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一

译《论刑狱疏》【嘉靖六年】　　　　黄绾 臣谨此上奏。臣以为，我朝太祖高皇帝从民间起兵，享有国家特别长久，历尽艰难，充分熟悉世态人情，所以制定制度、确立法令，斟酌今古，周详完备，没有遗漏，比汉、唐、宋都更为周密。至于刑狱一事，尤其在于慎重：既设置刑部掌管国家刑禁，又设置都察院主管纠察，加上负责审问刑案；又设置大理寺专门掌管复审和审录。凡审问过的罪囚，都要备文送交复审。凡口供与实情不相合、实情与法律不相合的，都驳回重新审问。如果驳回三次，改拟仍不恰当，就把有关官吏具奏送交审问，这叫“照驳”。“照”，就是依照其情节和法律。如果审问中有冤枉，囚犯自己翻供、表示不服，就取具供词，移文改由隔别的衙门审问拟罪。第二次翻供仍不服，就具奏会同九卿进行全面审理，诸司职掌和《大明会典》记载得十分严密。考察现行条例，遇到重囚申诉冤屈，而原审官员往往难以办理的，允许有关衙门移文，会同三法司、锦衣卫堂上官，就在京畿道共同审问办理。如果确有冤枉，或者情节值得怜悯、案情有疑，就奏请皇帝裁定。这样使彼此精细推究、互相察觉纠正，所以凡是负责审问刑案、复审录囚的官司，怎敢不竭尽诚心思虑，依据情节和法律来议定公平的判决呢？法律得到公平执行，人人都容易知晓、遵守而不触犯，所以刑罚适中，百姓能够安置手足。所谓用刑是为了制止犯罪，刑罚最终可以达到不用刑的境地。无奈太平富足之后，人心玩忽懈怠，审问刑案的人不仅不审察“五听”、不克服“五过”，负责复审的人也不知道观察刑罚是否适中、案件是否已经查实，只凭个人意志出入人罪；各部门相互仿效，不追究应当追究的，刑罚常常滥施于无辜；不问应当问的缘由，罪名常常错加于并非事实的情形。苛细琐碎、烦扰不休，使长久隐藏的罪恶和奸邪滋长，让良善之人没有申诉的门路，使狡猾欺诈者得到横行的道路。积习迷误而不回头，反称为守法；因循鄙陋、沿袭弊端，反以为合乎礼法；把寻求事实真相看作怪异，把讨论旧章看作狂妄愚昧，于是祖宗的良法几乎全被废坏，臣等有些事情实在难以尽言。如今幸逢陛下上天赐予仁慈和勇气，勤勉振作，革除积弊，谋求刷新政治教化。臣等有幸蒙受知遇，忝任平反刑狱之职，认为照驳、会审之法若不实行，掌刑者便无所畏惧，推测刑狱决不可能清明。至于详细修订法律、考核官属、怜恤狱囚、查革积压、减少烦扰、体察吏员隐情等，也都是清理刑狱根源、从长远修明旧章，用来稍微辅益圣政的办法。伏望皇上俯察，特别下敕：法司今后审问刑案，凡拟议不恰当的，允许臣等依照旧规驳回重新审问；驳回三次而改拟仍不当的，将有关官吏具奏送问。若审问有冤枉，囚犯自行翻供不服，就取供改由隔别衙门审问拟罪；第二次不服，只依条例会同三法司及锦衣卫堂上官会审；情节十分严重的，遵照《会典》，会同九卿圆审。原审和改审官员如果徇私偏向，仍造成冤枉不明，一并参奏提问治罪。其余事项，也乞敕令本寺及各衙门敬谨遵照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为此开列如下：一、审问刑案的衙门固然应当遵照律例审拟发落，但百姓作伪之事日益增多，有的犯罪情形是律例没有记载的，有的情重而律轻，有的律重而情轻，难以照常规处理；历来刑部、都察院及本寺遇此都临时拟议上请，奉钦依发落。这些都是出于圣明斟酌情节与罪名，用来补足旧章的不足，确实应当传之久远，使掌刑者有所遵守。臣等担心文书积存日久，职责变动不常，不能逐一查照奉行，以致出现出入偏差或重复奏请，再烦扰皇帝，实在不便。是否可以命刑部、都察院会同本寺，把自嘉靖元年以来所有审问案件中临时议拟奏请，以及抚按等衙门奏请由部院议处、复奏并奉钦依发落的事项，逐一查出，再行议拟妥当，开列具奏，听取皇帝裁决，制定为固定格式，增入审问刑案条例，通行内外审刑衙门，永远遵守。对于近期刑官私下议论、比附律条而刻附在律书上的内容，一律不许传用。这样才可以使圣明谋略大为彰显，而刑罚不致滥施。一、法司专门掌理刑名，至于大理寺，职掌驳正案件，关系尤其重大。凡任职两寺的官员，如果不精通律例，见识不能超过原审官员，又凭什么评断轻重、使人心服呢？近来看到两寺官员中，任职多年、熟悉审案事务、尽心履职的固然很多，也有刚进入仕途、连律例中的名例尚未通晓，便想参与审查各类案件的，难免有所差错，原审官员因此能够抓住漏洞作为借口；至于本寺进行参驳，他们也不肯退让，动辄逞强辩论，往返数次，拖累许多囚犯，最后不得已，只能勉强准行。也有彼此互相诋毁，遂相互排挤陷害，本来是公务，反而形成私人嫌隙，以致刑狱不得清明，多半就是这个缘故。是否可以命令本寺今后遇到新任评事，督令其讲读律例半年以上，考核其居官表现和学识是否通达，才允许参与平反审理。若有刑名生疏的，比照试御史的事例，仍令其重新历练；重新历练后仍不能胜任的，参奏送吏部，按品级改调，在京别的衙门叙用。现任官员中，除寺正、寺副不参加考核外，其余也限期在三个月内一并加以考验。勤惰不一，其中有任职多年仍不熟悉的，一律参奏送吏部另行任用。若有专心研究刑名、才识出众的，开列送吏部，等待两寺正、副官员出现缺额时，不论资历年限都予以选补。任正、副官后，如果还能更加勉励履行职责，比照刑部各道任职年深的郎中、御史，一体破格升迁。如果臣等堂上官不能端正自己、推究事理，以致刑狱不能合乎中正，也乞圣明早日赐予罢黜，作为不称职者的警戒。

译这样或许人心知道自我勉励，法律彰明，就足以成为天下公平的准则。一、臣访察得知，刑部近年以来审理刑狱，多偏向成全自己的私意，不体察朝廷钦恤民命的旨意。每逢强盗、窃盗以及人命重囚，不问真假，动辄施加严刑拷讯。又有经过本寺审定、上题并奉钦依处决的人犯，狱官却私下设法将其害死，诈称病故，使其不能依法公开正法。至于尚未形成口供便死亡的，也相互枕藉在狱中；即使经过御史及锦衣卫官员查看，不过是虚应故事。本寺审查的，只依据现存的人犯；病故者按例不再查考，于是有关部门肆无忌惮。审问官因此省去文书往来，提牢官因此便于看守，却把人命重如杀死犬猪，习以为常，毫不知爱惜，严重损伤天地和气，招致灾祸变乱，未必不是由此造成。这类弊政已经不是一天造成的。如今正值钦明大狱之后，人人都想自我革新，料想没有人敢再重蹈前非。臣等担心积弊难以革除，颓败风气容易流传，不可不预先加以防范。是否可以命令刑部衙门告诫各属，一律要仰体至仁，重视并珍惜百姓生命。所有罪囚，不得非法凌虐；有患病的，提牢官及司狱官应请医生调治。病情不愈而死亡的，一面行文都察院等衙门派官员查看明白，一面将患病原因开列送交本寺，以便查验审理。如果御史等官验出有重伤，或者本寺审定为值得怜悯、案情有疑的人犯，以及尚未结案的事情，即使是真正应处死的重囚，如果没有请医并用心治疗，却捏造虚假文书上报，一律将有关官吏参奏查究，从重治罪。男子杖罪以下、作证的平民以及妇女徒罪以下，不许一概长期拘禁。每月月底，有关部门堂上官仍要把现存、除名、病故囚犯的人数开具说帖，在御前宣奏，这样掌刑者才有所顾忌，监狱中才不会有冤狱。又访察得知，查看尸体的官员往往畏惧，复命拖延数日，积累到死去数名囚犯才去查看，以致尸体腐烂，臭气弥漫，没有人敢靠近。不仅死者的冤屈无法辨明，活人也会受到污染，瘟疫一旦发生，便无法救治，实在令人怜悯。也乞敕令都察院等衙门，遇到有关部门开报死囚，立即派官员查看；如果所派官员像从前一样耽误，也要参奏查究治罪。这样，陛下像上天一样的仁慈，连枯骨也能得到恩泽。一、近来法司审理案件，多有拖延积压，日久牵累的人很多。是否可以命令今后审拟大小案件，以及派往各城勘验的事项：大事限二十日，中事限十日，小事限五日，一律要提齐人犯、办完结案。如果钱粮案件因查验未明，强盗、窃盗案件因等待抓获正犯，命案因尚未验尸勘结而延误，就先将现有犯人以及原案中各项事情审问取供送审。本寺应明确开列各犯到官的日期，以凭查考。凡拖延超过期限的，年终汇总奏报，酌情请求处罚；按例应当委官勘问，或派军卫、有司会同勘查，却违限并借故推诿不立即赴勘的，原委衙门照例参奏提问。这样或许能够革除积弊，官员也不会荒废职守。一、近来各城巡视御史和兵马司衙门，每逢地方呈报小事，不论情节轻重，一概送法司；法司又加以罗织，以重罪送寺审查驳正，才予改正。又听从他人请托，滥行受理诉讼，批发兵马司审理，致使贫民受到牵累，动辄经过数十天，甚至倾家荡产、卖掉子女才能结案。臣等认为，律法设置大的原则，礼制顺应人情；市井小民愚昧无知，过错本来就难免。有的因醉酒喧哗，有的因墙边争执，有的因妻妾争宠而反目，有的因子孙违令而打骂，这些都是人情中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由该城酌情责罚处理，已经足以表示惩戒。如果一概送交审问，反而违背人情，实在是扰民害民。是否可以命令今后各城御史，除强盗、窃盗、命案等情节严重的案件，地方呈报后照旧送审外，其余一切小事，审查没有其他缘故的，酌情发落，不许送法司审问，法司也不许受理。凡军民诉讼，都应到通政使司告发，由其移送法司提问；也不许巡城兵马司等衙门滥行受理、扰害百姓。这样或许能够平息刁诈之风，使贫民得到安宁。一、给由服满的杂职官、吏员等到部而超过期限，以及洗改紧关字样的，查考《大明会典》和本部历年题准的规定，都有送问的事例，固然难以轻易宽宥。但近来据送问的人犯，审查其情由，多各有值得怜悯之处，实在是迫不得已。超过期限的，有的是因为久等巡按考核，有的是因为官司没有立即起文，有的是因为缺少盘缠，有的是因为患病，有的是因为地方遥远，不能按期到部。洗改文书的，有的是由于司府吏胥差错造成，原本并没有紧关字样。如果不加体恤，一概送问，那么缴纳赎罪费用一次，花费就十分巨大。又听说有吏员超过期限，免去送问，却罚其充当班书办，只好转而雇人缮写；远方贫困的吏员，难免因此借债了事。借债日益增多，难免贪求财物以供自己使用；事情败露后，有的反而回护衙门，不肯送问。这样做，是责罚他们的细小过错，却引导他们去犯法。是否可以命令有关部门：今后除官吏职役期满、丁忧服满，以及因事故已经起送却未能赴部者外，吏员除照常给予十七个月并由官员批定期限外，再根据地方远近核定水程。以后又超过期限，或者查有真实奸弊，批文、咨结都确实有洗改紧关字样的，一律照旧追问；其余超过期限但未满三年，原籍及所在地官司申告确有事故，勘帖已经查明的，至于虽有紧关字样，但洗改批文而咨结真实，或洗改咨结而批文真实，或结状一处洗改而他处核对无误，以及洗改的并非紧关字样、按律称为不论的，一律免予送问及罚充班书办等处罚。这样可以做到情理和法律两全，事情不受扰害，卑微官员和低级吏员也可以受到守法的责成。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这本奏疏所说的，体察人情而不改变法守，也符合朝廷敬慎怜恤的旨意，法司立即查照施行。《执中行政疏》【嘉靖六年】

译臣听说，帝王的学问归根到底就在于“中”。尧传位给舜，舜命禹治国，都说“确实要把握住那个中”。此后，像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主，皋陶、伊尹、周公、召公这样的臣子，也都凭借这一原则承接道统的传授。到了我们的夫子孔子继承前人、开创后世，这一思想传到他的孙子子思，子思于是写在书中说：“喜怒哀乐没有发作，叫作中；发作出来而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遵循的道路。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能生长。”喜怒哀乐，是人的情感。正当它们尚未发作时，外物还没有引起感触，这颗心寂静不动，没有偏向，所以称为“中”。等到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喜怒哀乐的发作都合乎节度，那么事情就没有不恰当的，万物就没有不适宜的，也没有乖戾失常，所以称为“和”。“和”就是“中”。喜怒哀乐虽然发自内心极细微之处，却要施行于天下广大范围，凡是国家刑罚、赏赐的政令，庆贺、抚恤的典礼，无不由此而来，所以说它是“天下的根本、天下共同的道路”。因此，君主高兴时就赏赐，发怒时就惩罚；或者本来应当高兴、发怒却隐忍不发，或者已经高兴、发怒却滞留不决，都不是合乎节度。又或者今天应当赏赐，却因前一天的怒气而阻止不赏；今天应当处罚，却因平日的喜爱而放纵不罚；又或者这件事只应赏一分，却因高兴而赏了两分；或者这个人只应因一件事获罪，却因发怒而把其他事情也一并治罪，这些也都不是合乎节度。因此君主平日没有事情时，应当经常涵养这颗心，使它寂静而处于中正，没有偏向。后来遇到事情，有应当高兴或发怒的，就还要临事审察是否合乎节度，然后才发作。对于哀、乐也是如此，不只是今天如此，而是没有一天不如此；不只是这件事能够如此，而是没有一件事不如此。这就叫达到中和，于是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各得生长；这样天下没有一物不得其所，还有什么德行不能修成，什么治理不能兴盛，什么灾害不能消除呢？先儒认为，这是学问的最高功夫、圣人的能事，也不过就是这个“中”罢了。伏愿圣明留心。可是“中”没有固定的形态，随着时间而存在，随着事情而不同，所以把握它应当像掌握秤的平衡一样，不能让它稍有偏斜。古代圣贤论述治国之道，周公告诫成王时说：“使百工知道君上的意向，各自就任职官，明白振作、建立功业，敦厚广大、成就宽裕的风俗，那么君王的美名也将永远留传于后世。” 处在守成时期，正容易沉溺于宴饮安逸，如果不以“明白振作、建立功业”来警戒，士人的习气就会偷安懒惰，废弛政事、贻害百姓，日益显出衰败的状况。如果只强调振作建功，却不谋求敦厚宽裕，政治就会流于刻薄，人民心中不得安宁，也不是长久之道。这两方面不可偏废，也是把握中道的意思。因此周公想让百工知道成王的意向如此，使他们供职办事，并使君王的美名流传后世，这正是忠臣为国家作长远谋划的意思。臣私下看到，国家太平日久，士人的习气因循偷惰得太厉害，以致政务弊坏、百姓困穷，天灾也日益显现。圣心忧劳多年，如今一旦豁然得到上天启示，奋然如雷霆震动，信用忠良贤能，整顿革除政治弊端，人心惊惕而觉醒，政治焕然一新。臣知道我皇上励精图治的志向，群臣都奋力实行“明白振作、建立功业”的举措。然而普通人的本性一向没有定见，只知道随风趋附、追逐时誉，有时做事过度，反而失去朝廷建立中正、树立教化的本意，这就不是敦厚广大、成就宽裕的道路了。臣近来见到抚按参官的奏本中，有人因为饮食、纸札等日常应用的小物品，便被定为赃罪而奏请提问；甚至有大奸大贪之人却置之不举，只绳治这种武职小官来塞责。臣担心群臣纷纷仿效，刻薄之风形成并传给天下后世，使人不知道我皇上如天高地厚般的德行，也不是周公希望君王美名永传后世的本意。对于这些小事，臣已经驳回并命令改正政务；至于关系天下大体的大政事、大赏罚，伏愿圣明特别敕令大小臣工，今后供职办事，常存“明白振作、建立功业”的念头，却不可失去“敦厚广大、成就宽裕”的体统。即使怀有敦厚宽大的心，也不可因此毁弃振作建功的志向，再次蹈袭因循的弊病。这样，陛下把圣学推行到政事上，才真正是确实把握其中之道，也就达到尧、舜、禹那样的圣明了。至于听取进言，舜告诫禹说：“我的行为有违误，你要辅佐我，不要当面顺从。”这说明舜这样的圣人也希望臣下正直劝谏。然而他虽然喜欢正直劝谏，又说：“我憎恶谗言，断绝谗言者的行为。”这说明他也痛恨妄言。虽然憎恶谗言，又说：“希望让人一同生存；有道理的就接受，任用他；如果妄言则仍然憎恶他，但不要做得过分，也允许他改过后重新任用。”这就是舜在言语上把握中道的情形。至于后世，孔子谈侍奉君主说：“入朝时想着竭尽忠心，退朝后想着补救过失；君主的美善就顺势成全，君主的错误就匡正挽救。” 因此，顺势成全和匡正挽救都是忠心。孟子却说：“迎合君主的过恶，这种罪过很大。”这是深恶迎合逢承、不忠的行为。臣从前上奏论述过，迎合逢承与顺势成全并不相同：君主所做的是对的，臣下顺承他的志向以成就他的美政，叫作“将顺”；君主所做的是错的，臣下迎合他的心意以求取宠媚，叫作“逢迎”。二者事情不同，也是忠与邪由此区分。近年来，讲学不明，人心和士习不正，竟错误地把将顺说成逢迎，各自想要夺取正直进谏的名声。因此对于君主至德中本来应当顺势成全的事情，也曲意加以阻挠，却自以为是在匡正挽救；更严重的，有些人心中没有报国的诚意，只图取悦权贵、谋求私利，于是排斥打击忠良，驱逐铲除异己，甚至想使明主不能专断办理一件事、任用一个贤人，而把威权恩宠都归于他们所讨好的人。数年以来，君主的威权不能树立，善政不能施行，百姓生活困苦，也已经严重了。他们的罪过恐怕不只是舜所说的那样。近来幸亏皇上如天日开明，显然奋发，排除谗言，士习已经改变。但臣又担心其中有的确实有事情应当进言而进言，有的只是言辞过于激烈，或者本来心存效忠而意见有差错，却与那些谗邪之人一同被弃置，未免可惜。

译又担心普通臣子害怕获罪，便不敢说正直的话，以后遇到大事、大奸就没有人敢于议论，反而蒙蔽我皇上诚心纳谏的本意，贻误国事。伏望圣明允许臣与吏部仔细查访，并对所有因公被降职、贬谪的官员，考察其用心是公是私，推究罪责轻重，衡量才干长短，陆续上奏请示：有的恢复原职，有的酌情收录叙用。至于情理难容、不应收叙的人，长期被贬谪在偏远荒僻之地的，也乞圣慈体察大舜希望众人共同生存的意思，酌情宽恤，使他们得以保全生命。至于用人，古书说：“成汤把握中道，树立贤人不拘一格。”这是用人的大纲。伊尹告诫太甲说：“任用官员只看贤能，左右辅佐只用合适的人。要慎重，要谨慎，要使众人和谐而专一。”这是用人的大法。所谓“难”，是任用时要慎重难决；所谓“慎”，是听取考察时要谨慎。既然立贤不拘其类别，却又要如此慎重，是为了防止小人貌似君子而被误用。然而一个人要全无缺德确实很难，有时只有一处过失，就像美玉有一点瑕疵、良木有一处腐朽，并不妨碍它成为器物。只有奸险嫉妒之人，表面没有明显可指责的地方，却能够误害国家大事的，才不可任用。“和”是能够相互补益、兼听可否；“一”是始终如一，这正是任用君子的道理。从前人才一进入仕途，便结交奔走，很快被提拔到清要职位，甚至越级做到卿辅，于是私自建立门户，错误地说成旧制，用来排斥真正的人才，不让他们得到任用，因此不知道民间疾苦，政体日益败坏，百姓生活困苦，实在都是由此造成的。如今我皇上听取采纳忠言，痛切革除从前的弊端，均衡调配内外官员，立贤不拘一格，希望得到真正的人才来辅佐至善的政治。体察国事的大臣每天都在荐举贤才，君臣贤能相遇，确实足以共同成就正大光明的事业。但臣担心其中万分之一有误，关键就在圣心是否能慎重、谨慎。至于可否相济，不只是君臣之间如此，同僚之间意见有时不同，也应当彼此规劝、彼此成就，不要把这看作嫌隙。这正是皋陶在舜、禹面前陈述谋略时所说“百官互相师法”的意思。还愿陛下在此时告诫群臣，使他们和谐而不盲目苟同，共同成就我国家无穷的美盛。以上这些经书中的大原则，圣明天资纵横，又每天在经筵听讲，难道会有不知道的吗？但臣仍然把它献上，不过是自己微薄的芹献、曝献之心，不能自已。伏望圣明俯赐采纳，天下幸甚。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并被皇帝阅览：“卿所奏，足见大臣爱戴君主、陈述善道的深意。朕知道了。查核恢复官职的官员一事暂且停止，吏部知道。《陈八事以足兵食疏》【嘉靖六年】　李承勋 臣认为，孔子谈论政事，不过说要使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孟子每次对君王谈王道，也从未离开耕田植桑而提出高远难行的主张。由此可知，王政没有比军备和粮食更优先的；而使军备和粮食充足的办法，并不是增加军队来耗费国家财力、加重赋税来困扰百姓，而在于审察形势、补救偏失，随着具体事务革除弊端。充实军备有四项：一是选拔京军以壮大根本，二是停止调军操练以充实内地，三是使边军衣粮充足，四是整顿纲纪以申明军令。其中看来，整顿纲纪最为重要；纲纪振作，其余三项自然都会严肃。充实粮食也有四项：一是谨慎收纳以清除积弊，二是便利转运以缓解百姓困苦，三是确定经常制度以充裕国用，四是招致和气以获得丰收。其中看来，招致和气是根本；和气感应，其他三项不用劳烦而自然会治理好。什么叫选拔京军以壮大根本？京师是天下的根本，皇宫又是京师的根本，所以居守环列、周密防卫、关闭关隘门户，制度十分重大。将领必须是勋旧之臣，士卒必须精锐勇敢，器械必须锐利鲜明，难道只是为了显示外表美观吗？这是居安思危，考虑得深远。臣见京军中体力强健、勇敢而精通武艺的，百人中没有一两个；兵刃不能使用、盔甲不合身的，十人中常有八九人。让九州朝贡的外藩来朝者看见这种情形，凭什么壮大国威、震慑奸谋呢？至于各营分隶的军队，号称百万；团营所拣选的，号称十二万。担任将领的，果真都是召虎、周亚夫一类的人才，而不会有养尊处优的无能将帅混杂其中吗？作为士卒的，果真都武力超群、一个抵挡十个，而不会有冒名顶替、借名占额的人混杂其中、耗费军饷吗？他们操练时果真能够领会六伐、七伐、八阵、五花等阵法之外的精义，而不会像霸上、棘门的军队那样把操练当作儿戏，白白消磨日月吗？这些臣都无从知道。自古以来，武备常常因太平日久而松弛，却在中兴之日振作，所以《殷武》《车攻》以及《雅》《颂》都称颂高宗、宣王制服远方的功业，认为这是获得牢固根基的良策。如今官军中以勇悍善战著称的，在北方就是各边军，在南方就是狼土、禁军之中；却没有听说有力能扼虎、射箭必中，足以压制远近邪心的人。现在不治理，臣私下恐怕会逐渐失去以重驭轻的权力，养成尾大不掉的祸患。臣实在愚钝，却不能不暗自忧虑。昔日周勃凭借北军的强大，才能掌握吕产、吕禄的生死；李林甫破坏府兵制度，范阳之乱便无可救药。前代的教训并不遥远，祸患必须预先防范。乞请下令兵部：凡宿卫、练营的官军将领，必须选择忠顺勇壮、曾经参加战阵的人。军队必须选择年轻健壮、有力气、各自精通一项技能的士卒，不得减少原有额数。器械必须能够使用，盔甲必须合身，然后才能发给。团营比各营重要，守卫又比团营更加重要。这样使精兵良将集中在京师，分布列阵于环卫之中，在极其顺利的局面中暗藏险固，在无形之中消除意外祸患。这就是《诗经》所说“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其他各营的士卒，淘汰老弱和冒名顶替者，以节省国库储备；训练年轻强壮、精锐勇敢者，以备日后轮拨；而对于役占、剥削等积弊，一律革除。这样，贫困的士兵不会因怨恨而叹息逃避，国威一旦振作，天下听闻后，谁不畏惧服从？什么叫停止调军操练以充实内地？我朝官军调操制度，开始于永乐初年。那时京师兵力少，于是调发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的官军轮班到京操练。宣德、正统以来，沿袭成为惯例，日益严密。南方各省暂且不说，像河南、山东、南北直隶都是京师的咽喉要地，山西、陕西又是中原的险要形胜之地。各处官军有的调到京师操练，有的调到各边操练，本地反而没有军队防守。臣过去充任陕西右布政使，经过潼关时，询问当地实际驻军，不过几个人，惊讶地追问缘故，才知道他们都在各边备操。

译后来盗贼进入商洛，镇守、巡抚官员商议想要前往救援，却没有军队可以派遣。河南、山东、直隶的武备尤其单薄，因此盗贼横行，无法禁止抵御；刘六、赵遂的事足以作为前车之鉴。臣知道，调到京师操练的官军，只能勉强承担劳役；调到边地的，则只是供将领私人差遣、供应馈送罢了。国家要负担行军粮草的费用，军士还要承受馈送和克扣的痛苦，却又从未得到实际使用。今昔相沿，大家把它当作旧规，不敢改变。这就是军队日益消耗、内地日益空虚的原因。按臣愚见，考虑到边地军队不足，请把调操官军留在本地，委派官员会同民壮精心操练。如果邻境有盗贼，就互相防守支援；或者一边告急，就合力前往救援。这样，贫困士兵没有被侵夺克扣的祸害，地方得到保障的功效；与不问有无警情、一概分派调军操练相比，军力强弱多寡的形势更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一项弊端革除而多种利益兴起的办法。什么叫使衣粮充足以抚恤边军？臣认为，戍守边境的士卒，烽火、侦察、守望终年不停；面对刀箭，死亡祸患早晚可能发生。他们与京畿附近的军队相比，劳逸、安危相差何止百倍？近年调取边军参加征剿，流贼往来贯穿河南、山东、江淮之间；又长期屯驻京师，出入禁地，熟悉地看见内地军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供给，没有饥寒危迫的忧患，难免产生待遇不均的叹息，萌发羡慕之心和轻视之意。何况各边抚臣安抚处置不当，将领剥削日益严重，常常在军门喧嚷衣粮不足。推究根本，军心之所以容易动摇，是因为没有长久安定的心；恒心之所以失去，是因为衣食不足。臣愿皇上下令吏部、兵部查议：各边抚臣中有不适合边务的，立即调换；贤能的长期任用，或者由佥都御史升为副都御史，由副都御史升为左右都御史，不要轻易调动。粮饷不足的，由户部查议补足；不许将领克扣，使军士得到实际恩惠。还要察访他们的疾苦，调节他们的劳逸。这样他们将感恩图报，唯恐来不及，还担心什么变乱呢？这样边疆安定，天下也就安定了。什么叫振作纲纪以申明军令？臣听说，纲纪是统御军队的大权，关键在于赏罚。赏罚不明，政令就不统一；政令不统一，纲纪就不能振作。宋代儒者朱子曾说：“纲纪在于核定功罪，使赏罚的施行公平。”正是这个意思。从前军中的号令最为严明，征调军队约定日期，分毫不差。只是因为正德年间，逆臣江彬倚仗势力曲意庇护边军，又因为功劳次序不明，使赏赐滥及无功之人，惩罚却没有加到有罪之人身上，因此纲纪逐渐紊乱，彼此竞相效仿；官府防范松弛，姑息的政令流行；军队依仗人多势众，产生侮慢轻忽的态度。臣愿皇上大力振举皇权，申明军令，选任将领，并用什伍连坐之法加以约束；明确教化，引导他们形成亲近上级、为长官效死的道义；严格上下名分，平息彼此怨恨，以消除骄横悖逆、跋扈的气势。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痛切革除姑息的政令，那么威严和恩惠并存，纲纪振作严肃，勇健之士足以成为国家的爪牙，也没有跋扈的忧患。这就是子路所说的“有勇而知义方”。什么叫谨慎收纳以清除积弊？州县征收夏秋税粮，开仓收纳各有规定期限；起运、存留各有规定数额；收纳本色、折色、加耗、灾免等各有规定法则。可是近年以来，上下各级官员中关心国家财计的人被称为庸俗官吏，劳心办事反而得到诽谤；怠于办事、只知承奉的人却被称为懂得时务，自己安逸而获得美名。因此各级官员很少肯用真心任事。每年正当冬月收成之后，州县多以会计尚未确定为由，不发出由票告示百姓，使普通百姓容易办理。粮食交纳给上司时，往往把州县正佐官以及掌管粮务的官员，有的派去勘察事务，有的派往远处差遣，因而无人监督收粮，大多造成耗费损失。到了来年三月以后，军船已经到达水边，府司掌粮官员才下到州县查核催征，严刑逼迫。贫困百姓去年所收的粮食已经耗尽，今年的农事又被耽误。有的明明有粮，却责令他缴纳银两，不得不以半价出售粮食来应付；有的愿意缴纳银两，却责令他缴纳本色粮，又免不了借贷筹款以求足数。这是延误时机造成的弊病。今后如果每年七月以前，布政司把核算工作完成，明确通知下属司府，按时收纳，从十月到十二月截止；州县掌粮的各官不得再派遣差役，以免妨碍监督收粮。灾伤蠲免，务必使百姓真正得到恩惠，不要再有“黄收白放”的谣言。守巡各官也不要在收粮、农作之时，舟船车马接连不断，往来奔走，只为私下拜谒抚按官，而耗费民夫马匹；这样，后续的弊病就可以革除。又如粮里中的各户，有善良弱小的，也有豪强势恶的。粮里豪强便把善弱户当作可以欺凌的人，额外加派往往超过正额；粮里善弱户又把刁恶户视为可怕的人，拖欠的粮款只好代为赔偿。上司巡按到来时，粮里的豪强因为没有人敢告发，反而得以安然无事；善弱户因为容易被人诬告拘拿，反而受到冤屈压制。这是奖惩颠倒的弊病。如果能够不回避嫌疑，虚心推究，那么这两种弊病一旦革除，百姓就能及时完纳粮税，农事也不会受到妨碍；粮里也不至于被追究赔偿，百姓的身家可以保全。防止完粮弊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什么叫便利转运以救济百姓困苦？国家的粮税大多依靠东南地区供给，设置粮长，就是责成他们负责收纳。苏州、湖州等地粮长所管理的税粮很多，解送交纳的杂费尤其繁重。不肖的州县官把粮长当作自己的钱袋，过于苛刻的上司把粮长视作仇敌。像兑运军粮一类，每石粮食要包赔七八斗的，有这种情况；起运白粮，包赔二三石的，也有这种情况。各卫所缴纳菽豆一类，每石不过值银三四钱，而其他费用竟达到一两的，也有这种情况。家中有千金产业的人，充任一年粮长，就有立即沦为乞丐的；家中有十多个壮丁，充任一年粮长，就有立即成为绝户的。因此百姓躲避粮长差役，超过躲避谪戍，官府也无可奈何。有的实行每年更换一次的办法，有的规定由几十家共同充任。开始时只是使一家破败数年，后来全乡没有不破家的了。粮长之家既然破败，国家的赋税又从哪里完纳？几十年来，各县拖欠的赋税动辄数十万，大多就是由此造成的。臣长期任职东南，亲眼看见这些弊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却不能挽救，不敢不为陛下陈述。

译伏乞通行两京内府以及兑运等官，上下一心，共同体恤百姓的隐忧，除本分应办之事外，不要肆意索求。敢有故意违犯的，听凭抚按、科道等官据实查究参劾。至于豪强恶劣的粮里欺压伤害百姓，有司借故摊派粮长，上司也应当严加追究。这样或许可以防止钱粮把人家逼得破产，也不至于伤害百姓，税粮就容易完纳了。什么叫制定经常性的制度以充裕国家财用？根据收入来安排支出，叫作仁政；根据支出来搜求收入，叫作虐政。既不根据收入安排支出，也不根据支出确定收入，杂乱地征收，泛泛地使用，叫作无政。考察成周的制度，把国家财用分成四份，每年用三份，留存一份以备凶荒，所以积存三十年，国家就有九年的储备。汉代设有计相，唐代设有判度支，宋代设有判三司，都是为了统筹财用的有无，制定国家财用制度。近年以来，户部虽有会计的虚名，却没有根据收入安排支出的实际。臣愚以为，应通查天下一年所收入的税粮总数若干、治理国家的费用总支出若干，仿照《周礼》每年使用四份中的三份，以足够一年的用度，留存一份以备意外。如果万一支出多于收入，就请九卿堂上官和科道官分别查核：凡是费用比过去有定额、如今却浮滥增加的，一定考察过去所以节约的原因，恢复旧制；又考察现在所以浮滥的原因，加以削减。至于把多余的调给不足的，把那里的财物调来补助这里的财物，又要根据临时情况通融调剂，务必使支出不超过收入；仍将收入和支出的总数造册进呈御览，即使有盈余或亏空、事情有增减变化，也每十年综合核算一次，作出增减调整。至于年成丰歉、事务多少，每年季冬由户部奏请通查：何处遭灾蠲免多少，何处用兵支出多少；以各省茶税、盐税、商税的收入补足钱粮正额，用来供应军国的正常支出，其余杂项用度一概不得浪费。经常制度一旦确定，取财有常规，用财合乎义理，财用就会经常充足了。什么叫招致和气以获得丰收？古人说过，天下的财富不在官府，就在百姓手中。如今太仓没有多年积存的粮财，民间也很少有足以吃饱的家庭，财富既不在官府，也不在百姓。议论此事的人认为，财富是被兼并侵蚀了，被奢侈耗费了，这话似乎有道理，却没有探究到关键；又有人认为农事被杂役夺去了时间，错过农时而草率从事，水利塘防的制度也一概不讲，这话也似乎有道理，却没有探究根本。大体说来，年成不能顺利丰收，是因为雨旸失时；而雨旸之所以失时，实在是由于天地之气不和。伏望皇上在听政时不要自以为圣，大至庆赏刑威，小至一颦一笑，都恰当地掌握轻重；该喜时喜而不过分，该怒时怒而不过头；普遍施行公平平等的治理，广施使百姓安乐获利的恩惠。这样，和气的布施既充满下土，天的福佑自然会在上天显现，又何必担忧雨旸失时，以及万物不能各得其所呢？奏疏呈入后，得到批示：“卿的奏疏，我已经阅览，完全看出你的忠心爱民。涉及朕自身的事情，朕自有处置；其余交给有关部门斟酌议论后上报。” 《请求停止用兵、实行安抚的奏疏》【嘉靖七年】臣思考思恩、田州之战，战争接连、祸患相结，两省遭受荼毒已经超过两年，兵力耗尽于巡哨防守，民脂民膏枯竭于转运供给，官吏疲惫于奔走劳碌。如今地方已经像一条破败的船，漂泊在狂风巨浪之中，倾覆沉没的灾患正汹涌地摆在眼前，不必等有智慧的人也能看清。现在如果一定要穷尽兵力以雪耻泄愤，收取以前未成的功劳，先不说未必能够取胜，即使最终取胜，也有十种祸患。为什么呢？如今皇上正推行至孝来治理天下，忧悯仁慈覆盖四海，只怕一件事物不能得到适当安置；即使是一名平民的案件，也还担心有冤屈亏枉，亲自临视审决，何况这数万无辜百姓，却一定要穷搜极捕，使他们一个不留，伤害天地和气，损伤好生之德，这是第一种祸患。屯驻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自从开战以来，所费银两粮米已经各达数十余万；前一年冬天，两个首领又发动叛乱，到如今将近超过两年，还没有同贼军交一箭、接一战，费用已经如此之多。现在如果又要进兵，按近期估计也须数月，即使从节省角度计算，所费银米也须各以十余万计。如今梧州仓库所剩银两不到五万，粮米不到一万了。战争连续不断，而财物匮乏、粮食断绝，这是第二种祸患。调集来的军队，远近有数万人，驻守日久，人人都怀有归乡之思，加上水土不服，因疾病死亡的人数不胜数；溃散逃亡、追捕斩杀也不能禁止。尚未见到敌人就已经如此，如今再把他们驱赶到刀箭之下，必然有土崩瓦解的趋势，这是第三种祸患。用兵以来，两省百姓男子不能耕种，女子不能纺织，已经超过两年，衣食来源日益困窘，老人和幼儿辗转倒毙沟壑。今年春天如果又进兵，还将废弃一年的耕作，百姓饥寒切身，群起为盗，不逞之徒乘机号召，他们造成的祸乱恐怕会比思恩、田州之乱更加严重，这是第四种祸患。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不诛杀两个首领就无法威服土官，这恐怕是不对的。如今所依靠来诛杀两个首领的，正是土官的军队；而我方没有一支可以依靠的军队，又不能宣扬主上的威德，明确显示赏罚，却只用市井中狡猾欺诈的谋略，彼此欺骗诱导，计谋用尽、欺诈暴露，反而更加被他们轻视。每次调发军队，持旗牌的官员往返十多次，他们仍然傲慢地不肯出动，反而借此肆意索求，放纵他们吞并侵害。我们正有赖于他们，即使放纵他们也不敢追问；他们也知道我们无能为力，越发狂妄荒诞而无所顾忌。岑猛的僭越妄为，也是由这些事情逐渐积成的。这是想诛杀一两个逃亡求生的余孽。

译却养成十多个岑猛式的人物，这是第五种祸患。两广盗贼、猺獞的巢穴，动辄以数千、数百计。军卫和有司所属营堡关隘的军队，常常招募增补，尚且不够使用。如今又把他们全部调来聚集在思田一隅，山猺、海寇乘机偷偷发动，便达到没有力量防御的地步。近来他们更加窥见我方空虚，出兵抢掠更加频繁，造成的祸患更加肆意。现在如果又听说我方进兵，他们知道事情不容易平息，远近相互煽动，蜂拥而起，我军势必难以中途停止；救援他们不能，放弃他们也不可，这种惨毒祸患值得忧虑，尤其超过饥寒中的百姓，这是第六种祸患。军队一出动，负责馈运的民夫、征用的马匹各以千计；每名民夫雇价一两，每匹马四两，马匹死了还要追偿马主的价钱。这些费用全都取办于南宁所属各县百姓。连年兵灾、疫病和困苦已经到了极点，又加重他们的负担；这样一来，他们如果不死亡而去做盗贼，也不过是沟中的瘦弱尸骨罢了，这是第七种祸患。两省土官对于岑猛被消灭一事，已经各自怀有唇齿相依的疑惧；各州土目对于讨伐苏受，又都怀有兔死狐悲的遗憾，所以迟疑观望，没有人肯出力，所能依靠的只有湖广军。可是去年以前的疫病中，湖广军死亡过半，其中本来就有很多是借调、雇来的士兵；军队回去时，按照惯例死者之家有偿命银两，总计费用也以万数。如今又调他们出征，颠仆劳顿于道路，不能顾及家室，已经三年劳苦怨愤，暗中逃回的人在道路上接连不断；即使诛杀也不能制止。因为一隅的小愤怒，反而严重失去三省土人的人心，其中潜伏的忧患和隐祸，恐怕难以尽数说明，这是第八种祸患。田州对外捍卫交趾，对内屏障各郡，其中有深山绝谷，也都是猺獞盘踞之地。如果一定要把那里的人全部诛杀，将来即使想改设流官，也已经没有百姓可以守卫，岂不只是自行撤掉藩篱，形势上也确实行不通；而且还等于把肥沃田地借给猺獞，为边疆异族拓土开疆，这是第九种祸患。既然用兵攻克，就必然要用兵防守，年年调发，劳费没有止境。秦代陈胜、吴广之乱，实际上就是兴起于闾左百姓的戍役；一旦失去控制，变乱就会随之发生，反复相继，祸患哪里会有尽头，这是第十种祸患。所以就今日的举措而言，没有比停止用兵而实行安抚更好的了。安抚有十种好处：使数万无辜百姓免于死亡，以此彰明皇上好生的仁德，与虞舜征讨有苗相符合，使远方夷族和荒服之地无不感恩怀德，培植国家元气，为后世子孙留下安定的谋略，这是第一种好处；停止耗费财力，节省费用，便可以节缩盈余以备其他意外，百姓也没有被榨干民脂民膏的痛苦，这是第二种好处；长期戍守的士兵可以实现归乡的愿望，免于疾病死亡，脱离刀箭的惨祸，也没有土崩瓦解的危险，这是第三种好处；又可以及时耕种，不荒废农事。百姓虽处于困穷之中，却都能顾及自己的家室，也渐渐有恢复生计的希望，不敢流离迁徙、自暴自弃而做盗贼，这是第四种好处。解散土官所属的军队，让他们各自回去守卫自己的境土，使他们知道朝廷自有神武而不滥杀的威势，不必依赖他们；暗中消除他们桀骜的气势，震慑他们僭越妄为的念头，反复不安的奸谋自然停止，这是第五种好处。远近各处的军队各自回到原来的守地，偏远边地和沿海地区都能修复防备，使盗贼有所忌惮而不敢肆意妄为，城郭乡村免于惊扰劫掠，也没有内部空虚、对外顾此失彼的忧患，这是第六种好处。停止馈运的劳苦，省去民夫马匹的差役，贫民得以摆脱倒悬之苦，逐渐苏醒恢复，从沟壑中的呻吟中重新振作，这是第七种好处。土民可以消除兔死狐悲的遗憾，土官没有唇亡齿寒的危险，湖广军也能实现全军早日归还的愿望，人人安心定志，沐浴在深厚的仁德之中，感动仰慕德化，这是第八种好处。思田遗民得以返回旧地，招集逃散的人，恢复家室；顺应当地风俗，仍旧设置酋长。他们将各自保卫自己的境土，百姓自行守卫；对内控制猺獞，对外防备边夷，中原地区就可以安稳无事，这是第九种好处。土民既然都诚心悦服，就不必再用军队防守，省去调发的费用，每年可以使数千名官军免受颠仆劳顿于道路的痛苦，居民也没有往来骚扰的忧患；商旅畅通，农民安于本业，近处的百姓喜悦，远处的人前来归附，德威广泛施及四方，这是第十种好处。进兵征剿的祸患既然如此，停止用兵而实行安抚的好处又是这样多，然而当权办事的人仍常常认为进兵有利，其中又有两种侥幸和四种毁谤。下层的人侥幸能够获得几级首级，以求将来得到赏赐；上层的人侥幸取得一时的胜利，以掩盖前日的过错，这叫作两种侥幸。开始谋划请求出兵，最终却少有成效，就会有轻率妄动的毁谤；军队滞留、粮饷耗尽，所得却抵偿不了损失，就会有浪费财力的毁谤；聚集数万军队，最终却没有一战取胜，就会有退缩畏避的毁谤；顺从土夷的情势而违背士大夫的议论，就会有形迹可疑的毁谤，这叫作四种毁谤。两种侥幸在内部蒙蔽他们，四种毁谤又在外部警惕他们，所以他们宁愿冒犯十种祸患而不顾，抛弃十种好处而不做。臣子侍奉君主，即使罢免自己的职务，只要对国家有利，也甘心如此，岂能因为个人侥幸的私心和毁誉的末节，就足以扰乱自己的意志吗？今天剿抚利害十分明白，只在于选择并实行哪一种罢了。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年〕 臣私下认为，圣明的皇上统治天下，臣仆有谁召唤而不来，有谁获罪敢于隐藏？内外法司交给他们提审，罪犯有谁敢拖延放纵？至于差遣官校带着驾帖出外，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受到惊扰的。即使有以身许国、平素不顾利害的人，无故突然在路上遇到，也都震惊失色。至于被提审罪犯的家中，老幼惊惶恐惧；财物不足而胆怯的人，有的因惊吓丧胆而成病，贫穷的人有的因借贷而家破。被提审的罪犯有的受到难以忍受的窘辱，甚至自残性命。官府所到之处，因急于办理而没有经费，大多借用官银；奸贪官吏乘机克扣侵吞，往往一报十取。上司坐视不问，没有人敢追究谁，小民代为赔偿，哀怨不胜，声音上达于天；降灾示警，未必没有由此造成的。皇上以至仁覆盖万物，励精图治，平日奉事上天如同奉事父亲，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子女，凡是体察天心、究察民间隐情的事情，无所不用其极。唯独这件事没有人敢说，也未经圣上思虑。如今给事中张经等因论述消弭灾害的建议而谈及此事，确实履行了忠谏之职，说出了难以说出的话。伏愿圣明俯允：今后官民有犯罪的，在京由法司负责，在外由抚按、按察司等官负责，立即提审，办结上报，不许拖延滞留。

译遇有事情重大，确实应当把在外地的紧要罪犯提解到京城审理的，应命令各有关巡按御史严格限期，责成合适的人员把罪犯押解来京，以凭审理。除非涉及机密、万分紧急的重大案件，靠近京畿的地方不必再差遣官校。乞请圣上从内心裁定，永远作为定例。这样，陛下在上面掌握权柄，百官在下面奉行法式，体制端正而朝廷尊严，人心欢悦而和气致祥。伏乞圣裁。奏疏呈入，得到批示：“卿等所说的，朕知道了，自有斟酌处置。” 《论知人安民奏疏》【嘉靖七年】李承勋 臣听说，自古帝王治理天下的要道，极其简明容易，不过在于知人、安民两件事罢了。人为什么难以了解？毁谤和赞誉扰乱了判断，即使有四目四聪，也不能没有蒙蔽。百姓为什么不能安定？守令官虐待他们，而监司又不能振作风纪、激励表扬善政来督率属官。天下的根本在君心。我们皇上奉行天道、效法祖宗，精明纯正，君心已经端正了，而天下还没有治理好，为什么呢？安危的关键在君德。皇上恭谨自守，以宽恕推及万物，君德已经盛大了，而治理的成效还没有达到，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郡县官员爱护百姓的少，祸害百姓的多；而担任监司的人又不能秉公任怨，督促率领属官的缘故。臣曾经考察，案牍和科差一天比一天繁重；观察民间，军民一天比一天困苦。皇上的恩泽虽然施布，却不能流到下层；下情虽然苦楚，却不能上达。奉诏宽恤百姓的事情被搁置不行，奉旨蠲免的粮税反而重复征收骚扰，其他奸弊千疮百孔，实际政务不修，反而急于铺张虚文。皇上有不忍百姓受苦的仁心，却没有人替他宣扬传播，小民不能完全知道；皇上有不忍百姓受苦的政策，却没有人替他奉行，小民不能得到恩惠。太平之治何日才能实现呢？伏望皇上特别敕令天下抚按官督察有司，使朝廷有善政必能施及百姓，百姓有隐情必能上达朝廷。天下的官员，苛害百姓的罢免，宜于百姓的留用；天下的事务，苛害百姓的停止，宜于百姓的施行。事情有应当做的就立即去做，不要顾虑利害；奸邪有应当打击的就立即打击，不要因为害怕强暴者而畏缩；事情有应当进言的就立即进言，不要担心触犯忌讳。这样，所谓德政的流行速度超过驿站传递，或许就可以实现了。至于两京科道官以进言为职责，也有很多不能体察皇上求言求治的心意，偶尔有论列，不过略举小事，只是敷衍塞责。乞请赐下戒谕，命他们恭敬共守自己的职位，不要只在细节上顺从，而应进献治理国家的善策。凡是官员失职、政事失当的，只要知道就没有不说的，说了就没有不尽的。宪职得到履行，远近都会受到影响，郡县的政务就没有不振兴的；言路畅通，实际事情必然能够被听到，隐藏的情形没有不能通达的。还忧虑什么难以了解人、百姓不能安定呢？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二 《郊礼议》【嘉靖九年】夏言 臣于前月恭敬地承奉圣制，皇上询问南郊、北郊大祀以及朝日、夕月的礼仪。臣当时就想陈述所听闻的意见来答复，但因为臣以前所上的奏疏已经略作说明，又奉有谕旨，如今正广泛询问廷臣以求得公认的正确意见，臣本来可以不再发言。臣日夜期待公卿大夫一定有考究古典、懂得治理的学问，一定能尽心竭力，陈述先王的典章，来仰承皇上的美好诏命。没想到十多天以来，私下听说议论纷乱复杂，人们各怀不同意见，实在令人惊讶。等到昨天看见詹事霍韬的奏疏，极力反对分祀天地的主张，臣考察先王遗训，查考本朝典章，实在没有看出分祀有什么不可，这才知道霍韬的说法错了，臣因此不能不发言。请先就郊祀礼仪作答，然后辨明霍韬失言之处。臣私下听说，《周礼》一书对祭祀说得十分详细，大宗伯是掌管礼仪的官，开头就涉及天神、人鬼、地祇三种祭礼。祭祀天神，有禋祀、实柴、槱燎的礼仪；祭祀地祇，有血祭、埋沈、疈辜的礼仪；享祀人鬼，有献祼、馈食、祠禴、烝尝的礼仪。大司乐规定冬至在地上建圜丘的制度，称为礼敬天神；夏至在水泽中建方丘的制度，称为礼敬地祇。圜丘礼天，方丘礼地，天地分开祭祀，历来已经很久了。宋儒引用《昊天有成命》作为郊祀天地的诗，说郊祀没有天地分开的区别。刘安石用《丰年》《潜》《有多鱼》几首诗作证，认为郊祀天地都歌唱这些诗，哪里说过合祭？朱子则断定这些诗多是讲成王的德行，怀疑是祭祀成王的诗。如今看来，大概整篇没有一句涉及天地，朱子的说法确实可靠，而《诗经》小序不足以作为准则。何况《周礼》的掌次说，天子举行大规模祭祀上帝时，设置毡案、皇邸；司裘制作大裘，供天子祭天时穿用，这些都只说天而不涉及地。宗伯所掌六器，用苍璧礼天，用黄琮礼地，这是天地祭祀所用玉器有别。典瑞说用四圭祭天，用两圭祭地，这是天地祭祀所用玉器不同。冬至祭天，是在阳气开始向上天复归之时；夏至祭地，是在阴气开始潜藏萌发于下地之时，时令不同。祭天在震宫用圜钟，取乾气从震而出的意义；祭地在未方用函钟，取坤位居于未的意义，所用音乐也不同。小宗伯说到五帝，并且在四郊设置祭兆，却没有说与昊天上帝一同在郊外祭祀，何况可以与后土地祇合祭吗？天地不合祭，历来也是很久了。因此宋儒叶时说：“郊祀和丘祀分祭、合祭的说法，应当以《周礼》为定论。如今议论的人把社看成祭地，却不知道天子的社有三种：大社、王社、亳社。大社是为百姓设立的，王社是为借田设立的，亳社是迁国后保留的社，而祭地并不在其中。”朱子解释《中庸》说：“社是祭地，不说后土，只是省略文辞。大概祭地的名称也叫社。祭地的社，概括天地而言，是与天相对的祭祀。大社则是从王畿千里土地而言，所以诸侯国社直到百姓乡社，都是祭祀各自所主的土地。因此‘社’字从示从土，意义就在这里。”况且议论者既然把大社看作祭地，那么南郊自然不应祭皇地祇，又为什么认为分祭不可以呢？议论者又怀疑古代没有北郊，但《郊特牲》说：“在南郊设祭兆，是为了趋就阳位。”南郊祭天既然见于经典，那么祭地在北郊设祭兆，以趋就阴位，有什么不可以呢？程子说：“北郊不可废除。”何况陈氏《礼书》直截了当地说：“在北郊方丘祭地，就是北郊的丘。丘为方形而向下，是用来象征地。”这样看来，古人确实实行过北郊祭地。议论者又说：“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了，地实际上只是天中的一物，不必另行祭祀。”这就是认为天尊地卑，地不能与天抗衡。然而天地合祭，就等于同样尊崇天地、并列天地，这是抬高地位与天相抗，等于把地作为天的敌手；既然如此却不认为合祭错误，为什么呢？程子说：“在郊外祭天地而合祭，就像父母不能合祭一样。这是报答根本的祭祀，必须各按同类分别祭祀，怎么能同时举行？”又说：“冬至祭天，夏至祭地，这还需要占卜吗？”朱子说：“古时候天地一定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也没有合在同一时日祭享的礼制。”又说：“天下有两件极大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天地不应当在南郊合祭。”程子、朱子是三代以来的大儒，难道他们的话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吗？秦代距离古代不远，却不在圜丘祭天，而在山下祭天；不在方丘祭地，而在水泽中祭地。汉代的制度是在甘泉祭天、汾阴祭地，可见秦汉天地之祭仍然分开。到了元始年间的制度，才在南郊把天地同牢合祭。这是王莽暗中讨好元后的计谋，想把妣与祖并列，所以不得不把地与天并列。合祭的说法，实际上从王莽才开始。汉、唐、宋以来虽然都曾合祭，地祇单独祭祀却很少。汉代以前都以分祭为主，汉代以后也间或有分祭，例如魏文帝太和年间、周武帝建德年间、隋高祖开皇年间、唐睿宗先天年间，都曾分祭。开元年间制定礼制，则专主合祭。元丰年间一次议论，元祐年间再次议论，绍圣年间第三次议论，都主张合祭，最终不能改变，是因为宋代有郊祭赏赐的费用，两年一次郊祭，甚至耗尽府库财物还不够办理，所以必须合祭，是为了节省约束、追求简省便利，并不是认为分祭不合礼。苏轼说：“祖宗多年合祭，突然把它分开，恐怕会招致祸患。”朱子说这种说法很没有道理。然而两郊分祭的主张在宋代似乎难以实行，与今天的事情不同。本朝邱濬把“类于上帝”的“类”字强行解释为合祭，这大概是主观臆断；又因为元始年间天地同牢合祭而不算亵渎，认为不能因王莽而废弃；还说夏至祭地，就是地先于天享用祭品。这些话多是归美于本朝制度，大概是想遵从周代的意思，却不知道其说法违背义理。

译如今议论此事的人，大多主张邱濬的说法，往往把太祖的制度视为可疑、可怕。然而他们只知道合祭是太祖的制度，不可更改，却不知道分祭本来也是太祖最初的制度，可以恢复；只知道大祀文是太祖的明训，不可违背，却不知道《存心录》也是太祖彰明的典制，可以遵行。既然都是太祖的制度，不过应当选择其中合乎礼义的实行罢了。何况敬天法祖，并没有两样的道理。陛下今天的举措，是想恢复古礼来隆重报答上天，是想遵循太祖最初的制度以求尽善，是想远追三代盛世而纠正千古的错误，将要建立一代中兴的事业，使汉、唐、宋相形见绌。所谓功业光耀祖宗、事业垂范后裔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因此，文王、武王的制度还不完备，周公制定礼乐来完成它，并没有听说周公改变文王、武王的旧制。何况礼乐必须积累德政百年以后才能兴盛，圣祖的心中难道没有对后世圣明子孙的期望吗？这正是今天的事情。霍韬的奏疏说：“扰乱朝政，就是变乱已经形成的法制，必定有人承担责任。”随后又说：“谏官首先提出这个建议，大概指的就是臣。”霍韬这样说，是被私心蒙蔽而产生的损害。律法中有关于奸党的条文，其中规定：在朝官员相互结交朋党、扰乱朝政的，都斩首。这是说凡国家的一切法度政令，关系纲纪、名分，而奸臣结交朋党，纷纷更改破坏，互相勾连、附和作奸作弊，以欺骗君主、蒙蔽皇上，虐害百姓、损害政事的情形。今天所议论的只是郊祀礼仪，是古代先哲君王制定的典章，也是我太祖高皇帝已经实行过的制度；典章中记载，律法也有毁坏大祀丘坛的条文。解释律法的人说：丘坛，就是祭天的圜丘；祭地的方丘坛，是举行登坛祭祀的地方。这些法家都知道，可惜霍韬没有明白这一点。至于毁谤《周礼》一书，更是妄加议论。臣不敢一一指摘，只在重要之处加以辨析。霍韬说，宋儒胡宏曾说：“《周礼》不是周公的书，是王莽、刘歆伪造的。”霍韬名义上是读书知礼的人，而且身居儒臣之列，为什么竟然如此不加考察！胡宏这话并不是胡宏独创的说法，而是承袭错误、沿袭讹传之论。《周礼》一书最初出自刘德，贬损《周礼》的也从刘德开始；使《周礼》得以流传的是刘歆，诬蔑《周礼》的也从刘歆开始；《周礼》的传注从郑康成开始，破坏《周礼》的也从郑康成开始。前代儒者曾说：贬损《周礼》的，罪过较小；诬蔑《周礼》的，罪过较大。诬蔑《周礼》的，其惩罚还在；破坏《周礼》的，其惩罚就无从施行了。然而礼经之学能够依靠各位儒者讲明传承，流传至今而没有坠失，实在是诸儒讲解阐明的功劳。如今霍韬不把诸儒讲明《周礼》的言论献给陛下，却独自选取胡宏凭个人臆测断定的一句话，极力诬蔑《周礼》，不仅会为了在一时争辩中取胜而误导陛下，还会误导天下后世，使人相信《周礼》是王莽伪造的，不能加以表彰、推行。这关系到名教，绝不是小事。臣私下替霍韬担忧。臣怎么敢隐瞒而不把全部意见说出来同他辩论呢？至于他竭力诋毁《天官冢宰》篇，说它是王莽欺骗天下的手段，那就更加令人惊异了。《天官冢宰》一篇，朱子认为是周公辅导成王、为后世垂示法则、用意最深切的地方；想要了解君主端正内心、诚意正心的学问，从这里考察就可以看见。朱子实际上还说，冢宰一官兼管君王的膳食、服饰和嫔妃，这正是设置官职者的深意。大概天下的事情，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后世即使不能实行，难道可以把圣人的良法美意全部废弃，反而诬称为王莽伪造的吗？况且在王莽以前，本来就已经有《周礼》。如今却把它说成周代制度的糟粕，而说王莽把它集大成。霍韬又说：“合祭以后，配祀地祇从王莽才开始。”王莽既然伪造了这部书，为什么不删去圜丘、方丘的制度，删去祭祀天神、地祇的礼仪，而另立一套说法呢？他的说法根本无法讲通。因此，怀疑《周礼》的人，是汉武帝、何休、谢氏、黄氏一类的人；程子、朱子、东莱、横渠本来都不怀疑。《周礼》误导天下的人，是王莽、刘歆、苏绰、王安石；周公、召公、毕公、荣公、毛公、散公等人却从未误导天下。霍韬对皇上说：“皇上笃好古道，志在恢复三代，这样的人，千百世才有一个。”没有见到儒臣用三代纯正帝王之学辅佐圣主，这话确实是对的。然而既然认为皇上笃好古道、志在恢复三代，那么分祭天地本来就是古礼、三代的典章，为什么反而说它不合礼，非要让皇上沿袭王莽亵渎混乱的旧制呢？至于辅佐君主的学问，周公之道是最纯正的。如今却想把《周礼》全部废弃，使它不能在世间施行，那么祖宗设置官职、分掌职责以及大小政体，很多都是仿效《周礼》的。难道也要一举把这些全部变乱吗？还是不知道除此之外另有什么道路，才是可以辅佐圣主的纯正帝王之学？因此，霍韬的说法，臣不敢认为正确。只是奇怪霍韬的话一出，附和的人就纷纷出现。何况近年礼部发布文书，命令设立小学，学习诵读《周礼》，又命令科场考试必须用《周礼》来考察士子，这些都是奉陛下明旨施行的。却没有听说霍韬上奏加以纠正。等到霍韬编修《大明会典》时，曾经具奏想把内府各监局的职掌归属礼部，又引用《周礼·天官冢宰》的文字，这说明霍韬平日并不是反对《周礼》。怎么能因为议论郊祀，就突然把自己的学说全部抛弃呢？实在令人无法理解。议论礼制的人，名义上是众说纷纭，这种人情趋向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只是天地大祭是国家的重大事务，何况相隔一千八百多年，如今要兴起三代以上的盛典，更应特别慎重，必须使增损合乎适宜，足以垂范天地，不留下丝毫遗憾，以免成为后世议论的口实，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运了。

译伏望皇上扩大如天的胸襟，敞开圣明的听闻，怜悯愚昧，完全听取下情，委曲表示宽容，使大小臣工都能克制私心，仰体圣明，深入探求古礼义理，以奉行明诏。至于圜丘、方丘、朝日、夕月各神坛的规制，自有我太祖刊定的典制，完备地记载在《存心录》一书中，不必另行创设，也不必改变，只需一概依照旧制而已。但是用大祀殿来祭天，不符合经义；用它来享祀上帝，却与《周礼》相合。然而让祖宗共同配祀、父子并列，考察经典和诏令，仍不能没有疑问。周人在郊外祭祀后稷来配祀上天，臣认为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足以相当。周人在明堂祭祀文王来配祀上帝，臣认为太祖体天行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足以相当。臣这点浅见，既然有所认识，就不敢不献上；乞请将臣的奏章再次下发，命礼部一并议论。希望廷臣同心同德，深入考察、广泛求证，务必符合经典训诫，破除主观臆说，不拘泥于苟且的常情，不被众人的言论所改变，以仰承皇上中兴、大有作为的志向，光复太祖最初的制度，使天下后世知道郊祀天地能够完整保存古礼，洗刷千古以来的浅陋，这从陛下开始，难道不是极其美好的吗？奏疏呈入，得到批示：“这份奏疏所说的，都是阐明古代典章的意见，朕已经全部了解。礼部立即加紧把各官所上的奏疏连同这一本详细阅看，列明事项，务必依据古礼斟酌办理；将议官的意见拟定清楚，奏请朕裁决，不得拖延，也不得回避忌惮。” 《请求消弭灾变以安定百姓的奏疏》【嘉靖九年】杨爵 臣于嘉靖九年十月间奉制前往湖广办理公务，就是现在事情办完返回。臣知道陛下哀怜百姓的心意，始终悬念于民间；凡百姓的利弊、民间的忧乐，都一定想要听闻。所以臣现在谨将所经过地方遭受灾害、百姓处境悲惨的情形叙述出来，向陛下报告。南北直隶、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正当禾苗成熟之时，蝗虫和蝗蝻大量滋生，铺天盖日；落在地上的厚达三四寸，把禾苗的根都吃光了。百姓往往带着妻子儿女，将被蝗虫吃过的禾苗含泪收割，用作牲畜饲草。其他蝗蝻较少的地方，禾苗尚有未被吃尽的，很有希望获得秋收；但还未等成熟，严霜突然大降，一时间全都枯萎了。遭遇这样的灾变，百姓失去了依靠。去年冬天，百姓赖以充饥的食物，都是他们此前捕捉并晒干的蝗蝻，以及树叶、树皮之类。那时百姓面容憔悴，虽然已经十分可悲，但还没有多见死在道路上的人。到了今年春天，臣再次经过这些地方，常常看见饿死的尸体堆满道路，数也数不清；又看见行路的人往往割取死者的肉，就在路旁煮来吃。还听说有父子互相吞食的事情，井陉县一天之内，县官就捕获了三个杀人取食的人。臣听到这些事情，捶胸大痛，食物难以下咽，心想有关官员一定会详细上奏；圣明的陛下在上，听到这样的事情，必定会流泪。等臣到了京城，却听说朝廷并不把救百姓于死亡当作急务，所议论的只是郊祀、社祀的礼仪。微臣忧国爱君之心发自内心，实在不能不说几句。昔日汉文帝时，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天下富庶，贾谊上书尚且说这件事足以痛哭，认为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面，自己却睡在柴薪上，不能说是安全；何况今日的时势又该怎样呢？古代贤明君王治理天下，先使百姓生育繁衍、生活安定，然后推行教化；教化推行之后，礼乐才得以兴盛。如今遭受灾害的地方，百姓十人中死了六七人，活下来的人起而成为盗贼；即使稍有积蓄的人家，也难以保证自己能够吃饱，形势离散崩溃，已经难以收拾。朝廷却舍弃这些事情不忧虑，反而议论合祀、分祀的礼仪，这正如有人连三年丧期都不能守，却去仔细辨察缌麻、小功等轻丧服；自己大口吃饭、畅饮冷水，却去追问别人是否因牙齿脱落而不能咀嚼。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民心离散，国家根本不稳，土崩瓦解的形势随时就会到来。即使周公所制定的礼文在今天全部施行，对于天下的动乱又有什么补益呢？深深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不知陛下在日夜勤劳处理政务之时，是否也曾想到这些呢？左右谋划国事的大臣，也曾谈到这些吗？况且南北分开祭祀，以恢复先王的礼制，并不是不可以；但今天正是救百姓于死亡之中的时候，而不是兴起礼乐的时候。自古以来，国家衰败动乱，没有不是由于百姓贫困、盗贼兴起，而在上位者不知忧虑体恤，最终导致人心离叛，天命也随之离去，宗庙社稷再也无法保全。因此臣所忧虑的，并不是府库中的财物不能普遍救济天下，而只是担心陛下没有忧劳百姓的心。忧虑百姓，就是忧虑国家；治理百姓，就是治理国家。陛下每日在经筵听讲，即使严寒酷暑，也从未稍有懈怠。臣知道陛下志在天下太平，想要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主。尧舜的心，急于救济百姓：一个百姓挨饿，就说“是我使他挨饿”；一个百姓受冻，就说“是我使他受冻”。假如当时饿死的百姓像今天这样遍满沟壑，尧舜的心情应当怎样呢？臣希望陛上对上敬畏上天的警戒，对下怜悯百姓的死亡，顾不上其他事务，专心广施仁恩，把现在议论礼仪的心思转来，筹划赈济的办法，以使民生逐渐得到滋养。这样皇恩浩荡，谁不歌颂光明圣明的天子、深厚广博的仁德？各处百姓都将把陛下奉为生养自己的父母；从前空着肚子等待食物的人，如今便有饱餐的庆幸了。从前妻离子散的人，如今便有家庭团聚的欢乐了。民心已经涣散的可以重新收拢，国家根本虽然动摇也可以转而稳固。即使遇到天时造成的灾害，也很少有不能凭借人的力量战胜的。天下苍生享受太平之福，圣明的子孙承继万年基业，关键就在这里。臣不胜战栗、警惕和恐惧之至。奏章送入，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修举武备疏》【嘉靖十一年】徐问

译臣生长于南方，出身儒生，蒙皇上擢升为兵部武选司的佐官，虽然才能不足以胜任，却不敢因自己的志向而荒废职守，谨将八件事情分条上奏，以冒犯圣上的阅览：一、训练京畿军队，以壮大声势。顺天府、霸州、文安县等地，古代是幽州、冀州人的聚居地，民风强悍勇猛，而且密集处于京畿之内，实际上就是周官所说的六乡六遂、汉代六郡良家子弟所在的地方。从前听说有招募军队的命令，仓促实行，也算是一种防备。然而召集百姓为军，已经失去了国家登记军籍的制度；仓促应募的人，大多不是当地居民，既没有父兄和产业可以作为查考依据，又不免白白耗费衣装、冒领粮饷和赏赐，遇到利益就抢先趋附，见到祸害就退缩躲避，遇到缓急军情又能依靠谁呢？臣愚见，平时没有战事时，应当重申命令，告诫巡抚、巡按，督促兵备官和分管府州的官员共同办理，尽心查访旧日团练中服役多年、体力强壮过人，以及家中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人，登记上报官府，再加以精选。每选五十人，推举一名家世、财产和众人都信服的人为乡长，使他们彼此联结，自行训练。上级官员初到时，召集他们来考验技艺，勇敢者按等级给予犒劳，随后放回家务农谋生；若有缓急军情，必须等兵部题本后才起调。盔甲器械由兵部预先储备、发给。这样或许能使各边军民知道内地和边境都有军队，暗中消除敌人的窥伺之心。一、训练外地军队，作为京畿的羽翼。山东德州、武定，山西、陕西的潼关等卫，设置为直隶，原是想用犬牙交错的形势相互牵制，以抵御外敌、拱卫京师。京师又集中排列各卫，以重地控制轻地，以强干削弱枝末；当初立法时，未尝不是妥善的。但太平日久，人心轻慢，京军因事务多、训练少，虽称训练却逐渐疲弱；直隶各卫由于地形分散、势力相距遥远，长期没有认真编查，又加上世袭军官的侵扰勒索，军籍虽然还在，逃亡流散的却已过半。正德初年，边事告急，朝廷曾议定任命参政韩福为大理寺少卿，操练京畿民兵；又分别派巡按官查验直隶卫所的武备，这也是没有忘记预先整顿内地、暗中消除外患。但当时只是补救偏弊、应付紧急，没有真正振兴并实行这些措施。何况燕、赵、涿、易一带，古来以强悍著称；如果想做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就应当依照往年的做法，从内外文职官员中推举有文武才干、熟悉兵法谋略、办事诚心廉慎的人，加任佥都御史或少卿之职，提督直隶民兵，切实清查挑选。遇到缓急军情，便发文移交提督衙门调用，可以一声号令就集合起来，使军威振作、各处都有防备，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不战而使敌军屈服。一、防范和控制边地居民，以备调用。直隶保定等卫有从边外来的居民，他们勇猛强悍，形貌、气质和习俗都与汉人不同，不能保证他们没有异心；但他们既然安插已久，势难改变，只能由主管部门建立纲纪，严格整饬武备，以制伏他们离心反侧的念头，并应由巡抚督令兵备官一体约束。每逢霜降开始操练时，间或考验一次武艺并给予犒劳；还必须更加用心地推诚相待、晓谕信义，体恤他们的私有财产，使他们知道居住在中国的生活之乐，以及妻子、房屋的牵系，这样一定能取得他们的真心而让他们竭尽力量，或许可以避免其他祸端。一、筹划屯田丁壮，以防敌患。近来城堡不完备，百姓没有坚守的意志，许多舍弃产业迁到镇城居住，留在堡中的大多是游荡之徒和孤弱之人，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城堡一旦被攻破，敌人必将深入逼近边城，士民都会震恐。如今的办法，是重新查勘种地居住的百姓有多少，登记姓名，严禁管辖官员另立名目征发索取；仍应由官府在堡内建造房屋，安置他们居住，不许任意四处离散。命令他们平时聚集耕种放牧，敌人到来就登城墙抵抗，进入堡内就一起进入，守卫时就一同守卫，不许参差不齐、拖延迟缓，以免产生其他忧患。官军既然把这些人作为援兵，声势自然会增强，防守自然会牢固，敌人就不能乘虚突入了。一、谋划边关防务，以防御狡黠的敌人。据臣看来，居庸、紫荆等处都是邻近边境的险要关塞，地方广阔，有的受巡阅不周的限制，虽然文书频繁往来，却苦于奉行不够认真；又有各卫守边官军不明白利害，擅自偷偷返回，将来尤其值得深忧。如果让各边巡按、督令兵备等官员严格巡视，边关城墙如有坍塌，立即增加修缮补葺，务必坚固，使边军可以依靠它防守、保卫中华。各处守边官军和兵备官都要亲自查阅；如有逃回等情况，就应参奏查究、治罪，这样守卫就一定会严密了。一、鞭策武臣，以希望他们自我建功。查考现行条例，军职人员犯罪，都发往边方立功，五年期满后恢复职务。操守应当要求文臣，磨炼激励则应当使武职振奋；如果是懦弱无能之才，抛弃他们也可以。但有的人平时勇武，只是偶然受阻于时势未能施展；有的人禀性粗豪，或至于放纵不检点；一旦将他们发往地方置之不用，对边境又有什么好处呢？臣认为应当根据情况调遣，使他们受到惩戒、奋发立功；如果有功，就应议奏递升而不予削减，以赎前罪；如果有非同寻常的功勋，也应一体提拔任用。这就是所谓不因一次过失而掩盖他的德行。古代也有从罪过中成为名将的人。一、专门委任官员，以杜绝盗贼聚集。朝廷根据时势设置官员，务求为地方除害，但所任用的人大多不能胜任职务。有的兵政不修，祸害百姓、招致盗贼，固然不值得说；也有的故意装作谦逊以避嫌疑，营求经营其他事务；有的厌弃荒野，拖延住在省城，以便秘密接近巡抚、巡按；有的只凭借刑罚威势欺凌官属，却对紧要事务一概不理，以致百姓的祸患不能除去，盗贼日益滋长。何况如今湖广辰州、常德等处时常发生旱灾，百姓多有饿死，里甲百姓四散到各地，未必不会转而成为盗贼；洞庭湖又听说常有盗贼警报，如果现在不治理，将来的隐患实在令人深忧。应当重申命令各处巡抚、巡按，督令兵备、江防、海道官员驻扎在原先设置的紧要地方，以廉正作属官的表率，通过访察来充分了解实情，通过查阅来核实兵力，通过操练来振作武备，使里甲、保甲彼此联络、互相稽查传报，设置锣鼓使彼此听见声息，互为犄角相互救援，巩固险要之处使彼此守望。平时能够振兴武备的，更要勤勉尽职，以巩固藩篱。一、专门整顿内部治理，以杜绝祸端。两广、云贵在《禹贡》所说的荒服之外，山岭溪谷险阻，是猺、獞、罗▯等蛮族居住的地方。汉武帝开拓土地以后，有的稍微与中国相通，有的仍各自盘踞；虽然设置土官统辖，也不过是羁縻而已，而这些人像犬羊狼虎一样吞噬无常，始终不能使他们驯服。

译无奈守边将吏平时不能宣扬威势、显示信义来加强防备，只贪图大规模征讨、剪除殆尽，不知道这些族类像草木一样繁衍，巢穴充满，不能靠诛杀全部消灭。一听说大军征讨到来，他们的首领和恶党便相率逃藏；被杀的多是愚昧弱小的苗人。这样只是把百姓的膏血搜刮来作为军队储备，满足掌管边务的大臣填不满的欲望，却换来成百上千无辜者的性命而已。过去宋代儒者杨时认为，边事兴起，多半出自贪图功劳、侥幸获利的人；他们不致力于安抚驯服，只希望趁时机像割草、捕兽一样诛杀，以求建立功劳；一旦有失军纪，就会失败受挫、不能支撑，反而给朝廷留下忧患，这是边吏的大患。如今远方的弊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应当下令各边巡抚都御史，严令所属兵备、参政等官，一定要仰体皇上爱护生命的仁心，布施威势和信义，严守险要关塞，谨慎设置哨所和保甲，那么长久安定、长期治理的办法就有了。奏疏送入，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遵宪纲考察御史疏》【嘉靖十二年】王廷相 臣谨奏，为遵行圣谕、制定条约、严格考察，以整顿风纪。臣等恭敬看到，嘉靖六年八月间皇上敕谕都察院说：正统六年英宗皇帝诏令中外，风宪官是掌管纲纪的部门，必须慎重选择见识器量端正宏大、才干品行老成的人任职。对于不通晓大体、用心残酷苛刻的人，都由都察院堂上官考察后降职罢黜。成化七年宪宗皇帝钦准的事例规定，巡按御史以公差回京之日，都察院堂上官仍依照旧例查勘考察；保结称职的，具奏后照旧任事；有不称职的，请求罢黜。近年这一条例虽然存在，却没有听说弹劾罢免过一人，大概是因为堂上官不能振扬风纪，反而受属官控制，只求避开谗言、远离怨恨，以致人心懈怠。今后巡按任期届满，务必严格访察；确实没有贪赃、私弊、过犯、推诿和逃避事务等事实，取得该道结勘清楚的文书后，才准许回道任事；如果有不称职的事迹，不许含糊具奏，应照例奏请罢黜。钦此，钦遵。臣等恭读之后，仰见皇上重视掌管风纪的部门，一定要选得贤能的御史，使德化流行、百姓各得其所才肯罢休，这确实是帝王的盛典，也是万世都应当遵守的制度。臣查得，御史出巡的旧规，除盘查粮储等差事与给事中同行、彼此关防而免于考察外，其余巡按、巡盐、巡关、巡茶、清军、刷卷、印马等差事，任满一年以及事情办完回京时，都要详细列出经过办理的事务，到御前复命，并呈送都察院，考核出巡期间有无贪赃、犯罪、违犯规制等情形；如有妨碍之处，发文命该道立即公正保结查勘，确实没有妨碍，才准许奏准照旧任事。但御史出巡所负责任很多，如今考察条例只说贪赃、犯罪和违犯规制，却没有明确列出具体条件，使御史没有依据来尽职，本院也没有凭据来核实，若泛泛指摘，似乎不妥。臣等议定，今后考察御史出巡回京之事，除涉及贪赃、犯罪而有确实证据的，照例请求提审讯问；以及超过期限的，依照旧定水程查算外，现将关系职守最重要的六件事定为出巡规范。凡御史奉差，都要详细写在札付中，命令其逐条遵照，并据此考察执行得好不好，以区别勤惰。臣等另行访察的事项，不在此限。这样，御史在亲眼看见、亲耳听闻之后，必定能够警醒自励，不犯懈怠职守、废弃事务的过失，朝廷的风纪也就可以由此振兴了。臣等请等待命令下达后，咨行各巡抚都御史，札行十三道以及各巡按等御史，一体敬谨遵照施行。因为这是遵行圣谕、制定条约、严格考察以整顿风纪之事，臣等不敢擅自处理，谨具本列明事项，请求裁定。一、革除奸弊，这是御史的职责。如今天下官场邪弊、百姓玩忽法度，已经十分严重：钱粮收支中有侵吞欺骗，驿传往来中有泛滥浪费，里甲困于无止境的供应，粮长苦于应付官府的馈送；巡盐御史反而贩卖私盐，捕盗官与盗贼暗通声气；入官财物有见面钱，办事有惯例贿赂；假借公用名义任意摊派，借口修理而无度罚款；吏典没有贿赂，文书就不办理；豪强富户用钱打通关节，便可以免除差役；隐藏的奸邪和积蓄的恶行，无法一一列举。近年以来，御史出巡只务求作威作福，制造声势以耸动人的耳目，却不致力于广泛询问、充分采集情况，以察知下层的隐秘；何况巡历各地只停留两三天，像疾风暴雨一样经过便不再回来，如果不专心体察民间深藏的奸弊，又从哪里能够知道呢？今后御史出巡，务必要尽心廉洁访察，只要发现奸弊，就应当依法处理，使所按察地区风气清正、弊端断绝，以符合皇上革除弊病、体恤百姓的心意。回京之日，仍应将革除的各项奸弊及其缘由编成册籍，呈送都察院，以便考察其是否尽到职守。一、为百姓伸冤、审理冤屈，这是御史的职责。臣私下认为，推究案情、审讯狱讼，如果没有上等的智慧和公平的心，很少有人能够得到真实情况。何况权势人家，审问官害怕其中的利害；富豪之家，贿赂的作用仿佛神明；朴实百姓口拙，常被狡猾巧言的人夺去申辩；残酷暴虐的官员，杀人如同踩死草芥；粗疏的吏员，才情不足，不能善于审问。因此真伪无法分辨，冤屈无从申诉，百姓中便有人不能活命。既不能体察皇上爱惜生命的心，又会触犯上天至和之气，以致灾害降临，招来灾异，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今后御史出巡，务必慎重用刑、明察狱讼；对于一切词讼勘问之事，都要虚心推究道理，根据案情寻求事实。只要有冤屈压抑，不论是否已经结案，都要为其伸张审理，使所按察地区刑罚合乎情理，完全没有冤民。回京之日，仍应将伸理过的各项冤屈及其缘由编成册籍，呈送都察院，以便考察其是否尽到职守。一、扬清激浊，这是御史的职责。臣私下认为，御史是朝廷的耳目，出巡外地，人才的贤愚优劣依赖他们辨察，采访和考察部院官员也凭借他们的报告，官员的升降关系重大。

