喜欢谈论别人的过失，宁愿仓促办理而使百姓劳苦耗费，也不愿遭人非议。平时招募买粮、增加粮草，大家就群起喧哗，认为是多事，甚至怀疑其中借机牟利。因此凡是居官任职的人，地位低的只求苟且自保、幸免罪责，地位高的因循拖延、坐等升迁或调回，真正用心为公家任事的人实在很少。臣私下担心，议论者看到延宁一带小有防备、地方稍稍安定，便把边储置之度外；万一发生警报，又将留下事后悔恨。臣深思再三，不得不把这些话极力说出。皇上，臣恭敬地希望您俯念陕西关中是重要地区，边储极其缺乏，应当赶快预先筹办。请求敕令有关部院，在陕西关中、两淮等运司常额存积的盐课中拨出一百多万引，并趁今夏秋收成之后，招募商人买办粮料草束，查明拨给固靖、兰州、环庆各边堡屯驻军马缺乏的地方上纳；还要根据敌情的缓急斟酌办理。如果敌人在河套，就全部收取粮草实物，适当放宽斗头，使人乐于运送，不许推避而耽误事情。如果敌情并不紧急，又应酌量年成丰歉；年成丰收，就广泛招买，不嫌多。

译如果年成歉收、收获很少，就收取一半实物，以防目前的紧急需要；仍保存一半银两，用来筹划来年，免得把不可估量的财富白白落入营利者手中。其他充实边储的事项，选择有益地方而不损害政体的去办。大体上要使边仓各有二三年的储备，遇到警报就不致告乏；布政司经常有数十万两积存，临到紧急时期还可以有所作为。这些事情由巡抚督同布政司官员通融处置，逐步实行。平时不要习惯于玩忽，临事也不要因仓促而受损，这样事情办成了，人们还来不及察觉。不必只求早晚之间的盈余，作出令人惊骇的举动，过度耗费民力来资助势利之徒。这是臣为军务、为民事、为政体反复筹谋的一片诚心。奏疏送入后，奉旨：“这件事着令各官抓紧顺应时机整顿办理，务必处置妥当，充实边储，不得到了临期又发生缺乏。” 论述边防利害和要务疏【正德元年】杨一清 臣私下看到，陕西各边，延绥、城堡凭险而守，宁夏、甘肃、河南彼此阻隔，敌人侵犯止于本境，祸患还较轻；唯独宁夏花马池到宁州一带，地势宽广平漫，城池稀少、堡寨疏落，兵力单薄。一旦失守，敌军拆墙而入，危害就不只在宁夏，而在腹里，必将侵犯环庆，侵扰固原，深入平凉、凤翔、临洮等府州县。倘若战祸连绵，内部变乱也可能因此发生，根本动摇，实在不是小事。成化初年，敌人在河套，当时还没有边墙，任意出入。后来宁夏巡抚都御史徐廷章等奏请修筑边墙二百余里、开挖沟堑；延绥巡抚都御史余子俊又把沟墙修治坚固。敌人知道无法侵犯，二十多年不再进入河套。天下太平后人们玩忽职守，边备渐渐疏忽，墙日渐薄，沟日渐浅。弘治十四年，敌人从花马池入侵内郡，杀伤我军士卒，残害我境内百姓。敌人得意至极，几乎蔑视我边墙，认为不值得害怕，连年拥众拆墙而入，我军动辄失利。此前宁夏镇巡等官、太监张僴、总兵官郭鍧、都御史王珣等多次议奏，请求把旧边墙加筑得更高更厚，把边堑挖得更深更宽；又有提督军务都御史史琳等建议，在花马池、韦州设置营卫，抽调腹里官军防守。兵部奏请总制尚书秦纮勘察处置，但秦纮拘泥于自己的见解，只增修了四五座小堡。到弘治十七、十八年冬，敌人又从花马池、清水营等城堡大举进犯，攻陷花马池，残害官军，使皇帝为此彻夜忧虑，特命臣整顿经营。臣虽昏暗低劣，但历任陕西边务官，向来颇为留心；只是腹里连年旱荒，仓廪空虚，馈饷不能接济，敌人动辄号称数万，忽聚忽散，出没无常。敌人未到便广泛征发士马，只是白白耗费粮草；敌人既到才调兵援救，又缓慢得来不及应事。即使大军已经集结，急于速战，敌人或许不来；如果持久对峙，又是我军先行疲惫，恐怕最终无法替代敌军深入的谋划、遏制其正盛的势头。臣巡视延绥一带边墙、城堡、墩台，逐一察看，并将原先勘议的事情会同陕西镇守、巡抚等臣，广集众人意见，兼采各方谋略，斟酌利弊，主要有四项：修筑增高边墙和沟堑以巩固边防；增设卫所以壮大边兵；经营宁夏以安定归附者；整顿韦州以遏制外敌入侵。当前急务没有比这些更优先的了。但修边这一项，地方财力匮乏、百姓劳苦，兴办这样的大工程，必然会有很多异议。然而利害有轻重，关系有大小。土木工程的危害，与抢掠杀戮相比还小；劳民耗费的忧患，与动摇根本相比还大。大事能够办成，小的费用就不值得计较；长远效果可以谋求，眼前的怨恨就不值得顾虑。况且如今河套就是古代的朔方之地。唐代张仁愿代理御史大夫，代任朔方总管，修筑三座受降城，设置烽堠一千八百所。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岭放牧，边镇每年减少驻兵数万人。古代兴办大事的人，从来没有不一次劳苦而长久安逸的。受防据有三面险要，可以抵御千里之外的敌人。国初放弃受防而防守东胜，已经失去一面的险要；后来又撤除东胜而退守延绥，就用一面之地遮挡一千多里的要冲，于是使河套肥沃土地弃为敌人巢穴。深山大川的地势反而掌握在敌人一方，宁夏的外部险要又在河南。这就是陕西的祸患接连不断、始终无法解决的原因。如今想恢复守卫东胜，凭什么使它牢固？它东接大同，西接宁夏，使河套方圆千里的土地归我方耕种放牧，开辟屯田数百万亩，用来节省内郡转运，这才是上策。现在应立即设法整顿延绥、宁夏一带边防，选拔守军，激励将士，修治车辆马匹，准备器械，储备粮食，明确侦察瞭望。今冬敌人如果再次侵犯，臣谨当仰仗陛下神武的威势，督率各位将领施行上天的惩罚，洗雪耻辱、剿除残敌，这是臣的志愿。臣哪里敢只求一时安宁，而把祸患留给后人？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预先筹划军事机宜疏【正德元年】杨一清 臣愚昧地认为，敌人自弘治十三年延绥、大同官军失利以后，横行无所顾忌；弘治十四年深入陕西腹里，残害百姓，动辄以万人计；弘治十八年宣府、大同游兵全军覆没；河水结冰以后，又连年窥伺陕西。敌人既然没有遭到挫败，必然没有受到惩戒，今冬踏冰进入河套的举动不能保证一定不会发生；一旦进入河套，必不会安静。臣正在部署将士，振扬军威，已经把沿边直到腹里的地方分为四路，布置主客官军，伺机截击；但我军少、敌军多，难免以一当十，只能出奇制变，这是不得已的办法。臣认为今冬如果河水深结冰、敌人果然进入河套，应征调宣府、大同两镇游击奇兵到延绥中、东两路驻扎，并听从张安节制。如果敌人只在河套驻牧，没有拥众向内侵犯，就严兵自守，决不轻率出击而自行挑起边衅。如果仍像以前一样深入固原、庆阳等地抢掠，就令延绥镇守、巡抚官员选人分别出境侦察，探明敌营远近、人数多少，防守和会合主客官兵；预先分布兵力，逼近敌营城堡。如果相距一二百里之间有机可乘，就让原拟在沿边中路截击的军队仍不移动，以延绥东路参将时源所领本镇三路军马，以及臣近日挑选的先锋奇兵官军三千名作为马战部队；总兵官张安率本镇选定的头拨等官军三千名作为中军；大同游击奇兵马队左右两哨以及宣府游击奇兵作为外援。太监刘保、都御史文贵率本镇兵马和本队官军，在墙外二三十里列车成阵，分布妥当；白天隐蔽、夜间行军，各队相距二三十里，选择地势有利的地方扎营等待，务必使声势彼此前后联络、相互望见。

译我军接近敌营后，要奋勇迅速推进，冲击敌人的腹心；敌军溃乱后，舍弃老弱，杀戮其壮健者，夺取其铠甲和马匹，放走其牛羊。大同的军队必须坚固整齐、严密戒备，不许贪图战利而轻举妄动；前锋胜负未决时，恐怕没有声援，必须等前锋撤回后作为羽翼。这样的布置与往年出境分散、距离疏远、孤军无援、最终难以成功的情形不同。敌人从千里之外奔逐利益，日久已经疲惫；听说我军倾巢出动，必然自行逃回。我腹里的军队从中路追踪它，中路军队乘机劫击它，沿边军队又从侧面夹击拦截它。敌人眷恋巢穴的心情既强，想要交战的意志又不坚定，必然溃败。安定边疆、制服敌人的计策，没有比这更迅速的了。奏疏送入后，奉旨：“边疆以外的军务，交给你们专门负责。出奇制胜的事情难以从远处预料，务必谋划周全，以消除边患，不得发生疏忽。” 陈述政令十项过失疏【弘治元年】李东阳 臣恭敬地想到，陛下刚继承帝位时，臣等辅导启发，多数意见得到施行，少能稍尽报效。近几个月来，往往旨意从宫中直接发出，臣等完全不能预先听闻；有所拟议，也多被改易。诏书失去信用，政令失当。姑且就其中严重的说：商人谭景清等依托皇亲，上奏请求收取余盐；既不肯奉诏归还官府，也不肯领取原价，挟制朝廷，摇动官府，阻挠陛下的美政，连累母后的盛德。他们的情状和罪行，死有余辜。况且皇亲家已经声明辞退家人，并说明是这些商人自行攀附，此事本来已经与皇亲无关，却偏偏曲意庇护，宁可使府库空虚、边饷匮乏也不顾。这是政令的第一项过失。大同随征官军所开报的冲锋破敌三次，按规定其中前两项，考察旧制，都不应升迁。何况纪功官原先开具的按验文状，并非对阵时的记录；侍郎等官看得功劳没有明显迹象，也没有明确证据，姓名对不上，人数多少也不一致，却要沿袭近年来的弊政，打算升迁数百名冗员，把官法当作人情，把爵禄看得如同粪土。这是政令的第二项过失。内府冗员奉旨裁减，佥书、守门、分守、守备等官中应当减革的，百人中还不到一二人；南海子又选取八十多名净身人，不仅伤财害民，而且败坏风俗。至于蟒龙玉带，滥加赏赐而没有[字形不明]，严重败坏名器，更是无法言说。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三点。御用监书篆一职缺少人员，吏部奉旨考选，却命令已革退的人役一并送到本监考核优劣。这是不信任铨衡的职责，却信任受宠幸的臣下。何况该部查出的革退人员，都是因为攀附关系、由传奉诏令下令裁革的，才没过多久，突然又开此先例，于是匠官、术士纷纷仿效成风，把邪门歪道当作应行之路，把诏书视为废纸。这是政令失误的第四点。其他如皇庄田土，已经命令巡抚查核数目，却又派官员实地勘察；前一批人员尚未回来，后一批差官又接连派出，带领役夫骚扰地方，京畿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五点。驾帖到外地拘捕人员，已经被各衙门多次上奏议论，恐怕会产生欺诈伪造。近来因为皇亲家人上奏控告京畿百姓侵占田土，便随即发给驾帖，将人提解到京；镇抚司审问事情经过，结果都与原奏不同，免不了仍要解送原籍官司审理，牵连受累，冤屈痛苦无从申诉。这是政令失误的第六点。韦兴等人曾蛊惑先朝，盗空府库；一方面因攀附关系而任分守等职，多次被举荐仍不退职；另一方面奏请追究时，却只命令把他们取回，拖延到今天，仍未能依法处刑。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七点：各营的执事官军以及内府军匠，都已经奏准查明后发付团营和各衙门请求留用，却又仍然借废除营伍的名义，供私门使用，这是政令失误的第八点。内承运库银两支销累计达到数百万，内府支用却不给印票，该库内官每天请求查算，竟始终不执行。司钥库的铜钱，该部多次奏请支用，彼此推诿拖延，至今仍未发出，这是政令失误的第九点。饶州瓷器奉诏免征两年，却又命令起运进来供使用，这是政令失误的第十点。像这样的[字形不明]，很难全部列举。我们有时听到传闻却坐视不理，实在无可奈何；有时封还诏令、坚持上奏，也不能彻底制止。这样的失职，实在难以推辞。退下来思考先帝寄托重任的话，抬头想到陛下委任我们的心意，即使只能以微薄之力稍有补益，只要还有犬马般的知觉，也应当报答恩德，哪里忍心在君主年少、国家多疑、四方多事的时候，洁身离职，只求自己安逸呢？只是我们的忠诚不足以感动君主，才干不足以救济世道。从前所陈奏的事情，奉有圣谕说：“朕就处治。”但至今没有见到施行。又奉圣谕说：“等待斟酌施行。”这一定是认为所说的没有可采纳之处，于是仍让我们照旧辅导，这样也不过是继续从前的失职罢了。乞请特别赐准我们罢职归里，赶快选拔非同寻常的人才，使他们担任难以办理的事务，这样或许可以上回天变，下慰人心，承继先帝托付的重大责任，保全祖宗基业的重任。臣下内心实在恳切迫切到了极点。奏疏呈入后，得到圣旨：所说的事件，着令各衙门查明后上奏，由朝廷裁定。你们要尽心办理职务，以副朕的倚重任用。有关衙门知道。《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二。《裁减冗食、节省冗费奏》（正德元年），韩文。臣等谨慎遵奉诏旨，查核京库银两。按每年收入说，夏税共应收五万零五百多两，秋粮折银九十四万四千八百多两，马草折银二十三万七千多两，盐课折银二十多万两，云南闸办三万多两，合计各项实际应收一百四十万零九百多两。按每年支用说，宣府年例五万两，大同五万两，辽东十五万两，延绥三万两，甘肃、宁夏共六万两，供应京卫官军防守所需俸禄粮饷共三十三万五千多两；内府制造宝玩等项，数目不能预先知道，大约连同前面折算俸禄的银两不下五六十万多两，合计各项实际要支用一百多万两。其中剩余的马草等银两，屡次由本部奏准，都送到太仓收存，等待边方紧急时支用，不许挪作其他项目支销。因此太仓储积多时有三四百多万两，少时也不少于二百多万两。然而近年以来，上述额定应办的银两，有的因灾害减免，有的因百姓拖欠，有的因诏旨蠲免，每年收入已经少于原定数额，而每年支用却超过通常数目。姑且拿近来的情况来说，宣府在年例之外运送超过六十一万多两，大同在年例之外运送超过七十七万多两，陕西各边在年例之外运送超过四十万多两，辽东预先运送超过三十二万四千多两。这是因为边方形势紧急、粮草缺乏，镇守和巡抚等官员按惯例之外奏请的数额，又因征调进京的军队而发给赏赐六万九千六百多两；在京官军人员共用银七十二万四千二百六十多两，各边官军共用六十九万三千三百二十两；又有陕西赈济银二十万两，密云、紫荆、居庸、倒马关等处召买粮草银共十二万八千多两，购买黄金进送内府二万六千五百多两，直到如今举行大婚礼等项目的支用；一年之间实际支出超过四百多万两，连同全年年例将近五百多万两。这是在旧例每年支用之外，又增加到四倍多了。国库怎么会不空，财用怎么会不竭呢？臣等私下听说，沧海也填不满漏卮，邓木也供不起野火；这是形势使然。如今正值天下财力耗竭的日子、百姓忧愁困苦的时候，又加上兵乱灾荒相继发生，供给支应极其繁多，不合常规的费用日益超过从前，奢侈浪费的习气也逐渐比过去严重，却想要应付变故、节制开支，在仓促之间求得充足，难道不困难吗？臣等有幸充任此职，承受恩德深重，如果能够有所补益，哪敢推辞犬马般的劳苦。但是白天思考、夜里筹划，仍然想不出办法。想稍微顺从人情，又怕因此损伤国体；想依靠眼前的办法取得供给，又怕给将来留下祸患。有时增加很少而损失很多，有时祸害严重而利益微薄，反复忧虑思考，像芒刺背负在身上一样。臣等之所以不敢轻率提出议论，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臣等曾经上观往古，下至唐宋，远考先王的制度，近看祖宗的法令，没有不是把财货按照收入来确定支出，以勤劳节俭、爱惜财物为根本，以奢侈浪费、任意耗费为戒的。因为上天产生的财富有限，而人使用物资却没有穷尽。如果平时不加以节制，临时又凭什么能够应付呢？然而节制的方法，归根到底没有不从君主自身开始的。伏望陛下想到天命极其重大，承担祖业极其重大，民事极其艰难，亲自实行俭约，做天下的表率。乞请将臣等议定的条款留心阅览，决意坚决施行，这样或许可以把吝啬转化为富足，把支出伸缩调节为有余，不只是救济一时的用度，实际上还能够培植万年基业。臣等内心忧虑警惕、惓惓不已，仰望圣裁至为迫切。除有禁例难以实行，以及各官另有条陈，听凭户部径自复奏外，现将臣等拟议过的事件逐一列出，请求圣上裁定：一、裁革冗食。查得近来奉行的诏书以及各衙门奏请施行的事理，已经把冗滥的官员、军士和工匠普遍裁革了。但其中仍有裁革不尽的，也有已经议定裁革，却又通过攀附关系企图照旧管事的，以致冗食依旧，支费不合常规。正当财力匮乏之时，如果不赶紧采取裁革变通的办法，怎么使百姓生活宽裕而国家财用充足？乞请敕令礼部，把光禄寺每年征收的鸡、鹅等项厨房供料一并查明裁革，凡是不急需使用的，全都裁省。一、崇尚节俭。臣等私下观察，自古以来的君主没有不靠勤劳节俭来兴盛国家、靠奢侈浪费来败坏政事的。汉文帝亲自穿粗黑丝织成的衣服，收集皂色袋子作为帷幕，爱惜平民的财产，停止修建露台的费用，因此天下富庶，这是明显而重大的成效。近来皇上体察百姓贫穷、财力枯竭，风俗又越分奢侈，特意敕令文武百官不得僭越使用玄、黄、紫三种颜色，军民及下层贱民等不得穿罗、缎、纻丝，三品以下官员在暑月不得执扇使用。中外臣民听闻此事，没有不欢欣称颂的，都认为陛下亲自实行俭约，其成效一定会由此开始。君主自身实在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君主能够亲自实行，不下命令也会推行；君主不能亲自实行，即使下了命令也不会有人遵从。臣等伏望皇上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忧虑国用极度匮乏，恪守恭谨、亲履节俭，崇尚节约。凡是一银一钱这样的细小财物，都是百姓的膏脂；一衣一帛这样的微小物品，也都属于库藏中的公物。节省没有益处的工役，停止不急需的用度。仍乞请敕令司礼监、御用监等监，凡是供御用的车舆、马匹、服饰、器物、玩好，都除去淫巧华饰，务求采用朴素的样式，使规格数量不得超过从前，并使法制能够长久传给后世。再乞请敕令光禄寺查核内外近侍官员每天使用的桌席、酒肉等项费用，凡属滥费、应当削减裁革的，都逐一奏请节省，使天下臣民仰观圣意所在，一同受到感化；这样俭约的风气可以兴起，奢靡的习俗可以革除，财物的使用自然就会充足。一、裁革冗费。臣等仰想祖宗朝，财赋都有定制，费用支出也有常规。例如天下每年办解京库的银两共一百四十九万两，每年支用仅九十多万两；漕运粮食共三百七十万石，每年支用仅二百多万石。其他如料豆、草束、绢布、花绒，以及光禄寺厨房供料、内府颜料等项，大多也是如此。

译这就是所谓把十分之七作为经常费用，储存十分之三以备战争和灾荒时支用。近年以来，官兵、吏员、工匠的冗食日益增加，水旱灾害造成的拖欠日益严重，又加上土木工程接连兴建，斋醮仪式接连举行，勋戚和贵近之人的恩赐多得无法计算，宴饮游赏的费用也没有定数。掌握兵权的人不计算钱粮支出的费用，掌管财赋的人只图储蓄得多。姑且拿大的方面来说，如内承运库从来制造金册，只使用库中现有的黄金，近年却屡次声称不够，转而向外索取。户部先后买过黄金一万四千八百多两，本库银两只准备供军官折算俸禄粮饷等项支用。从弘治十五年到现在，户部和太仓送进的银两不少于三百万两。锦衣卫官军的月粮，成化五年正月只应支用二万六千九百多石，弘治十五年以后每月支用四万五千多石。武骧右卫勇士的月粮，成化八年正月只应支用一千五百九十多石，弘治十五年以后每月支用五千多石。军士冬衣的布匹，成化十三年只应支用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多匹，弘治十四年以后却支用二十三万多匹。内承运库的绢匹，弘治十四年以前每年支用二十七万八千二百八十七匹。此后各年增加到三十一万多匹。又如光禄寺，先年议定厨房供料等项都按每年用度办理，近年却屡次奏称不够，借用太仓银十万多两。先年各边除原先派定的草料之外，每年应当运送银四十八万两；自弘治十三年山西、陕西用兵，以及近日宣府、大同二镇边境发生祸患以来，已经解送银八百多万两。又如京营人马从前没有听征出征的制度，如今却有听征后支给草料的规定；京城附近关隘从前没有防守之制，如今又新设防守官军的名额。调度越繁多，供给就越紧迫；国用越枯竭，上下就越困窘。对于现在的办法，如果不赶紧裁减节省，年复一年，到后悔时就来不及了！是否应当命令户部依据祖宗以来每年的赋税数额，查考正统以前每年的支用标准，斟酌制定一个适中的制度，永远明示遵守。今后除制造御用物件以及王府宝册等项外，不得使用黄金；除圣诞、千秋等重大事项外，不得使用白银。管事人员全都遵守旧制，不得有丝毫浪费。至于因事花销以及以斋醮、赏赐等名目含糊奏请支取的费用，该部每年仍须核算，进送银两不得超过五十万两。至于在京的官、兵、工匠、役夫，只要属于传升、乞升、收充等项，各有关衙门都要立即查明上奏。曾奉旨裁革的，全部按照原旨办理；获准留存的，照例只发给一半俸禄粮饷。今后光禄寺的供应也全部按照裁减办理，务必恢复祖宗旧制，形成清廉俭朴的美好风俗。至于军旅中的重大事务，虽然由兵部主管，其中涉及钱粮的事务，多半先要具奏，然后才行文通知户部知道并办理，按事情办理的实际情况看，实在很不方便。何况国家财计的盈亏以及某些事例是否应当实行，临时筹划未必都恰当。今后凡是调度人马、招募军士等涉及钱粮的事项，都必须会同户部计议后再办理。此外凡有可以节省的冗费，听凭户部逐一查出，奏请施行。奏疏呈入后，圣旨说：这份奏疏中列出的事件，都准予按议定办法施行。《请求辨明忠臣与奸佞疏》（正德元年），刘玉。臣下伏惟，朝廷的大事，凡是关系到政治的治乱和国家的安危，作为臣子就应当竭尽忠诚陈述劝谏，哪里有把自己推托于事涉泛远、甘愿成为含容沉默之人的道理？臣任职于京畿附近，私下听说陛下近来很听信太监刘瑾等人，常常从事逸乐游玩。又听说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都因为劝谏不能实行而辞职离去。臣反复思考，刘瑾等人不过是以巧言取宠的小臣，他们用尽心机逗弄取笑，不过是博得陛下一笑，却不知道这样会耗损精神，迷惑聪明，妨碍政事，造成的损害实在太多。至于刘健、谢迁二位，是先帝选拔来辅佐圣上的大臣；如今反而想排斥他们使其离去，这件事非常错误。陛下没有察觉，反而不忍舍弃刘瑾等人，却忍心舍弃刘健、谢迁；顺从逸游的快乐，抛弃辅导大臣，违背先帝托付的话，遂了刘瑾等人肆意妄为的图谋。这实在是天理与人欲存亡的关键，也是国家体制治乱安危的重大牵累。臣忝任言官，这件事如果还不说，就再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孟子说：“迎合君主的过错，那罪过很大。”像刘瑾等人引导君主逸游，就是所谓迎合君主的过错。孟子又说：“匡正君主，是爱护君主。”像刘健、谢迁制止奸佞受宠之人，就是所谓匡正君主。匡正君主的人得到任用，圣德就会日益兴盛；迎合君主的人得到进用，国事就会日益败坏，不可不慎重。臣下还有更加深重的忧虑：陛下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总理万机，辅导大臣既然都引退离去，内侍中老成持重的人又大多退闲，那么政事议论还向谁咨询？闲暇时又和谁相处呢？这样势必逸游越来越频繁，奸佞受宠之人越来越亲近，忠益之言听不到，谗谄之言却每天进来。如此下去，想要政柄不被转移、政体不紊乱，是从来没有的事。何况如今天下百姓贫穷、财力耗尽，各处都空虚，武备没有修整，盗寇日益兴起。陛下即位之初，天下疲敝就已经如此，正应当恐惧自省，克制自己而听从众议；如今却反而厌弃老成之臣而喜欢私人亲昵，沉溺逸游而忽视政理，这就像马已经脱缰却丢弃缰绳，车将要倾覆却还放开驾车人，难道不危险吗？况且天下是重大的器物，常常要靠众多君子共同扶持还嫌力量不足，却只需一个小人就足以败坏它。如今刘健、谢迁二臣已经离去，君子的势力更加衰弱；群奸不除，小人的党羽就更加肆意妄为，这是臣下尤其恐惧的。只恨不能叩首于丹陛之前，挽回陛下的听闻。伏望陛下体察上天和人心归附的重大责任，想到祖宗创立基业的艰难，谨慎对待政治治乱、国家安危的关键，察明忠臣奸佞的是非实情，将刘瑾等人拘送法司，明正典刑；努力挽留大学士刘健、谢迁，仍然责成他们担任辅导之任。司礼监及近侍人员，都应选用老成持重之人；禁止逸游，使精神得到充分保养，清心专意讲学，以振兴治理。这样治理，天下就会安定，皇室基业也会永远巩固。陛下的寿命可以与轩辕、伏羲相同，声名可以与尧、舜并列；这实在是宗庙社稷万年无疆的福庆，哪里只是一件事的美好、一个时期的幸运而已呢？奏疏呈入后，皇帝没有采纳。

译《论诛杀太监李兴及伐取木石疏》（正德元年），周玺。臣谨为诛杀罪大恶极之人以告慰祖宗、安定陵寝以使圣嗣繁衍之事上题。去年先帝升遐，陛下特因陵寝事务重大，选派内官监太监李兴、新宁伯谭祐、工部左侍郎李璲提督营造，征调营卫军士、夫役和工匠，所需百物的价值由工部各厂供给。李兴本应追念先帝深厚的宠遇，仰体陛下重大的委托，竭尽心力恭敬地办好此事。无奈他放纵填满沟壑的贪欲，施行盗贼般的谋划，竟将工部按数派发的柴薪折价私自储藏，预先打算侵吞克扣。又放任太监王瑞等指使手下，完全不顾国家禁令，砍伐禁山树木数万余株，挖取禁山石片数百余丈，以致山林被砍伐得一片赤裸，坑穴深浅宽窄无法计数，龙脉因此受损，秀美灵气因此亏折，惊扰陵寝，获罪于宗庙。这实在是天地不能容忍、神人共同愤怒的行为。陛下震怒，派官员查勘核实，又敕令法司审讯追问明白，制作供词复奏。臣等以为，陛下必定念及祖宗遗体，震惊而痛惜先帝神灵尚未安妥，定会大彰上天的讨伐，立即施行显明的诛戮。可是事情因循未决，十多天后才恭敬奉到圣旨：‘李兴、王瑞免死，派人押送到南京孝陵神宫监充任净军，种菜；谭祐、李璲都依拟议办理。钦此。’圣旨一下，人心惊疑，道路上传言纷纷，都说陛下偏爱亲近的宦官而忘了祖宗旧制，将来一定有左右近臣曲意为他们回护、迷惑圣听。又有人说，近年南京守备太监蒋忠曾在孝陵南面二十余里的山地上，铲平山地开出一条路，作为私下便利的通道。事情败露后，先帝认为孝陵案山受损会伤害龙脉，恐怕使宗室受损，于是拟判蒋忠死罪。当时难道没有权贵宠臣为他营救吗？先帝没有被他们迷惑，圣明裁断坚定不移，最终蒋忠死于狱中。如今李兴等人的罪恶如此深重，陛下即使自行宽免，难道就不替祖宗考虑、不替子孙忧虑吗？汉代有人盗取高庙玉杯，汉文帝想灭其族，张释之坚持请求将其弃市，并说：‘盗取玉杯便灭族，那么有人取长陵一杯土，又该用什么刑法加罪呢？’这是因为盗玉杯的罪只应弃市，而灭族之法应当加在盗取陵土的人身上。张释之号称执法严明，难道会欺骗文帝吗？李兴等代为挖掘陵寝的木石，数量以十万计，与一杯土相比，差别岂止万分之一？如果在汉代，难道能逃免灭族之法吗？即使民间安葬土地，也希望土脉肥沃湿润、草木茂盛，并且一定要封土植树，不容许砍柴收取草木，何况祖宗 遗体所安葬之处。祖宗安宁，子孙也就安宁。因此《礼》记载选择墓地的规定，法律严格禁止挖掘坟墓。庶民的坟墓尚且如此慎重，何况陛下以四海为家、以天下万方为土地，名山是上天设置的，作为祖宗列圣衣冠的安藏之所，本来就是要福佑陛下，为千万亿年作长远打算的。李兴等人挖掘砍伐造成的惨状竟到这种地步，即使把他们剉尸万段，也还不足以平息神人的愤怒、仰慰祖宗的神灵。陛下不立即加以诛杀，只令他们充任净军，罪重罚轻，错误实在太大。臣等又想到，李兴承受历朝任用，凭借先帝的宠爱，大兴营造，剥削军士、削夺百姓，积累财物达到万万之数，而贪欲仍不满足，气焰熏天，权势炙手可热。他又资助结交外戚、权臣和宠幸之人，左右近臣都是他的党羽。凡是替他回护、解释的人，都是畏惧他的威势、凭借他的权力，或贪图他的财贿。为什么要轻信他们呢？再说新宁伯谭祐、侍郎李璲身为大臣，忘却君恩而结党作恶，考察他们的情状，罪责完全相同，万万不可宽赦。然而法司只拟定他们奏报事情不实，判处徒罪。臣认为，李兴、谭祐、李璲的职衔都列在敕令中，论罪时又同列于公署，文案共同署名，号令共同发布，无论事情大小，没有不共同知悉的，却说照料不周，都是李兴造成的。即使三尺高的儿童，也不能用这种话欺骗巡山官军；两次捉获擅自砍伐大树的军人到官，李兴却不加禁止惩治。难道这两人当时真是在醉梦之中而不知情，还是病得很重而不知道反省？由此看来，这两人的拟定罪名本来就不应低于李兴。法司舍弃他们的重罪而拟用轻条，也是替这两人回护、向上欺骗朝廷。臣等恭愿陛下奋发刚断，立即施行上天的讨伐和诛戮，收回已经颁下的成命，将李兴、王瑞在市曹处死，告知宗庙。谭祐、李璲即使不加诛杀，也应削夺爵位、放逐贬黜，作为大臣欺骗蒙蔽的警戒。又请求暂且裁处此事，同时敕令工部和钦天监选取精通地理的人前往察看被挖掘砍伐之处，能够栽植的就栽植，能够培土的就培土，能够填补的就填补，务必使龙脉不受亏损，秀美灵气恢复如旧；上以安定祖宗列圣的神灵，下以使圣子神孙万世万代长享寿命。臣等对于国家的殷切愿望，实在不能尽述。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

译论正失罚疏【正德元年】周玺 臣谨为再次陈述忠诚恳切之意，以纠正处罚失当之事上题。臣等私下认为，臣下侍奉君主，就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父亲有过失，儿子劝谏三次；父亲不听，儿子就号哭跟随，希望父亲受到感动而醒悟，一定要等到父亲改正才停止。既然如此，君主处罚失当，本应受到处罚，而作为臣子的不能竭尽全力加以挽救纠正便突然停止，这难道符合臣子侍奉君主、不欺骗君主而犯颜进谏的道义吗？所以臣等对于李兴之事，不敢因一再烦扰冒犯而有所顾忌，一定要再三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俯允采纳。李兴、王瑞砍伐皇陵树木数万株，使山地变得赤裸；凿取禁山石片数百丈，使土地形成坑穴。谭祐、李璲知情而故意放纵，坐视不救，惊扰陵寝，获罪于祖宗。陛下全都采用轻刑，不加诛杀贬逐。臣等已经认为原先论列得太轻，法司也曾坚持上奏，想请陛下仍将李兴、王瑞依法处置，而对谭祐、李璲加重贬黜，以此作为人臣不忠的警戒。陛下已经下旨停止此事。等到谭祐、李璲知道公论难以容忍，便上陈辞章请求退职，陛下又下旨慰留他们。臣等听到诏命，更加疑惧，认为陛下聪明仁慈孝顺、敬天法祖，而裁断这件重大案件，恐怕还不能满足众人的心愿，难以止息群议。臣等逐条查考，恭敬看到英宗皇帝圣旨说：‘在天寿山偷砍树木，主管的军卫和有司人员等坐视不管、不加约束，全都论罪处死。’宪宗皇帝圣旨说：‘在凤阳等处禁山禁场砍树取石，正犯处死。’这都是列圣防微杜渐的深远用意：认为法令不严，人们就会轻易触犯；惊扰神灵、损伤龙脉，危害很大。因此孝宗皇帝又把这些规定收入条例，与法律一并施行，也是希望圣子神孙万世绵延。如今李兴等盗取的，不是一木一石可比；他们的罪情难道只是坐视不救这一类吗？陛下却都宽免死罪，那么从今以后，愚民取禁山一木一石，还要诛杀他们吗？那就不是宫府一体的意思；想要宽免吗？列圣的禁令和条例从此就无法施行。这说明李兴、王瑞照例处死，毫无疑问。陛下为什么宽免他们死罪，只令充任净军？这是臣等所不能理解的。谭祐、李璲既然奉敕一同提督，那么李兴等侵盗的钱粮，属于工部出入的账目，他们为什么不查考？砍伐木石的军士，属于总兵管辖，他们为什么不加约束？如今他们各自知情而故意放纵，结党包庇罪恶，正应按照坐视不管、不加约束的条例治罪。况且巡山人员坐视不禁，罪尚且处死；提督大臣知情而故意放纵，法律怎么能容忍？何况他们的供词已经说：谭祐、李璲明知工部有自己的木柴使用规定以及砍伐禁山树木的条例，本不应顺从附和而不加劝阻禁约；这样看来，他们的罪情不只是比李兴低一等而已。李兴等既然应当严惩，谭祐、李璲却仍安然处在大臣行列，这难道是公正刑法之道吗？所以臣等认为，谭祐、李璲的罪过，如果负责此事却不知道，就是失职；知道情由却不上报，就是奸邪。哪有奸邪失职的人，还可以居于大臣之位呢？这说明谭祐、李璲应当削爵夺职，毫无疑问。陛下为什么对他们薄责而不贬逐黜退？这也是臣等所不能理解的。从前汉文帝时，有人盗取高庙玉杯，廷尉请求弃市，文帝发怒说：‘这不是恭敬承奉宗庙的做法。’唐高宗时，有人误砍昭陵的一株柏树，当时被判免官，高宗发怒说：‘这是使我成为不孝之子，一定要诛杀他。’如今李兴等的罪，与盗取玉杯、损伤一株柏树相比，差别远不止万倍。陛下却全都从轻宽免，难道陛下具有虞舜、周文王那样的孝心，敬奉祖宗的心意反而还不如汉、唐两位君主吗？臣等私下替陛下惋惜。陵寝是列圣衣冠安藏之处，禁例是列圣法令寄托之处。陛下继承列圣的大业，却废弃列圣的法令；列圣把广大的四海交付给陛下，陛下却不能保护数十里范围的山陵，使这件事传遍天下、流传后世，岂不是给圣德增添污点吗？臣等任职言官，负责弥补过失、拾遗补阙，这是本分；弹劾奸邪，这是职责。圣明的朝廷中竟有这样的奸邪，圣明的陛下竟有这样的处罚失当。臣等如果缄默不言，或者进言没有实行便马上停止，那么祖宗在天之灵会认为臣等有罪，天下后世会认为臣等失职。这就是臣等不避斧钺诛戮，也要尽力陈述浅陋意见的原因。伏乞陛下念及祖宗之事应当重视，思考法令应当遵守，俯从法司的意见，割舍私恩、依法办事，将李兴、王瑞仍然处死，将谭祐、李璲立即贬黜，使实情不被左右近臣遮蔽，使法律能够施行于贵近之人。列圣陵寝从此安定，国家命脉从此更加长久。宗庙幸甚，社稷幸甚，天下也幸甚。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

译论内侍刘瑾等奸邪疏【正德元年】周玺 臣谨为纠治群邪，以端正朝纲、隆盛圣治之事上题。臣等卑微平庸，任职言路，静思自身处境，并非不知道缄默可以自容，多言反而会招祸。但既然承受国家委托，领取君主俸禄，遇到应当进言的事却不说，遇到可以忧虑的事却不忧虑，将来造成极大的败坏和弊病，便不可救药。那些群奸即使被剉尸焚骨，固然无可推辞；然而他们迷乱国家、误导君上，臣等的罪又怎么能逃脱？因此臣不避触犯龙颜的忌讳，冒昧陈述苦口之言，只希望陛下曲加宽宥臣的愚拙，敞开心胸俯察采纳。臣私下看见，陛下即位以来，听不到善政，国事发生巨大变化。凡是古代放纵欲望、败坏法度的事情，接连发生而毫无疑惧；大臣瞻前顾后不敢说话，小官守着职位不敢发声。推究祸根，大概是左右群奸迷惑扰乱所造成的。如今朝廷内外对几个人咬牙切齿，而深宫之中陛下独自还没有觉悟，臣等不惜替陛下把这些事说出来。查得司礼监等监太监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丘聚、张永、傅亨、罗祥等人，有的是先朝旧人，有的曾在春宫任职，他们的际遇已经达到极点，受到的宠幸实在深厚。正当皇上继承帝位之初，也是国家多事之时，这些任官之人本应小心恭谨，因事进献忠言，以挽救陛下的不足，或许可以上报先帝、光辅新政。为什么他们各自倚仗技能，工于花言巧语，口才敏捷，每天早早退朝后，就引导圣驾游玩：有时泛舟海子，有时游览南城，有时纵情骑射，有时放鹰逐犬，有时大摆筵席纵酒酣饮，有时搬演杂剧放纵观看，有时进献新声以炫耀奇巧，有时献上果品坚果以求赏赐。凡是用来蛊惑心志、改变性情习惯的办法，几乎没有不用的。近来陛下多以声色玩好为娱乐，没有时间研究经史；以宴饮安逸、沉溺享乐为事，政务却来不及处理。有时起居没有常规，有时行动休息失于调养；有时因高兴而赏赐，内库财帛用起来如同泥沙；有时恩赏泛滥，蟒袍龙衣、玉带甚至赐给儿童；有时已经形成的命令又重新更改，有时诏书已经发出却竟然违背。权贵宠幸之人满朝倾倒，奸邪谄谀者得志，老成持重之臣被排斥不用，公正之道郁结而不能实行。陛下的聪明才智日益被蒙蔽，下面的弊政日益滋长。眼前各种举措，没有一件合乎人心、符合舆论。陛下试想，这些举措果真是出自圣心吗？还是被这几个人误导欺骗而造成的？贾谊在汉文帝时尚且能痛哭流涕进谏，而今天的形势比那时尤其严重，怎么能忍心缄默不言呢？况且四十万两银子的国库已经耗尽，却借婚礼为名，非要征取五七岁、乳臭未除的儿童；又以勇士为名，非要收用他们。织造事务已经停免了，却又重新启用织造；传奉查革的命令已经下达了，却又重新开设传奉盐法，才派官员整顿，崔杲又奉命带着盐引所涉土地；才派官员清查，张永又奏请索取土地。凡是朝廷的大计、军旅的重事、国家赖以决定安危强弱的事务，这些人都任意妄为，扰乱、阻挠、败坏而毫不顾惜，哪里还会顾及其他事情呢？台谏官交相上章抗辩，相关部门再三坚持奏请，采纳的没有一两成，不采纳的却常有八九成。严重时还挑出差错，随即加以责罚。臣等说一千句话还嫌不够，他们说一句话却绰绰有余。这就是败坏祖宗家法，损伤朝廷治理教化，连累陛下初年的政务，酿成天下祸乱。若不是这几个人，还能把责任归给谁呢？如今各地旱灾水患，百姓贫困、盗贼兴起，国内财用困乏，外部盗贼肆虐。今年又有孛星、彗星飞流，明年年初发生日食；这些都是重大的灾异，是圣心应当警惧的事情。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往年雷击奉天殿鸱吻，不久便发生了土木之变。今年夏天雷击奉天殿鸱吻，它的应验将会怎样呢？前事不能忘记，正是后来行事的教训。陛下如果只想修身省察、恭敬举行祭告，那只是徒然办理表面文章，并不修养实际的德行，实际上是在自我欺骗，怎么足以挽回天变、安定人心呢？上天在上面发生变异而不觉悟，百姓在下面怨恨而不知道，这是古代有国者最深切忌惮的事情。今日的形势不幸正类似这样。陛下难道可以一概说天下无事，每天同这些人安然自得地放任失职吗？外界议论汹涌，众口一词，都说这几个人败坏陛下继承先业的孝道，把陛下引入有过失的境地。等到将来他们根基牢固、祸患已经形成，就来不及了。伏望陛下念及祖宗艰难创立的基业，体察愚臣效忠如犬马的诚心，请敕令锦衣卫将这几个人逮送法司，明正典刑，或者在市朝处死，或者流放到远方，让天下知悉并以此告谢天下。然后再治臣多言的罪，以向这些人谢罪。还请陛下从今以后讲学亲近贤臣，修养自身而远离奸佞，早朝晚退，节省费用以宽裕百姓；各项弊政，都体恤时局艰难，全部听从有关部门议处，俯赐允准。这样，国家典章自然端正，国法自然严明，天地和神人的愤怒得以平息，阴阳之气得以调和，灾害自然消除，祥瑞自然到来，天下自然太平。臣对于迫切忠诚恳切的心情，实在不能尽述。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弹劾刘瑾疏【正德元年】蒋钦 臣私下想，刘瑾不过是个小宦官，陛下却亲自把他当作心腹，倚仗他作为耳目，把他当作股肱，却不知道刘瑾是悖逆之徒、危害国家的贼人。他因恼恨臣等上奏请求留下两位辅臣、压制几个权奸，便假传圣旨逮捕审问，赐臣等杖刑并削夺官职。然而臣想到，即使身在田野的人尚且不忘君主，何况臣正在宫中等待命令，亲眼看见时弊，怎么忍心不说？昨天刘瑾索取天下三司官员的贿赂，每人一千金，有的甚至达到五千金；不给就贬斥，给了就升迁，全国都寒心，而陛下却让他在左右近前任用，这就是不知道左右有贼，反而把贼当作心腹。给事中刘镛指责陛下用人昏暗、行事昏乱，刘瑾便削减他的官秩、鞭打侮辱他，又假传圣旨禁止各位言官妄自议论；不说话就是坐视失职，说话就用非法手段虐待，全国都寒心，而陛下却让他在前后近侍之中任用，这就是不知道前后有贼，反而把贼当作耳目股肱。一个贼人玩弄权力，万民失望，忧愁叹息的声音震彻天地，陛下却懵然不闻，放纵他败坏天下事务、扰乱祖宗法度，陛下还凭什么立身立国？希望陛下听取臣言，赶快诛杀刘瑾以向天下谢罪，然后再杀臣以向刘瑾谢罪；使朝廷一旦端正，万种邪恶都不能进入，使君心一旦端正，万种欲望都不能侵扰，这就是臣的愿望。今天的国家，是祖宗的国家。陛下如果重视祖宗的国家，请立即垂听察纳臣所上奏的意见。奏疏呈入后，蒋钦被杖打三十，关入狱中。再次弹劾刘瑾疏【正德元年】蒋钦

译臣与贼人刘瑾势不两立。刘瑾蓄积罪恶已经不是一天，寻找机会制造事端，本来就是他的心愿。如今陛下每天同他嬉游，茫然不知醒悟，内外臣民都像临近冰面深渊一样战栗。臣昨天再次上疏，受到杖刑，血肉淋漓，伏卧在狱中，终究难以默不作声。臣愿借尚方宝剑斩杀他。朱云是什么人，臣难道肯稍有退让吗？陛下试将臣与刘瑾比较，究竟刘瑾忠诚，还是臣忠诚？忠与不忠，天下人都知道，陛下也明明知道。臣与陛下有什么仇，陛下为什么信任这个逆贼？臣肝胆骨肉都要碎裂，眼泪鼻涕交相流下，七十二岁的老父亲也不愿再养活我了。臣死有什么值得惋惜的？只是陛下覆国败家的祸患，旦夕之间就会发生，这才是最可惜的。陛下如果真杀了刘瑾，在午门斩首示众，使天下知道臣蒋钦有敢于进谏的正直，陛下有诛杀贼人的英明。陛下如果不杀这个贼人，就应先杀臣，使臣能够同关龙逢、比干在地下相游。臣实在不愿同这个贼人一同活着。奏疏呈入后，蒋钦又被杖打三十，最终死在狱中。弹劾太监马永成等疏【正德元年】陆昆 臣私下看，自古奸臣想要独揽君主权力，必先蛊惑君主的心志。例如赵高劝秦二世施行严刑、放纵心意，以尽情满足耳目之娱；和士开劝北齐武成帝不要亲自勤劳节俭，应趁年少强健及时享乐；仇士良教导他的党羽奢侈糜靡，引导君主不要亲近儒生，不要了解前代兴亡的原因。他们的君主被迷惑后，最终都遭受祸患。陛下即位以来，天下仰望太平，谁知不久便宠幸宦官，颠覆典章刑法。太监马永成、魏彬、刘瑾、傅兴、罗祥、谷大用等人共同为陛下遮蔽实情，每天只做宴饮游乐之事，以致上干天和，灾异不断告示。朝廷大臣屡次进谏，陛下却没有防察省纳。这些人一定会说，宫中行乐与天下治乱有什么关系？这正是奸人欺骗君主的惯用伎俩。陛下住在宽大的宫殿、精致的房屋中，哪里知道百姓住在破陋的茅屋里，连风雨都不能遮蔽？穿锦衣、吃玉食，哪里知道百姓遭受严寒暑雨，冻饿难忍？纵马驰骋、宴饮游乐，哪里知道百姓头痛皱眉、无路申诉？近来时常雷震郊坛，彗星出现在紫微垣；夏秋大旱，江南米价腾贵，京城盗贼横行。难道可以纵情放欲而丝毫不顾念吗？内阁、六部大臣受先帝顾命托付，应当随事匡正挽救，广泛救济国家的艰难。进言不被听取，就应当伏在宫阙之前以死进谏，使圣意觉悟。可是他们竟然懈怠迟缓、逢迎顺从、谦卑退让、推托责任，为自己谋划当然很好，但先帝把天下托付给他们、天下寄予厚望，又该怎么办呢？伏望陛下反躬修行，赶快屏退马永成等人以断绝祸患根源，委任大臣，努力学习并亲自处理政务，使天下恢复至治，这是天下的幸事。奏疏呈入后，陆昆被逮捕下诏狱，杖打三十，除名。〔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臣认为，三军的命运实系于将领，而负责作战和防守的将领，作用也各不相同。如今参将分划疆界、各守一方，所谓守将，遇到警报固然也未尝不作战，但其主要职责在于防守。如今游击将军随着敌情声势往来防御应援，所谓战将，所到之处固然也不能没有防守，但其主要职责专在作战。守将的职责，是修整车辆马匹、准备器械、占据要害、牢固封守、明确侦察哨所、谨慎禁防，在敌人到来之前先做好准备，不必追求战功，只求不发生失误而已。至于游击将领，跋涉荆棘，睡卧霜露，如果不能身先士卒，就不足以鼓舞士气、齐心协力；如果不能亲自冒着箭石，就不能解围破坚。谋略和勇气虽然贵在兼备，但通常以勇敢为首要。因此二者本来没有相同之处，而眼下任用将领，应先满足最急迫的需要。臣私下看到，分守延绥东路右参将、都指挥佥事时源，性情果断勇敢，胆气猛烈，惯于经历战阵，骁勇之名显著。如今分守一方，虽也未曾误事，但担任游击、冲锋破敌，正是他的长处。延绥游击将军、都指挥同知戴钦，性情明敏爽朗，才识通达，熟悉边情，精通军务。如今担任游击，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如果让他担任分守，他所建立的功绩一定会超过常人。而且人才难得，如果违背他的特长使用，即使有才能也无法显现。根据才干任用，就会发现天下没有不可使用的人。何况延绥惯于作战的精锐士兵，东西两路相互应援，必须由骁勇将领统领；神木、孤山一带的营堡靠近河套，敌人每到冬季首先窥伺，分守任用得人，就会有不战而使敌人屈服的形势。请求将时源改任游击将军，将戴钦改任分守参将。这两人调换职位，各自都符合其才能，战守的重托两方面都有了合适的人选。等到他们的功劳成效显著，成为主将、副将的根基，未必不是由此开始。奏疏呈入，奉旨：兵部知道了。弹劾宦官疏【正德二年】韩文 臣恭敬地想到，君主能辨别奸邪才算英明，臣子敢于冒犯君颜才算忠诚。所以群小奸邪逼近君主身边，势力足以危害社稷、扰乱天下，如果没有及时揭发，就叫作祸患萌芽；因此说‘萌芽不可滋长’。臣有幸任职于股肱大臣之列，正值君主年少、国家多疑的时期，仰观天象，俯察舆论，瞻前顾后，内心如同被割裂一般，以至于半夜起身叹息、面对食物流泪的情况屡屡发生。臣想，与其叹息流泪，不如冒死进言；即使进言而死，难道不仍胜过缄默苟容吗？这是臣的志向，也是臣的职责。臣恭敬地看见，近年以来朝政日益败坏，号令失当，入秋以来陛下视朝逐渐迟晚；臣仰视圣容，发现日渐清瘦。众人都说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祥、魏彬、刘瑾、高凤等人制造巧伪之事，放荡引诱皇上的心志；有时击球走马，有时放鹰逐犬，有时让俳优杂剧交错演出于面前，有时引导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亲昵轻薄猥亵，完全没有礼仪体统；白天游玩还不够，夜晚又接着进行，劳损精神，亏损志德，于是使天道失去秩序，大地之气不得安宁，雷电异象、星辰变动、桃李秋季开花。考察这些占候现象，全都不是吉祥征兆。