译近年以来，御史举荐司、府、州、县等官员，不问其人品高下，也不问其是否立意正直、办事有无卓异政绩，只要看见他们奉承周到、礼貌恭敬，便认为是好官，于是统统滥加举荐，多至数十余人，导致贤能与不肖同路，香草与臭草同器而不能分辨。他们所弹劾的，大多只选一两个来敷衍责任，甚至还弹劾到县丞、典史等官；至于那些大贪大奸、败坏政务、残害百姓的人，却因乡里、同年、亲戚故旧之情而加以掩盖，不予揭发，只顾私人情面，完全不顾国家，风纪因此坏到了极点。今后御史出巡，对于司、府、州、县官员，务必根据所办事务考察政绩，再根据政绩考察其内心；确实发现其人品高明、心术正大、政绩卓异，并且在司、府官中足以担任科道、郎署官员的，才准许举荐。其中才干中等以下、表现平常的人，只能记在考语中，不得与上等人才混同，以免玷辱荐章。所弹劾的，首先应是贪婪残酷、祸害百姓、违法的人，其次是疲弱无能、无所作为以及年老患病的人；务必根据真实事迹奏请罢黜，不许挟私报怨，损害贤良。回京之日，要把举荐和弹劾过的各官贤愚优劣的真实事迹详细造册，呈送都察院。如果贤能之人因为不能奉承逢迎，便舍弃而不举荐；中等平常之人反而夹带一两个，以满足私情；以及对大贪大酷之人加以隐蔽而不弹劾，臣等访察得实后，都将以不称职论处。都察院发给巡按御史的勘合公文，都是关系地方重大事务以及官民冤苦的事情。上等而谨慎尽职的御史，能够督促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守巡官员，逐件按期办结回复；有些才干和志向都很平庸的人，却悠闲度日，寄食于郡县，往往使紧急事务被搁置而无人过问。又有些乖巧狡猾、追逐私利或偏袒党羽的人，每当遇到关系利害的事情，便推托闪避，拖延滞留而不办理。涉及御史弹劾、查究而事实不实的案件，他们即使容易查明，也不予上报，以至经年累月，事情始终没有结论。这些御史尤其不称职。今后调任的御史接管办理事务时，对于前任御史的勘合，务必立即查勘回复；属于自己任内的札付，除任满前两个月留待接任御史查完外，其余十个月内务必逐件查明并销缴。回道任职之日，要把前任御史和自己任内勘合已经办完、尚未办完的数目详细列出，造册呈送都察院，以便考察。至于边疆等类难以提取当事人办理查勘的事情，也要清楚地编列说明。监察御史出巡，是为了对上宣扬皇帝的旨意，对下通达百姓的隐情，使天下各地风俗端正、法度清明，这是他的根本职责。做御史的，必须清廉自守、简约从事，镇静而不扰民，才足以安定百姓、整顿事物以振扬风纪。近年以来，御史在外出巡，动辄带领成百上千人马，排列兵卫，吹打鸣响器具，以扩大声势，擅自作威作福；又随带府县中能干官员以及狡猾的驿丞十多人不等，以供驱使，前后随从如云，饮食耗费如流水，完全没有清简节制，反而造成纷扰之害。所到州县，计算一天的费用，往往达到一百几十两银子。本来是为了安定百姓，反而使百姓劳苦；想要振扬风纪，反而败坏风纪。这类御史，不过是浅陋无识，只想在外面借助声势来抬高自己、求得内心自大，未必真有实际才能。今后御史巡历郡县，务必安静而不扰民；除本来应有的导从、皂隶之外，不许多用一人。府、州、县的驿丞等官，也不许越过辖境随行迎送等候，以免给地方官府造成危害。违犯者，准许巡抚、巡按互相弹劾。臣等查访属实的，回道任职之日，以不称职论处。一、巡抚和巡按彼此协调，才能坦诚公正地办事，共同成就国家事务。近年以来，往往因为一点小小的愤怒便形成嫌隙，甚至互相揭发上奏，哪里还能指望他们同心协力、有益于地方呢？臣等曾经探求其中缘故，都是巡按御史无礼傲慢造成的。都御史正面就坐，御史在旁边就坐，这是礼制。近年以来，御史却常常同都御史分上下宾主而坐。都御史坐前列，御史坐后列，这是礼制。近年以来，御史却常常与都御史同班并列。这难道不是执掌法律的人自己违法、端正法度的人自己不守法度吗？巡抚中性情柔和、能够忍让的，便隐忍不与他计较；如果遇到刚毅正直的巡抚，巡按必定与之争论，意见不合便形成嫌隙。于是巡抚所施行的，巡按不执行；巡按所允许的，巡抚不批准。官吏等人应付巡抚，巡按便厌恶；应付巡按，巡抚便厌恶。甚至有人无罪却被逮捕审问，因而革去职役；巡抚和巡按彼此构成嫌隙，却使无辜平民遭殃，难道不冤枉吗？以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凭借势力而骄傲，造成这样的祸患，还想希望一方政令公平、百姓安宁，怎么可能呢？臣等认为，按照《春秋》的义理，王室之人位居诸侯之上，这是礼制。巡按御史在三司官员之上可以如此，在巡抚、都御史面前却不可以，为什么呢？都御史在内台列名，奉敕巡抚一方，并不是外地守土之臣所能相比的。地方事务可以共同商议，但名分和体统却不可逾越。近日都察院题请获准，都御史正面就坐，御史在旁边就坐。臣等认为，这只是按私人情面而不合礼制，议定处置办法，不能作为朝廷上讨论名分的依据。如果依据礼制和名分，御史仍应在旁边就坐，仍应列在后班为宜。今后巡按御史，无论副都御史还是佥都御史，都应在旁边就坐，列于后班，以端正体统。如果仍像从前一样无礼，臣等查访属实后，回道任职之日，按不通晓宪体论处，奏请降职调任。疏章送入，得到批示览阅奏章，足见振扬风纪，深切切中时弊。全部依照议定办理，务必切实施行。至于整治内部、革除奸弊一事，仍查照前面的批示办理，不许借访察为名，诬害平民。《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三 《议处浥烂仓粮疏》【嘉靖十四年】韩廷奇 臣谨题，为议定处理年久受潮腐烂的仓粮、以救济当前艰难之事。宣府前卫呈报说，本卫豫备仓委任的官员、现任镇抚刘镇等分别呈告：自嘉靖二年起至嘉靖十三年四月底为止，除已经发放支用的以外，现在仓中储存粗粮细粮五万五千三百八十三石有余。粮食长期存放在仓廒中，屡次查盘、踩踏验看，亏折的便追究侵盗和经收人员的责任；他们昼夜忧虑，性命尚且轻，钱粮却更为重要。由于地气潮湿，米粒日渐被虫蛀，年复一年守护，却只有损失没有增加，越发造成拖累，使人不得聊生等情，请求裁定处理。臣随后又查到，宣府左卫呈报，豫备仓委任官员、现监千户杨钦和现任千户竺雄等名下，现有粗细粮一万八千五百二十九石有余；宣府右卫呈报，豫备仓委任官员、现监千户尹鸾和现任千户李政等名下，现有粗细粮八千四百八十二石有余；兴和守御千户所呈报，豫备仓委任官员百户李雄等名下，现有粗细粮三千零五十石七斗有余，也都说粮食存放年久，每天都在坏烂，没有发放支用的期限。又据千户王镇开报称：按城中当时的价格，每一两银子只能买八斗粟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五十石〕 又据军人郭驴儿等禀报：米价非常昂贵，正值青黄不接的时候，按折色发给银钱买米，所得粮食不足以养赡，请求发放本色粮食等情。臣综合了解到这些情况，与总理粮储户部郎中商议：按照以往的情形，这些仓粮因为年久受潮腐烂，经收人员被问罪追赔，往往弄到家破人亡。臣等取出现在仓中的粮食查看，确实已经受潮腐烂；眼下正值青黄不接，物价确实太高。军士每月粮价只有六钱五分，买粮不过五斗，确实不足以养赡。再加上召集商人买粮，要一两三四钱银子才能买到一石粮，米价更加飞涨。如果不根据时势议定处理办法，怎么能够救济当前的艰难呢？应当把上述仓粮借给本城军士作为月粮，等到秋收时，再用万亿库所储存的军储银两买粮，按斗数补还仓中。这样只是一转移之间，就有五项好处：把陈旧腐坏的粮食换成新鲜良好的粮食，国家储备不至于亏损，这是第一项；军士得到实际利益，不至于怨恨叹息，这是第二项；富商不能独占大利，市场价格可以平抑，这是第三项；所花钱少而得到的米多，这是第四项；经收人员不至于含冤负屈、破家亡身，这是第五项。再按仓粮受潮腐烂、米价昂贵、军士缺粮的情况来看，不只是镇城一处如此，各边也多有这种情形。米价昂贵的地方，还有超过镇城的，也应当通行各处，按照实际情况斟酌处理。如果按照奏报下令户部，再加以议定处理。如果臣等所说可以采纳，恳请陛下俯允施行，那么臣等感到万幸，地方也感到万幸。疏章送入，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谏讨安南疏》【嘉靖十五年】唐胄 臣私下认为，今天如果只是希望安南恢复朝贡，那么不必用兵，也不必派遣官员；如果想要征讨安南，则有七个不可行的理由，请逐一陈述：古代帝王不用治理中国的办法治理蛮夷，所以不征讨安南，这一点写在祖训中，这是第一。太宗消灭黎季犛后，求访陈氏后裔而没有找到，开始在那里设置郡县，此后战争接连不断不能停止，仁宗常常以此为恨。章皇帝完成先帝的遗志，却又不能守住安南；今天应当遵循这一教训，这是第二。外夷之间相互争斗，是中国的福气。安南从五代到元代，先后有曲、刘、绍、吴、丁、黎、李、陈八姓兴衰更替，岭南以外的边警于是逐渐稀少。如今他们正发生变乱，恰恰不应干预，为什么要使百姓遭殃来威服小丑？这样无益而有害，这是第三。如果说安南靠近中国边境，应当趁乱夺取它，臣考察马援南征之事，他深入浪泊，士卒死去将近一半；所立铜柱作为汉朝最南界标，原来就在今天思明府附近。前朝虽然曾经平定安南，但安南屡次降服又屡次反叛，中国士卒和马匹死亡达数十万，耗尽二十多年的财力，才得到几十个郡县的虚名。何况还有征讨不能取胜的事，正如宋太宗、宋神宗、元宪宗、元世祖的旧例吗？这些都可以作为殷鉴，这是第四。外国前来朝贡，是他们自身有利：一方面奉行中国的正朔，以此威服邻国；另一方面通过贸易使本国富足。所以如今即使发生兵乱，他们仍然接连奉上表笺，带着地方物产、缴纳关税，请求入境；守臣却因为姓名不相符合而拒绝他们。这是他们想朝贡却不能朝贡，并不是抗拒而不朝贡；拿这个来责备他们，言辞上也不顺理，这是第五。兴兵就需要军饷。如今四川有采伐木材的劳役，贵州有凯口的战事，而两广积储的数十万粮饷，大多消耗在田州岑猛之役上；又大兴土木工程，各地军储全都输送给将作监。发动数十万军队，靠什么供给呢？第六。然而臣所忧虑的又不止这些。唐朝衰败，是从明皇发动南诏之役开始；宋朝衰败，是从神宗征伐辽国开始。如今北方敌寇日益强盛，正在窥伺我河套；边军屡次叛乱，毁坏我藩篱。北方已经十分危急，却又发动南征之役，假如发生意外，谁来承担这个罪责？这是第七。锦衣卫武人不懂国家大体，假如稍微歪曲事实是非，使安南不服，反而足以损害国威。即使通过审问查明了实情，确实不可不征讨，也不能进退没有谋划和防备；将怎样制定策略呢？况且如今严整军队、准备出发的诏令刚刚下达，而征发搜求、扰害百姓的祸害已经显现，这说明忧患不在外夷，而在国家内部。请停止派遣勘官，罢除一切征调，天下都会感到万幸。疏章下交兵部，兵部请求采纳他的意见，皇帝没有接受。《益兵防险，以防敌患疏》【嘉靖十六年】韩廷奇

译谨奏。查得山西三关一带沿边地区，宁武以东的隘口以及山冈平缓开阔之处，虽然敌骑可以通行，但有隘口可以防守，只要有人守卫，敌人终究不能长驱直入。宁武以西与敌人紧邻，地势平坦空旷，敌骑可以长驱而没有阻碍；而原先设置的兵将比其他边地少得多，城堡也十分稀疏。然而此前敌人很少侵犯这里，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大同的重兵作为屏障。况且从老营堡到八角所等处，土地空旷、人口稀少，没有什么可供抢掠的东西；敌人必须深入到镇西卫一带，人畜和堡寨才多。即使有所掠得，返回时，前面又有大同、平朔等处的军队截击，后面又有老营、偏头等处的军队追击；往返必须经过数日，于是大同镇城的重兵也都集中防守，占据险要截击，敌人往往失利而退。他们虽然勇猛而深入，却也有所畏惧，不敢轻易进入。因此三关之地兵力虽然少而弱，老营堡等处虽然极其靠近边境、地方平坦开阔，但敌人的侵犯比其他边地少。臣等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阳等卫所的官军中，调拨到大同防御的有七千多人，但这些官军的月粮仍在山西支给。山西官军戍守大同，山西粮储供给大同，正是因为大同可以屏蔽山西。况且敌人侵犯三关，必定要从大同边境进入。如今大同境内时常遭受侵犯，已经顾及自身都很困难，势必难以兼顾其他地方。太平日久，事情失去了当初的安排，大同和三关又各自分开、彼此区别。这样一来，三关之地已经成为大边最前沿的要塞，而老营堡一路却如此平旷，兵马如此少弱，将官和城堡又如此稀少；敌骑一旦拥众南下，怎么能够抵挡呢？兵法说：“不要依靠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方有办法等待敌人。”如今我方用来等待敌人的装备都没有，只是依靠敌人不来而已。这是我方的情形。臣等又观察近来敌人入侵的情况，发现他们的奸谋诡计与过去不同。从前没有铠甲，如今却有明亮的头盔和铠甲，行动十分迅猛；从前不善下马，不敢攻掘城堡，如今却整备了锹、镢等工具，攻挖城堡；从前不了解我方虚实、平险，即使有时深入也不敢久留，如今却从容地长期操练，按着马缰返回；从前成群结队进入，也成群结队退出，忽然来去如风，如今却在一处大举进攻，又分头抢掠各边，使我军来不及互相援救。过去军队没有纪律，像乌合之众一样来时聚集、去时星散；如今队伍严整，旗帜和号令都清楚分明了。过去他们不焚烧民房，如今却放火焚烧。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有中国人为他们谋划，有中国人为他们作向导，有中国人为他们充当奸细，还有中国人把铁器遗留给他们。何况在事变之时，投奔敌军的人，又都是惯于作战、勇敢善战之人。敌军方面的情况已经如此。衡量我方，衡量敌方，胜负就可以看出来了。臣等听说：萌芽不剪除，枝蔓必然滋长；脚踩到霜而不警戒，坚冰就会到来。如今大同的军队既不能成为三关的屏障，而三关的兵马又没有增加，将官没有选任，城堡也没有增修规划。臣等只怕今年敌军深入，明年又深入；今年获利而回，明年又获利而回，渐渐形成不可遏制的趋势。大的祸患往往由细小之事发展起来，边地百姓遭受涂炭，那时就不必说了。数年之后，敌人还将萌生更大的野心。臣等私下看到，各处重要边防如宣府、延绥等地，敌人都不能任意闯入。为什么呢？一是兵力强盛，二是关山险要，三是经过百战之后，豪杰纷纷涌现，都没有像老营堡这样空虚、可以被敌人乘虚而入的地方。敌人如果习惯于一向取胜，妄图另生谋略，企图进入中国，只有这条道路最为便利。臣等曾考察中外的边界，从大河以西，经过石隰、岢岚、静乐、宁武到雁门，历经紫荆、居庸，直到山海关一带。这些边界上的高山、峻岭、陡坡，本来就是上天用来限制中外、保护百姓的。中古以来，大都在险要之外据守，把它作为巩固边防的重险。紫荆、居庸之外，有宣府一镇；镇城既设置重兵，又设置五路参将，各大小城堡分别设置守备、操守、把总等官，原额旗军十二万人。雁门之外，有大同一镇；镇城既有重兵，又设置三路参将，九州县的大小城堡分别设置守备等官，原额旗军八万多人。城池坚固，必定难以攻破；护城河深广，必定难以越过。驾驭戎务、设置险防的方法，确实没有比这更完善的了。宁武以西，其险要在兴岚、石隰等处。古人都在这里设置节镇，国家也在险要之外据守，设置偏头、老营等城堡。然而这里只设置一名副总兵、一名游击，加上近日巡抚奏请设置的，也只有四名守备，骑兵只有九千多人。而兴岚等处却又放弃不守，那里的城池几天之内就可以攻破，护城河片刻之间就可以填平。况且宣府、大同既然都有大镇重兵，内部还要守住居庸、紫荆、雁门的险要。如今偏头等处兵力孤单、将领寡少，兴岚等处又放弃不守，敌骑长驱直下，还能靠什么作为藩篱屏障呢？我国家设置险要、抵御戎敌，从辽东直到甘肃，经营安排都很周密，唯独偏头等处成为一个大空缺。因此臣等认为，敌人如果妄生别的企图，想进入国中，必定会从这里进入。善于行动的人要顺应时机，掌握先机的人要通达地应对变化。如今正是应当顺应变化、灵活处置的时候。依臣等的谋划，岢岚州实为中外边界，有险可据，应该设置一名参将，增加兵力三千人。神池堡是要害之地，应当扩建一座城，设置一名守备，增加兵力五百人。八角以东、宁武以西，以及八角以西、偏头以东的适中之地，也各建一座堡，各设置一名守备。或者在五个关塞的前后设置据险之处，以便截击歼杀敌人，也各增加兵力五百人。所增加的兵力，听凭臣等招募，或者从民壮中按户选取富裕大户的丁壮。

译副总兵应当升为总兵，推选有谋略、有勇力的都督统领，驻扎宁武。偏关仍设置一名守备，增加兵力八百人即可。提督都御史不必兼管此事；山西巡抚一省，只巡抚沿边一带地方，忻、代、保、岚、石五州所属地区，以及雁门、石隰两处兵备，还有都司、布政司管粮官、按察司管屯官，以及守巡冀宁道和参将、游击、守备，都听从其节制。其余山西布政、按察二司以及府、州、县官员的贤能与否，军民诉讼，每年办理的差役，都不必管理，这样才可以专心经营边防事务。老营堡应设置一所，用来管理常备新军。不经过一次劳苦，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花费，就不能永久安宁。这不过是供给马匹七千匹，发放白银十万两，工程可以计算日期来等待完成。山西汾州等卫所的防御，大同官军仍然抽调回山西三关防守，遇到紧急警报，就同大同互相支援。这样不但三关的兵威可以振作，大同的形势也会遥相为之壮大。如果防敕下达，该部再行议处，仍命总督宣大、偏关等处地方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广泛访求群议，覆奏题请。如果臣等所说稍微切合当前事务，恭请圣明俯察采纳。臣等惶恐至极，只有以死请罪。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昭典礼疏》【嘉靖十六年】唐胄 臣认为，自古帝王兴起，上天必定会降生一代辅佐天命的功臣，作为他们的辅弼。所以君主已经成就大统之后，必定隆重褒奖功臣；这不只是为了报答他们的功劳，也是为了尊崇自己的德业，向天下万方昭示。太祖高皇帝在南京建立功臣庙，这是开国的一项大典礼，如今已经一百六十九年了，天下至今没有人敢改动。近来武定侯郭勋无故上奏，想把他的始祖郭英增加进去一同祭祀，以致有关部门请求让各官会议，不敢立即压下此事，是因为他声称郭英的功劳与原来入祀的徐达等人同一时期；但徐达等人在功臣庙建立时已经去世，各自都在当时入祀，而郭英只是因为后来去世，才没有参加。这是用似是而非的话来迷惑人。臣认为，皇祖在开基的洪武二年，命令在鸡鸣山建立功臣庙，按功劳排列祭祀，共二十一人；为死者塑像，为生者虚设牌位。当时胡大海、冯国用、赵得胜、耿再成、丁德兴、俞通海、张德胜、茅成已经去世，先在卞壶、蒋子文等庙中栖神，后来又在这里祭祀，所谓塑像就是指这些人。而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曹良臣、康茂才、吴复、孙兴祖等人都还在世，所谓虚位就是指这些人。这说明在议定祭祀之时，已经综合死者和生者的功劳而作了决定。郭勋有什么根据说这种话呢？等到仔细阅读郭勋的奏疏，才知道他称郭英在洪武十七年因论功开国而受封，到永乐改元时才去世；这并不是功劳有高下，而只是死有先后。由此才知道，郭勋是因为不学无知而产生了错误。洪武十六年云南平定，第二年论功行赏，作为大将的颍川侯傅友德晋封颍国公；对于已经封侯的副将蓝玉、仇成、王弼，则准许他们世袭爵位。论到偏裨将领时，说陈桓、胡海、郭英、张翼等自从起兵以来屡经勤苦，如今功勋尤其显著，于是陈桓封普定侯，胡海封东川侯，郭英封武定侯，张翼封鹤庆侯，子孙世袭俸禄，各二千五百石。功臣庙确定祭祀名额到这时已经十六年了，而郭英此时才封侯；他所论的是平定云南的功劳，郭勋却误认为是开国功劳。况且《大明一统志》记载天下郡县人物时，通常按人物所属地来书写，所以凤阳志记载郭英，是按地域而言。尹直、杨廉所撰《皇明名臣录》都不记载郭英，只有黄金所撰《开国功臣录》收录五百九十三人，凡是在国初建功的人，不论大小都收录，郭英也在其中；这是按人物身份而言。《皇明祖训》第一章“议亲”条下，列出三公、二侯和五家。郭英因为皇妃、王妃、驸马的尊贵，其家族也列在其中；这完全是按亲属关系而言，都与功臣庙祭祀无关，而郭勋却把这些泛泛引用来作证，又是一种迷惑。再说太庙配享，在廖永安尚未被撤除之前，共有十三人。其中已经去世的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于洪武二年正月丁未日，在太庙祭祀时已经升列配享，直到洪武九年才加封号、赠谥号。徐达、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六王，则分别随着他们去世的年份进祔陪祭，都是皇祖亲自确定的。这就如同古代宗庙中让祖先在大烝祭祀时享受配祭的意义；与功臣庙祭祀相比，这项典礼更加隆重。郭英在功臣庙尚且没有入祀，却又想求得太庙配享，岂不是更加糊涂吗？前代帝王举行这类典礼，是在龙虎风云际会之时，笃定山河带砺、永世不变的盟誓；如西汉开国功臣十八人的位次，东汉云台三十二将，以及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画像，至今仍昭著于青史。然而这些都是借位次和形貌来褒扬功臣，而我朝圣祖以享受血食祭祀来寄寓褒扬，酬报更加隆重，所以等级区别也更加精细。即使位次稍有差异，也不能轻易调换，更何况本来没有的名额，怎么敢擅自增加或减少呢？假使郭勋知道这一点，即使郭英的功劳早于开国，也应当低头退让，何况他是在后来南征时立功，又怎么敢开口请求呢？恭请皇上对于郭英配享功臣庙的事情暂且搁置，不再议论。这样既可以纠正郭勋只知尽孝而不知学习的错误，也可以为他洗刷过失，使他最终保全臣节；同时，我朝的一项大典礼也足以成为史籍的光彩。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谏征安南疏》【嘉靖十六年】张岳

译臣恭敬地看到皇子诞生，皇上广泛颁布诏命，华夷内外没有不受到恩泽的。只是安南长期不来进贡，诏使将要派去，皇上为此暂且停止此事，交给外廷集合议论，众人都认为罪当讨伐，不应赦免。陛下不想立即动用兵甲，特意下诏命使者急驰进入安南，查究询问其中缘由。臣私下听说，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国王黎晭被逆臣陈暠杀害后，国人拥立黎晭的弟弟黎譓主持国事，出兵驱逐陈暠父子；陈暠父子逃到并据守谅山府。黎譓即位七年，又被权臣莫登庸逼迫，出居升华府。莫登庸拥立黎譓的弟弟黎懬辅政，后来又杀害黎懬而自立，国内因此分裂，天天发生战争。他们长期错过进贡期限，大体上就是由这些事情造成的，并不是胆敢凭借兵力、险要，抗拒上国命令而不进贡。自古以来，夷狄只有侵扰华夏才诛伐，违抗命令才诛伐。如果安南国内不能正常进贡，似乎还不值得劳顿、损耗中国。如今出兵的传闻已经先行传布，使者调查后尚未回报，臣实在担心会因此生事，幸灾乐祸的大臣不能体察陛下派使者调查的本意，反而谋划发动战争。臣不暇远引旧例，请就眼前的道理和形势反复说明。想要兴兵，就一定会以黎氏为借口，说是要替他讨伐乱贼。然而为了夷狄而在万里之外劳师动众，去讨伐他们的贼乱并使其安定；那里并非中国长久设置防御的地方，这是第一个不可行之处。不为黎氏平定乱局，反而趁机夺取安南，就是乘人危难而贪图其所有，即使稍知义理的五霸也不屑于这样做，难道圣明之君会这样做吗？这是第二个不可行之处。万一夷人手持擅长的武器和毒弩，凭借高地、截断险要来阻击我军，像古人所说的厮舆之卒那样，只要稍有防备不周而败退，祸患和失败由谁承担呢？这是第三个不可行之处。如今两广已经困顿疲敝，猺、獞、狑、獠到处聚集屯结，官军仅够防守，所能依靠来调发的只有狼兵。然而各州土官以及湖广弓刀手，连年疲于征调，内心怀有仇怨；如果再驱使他们远征，深入数千里险地，前进要面对难以必胜的敌人，后退又没有立即返回的期限，他们顾虑重重，不能坚定作战的意志。南方暑热潮湿，容易发生疾病瘟疫；万一军队疲惫、财力耗尽，猺、獞、狑、獠乘虚而起，安南的战事尚且未可预料，两广的破败却可以立即看见。这是第四个不可行之处。近来因为大规模工程，府、州、县凡是官府没有妨碍以及军需、吏农等项目的银两，都被征发运往部梧州充作军饷；又因为盐法阻滞、课税额亏损，每年拨给各军的余款所剩无多。一旦兴兵，动用十万人，每天耗费千金；永乐年间曾动用八十万人进入交阯，如今即使按一半计算，也应有四十万人驻屯两广。运输粮草，约要运送二石才能到达一石，哪里能够筹备呢？这是第五个不可行之处。天下长期太平，百姓不懂军事，士兵不熟悉战阵，将帅都是膏粱子弟，很少经历战场；而士大夫中喜欢谈论兵事的人，大多是赵括、房琯一类，平日只会夸夸其谈。大凡真正精通军事的人，必定不轻易谈兵；那些拾取古人陈旧言论来谈兵的人，多半是妄言。想要举成大事，却让膏粱子弟掌兵、让浮躁妄为的人实现他们的谋划，还未等两军交战，失败的征兆就已经显现了。这是第六个不可行之处。以上六个不可行之处，臣只是粗略举出端绪罢了。至于天下大势、财用的盈亏、兵马的强弱、民情的安危，其中有些并非臣职分所能涉及，臣不敢详尽说明。臣愚昧地认为，安南即使有应当诛讨的罪过，也仍应重视百姓的生命，爱惜民力，审慎权衡轻重，在应当用兵的情形中寻求可以不必用兵的办法，以保全民生、养护元气。恭惟陛下圣学精深，洞察千古，制作的礼法制度完备，恩德远及异域；过去舞干羽就能使有苗归服，修明文德就能招徕远方。只要稍微迟缓片刻，按理安南就应当响应归附。去年十月六日皇子出生那天，京畿附近发生数次地震。圣德纯厚光明，上天眷顾正盛，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异变呢？上天降下警戒，难道是为了开启边衅吗？天下是一个重大器物，使它安定非常困难；无缘无故地动摇它，臣半夜思及此事，不寒而栗。伏望陛下上承上天仁爱之心，远远思考皇祖关于不祥的训诫，等候调查使者回报，再下令廷臣将安南的形势反复详细议论：如果黎氏还存在，并且有能力进贡，就允许他们进贡；如果国内的灾难尚未平定，就暂且申令告诫边臣，谨慎坚固边境，禁止约束奸邪盗贼，不得妄自制造事端，等安南的内乱平定后，再奏请裁定。这样对国家大体并没有损害，却能使百姓免遭兵革之祸，保全救活的人就多了。臣是边地官吏，按道义应当披甲执戈，率领所属部队身先士卒，以死效命；只是没有估量自己的身份和分量，轻率地畅发愚昧之言，干扰朝廷议论，罪当万死。然而臣并不是贪生怕死，只是担心死得没有益处，所以冒昧为陛下陈说。伏望陛下怜悯体察，曲加裁察，天下幸甚。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请顺人心以隆治道奏》【嘉靖二十年】杨爵 臣认为，君主一身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处在最尊贵的地位，承担艰巨重大的责任。任用人才、施行政令，是非得失，正应当防微杜渐；而这些事情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和天命的去留，实在令人畏惧。因此圣明的帝王深知这一点，必在天下未乱之前制定治道，必在国家未危之前保全邦国；事情无论多么细小都不谨慎，时刻无论多么短暂都不戒惧，防范无论多么隐微都不整饬；在细小之处经营大事，在容易之处谋划困难，然后才能使天人相合，使国运延续长久。如今的天下大势，就像人衰病到了极点，内在的腹心、外在的四肢百骸没有不患病的，即使想救治，也已没有可以下手的地方。臣观察起来，危险和混乱的形势将要形成，眼前的忧患非常严重。大体上说，因循苟且，军备废弛，奢侈妄费，公私财力困竭，奔走竞争成为风俗，贿赂通行；遇到灾变却不忧虑，不是祥瑞却称贺；谗佞谄媚、当面奉承，公然肆意欺骗。士风民俗因此大大败坏，而国家赖以立国的根本已经荡然无存。要扭转危乱而恢复治安，就在于陛下如何转移风气、率先勉励而已。何况正逢朝觐大比之期，各部门众多士人济济一堂前来朝见，伸长脖子等待教化，人人都切切仰望。这个时机极其重要，不可反复错失；一旦失去，就难以挽救。

译伏愿陛下此时勤勉不懈，留心于此，以作日后善后的谋划。臣因病退居山林已经八九年，错误地承蒙圣恩，赐令起用，提拔为掌管耳目、监察纠劾的官员，委以纠察弹劾的责任。接受任命以来，臣早晚忧心不安，每每想到国事日益败坏，而臣对于国家的恩遇尚未报答，甚至有过痛心流泪的时候。臣请求略举眼前所见之事，其中大体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并给圣心留下忧患的，谨为陛下说明；臣不忍默默保全自己的职位，上负陛下的洪恩，下负平生所学。伏愿圣明垂听。臣私下认为，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把危险当作安全、把灾祸当作利益更大的了；实际应当忧虑的事，却把它当作极其可喜之事。法家和直臣日益疏远，而使人称心、放纵情欲的事情，没有人敢在其中稍有抵触；弊病不断积累，终于达到蛊惑败坏的程度，就无法挽救了。这实在是天下的大患。往年夏末入秋，长期干旱不下雨，京畿附近千里之内已经没有秋禾；后来到了立冬仍然没有下雪，暖气如同春天，元旦只下了一会儿雪便停止了。百姓大失所望，骚动不安而无所寄托，忧虑旱灾的迫切心情，远近都是一样的。这正是陛下应当停止享乐、减少膳食，率领群臣祈求降雨安宁的时候。可是朝廷中的臣子，如大学士夏言等几个人，竟然把这说成祥瑞而加以称颂，他们欺骗上天、蒙蔽众人，不也太过分了吗？他们难道不是不顾安危和灾祸，反而把极其可忧的事情当作快乐吗？孔子告诉颜渊治理国家，首先要远离谄佞之人。像这样的人，难道还不能称为佞人吗？大臣的职责，是引导君主走正道，以仁德为志向，并且把天下人的忧患置于自身安乐之前。没有忠于君主、体恤国家的心，却处在人臣的最高职位，正是所谓小人占据君子器物的情形。想要天下太平安定，怎么可能呢？又如翊国公郭勋，中外都知道他是天下的大恶人、朝廷的大蛀虫。郭勋的举动和踪迹，哪里能逃过圣上的鉴察？即使陛下以盛德宽容，不忍立即治罪，想来圣上自有深谋远虑和处置办法。臣愚见认为，奸邪不可亲近，恶行不可放纵滋长。如果在祸患尚微时制止，在渐渐发展时遏止，那么朝廷优礼人臣的体面尚未丧失，勋戚的后代也还能保全并得到善终。倘若任其恶行成熟、毒害肆虐，暗中干预政权，那么群奸便会争相趋附，善良正直之士反而退居一旁。这样造成的天下国家之祸，就会日益深重。治理之道在于除去最为过分、最妨害治理的人；像这样危害政治的人，应当赶快除去，不能拖延。凡是这些任用不肖之人、足以失去人心而导致危乱的事情，是第一件。上天生育百姓，设置官长来治理他们。统治人民的君主，应当奉行天意使百姓安定，让他们各得其所。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心中就不能没有怨恨；民心怨恨，天意也就可以知道了。古时候百姓忙于衣食，其他各种事务都会荒废。如今百姓连基本的生计都无法获得，以至于流离失散；流离失散而无处归依，最终以至于死亡。臣近日巡视南城，两个月中因冻饿而死的就有八十人。这还只是南城一城而已；五城合计，不知道还有多少是监察所不能看见、却分布在千万里之外的人，又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情况。他们哪一个不是陛下的赤子？可是他们颠沛困苦、无处申诉，只能把性命丢弃在沟壑之中，大概连一碗豆羹、一篮饭食来延续片刻生命都盼望不到。现在正是陛下爱护百姓、珍惜财力、让天下休养生息的时候，可是土木工程已经持续十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工部增设的属官多达几十人，又派工部官员到远方修建雷坛，只因为一个方士的缘故，搜刮百姓的膏血，却不知道体恤他们。这样百姓怎么能够安居得所呢？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耗尽百姓的力量，用尽百姓的财物，这是自己摧毁国家根本；国家又凭什么成为国家呢？从前汉文帝爱惜一百金的费用，因此不修建一座高台，所以天下富足。愿陛下以此为法，这是天下百姓的福气。何况如今外患尚未平定，内乱又暗中发生，警报每天传来；加上连年灾害，上下财力都已耗尽，仍然百般搜取。越取越感到不足，而兴建工程却没有停止，以致天下人结怨。这是第二件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的事情。唐虞和三代时，君臣常常以勤勉恭敬之道相互警戒，经书传记中都有记载：尧、舜兢兢业业，不懈怠、不荒废；禹珍惜每一寸光阴；商汤坐等天明；周文王忙到没有空闲吃饭；周武王以恭敬战胜懈怠。因此他们能够长寿，活到耄耋之年，政治清明而盛大，达到熙和安泰的境界。这几位圣人用来建立功业、增加寿命、施行善政并使百姓和睦的方法，不过就是恭敬和勤勉罢了。周公、召公辅佐成王时，周公以安逸享乐告诫他，召公则以恭敬勤勉勉励他。大概在恭敬与安逸之间，个人修养的好坏、政治治理的治乱，便由此分开；这正是周公、召公忠于君主、恳切深厚的心意。陛下即位之初，振作精神、积极有为，没有片刻安闲，曾经把《敬一箴》颁示天下。对于尧、舜和三王的道理，陛下大概已经从心里领会了。近年以来，由于圣体违和，朝廷礼仪时有缺失，经筵也没有讲授，大小臣民入朝参见、辞谢，都没有机会一睹圣容；上朝陈奏请求，也没有机会亲聆天语。这样的情形，至今已经很久了。帝王的大位，是承担艰难的器具，不是享受安逸快乐的工具。陛下一人，天地百神都依赖您来享受祭祀，六军和万民都依赖您来获得安定；一天两天之间，就有万端事务的繁忙。近来听说圣躬已经调和顺适，大获福禄，中外臣民无不欢欣庆贺。何况春气渐渐和暖，人们都盼望新的教化，百官入朝觐见，和谐而肃敬；那些从万里之外赶来的人，谁不想恭敬俯身、北面行礼舞蹈，瞻望龙颜，以慰藉并满足亲见圣容的心愿呢？《易经》说：“圣人兴起，万物都得以瞻见。”这正是今天的事情。如果始终不能在咫尺之内瞻仰天颜，以表达诚信仰慕的恭敬，臣恐怕人心会日益懈怠，中外也会日益离散，这就不是上古君臣同心敬业、协力恭谨而达到太平的气象了。这是第三件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的事情。执持旁门左道来迷惑众人，是圣王必定诛杀而不宽赦的行为。如今异样的言论、服饰列于宫庭，金印紫绶、赤色官服竟赏赐给方外之士，臣没有料到陛下睿智明察、洞见万里，却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保傅的职责，是坐而论道；古人说官职不一定要完备，关键在于任用合适的人。因此，如果不是道德崇高、德行盛大、天下选拔出的极优秀之人，就不足以承担这一责任。

译如今却把这一职位举而授予迂腐怪诞之徒，把它看得如同末等流品一样轻视，那么名器滥用竟到了这种极点。况且陛下凭借上天赋予的圣明资质，作为上天的嫡长子，如果远则宗奉帝王之道，近则遵守祖宗之法，在细旃广厦之下同公卿贤士讲论治国之道，那么内心端正、身体修养，便能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和气就会带来祥瑞，不再有天灾，山川鬼神也没有不安宁的。哪里用得着借助这些妖异荒诞、邪妄不正的方术，把它们列入法禁所在之地，又借此为圣躬祈福呢？这实在不是圣天子尊崇正道、远离邪说，以平正坦荡之道奉行三无私而教化天下的做法。臣恐怕这种风声传开后，人们会产生异议，豪杰之士听到后离心离德，给四方留下笑柄，招致百世讥议，对于圣德和国政的损害非同小可。这是第四件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的事情。古人说：“君主圣明，臣下就能直言。”陛下即位之初，延请访求忠直谋略，虚心采纳谏言，对于狂直敢言之士，往往加以怜悯宽宥。因此当时的群臣依仗陛下能够容纳他们，敢于直言冒犯天听；言辞过于激切而获罪的，也有很多。从那以后，臣下心怀危险和祸患，再没有听说有人敢于冒犯圣颜、直言进谏，提出匡正挽救的意见了。古人谈论求取谏言的好处，认为勉强别人听取，不如使人乐于进言；使人乐于进言，又不如引导他们主动发言。大概臣子中贪恋俸禄、保全职位的人多，舍弃自身而为国尽力的人少；即使他们的见识有明有暗，言论有得有失，只要陛下明察广听，加以鉴别取舍，并把贬黜升迁、赏赐惩罚交付公论，就可以了。若以天威震慑他们，又加以危险和祸患，就像往年的太仆卿杨最，话一说出口自身就死了；近来的翰林院左赞善兼修撰罗洪先等人，也都因进言而被罢斥。这对于国家体统和治国之道的损害非常大，伏愿圣明稍加思考。成汤是大圣人，仲虺称赞他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听从劝谏而不违拒。商高宗是商代的贤明君主，傅说告诫他说：“木材依照墨绳加工就能端正，君主听从谏言就能圣明。”这两位君主成就圣德的功业，是万世君主的借鉴。臣并不是只为杨最等一人惋惜，而是纵观古今以来，凡是拥有天下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是任用谏臣而兴盛、拒绝谏言而灭亡的。今后即使有人一向怀有忠义之心，不是灰心于仕进、甘愿退居乡里，也必定会深自隐晦，以求保全自身。谁还敢开口议论天下大事呢？臣恐怕忠诚尽职之臣闭口不言，谗佞阿谀之人便交相进用；皇上的德意不能下达，臣民的实情不能上通，国家的安危、百姓的忧乐也无从显现，这样一来，近在殿堂之下的君臣之间，反而会远隔万里。这是第五件足以失去人心、导致危乱的事情。以上这些问题，都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国势的安危，也会给圣心留下忧患，实在还没有说尽。伏望皇上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思考今日守成并不容易；察知臣的忠诚恳切，阅览臣所陈述的内容，赐令施行：告诫夏言，务必笃行忠贞之道，以报答国家眷顾礼遇的恩典；对于郭勋，则预先加以裁抑并保全他；停止土木工程，开放进谏之路，屏弃邪妄方术。陛下仍以慎独来涵养上天赋予的德性，以天德通达天道，从而慰藉人心、祈求上天保佑，那么恭敬庄重的德性将日益增强，寿命也将长久无穷；内心虚明灵觉，能够照见万物，忠臣和奸邪就没有谁能够逃脱鉴察。这将成为宗庙社稷万万年无穷的福泽、圣子神孙万万年无穷的法则，关键就在于此。臣不胜战栗恳切之至。奏章呈入后，皇帝震怒，将臣下诏狱拷打，几乎毙命。《弹劾严嵩奏疏》【嘉靖二十一年】张永明 臣私下认为，臣子侍奉君主的道理，就如同侍奉上天一样：发誓竭尽心力面对君主，专一而不三心二意。内心没有私念，对外没有私交，只想着恭敬勤勉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还担心才智浅薄低劣，不能有所补益，因而无法仰报皇上的恩德造就。如果又怀藏奸心，放肆欺骗，彼此结党勾连，来助长和扩张自己的阴私，岂只是臣道的缺失，实在是上违背天理，下扰乱人伦，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如今郭勋滔天的大恶，超过了四凶。仰赖圣明洞察，彻底追究他的罪行，欢呼之声震动远近，人人无不举手加额，庆贺皇上的明威震耀，超过雷霆。天下真是大幸。然而武人粗犷强悍、凶暴悖逆，历来已久。至于缙绅之臣，平日学习服膺圣贤教训，却仍然不懂君臣大义，表面上假装恭顺，暗地里肆意矫饰诬罔，作为私党而依附他，这尤其不是臣所敢想象的。臣查得礼部尚书严嵩，承受皇上特别的宠爱，位阶显贵、官秩崇高，恩宠超过限度。假如想要图谋报答，即使捐躯恐怕也还不足以报偿。可是他竟与郭勋暗中交结，大肆奸诈欺骗，秘密请求营造工程来取悦对方，结成声势来互相巩固。甚至还相互瓜分边帅的金钱，以利益彼此取悦；偏私克扣军士的资财，又彼此遮掩，以成全私利。他们极大地败坏兵政，因而激起军人的反抗之心；严嵩没有一天不前往郭勋府第，两人的情谊尤其亲密。甚至让妻子到郭勋家赴饮，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严嵩依附郭勋，确实是明明白白、昭彰显著的。臣听说，见到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应当像鹰鹯追逐鸟雀一样对待他。像郭勋这样对君主无礼的人，不能将他驱逐，已经是罪过了，何况还亲近他呢？又听说臣子的大义在于不能有私交。如果不是出于公义，泛泛地同人交往尚且不可以，何况是悖逆之臣，怎么可以与他交结往来呢？普通小臣尚且不敢如此，何况严嵩这样深受皇恩的人，怎么可以三心二意呢？再查严嵩近来又上疏自行弹劾自己，这不只是借此掩盖罪行，又是借此把自己包装成敢于直言的人；他的心机肝肺仿佛已经显露，这究竟要欺骗谁呢？严嵩和郭勋居处非常接近，行迹又十分亲密。即使有谋划不轨之事，也隐秘难以查知。至于郭勋咆哮横行、傲慢悖逆、贪婪暴食，谁人不对他咬牙切齿？而且这件事也曾经有人论列过。然而严嵩不在郭勋恶势正炽烈时揭发他，却偏偏在其踪迹已经败露之后才开口；这是依附他的势力来谋利，又追随他的败局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更显出他阴险奸诈、反复无常的极端。〈易经〉说：“开创国家、承继家业时，不要任用小人。”自有典籍记载以来，从未听说小人能够成就功业。

译宋臣司马光说：“德胜过才，称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为小人。”然而自古以来，小人容易推销自己的欺骗手段，君子却不能得到充分任用，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奸邪险诈之徒习惯于欺骗蒙蔽，往往表现得机巧便利、顺遂讨喜；而端正方严、厚重诚实的臣子，上下之间其实多有赖于他们，却常常因为他们诚实质朴、没有华饰而被忽视。关于才与德的辨别、君子与小人的进退，唯愿皇上深加明察，天下幸甚。臣再想，严嵩与郭勋相互勾结，有两个原因：一是两人都贪利轻义，气味相投；二是两人都想窃取职位、巩固宠势，彼此有所依仗。贪利之心越重，效忠之念就越轻；徇私的党羽越多，奉公的臣子就越孤立。这两种势力，正像秤的两端一样。赶快使它们反转而归于正道，其中的关键极其微妙，而世道的升降也正由此决定。如今圣明君主正应当极力端正朝政，臣子们竭尽心力辅佐以成就昌盛，严嵩却竟敢怙恶不悛，暗中结党互相勾连，以加厚自己的私图，这难道是报答君主恩德、彰明臣节的做法吗？大臣如此，小臣还以谁为榜样？文臣如此，武臣还有什么忌惮？这种风气逐渐弥漫，臣不知道将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乞请将严嵩迅速赐令罢黜，作为臣子忘公徇私者的警戒；如此或许可以破除私邪党羽，彰明臣子的义理，使国法大为显明，士人风气彻底改变，那么太平之治便可以拭目以待了。臣在南科任职待罪，已经数月，每每因群臣深深辜负皇恩、不能帮助成就圣上的志向而愤慨。如今元凶幸而已经伏罪，可是邪党仍然得以隐藏奸恶，混淆圣明。如果畏惧躲避权贵，不敢指斥他们，只作因循缄默、保全自身的打算，那么臣既不忠也不直，罪过就是死也不能容赦了。如此一来，又何必因群臣的行为而愤慨呢？臣仰仗圣明，尽情陈述而冒昧进言，惶恐战栗至极。奏疏呈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三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四 《弹劾李如圭、张瓒奏疏》【嘉靖二十一年】周怡 臣私下认为，连年敌人侵逼边境，轮番交替地入侵，人人都知道筹划边防失误，是由于总督、巡抚等边防大臣失职；却不知道边臣失职，实际上是由于作为根本之地的中央大臣不称职所造成的。不从根本上谋划，只致力于枝叶末节，未见得会有好结果。防御戎敌的关键，没有比军队和粮饷更紧急的；军队和粮饷的根本，又没有比户部、兵部更重要的。军粮不足，边臣就无从施展智勇；户部、兵部用非其人，却想使粮饷充足、军队强盛，也一定做不到。臣看户部尚书李如圭办理钱粮时，正值边境多事，官兵最急需的只有草料粮饷。各镇、抚臣每有题请，李如圭却漫不经心；司官按照职掌呈报议论时，他竟斜着眼睛看待，说边镇事务自有边臣掌管，和户部有什么关系，动辄作出题覆。平常无事之时，本应当尽心竭力，变通调度，寻求增加财源、充裕国用的方法；如今却在紧急关头蔑视国事，荒废自己的职掌。如此不忠，还要任用他做什么？如今山西屡遭战争，令圣上忧劳，挂念百姓，免除税粮，又发出内帑银两，命大臣赈济；这种忧虑深切，正是把百姓疾苦视同自身疾苦的心情。如圭曾经也想过，怎样才能仰承皇上的德意，向下体恤边疆，是否有变通调度的办法吗？臣又听说，河南周府往年上奏请求增加禄米的价格银，如圭贪受贿赂，不加勘查，径自作了覆题，每石加银一钱，共加银二万四千多两。原价每石三钱五分，尚且年年拖欠，无法追缴。河南抚臣因地方时势艰难，上奏请求户部应当谋划长久之计，如圭如今竟不加调处。臣看旧日拖欠的越来越多，积欠和新增加的欠额不断累积，最终只是徒有虚数罢了。臣听说周府知道抚臣有奏疏，便派人携送一万多两银子，如圭等人才替他作覆题。等到周府分派禄米时，每石米扣银五分，共计银一万二千多两，用来弥补先前的费用，于是导致宗室喧闹不平，向巡抚控告，直到现在追缴银两、究问罪责仍未了结。王府乃是天潢贵胄的一支，是帝室的至亲，禄米自有定数，增减自有法例，应该随着时势而调节伸缩，这正是该部的责任。如果确实应当增加，也应当考察以前为什么不增加，以及如今是否可以增加，明白议定后上奏，请皇上裁决，怎么可以贪受贿赂，私自出卖朝廷恩典呢？如果不应当增加，那么违法受贿，更是万万不可。对王室至亲尚且敢于奸贪违法，何况其他人呢？况且如今建立大功，边防费用每日增加，新近月月增长，国库已经空虚，民力已经困顿。凡是宗室贤王，也知道皇上体念国家忧患，献出金银来稍助万一，难道还要在禄米定价上再行加重，反而困苦朝廷吗？如圭掌管司农，却不思考国家的财政，反而徇私贪赂，出卖朝廷的恩典，破坏国家的政务。王府没有得到实际恩惠，百姓却日渐流亡，还能指望他调度钱粮来供应边防的需要吗？如圭不罢免，要想使国家财政充足，决不可能。兵部尚书张瓒多次受到弹劾，承蒙皇上暂且留任，却不思报效。凡遇到都督、总兵、副防、游备等官职的升补，无不是平时行贿者的私人。那些行贿的人，难道全都从自己的私囊中取钱吗？大多是向豪门借贷；一旦得到升补，立即剥削军士来偿还债务、肥润家产。这样任用人，怎能指望他们有奋不顾身、舍命杀敌的将士呢？张瓒如今即使不收一份贿赂，选用有智有勇的将领，但被他选用的人，也必然相信他平日的心术，并且深深怀疑他今日的举动。用这样的人应对危急之日，即使破格举用将领，由于馈赂不足，最终任用也不会坚定。后来接替今天的人，也会像今天接替从前的人一样。如今还依靠张瓒来任用他吗？过去陕西上奏报称侥幸取得战功，本兵先受到重赏，荫补其子入锦衣卫。如今山西屡次发生失事，巡抚、总兵被置于重罪，那么本兵也应当先受显著的诛戮。哪有成功时先论功行赏，失败时却不能分担罪罚的道理？就说今天山西有二十七个州县遭受兵祸，牲畜财物全部空尽，子女全被掳去，杀伤的惨状尤其不忍听闻。兵部近来商议使用三十名夜不收，往来侦察探听，作为缓急时的准备。山西抚臣却重重赏赐兵部，兵部又厚加犒劳，命令他们不要说山西的惨状，只说敌人已经困乏，甚至杀马充饥，用来松懈众人的心志，欺骗朝廷。张瓒等人掌管本兵之职，竟彼此欺骗蒙蔽，向上辜负皇上的恩宠而不顾，向下违背舆论而不理，还能指望他们在万里之外击退敌人吗？张瓒不罢免，要想留下有智有勇、忠诚义烈的将领，决不可能。至于提督十二团营的兵部尚书刘天和，年近衰老，行走艰难，气血衰弱疲惫。昨天看到他关于各城门张扬兵威的议论，实在像儿戏一样。团营的士兵，都是挑选出来的精锐，对内是保卫王室的坚强卫士，对外是防备四方意外、负责救援的力量，必须由精明敏捷、奋发有为的大臣来提督，才能振作六军的生气，成为万里长城。如今让这样一个衰弱疲惫的人担任重任，必定会误了大事。但是天和壮年时自立功业，一向享有很高声望，如今到了老年，精神和防务方面的励精图治自然不如从前，应当命令他致仕，以保全晚节；另外选拔有才智、能励精图治的大臣充任他的职位，这样国家体统和军务两方面都能得到好处。筹划边防、治理国家，必须期望兵粮充足、将帅贤良；如果让不适当的人充任这些职位，拿什么取信于天下人的耳目，鼓舞朝廷内外的勇气和志气？伏望皇上早日赐令罢免他们，迅速改用贤能，实在是宗社无穷的福分，也是边疆获得再生的愿望。奏疏呈入后，如圭回籍等待勘查，张瓒照旧留任。天和致仕离职。请敕责大臣不和疏【嘉靖二十二年】周怡

译臣认为，臣下侍奉君主，不分尊卑，不分内外，都应当尽心体念国家才算忠诚，协力成事才算和睦。从古至今，从没有卿辅大臣在朝廷争斗、文武大臣在边疆争斗，却还能修治内政、抵御外侮的。近来，内阁大学士翟銮、严嵩与吏部尚书许赞互相诋毁攻讦；大同总兵张凤、周尚文又与总制侍郎翟鹏及督饷侍郎赵廷瑞不和。人人坚持自己的见解，各自怀着私心，这件事对国家的贻误实在太严重了。臣请就人的身体作近例来说明：耳目手足都必须听从心意，各自尽到职责；如果眼睛能看而耳朵不听，手能拿而脚不能走，那么心中所想又怎么能够实现呢？君主好比心志，内外群臣好比耳目手足。臣下如果知道尊奉君主的心志，难道肯让耳目彼此违背、手足相互伤害吗？所以说：“同寅协恭，和[疑字]哉！”移风易俗的大礼，以议论为先；礼让的实行，朝廷大臣应当带头。朝廷是天下万方共同敬仰的地方，大臣是群臣效法的榜样。人们看到了便会仿效，而且一定会有更加严重的。朝廷出现相互违背言论的嫌隙，外面的进谗之机就会扩大；大臣之间因脸色而发生争执，争斗的祸患就会流传到下面。从今天追溯到过去，这种情形从未有所改变。皇上登基以来，到现在已经三十三年了。您即位初年求治的锐意，以及今日忧民的迫切，本来应当使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到养育才是。如今陛下天天举行斋醮，但四方的灾荒仍未能消除；天天寻求富国的办法，但府库仍未充实；天天颁下宽大的诏令，但百姓仍未能苏醒复生；天天下达选将练兵的命令，但边境仍未安宁。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实在是因为陛下在上面劳心焦虑，而下面却没有肯奉行诏命的大臣。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对内，财货已经极其匮乏，各种劳役却纷纷兴起；对外，敌人已经十分骄横，九边却空虚疲敝。担任辅臣的人，应当像丙吉、魏相那样同心辅政，像房玄龄、杜如晦那样谋划防务，彼此资助，早晚不懈；凡是可以有利于国家、惠及百姓、安定边疆的事情，都要精心思考、详细筹划，对上用以报答君主的心意，对下用以激励群臣，这才可以。为什么大学士翟銮、严嵩却凭借着皇上的宠幸和恩遇，顺从私欲、营求私利，玩弄威权恩福，博取恩惠、报复怨仇？这两位大臣已经不和了，又怎能指望他们同心协力、恭敬办事来侍奉皇上，并以此作风影响下面的人呢？辅臣如果真正知道人的贤能与不肖，就应当明确告知吏部，该进用的进用，该罢退的罢退，这样人心才会服从；不应当挟持权势、徇私情，把不可能使人心服的进退任用之权交给他们。吏部也应当有真正的忠心和正直的节操，使人一望见它便知道敬畏。即使权贵也不敢以不合义理的事情来干扰它；不应当依违逢迎、奉承讨好，一旦开了顺从的先例，后来便再也无法扭转。如今严嵩招揽权力、聚集势力，凌辱逼迫各部司，使凡有陈情请托而心怀疑惧的人，无不奔走到他的门下，先揣摩迎合他的意图，然后才敢把事情报告陛下。朝廷内外的臣子不畏惧陛下，却只知道畏惧严嵩。翟銮则依违软弱，不能主持大计。尚书许赞虽然说得上小心谨慎、畏惧守分，却不能以正直的气概和严肃的神色，预先消除权位和请托之心，也太软弱了。《诗经》说：“来时和睦恭敬，到达时严肃庄重，诸侯卿大夫共同辅佐，天子安宁肃穆。”这是盛世的气象。如今卿辅大臣暗中排挤、明面排斥，互相诋毁攻击，不想培植国家元气，爱护和防范人才，共同谋划抵御敌人、挫败侮辱的办法，却一味经营私怨，这究竟是什么心思呢？臣担心大臣不和，奸邪小人便会乘机钻空子，互相结党勾连，挑拨酿成事端，这不是国家的福分。从前议论弹劾辅臣时，御史谢瑜、童汉臣等人相继借公事之名使他们获罪被贬。直言敢谏的大臣，对权贵来说虽然不利，但对朝廷却大有力量。如今却把他们都治罪、贬谪，臣担心从此以后，即使有像梼杌、驩兜那样的奸恶之人，也再没有人敢说出来了。入秋以来，宣府、大同已经报告了敌情，而文武总制大臣各自树立门户、各持己见。平时既然不能彼此和协，那么临机统摄、长远驾驭的防务就一定无法形成。临敌调兵、按伏设阵、对垒交战时，必然会出现说甲方案可行、乙方案不可行，认为彼方正确、此方错误的情况；这样不耽误军务、败坏谋略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朝廷设置总制、总督大臣，是希望他们的权力足以控制三军的行动，使各项事情都能如意。如今他们却各自自我尊大，以相互退让为可耻；各自坚持己见，以听从他人为可耻。这是借给他们权位让他们彼此争斗，难道是为了保卫国家、抵御外侮吗？伏望陛下明察，远离偏见，不受近臣议论迷惑，不忽视长远谋划；告诫辅臣不要一味结怨以窃取威权恩福，告诫吏部不要一味依违以轻率决定升黜，告诫边廷文武大臣不要怀抱个人小忿而耽误国家大事。更希望陛下虚心听取意见，首先在上面致力于以和德相处；这样大臣们就会以公心忠诚为国，在下面各自致力于和睦谦让，区区外来侵侮便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奏疏送入后，皇帝大怒，责骂他诽谤讥刺，下令让他当面申辩。周怡惶恐请罪，皇帝的怒气仍未消解，便在宫阙之下杖打他，又把他囚禁在诏狱中，不久后释放了他。弹劾严嵩的奏疏【嘉靖二十二年】周怡 臣私下看到，嘉靖二十一年八月，陛下敕令礼部尚书严嵩入阁办事。当时臣等就曾议论说，辅政重位不应交给不合适的人担任。后来议论纷纷，却没有得到采纳。对于严嵩，陛下任用他更加坚定，礼遇他更加隆重。难道真是认为严嵩贤能，所以任用他而不再改变吗？还是认为臣等的话确实不对，所以不予采用呢？严嵩在陛下左右奔走已经多年，他心术奸邪反复，操行污秽，人品鄙劣，见识浅陋，陛下也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了。只不过看他眼前奔走承顺，还颇可供一时驱使，暂时没有合意的人，姑且让他充任其职，也借此考验他，希望他感念恩深而图谋报答，整饬自身、勉励操行。严嵩未必完全没有人心。严嵩因听到众人议论而自陈的奏疏中说：“臣所受的冤屈，真像沉入苦海。”又说：“世人拘泥于往事。”臣认为，严嵩应当早晚思考：上报答陛下的特殊知遇，下对世人的议论感到羞耻，痛切反省过去的过错，重新谋求新的美善，这样或许可以稍稍报答圣明于万一，也稍稍平息世人对他的责备和期望。不应当长期迷惑而不醒悟，一味顺着错误走下去而不回头，长久辜负国家的防务，反而仇视公正的舆论，最终使自己与卢杞、裴延龄同样归于奸邪。陛下近来又赐给严嵩“忠勤敏达”银印，难道是认为严嵩果真能够配得上这四个字吗？

译这难道也是为了以金钱和恩赐使他内心惭愧，想让严嵩思考自己是否果真忠诚、勤勉、敏捷、通达吗？还是说他并不能达到圣谕中的责望呢？严嵩应当反观内省，早起晚睡，努力求得这四个字，以增益圣明任用人才的光彩，以符合辅臣辅佐君主的职责。圣意深远，或许正在于此。然而自从翟銮长期卧病、不能出朝以后，严嵩便侥幸可以独掌权柄，控制票拟，决定谕旨是否听从、是否可行，而不遵循圣裁，私自施行威福，于是使那些等待治罪而承受恩宠的人，车马聚集在他的私门；稍有不顺从依附，便散布流言、任意摆布。近来如王尧封，此人的行为为士林所不齿，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严嵩却极力替他援引，说谎称陛下有意任用他，亲自约请吏部尚书许赞到东阁传达圣意。许赞因为没有见到确实的明文指示，还迟疑着没有推举。等到接到再次推举的明旨后，才把王尧封推举上去，果然得到皇帝批准。一时群臣惊愕，因为圣意正严厉迫切，只好暂且忍住不说，等待他日的结果。现在南京科道官张汝栋等人各自上疏弹劾，皇帝随即封发明旨，规定王尧封依照此前的旨意不得推举任用。诏旨光明显赫，众人的疑虑顿时豁然开朗；谁能想到在圣明的时代，严嵩竟敢欺骗蒙蔽皇上到这种地步！即使陛下确实有意任用王尧封，严嵩等人也应当竭力据理陈奏，表示不敢曲意听从，以免皇上日后后悔。何况这并不是出自圣意呢？严嵩又曾对人说：“如今翟銮长期抱病不能出朝，我曾经为此当面奏告陛下。像房玄龄、杜如晦那样谋划防务，彼此资助，如果让我一人兼任这些事情，实在困难。陛下说，古代周公也只是一人。”这话究竟有没有，无法知道。如果确实如圣谕所说，那么严嵩就应当惭愧惊惧都来不及，牢记奉行圣训，长久说自己要以此为师法才是；难道还可以扬扬自得地夸耀，自我夸大吗？辅佐宰相的见识，没有比进用贤能、罢退不肖，劝善惩恶，以此为朝廷树立风教、留下典章法则更重要的了。如今正是多事之时，最急迫的正是访求贤才、选择人才。天下并不缺少英豪，现任和已经离任的人中，难道没有许多可以任用的吗？严嵩难道可以推托说不知道吗？如果知道，就应当及时报告皇上，破格推举任用，为时局解除困难。如今没有听说他罢退一个贤人、举荐一个能人，这就是蒙蔽贤才。如果不知道，就应当赶紧访求，不该懒散拖沓，安坐享食，只在内廷外面大声呼喝、因畏惧而已。又如樊继祖，依附权势、谄媚权贵，恶行污迹多得不可胜数。筑城工程中，他与前任霸州兵备副使王凤灵上下勾结，烧制了无数砖，却冒领侵吞了数万银两。没过几个月，冒领侵吞的银两就已挥霍一空；即使败坏军队、贻误军务，仍然只把谋利放在心上。这实在是盛世中的贼臣，即使让他老死在窗下，也仍然算是惩罚过轻。如今却通过传奉起用他，任命为工部尚书，督办采运湖广的大木材。这虽然是当今的急务，但朝廷内外并不是没有人，为什么一定要任用罪人樊继祖呢？严嵩本应竭力把这件事向陛下陈奏，为什么没有听说他发出一句话呢？朝廷给大臣赠官、赠谥，是用来劝善惩恶的大典，即使在死后也不能随意施舍。大臣历任官职虽然长久，但曾经受到弹劾的，不准滥行请求赠官赠谥。已故兵部尚书张瓒，在任时没有一件善行，多次被奏疏弹劾，对上辜负国家恩典，对下遗留边患；活着时侥幸逃脱刑罚，死后应当公开夺去官爵。可是朝廷却反而隆重加以典礼，赠官赠谥一并具备。又如已故南京兵部侍郎吕柟，尚未考察清楚他的功业，本应从厚施恩。如今却奉明旨，撤去吕柟的谥号。夺去张瓒的官爵可以惩罚恶人，增加吕柟的官秩可以劝勉善人；严嵩对此都不发一言，那么又要这样的宰相大臣做什么呢？《易经》说：“脚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意思是说，事情已经显现出来时，正是说明应当及早辨别，却没有及早辨别。如今圣明之主在上，严嵩难道敢怀有别的志向吗？只是皇上的恩宠越加隆厚，他执迷到底就越严重；世人的议论虽然激烈，他坚持错误却更加炽盛。伏愿陛下慎重选择掌管诏令的近臣，辨别善恶，那么朝廷内外的臣僚就没有不敬服皇上洞察一切的明察了。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关于旱灾陈述意见的奏疏【嘉靖二十三年】张永明 臣私下认为，古代政治昌明的时代，并非从来没有水灾、旱灾，但最终没有形成灾害，是因为人事修治得当，预先防备了祸患。等到百姓饥饿、死亡、流离之后才讨论对策，就已经太晚了。臣等谨慎地汇集众人的意见，讲求消除灾害、防范祸患的办法，列为五件事，伏望陛下命有关衙门详细议论是否可行，再请示施行。万一能够对地方稍有补益，臣等就十分庆幸了。第一，申明整饬官箴。《尚书·傅说》有话说，先王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立后世的君主和公卿，任用大夫、师长来辅佐，不是为了让他们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所以官员是为百姓而设立的。如今上天降下旱灾，百姓艰难缺粮，孟子说过：“接受了别人的牛羊，就替他放牧，却眼看着它们死去。”臣等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避罪责呢？据臣等了解，南京是国家宏大基业开始建立的地方，皇陵寝宫所在之处，因此同时设置府、部、院、寺、科道等衙门，与北京两京并峙，其制度与周朝的镐京、雒邑相合。只是留都南京既然不同于各省，各衙门都不隶属于巡抚、巡按，事务权力不统一，彼此势均力敌而权势分散。又有府厰内臣、公侯、勋贵，都接受了治理地方的差遣，因此有的倚仗法令盘剥百姓，有的越权越分劳役壮丁和士卒。商户遭受强行和买的骚扰，十成货物所得价钱还不到五成；坊厢承担供应器具的费用，一个月中没有十天是清闲的。宴席过于丰盛，仪式文饰过于奢侈，这些都是官箴没有整饬的结果，也是民怨由此产生的原因。乞请敕令都察院转行南京都察院，分别通知各有关衙门，整顿实行、申明警戒、反省修治，查议修订禁令，务必使清廉俭约成为风气，成为四方的榜样。至于外地的郡县，与百姓更加亲近，利害关系也更加紧要；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他们造成的祸患、传播的恶行，恐怕不止于臣等先前所说的这些。仍乞请分别通知各有关抚按，详细加以考察访问；其中有贪污残酷、懦弱无能、不能胜任职务的，立即随时弹劾，议定降职罢黜。再乞请申敕吏部，特别留意受灾地方；遇到正官员缺额，就选用有才德的人，依照近年山东、山西赴任的事例，严格限定到任供职的期限，这样或许官职必能得到适当的人选，救荒政策也有所依靠。第二，节省民力。臣私下查考，江南的财赋居天下第一，而江南百姓的困苦比过去更加严重。丁役、田粮、差役每年都有定额，但额外的征收和没有名目的摊派，又增加了一倍。最使百姓困苦的，是均徭、里甲征银，官府说是有书册和成例可据，但营办供应之事反复重叠地扰民。经过的使者和宾客所需的供给，士大夫之间的人情馈赠，驿递关文的冒滥，以及水陆船夫、民夫、马匹的纷扰，无不是从百姓那里取来的。

译又准备水陆珍奇物品供奉，称作“天字下程”；增加秤耗、纸赎等科派，称作征输常制，推剥的名目很多，百姓的财力几乎被搜刮殆尽。因此豪强之家就投匿、欺瞒、隐占，贫弱之家则独自承担摊派赔补，最终拖欠正额贡赋，严重烦劳户部使者；催督越严，逃亡就越严重。再查上江二县，差役名额尤其繁多，除了登记在籍的军役、匠役正役以外，还有内府各监局以及工部的匠役，还有内府各库藏以及外关司铺户的人夫；所谓夫差，是按轮年由里甲征银，上缴柜中供应；所谓柜银一项，百姓承担这三种差役之外，又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暴取，日常开支苦于没有节制，所以这两个县的百姓尤其困穷。臣等经历不广，咨询也不周详，前面所陈述的，还不到全部的十分之一二；至于事情偏远之处、弊病隐微之处，臣等不知道的还多得很。如果不趁现在赶快疏理清除、兴革整顿，臣私下恐怕江南百姓将没有安稳的日子。乞请敕令户部，分别通知巡抚衙门以及南京户部、工部，把江南地方民情的利弊详细议论查处。《易经·损卦》说：“两簋也可以用来祭享。”如今百姓急迫到没有食物，生活无法自聊，难道不是应当实行减损的时候吗？臣等愚昧，认为凡是可以停止的科派，都应暂时停罢；负责此事的大臣应当尽心体念国家，不要拘泥繁琐文书，不要回避嫌疑和怨恨，关键在于修举旧有制度，革除苛细法令，赶快舒缓民力，以消除灾患。臣等对此实在忧思恳切。第三，广泛举措救荒。臣曾听说，救荒如果没有良好的政策，宋臣司马光说：“考察那些不能胜任的守宰，及时替换他们，使各地都能救济本州县的百姓，那么饥民就有可以求生的道路。”苏轼说：“熙宁年间救荒费用很多却没有益处，是因为救济得太迟的缘故。”既然如此，预先选得人才并做好准备，或许还可以防备灾荒吧？臣等考察宋臣赵抃赈济越地的事：预先详细询问所属县中遭受荒歉的百姓，分乡调查其中能够自己养活的有若干人、应当由官府供给粮食的有若干人、可以雇用百姓修治沟渠堤防的有若干处、仓库中可以发放的钱粮有若干、可以招募哪些富民出粮有若干家；咨询周详，事先准备，这就是赵抃做得好的地方。乞请敕令户部详细广泛议定办法，转行各有关巡抚衙门，通知所属各地，依照前法审查计算、预先准备；其中如有事势紧迫、百姓性命危在旦夕的，准许主管官司便宜赈济抚恤，不得拘泥于文书往返、层层申报复核，以致拖延误事，这样或许能得到及时的好处。然而如今灾旱地区广阔遥远，加上江南多年歉收，过去的储备已经匮乏，如果不仰赖皇上浩荡的特殊恩典，厚加赈济，这些百姓就难以存活。除各有关主管官府所在地听候巡抚衙门查勘、议定办法后上题请示外，查得南京城坊的百姓尤其关系四方根本，乞请敕令户部转行南京户部，查明可以动用的仓粮，酌量由官府出售一二万石，使贫困下户每户只准购买五斗以上、一石以下，稍稍救济眼前的困难，或许米价不至于飞涨。出售粮食所得的本钱归还本部，等到丰收后买粮补足，这样似乎双方都方便。秋冬以后，旧粮将要吃尽，百姓的歉困更加急迫，再议开放常平仓粮，增加赈济来补足他们的不足；这件事由有关部门议定后上请施行。至于煮粥救急，古人虽然曾经实行，但粥食久放便难以食用，百姓聚集蒸郁又会滋生疾病，似乎不是良法，乞请敕令主管部门详细选择、酌情议定施行。第四，责成巡抚大臣负责。臣私下查考，江南应天、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十一府州，兼带嘉兴、湖州二府，物产人口众多、地域广大，弊端容易滋生；而直隶地方没有布政、按察二司统辖，也没有分巡、分守专门负责，所依靠来抚治的就是巡抚都御史。查得景泰年间，巡抚侍郎李敏因为抚治范围内事务繁多，建议增设一名大臣分巡督理；后来兼任为一员，事务繁多、权势重大、官尊秩高，往往更不肯尽心于民政。何况调动升迁又快，即使有志于作为，刚到地方时还没有完全了解情况，等到熟悉了，任命迁转的文书已经下来了。而且南畿近来因为前任巡抚都御史欧阳铎有意使百姓富裕，改行新法，但事情不合旧有条例，条目繁多，百姓不能安然习惯；后任巡抚大臣屡次试图采取方便百姓的措施，却都不久便升任，始终没有形成统一办法，前后文书又不相同，官吏更加能够借机作奸。如今考察巡抚都御史丁汝夔，新任不久，对民情土俗日渐熟悉，正值旱灾，似乎应当让他长期任职，以责成他取得成效。臣等查得先年南畿辅臣熊槩以大理寺卿身份任职，周忱以侍郎继而升任尚书仍在任，李敏也以侍郎身份任职，乞请敕令吏部查照近年题准的事例，各地巡抚大臣必须长期任职；其中有任职年久、劳绩积累、应当选拔提升的，奏请增加官阶职衔，但仍照旧管理事务；一定要等地方安宁、功绩完成后再调任，这尤其是谋求治理的关键，也是消弭祸患的首要事务。第五，防止盗贼。《易经》说“脚踏秋霜，坚冰将至”，就是说事情有逐渐积累形成的征兆，而圣人重视在事情尚未发生以前防备。如今大旱已经到了极点，饥荒必然到来；饥荒来到而没有办法舒缓，抢夺就会发生；抢夺发生而没有办法禁止，盗贼就会出现，因此不能不及早谋划。乞请敕令都察院转行抚按衙门，分别通知所属各地。军卫和有司务必诚恳切实地抚慰晓谕百姓，使百姓感恩安业，不再考虑其他变故；又要谨慎守卫关隘，以查问奸邪；妥善安抚流民，以防止溃散；严禁抢掠，以消除邪恶图谋。这样或许百姓能够安居。再查南京江防事务尤其重大，但承平日久，法令禁制松弛懈怠。容臣等再加详细访察，另行具奏裁夺；仍乞请先行通知操江、巡江衙门，慎重办理江防，加倍整治防备，这样或许奸盗不会萌发，地方也能够安宁。奏疏呈入后，皇帝听从了。请恢复河套疏【嘉靖二十五年】曾铣

译臣认为皇上聪明圣智，取法古代、遵循天意，礼乐文章焕然一新，圣明朝代的制度，文治武备，几乎是旷世无有可比的。因此本来应当在朝廷内外举行舞干羽的仪式，内政修明而远方之人归服。可是边疆告急，敌人侵犯山西、宣府、大同，近二三年来侵入逼近榆林内地，使远近受到伤害残破，人人惊惧。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也不过相当于汉代一个大县的人口，为什么竟猖獗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国家兵力不能支撑，或者制止禁御敌人的办法还没有抓住要点吗？臣私下考虑，大概是我们失去了险要之地，敌人占据了有利位置；巢穴已经稳固，驱逐便很困难，顾虑和因循也一天比一天严重。因此，控制驾驭敌人的上策，没有比收复河套更好的了。不谋划这件事，却只在防御末节上周旋，就好比扬汤止沸而不知道抽薪，外患不能平息。臣谨按，河套是古代朔方地区，三代以来全都隶属中国。《诗经》说：“天子命令我，筑城于那朔方。”“威名赫赫的南仲，征伐玁狁使其退败。”汉武帝派卫青出塞夺取河南地，设置朔方郡，修筑城池、整治边塞，凭借黄河作为险固，后世称赞他有“雄才大略”。唐朝初年朔方军以黄河为边界，后来张仁愿取得漠南之地，在黄河北岸修筑三座受降城，从此突厥不敢越过山来放牧马匹，朔方更加没有警报，每年节省费用以亿计。到了宋代，李继迁叛逃到斤泽，进而攻陷灵州、肃州，河套又被敌人占有，最终无法制服。我国太祖高皇帝顺应天意和人心，创建宏大基业；成祖文皇帝威势遍及海内，追逐北逃的敌人，敌军忙于保命尚且来不及，哪里还敢觊觎河套呢？后来因为东胜孤远，撤回内地防守，又改榆林为镇城。刚迁移时，河套内部安宁，土地肥沃，草木茂盛，禽兽繁殖。当时负责此事的大臣不趁这时据河而守，却只局促地修筑榆林城；那时敌势还未强大，尚且可以说有理由。失去这个机会没有作为，到了弘治八年，敌人编筏渡河，抢掠官军牧马。弘治十二年，敌人拥众大举入侵，从此经常在河套内放牧，侵扰中原。孝宗有收复河套的志向，却来不及实行；到武宗时也曾想征讨，却没有成功。使敌人能够在河套发展农牧、据为巢穴，祸根一旦种下，便随时可能窃然发动。敌人出河套就逼近宣府、大同三关，进入河套就侵扰延绥、宁夏、甘肃、固原，百姓遭受荼毒，整个陕西困顿疲敝到了极点。这是拨乱反正的功业，上天将要把这个机会赐给皇上了。河套自三代直到今天，历代都是牢固守卫、用来划分内外的地方，也是我朝圣祖留下的旧业。统一旧日疆域，收复三边沃土，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近来由于不能守住它，竟使深山大川的地势反而掌握在敌人手中，让他们可以自由地东西出没。我们在东西两面疲于侵掠，却在守御上时而松缓、时而紧急。强敌不除，中国的祸害就会日益炽盛，逐渐造成空虚耗损，将来的祸患，有臣子实在不忍心说出口。我国皇上的德行超过三皇，功业光耀历代圣君，选将练兵，日夜忧劳，每年发放国库银两来救济边疆。凡是用来排除外患、保全安定亿万百姓的事情，上天实在会鉴察并保佑。可是当时负责封疆的大臣，竟没有一个人为国家作长远深切的谋划，收复祖宗旧业，为百姓建立安生立命之本。军事行动，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只图眼前小利就会破坏长远谋略，稍有挫折，诬陷攻击其短处的人便接踵而来，鼎镬刀锯等刑罚，前后都森然可见。能够不改变心意、转变考虑的人，实在很少。何况各人的见解又不同，甲说可以，乙说不行。若说姑且等到明年，便已经拖延而不能振作了。臣虽然愚昧，难道不知道兵事凶险、战争危急，不容易举动吗？只是近年以来，臣从听闻见到的事情中常常心怀愤激。如今又亲自走遍那片土地，身负其责，亲眼看见地方危急，咬牙痛心，实在到了睡不安席、食不下咽的地步。从前葛伯仇视送饷的人，成汤出兵征讨，也不过是淮蔡一隅的寇贼，裴度尚且认为不能不讨伐。这个敌贼与我们不共戴天，陛下的德行超过成汤，在位的大臣文武人才也都具备，又不是只有裴度那样的一个人，怎么能让强敌肆意猖獗、百姓陷于危急，竟到这种地步呢？猪被阉割后露出的獠牙，力量还容易对付；猛虎凭恃山隅，就没有人敢触犯它，这是形势造成的。所以臣冒昧地把浅见上奏，呈给皇上阅览。伏乞敕令有关部门召集廷臣详细议论可否，如果蒙受采纳，请迅速赐令施行。选拔将才、整治兵器、准备草料粮食、训练兵马，不是早晚之间可以办成的，贵在及时修治办理，这样临到期限便不会误事，武功也能完成。有人说：榆林边墙正在商议修筑，如今臣却提出收复河套的建议，[原文“防极归要”疑有讹误]究竟应当怎么办？臣答道：筑边的建议，是数十年的谋划。敌人在河套之中，日渐生长强盛，病根还在，祸患没有期限。不防备，就等于没有准备；防备它，则兵力坐困，力量有余在敌方、不足在我方。修筑堤防来防水，一旦水势冲破堤坝，洪水泛滥便无法抵挡。至于收复河套，则可以振扬武威，驱除外患，凭黄河设置屏障，以天险作为护城河；皇威一旦彰明，敌胆就应当破裂，敌人像狼一样回顾、屏息，即使数百年也不敢轻易肆意侵袭。譬如大禹治水，把大海作为水的归宿，使洪水归入它所不到之处，不再横流。

译这是社稷的谋划，也是圣子神孙的长远大计。如今神圣的君主在上，英俊之士在旁，正是应当乘势而为的时候，机会不可错失。臣谨陈述收复河套的几件事，伏惟皇上裁夺，那么天下幸甚，万世幸甚。第一，确定庙堂谋略。陛下的德行配得上天地，明察与日月相同，驾凌三代、抚御四夷，不是汉唐所能仿佛的；这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机。然而边疆将帅却不能奋扬威武，迅速扫除强暴，以严明内外界限，继承《春秋》尊王攘夷的志向，臣私下以此为耻。河套是敌人的巢穴，是百姓祸患的根源。祸根不除，绵延二千多里终究没有安居之处；守御力量单弱，草料粮食无法接续；每年被敌人掠去的百姓，往往反而成为他们的先导；由于害怕敌人，敌人所到之处便无人敢当。将来敌人繁衍聚集日益增多，贪婪侵噬日益放纵，南侵的祸患，实在深可忧虑。赵充国屯田湟中，汉宣帝起初主持此事，最终由魏相完成。平定淮蔡，是唐宪宗独自作出的见识，辅佐谋划的人是裴度。所以说：“所有这些平定蔡州的功业，都是辅佐之臣成就的。”伏愿圣明首先坚定这一志向，命令廷臣详细议论，作为长治久安的计策，恭敬地奉行上天的讨伐，以除去暴乱；[原文“防清▯漠”字样异常]不要因为意见不同的说法而疑惑，不要因为浩大民力费用而停止，不要因为事情重大艰难而畏惧；广泛选拔谋略、忠勇兼备的大臣，授予他们边疆以外专门征讨的权力，只求最终成功，不急于追求眼前功劳，那么国家的大计便会确定，神人也会协同响应。这样几乎可以把百姓从水火中救出，使国运传续如磐石般稳固；那么我国皇上的文教既然崇盛，武功也将兴盛，商代高宗、周代成王康王，哪里足以与皇上相比呢？第二，建立纲纪。纲，就是大纲，也就是总体规模；纪，就是条理，也就是具体条目。总体规模要大，具体条目要详；纲纪既已建立，军事行动就可以兴办了。收复河套，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有人谋划说：“必须得到三十多万军队，水陆步骑一齐驱进，携带粮食二百万石，另外折合银三百万两，一举击破敌人，把他们赶出边境，随即沿河修筑城墙，划界防守。”这是一个说法。臣认为，这个谋划虽然好，但实际形势很难做到。如今三边可以使用的军队不满六万，如果调动其他镇的兵力，就会顾此失彼；三十万大军只会徒然劳苦，这是第一难。仓库空虚，上下都很困窘，银粮累计五百万，一朝之间全部聚集，形势上不容易做到，这是第二难。一战取胜，敌人还没有胆寒，便立即兴建版筑工程，军队和民夫容易受到扰乱，这是第三难。臣则认为，应当怜悯陷于困苦的百姓，替他们铲除暴乱；于是整顿边防军队，张大义勇之师，春季在河套搜讨，秋季在边境防守。像这样实行三年，敌势必然衰弱，等到他们远远逃遁以后，再凭黄河修筑城池，分班轮番巡哨防守，那么人力不会困乏，财用不会耗竭，河套就可以收复。随后迁徙巡抚、镇守等官以治理此地，设立行都司以及卫所。由州郡隶属管理，又设置守巡兵备道来治理。凡是江淮以北各省犯罪后被发配边卫，或因烟瘴而充军的人，都规定发往卫所；凡是应当发往关外成为民户的人，都规定发往州郡。预先丈量划定河套中的土地，多多建立鱼鳞册籍，以防止后患。每一军户、民户给田二顷，使他每年耕种一顷，闲置一顷，作为闲田，用来养护地方。沿边军民也发布告示招募，愿意守边的人，都给予田地。引黄河水开挖大小渠道，用渠道灌溉田地，可以防备旱涝；高处种黍，低处种稻，各按土地条件适宜种植。几年以后，河套土地可以全部开垦；又仿照井田的意义，扩大沟洫制度，使我们的百姓容易从事农业，而敌人的骑兵难以驰骋。既然临河设置险要，夏秋两季敌人很难侵犯，我们便可以耕种了。等到黄河结冰时，农事已经完成，便在讲武之时筹划御敌，百姓不至于劳苦，农事也不必担心废弃。实行长久以后，河湟之地就会与中原没有不同。这就是总体规模和具体条目的大略。乞请敕令有关部门预先经营筹划，三年以后依时施行；其中尚未完备的，容臣以后依次详细奏报。虽然边防事务多年废弛，将士怯懦，整顿确实困难，但必须及时整饬治理。明年四月，先把眼前的祸患除掉，以振奋我军士气；等到敌人的胆气和力量逐渐衰弱，再显示圣明没有内外之分的气度，阐明皇上救济百姓的仁德，发布檄文晓谕河套中的敌人，开辟他们来归降的道路，使被掳的百姓得以归还，兴起讨罪之师，举行三年之役。这样顺应形势行动，预先处置军中事务，就可以得到吉利。第三，审察时机。天下的事情，都是由时机和形势造成的。孟子说：即使有智慧，也不如顺应形势；即使有农具，也不如等待时机。这说的就是懂得时机。掌握时机并乘势而行，胜算就在我方，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敌人占据河套，是随着水草驻牧，猎取禽兽驰骋；到了秋高马肥之时，弓箭强劲锋利，纠集党羽，动辄十几万人，长驱深入。我军若聚集进攻，敌人就分散防守；这是敌人的时势，我军不能预先利用。等敌人深入河套到了隆冬，严寒使水草枯冻，又各自到驻牧地去，势力自然分散；而且马匹连续五夜吃干草，逐渐瘦弱，到了春深时节，敌人因此变弱。我军则训练精兵，积聚草料牧养战马，营伍整齐严肃，火器精良锋利；这是我方的时势，敌人不能预先利用。如今负责防守边境的人，敌人弱小时不能取胜，便因循懈怠、怯懦退缩；

译敌人强大时又不能抵御，只是敷衍支撑，白白错失军机，所以只有失败而没有胜利。臣愿意训练六万士兵，再调山东枪手二千人，多准备箭矢和石弹，每逢春夏之间水陆并进，直抵敌人巢穴，乘其没有防备。我军集中进攻，敌人分散防守；材官迅速发射，箭矢都射向同一目标，炮火猛烈，如电疾驰、雷轰震动。敌人即使有援军，顷刻之间也难以赶到，眼前必然震动，形势一定难以支撑。这是窥察敌情、观察变化，暗中深入并防备队伍的方法，臣也已经审慎地谋划过了。还请下令给宣大、山西总督、镇抚等臣，调度各镇兵马，严格加强防备，显示武力、扬威示众，以防河东驻牧的强敌。敌人如果败亡，一定会渡河逃遁；我军磨砺兵器、牧养战马，还可以取得斩获的战功。这就是所谓犄角之势，是完全取胜的办法。然后班师而归，守住我方分定的疆土。到秋高马肥时，敌人如果前来复仇，我军据险防守，何况得胜之兵勇气自然加倍，不必等到敌军临近城墙，就可以对其进行讨伐。这样坚持三年，敌势自然衰弱，将远逃都来不及，又怎敢占据我的河套呢？到那时，祖宗的故地已经收复，就依凭黄河作为险要，修筑烽墩和城壕，完全按照榆林守边的议论办理；同时讲求屯田政务，设置卫所，安排戍守士卒，充实边地百姓。城墙和壕堑既然坚固，耕种收获就会丰足，整个陕西的运输逐渐减少，宁夏的河防也会宽裕，内地就可以保有万万年的安定坚固。否则，敌人强大时不能抵御，敌人弱小时又不能征讨，重大时机完全丧失，公家和私人都陷入困窘，臣不知道事情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第四，选拔将帅人才。将帅是三军的主宰，能力与否、勇敢或怯懦，关系极其重大。像马永在辽东，梁震守卫云中，直到今天还被称为勇将，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善于作战、判断敌情，不辜负专任一方军事的职责。如今三边的将领中，谋略深远、强劲剽悍的人，不能说没有；但他们因循懦怯，习惯于不振作，一遇警报，就观望退缩，远远地只求自守，从来没有人肯拼死尽力，作士卒的表率。臣先到地方，亲自临阵作战，与他们共同办事，已经了解了大概。总兵、副总兵、防守、游击等官员，爵位逐渐升高，志愿和欲望逐渐满足，保全自身的念头加重，所以报国的意愿减轻；只想享受生存的快乐，没有赴死的决心，这就是只有失败没有胜利的原因。即使十户人家的小邑，也不可能没有忠信之士；三边如此广大，难道会说没有人才吗？只是过去按照资格来对待士人，品级高的没有寒门出身者，品级低的没有贵族出身者，所以英雄豪杰往往混杂在士卒队伍中，即使有才华，也不能自行显露。爵禄赏赐分等级，是用来对待平庸之人的；至于非凡的人才，终究不能用通常的调任制度来拘束。韩信从行伍中被提拔出来，陈平从亡命之徒中崛起，他们感念知遇而奋发，于是建立了奇功。如果要谋划恢复河套，必须大幅突破通常的格局。各镇将领中，除了那些才智中等、可以胜任防守和激励军队的人照旧任用外，凡是平庸之流，另行议定任用。即使是从指挥、千户直到总小旗、夜不收等人员，以及多年间各处被废弃、谪戍的将领，其中果真有智谋勇力超群、谋略出众的人，允许中外臣工不受地域限制，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列出姓名上奏请示，一律发往陕西军门听用，建立功劳。才能统领一千人的，就任命为千人之长；才能统领一万人的，就任命为万人之长。或者暂时授予署理官衔，使他们能够统率军士，施展才能，带兵出塞；如果果真能够摧毁敌军锋芒、击破强敌，听凭臣等核实后奏请，就授予实职，或者破格超擢，以表彰特殊人才。他们长期受到压抑，幸而得到伸展，感恩之心加重，保身的打算就减轻；向上进取的志向坚定，克敌制胜的意念就增强。扫清北方沙漠，恢复宏大事业，可以坐等其成了。但这只是针对收复河套而言，并不是常例。如果循常守旧、毫无建树，就令他们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役；其中有畏惧怯懦、拖延苟且、玩忽时日而误事的人，自有明确的贬黜和惩罚法典，还用再说什么呢？这样重赏来酬报有功者，明罚来惩治不恭谨者，做将领的也将争相自我洗刷，唯恐被弃置，武功就会一天天竞相建立。第五，任用贤能。要做非同寻常的事情，必须得到非同寻常的人才，然后才可以共同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兵马、钱粮以及各种供给，没有一样容易办理，何况要在数百里之外兴师，驱逐盘踞数十年的敌人，拯救数百万生灵的灾祸；如果没有练达事务、忠勇有谋、善于谋划后续的臣子，授予他专任征伐的重任，怎么能够成功？《易经》说：统率军队能够守正，有德长者主持就吉利；刚强居中而得到响应，行于险地却能顺利；用这种办法使天下人承受战争之苦，百姓就会跟从，因而怀服万国。臣实在庸陋愚钝，不懂得战阵，错误地蒙受圣明委任，犹如蚊子背负大山，恐怕辱没皇上的宠命，日夜忧思，希望稍有报效却不可得。然而臣不敢自称才能足以办成此事，只是强敌凌辱我方，占据我国门户；征讨它，事情迅速而利益归于朝廷；不征讨，事情拖延而祸患波及远方。因此，谋划深固根本的办法，不能不预先安排。恭请皇上特别敕令廷臣议定，公正推举一名文武兼备的大臣前来专门统领此事。如果皇上不认为臣卑微鄙陋，也让臣充任军役，参与行军作战，协助筹划，即使耗尽精力和生命，臣也不敢推辞。只是担心这并不是臣的长处。还请户部堂上官一员专门管理草料和军饷，兵部司官二员稽查军马；又请分别选派科道官各一员前来，对边将训练士兵、磨砺兵器、牧养战马等事项加以督责。临近期限时，考核验证功劳等次，并由各镇镇抚、按察等官切实互相协助。凡本省、邻省布政司、按察司、府等方面官员中，忠于公事而有才识的人，也听凭委任。这样就能集中众人的长处，建立成事的条件，敌人就不足以被消灭了。第六，充足草料和军饷。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卒就会面带饥色；砍柴打草的人还没有回来，军队就不能一夜吃饱。萧何供给粮饷，是汉高帝能够击破强楚的原因；李牧每天宰牛慰劳士卒，强敌便被大举击破而远逃。如今拟议搜取河套的军队，挑选骑兵六万人、战马六万匹、山东枪手二千人，以及将领等官员的俸禄和各项费用，共计约银二十七万六千二百余两。但这只是常规经费，谈的是大概数目。军队行进千里，经历风雨劳苦，抵御敌忾、抗击外侮，关系到国家存亡。如果事先没有丰厚赏赐来笼络人心，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刀箭之下拼死效力？所以必须使他们衣食丰足来增强力量，多积聚金帛，表示有厚赏；用牛和酒慰劳他们，用法律威慑他们。

译士兵有了斗志，将领便能增加士气。即使几万人，也能合为一心；守卫时一定坚固，作战时一定强劲，平定敌人的日期就可以预见了。赏赐犒劳之类，约需银十余万两，总计银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余两，足以支付一次征伐的费用。相比之下，宣大、山西每年供给客兵的费用，京城运送的银两有一百四十五万两。如今陕西在每年防秋例费之外，也拿出相当于这些客兵的数目，充作收复河套三年的费用，并不是很难筹集。否则，按折价计算每年剩余盐银，也不少于七八十万两，用来供给军需，更是相称。请拨发国库银四十万两，交给总理粮储大臣，督同延绥、陕西、宁夏三位巡抚预先筹划防务，购买粮草，听候军队出发时使用。其中十万两作为犒赏费用，另外多准备买马的银两，不许挪作别项借用；仍令预先准备轻重军需，等待时机行动。这样粮食充足、军队强盛，三军将士即使尚未交战，士气也自然加倍。第七，明确赏罚。兵法说：使用赏赐贵在守信，施行刑罚贵在坚决。又说：赏赐不可超过时限，刑罚不可牵连无辜。因此，对有功劳的人应当赏赐，就不吝惜千金；没有功劳而妄自施赏，即使分毫也不给。从前孙武斩杀宫中嫔妃，吴国军队才可以使用；穰苴诛杀庄贾，军士都吓得两腿发抖。爵位不能没有功劳而取得，刑罚也不能因为权势尊贵而免除；这就是贤能和愚劣之人都忘却自身、尽力效命的原因。我皇上明确刑罚，严肃法令，法令条文清楚明白；有边功的人特别加以升迁赏赐，误事的将领立即戴枷拘系并诛责，可以说赏罚劝惩是公正的。然而臣思考此事，边地误事难道只是将帅的罪过吗？只是因为太平日子长久，军务逐渐废弛；纨绔子弟不懂战争，已经失去了统率三军的办法；士卒习惯于骄纵和怯懦。骄纵，就不知道有将帅；怯懦，就只知道畏惧敬服。所以听见鼓声不前进，听见金声不后退，积累的弊病不是一天形成的。临阵退缩、拖延误事，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至于争夺首级，更是当今最大的弊病。为了一个首级，几十个人聚集争抢；自己既免不了受伤残废，又使敌人有机会乘隙反击，反而被敌人冲击的情况，往往都是这样。请重申禁令：凡是冲锋破敌的人，即使没有取得首级，也定为首功；而争抢首级的人，以及所有退缩观望、买卖首级、冒功夺功之徒，都要用重法惩处，罪至死刑的，一定斩戮，以整肃军务，使他们畏惧我军而不畏惧敌人；即使赴汤蹈火，也不敢违法。

译《尚书》说：威严能够战胜溺爱，事情才确实可以成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想要得到人的拼死效力，不用厚赏就无法笼络他们的心。何况在长期玩忽职守之后，众人的心已经涣散，若只用威势逼迫他们，反而会使其离散；如果抚慰三军将士，温暖得如同身披棉衣。臣请在拨发国库银两之外，详细写明条款，向他们表明赏罚必定兑现的意思，希望人人都知道应当趋向什么、躲避什么。有赏赐在前面诱导，有刑罚在后面驱策，士卒就会感恩而畏惧威严，有勇气并争相奋发。第八，准备各种长处和技术。《汉书》说：匈奴有三种长处，中国有五种长处。两军彼此配合、互为表里，才是万全之术。如今敌人的长处与昔日没有不同，但我方是否又具备汉代那样的五种长处呢？臣不得而知。想要做到彼此配合，恐怕更加困难。退一步说，求其次要的办法，没有什么比火器更优先。火器是上天用来保卫国家、使百姓安生的工具。但有了火器却不能使用，使用了却不能发挥全部功效，也就等于没有技术，怎么能指望它有摧毁打击敌人的功劳呢？臣过去提督山西三关时，曾经制造盏口炮、毒火飞炮，并把式样上奏请示，蒙皇上发银数千两资助制造，近年来抵御敌人多依赖它们。今年秋天在宁塞、定边，也曾借助这两种火器两次挫败强敌，所以归降的人说：敌人非常害怕这种器械。他们说，每年发射的炮子都不如今年的炮子厉害，这就是明显的验证。如今要收复河套，必须准备熟铁盏口炮六千位、长管铁铳一万五千把、手把铁铳一万五千把、手把小铁枪二万根、长枪二千根、生铁炸炮十万个、焰硝十五万斤、硫黄三万斤、包铁铅子大小二十五万斤，再以弓箭、盾牌相互配合，才差不多可以摧折强敌、恢复故土。但这些只是使用一年的器械；三四年之间，飞炮、硝、硫黄、铅子之类，还必须陆续补充损坏和缺少的部分。如今京城制造的火器，各种器械都具备，用来防守边境可以了。但有的适合这里而不适合那里，有的可以防守而不可以进攻；大型器械质地沉重，难以运送到远处；生铁器械日久之后容易毁坏开裂。应当留下来作其他用途，各有各的长处。若说神机等器械不可以在外地制造，盔甲、神枪等器物，原本就属于按例不得私藏的物品；但是盏口炮、长短铁铳，法律条文既没有载明禁止外造，而且实际上是筹划边防、击破敌人的公用器械。恭请敕令有关部门不要拘泥于成例，迅速发放国库银二三万两，交给山西、陕西等处的巡抚、镇守官员置办制造，作为收复河套的资助。应当先制造，然后教习演练；熟悉操练之后，才能运用。俗话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否则敌人的技术精良强大，我军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万全取胜的功业就不能确定。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说：敌人占据河套已久，成为内地的祸患。去年连年深入陕西全境，使百姓遭受荼毒，深深牵动了我的心。此前边臣没有人把驱逐敌人、收复河套作为念头，曾铣所奏的内容充分显示了他的谋略。你们部里拖延了很久，才刚刚题覆，到现在仍没有确定意见。仍令曾铣督同各边巡抚、镇守等官同心谋划议论，务必要寻求长远的策略。随后上奏方略。这边墙绵延千里，沙漠地区与宣大地势不同，只需在险要处修筑。暂且将兵部银二十万两发下，迅速运到总督衙门，听凭总督在修边、军饷、造器等项目中酌情调度支用，专门准备明年防御，不许浪费。《复河套议》【嘉靖二十五年】翁万达 臣认为，河套本来是中国的故土。成祖三次征讨漠北，摧残其部落；放弃黄河卫，后来又撤去东胜，以便依托延绥，于是河套土地逐渐沦失。然而从正统到弘治年间，我方没有守卫，敌人也没有取得，只是因循地划定区域防守，放弃天然险要，失去了沃野的利益。弘治以前，我们还年年搜讨河套；后来却任由敌人出入，盘踞其中，游牧生养。譬如把这里作为家业经营，已经成业很久了，想要一次收复，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吧？率军深入，山川险易、道路曲直、水草有无，都没有完全熟悉。我军出塞三天就已经疲惫，敌人的骑兵一声呼喊便可以集合。我军几万人缓慢稳重地前进，敌人的防备就更加牢固；快速行军追求战机，辎重却留在后面，即使取得小利，回师仍然困难；倘若失去向导，全军就危险了。敌人迁徙远近没有固定，一战以后，他们或许固守聚集，或许假装逃遁；胡笳号角不时响起，双方营垒相持，时而交战，时而分离，始终不渡过黄河。我军在这种时候，是作战、撤退，还是双方相持？几万人出塞，也必定要有几万人援助；又要有富余的将领打通粮道，这些都是极其困难而不能轻率承担的事。奔驰突击，是敌人的长处；凭险防守，是我方的便利。弓箭适合奔驰突击，火器适合凭险防守。放弃火器和险要防守，却在黄沙白草之间与敌人奔驰交战，是非常错误的计策。议论此事的人想整顿六万兵马，以三年为期限：春夏马匹瘦弱，敌人势弱，我方适合征讨；秋冬马匹肥壮，敌人势强，我方适合防守。春季搜讨河套，秋季防守边境，三次出兵，敌人一定远逃，我方于是据河防守。可是马的肥瘦，是我军和敌人共同受到影响的。即使敌人弱了，坐等他们，也担心他们骚扰袭击我军；等敌人强了，又担心他们报复我军。六万兵马从千里之外袭击敌人，一次出兵失利，议论就会蜂起，怎么能等待三次呢？即使三次出兵三次取胜，敌人败退而防守，始终不渡河，修筑城墙也不知道要到何时。议论者看见近来出征经常取得首功，又因为过去大同五堡筑城时敌人没有深入争夺，便认为河套容易收复。然而近边出征，是因为距离边塞近，可以乘敌人没有防备；胜利便迅速返回，否则只要举足南行，就回到家门。收复河套则是深入敌境，后援不能接续，形势不同。过去修筑的各边城都靠近我方土地，敌人原本不认为有利；河套却是他们四季驻牧之地，他们难道肯安然放弃吗？事情的性质不同。有人说，应当等候敌人出离河套，据黄河防守，同时先赶快修筑渡口的墙垣，再依次迁移设置边堡。敌人拥有十多万控弦之士，难道肯把河套空出来而出兵吗？修筑二千多里墙垣，难道是每天就能完成的吗？边堡没有一百几十座就不能彼此联络，堡中没有一千士兵就无法驻守，而且巡逻侦察、瞭望人员还不包括在内。需要三十万士卒，还不一定够。何况沿边到黄河，动辄相距千里。一年所需粮食数以亿万计，从内地运到边境，再从边境运到黄河，飞挽运输的艰难，更不可不深思。如果敌人出现间隙，我方乘其疲敝，随后谋取它，未尝不可。如今塞下尚未喘息安定，边防士卒的创伤尚未恢复，却横向挑衅强敌，办理这种非同寻常的事情，臣愚昧，实在不能理解。奏议送上后，皇帝没有采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人〕

译《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四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五 《再次论述收复河套的奏疏》【嘉靖二十六年】曾铣 臣考察认为：镇抚诸臣勘察议论收复河套的事宜，所见大致相同；然而辗转因循、迟疑不决的心态，间或也不能没有。臣奉皇上钦定的命令，负有参酌此事的责任，怎么敢不尽心吐露实情，用来向圣明禀告呢？收复河套，预先包含着天下的大机遇，关键只在于审察天下的大势，以振起天下积累已久的萎弱，这样文武方面的功业都可完成，帝王的大业也就可以运筹于掌握之中。什么叫大势？河套是西北的枢纽，是整个陕西的咽喉。三代、秦、汉都把它列入中原版图；到了我大明，也全部纳入版图。只是太平日子长久，武备逐渐疏懈，敌人乘机窃据，渐渐繁衍壮大。人畜繁殖增多，又掳掠中国的男女很多，因此四面张望的毡帐势力更加盛强，终于成为逼近门户的强敌，给中国留下祸患。敌人出河套向东，宣大三关受到危害，京畿因此震动恐惧；向西，甘肃、兰州、靖虏等地防备其毒害，洮州、岷州因此戒严；进入河套向南，则陕西全境、延庆等处无不遭受侵掠。就耳目所见所记，如嘉靖十九年等年以来，山西、陕西与辽东、蓟州之间，被杀害和掠夺的人畜不下百数十万。敌人处在有利位置，中国却失去险要；如果不设法制约它，就会更加助长敌人轻视侮辱我们的心，将来的祸患将说不尽。周子说：天下不过是形势罢了，形势到了极重的地步就不可挽回。这是忧虑国事的人所应当战胜的。什么叫大机？有非同寻常的人才，然后才能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敌人时常劫掠，经营谋划来不及，不仅是因为习惯于以为太平可以依靠，也因为辅佐谋划的人才不足，所以敌人猖獗到这种地步。如今皇上的文德武功大大彰显于天下，敬畏上天、体恤百姓，忧劳勤勉从不停止，所以欣然采纳收复河套的奏疏，立即命臣等详细上呈方略。近来三边风声振动，我军士气加倍，强敌也将畏惧逃遁了。果真使忠心谋划的臣子在内不懈怠，有谋略勇力的将领在外忘却自身，收复这片旧土，除去祸患的根源，把那里设置为郡县并有方略地守卫，难道只是百年无事吗？这样，河套一旦收复，不仅扩大土地、巩固皇图，远远超过历代帝王，近可比配太祖、成祖二祖；只是圣明具备能够实现它的条件罢了。所以说这是天下的大机遇。既然知道这个机遇，审察这个形势，也就应当为此行动了。负责御敌的臣子仍然心怀观望，对这个说可以、对那个说不行，很少能够振作自励。假使臣愚昧的建议孤立危险而不能实现，事情拖延不决，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实在是因为畏缩怯懦的人患有积弱麻痹的弊病，放纵机巧的言论，胶着凝结人心，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即使忠臣义士，也不能不受其迷惑，这种情况不能…… 不能辨明。凡边地安抚整顿的事情，交给文职办理；战阵作战的事情，交给武职办理；又选择大臣总督其事。朝廷制御敌人，也算慎重了。无奈将官往往出自被豢养的群体，根本不知道忠义，遇到敌人不作战，拥兵自保，虚张声势，欺骗上下，只希望自身和家族平安，不顾念国家社稷的安危。父祖传给子孙，兄长传给弟弟，凡是担任边官的，都沿袭这种虚套，终于使敌势猖狂而无所忌惮。文职诸臣则坐守城堡，不能辨别真伪，一个人唱说，百人应和，远近说法完全相同。起初只是边境官员粉饰事实的言辞，最终成为朝廷内外共同的祸患，于是大家相信强敌确实不可抵抗，彼此戒惧，只以谨慎防备为上策，却仍不能免除灾祸。这就使中国的武勇远远没有声名，士卒见到敌人不是躲藏就是溃败，这正是积弱麻痹的根源。有人说：河套地势险要，本来应当收复；但我军人数少，又一向脆弱，终究难以和敌人作战。其实用兵贵在精锐，不在数量多。中国不忧虑没有兵，而忧虑没有训练。如果确实让各处巡抚、兵备等官，对于粮饷器甲的准备，以及鼓舞、安抚、整治的方法，各自尽到职责；让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官，对克扣侵占的弊病，以及爱护士卒、操练军队的规矩，知道应当警戒和勉励，那么各地士兵就可以勇敢并且懂得向往义理，还有什么敌人不能击破呢？从前周瑜凭三万兵众击破曹操百万大军，李靖在定襄作战时凭三千人击破突厥十万军队。人数多少、强弱盛衰，难道有固定的形态吗？只在于善于用将的人驾驭军队罢了。有人说：九边的防守，每年费用已经极其巨大；如果再加上收复河套，更是无法估量，财力耗尽，该怎么办？成就大事的人不计较小的费用，不经过一次劳苦就不能获得长久安逸，这是确定的道理。即使只说宣大三关，客兵每年费用一百五十万；如今既要作战又要防守，每年也常需一百二十万。只按一百年计算，就需要钱粮无数，仍然不能停止。如果收复河套，费用不过是宣大一年费用；屯守和修筑，至多不过增加两倍、三倍，事情就可以办成。河套收复以后，把那里设置为郡县，将来的赋税足以供给三边使用；土地开辟、百姓聚集，也有助于中兴的大业。所谓大事正在这里，小小的费用又哪里值得忧虑呢？如今臣熟悉火攻的方法，辅以枪箭的长处，侦察并利用地势，以车阵配合骑兵、步兵进攻，水陆并进；想前进，敌人不能抵御；想停止，敌人不能撼动。内有严密联结，外无冲突的忧患，再加上侦察瞭望严明，赏罚一定兑现，即使三千士卒，也可以抵挡敌人的万骑。兵书说，善于作战的人，使自己处在不可失败的地位，引导敌人而不被敌人引导，这种境界大概接近于善战了。有人说：河套确实收复了，整个陕西可以免除敌患；敌人既然没有巢穴可以侵掠，难道宣大一带的忧患不会独自增多吗？这是不了解中原一体的形势，而把天下看成秦越两地的说法。敌人之所以肆意侵袭而无所顾忌，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原没有人。如果我方果真奋发武勇，把他们驱逐到黄河以外，在受挫败之后他们自然会远逃，他们难道敢凭借一河之隔又重新猖狂吗？虎豹在山中，荠菜野草就无人采摘，形势本来就是这样。何况宣大各边自有防御士兵，并不是要抽调他们去防守这里。以上种种，都是当今积弱的病症，逐渐形成严重的肿患。贾谊所说的，一条小腿肿大得几乎像腰，一根手指肿大得几乎像大腿，正是这一类情况。臣担心这些积弱的弊病不能治愈，耽误国家大计，所以不敢沉默。如果这样，汉代有一位谋臣叫晁错，曾建议削减诸侯的封地。苏洵说：晁错为自身谋划便是愚蠢，为天下谋划便是聪明。人君又怎么可以舍弃为天下谋划，而采用只为自身谋划的办法呢？如今说敌人强大不亚于战国七国，而天下如此广大，却还采用当时的议论，因循维持，只把苟且免除自身祸患当作幸运，很少有人不认为臣是愚蠢的。

译只希望依靠圣明，及早辨明此事，独自果断决策，审察形势，运用时机，以振起天下沉积已久的痼疾罢了。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兵部议定后再来奏报。《议论曾铣收复河套的奏疏》【嘉靖二十六年】杨守谦 臣曾经揣度形势，比较敌我，认为收复河套一事有六项可行之处，请陈述事实。河套延伸二千多里，延绥、宁夏边墙已经有一千五百多里；如果依凭黄河作为险固，比起修筑边墙只多五百里，比守墙容易十倍。三季从事农耕，不必烦劳戍守，只须等到结冰，然后防守黄河；凿冰作为壕沟，垒冰作为墙垣，比起守墙又容易三倍。这是兰州、靖虏、宁夏、河曲、保德现有的惯常规制，这是第一项可行。敌人空旷居住、露野生活，离开一座帐篷就是敌国；我方则夜间点烽火、白天举燧烟来防守，以城郭、沟池作为坚固屏障。敌人的马匹遇到地冻草枯，肥壮程度比春季减少；冰雪融化以后更加疲弱。我方则让战马安置在闲置马厩中，用草料豆类饲养，这是天时地利，敌短我长。如果选拔骁勇奔驰的骑兵，简选锋锐的士卒，在冬春之间，趁敌人靠近边塞，迅速前往、快速返回，袭击他们的营帐，掠取他们的牲畜，敌人一定远迁；只要数百里以内不敢再放牧，河套的一半就已经不再属于敌人。这是近来名将王效、梁震屡次取得成效的办法，这是第二项可行。宁夏一镇地势据上游，有利于水军；如果采伐雪山的木材，顺兰州、靖虏的水流放下木筏，大量制造战船，熟习水战，绕到敌人后方，出其不意，击破他们的营帐；有时乘一只小船逃走，重金招募敢死之士，在风雨昏暗的夜晚用炮轰击敌垒，使敌人更加惊恐扰乱，这是第三项可行。宁夏土地肥沃富饶，擅长修建渠道堤堰，谷物可以储存以满足军饷需求；用方船顺流而下，沿河防守，顺流运输，不必烦劳车牛，容易百倍，这是第四项可行。整个陕西的屯田土地大多极其肥沃，用屯田的方法治理，不必增加额外费用，士卒和战马可以增加；定边一带土地多有空旷之处，用营田的方法推广，比起贫瘠盐碱地，收益应当加倍。平日把营田所得粮食储存在宁夏，以补助军饷；河套收复后，就迁移营田的人去耕种开垦肥沃土地，以充实边堡，这是第五项可行。济农等部族盘踞在河套之内，势力虽然盛强，但敌人的习性是以劫掠为利，东奔西扰，北夺南侵，形势上不能固定守在一处。像辛丑、壬寅以及甲辰年，河套内部几乎空虚。等他们已经出外，即使留下营帐，也不过一二万人；我方以十万军队水陆并进，敌人必定逃迁。只要我军到达河岸，分布水军和陆军，截断并占据渡口；敌人即使纠集部落想要报复，但骑马射箭的本领难以在洪涛和浑脱上施展，浮具也难以抵挡战船。等到河水结冰，各座堡垒已经像从前一样修完并据守；再焚烧草木，使千里成为赤地，敌人远望之后一定绝望，这是第六项可行。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敌人占据河套，成为国家祸患，朕为此夙夜忧劳已经多年了。只是想到没有能够任事的大臣，如今曾铣前后所上方略，你们既然已经详细看过，就立即传示，命你们会同多位官员协同尽忠，确定计策后奏报。《陈述边务的奏疏》【嘉靖三十年】胡松 臣私下认为，去年秋天俺答掠夺兴州、岚州一带，随即传箭征兵，约定日期深入。守边大臣都熟知此事，但巡抚史道、总兵官王陛等平日没有防备，直到敌人逼近边境，才把请求开马市的事上报，又暗中送去贿赂，要求敌人不要侵扰自己的辖地，希望把祸患嫁给其他边境。如今山西的祸患，实际是大同造成的，应当立即施以重典，以警戒各镇。大同自从兵变以来，壮士多逃往漠北，被敌人任用；如今应当招抚他们使其归来。有人携带牲畜、财产、器械回来，听凭他们保有原物；再给予牛只、种子等费用，优厚地免除若干年赋役。这样我方即使花费十万金，也可以得到二万壮士；抚慰并使用他们，都是强劲的军队，怎么能丢弃他们而资助强敌呢？大同是敌人冲击最频繁的地方，担任镇守、巡抚的人，比其他边境更加难选。如今应当不拘泥于资格，精心选择人选，丰厚地供给俸禄，使他能够收召猛士、豢养健壮士卒；又把任期分开规定，不满十年不得更换。这样他们知道不能突然升迁，就一定不会只为眼前苟且打算，边境自然稳固。又必须稍微放宽文法，只要不是严重违反法典，言官不得轻易弹劾，以免破坏他的功业。至于使用间谍的方法，是兵家所看重的。如今在山西捕获的敌方间谍已经有几十人，其他各镇也大致如此，所以我方的虚实，敌人没有不知道的。如今应当优厚供养敢死之士，暗中放遣他们；如果得到机会，就斩杀敌人的名王、部长以及掌权的贵人；即使不能做到，也可以侦察敌人的强弱虚实，暗中做好防备。又因为敌人贪婪而喜欢利益，我方如果确实不吝惜金帛，向东贿赂黄毛三卫，以牵制敌人的左翼；向西收纳额布勒的遗部，给予他们好地方，以牵制敌人的右翼；使敌人首尾牵制、彼此顾忌，我方就可以乘机承接其疲敝，坐收全胜。奏疏送入后，皇帝赞许他的忠诚恳切，晋升为左参政。《请求停止马市的奏疏》【嘉靖三十年】杨继盛 臣谨奏：请求皇上圣断，停止开设马市，以保全国威，杜绝边患。臣以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考核期满来到京城，升任现职。承蒙皇上养育、简拔任用的恩德，即使粉身碎骨，又怎么能够报答万一？何况臣身居兵曹，专掌马政，看见开马市的错误，怎么敢苟且逃避祸患，随同众人隐瞒不说？臣私下认为，去年河套部众不遵天道，大肆猖獗，侵犯我方城阙，杀害百姓，掳掠妻女，焚烧房屋，惊扰皇陵，对中国的侮辱极其严重。臣在南京听到这个消息，头发直竖，肝肠寸断，恨不得身上生出两只翅膀，飞到京城，剿灭叛逆，报国家之仇。如今恭逢皇上赫然震怒，选拔将领、训练士兵，限定日期兴师，宣布敌罪并进行讨伐，以报百万百姓之仇，以洗雪城下受辱、陵寝被犯之耻。不仅天下臣民共同庆幸，我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也一定十分庆幸。等臣来到京城，看见俺答请求开马市的文书，实在放肆无状。臣原以为这一定触犯圣怒，征讨的意志已经决定，讨罪之师绝不可以停止。等到廷臣会同议论、题奏，奉钦依准许暂时开行，臣不觉仰天大呼，长声叹息说：国事竟到了这个地步吗！

译国事竟到了这个地步吗！汉武帝、唐太宗，不过是两位霸主罢了，尚且能够威震北方敌人，气势压倒突厥。凭皇上的英明勇武、国家的全盛，以及隐伏在民间和低微职位中的英雄豪杰、勇夫壮士，又多得数不清；对这群愚蠢的河套部众，反而不能生擒酋长、剿灭其后代，却要办理这种不得已而下达的开马市批示吗？臣请把开马市有十项不可行之处，向皇上陈述。开马市，是和议的别名。敌人一向宾服尚且不能提及和议，何况去年侵犯边境，杀掠如此惨重，已经是神人共同愤恨、誓不共戴一天的深仇。如今不但不能宣布敌罪、报仇雪恨，反而同他们进行这种和议之事，怎么向上解除列祖列宗的愤怒，向下舒缓百姓的怨恨？这是忘记天下大仇，第一不可。信用，是人君最重要的宝物；即使普通男女尚且不能稍微失去信义，何况尊贵的天子呢？皇上北伐的命令屡次下达，臣民共同知道，四方共同明白。如今各处兵马已经集结，粮草器械已经齐备，天下人日夜伸长脖子仰望王师兴起，真像大旱之年盼望云雨。如今却突然提出开马市的议论，那么平日选将练兵是为了什么？准备粮草、精良器械又是为了什么？这不是要使百姓仰望王师的心落空吗？这是失去天下的信义，第二不可。人君居中控制外部，统率驾驭四夷，凭借的是国家威严的重大，以使他们屈服。如今以堂堂天朝的尊贵地位，却降低身份同俺答做这种交易，岂不是把天地混淆、礼器混同，将不被天下和后世耻笑吗？这是损害国家的威严和尊重，第三不可。天下豪杰听到俺答部众大肆杀戮百姓的惨状、奸掳妇女的侮辱，都怀着愤恨不平之气，想同叛贼决一死战；即使深山穷谷中的隐士，也愿意出来报天下之仇。如今马市一开，大家就会相互说：朝廷忘记了百姓的仇恨，厌弃使用兵甲了，还要我们做什么？那时隐居林下的人将不肯出仕，在册籍中的人也会谋求离去。将来想再次召集他们，谁还肯奋起呢？这是摧毁豪杰效力的志向，第四不可。自从去年大变之后，天下颇为讲求武事，即使儿童和儒生，也知道练习兵法。这股势头一旦发动，兵力和将领就会日益强盛。如今马市一开，大家就会相互说：中国和外夷已经和好，天下已经没有事情了，还要使用武力做什么？担负边镇责任的人会一天天放松封疆守备，没有军事任务的人则更加助长苟且偷安的怠惰风气。废弛长久以后，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靠什么整顿？这是使天下修习武备的心志懈怠，第五不可。宣大百姓怀有携贰之心已经很久了；从前即使有对外交往的事情，仍然畏惧王法严厉而不敢放纵自己。如今马市一开，他们的交往就成为王法不禁止的事情，将来勾结引诱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这是打开边地私下通敌的门路，第六不可。天下百姓苦于水旱灾害和徭役征发，人人都有思乱之心，只是害怕国家军威而不敢变乱。如今马市一开，他们都会认为天下兵力衰弱，连这群愚蠢的小丑都不能降服；如果群起为盗，又怎么能够制止？那么将来腹心地区的变乱哪里说得尽呢？这是造成百姓不安定的开端，第七不可。去年俺答部众深入边境，虽然没有真正看见两军交战，但他们仍然以为我军仓促而没有准备，对我军的疑疑惧惧之心尚且存在。如今皇上宣布敌罪、进行讨伐，调集兵马已经半年，到现在却只因开设马市而停止，那么敌人就可以借此窥探我方的虚实了。眼中又哪里还有我呢？这会助长北方敌人轻视中国的念头，是第八个不可行之处。俺答性情诡诈多变，没有常态，谋划深、计策巧，反而在我们之上；我想用开马市来羁縻他，却完全不知道实际上是他借此愚弄我们。有时派重臣带着金帛到边境，等候一同交易；他违约不来交易，也未可知。有时借交易之机便猖獗行事，撞关而入，也未可知。有时今天交易，明天便入寇，也未可知。有时派人进入境内，却声称是别的部落入侵，也未可知。有时拿疲弱的马来索取过高价钱，有时因买马而过分要求重赏，有时买马之后另提出额外而难以承受的要求，也都未可知。这就不是我们能够羁縻他，反而是他能够愚弄我们了。这是落入贼人狡诈的计谋，是第九个不可行之处。敌地所产的马有尽头，中国能够产生的财物也有限。大同马市一开，宣府、延绥等处必定不能停止。按马匹和银两的数量计算，每年买马约数十万匹，四五年间就需要数百万匹。每年约需用银数百万两，四五年间就必须耗费数千万两。一旦敌地的马用尽，中国的财力也告竭，将怎样谋求永久之计，又将把永久之计放在哪里呢？这就是中国的财力与敌地的马匹两方面都难以相继维持，是第十个不可行之处。那些倡议开马市、用来欺骗皇上的人，他们的谬论不过有五种。有人说：对外开马市，只是暂且作为羁縻的手段；对内整顿武备，才是真正用来作战守御的计划。却不知道开马市，正是用来羁縻我们，而不是用来羁縻敌人。夷人贪求无厌，请求开马市以后，或许还会另有所请，我们答应；再次有所请，又答应。他们请求不止，渐渐达到极其难以承受的程度；一旦有一件不合心意，他们就会违约入犯，于是他们入侵便有了借口，而我们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倒成了失信。谁说俺答贪得无厌的欲望，可以用买马的小利来羁縻呢？如果说是想借此整顿武备，以谋求战守，那么即使不用这种羁縻手段也可以做到。这是这种说法的第一处谬误。有人说：如今正急缺马匹使用，正想买马；一开马市，我们的马逐渐增多，他们的马逐渐减少，岂不是两全其美？然而买马并不是用来耕田驾车，不过是为征讨作准备罢了。如果交易果真能够换来相安无事，那么买马又将用来做什么呢？这岂不是更加增加了寄养马匹的烦扰吗？何况他们靠马匹为生，又怎么肯把自己骑乘的良马卖给我们呢？

译他们拿来的不过是瘦弱不堪的牲畜，不能适应水土和草料，不久就会全部病死罢了。这是这种说法的第二处谬误。有人说：起初答应开马市，暂且可以系住俺答的心；将来答应他进贡，就可以作为永久之计。所谓进贡，难道是古代所说的各方宾客都来归顺君王吗？不过是我们用厚重利益贿赂他，苟且免除眼前的入寇罢了。他贪图我们的厚利，暂且答应目前不入侵罢了。何况买马，我们还可以用马匹稍稍抵偿所费；答应进贡，则是他空手来取厚利。这样买马只能获得小利而没有名义，开贡则虽有名义却费用巨大。买马固然不可以答应，进贡难道就可以吗？这是这种说法的第三处谬误。有人说：俺答最不失信，看他声称某时抢掠某处，从来不误期，便可验证。他既然答应开市后不再来犯，就完全可以保证他不会再次入侵。却不知道他的部众日益增多，加上掳掠人口日益增加，他们日常所需的衣食器用全都仰赖从中国取得。马市的利益哪里足以完全供应他们的花费？他们又不全都是义士，谁肯守着小小的信用，甘愿忍受冻饿直到死亡呢？纵然能够稍稍羁縻，也不过暂时保证一两年无事罢了；却不知道二三年以后将如何处置呢？这是这种说法的第四处谬误。又有人说：好战是不祥的事，不可轻易动用武力。与其劳师动众，到千里之外征讨，胜负又难以预料，哪里比得上暂且开马市，停止战争、使百姓休息，并赶紧整顿内政更好呢？唉！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是削弱国家的兵威，养肥日益强盛的敌人，败坏天下大事，必定是从这番话开始的。如果说好战是不祥，那么舜征讨三苗、周文王遏制莒国、商汤讨伐葛伯、商高宗征伐鬼方，难道全都是不祥之举吗？春天生长、秋天肃杀交替运行，正是上天生养万物的规律；恩赏与兵刑并用，正是王者统治天下的权柄。譬如人的身体，四肢都长满痈疽毒疮，毒气正在向体内攻入，却还只顾专吃肥甘美味而害怕使用药物和砭石，难道不会损伤元气吗？这是这种说法的第五处谬误。这十个不可行之处和五种谬论既然明白易知，那么开马市对中国不利便很明显，而对敌人却非常有利。大概几十年来，敌人把中国百姓当作佃户，秋收以后便进来收取租税；虽然已经得计，却还要承受往来奔走的劳苦，以及日夜杀人的辛劳。去年入犯时，已经窥探到没有人敢与敌人较量虚实。因此如今请求开马市，便可以坐享中国的厚利。何况贼人所掳掠的，多是从中国掳去的人；春天草枯时便把他们拿来交易，秋后马匹肥壮时又入境再次掳掠，到了来年春天又再次交易，用循环往来的马匹获得青蚨般的钱利。这就是说，从前还是他们出门收租的人，今天却变成我们登门纳租的佃户。臣说到这里，愤恨哪里能说尽！这件事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中国，满朝臣工都知道不可行；然而有人竟敢议定并推行，却没有一个人敢于非难并阻止，这是为什么呢？那些议定并推行此事的人，心里认为征讨之事已经难以收拾；敌人再次入境，皇上刚明，必然追究。谋划国家大事却不忠，专主征讨却不勇，误事的祸患，怎么能够逃脱？何况前些日子与敌交通已经收到成效，不如委曲求全姑且开马市，还可以苟延二三年；日后的时势谁知道会怎样，且暂时免除眼前的祸患，暂时保住眼前的宠遇。敌人即使背约，再想办法推脱，也还不晚。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皇上之所以专门宠信任用他们、礼遇优厚、授予重爵、赏赐丰厚，正是希望他们主持国家大政、征讨敌人，难道只是想让他们开马市而已吗？他们之所以不敢反对并阻止，心里是认为事权既然不在自己手中，时势又已经到了模糊混乱的地步，有人想把重担推给别人却没有办法；我为什么要冒祸担当呢？假使有所进言，而马市因此停止开放，边防又松弛，敌人再次深入，那么一定会把罪责归到主张停止开马市的人身上，再加上误国误事的罪名。与其如此，哪里比得上大家隐默不言、因循苟且，把这当作上策呢？然而敌人是否入侵，并不取决于马市开不开。此前从来没有人议论开马市并加以阻止，去年为什么还会深入？如今停止开马市，敌人即使入境，也和去年一样罢了。阻止开马市的人，难道反而会误了天下大事吗？臣以孤寒进士的身份进入仕途，父母早亡，妻子儿女没有依靠，并不是不知道隐默可以自保、谈论政事可以招祸。臣私下想到，皇上当初震怒而奋发用武时，气势是如此壮盛；命令将领征讨时，志意是如此勇决；由此可知今日开马市，乃是议论者的奸计，绝不是皇上的本心。以皇上的英明武略，却有臣下庸弱而逃避事务，不能符合皇上的心意；想要拿着武器行动，手脚却麻痹无力，实在令人深为痛恨。此事关系国家盛衰的关键，臣难道敢预先忧虑日后的祸患而忍心沉默吗？伏乞皇上俯察臣愚昧而直言获罪的奏疏，回想当初想要讨伐敌人的志向，念及敌人的欲望难以满足，不是马市的小利所能系住其心的。祖宗的社稷应当长久无疆，并不是靠二三年的苟且安定、相安无事就可以永远保全的。臣乞请皇上收回成命，停止开马市，锐意整顿军务，决心征讨，务必要把俺答擒到宫阙之前，把戎马驱逐到海外，使他们畏惧我们，也像我们防备他们一样；这样上对祖宗是万幸，下对臣民也是万幸。谨将奏疏呈上。皇帝批答：这件事，边臣上奏已经很久了，又命有关官员集合议论；杨继盛既然有所见解，为什么不早说？如今派出的官员已经出发，他却肆意亵渎上奏，极力阻挠边防军机，动摇迷惑人心。并且原奏中脱漏了一个字，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拷打审问后再来报告。因灾变请求罢黜奸臣的奏疏【嘉靖三十二年】赵锦

译臣想到，《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没有一次没有相应的灾异，所以圣人记下来以显示天灾。臣谨以天意来验证人事。近来，夏言凭借贪婪暴虐的资质，混迹于禁宫；大学士严嵩又凭借奸邪谄佞的雄才，接着登上台鼎之位。他依仗恩宠来扩张威权，借刑罚和赏赐来实行自己的爱憎。百官畏惧屏息，各部门都望风而动。如今夏言虽然没有逃脱上天的诛罚，而严嵩却仍得以散布他的罪恶，这是因为夏言刚暴而浅陋，他的恶行容易被看见；严嵩柔媚谄佞而奸诈深沉，他的恶行难以察知。臣请举出一二端，请陛下自行察看。严嵩窥察圣意、逢迎取巧的本领，似乎是忠勤；谄媚偏侧的姿态，似乎是恭顺。他引荐培植私人，安排在要害职位，用来侦探群臣的动静，于是抢先发难以制服别人，所以很少败露。他善于用厚重的贿赂结交皇上身边的亲信之人，凡是陛下的起居和意向，没有不预先得到消息的，所以常常能得到夸奖。陛下见他偶尔稍有争谏，以为他并非一味顺从，却不知道严嵩只在不经意的小事上稍作坚持，以此消除陛下的疑心。陛下见他表面上似乎不与人交结，以为他不是招揽权力的人，却不知道凡是严嵩心中想要的事情，他就胁迫各部门上题请求，没人敢不服从。有时等候圣意发出，便顺势推行，以成就他的私心；有时因事情的时机已经显露，便顺势抓住机会，以肆意施行他的毒害。假使陛下思考这些事，事情的根源本来都发自朝廷；假使天下人指责，事情表面上却又不是由内阁发出。幸而陛下洞察并听闻，便由各部门代替严嵩受罚；不幸而事情流传到后世，便由陛下代替严嵩承担罪责。严嵩依仗宠信作威作福，招揽权力、接受贿赂。他与夏言相比，心机之深、手段之巧，夏言远不能望其项背。严嵩略有文学才华，性情也机警敏捷；陛下长期宠信任用而不疑，多次压制他人的议论而不采信，一定认为严嵩有可用的才能，关系到国家安危罢了。然而自严嵩辅政以来，只报偿恩怨，只爱好货贿；政权全都归于他一人掌握，府部各司也都不能履行本职。因此，铨司的黜陟不当，文臣中多是奔走钻营、贪婪冒进之徒；本兵部门用人和罢免失宜，武臣没有克敌死战的志向；边臣的功罪不明，战士离心离德；将士剥削克扣日益增多，士卒日益耗弱；封爵袭爵不行贿便不能办，国家大典日益败坏；赠官和谥号不行贿便得不到，国家的政是日益混乱。群臣害怕暗中陷害的祸患，忠言不敢上达；四方习染贪污的风气，民间百姓日益忧愁困急。十几年来，假使陛下想要达到太平，群臣却不足以在左右承受并贯彻您的德意；想要平定外敌，将士又不足以在边疆抵御侮辱。财用已经耗尽，而外患却看不出稍有安宁；百姓困苦已经到了极点，而内患每天都令人忧惧。它将要发生了。古代即使是中等才干的君主，只要辅佐得人，也都足以实现治理。如今陛下忧劳国事，勤于处理万机，已经三十二年了，而天下的形势却危急到如此地步，若不是严嵩的奸邪，怎么会造成这样？臣希望陛下念及权柄不可让人转移，思考纲纪不可使之紊乱，早日赐严嵩罢黜，以回应上天的灾变，则天下幸甚。奏疏送入后，皇帝震怒，将赵锦交锦衣卫诏狱拷问，贬斥为民。请求诛杀贼臣的奏疏【嘉靖三十二年】杨继盛 臣谨奏：为了感激天恩，舍身图报，乞请圣上裁断，早日诛杀奸险巧佞、专擅权力的贼臣，以清明朝政，以断绝边患。臣此前任兵部车驾司员外郎时，进谏阻止马市，因为进言不及时，原奏中又脱漏了一个字，罪当下狱，被逆贼仇鸾威逼指使审问官把臣的手指夹折，又夹伤胫骨，必欲置臣于死地。幸蒙皇上圣恩，只予薄罚并降职谪调，不到两年又恢复并升任现职。臣以孤直获罪之臣，没死在仇鸾手中，已经是万幸；又如此迅速地调升，那么从今以后所增加的年岁，都是皇上使臣再生的生命；从今以后所任的官职，都是皇上钦赐的职位。臣想到这莫大的恩典，凡是有益于国家、可以仰报万一的事情，即使死也无所顾惜；臣日夜敬畏，思考舍身图报的方法，又没有比请求诛杀贼臣更为紧迫的了。何况臣身居兵曹，职责就是讨伐贼人；但贼人不只指戎敌，凡是有害于社稷人民的，都称为贼。臣看大学士严嵩盗取权力、窃据柄政，误国殃民，难道不是天下第一大贼吗？如今在外的祸患，只有俺答最紧急；在内的贼臣，只有严嵩最为严重。俺答是边境上的盗贼，不过是疮疥一样的小病；严嵩这个贼臣却是门庭之内的寇患、心腹之中的祸害。既有内贼和外贼，进攻就应当有先后；从来没有不先除掉内贼而能够消灭外贼的。因此臣请求诛杀贼臣严嵩，应当在剿灭俺答之前。况且严嵩的罪恶已经满盈，神人共同愤恨；徐学诗、沈炼、王宗茂等人曾经弹劾过他，但他们只说严嵩贪污这一类小罪，从未揭发严嵩僭越窃权的大罪。严嵩奸邪谄佞，又善于巧妙掩饰，因此足以反过来诬陷言官。皇上仁慈宽恕，又希望严嵩感念宽容留任的恩典，谋求改邪归正，所以严嵩才能窃据职位直到今天。严嵩在这个时候日夜感恩改过也就罢了，哪里料到他反而害怕弹劾者越来越多，更加秘密地经营弥缝罪行的计策？他借皇上留任他的机会，愈加肆无忌惮地作恶，众多罪恶无不具备，四端善性已经断绝；即使违背经义、背弃道理，招来天下和后世唾骂，也在所不顾。幸赖皇上敬天的诚心感通上天，上天担心奸臣危害皇上的治理，屡次显示灾变来警告。去年春雷长久不响，占辞说这是大臣专政；然而大臣没有比严嵩更大的，专政也没有超过严嵩的。

译去年冬天，太阳下方出现红色，占辞说这是下面有叛臣。所谓叛，并不是说谋反；凡是内心不在君主一边、背离君主的人，都称为叛。那么背叛君主的臣子，又有谁超过严嵩呢？至于各处地震，以及日月相交食的灾变，这些灾异都应当应验在贼臣严嵩身上；然而他每天侍奉在皇上身边，皇上却没有察觉，上天仁爱警告的心意，也恐怕将要因懈怠而落空了。没想到皇上聪明刚断，竟甘愿受严嵩欺骗；既不相信人们的议论，即使上天显示警告，也不醒悟，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臣斗胆把严嵩专政、叛君的十大罪状陈述给皇上：我太祖高皇帝亲眼见到宰相专权的祸害，于是诏告天下，罢去中书省丞相，设立五府、九卿分别处理各项政务；殿阁大臣只负责备顾问，掌管制诰起草，不得参与裁决国家大事。因此《祖训》记载说：“以后子孙做皇帝时，臣下有人建议设立丞相的，本人凌迟处死，全家处死。”这是为圣明子孙考虑得极其深远。等到严嵩成为辅臣，俨然把自己当作丞相，挟持皇上的权力，侵犯各部门的事务。凡府部每件事的题覆，起初只是先呈上稿件，然后才敢实行；到了如今，则必须先当面禀报，然后才敢起草。严嵩的直房，百官奔走如同市集；府部堂司中，严嵩派去的人络绎不绝。事情无论大小，都由严嵩作主；稍有违背，显而易见的祸患立刻就会到来。等到出了差错，又向别人推卸罪责；即使是从前丞相的专横放肆，也没有像这样严重的。严嵩虽然没有丞相的名义，却拥有丞相的权力；拥有丞相的权力，却不承担丞相的责任。因此各官升迁时，还没有来得及向皇上谢恩，先要拜谢严嵩，因为他们只知道事权出自严嵩，只知道畏惧严嵩、向他奉承罢了。这是败坏祖宗成法的第一大罪。权力是君主用来统御天下的工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也不可有丝毫僭越。皇上命严嵩票拟奏本，本来是任用大臣谋划政务的盛大用心；哪里想到严嵩一有票拟奏本的职任，便窃取了威福之权？比如皇上任用一个人，严嵩就派人先报信说：“这是我票拟奏本推荐他，皇上才任用的。”皇上罢黜一个人，严嵩又向众人宣扬说：“此人不亲近依附我，所以我票拟奏本将他罢免。”皇上宽宥一个人，严嵩就派人先报信说：“这是我票拟奏本救了他。”皇上处罚一个人，严嵩又向众人宣扬说：“此人得罪了我，所以我票拟奏本上报请处罚他。” 凡是稍有得罪严嵩的人，即使小心躲避，严嵩也会寻找别的奏本把他牵连出来，暗中图谋报复陷害。因此，群臣感激严嵩的恩惠胜过感激皇上的恩典，畏惧严嵩的威势胜过畏惧皇上的刑罚。任用和罢免、赏赐和惩罚的权力既然归于严嵩，大小臣工又全都依附严嵩，严嵩的胆量和野心难道不会很快变得更加膨胀、更加放肆吗？臣没有想到皇上明断，竟会这样把权力交给贼臣。这是窃取皇上重大权力的第二大罪。好的事情归于君主，过错归于自己，这是臣子侍奉君主的忠诚。

译《尚书》说：“你有好的谋略和好的主张，就入朝在内向你的君主报告；君主采纳后，你便在外面顺着实行，并说：‘这些谋略和主张，都是我君主的德行。’” 臣下应当把自己的善政归于君主，使天下都称颂君主的德行，不敢彰显自己的才能来与君主争功。严嵩对于皇上施政中的好事，却每件都让他的儿子严世蕃传话给别人说：“皇上原本没有这个意思，这件事是我提议并促成的。”他只是怕天下人不知道事权出自自己。如今他又把皇上的圣谕以及严嵩进呈的揭帖刻印成书，共十册，名叫《嘉靖疏议》，使天下后世都认为皇上以前施行的善政，全是由他筹划主张的，仿佛皇上什么也不会。大臣有善事便称颂君主，严嵩果真这样忠诚吗？这是掩盖皇上治理功绩的第三大罪。皇上命严嵩票拟奏本，本来是君主安逸、臣下劳苦的意思；严嵩却让儿子严世蕃代替票拟，任意实行父亲安逸、儿子劳苦的做法。严世蕃又约集赵文华等干儿子一同票拟，结成奸党，使政务更加混乱、弊害日益滋长。一份票拟奏本反复经数人改动，机密难道不会泄露吗？所以票拟意见还没有上呈，满朝已经纷纷预先知道了。等圣旨下达，便和此前所讲的完全符合。臣第一次见严嵩时，正好原任职方司郎中江冕向严嵩禀报事情，说：“昨天御史蔡朴弹劾守备许实等人失职误事，本部的覆奏已经写好揭帖送给东楼，听说东楼已经票拟送入，不知道结果如何？” 东楼，是严世蕃的别号。严嵩说：“小儿已经票拟为罚俸，并分为两等，十分明白，皇上一定会依照拟议。”臣当时很怀疑，后来批答果然像严嵩所说；这只是臣亲眼见到的一件事，其余事情便可以推知了。此前经历沈炼弹劾严嵩，皇上将奏本交给大学士李本票拟。李本又软弱庸鄙，奔走在严嵩门下，是严嵩的心腹，感激严嵩的恩德，又畏惧严嵩的威势，仓皇失措，不知怎么办，便派人询问严世蕃应如何票拟。严世蕃于是和赵文华一起把票拟拟定妥当，赵文华将它藏在袖中递给李本，李本抄写票拟后封进宫中，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事。连弹劾严嵩的奏本，严世蕃都能得到票拟权，其余事情就更可想而知了。严嵩既以臣子的身份窃取君主的权力，又让儿子与自己一同窃取权力，百官谁敢不服？天下谁敢不怕？所以如今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的歌谣。又说：“此时父子两个阁老，他日一家尽成狱囚。”这是因为人们深恨严嵩父子一同专擅权柄。这是放纵奸邪儿子僭越窃权的第四大罪。边事的废弛败坏，都源于功罪赏罚不明。严嵩身为辅臣，本应明辨功罪来激励人心。他却谋划垄断权势，先从自己贪冒军功做起，又要让孙子在两广冒领军功，所以先安排自己的表侄欧阳必进担任两广总督，亲家平江伯陈圭担任两广总兵，乡亲御史黄如桂担任广东巡按。奸邪相交、结党营私，含混拼凑，先让长孙严效忠冒领两广奏报的功劳，升任所镇抚；又冒领琼州一人独自斩获七个首级的军功，造册送交兵部。严效忠称病，于是让次孙严鹄承袭替代。严鹄又把先前严效忠的七个首级军功一并报上，加升为锦衣卫千户；如今任职办事，有武选司某字号堂稿可以查验。严效忠和严鹄都是严世蕃的儿子，跟随任所受人豢养，从没听说有一天离家到军门去；乳臭未干的孙童，又怎么能够一人斩获七个首级而假报军功、冒滥取得锦衣卫官爵？因此欧阳必进得以升任工部尚书，陈圭称病回京后得以掌管后府印信，黄如桂得以骤升太仆寺少卿。严嵩既窃取皇上授爵行赏的权力，用来授予自己的子孙，又因子孙的缘故升迁自己的私党。这个先例一开，仿效便成为风气；蒋应奎等人让儿子冒领军功、被打死发遣，也都是严嵩倡导造成的。同样都是冒领军功，蒋应奎等人贪冒军功，科道官就弹劾他们；严嵩贪冒军功，人人都知道，科道官却不敢弹劾。由此可知严嵩积累的威势足以钳制天下人的嘴。這是冒领朝廷军功的第五大罪。逆贼仇鸾任甘肃总兵，因事被革职。嘉靖二十九年，张达等人阵亡，正是俺答暗中窥伺的时机。假使严嵩稍有一点为国家着想的心，选用一名贤将，俺答听说后，哪里敢轻易侵犯京师？严世蕃却接受仇鸾三千两银子，威逼兵部推荐他为大将。等到仇鸾冒领哈丹尔的军功，严世蕃也因此得以升官、荫封子弟。严嵩父子当时还曾自我夸耀，认为自己有推荐仇鸾的功劳。等到仇鸾的权势日益壮大，超过严嵩，反过来欺侮严嵩；所以严嵩曾自叹说，这是引虎留下祸患。后来又知道皇上已经对仇鸾产生疑心，恐怕事情败露而受到牵连，才开始与仇鸾不和，彼此诽谤，以抹去当初结党的痕迹。这样蒙蔽皇上的明察，却不知道仇鸾起初之所以敢于放肆，是因为仗恃严嵩在背后；后来严嵩与仇鸾反目的原因，则是知道皇上已经对仇鸾起了疑心。勾结贼人、背叛作乱的是仇鸾，而收受贿赂、引荐任用仇鸾的，则是严嵩和严世蕃。假使没有严嵩和严世蕃，仇鸾怎么能够被起用？即使有叛逆的阴谋，又怎么能够施行？推荐贤能的人应受上等赏赐，推荐不肖之人应受显著诛戮。严嵩的罪恶，又超过仇鸾。这是引荐背叛作乱者的奸臣之第六大罪。嘉靖二十九年，敌人侵犯京师，深入境内而失去军纪；他们的退路已经断绝，我军正当奋勇出击，正是与敌人血战的大好机会。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询问计策，严嵩本应极力主张出兵决战，以伸张中国的威势、解除皇上的忧患；他却说：“京师和边境不同，在边境战败还可以掩饰，这里战败，皇上一定会知道。不如按兵不动，任凭贼人抢掠满足，自己就会退回去。”因此丁汝夔传令不战。等到皇上逮捕审问丁汝夔，他向严嵩求救，严嵩又说：“这虽然是逮捕审问，我会写具揭帖设法维持，可以保你无事。”这是因为害怕丁汝夔供出实情，所以用这番话哄骗他，使他安心。丁汝夔也仗恃严嵩平日有扭转乾坤的手段，所以安心而不申辩。等到丁汝夔临刑，才知道是被严嵩误导，于是大声呼喊：“严嵩误了我！”这是众人都知道的事。丁汝夔不出战的原因，天下人都知道是严嵩主张的，只是皇上不知道罢了。

译这是贻误国家军事机宜的第七大罪。黜陟是君主的大权，不是臣下可以专擅并据为私用的。刑部郎中徐学诗因为上疏弹劾严嵩和严世蕃，被革职为民。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时，严嵩恐吓吏部，要把徐学诗的哥哥、中书舍人徐应丰罢黜。幸蒙圣明洞察他的奸谋，将徐应丰留任。徐应丰是皇上在内廷供职的臣子，严嵩尚且敢肆意进行私下报复，那么在内廷遭受他毒手的人，又怎么数得清呢？户科都给事中厉汝进因为上疏弹劾严嵩和严世蕃，被降为典史。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时，严嵩逼迫恐吓吏部，把厉汝进罢黜。厉汝进是言官，即使进言不当，皇上已经降了他的官；他任典史本身并无可指责之处。严嵩却因为私怨罢黜他，那么在外任的臣子中受他诬陷、祸害的，又怎么数得清呢？严嵩是小人，所以善人君子大多与他相反。严嵩不只是罢免他们的官职，还要加罪于他们；不只是惩罚本人，还要牵连子弟，因此善类几乎被清空。如今计算正直的君子，还能有多少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因此，黜陟的权力，本应由皇上掌握，用来激励天下人心；贼臣严嵩却窃取了它，用来陷害天下的善类。这是专擅黜陟这一重大权柄的第八大罪。严嵩既然专权，府部的权力全都受到他的干扰，其中吏部、兵部利益最重的地方，尤其被他专擅。主管官员对文武官员的升迁，不论人的贤能与否，只论银子多少。各级官员任职，也全不把报效皇上放在心上，只把每天向严嵩纳贿当作要事。将官既向严嵩行贿，就不得不剥削军士，所以军士大多失去生计，边方尤其严重。主管官员既向严嵩纳贿，就不得不滥取于百姓，所以百姓大多流离失所，北方百姓尤其严重。一个人专擅权力，天下都受到祸害，道路上充满怨恨，含冤无处伸张，人人都想作乱，都想吃严嵩的肉。皇上虽然屡次施加抚恤保护的恩惠，哪里足以抵偿严嵩残虐造成的祸害？如果不是皇上德泽深厚、祖宗立法完善，天下早就激变了。军民之心既然怨恨并想作乱到这种地步，臣恐怕天下的祸患不在边塞之外，而在国境之内。这是丧失天下人心的第九大罪。风俗的兴盛或衰败，关系着天下的治乱。我朝风俗淳厚，近古以来自从逆瑾刘瑾当权，才开始稍有变化。皇上即位以来，亲自实行古道，所以风俗恢复了古朴。等到严嵩成为辅臣，便用谄媚来欺骗上位者，用贪污来带坏下属。对于勤于行贿、恭谨逢迎的人，即使像盗跖一样贪婪，也加以推荐任用；对于不善奔走钻营、性情疏拙的人，即使清高得像伯夷、叔齐，也加以罢黜。一个人贪婪暴戾，天下便形成这种风气。守法度的人被认为固执迟滞，善于巧妙弥缝的人被认为有才干，勉励廉洁正直的人被认为矫情偏激，善于奔走钻营的人被认为熟悉事务。卑鄙污浊形成一套牢不可破的风气，即使英雄豪杰也被套入其中。从古以来风俗的败坏，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严重的。追究它的根源，是严嵩先喜好利益，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贪婪；严嵩先喜好谄媚，所以天下人都崇尚谄媚。源头不洁，水流怎么会清？风俗不正，却想希望天下得到治理，能办得到吗？这是败坏天下风俗的第十大罪。严嵩有十大罪，明白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凭皇上的聪明，本来不应不知道，为什么竟像不知道一样呢？这是因为皇上对待臣下出于至诚，而贼臣严嵩侍奉皇上的奸诈已经达到极其神妙的程度。用极其神妙的奸诈欺骗至诚之心，皇上陷入他的术数而没有察觉，也就不足为怪了。臣再从严嵩的五种奸诈说起，知道皇上意向的人，没有谁超过身边侍从的臣子。严嵩想借他们来窥伺圣意，所以先用宝物和贿赂结交，使他们与皇宫中的人关系熟悉。皇上的一言一动、一举一居，甚至嬉笑、叹息的声音，游览、观赏、宴饮、享乐的活动，无不报告给严嵩；每次报告，严嵩必定用重赏酬谢。凡是圣上所喜爱、憎恶和采取的举措，严嵩都预先知道，因此能够施展逢迎取巧的本领来讨皇上欢心。皇上看见严嵩所说所做都符合圣意，原来是先有人把消息传给他。这说明皇上左右的人全是贼臣严嵩的间谍，这是第一种奸诈。通政司负责进纳言章的官员，严嵩想堵塞天下的言路，所以让干儿子赵文华担任通政使。凡奏章送到赵文华那里，他一定把副本先送给严嵩和严世蕃看三四天，然后才进呈；奏本中的情节，严嵩都预先知道，事情只要稍微牵涉严嵩，他就先设法弥补遮掩。听说御史王宗茂弹劾严嵩的奏本，赵文华扣留五天才上报，因此严嵩得以辗转掩饰他的罪恶。这说明皇上的纳言官竟成了贼臣严嵩的拦路狗，这是第二种奸诈。严嵩既然把内外遮掩得周密无隙，所害怕的就是厂卫衙门来侦缉查访；于是严嵩让儿子严世蕃笼络、强迫厂卫官员，与他们结成儿女亲家。既然已经成为亲家，即使有忠直之士，谁能没有亲戚之情？对于贼臣严嵩的奸恶，又哪里忍心侦缉查访、揭发出来？否则严嵩籍贯江西，离京四千余里，却偏偏在这里结亲，形势上很不方便，他想做什么呢？不过是假借婚姻关系，来实现掩饰罪行的计策罢了。皇上试着问问严嵩诸孙所娶的是谁家的女儿，便可以看出来了。这说明皇上的爪牙竟成了贼臣严嵩的亲党，这是第三种奸诈。

译厂卫既然已经和严嵩结为亲家，他所害怕的就是科道官进言弹劾。严嵩担心遭到奏劾，所以科道官初次选任时，不是出自他门下的人，不得参加中书、行人的选任；知县、推官不是向他门下行贿的人，不得列入行取之列。考选时，又选择那些熟软圆通、出自他门下的人来补任科道官；如果稍有忠贞耿直、守节重义的气概，就一定把他安置到部属或南京，使他知道自己的罪过而不能进言，即使进言也不能说真话。选任以后，有的入朝任职，便留他们饮酒；有的外出任职，便为他们饯行赠送路费；有时心中有所爱憎，就唆使他们弹劾别人，替严嵩办事。等到五六年没有什么建言，便升为京堂、方面官。既然受过严嵩的恩惠，又依附严嵩并得到实际好处，谁肯说他的过错呢？即使有一两个感念皇上恩德而想进言的人，又害怕同类泄露消息、使自己孤立，所以不敢开口。严嵩门下的人又常常夸大严嵩的声势，暗中阻止他们进谏的勇气。因此科道诸臣宁可忍心辜负皇上，也不敢触犯权臣。这说明皇上的耳目全成了贼臣严嵩的奴仆，这是第四种奸诈。科道官虽然已经被笼络妥当，但部官中还有徐学诗这一类人，也令人畏惧。严嵩又让儿子严世蕃把各部有才干、有声望的官员全都网罗到门下，有的凭借乡里关系援引，有的托付亲戚关系，有的结为兄弟，有的招为门客。凡是部中有事情想要施行，都先报告给严世蕃知道，所以严嵩得以预先安排布置。各官稍有怨恨不满，也先报告给严世蕃知道，所以严嵩得以预先斥退驱逐。彼此联络盘结，根深蒂固，合成一个党派，互相倚仗依附。各部堂司大半都是严嵩的心腹。皇上自己想一想，身边的心腹之人究竟是谁呢？这实在值得流泪。由此可见，皇上的臣工大多成了贼臣严嵩的心腹，这是第五种奸诈。严嵩的十大罪，依靠这五种奸诈来遮掩；认清严嵩的五种奸诈，他的十大罪便立即显现。唉！严嵩掌握重权，群臣顺从他，本来不足为怪；但大学士徐阶肩负天下的重望，承受皇上的知遇，应该深切抵制、竭力排斥严嵩，为天下除去贼臣才是。他却害怕严嵩的巧诈足以任意散布诽谤，恐惧严嵩的毒害足以伤害自身，宁愿整日郁闷，凡事都听命于严嵩，不敢坚持正义稍加抗拒。这样虽然是被严嵩积累的威势所劫持，但对皇上也不能说不是辜负。徐阶是次辅，害怕严嵩的威势，也不足为怪。凭皇上的聪明刚断，即使仇鸾隐藏的罪恶，也无不完全知晓；却对严嵩显而易见的罪恶一直包容，仿佛不能知道，也仿佛不能除去。这不过是想保全大臣的体面，姑且优容他，等待他自行败坏罢了。然而不知道国家有严嵩，就像禾苗中有莠草、城中有老虎；他一天在位，就造成一天的祸害。皇上为什么不忍心割舍一个贼臣，却反而忍心让百万苍生陷于涂炭呢？何况近来猜疑皇上、认为皇上猜忌自己的念头，已经使人产生离异之心；如果再次赐予优容、姑息等待的恩典，恐怕会造成从前丞相专权那样的祸患。天下臣民都知道这是万万不可的。臣先前进谏阻止马市，被贬到边方任职，往返一万五千余里，道路艰苦，妻子儿女流离，宗族轻贱厌恶，家业零落；幸而恢复现职，才刚刚一个月。臣虽然极其愚钝，难道不知道随波逐流可以自保，留待将来再图报效吗？如今却危险地冒险，攻击这个难以除掉的奸臣，难道只是想凭空言说招来祸患，却侥幸取得万分之一的功劳吗？只是皇上既然以使臣再生的恩典赐予臣，臣怎么忍心不舍弃这再生之身来报答皇上？何况臣狂直的性情，生来如此而不能改变；忠义之心积郁于内，实在不能忍受。臣常常痛恨败坏天下大事的，只有仇鸾和严嵩。仇鸾已经被诛死，唯独严嵩还在。严嵩的奸恶又远远超过仇鸾，将来造成的祸患必定更大。假如舍弃这件事不说，我就再也没有可以报答皇上的事情了。臣如果不说，又有谁敢说呢？伏望皇上听取臣的意见，察知严嵩的奸邪。群臣对于严嵩，畏惧他的威势而感念他的恩惠，本来就不必再问了。皇上或许可以询问二王，让他们当面陈说严嵩的罪恶；或者询问各位阁臣，晓谕他们不要畏惧严嵩的威势。如果查明确实如此，重则以擅权的重罪处置他，以端正国法；轻则晓谕他退休还乡，以保全国家体面。这样，内贼既然除去，朝政就可以清明了。那时将会看到，俺答先前已经听说逆臣仇鸾死亡，如今又听说贼臣严嵩被诛，一定会畏惧皇上的圣明裁断，知道中国还有能人。这样不用交战就能夺去他们的士气，他们听到消息就会丧失胆气。何况贼臣既已除去，豪杰必然涌现；功劳和赏赐既然明确，军队的威势自然振作起来。即使他们再次入寇，使用离间之计、设置各种办法，决一死战，即使要割下俺答的脖子、砍下济农的头颅，臣也敢说那将是特别容易的事。外敌有什么值得忧虑而不能消灭的？边患又有什么值得忧虑而不能断绝的？内贼既已除去，外敌既已消灭，使天下达到太平又有什么困难呢？所以臣想舍弃性命谋求报效，而必定把讨伐贼臣作为当务之急。然而，消除外敌是臣等的责任；去除内贼，则是皇上的事情。臣感念皇上厚重的知遇之恩，不忍辜负皇上使臣获得新生的恩德，无法忘记这种无边的感激之情，所以不避万死，亲自携带这份奏本上奏，谨此奏闻。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这个家伙因为被贬官而心怀怨恨，搜集一些浮泛的传言，放肆地亵渎上奏。奏本中引二王作为说辞，究竟是什么用意？着令锦衣卫把他逮送镇抚司，好好拷打，追究审问清楚后再来奏报。《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五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六 《议拨种马应用疏》（嘉靖三十七年）李遂：臣查知，倭寇连年入侵，长江南北横遭残破。臣身处民间，私下怀有隐忧，没想到在获罪废弃之后，错误地蒙受朝廷重新录用。感念知遇、酬报知己，正是臣尽忠效命的日子，岂敢不早晚筹谋以图报答皇恩？除臣负责招募兵勇、分兵据守要害、筹划钱粮、设置战船、修缮城墙、整治武器、严明防禁、谨慎派遣哨探外，一切可以权宜办理并遵奉钦定命令的事务，臣都径自安排，不敢再陈说烦扰圣听。臣伏查江北的平地洼地和旷野，本来就是骑射之地。倭寇凶悍狡猾，善于冲突。我军刚刚集合，布阵不坚固，必须借助马匹的力量，用作前锋。主客双方的形势既然不同，骑兵和步兵的力量又相差一倍，以逸待劳，按道理没有不能取胜的。往年参将王介取得战功，也是凭借骑兵奔驰冲击的力量。近来节次招募的新兵，虽然勇敢善战，却苦于没有马匹，难以抵御敌人。臣查得，前任巡抚都御史蔡克廉早在嘉靖三十六年上奏，兵部复议后，题请奉到钦定命令，准许暂时从种马中借用，已经遵照施行。现在由于钱粮缺乏，购买马匹没有资金，春季已深，来不及筹办。臣愚昧地希望能够从各属的种马中挑选拨出一两千匹，暂时借用，分给各军骑乘，以备奔驰冲击。约定二月上旬领出，到六月底交还官府饲养，不致因饥瘦而损伤，既不妨害繁殖，又有益于战守。按事情和道理衡量，这似乎也是相宜的。伏望皇上顾念这一重要地区，下敕有关部门，准许臣从种马中挑选马匹供军士骑乘，按期交还，这样军威就会更加振作，士气自然加倍。倭寇知道警惧，海防也就有了依靠。奏疏送入后，皇帝同意了。《议设狼山副总兵疏》（嘉靖三十七年）李遂 臣谨慎议论：淮扬地区濒临江海，陆路通往凤阳、泗州，水路通达瓜洲、仪征，而狼山一带上接下连，尤其是居于要害之中的适中之地。增设副总兵控制这一形势险要之处，按事情体制衡量，确实相宜。但是，江南、江北隔离，水面辽阔，土地又分属不同地方，各自谋划；长江不能划界而分责，出了事情容易互相推诿。万一敌人乘风迅速扬帆驶入江心，伺机突然闯入，流毒内地，既违背共同济援的忧患意识，又怎能指望彼此协助的力量？何况此前屡次移文讨论防务，意见和事务彼此不同，终究难以统一。应当查照兵部的议论，依照金山的先例，增设副总兵，专门统辖江北水路，从瓜洲、仪征、周家桥直抵庙湾、云梯关；陆路从通州、泰州、淮安、扬州、天长直抵凤阳、泗州。各参将、守备、把总、备倭等官，以及地方卫所，全都听其节制。狼山、福山二山以及周家桥、圌山、江阴等跨越江南江北的地方，不分彼此，各多设置巡船，分载游兵，出海巡防侦察。遇到警报，两地的兵船合力堵截；如果互相推诿、防御不周，不论江南江北，一律以贻误军机的罪名治罪。这样，权力虽然分开，责任却是一体的，利害相关，心力就不能不协调了。再查江南江北地形彼此对峙，但江南从金山以东，疆界连接乍浦，方便进入浙江；江北从掘港以北，远达云梯关，都属于辖境，比江南更加辽阔。即使增设副总兵，如果不是选得贤能的副将，土地广阔而兵力分散，也难以远距离控制。又查大河口、徐稍营、廖角觜等处临近大洋，屡遭倭患，祖宗朝设置备倭营寨彼此联络，虽然武备已经完全松弛，但规制仍然存在。盐城县城俯临海湾，更是淮安的咽喉要塞；此地不守，淮扬、高宝都可以长驱直入。先年曾议设把总一员，近来又调取邳州、徐州、淮安、泰州的军民兵勇，暂时委派闲居将官往来防御，其用意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查得江南既有副总兵，又设参将二员及把总八九员，各自统领兵船分驻要害。如今江北地势较广，关系尤其重大，按事情体制看，似乎应当照办。但所属郡县既少，财力又已竭尽，兵船费用沉重，供应事务繁多，估计也不是四郡的力量所能办到的。应当把通州参将移驻盐城，其邻近各盐场以及兴化、淮安、云梯关、庙湾、羊寨、东西二海州所，都是迅速应援之地，请把四卫的官军交给这位参将分班操练。盐城以北一带的守备、把总等官，以及水陆兵船，都归其调度；再把盐城把总移驻大河口，补足徐稍等营官军的原有额数，并招募现役民兵和吕四、余东、余中、余西、金沙、西亭各盐场的灶勇，全部听从约束。在大河口，地势接近狼山，兵力不必担心单薄；在盐城，则可以兼顾羊寨和东西海州，便于自行应援。大体说来，千里江海的防务，南面有扬州参将承担，北面有盐城参将承担，又有狼山副总兵居中调度，掎角之势已经形成，首尾相互呼应，官职没有虚设而事务便于责成，这似乎也是得当的谋划。伏望皇上顾念陵寝、漕运这些重要地区，请敕令有关部门再加详细议论；如果认为相宜，就在狼山增设副总兵一员，前来通州驻扎，操练兵马；有警报时移驻狼山，与金山副总兵彼此巡防侦察，出海夹击。前述水陆汛地遇到紧急警报，一体相机调度剿杀。盐城参将、大河口把总，也请分别前往改定的驻地，便宜行事，这样江海防务会更加严密，重要地区的守卫也会更加牢固了。地方百姓幸甚，臣也感到万分庆幸。奏疏送入后，皇帝同意了。

译《论严嵩欺君误国疏》（嘉靖三十七年）董传策 臣谨奏：奸诈贪婪的辅臣主持边塞事务，欺骗君主，贻误国家，极大辜负圣恩，恳请皇上裁断，早日除掉这个凶恶之徒，以谋求安定边疆、攘除外患的实际成效。臣近来看到北方敌人侵犯边境，财用匮乏，多次使皇上为宵衣旰食而忧虑。直到皇上发放内府库藏救济急难，圣意所向，于是命令言官纠察弹劾边臣，多次下明文诏令究问惩治，这也是激发人心的一次机会。然而边臣敢于欺骗君主，都是由于辅臣严嵩为他们主持；而言官所议论的，又没有人把这个元凶祸国之罪彻底陈说出来。臣侧耳听了几天，竟寂静无闻，大概都是害怕严嵩中伤，爱惜自身、贪生怕死，所以宁可辜负陛下，也不敢触犯奸臣。臣知道陛下神明英武，并非看不透他的奸邪，只是因为对辅臣还宽容，希望他自己悔改；可是严嵩安然不知警戒，辜负皇恩日益深重，不思考君主忧虑而臣下受辱的道理，反而更加肆意施行诬上营私的奸谋。他在位一天，天下就受他一天的祸害。如今言官既不敢说，各司官员又不能说，国家养士二百年，一旦竟然颓败到如此不忠的地步，臣私下实在为之痛心。想到有这样圣明的君主，难道忍心辜负他吗？臣斗胆披沥肝胆，逐条列举严嵩的大罪，伏望陛下稍加垂听。边疆的守卫，责任在督抚和各位将领。将官之所以能够镇守安定边境，只是因为凭借钱财使用，取得将士拼死效力。如今户部每年发下的钱粮不下百万，却只顾采取一时苟且的办法，天天忙于应付而无暇他顾；各位将领和边臣还深深结交严嵩，以求掩盖自己的失败，所请领的财赋大半送入严嵩家中，有的用几万两银子希望谋求调入内地，有的装满箱笼送礼以求掩盖防守失职，辗转馈送，几乎没有一天间断，于是使军士嗷嗷待哺，连救命都无从供给；敌人到来时只得关闭城门，任凭他们获利而去。严嵩身为首辅，隐瞒不报，甚至边臣已经触犯法令，严嵩还接受他们的贿赂，曲意替他们掩饰防护。所谓豺狼挡道，哪里还顾得上狐狸？这是他败坏边防的第一条罪状。吏部、兵部所推用的文武人才，往往必定要经过严嵩；严嵩擅自干预部务，公然行贿受贿，负责选官铨叙的官员甚至拿着名册进入严嵩府门，任凭他填发任命。将官谋求被推选到好地方，动辄剥削军士来充作馈献。近来万寀任文选，方祥任职方，都是严嵩的至亲；他挑选亲信，对他们颐指气使，和对奴隶没有不同，甚至有“文管家、武管家”的民谣。这是他买卖官爵的第二条罪状。国家大规模营建工程，耗费的钱财不可估量，有见识的人都以民力将被耗尽为忧，可严嵩仍乘机侵吞克扣，放纵欲望而没有满足。采木侍郎刘伯跃与严嵩同乡，巡视各郡时动用赃罚银；有时二人借口摊派民钱，把钱送到严嵩家中，前后累计达到数万两。其他如筑堡修城的费用，严嵩也都借公事之名谋取私利。献媚讨好的人又甘愿不断输送，有的还乘机把钱抢入自己的私囊，于是冒领、侵吞日益严重，官府请求补给也无从办理。天地所生的财富，只有这么多；不在官府，就在民间。如今天下的财赋既不在公帑，也不在民间，那么它在严嵩家中就可以知道了。陛下不妨派人查抄严嵩的家产，恐怕会发现它比国库还富。这是他侵蚀国家财用的第三条罪状。赵文华罪恶滔天，幸赖陛下英明决断斥退他；但他仍凭借干儿子的宠爱，所得的巨额财物全都寄存在严嵩家中。他在皇城西面建造大宅，颇为压近宫禁，而严嵩把这些财物收入自己囊中，毫无顾忌。严嵩还派数人护送赵文华南归，向北到徐州时，就驾坐官船，恐吓州县，私自役使民夫，并支取供应费用。严嵩如此大胆地保护私人党羽，这是他庇护党羽的第四条罪状。天下各藩、臬及有司官员，按时到严嵩家问安，每次动辄上千人，不得不剥削民间财物；民财日益困乏，严嵩家却日益富有。这些人络绎不绝地被派往江西押送财物，动不动就开具关文，骚扰驿站递送系统。这是他祸害地方的第五条罪状。自从严嵩贪婪无度、毫不顾忌以来，一时嗜利无耻之徒逐渐出自他的门下，深更半夜哀求请托；有的拿五六千两银子请求改任要地，有的拿七八百两银子换取选任美官，士大夫风气大坏，官吏的操守日益败坏。国家遇到缓急却得不到贤能人才，而严嵩仍洋洋得意地坐在政府，自以为计谋得逞。回头看各处要地，都是他的亲信，没有人敢说一句话。即使有人能够自行振作、防守有方，又害怕遭遇不可测的灾祸，不得不随风倒向严嵩。这是他败坏人才的第六条罪状。这六条罪状，罪大恶极，酿成了祸乱的根源；只是由于严嵩奸邪，善于颠倒炫惑名实，排挤他人置于死地，而严世蕃又是市井无赖之徒，进入市场攫取金钱，迎合父亲的恶行，竟安然不以为怪。当时的臣子，不是承受严嵩父子的提拔，就是畏惧严嵩父子的奸邪，谁肯替陛下说出来？臣任职刑曹，本应审问奸邪；平生所读的忠孝之书，也熟知以身报国的道理。臣难道不知道这份奏疏一呈上去，即使陛下知道臣忠诚正直，但违逆奸臣的意旨，一旦遭到谴责，立即就可能被通过关节置于死地吗？何况臣体弱多病，更容易倾覆危亡；又加上父母年老而没有儿子，孤立地处在异乡，难道不应该爱惜自己吗？只是臣感念圣明的君主在上，而奸邪佞臣不忠，众臣却患得患失，动不动就担心祸及自身，实在形成了有君主而无臣子的局面，令人愤懑痛惜。臣因此不顾自身利害，冒昧上奏，为天下百姓恳请圣主迅速赐下乾断，以求取得安定边疆、攘除外患的实际效果，臣这微薄的身躯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倘蒙皇上俯察采纳，请敕令九卿、科道官员秉公会同议论，列举严嵩的罪状，交由皇上裁决。这样或许陛下劳心焦思，不至于白费；将会看到人心受到震动而思图奋发，三军士气加倍，边防逐渐可以修治，官爵逐渐可以得到珍惜，国家财用逐渐可以充实，奸党恶势力逐渐可以消除，地方逐渐可以安宁，贤能人才逐渐可以得到任用。臣不顾自己疏远卑贱，出于忠诚和愤懑而发言，伏望圣明鉴察。臣激切惶恐至极。奏疏送入后，交付诏狱审理，贬谪戍守南宁。《条上定策备边疏》（嘉靖四十年）杨博