译臣私下认为，这些卑微小人只知道蛊惑君上，以便实行自己的私欲，却不思考赫赫的天命、皇皇的帝业，全都系于陛下一身。如今大婚虽然已经完成，储嗣还没有建立，万一游宴损伤精神、起居失去节制，即使把这些人剁成肉酱、剁碎腌制，又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从前我高皇帝历经艰难、百战取有天下，列圣相继承传，把帝位传给先帝，直到陛下；这些顾命之语，都是陛下亲耳听到的。怎么能因为姑息，让群小置身左右，长夜游乐，放纵无穷的欲望，以至于连累圣德呢？臣看历代宦官误国，其祸害最为猛烈，汉代十常侍、唐代甘露之变，就是明显的证验。如今马永成等罪恶已经显露，如果放纵而不治，将来便无所忌惮，造成的祸患绝非小事。伏望陛下奋发刚断，割舍私恩，上告两宫，下谕百官，将马永成等逮送法司，明正典刑，以挽回天地的变异，宣泄神人愤怒，暗中消除祸乱的根源，永远保全国家长久的基业。这样，皇上就成为守成的贤明君主，臣等也成为太平时代的有用臣子了。此事关系国家安危，情意出于迫切，臣不胜战栗，等待陛下命令。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论诛大逆疏【正德二年】周玺 臣谨为诛杀大逆以彰明上天讨伐之事上题。臣曾听说，怀有叛逆之心的人，应诛杀而不赦免；追捕乱贼及其党羽，仇敌不能与之共存于天地之间。臣私下看到，司礼监太监刘瑾专擅权力、干预政务，侵害国家、祸害百姓，而且任凭私意妄自干预，暗中谋划不轨。臣如果知道这些而不说，一旦他的逆谋果真发动，即使与他同样获罪，也难以逃脱缄默不言的罪责。因此臣冒死上报。伏惟陛下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陛下的臣工，是祖宗的臣工。刘瑾竟敢在各衙门擅自作威作福，大小官员常常被他寻找事端陷害，科道等官员被打死，一句话触犯他便立即枷号充军。像薛堂、王岳的死，尤其惨毒。二三位群臣纠察奸邪，正是为了共同保全社稷；刘瑾却敢任意残害践踏，完全没有忌惮。岂只是那些只求保全身体性命的臣子怕他如同怕老虎，即使素来刚正有名的人，也会害怕烈焰而闭口不言。指鹿为马的奸邪，又出现在今天。刘瑾一切违法的事情，谁肯踏入汤火、冒着刀刃替陛下说出来呢？甚至派遣指挥杨玉等人掌管事务、加害他人，常常派出府、司、州、县，访察官员贤能与否，所经过的地方都再次遭受骚扰。一时间百姓如同遭受荼毒，冤屈号哭的声音传遍远近。臣曾奉命出使经过宁夏，百姓拦路申诉，以至于无法前行，当地有司也不敢呵斥盘问。偶尔有一两个怂恿附和的人，暗中加入他的党羽，反而借助他的声势，充当爪牙。这样，专权的刘瑾只有一个，依附权势的刘瑾却有一百个，往往会激起变乱。可叹啊，百姓怎么能叩开九重宫门见到天子呢？最近刘瑾又借机掌管本监印信事务，权势更加沉重；内外百官的一切章奏，不同各官商议，也不与内阁相关。有时抽回章奏送到私宅，同孙聪、张文冕等人捏造诏旨，反复更改，弄得是非混淆。他还时常指示吏部、兵部、工部升迁官员，先在自己那里批准执行，然后才允许上奏请求。内中有今天升职、明天罢退的，贿赂一送到，随即起用。卖爵鬻官，是汉、唐末世君主所做的事，而刘瑾竟敢窃弄大权到这种地步。天下后世将把陛下看作什么样的君主？这是刘瑾借势张威、罪恶滔天的表现。最近他又招引术士余明、余伦、余子仁出入监中，推算天文，占候星象，互相算命，妄自谋划图度，甚至有臣子不忍说出的事情。大概是因为看见财货充盈、势焰壮大，所以逐渐生出了异心。臣既然知道这些，就不敢不说。又查访得知，今年四月，刘瑾秘密命令心腹牛昭、潘某等暗中制造衣甲和盾牌一千余副，弓弩五百余张，偷偷藏在私宅中。按照《春秋》的义理，臣之家中尚且不应藏有铠甲；刘瑾的叛逆谋划，更是显著无疑。河南道御史蒋钦等已经弹劾他，陛下不但不追问，反而给蒋钦等定罪。这果真出自圣意，认为这些弹劾是在欺骗蒙蔽吗？还是刘瑾假传圣命，任意堵塞言路呢？奸邪从下面兴起，而忠言在上面被堵塞，有识之士没有不替陛下感到危险的，陛下却若无其事地处置此事。这难道不是养虎遗患、孕育变乱、积成祸患吗？臣想，祖宗以来难道没有权奸，难道没有邪党？但大逆不道之人，没有谁能同刘瑾相比。陛下即使过分想亲近偏爱他，又将宗庙社稷置于何地？臣任职言路，素来愚昧刚直，每次想到此事，都愤恨得不共戴天。因此臣区区之心，只愿陛下扩大日月般的照察，奋发雷霆般的威严，立即将臣与刘瑾一同交付法司，当面查勘审问。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请斩刘瑾以向天下谢罪，再斩臣首以向刘瑾谢罪；那么臣死的那一天，也就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了。祖宗幸甚，天下幸甚。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三 举荐并纠察漕运官员状【正德五年】邵宝 臣谨为奉命催促粮船、申明大义以纠察漕运官员之事上题。查得本年九月初五日，济宁州地方被大批流贼烧毁粮船。臣仰念国家的财政大计，不胜惊惧，除另行上题处置外，参照考察漕运官军，面对流贼，有不得不躲避的形势，有不能不抵抗的道义，有不应不用的法律，有不可不体察的实际情况，必须斟酌这些方面而行事，这是朝廷不得不办理的事情，也是臣愚昧而不敢不说的职责。这些贼人聚众呼啸，在数千里范围内奔驰突袭，攻城掠野，没有人敢抵挡其锋芒。只是这些运军本来不是贼人的对手，这就是所谓不得不躲避的形势。但是军队有十万之众，既有都御史、总兵、参将统领，又有把总、都指挥等官分别带领，还有指挥、千百户等官管理押领；大小官员层层相承，驻扎时有卫所，行进时有队次，前有先导、后有殿后，俨然具有行军作战的规制。各位官员承受爵位、享受俸禄，谁没有这个职责？尊奉君主、亲近上级，谁没有这份心？为众人而死、为军法而死，谁没有这个责任？这就是所谓不能不抵抗的道义。如今有的把图谋方便放在首位，有的贪图安逸落在后面，终于导致士卒队伍违背部署、纪律失去秩序。军士不值得一提，尚未听说哪位官员凭智慧保全军队，哪位官员凭勇敢受伤，哪位官员凭道义战死；他们慌忙溃散，实在与当初设置军队、运粮运输的本意不相符合。如今山东等处被贼人攻围而发生失事的地方，从府、州、县官，到守巡、兵备、巡抚等官，正在派官查勘、论罪。臣愚昧地认为，漕运都御史、总兵、参将的职责相当于巡抚，把总、都指挥等官相当于藩臬，指挥、千百户等官相当于守令；以此相互比较，他们的罪责完全相同。如果因为力量敌不过贼人，就放纵不问，那么将凭什么惩戒他们，以便将来责成尽职呢？这就是所谓不应不用的法律。然而各处负责兑运的军船到得迟了，罪在军民；粮食缴纳迟了，罪在百姓；如果遭遇水旱灾害，奏报不及时，导致派征和蠲免相互冲突，罪在有司官吏。从前漕运衙门虽曾议定并准许立法稽查，但由于地方遥远、时间紧迫，最终罪责常常无人承担，也不知道警戒。何况各地卫所军队编制不完整，船只没有完备，料价没有足额，口粮没有足额，军衣没有完备；他们远离父母妻子，终年辛劳，不能休息，又加上繁重的科派和征敛，全部集中在一身。像这样还要求他们拼死效力，可以吗？这就是所谓不可不体察的实际情况。臣任职计司，奉命督运，只因这件事关系朝廷，私下有所见闻。臣不敢不说。如果蒙受敕令，请部院大臣详细议定其中的是非，行文通知新任总督，将把总等官逐一查勘姓名、职务和失事的实际情形，查明确实后，照例在漕运事务完毕之日逮捕审问、治罪。总兵、参将职责重大、责任深重，也应请旨依法办理，这样才可以使各级职责明确，政令振作严肃。从今以后，即使有人存有玩忽之心，也不敢再这样做。还请敕令本部每年照例派遣监兑官员，务必选用精明干练的人，命他们亲自到各处水次据实查勘。除按照期限完成交兑外，如果有迟误，必须追究原因，或在军队，或在百姓，或在官吏，查明实情后指实参奏。属于军职的，移交漕运衙门；属于民职的，移交各该巡按御史审问，依照法律和条例处理，不许视为平常小事，苟且敷衍塞责。至于军队编制、船只、料价、衣粮的缺少以及各种科派积弊，应明白诏令各有关衙门迅速处置，严格加以禁止约束，使上下相安，改过向善、远离罪过，逐渐恢复漕运旧规，天下幸甚。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献纳愚忠疏　罗钦顺 臣认为，侍奉君主的道义，以进献意见为恭敬；现竭尽愚昧的忠心，向上陈述四件事：第一是修养德行。臣听说，只有德行能够感动上天，只有上天会保佑专一修德的人。臣曾仰观天意，看到上天对陛下的眷顾保佑非常深厚，所以贼臣刘瑾的蓄谋虽然深，太监张永输诚效忠却很有力量，大概是有冥冥之中的力量在相助，并非偶然。陛下既然褒奖赏赐功臣，延续他们的后代，难道独不思考应当怎样报答上天的眷顾、祈求长久的国命吗？报答上天眷顾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增加修养自己的德行罢了。孝敬奉祀九庙，恭敬侍奉两宫，亲近和睦宗室藩王，以礼接待大臣，仁慈爱护万民，这些都是修养德行的实际内容。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勤于御前讲筵，严格节制游乐宴饮。这样盛大的德行就能高过千古，上天的眷顾就能延续万年，宗庙社稷长久昌盛的福庆，一定就在这里。第二是勤于政务。臣听说虞舜勤勉戒惧以谋求治理，周文王和睦百姓，忙得连吃饭都忘了。我们的祖宗亲自勤于听取政务，远远效法虞舜、周文王，每天黎明时分到外朝府、部等衙门，依次听取奏事；随后又到内朝司礼监等衙门，也依次听取奏事，都有固定规程。臣曾恭敬阅读高皇帝的诏书，其中说：‘朕居住在江东三十六年，从未等到天亮才临朝面对百官。’ 我又曾恭敬地读到睿皇帝的圣谕，其中说：“朕承担天下的重任，每天五更二点便起身，斋戒洁身、穿戴礼服，拜天、到奉先殿谒见先祖，行礼完毕后临朝视事。”于是便依此确定制度和时间，不敢有误。退朝后到文华殿，如果有关于政事、需要大臣参与的事情，便召来大臣询问商议。臣以为，这些都是陛下应当遵循实行的祖宗家法。无奈近年以来，临朝视事越来越少，有时一天只临朝一次，却往往到日中才结束；各种事务纷乱，来不及全部处理，政令流传到四方，实际损失实在很多。臣愚昧地希望陛下经常在天刚亮时临朝，使大小臣僚、奔走办事的官吏以及各有职役的人，都能在光明正大的朝廷上尽力勤勉办事，使事务无不安定。前来朝集的官员、蛮方的首领以及应当入朝觐见、辞行的人，都能共同在苍天之下瞻仰陛下穆穆的容貌，从而内心无不肃敬。遇到重大的疑难尚未决断、重大的政务尚未安定时，就请像旧日制度那样，特意到文华殿，召见大臣，从容商议。忧劳勤勉、警惕自励的心果真没有间断，那么使天下安定富足、尊贵荣显的福祉也将没有尽头。第三，振作士气。近来刘瑾窃取权力，擅自制造威福，毒害遍及四海，实在不忍细说。在朝廷任职的臣工，谁没有察觉？却没有人能够抵抗，已经在内心感到惭愧。

译有的人首先开了趋附刘瑾的头，有的人暗中成为他的羽翼和助力。臣不知道后人看待今天，会不会还认为国家有人才、有忠臣呢？如今士气长期衰败，理应振作；振作士气的关键，首先在于任用和罢黜是否得当。凡是被刘瑾因挟带私怨、怀抱忿恨而斥逐的人，大多是正直之士。近来虽已分批起用，但其中重要的人才有的仍被遗漏。凡是被刘瑾越级升迁、屡次提拔而委以重任的人，大多是邪佞之徒。过去虽已分批诛除，但其中重要的人物仍然存在。现在正是政治教化更新的时期，实在是世道转变的关键。臣恭请陛下参考群臣的意见，不要受私意牵制，不要因为一时过错便抛弃大善之人，不要因为一点微小劳绩便宽赦大的奸恶；应当为困厄穷苦者伸冤，斥退结党营私者，退黜进谗阿谀者，进用刚正方直者。意向一旦明确，士风就会立即改变。这样或许在缓急危难之时，能够有可以倚仗的人。不这样做，国家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第四，审察时势和适宜之策。臣听说，礼没有比顺应时势更重要的，《易》所珍视的就在于通达变化。祖宗建立国家，参考斟酌古今，其中重大原则和根本法制昭然垂示，大概同天地一样长久。至于刚柔的运用、增损的权变，理应随着时势而变，不能拘守一端。臣曾推求考察旧事，私下看到永乐年间所实行的政策，已经不完全同洪武年间一样，其中大的变化甚至到了建立新都。宣德、正统年间所实行的政策，又不完全同永乐年间一样，其中大的变化甚至到了放弃交阯。这并不是一定要彼此相反，而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既然这样，那么今天应当实行的政策，也有不能被通常惯例拘束的地方，这正是挽救时局的方法。臣听说，以至诚成就事业，还要依靠长久坚持。汉代人做官，甚至做到长子孙。祖宗盛世时，在外任职的巡抚大臣以及各方面府、州、县的正佐官员，没有不长期任职的。例如周忱巡抚苏州、松江等处，共十八年；陈本深任吉安府知府，也达十八年。其他官员即使有迁调改任，往往也接近八九年。所以人没有苟且敷衍的心思，事务也没有废弛的忧患。然而在升迁调转时，并不完全按照资历，只看才干是否贤能。例如周忱从郎中直接升为侍郎，陈本深从主事直接升为知府。其他科道和部属官员，有的直接升为都御史、布政使、按察使或知府中的优等者，有的直接升为布政使。大概越级升迁的办法与长期任职的办法相互流通：如果先有越级升迁，那么后来长期任职的人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有越级升迁，那么此前长期任职的人谁还会说是迁延滞留？人心争相奋勉，原因就在这里。近年以来却专门采用资格制度，一级一级、半级半级，像鱼贯一样依次上升。从西边调到东边，忽然调近又调远，往来如同织布一般，劳顿扰攘的事情很多。奋发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人，有的刚开了头却没有完成功业；因循苟安、只图自己方便的人，只是谨慎守着职位，坐等升迁。想求得政事清理、百姓安宁，怎么可能呢？臣愚昧地认为，如今正是事务繁多之时，应当打破常规，选拔真正的人才，减少频繁调迁，重视长期任职，用这些办法替陛下分忧、共同治理天下。只要陛下在上面主持推行，大臣们就在下面有所遵循了。这就是应当审察的时宜。臣听说，除去盗贼的办法，有时需要动用战争；用兵的原则，必须严格实行赏罚。如今从京城内外直到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广东等地，盗贼纷纷兴起，大的攻陷城池，僭越称号；小的焚烧村落，杀害、掳掠百姓。朝廷屡次慎重选择文武大臣，让他们分头招抚、捕捉盗贼，有的征集民壮，有的抽调禁军，谋划安排了许多办法，却还没有奏报成功。臣私下推求其中的原因，恐怕是赏罚都太轻造成的吧？兵法说：“军队没有财物，士卒就不会来；军队没有赏赐，士卒就不会前往。”《夏书》也说：“威严能够克制过分的仁爱，事情才能真正成功。”如今大臣虽然奉敕办事，但将士有不听命令的，却从未立即诛杀一人。有的人勇力超过众人，敢于杀贼；有的人机谋深密，足以充当间谍，几千两金钱的赏赐也不足以换取他们其中一人的性命。想用重赏招募勇士，那么府库的钱财大多已经被劫掠一空；国家安危所系，变化就在顷刻之间。起初谋划不当，事后后悔又怎么来得及？臣私下听说，近来查抄刘瑾的家产，金银动辄超过百万，这些本来都是万民衣食的资财，却聚成了刘瑾箱笼中的财物。百姓因此成为盗贼，本来就是情势使然。盗贼兴起是由于财物聚集，那么把财物散发出去，盗贼就可以平定。散去小的储藏，以成就大的储藏，这正是臣为陛下所希望的。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请在前面所说的用兵地区，各自拨给入官银钱十几万两，让讨贼的人用作招募和奖赏的资财；还请授予他们临机处置的权力，使他们一切按照军法办理。前面有重赏，后面有严罚，那么将士没有不听命的，间谍没有不尽心的，盗贼平定指日可待。这也是应当审察的时宜。天下至大、可以议论的事情，大概不止这些。只是臣愚昧浅陋，见识不周全，从根源说到末流，才得到其中四件。伏请前两件由陛下亲自施行，后两件交给大臣讨论斟酌，奏请施行。如果真能认真听取身边人的意见，就一定会广泛寻求众人的议论，完全了解天下的利害得失，从而谨慎决定百官各司的兴废，逐步达到太平，实在要靠这些。奏疏呈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议边军入卫疏》【正德七年】李东阳 臣听说有人献上秘密计策，借口说京军不熟悉战阵，想调宣府边军三千人入京护卫京师，而让京军屯戍边疆，每年春秋两季轮换。臣认为，京军和边军各有分守的地区，只有遇到紧急事情才可以相互援助；如今无事而调动，这是第一项不便。京军用来守边却不熟悉战阵，难以保证一定取胜，恐怕损害国威，这是第二项不便。京军出京，会使人惊骇，消息传到各处，难免引起惊疑，这是第三项不便。京军出外，倚仗势力，占住房屋，索取钱物，要求酒食，将官有所顾忌而不肯禁止，边地受害却不敢申诉，这是第四项不便。边军在京城内，傲视军民，蔑视官府，小则懒散玩忽，大则违法；惩治他们，或许不能承受，放纵他们，则更加无法控制，这是第五项不便。远离家乡，抛弃亲人；或者水土寒暖不相适宜，或者盘缠供应不能连续，这是第六项不便。除粮草外还必须使用行粮，除布匹花费外还必须发放赏赐；若不是紧急而不得已的时候，这将成为无穷无尽的浪费计划，这是第七项不便。来往轮换没有安宁休息，仓促之际或许在道路上发生变故，厌倦疲惫之余或许祸患从身边发生，这是第八项不便。这会显露京营的空虚，显示国家内部的单薄弱小，是第九项不便。西北各边是彼此唇齿相依的地区，正需要防守和应援；一旦有疏忽，罪责将归于谁，这是第十项不便。这一件事本来就有这么多不便，伏望陛下广泛采纳人们的意见，务求最为妥当，实在是国家社稷的福分。奏疏呈入后，皇帝没有采纳。

译《地方利害疏》【正德九年】胡世宁 臣私下认为，盗贼兴起，就应当立即扑灭；如果盗贼已经持续很久、人数又多，不得不把招抚和剿捕同时实行，那是因为从情理说，被胁迫跟从的人应当不予治罪；从形势说，盗势蔓延，难以全部诛杀。所以汉武帝凭借南征北伐的威势，也不能把盗贼全部杀尽；后来轮台诏颁下，停止用兵、体恤百姓，盗贼便不再见踪迹。又如汉代龚遂在宣帝国势强盛时，下令勃海郡拿着田器的人都算作农民，官吏不得过问；当然没有听说他诱使这些人放下兵器后再全部杀掉。自古以来招抚的错误，有应当引以为戒的，例如唐、宋、金、元末年，授予盗贼首领官职，给他们土地，借给他们兵权；有时又乘他们松懈而诱骗诛杀，看到他们跋扈又反过来一味姑息，因此威信两失，法纪大坏，坐视国家衰微。若能任用得人，抚治有道，就绝不会有这种过失。江西的盗贼中，华林、玛碯已经剿捕驱散，一个不剩；东乡的残余党徒还有千人左右，姚源有人说是其三倍，其他还有赣州过去招抚的人员、新淦刚起事的众人，动辄都以千计。至于乐安、建昌等县，也有残余势力观望、反复，尚未完全消除。如今按事情和道理来说，东乡的人都是原先被胁迫跟从的，过去已经招抚安定的人，也已经因痛恨首恶陷害自己而帮助官军擒获、斩杀首恶了。其他另有违法的人，也都陆续送交官府治罪，不敢隐瞒。姚源的人过去虽听从招抚，却不曾流窜叛乱；近来王重七一伙杀害官员、焚烧县城，大肆行凶作恶，他们起初担心祸乱牵连自己，因而有观望之罪；后来又求得自我洗雪，表现出帮助讨伐的诚意。这两处的贼情，是应当讨论招抚还是剿捕的大致情形。有主张招抚的人说：他们既然是被胁迫跟从，听从招抚也已经安定，朝廷的恩德和信用怎么可以轻易丧失？只要以诚意对待他们，依法治理，严格禁止无赖擅自杀人，不许在此前擅杀；对过去的过恶永不追究，今后如再犯则决不姑息，那么他们就知道一个人的罪过不会连累众人，今天的刑法处理同过去不同，自然会心悦诚服、安然助顺，不过抚治三五个月，事情就会平定。如果诱杀一处，处处都会惊疑而起；正当百姓贫困、财物耗尽之时，兵祸接连不断，那将怎么办？主张剿捕的人说：如今地方大户都想杀贼，众口一词把招抚说成诱骗；流言既无法解开，擅自杀人又不能禁止，他们本来就是盗贼，怎么能保证他们被激怒后最终不发生变乱？一旦变乱，招抚他们的人就独自承担罪责，难以承受。固然不如剿捕，这样成败利钝由大家共同承担，地方的祸患是地方自己造成的，与我们有什么过错？——这就是在招抚、剿捕两方面尚无定见时的实际困难。依臣愚见，可以说：过去已经招抚的，不杀；再次叛乱的，不再招抚；新近起事的，必须在势力尚小时扑灭。只要这三句话，事情就定下来了。朝廷怜悯地方，已经多次派官员实地查勘贼情以及群臣的功过。臣认为，功罪一时难以确定，是因为事情项目繁多，文书案卷堆积，巡查不可能遍及乡邑，采访也有可能因传闻而失实。何况忠臣有的在远方，有的已经离职，又以自我夸耀为可耻；有才智之士则日益接近权贵，又善于罗织诬陷。即使有最公正、最明察的人，也必须给他若干年时间，才能查得确实；否则一时轻信，难免损害公正的体统，使忠义之心受到辜负。至于过去盗贼势力的强弱、贼情所向和是否归顺，就应当尽早勘报，以确定招抚或剿捕的一致意见，或许可以使官员有明确的坚持，百姓有明确的意向，地方早日获得安宁。臣愚昧地请求圣明在事前广泛召集群臣议论，各地新旧盗贼应当招抚还是剿捕，都谋划周全，那么天下就幸甚了。奏疏呈入后，皇帝命令交兵部议定施行。《请戒谕宁藩疏》【正德九年】胡世宁 臣私下认为，江西盗贼问题，主张剿捕和招抚的两种说法相持不下，其实并不难决定：已经招抚的不要诛杀，再次叛乱的不得赦免，刚刚起事的赶快剿灭，如此而已。但江西的祸患并不只在盗贼。臣恭敬地看到，自从宁王府用贿赂收买刘瑾、恢复卫兵以来，威势日益张大；不得志的无赖聚集在一起，引导王府违法；上下各司承奉过分，屡次借火灾之名夺取百姓的店铺土地，在邻近郡县采办物品，蹂躏侵扰遍及穷乡僻壤。臣恐怕良民不得安宁，都会起来成为盗贼；臣下害怕祸患，多怀有二心，礼乐政令渐渐不再出自朝廷。臣愚昧地请求圣明广泛召集群臣以及江西本地有见识的士大夫共同议论；或者从现任都御史俞谏、任汉中的官员中专门委派一人，或者另行推举一位才干声望足以服人的大臣，使其忠于国事、公正无私、不回避权势、不被浮言迷惑，来到地方兼任提督巡抚，授予他陈金、彭泽那样的权力，使他统领将帅，调度军粮，奖善惩恶，调换官吏，兴革利弊，一切都可以便宜行事。各地新旧盗贼应当招抚或剿捕，或先或后，都听凭其谋划周全后奏报朝廷处理。至于无赖害人、奸贪、懒惰怠政等事，都听凭其禁止革除。对于长期困苦的贫民，应精心选用清廉善良的官员，周到地加以抚恤安置，及早让他们得到休养，务必使他们安全。还请下温和的诏书告诫宁王，使贤王更加崇尚谦逊的品德，远避嫌疑，遵照祖宗训诫，只管理王府国内的官僚；江西三司以下的政务，听任各级官员照常自行办理。如果有重大事情应当上奏请求裁决，就奏报朝廷处理，不许宁王府干预。还应当严格约束下属，谨守禁令；已经施舍给人的财物和已经索取的债务，应当施惠于贫民；庄田和宅基地都归还原来的产业所有者。臣下军校等人擅自出到外府滋事的，都命令召回。以后再有罪恶深重而不悔改以及额外投充的人，听任法司依照惯例提审。还请严令镇抚以下官员，都必须查照钦奉太宗皇帝圣旨的事例：如果遇到王府发出的事务，必须奏准后才许奉行；违者从重治罪。这样或许使小民重新有生存的希望，地方没有意外的忧患，宗室有磐石般的稳固，皇帝也能解除南顾的忧虑。臣无比激切地表达至诚愿望。奏疏呈入后，交有关部门议处；尚书陆完复奏说，违背制度、扰害百姓的事情，疑心是出于伪造假托，应当命令宁王约束下属；皇帝得到批复后准许施行。《时政疏》【正德九年】张原

译臣没有什么才干，却错误地蒙受圣恩，被提拔居于言官之列；日月流逝，丝毫功劳也没有报答。臣私下认为，既然以进言为职责、以劝谏为名义，那么上至朝廷、下至边疆，凡是政事的得失、百姓的利害，凡是应当说的，即使说得不完全正确，也仍然胜过沉默不言。臣观察今天天下的事情，弊病因法令长期不变而产生，事情又因时势不同而变化；广泛访问、熟思深考，内心颇有感慨，激切进言的诚意无法自已。臣考察古代的道理，进一步考核祖宗的法制，再联系当今的弊病，于是斟酌政治上的适宜办法，谨慎地列成十二件事。言辞虽浅陋，事情都很切实；表面似乎浅近，实际效果却很宏大。这是千虑之中偶有所得，所以冒昧进呈。伏望陛下逐项阅览选择，留心施行。至于臣的愚昧，不知避讳，指斥时事，言语虽然直率鲁莽，内心实在没有别的意图；还请陛下曲加宽容，不要加以谴责斥退，以便开通忠臣进谏的道路。臣无比激切、战栗惶恐。第一，端正守令。臣听说汉宣帝曾说：“百姓之所以能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合理处理。能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吧？”由此可知，守令最接近百姓；用对了人，政事就公平，诉讼就合理，万民乐于生存。用人不当，刑罚就繁苛，政事就败坏，百姓多有忧愁叹息。然而转圜调节的关键，只在于君主如何激励劝勉。汉宣帝时，二千石官员有治理成效的，皇帝就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金钱；公卿职位有空缺，就征召入朝任用。唐太宗把刺史、县令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在姓名下记录他们的政绩，以备黜免或升迁。我英宗皇帝也曾因天下各司官员入朝觐见，表彰其中才干品行超群、政绩显著的人，赐给衣服、絮帛，设宴款待。这些都是转圜调节、激励劝勉官吏的方法。如今的守令中，固然有端正安静、仁慈祥和之士，也有许多怯懦无能、污秽卑贱之徒；他们大肆贪婪暴食，过分逞用严酷凶暴，谄媚阿谀成为风气，向权贵拜伏乞求宠幸，整天请托，踮足等待升迁，策划谋求、发动事情，都只是为自身打算。像这样的人，十个中常有八九个。然而他们入朝时，陛下赐宴、赐钱，每次都按规定赏赐，最终却没有看到士风改变、吏治精良。臣认为，考察官吏的责任系于御史；御史的职责又被繁多的诉讼案件分散，力量受限于地域广大，他们不能把事情办得精细，也是有原因的。伏望陛下在三年一次考察之外，再派遣每年巡行的使者，官阶可同御史、职责可同御史，专门访察廉洁能干的官员，广泛采集舆论中的公正意见，不要只依据一个人的看法。如果是贤能的人，不必等到入朝，就立即加以褒奖赏赐，像汉代郭贺的旧例一样。遇到贪婪残酷的人，不受考察年限限制，立即奏报罢免斥退。其中污秽恶名特别显著的，还应当打破通常调任的惯例，给予重罚，作为众人的警戒，以安定百姓生活。第二，选择将帅。臣听说，将帅是三军的主宰，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古代筑坛拜将，告祭宗庙后授予符节，推车送行，分给统兵辖区让他治理，正是因为重视这件事、慎重选择人才。我们太祖皇帝从东南起兵，统一四海，虽说是上天授予的机运，但各位将领的功劳实在很多。当时任命将领，一定先从众人中选拔，在闲暇相处中观察，审察他的器量见识，衡量他的勇气谋略，然后才派遣他。如今做将领的人，多是穿着华丽、出身显贵的子弟，平时意气轩昂，随便以善于战阵自许；等到面对敌人、临阵交战，便突然恐惧，有的逗留玩忽、戏弄敌寇，有的退缩而使军队溃败。何况他们平日的威势不足以使三边服从，恩惠又不能安抚士卒，韬略没有听闻，哪里有智慧和勇气呢？他们不但无益于军务，反而损害国威。况且世上善于谈论用兵的人，没有超过孙武的；他谈到将领的五种品德，说是：智慧、诚信、仁爱、勇敢、严明。不知道如今的将领，是否有其中的一种呢？连古人一条谋略都没有，却滥竽充数地担任将帅，臣实在寒心。伏望陛下广泛搜罗人才，慎重加以选察；除武举之外，另设贡举；在按科条考察之外，再设置采访官。不要被阿大夫那样的虚誉之言迷惑，也不要像赵奢的儿子赵括那样只执着于夸夸其谈；没有实际参加战阵、屡经战事的人，不要授予节钺；不局限于边远地区的人，只有智勇著称的人，才把藩镇和边疆的统帅权交给他；不要因亲近左右、受到宠信而任用。这样或许可以搜罗到合适的人才，边疆也会有防备。第三，审理刑狱。臣听说，治理天下，以政事作为治理的工具，以刑罚作为政事的辅助；刑罚用来辅助政事，然后奸邪才会受到惩罚，暴乱才会平息。这就是古代制定刑典的原因；又因为还要用刑罚来约束百姓，所以政事和刑罚二者不能偏废。

译《尚书》说：“应当恭敬地慎重处理你的狱讼，以此来长久巩固我们王国。” 大概只有谨慎使用刑罚，仁爱恩德才能广泛施及，足以培植巩固国家根本，所以掌持法令的人也不可不慎重。汉、唐初年，立法很完善；后来那些玩弄文字、深藏机巧以及残酷狠毒、罗织罪名的人，耗损离散国脉，使天下喧扰，丧失了乐于生存的心。只有唐太宗每次判决重大死刑，都一定命令三次复核、五次奏报，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确实知道人命极其重要，所以敬慎如此。我们太祖皇帝在创业初期，就留心刑狱，删定律令，明白公布章程，反复告诫，勤勉不止，曾说：“用法不恰当，就会使无罪的人受害。”又说：“刑罚适当，百姓就不会有冤屈。”又曾因案件拖延，朝廷责问辅臣；这大概是要垂示统一的法则，保存敬慎体恤的心意。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法令产生弊病，政务松弛；审理案件的官吏最终不能依法办事，贪污自恣，贿赂成了公开交易，刑罚轻重掌握在他们手中，喜怒任意而行。有时两个人犯同样的事却罪刑不同，有时两个人同样犯罪却处罚不同；有的一个案件被枷锁拘系、拖延十多年，有的一件事情牵连一百多人；他们卖弄才智、玩弄法律，深文诋毁、巧立文辞。即使陛下不时颁下洗涤罪过的诏书、告诫敬慎的话，大概也只是徒具文饰罢了。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共同拥有的公器。如今天下的法律竟然这样，陛下认为它公平吗？法律既然不公平，还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能够做到吗？”伏望陛下明白敕令法司，重申并严格执行既成法典；对于《大明律令》，这是圣祖详细制定的，应当遵守施行而不违背；对于现行事例，这是朝廷大臣集体议定的，应当参考考核而不失其本意。内外一体遵行，不要任意决定轻重；大小案件都要合乎情理，不要任凭喜怒。审讯判决要明白公允，使人不受株连之冤；判决遣送要及时，使案件没有枷滞拖延之屈。陛下也应当深厚地显示最大的信用，敬谨守护祖宗法令；不实行曲法赦免，把宫中和府中看作一体，诚恳充分地体恤百姓，在一天早晨内谨慎地完成三次复核、五次复核。这样或许可以使刑罚清除奸邪，使五教得以息止，使四民得到辅助，使天下安定。第四，裁汰冗员冗食。臣听说，《洪范》的八项政务把食货放在首位，孔子谈论政事把使粮食充足放在第一位，圣帝明王没有不把这件事当作急务的。若不是旱灾、水灾、霜冻、冰雹，那么上天所生、土地所养的物产，自然足以供应一年所需。古代制定什一税法来限制征取，核计五谷收入来限制支出，制定百官俸禄来限制官府供养。至于府史、胥徒之类，也一定按照功劳和事务来衡量，起初没有浪费；因事设人，几乎没有冗员。因此费用节省，公私都宽裕。我们太祖皇帝既已衡量天下的地理形势，设置官吏，又根据内府衙门的需要设置工役；官员有固定名额，不至于冗杂；工役有固定人数，防止滥设奢侈。如今国家的用度，大多取办于东南；然而旱灾、水灾、霜冻、冰雹等天灾地歉，已经没有安宁的年岁；再加上贪婪者搜刮剥削，像渔猎、蚕食一样掠夺百姓，造成民害、侵蚀物力的事情又没有停止，所以粮食生产的源头已经受到损害。加上京畿以内，消耗粮食的人很多：有人用巧计投充而领取月粮，有人任意冒名顶替而领取月粮；一地之内，百姓、隶卒、工匠、士卒，没有不是领取俸禄的人家；一家之中，父子兄弟，没有不是领取粮食的人。领取月钱的好处归于官府，冒领月粮的危害却损害粮仓，何况办理月钱只需花费月粮的十分之二三，那么百姓竞相去做这件事，本来就是情势使然。因此供办差役的人数比过去多出数倍，而向百姓征求的东西又全都超过法令限制，物力怎么能不困乏？伏望陛下遵循建国初年的清明制度，洗除近年积累的弊习，严格制定法禁，大力加以裁减考核。内外官员中，确实因事务设置、势在必不可少的，暂且保留旧制。如果事情可以不做，职务又属于冗余繁杂的，一律罢免裁撤。各类工匠以及勇士、力士、校尉等人，凡是近年用巧计投充的，全部裁撤。对那些占有名额、冒名顶替的人，也一定依法追究治罪，以杜绝这种弊病。这样或许可以使漕运粮食充足有余，国家的财政计划得到舒缓。第五，减少征敛。臣听说《论语》传文说：“百姓富足，君主怎么会不富足？百姓贫困，君主怎么会富足？”古代太宰用九种赋税征收财物，大府用九种制度节制财用，用九种贡赋取得各诸侯国的物资，用九府作为掌管财物的官署。汉景帝时，百姓每三十份中纳税一份；唐高祖命令，除租、庸、调之外，不得横加征调。我们太祖皇帝曾说：“每年的赋税有定额，而日常用度没有穷尽；如果费用超过限度，怎么筹办聚集？侵夺剥削，都是由此产生的。”又曾因四方进贡而拒绝，认为四方的物品都是百姓的财产，怎能聚敛万民的财物来供一人享用，于是下令：“从今以后不要再进献。”由此可知，百姓不能贫困，贪求进献的风气不能滋长；那些希求宠幸、制造事端的人，应当堵塞其源头。如今天下征敛日益增加，土地没有遗漏的利益，百姓没有剩余的力气，本来应该财物很多才对。然而一旦有事，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就常常报告匮乏，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百姓贫困。百姓贫困有两个原因：一是守令贪婪残暴，二是守臣进贡。国家近年平均摊派各种输纳，层层出现、接连不断，大多是旧制的十倍，而都由守令负责筹办。贪婪残暴的守令还借此为名替自己增加财产，所取又是上供数量的十倍，这就是百姓贫困的第一个原因。至于守臣进贡，其中的弊病更是说不尽：他们巧立名目，争相制造新奇物品，任意逢迎，以此表示孝顺。他们难道肯舍弃自己的财产来彻底解决自己的忧患吗？不过都是从百姓那里取得罢了。从百姓那里取数十倍，进献给上面的才一二分；这种虎狼般的暴行无人能约束，像深谷一样的欲望没有止境，这就是百姓贫困的第二个原因。伏望陛下禁止守令贪残，一丝一毫也不许擅自取用；制止守臣暴虐聚敛，一件物品也不许擅自进献。执行这种政令，要坚如金石；推行这种命令，要像四季运行一样守信。务必使征敛有定额，赋税和用度有定数，掌管财物有定员，贡物有定制。法令以外的征取不加在百姓身上，没有名目的贡物不进入上级，或许百姓的财物不会匮乏，百姓的心也不会失去。第六，谨慎对待工役。臣听说，古人称赞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说他没有耗尽百姓的力量。

译一个平民家庭，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儿女，嗷嗷待哺的有好几口人，全靠一个人养活。假如让他整天服劳役，却不能经营谋取一家人的口粮，那么他的父母妻子儿女靠什么供养呢？何况军士列入军籍，实际上是为了防御；设置京营，又是为了保卫王室、应对紧急情况。怎么可以让他们劳苦做工，耗尽他们的力量呢？平时无事，已经索取他们的劳力；仓促有事，又想让他们捐躯送命，以求一时使用。这不只是法制上不适宜，而且人情也承受不了。从前汉文帝想修建露台，已经召来工匠计算费用，随后又停止了。唐太宗想修建洛阳宫，已经下诏征发士卒，随后又罢止了。我们太祖皇帝曾指着宫中的空地说：“这里并非不能建造亭台馆舍供游观享乐，只是恐怕损伤百姓的财力、劳累百姓的力量罢了。”这话多么伟大，万世都应当仰望。如今都城内外大兴土木，征调军夫，动辄以千人计算。即使不是急务，也一概举行；事情本来可以沿用旧制，却都务求改建。计算工程，有的一个月就可以办成，却任意怠惰拖延，常常到一年还不停止。只是因循拖延岁月，假借督理之名，大肆征求财物。做工的人能够防止他们逃跑，而纵容放任的人大多已经超过一半；上工的人能够防止他们旷日，而停工的人又有的历时很久。虚有名目，实际功效却没有验证；利益流入私人门下，怨恨归于公家。何况如今内殿即将营建，工程浩大，劳役繁重；如果不预先培养民力，临到事情发生时，怎么承受频繁征发？伏望陛下俯赐颁发诏书，重申敕令主管部门，保养锐气、节省劳力，坐待重大劳役；共同谋划、合力办理，随时应对大工程。请把现今大小工程一律停止，内外所有役夫全部免除释放。这样或许百姓有余力，乐于办理事务，谗邪不会滋生，歌颂之声也会兴起。第七，体恤士卒。臣听说，乐于生存、厌恶死亡，是人的常情。如今驱使无罪的人，让他们披坚甲、拿兵器，踏入必死之地，却还要使他们乐于前进、勇于抗敌，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情吗？只有上位者用心存恤，使他们平日满足吃饱穿暖、安逸生活的愿望，而没有倚靠长矛、脱下头巾般的怨苦，然后才可以做到。假如劳役他们却不肯节省他们的力量，剥削他们却不能体察他们的心情，怨恨仇雠就会兴起，作战防御就会丧失士气，实在非常可怕。从前魏国吴起任将，与士卒共同承担劳苦；赵国李牧睡觉不设席，出行不乘车，亲自包裹干粮，与士卒共同承担劳苦。赵国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时，把市场租税都收入幕府，作为士卒的费用；每天宰杀几头牛来犒享士卒，边地士卒每天都能得到供给。赏赐下发后自己不使用，士卒都愿意拼死一战，所以能够战胜敌人、抵御侮辱，所到之处都能成功。我们太祖皇帝亲临战阵，充分知道其中艰苦，多次颁发诏旨，始终深切留意。曾因天气寒冷，想到沿边将士，增加供给衣帛；又制定优恤军属的法律，重申克扣衣粮的禁令，恩惠实在深厚。如今境内的士卒已经疲于道路奔波，屯守边地的士卒又困于繁重差役；加上统领将佐千方百计征收科派，巧立名目，甚至连草料柴薪也任意剥削，直到榨尽他们的骨髓血汗。每月粮饷虽然发给，却从未能留下升斗来供养家庭；上下层层索求，又牵连余丁来办理输纳。一家几口，始终没有闲人；一个人要做百般工役，完全没有余力。人人都没有重新生活的欢乐，怀抱着终年忧患。平时既不能用爱护养育取得他们的欢心，那么临敌御侮时，怎么能指望他们竭尽死力？伏望陛下重申旧章，严格制定约束，务必使统领将佐不敢贪婪残酷，使军伍士卒真正得到实惠。有违法自肥、罪恶深重而不悔改的，置于重法，作为千百人的警戒；不要因为内外、大小而采用不同法律、不同罪名。这样或许使万众感到如同身披棉絮般温暖，边疆有踊跃效命的欢乐，勇气倍增，作战防御不会失误。第八，明确赏罚。臣听说，赏罚是君主激励世人的重大权力，不可以不向天下彰明最大的信用。赏赐符合功劳，不仅有功的人知道受到劝勉，天下人也将急切地谋求效力、建立功劳；惩罚符合罪行，不仅有罪的人知道受到惩戒，天下人也将战战兢兢地修养自身，以免获罪。所以掌握这种大权、向天下昭示信用，就是根据天下的善行而赏，根据天下的恶行而罚；这样法纪才能振立，政事才能修举，人心才能受到磨砺，治理的功业才能成就。从前汉代张裔称赞诸葛亮说：“赏赐不遗漏远方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近的人；爵位不能没有功劳而取得，刑罚不能因权贵势力而免除。”这就是贤能和愚劣的人都忘却自身、尽力效命的原因。唐代裴度也认为，藩镇得以平定，是由于处置适宜，能够使人心服而达到的。我们太祖皇帝曾说：“君主掌握赏罚的权柄来统御天下，关键必须极其公正。没有善行却赏赐，这叫私爱；没有过错却处罚，这叫私恶；二者都不足以惩戒和劝善。”这话说得极其正确，确实是治理天下的龟鉴。如今天下的是非好恶不公，赏罚没有信用：有的没有功劳却得到赏赐，有的犯了罪却不受惩罚；有的已经受罚又被赦免，有的已经受赏又继续加赏；平庸之才被荐举升用，往往还赐给玉带；微小功劳没有实际效验，却动辄封侯；恩惠有时滥施给有资历的人，赏赐有时妄加给有门第功勋的人。人们希图传递奉承，逐渐产生侥幸求利的心思；请托乞恩，大大开启了非分觊觎的念头。政体废弛，权柄下移。考察边疆功劳，混乱尤其严重：足不出门庭，大多只凭挂名便接受赏赐；本人没有经历战阵，多半靠迎合上意来奏报功劳；舍生忘死御敌的人有的还没有沾到恩惠，临阵畏缩的人有的反而得以脱罪。功劳相差六级，按照古法也不免降职；兵败覆没直到全军覆没，如今却放纵他们赎过；虚张间谍侦报，大多想要冒领功劳，深深隐瞒实情，完全没有实际核查。士卒因此离心，边疆盗寇也因之横行。这类弊端，几乎难以尽数。伏望陛下重申章程，大力施展裁断，精确明察赏罚，核实功劳勤绩；凡是施行的事情，都必须贯彻公道。赏赐不要让人侥幸得到，惩罚不要使人侥幸逃免。若是左右近侍、受宠亲信之人，或凭门第、权势的人，阻挠公道、破坏法律、背离道理而任凭私情，请托钻营、肆无忌惮，都听任主管部门拘捕奏报。即使已经得到圣旨批准、已经形成诏命，也听任科道官员参劾驳正；一律交法司查究惩处。这样或许可以使公道彰明，国家的大是大非有确定的准则。

译第九，亲近大臣。臣听说，君主是臣下的元首，臣下是君主的股肱；何况大臣又是君主精选拔擢、置于左右、用来辅佐启发的人，其作用尤其不是群臣可以相比的。既然要用他们来辅佐启发君主，却因为殿堂和台阶森严而受尊卑名分限制，因为法制繁密而阻碍情意相通，甚至朝廷重大谋议，虽交给外廷共同议论，也都承受了预先示意和安排，徒然保留虚名，却不让他们在其中发表可否意见，那么先前精选拔擢他们，难道只是用虚礼来尊崇、用高爵来束缚他们吗？唐虞时代，君臣共同在一堂之上，彼此赞同或反对，互相进言，欢喜起兴、唱和应答。唐代制度规定，天子召见大臣时，打开延英殿，从容坐着议论，过了一会儿才退朝。宋仁宗曾在天章阁召见大臣，赐座并发给纸札，让他们详细列出希望施行的事情。我们太祖皇帝以及列位圣德皇帝，在正朝之外，也常常在便殿不时召见询问；闲谈时有时追究政务得失的缘故，有时察访民间隐微的情形。当时各位大臣认为这是荣耀的待遇，都有记载可以考察。后来时事渐渐不同，礼意日益衰退，外在形式也逐渐疏略，君臣之间日益疏远废弃。弘治年间，我们孝宗皇帝因言官提出建议，也曾举荐并实行这种做法；所以当时政务得到整治，刑赏分明，天下安定，政治教化美善。伏望陛下尊崇信任老成之臣，优厚礼遇年高资深之士；每逢闲暇燕见，特意召他们入见，省略繁琐仪文，不拘外在形式，从容赐座，亲切委婉地交谈，讲论经书，也谈及百姓的隐忧。商议防范机务，广泛考察事情可行与否的言论；这些话从口中说出、进入耳中，机密周详地谋划，使彼此感通、上下信服，务必让上下的情意彼此通达，内外的事情全面知悉。这样或许能使老成之臣充分尽其忠诚，使上天赋予的资质更加聪明，从而成就同心同德，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十是疏通言路。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就正直，古代已有这种说法。君主不圣明，就不能容纳臣下的直言；臣下不正直，也不足以显示君主的圣明。所以君主以降低身份接受言论为德，臣下以冒犯君颜而敢于进谏为忠；彼此相互需要，上下相互济助，然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朝廷设置台谏官，名义上是掌管耳目的机构，是为了扩大九重宫中的见闻，增益君主一人的思考。天下万事不容易周全了解的，通过他们就可以了解。假如因循缄默隐晦，不能把话全部说出，使天下的事情因此败坏废弛，这就是不忠的臣子；不忠的臣子，杀了也不赦免。或者君主骄傲固执，自以为贤明，不能容纳尽情的直言，使天下的事情因此败坏废弛，这就是自己堵塞耳目。过去汉文帝对于郎官和随从官员上书陈疏，从没有不停止车驾来接受他们的意见；群臣袁盎等人的劝说即使十分恳切，他也常常宽容而采纳。唐太宗对上书陈述政事的人，都把奏书粘在宫殿墙壁上，出入时加以省览。我太祖皇帝即位初期，常常引导群臣，让他们把话全部说出来；进呈的疏奏无不全部阅览，言论有可取之处，就立即赐予褒奖嘉许，欣然改而遵从，从来没有系恋吝惜之心。这大概就是成汤听从劝谏而不违逆、改正过错而不吝惜的心意。所以当时治理教化的隆盛程度，可以同三代相比。如今天下政事的兴革、人才的任用和罢黜，有许多可以进言的地方，人们也未尝不进言；然而有的疏略而不详尽，迂阔而不切实。陛下一概宽容，听取采纳，没有违逆，这实在是非常盛大的心意。但进言的人虽然很多，仍然怀有触犯逆鳞的忧虑；陛下听取虽然勤勉，仍然有遗漏善言的叹息。伏望陛下广泛询问、博采访问，反复咨访并延请采纳，像古人所说的开导臣下而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虚心地听取；务必使有想法的人都说尽自己的意见，有言论的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然后慢慢审察可行与否，赐予施行。有的言论如果不恰当，触犯冒犯、玷污圣听，也应当宽容优待，不加罪责。这样或许能够兼收天下的善言，集中众人的长处，使群臣的防范都发挥作用，各项政事没有可议之处。十一是尊崇天道。臣听说，君主是百姓的父母，天是君主的父母。子女有过错，父母就告诫、规劝，严重时甚至鞭打责备、斥骂呵责，无所不用；这大概是因为爱护子女的心无所不到，所以早晚警醒省察，希望他整饬自身、勉励品行，然后才罢休。君主侍奉上天，实际上也类似这样。君主所居之位称为天位，所担之职称为天职，百姓称为天民，都不认为是君主自己所有，而一定把它们归属于上天；这说明君主接受天地的托付，承担宗子的责任，理应敬畏奉行天道来尽到自己的职责。何况君主尊临九重宫阙，至尊无上，颐指气使，无不如意；如果不是上天在暗中监察并默默辅助，他还有什么忌惮而不敢做呢？所以灾祥和各种异常现象的到来，大概也是上天极其爱护君主，略微表示鞭打责备、斥骂呵责的意思，以此作为告诫规劝的办法，希望君主整饬自身、勉励品行罢了。董仲舒认为灾异是天心的仁爱，诗人以不敢嬉戏放纵、奔驰游乐作为敬天，汉文帝因水旱灾害和疾病瘟疫下诏责备自己，宋太祖因久雨不止而日夜焦虑思考。我太祖皇帝曾因时逢不雨，穿素服、着草鞋，步行到祠庙祈祷；铺设草席露天而坐，白天暴晒在太阳下，片刻不移动，夜晚睡在地上，衣带也不解开；还常常命人进献蔬食和掺杂麻麦的食物。他忧虑百姓的心、侍奉上天的诚意，万世都无可置疑。如今天地显示变异，乖戾之气形成灾害，雨水和阳光失常，日月发生掩蚀，星辰陨落，风雹雷震，这说明上天之道在上面不清明。旱魃接连到来，大水侵淹，盗贼充斥，三边受到侵扰，这说明地道在下面不得安宁。不知道陛下在如今这样的时势下，认为已经达到治理安定了吗？还是认为尚未达到？如果认为还没有达到治理安定，那么用来整饬自身、勉励品行的事情，怎么可以停止呢？臣认为，感应上天应当依靠敬意，而不在繁琐的仪式文饰；建立政事贵在真诚，而不取决于声音笑貌。假使能够持守一个“敬”字作为感通上天的根本，积累一个“诚”字作为施政设置的基础，使这种诚敬在群臣百官之间充分融洽，在宫中和临朝大廷之际彰明显著，像汉光武帝把赤诚之心推置于人的腹中，唐太宗以至诚治理天下，那么一个诚字足以消除万般虚伪，一个敬字足以抵御千种邪恶，至和之气感召万灵，顺应天道，灾气就不会成为灾害。过去唐太宗忧虑百姓的粮食，蝗灾便没有造成灾害；宋景公说出善言，灾星便退避。这些都是以真诚应天而能转灾为祥，已经实行并得到验证的事，请陛下明察。十二是增进德行和学问。臣听说，君主的德行，是天下治理或混乱的关键。古代贤明的君王没有不把修养德行当作急务的，贤臣的辅导劝说也没有不把修养德行当作急务的。为什么呢？世间没有永远的安治，也没有永远的混乱；德行日日更新，就能使万国归心；仪度不差，就足以使四方归正。感应的关键，是不可欺罔的。

译德行是否修养，全看学习如何罢了。商高宗谦抑心志，时时勤敏，以求建立功业；周成王宽厚缜密、继续光明，以求彰显德行。所以说，明君把接受辅导、勤学作为急务。知道应当学习而德行仍不纯正的人是有的，但从没有不知道学习却能修养德行的人。知道应当修养德行而治理仍不纯善的人是有的，但从没有不修养德行却能把治理做好的。勤于学习却不能使德行纯正，大概是学习还没有掌握要领；修养德行却不能使治理完善，大概是修养还没有掌握要领。况且君主的学问，哪里是经生曲士那样的学问呢？只是把握大原则，推求大义，审察治乱安危的关键，探究得失是非的根源，如此而已。我太祖皇帝创业初期，万事纷杂委积，每天取《论语》《洪范》等书来阅读，乐在其中并反复玩味。每逢儒臣在经筵进讲，通常都命令他们尽心剖析。又命有关部门访求古今书籍，以供阅览。还深深担忧圣祖神孙把闲适安逸当作垂拱无为，所以他谆谆垂训，总以大禹珍惜寸阴、周文王没有空暇吃饭为训诫，将其写入典册，传给后世。它们如同太阳照耀天空，如同水流行于大地，凡有耳目的人都共同看见听闻，是万世都应遵行而不可违背的。陛下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九年，虽然求治的念头始终在心中十分迫切，但达到大治的美好成效还没有实现。想来，修养德行的实际情况仍有可以进言之处。伏望陛下念及祖宗托付的重大责任，思考天下仰赖您的范围广大，体察圣贤关于善治的言论，遵循皇祖传给后世的训示；深居法宫，保持尊严而少出，清净内心、克制欲望，振奋志向、反省过失，每天取《论语》《孟子》《尚书》等书，以及戈直的《贞观政要》、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陆贽的奏议，循着文字约取道理，撮取大纲而领会义旨，时常赐予省览，以帮助圣学继续光明。又采择其中切近简要的内容付诸实践，作为圣德高明的验证。至于骑射、捕猎、荒唐游乐、沉溺享乐之事，绝意不做。左右亲信和受宠习近之人中，如果有人迎合先意，以这些事情承顺逢迎、引导陛下，也一定要严加惩罚，以此作为奸邪谄媚、不忠之人的警戒。这样如果圣德仍不纯正、圣治仍不美善，臣实在不相信。过去唐朝贞观年间，一斗米只需三钱，刑罚几乎停用。唐太宗说：“这是魏征劝我实行仁义，已经见效了。”唐太宗一实行仁义，天下立即呈现安治太平，这正是进学修德而能成就教化、达到大治，已经实行并得到验证的事，请陛下明察。奏疏呈入，得到[原文作“防”，疑为“旨”]。张原这个人，突然升任科道官，不懂事情体制，拾取过去的言论，动辄前来上奏扰乱，本来应当严加治罪，姑且从轻处理，降为杂职，调往远方衙门。今后新科进士，都必须先选派到外地有司历练考核一二次，才允许授予京职。凡因事情而被发遣的，不许含糊地擅自取用。如有违犯，一律治罪，绝不宽饶。吏部知道。奉诏陈述治理安定的奏疏【正德九年】何景明 臣谨慎上奏：近来皇上下敕谕给群臣，下令求取直言，大小臣民无不感动，彼此庆贺慰藉。然而自敕谕之后，已经将近十天，皇上一次也没有临朝视事。辅臣和言官上奏论述边军义子等数件事情，没有一件见到采纳，也没有一件得到施行。臣看灾变到来，上天的警示十分迫近。陛下上要挽回天怒，下要安定人心，像这几件事应当赶快反省改正，可如今却仍然安然处置，这是为什么？灾祸迫近，悔恨警惕就应当更深；形势积累形成之后，再想改过醒悟还来得及吗？臣上察天意，下究人心，近看当前时事，远考古昔，治乱存亡的关键，确实就在今天。陛下想要谋求政治清明、兴盛教化，就必须赶快改变道路；错过今天还不做，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臣听说，天下政事，勤勉就治理，安逸就混乱；明察就治理，昏暗就混乱；治理就可以保存，混乱最终就会灭亡。这是事理中必然如此的规律。如今上下安逸嬉游，远近消息闭塞，功绩实际无人考核，名位器物多有滥用，欺骗蒙蔽的风气滋长，苟且懒惰的习惯形成。又加上民生已经困苦，盗寇没有平息，兵马松弛、军备废怠，财物利益一并枯竭；外表仅仅维持，内部实际上已经溃散。形势如此，而治理却是那样，臣实在忧虑。陛下不赶紧反省自身，以惩戒祸患的开端，却想任意放纵心志，等到祸患形成，这是什么道理？臣听说，内外相互依附巩固，才是长久之道。如今公卿辅臣不能通报求见，竟然每天同边军一起出入，与义子同起同居；这确实是今日才出现的事，也是先朝从未听说过的事。沉溺享乐、安逸游荡，厌倦懈怠政务，凭什么谋求治理？况且义子是陛下宠幸的人，盛极满盈容易招致灾祸，很少有人能妥善收场，更应当及早裁抑，明确显示处置办法，使恩义既不丧失，也能有善终，难道不是好事吗？国家大事的执掌和奏报，实在在于大臣。大臣阿谀徇私，事情就会逐渐败坏。臣认为，大臣奏事应当立即判明是非，直截了当地陈述利害，依据宪章，用义理裁制，不说模棱两可的话；这样制度就不会毁坏，功绩实效就不会失真，名位器物就可以端正。大臣的进退，应当以义理裁定；行贿结交、无耻求取容纳的人，都应罢免斥退；奖拔淡泊退让、访求贤俊之人，这样名节就会彰明，办事也不会苟且。然后严格督责百官，以成就精明的治理；宽厚抚恤百姓，以培植富足的基础。这就是治理安定的大略。总而言之，根本只在圣躬。陛下如果认为章奏繁多纷杂，扰乱圣聪，不如临幸便殿，召进辅弼，召集侍从，以沟通上下情意；一定会有人能够陈说利弊、指明当前事务中最切要的言论，使陛下醒悟。臣听说，先劳作后安逸，前后相隔极其遥远；所以警戒之后必有余乐，怠惰荒废之后必有余忧。陛下如果体察上天仁爱之心，爱念祖宗创建基业的艰难，坚定忍耐、自我勉励，常常加以自我警戒，务必推行实际政事，不做虚浮文饰，太平之治就可以很快建立，长久享有九重宫中的安宁，长久享受万乘之尊的快乐。暂时忧劳勤勉，却能永久安乐，陛下还有什么顾忌而不这样做呢？过去周成王因风雷之变而有所感悟，于是有了安置天下的美政；商高宗因雄鸟鸣叫的异象而警醒，于是达到嘉美安靖的成效。希望陛下深思并醒悟，稍作转变，天下就会像风吹草倒一样随之归顺，远荒之地也一定仰慕教化而改变。寻常的小康之治，哪里值得拿来向陛下陈说呢？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御选明臣奏议》第十三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第十四卷 请遵循祖训，以光大圣德的奏疏【正德十年】杨廷和 臣听说，礼制没有比临朝视事更重要的，禁令没有比宫廷警卫更严格的。自古帝王治理天下，必定谨慎对待临朝视事的礼节，用来向臣民展示；严格宫廷警卫的防备，用来消弭祸患变乱。我朝历代圣主尤其谨慎于此。臣恭敬地看到《皇明祖训》所载，有这样的话：“朕把乾清宫作为正寝，晚朝结束后才进入，清晨天上还留着星星便出宫；除非有疾病，身体平康时不敢懈怠。”这就是畏惧天意和民情、国家因此兴盛的原因，大概说的是临朝视事应当谨慎。又说：“凡帝王处于安定之中，常常心怀警备，日夜时时刻刻不敢怠慢；即使亲近如骨肉，早晚相见，也仍然应当把警备放在心中。”大概说的是宫廷警卫应当谨慎。这些都是忧虑深远、为圣子神孙制定家法的训示。恭敬地思量，皇上聪明是上天所授，施行政令都动辄遵循祖训。可是近年以来，朝会、朝贺有时竟迟到傍晚，起初大概是因为一时起居不适而如此，后来积久成为常态，传到外朝，人们将以为皇上纵情欲、贪图安逸；在观察听闻之间，不能不感到惶惑。自去年以来，拣选人马，亲自校阅，这件事大概是因为一时边疆敌人犯境而如此，本意在抵御侮患，实在没有别的意思；但传到天下，都说边兵不是宿卫之人，禁宫也不是操练的地方，在这种似是而非之间，未免令人惊骇。臣职任辅导，出入宫禁，虽然随事进献规谏，时常陈述请求，但由于议论不足以阐明事情实质，诚意不足以取信并契合圣心，尸位素餐已经多年，惭愧恐惧无地自容。伏望皇上鉴察皇祖的训典，体察臣的一片愚忠：从今以后，早起临朝视事，亲自参加祭祀，乘着清晨精力旺盛时裁决万机，竭尽祭祀奉献的诚意以昭明感格九庙；仍然选用方正刚直之人担任侍从，信任老成之人作为心腹；军士操练必须在演武场所进行，早晚督促勉励，交给将领主管；对左右近臣推施恩惠，体恤他们的劳苦，使其休息行动有时。这样或许不会劳损圣体，宫禁防备既谨慎，也可以完全消除群臣的疑惑；将会看到圣德日益更新，天心欢悦，神人共同庆贺，和气带来祥瑞，宗庙社稷万万年无疆的福祉，根本就在于此。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劝止皇帝临幸外出的奏疏【正德十年】梁储 臣私下听说，圣驾从西安门出外，过了一夜才回来，不知道临幸到了什么地方。臣起初听到时不敢立即相信，后来道路上传闻纷纷，众口喧嚷，使臣心志忧惶、神魂不宁，辗转思考，不知如何是好。臣私下思量，天子出入，必须准备法驾，必须传呼警跸，卫士环列，百官扈从，这是为了严明至尊的名分，防备意外的忧患。比如南郊大祀，不过住一夜，虎贲之军、鹰扬之将环绕左右，值宿官舍拱卫，官军一万多人，警柝之声彻夜直到天明。至于皇城各门，又命勋戚重臣把守，祖宗的法度极其周备。如今圣驾出行，不知环卫的是谁，留守的是哪位官员，文武群臣茫然全未预先知道；无缘无故轻易出宫，任意前往，扰扰于尘埃之中，万一发生车马惊动颠覆的危险，或奸盗突然作乱，出于意料之外，不知道将凭什么防备。即使有天神协助，断然不会发生此事，但臣私下忧虑过甚，实在寒心。千金之家的子弟尚且不肯坐在厅堂边缘，陛下一人是宗庙社稷的主人，即使不替自身珍惜，难道唯独不替宗庙社稷考虑吗？臣仰仗思量，圣性高明，天资英迈，洞察天下事机，已经不是一天了，必定不会轻易举动。臣私下担心左右群小、进献谄媚以求宠幸的人，倡导引发事端，蛊惑圣明，陛下偶然没有深思便仓促听从，使上面累损圣德，下面惊骇人心。凡是这些引导的人，他们的罪行几乎不容诛杀；但事情属于秘密，非臣所能知道，不敢妄自指斥议论。伏望陛下念及祖宗托付的重大责任，体察臣民瞻仰拥戴的情意，从今以后端坐在清穆之境，以保持威严尊重；调节劳逸，以保养天和；严格内外出入的防范，端正朝堂上尊卑的区别；戒除不合时宜的宴饮游乐，屏弃无益的玩好。仍祈请查究这些引导之人，将他们依法处置，以彰显刚断的德行，解除臣民的疑惑。祖宗幸甚，天下幸甚。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大举入境，请求发兵救援的奏疏【正德十年】王琼 臣谨慎上奏：臣查阅巡关御史张鼇山的奏疏，他说，朵颜三卫的和坦与实喇博啰诡诈而勇猛，他们想增加贡物就增加，想承袭官职就承袭；我方已经落入他们的计谋，他们于是决定大举进犯。如今谋划对策有三条：一是增加贡物，绝不可答应；二是守御，也不可只守；三是进攻，则忠臣义士的愤慨不能认为不对。调遣宣大、辽东边军，在十天之内迅速赶赴当地，分布防守，出其不意地进攻；预先作好必战的准备来抵御他们，等等。臣等私下考察自古以来控制防御边境的办法，固然不可贪图功劳而挑起争端，也不可怯懦软弱而求取和平。况且朵颜三卫世代承受国恩，进贡表示归顺，近来窥见我方边备废弛，才敢挟诈提出要求，观察形势强弱来决定服从或违抗；既杀害将官，又聚众侵犯。兴兵征讨，并非没有名义，也关系到大义，实在不能停止。御史张鼇山所论理直气壮、言辞严厉而义理正当，应当准照他的意见，迅速议定施行。查得先前本部议定题奏并奉到[原文作“钦依”，意为奉皇帝批准]，命令桂勇将团营西官防前营官军加以操练，等候回报后启行。后来本部又奏请调遣游击将军刘宝原先统领的河间官军一千名，前往蓟州驻扎听候调遣，以及出军等各项事宜。如今本部已经议定处理办法并具奏；但是用兵的办法必须预先谋划确定，这样功业才可能成功，仓促调发难免疏漏。是否应由本部把调兵的一切事宜逐项议定妥当，再上请裁决。奏疏呈入，得到[原文作“防”，疑为“旨”]：“调兵的一切事宜，就议定妥当后来说。” 赶紧更换镇守、巡抚官，以保全重要地区的奏疏【正德十年】王琼

译臣谨慎上奏：臣查阅御史汪赐的奏疏，他说，马兰峪地方被敌人抢掠人畜，杀死参将陈干，都是太监王忻、遂安伯陈鏸、都御史王倬平时调度无方、纪律不严造成的。如果不赶紧将他们召回，仍让他们安然任职，外敌就会窥探我方强弱，将来的祸患实在不可预测。其中因外敌犯边、杀死参将，确实事关重大。如果不把陈鏸等召回问罪，不仅各边将官会听闻此事而怠惰玩忽，没有忌惮，恐怕以后蓟州一带边关官军不知道有法度，会更加放肆，不肯效命出力，而陈鏸等人的罪过也会更加深重，难以自我解脱。今天不召回这些官员，固然不是朝廷之福，也不是陈鏸等人的利益。伏望皇上忧念防边事务重大，俯察公论，及早赐下圣断，将陈鏸等召回审究，则纲纪振作严肃，号令焕然更新，边敌和坦等也容易征讨剿灭，陈鏸等人的心也可以安定。奏疏呈入，得到[原文作“防”，疑为“旨”]：“已经有[原文作‘防’，疑为‘旨’]了。” 请求审究失职误事边臣的奏疏【正德十年】王琼 臣谨慎上奏：臣查得兵科等科都给事中安金等人、广东等道监察御史高公韶等人，分别上疏弹劾镇守蓟州等处的总兵官遂安伯陈鏸、巡抚御史王倬、镇守太监王忻、守备太监蒋廷玉、兵备副使王玹等官员，认为他们任职地方却造成失事；应当将陈鏸捉拿解送京城，以重罪治办，王倬罢免发遣，王忻、蒋廷玉召回闲住，王玹降职调任别用，赶紧选拔贤能官员前去替代；又请求将提督侍郎陈玉严加责备，等等。查得这些官员失事，先前本部已经题奏并奉皇帝批准，命巡按御史查明上报，并已下敕严厉责备王忻、陈鏸、王倬；如今六科十三道官员又联合上章弹劾上述事情。臣等私下认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是治理天下的纲纪，不可一日废弃；科道官员又是振举纲纪、扶持公道的人。陈鏸等既然受到各官交章论奏，公论不能容忍，是否应由本部会同吏部赶紧查访推举足以胜任总兵官、巡抚、兵备的官员，并由司礼监奏请派遣内臣二员分别前去，替换陈鏸、王倬、王忻、蒋廷玉，接管事务；将陈鏸提解到京，送都察院问罪，奏请裁处；王忻、蒋廷玉召回闲住，罢黜王倬等，以端正朝廷法度，舒解边地百姓的愤恨；仍请敕令严厉责备侍郎陈玉，使他用心提督现有官军，努力谋求日后的功效。其余失事官员以及阵亡官军是否应当优恤，理由经过应再由巡按御史一并查勘明白，具奏听候裁决；或者将这次科道官员弹劾陈鏸等人的情节和罪行，再由巡按御史会同查核参究，等查参完毕后奏请裁决。伏乞圣上裁断。再查兵科等科都给事中安金等请求本部迅速议处，务必完全制定安定边疆、抵御外患的办法，大举兴起声讨之师，恢复我国边疆三军常胜的威势，保全国家万世全盛的基业，这一条与巡关御史张鼇山请求发兵攻剿的道理相同。现今本部已经题奏并奉皇帝批准，命桂勇操练团营西官防前营官军，等候回报后启行。是否应由本部把出军的一切事宜另行谋划，奏请裁决。奏疏呈入，得到[原文作“防”，疑为“旨”]：“这次地方失误事情重大，陈鏸着召回京城；王倬、王忻、蒋廷玉、王玹着戴罪抵御敌人，等巡按御史查参完毕后再来说；陈玉已经有[原文作‘防’，疑为‘旨’]了。其余事情陆续奏来处置。能够充任总兵官的人，就拟定推举两员来看。” 预先防备边患的奏疏【正德十年】王琼 臣谨慎议论：宣府、大同二镇共有官军十四万，延绥、宁夏二镇又设置官军七万，每年耗费粮储数百万，专门用来防御边敌。近年各镇守臣因循怠忽，不肯预先估量边情、谋划设置防御、调度军马，依据时机决定战守，以致边敌深入，获利后离去，大肆抢掠，毫无畏惧。等到朝廷命将出师，敌军已经离去，只留下军队在边境等候。由于边地广阔，敌军出没无常，不能恰好相遇交战，因此耗费虽多，却不能成功。如今如果不把本边将士加以警戒整饬，预先做好防备，边敌渡河后必然来侵犯；仓促处置，必定重蹈过去的覆辙，迟缓则来不及办事，留下的祸患不可轻视。臣等愚见，请敕令宣府、大同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共同商议：今年河水结冰，边敌渡河驻牧，应当设法怎样防备，才能保证无虞？访求熟悉边情地理的人，秘密详细询问，查明往年边敌入境抢掠进出的道路；应当调拨哪座城堡的军马，在什么地方驻扎，可以在敌军正面冲击之处截击取胜；又应当在哪些地方设伏，才能截断其归路、追击剿灭并取得功劳。本镇军马虽然分别驻扎在各座城堡，也必须按照数量挑选精锐官军，登记姓名，听候调遣；有警报时调取他们，配合围剿斩杀，关键在于预先了解敌情，谋划周密而不遗漏，不能相互推诿、因循苟安。不能像平常那样分散调遣、设伏不当敌军冲要之处，虚应故事，以致边敌深入抢掠，进出自由。应当按照叶椿、姜彬、高友机等人的事例，捉拿审问、召回并降职黜免，绝不轻易宽贷。各将领把商议过的防备边敌事宜详细具奏，不许含糊迟误。奏疏呈入，得到[原文作“防”，疑为“旨”]：“关于预先防备边患的事宜，着你部里行文通知当地镇守、巡抚等官知悉。” 抵御敌人、安定边疆的奏疏【正德十年】王琼

译臣谨慎上奏：臣看给事中任忠所奏的大意，是说朝廷命将出师固然是抵御敌人的办法，但敌人听说出师便暂时退去，看到军队班师又回来，白白耗费粮草，却不能成功；不如以守御为根本，明确赏罚，长期任用官员，边备修治之后，边敌自然畏惧。臣等私下想到，近年以来，由于守臣屡次更换，赏赐滥施、惩罚过轻，以致封守不牢，敌人侵入内地，百姓受到祸害。给事中任忠所说，切中了当前弊病。但如今边务废弛已久，边敌强盛，大举进攻，形势十分危急，所以本部建议命将出师，是想宣扬国威，振作边地士气，如同前代细柳、棘门、霸上那样的举动，实在是不得已。只是忧虑议论不能确定，早晨改变、晚上又改变，一旦错失战机，必然再次劳费而无功。伏望圣明再次敕令张忠、陈天祥、张洪估量敌情，务必保证成功。敌人在陕西，就作陕西的防备；敌人越过宣府、大同，就制定宣府、大同的谋略。边境以外的事情，全部交给他们处理，不必从遥远地方控制；务必使敌势立即受挫，不敢深入内郡，使百姓获得安宁而不致受到扰害，不要因为错失机会而导致军队疲敝、无功而返。如果敌众离去很远，驻牧而不来侵犯，就立即具奏请求班师，以节省白白耗费的军饷。各边守御事宜，听任各镇巡官照旧施行，不许推说因节制而失去时机、耽误事情。本部仍行文给纪功御史，秉公记录核验以施行赏赐；并行文给事中、御史，秉公考察核实以施行惩罚。除提督军务都御史属于临时差遣外，各边巡抚都御史中贤能可任者，请敕令有关部门查照成化年以前宁夏巡抚都御史贾俊等人的先例，必须任职六年以上才允许升迁调转；总兵等官，也听任本部秉公推举，同样必须长期任职，无故不必更换调动。这样公开实行赏罚，长期任用并责成其负担责任，边地将士都可以抵御敌人。京营军马不必远出，可以节省费用、使百姓得到休息，培固国家根本，这是当前最急迫的事务，没有什么比它更优先。奏疏呈入，得到[原文作“防”，疑为“旨”]：“关于抵御敌人、安定边疆的各项事宜，都依照所拟办理。” 弹劾朱宁的奏疏【正德十年】方良永 臣任职承宣，惭愧自己没有补益。内心有所激发，不能忍受缄默不言。固然知道事情涉及权贵，言语一出祸患就会随之而来；然而私下权衡，圆滑媚世的罪过重于强行进言，而个人遭受的祸害轻于百姓受到的荼毒。因此我冒死为陛下陈说。臣认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财物是百姓的命脉。国家的财赋全都出自东南，浙江占了一半。所以爱国必须爱护百姓，爱护百姓必须珍惜财物，而浙江百姓的财物尤其应当珍惜。陛下聪明由上天所授，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陛下认为我有大臣可以托付，有亲近之臣可以倚任；臣却认为，陛下虽有大臣却不能任用，虽有亲近之臣却不肯任用，即使说陛下没有臣子也可以。陛下环顾左右，最亲近、最信任、与国家共同休戚的人是谁？臣认为没有谁比朱宁更亲近。朱宁出身卑贱百姓，陛下一旦把义子的宠爱赐给他，将他提升到公侯之列，势力压倒内外，财富可比封君。陛下亲近他到了极点。朱宁即使粉身碎骨来图报，也难以报答万分之一；却忍心攫取陛下百姓的财物，残害陛下国家的根本，来自己招致不臣之罪吗？臣在正德九年十月初十日到任，立即听说朱宁贩卖钞引、残害百姓，心中十分厌恶。不久，原镇守太监刘璟对臣和三司说：“宁堂想把钞价增加一倍，怎么样？”臣茫然无言以对。仔细询问后，刘璟说，先前发往十一府的钞引，每一块可以换银二两；传闻朱宁心里嫌它价格太低，所以想增加到四两。第二天他又这样说，臣坚持认为不可。刘璟离席发誓说：“我受到朝廷厚恩，难道不知道这件事会给百姓带来祸害吗？只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这样做。我即使不替他人做，也必然会替百姓受害，而我的灾祸立刻就会到来。”说着说着眼泪也流下来，忧闷得不能自制。第三天他又这样说，最终把价格增加到三两。臣退下后思考，身有官守的人不能尽到职守就应离去；心中虽然愤激，力量却不能救济百姓，也同样是失职。于是自我弹劾，请求离任。后来听说新近有禁令，豪强权势之家贩卖钞引、残害百姓必定治罪。臣私下庆幸这件事将会慢慢停止，所以迟迟没有离开，等待事态变化。如今已经几个月了，禁例和规条并未实行，有司催征价银急如星火，有的或许因为奸利而一再加倍，剥皮敲骨，百姓无法承受。天门万里，百姓一同奔赴监司处申诉。监司想进言却没有成功，百姓即使发声也吞声不敢说。缴纳价银的官吏已经络绎不绝地奔走在道路上。新任镇守太监王堂知道民怨将要爆发，也皱眉不安，于是说着委婉的话，声称宁堂是好人，起初并不知道贩卖钞引的困难；如果预先知道，一定不会这样做。如今既然已经做了，可以等已经办完二万四千两，截留解送，以稍稍安慰他的意愿。前任太监既然替他收取，我也不得不替他解送。两位太监所称的宁堂，大概指的就是朱宁；由此可知他的权势气焰何等炽盛。如今四方群盗刚刚平息，百姓创伤尚未恢复，边塞多有忧患，粮饷有时还不能按时接续。浙江东西各郡，从冬天直到春天，雨雹成灾，蚕桑和麦收都不好，等待赈济的百姓哀号千里。这是什么时候啊？大司徒不能替陛下谋划万年长久的防备，以消除京师冗余的粮食消耗，反而派官员四处坐收数十年的欠税，这难道是不得已吗？冗余的消耗不能除去，奇异的祸患却跟着来了。所以臣说，陛下虽有大臣却不能任用。况且刘璟、王堂都是陛下的心腹之臣，他们在浙江时都有爱护百姓的声誉；对于这种无名目的横征，应该在谈笑之间就能拒绝。可是两人只能流泪皱眉，任其发展而无可奈何：一个说“不得不这样做”，一个说“不得不替他解送”，这难道又是他们愿意的吗？

译横征暴敛不能制止，潜藏的祸患就已经包含在其中了。事情形势既然如此，如果还隐忍不替陛下说出，那么已经收取的财物必定落入朱宁手中，民心就会受到伤害。民心受伤，国家根本就受伤；根本受伤，枝干就会凋残，根基就会倾覆拔除，陛下还能在上面安然无忧吗？义子也是亲近之臣；如今普通人受到一顿饭的恩惠，心里都一定想办法报答。陛下对待朱宁，难道能同一顿饭的恩惠相比吗？他不图报答也就罢了，反而取走陛下国家的根本，使其动摇，丝毫不顾惜，这就是臣不能理解的地方。因此考察他的行为，对子女来说是不孝，对臣子来说是不忠，按照法律是必定诛杀而不赦免的罪。所以上面说，陛下虽有亲近之臣，却没有加以任用。伏乞陛下割舍偏私的宠爱，振奋独断的勇气，在朝廷上责问朱宁为什么贩卖钞引、残害百姓。如果他只是愚昧不懂事，误听他人言语，来不及请罪求恩，那么削夺官爵，略加惩戒，查究主使之人，按重罪治办，也就可以了。如果他掩饰过错、巧取脱罪，不肯服罪，那就是胆敢欺骗蒙蔽。陛下又为什么还要取用朱宁，必定把他当作儿子呢？应当把他交付诏狱，明正典刑，作为臣子悖逆的警戒。这两种办法，只有陛下明察后果断实行。仍祈请赶快敕令都察院，行文浙江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将已经收取的钞价全部退还百姓，尚未收取的数额立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借名侵吞克扣的弊端，全部依法处置。这样民怨还没有十分严重，尚且可以安慰解脱；国家根本尚未动摇，仍然可以培植巩固。陛下如果确实这样做，臣即使死了也甘心，其他利害本来就来不及顾及了。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置之不问，日复一日，尾大难掉，朱宁必将提出无厌的要求，甚至发生平常意料不到的事情。臣激切至极，实在无法胜言。奏疏呈入，朱宁想要借用危险的法律条文来中伤臣；有人说：“伤害他，反而会成就他的名声。”于是秘密召回已经派出的使者，并把钞价退还给百姓。为胡世宁申辩的奏疏【正德十年】程启充 臣听说，江西按察司副使胡世宁因为陈述地方平息盗贼的事宜，旁及宁王府军民的弊政，兵部题奏后予以施行。后来宁王上奏说胡世宁散布妖言、诽谤，并离间亲亲之情，皇帝下[原文作“奉防”，疑为“奉旨”]命将他提解到京。臣从这件事中仰窥陛下的心意了。起初，胡世宁有所建议，陛下不认为迂阔狂妄，反而俯赐施行，大概是因为他是按察司副使这样的臣子，按察司主管耳目，陛下重视并采纳他的言论，是为了体察他的心意。后来宁王拾取其言作为罪名，陛下认为有嫌疑，立即命御史提解，大概是因为宁王是亲王宗室，便随着他的情绪同样好恶，听从他的话，借此发泄他的愤怒，结果一举使两方面都受到损害。陛下厚待宁王，重视而不愿违背朝廷议论，曾赐予他防卫土地，又屡次颁发玺书褒美；这种隆重、信任的程度，凡有耳目的人都知道。胡世宁难道唯独没有听见看见吗？他大概是有所激愤才这样说。所谓忠诚而有过失的人，难道不是也知道圣明的陛下虚心听纳，而宁王听到过错就高兴吗？没想到胡世宁狂妄浅陋的[原文作“防”，疑为“谏”或“奏”]言论，竟遭遇罗织罪名的灾难。陛下起初认可胡世宁的奏疏，正是想要加厚亲亲之恩；后来因为宗室的言论，竟命御史将他提解。又因为宁王上奏说胡世宁逃亡，所以才有派遣官校追捕的命令。陛下在这件事上也近乎把事情推给他人了。臣私下认为，此事很有可疑之处。如果拖延的时间不长，那么世宁的罪责就不会深；如果罗织罪名不重，那么报复之心也不会满足。君臣父子之间，在天地之下都无处逃避。世宁将要逃往哪里呢？他中途自行投案，大概是因为与其死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不如得到面见天日的机会，甘心接受杀戮。臣希望陛下详细察看，怜悯他。臣听说宁王事件发生以前，江西给事中徐文溥曾论说宁王威势日益增长，暴虐的表现十分明显。王府长史司上启说，郡王、将军扰害民间，动辄指称本府名义，被害的人却不知道其中缘由。传闻此事的人都以为是真的，宁王也说，这些言辞不是泛泛而谈，事情确有实据，于是自己请求接受谴罚，以此警示宗室藩王。由此可知，人们的议论纷纷而来，百姓的怨恨到处流传，宁王内心到了这个地步也已经不安了。臣考察胡世宁的奏疏，其中所说盗贼践踏骚扰，旱灾和水灾接连发生，官民失去生业，赈济借贷没有准备，王府的债务遍及民间，庄田强行逼取，百姓不得安息，三司官员大多受到钳制，审理刑狱的长吏全都奉行既成案件，采办事务逐渐扩大到外府，骚扰遍及穷乡僻壤。综合考察徐文溥的奏疏、长史司的上启和宁王自己的陈述，事情的迹象和祸患内外说法相同，只是宁王把它指为郡王、将军所为，而世宁则认为是臣僚辅导不合法、官司奉承过度。这正是所谓被害者不知道缘由、听到传闻的人却以为真实。假如不是两位大臣的言论，就听不到长史司的上启；其中隐伏的私弊和流毒的痛苦，谁来揭发呢？所以世宁在陛下面前是忠，在宁王面前是义；使宗室藩王因他的话而自行收敛，朝廷采用他的话而防患未然，却反而因为能够通达权宜、兼具三种善处而获罪，臣愚昧，实在不能理解。臣仰想皇祖制定离间亲王的刑法，是担心小人动摇亲王。朝廷采用他的话来防患未然，世宁请求陛下下达温和的诏书告诫宁王，使他更加崇尚谦德，仰遵祖训，这显然不是离间，明白无疑。承蒙陛下俞允，明白颁发诏书加以戒谕，反而使亲王更加亲爱，关系更加深厚。陛下何曾因他的话而稍存猜疑二心呢？至于他说礼乐政令逐渐不出自朝廷，措辞语气之间固然有抑扬失当、过分之处，然而区区忠诚之心只是想防患未然、杜绝渐成的祸患，尊崇君主、庇护百姓，消除尾大不掉和胫肿难行的忧虑，建立强干弱枝的策略罢了。假使果真是妖言诽谤，在日月般明鉴之下，哪里能逃脱罪责呢？

译又怎么能够曲承陛下钦准而得到恳切的戒谕呢？宁王如果能因这些言论而自我反省，那么对仁德贤明会有所增益，对谦逊的声光没有损害；朝廷隆重的恩典、君臣诚信相合的情谊，也就能与天地一样长久了。可是宁王却反而说出这样的话，想来或许是王府左右的人害怕自己私下的事情被揭发，祸患又将牵连到自己，所以故意借危急的言论激怒宁王吗？按察副使，是祖宗所设立的外台官员；即使言论过于激烈，也应当让他引咎并予以宽容，哪里至于指责排斥、攻击打击，把他引入危险的法网呢？如果果真听从宁王的话，那么上面损害国威，下面招致舆论，助长不可侵犯的气势，堵塞后来进言的道路，一件事便有四种失误。臣愚昧，尤其不能理解。像陛下这样圣明，却连狂直之臣都不能容纳，臣实在担心人人心怀自危，朝廷内外离心离德；卑微偏远的臣子不足为惜，但朝廷的纲纪将怎么办呢？积薪上的火势逐渐炽烈，敢于进言的风气顿时消失，壅塞蒙蔽的祸患既已形成，猜疑嫌隙必然到来，日复一日，必将成为祸患的根源。伏望皇上曲加赦宥，怜悯臣这孤陋愚昧之人，甄别采用奏疏中应当施行的事项，追究沈默隐匿、防患意图被遮蔽的原因，务必使官员恪守职责，百姓安居乐业；使朝廷增进对皇族宗亲的情谊，使藩府笃定尊奉朝廷的心意，那么皇族本支就能延续百世，永远享有无穷的福祉。奏疏送入后，胡世宁奉旨被贬谪戍边。请求停止派遣中官的奏疏【正德十一年】梁储 臣梁储谨题奏传奉之事。先前兵部手本称：司礼监太监温祥传达圣旨，司设监太监刘允，命他前往四川等处办理公务，写好敕书让有关衙门知悉，钦此钦遵。臣等认为，内外官员奉行敕书时，必须把缘由详细开列，不能没有依据地撰写。太监刘允前往四川，不知办理什么事情，敕书中没有开列，便无从据以撰写。臣等已经具题，但尚未得到明确指示。近来礼部手本又称：司礼监太监秦文传达圣旨，司设监太监刘允依照永乐、宣德年间派遣邓成、侯显的先例，前往乌思藏地方运送番供等物，写好敕书让有关衙门知悉，钦此钦遵。礼部接到命令后开具手本，前往翰林院请求撰写敕书等事。后来在户部覆本中看到：太监刘允奏请携带太监等官刘宗等八员、锦衣等卫官舍及指挥同知韦禄等一百三十三员名，供应廪给、口粮、马匹、车辆、马快、船只。所需番地物件，想让四川镇守、巡抚三司听便酌情办理。又选派骁勇官员二员，酌量携带官军，按路程支给和准备粮料，直到那里并往返护送。又称要抚慰犒赏各番夷，需要粮食、茶、金帛、绢布等物资，无从筹办，请求把长芦运司现有盐引一万引、两淮运司现有正课盐六万引给他变卖使用等事，乞请在敕书中一并开列。承蒙陛下俞允，臣等虽然愚昧，心中却有不安，不能不进言。臣私下认为，西番本是异端之国，受到其教化浸染已久，不可能立即改变。永乐、宣德年间虽然曾有派遣使者的举动，但我朝祖宗的意思是天下初定，特意借此开导愚昧之人、镇服戎狄，并不是真心相信和尊奉它的教义。太平以后，历代圣帝只是按照惯例每年派人来朝贺，厚加赏赐以答谢其勤劳，从未轻率地让使者远行进入其境。陛下如今派遣内臣、近臣前去运送番供，朝野听闻后相顾惊愕，都认为尧舜在上，不应有这样轻率远行的举动。而太监刘允又奏请盐引数万，调拨马匹、快船竟至一百只，还想听凭其方便处置钱物，差派官军护送，这些都与法例不相符合。关中的盐引本来是供应边防的，如今外患尚未平息，三边粮草缺乏，国库空虚，危急时用来接济的只有这一办法。况且各运司当年的盐课如果都运往关中，便会全部断绝；如果允许他们携盐越过关口，不免收买私盐、贩卖牟利，并趁机夹带货物，这样不知会使盐法遭到怎样的严重破坏，边方又凭什么供应呢？何况京城储粮的每年运输和营建所需的大木，都在里河，议论者尚且担心河道不能疏通；如果再增加这样的盐船往来其中，凭借势力不断骚扰，地方受害，粮运和大木运输两件事也必然被阻滞妨碍。四川地方的大盗刚刚平息，百姓困苦尚未恢复，所奏请由地方官府便宜处置的钱物，官府没有办法供应，最终难免摊派给军民；百姓贫穷，盗贼再起，将来的事变几乎不可预测。况且从天全招讨司出境，行程数万里，往往要经过几年才能到达乌思藏；如今携带的官军、人役很多，沿途都是化外之地，没有驿传供应，人马的草料粮食都要转运装载而行，所费巨大，难以预先估量。途中如果供应不足，不知将如何处理？又听说番地族类不一，部落相邻，时常出来抢掠为患。使臣所到之处，万一遭到他们突然袭击而受伤，就会损害中国的体面，承受外夷的侮辱；这些事理都是不能不考虑的。用无益之事妨碍最重要的事务，还留下意外的忧患，满朝都认为不可，这就是臣不能停止进言的原因。刘允既然奉命远赴番境，利害与自身密切相关，也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臣等深知事情的艰难，所以上述敕书实在不敢撰写。伏望皇上慎重考虑国体，怜悯百姓困穷，收回已经作出的命令，不必派官员运送番供等物，只照历年惯例，命当地朝贡使臣带回即可。这样礼意不会丧失，事情也没有妨碍，舆论不会兴起，外患不会发生，而圣德更加盛大，治理功业也不会受到牵累。臣等充任辅导之职，这些事情心知不可；如果隐默不言，将来陛下追悔过去的过失，责备臣等不能匡正，臣等难逃罪责，所以谨冒死进言。伏望留心省察阅览，臣民都感到幸运，天下也都感到幸运。臣等不胜惶恐待罪，等待命令到来。请求停止中官奏请盐引等事的奏疏【正德十一年】梁储

译臣私下看到，天下赋税每年收入有定数，而国家用度日益增加，没有限制。即使年成丰收，也尚且难以支撑；一旦遇到荒歉，更加令人忧虑。何况如今盗寇祸患尚未平息，军需粮草到处缺乏。太仓每年解送各边的银两，常常不足以供给一年官军的费用，所依赖用来接济的，只有盐课一项，可以用来办理飞刍挽粟之事。然而数年以来盐法大坏，突然发生边警，招募客商运盐时，很多人不肯缴纳，这是因为公差人员奏请封存的盐引数目太多，要求一时全部支取发卖，原有客商都因支取困难而日渐贫困，以至于此。太仓有限的银两既不足以供给各边军马的需要，而盐课成法又日益废坏，无法接济紧急需要；万一再次报告重大军情，势必要大量使用粮草，不知朝廷将如何处理。近来太监刘允被派往乌思藏，运送番供等物，奏请长芦运司现盐一万引、两淮运司现盐六万引。随行人役多有倚仗权势谋利的，有的名义上支取一万引，实际却夹带到八九万引；这样一来，装盐的船只塞满河道，南北官民、商旅的船只全都受到阻塞，不能往来。所使用的拖船夫役有两三千人，靠威势逼迫，甚至役使妇女；所经过的地方怨声载道。不仅会破坏盐法，臣还担心日久积成其他变故，实在对此深感忧虑。再看陕西、延绥、甘肃等地，连年遭受灾害，粮食歉收，许多人饥馑；加上去年敌寇再次入境抢掠，又有回贼多次作乱，受创的百姓尚未恢复，地方十分艰苦，钱粮十分困乏。当地官司没有办法，正在上奏请求赈济，正担心无从供应。如今司礼监传达圣旨，派御马监太监张玉前往那里制造办理应进贡的各种土产物件，所需钱粮、茶品等项，想让陕西镇守、巡抚三司等官员以及甘肃地方官员筹划后交给张玉置办；凡大小事情，全听张玉便宜处置，所在大小衙门不得违抗阻挠，并命令按照这个意思撰写敕书。臣犹豫惶恐，不敢仰承圣意，因为上述地方正值兵灾荒歉、贫困窘迫，百姓无法生活。所需钱粮，如果向官府索取，库藏已经匮乏；如果向百姓索取，乡里已经空虚；而太监以下人员到达当地后，花费又必定十分巨大。作为当地官员，如果想要抚恤安防…… 军民，便担心因违抗诏令获罪；如果想奉行诏令，又担心在严刑峻法之下百姓穷困、盗贼兴起，另生意外祸患。这本来就是所有为人臣子者都应当替国家深思的事，何况臣等忝居内阁，义同休戚，像臣这样的人更应如此。又何况甘肃紧邻土鲁番等地，假如内地盗贼兴起，他们必然乘机入侵，成为边患，地方安危关系重大。至于军事方面的便宜处置，只有统兵官员临机处理军务时可以这样做，平常办理公务怎能援引为例？伏望皇上俯察臣等的意见，立即将刘允召回。今后凡有奏请盐引的，一概不给。又想到陕西年年荒歉、百姓贫困，钱粮无处筹办，仍请停止派遣张玉。上述敕书免予撰拟，地方百姓实在是无比幸运。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审查大计以加强根本兵力的奏疏【正德十一年】王琼 臣谨奏。臣看工科给事中翟瓒所说增设提督以振兴军旅等四件事，都是京营的重要事务，应当一一查议清楚，开列如下，伏请圣上裁决。一、增设提督以振兴军旅。查得正统十四年，因边人犯顺，钦命太子少保、本部尚书于谦不妨碍部务，总督军务。景泰三年，于谦会同武清伯石亨等议定：边人额森背逆天道，聚众逼近边疆，如果不预先设法选拔训练，即使派将调兵，也会出现士兵不了解将领的意图、将领不了解军情的情况，恐怕号令不一致而贻误战机。因此应当在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中选取精锐马步官军一十五万，分为十二营，再选廉能骁勇的人统领训练，全部听从臣等往来提督等事。景皇帝下达圣旨，钦此。天顺年间边境安宁，十二营被裁撤，总督官也不再设置。成化三年，为整饬兵备，司礼监太监怀恩等奏请本部议定恢复设置十二营，集中训练，推举一名大臣提督。同年四月二十日具题，后来奉宪宗皇帝圣旨：太子少保白圭兼任兵部尚书，不妨碍部务，提督十二营操练，钦此。成化十一年，白圭病故，太监怀恩传达宪宗皇帝圣旨：太子少保、左都御史王越不妨碍都察院事务，命他提督十二营操练人马，钦此。此后本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许进、阎仲宇、刘宇、曹元、王敞、何鉴、陆完以及如今的臣王琼，都不妨碍部务，奉敕提督十二团营。如今给事中翟瓒奏请查照景泰、天顺、成化等年间的先例，增设一名尚书、侍郎或都御史任总提督，常年驻营会同操练，不兼任其他事务，也不把职务分给其他官员，无非是希望委任专一、整饬军旅，这个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但考察上述历年先例，于谦等人都是以本部尚书身份不妨碍部务而任提督，王越则以左都御史身份不妨碍院务而任提督。如今要增设一名专门负责提督的官员，关系重大，臣等不敢擅自拟定，伏请圣上裁决。二、慎重选举以储备将帅人才。查得以前因选任将领、充实武备一事，司礼监太监萧敬题称：检阅京营坐营的侯伯、都督等官，比较其骑马、步战、弓箭能力，询问其韬略大意，然后考察大小号头、把总官员。

译一并进行比较考验，按照骑马、步战、弓箭分别评定等级，酌量加以惩罚。其中如果有年力不胜任的官员，也就罢免。若仍然每年春秋两次检阅，未免过于频繁；若改为五年一次，又恐怕过于疏略。应当斟酌疏密，以后每逢三年之期，由兵部奏请照例举行等事。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具题，后来奉圣旨批准，钦此，通行钦遵。正德十一年九月，正逢三年检阅之期，给事中翟瓒奏称：把总以上等官，庸弱无能者十人中常有八九人，应当由本部尚书会同内外提督大臣，严格考核选拔；把总、号头等官中贪污太过分的，全部淘汰；一向以谋略勇武著称、曾经考中武举的人，全部收用；遇有分守、守备官员缺额，依次推举任用。所说确实有道理，但查今年正是应当检阅的时期，应当等到期限到来时，由本部尚书会同钦差司礼监太监等官，依照他的拟议、按照旧例考选检阅，公正地决定升降，务必选得合适的人。遇有员缺，照例推举任用。又查坐营、坐司的侯伯、都督等官的旧例，都是由本部会同各营提督武臣推举后上请简用，原本没有会同内外提督考选的先例。应当也等到检阅时一同考验，如果确有骑马、步战、弓箭不能熟练，战阵韬略不知大意，平素没有谋略勇气，应该罢免的，也就开具名单奏请裁决。三、整顿军伍以严肃团练。查得近年各营操练确实只是徒具虚文，完全不精锐，一遇警报都不能使用；追剿流贼时到处败逃，出征宣府、大同时又浪费边境储备。给事中翟瓒所说深切指出了时弊，臣等近来痛切惩治积弊，深怕贻误国家，会同商议，推举左都督刘晖等预先选拔训练，振奋军威，正是希望兵将彼此熟悉，遇有警报便能使用。伏请圣明降下谆谆告诫，刘晖等务必用心选拔，严格训练；其中应办的事项，要遵照钦奉敕书中的规定切实执行，不许因循顾忌，以致贻误大事。四、禁止占役以充实营伍。查得以前因整饬兵备一事，成化十九年十一月初六日，司礼监太监怀恩题奏，本部查得京营提督内臣的军伴一百名，掌营内臣、总兵官各六十名，坐营官十五名，把总官六名，都从五军等三大营中抽调。又查得成化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奉宪宗皇帝圣旨：练兵讲武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但天下太平日久，其中私弊很多，名义上有而实际上没有。近来把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的官军选出，头等精壮的分为十二营专门操练，次等的仍留在三大营操练。担心日后人们不知道警戒，私弊再次滋生。你们兵部便出榜禁止：从今以后，坐营、把总以下官员，役占五名以下的降一级，五名以上的降二级；情节严重的革去官职充军，仍发往边远地方守御。如果有人徇情纵容、不行举奏，事情败露后一律治罪，绝不宽饶。钦此钦遵。现在根据前因，应当再次申明：役占六名即属于五名以上，役占一、二、三、四名都属于五名以下，都依照前例降级；一名、二名以上逐渐累积到六名的，各自通告并按从重、合并计算的原则减降。数目达到十名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或者罢职，或者充军，定罪时听取圣上裁决。提督、总兵以及协防官等如果明知以前的弊端，徇情纵容而不立即举奏，事情败露后一体查究。题奏奉宪宗皇帝圣旨：是，你们部里便把现在确定的条例出榜，张挂在各营内告知。钦此。已经出榜在各营张挂告知。钦遵。现在给事中翟瓒奏请查照前例出榜告知，以便改正遵守。应当由本部再次申明，行文各营内外提督等官一体钦遵；仍要严格督促各坐营、把总等官，只要有役占现象，一律改正，遵守旧例。如果还有重蹈覆辙的，听凭协防官、科道官访查出实据后查究。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提督官不必增设，其余准照议定办理。边情奏疏【正德十一年】王琼 臣近来奉圣旨：关于进马的事情，仍命巡抚都御史根据情况查验审察后放行，钦此。臣等仰揣圣意，大概是认为圣人不以强力治理边庭，而是怀柔远方之人，所以命巡抚都御史酌情查验放行，以显示宽宏。然而近来巡抚都御史李瓒奏报说，巴尔斯已经派实实台等人把进马的彻尔等人叫回，他们只在三四天内便要前来作乱。臣实在担心都御史李瓒因为看到已有钦准，只知道庆幸眼前没有发生事情，却不与镇守总兵官共同商议、审查清楚，径自任意容许巴尔斯派来的人进马，最终使朝廷屡次降下的诏旨和明确规定都成为空话，以后边人再也不会信服。应当由本部行文给都御史李瓒，命他会同镇守总兵官商议。除已经返回的进马边人外，如果仍在关外，务必遵照明确诏旨审查清楚：果真是都督和坦等派来进马的，就按礼节犒劳，查验后放入关内；如果是巴尔斯私自派来进马的人，就相机行事，设法擒拿剿灭，不可自行显示怯弱而导致侵侮，也不可因机谋疏漏而落入贼人计策。各关口的防御事务，比平常更加严格整顿，以防意外。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镇守、巡抚官所奏报的边情前后不一致，还应当行文给他们，依照你们部里逐次议定的意见审查清楚，相机行事；仍要更加谨慎地防御，不得只图自己方便而不顾国家体面，因而废弛边备，责任必有归属。《御选明臣奏议》卷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五 革除冗员以安定边方的奏疏【正德十一年】王琼 臣查得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先前各设总兵官一员，挂印镇守，这是旧例。陕西省城和固原地方原来没有设置，因为弘治十四年边贼大举入寇，才暂时在固原设置副总兵一员驻扎，不久便裁撤。以后有时保留、有时裁撤，有时设置两员，情况并不一致。近年又把副总兵赵文暂时移到河州驻扎，原先议定等边寇平息后另行议定。如今赵文升任总兵官，专门驻扎固原；郑卿升任副总兵接替，仍驻河州。额布勒等贼已经越过河西，事情仍应照旧办理。河州、洮州、岷州三州旧日各有守备官一员，足以负责委任。如今户部主事郎中马应龙奏请依旧裁撤副总兵郑卿，确实事理相合，也与本部原先拟议相一致。又查郑卿原任甘肃游击将军时，吏部尚书杨一清保举他，说他熟悉弓马，习惯战斗，临机有谋，遇敌不怯，因此本部会同官员推升他为副总兵，协守陕西。如今署郎中马应龙奏称，此人在当地无事高坐，不体恤军民疾苦，极力剥削，丝毫不留；其头目、家人作弊多端等情形，应当加以究问。但目前没有明确实据，应当把郑卿革职，送回原卫带俸；本部行文巡抚、巡按官，普遍严加访察并禁止惩治；如果确有贪虐百姓的实迹，再行参奏治罪。郑卿原任协守副总兵的员缺不必再推补，河州、洮州、岷州等处的事务，听凭巡抚都御史督同兵备副使以及各守备官照旧办理。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郑卿既然不体恤军民，弊端百出，便革去他的任职，命他回原卫带俸，等查察奏报到来后再说；其余事务依照所拟办理。