译臣私下认为，敌骑入侵多在天气凉爽的时候，防御的机宜贵在审察缓急形势。如今九边之中以蓟镇为第一要地，大概腹心既然安定，四肢自然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因此广泛调集各镇兵力为它戍守，多发度支的钱粮供给它，精选骁勇强健的将领为它防御。这些都是仰赖圣皇深思远虑，考虑得无微不至，臣等哪里容得另行议论？如今据宣大总督李文进所奏，只有永什卜、乌绅、巴雅尔三部的兵力，其首领俺答、黄台吉、巴图尔以及土蛮都没有见到踪迹。猛禽将要飞翔，必先收拢翅膀，这对蓟镇来说是很大的忧虑。臣等谨将大同、蓟镇应办的事务逐条列出上奏，请圣明俯赐阅览。一、大同所侵犯的敌人数量本来不多，本镇兵马总督李文进已经提前部署，似乎已有准备。臣等近来又发文给巡抚陈其学、总兵官刘汉，命令他们坚壁清野以巩固防守，设置伏兵、出奇制胜以挫败敌锋，分派精兵捣毁敌巢，挑选勇猛的年轻人拦截敌马，随机应变，算来不出几天敌人一定会远远逃走。据李文进所请，宣府游击孙辅、大同游击周资文率两支入卫游兵，另行酌情议处。一、敌人侵犯蓟镇，必定要经过白草川、三间房一带；哨探这一事项，全在于宣府、独石的参将。因为蓟镇只能得到敌情，独石则能掌握敌人的形势。既然及早知道，就务必在古北、黄花镇等处加强谨慎防御。所谓先发制人，才能自保无虞。应当允许臣等仍然行文宣大总督李文进、巡抚迟凤翔、总兵官李贤，督率参将刘国，多派人员远方侦察；只要发现敌人向东行动的踪迹，就立即飞报本部，以便调度。一、蓟镇各区，臣杨博先任总督时，每区拟定兵备副使、佥事一员负责监督。连年督臣执行臣的谋划，日益详细严密；但防秋之后还没有确定赏罚，实在恐怕人心松懈，关系非同小可。应当允许臣等行文总督杨选、巡抚张玭，严令副使温景葵、纪公巡、栗永禄、李尚智、张邦彦、伊介夫各自根据地方情况用心督理；一切兵粮事务都听凭他们径自处理，督抚官不得远距离干预。一、昌平镇、居庸镇、边黄花镇三镇，与宣府、怀来、延庆、永宁四边界彼此唇齿相依。宣大总督每到秋季将近时移驻怀来，正是为了防备南山；但事情涉及两镇，难免彼此分开，必须使声势联合起来，事情才会有成效。应当允许臣等行文宣大总督李文进，仍然驻守怀来。如果敌人侵犯蓟镇、古北口一带，而宣府没有其他警报，就立即多派精兵，星夜奔驰前往援助。如果敌人只侵犯延庆、永宁，逼近南山，就把各支兵马分驻在蓟镇城墙上，协力固守；只要使一匹敌马也不能进入关内，就算首要功劳。一、蓟镇总督、巡抚揭报说，本部每次都以主客兵马、钱粮十分缺乏为理由；这件事关系户部，臣等不知其中详情。审查得知，公差人员都说目前正派科道官员查勘，等户部查明之后才议定发放。但如今事情已经燃眉，军队出动，粮饷必须随行，时日不可缺少。应当允许臣等行文有关部门，不论银两还是漕粮，将昌平、蓟州二镇的物资迅速运发，以备眼前使用，等科道查勘完毕后，再一并核算。一、蓟镇燕河、冷口一带逼近辽东，敌人如果从东面入侵，蓟镇督抚官员相隔遥远，调度自然不能及时赶到。即使有兵力可以调发，远行千里前来救援，不仅不能解决事情，也不是用兵的正常谋划。应当允许臣等行文辽东都御史吉澄，转告总兵官云冒，立即把本地兵马整顿完毕。如果敌人侵犯燕河等处，不必等待调令，直接率兵前来策应。奏疏送入后，依照议定的办法施行。《黜贪臣以消民怨疏》（嘉靖四十年）林润 臣考察：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鄢懋卿总理淮、浙等地的盐法，大概是因为内府库藏空虚，边疆储备匮乏，朝廷特地下敕令让他经理财用，以救济时局的艰难，也出于不得已的计策。作为鄢懋卿，应当洁身自持、奉公办事，使上面不失国家应收的赋税，下面不失民情，这才是大臣为国家谋划的忠诚。然而他竟然自行蔑视法典，所经过的各属县都无一遗漏地剥削搜刮；府一级定额动辄数千，州县各有不同等级，盐运司更是没有定数。两淮尤其是盐商聚集之地，鄢懋卿明白对运使说要取银十万两供盐运司使用，于是命商人黄球等照着盐引摊派征收。由两淮一个盐运司推知，那么两淮、长芦等处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鄢懋卿查理盐课，不知为内府库藏增加了多少，却有如此多的钱财攫取入私囊，贪财无厌，背公营私，这是他的第一条罪状。平民李守谦告发王▯等侵吞、隐匿和寄存财物，鄢懋卿亲自提拿王▯等当面审讯，定罪后发往府衙；王▯等害怕获罪，送来礼银三千两。鄢懋卿职掌风纪，正应当严格约束自己，以整肃百官，却反而暴露贪赃私弊，玷污风纪，这是他的第二条罪状。鄢懋卿在扬州，明知巡抚刘景韶贪婪残暴过分，却把这当作奇货，借此要挟他，竟对官府说冷言冷语：“我将要弹劾他。” 这使刘景韶听到风声后，曲意逢迎，送上馈赠财礼；听说也有一万多两银子，这才得到鄢懋卿的欢颜。他又前往凤阳拜谒皇陵，花费没有限制。这是奢侈放纵、违背正道和礼制，他的第三条罪状。况且他凌辱、压榨有司官员，暴虐百姓，在扬州驻扎才三个月，平民被杖打致死的就有二十多人。比如盐场官姚佩因为送册迟延，厨房官蔡经因为置办酒宴不够整齐，都是小事，却都被杖打三十下而死。这是残忍酷毒、不顾怨言，他的第四条罪状。北直隶、山东连年荒歉，饿死者遍野，鄢懋卿亲眼看到这种情形，却丝毫不为之动念，仍然责令有司征取，势必从百姓那里搜刮，这是吸取濒临死亡百姓的膏血来充实自己的封囊。扬州是重要地区，自从遭遇倭患以来，军费十分沉重，加上去年的水灾，又加上巡抚的剥削，富人倾家荡产，穷人流离逃亡，盐商也相互携带家产逃走。鄢懋卿查核过于严酷，百姓已经不堪承受，他又增加没有名目的摊派；去年盐民几乎要聚集作乱。这是动摇国家根本、严重损伤元气，他的第五条罪状。鄢懋卿的罪行，朝廷内外都知道，远近都侧目而视。伏请敕令有关部院再加以实地访查，如果臣所说不虚，就请迅速赐令罢免鄢懋卿，使民怨得以消除，士大夫的舆论也感到痛快。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

译《议分布西北防秋兵马疏》（嘉靖四十一年）杨博 臣等私下推料今年秋天的敌情：第一，他们会垂涎蓟镇；其次，会窥伺山西。这是因为宣府、大同二镇萧条得厉害，没有什么可供劫掠；保定三关地势险要，难以突入。因此蓟镇、山西即使在春夏交替之际，也应当戒严。何况现在秋高气爽、月色明亮，万一不谨慎，难免落入敌人的计谋。臣等日夜筹划，逐次申令告诫各有关总督、镇守、巡抚官员：在蓟镇则划分地区，步兵据墙列阵防守，骑兵埋伏并负责援应，以防守作为作战；在宣府则在山南、山北增派布置兵马；在大同则远设哨探、广泛备战，清空野外、坚守城垒；在山西则严密拒守阳方等关口；在保定则分别防守紫荆等关，以作战作为防守。又考虑到独石、三间房、白草川一带，实在是敌骑进入蓟镇必经之路，责成参将刘国多方侦察，不时驰马报知。又担心京畿地区一旦有紧急情况，各处兵力不能立即赶到，已经行文宣大总督江东移驻怀来，以备南山一带；宣府镇巡官马芳、赵孔昭移驻隆庆，以便星夜奔驰抵达关口；大同镇巡官姜应熊、陈其学接到报告后移驻怀来，以便奔驰进入居庸关。山西镇巡官吴征、杨宗气接到报告后移驻广昌，一人负责奔驰进入紫荆关，一人负责听候援助；宣镇保定巡抚李迁移驻易州，总兵官祝福移驻浮图峪，以便奔驰进入涿州。京营选定三支兵马，如果有警情，一面发给盔甲立即出发，一面上奏报告。至于一切战守机宜，臣等逐一斟酌，径自施行，不敢一一烦扰圣听。奏疏送入后，依照议定办法施行。《条上经略蓟镇善后疏》（嘉靖四十二年）杨博 臣私下认为，蓟镇、昌平靠近京城和皇陵，自庚戌敌变以来，议论防守的计策特别详细，议论进攻的计策却较为简略。就如前些时候三河、平谷的警报，仰赖圣皇在上，天威震动，风雨相助，兵将争先，以至于孤山连续作战、古北口一举击退敌军，实在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事情。但各路兵马一时虽号称云集，大多是宣府、大同、辽东、保定、山西的人马；平时没有警报，常常要等待援兵，势必有所不能；临到敌情出现才征调，又缓慢得来不及应事。如今必须另行规划，才能取得成效。臣不顾自己浅陋，冒昧陈述十件事情，伏望皇上俯赐阅览，敕令遵行。一、议定督总部下设置亲兵。臣等议得，近日胡镇在孤山作战，多亏标兵出力。但军门旧日设置的标兵只有一支，总兵、巡抚原本都没有标兵。按臣愚见，这种精锐兵必须新旧合计设置五支，共一万五千人，操练纯熟，才能真正使用。应当在总督刘焘部下再增设标兵一支，在总兵胡镇、何淮和巡抚温景葵部下各设置标兵一支，每支务必足额三千人。或者从各区现有兵力中挑选精锐，或者从各处家丁、壮汉中多方招募。所需银两，就从山东、河南民兵的银两中动支；不够的数目，赶快具奏，听凭本部与户部会同筹划办理。臣等又认为，事情开始时，关键全在选得合适的人。除参将王孟夏现正统管总督标兵外，查得参将黄演可以统领总督部下新增加的标兵，守备董一元可以统领总兵胡镇部下新增加的标兵，原任参将李康民可以统领巡抚温景葵部下新增加的标兵，游击王世英可以统领总兵何淮部下新增加的标兵。一切应办事务，听凭黄演等依次经理。以后遇到警报，总兵官胡镇立即将五支标兵合编为一营，随机剿杀。一、议定各镇入卫边兵。臣等议得，延绥、宁夏、固原、宣府、大同、辽东、保定七镇的入卫兵马，刚调来时人强马壮，对蓟镇很有帮助。就如嘉靖三十三年，臣杨博在古北口等处与敌相持，大多得力于边兵。如今因循日久，军心懈怠，只徒有三千兵马的名义，实在没有三千兵马的实力。有的让老弱掺杂其中，士兵成了疲弱之兵；有的让瘦弱之马勉强充数，马匹成了劣马，来回奔驰，只是徒劳无益。应当行文各有关总督、镇巡、兵备等官：今后入卫的兵，务必挑选精良的军士和马匹，才准许调遣出发。到达蓟镇之日，由本部选派一名有才干的司官前去考察检阅；如果胆敢仍然重蹈过去的弊病，臣等将指名弹劾，严加追究惩治。一、议定邻近各镇增调援兵。臣等议得，蓟镇与宣府、辽东、保定相距最近，其次是大同、山西。就如近日三河、平谷的警报，虽然由于臣等预先征调，实际上也是因为路途较近，所以不到十天，军士和马匹就云集而来。但其中精强的固然有，疲弱的也占了一半，应该通行整顿申令。应当行文各有关总督、镇巡、兵备等官，把正兵、游兵逐一挑选检阅，军士和马匹务必各足三千之数。军士不足，就应当招募；所需银两应从哪一项中支取？马匹不足，不论用实物还是折价银两，应从哪一项办理？公文到达之日，限期半个月以内分别另行回奏，听凭本部与户部会同筹划办理。如果军士马匹果真精强，在本镇可以壮大边防的威声，在蓟镇自然能够收到实际援助的效果。一、议定蓟镇总兵驻扎地点。臣等议得，蓟镇总兵官早年驻扎三屯营，专门为了抚慰赏赐朵颜三卫。

译如今古北口、石塘岭等处既然被称为敌军冲要之地，按总兵官的职责任务来说，抚治夷人是缓务，剿灭敌人是急务。由于三屯营距离军门有数百里，遇到警报，自然无法及时应对缓急。查得石匣营正处在密云、古北、石塘、墙子岭四处之间的适中位置，应当在防春、防秋期间，将总兵移驻石匣营，率领正兵以及总兵部下新募的标兵，根据形势作战或防守。夏冬没有战事时，仍回三屯营操练备战，这样就能与军门声势联络、气脉贯通。一、议定在墙内险隘处设置伏兵。臣等议得，古北口辖区墙内如潮河川等处，有许多可以凭据的险隘。就如近日参将郭琥埋伏火炮一击，狂妄的敌人就丧失胆气。如果各区凡有险隘之处，诸将都能这样做，那么敌人进入时可以扼住他的咽喉，敌人退出时可以攻击他的心腹；与正面角力、血战相比，难易自然大不相同。应当行文总督刘焘、总兵胡镇、巡抚温景葵，严令各区副将、参将等官，将本区险隘之处分别采取办法：或者暗中设置地坑，或者多放置伏击火炮，或者用水攻，或者用火攻，各画一幅水墨小图送交有关部门考察，同时限期实施。一、议定入卫边兵的粮饷和赏赐。臣等议得，各边入卫的兵士远离家乡，辛苦万分，必须优厚供给粮饷和赏赐，才能鼓舞他们仇敌御侮的士气。往年粮料充足，赏赐丰厚，因此士气振奋、战马腾跃，足以承担战守任务。如今应得的粮料虽然发给，却不能按时发放；兵士的赏赐又年年减削，以致各军往往私自卖掉战马来充作食用，实在不合事体。应当行文总督刘焘会同巡抚温景葵，并督同蓟镇、昌平、密云管粮郎中以及各有关兵备等官，从长计议：粮料是否应当增加，或者全部发给实物；赏赐是否应当恢复旧制，或者酌量加厚，赶快回奏。一、议定宣府、辽东边境以外的哨探。臣等议得，俺答、巴图尔、黄台吉的巢穴在宣府、大同边外，土蛮、黑石炭的巢穴在辽东边界一带。一方面山川相隔遥远，难以预先掌握他们的形势；另一方面属夷相互勾连煽动，常常导致反复无常。先前提出这个建议的臣子说：“大同能够掌握敌情，宣府能够掌握敌军形势，蓟镇不过是根据传闻来推知敌情。”这确实是正确的论断。就如近来的祸患，半个月以前，宣府独石境外就先看见了敌情，因此臣等得以预先调动边兵，足以作为明确的验证。除辽东本来就归军门节制外，应当让独石参将兼听蓟辽总督节制；如果在白草川、三间房等处侦察到敌人的踪迹，就立即飞报蓟辽总督军门。在蓟镇立了功，就与蓟镇一同受赏；如果误事，也一体治罪。一、议定州县军民的屯堡。臣等议得，收容保护百姓的办法，大的是城，其次是堡，再其次是墩；大小虽然不同，但必须高大坚固、深厚牢实，才能依靠它们保障安全。臣杨博往年巡抚甘肃时，曾创立墩院的办法，大致每村由一二十家共同筑一座墩院；有力量的人家能够每家筑一座，也听其方便。嘉靖二十九年敌人侵犯凉州，丝毫没有受到损失，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其计策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应当允许臣等把墩院的式样画成图纸，送给巡抚温景葵，命令他督率兵备、府、州、县等官，责令居民在土壤解冻、土脉和暖之日，依次修建；务必使愚昧的百姓都知道设置墩院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不是为了劳苦自己，这样或许可以使人心欢悦振奋，工程成效也有据可查。原来设置的堡寨，也要一并通行查明；凡有不堪使用的地方，都要一体修理坚固。一、议定蓟镇建功后的赏格。臣等议得，蓟镇、昌平靠近皇陵和京城，北方各边的缓急情况不同；敌骑侵扰，势必要聚集大批人马才敢深入，也与各边零散骚扰不同。因此先前本部上奏获准，敌人进入内地和在边境作战的升赏不同；拒敌不使其进入边境，即使没有斩获，也准许一体世袭，实在是考虑到了这一点。今后除村庄壮夫零星斩获敌人首级仍照旧例升赏外，官兵与敌军大部血战，临阵斩获如胡镇等近日的功劳，愿意升迁的越级升二级，不愿升迁的赏银五十两；所缴获的马匹、器械等物全部给本人作为赏赐，各边不得援引作为先例。一、议定诺延三卫。臣等议得，诺延三卫的夷人近来表面顺从、暗中反叛，专门为北方敌人充当向导；即使把他们的巢穴全部扫荡，也不算过分。但其中情形并不相同，有的是畏惧敌势而曲意顺从，有的是获得敌情后前来传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并处理，也不是国家怀柔远人的本意。应当听凭总督、镇守、巡抚官员张榜晓谕诺延三卫都督等官：“你们的父祖都知道敬奉天道、防卫朝廷，所以朝廷把土地给你们，赐给你们敕印；每次来朝贡，都丰厚赏赐，恩德如天。为什么你们的后人反而转向北方敌人，甚至勾引他们进入境内？” 今后你们各自应当照你们父祖那样效忠守法；如果遇到俺答、黄台吉等来到你们营中，果真能够设法擒获或斩杀，装在匣中把首级送来献上，一定奏报朝廷，赏给你们黄金一万两。如果仍像从前那样悖逆，到那时剿灭你们，可不要后悔。”总督、镇守、巡抚官员一面把晓谕的缘由行文送有关部门查考，一面把应当抚慰、应当剿灭的事项明确具奏，请求裁定。奏疏送入后，依照议定办法施行。《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疏》（嘉靖四十二年）谭纶

译臣会同总督两广、福建都御史张臬、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李邦珍议论：整修政务贵在及时，有所准备才能没有祸患。福建地区近来从乙卯年起，倭寇纷纷而来，广东盗贼也一同出动，因而百姓贫困、盗贼兴起，内外骚乱，逐渐发展到兴化之事，危急到了极点。如今仰仗圣皇神武，赫然震怒，次第荡平，于是八闽之地终于获得安宁。十年之内，只见这一时的安定。如果不趁着这次战胜的余暇，赶紧谋划善后，实在恐怕敌情难以测度，事变没有常态；一定要等祸患到来才开始准备，那么后来的人看今天，也会像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处处受牵制、困难重重，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臣等因此大为恐惧，不敢安然处置。谨查考旧典，斟酌时宜，参考公众舆论，结合自己一点见解，逐条列出十二件事情，上呈以烦扰圣览，实在是为防患于未然而献出的愚忠，是谋求长久安定、长治久安的最大计策。伏请敕令有关部门再次详细查议，交由皇上裁断，迅速批准施行，那么地方就幸甚，臣等也幸甚。一是议论恢复营寨，以扼守外海。查得八闽之地，西北面有山阻隔，东南面濒临大海；海中的各国中，只有日本最为狡猾，借助我方奸民，乘机侵入内地，不只是现在如此，大概从洪武年间直到今天，都曾经遭受它的祸患。查考从福宁向南直到漳州、泉州，共设置卫十一处、所十四处、巡司四十五处，在陆路控制，又设置水寨，在海上防御。起初只有烽火门、南日山、浯屿三寨。景泰年间增加为五寨，当时战船如云，旌旗相望，而且负责巡哨守备的都是卫所军队，有司不必承担供给费用，外有威势、内有坚固防御的局面由来已久。后来法令实行久了，人们玩忽职守，武备逐渐松弛，倭患突然发生，旧有制度全都废失。如今的办法，应当赶紧查考恢复五水寨的旧制，每寨设置兵船四十只、士兵一万三千名；五寨合计使用船二百只、士兵六万五千名，由五名把总统领，定为五大防区。内中以原来设置的烽火门、南日山、浯屿三防为正兵，增设铜山、小埕二防为游兵；又为他们划分信地，明确侦察哨所，严格巡防警戒。敌人少时各自作战，敌人多时合力进攻，以扼击从外洋来犯的敌人为功。第一次应当击退敌人，若第二次又让敌人逃脱而未能攻击，以及导致敌人登岸的，都查照所分信地论罪。五寨兵船都归总兵官统率监督，监军道负责监察。未到汛期以前，总防南台听从总督整顿训练；汛期将到，分派各处巡哨守备，汛期结束后再集中训练。防守南台的官员根据功劳和罪过考核，分别奖赏惩罚，仍然整顿训练，以备下一次汛期。这样，总体核查就有章法，声势也更加重大，虚假敷衍的弊端全都革除，实际成效可以达到。但是立法虽然详细，振兴实施还在于将领。福建武官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如今各寨把总，只有原任守备秦经国还可以承担防务，除此之外，其余都是在仓促情况下任用的，大多缺乏勇敢的气概。臣等查得，现奉钦依升二级、泉州纳级副千户傅应嘉，泉州卫指挥魏宗瀚，百户邓铨，浙江松门卫千户罗继祖，都熟悉海上事务，多次建立战功。又查照浙江定海等关的把总，都奉钦依，以都指挥的体制行事。闽浙海防责任应当均等，是否可以依照浙江的做法，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查考，将傅应嘉、魏宗瀚等铨选补任原职？但五寨之中还有缓急不同，五位臣将的才力也有大小。臣等斟酌安排：小埕是省防门户，应当任用傅应嘉，因为他本来就有奇才杰出的抱负，谋略尤其优秀，一时武官没有能超过他的；其次烽火门应任用魏宗瀚，其次铜山应任用邓铨，其次浯屿应任用秦国经，其次南日应任用罗继祖。这样就是根据地势任用人才，便没有不能取胜的忧患。第二，议定兵将的处置办法，以责求实际成效。臣等查得，前福建巡抚都御史刘焘分为南、北、中三路，请求设置三名参将，统领军门标下的军队，另设一名游击，各自陈列陆兵三千名，他的筹划也可以说很完备了。但是参将、游击既难以找到合适的人才，兵力尾大不掉，几年之间看不到成效，原因就在这里。臣只知道懂得用兵的将领世间并不多，整治军队的事情也难以拘守一端，只能随时筹划处置，以有利于成就事情罢了。现在查照分守温处福兴副总兵官戚继光，他忠诚卓著，文武兼备；相貌虽然不过中等人的水平，才能却可以统领十万大军。南北将官都称他的军队是受节制的军队，而能够取得堂堂正正的成效，实在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只是他的品秩虽为都督，官职却只是副总兵，实在不足以施展他纵横千里的才能，也不足以慰藉八闽的期望。臣等认为应当请求任命戚继光充任总兵官，镇守福兴、漳泉、延津、邵武、福宁、金温九郡一州；三路参将全部改为守备，所管辖的信地都仍按旧制；并且应当立即任用戚继光部下熟悉军务、屡立战功的偏将、副将来充任这些职务。这样平时士兵知道将领的意图，将领了解士卒的情况，临事时就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无不如意，实在是最好的办法。如今臣等查得，戚继光营中现任军门标下把总、纳级指挥胡守仁，其才干可以担任中路守备；现在领兵的纳级指挥王如龙，其才干可以担任北路守备，但南路守备还难以找到合适人选。臣等又查得福建都司署都指挥佥事耿宗元，精明敏捷，积极进取，是否可以请求敕令兵部，推举胡守仁、王如龙分别充任中、北二路守备，耿宗元以原职兼管南路守备事务，并下令查照原来划分的信地，各自带领所属兵夫驻扎防御？三路、五寨的水陆兵将，都归总兵官统率监督，监军道负责监察。容臣等查处可以动用的官银，在闽县南台地方开设镇守教场及监督公署，在那里听任共同调集各营训练。风汛月份到来，便分布四处，听从各驻扎地所属道员分别监督水陆防守。无事时合营集中操练，号令出于一人，士兵才有实际用途；临近汛期时划分地区分别防守，水陆防务有多方面筹算，事情才会成功，这确实又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本镇总兵以一人之身，管辖全福建的广大地域，驾驭二三万军队，如果不是把职责分给合适的人，怎么能够大小事务都办好？

译仍应照例增设坐营都司一员，专门负责调度；中军把总二员，掌管旗鼓，统领标兵。查有现任北路守备罗章，可以担任坐营之职；戚继光部下纳级指挥陈濠、金科，可以担任把总之职，若就近任用他们，或许可以使上下彼此信任，有了合适的人，军务便可以办成了。再依照原来的议案，设置一支由游击领兵的部队，专门隶属军门标下，以备往来策应。现在游击官员空缺，查有江西南湖守备李超，可以铨选补任，恭请圣上裁决。第三，议定客兵的处置，以备常年戍守。查得金台一带的兵，臣与戚继光在浙江任职很久，费心训练，所以擅长陆战；漳州、泉州、福清之间的人以出海为业，所以擅长水战。如今浙江不能不用闽兵来负责水上防守，也如同福建一时不能不用浙兵来负责陆上防御。他们各有所长，就像南方用船、北方用马，既不能强行使其相同；而他们应募从军，也像游艺、经商一样，实在不能禁止，这本来没有什么可另议的。只是跨省出征，势必难以长久驻扎，而成千上万人聚集供食，徒然耗费饷银。臣等因此命副总兵官戚继光、监军副使汪道昆把以前的客兵公开询问审查，愿意离开的、愿意留下的，分为上、下两班，每班务必足额九千名。上班从今年七月初一日开始，分布各处训练，以防小汛，到了十月没有警报便放班。下班也从七月初一日开始，派官员押送他们回原籍；到了十月初旬，听任各把总领带上班，以防春汛。汛期结束后，仍在六月末放他们回去。又规定前一班兵夫限在七月初旬上班，以防秋汛，年年如此，岁岁轮换，务必以三年为周期，不许另行变更。但是外出应募，往往不受本地有司欢迎，到了放班时，有的便肆意欺凌他们，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所以兵将常常对此忧虑。恭请皇上降下明确而恳切的谕旨，令浙江巡抚右侍郎赵炳然以及各主管道分、府县官员，一体加以存恤，不得自行分出彼此，因为他们应募从军便任意苛求，以致另生事端。内中若有把总等官扰乱行伍、耽误戍期，或到别处投效任用的，听任臣等从重参劾、审究、捉拿治罪。这样，陆战就有人负责，福建的事情自然安定；而浙江各郡与福建边境相接的地方，也没有唇亡齿寒的忧患了。第四，训练本地兵以巩固根本。臣认为，先年编选民壮，大县多到五六百名，中县三四百名，小县也不少于一百五十二百名，每名每年规定工食银七两二钱。近几年东南各地都发给文帖，听任自行招募，人们自己筹办，有的每名收取费用增加到十一二两。士兵有定额，粮饷有定额，因此可以救济官军的弊病，寄寓兵役于农民之中的意图也可以实现。近来屡经言官建议，诏令有司训练乡兵，再没有比民壮更便利百姓的办法了。然而沿袭日久，原来的意图逐渐丧失，用有用的钱粮供养没有名籍的地痞无赖，对实际战斗毫无益处。臣等认为，应当把各县额设的民壮，责令驻扎当地的守巡兵备道督促，知府、知县、巡捕等官共同查出，淘汰老弱和市井棍徒，补充精壮男丁，发给坚固铠甲和锋利兵器，编成队伍，分为班次。一班隶属知县，就便训练，在县城防守；一班隶属巡捕官，领到本府集中操练，每季轮换，使劳逸大致均衡。每府听任臣等委派一名懂军事的武职，借用把总的名义统率监督，知府负责监察，共同训练。驻扎当地的道员按时阅视，区别勤惰和精良、低劣，分别奖罚，务必使人人善战、县县精强。该道、该府、该县等官员才算称职，否则即使其他方面贤能，也按旷废职守论罪。八府一州，估计可以得到士兵一万二千人。小规模警报时各自作战，大规模警报时相互支援。这样，粮饷不增加，战守都有准备。实行三年之后，八闽之内就可以转弱为强，并且可以议论裁撤客兵。第五，议定宪臣的处置，以加强监督。凡是用兵，既有大将统率监督，又一定要用宪臣负责监察。训练士马、临阵决战、身先士卒，是统督的职责；稽查弊端、考核功过、处置钱粮，是监督的职责。除水陆守备、把总分驻各自信地、判断敌情出战之外，听任臣等派驻当地的道员分别监督。至于合营集中操练和大军进剿，大将亲临战阵，必须有一名文官与他始终同心共事。关于此事，臣等查得兵备副使汪道昆忠心报国，才能足以担当艰难，素来与副总兵官戚继光有匡救时局的志向，协力诚心办事。因此去年春天和今年夏天屡次建立奇功，武略与文谋在远海边疆交相辉映。如今戚继光既将总镇八闽，而汪道昆又恭候钦定升二级。万一把他调任别省，难免违拂众人的心意。恭请圣明怜念远方刚刚振作起来的士气，敕令有关部门遵照成命，升授汪道昆为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并会同按察司堂官请给关防、敕书，监督全省水陆军务，与戚继光同心同德，共同渡过时局艰难。等到他任职年劳显著、政绩有成之后，再破格提拔任用。恭请圣上裁决。第六，荐举贤能，以备任用。我认为治理政事在于得到人才，发现贤能之后才可以授予职任。如今圣皇长寿，长期施行教化而功业有成，人才众多，随时考选便能见效，本来不必为了某个官职而专门选择人才。但是人的才干器识各不相同，而时局正处于艰危之中，也应当让他们历经考验。查得福建海道官员是最重要的职任，人们都畏惧担任，而延建二府一向被称为安定之地。近来由于山海盗寇屡次造成伤害破坏，乡里没有完整房屋，百姓乐于跟从盗贼，安抚治理尤其需要得到合适的人才。知府周贤宣任职已超过一考，海道副使邵梗任满六年，实在担心一旦调任他处，重新推补人员，即使所推之人贤能、能够胜任重职，对海防事务和境内民情又怎能一下子熟悉？如今臣等查得，分守建宁参议金淛、分巡兴泉参议万民英、盐运司同知刘汝顺、漳州府同知刘宗寅，都早有忠诚谋略，才能确实显著，熟悉军旅，众望所归，而且在福建任职已久，对民情地利没有不了解的。恭请敕令有关部门再加查访，如果臣所说不差，遇到上述官员缺额，便将金淛等人推补任用，那么任用便得到合适人才，对于残破地方确实有所依赖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日〕

译第七，议定有司的处置，以谋求治理。臣认为，安定内部、抵御外敌，必须先整治有司，因为他们与百姓最亲近，百姓寄托希望也最迫切。如果安抚没有办法，防御又不恰当，百姓的祸患就会加重。近来言官建议，吏部题请奉钦依，通行抚按衙门，将各地凡是才力不足以及贪污不称职的官员，经过确实访察后，随时参劾论处，实在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福建军务一天比一天紧急，吏治一天比一天败坏，只因没有及时纠察，也没有来得及惩治。如今外患刚刚平息，内部治理应当修整，有司官员急需议定处置。除了一向清廉善政、声名显著的，等候他们做出成绩；地方偏僻简要的，允许他们自我改过，不至于滥及无辜之外，臣等查访得知：某官刊刻政教记录以沽名钓誉，借赠送礼物的礼仪来谋取利益，才干足以帮助贪污，政绩多播下恶果；某官天性资质庸劣，志趣卑污，正当百姓困穷、财物耗尽之时，只知道严刑峻法、搜刮钱财；正值物力困乏、举措难行的时候，却独自兴办工程以求取悦上。政声已经湮没，舆论沸腾。这两位臣子，属于贪污不称职者，是应当立即罢斥的。某官年老力衰，才能谋略低劣，闭目塞听，即使当面告诫也还要烦劳别人，想托人说情也无处容身，走一步都要借人搀扶，精力已经耗尽，职务也荒废。这位臣子年老有病，应当依照法令准许退休。某官外表似乎还可以，内里却没有可取之处；购买、筹办军需，百般请求却百般不能供给；讲求民间疾苦，问十件有十件不知道；政务已经下移，志向也不再进取。这位臣子才力不足，应当改调闲散职务。以上各地，有的作为省防门户而正处在倭贼冲击之地，有的在山谷深处而成为盗寇聚集之处；安抚百姓、平息盗乱，必须得到合适的人。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再加查访，如果臣所说不差，将某等罢斥，某官改调，另选有才力的进士补任其职，希望能够根据地方选择人才，根据人才授予事务，使官员各守其职，百姓生活有所依靠。第八，申明职责，以振作顽劣懒惰。臣认为，靠百姓供养军队，靠军队保卫百姓，三代以来从未改变。国初沿海地方卫所相望，军队充足，一切军需无不出自百姓力量，所以出海有军队，烽火台有瞭望，关隘要塞有扼守，城池有防备，凡是下为百姓抵御祸患、上报答国家恩德，在他们看来全都是分内之事。近来法令废弛，军队空虚，各卫所官军大多强横惊扰、不受约束，顽钝无耻。驱使他们进入军队，就茫然失措；责令他们守城，就安然置若罔闻。于是反而又让承担赋税的百姓去承受登城守卫的劳役。事情颠倒，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们以积弱自称，若不训练便难以作战，水陆防御本来就没有希望。至于据城自守，力量还可以有所作为；只是供养的不是实际使用的，实际使用的又不是所供养的，那又何必供养他们呢？查得现行条例：凡沿海及腹里府州县与卫所同住一城，或卫所独自住一城，若遇大敌攻围而不能坚守，卫所掌印官和专门捕盗官，都比照守边将帅失陷城寨的法律处斩。府州县掌印官及捕盗官与卫所同住一城而不能竭力协守的，都押送吏部，降一级别用。这样，守卫城池的责任既有等级差别，失陷城池的处罚也分轻重。臣请求申明前例，分别规定职责：如镇海等卫、安海等所的官军独自住在一城，没有居民混杂，就责成掌印官和捕盗官，编定精壮、有粮的官军，署名防守；如有老弱，便淘汰革除，另选余丁中的精壮者补充。不食粮的军余、舍余，既然都有家产，也要一体编派协助。其余与府州县同住一城的，也照这个例子编定；如果城墙宽广，戍守力量不足，先用官军，再用机兵和居民补足。假如发生失事，都依照前例分别论罪。假如贼势重大、攻围紧急，准许到附近守备官处请求发援兵。援兵接到报告，必须整顿器械，领取行军粮，沿途侦察巡哨，察看时机前往。大约距离三日路程的，就限定十日为期。如果过期援兵不到，因而导致失陷，领兵官依律拟罪。若倭贼刚刚登岸攻围不久，援兵已经出发，期限尚未到，又被贼兵袭击，并非因援兵攻破的，都只治本卫所官员的罪。这样，有事便有人负责，人们不再逃避责任，抵抗敌人的勇气可以振作，偷懒怠惰的弊端可以革除，也不必再担心重蹈覆辙了。第九，请求钱粮以救济危急。臣自接受任命以来，历查往年文书，福建开始用兵时，每年耗费六十多万。后来巡抚刘焘在财力困乏之时提出节省的办法，完全停止兵粮，只增加军粮，大约一年计算，仍达到二十八万。然而武备全都废弛，盗寇祸患更加深重，福建于是支撑不住了。巡抚游震得接任以后，又议论调兵招募，略加调停，虽然费用支出有一定章法，也不少于四十二万；但奏牍中奏请留下的数目只剩下空数，民间贫困没有救济，供给需求后来日益失误，调兵天天到来。如果不是圣明皇帝大大突破常规，特别拨发国库银两，并收回浙江、直隶先前借去的银两，福建的事情就无法收拾了。臣刚进入福建境内时，各部调集招募的官兵已经将近三万人，各营斩获的功级也不下三千五百多，解送到的国库银两几乎都用尽了；即使还有未到的数目，又除去三万两准备用于兴化修缮、赈济等事，臣等计算起来，只剩十万两，用来供应来年的需要。近来臣等部署水陆防务，分布官兵，共计用兵二万三千人，每年工食银二十八万，加上修船、供应器械、奖励冲锋，合计一年没有三十二万不够。与前巡抚刘焘所议数目相比只增加四万，也希望认真执行，或许可以成事。如今汛期相连，年度事务极其紧迫，万一兵粮接济不上，士气不能振作，不仅会完全丢弃此前的功劳，恐怕还会重蹈旧日覆辙；即使臣以身殉国，本来也是甘心的，但国家大事怎么办？

译恭请皇上留意于将要成功的国家谋划，最终惠及海边百姓重新生存的防务，敕令有关部门查照浙江、直隶、江西先年用兵的事例，就近请求拨发两淮盐课银十二万两、两浙盐课银四万两、两广椒木银四万两，限期解送前来，听任臣节省使用，发放完毕后缴纳文报，希望足以救济部中等待粮饷供给的紧急需要，免除日后后悔莫及的忧患。第十，请求缓征赋役，以体恤残破百姓。臣认为，贡赋是国家正常的供给，催征是有司的职责；借施恩之名而荒废职守，就叫作不忠，谁说不忠的事情可以做呢？近来因为各省拖欠内库折银，屡次经户部题请，通行抚按督促催征，按季度开报。臣虽然愚钝低能，也知道内库不可缺少，上供不能耽误，钦定期限不能违背，部议不能阻格。近来臣督兵剿贼，亲自经过福兴、延建、汀州、邵武之间，聚落成为废墟，荒草蔽日，民间危急愁苦的情状，几乎是周人也无法说明、郑侠也无法绘图的程度。面对这样的情况，还要责令有司招徕、抚养百姓，尚且担心不能做到，又怎么忍心再让他们聚集流亡、督促追缴欠负呢？近来防备皇上恩泽遍及沟壑，教化施及海滨，大力实行宽大仁政，屡次下令蠲免，民间父老还庆幸能够得到宽政，使他们或许可以保全余生，实在不是臣所能完全宣扬的。如果一面宣布恩德，一面又一概督责有司，他们必然会以应付文书、逃避责任的心态，采取远离祸患、保全自身的办法。有司与百姓互相仇视，百姓和有司彼此结怨；有的因鞭打刑罚而离心，有的因锄头农具而起衅。即使能够强行搜刮聚敛，所得也抵不过损失，又有什么用呢？查得前任诏安县知县龚有成、龙岩县知县汤相，都曾费心抚恤百姓，只是催征赋粮的政绩不佳。部议认为完粮未达到规定数额，照例调任。一时之间，有司纷纷改变了想法。后来巡抚陆稳上奏调任龚有成，巡抚游震得上奏保举汤相，于是他们才知道朝廷并不轻易断绝人的仁厚，也不是要求人人完美，个个都感激奋发，竭诚接受恩德。这说明部议所定的功过考核，是吏治好坏所依据的；吏治的好坏，又是百姓生活祸福所依据的。请求敕令有关部门怜悯流离百姓，稍微宽缓假借。福建一省即使有七成赋粮未完，暂且免于降级；四季未报，不要论其耽误期限，希望遗民能够休息而重新生活，下级官吏能够从容办事，地方幸甚，臣也幸甚。第十一，请求蠲免租税，以使流亡者恢复。臣所说的缓征，是指全省百姓。至于兴化的莆田、平海，福宁的宁德，建宁的寿宁、政和，泉州的晋江、永宁，漳州的玄钟、南靖，生计长久断绝，喘息尚未恢复；拿这些地方与全省百姓相比，又不能同日而语了。此前兴化收复时，巡按御史李邦珍发银六千两，修复水利，赈济流离百姓。近日报告平海已经平定，御史林润又请求银三万两，为那里修城筑堰、救济贫民、帮助耕作，凡是为百姓安居和供养筹划的事情，都十分深切。只是自府县官员到任以来，每天都把招集百姓作为事务；近来又想清查户口、归并都图，这本是安抚百姓的急务，但百姓害怕征税徭役将要到来，又都转移到别处。即使有土地可耕、有城池可守，百姓仍多疑惧，接连流亡，纷纷不止。查到宁德百姓，虽早已报告盗贼平定，却不愿归来复业；政和、寿宁百姓仍然心怀战乱劫掠，不愿安居。大体说来，百姓困苦就容易离散，百姓劳苦就容易动乱，这是事情必然发展的结果，道理本来如此。我私下估计，地方残破以莆田、平海最严重，宁德、寿宁、政和次之，晋江、永宁、玄钟、南靖又次之。若不是广泛施行宽贷恩典，明确表示招徕的信义，即使有龚遂、黄霸那样的能吏治理，百姓也无法依附。恭请免除他们的征税，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最严重的地方三年以后纳税，次一等两年以后，再次一等一年以后，使他们有确定的休养期限，可以期待返回复业，或许能逐渐享有生存的乐趣，更加彰显皇上无远弗届的仁德。只是按照近年部议，蠲免仍要征收起运部分，只免除存留部分，这可以稍微缓解遭受灾害的百姓，却不能一概施行于残破之地。为什么呢？水旱灾害并不常有，而丰收和歉收的年份总是相互接替。即使当年粮食歉收，还有旧日积蓄可以凭借，也可以希望丰年到来，于是掌握缓急来调停；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恩赐。如今原有资财已经荡然耗尽，过去既没有可凭借的，将来的生计又没有依赖，所以即使只征收其中一项、缓征另外两项，他们只知道怨恨而不知道感恩。如果真能宽缓若干年，全部蠲免，或许一方百姓可以没有后顾之忧，三年之后也许能够见到成效。第十二，修复原定粮额，以整治军政。臣认为，三代以后兵农开始分离，兵制虽不同，但使用军队的道理是一致的。国初广泛设置卫所，部署官军，出征时随军征战，居守时驻防守卫，制度十分完善。后来承平日久，军籍徒然存在，军兵不足以依靠，于是有民兵；民兵又不足以依靠，于是有募兵；制度越分越细，军费也越来越扩大。查得国初旧设福建马步官军四万八千二百员名夫，有军就有粮，有粮就有定额。

译总而言之，就是用境内的赋税供养境内的百姓和军队，并不是从外地取得。近来卫所消耗衰败，军队空虚，计算现存数目，连定额的一半都不到，不知还剩下多少。负责此事的人综合核查盈亏，酌量增减多少，或者挪作别用，或者转运到地方，按理本来如此。但如今想以转弱为强作为办法，谋求长久安定的治理，就必须查复原定粮额，振作整饬武备，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为什么呢？医生治病，病急时先治标，病缓时再治本。治标如乌头、附子一类，客兵就是这样；治本如人参、白术一类，本籍军队就是这样。如果真能申明旧章，查复定额，挪用的照旧补足，转运出去的照旧取回，那么四万八千人的军需就不必向外求取而可以自行满足。由此淘汰老弱，选取丁壮，确定编制，按时训练，借助客兵已经形成的威势来振作本地士气，采用客兵已经试验过的办法来确定行动方向。等到三年有成，就由此裁撤客兵，调兵招募的费用减少，供给民兵的负担也减轻；根据地方制定赋税，根据赋税编制军队，实在是救济时局的长远谋划、修整武备的良好常法。以上所陈训练本地军、查复原定粮额，与前巡抚都御史刘焘先年的建议，即凭借军队求得军队、凭借粮饷求得粮饷，大意相近。如果不经过数年实行，难免同样流于空文，所以臣等对于征兵请饷的议论始终恳切坚持，务必以三年为期，希望成为万全之策；否则，过去的事情都摆在那里，覆败接连发生，臣等即使竭尽犬马之愚，也无法挽救地方祸患，恭请圣上裁决。奏疏呈入，皇帝同意了。《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七 《刻纵盗各官议川省善后疏》【嘉靖四十四年】谭纶 臣谨慎上奏：据成都府申报查得，仁寿县堂上柜内原来贮藏的白银被盗贼劫去等事。臣已责令该县知县周大绣、巡捕主簿李萃戴罪捉拿盗贼。对于所涉及的失职官员，理应一并查核参劾，以惩罚不尽职者。参照仁寿县知县周大绣，幸居一县长官，不顾职责所在，库中已有存银，却对收藏保管之事如此怠慢，为什么这样懈怠？盗贼能够架梯登城而行劫，防御办法实在疏忽。平日虽有爱民之心，临事却没有平息盗乱的谋略；即使稍有捕获人犯和赃物，逃散的盗贼仍然很多。巡捕主簿李萃，才能本来就低下，政务也懈怠松弛，在县堂陪坐吃闲饭，任由士兵疲弱而不训练，自己却高卧私室，以致盗寇到来还全然不知道。虽然他刚开始任职，也难以逃脱荒废职守的罪责。这两人，臣应当提审查问，作为不谨慎奉职者的戒示。布政司、按察司二司，守巡川西二道，以及左参政李尚智、佥事吕荫，都负有地方责任，难免有疏忽过失。但李尚智还兼管下川南道，巡历叙州、泸州尚未回来，应当免予追究。吕荫则奉命监督操练事务，彼此顾虑难以周全，应当酌情施行处罚。再查四川全省，远在西部边陲，山川险阻，甲于天下，法网疏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近年来，对外则各部族跳梁作乱，虽然屡次实行抚慰、剿讨，但桀骜不驯的态度反而互相仿效，安然不改；对内则武备废弛，即使严厉督责，文武官员大多也只把它视为例行公事，看不到成效。臣自进入四川以来，首先查看各郡县城墙，大都单薄，不能用于防御。甚至像云阳等县的城墙，几乎全部倒塌，只剩遗址。推及全省，大致都是这样。接着检阅军队，军籍徒然存在，逃亡超过一半。这种情形天下卫所都如此，而四川尤其严重。至于

译民壮，按粮额编定丁壮，最接近古制。如今可以依照名目追求实际，把弱转强，只有这一办法罢了。无奈承平日久，原来的意图逐渐丧失，良法全被无能官员破坏。有司把役占民壮视为理所当然，把选练民壮看作多余。先年又因采办事务，工程费用浩大，稍议折征，以救一时燃眉之急。后来民力困乏，暂时实行停办减免，因循到今天，额数全都丧失，现存的没有多少，而且都成了白徒、市井棍徒、游手游食之人，要求他们披坚执锐，等待凶暴敌人到来，他们又怎么做得到？所以自富顺失事以后，仅仅过了一年多，越过城墙劫掠仓库的事情已经发生四起，难道没有原因吗？又查全蜀四面险塞之地都有盗区，而永宁、播州二司尤其是盗贼聚集的渊薮。大概是因为二司从群盗那里获得厚重贿赂，群盗又倚仗二司作为藏身的三窟，出没无常，缉捕难以及时，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先年议定在永宁宣抚司驻扎一名分守参将，兼管播州一带，大概是想由此宣扬威信、管辖土夷，确实是有见识的安排。如今反而让群盗得到凭借各司的机会，把各司当作逃亡者的庇护主，却没有人追究他们，这样又何必设置分守兼制呢？原因大概是各官谋求自身利益的念头太重，专心任事的志向不足，只想上下附和，拖延岁月，侥幸无事，以保全自己的富贵，却不知道顾念名声、思考道义，追究事情的起源和结果，替地方谋划、替朝廷筹算罢了。这样一来，群盗越发桀骜、互相仿效而不改，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至于参将周表，又有难以完全责备、应当替他作出适当处置的地方。驾驭土夷的方法，在我方应当遵守旧章，在对方则应当要求他们安守名分；这样我方既有执持的理由，对方也会心服。查得本路参将原来是分守铜仁，后来改为思石，兼管川湖、播州等处，过去驻在贵州石阡府，如今又改驻播州，兼制思石，于是该司上下异口同声，纷纷申诉骚扰，认为不便。臣起初曾严厉责备他，后来查考此前负责此事的各位臣子，也屡次议定处置，却长久没有决定。大概土夷常常以激变、上囤为由进行威胁，周表也担心处境孤危、难以处理。臣因此替双方仔细筹划：宣慰杨氏拥有播州，已经有几十代；所辖八司土夷，除了通常的赋税外，朝廷从未命令他们额外出一文钱。但如今突然派遣他们从未有过的官员，带着三省军队，改驻在他们的辖境内，供应车马，不免使他们受到偏重的负担，实在情理上难以承受，所以他们心里还没有服从。周表此时也不能不委曲迁就，以安定人心为要务；否则恐怕产生其他变故，事情更加难办，又哪里有空追究他们藏污纳垢的事情，完全推行我们的意志呢？所以臣认为，他有难以一概责备、又应当替他作出适当处置的地方，原因就在这里。恭请敕令有关部门再次查议：将知县周大绣等交巡按御史提审，佥事吕荫酌情处罚，左参政李尚智免予追究；仍听任臣严厉督促守巡兵备道等府、卫、所、州、县官员，将全省大小城池一并修缮疏浚，务必使其高深合乎法式，足以作为保障，所需工料酌情筹办。原来设置的民壮，全部查考恢复旧额。分别派往各处训练，务必练成精兵，以防意外。并通行永宁等处，令参将安大朝以及叙泸重防各兵备道，严厉督促播州宣慰杨烈、永宁土舍屠效忠等人，将逃入该司地方的有名强盗全部捉拿，解送臣处依法处决。仍然禁止所属人员，不许再窝藏盗贼。至于参将周表，仍听任有关部门转行臣与贵州巡抚都御史从长计议，把他的驻地改到适中的地方，免得只使播州一司承担负担，以致

译产生疑惧。文武百官中懈怠失职的，以及土司中桀骜不恭的，都由臣遵照敕谕参劾、捉拿、处治，严重的就出兵加以讨伐。这样，防守就没有不坚固的，命令就没有不能执行的，区区小盗就不足忧虑了。奏疏呈入，皇帝同意了。《选练州县民壮疏》【嘉靖四十五年】杨博

译臣私下认为，天下州县选立民壮，按照里社编定额数，沿袭日久，名存实亡。每逢地方有警，动辄声称没有兵力，必须重新恢复旧制，以壮大军威，以严肃内部治理。如今的郡县，就是古代的诸侯；古人说，给他土地和人民，却不给他军队，就等于让一个普通人守卫一州，这确实是至理名言。尚书马文升看到了这一点，选设民壮，按照里社多少编排，这是深谋远虑，真正领会了古人寓兵于农的意图。如果州县官员果真能够选得合适的人，训练有方法，无事时可以压制奸邪，有事时可以坐等擒剿成功。近年以来逐渐失去原意，有的把他们调去防守边塞，有的抽调补充军役，徒有民壮之名，却没有勇兵的实际。就如近日四川、南直隶的妖寇变乱，守土官员束手无策，实在是后人的鉴戒。应立即行文南北直隶和十三省巡抚都御史，转行兵备、守巡各道，令各府州县掌印官照依往年事例，查明本州县原额守城民壮多少、现在有多少、逃亡未补多少，其中守边、抽军各有多少，如今应当作何处置？或者把本地现有的快手、机兵等项改充补足，只要查复原额数目，不必多增加一人，以免劳民伤财。编列队伍，每五十人为一队，设队长一名；每一百五十人为一总，设总管一名。再查找一处空闲官地，建立民壮校场；春、夏、秋三季每月操练六次，冬季操练三次、休息三次，使武艺精熟、器械整治完好。若遇草寇发生，立即督率剿捕；有兵备官的听兵备官指挥，没有兵备官的听守巡该道官员指挥；还要不时教阅，抚按官巡阅时与卫所官军一体操练。如果人员强健、武艺精熟并且成效显著，准许专门上奏推荐，给予重赏；怠惰玩忽、训练废弛的，指名参劾查究。这样一番整顿，既没有增加饷银的劳费，又能立即看到兵力充足的好处。奏疏呈入，皇帝同意了。《谏修斋建醮疏》【嘉靖四十五年】海瑞 臣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和万物的主人。他所承担的责任极其重大，要想胜任这一责任，也只有把责任托付给群臣，使他们尽量直言罢了。臣请披露肝胆，为陛下陈说此事。从前汉文帝，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贾谊尚且痛哭流涕地进言，并不是苛刻责备他。因为文帝性情仁厚而近于柔弱，虽然有惠及百姓的美德，却难免因而懈怠废弛，这是贾谊最为忧虑的事。陛下天资英明果断，远远超过汉文帝；然而文帝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仁慈宽厚的本性，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使天下粮仓充实、陈粮堆积，几乎达到刑罚不用的境地。陛下却锐意振作不久，便受到妄念牵累，反而把刚明的资质错误地运用了。至于认为可以飞升远游，专心修炼成真，耗尽百姓的膏血，滥兴土木，二十多年不上朝，法纪已经松弛了。近年来，又扩大推行成例，名器也滥用了。父子二王不能相见，世人认为陛下薄于父子之情；因为猜疑、诽谤而杀戮凌辱臣下，世人认为陛下薄于君臣之义；沉溺西苑而不返回，世人认为陛下薄于夫妇之情。官吏贪婪、官府横暴，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不断，盗贼日益猖獗。陛下试想，如今天下究竟成了什么样子？近来严嵩罢相，严世蕃被处极刑，一时之间稍稍快慰人意；但严嵩罢相之后，也只是恢复到严嵩未任相之前的状态罢了，世道并没有十分清明。臣私下认为，陛下远远不如汉文帝。古代君主有过失，依靠群臣匡正辅弼；如今却修斋建醮，群臣相继进香，进献仙桃、天药，一同上表称贺。修建宫殿房舍，便让将作之官和工役竭力经营；购买香料、采办珍宝，便让度支官员派人四处搜求。陛下错误地举行这些事情，群臣又错误地顺从，没有一个人肯替陛下直言匡正，防范得太严了。然而内心惭愧、气馁，退朝后却在背后议论，这欺君之罪又该如何呢？天下是陛下的家业，没有人会不顾念自己的家。内外群臣，都是用来安定陛下家业、使它稳如磐石的人。一心修真，是陛下的心意；迷惑而过于苛刻决断，是陛下感情上的偏失，难道能说陛下不顾念自己的家业和亲人吗？群臣徇私废公，得到一个官职，很多是因欺瞒而败，很多是因不办实事而败，确实有不合陛下心意的地方。那些并非如此的，只是君心与臣心偶然不相符合，于是便说陛下厌弃轻视群臣、因此拒绝进谏；抓住一两个不恰当之处，便怀疑千百件事全都如此，使陛下陷于错误的举动，却安然不知惊惧，群臣的罪过太大了。《礼记》说：“上位者疑惑，百姓就会迷惑；下情难以上达，君长就会劳苦。”说的正是这种情形。而且陛下的错误，其主要根源在于斋醮。斋醮是用来求长生的。自古圣贤垂示教训，讲修身立命，说的是顺受正命罢了。没有听说有所谓长生之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圣德最盛的人，也不能长久在人世；至于更低一等的，从汉、唐、宋以来直到今天，也没有见过方外之士能够长生不死。陛下从陶仲文那里接受方术，并称他为师。陶仲文已经死了，他不能长生，陛下为什么偏偏还要追求长生呢？至于仙桃、天药，更是怪诞荒谬。过去宋真宗在干祐山得到天书，孙奭说：“上天难道会说话吗？哪里会有天书呢？”桃子一定要采摘才能得到，药物一定要炮制才能制成；如今无缘无故得到这两样东西，难道它们长了脚自己走来的吗？有人说：“这是上天赐予的”，难道是有人用手拿着交给陛下的吗？这是左右奸人制造荒诞之说来欺骗陛下，陛下却错误地相信为真实，实在过分了。陛下又以为，只要悬定刑罚和赏赐来督责臣下，便能使各方面都有专人治理，天下没有不能治理的，而修真也没有害处吗？太甲说：“有言论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到道理中去求证；有言论顺合你的意志，也一定要到不合道理之处去求证。”任用人却一定要他们只管顺从、不能有违，这是陛下谋划上的错误。即使看严嵩，他有哪一件事不顺从陛下呢？

译从前与陛下同心，如今却成了被杀戮的首要罪犯。梁材守持道义、恪守官职，是陛下认为忤逆的人；他历任官职都有声誉，任户部官员时，直到今天人们仍首推他。然而群臣宁肯做严嵩那样的顺臣，不肯做梁材这样的“逆臣”，难道不是因为窥见了陛下的心意，而暗中趋利避害吗？即使对陛下来说，这又有什么好处呢？陛下如果确实知道斋醮没有益处，一旦翻然悔悟，每天驾临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除几十年来积累的错误，使自己置身于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之间，也使群臣得以洗刷几十年来阿谀君上的羞耻，把自己置于皋陶、虞舜、伊尹、傅说一类贤臣的行列，天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治理，万事还有什么忧虑不能处理呢？这只在陛下一振作之间罢了。舍弃这些正道不做，却急切地追求轻身飞升、超脱尘世，耗损精力、劳累心神，到捕风捉影、茫然不可知的境域中去求取，臣看见陛下终身劳苦，最终却一无所成。如今大臣贪恋俸禄而喜欢防备，小臣畏惧获罪而闭口不言，臣不胜愤恨，因此冒死愿意尽吐微诚，只希望陛下垂听。奏疏送入后，臣被逮捕下诏狱。条陈蓟镇尚未办妥事宜的奏疏【隆庆元年】谭纶 臣谨奏。臣会同巡抚顺天都御史刘应节商议：蓟州、昌平是九边第一重镇，自从边患发生以来，前后督臣所筹划的事务，大小群臣所提出的建议，以及与本兵两次集议的防守事宜，可以说已经精细周密，没有遗漏防备了。如果当事诸臣确实能够像兵科给事中张卤所议的那样，全都用实心实行，又怎么会有军队不精良、守备不坚固，边患值得忧虑呢？然而臣等又不能不说几句，因为这些不过是微小的补益，也是愚者千虑中的一点所得。臣谨冒昧列出各项上奏。伏望敕令有关部门再加审察，如果所说不涉迂阔，便拟定意见上请，俯赐施行。这样对于秋季防务和火器计划，也或许略有小小补益。具体列举如下：一是议定应援。臣等私下认为，蓟镇边境有天险可以凭恃，依靠险要防守，本来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但此前往往被敌人乘虚而入，如入无人之境，大概是当事者只知道把守御当作防守，却不知道以进攻作为防守的办法。臣此前建议练兵三万人，列为三营，分别承担作战责任，希望以战为守，成为一支大的应援军队。然而以臣总督蓟、辽二千多里的边境来看，专靠三万应援之兵，合在一起似乎有余，分开使用便只显得不足。况且我方明白敌军将要进攻的地方，敌军已经决定集中攻击；如果不是就近设置一支援兵，和敌军相持作战，那么负责摆守的军队没有不败坏事情的。如今的办法，应当在十路主客官兵之中，各选精锐三千人；每五百人设置一名把总统领，称为一司；每二司设置一名千总统领，称为一部；每三部设置一名参将或游击统领，称为一哨。平时免除他们的工役，常常进行训练。遇到警报，便根据敌人所攻之处，往来截击，不论敌人大举深入，都务必与本地守军合力拒守，等待大援到达。如果大援已经到达而仍然失守，失守之罪应以大援为首，本路应援守备的官军次之。如果大援奉调后，计算其行程和日期，本可到达却迟延不进，以至失守，那么本路与大援各自承担迟延和失守之罪。如果大援奉调后，按行程和日期计算尚且不能到达，而本路先已失守，那么由本路单独承担失守之罪。如果敌人侵犯别路，而本路确实没有警报，那么这三千应援兵也听凭臣相机调拨。这样，各处都有援兵，人心知道警戒，战守便有依靠了。伏乞圣裁。二是明确节制。臣等听说，有节制的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可能失败；没有节制的军队，即使将领有能，也不可能取胜。将领是三军的主宰，而胜败的关键，竟系于军队有没有节制，为什么呢？因为有节制，上下各方的利害都关系到自身，他们的心便不得不与军队同生共死；没有节制，就像秦地与越地相比谁肥谁瘠一样，与自己无关，各自只图保全性命。因此臣曾说，节制的“节”，就是竹节的“节”；一节一节地加以控制，将领便如同身体驱使手臂、手臂驱使手指一样，无不如意；否则，居上位者既没有责任要求，便得以顺势推诿欺诈；居下位者与事情毫无关系，往往把抛弃主将看得如同丢弃弁髦，完全不加顾念。这不只是士卒对于偏将、偏将对于主帅如此，就是对于督抚也无不如此。所以带兵的裨将平常常对人说：“何必自己受苦？遇到事情来了，我还隔着好几层，随便充个军职，没有办不成的。偏将尚且如此，更何况下面的人呢？”这都是节制之法没有讲明的缘故。臣等认为，应当请从镇守总兵官以下预先编制部署：总兵所统称为一镇，总兵以下有参将、游击，他们所统领的称为一路、一哨；参将、游击以下有千总，其所统领称为一部；千总以下有把总，其所统领称为一司；把总以下有百总，其所统领称为一局；百总以下有旗总，其所统领称为一宗；旗总以下有队总，其所统领称为一队。凡临阵作战和守御之事，在一镇便责成总兵，在一路、一哨便责成参将、游击，在一部便责成千总，在一司便责成把总，在一局便责成百总，在一宗便责成旗总，在一队便责成队长。只要有观望退缩的，都可以按军法治罪。至于击败一名总兵，便由其所部的参将、游击以下承担责任；击败一名参将、游击，便由其所部的千总以下承担责任；击败一名千总，便由其所部的把总以下承担责任；击败一名把总，便由其所部的百总以下承担责任；击败一名百总，便由其所部的旗总以下承担责任；击败一名旗总，便由其所部的队长以下承担责任；击败一名队长，便由其所部兵士承担责任，全部斩首，不予宽赦。这种责任追究，是由大到小，使凡是主将的不得不尽忠；论失事罪责，则由小到大，使凡是偏将和士卒的不得不防范自己的将领。把千万人之心合成一人之心，这就是所谓节制之法。

译所以即使让无能的将领统领军队，也不至于失败。从前臣在东南整治军队，大体采用这一办法，所以能够使弱军转为强军。如今边塞军令不行已经很久了。臣等私下认为，边防的准备，没有比这更急迫的了。这就是所说的先治理自己，然后才能治理别人。如今不讲求整治自身的法度，只是纷纷以备边为名，实在是空话，毫无补益。伏乞圣裁。三是议定功赏。凡论功行赏，都以斩获首级的多少来评定高下，这似乎可以作为依据。然而臣认为，对付小股敌人可以这样；如果遇到大敌，那么首先冲破敌阵的人，势必难以取得首级，而夺取首级的人未必就是杀敌者。这不但使功赏不明，也会使人心离散，往往又因争夺首级而逐渐误事。因此臣等认为，应当在临战之时，预先把密云等三大营的军队分为三大支，专门准备冲锋破敌；各路调来的军队，则分配在三大支之后作为应援。辽东或宣府入援的军队，便布置在两翼，有时资助夹击，有时听其出奇制胜。仍将各军编为三人一伍、三伍一队、三队一宗、三宗一局、三局一司、三司一部、三部一哨。每伍由两人负责杀敌，一人负责取得首级；一个首级只许同伍三人共同占有，超过三人便不许计功。若敌人先被某一支的铳箭射伤，便把功劳归给使用该铳箭的军队，使用枪棒的人不得参与。至于各支军队齐发，导致敌军成队跌入山崖壕堑而死的，听凭主将在战事结束后把首级全部汇总，再分配功劳。大体以十分为标准，冲锋破敌、夹击出奇的各得三分，应援军队共分四分。临阵斩获的功劳，愿意登记者按亲自斩杀论功；敌军成队坠崖的功劳，主将可以按部队功劳评定，士卒只给赏赐罢了。这样，军队不会争功，朝廷也不会越级滥赏；获功者不会把它当作侥幸，赏赐又足以鼓励人们。赏赐符合功劳，本来是公平的原则；赏赐不超过时限，又是激励的关键。如今功赏往往过了一年还不能决定，以至于获功的人有时叹息，不把功劳看作功劳，反而看作负累，这难道是使人竭尽死力的办法吗？大概是因为随军没有记录功劳的人，日久便形成腐败难查的材料，以致真假难以辨明，因而迟疑不决。臣认为，应当在秋季防务时，听任各巡按、巡关御史会同委派两名老成练达的推官，随营考察办理。凡各支官军取得功劳，应当立即到记录功劳的委官处登记查验；准许计功的，当场发给关防小票作为凭证。首级仍应标记清楚，另派差人转送记录功劳的部门。御史复核查验没有差错后，仍发给盖有印信的小票作为凭证。各委官先前发给的票据，应追回作废，同时立即具奏请求升迁赏赐，这样众人都会争相勉励，人人乐于舍生，而虚浮的功劳也会有所凭据。伏乞圣裁。四是议定修守。查《防边集议》论明战守的一条说：各镇人卫客兵专门负责战守，本镇主兵专门负责修边。这只是知道客兵强、本镇主将弱，却不知道本镇主兵中也有强者；只是知道客兵强，却不知道客兵如今也已衰弱，并非完全可以依靠。如今的办法，应当在十路主客军队中选出强健而可以作战的三千人，从中慎重选择一名参将统领，按照臣等先前的建议，免除他们的工役，使他们经常训练，作为就近应援的军队。其余军队不论主兵、客兵，仍全部责成从事修边守御之事，这样即使不能借助他们作战，也还能依靠他们守备。不然战守两件事都废弃，又何必让他们入卫呢？伏乞圣裁。五是革除冒功滥赏。三军将士奋勇直前，都是为了建立功劳。有了功劳却延迟赏赐，尚且会使人心离散，何况还夺取他们的功劳呢？臣等私下听说，塞上的积弊是：凡军士的功劳，将官的家丁往往就加以侵夺；将官又常常侵夺军士功劳；总督、镇守、巡抚的中军、旗牌、听用等官又常常侵夺；四方钻营刺探、替人报功的人又常常侵夺。这些功劳是战士经历百死一生才取得的，却屡屡被将官及将官的家丁侵夺，已经十分不堪；而那些没有拿过一寸刀刃、没有射出一支箭的人，也能夺取血战者的功劳据为己功，那么谁还肯拼死效命呢？臣等认为，冒功滥赏的弊病，应当严加禁止。伏乞圣裁。六是禁止虚报欺诈。臣私下认为，春秋两防期间，大小文武官员的功劳和罪过都应当据实办理。臣等先与有关人员逐一叙述评议，上报朝廷，下报本兵，再下报巡按御史，核查事实，然后请求施行功过升降、诛杀赏赐，可以说最为公正、明察、精细、周密，而且没有侥幸冒功、苟且免罪的弊端。然而各级大小将官不办理实际事务，专门崇尚虚假欺诈，厚养刀笔之徒，把他们安置在帷幄之中，广泛培植善于辩说的人，布置在京城之下。每当有战事发生的时节，便预先编造套话，捏造虚文：例如见到敌人就逃跑，却说成如何拒敌；尚未见到战乱迹象，却说成如何转战；观望不前的人，竟敢自称冲锋陷阵；冲击敌锋、击破敌军的人，反而有时被诋毁为退缩；敌人尚未退去，便先报告敌军已经出境；本来有罪，却肆意声称有功；内外相互勾结，远近传播，能够使听到的人惊叹、看到的人喜悦，因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冒犯交结禁令，甘心触犯欺罔之罪，只图对自身有利，不顾触犯法网，这种情况到处都是。若对此不加禁止，大家相互跟随作伪，还能指望他们尽忠吗？臣认为，应当请下令有关部门，每当边塞有事时，命五城兵马派人在东西长安门外以及兵部、都察院门前往来巡察。凡是在那里高谈阔论边将功劳等次的，便是前面所说的辩舌棍徒，准许立即拿送主管部门，严加审讯，按“潜住京师窥探为奸”的条款治罪。至于递送各衙门、报告功劳和军情的揭帖，也应连同递送之人一并送交巡按、巡关御史，由他们秉公查核。如果所报确实属实，还可以宽免；如果涉及虚假诬告，便从重参究，并追查根治执笔撰写之人。

译这样，欺诈虚伪就会停止，听闻和见识不会受到混淆，公论得以确定，人心自然奋发。伏乞圣裁。七是广泛制造利器。臣私下认为，中国的长处，没有超过火器的；而火器的利处，又没有超过佛郎机的。但它的制造必须用铜，其次才用铁。大型铜佛郎机，每具计算费用二十金，次等的也不少于十五金；大型铁佛郎机，每具费用八九金，次等的也不少于五六金。防守放射不得其法，容易炸裂，炸裂必然伤人；重新制造，费用又要增加一半，因此不能制造很多，即使制造了也不敢轻易使用。臣在南方见过木制佛郎机的方法，便教武生舒明臣制造并试用，效力与铜制佛郎机相同，连续发射七八铳也不会损坏，即使损坏也不伤人。其方法是用坚硬木材作主体，长七尺，周围一尺四寸，中空一寸多，外面用铁箍箍六道，连同工费共用银三钱三分。损坏时只需更换木体，而铁箍可以长久保存，费用节省而器械大有用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臣认为，应请敕令工部拨银一万一千两送来，分发给蓟、昌二镇十一路参将，分头照式制造三万三千架，分布在各个紧要关口，以备战守之用。而且这种火器防守、发射人人都可以操作，轻便，移动也容易。损坏后，责令该路取木材更换；再次损坏便再次更换，不必再拨给费用。以现有军队每人兼守一铳计算，一路增加火铳三千架，就相当于增加三千名士兵。由此推及郡县，再推及营堡，制造使用它，获利十分广泛。这也是抵御敌人的一种防备。伏乞圣裁。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应诏陈言疏【隆庆二年】王世贞。臣恭敬地看到，隆庆二年三月的诏书中说，朝政的得失，准许众人直言不隐。臣私下认为，皇上秉有圣明睿智的资质，正处于革故鼎新的时候，任用贤能辅佐，征召年高有德之士，把国家大政从将要走向错误的境地中挽救回来，在人心已经离散之后重新收拢人心。大法严明，小节廉正，朝廷内外安宁平静；又大施恩德颁下诏令，寻求正直之论，这实在是古代帝王的盛典。臣困顿余生，卑微地伏处草野，过分承蒙破格提拔，又重新承担职事；但早年便遭遇重病，困顿不能前进，长久辜负陛下的生成之恩，只能在山林中衔恩自守。如果臣有一点所得，怎敢吝惜自己的愚见？臣恭惟圣明的君主不遗弃樵夫草野之人的微言，小臣也就忘掉尸祝越俎代庖的戒律，谨列八件事情上奏请求。倘若其中有可采纳的，恳请俯赐采纳施行。臣虽愚昧，即使死去，也如同活着一样，实在怀着极其恳切的愿望。一、效法祖宗以弘扬圣德。臣私下认为，我朝祖宗功业没有比太祖高皇帝更盛的，德行没有比孝宗敬皇帝更盛的。高皇帝的事业出于开创，政事多有更始，臣愚昧不敢妄加冒犯。至于孝宗皇帝，承继列圣遗留下来的规范，把深厚的仁德恩泽发扬光大，深入浸润民心。到如今已经过了一甲子，民间歌谣仍未衰止。臣没有才能，请举出一两件来告诉陛下：孝宗皇帝生活简朴、安静庄重，后宫没有偏私以及声色美艳之宠；他节俭敦厚谨慎，出行车马中没有养狗纵马、追求骏肥的嗜好。在位十八年，四方贡献几乎全部裁减，出巡稀少简略，天刚破晓便临朝视事，退朝后到经筵听讲，咨询治理国家的道理。有空时便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等人，共同讲析政务要领，反复寻求统一的办法。因此皇帝的聪明才智日益开明，对众多政务也越来越熟练。少詹事王鏊曾讲解“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田猎”一章，其中有所指摘；退朝后，孝宗立即召宦官李广，告诫他说：“今天讲官的话，大概是针对你们这些人的，应当自我反省，不要留下后悔。”学士张元祯进呈《太极图说》，孝宗急忙阅读，边读边感叹说：“上天生下这个人，是为了启发我啊。”宦官替皇后制作袍服，请求开采广东珠池，孝宗特意命内库选择所藏珍珠来制作，并责备宦官说：“你如果只是想自己得到珍珠，难道不想想会使我的百姓困苦吗？”员外郎李梦阳上疏触犯圣旨，左右近臣请求加以杖责，孝宗不许，说：“你们想要快意于我一时，不过是成就我杀害进谏之臣的名声罢了。”凡九卿大臣，不轻易更换；任职年满应当致仕的，便提升官阶、赏赐金帛，继续供给车舆和俸禄；偶然遇到弹劾，也给予温和慰问，听任其自行陈情请求退休。因此当时的大臣们都恭敬奉行、遵循法度，没有私自求取或逃避的意思；言官清白尽职，纠正了奸邪、攻讦、苛刻求全的风气；宫廷与官府一体，朝廷内外安宁，这不正是《诗经》《尚书》所称道的境界吗，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臣希望我皇上深加思考并效法实行，或者命辅臣共同考订秘藏于金匮的文献，把孝宗皇帝的圣政编成一部书，早晚呈给皇上阅览，用来辅助圣德，天下幸甚。一、整正宫殿名号，以尊崇治理体制。臣私下认为，太祖高皇帝登极后，把大朝门命名为奉天门，把殿命名为奉天殿，以至诏、赦、诰、敕都冠以“奉天”二字，表明君主不敢凭一己之意凌驾于百姓之上，无论到哪里都奉承天命。革除年间，所有门殿名称都被更改；成祖靖难之初，明确列举革除帝的罪状，布告天下，永远恢复太祖旧制。先帝偶然遭遇火灾，暂时更新门殿以改变面貌，不久便去世；御史曾有所陈奏，皇上不忍立即更改。臣私下认为，谋求治理在于效法祖宗，大孝贵在完成亲人的遗志。皇上是上帝的嫡长子，难道可以一天不奉承太祖、继承太祖的大业吗？难道可以一天便忘记吗？伏望颁发明确诏书，把大朝门、大朝殿仍恢复奉天的旧称，以彰显象魏所代表的重大礼制；或者把华盖、谨身二殿左右各门保留皇极殿等名称，以慰藉宫墙内外追思先帝之情，实在是合宜的办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一、斟酌恩义以处置宗室。臣在嘉靖二十九年遇到修订《玉牒》时，曾说：从亲王以下直到庶人，已经登记姓名的宗室大约有三万人；如今又过了二十年，可能已有五万人。周王府已经接近四千人，韩王府也有一千多人。即使耗尽天下财力，恐怕也不足以供养他们不断繁衍的后代。过去听说礼部会同有关部门商议裁减经制，臣愚昧地身在草野，不能完全知悉详情。臣私下认为，国家对宗室的待遇，往往失之于滥用恩惠；对宗室的法制，又往往失之于只讲义理。宗族关系延续到奉国将军，也就可以了，却又推及其三代中尉，以至世世代代没有止境，这就是恩惠使用过度。虽然那些关系疏远的宗室都是高皇帝及列圣的后代，却无罪而困居一城，断绝他们仕进的道路，这就是义理使用过度。伏望皇上下令礼部以及府、部大臣会同商议：奉国将军的各个儿子，都听任免除禄秩，分居附近州县；在废除宗室俸禄之日，仍按照会典事例发给房屋费用，酌量免除或恢复徭役，使他们终身能够尽力从事农业和商业。其中有志于科举的，照常学习应试，听任他们出任南京及各司、府、州、县的官员。凡宗室年满五十岁，酌量按照本等身份赐予服色冠带。周、韩二府的郡王直到奉国将军，可以改封到云南、广西、四川、福建等地，酌量发给路费和行粮，如此或许能使中原百姓稍稍得到苏息、获得安定。对于天潢宗族的供养，再按照各宗室居住地办理；命名都限定使用金、木、水、火、土字样，以至于重复互犯，甚至造出艰涩难懂的名字。从今以后，属于中尉以下的，只按照上一字确定名字，下一字不拘用什么字；这样不但可以免除重复和造字的困难，也多少可以体现亲疏的区别。有人说这关系体制重大，有人说这涉及典章制度。臣私下认为，如今不处理，十年以后将有无法承受的弊病。《易经》说，穷尽就要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伏惟皇上果断实行，放宽禁例，以求取才智贤哲。臣私下认为，王府亲戚不得担任京朝官，原本并不是祖宗的明文法令，只是宣德年间，秦府永兴王想把女儿嫁给通政使李锡的儿子，诏书说李锡现居喉舌之地，不许此事。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屠滽与大理少卿王辅有嫌隙，因为王辅是王府亲属，便创立了这条成例，把王辅外放为郁邑参政，直到死去。屠滽为了区区私人怨忿，却使国家背上猜疑宗室的罪名，狭窄了贤才进用的道路。臣认为屠滽不是纯正的臣子。大学士杨一清前后提出建议，很有次序；新贵张桂等人却说杨一清有所援引，凭借浮泛言论加以阻挠，直到如今还没有恢复他的职位。天潢宗派绵延不绝，属于皇亲国戚的宗室人数多得不可计数。即使有人有奇谋伟略，也不能参与朝廷的议论；即使是国家的干城、皇帝的心腹，也不能承担保障国家的重任。皇上这样侧席思考治道、在草野求取人才，却反而在圣明之世埋没人才，实在没有道理。况且如今宗藩中势力最大的，不过是用财产自我享乐，如同江南的一个富户罢了，哪里会有勾结党羽、替国家忧虑，像梁孝王刘武、燕刺王刘旦那样呢？伏乞把臣所说的下交吏部，从今以后凡属于王国亲属的，一律照常升用为京官，不得阻塞压抑；如此或许能使国家施行宏大平正的政务，使宗室不再有亲族彼此忧惧的叹息。一、修订典章，以彰明国家纲纪。臣私下认为，《大明会典》一书，实在是我朝祖宗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各部门官员奉行它，可以传示万世；但时代不断变化，事情也有增减损益。此前嘉靖二十九年间已经修成进呈，不知因为什么缘故被搁置。然而自三十年以后、隆庆二年以前，其间典礼仪制的更革、兵制的裁定、财物和武备的出纳，又有不能不修订的地方。臣愚昧地希望命内阁辅臣尽快重新修订，进呈御览并颁行。至于司法部门，上欺天威，下媚政府，任意解释法律，把三尺法度颠倒混乱：有的上疏申辩援引二王，却被比作诈传诏旨；有的诏令或题本稍有涉及讽谏，便被比作儿子辱骂父亲；有的奉诏办理事情稍有迟延，便被比作弃毁诏书；有的奏事不够确实，便被比作冲撞仪仗。舞文弄法的情形不可枚举，也应当明文规定禁革，写入《会典》之中，永远作为警戒。臣又认为，太祖《实录》只记到洪武三十一年，其间直到永乐元年的史事，还有缺漏没有记载。汉朝并没有因为吕氏而废弃本纪，唐朝也没有因为武氏而废弃实录，为什么呢？因为治理天下不能一天没有史书。臣愚昧地希望下令内阁各位年高有德的大臣，考核研究革除年间的事迹，另编一书，附在国史末尾。侍讲方孝孺、尚书铁铉，为保卫社稷而殒身灭族，应当鉴察他们如同犬吠尧帝一样的忠诚，赐给他们改定谥号的典礼。其他如尚书齐泰等人，也应当明确写出功罪，以示劝善惩恶。这些事情关系国家治理体制，实在不是小事。一、推行德意，以彰明最大的劝善作用。此前奉隆庆元年诏书，表彰记录进谏言事者以及查举先朝大臣的典章，天下士大夫欣然加额，想着奋发尽忠，正以为这是国家用来激励一代人的典范，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有些事情涉及遥远年代，有些事情与旧有格式略有不合，臣请把自己的一点所得全部陈述出来，以备陛下裁择。太祖高皇帝时期，开国诸公侯中，除了中山王、开平王、岐阳王等诸王之外，功劳没有比韩国公李善长、颍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德庆侯廖永忠更大的。李善长筹划军粮转运的功劳，不低于萧何；后来因为嫌疑获罪，王国用为他申辩得很详细。傅友德等人平定疆场、扫荡开辟的功绩，远远超过绛侯周勃、灌婴，最终老死于家中，而当时正逢困厄，却没有得到改定谥号的典礼。文皇帝北伐时，失去军纪的只是主帅邱福；同安侯火真等人却痛骂敌寇、奋力作战而死，他们的忠节十分显著，记载在《实录》中。臣认为，这些臣子都应当优厚地加赠谥号。征士吴与弼刻苦践行、追慕古道，竭力辞去宫廷官职，他的高尚风操足以使贪婪者廉洁、懦弱者奋起。翰林检讨陈献章潜心研究圣贤传授的学问，使教化流行于乡里，他留下的言论足以承继前人、启迪后世。副使李梦阳、何景明两次进上正直言论，竭力抗拒权宦，他们的气节足以彰明国家大义，文章足以润色皇帝的治道。臣认为，这几位臣子应当特别褒奖并赐谥号。原任给事中陆粲、吏部郎中薛蕙，一个上言典礼，一个纠劾权奸，先后被调任罢职。

译期间陆粲曾酌量改任县令，薛蕙则以疾病为由请求退休，因此按照成例略有不合；然而他们的正直气节和美好品行，怎么可以遗漏呢？臣认为，这两位臣子应当酌量给予追赠。表彰远方的人，潜藏德行的人便会思求奋发；表彰地位低下的人，职位卑微的人便会勉励修身。一次举措就可以把激励世间善行的作用全都具备了。一、昭明爵禄赏赐，以招徕非凡功勋。臣见先帝时期，恢复开国六王的后代，全部封为列侯，用来扩大国家恩典、激励士气，实在非常隆厚。如今敌寇每年都侵犯边境，国家财用稍有困乏，正应当拿出空名爵位来鼓舞人心。然而上面不制定特别规格来对待下面，下面也没有特别功勋来报答上面，只是拘守世代相传的旧规，却想用鞭打来要求别人建立奇功伟烈，臣认为绝没有这个道理。况且王守仁在武宗时期，率领乌合之众的一旅兵马，活捉叛逆朱宸濠，押送到宫阙之下，而小小的伯爵封号却直到凶悍的宰相江彬在位时才得到认可，如今又被众多言论阻挠。读书人不熟悉旧典，以为伯爵是极重的爵位，却不知道如今世代称伯者不下几十人，为什么不拿祖宗时期的铁券来比较呢？那些人的功劳不过是攻下一城、击破一军而已，有谁能像王守仁这样呢？皇上如果幸而采纳臣的意见，请交给吏部、兵部会同商议。如果像王守仁这样的人可以世代承袭封爵，那么前面所举的太祖高皇帝功臣，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德庆侯廖永忠，也应当一并下交主管部门，考求他们中途废止封爵的原因，选取其嫡系后代，酌量恢复封爵，并明白告示天下：有人能够犁平敌人的巢穴，大功封公，小功封伯，世世代代不得剥夺。几年之间，难道不会有像长平侯、冠军侯那样的人出来响应征召吗？一、练兵充实军队，以重视根本。臣看到近年来秋季防务时，延绥、固原的将士跋涉万里入卫京师，兵力日渐减少消耗，因而痛心；而太仓每年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用来供养疲弱无用的士卒，因而扼腕。况且京师与蓟镇边境声息相通，像手臂和手指相互驱使，形势与其他边镇不同。臣愚昧地希望皇上敕令兵部，分别派御史等官员到陕西各边，不分军丁、舍余，精选五千多人；宣府、大同、辽东精选三千多人作为骑兵；山东、河南、山西、北直隶等处精选三千多人；浙江义乌等处精选二千多人；两广、湖广、四川等地的土兵精选二千多人，作为步兵。又从团练、锦衣卫各军的官员、旗校中精选一万五千多人，共计三万人，分为两营，另行委派戚继光、马芳这样的名将统领。明令诏书中所列举的、已经废弃的大小将官，凡曾经参加战阵的，各任偏将，分领各哨，每天演练，严格执行赏罚。一旦有警报，命令他们协助冀州、辽东总督负责战守。陕西每年入卫的官兵，全部停止征调。仍委派严明的给事中、御史，把京营、京卫大小官军彻底清查；老弱者黜退，现有缺额暂不补充。至于锦衣卫一卫，白白消耗粮饷的人尤其多，更应酌量裁减革除，每年可以节省漕米三四十万石，用来供养这万五千名精兵。不仅蓟镇在紧急时有了依靠，而且国家也暗中取得居中控制、驾驭全局的优势。从前周世宗、宋太祖曾实行这种办法，军队因此逐渐强盛，作战无不取胜。臣愚昧，实在怀着深切而恳切的愿望。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八 再次请求圣明阅览奏本、召见询问的奏疏【隆庆三年】温纯 臣读《易经》读到“泰”卦时说“坤在上、乾在下”，读到“否”卦时说“乾在上、坤在下”，才知道君臣关系与天地关系相同。天地交合，然后化育万物的功业才能完成；君臣交接，然后国家众多政务才能得到治理。从前圣明的帝王直到我朝，有的请教年老大臣，有的请求臣下进言，有的召见询问，有的通过章奏行事。如今请教年老大臣、请求进言已经不能恢复了；至于召见询问、阅读章奏，即使汉、唐、宋三代，也没有不以此作为治理之道的。皇上即位以来，朝廷讲学勤勉，言路也已开放。唯独阅览奏本、召见询问这两件事，虽然言官常常谈到，主管部门却一直没有来得及替皇上请求，难道不是因为即位之初，服丧制度尚未结束，古代有君主三年不言政事的礼制吗？又难道不是因为政务繁多，奏牍纷杂，如果希望皇上一一阅览、一一询问，就会涉及劳累而抓不住要领吗？如今先帝三年的丧期已经结束，朝廷内外群臣无不以“高宗迈训”“成王访落”的故事来期望皇上。皇上如果想回应群臣的期望，就没有比阅览奏本、召见询问更好的办法了。往年臣在山东时，听说皇上在经筵之余，曾以石州残破之事询问辅臣，臣不胜欣喜踊跃，认为圣明天子竟能如此留意边疆。不只是臣感到欣喜踊跃，海边百姓无不传颂，九边将领无不警惕。这说明皇上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一怒就可以使天下安定。假如从今天起，皇上每天和大臣商议防务与时政，那么所能激发的效果又不知会达到什么程度！皇上为什么吝惜一句话而不为天下考虑呢？如今全国灾异接连发生，寇盗不得安宁，民间多有饿着肚子等待哺食的情形，边镇也有士卒脱下头巾请求粮食的困苦。皇上试在此时勤于召见询问、批阅章奏，那么诸臣中一定有人会向皇上陈说修治内政、抵御外侮的大计。诸臣陈说，皇上采纳并施行，只要稍加留意，天下太平的日期便可坐等而至，并没有什么困难。况且批阅奏本，也不必把各司的章奏全部看完。因为各司章奏中，有关系到皇上圣躬的，有切合民间疾苦和边疆事务的，有属于拟旨、题覆、奏请各衙门应当直接办理的；把这些辨别出来，不需耗费片刻时间，章奏便可以阅览完毕。召见询问，也不必对天下事务笼统发问。历代因什么而兴盛衰败？君主的德行因什么而进退？中国因什么而长久安定？四方夷族因什么而宾服？把这些问题审察清楚，不用终日，问答便可以全部明白。伏望皇上趁着谅阴服丧期的余暇，俯顺臣民的期望，敕令礼部会同内阁、九卿及诸臣再加详细议论。如果臣的意见可以采纳，是否可以下令内阁大臣，等日讲之后有空闲时，将票拟过的各司章奏分为两等：凡属于拟旨、题覆、奏请各衙门应当直接办理的，不必烦劳皇上；那些关系到圣躬、切合民间疾苦和边疆事务的，另行摘录要点，进呈皇上御览，并立即当面请示是否采纳施行。皇上一旦遇到疑难，更希望或召见内阁大臣，或召见部院诸臣，特别舒展天颜，俯赐清问，一定要使历代兴衰的事迹、君德进退的原因，以及安定内部、抵御外侮的要领，都明白地呈现在眼前。起初似乎上下地位悬殊、彼此隔绝，时间久了，上下情意相通，便会看到君臣之间如同家人父子一样相互应答，和悦融洽地同处一堂。国家亿万年没有疆界尽头的国运，难道不能永远得到福祉吗？臣不胜愿望、惶恐谨慎之至。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请求慎重办理赠官典礼的奏疏【隆庆三年】温纯 臣恭敬地看到，礼部题覆司礼监太监陈洪请求恩典的奏疏，奉圣谕说：陈洪侍奉朕恭敬谨慎，确有勤劳，准许他的父亲赠为都督同知，母亲赠为一品夫人，以后不作为定例。钦此。臣等不胜惊骇诧异，认为祖宗实行了二百年的赠官制度，到今天才开始改变。随即查考《大明会典》：凡武职有功，封赠父母，都按照现任职务的品级对等封赠，从没有赠予内官父母一品封号的。先帝时，太监温祥曾得到把母亲赠为一品夫人的恩典；然而这已经是越过礼制、超越本分的做法，应当议论革除。温祥的父亲不能一同受封，是因为其子为太监，而没有给太监父亲封赠的先例。哪里想到太监陈洪竟因温祥曾赠母为一品夫人，便请求连同父亲也一起封赠，这已经没有任何先例可以相比了。可是礼部却说：‘赠官原本比照武职事例，难道要把所引滕祥荫弟侄的事例作为赠官的依据吗？’况且都督同知和一品夫人都是最高品级的爵位，而陈洪不过是一个五品内侍。按照品级相等封赠的规定，既然彼此不相符合，那么内臣和武职又有什么关系呢？如今天下武职多有怠惰玩忽而不能振作的，是因为爵禄赏赐不足以劝勉天下人。如果都督同知可以没有军功便获得，那么人们何必还要赴汤蹈火、迎向刀刃、把死亡看得如同归家一样呢？即使有人赴汤蹈火、迎向刀刃、视死如归，陛下又拿什么更高的封赠来奖赏他呢？把有军功者与没有军功者同样赠官，那么人们尚且不会受到劝勉，何况有军功的人还要受品级限制，不能全都得到都督同知吗？陛下即使认为陈洪恭敬谨慎、确有勤劳，赐给他的蟒衣玉带等宠遇，也已经达到极点了。陈洪如果真懂得恭敬谨慎，怎么忍心因为偏爱亲属而破坏国家二百年的制度？陛下又怎么忍心因为一个宦官而施行二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恩典呢？况且这项恩典究竟是出自陛下的意思吗？还是因陈洪反复恳求之后才给予的？又或者是因为内阁大臣票拟之后才给予的？如果确实是陈洪反复恳求，陛下只要拿祖宗制度问他，他自然无话可答。如果是出自陛下的意思，内阁大臣应当加以纠正，部臣应当据理执奏。如今朝廷诸臣都知道这是内阁大臣拟定的，那么他们的用意不过是认为上下情意没有沟通，于是不得已为了调和内外关系而这样做罢了。陛下是天下臣民的君主，却不让内阁直行其职，而使内阁不得已向受宠的宦官卖人情，即使废弃祖制、败坏名器也不顾，臣等私下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伏望圣明裁察。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察知变故、谨慎防备的奏疏【隆庆三年】郑履淳

译臣认为，近年以来，万民失去生业，四方多有变故，天鸣地震，灾害接连降临，正是陛下日夜忧劳的时候。饥寒逼身的人，容易被衣食收买；嗷嗷待哺的百姓，正是圣明君主可以依靠的力量。如果不趁现在解决周家‘桑土’所象征的防患之忧，不切实忧虑朝廷百姓困穷的恐惧，那么上天用来警动天下的灾异，反而会成为资助他人的机会。如今最急迫的事情没有比任用贤能更重要的了。陛下登极已经三年，曾召见询问过一位大臣，当面质问过一位讲官，奖赏并采纳过一位谏官，共同谋划过预先防患的大计吗？如今君臣高亢隔绝，乾坤闭塞不通；忠言反而受到撞折槛车的刑罚，儒臣徒然获得进言的虚名；宫闱违背了克俭的规矩，朝廷违背了同舟共济的道义。回奏反而遭到谴责，补充的奏牍从哪里递进？内批直接发出，封还它又从哪里做起？纲纪因循，风俗苟且偷安，功罪没有核实，文书案件徒然繁多，宦官暗中成为祸患的阶梯，善类渐渐因此丧失志气；言语一涉及宫廷和官府，便肆意从多方面阻挠，关节堵在私门之中，彼此坚持而不能突破。众人惶惶不安，都说群小蔑视常法，君臣贤明之人彼此疏远隔绝，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像这样而能够长久安定的局面。伏愿陛下振奋英断，决策国家大计，不要被小事扰乱；扩大并任用明智通达的君子，不要被宠幸亲近之人迷惑；把玩赏美色奇珍的心力转移开来，以保全饱受创伤的百姓；把办理昭阳宫琐细事务的勤劳分一些出来，以调和各项政务；把蛮族视为关门的强敌，把钱粮看作百姓的膏血；提拔任用陆树声、石星这一类人，嘉许采纳殷士儋、翁大立等人的经疏；每天亲自参加讲筵而不厌倦，使臣民章奏与有关官署当面讨论可否，逐渐熟悉处理万机的裁决，自己辨知人才的邪正。要察知变故、谨慎防备、挽回天意、开启防患之道，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奏疏呈入，皇帝大怒，杖责他一百下，关押在刑部监狱。请求当面奏陈政务的奏疏【隆庆三年】骆问礼 臣谨此上奏当面奏陈政务的十条建议。第一，陛下亲自总揽万机，应当斟酌采用群臣的意见，不固执自己的看法，使可否、赏罚、取舍都符合天道；这样既有独断的美德，又没有自以为是的过失。第二，陛下应当每天居于便殿，使侍从官常在左右；除非天将昏暗，不要进入宫闱，这样耳濡目染、涵养熏陶，自然会得到许多助益。第三，内阁是政事的根本，应当参用各司人才，不要拘泥于翰林出身；这样讲明义理、通达政务，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第四，诏令必须经过六科，诸司才可以奉行；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允许六科封还诏令、据理执奏。倘若六科不加封驳，诸司又失于检察，允许御史纠弹。第五，近来两次下诏，都允许各人直言；然而所采纳的意见，除了言官和一两位大臣之外，全都交给有关官署办理罢了。应当进一步扩大言路，凡诸臣章奏，不看重上奏者是什么人，只看他说的是否有道理，使他们都能自行效力。第六，陛下临朝决断政事时，凡是在左右供职、传达诏令、接收奏章之类的事务，应当使用文武侍从，不要让宦官参与，以免窥探窃取之弊逐渐产生。第七，士人的风气已经倾斜危险，稍有不同意见，便立即加以排斥防范。从今以后凡议论国家大事，只讨论是非，不迎合个人好恶；众人的意见未必正确，一个人的意见也未必错误。这样公论会日益明白，士气也可以振作。八是：政令的推行，应当务必执行。如今有关部门题奏复议、已经报告准许的事项，却没有见到修正施行，反而因循敷衍、苟且偷安，逐渐习以为常。陛下应当在上面明确振作，命令群臣在下面奋发努力，以挽救颓废懒惰的风气。九是：当面奏事的仪式，应当略去繁琐的文饰，务求实用，使群臣入朝时陈述政事，退朝后办理事务，不至于彼此妨碍，这样上下之间的交往才可以长久。十是：修撰、编修、检讨等官员，应当命令他们轮番入值，近侍乘舆；凡皇帝的一切言语行动，都执简记录，侍从书写。至于他们耳目不能及的事情，有关各司可以按月报告，或按季度报告，使他们能够随事编纂记录，以流传后世作为劝善戒恶的依据。奏疏送入后，皇帝不高兴，宦官又从中构陷他，于是贬谪为问礼，出任楚雄知府。《议处安攘大计疏》　　　高拱 臣认为，兵部尚书就是古代大司马的职务，负责统领六军、平定邦国，国家的安危都系于此，责任极其重大。何况近二三十年来边关多有事变，调度安排十分困难，那么这个职任就更加重要，更应该多储备人才，使人才取用不尽，然后才能成就军务。可是每逢出现官员空缺，便慌忙寻找，仍然找不到合适的人，难道真是世间缺乏人才吗？实在是因为平时没有预先培养，所以临时不能突然得到合用之才。臣观察兵部侍郎的设置，只像其他各部一样规定为二员，这大概是边关无事时的情形。近年既然称说边关多事，而官员设置仍然如旧，有时增加一员协理戎政；但又常常任用都察院官员兼任侍郎，也不是固定员额，因此所谓定额侍郎，实际上只有二人。这两人都要协理部中事务，不能随时出入边地；有时想巡视边务，不免要借用其他官员；有时遇到边方总督出现空缺，也不免从别处调人补任。借用其他官员，就不是他的本职，办事不便；从别处调动，就会补了东边而西边又出现空缺，而且彼此等候替代，路途遥远，动辄经过一年半载，不能及时到任，边境紧急事务便无人抵御。臣没有想到国家这样重大的事情，竟然只是如此苟且处置，到了这种地步。臣虽然愚昧，但确实曾在夜里反复思考，认为应当在兵部增设侍郎二员，与现有定额侍郎一同协理部务。平日就熟悉掌管军务的政事；如果需要巡视边务，就派其中一人前往，既便于办事，又不必烦劳借用其他官员；如果遇到边方总督出现空缺，就派其中一人前往，既可以早上出发、晚上到达，也不必耗费时间从别处调任。等到他们往来任职于中央和地方，任职经历已经很深，凡是兵部军务以及边关的险要、敌情的缓急、将领的贤能与否、士卒战马的强弱，都已经通晓熟悉，平素也已制定方略；遇到尚书出现空缺，就用其中经验最深的人补任。这样做了以后，如果还说人才不足，一定不会是事实。然而军务是专门的学问，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如果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才，本来就不能成事；如果平时不加培养，即使有才能，也仍然不能成事。臣认为，储备和培养掌管军务的大臣，就应当从兵部司属开始。兵部司属都预先参与知悉军旅事务，但现在却不选择合适的人，泛泛地任用，而且往往又调任为其他官职；这样既未必能得到真正可用的人才，又把他们调任他官，便使人没有坚定长久任职的意志，把兵部看作传舍，不肯专心于本职。这样做，不仅无法为日后储备人才，就连眼下承办执行事务，也会有不恰当的地方。

译现在应当特别提高选任标准，选用有智谋、有才干和力量的人充任，使他们专任此职，熟悉事务，不再调任其他官职。调任升迁时，还应当另行议定他们的升迁等级：边方兵备出现空缺，就由兵部司属补任；边方巡抚出现空缺，就由边方兵备补任；边方总督出现空缺，就由边方巡抚补任。总督和在兵部任职的侍郎则时出时入，等待尚书出现空缺，就像通政使、鸿胪寺官员一样，在下位依次等候，鱼贯而进。其他官员中如果有才能特别突出、熟悉军务的人，也可以间或选取一二人，用来补充不足。这样做了以后，如果还说人才不足，一定不会是事实。然而臣又想到，培养人才虽然足以供任用，但如果奖惩不明确，凭什么使人竭尽力量？体恤防护不周全，又凭什么使人竭尽忠心？臣看见边方的臣僚，跋涉经历沙漠，那是多么苦寒；出入刀锋箭镞之间，那是多么艰险；各种责任集中到面前，那是多么需要担当；显著的惩罚悬在身后，那是多么令人畏惧。他们所承受的艰苦，与腹里地区的官员相比，何止多十倍？可是如今却同样议定俸禄待遇，同样议定升迁提拔，严重的甚至还可能排在他们后面。这正是功臣因此灰心、壮烈之士为之叹息的原因。实在应当特别表示优厚待遇：有功就加给不可预期的恩赏，有空缺就破格提升，使他们的功名常常排在其他人之前，其他官员不得与他们同样议论俸禄待遇。如果有人作奸犯科、贻误事务，就依法惩处；如果有人任职不称职，就降调他的官职，使他的功名常常排在其他人之后，不得与其他官员同样议论俸禄待遇。称职的人常常得到优先提拔，那么人们一定会乐于进取；不称职的人常常落后，那么人们一定会害怕仕途受挫。这样做了以后，如果还不能竭尽力量，一定不会是事实。至于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到了困顿之时就难以支撑。臣又看见，边关总督之臣，任用后没有成效的，既然要受到明显的惩罚；而任用后有成效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体恤爱护。一旦事情交到手中，就再没有援助，也再没有替代，使他们常年累月承受艰苦劳辛，不仅不能稍事休息，甚至连喘息的时间也没有，直到肝脑涂地才停止。这样说来，他们的处境不是更加苦吗？如果平时有计划地储备培养人才，用人自然不会缺乏，就可以实行灵活通融的休假制度。如果有人在边地任职已久，并且确实取得成绩，就特别把他调回部中休假；休假之后，不妨再次出任边职，使他的精神能够得到休息而不致疲惫，智慧能够长久充裕而不致枯竭，用来勤勉报效王事，成效一定很多。而且臣子奔走劳苦的情形，既然是居于上位者深切体察的；君父体恤挂念的心意，居于下位者也都能周全知晓。君臣之间的义理，就如同父子之间的恩情。这样做了以后，如果人们还不能尽心尽力，一定不会是事实。臣承受皇上的眷顾和任用，发誓谋求报答和称职效劳。臣看出边疆事务废弛，必须得到合适的人才才能振作起来；然而任用人才不得其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趁现在不加以整治，恐怕会因循拖延，时间越久越难以收拾，难道可以最终任由它废弛下去吗？所以臣愿意请皇上及早设法处置，以解决当前的急务；预先储备培养人才，以备将来的任用。安定边疆、抵御外患的计策，或许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伏望圣明裁断，敕令有关部门施行，臣不胜幸运。奏疏送入后，得到【“防”字疑误】批示：军务至关重要，人才难以得到，必须广泛寻求并预先储备，才可以供实际任用。阅览卿所奏的处置谋划，周详完备，充分可见你为国尽忠的谋略，全部依照所议施行。《议处边方激劝疏》【隆庆四年】高拱。臣认为，广东过去一向被称为富饶之地，可是近年以来盗贼到处充斥，军队频繁兴动，百姓和物产凋敝残破，狼狈不堪。探求其中原因，都是有关官员不称职造成的。而有关官员不称职，其原因有四点：任用官员的人认为广东是瘴气弥漫的地方，轻视那里；有关官员中由科举出身的只有十分之一二，而杂流出身的有十分之八九；铨选任命的有十分之四五，而因迁谪任用的有十分之五六。那些人的才能本来就难以胜任，又知道自己的前途有限，多半甘心自我放弃，这是第一点。岭南是偏远的边地，僻处一隅，声誉消息不能通达四方，地方的动静尤其难以传达到朝廷。做地方官的，只要能够欺瞒抚按官，就不再有人追究问责，这是第二点。广州是出产财货的地方，又有很多人从事与海外番国的贸易，奇珍货物很多，本来就有可以谋取的利益，很容易诱使人贪恋，这是第三点。贪污风气既已形成，势头便越来越盛；间或有一两个能够自立自持的人，抚按官已经举荐他们了，而对于应当弹劾的人，也不过姑且取其中一两个处理，敷衍塞责，本来就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弹劾。那些人见抚按官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便更加以为自己得计，毫无忌惮。留任者既然长期作恶而不悔改，后来者也相继沉沦其中，因此贪污风气牢固得无法破除，这是第四点。第八，政令一经决定，就应当务必施行。如今有关官署题覆后已经报可的事项，还没有见到整顿办理，反而因循苟且、玩忽拖延，渐渐习以为常。陛下应当在上面明确振作，敕令诸臣在下面奋发努力，以挽回颓惰的风气。第九，当面奏事的仪式，应当略去繁琐文饰，务求实际有用，使诸臣入朝陈奏、退朝办事，不至于彼此妨碍；这样上下之间的交往才可以长久。第十，修撰、编修、检讨等臣，应当命令轮流入值，靠近皇帝车舆，凡皇上的一切言语行动，都手执简册侍候记录；对于他们耳目达不到的事情，各司有时按月报告，有时按季度报告，使他们能够随事编纂记录，以便流传后世，作为劝善惩恶的依据。奏疏呈入，皇帝不悦，宦官又从中构陷他，于是将骆问礼贬为楚雄知府。

译其他还有能够安定地方的人，容臣等访察所得之后，再继续题请加恩，使人心知道受到劝勉，人人都能振作起来。然而臣又想到，远方的困弊不只是广东，广东只是特别严重罢了。广西、云贵也都号称极远之地，近年都有战事，百姓也都不堪其苦。议论处置有关官员，也应当按照广东的例子施行。天下虽然广大，实际上却如同人的一身，必须使血脉流通，头顶到脚跟都能达到，才可以成为完整的人体。如果远方官员功过的实际情况，能够被上位者明察；君上总核考察的意图，能够被远方官员周知，那么谁敢不畏惧服从？谁敢不修治职事？万里之外如同就在眼前，治理的关键便可以运掌于手。圣人之所以能使中国如同一人，正是使用了这个方法。伏望圣明特别赐准施行，臣不胜庆幸。奏疏呈入，得到批示：近来远方官员不得其人，以致百姓无法生活，盗贼逐渐滋长。所议很合乎消弭盗贼、安定百姓的要领，全部准许施行。议论处置边方官员的奏疏【隆庆四年】高拱 臣认为，蓟、辽、山西、陕西沿边的官员虽然是治理百姓的官，实际上负有守卫疆场的责任。敌军骑兵践踏而来，已经难以支撑；百姓凋敝，又难以安抚。即使让有才干力量的人担任，仍然担心他们不能胜任；即使优厚待遇并加以振作，仍然担心他们不能振兴边务。然而任用到这些地方的官员，不是杂流出身，就是贬谪而来；不是贬谪官员，就是多有才能力量不足的人，这简直是把边方当作安置劣员之地。他们在内地任职尚且没有成效，又怎能治理边方？朝廷待他们既然微薄，他们的志意已经毁坏消沉，又怎能指望他们施展才能？所以没有善政可闻，而郡县狼狈不堪，都是任用不当造成的。朝廷只是因为边地艰苦而苦待在那里的人，却从未顾念人在边地所受的苦；只是把边方看作遥远之地，却没有想到远地安定之后，内地才能安定。如今若不赶快处置，恐怕日后狼狈更加严重而无法收拾，关系实在不小。臣认为，国家任人不当，是为官员选择地方；只应当为地方选择官员。如今边方既是紧要之地，又都狼狈不堪，就更应当让贤能者担任。是否可以规定今后各边官员，必须选择年富力强、才气出众的人补任；或者查考有治理成绩、兼通武事的人调任。并且议定赏罚：有能够保全并惠及困穷百姓、使他们都乐于从事生业的，以三年为期限，比内地官员提高一个等级升迁。有能够捍卫祸患、抵御敌人而特别建立奇功的，按军功论处，不按通常次序破格提拔任用。如果其才略宏大，能够担当重任，那么由此升为兵备、巡抚、总督，都没有不可，只以治理成效为标准，不必议论其出身资格。如果任用后没有成效，对地方没有益处，降三级另行任用；如果观望推诿，以致贻误事务，轻则罢免黜退，重则按军法治罪。既然在前面开辟功名之路来诱励他们，他们就不会不尽心；后面又有严厉的刑罚约束他们，他们就不敢不竭尽力量。这样或许修治职务的人会增多，边方也有所依靠。然而臣又想到，功名之路既然开放，原本属于内地的官员便可能借边方省分的名义谋求侥幸升迁，也不能不预先制定明确办法。臣等查得，蓟辽所属有昌平、顺义、密云、怀柔、蓟州、玉田、丰润、遵化、平谷、迁安、抚宁、昌黎、乐亭、延庆、水宁、保安、自在、安乐等州县；山西所属有河曲、临县、忻州、崞县、代州、五台、繁峙、定襄、永宁、宁乡、苛岚、岚县、兴县、静乐、保德、大同、怀仁、浑源、应州、山阴、朔州、马邑、蔚州、广灵、广昌、灵丘等州县。陕西所属有固原、静宁、隆德、安定、靖宁、兰州、环县、安塞、安定、保安、清涧、绥德、米脂、葭州、吴堡、神木、府谷等州县。这六十一处才是边方，前面所说的办法只应当施行于这些地方。其他虽然属于蓟辽、山西、陕西管辖，也不能一概称为边方，徒然给人提供侥幸升迁的途径。各府在边方任事的佐贰官，赏罚也依照前面的议论办理，这样事情便有确定的制度，不再能够借口敷衍。臣因为看到沿边郡县破败，认为必须加以处置，日夜思考这件事已经十分成熟，所以冒昧特别陈述自己的愚见，伏望圣明裁断施行，臣不胜庆幸。奏疏呈入，得到批示：边方官员的防守是边境所依赖的，确实应当特别加意。所议全部准许施行。辨明大冤以端正法律的奏疏【隆庆四年】高拱 臣谨此奏报，近来审录重囚，刑部照例会同吏部、都察院、大理寺，先在朝房内将各犯的供词详细检阅。其中看到一案：王金是陕西鄠县百姓，陶世恩、陶仿都是湖广黄冈县人，申世文是陕西三原县人，刘文彬是湖广黄冈县人，高守中是河南太康县人。王金供称：在官陶世恩因其父陶仲文的荐用，蒙恩升任尚宝司少卿，并奉旨传习陶仲文伪造的书籍。陶世恩在官的侄子陶仿，见陶世恩是近侍官员，便不应彼此交结。任官的申世文与王金是同乡，任官的刘文彬是武当山道士，任官的高守中与陶世恩同乡；王金等人都不应陆续来到京城，彼此援引，并与陶世恩、陶仿交结，窥探宫廷内情。王金等因结党关系深固，便不应妄造药物，希望侥幸得到任用。陶仿妄造丸药、白药等药物以及兜肚、香袍；陶世恩妄造小涵等丹药，里面使用麝香、附子等燥热药物；王金妄造百花等酒，使人饮下便立即丹田发热；申世文妄造天水生元丹，刘文彬妄造经验仙丹，高守中妄造三元等丹药，先后进献。

译由于前面所说的丹药都是燥热伤人的东西，导致大行皇帝误服后圣躬不适。王金与陶世恩、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各自担心罪责深重，于是又不应共同谋划制作，王金制作里水敷脐丸和太乙宝丹，从鼻孔吸入后，伙同进献。又导致误服，内伤更加严重。到嘉靖四十五年十月间，王金等又不应妄进一服汤药，里面有大黄、芒硝等药物，于是损伤圣体。根据遗诏，方士等人各自依法处刑。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承蒙颁发恩诏，遵照遗诏中所说：王金、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进药物，以致损伤圣躬，着锦衣卫捉拿送交法司，从重究问。钦此。锦衣卫将王金等捉获，解送刑部陕西司严加审讯。各项情节已经明白，便将王金、陶世恩、陶仿、申世文、刘文彬、高守中都拟定比照子女弑父的法律，判处凌迟处死，立即执行，不等待秋后等情由。臣等读到这些供词，不胜隐痛流泪，说道：先帝受到诬陷，竟到了这种地步吗？到了审讯之日，怎么能够当众说出这些话来审问，所以现在也不敢直接议论，只是特意为皇上辨明这件事。古代君主有人死于非正常原因，不能得到正常结局的，其名声极为不好。因为确实有那样的事情而不能掩盖，所以流传后世，受到后人的讥议。如果我朝先帝果真不得善终，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先帝聪明睿智，文武兼备，事情无论大小，都能洞察其中隐微。至于珍爱保重圣体，更加十分详慎；即使采用太医院官员的一剂药，也一定要有御札并同辅臣商议，怎么肯不问可否，轻易服用方士的药呢？又怎么会有已经服药受伤却不说出来，反而再次服用的道理呢？这一点陛下自己最清楚。如今却说：‘燥热药物伤人，导致误服后圣躬不适。’又说：‘丹药从鼻孔吸入，又导致误服，内伤更加严重。’皇天后土在上，这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吗？先帝是圣明君主，怎么会不自爱自重到这种地步？这些话究竟是听谁说的？有什么证据竟这样说？先帝临朝四十五年，享年六十，长寿而得善终，这在古代本来就是少有的事。晚年抱病多年，从容升遐，未曾有突然急迫的情形，这也是天下共同听闻的。如今却说：‘王金等又妄进汤药，里面有大黄、芒硝等物，于是损伤圣体。’ 于是把王金等拟定比照子弑父的法律，说先帝是被王金等人害死的。皇天后土在上，这是真的吗，还是不是真的吗？先帝是圣明君主，怎么会竟然死于非命到这种程度？又究竟是听谁说的？有什么证据竟这样说？议论此事的人不知道究竟想要做什么，竟借先帝之名作说辞，诬陷先帝不得善终，这将把先帝说成什么样的人？况且陛下与先帝是父子，却在陛下面前明说先帝不得善终，这将把陛下置于什么地位？如今罪囚供词中明白写着先帝是被人害死的，这成何体统？每年在大庭审录时，明明白白说先帝是被人害死的，这是什么话？凡是臣民都不忍听见，长久以来都怀着痛苦愤恨。皇宫深远，陛下怎能知道这些情形？臣如果不说，谁来替陛下说呢？如果不赶快查明此事，恐怕天下和后世会信以为真，最终使先帝在天上抱着无法申明的冤屈，在人间留下不美的名声，那么天地古今的变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陛下又将如何面对这件事呢？伏望敕令法司会同多位官员，从公再审王金等人，务必查得确实，然后发布诏令，把事实向天下说明，交付史馆记载，向后世说明，使人人都知道先帝是正常而终，再没有其他说法；这样不仅可以仰慰先帝在天之灵，也可以彰明陛下作为亲子的孝道。昭雪先帝，也可以彰明父子之间的恩情；臣等替君父昭雪，也可以尽到君臣之间的道义。万民都在瞻仰，这一举措的意义就在这里。至于王金等人，臣等并不是想替他们开脱释放，只是因为先帝受到诬陷，臣等出于一片赤诚忠心，万分不能自已，特意替先帝辨明罢了。王金等人罪恶滔天，自有应当诛杀的罪行，如今只应当按照他们本来的罪名诛杀，死一万次又有什么可惜的？奏疏呈入，得到批示：这件事情重大，着法司会同多位官员从实审究明白后奏报，并议处兵部司属一事。奏疏【隆庆四年】高拱 臣高拱具奏：储备培养掌管军务的大臣，应当从兵部司属开始，这一意见已经得到圣明准允。容臣等在兵部司属中仔细考察，分别将可以留用的留下、应该处置的处置；其他衙门中有可以调任为兵部司属的官员，也予以调任。具体安排妥当后，再陆续题请。臣等又想到，如今边疆用兵的地方，只有蓟辽、宣大、延绥、宁夏、甘肃，南方则有闽、广。这几处风土不同，事务各异，每逢有事，兵部的处置只凭奏报中的话，别无其他凭据，因此常常不能得到确实情况。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在这些地方的人中选择有才干力量、懂得军务的人，每处多则二人，少则一人，使其担任兵部司属。他们生长在当地，对于自身和家族的利害已经周全考虑；山川险易、将领贤否、士马强弱，以及奏报的虚实、功罪的真假，都是他们所熟知的，因此只要一问便能得到答案，可以用来相互参验，使兵部的处置或许都不会失当。况且这几处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过占兵部司属的二分之一，其余名额仍然很多，天下各地的人都可以任用，固然不是偏偏只用边地之人。伏望圣明裁定，敕令臣等施行，并请求著为令甲，永远遵守，使这几处的人在兵部任职能够前后接续，不至中断，这对边务的帮助一定很多。奏疏呈入，得到批示：兵部司属依照所议选用，并著为法令。请求预先调遣、保障边防并准备援军的奏疏【隆庆四年】谭纶

译臣谨此奏报，本月二十二日酉时，据分石守塘领参将陈勋揭报，白海子以北发现敌兵，大约绵延七八十里，自八月十三日起身向东北行进。又据蓟镇总兵官戚继光揭报，西路敌兵非常众多，已经到达境外商都等地。各项报告送到臣这里后，臣督同镇守、巡抚等官，查照历年事例，按照地势险要和缓急程度，斟酌题请分布主客官军，登墙列阵防守。又议定：黄花、居庸镇边三路有警，由昌镇总兵官杨四畏统领本标官兵，首先应援迎敌；古北、墙子岭、曹家寨、石塘岭有警，由西路副总兵官李超统领本营及臣标下将领李如槚等的标兵，首先应援迎敌；马兰、松棚、太平三路有警，由总理都督戚继光首先应援迎敌；燕河、台头、石门山、海关四路有警，由东路副总兵官胡守仁统领巡抚标下及本营标兵，首先应援迎敌。臣与巡抚都御史则往来督察管理，遇到警报便随营调度；各路总兵、协守等官，如果本路没有警情而他路有警，立即相机前往救援。分路列戍的布置虽然详细，但边境线长、人口稀少，全靠军门、镇守、巡抚、协守各处的标兵：近处首先迎敌，远处接连援助。假如敌军直入一路，或者分兵窥伺两路，而各地相距不远，即使敌军有二三十万人，臣等以四处标兵的全部力量合并抵御截杀，即使不依靠外援，也可以保全无虞。但如今据报告，西路已有二十万军队；东路因记取往年挫败的教训，纠合各部，估计也不少于十万。多次报告说西路谋划进入黄花镇，东路又谋划进入古北口，东西两路又要侵犯马兰峪，这样就分成三路了。东路又谋划进犯义院口，那里属于石门寨；又谋划进犯界岭口，那里属于台头营；又谋划进犯冷口，那里属于燕河营；又谋划进犯潘家口，那里属于松棚谷。即使不能四路同时进犯，但如今四路以内所属的各番部落又各自逃走，也一定有分兵进犯两路的意图。况且一路遇敌，左右两路都应当戒严。这样，蓟镇、昌镇十四路，东西相距二千多里，处处都可能遭受敌人进攻。臣等各标的兵力能够前往援助、截击杀敌的，只有四营；东面两营合计车兵、骑兵、步兵，也只有三万多人。昌平一营不足六千人，又抽调长陵等八卫的人，最为脆弱，难以依靠；所能依靠的，只有东面的三营罢了。以三营三万人的兵力，抵挡三十万从五路入犯的敌军，已经力量不足，何况黄花镇是陵寝重地，臣一定亲自率领密云一营，会同昌平标兵，发誓死守黄花镇一路。这样一来，古北、石塘、曹家寨、墙子岭等处首先迎敌，便没有兵力可用。东路既然要分兵进犯两处，那么副总兵胡守仁即使合并巡抚标下的兵力，也难以兼顾。总兵戚继光协同总兵胡守仁，按照最初的议定，遇到警报便首先迎敌，也再没有别的兵力可以调发接续援助。我们因此苦心筹划，却仍无从下手。如今的办法，是否可以请敕令有关部门，预先把保定镇负责抚镇的应援兵马整顿好，命令三支部队星夜赶赴密云，听臣调拨三千标兵，一同前往驻扎石匣营这一适中的地方，专门防备古北、墙子、曹家寨、石塘岭一带有警，分路赶赴边境，合力抵御阻击。又命令辽东镇巡官预先把入援人马星夜进关，赶到石门寨、台头营驻扎，专门防备东路土蛮。如果敌军分兵进犯两处，就由总兵王治道和副总兵胡守仁督率兵力分路拒敌，巡抚都御史刘应节往来调度，使臣能够专门负责黄花镇一面，保护陵寝。戚继光专门负责马松、太平三路。假如黄花镇没有警报，臣仍率领协总李超、标将李如槚等，专门等候敌军从墙古、曹石首先来犯，再把保定援兵分派出去，从西面的墙古、曹石到东面的马松、太平，哪里紧急便前往策应。又假如墙古、曹石没有警报，而敌军全数分兵进犯马兰以东，臣便亲自率领标兵向东，而把保定应援兵马留在平谷以西，一方面防备西路敌人突然窥伺我军空虚，另一方面预先防备内地。又假如马松没有警报，而墙古以西有敌军溃入，戚继光便亲自率领全营标兵星夜向西，与臣连营奋战。这样一来，胜算大致可以确定，不至于顾此失彼。若说两镇援兵一定要等敌军已经冲破墙垣后才入关防守应敌，那就是临时救火，远不如预先防备、万全准备。伏望圣明体念敌众我寡，俯允臣的请求，畿辅地方实在万幸，臣也愚昧而不胜庆幸。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这一请求。《论边防事务疏》（隆庆四年），王崇古。臣私下认为，俺答横行塞外将近五十年，以威势控制各部，侵扰边境。如今上天厌弃他的凶恶德行，骨肉亲属离叛，巴噶柰济从千里之外前来归降，应当给他宅舍，授予官职，并丰厚供给粮饷、衣服和日用品，以取悦他的心意；同时严格禁止其出入，以防备他的欺诈。如果俺答来到边境索取，就责令他捆送拜甡等叛逆，并交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送他们回去，这是上策。如果他竟然桀骜不驯、起兵作乱，不能用道理劝解，就明白表示要杀他，以扰乱他的意志；他希望活着回去，必然害怕我掌握他的生死，不敢大肆逞强，然后再慢慢施行我们的计策，这是中策。如果他最终放弃、不再索求，就应当厚加资助供养，以恩德和信义结交；其部众继续来降的，安置在塞下，立即令巴噶柰济统领他们，如同汉代设置属国、让乌桓居住的制度。将来俺答死后，他的儿子锡棱阿必定会拥有他的部众，便给巴噶柰济增加名号，命他收集剩余部众，自成一部。锡棱阿必与两族发生争斗，如果双方互相仇杀，就按兵不动而名义上称为援助，使他们没有空闲侵凌我方，我们便可以得到休养，这又是一种防备。如果按照旧例把他们安置在海边，使俺答日夜向南观望，不断侵扰；或者让他随军立功，他一向骄傲尊贵，不肯受驱使、防范和驾驭，稍有不合就会增加怨恨，突然产生逃走的念头，最终留下反噬之祸，这些都等于没有防备。伏乞陛下采纳选择，施行此议。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论应当允许俺答贡市疏》（隆庆四年），王崇古。

译臣谨奏：过去先帝诛杀仇鸾后，曾下制说，重新主张开马市者斩首，边臣哪里敢故意违反禁令？只是如今防守和形势已经不同于从前：敌人的势力不同于过去的强盛，我军也不同于过去的怯弱，不应拿过去的禁令作为例子。先帝禁止开马市，却没有禁止北方敌人前来纳贡。臣怀疑如今敌人请求贡市，不过是仿照辽东、开原、广宁的旧例，由商人自行以有无进行贸易，并不是请求重新开马市。俺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使皇上震惊，使畿辅受到流毒，却一直没有收到遏制和剿灭的功效，实在是因为议论太多，文法网罗牵制，使边臣无从施展手脚罢了。去年秋天俺答向东进军京师，戒严一直到倡运砖、运灰堵塞城门、登城防守的计策；如今他纳款求贡，又必然要责问他长期的约定，想要保全百年太平，否则便治发起此事之人的罪，这岂是我们能够预先料到的？将来即使俺答，也恐怕只能保全自己，不能在死后控制各部。拒绝敌人请求当然很容易，拿先帝禁令中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但敌人既然得不到所求，便会含愤离去，即使因巴噶柰济的缘故不扰乱宣府、大同，土蛮三卫每年窥伺蓟州、辽东，济农、宾都又侵扰西部边境，警报没有停止的时候，财力耗尽，即使是有智慧的人，也无法妥善处理后续局面了。过去额森因为克扣马价而起兵，忠顺王因为是元朝后裔而被封于哈密，小王子从大同二年起三次入贡，这些都是前代封贡的先例。衡量当前时势，既然应当俯允请求；考察典章旧例，也不是今天才开始。堂堂天朝容纳荒远之地前来朝贡，显明圣朝版图的广大，用来昭示东西各部，并传给天下万世，诸位臣子有什么疑虑和畏惧而不去做呢？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八。《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九。《议处科目人才疏》（隆庆五年），高拱。臣认为，国家任用人才，都是希望他们砥砺名节、建立功业，共同成就太平之治，并不是只凭一时的长短优劣，便成为终身不变的定例，故意使人才受到压抑和滞留。如今朝廷内外所任官员，从州县正官以上，大体都是科目出身的人；而科目出身者中，进士占三成，举人占七成。所谓进士、举人，也只是借此作为网罗人才的工具，观察他们将来表现如何，并不是说进士一定比举人贤能。明朝初年进士、举人并用，以举人身份升到八座而成为名臣的，难以一两个来计算。后来进士受到偏重，举人受到轻视，到如今已经达到极点。凡是进士出身的人，大家都看重，甚至过去以罪过也说成功；凡是举人出身的人，大家都轻视，甚至把功劳说成罪过。上司对待他们，同僚与他们相处，态度随权势冷热而变，实在可鄙可耻，却都不自我反省。至于保荐，进士未必都贤能，却十人中有九人受到保荐；举人未必都不贤，却十人中连一人也未必有。至于升迁，进士政绩最差的，仍胜过举人政绩最好的。即使侥幸有一两个举人与进士一同升迁，但推究日后的情况，进士俸禄较少而升官又高，举人俸禄较多而升官却差。至于京堂官的选任，则只有进士能够得到，举人再也没有机会。偏颇到了这种地步，便使进士常常志气充盈，举人常常意气怯弱。志气充盈的人日益骄傲，常常只会袭取虚名而缺少实际；意气怯弱的人日益沮丧，大多因此堕落而安于污浊。正因为如此，举人都不乐意做官；如果年纪还不太大、学业还没有荒废，就都彼此拖延，希望侥幸考中进士，直到年老学荒、处境极其困顿之后，才出来参加选官，只想着姑且被任用，把事情应付过去罢了。偶尔有一两个壮年出仕的，也都

译是因为贫困，求取温饱。这样还希望他们有所作为，怎么可能呢？朝廷所崇尚的进士不过占三成，却又使他们骄傲自满；把举人占七成的人都压抑了，那么天下的善政由谁来推行，百姓又凭什么得到安定呢？臣愚昧地认为，要振兴治理之道，应当打破拘泥资格的说法，拓宽建立功名的道路。凡举人参加选官，起初只按资格授官；授官之后，便只考察政绩，不必再问出身。进士政绩优良，就优先升用；如果未必优良，排在举人之后也无妨。举人政绩低劣，就排在后面；如果未必低劣，排在进士之前也无妨。由吏部自行访察，只要确属贤能，就一律升用，不得再有所抑扬。升降仍按实际情况办理；由都察院转行各有关抚按官，务必革除旧习。只要确属贤能，一律保荐，也不得再有所抑扬。如果举人出身的官员未经保荐却有很多人被升用，就以抚按官考察不及论处。已经升用之后，也只论政绩，一律推升转调。举人的俸禄不必增加，进士的官职也不必特别优待。如果确实才能品德出众，就一律升为京堂官，即使升到部卿，也没有不可。这样，拘泥资格的说法就会被打破，建立功名的道路就会开通。只要不是极其不肖的人，一定不会甘心自我放弃。至于举人参加选官时，还必须核查年龄和相貌；五十岁以上的，授予杂职官，不得担任州县长官。这是因为州县长官责任艰巨，必须有精力的人才能担任；他们精力已经衰退，怎么可以任职呢？这样一来，人们都会在适合任职的年龄努力，奔赴取得功名的道路，甘于沉沦的人或许就少了。举人与进士并用，进士便不能独自骄傲，举人也都会更加努力，善政一定会增多。即使不一定人人如此，十个人中能有六七个，也已经超过一半。善政多，百姓就安定；百姓安定，国家就可以富强，教化也可以推行，太平之治就大有希望了。臣实在愚昧，替国家筹谋的只是这些。伏望圣明裁断，敕令吏部施行，天下幸甚。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祖宗任用人才，原本不拘泥于资格；近来偏重进士过分，以致人才没有实际用途，功业不能兴起。看了卿的奏疏，充分看出你具有经国济世的宏大谋略，对治理之道和人才任用大有裨益。依照所议切实举行，吏部知道。《议处马政、盐政疏》（隆庆五年），高拱。臣认为，国家设置官职，各有各的职责，并不是故意设置冗员。如果是冗员，就不会设置。任用官员，是要使他们各自履行职责，并不是只为安置人员；如果只是需要安置的人，就不会任用。如今行太仆寺、苑马寺专门管理马政，是军队所依赖的；盐运司专门管理盐政，是国家用度所依赖的，都是紧要的关键职位，不是闲散机构。但近来人们非常轻视这些职位，即使卿、使等官员因考核不称职、受到舆论非议，也把他们升到这些职位。把人安置在那里却称为升迁，是用抛弃人才的办法来任用他；升迁之后实际只是安置，是用任用人才的办法来抛弃他。抛弃人才却说是任用，任职者必定不能胜任；任用人才却实际抛弃，政务也必定不能办好。臣不知道任用人才的人为何竟这样做。有人说，考核不称职、又有舆论非议的人，将如何处置？臣认为不是这样。考核贵在严格，如果确实不称职并有舆论非议，直接罢免就是了，为什么偏偏要把这种衙门作为安置他们的地方呢？既然把劣员安置在那里，使他们厚着脸皮；又姑息容纳，使他们尸位素餐。于是政务废弛，苟且杂乱，奸贪的弊端也更多。祖宗设置这些官职，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竟要这样对待吗？今后是否可以彻底打破常规，凡卿、使官员有缺，必须推举廉洁谨慎而有才望的人补任，同时议定他们的品阶。卿官按布政司参

译政的待遇，使官按按察司副使的待遇。等政绩完成后，按参政待遇的与参政一同升迁，按副使待遇的与副使一同升迁。如果更加优异，就查照前朝旧例，越级提拔任用，这样这些官职自然会受到重视。官职受到重视，贤能之士就乐意赴任，必定会尽心履行职责。马政、盐政自然会得到整顿振兴，对国家有利之处一定很多。不仅祖宗设置官职的本意不会失掉，任用人才的道理也得以贯彻。伏望圣明裁断，敕令吏部施行，臣不胜庆幸。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卿所说的是对的。马政、盐政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必须提高这些官职的地位，才可以要求它们取得实际成效，着实举行。《陈四事疏》（隆庆五年），汪文辉。

译臣认为，先帝所任用的大臣，本来彼此协同恭敬，共同办理政务，没有一点嫌隙。起初是一两个言官，见朝廷议论稍有不同，便暗中观察其中的高低，窥探各自的趋向，攻击他们所忌讳的事情，导致颠倒是非，迷惑圣听，损害国家大体。如果继续沿袭过去的弊病，互相煽动、构陷，使正直之人不能安居其位，恐怕宋代元祐年间的祸乱会在今天重演。这是败坏祖宗所制定的精密法制；法制最终不能实行，并不是法制本身有弊病，而是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如今言官条陈奏议，大多锐意更张；部臣不愿严重违逆言官，便轻率改变祖制，迁就一时，苟且应付。等到法令确立而弊端出现，又议论恢复旧政，这不是通达权变的做法，百姓没有统一遵守的标准，这叫作纷乱更改。古代大臣因事获罪退职，必定把措辞说得委婉些，用来培养廉耻、保存国家体面。如今有的人却翻捡已经过去的事情，揣测尚未显露的过错，追逐影子、顺着声势，争相辱骂非议，像市井喧闹一样。至于地方方面的重臣，如果不是极其奸邪，也应当舍弃短处、记取长处，为人才爱惜。如今有的人却搜罗小过失，指称为大祸害，极力丑化诋毁，使他们决意引退。用这种方式求取人才，国家怎么能得到全才来任用？这叫作苛刻。言官能够规劝切责君主、纠察弹劾大臣；但言官自身的过失，又有谁来指责呢？如今言事、论人有时不恰当，部臣不替他们奏报复核，他们便愤愤不平；即使同列明知其不对，也没有人同他们争辩，认为维护体面就应当如此。臣子尚且不肯说一句话承认过错，又凭什么责难君父呢？这叫作求胜。这四种弊病，正是今天应当深切警戒的。不过关键在于大臣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任用迎合上意、制造事端的人。迎合上意、制造事端的人得到进用，忠诚正直、坚贞诚信的士人就会被疏远，而歌颂成功、赞美盛德的人便会天天来到面前。大臣权力已经专断，即使有缺失，又有谁能让皇帝听到呢？宰相的职责，不应以挽救时局而自我满足，而应以端正君心为根本。愿陛下明白告诫内外臣工，消除朋党比附的私心，恢复淳厚的风俗，天下幸甚。奏疏送入后，交有关部门办理；高拱厌恶其中讥刺自己，便调汪文辉为宁夏佥事。《议录却贿三臣疏》（隆庆六年），高拱。臣谨按：礼科给事中王璇题称，巡视南城的试监察御史周于德，因分派柴炭，有本地方富户于彪行贿托请于德的旧歇家曹雄投递帖子，开列白米一百石，想求免除差役。本官随即追问缘由，当即将曹雄及其妻弟秦守忠等捉拿到官，搜出身边银子一包，连同赃物发交兵马司监候，已经具题。又有巡按山东监察御史张士佩，因按升任惯例应当举荐弹劾，有齐河县知县陈天防假借递送公文，暗中夹带柬帖，写明白银一百五十两，送到张士佩原籍，以求保荐。本官当即将原来的册文、柬帖发交按察司，已经具题严加追究。又有两淮巡盐监察御史李学诗，盐商杨栋、李禄开列礼帖和白银一千两，送到学诗家中，被他的弟弟命家人捉获，连同赃物送交有关府衙。本官随即具奏，依法全部审问发遣。为此说明：三位臣子主管风纪宪法，志向高洁，事情关系名节，请求敕令吏部登记，等各官考核升迁时分别优待，以此鼓励坚持清节的人。仍移文都察院，转行内外大小衙门，一体严加砥砺等情。奉圣旨：吏部知道。钦此，钦遵。为此说明：贪污财货，是小人的恶行；拒绝贿赂，是君子的美德。治理国家的道理，必须使小人不能放纵其恶行，使君子能够保全这种美德，这才是恰当的。可是近年以来，是非不明，议论颠倒，行贿者既没有受到严惩，受贿者也没有受到查察，反而只对拒绝贿赂的人深加苛责。有人说：这人一定平素就以受贿闻名，否则这件东西怎么会送到他那里？有人说：这人一定平日受贿很多，故意借此来掩盖。有人说：这是因为有人知道、看见了，他不得已才拒收。甚至还有人把这种指摘写成章奏，于是受贿者反而不留痕迹，拒绝贿赂者却留下了痕迹。受贿者安然自得，以为达到了目的；拒贿者惶恐不安，无处容身。行贿者便公然行贿，认为对方如果接受，自己就能办成事情，那是幸运；如果对方不接受，也不过是不接受罢了，对方固然不敢说，自己也安然无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为什么要让作恶的人得利，而让行善的人受苦？君子只知道相信自己的操守，小人又怎么能相信君子的内心呢？古代有拒绝贿赂而名声流传至今的人，如果不是有人送来贿赂，又怎么会有拒贿的名声呢？所以所谓“东西怎么会送到他那里”，这种说法不对。那个人平素已有贪污声名，突然拒绝贿赂，这确实可能是为了掩饰；如果平素并不贪污，如今又拒绝贿赂，那确实就是廉洁。为什么不赞美他有事实根据的廉洁，却深究他没有形迹可见的贪污呢？所谓“接受贿赂后借拒贿来掩饰”，这种说法也不对。至于有人知道、看见而拒绝，这是拒贿，并不是受贿。如果没有人知道、看见，怎么能断定他一定会受贿？竟然放弃对可见廉洁的肯定，反而推测不可知的贪污，难道合乎人情吗？所谓“不得已才拒绝”，也不对。可是世俗舆论偏偏如此，这不仅不足以教导人廉洁，反而常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本来有些人想要廉洁，却害怕事情败露、日后被人议论，最终便变成贪污者。维护世道纲常的人，难道应该这样吗？如今御史周于德、张士佩、李学诗，竟能对行贿之事明白陈说而不自行隐瞒，对行贿者直接指明而毫不宽贷。由此可见，他们守法公正，不能用私情干扰；操守清白，不能用利益玷污；明辨事理，不能被世俗说法迷惑。本部应当立即登记入册，等待优先处置，以此鼓励廉洁谨慎之人。至于向各部门训示，更是十分紧要。世俗说法浸染人心已经很久，人们内心的蒙蔽迷惑也已经很深；如果不把道理明白地告示出来，谁敢安心这样做？等命令下达后，本部移文都察院，转行内外大小衙门官员：不仅应当知道守廉洁是美德，凡遇到行贿的人，就应立即捉拿到官，公开依法治罪；仍另行移文南京吏部、南京都察院以及科道等官和各处抚按衙门，一体知会防范。今后凡遇到拒绝贿赂的官员，就应记入善行簿，不得反而当作污点；列入荐举文书，不得反而指为瑕疵。这样或许可以使清浊各有归属，奖劝之理不致错乱，是非有一定标准，趋利避害的道路不致颠倒。君子有所凭恃而行善，小人有所畏惧而不敢作恶，这也是振兴治理之道的一个契机。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年〕

译《议处广东举劾疏》（隆庆六年），高拱。臣等查得，抚按官荐举过于泛滥，日甚一日、年增一年，是过去的通弊。本部题请后奉钦准，严禁不许滥行荐举，是近来的明文规定。但广东有不能拘泥于此例的情况，谨慎为此说明：广东出产财货，过去称为丰裕，本来是乐土。只是近年以来法度废弛，在那里任官的人贪婪暴虐特别严重，习惯成风，抚按官也无法彻底追究，于是百姓无法生活，盗贼四起。贪暴既没有加以惩罚，处置又不得当，于是良民全都变成盗贼。这好比患痞病的人，起初由于外来的火邪逼迫，血脉凝聚而形成痞块；通路既已阻塞，又不断逼迫，痞块日渐积聚，血脉日渐衰弱，实在难以救治。臣实在替国家忧虑，先前曾具疏议处广东当地有司，承蒙圣旨允许。臣于是总计广东共有州县八十处，每三处任用一名进士、两名举人担任掌印官，全部挑选年富力强、才气通敏的人充任，监生以下不参与。那些从京城前往的人，臣又常常把他们召集到堂阶前，恳切告诫勉励，说明选择任用他们的用意，用功名晋升的途径来激励他们，实在是想替皇上安定这一方，使乱世转为治理。然而臣又想到，有司官员的劝善惩恶取决于黜陟，而朝廷的黜陟又凭借荐举和弹劾。如今广东有司既然都是经过科目选择的人，如果抚按官的荐举与其他省一样，那么在那里任官的人一定会说：我们这些科目出身的人很多，而抚按官荐举的标准却与其他省相同；即使尽心履职、被评为上等，也可能还比不上其他省的中等官员，那还希望什么升进呢？这样一来，因而丧失志气、苟且偷安的人就会出现。这又不能不加以处置。臣实在希望广东的荐举、弹劾另立条规，令抚按官随时访察各有司，务必确实；确有祸害百姓、不称职、应当捉拿审问的，立即捉拿审问；应当弹劾奏报的，立即弹劾奏报，不必等到复命时。其他方面只是不许徇私枉法、买好施恩。如果确有平息盗贼、安定百姓，显著具有循良政绩的，复命时不论人数多少，全部荐举；本部另行访察确实后，也不论人数多少，全部征调用并越级升迁。这样，贤能之士虽多，却各有上进道路，自然不至于互相妨碍；考察安排已经周全，必定有很多奋发努力的志向，不肯自我毁弃。这样或许可以兴起善政，几年之间便有希望实现安定太平。《弭盗疏》（隆庆六年），高拱。臣私下认为，天下虽称安定，但盗贼尤其值得忧虑。他们聚众杀人抢劫，到处都是。然而他们并非都因饥寒所迫，其中多是强健豪侠之徒，沉溺赌博饮酒、夜宿娼家，挥金如土，彼此逞强争胜，舞剑杀人，而且在数千里之外也互相联络。呼召之间，多则数千人，少则数百人，肆意横行残害，却从来没有人追究。探究其中原因，都是由于有司养寇，且上官不加察访造成的。那些有司和巡捕官不称职的人，平日既不留心武备，对于强健豪侠之徒又不加惩禁，任凭他们胡作非为。等到他们聚集成盗，又先自行畏惧，不敢接近。巡捕官又往往收受盗贼贿赂，不去缉拿；即使有捉获，也多加纵放，只求蒙蔽上官，以为地方没有盗贼，而上官也甘愿接受这种蒙蔽，只要能说眼前无事，等待升迁调转，久而久之成为风气，彼此仿效，竟把这当作善于做官。于是有司的隐瞒蒙蔽日益严重，盗贼的猖獗也日益无法控制。良民遭受残害，无处申诉，往往被抢被杀，却不向官府报告，说官府不会审理，只会更加激怒贼人，使祸害更加猛烈。直到盗贼抢劫官库，无法再隐瞒，才开始向上司申报；但又把严重说成轻微，把多起说成少起，含糊敷衍了事，上司也怕受到责罚，同样替他们把严重说成轻微、把多起说成少起，含糊敷衍。盗贼的惯常行径官员无不知晓，官员的真实情形盗贼也无不知晓，彼此相互勾结，安然无事。这就是盗贼日益滋长而无法对付的原因。假使有司肯把捕盗作为职责，有盗就立即消灭，怎么会积聚到如此众多？又假使肯把稽查作为职责，凡是强健豪侠而不从事正当生计的，必须加以惩禁；有离开本地到别处去的，必须令里甲报告，查清他的去向并拘捕治罪，而且收捕其家属，这样怎么会让他们在外面肆意流毒？假使上司也把捕盗作为职责，每天进行访察，凡有盗贼的地方以及隐瞒不报的，必须加重追究，罢免其官职，他们哪里敢不捕盗？又假使上司把稽查作为职责，凡捕获强盗，查明是哪个州县的人，就责问该州县官：本地有这种无良之人，为什么不知道？他外出到别处，为什么不查问？也加重追究，他们又哪里敢不实行稽查？由此说来，天下盗贼众多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不从重议处，恐怕旧有的弊病牢不可破，官员把隐瞒蒙蔽当作理所当然，盗贼把抢掠当作理所当然，最终会使良民都变成盗贼；万一有人揭竿而起，又将如何处置？请从今以后规定各兵备条款：各州县掌印官、巡捕官，凡所属地方有盗，分别降级或罢官；各兵备及有关道官所属地方有盗，也分别降级或罢官。有隐瞒不行弹劾奏报的，听由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弹劾，从重治罪。如果地方有盗，立即向上司申报，并就近捕灭。上司如果听闻地方有盗，立即调拨兵马就近捕灭的，免予追究，并记录其捕盗功劳，按照多少予以升迁奖赏。应当罚的必定处罚，绝不宽贷；应当赏的必定奖赏，绝不食言。如此或许可以使捕盗有人，盗贼平息、百姓安宁，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可以期待。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所议条款，全部依照拟定切实举行。《辨名分疏》（隆庆六年），高拱。

译臣私下认为，上下尊卑的名分确定以后，纲纪才能建立，政令才能施行。近年以来，属官不服从堂官的约束；在外省，推官、知县中凡是科甲出身的，二司往往不敢约束，反而害怕他们，上下颠倒得太严重了。上下颠倒，纲纪凭什么建立，政令凭什么施行？探究其中原因，都是因为先前执政的大臣喜欢取悦别人、奉承自己。于是庶僚中的奸邪之人，借托为靠山，进入其幕府，搬弄是非。堂官稍有不顺从自己，便立即排挤陷害，使其因此遭遇不利。于是堂官害怕他们，不敢实行约束；属官则更加放纵自己的意气，旁若无人，自称有风采。久而久之成为风气，彼此仿效，即使未必有靠山，也都把违抗堂官当作得计，而安心奉行命令的人实在很少。在外省，则是巡按御史认为进士、推官、知县有进入科道的希望，于是曲意加以保护，把他们引为私人，委托他们查访；凡二司官员的贤能与否，全由他们一张嘴决定。一旦有不合心意的地方，便用谗言构陷，最终免不了祸患。于是二司官员反而都感到畏惧，遇到他们来拜谒，常常留在幕中饮酒，亲自陪伴谈笑，以结交、讨好他们；只顾奉承还来不及，又哪里敢过问他们政务的得失呢？如今臣秉持公道，门下没有私交，庶官既不敢搬弄是非，臣又常常申明上下名分，使各司不得违越，过去的风气似乎可以稍稍止息。但积习已经很久，终究难以完全改变，把违抗堂官当作得计的人，仍然存在。至于外省，完全是旧习，没有一个人不是如此。体统既已违背，法度完全废弛，对政务的危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不加重惩创，严格实行禁约，这种风气何日才能停止？例如南京户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张振选，放纵下人索取财物，不能加以禁止，反而刑罚受害者，以怙恶不悛论处；堂官告诫示意，他不执行，反而又刑罚受害者，以发泄忿怒。他不仅执迷不改，官守有所亏缺，而且助长恶行、始终不改，使名分大为败坏。这正是所谓把违抗上官当作得计的人。等候命令下达后，应将张振选革职，保留冠带闲住；本部仍移文都察院，通行内外大小衙门。今后敢有属官抗拒违背上官的，都照张振选的处分办理。上官有自降身份礼体、曲意款待属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也不纠治的，以不称职论处。各巡按御史都应当以公正为原则，不得再庇护进士、推官、知县，把他们引为私人，使各自尽到上下名分；违者听由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弹劾追究。如此或许可以使久已闭塞的耳目重新开放，使长期紊乱的法纪得到振作，这对治理之道的裨益，实在不小。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张振选着革职，保留冠带闲住。近来属官不接受约束，上官不实行纠治，反而曲意取悦，名分颠倒，政体大坏。所奏之事，立即通行内外衙门，一体告诫整饬；以后再敢有这种情况，部院、科道官务必切实参奏，重重治罪，绝不宽饶。

译《论俺答贡市事疏》（万历五年），方逢时。臣蒙陛下特别恩典，从草野之中起用，代替王崇古任职，依赖陛下神武。八年以来，九边人口日益繁多，守备日益坚固，田野日益开辟，商贾日益通行，边民才知道生存的快乐。北部输诚进贡，不敢违背约定；每年按时提出请求，朝廷酌情答应，他们得到一枚果子、一块饼也会叩首欢笑。有人掠夺人口、借此索赏，只要告知俺答，他便处罚治罪，立即低头听命。可是持不同意见的人有的说，敌使充斥会造成危害；有的说，耗费会日益增加，而他们的欲求终究无法满足；有的说，与寇敌交往日益亲密，潜在忧患难以预料。这些话用心本来忠诚，但对事机或许还没有看清。使者入境，多则八九人，少则二三人，早晨来、晚上离去；负责朝贡的使者得到赏赐就回去，哪里会有充斥之患？财货费用有市易本钱和抚赏，计算三镇每年费用二十七万，与过去户部客饷七十多万、太仆马价十几万相比，只有十分之二三；还不包括民间耕获的收入和市场商贾的利润，节省的实在很多，哪里会有耗费过大的问题？至于所担忧的事情，确实有，但并不隐秘。从庚午年以前，三军暴尸荒野，百姓流离，城郭丘墟，草料粮食耗尽，边城首领无法保全，朝廷因此忧劳至于日夜不食；近七八年来，幸好没有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处置失当，吝惜小额费用而损害重大信用，使敌人一旦放纵侵掠，那么从前的忧患立刻就会出现，这有什么隐秘可言？所不能预知的是，俺答已经老了，实在担心几年之后此人死去，各部没有统一统领，其中狡猾者互相争斗构陷，借口不同而发动侵扰。这是时势变化，或许会发生，无法预先料定。到那时我方处理，也只能停止贡使、断绝市易、关闭关隘、加固营垒以等待，同时禁止边将轻举妄动，使曲处始终在彼方，正理始终在我方，再根据时机处置；关键只看后人谋略如何。封疆之事没有固定形势，也没有固定时机，只要朝廷任用得人、处置适宜，何必拘泥于贡市不对、战守才对呢？臣又听说，抵御戎敌没有上策：征战是祸患，和亲是耻辱，馈赠财物是羞耻。如今称为贡，便不是和亲；称为市，便不是馈赂；既贡又市，便没有征战。臣有幸借助皇上的威灵制服强横之人，免受斧钺诛戮。如今奉命回朝，不再参与边外事务，实在担心议论者说贡市不是良策，便有所陈奏，使国策动摇、朝廷内外迷惑；内则边臣畏缩，外则各部离心，事机一旦错乱，后悔也来不及。臣虽然可以离开，犬马般的忠心却实在一天也不敢忘记。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遵旨议治黄运两河疏》（万历六年），潘季驯。臣私下认为，凡是以古人为师而办事，就不会有过错；不凭聪明而任意穿凿，才是真正的大智。孟子论智的一章，开头用大禹治水作比喻；谈到治理政事时又说：“治理政事不依循先王之道，可以叫作有智慧吗？”因此，大智慧的人办事一定以古人为师，不以古人为师就会任意穿凿。然而治理河流，必须先探求河水自然流行的规律，然后才能施行疏浚、修筑堤防的功效；必须先考察自古以来已经验证过的成效，然后才能仿效古人平治水患的事业。黄河水来自昆仑，流入徐州以济运河，经过邳州、宿迁、桃源、清河，到清口与淮河相会后向东入海；淮水从洛水流经凤城、盱眙、泗水，到清口与黄河相会后向东入海。这两条河原来的河道，就是河水自然流行的规律。元代每年漕运江南粮食，从扬州直向北行，出庙湾入海。到了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才修筑堤防围护管家诸湖，疏通淮河作为漕运河道。但他担心淮水涨溢向东侵入淮郡，所以修筑高家堰堤防抵挡它，从武家墩起，经小涧、大涧，直到阜宁湖，于是淮水便没有向东侵入的忧患了。又担心黄河涨溢向南侵入淮郡，所以在新城北面修筑堤防抵挡它，从清江浦起，沿着钵池山、柳浦湾曲折向东，于是黄水便没有向南侵入的忧患了。还担心河水会从闸门冲入，难免造成泥沙淤积，所以严格设置启闭禁令，只允许漕运船和鲜船从闸门出入。闸门钥匙由都漕掌管，每五日发一次筹牌，凭筹放行；官船、民船则全部经过五坝车盘。因此淮郡安宁，漕运河道长久受益，陈瑄的功绩直到今天仍未泯灭。后来由于剥蚀日久，堤岸逐渐倾塌，河水从高家堰决口灌入，整个郡遂成了鱼鳖之地。当事官员没有考察其中原因，却说是海口淤塞，于是开挖支渠来泄水。他们想尽快救济淮地百姓被水淹没之苦，多方筹划，作为疏导水流的办法，用意十分善良，内心也确实很苦。哪里知道旁支河道暂时开通后，水势突然奔向西桥以上的正河，反而造成淤塞；新开的支河宽仅二十多丈，深仅一丈左右，比起旧河道还不到三十分之一，怎么能容纳全河的水呢？下游既然淤塞，上游自然溃决，这就是崔镇各处决口形成的原因。如今新开的支渠不久又淤塞了，旧河道却逐渐恢复通流，虽然深度和宽度还不到原河的十分之一，但两河的水都顺流冲刷泥沙，要使河身完全恢复并不困难。河身恢复后，宽处有七八里，窄处也不下三四百丈，水势浩荡向东流去，还有什么水容纳不了呢？如果还认为这样不够，想另找地方再开一条河渠，恐怕人力达不到。依臣看来，不但不必另开一个决口，就连草湾也应搁置，不必疏浚。今天的办法，只有修复陈瑄过去的事业，把南北两道堤岸筑高，以截断两河向内漫灌的水势，这样淮、扬两地水淹之苦就可以免除。至于堵塞黄浦口，修筑宝应堤，疏浚东关等处浅滩，修复五闸，恢复五坝，这些工程依次兴办，淮河以南的漕运道路就没有忧患了。坚决堵塞桃源以下崔镇口等处的决口，使全河的水回归旧河道。至于两岸的遥堤，有的修葺旧工程，有的另择新址修筑，有的利用高冈，有的填平低洼之地，也依次兴办，这样淮河以北的漕运道路就没有忧患了。淮、黄两河既不从旁边决口，合流奔入大海，泥沙就会随水冲刷，海口自然恢复，桃源、清河一带的浅滩阻塞也就不值得一提了。这就是以水治水的办法。至于扒捞、疏浚桃源河道的说法，只能用于闸河。黄河河身宽广，疏捞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水流猛烈湍急，器具难以下到河中，前人屡次试行都没有成效，只是白白耗费工料。只是担心伏秋两季水势上涨，淫雨积涝相继而来，难免暴涨，损伤两岸堤防。

译因此想在磨脐沟、陵城、安娘城等处再修筑三道滚水坝。万一水位高过堤坝，就任其从坝上宣泄，这样两岸堤防可以保全，正河也没有淤塞的忧患。徐州以南的工程就是这些。有的人责难臣说：“我们想顺应水性，如今淮水想向东流，却要牵引它向北；黄水想向北流，却要牵引它向东，岂不是没有顺应水性吗？”臣回答说：“水以流入大海为本性；决口泛滥的水，不过是越过额头、流入山间的水，并不是水的本性。”有人又说：“过去大禹治理黄河，分成九河，最终都逆流入海；如今你们却想堵塞各处决口，使两条河合流而不让水势稍稍减弱吗？即使有滚水坝，也不过排去水面浮水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削弱水势呢？”臣回答说：“九河不是大禹挖掘的，只是加以疏通罢了。九河本来就是黄河必经之地，水势无法避开，大禹仍使它们汇合，一同流入大海，他的用意大概是可以想见的。何况黄河流经的地方，只有河南的土质最松。大禹引导黄河入海，只经过郏县、孟津、巩县三处，都隶属今天的河南一府，当时的水未必像今天这样浑浊。如今从河南府的阌乡县起，到归德的虞城县止，共经过五府，黄河已经完全流经这些地方而去。大禹疏导黄河时，距今已经三千多年；河水流淌日久，河土日益松散，土越松，水就越浑。因此平时的河水如果按斗计量，沙土占六成；一到伏秋两季，沙土就占八成。用二升水承载八升沙，若不是水流极其湍急，必然会停滞。”水一旦停滞，水分就会流缓；水流缓慢，泥沙就会停积，这是势所必然。臣无暇远引其他证据，只看眼前的事情：草湾一开，西桥旧河道就淤塞；崔镇一决，桃源、清河以下就水流涩滞。去年水从崔家口流出，秦沟遂成了平地。这些都是眼前的事实，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臣依据司道诸臣会同议定的意见，又加以斟酌，看来应当准许施行。伏望敕令有关部门再次查核议论；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恳请俯赐批准施行。臣立即遵照办理，及时兴工。除工程所需夫役、钱粮数目另行具本陈报外，凡属紧要工程，如高家堰、淮城北堤、厂马坡、疏浚扬州各处浅滩，以及堵塞十四处小决口，都必须兴办；在伏汛以前还可以施工的，也一面分头开工，一面谨将条例逐条说明，请求圣旨。一议堵塞决口，以牵引正河之水。臣私下认为，河水从旁边决出，正流自然减弱；水势既然减弱，泥沙自然就会积聚。百姓被水淹没、漕运道路阻塞，都由此造成。臣查得淮河以东有高家堰、朱家口、黄浦口三处决口，这是淮水从旁决出的地方；桃源上下则有崔镇口等大小二十九处决口，这是黄水从旁决出的地方。都应当堵塞。但伏秋两季的洪水接连到来，不仅土地被水占据，无处取土；而且波涛汹涌，工程难以坚固。除决口稍窄的现在分头修筑外，决口达到数十丈以上的，则一面聚集工料，选择时机兴工。一议修筑堤防，以杜绝溃决的忧患。查得堤防就是用来防止决口的，堤不修筑，决口就不会停止。因此堤防要坚固，坚固了才能守住，水也不能冲破；堤防要修得远，修得远才有容纳水势的余地，水也不会溢出。多年负责修治堤防的人，既没有真正坚实的土，多数又修得低矮单薄，已经不合制度。况且把河水夹在狭窄的堤岸之间，宽度尤其不足，正是促使它决口。应当尽力纠正过去的弊端：所有堤防都必须寻取老土，所有堤基都必须建在高而厚实之处；又必须阐明贾让不与水争地的宗旨，仿照河南修筑遥堤的制度。除丰沛太黄堤原址较远的仍旧加高加厚外，徐州、邳州一带查出有逼近河道的旧堤，应酌情向外展筑月堤；又在两岸察看地形，对最为低洼、容易使河水夺道的地方，另行修筑遥堤。桃源、清河一带南岸多依附高冈，但从归仁集向上直到朱连家墩的古堤已经毁坏，应当相应修复；下至马厂坡，地形很低洼，应当接续修筑，以形成完整的防势。北岸从古城到清河，也应新筑一道遥堤，不必再议修筑缕堤，以免白白耗费财力。又查得清江浦外河一带直到柳浦湾，是淮城北堤。除扫湾处堤身单薄，酌情加高加厚外，原有堤基短促，防护不周，应从柳浦湾直到高岭，新接筑四十多里，以遏制两河之水，使其全部流向大海。清江浦运河至淮安西门一带的旧堤，也应再次加高加厚，不使里河之水泄出，妨碍漕运。这样，各处堤防全部坚固，全河就可以依靠了。一议恢复闸坝，以防外河冲击。查得先前平江伯陈瑄开挖裹河，仍担心外水侵入内河，特意修建五座闸门，制度十分严格：钥匙由漕抚掌管，启闭由分司负责。漕运结束就立即封闭，所有官船、民船以及回空船只，都命令通过车盘运输。这项制度到嘉靖初年还照旧执行，制度并不是不好。无奈法令久而久之逐渐松弛，五闸已经废掉一座，只剩四座，也都几乎坍塌殆尽，完全没有启闭管理，因此黄河、淮河两水都从这里倒灌，损害了漕运道路。应当议定恢复旧制，将现存的四座闸门全部修理，严格掌管启闭。等到二月前后粮运结束，就立即封闭；船只全部修理完毕后，才允许开启放行。仍应查验恢复五坝，以便官船、民船照例通过车盘，不得曲意迁就使客而毁坏良好制度。一议创建滚水坝，以巩固堤岸。查得黄河水浑浊，固然不能分流；然而伏秋之间淫雨积涝相继而来，水势必然暴涨。两岸有堤防拦住，水不能泄出，就难免发生奔溃。如今查得吕梁上洪的磨脐沟、桃源的陵城、清河的安娘城，土质坚实。应当各修建一座滚水石坝。坝顶比堤防稍低二三尺，宽三十多丈；万一水位与堤平，就任其从坝上滚流而出，这样流入漕河的水常常充足，又没有淤塞之患；流出漕河的水也能得到泄放，没有其他地方溃决的忧虑。全河不必分流，堤防自然坚固。一议停止疏浚海口工程，以免浪费。查得海口是两河归宿之地，确实应当深而宽。但据查，海口原有河身从清口到安东县，宽二三里；从安东经过云梯关直到海口，宽七八里至十多里，深度各有三四丈不等。

译只是因为去年发生旁决以后，从桃源、清河到西桥一带淤塞，后来又恢复通流。如今虽然还不到原来河身的十分之一，但两河之水全部回到旧河道，合流冲刷，深度和宽度一定能够恢复旧状。至于相传海口有横沙以及东西两处沙尖，据当地百姓季真等人供称，在潮水上涨时并未看见横沙，海船通行没有阻滞；潮水退后，沙面上的水仍深二尺。何况横沙以及东西两处沙尖，分别距海口三十多里，怎么能阻碍河流呢？所以臣认为不必治理，也无法治理，只有堵塞决口，使河中泥沙随水流走；治理河道就是治理海口。另挖一条河渠以及重新疏浚草湾，只会白白耗费钱粮，不能解决问题。一暂缓恢复老黄河的议议，以仍然有利于通航。查得黄河水势强、淮河水势弱，常常逼迫淮水向东流，所以议论者想恢复老黄河故道，希望黄水稍稍避开高堰，使百姓水淹之苦得以减轻，这也有防患的道理。但勘察得知，旧河长七十多里，中间故道废弃已久，不论有水无水之地，询问居民都已经无法辨认旧河的真实情况，无从下手，这是第一项不便。况且既然已经另成故道，想要开通恢复，必须使深度、宽度都和正河相等，才能夺回水流。如今现存的大河口狭窄，不及桃源、清河河道的三分之一；而三义镇入口处背靠弯道却直通，仍恐怕水势未必趋向那里，这是第二项不便。此外，旧河中间的鱼沟、铁绵沟、叶家口、阴阳口等处，地势低洼，各处决水漫流到这里，一眼望去茫茫无际；修筑堤防费用巨大，而且恐怕也难以保全，这是第三项不便。何况如今议定修筑桃源、清河一带的遥堤，黄水自然有容纳之处；议定堵塞崔镇等处决口，正河自然会日益加深加宽；议定修筑高家堰，淮水自然能够得到防护；黄浦、清江浦等处闸门议定严格启闭；新城北堤议定接续修筑，那么淮南、高宝、兴盐等地自然不会有水患。这条河即使不必恢复，也可以了。奏疏呈入，得到圣旨：交工部看过后具奏。《查议黄河后患疏》【万历六年】潘季驯 臣以浅陋的才干，错误地承受重大任命，昼夜思考，想寻求万全的防治办法，以报答陛下无穷的恩德；三个月来食不知味、睡不安席，最终仍未能使内心畅快。臣私下认为，如今谈论河患的人，无不说：徐州、邳州河床淤高，水容易泛溢；崔镇各处决口没有堵塞，桃源、清河浅滩阻塞；高堰、黄浦决口，淮水横流，淮、扬百姓长久成为鱼鳖；淮、黄两河的水无处归宿，海口被泥沙淤垫。这些只是徐州以南的灾患。因为是耳目所能看见的，也是漕运道路必然依赖的，所以人人都能谈论。臣已经在上月二十八日防本具题，陛下俯允臣的请求，两年之内或许可以使淮、扬百姓脱离水淹之苦，免除漕运道路阻塞的忧患，臣也可以借此稍稍逃避罪责。然而真正值得忧虑的大患并不在这里，臣冒昧恭敬地陈述如下。臣刚到淮安，就询问黄河流出后接连漕运道路的地方，众人说从徐州小浮桥流出，臣便高兴地认为这是黄河故道中最顺畅的一段。又询问水深多少，众人说有四丈多深，臣又高兴地认为这是原来河身的本来状态。再询问小浮桥以西，依次是胡佃沟、梁楼沟、北陈、雁门集、石城集，再往上十五里就是崔家口，也就是去年八月决口的地方。其中各段的深浅，众人都无法回答。臣立即派淮安府管河同知王琰前往测量，王琰离开后，臣又于四月二十九日亲自督同淮北分司郎中佘毅中、管河郎中张誉、徐州管河兵备副使林绍、管河副使张纯，沿河实地查看。到达徐州后，据王琰揭报，前述河水深七八尺至二三尺不等；梁楼沟到北陈三十里一段，水深只有一尺六七寸，水面散漫如湖，一望无际，原来是民间住宅和陆地，并非沙淤可以冲刷，所以河流经过多年仍旧浅塞如初。臣十分惊讶，随即据徐州砀山乡民段守金、龚泮、王霜等人呈称：老河故道从新集经过赵家圈、萧县蓟门，流出小浮桥，一向水流安稳，称为“铜帮铁底”。后来因河南发生水患，另开一道河流从小河口出，本河逐渐被泥沙淤浅。到了嘉靖三十七年，河道遂向北迁移，忽东忽西，没有固定方向，行水的河底就是陆地，比起故道高出三丈多，水流停滞泛滥，妨碍漕运，祸害百姓，恳请开通恢复老河，以使上下长久受益等情。臣于是督同前述司道诸臣以及山东管河道副使邵元哲、河南管河道副使唐汝迪，从夏镇经过丰沛到崔家口；又从崔家口经过河南归德府的虞城、夏邑、商邱各县到新集，沿途查看，发现黄河的大势已经直趋潘家口。随即据地方乡老靳廷相等人禀报：“从这里往前十二三里，自丁家道口以下二百二十多里的旧河形迹现在仍在，完全可以开通恢复。”臣于是从潘家口经过丁家道口、马牧集、韩家道口、司家道口、牛黄堌、赵家圈直到萧县一带，确实有河道形状，其中淤平的约占四分之一；地势高亢，向南开挖便利，用锥钻探深，河底全是松沙，见水就能冲刷。又据夏邑、虞城等县乡官王极、乡民欧阳照等七百多人联名呈告，都是请求疏通旧河、便利百姓的事情。臣查得，黄河故道从虞城以下、萧县以上、夏邑以北、砀山以南一带，嘉靖年间河岸宽、河底深，水势安稳流淌，既不妨碍漕运，也不损害民田；商人往来贸易，百姓都称土地富庶。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后，故道逐渐淤塞，河流向北迁移，黄水泛滥，田野一片汪洋，居民十户中仅存一户，漕运道路多年屡遭阻塞。百姓请求早日开通，既有利于国家，也便利地方，这实在是万世的盛举等情。臣估量他们的话确实是探究根本的见解，但路途遥远，工程费用巨大而艰难；再加上沿河勘察荒地，没有更省力、较近的办法可采用，臣仍希望崔家口一带浅塞的地方或许可以疏浚成河，施工较为容易。

译臣又督促各位官员乘小船到梁楼沟、北陈等处亲自测量，确实浅塞，河底原来就是陆地，实在难以冲刷。萧县一带放眼望去一片汪洋，百姓没有一粒粮食，呼号申诉的声音令人悲痛。该县城外四周都是水壑，城中积水如池，居民逃亡迁徙，官吏困守城池，难以防守，如今已经上奏请求迁移县治。臣私下思量，一县的灾害还只是小事。黄河汇合汴水、沁水等河流，万里湍急奔流，势如奔马，偏偏遇到浅处，形势就像受到门槛阻挡，水性必然愤怒奔突，溃决冲裂的祸患，臣恐怕不在徐州、邳州，而在河南、山东。只是因为徐州以北不是漕运道路经过之地，后人耳目看不到，只看见河水从小浮桥流出，却不考察小浮桥的水从哪里来，于是认为没有忧患。哪里知道水从上游决口流出，漕运道路必然受害呢？往年黄陵冈、孙家渡、赵皮寨的旧事，难道还不能作为鉴戒吗？臣又查得新集故道河身深而宽，从元代直到本朝嘉靖年间，通行十分便利；后来第一次变化成为溜沟，第二次变化成为浊河，第三次又变化成为秦沟，只因河身浅涩，水流到哪里河道就迁到哪里，但都还有一丈多深的水，不像如今只有一尺多。河道越浅，变化就越快，臣因此早晚都感到恐惧。臣又查得，这条河先前也曾有人建议开通恢复，只因工程费用浩大繁多，于是搁置了。臣私下推测，先前各位臣子虽然以工程费用为理由，实际上并不是本心；他们确实担心黄河水性难以预测，万一开通恢复之后又在别处决口，罪责将如何推卸？眼前既有一条河可以通行，姑且采取苟且求安的办法罢了，却不知道臣子担当君父之事，只应当论证可行与否，不应当计较利害；只应当谋划功业必定成功，不应当忧虑将来难以预料的困难。况且所担心的是别处决口，决在哪里就堵在哪里，也并没有太大的困难。因此河道发生变迁以后，哪里没有泛溢？哪一年没有决口？难道你们就不考虑这些吗？臣与司道诸臣商议，恢复故河有五项好处：河水从潘家口流出小浮桥，那么新集以东一带的河道都会成为平地，曹县、单县、丰县、沛县百姓永远没有被水淹没的苦难，这是第一项好处；河身深而宽，能够容纳更多水，每年可以免除泛滥之患，虞城、夏邑、丰县、沛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这是第二项好处；河水向南流，距离防通河很远，闸渠可以保全无忧，这是第三项好处；来水既深，形势如从高处倒水，疏导冲刷就容易，那么徐州以下的河身也会因此加深冲刷，这是第四项好处；只要小浮桥的来水安稳，秦沟就可以免于再次冲毁，茶城也永远没有淤塞的忧患，这是第五项好处。臣因此认为应当恢复故河。至于说恢复故道困难、仍走新冲出的河道容易，恢复故道费力、仍走新冲出的河道省力，这些臣已经反复考虑成熟了。然而舍弃困难而选择容易，追求省力而逃避劳苦，只考虑日后未必可靠的自身打算，却不顾将来必然发生的大患，都不是臣竭尽忠心报效陛下的做法。臣勘察议论之后，立即准备具题，但因为伏汛将要到来，还希望水势汹涌，或许能够冲刷成渠。近来又派防同知王琰回来报告，说勘察北陈等处，原来深一尺六七寸的地方如今只有七八尺。臣看伏秋暴涨时，水位增加六尺多，那么客水退落以后，仍然不免留下原来的河床。伏望敕令有关部门查核议论，如果臣所说没有错误，拟定意见上报，请特别派一名一向熟悉水性的科臣前来，等到秋深水落时，与臣会同山东河、河南巡抚以及兼理河道巡盐御史亲自勘察议论。如果可以恢复，就立即估算钱粮，具本题请，早日赐予施行，地方将十分幸运。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恭报两河工程次第疏》【万历六年】潘季驯 臣私下查考，治理河道的工程，筑堤已经很难，堵塞决口尤其困难。如今幸而仰仗我皇上默默运筹，上合天心，河伯显灵，各处决口自行堵塞。臣原来的计划，是想牵引旁决之水回归正道，如今已经完全顺应人愿。桃源、清河以下，过去像沟渠一样浅狭，如今都冲刷得像原来一样深广。又查得云梯关海口已经大为开通，清口水流畅通，两河顺着河道流行；三个月之间，河道形势顿然改变，只剩大涧口十丈尚未合拢，淮水还分出一条小支流向东奔流。如果天气晴和，工程十天以内就可以完成。不过黄河虽然已经回归正道，如果不修筑堤防，明年伏秋两季必然再次泛滥。因此坚固修筑遥堤以加强防护，创建减水坝以削弱水势，这些工程不能拖延。高堰工程，截断水流虽然已经可以期待，但只靠一道堤线还不足以依靠，必须等截流以后，堤内土地干涸露出，广泛取土，加高加厚，才可以无忧。再查黄浦流入浅河的两处口子，都是因为高堰的水漫溢冲决而成；高堰堵塞后，这两个口子就容易修筑。湖堤和闸座也应依次完工。崔镇决水确实已经回归漕河，并且一同流到云梯关入海，留着它没有好处，应当统一修筑遥堤；再把磨脐沟减水坝移建到这里，暂且保留罗家等处的决口，以削弱黄河水流，这样看来比较妥当。工程的次序，大体就是这些。又查得，筑堤并不难，难的是取土；有的地方被水占据，有的地方被沙掩埋，必须远处搜寻、深处挖取，务必取得黏结的淤积老土，才允许填筑；夯杵一齐使用，务求坚实。臣等三令五申，各司道官员早晚警惕操劳，所做的只是这些。臣等还担心官役暗中使用浮沙填藏在堤内，无法检验，于是制作了几十具铁制探筒，分散到各处工程，命令时时用锥筒探测。臣等巡视工程时，也用这些器具探试；如果筒内带出的浮沙捏不成颗粒，就追究主管官员，挖掉重筑，确实像燕雀垒巢一样，每天只能完成尺寸分量，工程实在不容易。至于石料、土料的采集运输，也十分艰苦。与其求快却不坚固，哪里比得上稍慢而能够长久？所以不能要求工程在一朝一夕见效。近来因风雪大作，地脉冻结，难以开工，目前暂拟陆续停散工程，先远后近，到明年正月二十日以前聚集工役，再次兴工。伏望皇上稍稍宽解南方的忧虑，容臣尽心料理，务求谋划长久可靠的办法，臣绝不敢苟且塞责，以辜负任用和使命。谨具题疏呈入，得到圣旨：工部知道。《恭报两河工成疏》【万历七年】潘季驯