译传奉奏疏【正德十一年】王琼 臣等谨慎议论。京城内外早年设立五城兵马指挥司，专职防御风火、察访奸盗；锦衣卫官校负责巡警、夜禁和缉捕盗贼；监察御史巡城，禁止和革除奸弊。京城以外的通州、良乡等处，各设军卫委官巡捕。后来通州等处又设置分守，涿州、良乡又设置守备；又每三年派遣一次御史、锦衣卫官分路巡捕。弘治元年因盗贼发生，奏准从三千营选拨官军一百员名，在彰义门外、义井儿、良乡以及清河、高碑店四处，每处二十五名，防备盗贼。正德初年，京城内增设把总官二员、委官八员，各自分管地方；每名委官统领马军二十四名、步军二十五名，共四百员名。京城外增设把总官二员，每员统领马军官军五十员名；委官七员，每员统领马军六十名，共四百二十名。正德十年议定，京城内每名委官各增加马军二十五名、步军二十五名，共增加军七百九十二名、马四百匹；京城外每名委官各增加一百名，共增加军一千一百二十名、马一千一百二十匹。把总和委官都一年更换一次。城外把总所统领的官军全部供应盔甲，海巡马军供应一半，共八十副。今年又奏请派工部右侍郎赵璜专门整饬武备，挑选河间等卫的舍余，交给分守通州都指挥袁杰和涿州守备崔澄；又增拨官军并给发马匹，严格巡捕坝上、良乡等处。这些地方正是袁杰、崔澄等所管辖，立法不可谓不严密，责任不可谓不专一。但京城内外人口聚集，游食者很多；坝上、良乡等处军民艰难困苦，差役繁重，因此盗贼刚被捕获便又发生，很难彻底消灭。自去年本部会同官员议定增加巡捕官军，制定条格，严明赏罚，又供应盔甲、火器、马匹、草料；因此一年之内，把总官捕获强盗二百多人，锦衣卫所委任的官校以及各有关缉事衙门也都捕获了很多。只是世道艰难，财物贵重而人命轻贱，以致劳烦圣上忧虑，屡次降下明旨，命令官军用心搜捕，仍未能安宁。如今又奉旨命臣等从长计议，妥善处理后奏报，请圣上裁决。臣等愚见，如果要从长计议…… 妥善处置，必须先抚恤军民，减轻徭役和赋税，使人人能够安生，盗贼自然会减少。前些年议定处置捕盗的事务，已经极为周密；如今如果不先抚安百姓，只专门制定严法，搜捕擒拿，实在担心法网过密而激成变乱。前代汉武帝时，因为山东盗贼兴起，派遣身穿绣衣、手持符节的官员，发兵攻打，斩杀盗贼达到一万多人，盗贼反而更加滋长，发展到无法禁止。正德四年增设巡捕御史，带领家眷，专门督捕盗贼，法网严密，贼势反而更加炽盛，凶恶之徒乘机倡乱，大肆抢掠，甚至调动边军进入剿捕，过了一年才平定，这就是明白的验证。因此捕盗的法令固然不能宽纵，也不能过于严酷。现在把消弭盗贼的根本办法以及前些年捕盗的事项查考清楚，应当依照弘治元年的先例，由本部会同锦衣卫以及六科、十三道掌印官再次计议，是否施行，奏请裁决。正德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具题，本月十五日奉圣旨：是，这些先前捕盗的事务，你们还会同官员议处后再来说。钦此钦遵。现在把原拟捕盗事项逐条开列，说明议处意见：一、消弭盗贼的根本。近年捕获的盗贼多是服差役的军民，他们原本没有产业，又受到管军、管民官员不肯抚恤，只知道摊派侵害，以致生活困苦，衣食不足，饥寒逼身，甘心做盗，把死亡看得如同回家。应当请求降下敕旨，命各营以及在京各卫所、顺天府和京外直隶保定等府州县卫所的管军、管民官员，今后除非奉有朝廷明文，不许擅自征发一名男子，不许擅自征收一文钱。谁敢故意违犯，摊派侵害，逼迫军民失去生计，允许受害者据实申诉告发，按重罪惩治。上述意见依拟办理。一、《大明律》防范条款：凡地方军户、匠户等人，旧例命各家都在门前设置一面粉壁，写明本家的籍贯、人口、身役、营伍，并写明不敢窝藏逃军、逃匠、囚徒、盗贼等事项，以便查问。如今考察旧例，已久废弛，致使盗贼潜藏而无人警戒，应当再次申明，设置并书写粉壁，逐一查究。凡有违犯者，依照律例审问，解送发落。上述意见依拟办理，不论内外官员及有权势人家，一律查究。凡来历不明以及不属于官、军、民、匠籍的人，都不许容留潜居。如有倚仗权势窝藏而不报告、不接受查究的，由该城兵马司具文呈报锦衣卫及巡城御史，会同奏报处治。一、京城内外人口聚集的地方，盗贼强行抢劫……

译都是由于夜禁不严、巡捕不谨慎造成的。应当规定今后凡有强盗在明火持杖的情况下强行抢劫人家财物，自由出入，而火甲不传报、不救援防守，巡捕官军又不在所属地方巡行追捕的，应将巡捕官军以及所属兵马司官吏、弓手、火甲等人一并参奏送刑部问罪。若地方被盗时，火甲已经察觉并传报、救援防守，巡捕官军也正在地方巡行，遇到盗贼便追捕，则不在此例。上述意见依拟办理。一、弘治元年，百户王敏建议在京城内外小巷路口设置栅栏，夜间关闭。本部会同官员议定后奏准，先在城内阎厢试行，命巡城御史督同兵马司计算工程，先劝有财力的户主出银，依法建造；如果确实有益，再在城内另行拟定。后来因为兵马司执行不当，普遍摊派征取，骚扰地方，又下令禁止；已经修好的栅栏也不合规，不久便损坏。如今考虑京城内大街小巷不止一处，而巡捕官军只有七百多人，难免巡行不周；一听说有盗贼，深夜追赶到小街曲巷，盗贼往往便藏匿其中。因此应当除宽阔街道和大路不必设置外，凡属小街巷口、适合设门的地方，都设置门栅，夜间关闭；如果遇到追逐盗贼，不得任其绕道藏匿。本部仍委派一名官员，会同巡城御史督同兵马司官员查看商议，依法修置；所需工料，劝请本巷有余力的人家自愿出办，不许强行逼迫、摊派侵害而引起怨言。另有良法，具奏裁决。上述办法从前已经实行，但难免骚扰地方，如今不必举行。一、京城外东北方向的巡捕，现有把总都指挥杨昺；西南方向的巡捕，现有把总都指挥王佐；通州一带现有分守都指挥袁杰；涿州一带现有守备都指挥崔澄。各处都有原设巡捕官军，坝上、良乡等处也都是各官管辖的地方。又有工部侍郎赵璜奏准，命袁杰带领河间等卫舍余五百员名，太仆寺拨马五百匹；又命崔澄防选官军舍余五百四十二员名，太仆寺拨给马一百五十匹。盔甲、腰刀选给三百副。应当由本部再次整饬武备，命右侍郎赵璜以及巡抚都御史李瓒严格督促袁杰、崔澄等人，本部督令杨昺、王佐等人各自按照所管地方办理。务必比平常更加谨慎，用心缉捕。如果追赶袭击强盗时，盗贼逃出所属地方，也听凭他们乘机掩袭，配合剿捕；但不许一概搜捕、妄抓平民，惊扰地方，事情发生后一律从重查究。上述意见依拟办理。一、各巡捕官军捕获强盗，或者地方发生失盗事件，正德十年议定的赏罚条例都属于暂行办法，如今已经革除；除升迁、赏赐外，仍照旧例施行。京城内外发生失盗，依照旧例查明后送审。至于通州、良乡、坝上等京外地方发生盗贼强劫、失事，仍依照正德十年议定的条例：把总官、委官在一年之内，如果所管地方被强盗、响马抢劫一次而完全没有捕获，委官累计达到五起以上降一级，十起以上降二级；不满五起的，委官每一起罚俸两个月，分守、守备、把总官每一起罚俸一个月。捕盗应当升迁的，依等级准许赎免其罪，使人心中知道警戒，不敢玩忽职守。前面所议事项依照拟定方案办理，每年年终查奏一次，由兵部负责。现将另行议定的应办事项逐条列明：一、如今京城内东西两边把总巡捕官所属共有马、步官军八百员名；京城外东北、西南两边把总巡捕官所属共有马军一千一百二十员名。但京城内外地域广阔，街巷众多，巡逻很不周密。因此，城内每总应增拨步军一百名，城外每总应增拨步军一百五十名，共五百名，与原来拨给的官军分为两班，划定各自地方轮流巡逻，不许私自役使或放卖。一、现任城内东边把总巡捕都指挥章缙、西边把总巡捕都指挥谢素、城外东北把总巡捕都指挥杨昺、城外西南把总巡捕都指挥王佐，都没有听说有什么谋略勇力，难以责成其取得成效，应全部更换。如今不作为常例防止推诿，查得原任西南巡捕都指挥高谦可以替代杨昺，原任城外巡捕都指挥盛瑾可以替代王佐，指挥孙浩可以替代章缙，指挥郏文可以替代谢素。伏请圣上裁决。等命令下达之日，仍令各官负责把总巡捕；今后如有事故，仍照旧例办理，由兵部任用。一、捕盗升赏的事例必须申明并通行，使人们知道后有所激励。查得近来兵部议定：今后所捕获的强盗，确实聚集达到数十人以上，凶恶显著，确实曾经与官兵对敌且人所共知，并经有关地方复查属实的，才准依照条例升授品级。其余零星缉捕的盗贼，以及买通、求托他人所获盗贼来凑数，捏造为凶恶势众、交战擒获的，一律不许升授品级，等等。正德九年七月初四日，奉到圣旨节略如下：“今后拿获的强盗，确实是数十人以上、凶恶显著，曾经交战且人所共知，并复查勘验属实的，才准照例升授品级；不许把零星缉捕的盗贼拼凑计算，或买通、捏造凑数，一概含糊上奏扰乱。”钦此。又查得兵部议定的防范官员事例：“南北直隶、山东、河南、江西等处，凡有官兵等人擒获、斩获贼首的，如果是在与贼交战的阵地上擒斩有名的剧贼一名，不愿升授品级的，赏银三十两；擒斩随从盗贼的，每名赏银五十两；阵亡者从优加倍抚恤。如果不是交战，只是缉捕强盗的，每名赏银十两。如果擒获自称某种名号的首贼，又不限定数目，听凭各官斟酌加赏。不是应捕人员的，也一体给赏，等等。”正德六年三月十七日，兵部等衙门尚书等官王敞等具题；本月十九日奉圣谕：“这项赏罚事例既已议定妥当，都准予施行，并通行张榜，晓谕各有关地方的官员人等知悉。”钦此。前面的条例应当再次申明通行。如果京城内外把总巡捕官，以及外地分守、守备等官，遇有擒捕、缉捕盗贼，查勘属实的，照前例升赏。

译有能够运用谋略、设法擒捕许多强盗，使地方安宁，功绩显著的，听凭巡抚、巡按官奏请保举升授品级；兵部遇有相应的员缺，便破格推用。《大明律》中有一条：“凡强盗的窝主、主谋，本人虽未同行，但分取赃物的，处斩；未同行又未分赃的，杖打一百，流放三千里。共同谋划的人，同行而不分赃，或分赃而未同行的，都处斩；未同行又未分赃的，杖打一百。”钦此。又查得问刑事例中有一条：“皇亲、功臣管理庄田的家人、仆役、佃户等，勾引外地来历不明的人藏匿为盗，并坐地分赃的，一律发往边卫充军；对其所属的家长也要参究治罪。”又一条：“明知是强盗、窃盗的赃物而接买、收受寄存的，如果马、骡等牲畜达到二头匹以上，或银货赃物达到满贯的，都要问罪，不分初犯、再犯，枷号一个月后发落；如果达到三犯以上，不论赃物多少，以及明知盗情后又分赃达到满贯的，都免除枷号，发往边卫充军。”如今详细考察立法本意，只是要禁止窝藏盗贼的人家，以及接买、收寄赃物的人。不敢窝藏赃物、接受寄买，盗贼就无处藏身，寄放的赃物也容易被查发。但如今盗贼事情败露到官府后，窝主以及接买、收寄赃物的人，大多从宽发落，以致人们没有警戒畏惧之心。应由兵部转行法司，今后对于盗贼窝主以及接买、收寄盗赃的犯人，务必依照律例从重拟罪，分别作枷号、充军等处置。一、锦衣卫原有领马校尉一百名，务必不时往来各有关地方，督同兵马、火甲等人缉捕盗贼。遇有强盗抢劫，防守、巡捕官军应合力擒捕；如有贻误事情的，听凭本卫提督官考核治罪。奏疏呈入，得到批示：高谦、盛瑾、孙浩、郏文各自担任把总巡捕，其余准照议定办理。弹劾太监史宣的奏疏【正德十一年】孙懋 臣听说织造太监史宣与沛县官员上奏互相攻击，随后奉到钦依，已经把主事等官王銮、胡守约等人逮捕押解去了。臣起初听到这件事还十分惊骇，以为胡守约一定有耽误御用事务的重大罪情。随后访查得知，史宣在路上酗酒逞威，肆意行凶作恶，所经过的地方都索要茶果分例，有时强取折干、起关等钱，又声称有钦赐的黄棍，专门命令可以把官吏打死而不追问。他一路凌辱指挥、知县等官员，百姓逃散，鸡犬惊散，声势气焰如雷霆一般。道路上的传闻，使人无不震惊害怕。估计他所搜刮的财物，动辄达到千数。流贼造成的祸害，也没有这样惨重。再照史宣任织造已有多年，贪婪暴虐日益严重，所收受的赃贿也动辄以千计。南京军民对他痛恨入骨，先前南京科道官已经纠劾过，却没有得到查究治罪。近来巡按王崧奏称，负责进贡、进鲜等事项的黄马快船管运官员，多有勒索民夫、恐吓取财、绑缚官吏的行为，请求张榜禁约，等等，已经由有关部议准。如仍像从前那样违例索取财物，以及曲意奉承的人，有关巡抚、巡按等官应据实参奏治罪。诏令已经施行，史宣是什么人，竟敢公然不遵，反而更加肆意凶暴。一不满足他的欲望，就动辄构陷诬告职官。如果王銮等人果真是被他诬陷，那么各官听到风声都会畏惧，谁也不敢过问，这样还有什么禁令能够施行呢？臣私下看到，宪宗时太监王敬带领千户王臣在江南为害，巡抚王恕奏陈他的罪恶，应当明正典刑。如今史宣的罪恶超过王敬，真是当道的豺狼。陛下的明察足以照见奸邪，仁德足以保全民众，为什么却容忍史宣的罪恶到这种地步呢？何况各处皇木还在陆续运来，如果不加以考虑，臣恐怕沿河军民将无法生存，人心汹汹，很容易发生变乱。从前宋朝朱勔以花石纲扰害江淮，最终导致靖康之祸，怎么可以忽视而认为是小事呢？惟愿陛下警惕深思，超然远虑，立即把史宣置于重典，恢复王銮等人的原职，使刑罚政令公允适当，人心稍得安定，祸乱变故就可以平息了。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弹劾自己不能胜任职务，请求赐予罢免的奏疏【正德十一年】孙懋 臣私下认为，灾异的到来，实在是由于人事。人事在下位者失误，灾变就在上天显现。天下感应的机理，快得如同回声和影子，实在令人畏惧。近来臣恭敬看到四方奏报的灾异，比起往年特别严重，难道不是群臣不能尽职所导致的吗？臣想到自己以卑微庸愚之才，错误地受到选拔任用，置身于言论之司，承担耳目之臣的职责。凡是时政的得失、百姓的安危、百官的贤能与不肖，都可以听闻，也都可以进言。如果听闻了却不能进言，进言了却不能尽情陈说，或者已经尽情陈说，却不能委婉周详地开导，使君上最终采纳，这些都叫作失职。这样说来，臣的失职也很多了。近来因为任用、罢黜还不够审慎，于是有阐明国是的言论；因为任用托付还不够郑重，于是有保存国体的言论；因为天变尚未回转，于是有切实修省的言论；百姓的祸害应当除去，却担忧尚未除去，于是有保重要地的言论；凶恶之人应当惩罚，却担忧尚未惩罚，于是有安定人心的言论；奸邪应当昭彰揭露，却还有隐微之处未能显明，于是有安定宗社的言论。这几种言论，都有益于朝廷，关系到时政，切合百姓的生活，也关系到百官的贤能与否。

译臣日夜思考，详细反复议论，然后才敢于进言，也希望在上达圣听之后能够施行一二，以稍微补足臣职责的万分之一。哪里想到陛下把这一切都留在宫中不作答复？臣不知道究竟是已经蒙圣上阅览，认为事情不急，暂且搁置了呢？还是左右权幸之人一味加以蒙蔽，最终没有传达上去呢？如果说是蒙蔽，以陛下的聪明能够察知下情，以左右近臣的忠诚能够侍奉君上，何况逆瑾覆车的前例正在切实作为警戒，难道会有这种事吗？如果说事情不急，陛下也应该批示下发，在朝廷公开说明，听取公议可不可行；可行就施行，不可行就搁置。或者臣的情绪过于激切，言语过于急迫，或误犯忌讳，或触犯权贵，陛下即使赐予宽容也可以，加以罪责谴罚也可以。为什么竟然是非不分、可否不辨，最终留在宫中，仿佛没有听见一样呢？万一奸人因此暗中结党，公开地互相包庇隐瞒，果真有紧急警报，陛下听不到，大臣不知道，那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臣私下听说，广开视听，是尧舜成就圣治的原因；偏听偏信、独断任用，是秦朝、隋朝导致败亡的原因。伏愿陛下以尧舜为法，以秦隋为鉴，则是天下之幸、宗社之幸。若臣任职而表现不佳，不能匡正辅佐宏大的治道，补益教化治理，以致人事有所缺失，上干天变，灾异频繁，使陛下为此日夜忧劳，臣背负的亡国之罪实在不容诛罚。伏愿陛下特赐罢免，以此作为臣下不能尽忠的警戒。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关于武举的奏议【正德十二年】王琼 臣谨奏：查得如今各处起送来参加武举的官员、生员等，共八百零七名。其中辽东二百三十七名，其余各地有的只有二三名，有的完全没有，人数多少很不均匀。四月初九日试骑马射箭，每人骑马跑三回，射九箭，共要骑马二千四百多回，共射七千二百多箭。这一天必定射不完，还要在初十日试骑马射箭，才能用一天完成。如果遇到风雨，又难以拘定日期。如果不仿照乡试的事例，斟酌南北各地，规定人数起送，不仅各地取人会有偏颇，而且恐怕以后人数逐渐增加，难以比较射技。况且设置武举，重点在骑射。有的人骑马能中九箭，步射能中四箭以上，却因议论防试不合要求，不予收录。监生、省祭官、生员等已有出身正途，又参加武举中式，仍送吏部选用，未免扰乱铨选制度。旧例规定，军职官员如果不是亲自冒着箭石、取得军功，不得升迁。如今只凭从容比较射技，偶然射中几箭，就动辄升二级、一级，似乎失之太容易。千户以下官员只是列在取中后支领米粮的行列，始终没有取得出身、得到任用的途径。即使升为试署镇抚、知事，也终身只支领米粮，没有实际用途。文科举与武科举本来就不同。如今武举既仿照文举会试、殿试的事例刊录文字，却不把马射、步射的数目载入录文之内，也似乎有所欠缺。既然规定回答策论三道，骑马上中四箭、步射又中二箭以上的升试署职二级；回答策论三道，骑马上中三箭、步射又中一箭以上的升试署职一级，这就是专门把骑射看得重要。又说答策论、弓马都优秀的列为上等，弓马稍次的列为中等，这又是以策论为主，因而使主考官难以取舍。前面这些事项都还不稳妥。臣等议定：汉代的武举都从平民中选取，到唐代开设科举也有明确规定。我太祖高皇帝最初平定天下，召集海内各地儒者，斟酌古今，议定制度。文职设置科举、贡举两条取士途径，武职则世袭，所以不设武科。然而又设置流官五府都督及各方面都指挥，这些都不世袭，用来等待有功劳和有贤能的人升任。各卫指挥、千户、百户五年一次考核，选拔任用，这就是在世袭制度中寓有选举之意，所以武举的制度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天顺年间才开始议论武举，成化、弘治以来间或举行，仍然只是大略考取骑射而已。到正德三年，尚书刘宇议定如今施行的条格，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作为固定条例。其中条格如前面查考的那些，既没有取法于古代，也不合于今日，规制草率，事理乖谬，实在不稳妥。臣等先前已经查奏，因其不属于洪武、永乐年间的旧例，是否应当举行，不敢擅自议定。后来奉到钦依，命照例施行；如今如果不把意见详细陈奏，实在恐怕扰乱旧章，受到后世讥议。伏望皇上念及祖宗制度关系重大，不是刘宇和臣等孤陋寡闻之人所能更改的，因而足以作为遵守的制度。乞请敕令翰林院儒臣考据古今，详细衡量事理。如果是为了选用将才，就应当遵照旧例，在武职中推举、考选贤能之人，并在因功升迁的官员中斟酌推用，那么武举这一科便不必另行设置。如果担心世袭武职之外还有遗漏的人才，就参酌古今，制定武举制度，务必做到办事取法古代而不妨碍现行制度。把前面现行条格中不稳妥的事项逐一改拟妥当，详细说明，直接具奏。本部召集众官再议，呈请皇上裁夺。至于以前武举中式的官员、生员等，其中都指挥确实有操行和才能的，照例推用。千户、百户、镇抚、总小旗，以及舍人、军余在升任试署职级之内，有愿意到各边总兵等官处报名效力、杀敌的，在京城的向本部具告，在外地的向所属管辖官司具告，再由有关方面转行本部，各自送到所告地方的总兵等官处，作为随从参战杀敌；应支给的米粮，就在当地查照发给，仍听凭巡按御史查点，不许寄带空名，冒领粮米。生员、平民等升任试署镇抚、知事及试任巡检的，听凭所属上司就地委任，专管本处、本州县、本卫所的巡捕；如有犯罪，依律审问并革职，议奏得到批示。今后武举仍照旧举行，其中的事务如果还有未 完备之处，你们部里再议定后来说。关于军情等事项的奏疏【正德十二年】王琼

译臣等谨议：据宣大镇巡官现今奏报，贼营大批人马正在边境附近驻牧，入寇的举动早晚难以预料。延绥官军已经调动，大同、辽东官军现在驻扎在蓟州，已经给了赏赐和马匹，也应同时调去。如今如果迟疑不决，等萧滓自行侦察，或者等宣府报告紧急军情后才命令前往，必然会坐失战机，徒然调兵而无用。查得近来因为谋划考虑不周，没有事情就不调兵，否则就班师；有事才调兵，缓慢得赶不上事情，浪费钱粮，动辄以数十万计。前面南京兵科给事中周用等所论，切中了当前弊病，臣等深以为戒，特此明白陈奏，实在是想预先谋划，以消弭祸患、节省费用，并非敢于偏执一己之见，必定要自行决定。伏望皇上俯察用兵的机宜，关系最为重大。如今宣大各处都报告贼众逼近边境，奸谋难以测度，特准臣等原议，立即命萧滓统领人马出关，前往宣府附近，随宜驻扎，相机决定战守，有事时防备策应，可以使精兵发挥作用；无事便直接返回，即使兵少也不会多费钱粮。这样调度似乎最为适宜。如果一定要等敌寇侵犯宣府以后才出关，往返十天，必定派不上用场；不如趁现在立即返回辽东，更加节省便利。臣等承蒙掌管兵政，凡是有所见闻，不敢隐瞒沉默。再说团营官军一事，臣等原拟交由提督官商议是否挑选备用，议定后具奏请旨裁夺，并没有上奏请求马匹不下场。如今奉到钦依，团营下场的马匹照旧牧放，这就是不准各官会议，只以户部所议为主。臣私下恐怕职权互相侵越，事情难以责成。万一像去年那样贼势强盛，大举入寇，军令戒严，仓促之间没有办法，即使罪责归于有关人员，臣等最终也难以推辞责任。伏望皇上俯念军事机宜最为重大，任用权应当专一，允许依照臣等原拟，交由团营提督官商议是否挑选备用，奏请皇上裁夺，使事先明察先机，事情不留后悔，臣等不胜庆幸。奏疏呈入，得到批示：萧滓立即写敕令给他，命他统领人马前往宣府附近地方，随宜驻扎，相机战守，防备并合力策应，不要误事。团营官军是否应当挑选备用，你们每人再会议妥当后来说。请求发给衣物御寒的奏疏【正德十二年】王琼 臣谨奏：查得辽东右参将、署都指挥佥事萧滓呈称，原先选调前往宣府出征的官军，来时都穿着夏衣，如今八月天气渐渐寒冷，又缺少买棉花的钱，请求发给衣物御寒。查得往年各边调来策应的官军，原本没有另行发给胖袄、袴、鞋的事例。前面正德八年延绥游击李恺率官军三千员名调来山西策应，正德九年辽东游击林睿调来蓟州驻扎，两次都由工部和本部议定具奏，准许发给胖袄、袴、鞋。这是考虑到调兵出征的艰苦，时值寒冷而不能自行置办衣鞋，所以不拘常例发给，实在不是过分。如今辽东官军从辽东远道调往宣府驻扎策应，又不是先年游击李恺调在山西驻扎的情形。如果不准发给，军士受冻生病，将凭什么要求他们出力杀敌？如果辽东官军既准许发给，那么延绥官军连年调出在外，比辽东官军劳苦更甚；如果不一例准许，实在恐怕恩惠不能普遍均等，以致产生怨言。应由本部移文工部，查照前面李恺、林睿的事例，不作为常例，将萧滓、杭雄、朱銮、周政各自统领的官军，都按人数查验发给胖袄、袴、鞋，使调出在外的军人不受寒冻，紧急时可以使用。奏疏呈入，得到批示：是。萧滓以及杭雄等所领的游击官军，都准许按数发给胖袄、袴、鞋，不作为定例。申明赏罚的奏疏【正德十二年】王守仁 臣认为，招抚只能偶尔施用于无辜而被胁从的百姓，不可以经常施用于作恶已久、执迷不改的贼寇；可以施用于已经回心转意、归向教化的人，不可以屡次施用于假装服从、随时反叛的党徒。考察南赣之间，起初有些受害百姓依仗官府威势，还会同盗贼相抗；后来有关官司认为既然已经招抚，就全都置之不问，盗贼于是纷纷相从而不怕死，百姓更加没有依靠，日益受到危害。平民多有冤屈痛苦而无从伸诉，盗贼却没有什么要求不能满足。因此，靠近盗贼的人替他们战守，远离盗贼的人替他们引导处置，占据城郭的人替他们互相援助，在官府中的人替他们充当间谍。他们起初是为了躲避祸患，最终却跟随盗贼一起作恶。所以说，盗贼日益滋长，是由于招抚过于滥用，原因就在这里。盗贼的祸害，神人共同愤怒，为什么唯独官府一定要招抚，难道是出于不得已吗？假使有强兵悍卒，足以消灭首领、荡平巢穴，功成名立，难道不是官府所希望的吗？然而南赣的兵士平时没有训练供养，大多脆弱；等调集兵力到达，盗贼已经满载而归巢了。有时即使遇到盗贼尚未退去，也望见尘土便先逃奔，不战而败。凭这样的力量抵御敌寇，就如同驱赶一群羊去攻击猛虎，怎么能不把招抚作为办法呢？所以南赣用兵，总不过是发文书、调兵遣将，以便苟且免除坐视盗贼的罪罚。间或有愿意任事的人去剿捕盗贼，事情一旦进行，就必然征调日益频繁，督责日益加重，四面八方纷纷纠举弹劾，往往有人因此丢官败名。如果招抚的办法一实行，就可以使地方安定居住，即使事情繁多，也不会耽误他们升迁调动。既然如此，谁不把招抚看作好办法呢？因此，官府宁可使百姓受尽荼毒，也不敢派出一名士卒去抵抗正在壮大的盗贼。招抚的主张，起初是出于不得已，最终却奉守为常规。可见，招抚过于滥用，是由于兵力不足，原因就在这里。古代善于用兵的人，能够驱使市井平民上阵作战，收拢败逃的士卒来抵抗强敌。如今南赣的兵力尚且有数千，难道全都没有可用之人吗？然而向前拼死效力，没有爵位赏赐来劝勉；向后逃奔，也没有诛杀惩罚加身，于是前进未必一定死，后退反而有幸生存，为什么要苦苦求取必死呢？吴起说：军队的情势是，凡是畏惧我的，就不畏惧敌人；畏惧敌人的，就不畏惧我。如今南赣的兵士都畏惧敌人而不畏惧我。所以说，兵力不足，是由于赏罚不能实行，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朝廷的赏罚法典并非不完备，只是没有申明并施行罢了。

译古代赏赐不超过时日，惩罚不拖到事情过后。过了时机才赏赐，就等同于没有赏赐；事情过后才惩罚，就等同于没有惩罚。军队如果能够随时调动使用，没有观望和牵制，就自然没有可以推托逃避的余地，都会想着贡献自己的力量。由此说来，律例本来就存在，以前只是没有申明并施行罢了。如今如果把赏罚法典全部申明施行，取得成效也未必不会像这样迅速。伏望皇上特敕兵部，俯采副使杨璋的建议，也像过去申明律例那样，再次申明赏罚。臣也能够获得便宜行事的权力；如果这样做了，兵力仍不精强，盗贼仍不能消灭，臣就没有办法逃脱死罪了。如果任用不专一、权力不重大、赏罚不能施行，直到军队溃败、事情失败之后，才选派重臣，授予总制之权前往救援，即使后来善于收拾残局，也已经无法挽救此前的损失了。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请皇帝回銮的奏疏【正德十三年】吴俨 臣起初听说圣驾出京，巡幸昌平等地，曾经具疏冒昧上达圣听，言辞拙劣，没有蒙受采纳。后来又听说八月二十八日圣驾再次出行，经过居庸关，巡幸宣府，又巡幸大同。宰辅来不及知道，群臣来不及随从，三军将士也来不及护卫随行。臣战栗恐惧、惊惶不安，无法揣测圣上的意旨所在。臣伏地思考，这一定是边境不安，羽书紧急而且频繁。陛下担心各位将帅不用力，怜悯边地百姓被俘，急于控制驾驭局势，于是来不及与朝廷商议，也没有在帷幄中谋划，就自行出行了。否则，沙漠的凄凉，决不如京师的富丽；边塞的奔驰劳顿，决不如宫禁的尊严。陛下在这里取得什么，竟然轻身亲临呢？古代圣帝明王也不能没有外夷之患。三苗不服，虞舜固然征讨过，但奉行天命、讨伐有罪之人，却是责成大禹办理，舜实际上从未亲自出征。猃狁十分猖獗，周宣王固然征伐过，但出兵讨伐，却是责成尹吉甫办理，周宣王实际上从未亲自征伐。这些事载在《诗》《书》中，清楚可考。如今朝廷中的文武大臣多如树林，难道没有一个忠贞、有谋略和勇力，可以委任使用的人吗？为什么陛下一定要亲自行事呢？君主享受安逸，臣下承担劳苦，这是古今的大义，如同天戴在上、地踏在下，不可改变。如今陛下亲自承担劳苦，却把安逸留给臣下，这难道不是爱惜自己还不如爱惜臣下深吗？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圣驾刚出京时，臣民都伸长脖子向北遥望，都说回銮一定在九月万寿圣节；那时天下前来朝贺的人都会到齐，四夷前来进贡的人也在朝廷，怎么可以让他们白来一趟？九月过后，又都说回銮一定在十一月长至节；九月有岁享的大祭，两宫有庆贺的大礼，难道可以派人代替皇上吗？十一月过去后，大家一天又一天地盼望，如今元旦又过去若干日了。圣驾是否已经回到远方，臣不得而知；万一还没有回来，那么郊祀大礼是古今最为看重的礼仪，更不是臣下敢于代行的，难道就要缺少而不举行吗？如果说敌人还在边境，就要等敌人平定后圣驾才能回来吗？万万没有这个道理。况且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之地，郊社、宗庙在这里建立，宫殿、陵寝在这里安置，群臣、百工在这里会聚，三军、万姓在这里生养，财货、珍宝、子女、玉帛也都汇集到这里。外地的郡国，即使确实有一两个富庶之处，也一定赶不上京师的万分之一，何况是远在边远地区的地方呢？譬如人的身体，京师好比腹心，郡国好比肩背腰脊，边远地区好比四肢；腹心安定，肩背腰脊才能安定；肩背腰脊安定，四肢才能没有病患。如今如果有人只养护四肢，却不顾心腹不安，能说是善于养身吗？何况如今京师内外人心动摇，街谈巷议纷纷，互相传布。淮徐以南，荒灾几乎延续千里，去年冬天三个月，雨雪成灾，百姓没有衣食，以至父子漂流、兄弟离散，几乎没有可以依恋的地方；间或有人上吊、投水而死。百姓困穷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保证他们不去做盗贼呢？臣恐怕所要抵御的敌人还远隔阴山，而意料不到的祸患，或许会突然从身边发生。这不能不使圣上忧虑。伏望皇上念及九庙的统绪，思考两宫的托付，审察内外轻重，体恤百姓的穷苦，赶快让圣驾回銮，端居九五之尊，修明政教，委任贤能，那么各种废弛的事务都将兴举，万国都会来朝，再没有向北顾虑的忧患了。臣在留都任职领取俸禄，山川遥远险阻，遗憾不能伏在道路旁，叩住马匹哭泣劝谏，实在惶恐战栗到了极点。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弹劾朱彬的奏疏【正德十三年】臣私下看到，自古以来国家信用奸邪之人，没有不被他们祸害的。奸邪之人起初以媚悦君主来求取宠幸，最终便挟持君主而任意妄为，必定要危害国家、宗社才肯罢休。这些事载在史册中，完全可以考察。查得都督朱彬，本来具有枭雄的资质，又怀有奸邪的念头。自从因缘得到进用以后，专门奉承谄媚。或诱导圣上游乐驰逐，或诱导圣上沉溺声色、货利，凡是可以迷惑圣心的事情，无所不做。因此陛下的圣德受到朱彬牵累的地方很多。何况他又倚仗宠爱、依恃恩典，越来越肆无忌惮，游乐没有节制，轻慢亵渎至尊。流传到四方，惊骇人们的耳目。臣当时想指名上奏弹劾，还担心传闻未必真实，并且仍希望朱彬改变心意，自己谋求善后的办法。实在没有想到朱彬自知罪恶满盈、公议难以容忍，竟想挟持陛下来保护自己。因此又诱导圣驾出居庸关，并且没有一个大臣保驾护卫，使陛下孤零零地处在沙漠苦寒之地，几乎已经半年。朱彬的用心真是危险，实在令人无法测知。况且朱彬是武夫，对于前代汉高祖白登之事，或许有所不知；至于本朝英宗皇帝土木之变，他本来应该熟知。为什么竟然诱导圣驾既到宣府，又经过大同，以致招惹外敌深入应州等处，与之交战六日六夜，使当时各镇的军队还没有集结，狂妄狡诈的敌众便接连而来。

译为什么偏偏要重蹈过去的覆辙？当然，过去王振挟持英宗，还因为敌人大举犯边，便率军亲征；如今朱彬挟持陛下，却不知道究竟想做什么。王振是借此抵御敌寇，朱彬却是借此诱引敌寇，朱彬的罪过又超过王振了。况且圣驾在外，万般政务纷纷委积，两宫不能得到奉养，宗庙祭享不能亲自主持，四方灾异接连出现，远近盗贼蜂起，中外臣民疑虑恐惧。若不是上天眷顾而有所归依，朝廷法度仍然存在，宗庙社稷恐怕也已经危险万分了。朱彬不只是陛下的罪人，实在是宗庙社稷的罪人。朱彬在位一天，便是宗庙社稷一天的忧患。所以议论的人都说：容留一个朱彬，国家的安危就无法预料。臣私下又料想，朱彬无法为自己解脱，必定会肆意编造巧言，说一切出行与停留都出于陛下的意愿，以欺骗蒙蔽圣听。陛下即位至今已经十三年了，为什么此前从未听说有这样的巡幸，偏偏自朱彬掌权后就轻易出行、没有常规到这种地步呢？在陛下身边的臣子也很多，为什么都来不及随从，唯独朱彬替陛下先行引导呢？即使事情确实如朱彬所说，难道就不能进谏劝止吗？所以从朱彬自己说，是竭尽忠心侍奉陛下；从臣看来，实在难免包藏祸心。朱彬的罪过，本来就无法逃脱。陛下对此，也应当不愿再庇护他了。臣承蒙国家恩典，受到养育而成才，充任言官；正值这个权奸罪恶成熟的时候，正是献身报国的日子。如果闭口沉默，只是徒然深深叹息，等祸乱已经形成，再后悔也来不及了。因此不得不竭尽全力、痛切地为陛下陈说。臣还曾恭敬诵读《祖训》，其中说：“历代大多因姑息养奸，以致奸人迷惑、轻侮君主。在最初还不了解的时候，可以一概委任使用；既已识破他的奸邪，罢退他又有什么困难？千万不要姑息！”皇祖的话意义重大，是为万世圣明的子孙发出的告诫，明白而又恳切。伏乞陛下仰承祖训，俯纳臣的浅陋意见，立即敕令锦衣卫把朱彬逮捕送交法司审讯，按照他的罪行从重治罪，以洗雪神人共同的愤怒，作为奸恶之人的警戒。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六 请求尊崇典礼、亲理政务的奏疏【正德十四年】杨廷和 臣私下认为，举行南郊大祀，是君主敬天的第一件大事。皇上用来仰承上天眷顾之命、厚受盛大福祉的根本，正在于此。如今圣驾南征，罪人已经擒获，实在是上天保佑我国家，使平定祸乱如此迅速，正应当奏凯班师，举行大礼，把成功告知上天，以表达祭祀供献的诚意。明年春天，孝贞太皇太后大祥祔庙、奉安神主，都应由皇上亲自行礼，不是臣下敢于代行的。又如今天下各司官员进京朝觐，吏部考察官员，必须皇上亲临黼座，亲面赐予裁决。近来内外衙门具题的事务，屡次携奏，过了很久仍未见下发施行，大多积压停滞。比如推用巡抚等官员、处置各边军粮、审拟罪犯等事情，动辄经过数月仍未奉到明白批示，人心疑惑，耽误事情并非小事。以上典礼和政务，关系重大，不可轻视忽略。伏望圣明留心阅览，俯赐采纳，中外臣民不胜庆幸。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请求禁止微行的奏疏【正德十四年】杨廷和 臣承受国家厚恩，忝居内阁，任职却没有成绩，内心私下忧惭。臣看到近来京城各衙门所题奏的一切军马、钱粮等紧要事务，动辄经过十天、数月，仍未得到批示，许多事情堵塞积压而不能施行。又有道路上传闻，圣驾不时巡行，甚至到市肆、野馆、菜园等处游幸，夜间有时不回宫，甚至在街道上奔驰，冒着风雨，在深夜寂静时出入宫门。臣等起初听到时又惊又疑，不敢轻信；后来流传日久，众议纷纷，如今也不敢不信。况且听说远方的军民都有不好的议论，臣等内心更有无法承受的隐忧。谨具奏上闻，伏惟圣明鉴察采纳。自今以后，切望陛下尊居九重，裁决各种政务，调养天和，兴隆国本，使政务流通，安定内部、抵御外敌，延续宗社亿万年无疆的福庆。臣不胜恳切至极。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防备边患的奏疏【正德十四年】王琼 臣谨此奏议：听说明年黄河解冻后，如果边敌的大营驻牧在河东、威宁海子等地，仰赖皇上的威武，严令宣府、大同将官整顿军马，并调遣延绥游击、奇兵等军马，视情况决定作战或防守。边敌一旦进入境内，必然会受到挫败。只是担心黄河解冻后，边敌若在河套驻牧，拥众深入，延绥、宁夏、陕西地方广阔，兵马分布不能周全，便难以作战和防守。查考如今的黄河套，就是汉代河南朔方一带，自古以来便是匈奴居住之地，成为中国的祸患。我朝除了以前年份未予查考外，弘治十四年，河套部众大举深入，朝廷命太监苗逵、保国公朱晖统领京营官军进剿杀敌，命工部侍郎李鐩督理军饷。弘治十八年，河套部众大举深入；正德十年，又大举深入。朝廷预先命总制都御史邓璋调集各路人马防御，但敌众都到固原、平凉一带扎营，分头抢掠杀人，官军寡弱，都未能取胜。正德十三年，河套部众听说固原已有防备、兰州和巩昌空虚，想从干盐池以西进入兰州、巩昌抢掠杀人。如今如果不早作议处，边敌在河套和陕西地方必定又会造成祸害。是否可以由本部派人立即携文，交给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陕西各镇的巡抚、巡按等官，各自派遣适当人员侦察查勘？黄河解冻以后，如果边敌大营不在河套，而在河东、威宁海子等地驻牧，就命宣府、大同、山西三镇严密防备，延绥游击、奇兵等军马听候调遣，负责防守策应。如果边敌不过河，只在河套驻牧，就等到草木生长、田野茂盛，敌势将要深入时，把延绥游击等军分驻定边、安边等营，宁夏军马分驻花马池等处；对历年敌众经过的地方，遇到敌寇侵入，便联合防御、进剿杀敌。陕西镇的巡抚、巡按等官应预先筹划，除环庆、固靖的守备军马及固原游兵外，再酌量调取腹里卫所、州县中能够用于作战的官军、土兵、民壮，编成队伍，委派官员统领处置盔甲马匹；并依照旧例预先制造战车、火器、炮铳等物，在估计敌人必经的道路设伏防备，一旦敌人进入，便出奇兵奋力攻击，或者乘夜袭击敌营，或者截断敌人的归路，埋伏部队相机行事。再命宣府、大同、甘肃各镇巡抚、巡按等官，各选精锐官军三千员名，确定委派将官统领，约定都在五月以内到达固原，协同防御敌人。户部奏请派堂上官一员整理军饷，本部另行议奏派员。各处官府的马匹听候屯置。军队一切防御敌人、守卫边境的事务，本部此次拟议未尽之处，听任各镇巡抚、巡按等官赶紧筹议，具奏裁定。这样大概可以预先筹谋，处理事务取得先机。伏乞圣明俯念近年来边敌大肆抢掠、地方受害，早赐裁处，特地下敕令各镇巡抚、巡按等官遵守施行，边方将十分庆幸。奏疏呈入后，得到批示：近年来边敌深入抢掠，地方受到祸害。这些防御敌人、守卫边境的事务，你们部里筹虑周详，议处明白，立即派人携文前往，令各镇巡抚、巡按等官依照拟议办理，不许怠慢玩忽。请求停止派遣烧造太监的奏疏【正德十四年】唐龙

译臣想到，镇守太监一到地方，所有供应、差役以及各种无名征收，每年就要花费银两数万；奏请带来的参随、供奉人员，又要花费银两数万。至于烧造太监所需办理的物料，以及供应、差役人员，每年要花费银二万七千多两，合计总共十万多两，全都取自百姓。西江地方曾受宸濠残害，搜刮征求几乎已经一空，又连续遭受旱灾，田地没有一担粮食的收成，家中没有一升一斗的积蓄；官兵从四面会集，百姓穷困、财物耗尽，几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假如再补派镇守、烧造太监，这些银两从哪里筹办？再想江西人口众多而民风机巧，人口多就容易聚集而难以疏散，民风机巧就容易发生变动而难以安定。何况盗贼没有固定的种类，都是由饥寒而起；祸福没有固定的门径，都是由贫困逼迫而生。如今鄱阳湖已有贼船数百只，往来于各府州县之间抢劫杀人；不是白天公然杀人，就是夜间抢夺，盗贼到处都是。又加上桃源、东乡、赣州、南安、怀疑等地的人员，反复不安，尚未安定，臣早晚都为此忧虑。现在的办法，只有用安静和平来镇抚他们，或许可以防止祸患。如果地方稍受骚扰，变乱立即就会发生。此前议论查究革除这些差遣，没有得到批准；不久，镇守、烧造太监又相继派出。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彼此相看，吓得变了脸色，又害怕又哭泣，说：‘人的灾祸竟然来了吗！’ 近来听说圣明的皇上将邱得逮捕审问、把尹辅召回，百姓听说后都私下庆贺，说：‘人的灾祸幸好不会来了吧！’从此善良百姓能够安心从业，官府不再增加科派，狱讼、盗贼也可以一天天减少。原来上述太监起初本来是为地方而设置的，如今听说他们要来，百姓却忧愁、害怕、哭泣，好像遇到蛇蝎；听说他们不来，就欢欣鼓舞，好像脱离了水火，这究竟是依靠他们来做什么呢？况且江西此前的百姓，只是遭遇兵戈、旱灾和宸濠的毒害而已；后来又遇上淫雨不止，洪水接连而来，庄稼淹没，房屋倒塌，百姓的困苦比以前更加严重。伏望查照天顺年间停止派遣的先例，将江西镇守太监崔和召回另行任用；地方一切事务都责成巡抚、三司等官统筹办理；将烧造太监永久革除，磁器则命饶州府督造并起运解送供用。臣又想到，如今的太监，就是古代的阍寺。《周礼》所说的阍人、寺人，掌管王宫门禁和洒扫事务，一切政事都不参与。太祖刚平定天下时，百官和各项职务无不完备，却唯独不设置镇守太监，大概是仿照周代的治理办法。他的用意确实深远，立法确实周密。永乐年间才开始在紧要关隘暂时设置镇守太监；当时江西还没有。后来却不把最初设置视为成法，而把暂时设置视为旧规。甚至有数人共同占据一个职位，一年之内更换数人，以致横行的政令肆意发出，纲纪荡然无存，民间财物受到侵蚀耗损，天下多事。孝宗末年，深知其害，竭力与刘大夏商议，准备罢除，后来又中途停止。直到今天，天下人仍以此为遗憾。凡是谋求治理国家的，必先除去妨碍治理的根源；爱护百姓的，必先除去危害百姓的根本。镇守太监，确实是今天妨碍治理、危害百姓的最大因素之一。伏望皇上独自裁断，将各处镇守太监一并查究革除，以恢复太祖的制度，实现孝宗的志愿，那么天下的祸乱便会由此堵塞，百姓的苦难也会由此消除。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奏报江西捷报的奏疏【正德十四年】王守仁 臣私下想到：宁王贼杀善良之人，剥削残害百姓，数说他的罪恶，世上从未有过。不轨的谋划，已经超过十二年。又招纳叛逃亡命之徒，诱使剧盗首领，如吴十三、凌十一之类；招募四方武艺高强、勇猛善战的人，已有一万多人。又派他的党羽王春等人，分头携带数万两金银，暗中把奸徒安置在沧州、淮扬、山东、河南之间，也各有数千人。等到他起事那天，便纠集替他防卫的姻亲，联络党羽、朋比私党，胁迫商旅、军民，使他们各自招募士兵随行，多的数千人，少的数百人。帆樯遮蔽江面，号称有十八万人。并且假称有秘密防务，用来胁迫远近；伪造传檄、谕令，动摇迷惑人心。他起兵倡乱一个多月，四方都震慑畏避，认为他的大事已经成功，没有人敢同他抗衡。守持节义的人只能据守坚城，忠诚愤慨的人只能聚集军队等待时机。若不是有智谋和忠愤之士，根本不足以抵挡他的气焰；形势就是如此。臣的才能本来局限于平庸，见识常常失于迂腐谬误。正逢这场大变，竟敢冒险承担并非自己职分的责任，带领数百名旅途中的人，在危疑颠沛之中起事；不过十天一个月之间，便终于收复坚城，擒获首恶。这固然是上天暗中扶助，也是陛下威名所致；同时也是朝廷谋议诸臣在祸患尚未萌发时便消除祸根、在事情尚未发动时便看出时机的功劳。朝廷改授臣提督之职，使臣能够扼制上游，凛然具有如虎豹据山般的威势；申明律例，使人人自行作战，协调一致，形成如臂使指般的形势；又敕令臣及时策应，不受地域限制，暗中形成常山蛇首尾相应的态势。因此臣得以不等诏令防备下来，便调集数郡的兵民；也不等诏令督促，便自行奔赴国家的危难。长驱越过境界，直捣追击到底。人们只看见宠妾所生的孩子俘获很多，却不知道正是因为有王良善于驾车，才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么今天这次行动，朝廷诸臣预先谋划、早作安排的功劳，又有谁能够排在它前面呢？伏愿皇上在论功行赏、颁赐诏命之后，普遍加以爵位赏赐，表彰提拔，以勉励天下忠义之士，激励将来怯懦之人。仍请下诏昭示天下，使人知道像宁王这样的奸雄，其不轨谋划已经十多年，却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被擒获消灭；由此可以看出天命有所归，皇帝之位难以窥伺。尤其愿皇上端坐深宫，振作精勤，以承受宗庙社稷的大福，断绝奸雄的觊觎之心，如此天下就大幸了。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奏请及早议处边军缺粮问题的奏疏【正德十四年】王琼