译臣私下认为，我朝建都燕冀，转运粮物的漕运道路实在是国家的咽喉。从仪真到淮安，依靠淮河的水；从清河到徐州，依靠黄河的水。黄河从西边流来，淮河从南边流来，在清河县以东汇合，经过安东到达云梯关而入海。这是自宋代以来直到今天两条河的旧河道。几年来，崔镇各处决口，黄水于是向北流；高堰、黄浦决口，淮水于是向东流。桃源、清河、虹县、泗州、山阳、高宝、兴泰等地的田地、房屋、坟墓都成了大水坑，入海的旧河道几乎变成平地。臣等刚接受任命时，所见所闻触目惊心；到达各处，幸存的百姓攀着车轿哭喊，旁观者都为之流泪。然而议论纷纷，有人说旧河道应当放弃，有人说各处决口应当保留，有人说应当开支河以削弱下游水势，有人说海口应当另行开挖疏浚。臣反复筹划：放弃故道而乘新冲出的河道，那里都是住宅和陆地，漫延之水根本不能形成河渠；一两处浅涩，船只难以漂浮，不可行。保留各处决口，正河必然被夺走，桃源、清河之间只剩沟渠般的水，淮、扬两郡一眼望去都变成湖泊，不可行。开挖支河，黄河必然不能分成两路流行，这是自古记载的规律；淮河泛滥后，处处泥泞潮湿，在水中开渠不能另寻其他道路；况且所能削弱的水势很少，而来水却浩浩荡荡，水淹之患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不可行。只有疏浚海口这一项，按道理是顺当的，只是当时还抱有疑虑。工部移文再三嘱咐，臣亲自前往踏看。臣于是乘小船从云梯关出海到海边，放眼看去，只见积沙成滩，中间可通水的道路不到十分之一。然而海口的旧河道原本很宽，从二三里到十多里不等。询问当地人，他们都说过去深得无法测量；近来由于淮、黄两河分流，只有涓涓细流入海，水少而流缓，所以泥沙停积，海口变浅变窄。若两河之水仍全部回到旧河道，海口自然会恢复原有规模，不必另找地方开挖，白白耗费而没有益处。臣于是想到，想疏通下游，首先要稳固上游；想遏制旁支，首先要防护正道。于是决定堵塞决口以牵引水流回归正道，修筑遥堤以防止再次决口，修建减水坝以削弱水势、保护堤防。一年之内，两河回归正道，泥沙被冲走，河水加深，海口大为畅通，田地房屋全部恢复，流亡者归返故业，庄稼收成颇好，国家漕运不受阻碍，百姓生活也有了依靠。修筑堤坝、堵塞决口看似是在阻挡水，却不知道水力集中才会冲走泥沙，阻挡水正是为了疏通它；合流看似增加水量，却不知道水力不大就不能冲洗泥沙，增加水量正是为了削弱水势。水从旁边漫溢，水势就分散而变浅；返回正道，水势就集中而变深。水在沙面上流行，河床就显得高；水在河底流行，河床就显得低。这是治理前后景象大不相同的缘故。每年修治防护不失时机，这本身就是长久的谋划。借水冲沙，以水治水，臣的粗浅见解不过如此。至于恢复闸坝、严格管理启闭、疏浚扬河浅滩，也都是寻考前臣陈瑄的旧业，原本没有什么奇谋秘策足以惊动世人；这次偶然获得成功，实在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完全是仰赖我皇上仁孝感动上天、中和建极、诚敬暗中感应，神灵助其顺利；恩威并用，百姓和贤臣都倾心归附。皇上想到漕运是充实国库的资助，忧虑百姓受水淹之苦，时时警醒自己，日夜操劳，诏令屡次督责。工程开始时，合并河道漕运事务，集中权力，借助便利条件任用臣等施展才能，所以臣等得以献上草野之言。工程进行后，逮捕懒惰之人以警戒顽固者，驳斥混淆视听的言论以确定国策，所以臣等得以完成辛劳的工作，并且俯从改折的建议。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都因此得到舒缓，皇上特别颁发赏赐的仁恩，臣工和夫役争相努力，终于成就了无人能比的功绩，在一年之内完成。如今两河流域的百姓歌颂皇帝的恩德、祝愿圣上长寿，声音已经洋溢天下。臣怎么敢把上天的功劳贪来作为自己的力量呢？除已用钱粮听凭巡盐衙门查核后奏报缴销外，谨将完工工程的总数逐项开列，伏乞敕令有关部门复核议论，派官员勘察验收，明确核实后施行。奏疏呈入，皇帝赏赐潘季驯等银币，并仍派给事中尹瑾前往勘察核实。《御选明臣奏议》卷二十九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 《陈述吏治积弊八事疏》【万历十一年】邱橓 臣谨奏：臣离开京城十多年，私下看到近来士人风气逐渐衰败，吏治转趋污浊，远近地方萧条，一天比一天严重。这并不是世道气运恰好如此，而是由于风纪不振。比如京官考满，河南道按惯例写作“称职”；外官任满给由，巡抚、巡按官一概保留，以朝廷甄别官员的典制，作为人臣彼此交易的资本；他们只敢徇私，不敢完全依法办事，恶人没有受到惩罚，贤能之人也因此无法受到勉励。这是考绩方面的第一项积弊。御史巡察地方，还没有离开京城，秘密托请的姓名已经填满私人文书；刚到所辖地区，请托办事的公文又塞满行台。御史戴着獬豸冠、手持斧钺所代表的威势，却束手低眉，听任别人指使。这是请托方面的第二项积弊。巡抚、巡按评定监司的考语，必定托付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不顾是非，过分加写优良考语，监司既感激又畏惧他们，于是彼此结交，上下尊卑的界限荡然无存；他们考核知州、知县也同样如此。这是访察方面的第三项积弊。贪污受贿成为风气，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但被弹劾罢免的大多是孤单贫寒、软弱无力之人。若是像“百足之虫”那样根基深厚，像有羽翼的猛虎那样势力强大，即使贪赃污秽狼藉，仍然会被列入推荐名单；对小吏严厉，对大吏宽纵；详细追究已经离任的，反而略过现任的。这是举劾方面的第四项积弊。惩治贪官的办法，全在于提问审讯；如今却遗弃豺狼，反而审问狐狸，徒有惩贪之名。有的暗中放纵让其离去，有的多次拘捕却不执行，有的用批驳拖延，有的含糊其辞而侥幸免罪。即使最终办结，也一定博取宽厚仁慈的名声，把依法严惩看作令人嫌恶之事。贿赂有时多达万金，所判赃罪却只按极少数量计算；草菅人命，有时造成数十人死亡，处罚却轻微得不能伤其毫毛。这是提问方面的第五项积弊。荐举和纠劾，本来是用来劝勉、警戒有关官员的；如今荐举先荐进士而后荐举监生，没有凭借关系的人不能参加；弹劾却先弹劾举监而后涉及进士，即使有非议，也很少触及进士。官员晋升、接见、差遣任用，专门计算出身途径；于是同为一种官职，也不敢并席而坐、并肩而行。各人自行区分高下，官吏和百姓的观感顿然不同，助长了骄纵风气，大大损伤贤能豪杰的气节。这是资格方面的第六项积弊。州县佐贰官虽然是辅助官，也同样是临民之官，必须以礼相待，然后才可以依法责备。如今对他们役使呵斥，和对待车夫、奴仆没有区别；对他们独自任意污辱、侵害百姓却不屑于禁止治理，礼和法两方面都失当了。学校官职关系贤才培养，如今不问其职责，只听任其所作所为；到了考核时，却说这是清寒的官职，一概给以优等考评。这些人知道上官不重视自己，就因此自暴自弃；知道上官一定怜悯自己，又更加日益苟且偷安。这是对待佐贰官和教职人员方面的第七项积弊。科举取士，旧有门生、座主的称呼；巡按御史荐举或弹劾官员，本来是他的职责。然而弹劾者不愿承担怨恨，荐举者却独自冒领恩德，尊奉自己为举主，把对方视为门生；馈赠礼物、问候送遗，终身不断。借着公开荐举人才的制度，打开了贿赂的大门，清白的官吏不能普遍出现在天下，也就不足为怪了。如今国家和百姓都贫困，唯独官员富有；他们既然凭借做官致富，又用财富买官。这是馈赠贿赂方面的第八项积弊。总的说来，这八项弊病是败坏的根源，并不在于外在环境的转移变化，也不在于下级。过去齐威王烹杀一个阿地大夫，封赏一个即墨大夫，齐国便大为治理。陛下如果真正大力振作乾纲，严惩吏治弊病，那么风吹草伏，天下马上就可以治理好。奏疏呈入，皇帝采纳了。《请恢复建文年号、确立景泰实录奏》【万历十三年】沈鲤 臣私下认为：君主有帝号，就应当有纪年；有政令，就应当有实录，这是《春秋》不可改变的法则。自古以来，从没有因为王朝兴亡盛衰，就随意改变、给予、剥夺其中的纪年和记载。我朝自太祖开创基业，历代圣主相继，收藏在金匮石室中的档案都还存在。可是建文年号因为“革除”而一概称为洪武，景泰年号因为被分别附会而并入英宗纪年，这都是我朝典制的缺失。现据国子监司业王祖嫡遵循史官职责，提出修正缺典的奏议，臣等先请概述其内容，然后再说明为什么应当订正，向皇上陈述如下。太祖高皇帝在位时，懿文太子先去世；到洪武三十一年，皇太孙继承帝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通过靖难之役登上帝位，于是删去建文年号，仍用洪武纪年。等到重修《高庙实录》时，便把建文年间的实在年数附会作洪武的虚数，这就是“革除”的大致情况。正统十四年，北方军队入侵，英宗睿皇帝亲自统率六军，亲行天讨，直到土木之变被掳北行。景皇帝当时为郕王，奉皇太后命监国，不久即登上帝位。第二年八月，英宗回銮；过了七年复辟，这一年就是天顺元年。当时奸臣石亨等上奏，请将景皇帝废为郕王，加谥号为“戾”。成化元年修撰《英庙实录》，于是把景帝的事迹附在正统之后、天顺之前，注明“邸戾附至”。成化十一年，宪宗纯皇帝追念并体察英宗原来的心意，才下令朝廷大臣恢复景帝的帝位名号，奉上“恭仁康定”的尊谥，改修陵寝。景泰七年的事迹还没有来得及厘正，这就是附录的大致情况。因循沿袭一直到今天，并不是认为它不可改正而就此停止。既然帝位名号已经恢复，实录自然应当改正；只允许恢复大的方面，不允许订正细节，这是没有体察英宗的心意罢了。臣恭敬地读成祖登极诏书，不过是把建文四年改称为洪武三十五年，但仍称建文帝为“少主”，没有听说要降低、削除他的帝位名号。这说明成祖亲爱亲人的心意，也一定有不忍完全断绝的地方。而当时那些出力归顺的臣子，有的只顾夸张自己的功劳，有的只求保全表面名分，于是助成了“革除”之事，他们也没有明白成祖的心意。成祖奉承天命、平定靖难，重新建立国家；即使不删除建文年号，对成祖的功业又能损害万分之一吗？为什么却要这样曲意掩饰讳避呢？况且天下和后世各有耳目，怎么能够全部抹去？稗官野史各有记载，怎么能够全部改掉？这不但对事情没有益处，反而足以使人产生疑惑。

译所以，主张恢复“革除”者，不是为了建文帝，而是为了成祖；主张改列附录者，也不是为了景帝，而是为了英宗。这些都是不必避讳的。如今圣明的皇上在位，正应修复遗缺、振举废坠，以光大先帝的德业。臣等不敢提出变更制度的建议，只想把《英宗实录》中间七年的事迹，另题名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不使两者混淆，如此而已。至于建文的位号，诏书中原本没有降削的文字，如今也没有依据；主张恢复，也只是从《高庙实录》末尾摘出四年的事迹，恢复使用建文年号，如此而已。当年太祖刚刚平定天下，首先就命儒臣编修《元史》，又追谥元主为顺帝，其圣心深远，极为公正厚道。成祖、英宗的心意与太祖相同，而建文、[景防]也不是前朝亡国之君可以相比的。元主尚且可以获得谥号，怎么忍心抹去建文的年号？《元史》尚且可以编修，怎么能缺少景帝的实录？况且景帝的位号既然可以恢复，建文年号也就可以恢复。建文之死，事情牵涉群臣，尚且妨碍我皇上修录，何况他的君主身份呢？何况他还是太祖的嫡孙呢？这可以慰藉祖宗在天之灵，伸张天下人长期受压抑的心愿，彰明隐微、阐发幽隐的功业，并寄托振兴衰亡、延续绝统的仁德。这件举措，实在是圣德圣政中的第一等大事，难道仅仅是为了使本朝拥有昭明时代的信史而已吗？这样重大的典章埋没于历朝，而一旦完全恢复；公正的舆论关系万世，真实的记载流传无穷，这些都要出自君主独断，并非臣等敢于擅自拟议。恭候圣明裁定。奏疏送入后，交有关部门议处，最终没有实行。请求宽免“革除”时期受牵连发遣的外亲和亲疏关系者【万历十三年】温纯 臣私下查得，先前奉准兵部咨文，广东道监察御史屠叔方曾题奏此事；本部覆奏奉到皇上批准后，咨行各地抚按官，通令司、府、州、县、卫、所，调取历年军册备查。“革除”年间获罪的诸臣，除齐泰、黄子澄外，像方孝孺等人被株连而发遣的亲属故旧，不论如今是生是死，都要遵奉明诏，务必查清其世代远近、承接辈分和来历，详细确实地具奏，请求免除罪责，以扩大皇上的仁恩。其中有些族党亲戚的坟墓、住宅和资产长期留在戍所，若一概迁回原籍，按人情恐怕难以承受，应听其自便：愿意回籍的，发给免罪帖，释放回籍；不愿回籍的，也发给免罪帖，仍留在戍所，编入民籍，随处居住。有关卫所立即从册中削除其军名，不许再行勾提。本部仍将此事载入考成簿，限于本年十二月底以前奏报。若原本没有应当宽免的人数，应查实后咨报本部，不得轻信流移奸人妄行告发、混杂请求免罪等情由。兵部又将这些情况咨送前任抚臣，准其按原案移行浙江布政司，再转行各清军、守巡、海兵等道及各府、州、县、卫、所，逐一查议呈报，以凭具题。此后一直没有报告。臣接管后催促，据该司呈称，已经依令办理。据杭州、湖州、绍兴、金华、衢州、严州、处州七府分别回复，其所属州县卫所都没有“革除”年间因方孝孺等受牵连而发遣的亲属故旧，无法填报，均已各自具印结缴回复卷。又据嘉兴府申报，平湖、崇德、海盐、嘉善四县，海宁、嘉兴二卫所，也没有上述被牵连发遣的亲属故旧。只有嘉兴县申报应当宽免的军人吴阿真，秀水县申报军人朱庆员等，虽没有明确写出方孝孺的事迹，却有“奸恶外亲”的字样；范小孙等人，是因忠臣方孝孺株连杨任的外亲而被发遣戍边。桐乡县申报军人仲阿添等人的事情，也都是因“革除”年间忠臣方孝孺株连杨任的外亲而受到牵连发遣；各案都有依据，均应一体申报免除。又据宁波府申报，鄞县、慈溪县、定海县、象山县四县，宁波、定海、昌国三卫所，都没有上述被牵连发遣的亲属故旧。另据奉化县申报，忠臣戴德彝被发遣军人屠叔保，以及户绝军人杨佛童等，应当转报请求免除。又据台州府申报，黄岩、天台二县，以及台州卫左右中前水军等所、松门卫左右中前楚隘等所、海门卫外属前新桃健等所，都没有应当宽免的军人。临海、太平、仙居、宁海四县，台州卫后所、松门卫后所、海门卫左右中等所，都编造了忠臣方孝孺、王叔英、郑恕等人被牵连发遣的军人陈景原等名册，送到府中，按理应当申报请求免除。又据温州府申报，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温州、金华、盘石三卫，以及海安、平阳等所，都没有上述应当宽免的被发遣军人。只有瑞安县申报忠臣卓敬被牵连发遣的军人徐亚生等人送到府中，应当转报，依例怜恤免除。又等到清军、守巡、海兵等道的各份咨文回复送到浙江布政司，该司左布政使衷贞吉、右布政使余一龙查得：原来的题奏只说“革除”年间获罪的诸臣方孝孺等，并没有列出诸臣的详细姓名。如今各府编造送来的册子中，有忠臣戴德彝、王叔英、郑恕、卓敬等人的亲属故旧被发遣。于是又查得，先前为遵奉明诏、查录遗留的忠臣以彰明圣政一事，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萧具题称：“革除”年间获罪的诸臣方孝孺、陈性善、戴德彝、卓敬、刘璟、郑恕、郑华、王叔英、程本立、卢原质、龚泰、卢迥十二人，均已经礼部复查，遵奉皇上批准，予以褒扬表彰；并已备文通知抚按二院，转行本司，在省城合建一祠，春秋两季举行祭祀。

译既然戴德彝等人与方孝孺一样，都是已经褒扬的忠臣，那么凡是被牵连发遣的亲属故旧，都应当一体推恩宽宥。不过，有些人先被充军服役，后来又因牵连而发遣，并调往别的卫所；虽然应当宽免其后来卫所的军役，但他们原本属于军籍，跟随卫所安居多年，似乎不必再行变更，以免滋生扰乱。至于原籍男子已经死亡而户籍仍存，以及男子死亡而户籍也绝的，都应照列申报豁免。再查嘉兴府送来的嘉兴等县名册，其中列有方孝孺株连忠臣杨任，致使杨任的外亲范小孙等被发遣戍边；范小孙等虽不是方孝孺的亲属故旧，但他们确实是受方孝孺牵连而发遣，也应一并免除。现将各府、县、卫所查出的被牵连发遣军人的姓名、来历，分项编成名册，呈请本部院再次详细核查，俯赐审议题请施行。臣据此，会同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范议认为：臣子捐躯尽节、以身殉国的忠诚，正是褒奖过去、劝勉将来的圣主典章。“革除”年间获罪诸臣方孝孺等人的节义，历朝加以褒崇、抚恤、记录，是振兴纲常、表彰节义的千载难逢之时。但诸臣的外亲族属被牵连发遣，至今还没有得到宽免恢复，似乎仍不够。这样才能普施圣恩，慰藉忠臣的魂魄。如今仰赖皇上俯纳部院诸臣的意见，特地下诏查明豁免，诏令一下，不仅那些被株连牵累、长期沦为困苦囚徒的人庆幸获得新生；凡天下臣民，也无不举手加额，感激鼓舞，共同想着竭尽忠诚、完成大义，在圣明时代报效朝廷。臣等仰承皇上的德意，怎敢不竭力清查，以求稍稍报答万一？如今据有关部门呈报，臣等逐一详加核查：除先被充军、后来又被牵连发遣调往别卫者，仍按旧军籍随卫居住，不必更动以免滋扰外；方孝孺、戴德彝、王叔英、郑恕、卓敬诸臣被牵连发遣的亲属故旧，如今正在军中服役者，似应全部宽免，使其沾受浩荡皇恩；原籍男子已尽、户籍尚存，或男子已尽、户籍已绝者，也都应依例豁免，以免受到勾提骚扰。至于方孝孺牵连杨任，又牵连杨任的外亲而被发遣者，虽不是方孝孺的亲属故旧，但实在是受方孝孺祸及，也应一并请求宽免，以弘扬一视同仁的仁德。据呈报查议确实，确实没有诈冒奸弊，适合具题，恭请皇上敕令有关部门再加查议后覆奏：将“革除”年间获罪诸臣方孝孺等人被牵连发遣、如今正在军中服役的吴阿真等八十二名，牵连杨任外亲的范小孙等十一名，以及男子已尽而户籍尚存或已绝的朱阿定等六百九十一名，通行本省各府、县、卫、所，全部予以宽免。愿意回籍的，发给免罪帖；不愿回籍的，也发给免罪帖，仍留在戍所，编入民籍服差役；有关卫所削除其军籍，不许再行勾提骚扰。还应督促外省及直辖卫所遵照办理；凡有营丁在卫所服役的，也一体查明，豁免并予以除籍施行。这样，圣恩可以广泛施行，忠臣魂魄可以永远得到安慰；不仅洗雪当时株连蔓延的冤屈，也能扶持万世纲常的大义。奏疏送入后，皇帝同意了。陈述十种弊病的奏疏【万历十三年】余懋学 臣私下认为，群臣不能容忍李植等人，一方面是因为科举场中不可能没有私弊，而他们厌恶李植等揭发此事；另一方面是因为过去曾经保全张居正，又嫉恨吴中行、沈思孝等人被召用。这两种疑忌交织于内，所以百般嫉妒发作于外。威福都由上面施行，君主的权势才会尊崇。李植等三位臣子，是陛下亲自提拔的，然而满朝臣工却想尽办法排斥他们。假如政府想任用一个人，群臣敢于竭力挫败吗？臣谨把臣工的十种弊病向陛下说明：如今执政大臣，一件政务办得好，就夸耀自己赞助引导的功劳；一件事情办坏了，就推说挽回困难，这是欺罔皇上，第一种弊病。任用一个人，执政说“这是我特别留意的”，冢宰说“这是我推荐提拔的”，选郎说“这是我选拔任用的”；爵位在公朝接受，恩惠却到私宅拜谢，这是招揽权力，第二种弊病。陛下天资圣明，尚且虚心接受劝谏，但一二位大臣稍微提出规正意见，他们就立即捋袖而起，以恶声相加，这是讳疾忌医，第三种弊病。中外臣工，大都窥探政府的意向，不顾公共舆论；议论人物，就按自己喜欢或厌恶来毁誉；施行政务，就按自己的喜怒来任用或罢黜，这是迎合上意，第四种弊病。君子立身处世，应当和谐却不盲从。如今当权者有所主张，群臣便纷纷附和，敢于违抗天子，却难以违背大臣，这叫作雷同附和，是第五种弊病。我国没有专门掌管谏诤的官职，如今其他部门稍有建言，就说是越出职守，或说是沽名钓誉，压制忠直之心，助长闭塞蒙蔽的趋势，这是阻抑， 第六种弊病。自从张居正蒙蔽君主的聪明，使道路上的人只能以目示意，至今余风还没有消失，欺骗蒙蔽一天比一天严重，这是第七种弊病。近来内外臣僚，有的是大臣互相攻击，有的是言官互相揭发；开始是出于各自任性的私心，最后形成争强好胜的习气。好胜不止，必然导致忿争；忿争不止，必然导致结党。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的洛党蜀党，起初难道不是由于一句话彼此失和吗？这是争胜，第八种弊病。谄媚奉承已经成为风气，而且日益严重。谈到大臣，就把他们比作伊尹、傅说；谈到边帅，就把他们比作方叔、召虎；谈到宦官，就夸说吕强、张承业再世；谈到外任官吏，就歌颂卓茂、鲁恭重生。这些人不是借此结交讨好，就是借机索取贿赂，这是谄谀，第九种弊病。国家设置官职，各有固定职责；近来两京大臣，专门以提出建议来博取高名，侵夺职掌，审理民间诉讼，助长告发攻讦的风气，丧失众人瞻仰的体统，这是乖戾，第十种弊病。这篇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请求整饬文体的奏疏【万历十四年】沈鲤

译臣接到仪制清吏司的案呈：查得近年以来，科场文章逐渐趋向奇诡，坊间刻印的文章以及各地士子所学习的文章，更加怪异荒诞，导致初学者受到误导，彼此转相仿效。现在若不严加禁止，恐怕会更加浸染人心，逐渐败坏世道，其祸害将超过异端。人的心只有一个，当他参加科举时，既然可以靠写诡异文章取得功名，等到这种写作方法已经熟练，任职于官府之后，只要能够达到目的，还有什么事不敢做？所以它败坏的不只是一项文体，也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应该题请申饬，以遏制狂澜。臣等认为：语言是内心的声音，文章是语言的华采。内心坦荡平易的人，文章必然平正典雅、内容充实；内心光明的人，文章必然通达爽畅；内心不是这样的人，文章也就相反。这说明文章能够验证人的性情和操守。唐初崇尚浮靡华丽，士人便趋向浮薄；宋初崇尚艰涩曲折，人们便习染险诈诡谲。这说明文章与世道人心有关。宪宗曾告谕詹事黎淳说：“出题和刊刻文章，务必依照经书、考按传注，以文理纯正者作为规范。”所以如今乡试、会试进呈的录文，凡是判定中式的，必定是典雅切实、文理纯正的文章，这是祖宗定下的规范。如今士子写文章，遵循的是什么规范呢？臣等刚开始学习举业时，见到有人使用六经中的语句；后来又引用《左传》《国语》；再过几年，又引用《史记》《汉书》；《史记》《汉书》的材料用尽了，就使用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材料用尽了，甚至取用佛经、道藏，摘取其中的句法和口语来使用。这使质朴淳厚遭到凿刻，背离经书、违背正道，文章流弊至此已经达到极点。如今的文体尤其以遵循规矩法度为可耻，喜欢创新格调；把清虚空泛、内容不实说成高妙，把艰涩难读说成精工；使用眼前不常见的字，称为博闻；说出人世间不必有的话，称为别解。只要奇特，未必讲得通道理；只要新颖，未必切合题意。截断圣贤的语脉来迁就自己的铺叙，凭自己的意见来扰乱圣贤经常不变的道理；在白日青天之下，却谈论幽暗冥昧、魑魅魍魉之事，这是世间一件怪异的事情。说出险僻奇怪的话，却称他为正大光明之士；写出玄虚浮泛、枝蔓杂乱的语言，却称他为典雅笃实之人，这可以吗？如果说人只是人，言语只是言语，那么以文章取士，难道只看他的文章而已吗？孟子所说“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的话，难道是没有根据的空言吗？臣等并不是把文章本身看得过重，而是为世道人心考虑，内心实在忧虑此事。古今书籍中有益于身心的，关于治道的，如《四书》《五经》《性理》《资治通鉴》《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濬衍义补》《大明律》《会典》《文献通考》等书，已经颁行于学校，也载入法令，都是诸生应当讲习诵读的。家境贫寒的士人不能全部读完，臣等不能强求；博学雅正的士人涉猎群书，臣等也不敢禁止。但官师所训导、提学所考课、乡试会试所选取进用的文章，除这些书以外不得旁涉。还请求允许臣等会同翰林院掌印官，把弘治、正德以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场中式文章中纯正典雅的，选取一百多篇或十几篇，刊布于学校，作为标准；不合此标准的，不得录取。除乡试会试已经由臣等题定，凡违反上述禁令的立即指名参处外，各直省提学官各自掌握一方文衡，品评文章高下，人人都会趋向其风气，改变士习，因此尤其紧要。如果学校所培养的士子都专门写险僻奇怪的文章，而乡试会试却要求符合平正通达的规范，臣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过去只在科举年份略加申饬，各直省的小考却任由他们改变规程，置之不问，这就叫作混浊水源，却想求得下游清澈，是不可能的。应当恭候命令下达后，允许臣等咨文都察院，转行两直隶提学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再转行各提学宪臣，务必仰体朝廷的德意，一起整正文体、端正士习，以此改变世道，不得厌弃守常而喜爱翻新，标榜奇异、搜罗怪异。如果再有上述险僻奇怪、破坏规矩尺度的文章，以及在经义中引用庄子、列子、佛教、道教书籍语句的，即使文采可观，也要摘取其中最严重的，加以严厉惩治压制，以昭示法度规范。仍将解送部中的考卷，允许臣等逐一阅验，咨送吏部，作为考核提调学政官员优劣的依据。恭请圣裁。奏疏送入后，皇帝同意了。请求停止矿税的奏疏【万历十四年】温纯 臣等近来观察时局，不胜忧虑，只是私下庆幸皇上屡次禁止矿采，扰害百姓，遣散随从，使内外如有虎翼相护，臣民都举手加额，认为圣明如日月照临，停止矿税已可在早晚之间实现。没想到小小的贵州也派去了税使。臣等的志向在于向皇上进献可取意见、纠正过失；如果只用一句话敷衍塞责，不求真正改变皇上的听闻，就是荒废官职、昧于祸机、辜负皇上，坐等事变发生，到那时再图谋已经来不及了，臣等的罪过将用什么话来解脱？自从矿税使四处派出以来，民间的祸害已经到了百姓默默忍受的极限，只是官府未必完全知道。灾祸则使官民彼此深忧，而皇上却认为没有事情。经历星变、火灾、水旱、百姓无法生活的地方，到处都有矿税之役。皇上爱民心切，本来认为不忍加派税负，于是才有这项举措；地方有司官吏却说奉有明诏，谁敢不遵？于是有的摊派给商行，有的加派给经纪，有的让行头里长搜刮，有的像敲骨吸髓、剥皮抽筋一样搜取；蝇头般、针尖般细小的财物也不遗漏，肩挑背负的东西无论多微小也不放过。他们上缴几万、几千，皇上以为数目只有这些，却不知道这只是其中一处而已。而各级官役像狼一样攫取侵吞，装进私囊的十有八九。

译如果伸臂夺走百姓的食物，弱者一定会表现在脸上的愤怒，强者一定会用言语表示愤怒，强悍者甚至会拿起武器跟随反抗。哪有夺取百姓财物、伤害百姓性命，却能让他们束手等死的道理？他们只是有所等待，尚未发作罢了。皇上不要以为临清、仪真发生激变以后，那里竟然也平静无事、没有什么可忧虑；也不要以为今天解送几千两银子，明天解送几万两银子，就可以任意索取而无不如愿。财物收藏越多，最终损失越重，这是天地间的大数；财物聚集，百姓就会离散，也是宫中屏风上应当铭记的箴规，不可不深思长虑。从前忠臣爱护君主，必定防范祸患的渐变。传记说，治理国家却专门追求财用，必然会由小人造成灾害。如今所任用的，不过是不了解民间艰难的宦官，以及只求衣食、无所依凭的棍徒。从来大盗往往乘着祸衅、等待空隙；如今盐法败坏，军饷匮乏，战马衰疲，顾此失彼，山林湖泽中的豪强幸灾乐祸、希望动乱，流离百姓无处求生，征戍差役沿途肆意虐害，局势已经岌岌可危，远不止有祸衅和空隙而已。若说眼前多事之处，没有比辽东更严重的，尤其没有比贵州、四川更严重的了。四川苦于采木的差役，百姓已经失去安生乐业；贵州号称弹丸之地，军饷全靠各省供给，而播州酋长又肆意嚣张，成为川、贵两地的大害。皇上忧虑地向西方眺望，正催促两省督抚日夜兼程出兵征讨，以拯救陷于水火的百姓，为什么又要加重困扰那里的军民呢？马匹、草料和军饷，正盼望内帑拨发，数十万、上百万还不止，却又要在当地征收数万的税，还要当地供应本来就不出产的名马吗？这是驱赶百姓投奔播州，驱赶商旅不再往来滇、楚；譬如藩篱不加培护，盗贼必然砍关而入。一个病重将死的人，又给他饮下乌喙毒药，很少有不立即倒毙的。皇上如果不替边疆考虑也就罢了，若真替边疆考虑，难道能任由逐利之徒肆意搜刮，拆掉藩篱，还加重其病势、加速其死亡吗？所以说到民间愁苦，各省矿税都应当报请停止，这是为百姓生计命脉考虑；说到边疆安危，则四川、贵州、辽东尤其应当先停止，这是为国家保障考虑。百姓的休戚与个人玩好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国家的大计与一时小利相比，哪个是利、哪个是害？何况同百姓争利，到最后必定不能真正享有这些利益；哪里比得上把天下的利益还给天下，使天下一心爱戴、边疆安宁无虞，作为最大的快慰呢？臣等私下忧惧时局艰难，不忍只是仰着屋顶空自叹息，因此冒死进献这些狂妄浅陋的意见。恭请皇上深思安定内政、抵御外患的根本计划，远察百姓的苦情，立即把各省矿税使全部召回，以延续皇祖的宏大事业，并向四海百姓的心意作出答复，国家社稷幸甚。如果还要稍等时日、分批罢遣，那么请求在四川、贵州、辽东用兵的地方先停止征税，使这些重地免受额外骚扰，征讨能够有平定的期限。这件事关系国家，尤其非同小可，惟愿圣明留意。臣等无比恳切地等待命令。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请求怜恤被诬陷的廉吏的奏疏【万历十四年】温纯 臣等私下认为，国家事务有的应当委婉曲折地陈述，希望下情容易上达；有的应当苦口婆心地把话说尽，以求皇上早日改变听闻。如今事势和景象一天比一天紧急，臣等怎敢不把话说尽？自从皇上同时实行矿税，随即因宦官李道的揭发，上级逮捕审问南康府知府吴宝秀、星子县知县吴一元。一时人心惊愕，臣等虽担任言官，只是随九卿陈请，没有再次上疏烦扰皇上。臣私下以为，满朝的意见是公论，皇上一定会听取；又依仗皇上尚未详知地方受到的扰害，各级官役或许不敢违抗。如果年成丰收，官民相安，即使有意外忧虑，也知道皇上不过暂时实行，随即就会停止。如今据李道揭发吴宝秀等人，竟使吴宝秀的妻子上畏惧天威，下忧虑丈夫难以脱身，借钱资助路费还不到四两，随即自尽，死别时只留下一个哇哇啼哭的幼子托人寄养。吴宝秀本来就是国家的一名廉吏，臣等在京察时访知他任大理官时以辛苦治理而有声誉；如今任南康知府才十六天，偶然与李道不合，便遭受邻境奇祸般的诬陷。而他在镣铐之中，想到妻子再也不能复生，幼子也未必还能相见，只能畏惧严命，一边哭泣一边前行；又加上长途跋涉的艰难和缇骑捆绑押解的痛苦，简直如隆冬之中又遭霜雪交加。这些情状，南康士民无不痛惜，远近道路上的人也都悲悯怜惜。我们的皇上听到并知道这些情况，没有不恻然动念的。臣等听说吴宝秀身体十分羸弱，倘若交付诏狱并加以刑杖，万一不能支撑，或死在杖下；即使没有立即死亡，天下后世传说起来，也会说皇上因为宦官争夺利益，致使方面守吏的妻子死亡、本人陷于危境，岂不是轻重失序，严重违背朝廷为百姓设置官员的本意吗？何况如今异星向东坠落，明显是战争的征兆；徐州、凤阳以北二千里大旱，麦苗没有收成希望，百姓只能夹杂草叶充饥。即使像皇上即位初年那样穿布衣祈祷以挽回天意，开仓赈济以救百姓贫困，尚且担心不能挽救时局；而矿税官役却交错遍布道路。有的地方挖掘不到矿，就以“一条鞭法”向百姓索取，使百姓无法承受；有的本地棍徒与官吏勾结，指称某座坟、某所房屋有矿，诈取银钱归入自己；有的一件物品却征四五次税，甚至征到行囊中的财物；有的抢夺成风，官役带头，市井棍徒又假借官役名义仿效，利益归于众人，恶名却归于皇上。天下到处人心惶惶，彼此欺骗、争夺、仇视；不把百姓搜刮殆尽、使其受祸不会停止，也不至于招致祸衅、引发动乱不会停止。

译即使在如今京城脚下，商旅也很少到来，何况远方呢？郊外关隘之外，抢夺公开进行，何况远方呢？近来仪真太监暨禄又报告说，上新河百姓蜂拥而来一万多人，几乎酿成大变。况且徐州、凤阳以北大旱，淮扬盐法阻滞，灶丁停止煎盐。徐州、凤阳本来就是历来容易聚众起事的地方，淮扬盐课又是每年供给边饷的重要来源。各省税银过去本来用来充作边饷的，也只有少部分充入内帑，大部分都装进了各级官役的腰包。不必等军士饿着肚子、脱下头巾，盗窃之事就会显现；恐怕不守法的百姓与失意失利的百姓会一起起事。所谓失意的百姓，就是林章一类；所谓失利的百姓，就是上新河蜂拥的百姓和灶丁；所谓不守法的百姓，就是本朝的刘六、齐彦、名师尚诏一类。然而不守法的百姓，又往往因失意失利的百姓而兴起。即使能够扑灭，在库藏枯竭的时候又将从哪里取得军饷？即使把原奏中所说的各类官民全部依法处置，又有什么用呢？天下最值得忧虑的事情，是有可以修省的时候，却认为不值得畏惧，那么可怕的事情到来时便来不及修省；有可以挽回的办法，却认为不值得担心，那么所担心的事情到来时便来不及挽回。臣等诚心希望皇上及时挽救局势。及时挽救，不过一纸温和的诏令，却能风行雷动，立即使四海臣民仰首称颂皇上，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也不能超过；而且所费力量很容易。否则，日后的困难将比今天增加万倍。臣等的职责在于守护法度，只是因吴宝秀等人被逮捕而有所感触，担心天下丈夫不能保有妻子、父亲不能保全儿子的事情，绝不只是吴宝秀一人；又担心今日聚敛财利所造成的祸患，也不只发生在官民之间。因此敢于进献苦口之言，恭请皇上特别收敛威怒，俯察臣等所说并非过分之计，臣等所忧虑的本来就是民间迫切困苦的真实情况。倘蒙天恩，怜惜吴宝秀的清廉而体恤他的苦难，发布恩德诏令，放他回去恢复原职，这是臣等最大的愿望。如果认为此事已有成命，仍请求圣慈在他被押到之日，敕令刑部会同知县吴一元秉公审查核实，依照诏令发落，使他能够保全残生。还请求停止矿税，收回原先派往各省的宦官及各类官役，以收拢人心、消弭祸乱征兆、保全无穷的太平，国家社稷幸甚，天下臣民幸甚。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请求保全圣躬、重视宗社的奏疏【万历十四年】卢洪春 臣伏见陛下自九月十五日以后连续多日不上朝，前日又下诏说头晕、身体虚弱，暂时停止朝讲；太庙时享，也派官员恭敬代行，并说不是敢于偷懒安逸，而是担心不能完成礼仪。臣愚昧地捧读诏书，惊惶得几乎落泪。礼制没有比祭祀更重的，疾病没有比虚弱更严重的。陛下正当春秋鼎盛，各种症状都不应当出现。不应出现却出现了，对上会伤害圣母之心，对下会惊骇臣民的听闻；又因此废弃祖宗的大典，臣不知道陛下如何能够自我心安。或者臣听到的还有更加不同的情况：前二十六日传诏免朝时，就听到众人纷纷传言，说陛下纵马时伤了额头，所以借口生病加以掩饰。如果真如人言，不过是因为一时奔驰的快乐而忽视周身防护，祸患还算浅；倘若真如圣谕所说，就是因为眼前寝席间的享乐而忘记保养身体的方法，祸患就更深。若说这是对圣德的损害，那么两者也都是一样的。陛下不要以为深居九重，外廷就不知道天子的起居；哪里会在人们那里寂然无闻呢？只是没有人敢直言来引导陛下，这是顺从迁就的心意多，而爱护敬重的心意少。陛下平日遇到颂扬的诏令就很高兴，遇到劝谏诤言就很愤怒，一涉及宫闱之事，严厉谴责立即降下，谁肯触犯忌讳而遭受不可测的灾祸呢？群臣如此，并不是君主的福分。愿陛下以宗社为重，不要一味矫饰托词而增加疑惑，竭力克制这种心态，谨慎地加强防范检点；不要因为深宫中宴饮闲居便有所放纵，不要让左右近臣有所假借。整饬自身，身体力行，明白昭示天下，以彰明法度，那么天下万世都会无穷地仰慕您的义行。这与依仗权术、掩饰过错、文饰非理，企图使天下人的耳目失聪失明相比，差别何如呢？奏疏送入后，皇帝震怒，下令治罪，杖责六十，斥退为民。请求严惩言官旷废职守的奏疏【万历十五年】李懋桧 臣私下看到，给事中邵庶议论诚意伯刘延世，波及其他言官，想把他们一概断绝，这样堵塞人的嘴，比治理洪水还要严重。邵庶难道没有听过这句话吗？如今天下百姓贫困、财物耗尽，到处饥荒；山西、陕西、河南妻离子散，僵死倒毙者遍满道路，民间疾苦危急的情状，大概有郑侠也无法画出的。陛下却不能听见、看见。近来雷击日坛，星辰像斗一样坠落，上天在京畿宫阙之间显示警戒；下面又有儿子杀父亲、仆人杀主人，人情乖离。难道邵庶认为海内竟然没有可以进言的事情了吗？朝廷上的臣子，担任言官的十人中只有二三人；言官不一定全都聪明，不担任言官的人也不一定全都愚蠢。不必论过去的事情，就如近年冯保、张居正相互勾结、扰乱政事时，那些连章上奏保留他们、歌颂功德的人，像陈三谟、曾士楚；以及走出都察院请剑、牵衣直谏，因而受杖责贬谪离去的人，不都是普通官员和新进士子吗？如果真按邵庶所说，天下平安无事也就罢了；万一发生意外变故，陛下从哪里得知？邵庶又把堂上官禁止属官越职进言当作得计。臣恭敬看到《大明律》说：“百工技艺之人，如果有可以进言的事情，可以直接到御前奏报；但凡有人阻拦遏止，处斩。” 《大明会典》和皇祖留下的卧碑，也多次这样说：“百工技艺之人有话要说，尚且不敢阻拦，何况各司百官呢？”邵庶的话一出，志士便离心，善言日益壅塞，君主不能听到自己的过失，群臣也没有地方献上忠诚；祸害天下，必定会从邵庶开始。陛下如果一定要加重百官越职进言的禁令，不如严惩言官失职的罪罚：应当进言却不进言，按辜负君主、贻误国家论罪，轻则记过，重则剥夺官职。科道官员升迁时，应当根据奏章的多少和得失来考核优劣，那么言官没有不直言的。普通官员没有事情可言，越职进言的禁令也就不必实行，太平的成效自然可以达到。奏疏送入后，皇帝斥责他沽名钓誉，降了两级官秩。弹劾东厂太监张鲸的奏疏【万历十六年】张沂

译臣听说，宦官之祸，譬如心腹之疾，只有英明的君主及早看见并预先防范，从根本上铲除，才能避免日后的祸患。臣不必远举他例，就如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玩弄朝廷权力，危及社稷，后来即使处死万次，也不足以赎罪，至今仍令人切齿寒心。这是前两朝留下的明鉴。皇上临朝已经十六年，宫闱和穆清明，朝纲整肃，文武诸臣谨慎守法；唯独东厂太监张鲸，倚仗恩宠，欺蔑天子、破坏法度，胆大心狠，历来从未有过。科道诸臣所奏的八条罪状，一一都有根据，皇帝下诏交法司复查究问。内外恶党和臣民都踊跃欢呼，认为一定会剪除元凶，以杜绝后患。法司审问清楚后奏请，邢尚智等都奉诏处分；张鲸姑且念在侍奉皇上多年的劳苦，命令他痛切反省改过，接受警戒勉励后继续供事。内外听闻此事，大失所望。恶根没有铲除，危害反而会更加严重。臣恐怕王振、刘瑾又会在今天出现，所以敢为皇上极力进言。从前太祖高皇帝防制宦官极其严厉，有罪一概不赦。洪武年间，有一名监官在内廷供职，只要谈及政事，当天就被斥退遣送。太祖于是告谕群臣说：“自古英明的君主，凡有谋划，必定广泛征求公卿大夫的意见，然后由自己裁断；从未听说身边亲近宠幸之人可以参与其中。”如今这个宦官虽然侍奉朕已久，朕也不肯姑息，果断地把他斥退，这是为了惩戒将来。那名监官只不过谈及政事，尚未像张鲸这样挟持威势、逞强作恶。太祖当天就把他斥退，不肯姑息；假如像张鲸这样犯法，太祖将会怎样处置呢？如今科道官员交相上章，法司已经究问，皇上既然知道张鲸的罪恶属实，就应立即将他公开处死，以宣泄天地、祖宗和神明的愤怒；即使这样也还算晚了，怎么能让这个罪大恶极的人仍处在宫闱禁掖之地呢？往年冯保招揽权势、收受贿赂，皇上已经籍没其家产；近来宋坤倚仗权势诈骗财物，皇上也立即将他斥退。张鲸的罪恶比冯保、宋坤大百倍。拔光张鲸的头发，也不足以数尽他的罪行；吃张鲸的肉，也不足以报答他造成的冤害。所以京师有话说：“宁可遇到虎狼，也不要遇到鲸。张言虎狼有时还不咬人，张鲸却没有人不加害。”皇上英明，与太祖相同；不难除掉冯保，不难除掉宋坤，为什么却难以除掉一个张鲸呢？臣恭敬拜读明诏，按照其中意思推断，邢尚智应当监候处决，大概是说他的党羽破坏边疆事务。假使不让张鲸任意专权，即使有一百个百尚智，难道还能把他调置到别处吗？李登云、张维德被发往烟瘴之地，永远充军，说是因为他们受贿纵情、欺君卖法。然而论受贿卖法，谁比得上张鲸、百尚智、李奇等人？他们冒领钞银，供词中说是张鲸主使下令；冒领的人既然已经治罪，主使下令的人为什么偏偏能够幸免？这是臣不能理解的。有人认为张鲸侍奉皇上多年，可他弄权坏法也已经多年了。皇上应当深深痛恨他，为什么还要念及他的勤劳呢？又有人认为只要痛加反省改过，他还可以继续供职；但臣从未听说过比狼虎更狠毒的人，还可以责令他守卫门户。况且他在宫禁左右，谁知道他不会包藏祸心呢？此前屡有流传，说张鲸广置金宝，多方请托乞求。皇上犹豫不忍决断，中外臣民起初听说都不相信，私下说皇上富有天下，难道还会缺少金宝？圣明与日月相照，难道会陷于奸诈？威势如雷霆，难道会徇私于请托乞求？等到看见明文防禁，又允许张鲸防励供事，外间议论纷纷，于是都把这件事当成真的了。人们说张鲸的奸谋既已得逞，国家的祸患从此开始。恳请皇上大振乾纲，为了法度割舍私爱，重重治办张鲸，以警戒奸邪，消除群臣百姓的疑虑，使宗庙社稷和天下生灵都能平安无恙。不这样做，臣恐怕皇上的聪明圣智，竟会被这个宦官误害。皇上十六年的清平天下，竟会被这个宦官毁坏。因为一个宦官而毁坏圣明的治理、毁坏祖宗的法度、毁坏朝廷的体统，天下人将怎样看待？后世又将怎样看待？这正是忠臣烈士日夜仰天捶胸、一定要消灭这个贼人的原因。臣的职任在谏垣，君主身边有恶人而不替君主清除，都是臣的罪过。所以臣敢于直言不讳，只请圣明裁察，臣不胜幸甚。奏疏呈入后，得到批示：这件事情已经有批示了。这个家伙屡次想替张居正、冯保报复私怨，未能如愿，所以竟然污辱君父，十分无礼。着令逮捕送交镇抚司，严加拷打审问后回奏，不许纵情枉法。《御选明臣奏议》第三十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第三十一卷 《请保卫圣躬疏》【万历十七年】赵志皋 臣谨奏：臣是为了倾吐内心的忠诚，恳切祈请圣明，谨慎保养圣躬，以求皇上万年长寿、福泽绵延。臣承蒙皇上的厚恩宠爱，得以忝居侍从，后来历任卿贰，爵位的荣耀、俸禄供养的优厚，即使捐躯也难以报答，难道仅仅是爵禄和恩宠而已吗？自从有了这个身体以来，皇上像天一样庇覆我，像地一样容纳我，因此这个身体已经不是臣自己的身体，而是皇上所赐的身体。只爱惜自己的身体，却不知道爱惜君主的身体，就是天地间的罪人。然而自古忠臣爱戴君主，称颂君主为万福、万寿，《天保》等诗篇可以吟咏说明这一点。爱戴君主却不把古人的心愿当作自己的心愿，就不是真正爱戴君主。臣不敢这样做，请允许臣为皇上陈述。臣认为古代帝王治理天下，能够因为天下的重任而自重：上承上天的眷顾和授命，下为百姓共同的君主，上承祖宗、继承宏大事业，下为子孙垂示伟大基业。深居九重、端坐拱手，并不是为了任意放纵自己，而是有戒惧逸乐欲望的训诫。四方万国进献贡物，并不是为了自我夸耀，而是有戒惧沉溺享乐的训诫。妖冶的容貌和美丽的女子，是损害性命的斧斤，因此有戒惧荒淫的训诫。纵情饮酒、酣歌作乐，是迷乱心志的鸩毒，因此有戒惧沉湎的训诫。正因为如此，内心操守坚定，血气运行合乎常轨，精神清明坚实，寿命才能无穷无尽。周公为成王作《无逸》，叙述商王不敢荒废安逸，周文王无暇安闲饮食，不敢沉溺于游猎田 hunting；他们之所以享有国运长久，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臣近年以左谕德、少詹事的身份侍奉朝廷讲学，常常看见皇上面色和悦温润、圣体康健强壮，退朝后私下相互庆幸说：“真是一位可以享国万年的贤明君主啊。”今年三月初，臣在邸报中看到鸿胪寺传出的圣旨：“朕近来因为动火，免于临朝。”四月中旬，又看到大学士王锡爵的奏疏奉到圣旨：“阅览卿所奏，完全看到了忠直的言论。但朕自去年以来，常常头部震动眩晕，便不能耐受劳累烦扰，想以静养来调摄，并不是贪图安逸、懈怠荒废。”臣恭敬地读到这些话，仰见皇上虚心纳谏、敬慎修德、谨慎对待疾病，这正是臣心中殷切期望的。然而臣私下仍有疑问：皇上正值春秋鼎盛、精神健旺，稍有不适，调养一下便应当恢复，为什么从冬天一直延续到现在呢？臣认为，人体有水火，就像天地有阴阳一样。心属于离卦，为火；肾属于坎卦，为水。水应当上升，火应当下降，这是水火既济的道理。善于调养的人清心寡欲，使肾水充足，自然能够上升，制伏离火，产生津液，使君火常安于其位。不善于调养的人则顺从情欲、放纵欲望，导致肾水不足，不能上升制伏离火，于是发生眩颤、昏晕，邪火盛行。如今奉到的批示长久以来都说是动火，臣私下推究，莫非在九重宫禁之内可以任意放纵，将逸乐欲望而不加警戒吗？在处理万机之余，想以此自我娱乐，将沉溺享乐而不加节制吗？美人陪侍身边，难道不能割舍衾席之间的宠爱吗？声乐供奉御前，难道不能克制饮酒作乐的嗜好吗？其中只要有一项，就足以损伤真元、破坏调和，耗伤元气。人的天元之气，就像树有根、水有源一样。树根受伤就会枯萎，水源受伤就会干涸；人损伤元气，便会精神衰少、身体虚弱，导致疾病，实在是有原因的。恳愿皇上想到天地、祖宗、子孙和人民所寄托的重任，牢记古代帝王关于逸欲、耽乐、荒淫、沉湎的戒训，珍惜元气不可损伤；对于宫中的娱乐宴飨，应当把它看作花鸟水石一样，只用来寄托一时兴致，实行时有节制而不沉溺，守礼而不放纵。这样，外在的耗损既已消除，内在的身体自然坚固，元气常常充足，邪火便不能侵扰，圣躬自然清平安泰。假如不是这样，那么耗损身体的因素很多，而存养身体的功夫却少，就像烈火熔化金属、斧头砍伐树木一样，实在可怕啊！年华不能依恃，时机不可错过。愿皇上趁现在富盛强健之年调和保养来培育元气，这样用力容易；若等到日后亏损之后再用药石扶助，就很难奏效。这全在于皇上深思并努力改变罢了。宋臣苏轼说过：“人生所喜爱的是安逸欲望，而最喜爱的是生命。用人最珍爱的生命来禁止他所喜爱的欲望，大概就一定会听信。”臣只愿皇上相信臣的话。臣又认为，保养身体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办法，而减少欲望必须先从清心开始。然而人的心一定有所寄托：寄托在嗜欲上，心思就时时在嗜欲上；寄托在存心省察上，心思就时时在存心省察上。俗话说：“天天亲近就会越来越亲近，天天疏远就会越来越疏远。”这就是有所寄托的道理。皇上应当把心寄托在哪里呢？宋代儒者真德秀说：“只有学习可以涵养这颗心，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这颗心。”臣愿皇上每天临幸讲幄，常常到经筵，与二三位儒臣讲求义理；退朝后再把所讲的经史反复玩味、详细推究，务必求得真正领会于心。这样，心就寄托在学问上，其他杂念便无从进入。臣又愿皇上像平常一样临朝，多次召见三公九卿到便殿商议各项政务；退朝后再把臣下所上的章奏全部阅览、深入省察，务必求得彻底明白其中原委。这样，心就寄托在治国之道上，其他嗜好便不足以夺取它。内廷之中，不是外臣所能预闻的事情，皇上还应当选择忠诚谨慎的内臣供奉左右，侍奉皇上早晚起居，以防止在燕居闲暇时游乐休息过度；听取他们规劝善行、纠正过失，并察看他们是在引导欲望还是进献谄媚。这样从早到晚都能有所警惕，不因内廷安逸妨碍外廷勤劳，不因一曝十寒而胜过持之以恒，自然圣虑一天比一天清明，嗜欲一天比一天减少，圣躬没有不强健稳固的。这难道不是天下臣民的幸事吗？臣待罪南都，实际上忝居近侍，想向皇上献上忠言，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臣的官职不是言官，至于匡正扶助朝政、指陈时事，大小臣工以及前后在台谏任职的人都已经说过了，臣哪里敢再烦渎天听？至于保卫圣躬的道理，臣实在也负有责任；而一念忠诚爱戴之心，始终明亮，不能自行停止。谈到皇帝车驾，畏惧祸患的人会有所忌讳；事情涉及宫禁，远避嫌疑的人会有所怀疑。臣只是顾不得畏惧斧钺刑罚而冒昧进言，这是臣的罪过。然而苦口的药，治病的人会从中获益；违逆心意的言语，治理国家的人可以用来借鉴。臣于是直抒肝胆，竭力陈说，这是臣的愚拙。若皇上舍弃臣冒犯的罪过而采纳臣的愚见，就是臣最大的幸运。唯愿皇上垂意采择，臣不胜敬畏战栗和至诚祝愿。奏疏呈上，得到批示：阅览卿的奏疏，知道了。

译《论公用舍疏》【万历十七年】逯中立 臣认为，朝廷拥有任用和罢黜的权力，而天下存在公认的是非。任用、罢黜符合公论，人们就会服从，议论自然止息；任用、罢黜不合公论，人们就不会服从，议论也会日益增多。所以说，王道以人情为根本。自古以来，从未有过上下不同心、大小臣工不同心、邪正颠倒、众议沸腾却还可以说是治理得好的情况。臣看到近来相继被罢免的诸臣，大多是品行端正、喜好修养、坚持正道而不阿附的人，正如郎中谭一召奏疏中所说，获罪而被弃置的有六十多人。臣不敢说他们全都是洁白无瑕的君子，但其中成为君子的确实很多。他们偶然因为一件事固执己见、因为一句话触犯上意，便使他们困顿于下僚，隐伏在田野之间，壮志郁结而不能伸展，忠贞谋略蕴藏而未能完成，这正是臣深为这些大臣惋惜的地方。如今中外事务多有变故，正苦于没有能够任事的人；而现在被斥退的诸臣，虽然职位有高低，才能有偏全，都是国家培养造就的，也是他们一生磨砺所得。如今不让他们为国家效力，反而使他们借此成就个人的名声，以致感慨时事的人发出怜惜人才的叹息，掌管铨选的人产生人才匮乏的忧虑，这正是臣深为世道惋惜的地方。这些大臣，有的是因为争论国家大政方针而离去，有的是因为指责辅臣而离去，还有的是因为申救他人、受到牵连而被怀疑涉及辅臣，因而离去。陛下恼怒进言者，就说这是出于朕的独断；而辅臣王锡爵自我辩解，也说有皇上的亲笔批示。臣认为，如果被罢免的确实不是正直之人，那么由皇上亲自裁断，固然是君主去除邪恶的明断；即使是内阁大臣拟定，也正是辅佐大臣为国秉公的忠诚。如果被罢免的人果真是正直之士，出于内阁大臣的票拟而有意斥逐他们，就是嫉妒贤能；出于皇上的裁决而不能加以匡救，就是窃居职位。他们身负赞襄机密政务的职责，又受到皇上厚重的恩宠，却不通过奏牍竭力抗争，眼看忠良被弃、奸佞张狂，虽然间或有揭发营救，然而诸臣仍照旧被排斥。大臣以人事君的道理，恐怕不应如此，所以臣又深为辅臣惋惜。如今陛下想使辅臣安稳，便罢免进言者；进言者被罢免，议论的人反而更多，议论越多，辅臣就越不能安心。比如高攀龙的一道奏疏，恳切地为国家惋惜人才，连部院大臣也承认他愿意效忠的心意，中外诸臣也有许多人替他说情。孙继有关于谭一召的奏疏，虽然不免言辞过激，但其中扶正抑邪的话也有可取之处。陛下重重处罚这两位臣子来向辅臣表示歉意，难道这两人受罚后，辅臣就能安心了吗？臣听说，防止民众开口比防止河水决堤更难；圣明如虞舜，尚且考察近臣的言语并加以采用，何况《泰交》一疏，辅臣不应置之不理。诸臣请陛下把心腹重任托付给辅臣，那么为什么不采纳辅臣的意见呢？应当顺从中外臣工的愿望，明白谕告吏部，对于先后被废黜、贬谪的诸臣，按照才能加以录用，以显示朝廷的大公无私。这样，君主就有容纳直言的声誉，臣下也没有因不敢进言而获得的虚名，国家可以收获众多贤才的益处，朝廷也免去处分臣下的烦劳，众人的喧嚣自然止息，辅臣也自然安宁。宋代刘安世说：“爱惜人才，是君主为社稷打算。”程子说：“朝廷在举用和罢黜上不失当，还能以什么名义使议论沸腾？消除群臣疑虑、收服人心，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然而臣还有话要说：留都铨卿因为沈鲤推举而不予任用，尚宝司丞因为李懋桧补授而不获允许。至于邹元标，具有慷慨激昂的大节操，海内都注目于他，却不能在朝廷任职一天。凭陛下的宽仁，难道独独不能容纳一两个直臣吗？凭辅臣受到皇上的知遇，难道独独不能为国任用一两个直臣吗？正直的人灰心丧气，正士闭口不言，圣明的朝廷不应有这种情形。辅臣不思竭力叩阍，仰请皇上回心转意，以收获百姓的赞誉、树立美好的名声，却只是一味恼怒众人的喧嚷，把过错归给君父。这正是臣义愤激发于心，不能默默不言的原因。臣不过是一介草野之人，蒙受提拔置于吏垣，感念时事而献上愚见，不知避忌。恭请圣明裁察采纳。奏疏呈入，皇帝震怒，停发俸禄一年。

译《论修史用人疏》【万历十七年】逯中立 臣恭敬地看到，辅臣王锡爵题请编修正史，起用原任詹事刘虞夔担任总裁官，舆论纷纷认为这是任用了不合适的人。臣说：这是辅臣援引自己的私党而不顾天下公议。臣正准备写奏疏参劾论列，随即听说同僚已经上奏请求。臣私下认为，辅臣一定已经听到议论并悔悟，洗心革面而采纳意见，那么臣也就可以不必说话了。后来奉到圣旨：先前吕坤保荐刘虞夔，应当赶紧起用。如今御史纷纷参劾驳斥，到底哪一种才是公论？着令有关部院议定后回奏。钦此。臣仰见皇上深居内宫，却留心章奏，在外廷采纳公论，把事情交给部院议定，丝毫没有预先存有成见。继而臣又想：这难道是出于皇上的亲自裁断吗？吕坤保荐之事发生在往年，皇上仍然记在心中；刘虞夔是什么人，竟能得到这样的厚宠？还是出于内阁大臣的票拟呢？那就是把对门生故旧的私情错误地说成举荐，而又为什么要借用吕坤的保荐来替自己文饰呢？请允许臣把道理说完：抚按之臣镇守、安辑一方，是境内士绅改变脸色而恭敬礼待的人；不是巨奸豪宦，不会把他列入弹劾奏章。他们荐举人才，不能不宽泛。朝廷之上，衡量天下四方，是用才品高下作为明镜来鉴别的地方。不是宏才硕望之人，不会拿来辱没朝廷征召贤才的礼意。因此朝廷任用人才，不能不严格。抚按的保荐，有时只取决于地方舆论；朝廷起用人才，则一定要详细核查他的官声品评。试问各处抚按所荐举的地方人才，难道能够人人都任用吗？刘虞夔的平生事迹都记载在去年拾遗疏中，他确实是士类所不齿、圣世所不容的人；如果不立即罢斥，已经是漏网遗留的奸邪。这本来就是满朝公论，辅臣难道不知道吗？既然知道，为什么又要起用他呢？任用刘虞夔，是因为他是得意门生而偏私于他；偏私刘虞夔，又借明文批示来向天下掩饰；借堂官来钳制台臣。这样，结党营私的心思便变成了玩弄权术的手段。假如皇上召见辅臣询问，不知辅臣将用什么话回答？况且如今天下多难，急需人才；那些被废黜贬谪的诸臣还没有得到复用之日，中外士绅日夜盼望辅臣通过奏疏竭力争取。现在还没有先举荐一个君子，却先举荐了一个邪臣，辅臣又将用什么话向天下谢罪呢？恳请皇上明白谕告辅臣，以后任用人才应当秉持公心，不要培植私党；以后拟定批示，应当顾全大体，不要夹带私见。这样既是国家的福祉，也是成就辅臣美好声名的办法。臣还认为，修史是巨大的典礼，必须广泛访求名流，招纳众多俊杰。前辅臣的奏疏中说，可以从别署选取，可以从外任官员中选取，可以从闲废之人中选取，也可以从山林隐逸中选取，而且一定要文才品行兼优，又要操行道义没有亏缺。然而像刘虞夔这样邪曲谄媚的人，却首先列入总裁的候选。臣只担心天下像刘虞夔这样的人并不少：品行污浊而没有节操，只徒然修饰浮华的言辞，依靠攀缘钻营求取进身的人也不少。假如错误地把这类人收录进来，修史这一典礼反而会开启邪臣奔走竞争的道路，打开小人求取仕进的门径。即使搜罗英才、铺陈辞藻，又哪里足以彰明法度、警戒后世并流传万代呢？恳望皇上谕告辅臣及吏部，严格进行咨询访察，务必求取端正方直、正直明亮、博闻有道的士人，不得滥及不合适的人，以免玷污本朝的盛举。这样仕进之路清肃，国史也可以流传不朽。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

译《论边事疏》【万历十八年】王锡爵 臣认为，如今文武内外的官员，在名实相符与否方面，有三件事与古代相反：古代谋划国事的大臣，平时无事便深深忧虑，遇到事情却不害怕，所以经营谋划与镇定应对各自适合时机。如今却不是这样，自从敌人议和二十年以来，官员安逸懈怠，士卒玩忽职守，再也没有守卫和作战的准备。一旦烽火突然惊起，敌人的箭矢射向境内，当事者即使亡羊补牢，也还不算晚；可是他们震惊恐惧、忧虑慌乱，只会喋喋不休地追究首先挑起事端的人，这是第一件相反之处。古代筹划抵御敌人的大臣，文官主张和亲，武将主张征伐，虽然各自拘泥于一端，但文武官员根据职责任事，朝廷还可以折中采用。如今却不是这样，武官只求保全自己，专门借边关议和获取利益；文官在缝隙中旁观争斗，却高谈出塞建功。争强好胜不在边境而在朝廷，抵御敌寇不用兵甲而用文墨，这是第二件相反之处。古代掌握时机、随机应变的大臣，有时使胡人与越人互相救助，有时即使父子也不嫌各自采取不同做法。如今却不是这样，各边把彼此敷衍搪塞当作老套，把拖延岁月、苟且偷安当作良策，转而互相仿效，齐同成风。遇到缓急重大困难的事情，便隔着墙垣把内外分成你我。比如彻哩克一人在宣大时，便竭力替他遮掩说没有此事；他在甘肃时，却把这件事当作应当诛杀、首先侵犯边境的罪行。在西边的人推给东边时就说：“你为什么不招抚？”在东边的人推给西边时就说：“你为什么不出战？”全都是自己逃避责任而把祸患嫁给别人，这是第三件相反之处。如今经略大臣已经奉有专门的差遣，台谏诸臣的奏疏也将依次酌情施行，臣不敢再逐条陈述权宜之计，徒然烦扰皇上的视听。只是前面所说的三件相反之处，正是关系安危得失的重大关键，朝廷选择时不能不精审，坚持时不能不坚定。其中最紧要的谋划，决定应当把经营谋划与镇定应对结合起来实行。然而所谓经营，不在于临敌仓促慌忙地调兵换将，而在于知彼知己，知道什么时候擒拿、什么时候放纵，只是不向人显示自己的拙弱罢了。所谓镇定，不在于矫揉情态、仓促行事，也不在于赌墅清谈，而在于缓急有次序、处置有成效，只是不向人显示自己的法术罢了。臣私下观察眼前情势，只有和硕一部已经断然无法收拾；其他各部，有的处在阴阳逆顺之间，有的处在观望反复之际，形迹还没有暴露，便不妨广泛传播威势和信义来招抚；羽翼尚未形成，便不妨多派间谍来离散他们。即使张良、陈平重新生于今日，审察敌我形势，斟酌擒纵的适宜办法，其策略也不会超出这些。臣所忧虑的，只是恐怕将领和官吏因为忘战已久而过分畏惧事端，假如一听到敌人的要挟便急于图谋招抚，使外敌反而掌握中国的权力，武官反过来袭取文官儒臣的议论，那祸患就不可言说了。所以朝廷一定要先稳定气势，先审定谋略，不要被流言议论动摇，不要被眼前的忧患惊吓；要重重申明赏罚，使将官的勇气先振作起来，然后让文官筹划权宜办法；要严格责罚推诿，使各边的血气先贯通起来，然后让文官考核实际功绩。经营在这里，镇定也在这里。如果因为一个镇出事，就使四镇同时树敌；因为一年有警报，便把二十年保境安民的功劳全部掩盖；把将领和官吏全部更换，把各部全部断绝关系，把前朝大臣马文升、王琼等老成持重者一向必然采取的谋划全部抛弃，那么这些就不是臣仅凭空口所敢担保、借助先见筹划的事情了。如今各边战士有多少？熟习兵法、敢于作战的将领有多少？安定边疆、排除祸患的办法，只能一方面推选新将，另一方面策励旧将；一方面调集客兵，另一方面招募乡兵。然而一时之间的部署已经显得零散难合，何况转运粮饷又因年成歉收而困窘，调发国库又因国家空虚而困难。万一各部瓦解，该边四面遭到大规模征讨，那么我们的拙弱形势就会全部暴露，拿什么来支撑呢？所以臣认为，不如暂且从容行事，把作战意图寄托在谋略中，把拙弱隐藏在巧妙中，用事先发出的声势威吓敌人，向他们显示触犯禁令的后果，不要仓促做出张皇自扰的样子。经略大臣既然奉有特别批示，朝廷把各边的重大责任全部交给他，那么朝廷只应总领大纲，授予大旨：敌人入境，我方指挥应当更加从容；敌人退去，我方防备应当更加严密；敌人骄横而以赏赐相要挟，我方拒守抵抗应当更加严厉；敌人恐惧而乞求宽恕，我方控制笼络应当更加严密。至于琐碎的具体条目、隐微的情状，关键在于敌方，功效要到事后才见，自应一概宽容放手，观察他谋划调度得怎样。若预先牵制他的手脚，从远处控制他的事权，恰好会成为边臣借口逃避责任的凭据罢了。如今议论的人只引用宋人以议和自我欺骗的说法，却不知道宋人是出关去奉承敌人，这里却是敌人开关来议和；宋人称南北为兄弟、互为敌国，这里却称臣纳贡、成为属国。古今强弱形势本来完全不同。如今如果改弦更张，士卒战马确实训练，军粮确实充足，防守准备确实完备，侦察守望确实谨慎，那么国家的全部力量都在，怎么能与北庭每年输送岁币、南宋偏安一隅相提并论呢？这就是臣错误地提出“三反”的议论，并概括为“经营、镇定”两句话的原因，大概只是想稍微减少议论，使当事者能够有所着手罢了。唯愿皇上留意裁择。奏疏呈入，得到批示：阅览卿的奏疏，完全看出你谋划国事的忠心。考虑到边务重大、军事机密，必须临事镇定，及时经营，怎么可以仓皇纷扰、因循畏怯？你所议论的这些事情，着令各经略、督抚等官查照施行，不得以虚文推诿。《请停止开矿疏》【万历十八年】王锡爵

译臣谨题：今日文书官刘宣口传圣旨说，开矿一事已经多次有人题请，为什么还没有见到有关部门覆奏？臣由此仰见皇上留心国家财政，不胜钦佩。臣私下认为，天地生财，本来就是用来资助国家开支的，何况如今国库没有余财，山林川泽也没有未开发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权宜开矿，也可以算是理财的一项办法。但是开矿一定要聚集人众，聚集人众就一定要防备发生祸乱。现在山西、河南之间矿徒聚集呼啸，正准备议定驱逐；如果由官府自行开采冶炼，恐怕奸民会乘机争夺利益，潜在的忧患更加无法预测。况且朝廷的一切事务，只要关系大局，都可以不惜小的费用去办。若开矿只是为了求利，就必须计算成本：招募矿徒的费用有多少，防兵的费用有多少，开采冶炼所得的利益有多少；确实看出收入多于支出、不属于徒然耗费，然后才可以斟酌实行。不能因为民间私下请求，隔着边境远远估量一下，朝廷便贸然发出批示、差遣官员议定开矿。户部之所以迟疑不作覆奏，一是为了防患，二是为了爱惜财力，三是担心差遣官员扰动地方，四是也不愿暴露国家空虚窘迫的情形，使远方四夷听闻后更加轻视中国。臣恭敬地看到事情就是如此，恳望圣明采择，谨具题奏告知皇上。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陈天下四大害疏》【万历十八年】赵南星 臣谨奏：臣私下看到，杨巍请求退休，左都御史吴时来谋划取代他；他忌妒户部尚书宋纁的声望，接连上奏排挤他，副都御史詹仰庇又极力谋划；吏部、兵部两部的侍郎大臣尚且如此，还凭什么责备小臣？这叫作求取进身之害。礼部尚书沈鲤、侍郎张位、谕德吴中行、南京太仆卿沈思孝相继自行免职，只有南京礼部侍郎赵用贤还在任，词臣黄洪宪等人却常常暗中排挤他。言官唐尧钦、孙愈贤、蔡系、周复又以诋毁诬陷为事，众多正直之士不能容身，小人却得志，这叫作倾覆危乱之害。州县长吏的选授标准过轻，部寺官员按日计取，郡守不考察才干品行，而抚按以官员贪赃受贿有据为由，或说罪行尚不严重，或说任职时间尚浅，一概只降职调任；他们自以为这是爱惜人才，却不知道这其实是爱惜不才之人。吏治日益污浊，百姓生活日益困苦，这叫作州县之害。乡官的权力大于守令，横行无所顾忌，没有人敢把他们怎么样。比如渭南县知县张栋，治理政绩无双，因为裁抑乡官，便被批示不准行取，这叫作乡官之害。四种祸害不除，天下就不可能得到治理。奏疏呈入后，朝廷舆论认为说得对，但其中所抨击的全是当时宰相所庇护的人，于是赵南星以病告归。

译《论辅臣培植私党阻塞言路疏》【万历十八年】汤显祖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因为星象变异而严厉责备言官欺上瞒下，臣认为言官难道全都不肖吗？大概是陛下掌握威福的权柄暗中被辅臣窃取，所以言官向谁靠拢、反对谁的情势也被默默改变了。御史丁此吕首先揭发科场欺蔽，申时行便指使杨巍弹劾他，使他被罢去。御史万国钦极力论说边疆欺蔽，申时行又暗示同僚许国，令他被远谪。一旦有一句话触犯辅臣，便没有不把人排挤到外地的。于是无耻之徒只知道同执政大臣结交，把得到的爵禄直接认为是执政大臣给他的；即使将来不能保全身名，今天也已经富贵了。给事中杨文举奉诏治理荒政，征取巨额贿赂，像在市场上买卖荐举辅臣的资格，于是被提拔为谏垣之首。给事中胡汝宁是权门的鹰犬，因为是辅臣的私人而被滥加任用。陛下正在责备言官欺蔽，辅臣却照样欺蔽。若现在不治理，臣认为陛下可惜的有四件事：朝廷本来用爵禄培植善类，如今却成为私门培植党羽的工具，这是爵禄可惜；群臣随风倒，完全不知道廉耻，这是人才可惜；辅臣不按常例赐给他人富贵，却没有受到惩处，这是成法可惜；陛下登极二十年，前十年的政事，张居正刚强而多欲，众多私人喧然破坏；后十年的政事，申时行柔弱而多欲，众多私人又随波荡漾地破坏它；这是圣明政事可惜。请求立即斥退杨文举、胡汝宁，告诫辅臣反省过错、悔改过失，以招来上天的和气，整肃纲纪，天下幸甚。奏疏呈入，皇帝震怒，将汤显祖贬为徐闻典史。《备陈边事疏》【万历十九年】王锡爵 臣谨题，题为“远臣眷恋君主，特意陈述边境遗留的忧患，以便决断大计”。臣感念皇恩，忠诚恳切，这些已经在前一疏六条中具陈；但还有关系国家的大忧患、安危的大计，不可不全部说出来。臣私下认为，如今的边事正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但不必勉强作为。现在议论的人争相说，自从贡市二十年以来，敌人一天比一天骄横，各边防备一天比一天松弛。臣认为这些情况确实都有，但自古哪里有只有利益而没有危害的事情？又哪里有能够把事情始末计算得一清二楚的人？赵充国、班超一旦离开边地，各羌部便瓦解，当时也没有追究首先挑事的人。何况如今保卫边境二十年，树木久了会生虫，琴弦久了会危险，这本来就是必然达到的道理。难道能因为偶尔有一时哽咽，就把吃饭也废弃了吗？只要研究病根，痛下针砭一番，做到兵士必须精选、必须训练，赏罚必须守信，顺从和悖逆必须分明，那么即使积蓄三年之艾，也还可以消除燃眉之忧、解除危难。这就是臣所说的正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昨天尚书石星对臣说，如今的边事是唐代的事情，不是宋代的事情。臣深深信服他的话，请就用唐代的事情来说明当前情势。回纥背叛盟约，蹂躏我奉天、泾阳，杖杀我奉命出使的使者。郭子仪再次出兵抵御，一方面告诫军吏不得主动谈战，只把他们逼出境外便停止；另一方面亲自进入敌军之中，与敌人握手订立盟约，向可汗呼喊万岁便停止。如今我方将领没有郭子仪那样的威势，敌人也没有回纥那样的强悍，他们难道肯自行消沉退藏，只凭一句议和的话来求我方吗？而我们却一定要强硬地龇牙，把他们以前的过失拿出来责问说：“你为什么不斩下你的酋长献来？”这就是乐羊杀子式的忠诚；又说：“你二月间约定回来，为什么不回来？”这就是尾生抱柱式的信用。如此发号施令，如此设定名目，就好比在清澈的深渊上张网，鱼鳖哪里还敢投入？这就是臣所说的不必勉强作为。自古以来，番汉议和哪里有持续百年的？臣起初的打算，本来也认为暂且权宜忍耐片刻，期望最终一定断绝关系罢了。断绝关系是一回事，诸臣的议论却认为早一天断绝，就能早一天痛快地泄愤雪耻；臣的看法则认为晚一天断绝，就能少损失一天的权宜利益。所谓权宜利益，并不是偷取片刻安宁、苟且休息的意思。各边长期不能争胜，将领少、粮食少、兵力少，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办成的，所以不如趁敌人在塞外徘徊、使者往来期间，一面暗中修治战守准备。这样，敌人回来得越迟，我方应对就越从容；敌人用议和来愚弄我方，我方也可以用议和来愚弄敌人，其功效远胜于匆匆忙忙索取争闹，只为博取一时口头痛快而不计后果。有人诘难臣说：“既然如此，拖延它就可以了。”可是尚书郑洛却日夜不停地急切求和，难道不是很急吗？臣认为这不能叫作求和。割让土地、输送金宝、降低身份以尊奉礼待敌人，匍匐叩拜，这才是真正的求和。如今只是虚张声势加以恐吓，表面冷淡而暗中羁縻，实际上不耗费国家财物，名义上也不辱没国体，怎么能说是在求和？即使郑洛果真是在求和，那么那些威武强悍的人，竟然落得借用他人的言语，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别人劳累而留给我们安逸，别人衰弱而留给我们强盛，那么郑洛又哪里妨碍了诸臣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呢？又有人诘难臣说：“如果等议和之后才修治防备，那么在议和之前，水泉、莽川两次战事，难道凭什么防备而能够这样做？”臣认为，这些都是有名义可执、有形势可据的。敌人是客军，我方是主人；敌人骄横，我方愤怒；敌人理亏，我方有理，先发制人本来可以一举战胜他们。如今川底的回远没有听说侵犯，主客形势就不同了；敌人因失败而受到惩戒，日夜枕戈防备我方，骄横和愤怒的情形也不同了。根据前后敌夷的文书来看，现在他们是在乞哀请路，并没有反叛的迹象，那么我方又凭什么名义和依据断绝关系呢？曲直的道理已经分明。所以臣说：借议和之机修治防备。又有人诘难臣说：“既然如此，敌人始终不回来，始终用议和的话求我方，那么我们最终还是应当听从他们吗？”臣认为，正不必急急忙忙地听从他们，何妨暂且等待；未必会有这种情况。可以等马匹瘦弱，等壮草长成，等到夏枯秋来，又有什么借口可说？臣先前所说晚一天断绝，正是等待这个时机。又有人诘难臣说：“等久了事情的时机已经败坏，不可收拾，那怎么办？”臣认为，凡是已经败坏的事情，本来就不可收拾。比如郑洛先主张作战而诸臣后来却想招抚，这就像撩拨老虎出山，不可能使它停止凶猛而驯服。若先实行羁縻，后来再决绝，譬如只是捧水泼在地上罢了，本来没有败坏的事情，又有什么难以收拾的呢？又有人诘难臣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听从郑洛等诸臣关于作战、招抚的意见，各自实行自己的主张，以求两全呢？”臣认为，安危的关键，间隙不能容纳一根头发。主张作战本来可以，但如果主张作战而一定要先击破敌人，就会使主张招抚的意见受到排斥；这会使老成而深思远虑的大臣一面防备敌情，一面又防备人情，一面忧虑同僚不相信自己，一面又忧虑朝廷不相信自己。就好比船行到中流遇到风暴，撑篙和掌舵的人狼狈不堪、无从下手，国家的事情就危险了。又有人诘难臣说：“敌人容易对付，即使举措有一件不当，又怎么会达到危险的地步？”