译臣谨此奏报。据巡抚宣府都御史甯杲咨文称：各路城堡的官军拥到城门，禀告说每月军粮已有半年没有发放，军心忧虑惶恐，无法安度遣发。将来到了冬深以及春夏，军队会一天比一天贫困，饥饿会一天比一天严重，逃亡死亡的人会越来越多，墩台、堡寨空虚，还有谁来作战和防守？请求早日议处此事。臣等议定：筹划边疆储备，唯有户部掌管；而军士逃亡，确实关系到兵政。况且祖宗朝开设边镇，屯驻军队、积储粮食一百五十多年，都有固定规制。如今一旦匮乏到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原定数额亏欠，必定就是浪费过多。如果不赶快议处，禁止军士逃散，耽误防御，关系十分重大。是否可以由本部立即携文交给都御史甯杲等人，对缺粮军人先行借支粮饷，权宜宽恤，不拘泥于常法，不要逼迫他们逃亡。仍请咨文户部，赶紧查核议处：拖欠的追补，缺少的借拨，并查明近年来不足的原因和今后足够使用的办法，议处明白后赶紧陈奏，请皇上裁定。这样或许军队不会困乏疲惫，边防将十分幸运。奏疏呈入，得到批示：是。陈述紧急事务的奏疏【正德十四年】黄巩 臣谨此奏报。伏想陛下即位以来，祖宗的纲纪法度先被逆瑾破坏一次，又被奸佞宠幸之人破坏一次，后来又被边将破坏一次，几乎荡然无存。天下人只知道有权臣，不知道有天子，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祸患将要发生。试举当今最紧急的事情陈述如下：一、崇尚正学。臣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时安静自守，君子行事谨慎。陛下无节制地游乐巡游，流连忘返，行动已经过度。臣愿陛下高坐九重深宫，凝聚精神，安定思虑，屏弃纷华，斥退异端，疏远奸佞，延请故老，访求忠良，这样可以涵养气质、熏陶德性，使圣学焕然更新。圣明政治一旦施行，二、疏通言路。言路，是国家的命脉。古代圣明的君王用言论引导臣民，采用他们的意见并使他们显达。如今却不是这样，臣僚陈说时政，左右近侍隐瞒不报；有时事情关系到权臣，便留在宫中不发出，反而用其他事情中伤他们，使他们不是因进言获罪，而是因别的事情获罪。因此即使有安民的长远策略、谋划国家的最高计策，也没有机会因事上达。即使是必然导致混乱的事情、不守法的臣子，陛下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臣愿广开言路，不因言论超越职分而治罪，不责怪他们借此求名，使忠言每天不断进来，圣聪日益广阔，乱臣贼子也有所畏惧，不敢肆意妄为。三、端正名号。陛下无故降低身份，称为大将军、太师、镇国公，远近听到传闻，没有不惊叹的。这样一来，谁才是天子呢？天子不以天子之礼侍奉陛下，而以将军之礼侍奉陛下，天下人就都成了将军的臣子了。如今如果不削去这些名号，明确上下尊卑的分别，名分体统就不端正，朝廷也不会受到尊崇。古代天子也有号称，唯独有一个人想做普通百姓却做不到，臣私下替陛下担忧。四、戒除巡游。陛下起初游戏游玩不出大庭，驰马追逐只在南内，议论的人尚且认为不可以。后来又巡幸宣府，巡幸大同，巡幸太原、榆林，所到之处耗费钱财、惊动众人，使郡县骚动，甚至让民间夫妇不能相互保全。陛下是百姓的父母，怎么忍心使他们到了这种地步？近来又有南巡的命令，南方百姓争先携带妻子儿女逃避，流离奔走，怨恨和责骂纷纷而起。如今江淮发生大饥荒，父子兄弟相互吞食，天时人事到了这种地步，陛下又加以严重逼迫，怎么能不流转成为盗贼呢？奸雄窥伺在旁，等待时机发动。变乱发生在宫廷内部，陛下想回去也没有道路；变乱发生在外部，想等待救援又来不及。陛下到了那时再后悔就晚了。那些居于高位的大臣、掌权的宦官、亲近的小人，难道有丝毫爱护陛下之心吗？他们都希望陛下远行在外，然后便可以擅自掌权、肆意妄为，乘机谋利；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就会袖手旁观，像秦国人与越国人一样彼此不相干。陛下应当立即悔悟，下达哀痛自罪的诏书，停止南巡，撤除宣府的离宫，表示不再出巡；从内帑拨款赈济江淮，遣散边军，使士卒归还本伍；洗雪过去的错误举动，挽回已经失去的人心。这样做，还可以有所作为。五、除去小人。自古以来，从未有小人掌权而国家不灭亡、祸患不及自身的。如今的小人，玩弄威权、沉溺富贵的，实在很多。至于首先挑起边事，把战争当作游戏，使陛下耗费天下的力量、用尽四海的财富、伤害百姓之心的，就是江彬。江彬只是军伍中的平庸之流，凶狠傲慢、放肆荒诞，没有人臣的礼节。臣只看见他有应当诛杀的罪过，没有听说他有应当奖赏的功劳。如今却赐给他国姓，封给他伯爵，把他当作心腹，交付京营的重要职务，使他在外掌握兵权，在内积蓄叛逆阴谋，造成骑虎难下的局势，这是必然导致祸乱的道路。天下人咬牙切齿地怒骂他，都想吃江彬的肉，陛下又何必吝惜一个江彬，不用他来向天下人谢罪呢？六、建立储贰。陛下年纪渐高，而太子之星尚未显耀，祖宗社稷托付给谁，摇摇无定。如今却还在远方从事巡游观览，多次冒犯不可预测的危险，收养义子，布满左右，却偏偏不能预先建立亲近贤能之人来承继大业。臣认为陛下实在是把事情颠倒了。伏望上告宗庙，请命太后，向大臣广泛询问，选择宗室中亲近贤能的一人，养在宫中，以寄托四海的希望。日后如果皇子出生，仍让此人出居藩国，这实在是宗社无穷的福分。奏疏呈入，皇帝非常愤怒，将他交付诏狱，又令他跪在午门；五日期满，仍然把他拘系狱中。过了二十天，廷杖五十，贬斥为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

译臣听说，即使是樵夫草野之人，也都可以向君主进献意见。臣任职礼官，私下谨守职事，不能匡正皇上，万一因此惭愧而死，也无地自容。近来奉到明旨，要以威武大将军、镇国公的名义前往泰山进香。臣私下想到此事，即使是樵夫草野之人，如果有一念爱护君主，也会冒死进言，认为这件事绝对不可。何况臣身负官职，职责就在于奉行礼制呢？臣听说，天子端坐于外屏之内，以显示威严；除非祭祀郊社，不离开宗庙，以表示慎重；宫墙重重，出行便有警跸，以防奸邪。天下大器在手，权奸侧目却不敢发难，只是因为没有方便的机会。陛下难道没有看见刘瑾的事情吗？陛下把刘瑾当作心腹，委托刘瑾处理机务，当时难道不是认为刘瑾会竭尽忠诚于社稷吗？而且他每天都在左右身边，谁知一旦竟然叛逆到这种地步。何况如今车驾远出，万一发生变故，谁能保证陛下平安无事呢？前车翻覆，正是后车应当引以为戒的教训，臣不敢保证一定不会发生变故。况且陛下远离宗庙去祭祀泰山，难道真的是为了社稷和百姓吗？臣听说，两种露水所滋润的地方，没有不繁殖生长的；雷霆所压迫的地方，没有不摧毁折断的。温和而施福，严肃而示威，使万物顺时运行、百神各尽职守的，是上天。泰山之神难道比上天还尊贵吗？所以，在上天之下最尊贵的，是祖宗相承的社稷和人民。如今祖宗把它们交付给陛下，实在是希望陛下敬畏上天的威严，使百姓和顺，保全社稷，并能享有宗庙的祭祀。进香之事，难道比郊社之礼和禘祭、尝祭的意义还重大吗？如今陛下祭郊时不亲自主持宰牲，斋戒时也不进行誓戒，三次改卜日期，出行又奔驰在道路上，恐怕不是侍奉上天、享祭上帝的办法。禘祭、尝祭这样的重大礼仪，陛下也往往不亲自前往，恐怕不是尊祖敬宗的办法。因此，圜丘祭坛之上烈风扬沙，太皇太后祔庙的晚上却降下七月的冰雹，这都是上天的警戒。陛下难道不为之动心、不敬重这种天戒，反而停止处理万机，冒着重大危险去祭祀泰山，为什么呢？臣看五岳之神，不过是上天的仆役罢了。对主人暴慢，却对仆役恭敬，不必等到聪明人说明，也知道上天一定不会享受这样的祭祀。何况如今百姓穷困、财物耗尽，青州、齐地、淮地、楚地之间水旱灾害连年不断，甚至有父子相食的事情。皇帝车驾一经经过，百姓势必呼啸着藏入山谷；如果再加重他们的伤心，又怎么能为社稷祈求福佑呢？国家兴亡的形势，都是逐渐积累而后形成的，不可不察。陛下连年北巡，而那些劝阻陛下出行、直言其有害的人，至今还没有看到他们所说的害处；这件事不但没有害处，反而有好处。陛下应当厌弃那些毫无根据的言论，果断地只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臣愚昧地认为，陛下的病势已经逐渐形成了。过去扁鹊两次劝说齐君，齐君不听；第三次见面时，扁鹊便逃走，叹息说：‘过去大夫的病在肠胃，汤药还可以达到；后来病在肌肤腠理，针刺砭石还可以达到；如今病已深入骨髓，即使有掌管生命的神，也能拿他怎么办呢？’臣担心如果现在失去治疗机会，扁鹊就要逃走了。如今天下都害怕名分和实际严重背离。《春秋》尊崇不允许有两个最高统治者，王公以下都称为人臣。如今却忍心凭天子的尊贵，自我贬低而称公，这是没有比这更大的怪事了。不但极为怪异，而且必然会带来大忧患。如今天下的藩王，都是陛下的臣子。皇帝车驾所到之处，万一有人以公爵之礼对待陛下，陛下将怎样接受呢？还是责备他不以臣礼相待、没有礼节呢？明明白白的祖宗训诫在那里，臣恐怕他们会找到据以执持的说辞。况且陛下想要自行封号，难道不是因为认为自己雄姿大略，足以胜过功臣将相吗？然而身穿铠甲、冒着霜露，即使能够亲手格杀单于，身体非常劳苦，而功业反倒十分卑下。臣听说尧、舜只是恭敬沉默、无为而治，后世万代称赞他们的治理，却没有听说他们擅长某一位将领的长处。如今如果不以尧舜为师也就罢了，难道也没有先帝可以效法吗？先帝敬畏上天、勤劳爱民，亲近贤能、远离女色，明察奸佞宠幸之人，断绝游猎，也只是端正自己的内心，把它作为天下的根本，实际上从未亲自去做将相所做的事情。然而文武百官都发挥了作用，皇帝自身不劳累而天下得到治理，这些都是陛下和左右近臣所熟知的。陛下夜间心气清明的时候，难道不独自思考先帝所作所为吗？臣私下认为，国家治乱的关键，实在就在陛下的一念之心。内心一端正，各种邪念邪行都会废止。陛下试着转变心意，安静地追求先帝的境界，为什么先帝自身不劳累，天下反而得到治理？如今又为什么陛下自身独自劳苦，天下反而混乱？这样一来，一切荒淫悖谬的事情，陛下将后悔都来不及。只要有这一念，想成就尧舜那样的事业，并不困难。凭陛下的聪明英武，难道顾惜劳累自己的身体而不求治理，却反而吝惜转变一个念头吗？可惜没有明智的人早些把这些话陈说给陛下。臣本是草野出身，职分又不在言路，因此宁可触犯忌讳，也不敢顾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爱惜陛下的英明，不忍看见天下一天比一天昏暗。谨上奏让皇上知道，伏候敕旨。奏疏呈入，触犯皇帝旨意，受到廷杖。请求归还宸濠所占民田的奏疏【正德十五年】唐龙 臣认为，财物是百姓的生命，财物散失，百姓就会聚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就会安宁。所以汉文帝用免除租税取得百姓富足安乐的成效，唐太宗用使百姓富裕形成供给充足的风气。君民一体，古今道理相同。如今宁贼宸濠，心志穷凶而无法无天，图谋肆意吞并，对于民间的田地、山塘、房屋，有的凭势力强行占有，有的压低价格贱买，有的巧妙地抵折，有的擅自抄没收取。中等人家一旦遭受他的毒害，就没有栖身之处；上等农户的田地一旦中了他的奸计，就没有可以耕作的土地。他还伪造填写契书来堵住人们的议论，私自设置簿籍来增加税额，利益归于一己，祸害却波及万家。先前副使胡世宁直言指出这些事情，后来科道官员又接连上章揭发，所说都有依据，事情也不是毫无证据。近来奉到诏书说：‘宸濠天性凶恶，自己制造不安，强行占有官民田产，动辄以万计。’这说明陛下明察奸恶，深知宸濠的田产都是从百姓那里夺来的；诏书又说：‘所占夺的田产全部归还原主。’这说明陛下以仁德怜悯百姓，完全想把百姓的田产都发还给他们。圣明的话都在诏书中，光明如日月星辰；国家的信用不可改变，坚固如金石。近来宸濠既已败亡，所有田地、山塘、房屋都已经抄没登记上报。

译只是查勘时，业主大多因惊恐而逃散，上司又急于办结事情，便依照契约混杂查验，占有和买卖的情况没有查清。诏书虽然有把产业发还原主的条款，小人仍然抱有失去产业的怨恨，恩泽没有贯彻到底，怨恨反而不断向上积聚。况且房屋没有主人就会毁坏，土地不耕种就会荒芜，所以战乱之后只剩下瓦片和柱子，田野之间杂草逐渐长满。又有豪强恶徒暗中图谋盗取，造成产业埋没的端绪。南昌、新建两县与贼寇相处，受害尤其深；贼军起事时，抄掠更为惨重。围城虽然已经解脱，残破的百姓还没有恢复。查得两县额定征派的兑军粮、淮安京库粮、第三项粮米，共有十一万九千多石；淮安、益都二府的禄米和军粮四千二百石，虽经逐级奏报请求宽免，却还没有奉到停止征收的命令，百姓无力缴纳，官府应当设法处理。然而一方的总防守在于省城，各府的钱粮都汇集在布政司库。如今布政司官员先被贼兵劫掠，后来又因军饷而动支钱粮，万一变乱发生，哪怕一寸兵器、一尺铁都无处取得，一捆草、几斗粮也无法办置。况且省城各门的城楼、窝铺以及各司衙门，先前被王府占据，大多狭窄疏漏；近来又因水灾蔓延，一半遭到冲毁焚烧。城楼是一个地方防御的所在，关衙门是各司发布政令的地方；开始创建，因陋就简，确实是当前不能废弃的设施。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赶快处分办理并加以抚恤，解决公家的急务，向下救济万民的需要，这样大概就能使财物聚集、百姓安定了。奏疏呈入，皇帝命有关部门议定施行。水灾自劾奏疏【正德十五年】王守仁 臣认为，身有官职和职责的人，如果不能胜任职务就应当离去；接受别人牛羊而替人放牧，如果不能找到牧草供牛羊食用，就应当把牛羊还给那个人。臣凭浅薄的才能，错误地承受了江西巡抚的任命，如今已经数月，却从未有丝毫惠及百姓的政绩；地方事务一天比一天增多，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财物一天比一天匮乏，灾变不断发生，祸患日益逼近。从春天进入夏天，雨水连绵不断，江湖水位上涨泛滥，过了一个月还不退；从吉安、赣州、临江、瑞州、广信、抚州、南昌、九江、南康等沿江诸郡，没有不受灾的，黍苗淹没，房屋漂荡，百姓聚居在树上，商旅船只经过街巷，溃决的城墙和堤坝使千里之地成为水沟，烟火断绝，只听见哭声。询问当地父老，他们都说这是数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灾害。臣已经命各司、府、州、县修省自查、踏勘灾情，另行具奏。灾变不会无缘无故发生，往往因政事而起；政事本身不会自行败坏，而是因官员失职而造成。官员失职，臣正是开启这一端的人，哪里能逃避罪责？江西百姓经历宸濠之乱，民脂民膏已经耗尽，又遭旱荒，接着遭受战争；即使连续丰收、格外加以赈恤，恐怕生计也不容易完全恢复，如今又遭受异常灾害，危急到了这种地步。在这种时候，即使让后稷、契来任牧守，让周公、召公来任监司，恐怕也未必有办法施行，何况像臣这样病弱、废弛、昏庸、低劣的人，却让臣茫然坐在这个职位上尸位素餐？这就像让盲人驾着破船，在狂风巨浪的大海中航行，却责备他渡过险境，不用等到聪明人也知道，他必定会翻船淹没。何况有关部门使者催促征收更加急迫，意外的征求索取还没有停止。过去一个地方遭灾，邻近省份还希望接济；如今湖湘连年兵荒，闽浙多年旱涝，两广的征讨尚未停止，南京一带的供给日益穷尽，淮河、徐州以北，山东、河南之间，听说也接连发生饥荒。由此说来，既没有保全自己的办法，四邻的救济又已断绝，悠悠苍天，谁来承担这个罪责？静下心来思考追究，臣的罪过实在很多。为什么呢？宸濠发生变乱时，臣身处交界地区，不能在事变尚有形迹时设法谋划，以致宸濠猖狂突袭，震惊远近，最终劳烦皇上亲自出征，军队暴露在原野，百姓困死在道路上，朝廷政令因此阻隔，四方的财用也因此日益困乏，这是臣的第一大罪。臣只是躲避妨害自身的嫌疑，苟且采取保全自己的办法，隐忍观望，幸而逃脱祸患，却不能直言极谏以使皇上的听闻有所觉悟，这是臣的第二大罪。臣只把逢迎附和当作忠诚，却不知道这会使过错一天天滋长；只把不断更改、迁就应付当作权宜，却不知道这会使自己一天天扰乱旧有章法；只把搜集材料、罗织罪名当作才能，却不知道这会使自己一天天远离天下人心；只把聚敛财物、征收索取当作计策，却不知道这会使百姓的怨恨一天天积累，这是臣的第三大罪。对上不能有益于国家，对下不能救济百姓，坐看百姓困苦相连、沉沦覆没，这是臣的第四大罪。况且臣忧惧惊恐之后，百病一齐发作，身体瘦弱衰老，视息仅存。上述四种罪过，臣下只要有一种，也足以招致灾害变故，何况臣兼而有之？因此触怒上天神明，加深百姓的愤恨，使灾害聚集而来，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伏望皇上怜悯灾害、体恤变故，另选贤能之人代替臣任巡抚；即使把臣公开处死，向天下彰明重罚，臣即使丧失首领，也认为是幸运。即使不把臣公开处死，也请削去臣的俸禄品秩，贬退回乡，以作为人臣不称职的警戒；这样或许有官位的人知道警醒，百姓的困苦可以止息，民众的愤怒可以宣泄，天变可以消弭，而臣也死而无憾了。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

译请求宽免税粮的奏疏【正德十五年】王守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四年、七月、三月、十三日〕 臣查得，正德十四年七月间，节次接到吉安等十三府所属庐陵等县申报旱灾的文书，称本年从三月到秋季七月一直没有下雨，禾苗尚未长成便已枯死，夏税、秋粮无从缴纳，百姓忧愁叹息，将要流离失所，请求转达朝廷，予以宽免。臣随即派官吏和老人前往踏勘上述地方，确实从三月以来雨水没有降下，禾苗枯死。后来宁王乘机鼓动叛乱，传播伪造的命令，假称要优免租税，小人只顾追逐利益，纷纷想要作乱。臣于是通行告示，答应上奏请求优免税粮，又晓谕臣民大义，申明祖宗休养生息的恩泽，揭露宁王贪求无厌的罪恶。这样人心才稍稍安定，禁止背叛、趋向顺从；老弱留守，壮丁出征；组织团保，供应军饷；城邑没有一家不出人，家中没有一个壮夫不服役。即使风调雨顺，江西百姓也已经荒废耕种的事业，承受战争的痛苦；何况战争和旱灾一时并发，即使富室大户也不能免于饥荒，下户小民难道能不转死沟壑、流散四方吗？假如饥寒所迫、征输所苦，人人各自作乱，将怎样对待他们？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暂且将正德十四年所欠税粮一律优免，以救济受创的百姓，防止变乱的根源。伏望皇上停止给冗员发放俸禄，减少不急迫的赏赐，停止没有名目的征收，节约用度、减少开支，以充足军国所需，天下幸甚。事情的缘由是，本年七月十三日臣已经具题请旨，却未奉到明白的降旨；随后又奉旨随同大驾亲征，京营、边军官兵前后数万人，防守到达并临城塞内外；百姓在刀兵之余还来不及歇息、放下担子，又要救死扶伤，呻吟奔走，供应军队杂役。一切征求索取，使妻子儿女被卖去换取草料，民众的骨髓也被征收榨尽。在这时候，百姓像受惊的鸟、逃散的鱼一样，贫民老弱流离失所，丢弃在沟壑中；强悍者逃入山泽，聚集为盗。只剩下稍有家业以及善良守节的人，不过十分之二三，而且也都在棍棒刀刃和鞭打之下颠沛号哭。郡县官吏全都奔赴省城和军马驻屯之处，奔走听候差役，不能再亲自处理百姓事务。上下人心汹汹，像驾着漏船处在风涛颠沛之中，只怕船覆人溺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工夫顾及其他，考虑日后的事情、忧虑税赋能否免除和征收是否完结呢？即使臣等当时也都奔走在道路上，处于危险疑惧和仓促惶恐之中，恐怕连为小民请得一日性命都做不到，哪里有空闲替他们考虑一年半载的事情，忧虑赋税能否免除、征科能否完结，又怎么有空再行请求呢？这样的情形又持续了数月，京营和边军才开始有了班师归还的日期，而户部每年额定的征收命令已经下达，漕运交兑的文书也已经催促，负责督催的使者和严厉责问的檄文已经交相飞驰、四面而来。流离的百姓听说官军将要离去，才稍稍屏住气息，伸长脖子盼望回去寻找旧日产业；脚还没有踏入本地，脖子已经落入追征者手中。旱荒已经极其严重，又因之发生变乱；变乱已经极其严重，又加上战争；战争已经极其严重，又被军需供给耗尽，被额外征求增加负担，被催促征敛逼迫。在这种时候，有司不忍看见，有耳朵的人不忍听闻，却还要进一步榨取百姓的膏血，有人心的人难道还忍心这样做吗？如今远近军民号哭爬行，诉告喧腾，请求朝廷从库藏中拨款赈济，等了很久却没有得到，反而下达追征命令，众人哄然产生怨恨。他们说臣等往日减免赋税的话是欺骗自己，私下彼此伤叹，说：‘宸濠这个叛逆还知道优免租税来争取人心，我们这些朝廷的赤子，都曾竭尽骨髓、拼死出力来承担国家的危难，如今困穷已经到了极点，难道就不能稍微加以优恤，反而还要追征？我们将怎样保全自己？’因此，下达命令，他们更加不相信；安抚他们，他们反而更加愤怒；越是用言语劝谕，他们越是喧闹不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两月〕 他们刚刚怀有收复旧业的希望，又不得不谋划流徙。办法穷尽、形势逼迫，便隐藏起来做奸邪之事，放纵起来成为寇盗。两个月以来，有司以盗贼鼠窃发出警报，没有一天间断，这并不奇怪。他们没有产业和衣食的资财，又没有父母妻儿的牵挂，旁边还有追呼催逼的痛苦，上面还有鞭打剥削的灾祸；如果不是知礼守义的人，谁肯闭口忍受、坐等死亡呢？朝廷虽然也曾有宽恤的命令，也曾有赈济的典章，但内无国库发出的钱粮，外无官府储备的物资，只是让有司自行筹措。筹措难道能让神灵运送、鬼神搬运吗？最终必然要从富民那里取得。如今富民也都变成贫民了，以剥削贫民来救济贫民，就像割下心口的肉来填嘴，尚未吃饱而身体先死。况且还有侵吞克扣的弊端，也有借机搜刮的奸计。百姓真正能够依靠来活命的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坐等死亡的却常常有十分之九。因此，宽恤的空文不如减免租税的实际恩惠；赈济难以及时送达，不如免除租税容易施行。如今不免除租税，不停止征求索取，却只说要宽恤赈济，这就像夺走他口中的食物，却说‘我将治疗你的饥饿’；剖开他的腹肾取肉，却说‘我将挽救你的死亡’。凡有血气的人都会不再相信这种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年、四十万石、百万石〕 请求端正大狱的奏疏【正德十四年】杨廷和

译臣以为，科道官弹劾张锐等人的罪恶，陛下震怒，将他们交给法司审理。天下听闻此事，无不相互庆贺。不久法司议定上奏，陛下又命有关官员详细审查。臣等拟定票拟进呈，竟全被陛下改动，最终宽免了他们。听到此事的人无不惊骇，认为如果不诛杀这些人，国法就不能端正，公道就不能彰明，九庙神灵不得安宁，万民之心不能服从，祸乱的根源不能平息，太平之治不能达到。有句话说：“上面没有失政，下面就没有私下议论。杀一个人而使千万人畏惧，这是天下最大的政事。”纵容奸人、助长罪恶，使乱臣贼子得不到惩罚，这是施政最大的过失。因此科道官和刑部司属相继进言，有的联名上章，有的单独奏陈。在朝廷上就议论，出了朝廷就在街巷议论，远方臣子和基层小吏也将听到风声而进言。没想到圣明之主竟有这样的举措。自古帝王制定刑律三千多条，对首恶大奸，不必等待教化便诛杀。皇祖制定的《大明律》，开头就列出十恶大罪，不必等待时日便处决。像张锐等人，正是所谓“诛杀不待教化，处死不待时日”的罪犯。尧时四凶的罪过，不过是花言巧语、装出和善的脸色，以及治水无功罢了。舜诛杀了他们，天下人都心悦诚服。如今张锐等人的罪过，比四凶严重万倍，却只判充军，凭什么使天下人心服呢？姑且拿近来的事情比较，张锐等人的罪行与钱宁、江彬相同，毕真、王纶等人还在他们之下。钱宁等人已经伏诛，张锐等人却得以保住性命；罪行相同而刑罚不同，即使钱宁等人在地下有知，也一定会不服。这些人即使不能一一诛杀，张锐、张雄、张忠三人也决不可赦免。伏望陛下俯纳群臣的意见，立即作出圣断，将张锐、张雄、张忠三人仍按原拟处置。这样大法得以端正，人心都会服从。天下把这件事传于史册，直可与舜诛四凶相提并论，千古同美。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请均田役疏》【正德十六年】唐龙 臣以为，建国初年按田亩计算赋税，县里有固定数额，每年有常规征收，所以粮赋均平，百姓不受困苦。如今江西豪门大户置办田产，遇到编造册籍时便贿赂里书：有把田粮飞洒到现有人户名下的，叫作“活洒”；有暗藏在逃亡、绝户名下的，叫作“死寄”；有把田产分到小户而不列入正式户籍的，叫作“畸零”；有带官田而留在卖户名下、完全不过割的，有只过割一二处、名为“包纳”的；有全部过割却不归入正式户名的，有田无收、有总无撒，叫作“悬挂”；还有把田产掏回的；有暗中冒用官员、进士、举人的名义，捏造为寄庄的。这些田产在册籍上只有纸面上的名字，在户籍中却都是空中的影子。以至于图的虚额多到数十，都的虚额多到数百，县的虚额多到数千万。每年派粮、编差而无所归属的，都令小户赔偿；小户逃亡或绝户，就令里长承担；里长逃亡或绝户，就令粮长承担。粮长长期被拖累，最终也都逃亡、绝户罢了。这种弊病以江西最严重，江西又以吉安最严重。因此遇到佥点充任粮长时，大户小户相对哭泣，亲戚之间互相吊慰，甚至有“宁可充军，也不要充粮长”的歌谣。臣曾经立法清理，虽然还没有收到彻底革除弊病的功效，但也稍有逐步纠正的迹象。大体说来，利益是人人想要的东西，利益多就乐于趋附；法律是人人畏惧的东西，刑法轻就容易触犯。臣恭敬地查阅律例，欺骗隐匿田粮，罪不过满杖，田产没收入官，所欺骗的税粮按数征纳；如果诡寄、影射以及接受寄托田产的人，罪责相同，田产改归正户。各乡书手飞洒粮额二百石以上的，发往边卫充军。这些违法之徒只知道收租，不知道纳粮；里书只顾谋利，不顾破坏法律，都是奸民的首领。如今罪罚只到杖刑，照常发落，所以无法禁绝。请求命守巡官分别前往各地，严格督促州县，把境内飞洒、诡寄的田粮，弊病严重的逐田丈量，较轻的逐户清理；查究事情的始末，衡量田地的宽狭，确定高下等级，区分肥沃与瘠薄的等级，均平淤塞和开垦田地的数额；把原有粮额分别填入原田，交还原户。让图总、都总、县总每图编造流水册各十本，每年各收存一本；每县编造大流水册各四本，解送南京后湖一本，布政司以及该府、州、县各收存一本。以后根据户籍推定田地，根据粮额编派差役，户与田有固定数额，粮与差役就没有两头逃避的弊病。这样或许可以革除弊病、兴利，做到一劳永逸；赋役从此可以充足，户口从此可以恢复，平息盗乱、停止诉讼，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奏疏送入后，皇帝命令交给有关部门议定施行。《御选明臣奏议》卷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七 《讲学亲政疏》【嘉靖元年】王鏊“ 臣私下想到，古代圣明的君主与贤能的宰相能够共同成就太平盛治，大概是由于上下相互沟通；近世的弊病，多半由于上下隔绝。那么，作为上下沟通的途径，究竟应当遵循什么方法呢？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即位以来，时常到经筵听讲，圣学已经很勤勉了。但臣愚昧，仍过分担忧学习功夫或有间断，不能融会贯通。臣所希望的是，陛下在闲暇清静之时，时常召见文学侍从之臣，从容讲论。凡是帝王治国的大经大法，每天陈述于陛下面前，那么从内宫到外朝，无处不是进学之地。殷高宗之所以做到“专心学习，谦抑心志，努力及时敏学”，德道积累于自身，正是这个道理。陛下天刚亮就临朝视事，圣政已经很勤勉了。但臣愚昧，仍过分担忧朝堂上下距离太远，不能亲近。臣所希望的是，陛下在视朝之余，时常到便殿；公卿大臣、侍从、台谏官每日轮流面对奏对，从容询问百姓疾苦和政事得失。这样从早到晚，无处不是修明政事的时候。周宣王之所以早朝晚退，最终成就中兴的声名，正是这个道理。臣听说古人即使身处田野，也不忘君主，所以冒昧效献愚诚，不知道这些话是否可用；但这种尽心进言的义理，正是臣子侍奉君主竭尽心力的道理。臣请求把话全部说出，只希望陛下稍加留意。第一，请求讲学。国家设置经筵，这种盛况难道还不够盛大吗？天子亲自从正朝乘车来到文华殿，公侯、九卿和大臣穿着盛服侍立，羽林军士也都环列听讲。经筵一开，天下人欣喜不已，把它传为罕见的典礼。所以说，它难道不盛大吗？然而一年之中，寒暑两季都停止讲学，春秋两季每月也不过三五天，遇到风雨就免讲，有政事妨碍也免讲。讲学之日，提前准备讲章，到期讲完，皇帝传下谕旨赐宴，庄严地退下，上下之情却没有因此变得亲近而周密。至于日讲，可以说亲近了，但君臣身份仍然过于严峻；上面有疑问却从未询问，下面有见解也从未进献。过去傅说告诫高宗说：“学习古代训诰才能有所收获；只有学习时谦抑心志，努力及时敏学，自身的修养才能到来。”所谓谦抑，是谦逊自己的心志，好像还有不能做到的地方；所谓敏学，是对学习勤敏，好像还有赶不上的地方。周成王向群臣询问政事时说：“学习能够不断增益光明，辅佐承担此事，请把显明的德行指示给我。”所谓“继续光明”，就是不断学习并使它光明；所谓“把显明的德行指示给我”，就是希望群臣能够启发指示他。商、周两代君主的学习如此切实，君主一日万机，固然没有时间像儒生学士那样日夜勤勉；但帝王专一精纯的传授、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古今治乱的迹象、天人关系的精微之处，如果不谦抑、敏学、不断增益光明，又怎能希望有所收获？如今却疏略到这种地步。使学问受到熏陶的日子少，使其荒废冷落的日子多；真正传授辅导的人少，喧扰干扰的人多。没有看出这样能够有所收获。而且不只是商高宗、周成王如此。汉光武帝即使在军中，也曾投下兵器学习，停下马来讨论道理，直到半夜才停止。唐太宗延请四方文学之士，房玄龄、杜如晦、褚遂良、薛收等十八人轮班值宿，讨论经籍，有时直到半夜。今天的《贞观政要》和魏征的论议，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宋代贤明的君主，在宫中消磨时日，所做的只是读书；平常居于禁宫，也有每日功课；翰林侍从每天在禁中值宿，以备顾问。我太祖高皇帝刚取得天下时，开设礼贤馆，与宋濂、刘基、章溢等人每天相互讲论。后来圣学高明，诏告天下的文书，都出自皇帝亲自撰写的睿智文章，像飞动一般，群臣恭敬地仰视。现在的《御制文集》就是这些文章。仁宗皇帝临朝时，在思善门右边建立弘文馆，几位文学之臣入馆值宿，时常到馆中讲论。孝宗皇帝除了经筵之外，每每阅读《永乐大典》，又曾在宫中索取《太极图》《西铭》等书来玩味，尤其喜爱故学士沈度的书法，每天临摹数遍。自古帝王的学习如此，祖宗的学习也如此。陛下天生睿智明哲，正值盛年，现在正是讲明圣学的时候。臣愚昧，特别希望在便殿旁边恢复弘文馆的旧制，精选四方文学、德行、技艺著名的人七八名，轮流入馆值宿。由内阁大臣一人主持，仿照先朝杨廷和的旧例。陛下在万机之余有空时，来到馆中，屏退仪仗侍从，特别收敛威严，从容询问；或者讲经，或者读史传，或者讨论古今成败，或者讨论民间疾苦。间或玩弄翰墨，即使是诗文一类，也任凭陛下所好而不加禁止；这也是日讲的意义，只是更加亲近罢了。大体如同家人父子，上面有疑问就一定询问，下面有见解就一定陈述，日积月累地改变，甚至有不知不觉自然达到的效果。时常到经筵，是为了彰显国家的盛典；每日到弘文馆，是为了取得修习圣学的实际功效。这样坚持不懈，圣德就会日新月异，殷高宗、周成王便不能独自专美于前了。第一，请求亲理政事。《易经》说泰卦：“上下相交而心志相同。”否卦说：“上下不相交，天下就没有国家。”上面的情况传达到下面，下面的情况传达到上面，上下一体，所以称为泰。上面的情况阻塞而不能下达，下面的情况阻塞而不能上闻，上下隔绝，虽有国家也如同没有国家，所以称为否。相交就安泰，不相交就闭塞。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不相交”的弊病，没有像近世这样严重的。君臣相见，只限于视朝的片刻；上下之间不过是通过章奏、批答相互联系，通过刑名、法度相互维系罢了。这不只是沿袭旧例，也是地势造成的。为什么呢？国家每天在奉天门举行常朝，从未有一天废止，可以说很勤勉了。然而朝堂上下距离悬殊，威仪显赫，臣下谢恩、入见、辞行后便战战兢兢地退下；上面何曾询问过一件事，下面何曾进献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地势相隔悬远，所谓堂上的人远在万里之外，即使想说话，也没有由来说话。臣认为，想要上下沟通，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有三朝：库门之外是外朝，大臣在那里接受询问；路门之外是治朝，每天在那里视朝；路门之内叫内朝，也叫燕朝。《玉藻》说：“君主每天日出时临朝视事，退朝后到路寝听取政事。”临朝视见群臣，是为了端正上下的名分；到路寝听政，是为了沟通远近臣民的情况。汉代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常侍、散骑诸吏属于中朝，丞相以下直到六百石官属于外朝。

译唐代皇城北面，向南的三座门分别叫承天门、元正门、冬至门，接受万国朝贡时皇帝在那里临御，大概就是古代的外朝。其北面叫太极门，门内叫太极殿，朔日、望日皇帝在那里坐朝视事，大概就是古代的正朝。再往北叫两仪门，门内叫两仪殿，平常日子在那里听朝处理政事，大概就是古代的内朝。宋代举行常朝，临朝时在文德殿，每五日一次；起居问安在垂拱殿；元旦、冬至、圣节接受称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有时在集英殿；考试进士在崇政殿。侍从以下的官员每五日一人上殿，称为轮对，必须进言当时政事的利弊；内殿召见时，有时赐座，有时免去穿靴，这大概也是三朝遗留下来的意义。天有三垣，天子取法于天，正朝象征太微垣，外朝象征天市垣，内朝象征紫微垣，自古以来就是如此。本朝圣节、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在奉天殿，就是古代的正朝；常朝在奉天门，就是古代的外朝；唯独内朝缺失。其实并不是缺失，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等，难道不是内朝遗留下来的制度吗？洪武年间，宋濂、刘基等人；永乐以来，杨士奇、杨荣等人，每天侍奉左右；大臣蹇义、夏原吉等人，也曾在便殿奏对。在那个时候，哪里有上下阻塞隔绝的忧患呢？如今内朝很少再临御，常朝之后，臣下不再有机会进见；三殿高高关闭，很少有人能够窥见。因此上下之情阻塞而不通，天下的弊病也由此积累。孝宗晚年对此深有感慨，屡次召大臣到便殿讲论天下政事。希望陛下远则效法圣祖，近则效法孝宗，彻底革除近世上下阻隔的弊病。常朝之外，驾临文华殿、武英殿，仿照古代内朝的意义。大臣每三日或五日一次入朝问安，侍从、台谏官各一人上殿轮流奏对。各司有事需要咨询裁决的，陛下根据所见作出决定；有难以决定的，就与大臣当面商议。不定时召见群臣，凡谢恩、入见、辞行之类，都可以上殿陈奏。陛下虚心询问，和颜悦色地与他们交谈。这样人人都能尽情陈述。陛下虽然身居深宫，天下的事情却都能清楚地陈列在面前。外朝是为了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是为了沟通远近的情况。这样做，难道只是为了革除近世阻塞隔绝的弊病吗？唐尧虞舜时代，明察四方、广听众议，使嘉言不被隐伏，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也不过就是这样罢了。奏疏送入后，皇帝以优厚的诏书答复，表示已知悉。《请正纲常昭典礼疏》【嘉靖元年】杨廷和 臣忝居三孤之官，错误地处在辅导陛下的位置上，凡是各司所应守持的，都是臣所应当遵守的，何况是纲常、典礼这样重大的事情呢？近来陛下想追崇生身父母，礼官依据礼制守职，科道官交相议论以确定制度，臣与同官蒋冕、毛纪、费宏等上考古代史籍旧例，下察众人相同的意见，反复据理奏请，不能不采纳。后来又奉皇太后的懿旨，加上帝、后的称号，这已经竭力排斥天下公议，曲意伸张无穷的私恩了。后来又再次奉到诏旨，想在帝、后的称号上再加“皇”字。臣听命后惊惧万分，不敢奉行，随即封还诏旨，请求依从先前的议论。难道臣敢对君主无礼、给自己招罪吗？实在是因为典礼所关涉的事情，不可在朝廷毁坏；纲常所关涉的事情，不可在今日废弃。过去鲁国夏父弗忌违背礼制，让僖公的牌位越过先祖而登列在上，他死后焚尸的烟气直达上天；宋朝濮园议论中，人们认为韩琦、欧阳修都处理失当。这些事说明，活着不能逃脱公议，死后也不能逃脱上天的刑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臣子侍奉君主不遵礼制，议论礼制又不守正道，留下了鉴戒。陛下说臣等所陈述的都是推究至高义理，而朕所奉行的是上天赋予的至真感情，又命臣等不必拘泥于史籍记载。臣想到，自古帝王入继大统，都不实行追崇生身父母的典礼，难道是忘了上天赋予的亲情、没有无穷的恩爱吗？可是儒者的议论也从未认为他们不孝，这是为什么呢？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国家不能有两套正统，人的身体不能有两个父亲，尊位不能有两个最高者。守住这些原则叫作纲常，实行这些原则叫作典礼。典礼一旦失误，纲常就会毁坏，违背天下人的心意，成为万世的议论。难道这符合圣人以礼侍奉亲人、以孝治理天下的道理吗？纲常、典礼存在于世间，好比日月存在于天空、江河存在于大地，从三代直到今日，万古不变，并不像制度文饰那样可以增减，也不是因为彼此沿袭才如此。难道能说前代史书所记载的不是今日的制度，便不予遵守吗？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议大礼疏》【嘉靖元年】张璁 臣听说，孝子的至高表现，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尊崇父母的至高表现，没有比用天下来奉养父母更大的。陛下继承登上大位后，立即议论追尊生身父亲、迎奉生身母亲，确实是大孝。朝廷议论援引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旧例，认为做了别人后嗣的人不得顾念自己的亲生父母。难道天下竟有可以没有父母的国家吗？礼书说：“礼不是从天降下，也不是从地生出，只是人情罢了。”汉哀帝、宋英宗固然都是定陶王、濮王的儿子，但汉成帝、宋仁宗都预先立他们为嗣，养在宫中，他们作为后嗣的道理非常明确。因此师丹、司马光的议论，在当时实行可以，但不适用于今天。如今武宗没有后嗣，大臣遵照祖训，认为按陛下的伦序应当继立，于是迎接陛下即位；遗诏说：“兴献王的长子，从未明定为人后嗣的道理。”那么陛下实际上承继的是祖宗的正统，与预先立为嗣子的情况不同。议论者说，孝宗的德泽在人间，不能没有后嗣；假如生身父亲尚在而继承帝位，恐怕弟弟也没有为兄长承继后嗣的道理。况且迎养生身母亲，是因为她有母亲的亲情；如果称她为皇叔父的配偶，就应当以君臣之礼相见，恐怕儿子没有把母亲当臣下的道理。礼制规定长子不得作为他人后嗣，生身父亲只有陛下一人；若为了天下而做别人后嗣，恐怕儿子没有自行断绝与父母关系的道理。所以对陛下来说，入继祖宗后嗣而不废弃对亲生父母的尊崇，可以说是做了后嗣；如果必须自行断绝与亲生父母的关系，才算做后嗣，那就不可以。帝统与后嗣并不相同，并不一定都是父死子继。汉文帝承继惠帝之后，是弟弟继承；汉宣帝承继昭帝之后，是兄长的孙子继承。如果一定要夺去父子亲情，建立那种父子称号，然后才说是继承正统，那么古代有称“高伯祖”“皇伯考”的，难道都不能说是继承正统吗？臣私下认为，今日的礼制，应当在京师另立圣孝庙，使陛下能够充分尊崇亲生父母的孝心，并使母亲因儿子尊贵，尊号与父亲相同；这样，生身父亲不失为父亲，生身母亲不失为母亲。奏疏送入后，皇帝非常喜悦，交给廷臣议论。《议大礼疏》【嘉靖元年】方献夫

译臣以为，先王制定礼制，本来就是缘于人情；君子议论事情，应当考察名分与实际是否相符。臣私下看到，近来礼官所议，有不合人情、不当名实之处：一方面拘守礼经上的话，一方面遵循宋儒的说法。臣独自认为并非如此。按《礼经·丧服传》说：“怎样才可以做别人的后嗣？支子可以。”又说：“做谁的后嗣？做大宗的后嗣。大宗，是尊贵的统绪，不能断绝。所以族人用支子来承继大宗。”嫡长子不能继承大宗，这条礼制的意思，是说有支子之后才可以为人后，没有断绝一个人的后嗣而去做别人的后嗣的。如今兴献帝只有陛下一人，没有别的庶子，却要使兴献帝断绝后嗣而去承继孝宗，这合乎人情吗？况且做别人的后嗣，是因为父亲曾立他为儿子，儿子也曾以父亲的礼节侍奉他，所以父亲去世后服他的丧服。如今孝宗曾经有武宗为子，却没有曾把陛下当作儿子；陛下对于孝宗也未曾服三年之丧，这实际上就是未曾做孝宗的后嗣。却强行称为后嗣，难道符合名实吗？持这种议论的人，我没有看出他们合乎礼经的说法。又查程颐关于濮王的议论：“既然英宗已经把仁宗当作父亲，就不应当把濮王当作亲父。” 这并不是宋儒的说法不好，实在是今天的事情不同。仁宗曾经把英宗养在宫中，这确实是父子关系；孝宗没有把陛下养在宫中，这是不同之处一。孝宗已经有武宗为子，仁宗却不曾有儿子，这是不同之处二。濮王另有儿子可以不使后嗣断绝，兴献帝没有别的儿子，这是不同之处三。怎么能把濮王的事情与今天的事情相比呢？持这种议论的人，也没有真正善于说明宋儒的说法。如果说孝宗不能没有后嗣，所以一定要陛下做他的儿子，这尤其是不通达大道的说法。推究孝宗的心意，他之所以一定想要有后嗣，是因为不能断绝祖宗的祭祀，不能失去天下社稷的重任。难道一定拘泥于父子称呼，才算有后嗣吗？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这就没有断绝祖宗的祭祀，也没有失去天下社稷的重任，实际上已经有后嗣了。况且武宗治理天下十六年，孝宗不忍心让他没有后嗣，难道却忍心让武宗没有后嗣吗？这更是说不通。兴献帝本应是父亲却不能成为父亲，孝宗本不应是父亲却强行称为父亲，武宗本应由陛下承继却不能承继；这一举动同时造成三方面的错误。臣看不出这样有什么可取之处。况且天下从来没有没有父亲的国家。瞽瞍杀人，舜背负父亲逃走；如今却要陛下舍弃父亲而拥有天下，陛下心里怎么能安宁？臣知道陛下纯孝的心，宁可不要天下，也决不忍心不把自己的父亲当作父亲。有人又说兴献帝不应当称帝，这尤其是不通达大道的说法。孟子说：“孝子的至高表现，没有比尊崇父母更大的。”周公追尊太王、王季，子思认为这是通达的孝道，难道儿子做了天子，父亲反而不能称帝吗？关于今天的事情，臣曾经这样解释：“陛下继承二宗，应当继承正统，而不应当继承后嗣名分。”兴献帝与群庙不同，在于应称帝而不应称宗。帝王的体制与士庶不同，继承正统是天下的公义，是三王的道理；继承后嗣是一人的私情，是后世的事情。兴献帝能够称帝，是因为陛下成为天子；不能称宗，是因为他实际上从未在位。伏请向朝臣宣布，恢复称孝宗为“皇伯”，称兴献帝为“皇考”，另立庙宇祭祀他。这样才合乎人情、符合名实，不仅得到先王制礼的本意，也成全了陛下纯孝的心。奏疏送入后，皇帝非常喜悦，交给廷臣议论。《遵祖训以端政本疏》【嘉靖元年】夏言 臣曾恭敬地读过圣祖的训诫，其中说：“凡是扩大耳目，都不能偏听，这样才能防止阻塞蒙蔽，沟通下面的情况。”又说：“在朝堂上裁决政事，众人的议论认为好，就立即施行。”伟大啊，圣祖的言论！这确实是子孙后代、万世帝王都应遵守的。过去因为先朝内外奸人相互勾结、盘踞，蒙蔽皇帝的听闻，私自玩弄权柄，导致朝政废弛、言路不通；所有章奏，有的拖延扣留、不让皇帝知道，有的捏造篡改旨意，肆意欺骗，以至于赏罚取舍不当，刑罚奖赏失宜。等到言官上疏论列，又多被留在宫中不发出，严重的还假称朝廷震怒，动辄遭到谴责贬谪，以言语钳制臣民，使人再也不敢进言。于是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真伪无从辨别，政权根本混乱，祸患根源逐渐形成，破坏祖宗法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再加上奇邪、淫巧之人百般诱惑，停罢经筵讲学，累计已有多年；一个月才临朝一次，常常到了黄昏，君臣隔绝，彼此形迹疏远。于是威权福柄全落入奸人手中，纲纪大坏，奸党横行，边防积蓄祸患，毒害流布海内，上面触犯天变，下面失去人心。十六年中，大难接连发生，给社稷留下忧患；阻塞蒙蔽的祸害，到这里也达到极点了。例如先前刘瑾捏造、改写旨意，已经伏诛；近来又从钱宁家搜出题奏本四十多件，江彬阻止、压下边情奏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礼监隐藏不报的奏本又有数百件。像这样欺骗蒙蔽，实在令人寒心。还好仰赖皇天眷顾保佑、宗庙神灵护佑，社稷没有倾覆，才是真正的幸运。如今臣恭逢陛下聪明乃上天所赐，仁孝早有声誉，四方万国都伸长脖子、擦亮眼睛，盼望太平。国家安危的关键，风俗教化盛衰的征候，天下治乱的分界，君子小人进退消长的关头，都将在此决定。昨天臣恭敬地看到明诏，痛下决心革除先朝弊政，洞察小人的奸恶行状，中外臣民无不欢欣庆贺，都认为本朝一百六十年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诏书。如今陛下拨乱反正的功劳，可以说盛大美好，没有什么能超过它的了。但臣认为，如果根本所在没有治理好，那么末流仍有可忧虑之处。伏愿陛下奉行天意、效法祖宗，总揽旧有纲纪，明察四方、广听众议，大大拓宽进言的道路。臣请求从今以后，每日视朝之余，立即到文华殿听政；凡中外大小臣工所上的章疏，都凝神思考，逐一俯赐阅览；不时召见内阁大臣，以备顾问，从容讲论，斟酌裁决。

译凡是事情重大、议论相互矛盾的，就应下令廷臣集体议论，不应像先朝那样只与身边近臣谋议，径自依靠内批办理。即使有的事情被搁置不办，也应当明确告诉外廷可以还是不可以，以彰显陛下至公无私的气度。臣又私下想到，内阁是机密重要的地方，祖宗设置官职、制定法令，必定极其周详。拟定旨意进奏，也应当各有职掌；皇帝的谕旨诏令，也必定应有所记录。前面所说的奸邪蒙蔽，本来似乎不应有容身之处，为什么却能公然隐匿而没有查考凭据，肆意伪造欺诈而再无顾忌呢？这说明防范控制的方法仍然宽疏，内阁进拟的权力可能被侵越，于是小人乘势得以私自玩弄。臣考察司礼监的职掌，祖训中已有明确规定；内阁的创设，也列在有关典章中。臣愚昧，想请求陛下仰遵圣祖大训，查考旧例，命令内阁专门负责拟旨，司礼监专门负责进奏。仍命内阁设置印信文簿一册，或加盖御宝，把每天皇帝裁决过的事情明确载录，每五日汇总进呈一次揭帖，与六科的旨意题本核对。即使陛下对圣旨有所取舍，也必须经过内阁议论后才能施行；如果有不妥之处，应允许臣下执奏，不应再有传奉行事的制度。还请求命令御前纪事给事中二员，早朝结束后到左顺门，会同司礼监官员收接所有章奏，记录数目，送交吏科附入簿册，以备查考。这样就能做到大公至正，明白洞察阻塞蒙蔽、伪造欺诈、扣留隐匿的奸弊，使它们无处容身，朝廷的政事也将无一不是出于正道。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臣听说，抵御戎敌的防守以军备为根本，军队驻屯之处最急需的是粮食；如果没有储蓄，就是抛弃疆土。因此说，军队治理不好，就没有可用的军队；粮食不足，就没有可以固守的土地。自古以来失败混乱的原因，很少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如今宣府、大同两镇已经极度凋敝，大概是因为先朝供给六军频繁，百姓的创伤尚未恢复；加上将帅无耻，任意剥削，巡抚无能，侵吞搜刮过于急迫；又连年荒旱，谷物歉收。何况近来听说两镇饥荒困窘，比过去更加严重，米价飞涨，远非往日可比，拖欠的军粮大多还没有补足，人人心怀忧愁怨恨，天天无法维持生活。又听说大同饥民争相吃人肉，宣府饥饿的士卒抢夺市场上的米；教场上空着肚子的军士操练，甚至不肯举旗响应号令；营门中躺着饥饿瘦弱的士卒，甚至不能跨马拿起兵器。军势萎靡，人心涣散。估计即使没有战事，情形也已经极其严重；危险如同敌骑突然来袭。如果敌人果然乘虚入侵，京军出征后又来驻扎，臣恐怕粮饷接济不上，没有克敌的资粮；储蓄不足，也不是驻兵的办法。万一控制防御失当，三军失望，抚慰安排又失策，边地人心离散，以无法制胜的军队怀着无所作为的意志，意外祸患怎能不预先防备？此前虽然曾发银十万两或二十万两，也不过是弥补漏洞，没有看到大力振兴衰败的效果。如今的计策，最应当赶紧处理宣府、大同的资粮，专门用来充实军仓，并稍微救济边地百姓。昨天，提督军务、刑部右侍郎臧凤上奏请求调运漕粮数十万石来救济军饷，可以说是老成而深谋远虑，知道先办什么。臣愚昧，想请求陛下特别命廷臣再加议论，把通仓应储的漕粮，无论已经储存在仓中还是正在水运途中，拨发三四十万石；每石另加出关脚价米若干，责令侍郎臧凤设法调度运输出关。关内所需的人力、车脚，也必须周密筹划，不要造成骚动。仍命臧凤不必等待警报，先领取敕令前去专门筹划粮料，赈济救活疲敝百姓，同时在那里选阅边地士卒，振作军威。所运的米粮不必全部运到宣府，应分储在怀来、保安等城，以便附近官军轮班支取；大同距离关口较远，应当分储在两镇交界的要害城堡，以备主客兵马就近关支。还应令塞外缺粮的流亡者挑担运输，供给脚米，根据时势缓急酌情略加赈济，使军民都能得到很大的实际利益，挽救百万生灵的性命。收拢三军离散的人心，对外可以防备敌患，对内可以稳固军心，这正是今天应当留意的事情。伏望陛下忧念边防事务，俯察臣的愚诚，边疆幸甚，百姓幸甚。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大礼议》【嘉靖元年】毛澄 臣恭敬考察，汉成帝曾立定陶王为皇太子，又立楚孝王的孙子景为定陶王，奉祀共王的宗庙。共王就是皇太子的生身父亲。当时大司空师丹认为恩义已经完备，直到今天陛下入继大统，也应当依照定陶王的旧例，让益王的第二子、崇仁王厚炫承继兴王之后，袭承兴王的爵位，主持祭祀之事。又考察宋代濮安王的儿子入继仁宗宗统，这就是英宗。司马光认为濮王应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称名。范镇也说，陛下既以仁宗为父，如果再以濮王为父亲，在义理上不恰当，于是建立濮王园庙，以宗朴为濮国公，奉祀濮王。程颐说：“做别人的后嗣，就应称所承继的人为父母，称生身父母为伯叔父母，这是人类的大伦。然而生身父母的亲情至高至大，应当另立特殊称号，称为‘皇伯父某国大王’，这样正统已经明确，生身父母也得到极为尊崇。”如今兴献王对于孝宗是弟弟，对于陛下是生身父亲，与濮安懿王的事情正相同。陛下应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凡祭告兴献王以及向王妃上笺，都自称“侄皇帝某”，这样正统与私人亲属的恩义礼制都能兼顾，可以成为万世法则。议论上奏后，皇帝发怒说：“父母难道可以这样更改吗？”命令重新议论。《大礼议》【嘉靖元年】汪俊

译臣谨遵祖训，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说的是同胞兄弟。如今陛下是武宗的亲弟弟，理当以孝宗为父，这已经很明确了。谁说这样就会做别人的后嗣而毁灭武宗的正统呢？《仪礼》传说：“做谁的后嗣？做大宗的后嗣。”汉宣帝从民间起身，仍然承继孝昭帝；光武帝中兴，仍然以孝元帝为父。魏明帝诏书说：“后嗣没有儿子，就选择支子来承继宗族。”谁说入继的君主与做别人后嗣的人不同呢？宋代范纯仁说：“英宗亲自奉诏成为仁宗之子，与入继不同。”这是说恩义尤其深厚，更应当不顾念私亲，并不是说生前被立为儿子才叫做人后，死后入继就不叫做人后。张璁说：孝宗既然已经有武宗作为儿子，怎么能再为他立后？臣等认为，陛下是在武宗之后向上尊奉孝宗为父，并不是替孝宗另立后嗣。他又说：武宗把天下神器完整地传给陛下，怎么忍心不继承他的正统？臣等认为，陛下既然称武宗为皇兄，难道一定要改称孝宗为皇伯，才算继承武宗的正统吗？他又说：礼官所坚持的不过是前代宋朝濮王议论。臣等愚昧所坚持的，确实不超出这一范围。宋代程颐的议论说：“虽然应当专心维护正统，怎么能完全断绝私人恩情呢？” 所以，所承继的君主以大义为主，生身父母则存于至真感情之中。至于名称和统绪所关涉的事情，如果没有区别，就会扰乱人伦大纲。”这句话大概正是为今天的事情说的。臣谨把各份章奏汇集起来，只有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浃与张璁的议论相同；其他八十多份奏疏、二百五十多人，全都与臣等的议论相同。议论上奏后，诏书留在宫中，没有发出。《辞封爵乞普恩赏疏》【嘉靖元年】王守仁“ 臣谨慎上奏：臣私下想到，臣本来平庸，在正德初年因狂妄之言获罪，却随即得到收录，屡次升迁到清要显贵的职位，错误地承当了军旅重任，又冒昧接受巡抚之职。后来宁藩开始叛乱，臣当时恰好遭逢祸乱锋芒，按义理本应以死赴难，便不顾力量强弱，与叛军牵制交战，幸赖朝廷威灵，才侥幸没有覆败。后来谗言纷纷而起，臣几乎陷入不可测的祸患，心中实情还来不及自行申明，幸而上天启佑圣明，陛下登临大统，把臣从覆盆之下救出，使真相如日月般昭明；陛下又深加怜悯慰劳，下诏体恤臣思念父母如乌鸟反哺之情，使臣得以回乡省亲，推行大孝之仁，优厚地加以存问，破格授予南京留守本兵之任。臣恳切上疏辞免，陛下慰谕反而更加殷勤。从前的名臣贤辅，很少有能得到君主如此对待的，何况臣卑微浅陋、才能低劣，怎么承受得起呢？如今又加给臣崇高的封爵，臣害怕功劳微薄而赏赐太重，没有实际功劳却冒受其名，担心祸败将要临头。君主即使对轻微的皱眉或微笑，也不肯虚加于不正当的人，何况封爵这样的重赏呢？臣子侍奉君主，应当先办事而后享受俸禄；俸禄尚且不敢苟取，何况封爵呢？臣之所以不敢接受爵位，有四条理由，不敢不为陛下陈明实情：宁藩谋反，已经酝酿十多年，蓄势待机而发，却不到一月便失败，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这是上天的意旨：厌弃乱世而希望天下得到治理，将要开启陛下的圣明，以成就中兴太平的事业，所以使宁藩的阴谋受挫、夺去他的胆魄，这本来就是上天所为。臣若把它冒认到自己身上，就是窃取上天的功劳，这是臣不敢受爵的第一条理由。宁藩尚未叛乱以前，朝廷其实已经暗中察觉了他的阴谋，所以改任臣为提督，授予臣临机处置的权力，使臣据守上游以控制其势；因此臣虽仓促遭遇变乱，仍能便宜调兵与其作战。当时在帷幄中谋划的臣子，有大学士杨廷和等；在有关部门负责调度的臣子，有尚书王琼等。这些人都有事先防备、抵御变乱的谋略，正是所谓发纵指示之功。如今这些臣子还没有得到公开褒奖，唯独臣冒领重赏，这是掩盖他人的善功，所以臣不敢受爵的第二条理由。变乱刚开始时，叛军气势嚣张，人心疑惧、退缩、沮丧。当时首先率领义军的，除伍文定、邢珣、徐琏、戴德孺等人外，还有知府陈槐、曾璵、胡尧元等，知县刘源清、马津、傅南乔、李美、李楫，以及杨材、王冕、顾佖、刘守绪、王轼等人；乡官中有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御史张鳌山、伍希儒、谢源等诸位臣子，这里不能全部列举。这些人中，有的冲锋陷阵，有的拦截邀击、设伏攻击，有的参与谋划议论，有的负责监督记录和办理事务。虽然他们平日的品行有清正和污浊、高下之别，但单就这件事来说，他们都有捐躯效死的忠诚和竭力勤王的功绩，正所谓功劳相同、荣辱一体。如今按功劳应当得到赏赐的人，固然已经有人得到奖赏，但还有许多付出而未获酬报的人。他们部下的士卒，如听选官雷济、已故义官萧禹、致仕县丞龙光、指挥高睿、千户王佐等，有的假造军中文书，扰乱进退，破坏战机；有的伪造书信施行反间，离间其心腹，涣散其党羽。他们暗中谋划的秘计，有些是诸将士所不知道的；他们所经历的辛劳艰难，也有些是各部领官从未经历过的。臣在防奏本中，已经不敢琐细烦扰陛下。如今听说记功文册又被重新编造，删削了许多内容。其余人员，有的力战死于刀箭，有的冒险死于沟渠；至于出力效能的人，更是不能一一列举。这些都是当时响应号召的人，臣在颠沛仓促、纷乱奔走之际，如今已经有许多记不起姓名和籍贯。又有举人冀元亨，为臣劝说宁王朱宸濠，反被奸党构陷，最终死在狱中。

译他因忠诚而遭祸，替贼人承担了仇恨，含冤抱恨，实在是由于臣所致。即使削尽臣的官职，把这些罪责报在冀元亨身上，也不能赎偿这份痛苦；这尤其令人痛心惨目，是臣在幽冥之中也无法摆脱的负疚。倡导义举、调动军队，虽然起于臣，但仍有事先谋划者为之指示安排；要齐心协力取得成功，则必定依赖众人，所以不是臣一人能够独力完成的。如今各位将士的赏赐，仍有许多不称其功，而臣却独自冒受重爵，这是窃取部下的才能。所以臣不敢受爵的第三条理由是：臣世代蒙受国恩，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臣错误地承当提督重任，暂代军务，只求勉强避免军务空缺。何况后来又破格升任本兵，已经是冒受超过本分的恩典；而臣近年以来忧患疾病相继而来，精神昏昧、意志涣散，眼花耳聋，再也不能为世所用。加上亲人病情危急，生命只在朝夕之间；臣又不衡量德行和本分，不知道满足止步，反而冒昧贪求进取，占据不属于自己的职位，这是忘记自身耻辱。所以臣不敢受爵的第四条理由是：祸患没有比窃取上天功劳更大的，罪过没有比掩盖他人善功更重的，恶行没有比窃取部下才能更深的，耻辱没有比忘记自身羞耻更严重的。这四项一旦具备，祸患就会全部到来。因此臣不敢接受爵位，并不是用来推辞荣宠，只是为了躲避祸患罢了。伏望陛下鉴察臣的言辞出于诚恳，收回已经作出的成命，允许臣以现任官职终老并奉养亲人，使臣在山林之下苟全余生。请把原本滥加给臣的赏赐，普遍施给众人，以彰明赏罚的法典，彰显各类功劳，慰藉赏罚不均的愿望，激励后来效忠赴义的臣子。臣即使死了也不朽了！臣承受恩典、感激不尽，恳切愿望至极。奏疏呈入后，得到圣旨：卿倡导义举、督率军队，剿除大患，特意加封爵位，以彰显公义。应当勉力承受恩命，所辞不准。有关部门知道。《慎刑狱疏》【嘉靖元年】韩邦奇 臣谨慎上奏，为慎重审理刑狱，以光大新政。臣听说，刑罚是君主治理天下的重大防线，也是天下治理或混乱所系之处。《尚书》称颂尧舜的治理达到四方风气随之改变，最终都归功于皋陶掌管刑法的功劳。因此，刑罚是君主应当特别重视、谨慎对待而不可忽视的事情。国家遵循古代制度制定刑法，内地由三司总理，地方由提刑按察司总理。后来又特派监察御史审录、都御史巡抚，并且把纠察之责交给他们，法制已经十分详尽完备。至于设置锦衣卫，本来是为了处理隐匿的罪行和极恶之人，或在天子一时震怒时特别派遣办理，并不是作为常规制度使用的。然而这一制度被历代圣君相承沿用，只在京畿以内实行。正德二年以来，权奸相继掌权，借此报复私仇、中伤善类、张扬淫威，胁迫天下；官校纷纷出动，所到之处如豺狼猛虎，家破人亡的事接连不断，天下汹汹，几乎导致大乱。假如不是圣明君主继世中兴，革除弊端而使之归正，天下局势就难以预料了。近来圣母车驾经过山东高唐州，同知金波供应稍有缺失，陛下便下诏命锦衣卫官校把他押到京师，天下震惊疑惑，都说圣明在上，竟然又有这种事情。金波不过是一个小官，哪里值得惊动天下人的耳目？但锦衣卫官校出京拿人，本来就是天下舆论所关注的事情。伏望陛下特意宽宥金波的罪过；今后外地府、州、县官员犯罪，交给按察司办理；三司官员犯罪，交给抚按官办理；抚按官犯罪，交给三法司办理。这样内外相承，体统不乱，罪行都经过核实，谁还能逃避刑罚呢？臣作为外地官员，竟敢以这些话玷污圣听，罪过实在难以逃脱。但臣是山东方面官，高唐州隶属于山东，金波也是山东所属官员；陛下派锦衣卫官校拿人，又是从臣所在的山东开始，所以臣才敢冒昧发表愚见，献上微薄意见，惟愿圣明裁择。奏疏呈入后，交都察院复核题奏。《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八 《举大礼以成大孝疏》【嘉靖元年】林俊 臣认为，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随即封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以奉祀共王；宋英宗以濮安懿王的长子身份承继帝位，仁宗便立濮安懿王的次子宗懿，来主持濮王的祭祀。陛下从亲王藩府中光明正大地入继大统，尊崇大礼已经全部举行。唯独兴献帝之后继无人主持祭祀，长久空缺，这是尤其不可延缓的礼事。应当依照先朝旧例，选择兴献帝亲弟的儿子中按伦序应当立为继承人的一人，袭封兴王，承继兴献帝之后主持祭祀。这样名分正当、内心安定，情理兼顾，对本生父母的报答也就完全尽到了。之所以拖延很久尚未决定，或许有人说要等太子星辉祥瑞、子孙繁衍兴盛之后，再分封一人为兴国之后。臣认为不是这样。陛下的儿子，按辈分就是兴献帝的孙辈。以孙子承继祖父，就会把祖父当作父亲，名分和事实都会混乱，这是不合礼的。又有人说，应当封亲王的次子为王，暂时主持兴献帝的祭祀，等皇子稍微长大，再袭封真正的亲王，主持日常祭祀；暂时主持祭祀的王另行封到大国。臣又认为不是这样。按照礼制，给别人承继宗祧的人就成为其子；既然主持他的祭祀，就已经是其后嗣，不容许再更换。况且陛下大婚尚未举行，储君人选还要等待，兴献帝的祭祀难道能够容忍一天没有主持的人吗？即使每年按时派遣官员络绎往来道路，也只是天子命令举行祭祀，而不是祭祀的主人。若概以为后嗣的说法来对待，那么祭祀者的精诚未必能够感通，幽冥中的神灵也未必顾念而享用祭品；这不只是失去礼制的正当性，也无法体察鬼神的情状。又有人说，亲王也有不立后嗣的情况，长子没有继承，便由次子继承；伯父没有后代，就由侄子继承，这通常都作为常例。濮王宗懿的册立，是由次子继承；共王刘景的册立，是由侄子继承。兴献帝蒙受圣明而生，入继大宗，却不能世代享有小宗的祭祀；若在的神灵，恐怕会感到不安。又有人说，安陆是龙兴之地，可能有形迹相似的嫌疑。臣又认为不是这样。过去周文王、周武王凭借厚德使国运长久，丰沛是汉高祖的发祥地，却从未听说那里又出现一个汉高祖。难道要被这种毫无意义的浅见迷惑，废弃必当举行的大礼，断绝本生父亲的祭祀吗？难道这是陛下愿意做的吗？又有人说，兴献帝封国已久，土地赋税超过其他藩国。臣认为这只是民间鄙俗的议论。天子以天下为家，不应过分为自己封殖财产。王府每年的俸禄已有定数，土地田产也只应按十分为率，留下其中二成，将八成分割出来，供给没有田地的百姓。这样既能亲爱亲族，又能仁爱百姓，两者同时实行，并不违背礼义，这就是尧舜的仁政，没有比这更优先的道路了。臣担心议论此事的人意见互相不同，有的拖延而错失时机，有的夹杂不合礼义的做法，有的贪图利益而损害大义，所以不避烦琐、冒犯圣听，恳切地陈说这些意见。奏疏呈入后，得到圣旨：交礼部知道。《请亲大臣疏》【嘉靖元年】林俊 臣听说，虞、夏时代君臣相互告诫，商、周以来也依靠辅弼之臣，因此有称臣下为邻辅、股肱耳目、舟楫鱼水的比喻。上下共同修治政事，方向就会端正；心术纯正，法令公允，人心喜悦，都是有缘由的。太祖天未亮就临朝，午后才回宫，设置宋濂、刘基、章溢等人的礼贤馆，和胡翰、许元等人在省中会食，赐坐从容询问治国之道，讲论经史。当时外臣也常被召见，讨论政事，询问民间疾苦。太宗每次奏事完毕，都让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承受顾问，商议机密，直到漏刻十五刻才退下。仁宗赐给杨士奇等以及蹇义、夏原吉《绳愆纠缪》等图书，命他们同心辅佐，彼此竭诚相待；如果有意见没有被采纳，就具本连同图书秘密进呈。仁宗想到苏州、杭州民力艰难，便把供用服色的织造减半。宣宗常召儒臣宴见，从容询问，说：“有君主固然可贵，有臣子也同样重要；即使尧舜没有禹、皋陶，难道能够独自治理天下吗？”宣宗又喜爱唐太宗善于接受劝谏，说：“做君主的应当以唐太宗为榜样。”英宗亲自裁决章奏，厌恶左右近臣参与机密谈话，李贤坚决阻止。李贤说：“从前在独处裁决时，勋戚请求恩赐膏腴土地，陛下坚持不答应；有家人私自盖店房，陛下命令依法置办，还毁掉了那座房屋。” 李贤说：“这真可以称得上是王者无私。”宪宗初年，常与李贤、彭时等议论政事和礼制，所以能够弘大至道、扩展皇帝的事业。中间虽然偶尔受贵近之人迷惑而有后悔，但瑕疵不能掩盖美德。孝宗诛斥奸邪谄佞，振兴旧有典章，恢复午朝，确定每日讲学的日期，开设经筵，时常召刘健、李东阳、谢迁、刘大夏、戴珊等人讨论义理政道，革除传奉官，裁减冗余俸食。当时的政治，和虞、夏相比也同样兴盛。自古以来，君主没有不因亲近君子而使国家得到治理、因亲近小人而使国家混乱的。正德年间，群奸煽动鼓吹，破坏纲纪、扰乱常法，使士气沮丧、民财枯竭，人心已经离散，天命几乎丧失。幸而圣明神武的陛下入继大统，一道诏令便革除弊端，朝廷内外欢腾，收回已经离散的人心，挽回几乎失去的天命。然而短短几个月之间，天意和人意似乎又稍有不同。

译传记说：“做君主很难。” 陛下不要以为善始容易，更应当考虑善终的艰难。亲近君子、远离小人的道理是对的。如今正直之人充满朝廷，陛下若倾心接见他们，更加注意采纳意见，那么邪念就会消除，浮躁之心就会平息，骄气就会平和；发布政令就会公正，命令就会取信于人，思虑祸患就会深远，学习也会勤勉。所存之心和所做之事，都会合乎中正至当的道理。君子正道所寄托的就是这些。亲近得多，功效就大；亲近得少，功效就小；不亲近，就不会有功效。小人一旦乘隙侵蚀国家、祸害百姓，前代的鉴戒并不遥远。听说近来经筵很少开讲，召见群臣也很少，甚至大臣也很少被召见。陛下所托付心腹、共同成就嘉靖之治的人，究竟是谁？恐怕陛下偶尔也没有认真思考。况且太仓的储蓄，全被无名目的冗余俸食耗尽；百姓的积蓄，全被没有名目的征敛搜刮殆尽。而刘瑾、钱宁、江彬、张锐、张雄等人的财富，反而是国家的数倍。他们华美厅堂的规模，以房间计算有数千数百间；神宫的费用，以白银计算有数十万两。新诏所革除的，正是坏到极点而不得不革除的事情。臣又认为，移风易俗，首先要靠教化，君主倡导，臣下响应。汉文帝亲自穿黑色粗绸衣服，说要以朴素质朴为天下先；毛玠任吏部官员时，以清廉节俭率领士人，穿破旧衣服、吃粗劣食物，以廉洁自我勉励。上面的官吏清廉，下面的风俗就会受到教化。如今崇尚奢侈的习俗，不只是贵近之人如此，从朝廷到士绅、百姓，也颇为崇尚。奢侈成风，公私财力都将耗尽，革除弊俗没有比这更应优先的了。朝廷是天下的表率，陛下应当亲自带头，以树立教化的根本；士绅百姓所仰望的是朝廷，士大夫应当首先奉行，以树立教化的基础。这样下层看到上层便受到感化，淳朴厚重的风气不变，奢靡的习俗全部革除。正所谓朝廷端正，百官端正，万民端正，天下就得到治理。奏疏呈入后，得到圣旨：览读奏疏，完全看到了卿忠诚爱国的深意。有关衙门知道。《请勤学疏》【嘉靖元年】林俊 臣认为，学习能够使人不断明德发光；每天更新自己，就会每天进步，不每天更新自己，就会每天退步，所以说，最忌止步不前，最大的弊病是自满。君子应有永不自满的功夫。大禹珍惜每一寸光阴，傅说告诫高宗要始终遵守学习的常道；君主亲自学习、臣下讨论学习，大体都应如此。唐太宗延请文学之士，轮流值宿，讨论典籍，直到半夜才就寝。宋太宗年老仍喜爱读书，宋仁宗在迩英殿讲读从未稍有废止，这些都是前代故事。太祖有观心亭、礼贤馆，在两廊悬挂《大学衍义》，在座位右侧悬挂《洪范》，早晚都省察阅览。太宗临朝之余，常到便殿阅读书史，召儒臣讲论。仁宗专心于文事，留意读书。宣宗对杨士奇等说：“朕无论寒暑都不停止读书。”杨士奇回答：“皇帝能够勤于学习问政，宗庙社稷和百姓就有依靠。”英宗时，杨荣等建议开设经筵，英宗下敕勉励晓谕说：“朕即位以来，早晚不得安闲，长久思考治理之道，必须学习才能明白。”命翰林儒臣分班值宿侍讲。宪宗、孝宗都遵循实行而没有改变，国家历代圣君勤学的故事近在眼前。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于学习。” 陛下正处在立志学习的年龄，怎么可以停止呢？况且在经筵听讲并不算劳累，在文华殿清静宴坐也不算炎热；清晨尚未与外物接触，人的气息清明，善念容易萌发，正直的言论容易进入内心，这又是增进学问的良机。天下治理得好还是不好，在于君主圣明还是不圣明；君主圣明还是不圣明，在于君主学习还是不学习。太祖曾说：“君主的一念一心，是治理教化的根本；内心没有尧舜之心，却想施行尧舜之政，决不可能得到尧舜之治。”陛下天资聪颖异常，圣性精纯，如果在此时每天亲近儒臣，讲求古代圣王治国的大经大本，用来开发聪明、成就德性，使精神有所统摄，意念有所防范，那么建立治道就有根本，推行治道就有实效；存心和思虑有所遵循，面对百姓、发布政令就有所依据和守持。这就叫作具有尧舜之心，既有尧舜之心，便会有尧舜之政，百姓就不必担心不能蒙受尧舜的恩泽。奏疏呈入后，得到圣旨：经筵日讲，是朝廷的急务。览读奏疏，完全知道卿忠诚爱国的深意。有关衙门知道。《节财用疏》【嘉靖元年】林俊 臣私下认为，财货就像雨水，天地之间只有这么多。我国历代相承节俭，天下休养生息一百四十年；武宗承接这一局面，本来正是富足丰裕的时期。然而窃取国柄的人却把财物全部取来滥用，国库空虚，天下财力耗竭。陛下继承这样的局面，正处在弊病积重、国力困乏的时代。虽然陛下天性恭谨节俭，足以为天下表率，但长期形成的积习和流俗，还没有完全改变。如今四方边境多事，水旱灾害的报告每天都能听到，军队所需日益紧急，百姓贫困，已经无处征敛；能够依靠来应付这些需要的，只有内库的余财。然而私下计算，所储蓄的不过是三边几个月的军饷，而嗷嗷待哺的百姓，尚且没有足够的财物来供给。况且每年供给的费用，是从前的几十倍，难道能不考虑今后如何维持吗？如今大婚已有日期，六礼仪式本来有不可更改之处。但按照先朝旧例，内外赏赐犒劳的费用尤其多；如果在这个时候一项项强行举办，就是所谓财力困窘却举行奢侈典礼，实在不可行。礼仪完备就可以了，物品可以节省，赏赐尤其可以节省。从前汉文帝穿粗绸衣服、穿皮革鞋，后宫不借用珍奇装饰，以显示自己以朴素质朴为天下先。臣愿陛下竭力仿效，使远近所见所闻都知道朝廷提倡节俭、抑制奢侈，重视礼义、轻视财物；这样从王公到士人百姓、从京畿到荒远边疆，浮华奢靡的风气就会一起改变，民生富足厚实，国家财用充裕，和谐之气也会到来。奏疏呈入后，得到圣旨：览读奏疏，完全看到了卿忠诚爱国的深意。朝廷自有处置。有关衙门知道。《议礼疏》【嘉靖元年】

译臣认为，上天幸而深厚地降生圣明神武之主，使陛下成为天地、人物和纲常的主宰；不用动用一兵，宗庙社稷便安定下来，特意颁布诏书，朝廷内外传诵，都说太祖开创基业与陛下革除弊政，前后都很完美，德行相配、功劳相同。近来所听到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我想是议礼还没有定论，好事之徒便妄自臆测，流言实在可怕。臣听说宪宗即位初年，群臣议论上尊号，近侍有人迎合说慈懿皇太后长期患病，只应推尊皇帝亲生母亲，传授圣慈仁寿太皇太后的尊号。宪宗表示疑问，大学士李贤、彭时不同意，说：“朝廷之所以使天下臣服，只在于端正纲常；这样做损害圣德太多了。”于是议定一并尊为皇太后。幸赖宪宗委婉劝谕，圣慈仁寿太皇太后才听从。等到慈懿皇太后升遐，又有人迎合，另行选择安葬地点。彭时说：“梓宫应当合葬裕陵，神主应当附祭太庙。”礼部尚书姚夔等人也按先前议论上奏。宪宗到文华殿后殿召问彭时，彭时回答：“只应当依照正礼。”皇帝说：“朕难道不知道依照正礼好，只是这对圣母有所妨碍。”彭时说：“皇上以孝敬侍奉两宫，将梓宫合葬，才是保全圣孝的办法。” 刘定之说：“孝子应当遵从义理，而不是一味遵从命令；即使圣母有话，也不能听从。”于是具本请求进一步劝说圣母，以完成大事。百官于是伏在文华殿，号哭声传到宫内。传旨命他们退下，众人都说：“没有得到命令，不敢退下。”不久得到圣旨：慈懿皇太后合葬陵墓并附祭太庙，本来就是朕一向的心愿，只是圣母没有允许，朕心中不安；朕再三依据礼制祈请，圣慈仁寿太皇太后终于答应，就依照前面的议论施行。众人于是高呼万岁，都说宪宗对两宫的孝心深厚，所以能够委曲成全这两件大事，对内没有失去亲亲之恩，对外没有失去礼制。彭时、姚夔都把这件事记在文集中，外间相传，认为是盛大美事。臣私下观察今日的礼制，似乎还不纯正。陛下圣德无过错，接受善言又十分勇决，怎么会容许有不纯正的事情呢？孔子说：“观察一个人的过错，就能知道他的仁心。”陛下的感情过于深厚，大礼没有协调，是因为过于尽孝的缘故。礼制有不可更改之处，人的感情也有不得已之处。子女对于父母，服丧三年，不分贵贱都是一样；儿子为别人承继宗祧，就要把丧服转移到所继父母身上，对生身父母降为服丧一年；女子出嫁后，丧服转移到所依从的夫家父母身上，对生身父母也降为服丧一年。至于承继者所获得的追赠封号，全部尊崇所继父母，而不涉及生身父母，难道是冷漠无情、忘记亲情吗？这是礼制所规定的。对于生身父母的感情，只能通过勤勉地问候、供应财物来表达，并且与对伯叔父母的待遇有所区别而已。因此司马光说，秦汉以来，从旁支进入而承继大统的人，有的推尊生身父母为帝、为后，都受到当时人的讥刺，给后世留下笑柄。陛下是德行纯正的君主，怎么忍心沿袭这种做法？臣等又怎么忍心让陛下沿袭这种做法？爱护子女没有超过父母的，圣母难道又忍心让陛下沿袭这种做法吗？况且新诏所裁革的，都是深奸巨猾之人所希望利用的事情；他们只想侥幸找到可以指责的空隙，对外借此作为口实，对内任意勾连，以损害正道，这绝不是小事。其中一定有不懂礼制的臣子在其中迎合，却不知道朝廷群臣都认为不可违背正礼，只有一两个臣子认为可以屈从私情。圣人用礼制治理感情，辅臣和礼官所持的意见十分正当，与从前宪宗时的臣子没有不同。陛下孝心真诚纯厚，一定能够劝成大礼，与从前宪宗请求的情况没有不同。圣母慈爱纯厚，一定能够答应成全大礼，与从前圣慈仁寿太皇太后应允的情况没有不同。礼制如果尚未举行，本来不难改从正礼；礼制如果已经举行，也并非不能更改。孝心感召慈爱，慈爱成全孝心，孝心成全礼制，然后上下关系就会明白而有秩序，纲常端正，祖宗安宁，人心喜悦。

译传语说：“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又说：“一次羞惭而不肯忍受改正，难道要终身羞惭吗？” 礼，是天下和后世共同认可的公论。礼制若不自行端正，后人也会替它端正。宪宗侍奉两位太后都尽到了孝道，但在议定尊号和附葬之事上，最终没有苟且顺从，没有违背大伦、失去正礼，这就是自己端正礼制。鲁文公把僖公的神位升置在闵公之上，《春秋》讥刺他把非正当的祭祀置于高位，后来终于在定公时予以纠正，这就是后人加以端正。臣坚决请求辞官，陛下却下谕责备臣，命臣辅佐完成新政。政治没有比礼更大的，礼一旦失当，政治也就不是古代圣王的政治了。奏疏呈入后，得到圣旨：有关衙门知道。《谨天戒以修人事疏》【嘉靖元年】孙懋 臣私下听说，天与人之间的感应如同回声；人事在下方有失误，天上的灾变便会出现，这是常理。恭敬地想到，陛下即位以来勤勉图治，任用辅相，广开言路，斥退远离奸邪谄佞，提拔进用忠良，圣明的政事日益更新，美好的声誉传遍四方。臣没有看见人事方面有什么缺失。如今听说五月初一日，雷电击中了奉天门的吻兽和日精门，这是上天发出的赫赫警戒，为什么会这样呢？臣已经听明白其中缘由了。人事有失而天变随即应验，本来是上天仁爱之心；人事得当而仍然出现异常，更是天心仁爱到了极点。况且天子的地位艰难，一念不谨慎，或许会给四海带来忧患；一天不谨慎，或许会造成千百年的祸患。上天用来警醒震动陛下，恐怕不能说没有用意。臣身居其位却毫无补益，实在忧惧不安，谨将听闻中应当修治的人事七项，恭敬地呈请陛下阅览。第一，端定圣明的志向。臣听说，君主志向坚定，天下的治理就能成功。臣仰见朝廷今天的政事已经大体确定，所担心的是奸人可能乘机妄议，使圣心疑惑，那么将来的事情就难以预料。《尚书》称舜“面对烈风雷雨也不迷惑”。伏望陛下体察上天仁爱之心，效法帝王克制过失的德行。圣明的志向一旦确定，就应坚定不疑；不要把所谓调停的言论当作正确，不要相信仓促更张的做法，也不要开始时锐意进取、最后却懈怠。这样，唐尧虞舜的太平之治就可以在今天实现。第二，保养圣体。臣听说，君主所爱护的没有比自身更重要，臣下所关心的也没有比君主的身体更重要。恭敬地想到，陛下近来从亲王藩府入继大统，上有祖宗神灵和圣明母后的护佑，下有内外臣民众人的拥护辅戴，已经竭尽一切力量。但臣区区如蚂蚁般的诚心，私下认为陛下正当青春盛年，圣体还没有完全充盛；凡是起居饮食的时宜、睡眠和劳逸的节度，无论大小曲折，都应充分考虑、周密安排；至于左右前后的任用，更必须选得其人。《诗经》说“保佑王躬”，伏望圣明留意。第三，使诏令取信于人。臣听说，诏令能够通行天下，靠的是信用；诏令如果不可信，君主的权力就会废弛。恭敬地想到，陛下改元大赦，革除旧弊、开创新政，救治天下深沉固结的弊病，为百姓谋求长久太平。各地听闻后，欢欣鼓舞，胜过获得新生。即使汉代史书所说山东百姓传听诏书，年老、羸弱、残疾的人扶杖前往，也没有超过如今的情形。《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只应执行，不应反复。” 伏乞陛下坚持更新政治、发布宽赦的诏令，更加怀抱长远谋划，坚定不移地执行，务必切实推行；以保持信用来保全民生，这实在是天下最迫切的愿望。第四，明确赏罚。臣恭读《祖训》说：凡审理诉讼，必须明察；不明察，刑罚就会失当，使罪责加在善良之人身上，久而久之上天必定震怒。又说：凡奖赏功劳，必须适当；不适当，人心就会不服，久而久之祸患必定发生。臣查考江西宁王朱宸濠之变，虽然已经讨平一段时间，但忠义之臣的功勋尚未酬报，结党作恶之人的罪行尚未定断，似乎还在等待什么，不能不请陛下留意。臣听说，功劳有高下，也有虚实；如今想要使赏赐与功劳相当，应当把随征各官交上的文册全部发下来，再命先后负责记功的官员查明后上奏；冒领功劳的人一定黜退，这样赏赐才不会僭越，人人都会以此为喜。罪行有轻重，也有真假；如今想要使处罚与罪行相当，应当取得现已捕获各犯的供词和犯罪情由，不拘泥于已经形成的案件结论，仍让司法官员及会审官员再三审查；蒙受冤屈的人一定宽宥，这样刑罚才不会滥用，人人都会因此敬畏。第五，斥退奸臣。臣恭读《祖训》说：历代多因姑息迁就，导致奸人欺惑；在尚未识破他们的时候，往往一概任用，既然已经知道他们奸邪，罢退他们又有什么困难呢？千万不要姑息迁就。臣查考，太监萧敬多年来与宁王朱宸濠往来，太监张永已经查明有关书信底簿，列出有名的罪犯上奏；先帝曾命萧敬在外宅闲住，近来忽然听说司礼监太监赖义传奉圣旨：外宅闲住的太监萧敬，命本监掌印，照旧办事。这道命令一下，朝廷内外都惊疑不安，它对新政的影响不是小事。诚然，宫廷和外廷本来是一体，不应有不同。如今如果起用萧敬一人，那么同样涉案的其他人将如何处置？结交的罪情重大，不应轻易放纵。如今如果对过去的罪行不加惩处，又将怎样向将来示警？况且萧敬自负此前罪过，厚着脸皮供职，也无法得到同僚的敬重，更不能施展作为。伏乞陛下仰承《祖训》，早日作出圣断；即使不加罪，也仍命令他退居闲住，以解除朝廷内外的疑惑，彰明公平清明的政治。第六，严肃宫禁。近来听说，御史张翰奉敕押解督办大工程，一天从内官监出来时，忽然看见内使等人约有三五百人，有的拿着棍棒、砖石围住张翰并向他撒土；当日值守的守卫官军和旗校明明看见他们行凶，却不加防止。臣听说后不禁惊愕，竟然也不明白其中原因。然而在皇城禁密之地，竟敢如此放肆凶悍，那么他们在外面无所忌惮的情形，也就可以知道了。

译臣仰望天威震怒，相信陛下一定会用重法处置他们。臣私下认为，坏事的苗头不能滋长，事情应当预先防范。伏乞陛下在宫内立即敕令各监局掌印官，分别严格约束所管人员，让他们各自在本衙门专心办理本职事务，不许擅自从各门、各路口出来聚众作恶；违犯者，允许守卫当值官员和旗校当即捕获，并把主管官员一并参奏治罪。京城内外，也立即敕令锦衣卫、巡城御史、兵马司官员，严格督促官校、弓兵、火甲，在各自分管的地方不分昼夜用心巡逻。凡有上述生事之人，允许立即拿送法司，从重审问治罪；违犯巡防规定的人，也要追究相应罪责。第七，慎重边防。臣听说，防御戎敌的关键以守备为上，筹备边防的要务以兵粮为先；然而粮食充足，士兵才会强健，所以粮食又在兵力之前。假如边饷缺乏、军士困惫，一旦烽火报警，靠什么驱使他们应敌？况且此前宣府报告说，从敌方逃回的男女供称，敌众扶立小王子，并与乌梁海等讲和；又侦察得知塞外军队下营，距边塞四十多里。他们的意图大概不是寻常侵掠可比。幸而遇到圣明君主登极，威灵远震，敌人的狂妄图谋虽然已经大受挫折，但也不可忘记防备。伏乞陛下忧念边防的重要，特意采纳廷臣的请求，早日把各案抄没的银两分给各边，以缓解紧急困难；仍敕令各有关镇的巡抚、总兵等官，务必严格整饬将士，保卫巩固边疆，以符合陛下对内修治、对外攘除的意旨。奏疏呈入后，皇帝没有采纳。《止殷通等乞升职世袭疏》【嘉靖元年】张原 臣恭敬地看见，兴府旗军中的军校、校尉、军人等防役殷通一千三百多人，都是因为跟随陛下入继大统的缘故，蒙受恩典，填名注入锦衣卫领取粮饷、服役，并各自获得银两赏赐。他们却不知道满足，又援引乔成的先例，联名具奏，再请求升官并世袭。近来给事中安磐上奏论劾，奉圣旨命有关部门知道。臣仰察圣意，似乎并不是陛下本来不想给他们，所以才再次冒死进言。臣认为，世代享有俸禄是用来待遇有功之人的；如果没有军功，就不容易得到这样的待遇。祖宗把爵位赏赐悬定下来，作为磨砺、激励天下臣民的重要工具，立法极其严格而重大。边疆将士冒着刀箭，历经艰难困苦，经历万死才得到一生，幸而擒获敌方首领，然后把功劳上报幕府，再由台、部反复核验，往往经过一两年甚至两三年，也只能增加一级官秩。如今殷通等没有任何驰骋战场的劳苦和微小功劳，只因一时际遇，反而想得到世袭官职，把自己列入军功人员之中。臣担心边疆将士听见这件事会丧失斗志，一定会说：我们捐弃生命来求取官职，尚且不一定能够得到；他们只是伸手侥幸就能得到，这说明朝廷看待我们的性命，还不如看待官秩重要。陛下将用什么来对待边疆有功将士呢？又将用什么来激励边疆有功将士呢？官职达到世袭，可以说已经是最高待遇；人数达到一千三百多人，可以说已经很多了。陛下曾经裁减冗员、革除冒领功劳的弊端，如今却无缘无故升用一千三百多人，这种冒滥会达到什么程度呢？陛下亲自推行这件事，才没有多久，竟然又亲自背弃原来的原则，失去天下人的大信，破坏天下的大法。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过去乔成等人刚开始请求时，假使陛下俯听有关科道和有关部门坚持的奏议，剥夺他们的官秩并依法治罪，那么殷通等人今天就不敢援引这个例子了。若说他们有扈从之功，属于一时的特别恩典，臣仍认为不是这样。扈从的功劳，用金帛优厚赏赐就足够了，不必授予官职，更不必使其世袭。从前唐太宗时，秦王府旧人中有许多没有升官的人心怀怨望，太宗说：“王者应当至公无私，所以才能得到天下人的心。”如此看来，陛下今天对殷通等人，实际上是在向天下显示私心。陛下具有尧舜般的资质，谋求尧舜般的治理，可是所做的事情反而低于唐太宗，臣确知这不是陛下的本心。伏望陛下重视天下公正的爵赏，割舍一时的私人恩爱，敕令有关部门遵照此前圣旨办理：殷通等只许领取粮饷、服役，照旧替补；同时把先后升官并世袭、如乔成等人，全部交付查核革除。这样可以断绝后人攀援求取的途径，使贪图冒领之人没有可援引的先例。这样，守卫边疆的人也有所希望，知道应当受到激励而奋勇效力。臣怀着深切诚恳的心情进言，实在是对国家关心到了极点。奏疏呈入后，得到圣旨：交有关部门看过后再来说。《寝赵云升任之命疏》【嘉靖元年】张原 臣谨奏：近来皇上怜悯御马监太监赵山在藩邸服侍勤谨，在他死后，赐给他厚祭，为他安葬，宽大浩荡的恩典已经到了极点。不久，少监王佐学为他的弟侄请求做官，皇上准许升赵云为锦衣卫正千户。当时臣等科道官员立即具奏，论说此事不可，奉到圣[诏]说已经升任了，钦此。臣等自己悔恨平日诚信浅薄、才能低劣，不足以感动圣心；言辞鄙陋，不足以启发皇上的听闻，辜负了太祖设官求言以及以进言为臣等职责的本意，低头抚心，面容惭愧而又恐惧。后来又想，该部论列此事，应当有符合圣意的地方，希望还可以挽回成命。等到他们极力陈说、坚持上奏，又奉到圣[诏]说已经有诏令了，钦此。臣等相视惊愕，不知究竟为什么。赵云不过一个人，升官也不过一件事，似乎不应再三冒犯皇上的听闻；但这件事关系到祖宗的宪章、朝廷的名器、圣德的得失以及国事的是非，绝非小事，不能缄默不言。然而此事不可的道理，臣等科道官员和该部已经论述得很详细，哪里还能再重复那些意外的话呢？臣私下想到，官爵是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的大法，所以以礼作为纲维，以义来权衡，以信来树立根本；有品级制度来确定规制，有等级威仪来区别名分。

译国家设置这些名位，是用来悬示天下，使贤能的人居有其位时有所勉励和奋进，使不肖的人看见它时有所企望和羡慕。名位看似虚名，国家得到的实际利益却很大。古人所说的磨砺世道、激励庸钝的工具，就是这个意思。太祖高皇帝时，臣下在战阵中立功，多数只赏赐金帛；有些功劳特别突出，不得已才授给一级官阶，这从今天可以查考的尺籍中看出来。高皇帝难道是吝惜印信、任其磨损，忍心不给人授官吗？实在是因为赏赐多了就会泛滥，泛滥了人们就不认为是恩典；赏赐少了才显得尊贵，尊贵了人们才知道这是恩惠。但一定要上面的人自己珍爱、看重它，下面的人也才会珍爱、看重它，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它不容易。否则随意授予，随意接受，授予的人毫不为难，接受的人认为理所当然，那还凭什么驱使天下的人呢？又哪里还能起到磨砺世道、激励庸钝的作用呢？何况怎么可以听任别人替人请求，便立即答应呢？如果可以因为别人请求便立即得到官职，人人都会钻营请托，走捷径、冒风险，争相求取自己想要的东西。一旦侥幸之门打开，颓败的风气就会四处蔓延；他们只知道恩典出自自己的请求，却不知道有君上。陛下惩治往年冒滥授官的弊病，曾经查核、革除因请托而升职、传升的人员，天下正满怀希望地期待仕籍澄清、纲纪振肃，以成就更新政治的治理。现在怎么又答应赵云请求升职，从而开创新例、扰乱旧典、失去重大信用呢？赵山虽然服侍勤谨，但也是他的职分本来就应如此，这与战阵立功相比又如何呢？假使服侍勤谨就可以说是功劳，那么陛下还为什么要用赵山呢？从前韩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人收藏起来，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爱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皱眉和微笑的价值吗？我一定要等有功劳的人才赏给他。”如今的正千户，官阶为正五品，秩为武节将军，俸禄将近二百石，更不是破旧裤子可以相比的。陛下却一点也不加以珍惜，任意轻易授给没有功劳的赵云，见解就和昭侯不同了。科道和该部不肯迎合圣意奉行，而坚持进言请求，都是他们的职责。处在这个职位，领取这份俸禄，担负这个责任，却不能尽忠、履行职务，臣私下对此感到羞耻。陛下又何必用这样的人呢？如今臣等科道想履行职务，既认为不可；该部想尽忠，又认为不可。陛下独自排除群议，毅然认为可以而授予他，那么臣等科道和该部所说的话就全都不值得相信了。臣等地位卑微、声望浅薄，所说的话不足为信，本来就应如此。只是想到尚书是陛下的喉舌之官，分担责任，替陛下治理四海之人；而彭泽又是陛下因其德业和声望而特别下诏起用、平素十分倾注信任和倚重的人，难道也不相信他的话吗？那么陛下所信任的究竟是谁呢？臣下看到，近日陛下批答朝廷内外坚持进呈的章疏，大多说“已经有诏令了”，或说“已经有成命了”，或说“已经发落了”，不只是赵云这一件事如此。这些话措辞似乎婉转，意思却非常严厉；表面顺情，诏令却背离人意。请求虽然繁多，坚持得却更加牢固；虽然从未明说拒绝别人，实际上却含有不容许别人进言的意思。这难道是陛下任用人、采纳言论的道理吗？长此以往，必将达到把人们的意见视为不值得顾恤的地步。孟轲说：“傲慢自得的声音和脸色，会把人拒于千里之外，于是进谗献媚、当面奉承的人就来了。”让进谗献媚、当面奉承的人处在国中，想要治理好国家，能做到吗？臣之所以非常恐惧而不能停止进言，大概也是因为这个。过去史臣赞美尧的德行说“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赞美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至于汉高帝也说“听从善言就像转动圆环一样容易”，唐太宗也说“采纳谏言像流水一样顺畅”。这些都记载在典籍中，流传给后世，至今人们仍赞颂不衰。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偏偏不同于这些圣君呢？如今议论的人都说，诏令由宫中发出，政令大多被宦官控制。等到宦官窃取国柄、奸佞宠幸之人专擅朝纲时，政事靠贿赂办成，法律因私情而废弃。天下的事情渐渐有十二三成不如当初，而正德年间的旧弊又多被重新沿袭。看这次请求升职的事，就是其中一端。陛下聪明神圣，天下敬仰，唯独在这件事上还没有醒悟，难道竟甘心听信谀言而受人欺骗吗？陛下去年即位之初，向天下广发诏书，天下人扶老携幼前往听诏，都举手加额，欣喜地看到大圣人出世，并庆幸百姓将要重新获得生机，真有希望再活一会儿、不要死去，以便看到德化成功的心情。陛下今日为什么要怀抱姑息的小恩惠，背弃已经颁行的大诏，涣散已经获得的人心，毁掉即将完成的功业呢？伏望陛下替祖宗尊重官爵，替朝廷爱惜名器，俯身采纳该部以国家大体为重的奏议，特意停止授予赵云的升职，仍依照原拟酌量免除他的徭役，使他世代承奉赵山的祭祀；这样君主尽义、臣下尽忠，两方面都能得到妥善处理。臣又听说，汉代诸葛亮告诫后主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表彰、贬斥，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或忠诚行善的人，应交给有关官司论定其刑罚和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偏私，使宫内外采用不同的法律。”臣还希望陛下修明太祖的旧典，继承孝宗留下的功业，使宫中和府中不分两体，刑罚和奖赏不采用两套法律，敦厚而重大的信用以示天下；这样各级官员有确定的操守，百姓有确定的志向，恩典从上面发出，权力不向下面转移，公平清明的治理很快就能看到了。奏疏呈入后，得到批示：“已经有诏令了。” 《弭盗疏》【嘉靖元年】张原 臣奉命到香河县办理公务，经过通州，刚出城门，就有驿丞禀告说：前面发现响马强盗抢劫马匹、伤害行人，请阻止臣前行。臣继续走了三四十步，到达河东岸，有人告知说，他是上班的官军，被四五十名盗贼，各自骑马、披甲，用刀背砍打，抢走了他的官马。臣又走了二十五六里，到地名甘唐庄，又听说盗贼抢走了当地居民的马匹。臣又走了十多里，到宝林寺，又听说盗贼抢走了牧放的马匹；官军追赶着哭诉求告，盗贼仍把马丢还了。等臣返回通州，又听说当天盗贼抢走了张主事以及南京进贡内臣的船只、行李等物。臣私下思量，响马强盗虽说年年都有，但有时不过三五人、十几人，或者只在荒野无人之处活动；遇到经过往来的官员，还知道有所畏惧，不敢侵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一动辄纠集众人，歃血结盟，披戴盔甲，排列队伍；在白天的大街上、州治的郊外关隘以内，抢夺居民，阻拦行旅；公差官员往往也被他们劫掠，甚至抗拒官军，杀害民夫。有的写递字帖给乡村，要来抢劫；有的把话传到官府，说要来报仇。