译臣则认为，古代认为敌人容易对付的，是王安石、韩侂胄、贾似道三人；可是后来结果怎样呢？大体说来，敌人的性情没有常态；如果我方从内部断绝他们对互市和赏赐的希望，又从外部使他们背负不讲道理的名声，他们就会像穷途末路的狼、愤怒的老虎一样，再也没有顾忌。到那时，即使泰山在前，也会像蚩尤的头一样去撞击；边外杂居的夷人听到这些，也将寒心丧胆。这样，朝廷的恩德信用被认为不足以依靠，敌人五次会合、六次聚集，兵势纠缠而不能解散。那么国家的事情，本来并不是宋朝，却会被好事之徒天天催促着走入宋朝的覆辙，难道能不对此深思吗？又有人诘难臣说：“考虑危险固然对；假如敌人再次请求议和，而我方又像二十年前那样，年年增加赏赐来讨好他们，像尾闾泄水一样不断外流，什么时候才能停止？”臣认为，过去增加赏赐虽然错误，但也是因为担心敌中没有隙可乘，不能琐细地同他们争执。如今事情应当重新开始，既然已经明白批示责备过他们一番，就应趁他们恐惧之时，要求他们订立确定的盟约。已经在原有数额之外增加的，就不许再索取一缗钱、一尺帛；将领和官吏中有私自增加赏赐来讨好敌人的，严惩不赦。这是改弦更张、改变道路，百年难遇的一次时机。又有人诘难臣说：“这样做而敌人一定接受盟约，当然很好。即使他们不接受盟约，那么我方最终因为将领少、粮食少、兵力少而畏惧，又能不谈作战吗？” 臣认为，这件事还应当把义理和利害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假如敌人果真接受盟约，那么我国即使有十万精良铠甲，也绝不能先失去大信，乘其没有防备而袭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发生了以侮慢文书和鸣镝挑衅的事情，堂堂天朝难道还能因为剑刃不利而加以隐讳，因为箭矢软弱而废弃射箭吗？又有人诘难臣说：既然如此，主张晚些断绝关系的人，也不能保证将来一定不交战，交战也不能保证一定取胜。早断绝和晚断绝同样没有万全之策，为什么偏偏赞成这个而反对那个？臣认为，事情没有完全有利的一面，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果为了防止失败却仍不能免于失败，那是天意；如果本来不会失败，却触犯对方而使之失败，那就不是天意了。如今诸臣偏爱谈论宋朝旧事，臣也请借宋事作个比喻。岐沟之战，枢密院主张出战，中书省主张防守；澶渊之战，王钦若主张断绝和议，王旦则防止寇准而主张议和；熙河之战，王安石等主张进取，富弼竭力争辩，认为一旦兴起战争，祸福关系重大，劝说暂且十年不要再用兵。如今隔了一千年向后人看去，这些主张的利害得失究竟如何？姑且不论别人，像富弼那样恳切地争辩、献纳意见，难道不正是如今群议所称道的榜样吗？一个使者的勇气，哪里比得上万全的谋略？而如今谈论富弼的人，偏偏不提这一点，这是只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全部。此前陕西总督职位空缺，臣立即推荐魏学会。因此，原尚书宋纁对臣说：我看目前的边疆人才，没有超过郑洛的，只是恐怕学会是前辈名望很重的人，必定不肯屈居郑洛之下，不如等郑洛的功业稍有显现之后再任用他。如今宋纁虽然已经去世，但都御史李世达，难道不也曾听说过这件事吗？没想到宋纁的话直到今天仍然应验。臣一向敬重学会的为人，他刚正严肃、清介自守，臣只怕他不能及早任用；如今刚刚任用，臣的建议却立即遭到驳斥。朋友之间的忠告，是人情中最难做到的；陕西巡抚叶梦熊，臣也曾私下听说他胆识勇猛。他曾因争论事情而在四川受到嘲笑，臣不忍心让他舞剑击楫、奋勇报国的气概就此受挫，仓促议定调任，臣确实参与知情。如今梦熊又来告知此事，讥笑郑洛无能。大概是因为学会是臣所看重的人，梦熊是臣所称奇的人。然而，说学会忠于臣等，这还可以说；说梦熊敢于向前，也可以说；但说这两位大臣一定不会误国，就不可以了。如今各边的防备，没有比整饬守边督抚的职责更重要的，关键在于早晚经营筹划：某边设置戍守，某边供应军饷，哪一项不需要动用内帑，哪种策略能够支撑百战？这也就把两位大臣满足于办事的情况全都概括了。可是，他们不探究根本，只在枝节上求取，舍弃自己的职责，却只操心别人的田地。臣暂且不暇与梦熊争辩，只拿学会奏疏中所谓“小规模侵犯就小规模防御，大规模侵犯就大规模防御，这是近于合理的论断”来质问他。小规模侵犯、大规模侵犯，难道可以预先筹划得像今天这样吗？明日小规模侵犯可能变成大规模侵犯，西边小规模侵犯，东边大规模侵犯，于是接连调兵发饷，七处边塞全都骚动，持续等待数年之久。臣恐怕时势转移、事情变化，兵力疲敝、百姓残破，学会能够保证自己眼前所见的情况，又能保证眼前看不见的情况吗？能够拔除横在路上的一根草来完成报国之身，又能够像神鬼运送一样输送国家的财力吗？宋太宗全盛时期，赵中令劝谏不要开拓边疆时说：“得到的少，失去的多。”这不仅是所得少的部分尤其难以下手，而且在失去很多之后还另有令人忧心的事情。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能空拳空手地使军队出战，而认为百战百攻都必定取胜呢？臣这番话一说，议论的人又会认为臣心胸狭窄，不能容人。他们不知道，心胸狭窄只是人臣的小过错；误国却是人臣最大的罪责。臣亲自推荐这两位大臣，假如一次行动失误，给万世留下悔恨，那么是谁误了国家？臣虽已离开草野，却始终忧心不已，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令臣忧虑，所以斗胆提出千虑一得、步步切合实际的办法，以帮助朝廷谋略，消除群臣疑虑。惟愿皇上留心听取，不被疑惑所动，国家社稷幸甚。奏疏呈入，皇帝采纳了。《宁夏兵变疏》【万历十九年】赵志臯 臣谨此上奏：昨晚兵部尚书石星接到总督魏学会的书揭，以及延绥总兵的密揭，得知叛贼哱承恩暗中派人勾结套夷作为外援，导致套夷进入宁夏城外驻扎，已经援助玉泉营之战，势力十分猖獗。宁夏镇城，后面倚靠贺兰山，前面面对黄河，孤悬塞外，与敌人只隔一条河。城内有人据城叛乱，城外敌人又前来援助，那么宁夏城恐怕就不是中国所能保有的了。宁夏处在东西六边的中间，宁夏一旦失守，东西各边的形势就彼此隔绝，敌骑在中间纵横，各边恐怕都不得安宁，内地也十分令人忧虑。臣看了书揭，夜里睡不着觉，秉烛起草，陈述危急情势，伏望皇上立即下令兵部，迅速通知总督魏学会商议处置；有可以任用的人，听凭他选取；有可以使用的军队，听凭他调发。一切随机应变，并且听凭其便宜行事，务必做到内剿叛贼，外退强敌，使敌人的势力不能合在一起，这样宁夏镇城就可以保全，边镇也可以无忧了。兵部尚书石星见敌人长期占据、戎骑又不断侵扰，想亲自请兵前往；考虑到套夷都接受过中国的抚绥，可以或者用朝廷的威德，或者用丰厚的贸易赏赐诱导他们，使他们解除戒备。

译如果实在不能这样，就督率各镇调兵，让他们奋力作战。这是石星一片忠勇之心，使他无暇安处。又有总督魏学会奏请盐菜银三千两用来犒赏军队，这对哪怕极小的用处又有什么帮助呢？俗话说：“军队没有赏赐，士卒就不会前往。”如今该镇正处在调兵纷至、整治武器、喂饱战马的时候，如果钱粮不是稍微充足一些，靠什么来鼓舞士气？更愿皇上念及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仍然发给帑银数万两来充作费用，以振作军队士气。这是臣急切的私愿。还望士卒应当激励，战争贵在先声夺人；更祈望皇上体念边情重大、消息紧急，特别降下一道敕谕，奖劳临阵将吏，另发帑银一万两，分给各镇调来的军队，以激励士心。立即令兵部发文，快马传示各处，并趁此征选惯于作战的各位将领，调发边地和腹地的精兵，另外招募义勇敢死之士数十万，不日集中到宁夏，务必剿灭叛贼，以使敌人胆寒。臣等是没有经历军旅的书生，冒昧陈述一点愚见，仰助朝廷谋略，万一有可取之处，统请圣裁，臣等惶恐等待命令，实在无任至极。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论宁夏事并陈时政疏》【万历十九年】赵志臯 臣谨此上奏：今天早晨，文书官李文辅口传圣谕，询问臣等关于宁夏的事情。臣等仰见皇上忧念边疆的深切心意，又想到自宁夏兵变以来，凡有章疏奏上，不超过时限便立即发下拟票；又两次下敕谕给将士以安定他们的心；又毫不吝惜帑银数十万来充作军费。皇上虽然身处深宫，心中却急切地西顾，臣怎敢不详细回答？臣认为，宁夏这场变乱，起初借口抚道剥削，致使巡抚安抚不力，认为可以用教化使之归顺，顷刻之间就能平定。没想到他们的谋划越来越深秘，势力越来越猖獗，到如今三个月还没有平定，这实在是不可不深为忧虑的。变乱起于降人哱承恩父子，他们蓄谋已久，等待机会发动。从开始作乱直到今天，他们的谋划好像早有成算，行动也都很有次序。他们勾结外援，是送出妇女引诱对方，用丰厚金帛贿赂对方；他们据城防守，是暗中派遣奸细招集松套两处的人马，意图借助外部势力占据宁夏。宁夏一旦失守，就会侵犯灵州；灵州一旦失守，就会窥伺关中。占据关中而俯临黄河两岸，就可以像从高处倒水一样顺势而下。他们用诡诈言辞请求招抚，献出贼首，大概是想拖延我军，以等待各路敌骑到来。昨天兵部接到陕西巡抚沈思孝的书信，得知松套两处因为哱贼父子赠送重金厚礼，又同他们饮血酒、在刀下结盟，各自率领兵马来到宁夏城下，人数不知多少，遍布原野。我军虽然已经渡河，驻扎在城外，但因为敌骑聚集，担心他们夹击救援，不敢攻城；又驻扎已久，粮运艰难，军队疲老，胜负难以预料。臣又先前听说，逆贼制造妖妄言论来蛊惑众人的意志，倡导大逆不道的话语，严重触犯禁忌，以动摇人心。他们的志向实在不小。兵部在中间调度，竭尽心思；总督在外主持战守，也用尽智力。皇上是天地神人共同尊奉的君主，寄托着中外华夷的希望，如今却深居九重宫禁，漠然视之而不顾。臣等屡次奏请，皇上临朝听政一事也始终没有奉到批示允行。如今边事极其紧急，人心惶惶，臣等如果再不进言，就是顺从错误、跟随过失，辅导失职了。伏望皇上大振乾纲，立即出临朝廷，召见兵部以及大小臣工，当面确定大计，务必讨伐这些贼人。这样天威所震，必迅疾如雷霆；圣谕所加，必急速如风雨。人心哪有不受到鼓舞，士将又哪有不振奋百倍的呢？譬如家中遭受外来侵犯，必须主人迅速奋起，率领众人抵抗防御，然后人心和力量才能统一，受到鼓舞而前进。又譬如太阳一出来，天下各方都欣然看见，魑魅魍魉自然潜藏消失。臣又认为，今天可以忧虑的，不仅是一个宁夏如此；变异屡屡出现，灾荒接连到来，民间贫困，国库空虚，赋税徭役繁重苛刻，百姓生活憔悴，人人都有思乱之心，到处都有观望事变的期待。西北各镇屡屡显露出危险征兆，东南倭奴也已经报告将要入犯。天意和人事在同一时期汇合，难道是偶然的吗？实在大有可虑。皇上难道认为疆土广大足以控制驾驭，法度森严足以约束防范吗？不是这样的。变乱常常起于太平时期，消除祸乱必定要依靠警戒。今天的事情，要感格天心、挽回人事，只在皇上一念之间的忧勤罢了。如果臣等有力量应当办理的事情，自当与诸位大臣商议办理，不敢不竭尽愚见，以辜负皇上的委任。臣等激切仰望，实在无任至极。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请容直臣以劝百僚疏》【万历十九年】逯中立 臣恭敬地看到，吏部因为防推阁臣的缘故，触犯圣怒，皇上严厉降旨督责，并降罪处理有关司官；不久又因言官申救，把他贬为编民，朝廷舆论都为他惋惜。臣是言官，按情理不能默默无言。臣想到，陛下考虑到内阁事务繁重，选任辅臣时不立即由圣心独断，而先交付廷推，以表示公正。铨选大臣广泛访求、旁搜人才，列出姓名上请，满朝公论都参与其中，最后是否可用由圣断决定，并不是他们敢于专擅，也不是为了谋取私利。况且威福是朝廷的权力，该部也不得独自掌握；任用和罢黜是君上的权柄，该部也不得拿来做交易。如今圣明居上，公议在下，一时的臣工如果不是极其愚蠢不肖，谁敢欺瞒皇上、营私舞弊，自取罪责？何况郎中顾宪成，品行端正、喜好修身，从前因直言获罪，陛下却把他从谪籍中起用。掌管铨选不久，又遭摈斥，士绅彼此相看而叹息，都说顾宪成因为坚持直道而被贬黜，陛下也因此有不能容纳直臣的名声，这将拿什么来勉励任事之心、鼓舞豪杰之气呢？任用和罢黜是国家的大政，铨臣又是掌管任用和罢黜之人的官员。近来他们相继被排斥，不让他们完成任期和发挥作用：孙鑨已经离去，陈有年闭门请求退职，司官中空着官署、被削籍而离去的，已经有两三人了。如今顾宪成又因罪离去，前面的人将要竭尽，后面的人又不能接续，人才凋零，实在令人寒心。俗话说：“过分明察苛细的人不能有所作为，宽容随和的人往往有更多后福。”臣恐怕从今以后，如果不是像王国光、杨巍那样的人，就不能做一天太宰；如果不是像徐一槚、谢廷宷、刘希孟那样的人，就不能做一天部臣。善恶混杂，任用和罢黜颠倒，将使黜陟这一重大典制成为权贵之家发泄爱憎的工具，使铨衡这一重要职位成为私门培植亲信的园地；天下不知道什么是是非，人心不知道什么是劝善惩恶，风气随风倒、形势随波流转，最终将无人能究其后果。大体说来，近年以来，君臣之间彼此隔绝，上下不同心；上面认为可以的，下面未必认为正确，下面认为可以的，上面也未必认为正确。任用和罢黜只凭喜怒，黜罚几乎没有章法，公论被堵塞，琐碎的议论越来越多。臣认为，人才消长的关键、治道兴废的开端，正在这里。所以愿陛下虚心观察。然而臣还有话要说：会推阁臣，并不是从万历十九年才开始。皇祖在位二十八年时，廷推六人，其中张治、李本两位大臣被任用；就是如今元辅王锡爵入阁，也经过会推。大概特别选任与廷推，是祖宗朝并行已久的制度，而说到底，廷推之法更是自古以来如此。

译所以舜任用皋陶、商汤任用伊尹，都一定说是从众人中选拔。如今辅臣赵志臯等不考察旧典，不作长远谋划，妄加牵引，胡乱激怒圣上；至于他们揭帖中营救顾宪成的几句话，就像勉强露出笑容而神情并未随之舒展，想借此打动皇上听取，实在很难。如今边疆战事相互震动，公私财力都已耗竭，而嗷嗷待乱的人十家中有九家，明白事理的人都抱有把火放在柴堆下的忧虑。所幸公道昭然，宰辅没有私党，朝廷没有错误举措，还可以挽回气运、收拢人心。可是如今时事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长叹。臣的职责在于献纳意见，冒昧上疏触犯圣听，并不是替铨司惋惜一个郎官，而是替国家惋惜人才，替国家惋惜政体。也愿朝廷之上共同抛弃成见，更加顾重大体，珍惜人才。臣实在不能抑制这番恳切之情。奏疏呈入，皇帝严厉下旨切责，贬逯中立为陕西按察司知事。《条陈御倭事宜疏》【万历二十年】李颐 臣私下认为，倭奴的警报已经超过半年，经过本兵筹划，诸臣建言，诸如选将、增兵、造船、建台、划分地区分别防守等一切战守机宜，已经说得十分详尽。臣任职两个月，整天忙于筹办，奉行这些事务尚且来不及，哪里敢再有什么陈说？只是痛恨岛外狡猾的夷人轻视中国，因此日夜竭尽思虑，图谋提出一点所得，直抒胸臆，整理为七条。从前霸国用人，尚且不鄙弃九九之术；圣明之主兼听各方，难道会厌弃卑微浅陋的言论吗？伏乞敕令有关部门斟酌议论，如果有可采纳的，复议后上奏请旨施行，臣不胜恳切祈望之至。一、安定民心。臣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自从倭警发生以来，朝廷内外纷纷扰扰，全都属于备倭的谋划。臣以安抚百姓为职责，难道敢置民生于不顾吗？何况臣所管辖的州县，大半逼近边海，土地多是沙碛，物产并不丰饶，正值战争兴起之时，粮价骤然上涨，加上灾害频仍之后，民间愁苦叹息之声到处都是。比如怀柔一县，土地贫瘠、百姓贫穷，放眼望去一片萧条。臣查得该县从万历十四年至十七年所欠柴夫等银二千六百多两，知县贾濬并非不用心追征，但眼望荒草蔓延，租税从哪里征得出来呢？举出一个县，其余情况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不破格减免，那么所谓财力已经枯竭却仍不停征敛，百姓已经困穷而法令却更加急迫，上面虐待下面，下面离心，威权尊严而命令轻贱，臣私下恐怕地方的忧患不在肘腋之间，而在腹心之内。请容臣督促各道，查核遭受灾害的州县所积欠的钱粮，稍可缓解的议定减免，难以缓解的改定期限，限在本年全部缴清，一点也不许拖欠；这样百姓的困苦或许可以稍稍缓解，国家根本逐渐稳固，即使有外患，也不足以忧虑了。一、收束议论。臣听说指责太多会扰乱视听，言论太多会扰乱听闻，议论多而成功少，不只是今天才这样。何况谈论倭情的人，必定先陈述它可怕的情状，谈倭寇简直像谈老虎，以至于边地百姓害怕倭寇就像害怕老虎。臣上月进入辖境，经过固安地方，看见当地人心惶惶，甚至想带着全家向南迁徙；臣虽然再三晓谕，恐怕愚民终究不会相信。况且倭奴的主谋，大多是中国逃亡之徒，京城之下难道没有耳目吗？转眼春汛将至，警报渐趋紧急，朝廷议论更加增多；如果全都写进章疏，全部抄发出去，狡贼听到后会壮大气势，军士读到后会寒心，愚民又相互传告，更加重他们的疑惧，促使他们离开居处。臣认为从今以后，除科道官以及当事臣工提出建白外，其余陈述御倭策略的人，允许写成揭帖，送交内阁，由内阁发给道科挂号后送兵部。酌情议定可以实行的，复议上报；不可以实行的，就停止办理。将来果真凭什么策略决定胜负呢？仍然查考先前提出建议的人，论功行赏。那些罢职闲居的官吏想借建言而重新起用，却没有什么奇谋秘计的，通政司不必收受他们的奏议。这既是为了安定人心，也是为了保密军事机密。一、简选镇兵。臣听说用兵贵在精锐而不在数量多，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常常以少胜多，固然因为他们有取胜的谋算，也因为他们拥有善战的军队。蓟、昌、宣、保四镇环卫京畿，驻扎着重兵；即使已经挑选精锐去援助辽东，留在边地的军队难道不能整顿备用吗？养兵是为了防备缓急，边防和海防有什么区别呢？边报紧急，就以防边为重；倭报紧急，就以防倭为重。除昌镇兵马负责守护陵寝一事不敢议论外，是否可以预先会同蓟镇总兵官，不论南北、主客，整顿精兵二万人；宣镇、保镇总兵官各自整顿精兵一万人。严格督促将领，整饬器械，训练战阵。平时照常防守汛地；一听到警报，不等征发命令，各总兵官便迅速率军前来。蓟镇作为正锋，宣镇作为左翼，保镇作为右翼，三路兵马迎击敌军正面。仍然命令辽东总兵官挑选精兵二万人，截击敌军后路，首尾相应，前后夹击，这就是常山蛇阵的形势。倭奴虽然狡猾，想要退回去，难道还能保全一只车轮吗？如今四方精锐将要直接进逼京城，倭奴连自救都来不及，哪里还能进犯内地？兵法说：“不要依靠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们有办法等待和应付它。”说的正是今天的情形。一、严密城防。臣听说王公设置险要来守护国家，说的就是城池。假如城墙不高，护城河不深，哪里足以称为险要？又怎么能够守护国家？然而濠沟和护城河淤浅，趁着农闲开挖疏浚很容易。至于加高墙垣，以及在村镇修建堡垒，虽然是保障长久的策略，但工程费用很大，早晚难以完工，必须等倭警稍微平息后，才能依次举行。至于教习乡兵、训练民壮，这是守城的要务，各属已经奉行了。臣巡视经过州县，看见城墙和雉堞之间多堆放石块，以便投掷攻击。然而把石头投下去，贼人难道不会用石头反过来攻击城上吗？这是把兵器送给敌人，不是好办法。间或有储存灰瓶的，看似不错；但瓶子大而投不远，质地厚而难以摔碎，也不是利器。是否可以命令沿海有关官员根据当地情况，适宜制陶的地方就近建窑，招募工匠烧制脆薄的砂罐，形状像小碗，腹部宽而罐口窄，把细小石灰子装在里面，另置一个盖子盖住罐口。

译土质不适宜的地方，就向邻近地区的窑户按价收买，按照这种方法储存，等敌人将要到城下时用来投掷。击中之后，必定看见罐子破裂，石灰飞扬，昏天暗地，连弓箭都无法躲避，何况还敢仰面攻城吗？价格极其低廉而作用很大，工费很省而且制作迅速，也是守城的一种办法。一、取用强弩。臣听说弩就是怒，弩机发射极快，力量也极强，所以彍弩、伏弩、连床弩，都见于兵法，也由古人试用过，不能一一说尽。臣看见边防大多不用弩，感到奇怪而询问原因，大家都说强弩难以拉开，弩发射一箭，弓却能发三箭；不知道只论快慢，弩不如弓，若论命中，弓却不如弩。即使不利于野战，难道独独不利于守城吗？近来根据总兵张邦奇的图说，全面查考营路战车的编排，在紧要海口，使车前留有空隙，让弩箭像雨一样射出，谁能说这不是克敌制胜的武器呢？臣查沿边台路，偶尔有弩，但数量不多，边兵又使用不熟，于是成了闲置器具。如今江、浙、闽、广、南直隶等地，多产山桑、檿、柘木，都是制造弩的材料。当地人熟习这种技术，即使是鸟雀一类的小东西，也没有不应弦落下的。是否可以下令各省直制造强弩一万张、弩箭一百万支，分别督促各府设局办理；不要再停办、解送弓箭弦条的加派，以免派人骑马运送，陆续解运，务必在汛期前全部办足。再命令招募善于射弩的弩手，优厚发给安家费和路费，使人乐于跟从；多则一百人，少则几十人，并让他们广泛携带弩药。弩药最毒，俗话说见血封喉，猛虎中了也走不了几步就会死；倭奴虽然凶悍，不一定人人都像老虎。到达后分发到沿海州县，教习乡兵守城；海上有警，就全部派往军中抵御敌人。倭患平定后，或者发往边镇，或者留在京营，以一人教十人，以十人教百人；等取得成效，再发回原籍，愿意留下的听其自便。这样一件事，对防边和御倭都有实际作用。一、准备军械。臣听说器械不锋利，就等于把士卒交给敌人。蓟镇一向知道防边不如防倭，边营的铳炮、神火器具虽然颇为足用，但各台路设置都有定额，原本没有多余；即使旧有库藏的一两类，也都腐朽破败，不堪使用。自从倭警发生以来，各道召集工匠、聚集材料，合力赶制，预计到汛期，各种器械应当不会不够。只是臣所属地方纵横二千里，边防八百里，海岸广大；何况防倭之时，又要防边，火器是中国的长处，正所谓越多越好。近来阁臣题议的戎器要略，其中所列制作方法都是有利于战守的器械，已经由督臣郝杰分别通知镇、道督造。臣想到，倭奴最可怕的武器不过是鸟铳，但鸟铳的射程只在一百步以内。如果用鱼▯竹牌，在外面包上布褥，再把它打湿，即使相距几十步，铅弹也不能射入。中国的大将军炮远则可以打到六七里，三眼铳和火箭远则可以打到数百步；用我们的长处攻击他们的短处，他们难道敢抵挡吗？臣在遵化另行开设厂局，亲自料理，选派中军参将陶世臣等人，调集工匠役夫，日夜赶造大炮一百五十位、炮车五十辆、三眼铳一千杆、火箭二万枝、火药二万斤、鱼脊竹牌三千面，以及随铳炮配套的铅弹等杂物，限于正月内全部完工报明。又在丰润县厂局，委派官员陈云鸿等现行制造大将军炮，续造完毕后借留五十位，载炮滚车五十辆，都听候分发到沿海要害之处，以资防御；仍然补发价银，限期迅速造完先前的炮和▯车，解送回京营，不敢违误。计算所需工料，大约应需银八千多两，都应从备倭马价银中动支。如今查得前项银两由蓟、密、永三道分发兵饷及安家犒赏等项，尚且不够；要成就大事，难道还吝惜大的费用吗？应当再次请求照数发银，以便接续补充支用；事情完成后，听凭该道核实造册上报，臣再复核后具册奏缴。所制造的铳炮等器械，平定倭寇之后仍然可以使用，用来防御边疆更是长久不坏的器物。一、重视根本。臣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常常详细经营内部而简略对待外部，并不是认为外部可以轻视，而是因为内部更加重要。蓟镇是京畿的肘腋，内向拱卫陵寝和京城，外面环绕山海，难道不是所谓根本重地吗？所以敌台、烽墩像星星棋子一样分布，精良武器和精锐士卒像蚂蚁聚集、蜜蜂屯集一样，这是作为防卫的谋划极其周详。自从倭警发生以来，客班河间等五营留守防卫天津，南北步骑数营调去援助辽左，前后征发共二万七千多人；不论边防绵长、兵力分散，已经形成顾此失彼的局面，而绵延的海岸又难以全面设防。先前设游击吴惟忠招募南兵二千多人，驻扎在乐亭东部，专门防守海疆，如今也将一并调出关外。近来虽然议定增兵一万五千人，但南北两地招募的兵员未必能在早晚之间集合。最近经略和部臣议定酌量把兵马留在蓟、保两镇，用来资助防守；兵部复议仍然挑选精骑前往辽东，听候根据时机调遣。总之都是为了安定内部。臣私下考虑，如果进剿有确定日期，兵力应当厚集；万一时机尚未成熟，就应按兵等待时机，请将蓟镇一万一千名士兵暂且撤回，或者南兵熟悉倭情，也不妨留下使用。臣建议预先简选镇兵，是担心倭奴分路入侵。援助辽东的精锐，势必难以及时返回，所以想让各镇再次整顿兵力，以防意外。其实边地军情如果不是十分紧急，哪里容许轻易调动？如果把出关的士马分派到内地，海口倭情紧急就防倭，边疆紧急就防边；不增加招募兵员，也可以周密防守。否则，以攘外来求安内，反而使内部空虚、外部充实，并不是妥善的办法。伏乞圣裁施行。谨此上疏。奏疏呈入，皇帝采纳了。《陈时政阙失疏》【万历二十年】王玉立

译臣私下认为，陛下宠幸贵妃，宴饮享乐没有节制，任意发威动怒，鞭打群臣。宫人和宦官中无辜死亡的已有千人。一个人心怀必死之心，却让他处在身边和宫闱之间，倘若他乘着便利机会，甘心放纵一逞，岂不可怕？田义本来只是一个奸邪宦官，陛下却宠信他而毫不怀疑。近来奏牍有的发下、有的留中，推举有的采用、有的否决，四方道路上议论纷纷，都说田义在其中玩弄权术。田义把陛下当作自己的靠山，而外廷的奸邪之人又把田义当作靠山，党羽相合、谋划相连，这种祸患难以估量。况且陛下一旦受嬖幸迷惑，多年以来，问安视膳、郊庙祭祀、临朝讲学等事情，一概不再举行。直到边疆烽火四起、祸乱已经成形，仍不足以触动忧危之情、改变贪图安逸的习惯。这是君身的修养，没有比今天更差的了。宫廷震动惊扰，而陛下却好像没有听见，拿什么来解除两宫太后的忧虑？深居禁中、拱手不出，给钻营请托留下空隙，导致邪恶之人侵夺权力，而陛下却没有察觉他们的奸谋，拿什么来杜绝权力旁落的趋势？万国钦辈从未违逆君主，却终于被禁锢，拿什么来激励骨鲠之臣？上下隔绝，国家议论和军事机要无法参与裁断，而陛下只称已下诏令，最终却不出内宫闺门之间，拿什么来充分采纳大臣的谋略？忠良之臣多被排斥，邪佞之人反而得到名位，拿什么来振作群臣的气节？远近百姓都怀疑至尊每天只求享乐，不顾百姓陷于水深火热，拿什么来维系天下人心？其他如李如松、麻贵不能担任大将，郑洛不应再次起用，石星不堪担任本兵，这些都是时政缺失中重大的一类，惟愿陛下留意明察。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一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钦定四库全书 《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二 《请召对疏》【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 臣请奏说明：昨日王锡爵在三月中旬因病请求退休，皇上却不立即准其离职，允许召见他，商量国事，使他的内心安定。臣因此想到，自己离开国都两年，到京三个月，从未有机会一睹天颜，而皇上又明白表示王锡爵内心不能安定。如今既有这样获得召见、显达进见的机会，皇上又明白表示出对腹心大臣的信任，这就像把覆盆照向太阳，像枯木遇到春风，臣实在不胜欣喜激动，只怕自己像犬马一样的病弱身体不能片刻飞奔到皇上身边。可是臣自月初进入内阁以来，先听说圣体不调，接着又因天气突然转热，不敢冒然开口，以免惊扰皇上的起居。如今等候了三十天，还没有消息，实在恐怕过了这个清和的月份，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而臣等想要瞻望圣颜也一天比一天困难。外廷的人只看到臣等默默办事，没有当面陈说忠诚的功效；那些隔墙献疑、望影讥笑的说法，也一天比一天多。即使圣主天聪天明，不出宫门也能看见天下万机，诸般政务原本没有废置；臣等早入晚出，凭借奏章报告事情，也可以勉强逃避尸位素餐、使天下疾苦无人过问的过失。只是如今朝纲颠倒，国是混淆，人人各怀心思，下面争相自行处理政务；臣等即使亲自承担百般劳苦，也抵不上皇上亲自出朝一次；皇上即使当天发布千言万语，也比不上在朝堂上亲自会见一次。大概积久的怠慢之势和积久的疑虑形态，必定不是从下面施加压力就能压制，也不是靠空话就能取得信任。譬如太阳升起，阴霾雾气自然消散；黄钟敲响，繁杂的喧声自然停止。这正是如今挽回世道最上等的一着。皇上不惜圣体暂时劳苦，正是为了给宗社和臣民留下永久的安逸，这件事关系十分重大。至于王锡爵，也想稍微借用陛下近前的一点空间，以报效万分之一的愚忠；但直到今天仍然屏息踮足企盼，距离皇上却越来越远，关系也越来越疏。不曾听到皇上出行时的警跸声，眼睛也见不到皇上起居的情状；每天出阁会见廷臣，有人问起这件事，他便缩口难以回答，扭捏惭愧而没有光彩。皇上也应当对此感到怜悯。因此臣冒昧叩头，斗胆请求确定皇上在燕闲之时召见臣等的日期；臣愿与群臣一同进入轩墀，共同祝愿皇上享有冈陵一样长久、万年的寿命

译。伏惟皇上俯赐允准，臣等无任庆幸，天下臣民也无任庆幸。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定国论一政体疏》【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 臣谨此上奏：为恭敬陈述君臣交泰的要务，以确定国家的议论，统一政体。臣因病请求退休，伏承皇上特地下谕勉强挽留；臣把仅余的犬马忠心一并积蓄起来，等待在青蒲之地当面进言。至于国家议论和政体所关涉的事情，臣愿与大小臣工披剖内心、洗涤思虑，共同成就一种平坦、公正、正直的政治，希望允许臣把这些话完整陈述出来。臣有幸与诸臣身处一个不避讳言的朝廷，侍奉明圣之主，以至于人人没有不可以说的话，言论也没有因官职而受限制，都能够扬眉吐气地议论天下大事，难道不是极其盛大吗？虽然如此，言论过于轻率就会浮泛，过于烦琐就会混乱，过于执着就会偏颇，过于深刻就会苛刻；即使在这种极其兴盛的局面中，也不免有很值得忧虑的地方。臣所忧虑的，不是为了臣自己，也不是为了诸位大臣，只是想到上下彼此信任之后政事才能修明，彼此尊重之后议论才能被采纳。如今言论不停地说而逐渐变得轻浮，轻浮不停又逐渐令人厌烦，于是君父把外廷的议论奏章看得像商贩争吵一样，因为一个人而怀疑众人，因为一件事而怀疑所有事情；君臣之间，再也没有彼此信任、彼此尊重的意思。以后即使有忠言直论，也将被阻隔而不能进入圣听，这就是臣的忧虑。古人说，有了对立就会兴起争论，争论兴起就会形成党派；即使有一位明主加以宽宥，也不至于像前代那样酿成党争之祸。然而朝中的议论已经分成两支，恐怕因为水火不容的争斗，最终形成偏袒左右：这一方认为那一方是邪，另一方认为这一方是邪，使天下士人的智慧和力量都耗费在彼此窥伺上，名望损耗在彼此诋毁中。即使一会儿支持这一方、一会儿支持那一方，一方胜、一方负，朝廷也只能使用一半的人才。如果开始时双方相持，最终两败俱伤，不仅人才全被毁坏，也会严重伤害国家体统，这就是臣的忧虑。上面有所处分，下面未必服从，形势必然会争论；下面有所争执，上面未必明察，形势必然会处置他们，而他们仍不服；争论越多却越不明白，处置越多，处置者越想处置，争论者越想争论。下面把违抗上级当作高明，上面把反被污蔑当作耻辱，上下相互激发，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譬如水，波浪刚刚起来又用石头激打它，跳跃就会更高；譬如石头，刚从火中出来便用水浇它，毁坏就会更快。这又是臣的忧虑。大体说来，近年以来，事情开始于相互矫正，最终发展为相互激怒，事情未必因此平正；所以有一个“激”字，就足以说明不平。这一方既然不平，另一方又来相互矫正；前面的弊病虽被矫正，后面的议论又产生，议论多次更改而难以穷尽，法令多次更改而难以遵守，事情多次更改而难以看到成效，人员多次更换而难以考核成功，政事不能修明，纲纪不能振作，全都从这里开始。如今这种习惯风尚已经形成，积重难返；既不应当再把它激化到过分的程度，也不应当一味严厉处置。譬如治理河川，不如加以疏导，使言论有所归总，使政见归于统一。臣私下认为，题覆应当慎重，听取采纳应当公正，甄别应当放在前面，勘验核实应当审慎。从前皇上曾经严禁越职言事，臣认为这不必禁止。古人所担忧的朝廷议论盈满，只是因为没有人承担责任。如果让言论各有所归，一件事情有专人总领，即使议论充满朝廷，又有什么害处？臣请求今后一切章奏，都交给有关部门议论。是的就说是，非的就说非；可以实行的就实行，应当停止的就停止。凭言论追究事情，凭事情考核功劳，明确坚持原则，一点也不徇私宽贷。使天下议论总归条理，归于六部；六部题覆辨明黑白，最终归于皇上一人裁定。好的言论采纳后足以成为益处，妄言搁置也不会造成损害，那么朝廷反而只会担心议论太少。这就是所谓题覆应当慎重。孔

译子说：“君子不因言论而擢举人，也不因人而废弃言论。”在这两者高低取舍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发挥作用的。然而臣看见近来听取言论的弊病，往往不询问所说事情本身，反而先揣测说话者的用心。因此上面越把言论看得低贱，下面就越把挟持言论当作尊贵。到最后，上面不能胜过下面，低贱不能胜过尊贵，听取言论和任用人才最终都不能得到公平。

译臣认为，乡里自有乡里的评议，官场自有官场的评议；如果这个人不贤，朝廷本来就有罢免、升降官员的权力，又何必在听取采纳意见时这样违逆意旨、深究苛求呢？从今以后，请一概以孔子的说法为准：只就言论本身评论，不要因为言论而认定其人必定卑贱；只就人的实际表现评论，不要因为身份而认定其人必定尊贵。使士人断绝非分的奢望，便没有什么可说的；朝廷公开敞开接纳意见的途径，便没有什么可以激发怨气的，众人的情绪自然会平和。这就是所谓听取采纳意见应当公正。天下人的品行本来就不一样，外在行迹相同而内心不同，言语相同而行为不同，确实不能不加以辨别。但必须先任用贤能之人，再逐步考察不贤之人；赶快彰显他们的长处，而对他们的短处从轻责备，然后众人就会惭愧服从，舆论自然平息。臣又见近来被长期弃置不用的诸臣中，大概有些人一向心地纯正、行为驯谨，卓然超出流俗之外；有的多次被推举却没有得到答复，有的只被斥退一次便再不复用。朝廷既不能充分任用真正的人才，天下人又将此作为议论的口实，这正是所谓推波助澜，越想澄清反而越浑浊。不如把过去的忤逆全部抛开，依次特别表彰任用他们，这样或许能够举用正直之人，而邪曲之人自然错乱；忘掉自己的成见，众人自然安定。这就是所谓辨别人才应当优先。朝廷用人或罢免，多凭借举荐和弹劾；如果只任用一方，耳目就不广；如果任凭众议，又容易混淆毁誉。近年以来，几乎到了朝廷中没有完美的人、世人没有完美的行为的地步。进言的人认为一定有罪，辨明的人认为一定无罪，掌事者不再穷究事实究竟有无，只是从中调停、斟酌处理。如果事情果真是假的，那就是在京城附近仍有冤屈不能昭雪；如果事情果真属实，既然已经被朝廷听闻，岂有不依法处理的道理？近来法纪松弛，劝善惩恶无法确立，人才缺乏，推举任用又不足，弊端大多由此造成。请下谕廷臣：今后评论他人，必须确实列明年月，明确指出证据，交给有关部门查核，务求事实确凿。属实的，自然依法处理；虚假的，相关人的心迹也自然可以申明。被指控者的事实真伪既已确定，进言者的是非也自然明白。这就是所谓查勘核实必须审慎。以上种种，都是为了引导臣下进言，并总括起来使意见归于一致；至于臣如何自处、如何对待他人，也斗胆一并奏告皇上，并告知天下，与士大夫共同重新开始。威权和恩福应归还朝廷，政务应归还六部，这是先臣徐阶的话，也是臣一向信奉的原则。然而，部臣的题覆和阁臣的票拟，都是共同处理同一件事。你们侍奉的是同一个君主，处理的是同一件政务，岂能自行分出彼此？唐介曾说：身在政府而事情不能预先听闻，即使皇上有所询问，又凭什么回答呢？臣既然忝居这个职位，一切政务岂能完全不知道？但事情各有主管之人，也不是臣敢擅自作主的。对于重大的改革和重大利弊，也不妨共同商议。就臣所见，未必全都正确，各部院应斟酌事理后题奏，不必全都迁就臣。就各部院所见，间或也有不正确之处，臣等应斟酌事理，请皇上裁决，也不必完全迁就各部院。事情是否可行，事情过去便停止争论；意见是否相同，言论过去便停止争论。总之只求极其公正、极其恰当，共同办理国家事务罢了。史书称诸葛亮任相时，汇集众人的思考，扩大众人的益处，把自己的过失公布给天下，对属官说：诸位能够指责我的过错，事情就可以办成。臣虽不才，请以这句话自勉。从今以后，敢说自己没有过错吗？如果有过错，就应当同天下人明白地让它显现出来，同天下人明白地改正它。别人以平和的心态、平缓的语气来进言，臣也以平和的心态、平缓的语气来接受。臣一向有内心浅狭、性情偏急的名声，未必一朝之间就能变成宽宏大量的人。但如今政务责任落在臣身上，臣亲自承受其中的辛苦，知道其中的苦楚，私下想到：朝廷中与皇上共同治理天下国家的，不过是大臣和百官罢了。心需要耳目，耳目需要手足。如今手足互相仇视，耳目又与心互相仇视，心、耳目、手足彼此仇视，身体便承受这种疾病。臣实在不忍因为臣等之间的争执，使祸患转移到天下国家；也实在不忍把天下国家的事情当作臣等的私事，使扶持国体、调和人情的劳苦反而全都推给君父。况且天下有真实的是非，正确中有不正确，错误中有正确；不加讲论，反而自然明白，越讲反而越不明白；不去争论，反而自然确定，越争论反而越不确定。因此臣愿先把自己置于不讲论、不争执的位置，以成就大臣、小臣并肩侍奉君主的忠心和事理。事情混乱，应当由臣负责；臣的得失，应当交给天下评判。已经发现不恰当的地方，就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他人的意见若不确实，也不妨舍弃他人而遵从事理。除此之外的琐碎争论，如果不是严重扰乱时政、严重惑乱人心的事情，请一概按照诸葛亮的话处理。这就是臣报效国家、忠于皇上的职责。臣又反省自己：臣等不过是二三名寒士，能够参与政务，只是凭借皇上的知遇，所以身份得以尊崇；凭借皇上的明断，所以事情得以办成。譬如星辰，依靠天空而高悬，依靠日月而发光；列在天上时便有光芒，坠落到地上后，便与石头没有区别。如果宫禁因防范森严而隔绝，皇上的威严容颜不能近在咫尺，那么即使身在内阁铃阁之下，也和外廷臣子一样，有什么谋略能够使国家安定、得到救济呢？又有什么可以依靠，敢于主持政务呢？如果君臣隔绝，上下不相交通，潜伏的祸患和隐伏的忧虑就难以全部说清。即使皇上圣明独断，群臣也不敢窥测；然而如果把这作为制度，后世必定有人受到它的弊害。天下人看见臣等充任辅弼之职，却整年不能有一次得到接见，又怎能不轻视我们？宫廷与外廷隔绝，茫然不知道政事从何而来，又怎能不疑惑？皇上的喜怒有时不可预测，人们便会趁着不可预测而生疑；章奏有时得不到批复，人们便会趁着没有批复而生疑。阁臣处在被轻视、被怀疑的处境中，每天战战兢兢，补救过失还来不及，哪里还能舒展四肢来辅佐圣政于万一呢？伏望皇上勤于批答，以彰明圣断；平和喜怒，以调和群情；按时亲临朝讲，以谋求政事治理、解决壅塞蒙蔽。臣等也得以依托皇上的余光，奉行隆厚的恩典，尽自己诚恳而微薄的愚忠。如果仍然政事不能修治、朝廷不能治理，就治臣等的罪，以彰明臣等的怠慢。只是希望皇上更加留意臣的进言。臣在上月中已经进呈一份请求召见的揭帖，正屏息等待答复，只是特别担心仓促到皇上膝前时，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进言，所以私下取用《周易》泰卦中君臣交泰的义理，略陈这些重要事务。大概君主与臣下相交，大臣与小臣相交，掌事者与言事者相交，都可以共同成就交泰之道，从而确定国家的论议，统一政体。臣不胜惶恐屏息，极其盼望。奏疏送入宫中后被留中。催促批发章奏疏【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

译臣谨奏。臣等连日从内阁出来到朝房，同各部诸臣相见。兵部催促下发原拟覆奏薛继茂条陈缅甸夷情的批示，都察院催促下发拟议史善言兄弟嫁母的情由和罪名，户部、工部催促下发议减云南采金及浙江、直隶织造数额的批示。臣等都惶恐不知如何答复。因为这几件事，有的关系远方夷地，等待命令，急须处置；有的是嫁母这种严重违背人伦的罪行，关系风化。实在担心批发稍有迟延，有司便没有凭据奉行，奸徒因而打通关节，耽误事情，后果难以言说。至于兵部奏疏中附带提到的现押犯人李才，只是条陈中的一件事，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停缓其他各项应办事务。史善言是进士出身的官员，所作所为竟悖逆到这种地步，臣等已经依法处置。如果圣意还嫌处分太轻，也不妨重新传下改拟票拟，或者直接发往边卫充军，都没有不可。至于采金和两地织造的数额，原本就是皇上裁定的恩泽，酌量减少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的利益。臣等起初不敢因为部议恳切而强求皇上一定采纳，这尤其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本来完全可以早晨上呈、晚上下发。又有部院正在覆奏臣王锡爵关于君臣交泰的奏疏，这件事关系政体和士风，意义重大。因为臣等已经票拟了这份奏疏，所以拟定了内阁、部院相互负责的措辞，以表示同心体国的意义。如果皇上认为不恰当，也不妨从中任意修改批示后发下。覆奏中所推荐的邹元标、王教、钟羽正、张栋四位臣下，乞请按照部议酌情叙用一两人，明白传示可否。如果一概留中不发，那么臣的进言就成了空话，外间舆论又会因此责备臣。因为今天议论繁多，每每皇上留中的奏疏亲笔批示稍有差错，动辄归咎于阁臣。臣等因此不怕烦扰亵渎，把近来应当批复的紧要章奏，略按事情列出，开具上请。伏乞圣明裁决，立即赐予查验发下施行。谨具题奏报皇上。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请皇帝御门宣捷疏【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 臣谨题：昨天礼部题奏说，宁夏奏报胜利，钦天监择定吉日，于本月十九日恭请圣驾御门，举行宣捷受贺之礼，已经得到皇上批示同意。臣仰思皇上独断朝廷谋略，彰显圣明威武，挥军在内平定叛乱，最大的罪魁已经斩首示众；授予将帅权柄在外抵御侵扰，边地夷人败退逃走。这确实是太平盛世的盛事，也是臣民的大观。只是宁夏续报胜利的消息已经很久，部臣到此时才请举行祭告、宣捷、受贺的礼仪。大概因为破敌功劳非同寻常，必须由皇上亲临接受凯报，以表示郑重，然后国威才不会受到轻慢，战士才知道奋勇。此前是担心最初报告的首功未必真实，后来又担心盛夏临朝不便，所以一再推迟，直到今天才敢趁凉爽择吉请求，无非希望皇上亲自出临罢了。但臣等诚恳而愚拙地认为，这次举动鼓舞士气是小事，收拾人心才是大事；铺张太平是末节，消除灾变才是根本。如今彗星出现显示异象，皇上试着观察廷臣为修身省察而提出的建言，连篇累牍，哪一篇不是涉及皇上视朝的？天象变化如此，若从以实际政务回应上天来说，本来就应当出临；人心归向如此，若从以虚心接纳臣下来说，也应当出临。而今天借吉日举行这一久未举行的大礼，借凯旋的声势而欣然接见臣下，事情的意义就更加光彩；这样不但可以使天地人之间的灾气化为和气，使诤议归于共同的德政，也可以使皇上因此活动身体、振作精神，达到不需用药便康复的喜悦。臣等也因此得以引导、宣扬美德，避免尸位素餐的过失；唐尧虞舜时代君臣和乐、事业兴盛的景象，今天又可以重见了。臣等不胜渴望瞻仰之情，实在担心临期又传令免除，反而辜负众望，所以谨先具题请求。奏疏送入后，皇帝派文书官杜茂口头传旨说：朕看了你们所奏，完全看出你们的忠诚恳切。朕正想出来同先生们相见，只因几日前中了暑湿，头晕眼花，心胸烦闷，身体无力，只要能够支撑，朕就会出来见先生们；朕已经把这些告诉先生们了。请发皇帝亲笔批示、免用口传疏【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 臣谨题：臣等先前因雨后天气转凉，特请皇上临朝接受庆贺，希望能够一睹天颜，以慰藉臣等如犬马恋主般的心愿。如今听说圣体偶然感受暑气，尚在静养，力量虽不能立即出临，内心却确实没有忘记与臣下交通。臣等仰望依恋之情迫切，感戴之心深厚，岂敢不仰体皇上谨慎调养疾病的意思；更日日盼望暑气退去、凉意到来，玉体康健，自然会有亲自沐浴圣明光辉的日子。臣等因此私下有所请求。臣听说，天地相交，万物生长；上下相交，万事成功。臣等有幸承受皇上作为股肱、心膂的托付，本来就与外廷群臣不同，必须使君臣精神经常相互流通，然后事务才能得到施展。如今皇上亲自发出的御批，偶尔常有颁出，但所颁发的不过十件中的两三件，是上意还没有完全向下宣示。臣等公开上章、秘密进揭，也有所陈述，但所陈述的不过十件中的六七件，是下情还没有完全上达。臣请今后皇上凡有宣谕，不必再由中官口头传达，愿皇上亲自书写几行，随意赐示臣等，容臣等立即据实逐条奏陈，等待圣裁。臣等凡有所听闻，也不必一定具写章奏，请容臣等随事直陈，用简明数语便送达御前；希望皇上即时信笔批示发出，以便遵行。这也是联结君臣交泰的一条途径。何况臣等每次看见皇上的亲笔发出，都捧读欣赏；皇上的言语精当，出口成章，亲笔遒劲有力，信手写来便很精妙。其间即使有涂改增删，更能看出思考的周详审慎和用笔的变化。可是近来往往有蝇头小字，是皇上亲自挥笔书写，却反而托付给内臣誊写成正本；这不仅是糟蹋皇上的手札，而且使皇上的独断变得模糊不明，使外廷臣子都以为是臣等替皇上润色，甚至以为是左右近侍假传，结果使明确的批示无人相信，朝廷更加被轻视，实在令人痛惜。臣私下考察先朝旧例，太祖高皇帝和世宗肃皇帝斋戒居处、裁决政事时，常常信笔写下几十乃至上百字；当时近臣逐条亲手书写后复奏，君臣上下之间真如一家父子，因此宫廷与外廷没有壅塞，政治教化光明昌盛，是有原因的。如今朝廷事务纷乱，人心观望，臣等既不能早晚朝见天颜，因感念皇上谕旨中殷切眷顾臣等的心意，附带表达这番愚忠。伏望皇上取法祖宗已有的成法，下察臣等的实情，使君臣内心相通、道义成就交泰，彰显信任的深厚，解除隔绝壅塞的疑虑，这对国家是大幸，对臣等也是大幸。臣因这件事进献忠言，不胜仰戴恳切祈请之至。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

译请减免织造钱粮疏【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 臣谨题：昨天文书官杜茂口头传达圣旨说：苏州、杭州织造所需粮钱拖欠很多，有司为什么不催促征收？钦此。臣等当即把有关地方连年遭受灾害、民间困苦，以及有司催办不力的情况，简略向杜茂口头陈述，请他据此回奏。臣仍担心情况不够确实，所以再次倾吐危苦而诚恳的心意，详细向皇上申诉。臣等谨按：江南的财赋冠绝天下，相传国初时，太祖高皇帝因愤恨百姓替张士诚坚守、抗拒天兵，在叛贼平定之日，便把富民的租税册籍确定为粮税定额。历代二百年来，税赋项目越来越多，如王府粮、练兵银之类，只要增加摊派，便没有宽减。近年以来，虽然因为水旱灾害频繁，常常下令蠲免缓征，但蠲免租税只限于留存部分，已经成为徒有虚名；缓征又并入其他年份，反而增加骚扰和负担。这就是小民贫困无聊、痛心疾首、嗷嗷呼号而想要作乱的原因。然而外乱不发生，内乱或许可以暗中消弭；江北稍稍丰收，江南百姓还可以稍得喘息。如今狡猾的倭寇窥伺边境，剥肤之祸将要临头，以至沿海地方没有一处不增加兵力，没有一支军队不增加粮饷，其势不得不从百姓那里足额征取。而扬州、徐州之间，方圆数千里，滔天洪水使房屋、禾稼荡然无存，朝廷又不得不从江南取偿。这就像一根丝系着钟鼎，一口气关系着人的性命，其危险和紧迫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不趁现在休养百姓、量力征取，连一丝一毫都搜刮殆尽，倘若外有倭寇、内有盗贼乘隙同时发生，那么数以万计的供给费用，还能从哪里取得？朝廷即使粮食堆积如山、金钱多如泉涌，一时也不能救饥民的性命、填满骄兵的肚子，那祸患恐怕不可胜说。何况今天太仓钱粮的支出数倍于收入，正如都御史褚鈇所列举的那样；又到了上下都极其困窘、京城和边疆交相困乏的时候，难道还不应及早保全这些残存百姓的性命，以作为应付缓急的打算吗？皇上没有看到灾害的形状，请观察它所显露的影子。巡抚朱鸿谟是代替刘应麒催征的。科臣王德完曾经认为刘应麒催征是对的，如今请求缓征的奏疏却已经上了一次又一次。他难道是想开始时承担怨恨、最后借机邀恩吗？实在是有万分不得已的原因。总的说来，如今国家的忧患在于百姓贫困，百姓贫困是由于财物耗尽。起初，有司还可以凭借鞭打刑罚的威势施行于百姓，抚按还可以凭借参劾处罚的命令施行于有司。如今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鞭打刑罚也无从施加，说明有司的办法已经用尽；有司无计可施，奉行命令又不能推进，说明抚按的办法也已经用尽；至于抚按也无计可施，诏令受到阻隔而不能施行，说明部院的办法也已经用尽。然而漕粮、金花银之类本来属于重要的上供物资，不能以困窘为借口不办。至于苏州、杭州的织造，江西的瓷器，云南的采金，在皇上看来，减省它们就像千箱之中失去一粒稻米；而对小民来说，得到它们就像枯肉之中获得鲜肉。既然皇上是百姓的父母，又怎么会吝惜一丝一缕，不用来救活赤子朝夕之间的性命呢？今年春天天津等处道路上，成群的男女百姓中，有人只因索要五七分银子不得，便抛弃子女离去。靠近京城的百姓已经如此，远离京城的百姓也就可想而知；赋税较轻的地方已经如此，赋税较重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何况上有不可忽视的天灾，下有不能延缓的河工，前有不可依恃的太平，后有不可预知的事变。如今确实是拯救溺水、扑灭火灾，事情万分紧急。即使洗衣投井，也不足以向百姓谢罪，又怎么忍心再拿百姓剩余的钱财和力气，责令他们承担这些额外的贡纳呢？而且臣等又听说，上供一分，百姓要花费三倍；百姓拿出几两银子，祸害就会牵连几家。天下形势危急到这个地步，不能不深思，不能不痛切地挂念。如今军务兴起，费用繁多，宁夏之战已经耗费一百多万；估计朝鲜战事成功后，加上各处招募士兵、制造船只的费用，又不会少于一百多万。群臣束手无策，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昨天工部请求从御库拨出几十万两银子赈济淮扬，臣等不敢擅自支持，仍交给户部议处。内库长期积存的银子，内廷尚且想请求发出，哪里有外库额外的银子，内廷反而还可以任意索取的道理？伏乞皇上慨然将今年买办银二十万两全部传令免除，以救目前燃眉之急。稍等盗贼平息、百姓安定，赋税充足、费用减少之后，再行斟酌征取；这样不但可以挽回天地和气、消除国家祸患，也能使皇上把财富藏于官府和百姓之间，增益恭谨节俭的德行。又可借此万寿节举杯祝寿之日，作为千万人的欢呼颂祝，真可说是散出小储藏而成就大储藏，爱惜福分而使福分更加增益。臣等不胜恳切祈望之至。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万人〕 再次请求召见对答疏【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 臣谨题：臣等昨天在万寿圣节期间进揭请求皇上临朝受贺，随即得到传旨免除此事，臣等不敢再说。因为在高呼嵩山、祝颂长寿时，臣民仰望天颜的心情虽很迫切，但皇上在殿上垂帘，天颜终究难免隔绝；这正是臣等宁可顾惜圣体的劳累，也不强求无益请求的原因。可是如今节日已经过去，忽然已超过十天。就圣体来说，宴饮喜庆之后有很多闲暇，精神必定比平时更加充沛；就天气来说，深秋正是凉爽时节，这样的时机又不是容易得到的。皇上趁此万安万福、不冷不热的时候，出来见臣等一次，并不会过于劳累，却能使臣等一年以来渴望仰望的心情，如同赤子见到父母、覆盆之下见到天日。还可以使四海九州听闻此事后认为：皇上玉体康健而且如此能够耐劳，敬畏天变、忧虑百姓困穷、励精图治而勤于政务也是如此；又认为皇上在四月中预先确定召对日期，命令一经发出便不再改变也是如此；又认为臣等果然得到皇上信任，得以参与咨询议论政事，振作整饬纲纪也是如此。道路上的各种疑虑，便会一下子消解；臣工们纷纷议论的言语，也会肃然停止。这就是所谓圣人的明察，走出一扇门便能看见万里；

译圣人的威势，抬一下脚便能使四方安定。臣等先前每次读到圣谕，皇上总是一处说臣等是股肱，再一处说臣等是心膂。手臂和大腿没有一刻不连接于头颅，心脏和脊膂没有一刻不与呼吸相通，难道臣等却可以一天离开皇上的左右吗？如今十天、一个月之间，彗星、火星、金星相继显示异象；河南、山东、江北等地又相继报告灾害。臣等早晚忧惧，却没有办法，只能借助太阳的余光，宣扬皇上清静出行的美好声誉，希望对弥补挽救政事有所帮助。皇上难道还不愿从宫中分出一点时间，借膝前咫尺之地，来慰藉臣等殷切如犬马恋主的心情吗？臣等估计到了皇上面前，可能心情激动而口才迟钝，未必能陈说什么；但想到此时能够见皇上一面，胜过臣等上百上千封问安奏疏；听皇上一句话，胜过臣等拟写上百上千条批示。只是如今人心世道所关，不能不急切请求。臣等不胜诚恳祈请之至。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请求禁止倭人贡市疏【万历二十一年】沈一贯 倭奴的朝贡和互市，万万不能允许，恳请圣明审慎斟酌中原安危的大局，奋然作出决断，以消除潜在祸患。臣听说宋臣范仲淹在守制期间也没有忘记朝廷，多次上密封奏事。臣虽不是范仲淹那样的人，但近来承蒙皇上召命，颇受记念；又因为事情关系故乡，也关系国家安危的大局，想沉默不说，实在忍不住才冒昧上奏。近来经略顾养谦极力主张给倭奴封贡，认为一切请求都应答应，而且想在宁波开市，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臣乡里的父老听闻此事，像兵刃架在脖子上一样，失色相吊，都认为今天为什么要开启这样一个大祸端。臣请陈述倭奴事情的始末，以说明为什么不能允许。臣谨按史书所载，自从有中国以来就有倭奴，难道没有侵犯吗？不过像蚊虫叮在身体上，把它驱赶掉罢了。唯独从嘉靖壬子年开始，他们蹂躏浙江、直隶、山东，直到福建、广东沿海万里之地，并且直入腹地，在淮扬、徽州、太平、杭州、嘉兴、金华、衢州之间活动，甚至窥伺南京，使那里几乎成为废墟。于是出动军队以百万计，耗费金钱不计其数，杀人如麻，丢弃财物如泥。幸亏祖宗在天之灵，从壬子到庚午二十年的力量，才勉强将其铲除。这可以说是自天地开辟以来从未有过的变乱。造成这种局面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自古倭奴没有朝贡，即使朝贡，也不过几十年偶尔来一次，不知道我国土地的虚实，所以祸患很少。自永乐以来，他们有了朝贡，往往一年数次，于是规定十年一贡，他们却始终不遵守约定，有时几年之间便踏入我国土地，像进入故乡；熟悉我国人民，像熟悉亲旧；收取我国珍宝货物，像从寄存处取东西，尤其喜爱古今图籍。凡是山川险易、武器军队强弱、人的性情刚柔、国家法纪松紧，没有不熟知的。而我国那些贪婪昏愚的百姓，贪图他们的贿赂，又欠他们债，反过来被他们利用。嘉靖年间两次因不按期而拒绝遣返，他们于是停泊海岛长达一年，奸民与倭寇出入往来，作乱的念头更加滋长。当时谋划国事的人不明白大计，认为朝贡可以显示国家广大、彰显明朝得意；那些目光短浅的小民又不顾长远，认为朝贡可以获利得金钱、得到奇异物品。倭奴开始朝贡时，难道立即就有别的野心吗？可是形势逐渐发展，不造成祸患便不会停止。它危害人心，就像蟊虫、蜮虫吞食人的心脏而人还没有察觉，这就是前车之鉴。说起来使人忧惧。如今还可以议论允许贡市吗？贡市一旦成功，臣恐怕几十年后就没有宁波了。没有宁波，国家难道可以漠然置之吗？为什么呢？贡市成功后，我们对倭奴就应当把他们当作宾客。假如我们把他们当宾客，而他们实际上把自己当盗贼，我们推心置腹地把他们安置在腹心之地，他们却拿刀刃对着我们的腹心。在这种时候，不防备就会有祸患，防备他们又表示怀疑；究竟是防备，还是不防备？自从丧乱以来，上下共同筹划，沿海数千里设置军队已经四十年，士气才开始振奋，民生才开始安定。贡市成功后，这些军队就应当撤去，究竟撤不撤？难道又要增加军队来保护贡市吗？海上的军队难道不是为了其他防务，而只是防备倭寇吗？如今既然把他们当宾客，当宾客就不应防备；防备就不应当作宾客；一直防备，就说明待客并不真诚，这正是在招致祸乱。总的说来，防备是正理，待客是权宜之术；权宜之术不能长久，正理不能废弃。照顾养谦的谋划，那么治理天下只依靠礼部就够了，何必还要设置兵部呢？杀倭的办法，在陆地上困难，在海上容易，所以必须出海远哨，在门户之间扼制他们；即使有所失误，也不会造成大祸。双方人数相当，就可以战胜他们。一旦让他们登陆，他们跳跃猖狂、咆哮逞凶的气势，不是我军能够抵挡的；那时即使我军人数众多，也可能敌不过他们的少数兵力。贡市成功后，他们倘若选派几百名精兵出其不意地袭来，我国数万军队都会失去优势、溃败逃散，毫无用处。况且他们是在死地作战，我们是在生地作战，胜败的形势悬殊，完全可以预知。从前我国百姓与倭寇相互勾结，倭寇作乱四十多年；百姓同倭寇断绝关系，祸乱的根源才开始拔除。贡市成功后，百姓又会同倭寇联合，难道只有倭寇如此吗？王直、徐海一类的人，还会再次乘机滋生。由此说来，臣所谓几十年后没有宁波，还是说得太远了，恐怕用不了几十年就会发生。天下的事情，有的要亲临其地才能决定，有的不必亲临其地就能决定。贡市不能允许这件事，不必等到盘问关白的实情、踏上朝鲜国土，就已经清楚可见了。关白为什么要求贡市，不在朝鲜而在宁波？因为朝鲜没有可贪图的东西，而宁波有可贪图的东西。关白得到他想要的，宁波就会失去它所拥有的。一座宁波算什么值得可惜，臣担心的是祸患会转移到国家社稷。朝鲜虽属于外国，却是我们的藩属之臣；宁波虽是边远郡县，却是王土。为了救外臣的危难，却使王土陷入危险而行事，就像养肥一根手指而失去肩背，聪明人不会这样做。我国如同金瓯完整无缺，如今倭寇只在朝鲜境上，我军又大大振作了士气，却偏偏被他们吓住，想要低头用贡市来诱哄他们。

译假如倭寇攻破残毁江南，动摇沿海，折损将领、伤亡士兵，像往日那样无法支撑，顾养谦又将用什么办法来诱哄倭寇呢？养谦也可以说是怕倭寇如怕虎；既然怕倭寇如虎，就应当在境外阻挡他们，不应把他们引入国境之内。他竟不加思考，听信一个浮浪之徒沈惟敬的话来败坏国家大事，平素所负的责任在哪里？养谦也可以说是愚蠢了。这件事本来很容易决定，朝廷也并非没有人才，然而长久以来没有人过问，迟迟没有下诏制止，难道是朝廷想先让群臣充分议论以使众心服从吗？如今臣不敢不赶紧上奏这一意见，认为万万没有允许的道理。臣私下认为，即使激怒倭寇，不过是劳烦海上军队作战一次罢了。何况国家已经有办法等待他们了吗？洪武年间没有一年没有倭患，也没有一年不与倭寇交战，当时对付倭寇的办法也不过如此。如今海防法令更加严密，军队训练更加精良，何必担忧他们前来？如果毁坏已经制定的策略，把太阿宝剑倒拿着交给狡猾夷人，就会开启无穷的祸患。即使愚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行的。伏望皇上命兵部下令，并诏告当权办事者，不要因小小的畏惧造成大的忧患，不要因为私下许诺而误了国家大计，不要苟且谋求今年的安宁而忘记明年的危险，务必使宗庙社稷安稳如磐石；处置得当，四夷自然会服从。臣不胜仰望企盼之至。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弹劾王锡爵疏【万历二十一年】高攀龙 臣谨奏：臣私下近来看到朝廷之上，正直之士几乎被排斥一空。大臣中，孙鑨、李世达、赵用贤已经离去；小臣中，赵南星、陈泰来、顾允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贾岩已经被斥退。最近李祯、曾干亨又不能安居其位而请求离去。选郎孟化鲤又因为推举任用言官张栋，空着官署而被驱逐。天地生养人才极其困难，国家急需人才极其迫切，如今废黜斥退到这种程度，今后还能由谁接续？以致正人扼腕叹息，邪曲之士却弹冠相庆，世道人心，怎能不令人无限感慨！况且如今陛下长久停止视朝、讲学，廷臣不能见到皇上的容色。天子的言语虽然传布下来，说是圣裁，但其中隐情却无法测知。因此朝廷内外众人的议论，不是说辅臣想除掉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是说近侍不喜欢任用正人。陛下深居九重，是否曾让左右陈说诸臣贤能或不贤？陛下对这些臣子，又是否曾经思考过他们获罪的原因？如果果真认为都是由于圣怒，那么除孟化鲤之外，诸臣从未听说违逆圣旨，为什么却都遭罢斥？即使像董基等人那样犯颜直谏、言辞逆耳，陛下也已经收录任用，为什么偏偏对这些臣子不是这样？臣恐怕陛下本有铲除邪恶的果断决心，左右近侍却反而借此实现嫉妒排斥的私心；陛下本有广纳言论的盛大心意，臣工却反而给陛下留下拒绝谏诤的讥评。此事传遍四海，载入史册，对圣德造成的损害不小。辅臣王锡爵等人，考察他们自我期许的程度，似乎比张居正、申时行更高；但考察他们的用心，与五十步笑百步又有什么区别？即使认为这些臣子被排斥是理所当然，那么是非邪正，普通人都能辨别，难道忍心坐视皇上做出过错的举动，而不免是内心发泄私愤、以便把斥逐做尽吗？奏疏送入后，高攀龙被贬为揭阳典史。请求斥退奸邪、奖赏忠良疏【万历二十一年】安希范 臣私下看到近年以来，正直之臣不得安居其位。赵南星、孟化鲤任选郎时，秉公持正，却相继被排斥罢黜。赵用贤气节声望震动天下，只因吴镇弹劾其子的奏疏而归乡，却使杨应宿、郑材窥测皇上意旨，交相上章攻击他。像孙鑨清正自守、公正无私，李世达干练通达、刚强明断，李祯孤高耿介、方正不阿，都是朝廷的表率。孙鑨、李世达先后离开国家，李祯也坚定怀有离去的志向，天下人都为他们惋惜。诸臣不能被任用，大家怀疑阁臣嫉妒他们，不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高攀龙的奏疏正直平和，是陛下的忠臣，也是辅臣的诤臣。至于杨应宿的辩疏，厚颜无耻、丧尽良心，已经没有人的常情。明白的批示下发部、科查勘议处，未尝不是正确的。高攀龙并不是杨应宿那样的人，但等到奉到处分诏书时，杨应宿只受到较轻的贬谪，高攀龙反而被流放到炎热荒远之地。辅臣误国而不忠，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在却动辄把责任推给皇上的批示，坐视君父做出过错的举动，所谓辅弼纠正过失、弥补君主缺失又在哪里？如果等到降职斥退之后，表面上作出申救的样子，不过是想欺骗天下人的耳目，而天下人早已知道他们的内心了。吴弘济辨别君子和小人，清楚得像黑白一样，却也与高攀龙相继获罪。臣所惋惜的不是两位臣子本人，正担心君子都退去、小人都进用，那么谁来承受由此造成的祸害呢？祈请陛下立即斥退杨应宿、郑材，以作为小人阿谀奉承的警戒；恢复高攀龙、吴弘济的官职，以奖赏忠良；并严厉告诫阁臣王锡爵，不要挟带私怨、培植党羽、仇视正人。这样，辅相的事业会光明，圣德也会光明。奏疏送入后，皇帝震怒，将安希范斥退为民。再次请求救援被降职贬谪的各官疏【万历二十二年】赵志臯 臣谨奏：朝臣受到谴责贬谪的人数很多，内阁揭帖又没有得到批发，恳请宽宥，以保全政体。近来皇上因为在朝廷任职的诸臣供职失当，多次下达严厉的谕旨切责。一时之间，科道官被降谪的有三十四人，部臣被降谪的有九人；大小臣工恭敬承受天威，无不拘谨恐惧。臣等在本月十三日具揭请求援救一次，后来又在二十二日具揭请求援救一次，都被留中不发。随后部院、九卿、大臣联名上疏救援，虽然承蒙批发，但降谪人数反而更多，众人的情绪更加惊骇，都说自皇上即位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施行。不仅今天没有，祖宗二百年来也很少见到这样的施行。臣等充任辅弼，受恩最深，面对朝廷这样重大的举动，不能事先挽回，难道还忍心沉默自保，竟然一句话也不说吗？内阁密勿之地，本来应当以暗中消解、默默劝导为职责，不应以公开争辩、显然进谏为功劳。但两次揭帖恳切陈情都没有得到允许答复，不仅在朝廷的臣子纷纷责备臣等，就是臣等自己反省，忝居政务根本之地，平庸无为、白吃俸禄，又怎么能片刻安坐呢？朝廷之上，天子是元首，大臣是股肱，科道诸臣是耳目。

译如今天威屡次震怒，南北台省遭受摧残已经十分严重，耳目已经受伤。耳目既然受伤，股肱也不能安宁。尤其希望圣明的元首能够稍加垂念。如今大臣忙于救过失还来不及，小臣获罪而无处申诉；一句话牵连多人，追究责罚苛刻严厉；一件事稍有错误，谴责处罚没有止境，整个朝廷惶惶不安，只能重叠着脚站立。伏望皇上俯察臣等微薄而诚恳的忠心，特别平息天威，普遍施加宽宥；将被降谪的诸臣曲加宽免，这样或许可以稍稍保全政体，臣等也可以尽忠补过，思考报效国家的办法。臣等不胜惶恐战栗之至。奏疏上呈后，得到谕旨：你们昨天所奏的揭帖，朕已经全部看过了。此次责罚处置，是两衙门中那些领取俸禄却忘记君主、不忠失职之人自己招致的罪过，朕尚且顾念言官，姑且从轻处理了。你们为什么又来救援激劝？这份奏疏朕已经知道了，姑且让你们回去遵照新的谕旨办理，交吏部知道。请求视朝疏【万历二十二年】杨东明 臣私下认为：人主即使想让自己安逸，也必须看时势是否适合安逸。若时势已经变化却不忧虑，灾害屡次出现却不加以体恤，那么眼前虽然好像没有忧患，但天下最大的忧患将很快到来，这不能不令人寒心。皇上即位以来，前十五年天下太平、没有事故，皇上趁国家有闲暇时在深宫静养，臣也私下以为圣体最为重要，只要天下太平，就不必劳神于政事。哪里料到近三五年来，世道日益败坏，东征西讨，年年用兵；大旱、淫雨，处处饥荒；有时妖星出现，有时河水变红，有时巨星坠地，有时母鸡变成公鸡，各种灾异接连不断地出现。尤其值得忧虑的是，人人都抱有自己的成见，朝廷没有共同成就功业的风气，上下互相猜疑，是非曲直无法辨明，国事被众人的议论摇动，王纲被旁门左道暗中操弄；大臣没有人担当，边塞动辄遭受牵制，议论多而成功少，对危险安之若素，反而把灾祸当作有利可图之事。这可以说是病在心腹，又不是边患所能相比。皇上深居宫中而无所忧虑，自以为太平仍如从前，哪里知道世道和人心的败坏竟到了这种地步！臣所说时势不可以自我安逸，正是指此而言。在法宫之内披阅文书，对圣意来说并非不忧劳勤勉，但群臣却没有受到感奋。如今远近臣工都聚集在宫阙之下，臣伏望皇上深入思考时势的变化，毅然振作精神。例如四川、贵州的土酋应当如何擒拿制服、如何荡平，各省水旱灾害和饥荒应当如何抚慰安置、赈济救助，都请明诏有关省份的臣子，并赐予临轩召见询问。这样不但四海九州安危的情形可以明察于圣心，皇上的龙颜也能为臣下亲见，精神神采更加振奋，鼓舞万国人心，消除天下灾变，其关键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人君奉行天理、治理百姓，以临朝视政为职责，自古没有人君懈怠日常职守而天下仍不混乱的。皇上应当慎重思考此事。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请求放宽言路疏》【万历二十三年】马经纶 臣伏见近来屡次奉行严厉禁令，斥退驱逐南北各地的言官。臣幸蒙恩准罚俸留任，今天正是臣进谏争辩的日子。陛下多年以来深居静养，君臣之道闭塞，朝廷内外都怀有隐忧。所依靠的，是言路诸臣明目张胆地为国家辨别邪正，指斥奸雄。虽然朝廷的处分未必完全符合舆论，但士大夫的公议还足以维持世道人心。这实在是高皇帝的神灵在鉴察并保佑，台省作为耳目所发挥的作用非常重大。陛下为什么一旦之间自行堵塞自己的耳目呢？因为兵部考察之事而治罪兵科，这还说得过去；却又因此牵连其他给事中，进而波及各位御史。被斥退的人，没有明确说明他们应得的罪名；被留下的人，也没有明确说明姑且宽免的原因。圣意深远微妙，虽然不容易窥测，但道路上的传说和议论纷纷不断。陛下近年来厌烦痛恨言官，动不动就以言语烦扰、渎扰为罪；如今忽然改变，竟以箝制言论、闭口不言为罪。既然因无话可说而治言官的罪，言官还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呢？臣私下观察，陛下用来治罪言官的理由，仍然只是浅层地治言官的罪。其实言官如今箝口不言，有五项大罪。陛下多年没有举行郊天礼，言官竟不能援引旧典，排门直谏，这是使陛下陷于不敬天之罪，第一项罪。陛下多年没有祭享祖先，言官竟不能以至诚之心拉住衣襟进谏，这是使陛下陷于不敬祖先之罪，第二项罪。陛下停止临朝，不再上朝处理政务；停止讲学，也不再举行，言官虽进言却不能坚持请求恢复，这是使陛下不能像祖宗那样勤于政事，第三项罪。陛下除去奸邪不果断，任用贤能不坚定，言官虽进言却不能强力争取实现，这是使陛下不能像祖宗那样任用人才，第四项罪。陛下嗜好财货已成癖好，对下属缺少恩惠，身边近臣之间积聚怨恨、酝酿变故，言官都为此忧虑，却最终不能冒犯龙颜进谏劝止，这是使陛下甘愿抛弃即位初年的政事而不能善始善终，第五项罪。言官犯有这些大罪，陛下若奋发振作精神，以这五项罪名治罪，难道不是应当的吗？为什么责备他们箝口不言，却不责备这些，而责备别的事情呢？近来朝廷大臣交相上章请求援救，不但不肯恢复他们的职位，反而降职为民。各位大臣本来出身草野，如今恢复平民服色，又有什么遗憾呢？只是想到朝廷错误的举措不能任其继续，大臣忠诚恳切的请求不能违拂。陛下不听内阁奏疏的救援，把降级改为杂职，那么辅臣还有什么脸面？这是自行割裂自己的心腹。若不听六部奏疏的救援，又把杂职改为编入民籍的平民，那么九卿还有什么脸面？这是自行残害自己的股肱。君臣本为一体，元首即使英明，也要依靠股肱、心腹和耳目的作用。如今陛下却自行堵塞耳目，自行割裂心腹，自行残害股肱。陛下将与谁共同治理天下的事务呢？人君受命于天，臣子受命于君，二者是一样的。言官本没有大罪，陛下一旦震怒，以失职治罪，便没有一人敢于抗命。既然大大失去人心，必然也会违背天意。万一天威震怒，因为陛下不举行郊天礼、不举行禘祭、不临朝、不讲学、不爱惜人才、不轻视财货，认为陛下失去了人君的职守，因而赫然降下异常灾祸，不知陛下到那时能否抗拒天命？臣不能抗拒君命，君也不能抗拒天命，这个道理十分明白。陛下难道不考虑为社稷打算吗？奏疏呈入，皇帝大怒，将马经纶贬降三级。《消弭灾变、修身反省疏》【万历二十四年】赵志臯

译臣谨奏：昨天因乾清宫发生异常火灾，臣伏望皇上颁下谕旨，引咎自责。臣私下认为，圣主这样诚恳而戒惧，一念之间本来就可以感通上天之心，使灾祸转为祥瑞。臣等又想到圣意如此真切，凡是愿意效忠献言的人，谁不仰体皇上虚心纳谏的胸怀，竭尽微薄之力？何况臣等作为股肱，与皇上一体，所受恩泽最深，对爱君忧国的心情更应当怎样呢？祭告、修省等事，礼部已经题请按次第举行；其余应当立即施行的条款，臣等谨遵奉明旨，冒昧列举如下，都是今天紧要的事务，最关系政体。伏乞圣明迅速裁定施行，宗庙社稷和臣民将无比庆幸。一、下诏罪己并告诫百官。查考嘉靖年间三殿发生火灾时，皇祖世宗皇帝曾下罪己诏，颁示天下，如今应当仿照办理。历代也有遇到灾异时，多次告诫百官，共同谋求修省和消弭灾害。臣等私下见到，今天奉公守法的朝臣固然很多，但背弃公义、徇私舞弊的也不少，以致政令失去公平，损伤和气而招致灾害。似应颁布敕令告诫大小臣工，让他们痛切地自我反省改过，更加修治平常法度，共同辅佐公平清明的治理。这样上下互相警戒，才是消弭灾害的首要事务。一、检查发出章奏。臣等仰念皇上静养玉体，深居法宫，臣等有幸充任机密近臣，却多年不能瞻望圣颜，倾吐忠愤。所依靠的、能够使上下精神流通、去除蒙蔽阻塞的，只有章奏这一途径。然而近来各衙门的本章大多留在宫中不发，以致事务停滞，官署空虚。六部主管国家大政，古人把它们比作喉舌；一时气息稍有阻塞，身体哪里能够安宁？所以一个官职长期空缺而不补，就会使积累的弊病不知道该防范什么；一件事务迟迟不能处理完，就会使受到牵连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这正是郁结群情、损伤和气而招致灾害的大患。臣仰望皇上清心振作，将吏部多次推举升任的官员以及各衙门奏覆的章疏，凡一向留在宫中者全部检查发出，使政务不致壅塞，各部门都有所遵奉承行。以上两项，伏乞圣明裁定施行。一、选拔长期被淹滞的人才。近几年天下被降职、贬谪、罢免、废黜的官员不下六七十人，近来两个月内被黜降的竟达四十多人。有的因一件事情的差错而一概斥退，有的因一个人的牵连而波及他人，其中实情多可原谅，难道要永远弃置吗？至于屡次奉行的明旨，都有不许含混推升的禁令。如今正值主上英明圣哲、朝廷有道之时，难道忍心因为一点微小罪过和过失而终身禁锢人才？只希望皇上特地下令给吏部，按照公道甄别。凡过去长期被弃置的臣子，查明其志向品行端正清白、受到惩罚已经很久、并非有意触犯皇上、为天下公论所惋惜的，将其分列等级，请皇上裁定，不要再受含混推升条文的拘束，使士大夫都能够扬眉吐气，不至于因摧折而郁闷。这是挽回天心、扭转世道的一大关键。一、选补台省官员。近来因为科道缺少人员，已经由吏部题请，又经都察院催请，都只等待了很久仍未得到批发。国家把分理政务的责任交给各部，把纠察欺蔽的责任交给科道，两者职责同样重要，不能长期空缺。如今官员少而事务废弛，言路堵塞而情实不能上达。臣私下希望皇上把吏部近来推用科臣以及行取风宪官员的奏疏，赶快检查发出，令其按额选补，这样台省得以充实，言路得以开通，臣等也可以借此采纳汇集忠言和有益意见，补救政务的缺失。这是修整政务、感通上天的重要谋划。伏乞敕令吏部施行。一、慎重刑罚、遵守法律，并禁止牵连攀累，以减少冤屈和滥刑。臣私下认为，朝廷所遵守的是祖宗的法度；刑官所依据的是钦定的律令。近来刑部审问拟定囚犯罪名，依据律法定罪，但明旨常常加重处罚，主管官员还要受到严厉谴责。这虽然体现了皇上惩治奸恶的意图，但使执法之臣无所适从，似乎也只能暂时这样，不能长久如此。法律不能放纵，也不能枉曲，只有做到公平，才可以长久施行。只希望皇上体念此事，今后审理刑狱一律以律例为准。至于抄家没收一事，若罪行情实相符，籍没财产有什么可推辞的？但近来有拷问逼供、牵连无辜平民的事情，在棰打刑讯之下，还有什么口供求不出来？这难道不会使冤抑之气上冲而干犯天和吗？况且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如果使人人恐惧，双脚交叠而立、屏住呼吸，不得安宁，实在不是太平治理的景象。只希望圣明特地下诏给审问官，不许牵连无干之人，以致破家丧命。这样仁心和气就能把悲叹怨恨转为欢欣，实在是消弭灾害的重要事务。伏乞敕令刑部施行。一、暂时停止织造，并稍缓烧造，以使穷困百姓得到苏息。绸缎和器物，都是上供所需，难道能够一概减省吗？只是近年增加征派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费用达到数百万。据苏州、松江、浙江、陕西、江西各地负责抚绥的官员都说，水旱灾害和兵荒使征收无法按期完成，一时库藏苦于没有积蓄，小民贫困已经到了极点，势难再行加派。臣仰望皇上怜悯国家和民间都贫乏困顿的时局，约束用度、体恤百姓，大施恩惠，将江南织造的绸缎、山西织造的绒毯以及江西烧造的瓷器暂且停止，或者减少数量，放宽解送期限，等各地稍有积蓄后，再陆续制造进贡。这样既不缺少宫廷使用，百姓的困苦也能稍得缓解，也是招致和气的一端。伏乞敕令工部施行。以上所列各项，都是时政最紧要的事务，是朝廷内外群情共同仰首盼望的事情。恳请圣明留心省览，立即批示发下，臣不胜恳切仰望之至。奏疏上呈后，得到皇帝批示阅览：卿等所奏，充分显见忠君爱国之心，知道了。《请求振举朝纲疏》【万历二十四年】赵志臯

译臣谨奏：因为天象灾变屡次显现，恳请圣明大力振举朝纲，以挽回天心、维系世道。臣认为天与人相互感应，灾变不会无故发生，只在于人君修养德行、施行政事来转移它。今年三月，乾清宫、坤宁宫发生火灾；六月，钦天监奏报彗星出现，又奏报闰八月初一日发生日食，日面被遮至九分多。这些都是天变中不常有的现象，却在几个月内接连出现，难道可以不修德行政来消除它们吗？臣愚见，修德行政的关键，没有比振举纲纪更优先的了。人君就如同上天，只有上天主持、制约万物，区别各种类别；只有人君统辖驾驭万民，使群体行动。君主统领纲要，臣下各司其职，上面的治理兴盛，下面的教化推行。这就是唐尧、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盛世，乃至汉、唐、宋各朝治世的情形。其间有不能完全遵守法度的，混乱也随之而来，迅速得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足以作为鉴戒。国家二百多年，纲纪何曾有一天不建立法度？何曾有一天不施行法度？臣工何曾有一天不肃敬？民心何曾有一天不安定？即使有微小奸邪隐藏不露，摇惑世风；有极恶大奸，诬陷伤害善良之人，但总是随即发现、随即消灭，最终从未成为朝政的拖累、世道的阻碍。而今天的事情，却有非常令人感慨的地方。皇上即位以来，每天处理朝政，万事亲自总理，五更便早起，又关心民间疾苦，重视人才，召见询问辅臣，咨询访问部院，开诚布公地接受劝谏，虚心接受规诫；朝廷没有不同的政令，臣民没有不同的言论，这正是太平极盛的治理。近年以来，太平之中产生了玩忽拖延，安逸之中减退了忧劳勤勉，纲纪的衰败，没有比此时更严重的了。臣私下忧虑此事，已经很久了。如今臣已经上疏请求归还家乡，若还不说话，就将成为再也无可作为的时候了。愿皇上稍微听取臣言。古代帝王面向南方听理天下，面向光明而治理，居于尊位而统御卑下，由近处推及远方，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皇上不临朝视政，至今将近十年，临朝之位长期空虚，人心渐渐松弛。虽然法度并没有完全废弃，但奸诈虚伪却无法全部查究。如果不趁现在及时挽回，恐怕将来更加难以支撑。皇上本意是效法皇祖，但皇祖晚年也曾被权奸和左右近臣蒙蔽，诬陷、贿赂公然流行，搅乱朝政，幸而晚年一怒而整治，平安下来，但也已经晚了。这是前事应当引以为鉴的地方，难道还可以再次重蹈吗？愿皇上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天刚亮就临朝视政，或者五日出来一次，或者每月出来三次，使天威不离咫尺，臣工都恭敬地趋前朝见。这是朝纲不可不振举的第一点。六部的章疏奏本，本来都有应当发出的期限。数年以前，皇上虽然不临朝，章疏仍随到随发，而且多有御批；如今却一概不发。推举官员的奏疏不发，官员就不能赴任；奏报事务的章疏不发，事务就不能奉行。近来因尚书孙丕扬的请求，一天发下二十多本，京城欢声震地，但尚未发出的仍然很多。至于请求行取，是为了选拔贤能来掌管耳目。内有台谏官不可长期空缺，外有知府、推官等官员不宜长期滞留，而且也可使部中等待选用的进士以及等待起复、养病、补任的人不至于长期耽搁。又如内地各部、寺的升选，外地藩司、按察司听候补授、守候任用，都已经等候很久，怎么可以再迟延？乞请皇上俯从吏部的请求，照常批发，使人才不致阻滞。这是朝纲不可不振举的第二点。国事和人心关系到世道。过去大小臣工在朝廷没有不同的议论，近来却渐渐离心离德，各怀私心，结党附同、攻击异己；又有不修治本职而越位议论政事的人，志在彰显自己的正直；有的自己写好奏疏草稿，却请别人代为上奏，意图推行自己的谋划。堂官与属官各有确定的职分；想要放纵奸邪，就夸夸其谈而不顾名分；邪正本来有确定的公论；想要肆意加害，就极力丑诋而故意违背公论。现在应当察明这些情形，迅速予以纠正，这样贤能之人或许能够实现自己的志向，世道也可以挽回。这是朝纲不可不振举的第三点。官场既然已经不正，衰败的风气就会波及下层卑贱之人。那些不能被任用的小人于是蜂拥而起，幸而边疆多事，便得以背负武器、参加军旅；他们在道路上传播流言，迷惑扰乱听闻，好事之徒又跟着津津乐道，以实现攻击他人、破坏成事的图谋。又有一批被罢免闲置的官吏，以及像举监生儒乐新炉一类的人，藏匿在京师，投靠权势显赫的宦官衙门，作文写书，到处投递，随即送入报房，叫人抄录传布四方。报房就是古代设置驿站传递命令、使其到达远近各地的机构；没有奉命不敢抄录。如今早晨朝廷收到奏疏，晚上就抄发，不等命令下达，已经传遍四方。近来又有刘世延一份奏疏，议论臣以及石星、李桢。仔细玩味文词，很不像世延的口吻；于是查问通政司，发现并没有副本，才知道是奸邪小人借刘世延之名诬蔑善类。这种风气难道可以助长吗？这是朝纲不可不振举的第四点。刘世延凭借穷凶极恶的资质，肆行乱臣贼子的行为，朝廷内外、远近各处侧目已久；如今一旦依法处置，满朝都感到欢欣。然而世延的肆意作恶显而易见，世上本来还有一些人心术险恶乖僻，智谋机巧深藏不露，气焰足以熏灼一时，权术足以笼络众人的心志，破坏朝政而不顾国家利害。他们作恶隐微而难以察知，这是朝纲不可不振举的第五点。利源一旦开启，贿赂之门就会随之打开，奔走竞争、钻营求利的道路被开通，争夺侵占的祸患就会产生；而且利益能够使人的智慧昏乱。自古英明有才智的君主难道还少吗？一旦受到利益诱惑，便会因贪得而昏乱，放纵多取的念头，肆行无止境的索求。凡是可以使百姓贫困而使自己肥足的事情，没有不去做的；唐德宗积聚琼林、大盈二库的事情，就足以作为鉴戒。臣不愿皇上蒙受这样的名声。就拿近来的开矿一事来说，一份奏疏获准，十份奏疏便接连而来，甚至有一省请求开采三十一处。小人的放肆竟到了这种地步，然而难道全都是为国家谋划吗？无非是迎合皇上的欲望，成就自己的图谋，徒然助长奸民酝酿作乱罢了。如今除已经有成命允许开采的地方以外，今后再有听到风声便冒昧上奏、企图窃取利益的人，一律禁止。这是朝纲不可不振举的第六点。过去星变已经预示了动乱的萌芽，如今又再次出现，难道可以侥幸认为不会应验吗？伏望皇上体念上天仁爱眷顾之心，预先采取消弭灾变的办法，察知臣是出于爱国，不要认为臣的言论是多余累赘，将臣所陈述的六件事俯赐施行，大力振作，务必使纲纪端正、风俗恢复。这样就是宗庙社稷之福、臣民之庆了。臣不胜恳切仰望祈求之至。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请求补任本兵疏》【万历二十四年】赵志臯