译每天巡行村落，遍搜富家索取酒饭，牵走牲畜。他们的党羽日益蔓延，道路上到处横行，任意妄为，无人敢过问。远近百姓惊恐疑惧，来不及安宁防备，个个伸长脖子、踮起脚跟，天天担心他们到来。百姓困苦不堪，却无处申诉防御；上下官员彼此包庇隐瞒，不把实情上报。臣自从离开京城，常常听人说，前面所说的强盗每次出动，有时四五十人，有时六七十人，总共不下三百多人。通州富河庄一带村寨相互连接，都是他们的巢穴；平家滩等处树林茂密，又是他们藏身聚集的地方，而固安等地如今也到处蜂拥而起。若不及早加以剿灭，实在恐怕日久酿成大患，再像往年刘六、刘七、赵风子那样作乱。臣又听说，通州五卫的巡捕官员一向没有谋略勇气，大都庸碌无能。平时既不能率领军士设置警备、按时巡逻；发生事情后，又不见派出一名骑兵、射出一支箭，合力追捕。即使偶然遇到贼人，也都争先躲避，只说害怕贼人抢走他们的马。分守指挥王兰是新近任用的人，却承受了积久形成的弊病，众人并不预先归附，办事处处受牵制；他立志虽勤勉，实际上却形成了毫无防备的局面，何况靠雇车租马的差役办事，哪里能作长久打算，实在是力量小而势单。因此不能成事，而各卫掌印官既然是各卫的统领，预先负有守护地方的责任，却反而自行分清彼此，坐视旁观，安然自得，丝毫不放在心上，以致贼势猖獗，肆无忌惮，一天之内就抢劫数次，居民和行旅受害极多，京官和内臣也都遭受其祸。况且通州地方本来就是贼人滋生之地，张四、张五、蒋傻子等人如今更难以制伏。王兰已经拘捕了张五的妻子儿女，张五也知道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但如果要使他们因受激而更加作恶，那么缉捕的谋划就不能不赶快处置。臣料想各卫官员必定会为自己解脱，说道：“前面所说的强盗像野猪一样冲突、像鸱鸟一样张扬，出没没有常规；我军出动捕捉时，他们一定会先得到消息，预先设法躲避。”却不知道他们能够预先知道我军出动捕捉，而我们却不能预先知道贼人将要来犯。按照事实、推测情势来看，侦察报告和防范措施未能周密，玩忽职守、因循拖延的过失难免；官府知情而故意放纵的积弊，以及民间窝藏、传递消息等奸邪行为，大概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像这样旷废职守、败坏事情、玩忽盗寇而养成祸患，情理上都很可恶，按法律也难以宽恕。况且小惩大诫本是人心常情，防微杜渐更是治理之道的当务之急。臣恭敬地希望皇上怜念百姓受害以及地方上的重大事务，敕令兵部赶快议定处置办法，务求采取长久之策，以符合事情的实际情势。对于五卫巡捕官和掌印官员，是否应当一并通行查究提拿，依照律例从重治罪；或者暂且停止发给俸禄粮饷，令他们戴罪立功，限期严加办理，等到完全捕获贼人之日，再行奏请定夺处分。对于分守指挥王兰，也请发文告诫晓谕，责令他以日后的功劳赎去先前的过错。这样或许官府能够知道警戒，盗贼也可以平息，地方得以安定。臣近来与贼人先后同行，相距只有三四里，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事情确实如此。臣恐怕深宫之中的皇上未必能够完全知道其中详情，所以冒死不避琐碎，冒犯圣听。倘蒙皇上俯察采纳，稍加施行，地方实在幸甚。奏疏呈入后，得到批示：“这是京城附近的地方设置守备、兵备等官员，正是要禁止捕捉盗贼，保全军民。各有关官员因循怠惰，以致贼徒聚集呼啸，肆意抢劫；又彼此遮掩，不行奏报，实在太不把法度放在眼里。立即令各位都督统辖所属用心侦缉访查，务必在一个月之内将贼人全部擒获剿绝，以赎先前的罪过。还要令提督巡捕都指挥桂勇酌量调派官军前去设法搜捕，其余事情由兵部看过后再来奏报。” 《修德弭变疏》【嘉靖元年】张原。臣看到近来南京风雨异常，房屋被刮倒，树木被折断，郊社、寝陵、宫阙也都分别遭受灾害。并且江水上涨泛滥，百姓有许多被淹死或淹困。陛下遇到灾异便知道警惧，顾不上睡眠和饮食，甚至亲自下手诏，深刻地自我责备。臣仰见陛下以祖宗为法、敬畏上天，畏惧天命、重视百姓，这是非常盛大的心意。然而手诏中却没有说让臣等陈述时政的缺失，难道陛下是无意于求取谏言，还是担心臣下的言论会涉及陛下自身吗？即使如此，陛下纵然不允许臣进言，臣的职分就在于进言，哪里能不说？何况陛下又谕令臣等一同修身反省，勉励臣等修治职业，那么臣用来修治职业、进行反省的事情，只在于把话全部说出来。因此臣冒死为陛下陈述其余的情况。臣认为，灾变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众生受到灾害必定由人事招致；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像影子和回声一样相互感应。《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每逢发生灾异，必定谨慎记载。虽然没有明说灾异与何事相应，但有关事情都完整地保存着。有的是君主失去德行，有的是臣下扰乱政事，有的是群小把持政权，有的是宫中内廷控制权力，有的是外敌侵犯边疆。人事在下感应，上天便在上面发生变化；事情按照同类相互应验，其中有些是不能欺罔的。陛下秉承上等圣明君主的资质，具备中正平和的德行，正值国运中兴，拨乱反正，天意和人心都归向陛下，本来应当各种灾异消除，众多祥瑞一齐聚集。为什么陛下即位不久，就发生日精门的灾害？进入冬季后又出现降雨夹沙的异象，郊祀之日又发生掖庭的灾害。如今大婚刚开始议定日期，宫局之内又发生灾害，南京还报告了这场风雨灾变。至于湖广、江西的水灾，河南、陕西的旱灾，盗贼在京畿附近偷偷发动，兵马深入内地，还有许多灾异更难以一一细数。陛下在清闲安适之时，也曾反复思考、回头察看这些事情吗？《左传》说：灾异是上天仁爱之心的表现。又说：上天不说话，只是用行动和事情来向人显示罢了。如今上天以行动和事情向陛下显示仁爱，并非没有用意，也并非不明白；那么陛下用来警戒自己、反省遵循，以仰承答复上天仁爱之意的事情，难道可以懈怠吗？臣恭敬地读到圣谕，其中说政事乖违，刑罚不适当，百姓困苦还没有苏醒，国家大计尚未确定，以致上干天和、昭然显示谴责告诫，这样的说法似乎是对的。臣恐怕陛下能够这样说，却还没有在行动中真正看见并做到；能够知道这些道理，却还没有完全弄清其中的事情。圣谕又说，凡是涉及朕自身的事情，要痛切地自我反省。臣又担心陛下只是办理表面文章，却还没有得到纠正偏失、彻底改变的关键，因而不能把反省落到实处。为什么这样说？臣听《诗经》说：“要敬慎啊要敬慎啊，上天的意旨是显明的，天命是不可轻易改变的。”

译这是说天命不容易改变，人应当敬畏它。又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才能在此保全自己。”这是说天威值得畏惧，人应当守持敬畏而自保。又说：敬畏上天的震怒，不敢嬉戏安逸；敬畏上天的变异，不敢放纵奔驰。这是说敬天、自保的方法，不可以懈怠疏忽。陛下侍奉上天，是否确实像这样敬畏上天呢？《尚书》说：上天既然以诚信降下命令，就应当端正自己的德行。这是说端正德行来顺应上天。又说：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这是说有诚实的德行，上天便会辅助他。又说：只有先使前代圣王的事业达到正道，才能端正自己的政事。这是说消弭灾害的方法，首先应当端正自己的政事。陛下对于上天所要求的端正德行、端正政事，是否也确实这样做呢？天地虽然广大，也不超出阴阳；万物的化育运行，也只是依靠阴阳。人君是上天的儿子，代替上天树立天下的准则，他的呼吸喘息与天地相互流通，精神的运用也与天地相互符合。因而王道公正、政治修明，阴阳之气就和谐，灾害便不会发生，百姓安定快乐。如果政治偏邪不正、失去纲纪，阴阳就会错乱，所以才有大风摧折树木、水泉涌溢、妖异之火焚烧宫殿等灾变；这些都是上天先向人君发出谴责警示。上天先行谴责警示，是上天仿佛在对人君说，希望人君能够醒悟并知道改正。如果这样还不醒悟、不改正，上天就会降罪于他，祸乱也会随之而来。董仲舒说：罪过在外，天灾就发生在外；罪过在内，天灾就发生在内。焚烧严重，说明罪过应当重；焚烧轻微，说明罪过应当轻。如今一年之内，重大灾异接连出现，而且都发生在宫禁之内，郊社、寝陵、宫阙也无一幸免，那么罪过应当很重而且在内，这一点可以知道。陛下从亲王藩邸入继大位，之所以凝聚天命、取得人心，全靠登极时颁布的一道诏书罢了。诏书所厘正的，大体都是祖宗的旧典。陛下实行它才没有多久，冗员冒滥、擅自增置仍和过去一样；爵位赏赐滥予仍和过去一样；刑罚因为亲近宠幸而偏私、苟且免罪，权力因左右近臣而向下转移，仍和过去一样；内阁不宣读诏书，府部不执行处分，台院不接受谏议，也仍和过去一样。把诏书废弃为旧纸，把视听当作寻常话语，前后施政不同，彼此互相冲突，完全不再顾虑爱惜。这些都是政事乖违、刑罚不公、百姓困苦尚未复苏、国是尚未确定的实际情形，也是上干天和、上天昭示谴告的原因。陛下只是概括地说了这些，以及前面四件事；其中详情却隐讳而没有揭发。这就是臣愚昧地认为陛下能说出来却还不能见于实行、能知道却还没有完全落实的原因。然而回应上天要靠真诚，不靠虚伪；要靠德行，不靠文饰。如果只是照例举行旧有仪式，近于炫示人情，搬离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便说是痛切反省自己，臣恐怕上天明察一切，不容易被这些表面文章感动。臣愚昧，因此又说陛下还没有得到纠正偏差、更新政治的关键，不能把反省落实。《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任意转动。”这是说坚守善道十分坚定。《易经》说：“像汗水流出一样发布大号令。”这是说号令既然发布，就像汗流出后不能收回。如今诏令已经颁行，随即又改变它，就是反汗，就是守善不坚定。这样却希望天意回转、灾变消除，就困难了。伏望陛下主于敬畏、树立真诚，整饬自身、勉励行动，以端正德行来端正政事，以顺应天道来祈求天心，扩大并彰明圣德，明白地、深远地醒悟，体察乾元刚健之德，奋发而有所作为；总揽权纲，明慎政体；考察灾变所对应的情形，衡量当今世务，追念前日诏书是取得人心的根本，而近日纷纷更改是损害圣政的原因。再次申明敕令，把近日事务中一切违背先前诏令本意的地方纠正过来。臣先前所上奏、以及已经由府部科道论奏的事项，都请按案执行；要故意以信用来坚定它，果断实行它，不要被浮泛言论和似是而非的疑虑动摇，也不要安于近日的姑息。还希望陛下时常召见内阁重臣，俯身加以咨询，他们所作的启发辅导，必定大有裨益。六部大臣也请特意召见对答，使他们明白陈述自己的职掌，从而能够充分施展、陈述实情。陛下借此考核他们的功绩，也可以全面了解他们的人品；这样上下相互信任，君臣同心同德，阴阳可以调和，政事可以治理，吉祥可以招致，灾变不用等待消弭就会自行消失。臣有幸充列谏议之职，却不能修明职责，不能辅助宣扬圣德来招致天和，固然不可以说是忠臣，也不敢推辞罪责。倘若陛下因臣的愚见而稍稍醒悟，那么臣愚昧的报国忠心，或许可以略尽微薄之力；臣不称职的罪过，也可以稍稍逃过眼前的惩罚。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奏疏呈入后，得到批示：“交有关衙门知道。” 《选近习疏》【嘉靖元年】张原 恭敬地思量，皇上继承帝位、抚承国运，光大开启中兴，惩罚奸邪小人，整肃振兴纲纪。凡是正德年间左右近习之人玩弄权力、收受贿赂、败坏政事、残害百姓的，都已经依法处置。但其中过去漏网的人，有的还企图窥伺权柄、谋求任用；如今受到惩罚的人，有的又通过攀附关系重新起用，依附党羽，盘踞根基，势力已经逐渐形成，牢固得难以破除。他们大都安排名下的旧人，有的在各宫充当答应，希望借他们的话彼此托辞，施行寻找间隙、伺机进言的计谋。他们谋划十分秘密，交结的人也非常广泛。谋划秘密，所以秘计诡状不容易察知他们的奸恶；交结广泛，所以一人倡导、众人响应，有时可以欺骗皇上的听闻。即使皇上圣明智慧如同日月，臣仍恐怕日久人多，难以防范。何况如今市井之间，传说有这样的人，往往买市面上的珠翠宝玩之物，价格被抬得很高，私自带入宫中进贡各宫，名为孝顺，争奇斗胜、争功邀宠，希望施展自己的手段，出入宫门，完全没有避忌。皇上曾经敕令各阁加以戒谕禁约，然而流传的风气还没有消灭，颓败的习气仍然存在，他们像老鼠一样潜伏、像苍蝇一样钻营，乘机暗中活动。即使皇上无私如天地，臣仍恐怕会重重违逆母后的心意，所以不能不说。

译臣又听说，从前唐肃宗因为李辅国专横放肆，导致兴庆宫的变故；宋仁宗听任任守忠的谗言离间，最终形成章献太后的嫌隙。臣每次读史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对肃宗、仁宗二位君主感到愤恨。大体说来，小人献媚进谀，完全不是替人谋划，只是依附逢迎，求取眼前的请求；他们传递消息、往来游说，编造言辞，使彼此产生猜疑，日积月累，终于造成裂隙和祸端，这个道理是必然如此的。我武宗皇帝之所以不亲近内宫，大概也是由于小人在其中进谗离间，只是外人不得而知。否则，他为什么会对夫妇之情如此淡漠呢？伏望皇上彻底鉴察过去的事情，首先端正开端，杜绝小人，使往年因罪被放逐斥退的人不再收用。如果左右近习之人敢用巧言饰词游说请托，就以奸党论处；如果有人通过各宫攀附传达，也应一概置之不听。还请再次敕谕内城各门以及各宫门守门人员，凡遇内臣出入，务必查验他的牌面，审察他的事由，不许容让前日罪人名下的人私自擅入各宫，随意进贡。各宫大小内臣也应禁止私下往来交接，以杜绝后患。如今正值册立中宫的开始，臣愚见认为，宫中一应答应内臣，必须拣选谨慎厚重、老成持重的人，在左右任用；如果属于前日罪人名下的人，就赐令退黜，不得再留。但拣选的职责，只宜交给太监张佐、鲍忠等人，责成他们用心办理。太监萧敬已经涉及奸人之事，恐怕也不值得信任。臣出于迫切至诚的心情，想到这些便顾不得忌讳，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只希望皇上俯身察纳，臣就非常幸运了。奏疏呈入后，得到批示：“宫中一切办事内臣，着司礼监秉公拣选谨慎厚重、老成的答应以备用。那些从前扰乱政事、败坏事情的罪人名下之人，不许假借进献的名义，私下往来、交通请托。还着司礼监严格访察禁约，不得容隐。回复有关衙门知道。” 《请逐太监萧敬疏》【嘉靖元年】张原 臣谨奏：近来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程启充封进宸濠与太监萧敬私下交通的书信，因而具疏揭发他的奸恶，奉到圣[诏]说交有关衙门知道，钦此。随后两京科道等官员接连上章弹劾，又屡次奉到圣[诏]说已经有诏令了，钦此。臣听到这件事，惊惶万分，日夜思考，始终不得其解。罪行最大，没有超过谋逆的；情状最可恶，没有超过逆党的。所以《春秋》显示不得有谋逆的戒训，汉代法律规定对不道之罪诛杀。太祖制定刑法，把它列入十恶之律，并写入通常赦免也不宽宥的条文，大概都是为了这种情况。陛下难道认为萧敬与宸濠交通只是小过，可以轻易宽赦吗？宸濠本是皇室至亲，尚且削除属籍、置于典刑，萧敬是什么人，偏偏可以逃脱罪罚吗？陛下过去在藩邸，相隔数千里，像萧敬这样的奸恶有许多还不了解，尚且可以推说不知。如今自从即位以来，凡是江西逆党供出的情况、宸濠簿籍所记载的内容，以及两京科道官员指明事实、数说罪状的奏疏，不下二三十道，那么陛下知道得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却又排斥群臣的议论，任凭自己的私情而不肯治他的罪；不治罪也就罢了，反而把他安置在左右，委任机要事务，而且屡次赐下温和的诏旨，勉强挽留他。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萧敬承受历朝厚恩，却不想办法图报，竟敢培植私人党羽，暗中图谋异事；这样他得罪天下、得罪宗庙、得罪社稷，罪大极了。陛下难道能不怀疑萧敬，却在心中无动于衷吗？即使萧敬也知道自己为天下、宗庙、社稷所不容，那么他每天早晚侍奉左右时，也会心中疑惧而不得安宁。上下相互猜疑，恐怕不是陛下的利益。萧敬平日收罗名下人员，私下庇护党羽；凡内府各宫以及各监局的安排，都有他的人。何况他的掌家太监刘恭、门下家人王谅，平素号称狡猾，最善于攀附关系，分布在内外替他接应，而与陛下左右往来很多。假如陛下一时没有察觉，误听了潜移默化的言语，使他们得以施展暗中帮助萧敬的奸计，那么萧敬又将获得立足之地。前日因罪被放逐的人，都依靠萧敬的去留来决定自己的起落，臣私下替陛下感到危险。《尚书》说：“除去邪恶，不要犹豫。”如今陛下明知萧敬邪恶，却曲意替他防护，拖延年时，始终犹豫不决而不除去他。陛下即使保全自己的私爱，又怎么面对天下人心？又怎么面对宗庙社稷的大计？陛下如果认为萧敬是掌管事务的司礼监太监，执掌批红不可没有他，那么如今萧敬已经八十五六岁，也已经老了。即使他的精神还健旺，又能再有多少时间呢？将来如果萧敬死了，陛下还会重新任用别人吗？还是一定想让萧敬长生不死、继续使用他呢？萧敬以柔媚来欺骗他人，以阴险来伤害事物，历年已久，经历的事情很多，积虑设谋最深、最老练，真是所谓老奸巨猾。自成化年间以来，他被言官弹劾，几乎毫不畏惧躲避，每每对人说：“我承受国家厚恩，不忍离去，等大婚之后就应当恳切辞职。”如今大婚已经礼成，只看见他上了一道奏疏请求辞免，随即又自行停止；看他的意思，只是想暂时应付言官的议论罢了。他厚着脸占据职位，贪恋昏昧、隐忍苟安，完全没有丝毫惭愧羞耻之心，萧敬还能够称作人吗？伏望陛下大振刚健之威，洞察明照，俯念萧敬的事情已经败露，罪行已经重大，顺应天下人心，为宗社大计，迅速发布诏令，将萧敬放逐斥退；这样陛下保全萧敬的恩德，实际上已经很大、很深了。何况萧敬囊中积蓄不少于一二十万，其余生也用不完；让萧敬安闲享受，老死在窗下，也应当对陛下感恩无穷了。

译臣又查考，刘恭先前因纳贿弄权，被人论列，他却罪恶深重而不知悔改。王谅及其子王仁，以市井平民身份投托到萧敬门下，凭借他的权势，冒领诏命授官。这些人都是萧敬拨置安排、替他传达命令的心腹，肆意贪婪，极尽富贵。萧敬依靠这些人来保住稳固的宠幸和职位，却不顾败坏陛下的政事；这些人依靠萧敬来苟且谋求富贵，也不顾败坏萧敬的事情。萧敬之所以不能离去、不肯离去，就是因为有这些人为他出谋划策。臣认为这些人的罪不可赦。还望陛下敕令法司，将刘恭等人明正其罪，远远发遣流放并处死；仍敕令内府一切内臣，今后若敢替萧敬攀附请托，一律治罪。这样大概可以剪除他的羽翼，拔除他的根本，使奸计不能暗中滋长，奸党也不再有人依附。臣与萧敬等人本来没有个人仇怨，只是看到他们败坏陛下的事情、扰乱陛下的治理之处很多，所以冒死替陛下详细陈说愚见。臣战栗至极，等待命令。奏疏呈入后，得到批示：“交有关衙门知道。”〔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 《再乞亟黜逆党萧敬疏》【嘉靖元年】张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臣上个月上疏论说太监萧敬与宸濠暗中勾通、图谋叛逆，应当赐令罢黜，奉到圣[诏]说交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原以为陛下怜念他年老，不愿明说斥退，姑且让他自行陈请，再慢慢处理，这是恩典极大。后来议论之声纷纷，弹劾的人越来越多，萧敬不能自安，才上疏辞免。又奉到批示，圣恩没有立即答允，臣请求再把陛下急宜除去萧敬，以及萧敬自己也应急速离去的理由，不避烦琐冒犯，再替陛下详细陈说。萧敬承受历朝厚恩，穿珍贵衣服，吃玉食珍馐，宠幸达到富贵的极点。到了武宗皇帝时，武宗把他当作心腹，托付为股肱，把天下大权一概交给他，使他任意施展胸臆，由他掌握；他凭借皇帝的脸色行事，指挥驱使，无不如意。武宗有什么对不起萧敬的地方，而萧敬竟暗中结交逆党，忍心这样辜负武宗吗？如今陛下待萧敬的待遇并不超过武宗，怎么知道萧敬将来不会忍心辜负陛下呢？小人贪图利益而不知羞耻，贪得无厌，心机深沉而日益老练，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前日的事情已经可以作为明证，何况他的奸谋已经被众人揭发，在天下面前暴露；他的内心一定不可能有一天忘记灾祸已经逼近自己。如今计穷势尽，还有一点是臣不敢说的。从前汉景帝见周亚夫，看到他的言语举止和神情，便心中不快，平静地说：“这个郁郁不平的人，不是少主的臣子。”臣看萧敬自陈的奏疏，语气不平，咄咄逼人，郁郁不平尤其严重，几乎没有畏惧之心；只是随意托词为自己辩解，却回避与宸濠交通这一件事，反而隐瞒不提，这样的人难道可以做陛下幼年即位、新政时期的臣子吗？臣说陛下应当赶快除去萧敬，原因就在这里。权势是众人怨恨的门户，利益是众人欲望的聚集处。萧敬已经老了，来日不多，为什么还要沉溺于俸禄职位，贪恋权力宠幸，仍然和别人争夺自己的欲望，踏入众人怨恨的门户呢？也许萧敬担心一旦离开职位，别人会踩在他后面；或者萧敬的子侄、奴仆担心他离位后都会获罪，所以这样恋恋不舍，一直等到死亡才罢休。却不知道萧敬如果迅速离职，那么怨恨他的人会少些，朝廷怀疑他的程度也还浅，或许可以保全自身；他的子侄、奴仆的富贵也可以保住。如果执迷不悟，怨恨一天比一天积累，疑心一天比一天加深，一旦生命终结，即使有善于处理的人，也很难免除他们的罪。何况萧敬背负天下的恶名，可以说既不善于为自己谋划，也不善于替自己的子侄、奴仆谋划。《御选明臣奏议》卷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九 《勘处倭寇事情疏》【嘉靖二年】夏言 臣考察到，倭寇肆意作乱，各有关地方的官员事先不能防御，遇到变故不能剿捕，毫无筹划防备，坐视错失时机，以致残害百姓，占据城池，劫夺府库，焚烧官府，杀害将领大臣，辱没国威、损害声威，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等到查考前后章奏，全都涉及遮掩隐瞒，言辞多为逃避实情，习惯于宽纵，因而功罪没有查明。该部多次复题，也不过依据来文迁就拟议；虽然说是下令勘查，也只是沿袭旧例，所以屡次烦劳圣听，多半是曲意替他们回答。如今因循日久，尚未见回复，不仅赏罚被耽搁，而且人心懈怠玩忽；法令也因此废弛，欺瞒隐蔽之事肆意进行。昨天看到朝鲜国王李怿上奏说，倭寇侵扰上国，甚至杀害官兵，不服天诛，偷生逃到朝鲜境内，俯伏在皇威之下，几乎被全部剿杀，并把俘获的盗贼献到宫阙。事情传闻于朝廷内外，舆论颇为喧腾，都认为堂堂天朝统御万国，而东南疆场的臣子却忘却、忽视武备，废弃职守，反而不如外臣；此时还只顾设法遮掩，苟且逃避罪责。如果不严加勘治，凭什么警戒将来？镇守三司、守巡等重臣，滥受朝廷藩方的重大任命，却不能协同谋划防务，保障地方；市舶海道和备倭衙门不能遵守旧有规制，严格设置武备来防禁祸乱。宁绍府卫所、寨堡的掌印官、巡捕官以及大小官员，坐视倭寇在辖境内纵横往来，连续十多天杀人劫掠、攻城夺取，仿佛进入无人之境，完全没有抵御的办法。这些官员虽然职掌各不相同，却都没有谁能逃脱罪责。据查访听闻，前面所说两起倭寇到来时，实在是因为各官办事怠慢迟缓、处置失当，酿成了祸乱；等到事变发生，又一点办法也没有，狼狈失措，残害百姓，甚至把城门的锁钥交给贼人，把日本的国号封在我方东库上，放火自焚；市舶司派出的官员给贼人带路，守边将领坠马逃走，躲藏在民家；守臣弃城，任由贼人焚烧劫掠。沿江百姓呐喊，杀人以及地方受到惊扰的情形，由此可知。贼人抵达城下，逼迫官府献出贼首，府、卫的官军在哪里？况且宗设率领的倭寇不过一百一十多人，而宁绍两郡的军民何止百万，如今竟任由他们凶残妄为、肆意抢掠，始终没有人同他们作战，还自称国家是有人的，致使他们践踏城郭、破坏民居，给国家造成奇耻大辱。这种事情实在非同寻常。其中隐瞒的情况，是从道路传闻中得知的，难以全部列举。如今如果只命镇守、巡抚等官员查勘后回奏，我私下恐怕对上会耽误朝廷的事机，对下会给地方留下灾害，法令几乎因此不能振作，功劳和罪责最终也无法查明。况且巡按御史当时仓促听闻便上奏，考察查核并不精细；镇守等官身负罪过，哪里肯吐露实情？臣日夜思虑，实在心怀忧患。恭请皇上怜念海滨百姓遭受这场变乱，特派一位素有威望才干、办事有力量的近臣，领敕前往，查勘上述失事的缘由，明确分别功罪等级，重新严加诛罚和奖赏。这样可以使大明的升黜赏罚分明，百姓之心安定，国威得以伸张，四方边疆也都会听到风声，知道应当警惧。臣又考察史籍，日本在东海之中，自汉、魏以来就已同中国往来。其地与会稽、临海相望，前朝允许他们互市，于是他们来到四明沿海。数十艘战船，戈矛森然齐备，拿出贵重货物同中国人贸易；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就焚烧城郭、抢掠居民，常常成为沿海州郡的祸害。我朝祖宗明察其情，所以坚决断绝往来。开国之初，四方归附，四夷宾服，只有倭寇时常侵犯我国海道。因此在山东、淮地、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处广设卫所，作为防备抵御。后来又委派一名都指挥统辖所属卫所，抽调官军，以备倭为名，操练战船，时常出巡海道，严加防备。近年又增设一名海道兵备副使专门督察，可说防范周密而完备了。因此几十年来，倭寇知道我国有防备，不再侵犯边境。无奈近来事情日久便产生弊端，法令被轻视而松弛，只徒有虚名，完全没有实际效果。宁波是日本常年入贡的通道，法制尚且存在，仍然败坏了事情；其他沿海各处，因为因循沿袭日久，废弛尤其严重。请特选官员领敕，从山东沿淮水、经过扬州，历经浙江到达福建，直到广东，会同巡抚官员，按察各地备倭衙门，亲自巡历海道各地，查核原先设置的官军，检阅旧有定额的墩堡，盘查验看现有兵器；官军缺额的，立即拨补；墩堡坍坏的，立即修筑；兵器腐朽钝坏的，立即更换发给；官员没有才干的，立即调换安置；法制不完备的，立即筹划补充。这样或许能使海防严整，内地安定，防止海疆发生意外的忧患，壮大国家全盛的形势。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派给事中刘穆前往查办此事。

译《议大礼疏》【嘉靖二年】席书 臣认为，三代的制度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从夏代历经汉代，二千年间从未有过立侄子为皇子的事。汉成帝凭个人意愿立定陶王，才开始破坏三代传承统绪的礼制。宋仁宗立濮王之子为嗣，英宗即位后，始终不称濮王为伯父。如今陛下出生在孝宗去世后二年，却没有继承武宗的大统，而是越过了十六年。向上考察孝宗与陛下之间的天伦大义，本来就已经违背常理；而且陛下也未曾被立为皇子，这同汉、宋的情况不同。自古天子没有所谓大宗、小宗，也没有所谓亲生与为后；《礼经》所记载的，是大夫、士的礼制，不能拿来谈论帝王。伯父、父亲、子侄，都是天经地义的关系，不能更改。如今把伯父称为父亲，把父亲称为叔父，改变常伦理法，这是大变乱。能够得到三代传统之义、远胜汉唐以私意确定继嗣的，莫过于祖训。祖训说：‘朝廷没有皇子，必须兄终弟及，那么继承皇位的人实际上是继承统绪，不是承继嗣子的名分。’伯父本来应当称为皇伯，亲父本来应当称为皇考，兄长本来应当称为皇兄。如今陛下对于献帝、章圣，已经去掉了亲生父母的称号，又下令让臣等讨论大礼。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以及文武诸臣都议论说：‘天下的道理不能有两套，人的根本不能有两个。孝宗皇帝是伯父，应当称为皇伯；昭圣皇太后是伯母，应当称为皇伯母；献皇帝是父亲，应当称为皇考；章圣皇太后是母亲，应当称为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应当称为皇嫂。’尤其希望陛下仰遵孝宗仁圣的德行，念及昭圣皇太后拥立辅佐的功劳，对孝敬之道应当隆重奉行，始终不间断。大伦与大统，两方面都有了归属。奉祀神主，并在至亲之中另立祢室；不废止尊崇的称号，却不让其进入太庙的正统，这样尊崇与亲亲两方面都不违背了。完全遵循祖训，确实符合圣人经典；恢复三代数千年来未明定的典礼，洗除汉、宋违背经义礼法的陋习，若不是圣人，还有谁能做到呢？奏疏送入后，皇帝下诏向天下公布，尊称于是确定。《议大礼疏》【嘉靖二年】桂萼 臣听说，帝王侍奉父亲尽孝，就能明察地事；侍奉母亲尽孝，就能明察天事。没听说废弃父子伦理而能侍奉天地和诸神的。如今礼官没有考订典章，阻断陛下纯正的孝心，使陛下陷入替别人承继为后的错误，又灭绝武宗的统绪，夺去献帝的宗统，而且使兴国太后地位压在慈寿太后之下，礼制无法完全施行，三纲顿时废坏，这是非同寻常的变故。自从张璁、霍韬等人提出议论以来，竟被指为谋求进用，堵住众人的嘴，使通晓礼制的人不敢反驳议论。臣私下想到，陛下侍奉兴国太后，感慨兴献帝已经三年没有得到祭祀，抚心流泪，不知有多少次了。愿陛下赶快发布明诏，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另在大内建立庙宇，端正兴国太后的礼制，确定称为圣母，这样或许符合事奉天、地的道理。至于朝臣所坚持的，不过是宋代濮王议礼一事。考察宋代范纯仁告诫英宗说：‘陛下先前接受仁宗诏书，亲自答应把他作为父亲；至于封爵，全部按照皇子的旧例办理，这同入继为帝的君主不同。’可见宋臣的议论本来也有区别。如今陛下奉行祖训入继大统，从未接受孝宗诏书而成为他的儿子，那么陛下不是替别人承继为后，而是入继大统的君主，这是十分明显的。考察兴献帝的母亲是兴国太后，又有什么可疑的呢？臣听说，不是天子就不应讨论礼制；天下有道，礼乐自然由天子制定。臣很久以来就想据此请求，近来又得到席书、方献夫的两篇奏疏，恭请陛下果断裁决，把臣与二臣的奏疏一并交给礼官，命臣等当面辩论。奏疏送入后，皇帝非常高兴。第二年正月，皇帝亲自批示准许施行。《录名德以重士风》【嘉靖二年】林俊 臣近来看到鲁铎担任祭酒，士大夫互相庆贺。后来鲁铎因病辞职，皇帝准许了，并令有关部门等他病愈后具奏起用。陛下知道鲁铎的为人和处境，鲁铎使士风更加受人尊重，陛下也就懂得如何劝勉士人了。治理之道以教化为先，学校是教化由此施行的地方，而太学又汇聚各学校教化的成效，彰明教化，培养人才，辅佐天子推行政事。祭酒是师儒的根本，如果作为典范的人不是贤良之士，所造就的人才也不会良好，所以说经师容易得到，人师却难以得到。上古多选取德行器识淳厚、儒学优长的臣子，周成王时彤伯就曾任祭酒。汉代以后，如刘向、韩愈、刘毅、吕公著、杨时等人，都是为国家储备贤才以供任用；成就教化并不是小事。鲁铎志向崇尚清正纯粹，道德足以镇定雅正、贬黜浮华，学问足以纠正顽钝、树立怯弱之人的志气。如今正是整治各种弊病、端正教育贤才和成就德行、振作士风的时候，何况鲁铎同从前的谢铎品行相近。谢铎任祭酒时因病养病，孝宗采纳吏部的推荐，提升他为礼部侍郎，掌管祭酒事务，从家中起用他，并派官员催促他上任；这种尊重道术、尊敬师长的做法，曾有颂扬赞美的文章。陛下今日对待鲁铎若像谢铎当年一样，那么今日赞美陛下，也将同于赞美孝宗。推荐贤才是为了国家，祭酒尤其关系到贤才兴盛还是衰落。恭请陛下从圣心裁断，立即赐予施行，臣不胜荣幸。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令有关衙门知道。《正法守》【嘉靖二年】林俊 臣私下认为，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称为法司，凡大小罪犯，无不由它们审理。锦衣卫称为亲军，负责侦察机密和奸细；镇抚司审讯大盗和妖言案件。洪武二十年，太祖认为镇抚司违法虐待囚犯，焚毁了它的刑具，把所拘押的囚犯送交刑部。洪武二十六年，再次申明禁止镇抚司审讯用刑，凡罪囚都送法司。此后任用待遇逐渐增加，但职掌仍旧，这些都见于《大明会典》。历代圣主相承，谨慎遵守而不改变。正德年间，刘瑾、钱宁等相继专权，凡是合乎自己好恶的案件，动辄夺来交给镇抚司，罗织文辞制造成狱，以遂行奸谋，于是祖宗的法度大为败坏；大盗四起，巨大的叛逆接连发生，这些都是陛下过去熟知并深恶痛绝的。皇上即位，匡正大统，把混乱的世道拨回正道，本应一举剪除先朝的弊病，天下正仰望太平盛治。没想到却因内监崔文等人而废弃法度，难道是他们有所诬告，或者借此实现自己的私欲吗？法律本来极其公正，罪行必有相应处置；如果宋钰控告崔文等人是虚假的，自有反坐之罪；如果所告确实属实，也有必当惩处的条文。这是祖宗既定的法律，陛下也不能对此徇私，何况我们这些微末臣子呢？

译如今不等法司审问结案，便擅自交给镇抚司，这固然说明臣等奉职无状，只应治臣等的罪；但祖宗的法度不能废弃。况且如今风尘蔽日、雨土纷飞，红日失去光辉，上天的警戒已经十分明显，正是朝廷上下、宫内宫外反省自身、修养德行的时候。现在这样的小事尚且违逆天意，将来万一发生更大的事情，又将如何呢？臣实在担心将来的变故会不可预测。恭请皇上念及祖宗法度，敬畏上天警戒，收回成命，仍将李阳凤等交付法司，公正审问结案，以此作为将来的警戒，这样刑罚适当，天下便会信服。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宋钰、李阳凤等仍送镇抚司审问。《乞免查拨庄田疏》【嘉靖二年】刘麟 臣私下查考各府皇庄，过去分别派太监、旗校等人管理，皇亲、功臣也各自设置管理庄田的仆役、佃户来耕种。那些希图依附权势、博取宠幸的人，擅自拨置并吞田地；争夺不清的人，则含糊其辞地投献。百姓所有的土地，日侵月削，有司不敢过问。小民日益逃亡，京畿地区的凋敝已经严重到了极点。自从圣明皇帝登极，各种弊病焕然一新，前述管理庄田的人员一律裁撤，原来投献的土地全部归还业主，仍令有关部门征收银两解送户部。属于各宫的，归类进献；属于皇亲、功臣的，赴户部申报领取。这样公私都得到保全，朝廷上下都感到庆幸。两年以来，事情办理得安稳便利。况且这些田地耕种已久，有的过去虽然贫瘠，如今却变得肥沃；有的过去曾是滩地低洼处，如今已经平坦。原来耕种的人又都盖了房屋、种了树木，有的祖孙相守，有的姻亲相连，都很难拆散迁离。若势力逼迫他们迁走，恐怕会激成变乱。况且过去皇亲、功臣蒙赐土地时，勘察丈量往往肆意侵占，加上无能的郡县官员曲意奉承，无赖的佃仆又巧于逢迎，于是把附近百姓的田地一概吞并。力量弱小的流离死亡，能够申辩的则长期上奏申诉。又有愚昧强悍之徒聚众逞凶，杀人酿成祸患。如今又有原先派出的主事官员坐守当地，割取庄田；同时螟虫、蝗虫遍野，毁坏粮食庄稼，彼此惊疑，怨声四起。臣既然已经听见看见这些情况，不能闭口不言。所谓空闲土地，不过是没有凭据的虚名；自从擅自拨置、争夺吞并的计策施行以来，官吏百姓像从前一样束手旁观；含糊投献的私弊产生以后，如今户籍田册又失去真实性。百姓名册上有逃亡者，国家名目上有空闲地，难道真有那种空无一人的地方，可以坐等有关部门举荐出来交给别人吗？自从招募佃户以来，百姓才得到产业，经营田界、栽植桑梓，修建房屋、整治坟墓、耕作田亩，都付出了工费，大家和睦融洽，一时相互庆贺。谁知很快就要夺走它们，使人如雀在丛林、鱼在水中，忽然有异物扑来，心情怎能承受？以臣看来，赏赐庄田，就像陛下割下自己的股肱之肉去喂养心腹之疾；如果一定要让它吃饱，后果实在不忍说。臣又认为，无止境地侵夺索取，是受宠者的大忌；逐步给予赏赐，才是保全他们的最大恩德。恭请皇上从圣心裁断，割舍私恩而遵循公义，把陈万言等奏请的庄田全部裁减抑止，并告诫陈万言等自我省察：把如今所受宠禄的丰厚，同未受宠遇之时相比，究竟是丰厚还是微薄。如果这些俸禄已经足以供养全家，就暂且停止拨给如今所赐的庄田；等将来子孙繁衍、俸禄和粮食不够时，据实具奏，再行议处。那时再拨给也还不晚。若实在不得已，便请敕令户部把各官按类进献的银两，估量数目查明发给；同时把原先派出的主事官员调回京城。这样民心可以安定，国家根本可以巩固，而重视京畿、优厚贵戚的目的也能两全。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

译《论锦衣卫朱宸等疏》【嘉靖二年】张原 臣恭敬地看到，锦衣卫前所千户陈升冒充锦衣卫的材官、厮役，虚张声势，威慑众人，肆意施展垄断之心，凭借罗织罪名的手段，接受诉状，搜访隐私，捉拿平民，搜括富户，狂妄骄横。即使堂上官也受他挟制，他擅自使用刑罚威势；即使内臣之家也遭他勒索侵害。他先前曾坐镇喇唬房，肆意妄为已经十分严重；又曾坐镇通州，借机虐害，取利尤其多，受害人家不下数十，所得利益已经超过一万两万。道路上的人都侧目而视，满是怨言。锦衣卫革职千户魏颐，生性狡猾，处心积虑钻营。先年已经奉诏查革罢除，如今又谋求在东司房办事。凭着冠带总旗的名义，竟与千户、百户一起坐堂理事，按法律条例既不相合，在名分上也确实不当。何况他倚仗权势，任性妄为，贪婪搜括，公开进行报复，舆论对他的指责很多，实在令人深恶痛绝。锦衣卫掌印指挥同知朱宸既是一卫的统领，凡事都由他掌握，却收受贿赂、徇私舞弊，用人不加审察。他起初或许贪图陈升等人的诱饵，或许依附他们的势力；最后反而受他们控制，容纳他们的奸邪，放纵这些豺狼般的人，给我朝百姓造成祸害。看他所任用的人，如刘儒、关凤以及陈升、魏颐这一类，颇有不少，他的罪责怎么可以逃脱？再说，锦衣卫是亲军机构，确实是掌管机密的地方，责任既然重大，任用的官员就应当得人。如今指挥同知朱宸，患有耳聋旧疾，应答迟钝；指挥使周传，平素行为不谨慎，污秽的德行广为人知；指挥同知骆安又同样贪取财物，才干谋略也没有显露。他们既然都不能符合众望，怎么可以委任掌管本卫事务？况且朱宸克扣俸钱，官员都鄙视他的行为；分取官府钱财，旗校都怨恨他的贪婪。他谋求营利，派出许多访事之使。还有他的儿子诱使校尉罗织平民，恐吓大户，欺骗夺取财物，留宿娼妓而不知检点，惹事妄为。周传善于钻营刺探、玩弄机巧，实际上是先朝奸邪一党的余孽，人们极力为他弥缝掩饰，正是新政尚未诛除干净的遗恶。他反而把这些看作得计，不知悔改。此前他替人追讨债务并分取财物，唆使别人告发攻击而从中获利，朋比为恶、互相帮助，众人的怨恨都归到他身上。又因为有戚畹至亲的关系，竟再次谋求管理事务，故意违反事例，擅自开启弊端。这两个人处在近侍之列，尤其不合适。请将朱宸等特别罢黜，将陈升等一并惩处查究。再请敕令兵部，对该卫掌印管事的官员缺额，另行推选历练老成、恭谨安静、素来为众望所归的人任用。再把东西司房办事、写字的人员和役差官逐一清查，遵照近日题准的事例，不得容留往年已经查革的人员。仍请敕谕该卫：凡有公事，必须秉公择人；平日惹事害人的人，不得一概派遣办理。今后如果有人敢让往年已查革的人员再次谋求在东西司房办事、写字，或者让平日惹事害人的人谋求各种差遣委任，都听凭科道官指名弹劾，按重罪治办。臣又查访得知，通州坐营的设置本来不是祖宗旧制，只因那里盗贼发生，才权宜派人，专门办理访查捉拿盗贼之事，除此以外不得干预其他事务。后来惹事图利的人谋求这种差遣，逐渐发展到今天，终于成为地方祸害。况且天顺年间已经因事奉诏查革，如今那里又设置了兵备、守备等官，那么这些坐营人员似乎也十分多余。恭请皇上察纳臣的意见，俯准停止此事，百姓就大为幸运了。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令兵部看后回奏。《寝杨伦职命疏》【嘉靖二年】张原 臣谨此上奏：近来内官监小火者张通等人，因为本管太监杨聪病故，援照太监赵山荫弟赵云的事例，具本题请授予他的侄子杨伦官职。奉圣旨准许，任命杨伦为锦衣卫百户管事。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等当然知道，杨聪是藩邸旧人。陛下当年尚在藩邸、未登大位时，私下优厚对待旧人，本来无可不可。如今陛下成为天下之主，以天下为家，天下人都是陛下的臣民，难道还可以自行区别亲疏厚薄，向天下显示心胸不广吗？祖宗朝内臣死后，偶尔有因宠幸而恩准录用其弟侄的，但都是贤能勤劳、功绩显著、辅佐拥立有功，并且一向为内外众人所知晓敬重的人，才得以如此。即使这样，也不过一两人，用来表示特殊恩典，从未一概给予、滥行施加。藩邸旧人在当时，品行有贤有不肖，任职年限有长有短，效劳有大有小，左右近侍中足以符合圣意的人，也有等级差别。其中不应一概按照旧人来论处。官爵是祖宗确定的制度，是天下共同的公器，陛下本应为了祖宗和天下而尊重珍惜，不能任凭个人意愿，往往滥授给私人。何况杨伦出身厮役之下，没有战功，却滥受六品武职，这对官爵名器来说成何体统？国家的俸禄粮饷都是百姓的膏血，却容许杨伦贪食其中，这种冗员滥授又当如何？况且任官应当选择合适的人，按照才能授予职务，这才是国家任用官员的法则。如今不论他的才能是否适合，立即让他掌管事务，难道是择人授任的意思吗？即使要私下优厚旧人，恐怕也不应这样做。张通等替他请求，是请求升官；不经过有关部门议拟，而由陛下特别下内批给他，这是传奉升授。陛下即位时的诏书已经痛切革除这类弊端，并向天下公布，天下人都知道。先朝的这类人员都已查处革除，藩邸旧人却又因此得到任用，这就成了天下人都不许传奉乞请，唯独藩邸旧人可以任意施行。宫中和府中分成两套标准，前后成为两种做法，刚刚自行规定，随即又背弃；失去信用、破坏成例，天下人将怎样看待陛下？从前赵云获准授予千户，妄自开启弊端，臣等已经多次据理上奏，却没有得到俞允。如今杨伦又沿袭他的旧招，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小人一旦得志，势力日益增长，彼此仿效，妄自援引，将来恐怕还不止于此。这就是臣等战战兢兢、深感恐惧而不得不发言的原因。恭请陛下以天下的公爵授予天下有功之人，不要同奸邪小人混同。

译不要沉溺于私爱，尊重珍惜官爵名器，慎重爱惜恩赏，特降明旨，追回并撤销授予杨伦荫官的命令，不让后人再援引杨聪作为先例，天下幸甚。如果一定要彻底堵塞侥幸求进的门路，还请把赵云的官职一并追回剥夺，这样天下和后世就能明白地知道，大圣人行事从善而不违逆，改过而不吝惜，远远超出寻常。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杨伦一事已经有旨，只准他带俸闲住，相关部门知道。《祛异端疏》【嘉靖二年】张原 臣谨此上奏：大学士杨廷和等曾上言，应当谨慎选用左右近侍，赶快停止斋醮，以彰明圣德。奉圣旨批示：‘你们所说的，完全看得出忠心和爱护。朕已经知道了。’钦此。臣仰察圣意，似乎还没有痛快地下令，所以再次冒死进一言。臣私下认为，君主喜爱什么、崇尚什么，会决定天下人的趋向。即使这种倾向只发端于内心细微之处，显露于幽深隐秘的地方，施行于短暂时刻，但感应召集、诚信相应的道理，形迹一发便产生影响，风气传播、势力席卷，往往能够不必言说便使人相信，不必下令便使人执行，不必催促便迅速完成，就是如此。即使反复告诫、谆谆叮咛，施以刑罚、督促责成，也没有用。所以说，君主所下的命令同自己的爱好相反，百姓就不会听从。何况奸诈巧伪、贪婪的人，攀附权势以求进用，会想尽各种办法；轻浮柔媚的人，乘机谋利，也每天试用自己的手段。二者交错分布于内外，那么君主耳目所及的一切可欲之事，以及违背道理、妨害治理的事情，就会纷纷混杂进来。君主遇到可欲之事，有时只是口头说一句，有时亲自做一件，进谗谄媚、当面奉承的人无不赶紧顺从圣意来夸赞其美，或者揣摩先意来引导他的行为。君主往往已经受到他们欺骗，却自己还没有察觉，因此心志被他们蛊惑，视听被他们诱引。他们的甜言蜜语，得以在君主心中出现空隙时乘机投入；有时窃取国家的命令，有时改变君主的爱好，使奸诈贪婪之徒能够借机钻营求进。自古以来的君主，如果不是明白事理、洞察先机的圣主，很少有不被他们欺骗的。从前唐太宗曾在树下停留，喜爱那棵树，宇文士及便跟着不停地赞美。太宗严肃地说：‘魏征劝我远离奸佞之人，我不知道说的是谁，怀疑是你，如今果然没有错。’宇文士及叩头谢罪。像唐太宗这样，可以说是历代的英主，不会被小人欺骗迷惑。臣自去年听说，左右近侍中有人同外面被革职的宫观人员暗中结交，接受他们的指使，引诱陛下崇信道教，以至于在暖殿中设置老子像，又让内臣诵习道教书籍，演行法事。当时臣本想把这些事详细陈奏，私下想到陛下圣明，决不会这样做，而外间传言或许出于轻率妄言，所以中止了。近来道路上传闻越来越多，而且说陛下亲自登坛，焚香书符，而大学士杨廷和等如今又以此进言。臣这才相信陛下确实有这些事情；外间所说左右有轻浮之人乘机设下诱饵欺骗陛下，想作为那些希图宠幸、谋求进用者的媒介，并非诬妄。陛下即位已经超过两年，圣心坚定，原本没有什么嗜好，却突然又做起这些事来，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认为，孔子的道理载于六经，治理天下的人都必须遵循它。遵循它就能治理，违背它就会混乱，抛弃它就会灭亡。没听说可以依靠佛、老之道治理天下。佛、老的教义，以清静无为为根本，以苦、空、寂寞为宗旨。如今陛下是天地、百神以及天下百姓万物的主人，万般政务集中在身，万物都仰赖于您，难道可以清静无为吗？难道可以以苦、空、寂寞为宗旨吗？向陛下进言的人，有的称赞导引之术，有的极力宣扬祈福得利之说；他们用来耸动圣听，大致不过这两种说法。陛下一时没有察觉，便以为确实有益而误信了，却不知道这种事情汉、唐、宋的君主都曾反复试验，往往毫无益处，只是自我欺骗，有时反而还有害处。明显的成效和充分的验证，都是清楚可考的。陛下为什么不根据往事加以省察，却又如此深信不疑呢？或许陛下想为宗庙、社稷和天下苍生广泛祈求福佑，勉强去做，心意本来是好的。但如今星辰运行失常，雨旸失时，风尘霾雾连日不散，江湖水势泛滥，盗贼遍布，死亡者道路相连。如果佛、老之道不能回应陛下崇敬的诚意，不能为陛下抵御灾祸、保卫国家、庇护百姓，帮助成就太平和谐的治理，那么它们就是没有神灵、也不值得相信的。陛下也可以由此考验它们。陛下屈尊万乘之主的身份去奉事异端教派，自己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它扰乱大经大典，损害圣德，给天下留下笑柄，招致后世讥讽，实在不是小事。况且自祖宗以来，内殿从未有过这样的设置，陛下如今竟创设此事，怎么可以呢？至于各宫好事，以及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和灵济宫、显灵宫等处，每天都要供应斋饭、供养等物品，全都必须经过光禄寺置办，耗费极其庞大。所有从内府帑库支用钱粮作为布施、赏赐的费用，又一定不止这些。内府帑库的钱粮，本来储存是为了军国之用；如今各边镇军士缺少月粮，有司往往告急缺乏，各地又遭盗贼、旱涝，百姓到处告饥。陛下对这些事情一概吝惜不给，却拿来作这类布施、赏赐，所浪费的钱财还让群小得意地拿去向人夸耀，以表示他们得志；那么储存这些帑库钱粮又有什么用呢？臣也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祖宗设置师、傅、保等官职，把他们安置在宫禁机密之地；师负责引导教训，傅负责传授德义，保负责保养君主身体，这就是他们的职责。如今杨廷和是少师，蒋冕是少傅，毛纪、费宏是少保，都是陛下的师臣。他们听到有人谈及陛下，想必是没有得到近密之处论道规谏的机会，所以才在奏章中公开进言，实在也是不得已。看他们旁征曲譬，分析事情、论说道理，委婉周详而又激烈恳切，实在是内心忧迫、责任切身，所以竭尽忠心于陛下，也是在求得履行自己的职责。陛下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已经知道了。’言辞虽然婉转，意思却实在相违；话语似乎亲切，诏旨却显得疏远，完全看不出有改悟之意，却又答应让有关部门施行。这就是臣不能不惊骇并产生疑惑的原因。陛下刚即位时，每次召见杨廷和等人，事情一定先向他们咨询然后才施行；如今竟把他们的话搁置不听，为什么呢？连师臣都受到如此对待，臣属还能指望什么呢？前些日子因为灾异，陛下两次敕令内外文武群臣一同修身省察，天语恳切，反复告诫；关于吏治、民间疾苦、兴利除害，也都要求切实施行，往往还在批答中明确表示。

译既然说‘事情关系到朕自身，朕一定亲自施行’，又说‘斋醮都已经停止’，可是直到现在，斋醮的设置仍然如故，甚至一天比一天增加、一个月比一个月兴盛。这说明诏书敕旨只是徒具文辞，施行被托付于空话，所谓停止也只是虚应故事；陛下已经自己食言，所下的命令反而同自己的爱好相反。这样又凭什么责求内外群臣恭敬承受圣意、切实推行政务呢？这就是臣更加相信陛下已经深受左右轻浮之人诱骗的原因。恭请陛下清净心志、克制欲望，以此树立天下的根本；考察古代、端正正学，以此建立四方的准则。端正自己的嗜好，不要让小人窥知；谨慎自己的习尚，不要被异端摇惑；上面敬畏上天的警戒，下面体恤百姓的困穷。请立即把所建佛像全部撤毁，内外斋醮一律停止；凡诵习佛、老之学的人，勒令遣返回原处。各有关衙门在处理万机之余，只应专心体会孔子之道，阅览《大学》《尚书》以及古代君臣的事迹；这样圣心就会开明觉悟，值得喜爱的事物自然更多，治理之道得到的补益也确实宏大，本来不必穿着道服、诵念真言去从事所谓异端教派的活动。臣又听说内臣周用、田颙、蔡秀等人，才干如同掮客，性情奸猾，柔媚谄佞、善于迎合，这本来就是罪人名下的人；如今又借机依附左右、承办差事。他们善于窥伺圣意，举动往往暗合机宜，凭借左道旁门，迷惑圣聪。凡是这些作为，都是他们诱导的，大概是想暗中替罪人引荐同党，树立自己的旗帜。臣去年不自量愚昧，曾请求陛下慎选近侍，意思正是针对周用等人；后来接连奉到圣旨，命令宫中一切执事内臣由司礼监秉公选拔谨慎厚重、老成可靠的人，作为承应备用人员，钦此。直到现在，司礼监官员却抛弃制度，凭私意行事，废置诏敕命令，始终不见实行。恭请陛下把周用等屏退逐出宫外，不要再留在左右，成为群小援引的地方。宫中承应、执事人员，也请敕令司礼监遵照先前诏旨，秉公选拔。其间凡是往年罪人名下的人，如周用等，一律赐令遣逐。这样或许可以堵塞根本、杜绝源头，太平之治也就能够成就了。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令有关衙门知道。

译《论王邦奇等七次奏辩疏》【嘉靖二年】张原 臣谨此上奏：近日锦衣卫左千户等所、銮舆等司的旗校王邦奇等第七次上奏申辩，意图恢复官职，臣已经代表本科上奏参劾驳斥。臣私下认为，诏书敕旨不能不讲信用，纲纪不能不振作，法度不能不施行；这些都关系到朝廷的大体，是治乱的关键。恐怕陛下还没有完全察知，所以冒昧再次陈说。查得先前诏书中有一款：‘正德元年以后，各衙门官军、旗校等人因缉捕妖言、奸细而升授职役的，并不属于临阵对敌、擒获强贼者，一律查革。’钦此。又有一款：‘节次抗拒违背诏旨、妄自上奏者，审问后发往边卫充军。’钦此。等到科道、部、卫等官查明具奏后，奉圣旨：‘这些冒滥人员既然已经敕令一同查清，其他事情也由有关部门看后回奏。’钦此。后来兵部复奏，奉圣旨：‘各有关官员、旗役都依拟查革；其中属于职官而革尽职级的，仍给他冠带闲住。被革人员如果含糊上奏申辩，由你部和有关科道参奏，从重治罪。’钦此。后来又因锦衣卫右所副千户杨忠上奏申辩，兵部参奏复议，奉圣旨：‘杨忠抗拒违背诏旨，含糊妄奏，交法司提拿审问。’钦此。又因锦衣卫衣中等千户所的千户、百户、总旗、小旗刘钻等上奏申辩，兵部参奏复议，奉圣旨：‘你部所说的是对的，但弘治十八年以前升授的职级仍照旧不动；正德元年以后升授的全部查革，不许再来上奏扰乱。刘钻等人宽免。’钦此。如今王邦奇等都是官军、旗校，属于正德元年以后因缉捕而升官、正应按诏书查革的人。其中即使有些事情确实属实，大概也不过一两件；如今都无法考证，难以据理辨明，也就不必再讨论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正德年间国柄暗中转移，权贵宠臣掌权，祖宗的制度和朝廷的纲纪几乎全都荡然废弃，以致奸邪小人倚仗权势，大肆钻营，往往都靠纳贿求官，按日计算升迁。下至贩夫、商贾、厮役、仆隶，没有不这样做的，也没有不能如愿的，官爵名器因此大为败坏，纲纪日益崩裂。当时即使是他们这些人，也知道这是滥授，却明白后来不可能安享其成。陛下过去在藩邸时对此也十分熟悉。幸而上天保佑我大明，陛下即位之初洗刷积弊，恢复旧有章法，天下正因官爵道路得到清理而欢欣，却没想到王邦奇等人的奏疏又出现。皇帝看过后，下达了这样的批示。臣当然知道，王邦奇等平日凭借冒滥取得的官资，身着朱紫官服，出入炫耀，意气扬扬。一旦革去官职，使他们顿时失势，心情当然不能没有怏怏不平。既然已有明确诏旨，又给他们冠带闲住，也就可以安于命运、知道止足了。如果一定要恢复官职，那么既有正德元年以后一律查革的诏书，又有多次奉行依拟查革、全部查革的诏旨，从道理上不能实行，从法律上不能实行，朝廷的体统也不能允许。如今满朝大小臣工，谁敢违犯天下公议，甘愿承受万世的重重讥讽，挺身而出重新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恢复王邦奇等人的官职，去犯抗拒违背诏旨、改变扰乱成法的大罪呢？王邦奇等本来就是凭缉捕获得官职，臣就他们所办的事情论说，十五六年间罗织罪名、严刑锻炼，因无辜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也有些人虽然死了，却还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有良知的人无不为之痛心。王邦奇等试着扪心自问，也应当自己知道。杀人来求取富贵，在天理看来算什么？如今他们竟不自我悔过，反而上奏申辩，肆意发泄仇怨，使用极其诋毁辱骂的言辞，放纵凶悍本性，企图谋求报复，肆无忌惮到了这种极点。古人说过，敬重身边的近臣，就是敬重君主；礼遇公卿之家时下车，经过道路遇到王者车马时扶式致敬，也都是为了敬重君主。如今科道等官是陛下身边的官员，正是近臣；他们奉陛下之命前往办理事务，是代表陛下行事的使者。王邦奇等人看待他们，竟然还不如看待陛下所蓄养的牲畜，并且屡次加以叱骂，这与汉法所说的“大不敬”相比，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他们所攀附援引的人，又都是片面之见，根本不知道每个人的事迹不同，诏书的条文严密，官府的册籍详备；不属于这一条，就属于另一条，应当留存的，依据事实即可查明。并不是下级官员不敢办，而是不敢容许徇私；即使有私情，也不能容许。况且法律源于天道，由祖宗制定，以陛下为主宰，由百官奉行。如今天下事务并非只有一端，奉行陛下法令办理事务的也不止一人。假如真让王邦奇等人的奸计得逞，使“市虎”的流言变成事实，那么百官临事都会有所观望，畏缩回避，谁还肯替陛下承担事务？那岂不是可悲吗！何况陛下屡次下诏防范：一条说抗拒违背、妄行上奏的人，发往边卫充军；一条说防止蒙混上奏、借口辩解的人，交付参奏，严加治罪；一条说不许再有奏扰；而《大明律》和现行条例又规定，拾取材料、勘问官员的，民人发往口外，军人发往极边卫所。如今王邦奇等人七次上奏辩解，不知与诏书、律例相合还是相违？臣在该科任职，虽然曾多次行文参劾驳斥，却不知道是否还应援引诏书防范、依据律例上奏，请求依法论罪。像往日惩治杨忠那样，那么王邦奇等人仍不悔改，也就应当如此处理。如今天下奸邪潜伏，扰乱政事的行为暂时止息，世道清明，所依靠的只是这道即位诏书作为防范。臣等之所以谨慎遵守，不敢苟且求取名位，人们闭口不言，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一旦这里决堤，便会四处溃流，洪水泛滥冲天，陛下的大事就要坏了。臣在该科任职，已经奉有明确的诏令，允许臣参奏；何况亲眼见到这些人牵引朋党同类，企图动摇国是、败坏国体、抗拒诏书、搜罗材料勘问官员，臣实在非常恐惧。上下失序、纲纪日渐败坏，工匠不相信道理，朝廷不相信法度，这关系天下治乱，绝非小事。至于科道、部、卫中区区几名臣子，本来并不值得吝惜。伏望陛下独自振作乾纲，大施英断，下敕法司，将为首的王邦奇遵照诏书防范，从重发遣，以此警戒众人；仍追究代写奏本的人，照例治罪。这样或许朝廷不失信义，百官也能放手履职。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兵部知道了。《御选明臣奏议》卷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 停止国戚张鹤龄等人的恩典奏疏【嘉靖二年】张原 臣谨奏：昨天看见吏部奉到敕令：皇亲、太师、寿宁侯张鹤龄进封为昌国公、庆阳伯，夏臣加授太子太保。钦此。又奉到敕令：都督同知陈万言进封伯爵，赐给诰券，准许子孙世世承袭。钦此。又据司礼监太监张钦传奉圣旨：都督同知陈万言的儿子陈绍祖，授为尚宝司司丞。钦此。又传奉圣旨：舍人蒋泰、蒋清、蒋昶，都授为正千户；吴振武授为百户。钦此。臣听到这些命令，惊愕不安。臣私下认为，俸禄是用来报答德行的，爵位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这是天地的常理、先王的大法和祖宗的定制，不可更改。改变它就会导致滥授，滥授就会使爵位轻贱，轻贱就无法收束和激励人心、砥砺世道。陛下继承祖宗大统，是天下共同拥戴的义主，应当把爵禄作为公正对待天下、任用天下有才德之人的工具，不应偏私外戚而滥加恩宠、妄行授予，以毁坏祖宗治理天下的法制。张鹤龄等人没有经历百战之功，也不是才俊而具备九德之士，只凭椒房亲属关系，深受恩宠，富贵已经到了极点，名位也已经过盛。如今没有做任何事情，却又有人加授崇高官阶，有一人授六品文职，有一人授五品武职，有三人授六品武职，有二人…… 这不仅是宠赐频繁、爵赏横加滥授，而且还偏私厚待亲戚，轻率动用王法。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陈万言新近成为国戚，位列都督府佐官，按照旧例进封伯爵，本来还可以有所解释。臣仍嫌晋封太过仓促；至于张鹤龄等人，又有什么理由呢？如果认为母亲的恩德无穷，陛下的孝心还没有尽到，那么去年颁诏推恩已经够多了，如今再次给予恩典，又似乎没有名义。即使张鹤龄等人对国家有积累的劳绩，论功行赏也只应实行一次，怎么可以去年降一道敕令，今年又降一道敕令？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洪恩超过常度，宠爱过分，恩典频频颁下、重叠出现，以至亵渎僭越到了这种地步。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才可以停止呢？吴振武等人又出自异姓，臣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如今都曲从私恩，一概滥加授予，毫无节制，实在开启了任意迁升的恶例，怎么能堵住众人的议论、防止侥幸求进呢？臣之所以不能不震惊而又痛惜，正是因为这个。况且公爵和伯爵都是上等爵位，五品、六品文武官阶都是重要职位，封爵授官是国家大事。陛下不与辅弼大臣商议，却动辄从宫中直接降下手敕，轻率施行，按照事理看，实在很不妥当。何况大恩不可频繁借出，上等爵位岂能轻易授予？祖宗的训诫明白昭著，法制也都存在，陛下似乎更不应任性轻率地施行。富贵忌讳过于盈满，功名嫌恶过于盛大；造化有消长、盈虚的规律，这是确定不变、不可欺罔的。因此汉、唐、宋的贤君往往慎重施行公正赏赐，抑制断绝私恩，不肯稍微宽纵外戚。那些懂得道理、明白时势的外戚，也有的守持谦让、戒备盈满，不敢稍稍凭借公家势力；这样上下共同形成保全彼此的办法，成为善于处置富贵的人，事迹载入史册，至今仍有光彩。臣正以尧、舜的标准期望陛下，然而如今所作所为，却似乎远远违背汉、唐、宋的贤君，使天下人能够私下非议，后世能够任意指责，这正是臣替陛下深感惋惜的原因。何况如今各地盗贼横行，百姓困苦不堪，饥荒接连不断，道路上饿死者纵横枕藉；南京奏报的情况，又有令人不忍听闻的。陛下却没有因此稍稍动心，不能日夜忧劳，反而只是殷切顾念戚畹，广施恩泽。臣恐怕天下会认为陛下无心于百姓，只知道有外戚，这种危害实在不小；这也是臣替陛下深感惋惜的原因。伏望陛下以天下为家，以万民为念，用义理裁制事务，用礼法节制感情，遵守祖宗慎重守护名器的训诫，谨防亲属骄纵僭越礼制，俯身采纳臣的意见，将上述恩典暂且停止，慢慢等到日后再谋议施行。这样或许赏赐有正当名义，官爵不致滥授，陛下不失守成守文的盛德，戚畹也能保全知足的美名。臣这些话，并不是敢于轻视陛下所亲爱的人；臣身为言路官，兼任封驳之职，这是职责所在。看到此事在道理上或有差错，实在不能漠然置之，又害怕天下后世议论到臣，所以冒死上奏。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有关衙门知道了。停止司礼监请乞恩典奏疏【嘉靖二年】张原 臣谨奏：近来司礼监右监丞阎绶等上题，请求为已故司礼监太监张淮的弟弟张铭、侄子张琦、张玮以及阎钦等人乞求官职，并请求让现任者继续管事，奉到圣旨：张铭任淮南镇抚司管事，其余请求交该部办理。钦此。臣等私下看到，张淮本是平民子弟，入宫侍奉帷幄，荣耀地身穿蟒袍、佩戴玉带，任职司礼监；即使有奔走效劳之勤劳，也大概是职分应当如此，他一生所受的宠荣，已经很难再用其他方式报答。何况陛下继承大统时颁诏推恩，已经授张铭为指挥同知。如今张淮已经去世，又赐给葬祭之礼，如果再任用张铭，未免失于恩典过多。往日太监赵山、杨聪等人去世时，他们的近臣也曾替其弟侄乞求官职，臣等据理上奏，论说不可，却没有得到允许。不过，他们都是藩邸旧人，既有跟随陛下登极的幸运，或承受过非同寻常的恩典，这件事偶尔实行一次，本来就已经妨碍圣治。没想到今天竟把它当成惯例，一概接连施行，这是为什么呢？臣等依据法律提出的意见既不被相信，而他们徇私的请求却得以肆意施行，原因就在这里。朝廷任用人才，本来是为了办理事务；如果不问这个人有没有才干，只因顾念私情便轻率委任事务，那么不导致失败的情况就很少了。

译镇抚司是机密机构，尤其应当通过推选任用人才；朝廷对于机密事务，怎么可以拿人员任用来试验呢？臣等昨天曾略微了解张铭的为人，他连礼仪规度尚且不懂，对于事务又怎么能办理呢？假如日后有所败坏，那就是陛下的事务也会受损，处事体制违背，治道受到伤害，实在不是树立法度、垂范后世的意思。再看司礼监监丞阎绶的职分名称，司礼监本应恪守礼法，辅佐陛下完成维新的政事，他却抛弃礼法、任凭私情，替别人乞求官职，使陛下犯下滥赏妄施的过错，在官署中举用有幸位却会败事的人；存心不善，哪里能担当任用？如果是因为追念过去曾做张怀门下之人，难道可以拿朝廷的公物来报答私人情谊，招致枉曲、开启滥赏吗？这叫作不忠。如果他是因为从中能够获利而这样做，那么又怎么可以借朝廷的恩典作为私人交易，出卖公义而追逐私利？这叫作无耻。他所说张淮的坟墓离京城遥远，需要亲近的人往来照看，听起来似乎有理，究其道理却不对。照看坟墓，张铭作为亲弟弟自己就可以办理，似乎与是否担任管事官无关。再看后来开列的乞求官职人数颇多，而阎钦本来不是张淮族人，只是与阎绶同姓，其中尤其令人疑惑；而且每个人姓名下面，竟擅自注拟所授官职，事情属于专擅，似乎不知道恩典出自朝廷，各项典守职责各有主管机构。倚仗宠幸而擅权，买卖恩情以谋取利益，都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幸赖陛下圣明，只允许张铭管事，其余都已经驳回。臣仰望赞叹圣德，实在无比欣喜。不过，让张铭管事，尤其不是祖宗军政中通过推选任用的旧法，也不符合圣贤根据才能授任的明理原则。臣等身为该科待罪官员，不得不再次为此进言。伏望陛下慎重对待公正的赏赐，抑制断绝私情，俯纳臣等愚昧的意见，追回停止任命张铭管事的成命；仍将阎绶略加惩责，以作后来的警戒。臣又听说，施行政令必须先申明命令，明确惩罚是为了整饬法令；不堵塞源头，不能止住水流；不惩罚一个人，不能警戒百人。再请求敕令司礼监通行戒谕，各监局官员都应同心协力，守法奉公，不可替人乞求升官、管事等恩泽，借此贪图利益，自毁操守，那就太好了。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已经有诏令了，该部知道。

译论国戚张延龄等人的罪状奏疏【嘉靖二年】张原 臣谨奏：臣查访得知，建昌侯张延龄被宛平县百姓孙铭上奏控诉强占土地等五件违法之事，孙铭投匦申诉，法司却不敢审理。张延龄擅自派人到法司门前，把孙铭捉拿到家中，锁在马房里五天。孙铭的妻子又曾把事情写成奏疏上奏，法司也没有听说采取任何措施。张延龄又把孙铭责打二十杖，随后才放走。像这样倚仗权势、骄横放纵，妨害国家、伤害百姓，臣恐怕陛下深居九重，或许还不知道。近来皇亲、功臣相互仿效，大多都是这样。又如定国公徐光祚，本是患癫痫的病人，愚笨到了极点；但他的弟弟所谓“三公子”，每次下到乡邑，擅自乘轿，擅穿蟒衣，擅住公馆，擅自接受诉状，擅自发布告示，擅自使用刑杖，作威作福，违背礼制和法律，恶行多得无法尽数。玉田伯家、昌化伯家，也常替人追讨钱债，贪图贿赂，凭空制造事端，罗织陷害平民，拘禁数月，私自拷讯，声势张扬，使道路上的人侧目而视。这恐怕不是各位皇亲功臣的福分，也不是宗庙社稷的利益。陛下是天下军民的君主，实际上依靠天下军民来建立国家；如今眼看这些皇亲功臣违法害人，却不替他们施行王法，那么军民中受害的人将来又能向谁申诉呢？万一日子久了，形势逼迫，百姓怨恨、内心离散，陛下又将凭什么建立国家？张延龄等人已经富贵到了极点，却不致力于保持盈满、守成保全的道理，反而贪图财货利益，毫不知足，任意妄为，骄横违法到这种程度，似乎不知道有朝廷、也不知道畏惧法度。从今天的情况看，我太祖对待功臣、汉文帝处置薄昭，都不能说恩德少；而各位皇亲功臣侍奉陛下，却不能说遵守礼法。陛下治理各位皇亲功臣，或许也过于优厚了。陛下固然说顾念亲亲之情和世代功臣之后，但“百姓是国家根本”的道理，难道就不应当顾念珍惜吗？如今百姓受害却无处申诉，法官畏缩不敢追究审理，以致这些权贵日益骄横，百姓日益无法忍受；陛下却没有因此稍稍动心、略加责问，如果放纵他们造成这种局面，实在不是正确的办法。正德年间虽然权奸当政，但各位皇亲功臣仍知道畏罪收敛，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情。如今陛下圣明在上，而张延龄等人竟严重到这种地步，臣私下认为，是陛下姑息过度、威令不能施行造成的。伏望陛下重念祖宗宏大基业创业的艰难。也要想到亿万百姓人心容易失去，民间百姓的生计极其微薄，功臣外戚的富贵已经过盛，常常用义理节制感情，不徇私恩而掩盖公义；应当申明训诫，严加裁抑，使各位皇亲功臣都知道崇尚俭朴，恪守谦恭，各自遵守礼法、保全富贵，不可轻率放纵自己、触犯法律，以至留下后悔。至于奏疏中所说建昌侯、定国公的事情，仍请敕令法司一并审理；如果查得事实属实，就都依法处置。这样或许威令得以彰明，贵戚知道收敛，不只是百姓的幸运，也是各位贵戚保全富贵的幸运。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有关衙门知道了。停止织造奏疏【嘉靖二年】张原 臣谨奏：先前内织染局署局事、御用监太监刁永等上题，请求派官员到苏州、杭州等地督办织造，工部据理上奏认为不可，反复辩论将近一千多字。工部是根据时势极力陈明道理，论述极其详尽。没想到圣意竟然不为所动，反而有派遣两名内臣提督的诏令。这件事关系圣政的得失、百姓的喜忧和世道的治乱，臣不得不冒死陈述自己的愚见。陛下登极之初，已经把各处新增加、派出的内官全部召回。陛下圣明洞察万里，或许已经知道他们是地方百姓的祸害。天下刚刚防止再次发生祸患，百姓都非常庆幸。距离那时才过了多久，怎么又有派官的诏令？为什么前日知道它会害民而停止，今天却又不考虑它会害民而准许请求？如今各地水灾旱灾接连不断，饿死者遍布道路，其中南直隶一带灾情尤其严重。现在最应该用心存恤百姓，尚且担心未必能救济得了，何况还要加上征税摊派、搜刮剥削的骚扰呢？陛下每逢各地巡抚奏报灾情严重，府部台谏上疏议论救济办法，便屡次下达明确诏令，发放内帑、减免征派，谆谆告诫，都是希望他们用心存恤百姓，务必使百姓得到实际好处。像这样施行，就是一方面派官员赈济，另一方面又派官员征敛侵害。所谓实际好处在哪里？所谓存恤又体现在哪里？诏令所允许的虽然只是苏州、松江，但一旦弊端的源头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再次开启，那些干求任用、谋取利益的人就会把它当成获利机会；这种势头一旦蔓延，决不能再轻易止住。这样一来，陕西的羊绒、江西的烧造，以及凡是买办、采办、管庄、管店之类的事情，也可能都无法避免。如今天下各地大半都有盗贼，陕西这个重镇又已经遭受战乱残害，百姓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刀箭，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呻吟之声、困苦急迫的情状，已经遍布民间，哪里还承受得起呢？臣恐怕无处申诉的穷苦百姓，最终会反抗而不受约束，冒犯、阻碍圣化，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夏天曾听说，浙江镇守太监梁珤声称进贡差人私自携带满船宝货前来打点，意图兼管织造。当时给事中章侨预先提出了这件事，正想截断、封闭他的道路，才过了几个月，太监刁永果然提出了这样的请求。倭寇构乱之时，梁珤没有听说出谋划策、设置防备以安定地方，却只急忙经营谋划，图求掌管织造。究其内心，只知道谋求私利而不知道谋划国家，只知道爱护自身而不知道爱护朝廷。陛下试着详细察看一下，梁珤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梁珤经营谋求织造之事，虽然因章侨的进言而暂时停止，但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这个端绪。此后那些通过贿赂托请身边人、攀附宫中关系、图谋获得任用的人，都会借此施展拉关系、疏通关节的手段，终于使派官的命令必然发出，再也无法挽回。臣考察认为：梁珤擅自开启弊端，违背成例和诏书，为陛下聚集众怨，为朝廷制造祸根，误国害民、背弃公义而徇私利，罪可处斩。伏望陛下常怀“百姓是国家根本”的心意，重念百姓贫困就会盗贼兴起的道理，所有派官提督的命令，赶快下令撤销。等到后年年成丰收、人民富足之后，再行议论办理；仍将梁珤召回审究治罪，以杜绝攀附请托。这样百姓就万幸了，臣也万幸了。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有关衙门知道了。

译论议礼诸臣黜陟奏疏【嘉靖三年】胡世宁 臣过去在陛下登基之初，曾仿效宋臣司马光上言：君主的大德有三种，即仁、明、武。臣私下看到，陛下临朝以来，爱护百姓，洞察事理，这是仁，也是明；但武德尚未彰显，因此臣下多有玩忽，政教未能昌盛。近来因为大礼的议论，群臣持议不合，陛下多次宽容，而他们却更加激烈；圣心不得已，赫然发怒，稍稍施加威罚，朝廷内外听到后都肃然震惊，圣武已经彰显，三种大德齐备了。然而臣私下仍有所忧虑，斗胆申述前面没有说尽的话。这三种大德中，以仁为主，明与武是用来成就仁德的。譬如天地，仁是万物生成的德性，明是日月照耀的光明，二者一天也不可缺少。至于武，好比雷霆，适时震动一次就够了；如果频繁震动，或者震动过度，那么天下将无处容身，天威也反而会受损。因此论者说，这三种德中，仁或许可以稍有过度，明却不可过度；明过度就会变成苛察，即使明尚且不可过度，武更是绝不可过度；武过度就会变成残暴。臣希望陛下今后中外群臣有罪，都交给司寇审理，责问罪状，明确区分轻重，诛杀、贬黜都依照俸律科断，使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动摇，这才是所谓武德。至于屡次使用廷杖，臣恐怕其中有些人内心确实忠良，只是身体一向怯弱，一时承受不住杖责，偶然死在雷霆之下，反而损伤日月般的圣明。臣知道这件事并非出自陛下本心，实在是群臣偏激争执的过错；然而事情传遍天下、载入史册，难道能用来彰显圣德的美好之处吗？臣只希望陛下今后谨慎防止这种情况而已。席书因为通达礼制而得到陛下认可，亲自被擢升为礼部尚书，这确实符合古代圣王知人善任的原则。但臣恐怕后来有文臣武将才望不如席书，却援引席书为先例，通过请托结交、不经众人推举而得到宠幸升迁；圣明若因此允许选部、言官据理上奏，追夺其官爵，也就可以了。其余新进而才华通达的人，如今虽在议礼问题上的一句话与圣意相合，但以后难保他们事事都正确；旧任而老成的人，如今虽在坚持礼制的一件事上做得过分，但以后也难保他们事事都错误。圣明若能以天地日月三者无私的心意照临天下，意见正确的就采纳，错误的就搁置；立心和行事公正的就任用，私心的就贬黜，不分新旧彼此，不预先存有亲疏取舍，便是天下的幸运。皇上聪明仁孝，亲自确定大礼，追尊皇考为恭穆献皇帝，尊圣母为章圣皇太后，已经没有子臣…… 父亲的过失了。然而议论者想要纠正两位考亲称谓上的错误，追改皇伯的称号，争论不止，朝廷内外共同疑惑。臣不敢说他们的话没有道理，但臣私下有所见解：陛下入继大统，虽然是由于皇考的遗体血统，按照伦序应当即位；然而最初定策时，朝议之所以大为协调，实在是由于慈寿皇太后拥护辅佐的功劳。此后陛下即位以来，人心长久拥戴，实在是承受孝宗敬皇帝圣治的余荫。臣知道圣心纯厚孝顺，对于议论者的话，必定有不愿全部实行之处；对于皇伯的称号，也一定有不忍立即改动的地方。臣希望陛下明白说明这一心意，制止议论者再次进言，消除他们的嫉妒怨恨；也用这一心意解释群臣固执的疑惑，宽宥他们愚昧而忠诚的行为。务必要使两宫二庙都享有陛下的孝敬，彼此欢洽而没有隔阂；使九州四海都歌颂陛下的德行，爱戴没有止境。也使新旧群臣在朝廷下和谐协调，共同辅佐治理革新的政事，以此向上天祈求万年长久的国运。这是陛下万世流传的孝行。臣愚昧，冒死陈奏，内心实在十分恳切。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大礼奏疏【嘉靖三年】吴一鹏 臣谨考察前代入继大统的君主，间或有为本生父母在园陵和京师建立庙宇的，只是每逢年节派官员前往祭祀，不久也就下令停止；然而这种做法仍被当时和后世议论者认为不合礼制。至于在大内建立庙宇而由皇帝亲自祭享，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臣等宁可获罪于陛下，也不愿陛下在天下后世面前失礼。如今张璁、桂萼说：“继承大统属于公义，为本生父母立庙属于私情。”又说：“大统最重要，嗣位较轻。”臣私下认为，正统传承的对象称为宗，所以立宗是为了继承大统，立嗣是为了承继宗统；大统和宗统本来没有轻重之分。何况如今是我朝传子继位的时代，却想仿照尧舜传贤的例子，实在是不合伦类。又说“孝不在于称皇不称皇，只在于是否奉考”，不愿改称孝宗为皇伯考。臣等遍考古代，从没有把神主称作皇伯考的；只有天子称诸王为伯叔父，才有这种说法，不能加在宗庙神主之上。此前称本生父为皇考，实在是出自圣心裁定，却说臣等保留一个“皇”字是为了窥伺陛下，又说“百个皇字也抵不上父子的名分”，怎么能放肆发言、毫无顾忌到这种程度？请求赶快停止在宫中建室的打算，改在安陆建立庙宇；将张璁、桂萼等交法司审讯治罪，议定后上奏。皇帝答复说：“你们欺负朕年幼无知，结党附和，共同执意违抗，暂且不追究。至于奉先殿西室，赶快修缮，以尽朕每年追念先人的情意。” 请求举行大礼以安定人心奏疏【嘉靖三年】朱淛 臣私下认为，嘉靖三年二月三十日，恭逢慈寿皇太后圣诞节，奉到诏令，命妇一律免于朝贺。臣近来看到，天灾流行，圣心受到警动，各项供御用度全都裁减节省。母后慈爱、以国事为重，本来应当表现谦逊，但睿旨简略严肃而不说明原因，臣民听见看到后，怎能不疑惑？众人都说，朝贺之礼，近来兴国太后已经举行；如今慈寿皇太后诞辰，却听说停止朝贺，事情相类似，礼数却突然不同，传报之间，关系实在不小。臣私下想到，慈寿皇太后亲手扶持国器，亲自把陛下母子托付给孝宗；这种至情如同日月照临，孝宗在天之灵所希望陛下奉事母后的心情，难道不正是天下臣民万姓所共同希望的吗？如今竟在不到一个月之间，一次废止、一次举行，彼此比较，形迹太过明显，怎么能安慰母后的心，慰藉孝宗在天之灵，符合天下万姓臣民的仰望呢？臣愚昧地认为，朝贺之礼，母后虽然说坚决推辞，陛下尤其应当诚恳邀请；比照通常礼制，更加用心举行，表达至诚至敬，尽到情意和礼文。否则流言蜚语形成事实，嫌隙容易开启，两宫的疑虑逐渐积累，国家的祸患日益产生，国家的兴衰盛替，实在都系于此。臣感激忧惧到了极点。奏疏送入后，因违逆圣旨，被下狱、杖责并斥退。勘察地方盗贼情势奏疏【嘉靖三年】张原

译臣谨奏：先前福建镇守、巡抚等官勘察报告漳州等地流贼攻劫、杀戮、掳掠以及官军斩获的缘由，已经送到兵部。又据莆田县受害百姓詹与良上奏说，当地卫司不出兵剿捕，致使盗贼猖獗，大肆残害。臣看这些材料，双方情形和言辞各不相同，其他隐情也还很多，不能说已经追究完毕，仓促之间难以定夺，因此想再转行当地巡按衙门复查。复题后奉到圣旨：各有关官员的功罪，以及阵亡、死节等事项，着巡按御史秉公查勘，务必查明实情再来陈奏。盗贼起事所在地失守的缘由，也着广东镇守、巡抚官员赶紧查明具奏。钦此。臣认为，前述盗贼攻打劫掠邻近县邑，焚烧房屋，抢掳百姓，污辱妇女，抗拒军民，杀戮官吏，甚至杀人祭旗、剥皮分尸、剖腹取胎，流毒三郡，遗害两省，残酷到了极点，人人愤恨怨怒。这并不只是詹与良一人这样说，他的乡人、听选官陈文淕以及给事中等官郑一鹏等，近二十人都曾联名上奏。他们都是当地土著居民，亲身见闻并记录这些事情，所说必定真实可信。他们说，盗贼在城郊扎营二十多天，卫司坐视不管，任由盗贼唱歌、弹奏、饮酒，从容劫掠杀人；盗贼还发票买物，公开通知官府，要求准许供应。又说，忽然听闻盗贼到来，都司已经先行逃走，第二天才知道盗贼所在。官军出兵到涵头，偶然听到风吹兵器发出声响，指挥以下的官员便逃回城中；官军从未与盗贼交战一箭，只有民兵屡次交战，被杀约五百多人；典史中箭而死，检校被掳后赎回等情节，与臣所听闻的大致相同。等到看到当地乡人编写的《癸未录》，其中记载当时事情尤其详细；与当地官司勘报的内容相比，十件中只有两三件相同。该部想要复查，大概已经看清其中的弊端。但当地官员既然已经查勘回奏，哪里肯再说出不同情况，使自己前后矛盾？何况他们都是待罪人员，难免回护遮掩，只做表面文章敷衍塞责，结果使民间的愤恨郁结，失去综合核查事实的实效，助长侥幸心理，损害公平治理，实在很不妥当。是否可以依照勘察倭寇事务的成例，再烦请下敕，选派一名给事中前往，将他们先前的勘报以及詹与良等人的各份奏疏逐一查勘，务必查明实情。对于广东盗贼起事地点失守的缘由，也命派去的给事中一并查勘，核实后据实奏报。臣说这些话，并不是故意刻薄。近来臣看到，各地盗贼日益增多，大多都是从细小事端发展起来的。当地守土官员既不设法捕治，又不及早申报，等到局势已经酿成，便专门隐瞒，拥兵自卫，安坐旁观。听说盗贼就在前方，只选择有利地形远远防守；等与盗贼对垒，却先望风逃跑。损失重大时，就把一百人减报成十人，又假称是受伤；偶尔捕获盗贼，就把一百人夸报成一千人，其中又有很多是冒报的数字。等到被查勘，往往又拖延不办，动辄经过两三年，辗转经过一两任官员之手。等日子久了、时势变了，人心懈怠、事情缓和，才开始拼凑材料，希望用来塞责复命。中间又以升官、离任作为推托，以公罪可以赎免为借口，结果赏赐多有滥恩，惩罚又达不到罪责，法令无法施行，人心玩忽怠惰。这种弊病沿袭流传，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勘报的事情，大多都是如此。臣因此相信，今天詹与良所说的并非虚假。臣又听说，近来山东盗贼再次兴起，河南聚众呼啸的已经超过千人，庐州、凤阳一带已有奏报，湖广各郡也到处发生盗乱。以臣看来，这些都不是小事。假如朝廷不能及早严明法度、明确赏罚，并在上面大力振作，臣恐怕人心没有警戒畏惧，政令日益废弛，各地守土官员沿袭旧弊，只图苟且免罪，天下的祸患就很难止息。因此臣怀着恳切之心，不顾冒犯，谨将愚见冒死上奏。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兵部看过后再来陈奏。请假养病仍极力论说朝政奏疏【嘉靖三年】张原 臣近日因为灼艾治病而请假，听说科道等官接连上疏弹劾主事桂萼、张璁等人的奸邪谄佞，却一直没有看见陛下有所处置，臣私下忧愤，不知该怎么办。在呻吟病痛之中，臣仍冒死把桂萼等人固守先前说法、一定要争胜的意图，以及科道等官极力陈说、弹劾举发、不愿与他们并立的原因，详细告诉陛下。桂萼等人当然知道，改变宗庙制度、诋毁诏书、离间宫闱、诽谤排斥大臣、动摇扰乱国是，罪在不可赦免。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就像骑虎难下，只好更加固守先前的说法，还希望借此一时获得富贵，这正如邓管只知道贪求好官、桓温不顾身后留下恶名一样。因此他们应当肆意放言、横加辱骂，越来越肆无忌惮而不肯停止。科道官也确实知道圣意已经确定，天威正盛，雷霆之下没有什么不被摧折，诏令既已颁下，哪里容许有人阻挠破坏？但他们看到邪说横行，奸人谋求进用，国家安危正系于此。与乱臣贼子相比，他们的行迹虽然隐蔽而细微，但危害实际上更大、更猛烈。科道官恐怕陛下一时没有察觉，误中他们的诱饵，使奸邪的计谋万一得以实行，皇伯的称号竟然被改掉，人心汹涌不安；正因为害怕这些，他们才接连上章、反复进言，纷纷不停，甚至触犯皇帝的忌讳，也顾不得计较了。臣曾经验证过这件事，人心并不只是朝廷中的臣子这样认为，即使下至民间平民，也都这样认为。由此可见，孝宗皇帝深厚仁慈的恩泽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百姓无不伸长脖子，想着为孝宗皇帝效死。科道官只是顺应人心，代为陈述道理罢了。何况这又关系到他们的职守和公共议论，他们应当抗言执奏，越发受到激发而不敢停止。桂萼等人既然已经被召到京师，缙绅大夫都不肯同他们站在一起交谈，难道他们没有同乡、朋友这些平日亲厚往来的人吗？听说他们每天所接待的，都是往年被罢职、不得志的人，以及幸灾乐祸之徒；他们常对这些人说：“我已经得到君主了，我的话已经被相信了，我将要被掌权任用，我应当任免百官、改变法制。”像这样放纵胸臆、荒谬夸大地说话欺骗人，尤其值得深恶痛恨。那些新进的小人，学问偏曲而迎合世俗，刚刚得到陛下借给他们的一点脸面，便骄矜夸大、炫耀张扬，仿佛自己已经无所不能；他们器量狭小、见识卑陋到了极点，其余方面更不必说了。陛下也曾知道这些情况吗？如今陛下把桂萼等人的奏疏全部留在内廷，对于科道官逐条陈说的意见，却总是含糊答复说：“有关衙门知道了。”

译然而圣意难以揣测，国是也没有得到确定，以致人心更加激愤，言论有时流于烦琐；圣心更加坚持己见，听到这些话也可能感到厌烦，这样发展也就不足为怪了。为什么呢？大礼过去已经举行，明确的诏书已经颁布天下，圣上的孝心纯厚笃实，绝没有再改变的道理，这些只是陛下自己知道而已。宫门深重，外人无法知道内情。臣下没有得到明白告知，便会产生疑虑；君上不公开说明以取信于人，逐渐就会导致内外疑惑，君臣隔阂，这就是所谓上下不相交，而各种事务杂乱琐碎。这样下去将凭什么治理天下？臣之所以忧愤而不能停止进言，大致就是因为这个。陛下如果替天下考虑，为什么不向朝廷颁下敕令，遍告群臣，详细说明明确诏书已经颁布、大礼已经确定，以表示再也不会改变的意思？至于桂萼等人，也应当早日给予处分，遣送回去，仍回到原来的行列。这样人心就会安定，议论就会平息，国是就会确定，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分。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有关衙门知道了。请求停止工匠等人升职赏赐奏疏【嘉靖四年】胡世宁 臣私下看到，御用监太监张忠上题获准，将制造龙床等物的官匠赵奎等六十八人中，五十四人升职，十四人赐予冠带。工部、科道诸臣多次依据法律上奏驳斥，却没有得到允许。臣恭敬地认为，自古以来国家设置官职、划分职责，下至各种工匠技艺人员，都有按月发给的俸禄粮食，使他们各自领取应得的供给、办理本职事务；这不同于民间雇用工艺人员，后者不属于固定所属，做事必须另外酬劳。至于升官，只有武职按功劳和劳绩论定，大概是因为要使用他们拼死效命；其余人员都要等有职位空缺，再按才能选补，并不是用来酬报劳作。如今赵奎等人每年领取官府俸禄，完成这些工作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怎么还应当另外升职赏赐？所以像我太祖、太宗创建两京宫殿、宗庙、城阙以及各种衣冠、礼乐器物，并修建各衙门廨宇，与如今赵奎等人所做工程相比，何止多出几倍、几十倍、千万倍？如果全都一一升职、赐予冠带，流外官哪里数得清，竭尽天下财力也不够供给。又怎么能够达到今天这样保全民众、使恩德传遍天下的盛况呢？岂只是我祖宗列圣从未有过这种事，即使考察古代历代中叶的君主，也没有因为完成这样的工程，便一下子给这么多人升职。陛下试想此事，传闻于天下后世，人们将会怎样看待？这对圣德难道没有损害吗？太监张忠一向被认为安静老成，如今没想到他竟有这种行为，大概只是知道向下属施加私恩，却不顾向上有损国体。连爱护张忠的人尚且替他惋惜，何况我皇上天性圣明，自即位以来痛切革除权奸滥赏的弊端，怎么可以误听人言，突然做出这种事呢？陛下试令户部全面查核天下规定征收的税粮，年收入有多少，年支出有多少，是否足够供用？再令吏部、兵部等部全面查核每年因功升迁、请求升迁的各项官职有多少，应当增加俸禄粮食多少；正常赋税是有限的，将来靠什么供给？我私下认为，自古以来国家财用耗尽，必然向百姓征取；百姓困穷，必然导致变乱。我皇上聪明睿智，每日更新圣学，对于古今治乱的根源，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呢？如今考虑怎样为祖宗保有天下、为天地养育百姓，必定要从慎重务实、节省财用做起。对于从前防范方面的错误，以及郑自璧等人的言论，陛下一定已经有所领会并深合于心了。然而还没有立即听从，难道不是因为命令一经发出就只能执行，不想因臣下的话仓促更改吗？从前《尚书》说成汤不亲近声色，不增殖货利；德行盛大，就优厚任用官员；功劳盛大，就优厚赏赐；任用人只凭自己的判断，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因此被视为一代圣王，并留下使子孙享福六百年的法则。我皇上天性恭敬、节俭、仁慈、孝顺，一向对声色货利全都没有爱好。实际上在成汤方面已经光明胜过他了，只是在任官、赏赐有时不一定依据功德，以及不愿因臣言而改过这两点上，难道能忍心让圣德不能完全像成汤吗？伏愿陛下痛切思念祖宗创业的艰难，广泛访察军民困苦的情状；想要爱护百姓，必须先节省用度；想要节省用度，必须先减少官员。请俯察言官的劝谏，委曲听从本部的请求，将赵奎等人升官一事收回，按原有规定支给俸禄，不许把署职、冠带、俸粮照旧支给，也不许以后再通过请托关系上奏求取。这样，纲纪就会端正，人心就会服从；财用充足，民生安定；陛下的圣德也会流传百世，祖宗的宏大基业长久保全于万年。臣以平庸的才干，错误地承蒙擢用；兵部军职滥授之事，是臣职分所应当进言的，不敢辜负恩遇而缄默不言，谨冒死上奏。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陈愚悃疏》【嘉靖四年】　　　　林俊 臣认为，议论礼制如同打官司，各人见解不同，能够包容并加以采择，是最大的德行。如果把是非黑白分辨得过于苛细，恐怕还不足以使人心服。臣恭敬地读了明诏，仰见陛下如天地般宽大的胸怀、如日月般光明的圣明，却在这件事上有所悔恨。关于存留防范、叙用复职的诏令，已经等候很久，却一直没有听闻。从前成汤改过毫不吝惜，陛下德比尧舜，与成汤相比又有什么不如呢？伏望早日降下温厚的诏令，以回应幽明两界，慰藉众人期望。臣又认为，古人在朝廷鞭打人，不过是当众羞辱他罢了，并不一定要打坏他的肌肤而置之于死地，也不是用来对待士大夫的办法。成化年间，臣亲眼见过朝廷鞭打三五名大臣，他们穿着厚绵底衣，外面夹着重毡和层叠的帕子，仍然要像卧床养伤数月，淤血才开始消退。正德年间，逆瑾刘瑾掌权，才开始开启脱去衣服鞭打的先例，严重违背国体所宜，酿成被鞭打致死的惨事；幸而遇到新诏收回这一防范，士气才开始恢复，没想到如今又偶然发生了这种事。臣又见成化年间诏狱的各种规定，只有叛逆、妖言、强盗，才实行“打着问”；喇唬、杀人，也实行“打着问”；其余普通犯罪，送锦衣卫镇抚司审问，由镇抚司奏送法司议罪，其中情节严重的，才有奏请裁处的规定；由部寺复奏后，才有降职调任的规定。如今一概加刑审问，不再有轻重高下的区别，恐怕会使旧有法典失去考察，也不是祖宗仁厚的本意。仅此两件事，似乎就应当遵循旧制。臣又见自去年以来，旧臣被谢遣的几乎全部离去，朝廷官署空虚。近来听说石珤又想请求退休，伏乞圣明留意：已经离去的，应当以礼相待；尚未离去的，应当慰勉挽留，并且时时召请二三位大臣接见交谈。又有罗钦顺、王守仁、吕柟、鲁铎等声望卓著的人，乞请陛下从近处召见他们，使他们辅益圣德、谋划圣政，实在是天下大幸。奏疏送入后，皇帝交给有关部门办理，最终没有实行。《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