译臣谨题奏：近来接到总督邢玠的报告，说朝鲜倭情万分紧急，朝鲜国王又想弃国逃走，而且行踪诡秘，暗中派人前往清正那里；金总兵已经逃脱，庆州生员也想率众投顺倭贼。人心离散，粮草无法供应，我军孤军远戍其地，后续援兵没有接上，进退两难，这确实是东方危急存亡的时刻。臣等看到报告，不胜惊骇，日夜思考拯救的办法；但想到这件国家大事，全靠兵部主持，主持的人却没有，谁来承担责任？掌管兵部的人必须熟悉兵机，长期通晓边防谋略，是忠贞体国的人，专心实际任职，绝不是没有经历边防的人所能办理的，也不是暂代掌管职务的人所能担当的。况且今天天下的军事事务不止倭患一处，到处都值得忧虑，到处都应当谋划。倭寇既然倡乱，那么从东北到西南，辽东、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万里都应当防备。北部边疆有九镇，处处日夜防御，如今四川又报告边患。西部边疆则云南、广西、广东等地不时有土官、土目、猺獞等族，以及缅甸、安南等国，都需要处置。中原又有矿洞、山箐以及民间盗贼不时偷偷发动，也都应当预先防备。这不是仓促之间所能应付、用敷衍办法可以支撑的事情。此前把兵部印信交给侍郎李正原，奉行的旨意只是暂时掌管，并非长久之计；可是既然没有尚书任命，究竟让谁来担当？既没有担当的人，哪里会有认真办理的事情？臣等私下观察，皇上对于倭患，奏报到了就发下，请求提出就施行，圣心已经独自劳苦于上，对此事也特别忧虑于中。然而皇上深居九重，哪里能完全了解军中的事情？即使臣等几个书生，虽然不敢不竭尽全力协助办理，但哪里能通晓军中的一切事务？必须精心选得合适的人，特别授予专职，令他日夜筹划，尽心研究，详细考察利害所在，弄清各种缓急应采取的办法；防备东方而不遗漏西方，考虑前方而不失误后方，这样或许才能有所成效。各部的事务即使有差错，事后还可以补救；军事一旦失误，国家安危就在顷刻之间。这是何等大事，怎么可以不赶紧谋划？皇上对于倭事没有不急于图谋的，但补任本兵一职却没有急办，所以将士认为皇上用兵的意图仍然宽缓，因而产生许多退缩之情；朝鲜君臣又认为皇上救援的意图仍然宽缓，于是产生逃走或投降的打算；倭奴揣测皇上的救援并不急迫。于是他们谋划急速进攻、抢先发动，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大概形势和影响之间，本来就足以使人自行疑惧。试看京城之下、朝班之中，能够确实相信皇上留心军事的人有几个？何况远方的人呢？补用一名本兵，本来只是极其平常容易的事情，皇上却偏偏把它看得困难；如果连这件事都难办，那么还有比这更难的事情，皇上又将如何处理？故意制造困难而使人不能不疑，这正是将士因此离心、盗贼因此生出图谋的原因。臣等日夜忧惧，多次上奏请求，却一直没有得到允准的旨意。臣等原以为圣心一定会有默默回转的时候，但今天的事情已经迫近，不能再等待，所以不得不再三冒昧陈奏。伏乞皇上立即降下明确旨意，不要再迟疑。将吏部推举为本兵的前一份奏疏，赶快赐予裁定，选定一员，令其到任掌管事务，国家幸甚，天下幸甚。再说在数位大臣之中，众人都推举萧大亨为第一。倘若能按此拟议任用他，那么华夷都会信服，朝廷内外共同庆贺。大亨的才能，如果任刑部尚书，并非他的长处；如果任兵部尚书，则绰绰有余。正当如此仓促紧急之时，臣等万万不敢做徇私负国的事情，尤其希望皇上宽免他的小过嫌，而考察任用他的重大才能；那么大亨感恩图报之心，必将远胜常情万倍。臣等不胜忧国忧边、激切反复陈说之至，等待命令，谨题请圣裁。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再次催请补任本兵疏》【万历二十四年】赵志臯 臣谨题奏：刚接到总督邢玠的塘报，其中说：南原已经在八月十六日被倭寇攻破，副将杨元从西门杀出后不知去向等情。臣等看到后，不觉失声大叫，震惊战栗不已。过了一会儿又接着读到书信，其中说：闲山失守，西南两面无处不是贼兵；贼兵二十万人，我军只有两三千人，而清正又向忠州而来，其他地方驻守的兵力难以撤出，南原本来就守不住，全州也难以支撑。此时如果在一条路上抵御，已经有很多困难。若海中没有水军，登州、莱州、天津都值得深切忧虑。因此今天的计划中，水军极其紧急，海运也极其紧急。闽浙一带倒不必一概惊慌，只应集中力量援助朝鲜，采取治标并堵塞根源的办法。又说：朝鲜的兵粮本来就少，正要发运本色粮食，马价也很快散尽，只能坐等死亡，手脚全无措置之处了。又说：这个时候本兵还不补任，圣上为什么不亲自为社稷筹划？这正是九卿和台省官员叩阙急切呼吁的时候。臣等手捧这封信，眼泪鼻涕一起流下。查得杨元率万里孤军抵挡数万贼兵，臣等本已日夜忧虑他难以保全，如今竟然覆没，又凭什么振作我军士气、谋求属国安定呢？臣伏想圣主听到此事，一定会变色而不能安宁。所幸总督邢玠、经理杨镐都是忠贞不二之臣，总兵麻贵以及部下各位将领也都是一时之选，应当赶快督促他们在后续作战中取得成功。天津、登莱是京师的左臂，必须大规模调遣闽浙等地的水军前去戍守。一方面可以作为保卫巩固中国的谋划，另一方面可以作为夹攻倭奴的计策，这是应当赶快谋划的，不能再迟缓。朝鲜的粮饷虽然络绎不绝地转运，但兵多路远，怎么能立即送达？已经发出的马价全都用尽，必须再拨发十万或二十万前去接济，这样才可以没有内部溃败的忧虑。至于这些军粮大计，涉及的事项很多，稍有差错，就关系到国家安危。如今没有熟悉军务的本兵日夜主持筹划，却只让暂代印信的侍郎负责办理，难道是长久之策吗？臣等多次进言，皇上都置之不理，一旦收到败报，彼此相视只能长叹。皇上为什么不以宗庙社稷为重？难道要到了这种地步吗？邢玠所说九卿、台省叩阙急切呼吁，实在是沥尽心血、披露真情、万不得已才说出的无可奈何之言。伏望皇上立即准许任用本兵萧大亨，令他赶快到任，筹划东方战事，这样或许可以弥补先前的过失，谋求以后建功。否则，靠一两个书生办理，必然会误国，即使死上万次又凭什么赎罪呢？臣等谨慎冒昧拟写谕帖一道，伏望皇上准许颁发。臣等不胜流涕哭泣、哀切恳求之至。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

译《请求储备边疆人才疏》【万历二十四年】赵志臯 臣等连日接到东征塘报，我军在朝鲜与倭寇苦战，攻破其一座城、三处寨堡，但岛山城中仍然坚壁固守，我军仰攻，十分难以用力。四面援助倭寇的兵力源源而来，顷刻之间成败相差悬殊。臣等日夜忧心，不敢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实在因为战事尚未结束而恐惧。只是相隔千里，徒有这份忧心，力量能够做的在于朝廷谋划。如今朝廷谋划仍有许多缺失，只把一战当作孤注，难道不危险吗？所谓朝廷谋划的缺失是什么呢？兵部称为本兵，也称为枢要，却把事务交给侍郎李桢。本官拘泥于文义，不熟悉军旅，皇上为什么任用李桢，并把大权交给他？因循不改，他胸中本来没有奇谋，怎么能指望他深谋远虑，预先筹划胜算，担当军国大事呢？想到这里令人战栗、毛骨悚然、寒心，这是第一点。朝鲜那里只依靠邢玠、杨镐二人来奖掖率领各位将领。臣亲耳听说杨镐亲临战阵，出入箭石之间，奋勇不顾自身安危，确实可以依靠。但朝廷也应预先作好准备，万一此人稍有差错，数千里之外由谁来替代他呢？万一邢玠又发生不测，由谁来替代他？这类事机关系重大，有备才能无患，都应当预先筹划，这是第二点。如今本兵不思考，吏部不管理，各衙门不进言，只依靠皇上的福德和祖宗的威灵。上天固然眷顾，人事也应当修整办理，不能只说依靠上天而已。如今朝廷之上，许多官职没有补任；小官所管的只有一件事，尚未补任还可以兼摄。大臣则上要护卫天子，下要治理万民，绝不能不补任；即使补任，也不能任用不合适的人。查得隆庆年间，因为北边多事，特意增设兵部侍郎二三员，以作为督抚人选的储备。先帝如此留心边务、广泛储备人才，确实是万世都应效法的。伏望皇上特别注意用人，不要因为爱惜官职名器，反而使重要的大臣职位一并空缺；特地下谕有关部门，将各部院堂官逐一选拔补任，以重视朝廷。又搜罗可以担任督抚、兵备、亲临战阵的人才，分布在蓟州、辽东附近，以备缓急。这样平时无事时可以凭借他们筹划谋略，修复废弛的制度；仓促有事时，可以借助他们的勇力，应对紧急军务。以上各类官员，或者敕令吏部秉公竭忠，再加斟酌推举；或者将吏部推举的人选由皇上亲自裁定，钦准发下，同时仍然广泛询问、博访人才，另行储备人选。不要只以平常的才干品级，徒然选人充数，那样国家幸甚，臣等也幸甚。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陈述军事问题疏》【万历二十四年】赵志臯 臣谨奏：东征何时平定尚无期限，国家事务骚动不安，值得忧虑，恳请圣明神断，召集朝廷议论，以谋求长久胜利和永久安定。臣卧病在床，又听说东征大举出兵遭到惨败，不胜愤懑。只是此身虽然有病，这颗心却没有死，实在不忍看见国事败坏到这种地步，谨将东倭事情的始末、其反叛与归顺的无常，以及直到今日是议战还是议守，陈述如下，愿皇上稍加听取。臣曾查阅史籍，东海各地山岭阻隔、海域险远，只有倭奴最为强盛，臣服于它的有一百多个国家。到唐代才改称日本。洪武初年，倭寇侵扰山东、淮安、浙江、福建沿海各郡，于是派莱州同知赵秩，赐给倭王玺书，责令其入贡；倭王不听，发动数千船只袭击我国，却被风吹散沉没。从此几十年不再与其通使。赵秩回来后，倭国派僧人入贡，也多次侵扰山东、福建沿海地区。皇上于是命汤和修筑从登莱到浙江沿海的各座城池以防倭，卫所又修筑山东、福建海上的各座城池。从此入贡和侵寇没有一定。永乐年间，都督刘荣守卫辽东，倭兵再次来到，刘荣合兵将其包围，斩杀很多倭兵，从此倭寇不敢窥伺辽东。正统年间，倭寇侵扰大嵩，大肆荼毒；借进贡之名，残酷杀戮，每年都成为常事。嘉靖年间，中国的豪强招集倭寇，在海上称雄占据，并把祸害施加到内地。朝廷派总督胡宗宪，招募远近的强兵以及有智谋、勇敢的人，又搜括东南财赋，经过十多年，浙江、南直隶的祸患才开始平息。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朝鲜君臣积弱不振，日本关白依仗强盛，发兵直捣朝鲜。皇上怜恤弱者、摧折强暴，派将领援救，攻取平壤，连续三战获胜，随后封贡议和的谈判兴起。朝鲜派使者来朝廷，封贡议和的谈判于是成功。于是册封诏书下发，冠服赐下，李宗城、杨方亨两位使者也被派出。没想到行至中途，突然发生意外，奸臣制造危言以恐吓正使，李宗城又在夜间逃出釜山军营。李宗城是纨绔子弟，上面屈服于天威，下面畏惧众人议论，竟敢陈述情由，只是自取罪责。然而皇上先后对倭寇采取的措施，起初并没有失误，为什么呢？因为倭夷进攻朝鲜而出兵救援，是以大国救助小国的仁德；因为倭夷请求册封而派使者册封，是安抚远方、善待近邻的义理。册封既然没有成功，就应当主持作战。但作战不能轻率妄动、希求侥幸，必须内部巩固根本，有磐石般的安定；对外审度时机和形势，有压倒卵石般的优势，然后一战取得全部功效。如果不能作战，就应当坚守以等待敌方出现破绽，或者屯田以供给军需，或者训练军队以蓄养锐气。如今却不衡量敌我，不估计劳逸，只是悻悻然想着逞强一战。第一次在南原失败后，才整顿收拾兵粮，勉强集结后出兵；冬天又在蔚山失败，再整顿收拾兵粮，大举出兵；冬天第三次在泗川失败。集合水陆十万大军，四路同时进发，谁不会认为谋虑已经周全、部署已经确定，可以控制釜山倭寇的命运了呢？为什么中路军会中诱兵之计而大败，东西两路也因攻城而损伤？陈璘的兵船又为什么会被焚烧劫掠？四路大军同时溃败，最近又仓皇无计，只得收敛兵势退守，借口等待查勘。这说明锐气已经受挫消散，兵力轻重也已经散失，又不知道将要怎样整顿收拾以图再次出兵。何况东边战事自从改变战局以来，又已经两年多了，耗尽四方水陆运输，集合远近征调的军队，人情汹涌，海内骚然。大军前往朝鲜，就像水流奔向沟壑一样，却连釜山一寸土地也未能取得，三战三败，给倭奴留下笑柄，使中国蒙受的耻辱也太深了！难道朝廷的钱粮、百姓的膏血、数万人的生命，竟是用来供争取功名的儿戏吗？

译臣私下认为，凭这样的愤激之兵作战，原本就没有取胜的道理。倭寇聚集在釜山，距离日本一帆风便可到达；他们转运粮饷、救援兵力，顺流而下，早晨出发晚上就能到达。而我军陆路隔着辽东，水路横断大海，相距数千里，兵马经不起奔波劳累，粮饷经不起搬运困苦，这是第一项不利。倭寇坐据坚固大城，三处据点相互联络，有的以逸待劳，凭近处控制远方；我军却携带粮食、捆束草料，露宿野外，仰攻敌人的坚城，这是第二项不利。有这两项不利，怎么能取胜呢？如今壮丁已经死在刀锋之下，即使想再次调兵，也不过是柔弱之人。何况宣府、大同、山西、蓟州、辽东各镇连年征发，户籍空虚，北方人又趁机时时要求贡赏，势必难以再次征调。如果从腹地招募，都是临时聚合的乌合之众。就像先前徐中素上疏，自称平时蓄养了三千死士；等到东行时，却转而在京城内外招集市井佣工贩夫之流。这些人眼睛不认识旌旗，耳朵分辨不出金鼓，泗川之败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军队，实在令人痛恨，这样的兵还能再次调集吗？东征每年耗费库藏金数百余万，山东、浙江、南直隶、福建、广东在常赋之外又增加六七十万，民间穷苦百姓经不起剥削；再加上水旱灾害，又加重开矿的差役，百姓逃散流离，无法活命，粮饷还能再次运输吗？从今以后，如果不作长远谋虑、反复审察，筹划永久安定的办法，将会看到：在朝鲜方面，只会专门借助天朝为自己报仇，始终没有考虑平定祸乱、图谋生存的心思；在中国方面，则军队疲惫、粮饷耗尽，倘若有奸徒乘机倡乱，如近日河南插旗之变，那么我们不但不能救援朝鲜，甚至连自救也来不及了。到那时，东方的事情将如何收场？这就是臣伏在枕上思虑，五内焦灼劳苦，不能不进言的原因。以臣愚昧的见解，北方人不时入侵，损失将领、丧失军队，尤其是心腹大患，怎么可以舍弃眼前而谋求远方？不如让督臣邢玠仍回本镇，与蓟辽抚臣同心协力制敌；东方的事务，则全部交给经理抚臣万世德办理。选择一名大将与他协同，并给万世德酌情加授部衔，以便节制部属，限定年数作为期限。先把已经调集的兵将逐一挑选，留下其中精壮可用的若干人，其余徒然耗费军饷，全部命令撤回。然后把留下的军队分布在全庆各处要害，依凭山势筑城，依凭江河挖壕，坚守营垒，彼此声援。再遍历朝鲜八道，选择土地肥沃的地方，广泛开垦，分别委派廉洁能干的官员，责成他们管理，并且不时查核，例如某道开垦了多少土地、防守如何，秋收积存粮食如何，以此确定赏罚。时间久了，朝鲜方面的粮食可以自给，我们的粮饷就可以不必运输了。同时调选八道精壮的人，分别委派熟悉军事的将领，只加以训练，例如某道训练马兵如何、步兵如何；训练成一队，就可以撤回我方一队兵。时间久了，我军可以逐渐撤回，朝鲜军队便可以自行防守了。所有险要之处都设置重关，修筑烽堠，务必使倭奴不能像以前那样冲突进犯。尤其希望严加防备并切实责令朝鲜君臣卧薪尝胆、协力相持。陪臣中有不听命的，允许经理抚臣立即按汉法惩办。所有尚未尽述的事务、应当请给的钱粮，以及应当裁减的冗员，听凭万世德会同监军和查勘科臣上疏题请。所分布的将领和所简任的官员，听凭他们咨询访察，斟酌情势便宜行事。这样就能训练精兵，军威振作，屯田种粮，军需物资充足，险隘设置完备，国家根本稳固。可以作战时，就大举征伐，直捣釜山，以洗雪三次战败的耻辱；不能作战时，就坚守营垒、清理野外，保卫防守八道，以断绝倭奴狂妄逞强的图谋。这样，中国的军队和粮饷不必远途输送，朝鲜长期积弱的局面也可以逐渐振作。倭奴一旦知道我们已有防备，进攻无从逞强，也将自行谋划撤归了。至于内地山东、浙直、闽广之间，所有防御倭寇的事务，更应整顿修治，如同列圣筑城布兵以防侵犯一样，这尤其不可迟缓。臣私下认为，安定内部、排除外患，今日东方的事情必须这样办理。伏乞皇上加意留心阅览，不要把它看作寻常泛泛之论，并且赶快敕令九卿、科道诸臣，各自秉持虚心，不拘泥于成说，详细议论后上奏请示，迅速赐令施行。臣怀着无比激切的心情等待命令。奏疏呈上后，得到皇上批示：朕已经阅览了。卿的奏疏充分显示出老臣忧虑国事、筹划边防的深切心意。东征尚未取得胜利，朕日夜悬心，正在向你询问长远策略，谋求万全之策。奏疏中的各项事务，着令兵部立即会同五府、六部、九卿堂上官、科道等官员，尽心详细议定后施行。卿应当更加调养身体，赶快出来辅佐治理，以分担朕日夜勤政的忧劳，切勿长期空缺职位，使朕久候。《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二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三 陈述天下安危的奏疏【万历二十五年】吕坤 臣私下看到，元旦以来天气昏黄，日光暗淡，占卜者认为这是祸乱的征兆。如今天下的形势，乱象已经显现，但乱势尚未发动；天下人的心中，作乱的念头已经萌发，但作乱的人还没有倡导起来。今天的政令，都是播下乱机、使它发动，帮助乱人、使他们倡乱的因素。臣斗胆把挽救时局的要务为陛下陈述如下。自古以来，幸灾乐祸、乘乱而起的百姓有四类：第一类是无聊之民，温饱没有来源，个人和家产都陷于困境，于是怀有逞强作乱的念头，希望暂时延缓死亡；第二类是无行之民，意气高傲、性情强悍，轻视法律、把生命看得很轻，平日喜爱玉帛和子女却得不到，一旦发生变乱，就图谋淫乱劫掠；第三类是邪谋之民，白莲教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递符号、号令，所在之处便结成群体，倘若有首领发出召集，他们就是归附的人；第四类是不轨之民，乘着缝隙、踏着机会，妄想称雄，只希望眼前发生变乱，不愿天下太平。陛下如果约束自己、爱护百姓，减损上层、增益下层，那么四方百姓都会成为赤子；否则他们全都会成为寇仇。如今天下百姓的贫困，已经可以想见了！自万历十年以来，没有一年不发生灾害，但催征赋税照旧。臣长期担任地方官，看见陛下的赤子冻得骨头都露出来，没有可替换的衣服，肚腹饥饿、不能一日两餐，墙垣房舍不能遮蔽，草苫茅屋尚未修完，流离迁徙的人一天天增多，荒弃的土地非常多。留下的人要缴纳已经逃走之人的粮税，活着的人要承担已经死亡之人的差役；君门相隔万里，谁能仰面申诉！如今国家的财用耗竭，也可以想见了！数年以来，修建寿宫的费用动辄数百万，织造的费用动辄数百万，宁夏之变的费用动辄数百万，治理黄河的费用动辄数百万，如今大规模工程采伐木材的费用又各以百万计。土地没有增加，百姓没有增多，起初并不是有雨水、豆子涌出黄金，怎么能够维持开支！如今国家防御的疏略，也可以想见了！三大营的军队，是用来保卫京师的，可是马匹一半羸弱破旧，士卒一半老弱；九边的军队，是用来抵御外敌的，却都在挟制上级方面勇猛，临敌作战时怯懦；外卫的军队，是用来准备征调、供给守御的，可是户籍中缺少服役之人，军户又被各种需求拖累，已经只剩皮包骨头，靠什么抵御敌军？假如有一千骑兵横行，军队不足使用，必定要选用民丁来让受怨的百姓互相争斗；怨恨朝廷的百姓，谁肯同他们合战？人的心，是国家的命脉！如今人心所盼望的，只是陛下把它收拢罢了。关陇地区气候寒冷、土地贫瘠，百姓生活实在艰难，自从制造花绒以来，家家都因催逼而困苦；提花染色，日夜没有休息，成千上万人劳作一年，最终还织不成一匹。他如山西的防织、苏松的锦绮，年度定额已经完成，却仍不断加造；至于饶州的瓷器、西域的回青，都是不急需的物品，只是徒然使小民劳累。陛下如果确实把这一切都停止，那么江西、陕西百姓的人心就收拢了。以采伐木材来说：直径八丈的木材，哪里只是生长了一百年的东西？深山穷谷中蛇虎杂居，毒露很多，人烟稀少，寒暑、饥渴、瘴疠导致的死亡，更不用说了。一根木材刚砍倒，千人也难以搬动，倘若遇到阻碍艰险，必定造成伤亡。四川百姓有话说：“进山一千人，出山五百人。”其中的悲惨可想而知。又如采伐海木，官定价格虽说每株一千两，但近来运到京城所费何止万金？臣见到楚、蜀之人谈及采木，没有不哽咽的。如果减少采伐数量，提高木材价格，放宽期限，减小木材尺寸，那么四川、贵州、湖广百姓的人心也就收拢了。以开采矿产来说：南阳各府连年饥荒，生机刚刚恢复，百姓面色仍未摆脱菜色，便因责令他们报效矿户而已有一半惊逃。自从供应矿工工食、官兵口粮以来，许多人甚至被拖累而死。自都御史李盛春严加防禁、切责之后，抚按因害怕获罪而不敢说话。如今矿砂没有利润，却责令百姓缴纳银两，而奸人仲春又把它作为侵夺盘剥的计策。朝廷得到一两金子，郡县却要耗费千倍。如果确实敕令告诫使者：“不要以矿砂为由责令百姓缴银，侵夺小民。像仲春这样的人，杀无赦。”那么四方百姓的人心就收拢了。官店租银的征收解送，自从赵承勋提出征收四千两的说法后，皇店便开设起来；自从朝廷派遣内官以后，权力就加重了。市井中的店铺，是贫民求取一升半合、丝毫利益以养活身家之处。陛下享有天下的财富，何必依赖他们？况且冯保进入店铺建造房屋，怎么会每年有四千金的课额？课额既然是四千，实际征收岂止数倍？不夺取市民的钱财，还能从哪里取得？如今豪强之家派仆人开店，居民尚且受到祸害，何况特意派遣中贵、赐给敕书，凭借压卵般的威势，实行竭泽而渔的办法，百姓困苦哪里还顾得上过问！陛下如果撤回内臣，责令有关官司征解课额，那么京畿百姓的人心就收拢了。宗室都是九庙的子孙，王锦袭等人却是举世罕见的奸邪之徒，借着相隔数千里，冒充王弼的子孙；事情相隔三百年，又妄称接受寄托的财产；其间伪造丝纶，假传诏令，明着欺骗圣主，暗中陷害亲王。倘若楚王因此含恨自杀，陛下将用什么话向高皇帝的神灵谢罪？这两个贼人的罪行应当诛杀，却只令他们返回原籍。臣恐怕万民惊疑，实在应赶快斩杀这两个贼人，以向楚王谢罪，那么天下宗藩的人心就收拢了。崇信伯费甲金的贫困、十厢珠宝案的诬陷，都是全国所知道的。起初被科道官员根据传闻误判，严加追究尚且不算过分；如今已经确知他是冤枉的，却又加以禁锢，实在是伤害无辜。请释放费甲金，革除他的俸禄，恢复五城厢卫，降职斥退有关官员，那么勋戚之人的人心就收拢了。法律，是用来平定天下人情的，应当有轻有重。太祖已经制定为律，列圣又增加为例。如果轻重可以迎合喜怒之情，那么条例就不能成为固定的法律。臣在刑部任职三年，每每看到诏狱一下，持平办理的人多违拂皇上心意，从重办理的人都合乎圣心。如往年陈恕、王正甄、常照等案件，臣欺瞒上天、辜负百姓，已经自行废弃法律，陛下还认为判得太轻，全都加以大辟之刑。既然如此，律例又有什么用呢？如果陛下确实俯从司法长官的公正裁判，勉力遵循祖宗的法制，那么监狱中囚犯的人心就收拢了。自古圣明的君主，哪里有喜欢诽谤言语的？然而他们致力于求取进谏、给予进言者赏赐，是因为知道天下的存亡，取决于言路的通达或闭塞。近来被驱逐的官员已经很多，选补也都停止，天门闭塞，法座高严。如果不广泛通达四方耳目，又怎能明察照临万里？如今陛下所听到的，都是众人敢于说的话；那些不敢说的，陛下就无法听到了。

译一个人孤立地处在万乘之上的位置，满朝没有敢于冒犯圣颜、直陈逆耳之言的人，虽然一时痛快，却会给后日留下忧患。陛下如果确实释放被拘押的曹学程，恢复吴文梓等人的官职，凡是因进言而获罪的人，全部分别召回任用，那么士大夫的人心就收拢了。朝鲜紧邻东部边疆，近在我国肘腋之下。平壤在西郊，鸭绿江、晋州正对着登莱。倘若倭寇夺取朝鲜并据有它，借其民众充作军队，就地取得粮食，进则截断我国漕运，退则窥伺辽东，不到一年，京城就会坐困，这是国家的大忧患。可是朝鲜请求出兵时，朝廷却意见不一；既然答应出兵，又拖延期限。朝鲜力量穷尽、形势屈服，不投降并受倭寇驱使就不会停止。陛下如果确实及早决定大计，合力东征，那么属国百姓的人心就收拢了。四方输送解送的物资，筹办已经艰苦，转运尤其困难。等进入内库，往往已经腐朽，万民的脂膏化作尘土。倘若每年核查一次，对粗劣不合格的物资严惩监收者，对腐朽的物资严惩保管者，只要整顿一番，就可以使一年的物资抵得三年使用，每年节省不下百万，输送解送者的人心就收拢了。自从抄没法变重以来，被株连的人很多。只要被定为转寄赃物，就连同抄没全家财产；诬陷为拥有大量赃物，就互相牵连亲友。一座宅院被查封，鸡犬大半饿死；一个人被押出，亲戚都不敢收留。再加上官吏执法严酷，兵丁搜查苦毒，连少年和妇女也命令脱衣。臣曾经亲眼见到，掩目捂鼻，心酸难忍。这难道都是正犯的家属、重罪犯人吗？只因一个字有所牵连，百口也难以解脱。奸人又乘机恐吓，挟持索取财物，不够就不停止。半年之内，骚扰遍及京师。陛下知道这些吗？愿陛下慎重采取抄没措施，释放无辜受牵连的人，那么京城百姓的人心就收拢了。列圣在位时，难道少有宦官和宫妾吗？然而死于鞭打杖击的，却没有听说很多。陛下数年以来疑心深重、怒气旺盛，朝廷广庭之中血肉狼藉；宫禁之内惨痛悲戚、哭号不断。这样严厉的气氛和冤魂，竟聚集在福祥之地。如今环绕宫门、守护门户的人，都是伤心而侧目的人，外表忠诚勤勉，内心却藏着险恶毒辣。他们既然早晚都不能自保，即使九死一生，又何必爱惜自身？臣寝榻之侧，同心同德的人恐怕没有；夜深之时，防备祸患的人恐怕也没有。臣私下对此忧虑，希望陛下稍稍收敛威严，谨慎使用鞭打杖击，那么左右近侍的人心就收拢了。祖宗以来，有一天三次朝见的，也有一天一次朝见的。陛下长久不上朝，人心的懈怠松弛已经到了极点，奸邪之徒的窥伺也已经很深。守卫官军只是照旧例应付差事，如今乾清宫修造工程逼近御前，军夫往来，谁能辨识他们的面貌？万一发生不测，拿什么来应对？臣希望在天亮时发出宫门钥匙，在太阳偏西时放军夫出宫；除非军国大事，谨慎不要在昏暗夜间传宣。至于章奏不予答复，先朝从来没有这种事，到今天却大半留在宫中。假如有国家大事，实封奏疏被拦截，外面还传言说“留中啦”，天下人知道吗？希望从今以后，章疏尚未批答的，每天在御前发下一纸，送到午门，转交各司查照，那么君臣虽不能面对面交谈，上下仍不至于互相欺蔽。臣观察陛下从前励精图治，如今正当春秋鼎盛，却全无早晚忧劳勤政的心意，只孜孜不倦地把忧虑贫乏当作事务。不知道天下的财富只有这么多，君主想富，天下就会贫；天下贫困，君主难道能够独自富有吗？如今民生已经憔悴到了极点，采办日益增加，诛求更加广泛，把万民的怨恨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把天下四海的仇恨结在九重宫阙。臣私下为此痛心：即使六合成为一家，千年保持原样，假如宫中空无所有，谁忍心让陛下独自贫穷？如今禁城之内，不愿有这样的君主；天下百姓，也不愿继续这样的生活。怨恨、诟骂、忧愁和叹息，实在难以听闻。陛下听到这些，必定会食不能咽、睡不能安了。臣年老而且衰弱，恐怕不能再见到太平。臣向上呼天、向下叩地，斋戒住宿七日，恭敬献上忧虑危急的诚心。只希望陛下秘密实行臣所说的话，突然像出自圣心警醒觉悟一样，那么人心自然喜悦，天意也会自行回转。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陈述海防的奏疏【万历二十五年】李颐 臣私下认为，倭奴想窥伺中国，先侵犯朝鲜，起初以为中国容易对付，深入平壤；等到我军四面围攻，一鼓作气攻下平壤，倭军锐气虽稍受挫折，但野心并未停止，于是倡议请求册封的说法，逃脱我军追击，悠游了五年，训练军队、聚集粮饷、置办器械、制造船只，各项都已准备齐全，才听任使臣向东而去，他们却已经击楫向西渡海，水陆并进；又声称听候天朝处置，以拖延我军援救，把我们看作婴儿，狡猾凶恶异常。我太祖高皇帝廓清天下，四夷都来宾服，唯独断绝倭奴的朝贡，大概是清楚知道鲸鱼鳅鱼最为狡猾，不是豚鱼之类可以信任，神明的谋略深远啊。如今倾全国之力再次前来，难道只是为了朝鲜这弹丸之地吗？其情势更加狡猾，其形迹更加暴露。幸而遇到圣明之主，与太祖相合，命令将领兴师，再次彰显上天讨伐的威严：一方面巩固左腋的藩篱，一方面驱逐榻边鼾睡的敌人。天威震赫，圣武显扬，肃整中外人心，激励将士同仇敌忾，封闭京城、安定海上风波，指日可待。只是大军尚未集结，倭众已经先行发动；闲山遭到夜袭，全庆闻风披靡。万一狡猾的倭奴乘着燎原之势，扬帆向西，海滨到处都是可登陆的岸口，仓促之间毫无防备，想来令人寒心。天津、登莱等地最为关键险要，近来已经设置巡抚大臣专门治理，完全切合当前形势和要务，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至于臣等所管辖的沿海要冲，延绵七百余里，从来没有专门设置官兵；虽然臣等先在万历壬辰年间整治安排，略有条理，但铠甲兵器等军需物资全都从边防定额的兵器数目中抽调借用，后来因为倭寇的威胁稍稍平息，随即撤回归还。近来又重新整理旧有的部署，逐步行文各镇、各道，再加以筹划安排。现据册籍报告，分布兵力进行防守：如现有和外调官兵，以石匣、振武等营共三万四千三百余人，各自划定区域分头守卫；以密云左、右等营共一万八千五百余人，各自整装准备支援；至于战车、火器，营路、偏厢等车共五百四十余辆，大将军等炮共七百余位，佛郎机炮共八百六十余架，以及随营、随车配备的快枪、铳炮、火箭等器械，也都足以作为守御的装备。至于应当设置的烽火台、壕沟、巡逻船、马拨等项目，以及修缮疏浚城池、选练精壮敏捷的乡兵等一切防卫保障事务，已经依次举行办理，务必取得实际成效。只是前述官兵虽然已经预先布置，并申明责任、督促完成任务，但必须等到汛期军情报告紧急时，先由分守各处的兵力统率赶赴汛地；再等到倭寇势力猖獗时，才派出应援兵力迅速驰援，协同围剿。

译根据目前已经完成的布置来看，似乎可以说有备无患；然而必须疆界安宁、兵力有余，能够把缓处的兵力调到紧急处，才可能收到成效。如今边军精锐已经大多被挑选出来，东边援救各处敌寇的兵力往往在伺机窥探。倘若倭寇警报传来、各处同时发生紧急情况，就会顾此失彼，终究不是万全之计。查得臣等先年酌议，蓟镇应设置协守副总兵一员、游击二员、守备四员，共招募南北军兵一万五千人，分别统领驻扎在密、蓟、永三道滨海地区，全部归蓟镇总兵官节制。倭寇紧急时，酌量调边兵前往防守应援；边地紧急时，酌量调海兵协同防守，彼此声势相援，缓急都有依靠，已经上疏请求依此施行。后来因议论册封而中止，如今事势急迫，远非昔日可比，设置将领、招募军队，实在不能不办。只是时局困窘、举措艰难，恐怕财力物力难以接续；不得已，请依照先前议议，设置游击二员，各统兵三千，共招募军士六千：一员驻扎永平道所属地区，一员驻扎密云、蓟州二道所属地区，分别驻在各处紧要适中的地方，作为专门防海的军队。近来又调来台兵三千三百余名，其缺额本来就应另行招募。又因难以安排粮饷，暂时以主兵代为守台，如今应当依照数额招募，暂时留下防海；并依照先前议定设置一名协守副总兵统领，控制驻守三道海边要害，东西两营游击都听其调度防援，并归蓟镇总兵官统辖。总计三营增加兵力近万人，除去补充台兵的部分已有议定，实际增加的只六千人，并不过多。因此应责成三道分别选募，无论南北，务必得到精强之士。仍依照原议，协守一营酌用马六百匹，游击二营各用马三百匹，全部以附近州县的马匹充给，以便临敌驰击、互相防援。各兵安家银照例每名五两，月饷银一两五钱，以及将领廪费、马匹料草等项目，都等兵部覆咨到后另行议定发给。这是专兵方面应议的第一项。蓟镇最重要的是守护沿边台垣等工程，通常每三年一次题派分修。臣等近来根据镇、道官员的议定，分派当前修缮工程，都照先年规则：每修砖墙一丈，春防用军二十五名，秋防用军三十名；每修敌台一座，用军五百名；其余工程各酌情分派，不尽相同。这是平时无事时预先筹划、修补门户的办法。如今征调纷繁，边海同时告急，如果工程劳役不停，军力就会更加困顿，作战和防守凭靠什么？似应照近年防倭已经施行的事例，不论春防、秋防，都以十分工程为标准，酌减四分，只修六分：如每修砖墙一丈派军五十名，每修敌楼一座派军七百名，其余工程依次减少派役，稍稍体恤拿锄服役者的疲劳，预先保养冲锋作战的精锐。仍督促三道执行，严格稽查，不许将领等人卖放作弊、草率塞责；军兵必须达到实数，修砌务必精良坚固，违犯者从重惩治。倘若倭寇的警报紧急，就应当全部停止工程，迅速赶赴汛地防御；又有些事情不能按照平时的惯例论处。再看各省直班兵，过去专门从事筑墙修城，往往用脆弱之人充数，器械铠甲全都没有，逃亡接连不断；即使修筑防守也多是虚应故事，要责令他们奋勇作战、抵御敌人，就困难了。应等兵部覆议后，通行河南、山东、北直隶抚镇衙门，督令明年春班将领把所统军兵全部挑选精壮、足额配备，并各自携带锋利器械，限令正月中旬赴蓟，以便分布修防，不要拘泥于通常期限。至于宣大、延绥四枝边兵，也一并精选后迅速发往入卫。如果兵马器甲仍有不堪用、不足数的，责任在统领将官；准许臣查验人数，依法弹劾惩处，以整肃边防军纪。这是班兵方面应议的第二项。蓟镇各营各路历年制造的军火器具，都是用来防守边疆的。近来因调发征倭官兵一万二千六百余人，各自把本营器械等物随身带往东边；不足的又从别项借给。又有南北各省镇调来的官兵经过蓟门时所携带的兵器，偶有缺少，以及所需马匹、骡子和途中倒毙需要补充的，都在沿途营路借给。已经命令各道逐一查核借用数目，造册上报后再行酌议。只是器械、马匹、骡子是边海急需之物，都应限期补还；然而估计费用非常巨大，而且近来按征倭军士的惯例发给安家等银两，多数由有关官司借支，等候另行请求补入库中，如今各库都已空虚，各项急需之物哪里能够迅速运送？应请按照近年防倭的规例，由兵部向密、蓟、永三道酌量拨发马价银，每道二万两，专门用于购买马匹、制造器械以及海防杂办的一切必需事项，并详细登记；有余则彼此通融，不足则再行酌情请拨。事情办完后造册上报，臣等核实后奏缴，并咨报兵部查考，这样有钱财才可以用来兴办事务，不至于耽误时机。这是兵费方面应议的第三项。臣等此前所筹划的，不过是用本镇的兵马守卫本镇疆土。万一倭奴狂妄逞强，拥众长驱而来，没有大量集中精锐就不容易扑灭。臣李颐在任事之初曾陈述愚见，认为应预先命蓟镇总兵官，不论主兵、客兵、南兵、北兵，都筹办精兵二万；宣大、保定总兵官各筹办精兵一万，严格督责将领，整顿器械，训练步伐。平时照常守卫汛地；一听到蓟门重大警报，不等候征发命令，各总兵官就迅速统兵前来蓟镇，作为正面主力，宣大、保定军队作为左右两翼。

译四镇兵马在敌军前方迎击，同时命令辽东总兵官挑选精兵二万，从敌军后方截击，使前后相应、两面夹攻，让这个倭奴四面受敌，连一只车轮也不能返回。此事当时虽经兵部覆议通行，至今已经过去很久，请再次申明，使其预先整备。这就是所谓“不要依仗敌人不来，而要依仗我们有办法等待它”。至于昌镇兵马拥卫陵寝，本来难以抽调援助；但蓟镇、昌镇接壤，唇齿相依，蓟镇紧急时，昌镇不能坐视不理。因此也允许臣等审察形势、把握时机，酌量调拨标营马兵、步兵各一枝，就近在密云道所属地区协同防守。但不是万分紧急，不敢轻易调动。这是邻镇方面应议的第四项。以上四项议论，臣与镇、道等官员反复商议，认为简便可行，才敢上奏请求。其中增加兵力这一项，尤其紧要。因为增加兵力，各项办法才都有实际内容；没有兵力，再多的话总归都是空文。倘若认为天津、登莱已经添兵增饷，势必难以再顾及蓟镇，那么臣还有一项请求：京营余兵十万，虽然勤于校阅，却从未实际使用，应当挑选精兵一万，迅速命令他们赴蓟；准许臣督促将领严格训练，分布在海上，酌量撤回边兵，周密防守边塞城垣。京师虽然是国家根本之地，但处在重要位置，就可以驾驭较轻的地方；蓟门又是肘腋之地，攘除外患正是为了安定内部。何况那里距离京师很近，并非调兵远征，只需加发行军粮饷，听凭他们轮番更换，也是将士内心深切愿意的事情。这样还可以逐渐使他们习惯精勤，暗中消除骄横强悍之气，其好处不只在边海。出兵行军必须粮食随行，自古以来就有这样的记载。如今顺天府、永平府屡遭灾伤，民间粮食艰难，臣等正怀有隐忧，已经命各司道查议，务必多积粮食，以备军需和荒年。如今恰逢该部、科道题请施行，把两府百姓运送京库的银两改征实物，储存在郡县，这更是便利的办法，容许臣等直接依便宜办法一并督促执行。等各道详细报告送到后，或者酌量请求漕粮，或者借给买粮本钱，不妨多积储粮食，统一等候发放支用，另行议定销账补还，臣不敢一一烦渎。现将分布海防的官兵、车辆、船只、火器、烽堠、马匹以及城堡、强健乡兵等各项事务，详细造册，随本奏呈。伏乞敕令有关部门复核并加以查酌，上奏请皇上裁定施行。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论倭患已经平定，军队不可轻易调动。奏疏【万历二十六年】沈一贯 臣私下想到，皇上因为倭贼已经平定，向天下颁布诏书，满朝臣子都欣喜地认为皇上的睿智谋算、神明谋略使四方远地震服，无不举手加额，相互庆贺、相互勉励。大概是因为看到了今天的功劳，想到前日之所以取得这一成功并不容易；又想到后日要继承这一成功，尤其不容易。这次战事，关酋虽然狡猾，也不过是一个奴酋；群丑虽然众多，也抵不上我国一个大郡。毒害仅仅蔓延到一隅，军队却因此劳苦于七省；数百万人的裹粮，六七年间的奔走效命，哪里只是大小臣工竭尽才智和力量，即便皇上废寝忘食，也不能有一天安宁舒适。国家正处于全盛时期，圣主亲自决断，取得成功尚且如此艰难。大概用兵之事，费用浩大，征发困难，耗空内部来应付外部，本来就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胜败的命数，最难预先料定。东征功业的完成，只是上天的幸运没有使我们穷困断绝罢了。伤痛平息之后才知道伤痛，直到今天想起此事，仍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同经历水火焚溺一样，难道还可以再次蹈入吗？所以古人说，在天下尚未乱时制定治理之策，在国家尚未危亡时保全邦国；趁天下尚未乱、尚未危时谋划，一句善言就可以凝聚民心，一项善政就可以消除民患，所费力量少而取得的成效大。等到已经乱了、已经危急了才谋划，即使汇集众人的思虑，也未必能办成事情；即使实行众多善政，也未必能解除忧患。只要在细微之处稍有失算，就会留下无穷无尽的祸患。寝席之间，瀚海可能再次兴波；陋室之下，夷族酋长可能接踵而来。忧劳不得不集中到圣躬，财力不得不耗费于中外。纵然善于收拾，也已经疲惫困顿；万一有所跌倒，后悔又怎能追回？所以满朝忠臣的谋议，都认为国家的武功虽然值得称道，但政治实际上有很多缺失。矿税扰民太过，民间百姓无法聊生，盗贼日夜窥伺，已有突然作乱的忧虑；守臣竭力弥补，却有难以支撑的形势。孔子说：“治理国家的人，不怕财富少，只怕分配不均；不怕贫穷，只怕不能安定。”忧患不在颛臾，而在宫墙内部。臣每次诵读这些话，总是震惊警惕。自古以来，国家荡析离散、百姓流离播迁的祸患，都始于上下不均；民心倾向作乱，怎能不害怕？伏望皇上居于高位而听取下情，考虑祸患、预先防备；不要任凭一己之情而违逆百姓的愿望，不要贪图沾沾自喜的小利而轻视宏大的根基，不要认为小民容易欺压、刑法可以钳制，不要认为盗贼容易诛灭、铠甲兵器足以倚仗。愿圣心时时谨慎，圣断清明，常常像倭患尚未平定时那样警惕恭谨，一点也不懈怠荒废；这样或许可以防止上下各自逐利，使臣民和君主都获得荣誉，使盛大德业和成功流传万世，社稷实在大幸。奏疏呈入，皇帝听从了。弹劾矿使陈增的奏疏【万历二十六年】郝敬 臣看到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的揭帖，其中说：开矿太监陈增背离法令、营私舞弊，剥削官员、虐待百姓，包办贩卖铅砂，抽调丁夫、加派赋役等各种违法情状。一句话令人咬牙切齿，一个字令人流泪。官员不能有一天安稳地守住职位，百姓不能有一天安然求生。圣明之主在上，却让豺狼在大都吞噬百姓，让狐狸般的奸邪在白日公然横行，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没有人敢让皇上听到。这是祖宗的法令徒然设置，也是皇上的明令不被信守。内官不许干预外事，这是高皇帝的明确训示。貂珰之类内官得到进用、差遣接连不断，只是中叶的败坏风气罢了。如今陛下不能远法高帝，反而下袭中叶旧弊，已经是过错。所幸皇上的明令还规定不许扰害地方、不许动支官银、不许加派小民，或许还能万分之一地救百姓于水火。据吴宗尧所奏，不论山东六州二十九县，即使只在益都一县，一年之内已经支费银两超过二千两，必定不是毫无根据。陈增出巡比较时，打死邻县矿夫孙有三，几天不许埋葬，残酷到了极点；贫民单林、韩文等人长期被刑罚拘禁，富户瞿拔、徐大亮等人横遭掳掠，也必定不是毫无根据。

译按人口抽调丁夫，包办摊派金银；仅益都一县的丁夫就有二千名，共摊派银三千六百两，又摊派铅价银一千零八十两，那么全省六州二十九县每年大约要摊派银十余万两，必定不是毫无根据。奏疏中洋洋万言，列举百余条罪状；即使说这是切身受害者的控诉，也未必每一条都可信。但臣所摘出的这几条，似乎并非空穴来风，既然明显违背皇上明令，如果不立即查问，凭什么使官吏和百姓心服，惩正贪残之罪，彰显陛下无私的圣明？吴宗尧不过是一县县令，任职还不到一年，是贫苦书生，刚刚得到一个官职，难道不会爱惜自己，甘心主动招惹祸患吗？何况前日的韦国贤，覆辙并不遥远。他难道不知道吗？况且开矿一事，群臣百般进言而圣上百般不听，难道会因为一个有司官员进言就忽然听取吗？他必定知道这一点。钦差内使百般进言而皇上百般听从，又难道会因为一个有司官员的一句话就不再听取吗？他必定知道这一点。他何苦舍弃七尺之身，冒犯雷霆之怒，求取必定得不到的侥幸，却向必定不会回转的天庭呼喊呢？这正说明他已经万不得已，这种情形也可以谅解。因此臣认为，宗尧的话并非全无根据，不可不加以查勘审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八十两〕 然而这只是治理表面现象罢了。倘若开矿的劳役不停，派遣内臣的做法不废除，只禁止他们扰害地方，实际上却是在引导他们扰害；只禁止他们加派，实际上却纵容他们加派；只禁止他们动支官银，却终究免不了动支官银，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安宁？为什么呢？他们明知圣上所谓“不许扰害”，只是宽慰臣下的权宜之辞；而把有司不应额外索取看作阻挠矿务的大罪。有司以骚扰、额外需求为违背圣旨，内臣又以阻挠矿务为违背圣旨。有司被论为违旨的案件还没有定罪，内臣论为违旨的案件却已经逮捕审问了。这样看来，陛下的法令在财货方面，坏人违犯它就会受到惩处；在地方百姓性命方面，即使违犯了也本来无妨。天下仰望而看见陛下的意图在这里而不在那里，那么即使三令五申，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臣认为，只要矿务不停，明令中所说的话，岂只是陈增不相信，天下官吏百姓也都不会相信了。然而陛下不肯相信诸臣进言，原因有二：认为过去说开矿没有利益，如今所得数万金，怎么能说没有利益？过去说开矿有害，如今天下安宁，怎么能说有害？陛下不知道，您所谓的利益，在于国库的私蓄；诸臣所谓的无利，在于民间受到伤残。从民间剥取财物而收入国库，这是舍弃百钧重物而收取秋毫小利，哪里有什么利益？陛下所谓的无害，是庆幸眼前没有祸患；诸臣所谓的有害，是忧虑将来发生意外。祸患在眼前逐渐积累，到将来突然爆发，这就是今天的事情不能预料明天，怎么能说无害？如果只把国库收入看作利益，把民间所得看作不是利益，这就是臣不能理解的地方。如果一定要等祸患已经发生才相信它确实有害，那正是臣最为恐惧的。伏愿陛下思考祸福相倚的关键，防止祸患聚集的道理，采纳逆耳苦口的劝谏，洞察逢迎谄媚的奸邪，重新显明圣旨，停止开矿，这样就如同黄帝、虞舜再世，太平光明的时代重新兴盛。即使有陈增一类豺狼狐狸般的奸徒想要扑食官民，又怎么能够得逞？如果说经费不足，那么开矿所得原本就没有供给经费；如果说内帑缺乏，那么铺官、买办仍旧是从外府取用。天下对陛下的疑惑会更加深重，而陛下的明令不过成为愚弄臣民的空文罢了。为什么还要让宦官之辈把它视若草芥呢？伏乞陛下先行停止开矿，然后根据宗尧所奏，命当地抚按逐项查勘，请皇上亲自裁决，以端正陈增的罪行；这样或许可以使民心喜悦归服，也使大小臣工仰见陛下如日月般的圣明。臣所深深痛恨、而且认为远不止这些的，是据宗尧奏疏中所述陈增口供的几句话：“就是抚按官说我们奏本也不下发，只是我们的奏本下发得快一些罢了。”这尤其违法。陛下的这种心意，外人虽然心里明白，却不敢说出来；陈增却公然说出，毫无忌惮，分明是倚仗陛下，挟制臣民，把过错归到君主身上，罪没有比这更重的，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请听取臣的愚见，把宗尧所奏之事一并迅速交付勘问，不要再留置阁中，以免遂了奸人的心愿。请再把臣的奏疏一并批发下去；如果臣说得对，恳请陛下鉴察臣直言而宽免臣死罪；如果臣说得不对，即使杀了臣、斥退臣，也都可以，这样也足以免除臣的言官职责，并彰显陛下的英明决断。倘若一概留置不发，忠良之臣只是徒然辛劳，而上天的听闻与下情之间更加疏远；百姓呼喊疾苦却得不到回应，奸贼日益猖獗却不加诛治，日积月累，以至天灾变异、民心离散，到那时即使把天地都变成黄金，把河沙都变成珠玉，瓦解的形势已经形成，天下大事也败坏了。到那时再取今日的言论追悔，再取今日那些毁坏天下的小人灭族，又对挽救天下治乱有什么补益呢！伏望陛下早日赐予裁决，百姓幸甚，国家幸甚。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眼下国库已经空竭，国家用度不足，开采矿务原本是因为不忍心向小民增加摊派，而且屡次已有批示禁止约束，以免扰害百姓。陈增已经得到批示，仍应遵照敕令中的事理办理，洁身奉公，严格约束下属，不得自行触犯法典。吴宗尧借言官等人的奏揭肆意妄为，显然是为了求取名声，暂且不予追究。所奏之事知道了。” 修身省察以消弭灾害疏【万历二十七年】冯琦 臣近来看到太阴星横过天空、太白星白天出现，已经是极其异常的现象。至于山陷为谷、地面涌起成山，则自天地开辟以来，只有唐代垂拱年间发生过，如今又再次出现。臣私下认为，上天是无私的，只听从百姓；要承顺天意，就应当顺应民心。近来天下赋税额数与二十年前相比，增加了十分之四，而百姓中家境富足的，却减少了十分之五。东征西讨，百姓凋敝困苦于兵役；自从矿税使派出以后，民间的痛苦更加严重。再加上水灾、旱灾、蝗灾，流离失所者遍布道路，京畿附近盗贼公然横行，这绝不是小事。各位中使奉命出行，随行的奸徒动辄成百上千。陛下想要使商贸流通，他们却专门困扰商人；陛下想要爱护百姓，他们却专门残害百姓。近来有两类神奸：一类专门窥伺皇上的心意，有了写成的奏疏，就借武官之名呈上；另一类专门剥削小民，策划好了阴谋，就借宦官之手施行。他们运用机谋如同鬼蜮，搜刮财物连极小的数量也不放过，远近百姓共同叹息，贫富都受到困扰。贫苦人家没有积蓄，只能靠经营谋生；但夺去他们几文钱的利润，就已经断绝了他们一天的生计。至于富民，更要防备毒害；他们有的被陷害为漏税、盗采矿产，有的被诬告为贩盐、盗伐木材，诡计布置周密，声势显赫。

译等到他们得到钱财，便悄无声息，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小民双脚疲惫、屏息忍耐，却无处容身；利益归于群奸，怨恨聚集于朝廷。百姓处在刺骨的贫困之中，怀抱伤心的痛苦，一呼喊就容易激起事变，一旦事变发生就难以安定。如今太平尚且如此，平民已经人心汹汹；如果突然有战乱的警报，天下还有谁可以依靠、相信？巴拜被诛、关白死亡，都是招募民丁作为士兵，用民间财物充作军饷。如果一方的穷民倡乱，四面八方响应，到哪里征兵，到哪里筹饷呢？陛下如果派遣忠实亲信之人，访察都城内外里巷的歌谣，让他们一一奏报，那么百姓的怨苦就可以清楚看见。上天的心意仁爱，明白显示灾异征兆，实在是想让陛下彻底醒悟，坐而消弭祸乱。然而礼部关于修省的奏章还没有得到批答，奸民搜刮财物的奏疏却又获准施行。又如纳何其贤妄称奉令，要求把天下无碍官银全部解送。四方的钱粮都有定额，所谓“无碍”，大概是指经费羡余。近来征调频繁，正额尚且拖欠，哪里能得到羡余？如今一下令催促督责严急，必然会分取国库财物来充作进献经费，最后还会把这些负担转派给民间，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又如仇世亨奏报徐鼐掘坟一事，按道理说，哪里会有一座坟墓藏着数万金黄金？即使确实有这样的事，也应当交给抚按官核查勘验，先依法治其盗墓之罪，然后没收墓中的财物；从来没有在罪状尚未查明之前就先行没收财产的道理。一张奏纸早晨送入，严厉的命令晚上就传下；即使心中怀有深重冤屈，又有谁敢申辩说理？这不只是要毁掉这一家族，还会把祸患牵连到许多人；只要被株连，立即就会败亡。京城之下尚且需要反复查核三次，万里之外却只凭一面之词，竟使狡猾之徒掌握生杀大权。这种风气一旦倡导起来，谁不会争相效仿？这已经等同于告缗之令，又开启了告密的端绪。臣等正想陈诉，奸人的奏疏又得到批示了。五天之内，搜取天下公私金银，已经达到二百万。奸诈之中又滋生奸诈，常例之外又创立新例。臣先前还希望这种做法会日渐减少，如今却更担心它日渐增加，恐怕不等到民困财尽，就会激起大乱而无法止息。伏望陛下肃穆深远地审察全局，赶快与廷臣共同谋划修□□之策，不要让天下百姓对朝廷结怨，使千秋青史讥刺圣德，那就万幸了。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弹劾晋党诬陷重臣疏【万历二十八年】朱吾弼 臣私下认为，各省直隶和边方设置巡抚，是用来表率镇守将吏、惠爱安抚百姓的，所以称为天下重臣。山西内拱卫神京，外抵边塞，能够有像抚臣魏允贞这样清正耿介、端方正直的人在其中弹压，贪墨官吏便心寒，困苦百姓也能安居。七年的艰难经营，民间口碑处处传扬；一生的磨炼操守，士大夫舆论都衷心倾服。怎奈恶宦孙朝肆意污蔑，颠倒是非，完全不顾重臣身份，动辄放言要吃他的肉、寝他的皮。臣私下惊讶，这件事关系到国体和世道，绝非小事。各地中使四处出行，过去之所以还忌惮贪婪残暴，是因为害怕抚按官日后议论追究；天下百姓过去之所以还能免受荼毒，也还依赖抚按官从中维持。如今孙朝侮辱魏允贞，朝廷明知朝中有公论，却不严厉责备孙朝，也不赐谕慰留魏允贞，恐怕这会使是非失去界限，邪正不能并立，正直之臣离心瓦解，奸佞小人得志，中使从此毫无顾忌地传播恶行，百姓也完全失去赖以生存的依靠；在民间聚集的怨恨日益加深，在国家酿成的祸患日益迫近。即使不替国体珍惜，难道对世道也可以不忧虑吗？况且孙朝出任此职，朝廷原本并不是选拔贤能而派遣他，不过是趁机勾结，与原奏官串通取得差遣，以谋求私利罢了。他杀害驿官以肆意施虐，压扣税银以肆意贪污，又捆打平民，索取绸缎、毡绒，凶狠贪财，种种违法，导致县官闭门请求退休。这些都是山西人共同看见、听见的，谁能说孙朝足以胜任使职呢？伏望陛下颁发明确谕旨，重重惩治孙朝的欺罔妄为，温和地谕告魏允贞安心供职，使天下知道朝廷有重臣，不是群小可以离间的；这样或许国体得以尊崇，人心归于协和，天下太平也就有希望了。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陈述矿税六害疏【万历二十八年】田大益 臣私下认为：内臣专门从事劫夺，以满足皇上的要求。矿山不必一定在矿穴，税也不必一定从商人那里征收。民间的丘陵、田地、道路，全都可以说是矿；官吏、农夫、工匠，全都可以成为纳税之人。公私上下都受到骚扰，民脂民膏耗尽，原来所说的军国正供反而因此亏缺。即使让有关官府用刀锯相威胁，也只足以驱逼百姓加速作乱罢了。这就是所谓搜刮越巧，国家越快倾覆。陛下曾把征收矿税说成是富裕国家、爱护百姓，但内库每天增加的收入没有停止过，却从未稍微补助军国所需。四海之人正反唇相讥、咬牙切齿，却想用计谋和甜言蜜语蒙蔽天下人的耳目，难道做得到吗？这就是所谓名义虚伪，最终必然败露。财物聚积而不使用，祸乱将随之而来。脱巾起义不断发展，直到揭竿而起，恰好成为奸雄伺机觊觎的资本。到那时即使家家富足、人人有余，也将来不及阻止国家倾覆。这就是所谓贿赂聚集，最终必然散失。众人的心不可伤害。如今天下人，上至簪缨士大夫，下至耕田的农夫、贩卖的妇人，忍受艰苦，握紧拳头、怒目而视，却无处控诉，这种情形已经很久了。一旦土崩瓦解的形势形成，家家彼此仇视为敌，众人的心齐齐逼迫，天下便会因此大溃。此所谓怨恨到了极点必然作乱。国家全盛已有二百三十多年，如今已经遭逢阳九之厄，却还东征西讨，只求满足一时快意。这样，上则荡乱君主之心，下则耗损国家命脉。两个奸臣一旦势力牢固，贤良的医生就会逃走；死气聚集，国家的大命便会倾覆。这就是所谓祸患拖延越久，最终越大。陛下自矜奋发，自以为贤明，沉迷其中而不肯回头，以豪横的宦官和奸诈的武官为心腹，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劝诫救治的言论，您却像衣袖遮住耳朵一样听不进去。即使遇到比干剖心、皋陶进谏，又怎么能够解除您的迷惑呢？这就是所谓心意迷失，难以挽救。这六点，是当今的大患。臣害怕死亡而不说，就是辜负陛下；陛下拒绝劝谏而不采纳，就是危及宗社。愿陛下深切察看，竭力扭转这种局面。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论孙朝、魏允贞之事奏【万历二十九年】沈一贯

译臣认为，今日的政体有一时的升降，却关系到当代的治乱，有一件事不能不烦请皇上主持，那就是孙朝、魏允贞的事情。祖宗斟酌历代帝王的制度，建立纲常、陈列法纪，周详审慎而精密，防患最为深远。比如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分布于内外：内有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各衙门，以及台省百官；外有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县各属，无不彼此兼摄、互相制约，交相维系。一个官职必有几个衙门统辖，一件事务必有几方面的耳目共同承办。所以担任其职的人虽然似乎有受牵制的苦处，但事务精细、物情详备，法令施行、政纪严肃，规模宏大，体统公平。君子有所依凭，可以尽忠；小人有所忌惮，可以收敛恶行。国家二百年来太平无事，原因就在这里。凡是熟谙世故、久在仕途的臣子，无不抑制心志，收束言行，认为本来就应当如此，不敢有所逾越；只有那些敢作敢为、不了解政体的人，才恼恨这种拘束，想要冲破它。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一旦偏信一人、独任一人，权势过重便难以转移，毒害潜藏便难以治理，忧患到来，难道会浅薄轻微吗？例如巡抚这一官职，是祖宗特意派遣、用来整肃一方法纪的。虽然没有什么不统辖，但钱粮由布政使掌管，狱讼由按察使主管，又另派巡按御史与之相抗衡于一时，其中始终寓有相互制约的意思，所以足以使人倚信。唯独如今的矿税内臣，体统不载于宪纲，职守不见于《会典》，想做就做，想停就停，想弹劾谁就弹劾谁，想治罪谁就治罪谁，使中外臣僚无法寄寓一丝一毫相互制约、防范的意思，完全废弃祖宗的良法。臣私下认为，给予他们的权力实在太过分了。他们不仅不受言官制约，反而制约言官；混乱因此日益增长。皇上屡次颁发严厉谕旨，难道不是希望他们彼此会同、和衷共济吗？然而抚臣以安民为职责，中使以搜刮百姓为职责，职责已经相反，调停又从哪里施行？道理上难以贯通，必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法令上难以假借，必然不能遂其私心。两方心性如水火不同，终究难以协调。臣早已担忧会有今天这样纷纷扰扰的局面。祖宗长期设置的官职，是经常之制；皇上暂时派遣的使者，是权宜之举。以权宜之举妨害经常之制，不是长久安定、永远治理的办法。朝廷之所以尊严、国家之所以安定，所依靠的正是这种体统和法度。抚臣绝不可废弃而迁就内臣，内臣难道可以放纵到反过来弹劾抚臣吗？抚臣都可以被弹劾，又还要按臣做什么？还要司道做什么？府县又还有什么用？那就全都成了任人宰割的鱼肉。军民又凭什么得到安定呢？如果这样，百官安抚百姓的办法就会穷尽，四海百姓重新得到生机的希望也会断绝。内外势力的消长、阴阳盛衰，将在此决定。皇上不能不在其中作出主张。况且臣听说，医生用药，必须使各种药物彼此相畏又彼此相使，然后才能发挥作用。用人也是如此：使他们彼此畏惧，各自怀有谨慎之心，就不至于废弃法度；使他们彼此配合，就能共同履行职责，不至于耽误事务。况且让两个人共同承担重任，即使其中一人破坏了事情，还有另一人可以挽救，也可避免意外之忧。既然彼此畏惧，就必须再相互制约；这样谁也不敢只凭自己行事，而都会为朝廷效力。这是明主用人的方法。今天这件事，即使不能扶持这一方、压制另一方，以提高抚臣的地位，也应当让两方都保留、都相互制约，使他们的形迹浑然不露，无法揣测皇上的喜怒；使宫廷与府署成为一体，无法窃取皇上的威权。这样或许可以使国纪不受损害、民心不致失去。臣是为了宗社长远着想，战战兢兢，等待命令。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乞请免将奏本发到私宅拟票疏【万历二十九年】沈鲤 臣私下认为，内阁之所以称为“密勿”，难道不是因为军国大事要在帷幄中筹划，机密事宜应当保密而不应泄露，所以才有这个名称吗？先朝曾在内阁门上悬榜，凡各级官员及其他人等，一律不许擅自进入。外面的人固然不能擅自进入，里面的人难道就可以擅自出去吗？臣沈鲤在嘉靖年间改任庶吉士，臣某在隆庆年间改任庶吉士，先后都在内廷秘阁学习，尚且赶得上看到内阁辅臣辰时入阁、申时出阁办理政务；阁中拟票的情形，能够预先听闻的，只有负责缮写票拟的中书舍人罢了。对于各衙门的章奏，谁敢带出内阁，越过阁门一步呢？后来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内阁辅臣偶尔因病不能进阁，于是把奏本发到私人寓所，权且拟一次票。从此以后竟相沿成习，一来一往，十只手、十双眼睛经手，几乎不可能没有泄密。公事却在私人房舍中商议，大政却在偏僻小巷中裁决，本来已经不合朝廷体统，何况机密事务不保密还会造成祸害呢？而且臣等也因此有不能尽职的地方。为什么呢？中使来到门前，奉命守候催促，臣等就不能从容审慎处理，竭尽心思；二三位同僚各自在私宅，又不能聚在一起商量，以帮助谋划决断。所以常常有奏呈刚刚完成，随即又后悔，认为不应当这样做的情形，这就是所谓不能尽职。首辅负责平章军国大事，臣等共同参与平章政务，如今只是暂且替首辅分担事务罢了，却也沿袭旧例，在私宅拟票。放宽处理，就被认为苟且；催促办理，就被指责为专擅。有人认为其中可能有徇私舞弊、上下其手的地方，又怎么能只凭一人的看法，独自承担而居之不疑呢？如果到了夜深时分，点灯执烛，衰老之人眼目昏花，面对连篇累牍、密密麻麻的细字，想靠近细看又怕有所疏漏，不靠近又不能看清楚。奏呈刚刚完成便立即后悔，这固然也是原因之一。还有更值得担忧的：印章存放在内阁，临时启用，用完封存，本来就应当谨慎保密。如今只因用印时间不定，印章不能随官员出入，于是预先启用封筒，通常每次三五十副，交给值班拟票的中书舍人，使其可以随意使用。幸而现在的中书舍人都循谨守法，可以保证没有其他问题；但怎知将来不会有不肖之人和意外之事从中发生呢？臣等也不能不对此战战兢兢。伏望皇上深思远虑，恢复先朝旧规：把奏本发到内阁中，由众人共同拟票。这样上可以尊重朝廷体统，下可以尽到臣子的职分，同时堵塞窥伺机密的漏洞，也是革除旧弊、更新制度的一件事。臣等不胜恳切，祈望至极。奏疏送入，皇帝听从了。请慎重对待事情的结束以保全治理疏【万历二十九年】杨东明

译臣私下认为，天下的治理根本在于君主的一颗心；而君主之心，往往开始时勤勉，最终却变得懈怠。明主可贵之处在于能够采纳忠言，振作激励懒散的志意，这样才可以长久保持太平之治，并把美好的德泽光辉流传久远。皇上登基以来，亲自勤勉处理各项政务，皇帝的谋略美善，难以全部说尽。臣有幸生在圣明昌盛的时代，忝任负责进谏和匡正的职务，原以为圣朝没有缺失，可以无须操心地安享太平了。可是皇上临朝日久，渐渐流于因循；不上朝听政，不亲临讲筵，谏疏只是徒然辛劳，未曾得到批答允准。章奏并非没有阅览发下，但凡涉及关键紧要之事，往往留在宫中不发。这些都属于不能慎终的表现。皇上早晚思考此事，应当自己知道已经不如当初了。皇上身居至尊之位，掌握威权和福祸赏罚，住在九重深宫、臣下难以进见的地方，即使多年不出宫、积压的章奏不下发，忠贞尽职的臣子也只能长叹而已，又能把皇上怎么样呢？臣认为，臣子所敬畏的是皇上；至于皇上所敬畏的，也有上天的明确诫命、祖宗的典章制度，以及大小臣工和四海九州百姓人心的向背。这三种敬畏，都是明主战战兢兢、不敢忽视的，不能说“我是天下的君主，想勤勉就勤勉，想懈怠就懈怠”，便可以任性自用。况且皇上常常把尽职尽责归咎于臣下，难道只因大小衙门各自履行职责，就可以安然无忧了吗？天下就像一个家庭，家长不处理事务，子弟和僮仆必然各自荒废本业，家道一天比一天衰落。君主不勤于政事，百官各府必然各自怠慢职守，国事一天比一天败坏。近来议论纷纷，忠臣和邪臣无法辨别，以至于国家十多年来选拔的忠直贤能之士，相继遭受摧残。臣认为，这是当前政务最大的缺失，也是皇上深居宫中、不了解下情的过错。若从此不改变旧有做法，流弊哪里说得尽呢？然而皇上长久不临朝，动辄说圣体违和。臣听说辅臣被召见那天，亲眼见到龙颜开朗、天语温和；想来皇上静养以来，已经有很久不需服药的喜悦了。如今仁圣皇太后的圣诞临近，二月春和，又正当开讲的时候。臣忝任礼部官员，冒昧陈述诚恳的忠心，叩首于宫阙请求皇上。过去唐太宗晚年政治衰败，听到魏征关于十种渐变的劝谏，尚且嘉奖并采纳；皇上本来就轻视唐太宗，难道不愿这样做，希望对臣的话稍微留意吗？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请停止矿税疏【万历三十年】沈鲤 臣先前因为瞻仰皇上的至诚之情，上疏请求当面见驾。伏承圣谕，命臣等待批示施行，并勉励臣说阁务繁重，应当与元辅同心协力、恭敬办事。臣仰承皇上的诏谕，默默地自我反省。皇上把臣当作心腹，臣也以心腹之情侍奉君主，那么今天所说的同心协力，难道不包括平生所说的“不要欺骗”二字吗？心腹之臣，应当说话时不说，或者有所进言却没有说尽，固然是欺骗；即使只拾取琐碎小事，或过分说得激烈，也同样是欺骗。臣内心对着幽独之处发誓，仰体皇上的圣心，如果不是怀有对社稷的深切忧虑，哪里敢发表激昂高论？虽然众臣屡次进言而皇上不听，但老臣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机会使皇上回心转意，所以才呕心沥血，进献自己的愚见。臣原籍河南，那里处在东西南北交通汇聚的要冲，四方百姓的隐情没有不预先听闻的。近来臣奉诏北上，所到之处都观察民风、考察习俗，完全了解当地情状，于是知道当今政务中百姓最认为不便的，没有比矿税更严重的了。开采矿产之初，皇上本来只是想用权宜办法救济财政困乏，并不想加重征收；分别派遣内臣，也是为了谋划体察下情，使民间情况便于上达。可是内臣不能仰承皇上的德意，滥用群小，遍布州县乡里，穷搜远猎；而群小之中又各自拥有爪牙羽翼，如虎吞狼噬，无端告讦，施以刑讯拷打，于是激成临清之变、武昌之变、苏州之变，已经烦劳皇上加以处置。而近来广东、辽东、陕西、云南，纷乱仍然没有停止。臣私下观察天下的形势，好像沸腾的鼎中一同受煎，没有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全都倾困，农民和商人交相受苦，百姓流离转徙，卖儿弃妻，哭泣于道路，街巷一片萧条。即使最愚蠢的人也知道，出现这样的景象，必然会发生动乱。可是如今市井奸民仍然肆意欺骗蒙蔽。皇上只看到眼前收入如此丰厚，哪里知道其中私下装入个人囊袋的，十成中有八九？他们假借公事谋取私利，一旦事情发生，地方上固然像豢养肥猪后自行屠宰，最终却只让朝廷承受百姓的怨恨。自古以来天下动乱的阶梯，都是从百姓的嗟叹怨恨开始的。剥削越厉害，结下的怨恨越深。譬如火还没有燃起，一遇风便会炽烈。那些愁苦无聊的民众，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却不趁早安抚安置，暗中消除乱象的萌芽。皇上难道会认为东征西讨、宣扬威势、献俘报捷，神武赫赫，就再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吗？依臣愚见，动乱的发生各不相同：有因叛逆而作乱的，有因愤怒而作乱的。因叛逆而作乱的，如宁夏、播州，他们先背负了不祥的名义，而我们是出于正义征讨，所以人心振奋，天兵所指，立即就能扫灭。如果是因愤怒而作乱，那就是所谓土崩瓦解的局面。四海百姓全都喧嚣愤怒，一人倡导、万人响应，如云聚集、如影随从；朝廷的号令到那时一定无法施行，官府的法度也一定不能约束军队，到哪里征发军饷、到哪里取得资助呢？国家连年兴兵，行军运输、居留供应，按丁增加征调，按亩加征租税，百姓的创伤尚未痊愈，呻吟尚未停止，又有新的征发，难道不是加速动乱吗？从前唐德宗时征收间架税、陌钱，等到泾原兵变发生，百姓手持白棒驱逐官吏，说：“从今以后还敢再征间架税和陌钱吗？”这就是今天心怀动乱的民众必然会达到的地步。卫懿公喜欢鹤，鹤中有乘坐轩车的；后来将要与狄人交战，国人说：“君主让鹤乘车，鹤确实享有俸禄和官位，我们怎么能去作战呢？”这就是日后遭逢动乱时民心必然会达到的地步。臣不胜忧虑，如今动乱的形势虽然已经形成，祸乱的机关却尚未发动；如果一定要迅速消弭大乱，没有比收拾人心更优先的；如果一定要收拾人心，没有比停止采矿征税、召回中使、拘捕治罪那些恶棍更优先的。这样豁然与天下一同更新，才是大圣人造就太平景象的作为，也是海内人心天天呼喊上天所祈求的。退一步说，即使不能这样做，而改由抚按官办理，代替中使征收输纳，也可以使赋税定额不致亏缺，让穷民得到休息；这是其次的救弊办法，全在皇上一念转变之间。

译聚集财货、收藏珍宝玩物，即使确实令人想要，但同四海万邦相比，同祖宗留下的如金瓯般完整的国家大业相比，哪一样更少，哪一样更多？从前中使没有到来时，赋税有固定的经常制度，每年有恒定积存，难道哪一项不是皇上的财物吗？而如今商旅不能通行，货物不能聚集，私人囊袋全都装满，公库却完全空虚；早晨取走三分，晚上又损失四分，究竟是谁受损，谁得利？矿税额并不是从山泽中自然取得，税额也不是从贸易中自然得到，都是有关官府向百姓加派，再由百姓包赔的。有关官府已经加派，使者又来攫取；加征有一定数目，攫取却没有止境。一片林子被多人搜刮，最后还能剩下什么？割下自己的大腿肉来填饱肚子，难道能够安稳地吃饱吗？既说包赔，又拿什么来表示将来偿还？如果反过来做，君主不独自富裕，百姓也不独自贫困，上下相安，公私两利，和和乐乐地崇尚义理，事情最终就可以办好。究竟谁得利，谁受害？钱财本来是应该流通而不滞积的东西，也有增减消长的规律。既然违背民情把它聚集起来，又不收服民心来守护它，一旦发生变故，即使琼林库中财物充盈，难道还能不被抢掠散失吗？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这些仍然是国家的财物。究竟谁得，谁失？臣年老昏愦，实在不知道国家大计；皇上不妨根据当前的事情，慢慢察看当世人心，凡是士、农、工、商，以及在京畿内外做官游历的人，无论大小，有谁不如臣所说呢？即使是道路上来往的人、居住在房屋中的百姓，进门后议论，出门后偶然交谈，有谁不如臣所说呢？镇守边疆的大臣、身披铠甲的将士，有的忧虑边境和腹地，有的担忧守备和战争，有谁不如臣所说呢？何况不仅如此，即使矿税内使，如浙江的孙隆、湖广的杜茂，他们也都没有昧失本心，是被称为贤能的人，难道有谁不如臣所说吗？以当今的时势，天下人全都知道，也全都私下忧虑，怎么能不令人寒心呢？却还可以懈怠拖延吗？话虽如此，这些不过是众臣说剩下的话，臣为什么还要再说呢？因为众臣有进言的职责，他们所忧虑的是自己的耳目，属于在外部的忧虑；有官守的人，他们所忧虑的是国家的四肢，也仍然是在外部。臣是皇上的心腹亲近之臣，忧虑的是内部。正因为处在内部，所以分担谋划、分担思虑，专心侍奉这一位皇上，感情尤其深切。正因为感情深切，所以凡是可以汇集众人的思想、扩大众人的益处，用来宣泄他们的抑郁并贡献给皇上的，都不能不详细说明，不必全都出自众臣之口。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不要欺骗”的意思。惟望皇上裁察。奏疏送入，皇帝没有采纳。请明辨功罪以激励人心疏【万历三十年】杨东明 臣认为，国家驱使臣民奔走效力，以及臣民乐意为国家奔走效力，其中有一个关键，就是赏罚。因此，士人有的舍弃身家，冒着箭矢和滚石，在片刻之间舍弃性命，并不是他们爱惜生命的心与别人不同，而是前面有利益和赏赐诱导，后面有惧怕刑罚督促，形势使他们不能爱惜自己。所以君王不出堂室，却能得到士人拼死效力、在边疆建立功勋，掌握的就是这个关键。如果功罪不明，赏罚不当，不必说当事之人会灰心离散，后来的人也会把这看作前车之鉴；突然有大难，谁肯竭尽心力、冒着触犯法网的危险去自我捍卫呢？近来倭奴猖狂放肆，践踏朝鲜，掳掠其臣民，夺取其都邑，大肆张扬声势，意图侵入内地，实在是上天所要诛灭、不能宽赦的罪人。皇上发扬怜恤弱小的仁德，振奋讨伐暴虐的勇气，把经略之任交给宋应昌，把征讨剿灭之任交给李如松。二臣奉命前往，遵奉诏旨而回。评论二臣的人纷纷不定。近来奉到明确批示：“眼下四方多事，朝廷之上必须把功罪弄清楚，才能使人心服。着令吏部、兵部会同查议宋应昌、李如松究竟是功是罪，要秉公据实说来。”钦此。各位臣下的参劾议论和这道明旨所要求的查议，并不是存心偏袒或敌视，无非是核实功罪事实，掌握赏罚的关键罢了。臣私下担心，这件事关系到朝廷惩罚和劝勉的制度，也关系到九边将士观望等待的心理。又正当时局艰难、需要振奋人心之时，不只是替二臣考虑，更是替国家考虑。臣怎么能迎合众议的相同之处，蒙蔽自己独到见解的不同之处，而不扬眉吐气地把自己的愚见说出来呢？臣谨按东征之事，既有失利之罪，也有击败敌人的功劳；克敌之功大，失利之罪小。朝廷用人，应当顾全大局，记录他的功劳，赦免他的罪过，这才叫把握大体。像检查头发一样细，像数米下锅一样琐碎，是有关官府的细务，豪杰会笑话这种做法。当朝鲜畏惧倭寇而远远逃遁时，没有失守的只有全罗、庆尚两道。如今一旦把原有土地全部收复，如果说是朝鲜自己收复的，那么当初望风而逃的人必定不可能保全城壁；如果说是倭奴自行退去，那么靠力战取得的土地也不可能甘心放弃而归还。既不是朝鲜人自己取得的，也不是倭奴自行退去的，那么就是功劳，难道会没有归属吗？况且即使不议论二臣的功劳，跟随出征、浴血奋战的军士，难道可以不酬劳吗？阵前战死者的幽魂，难道可以不抚恤其后人吗？如果不酬劳他们、不抚恤后人，就是朝廷从今以后不想再让任何人得到应有的酬劳和抚恤；如果要酬劳他们、抚恤后人，那么难道反而应当只记着追逐敌人的功劳，而不表彰他们奋勇作战的力量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臣反复思考此事，想要不记录、叙功二臣的功劳，是做不到的。但臣也有责备二臣的地方，二臣也不能推辞。当宋应昌攻取王京以后，应当根据实际情势明确报告天子：如果倭寇确实可以彻底消灭，就应当说乘胜长驱，以成就破竹之功；如果形势不能继续进取，就应当说臣的力量已经用尽，应当另选将领接替。为什么不这样筹划呢？倭寇尚未撤回，却欺骗说川兵已经全部离去；还没有见到杀敌，却欺骗说是乱民；又说倭寇来往无常，难以作出确切报告。连一份确切的报告都不能做到，又怎么能堂堂正正地称为经略呢？如今京城人士全不知道倭寇兵马有多少，粮饷如何运输，盘踞在那里究竟想做什么，倭寇请求议和有什么依据。只凭沈惟敬远距离传来的话，抓住平行长游移不定的言辞，朝廷不能得到实情，将士无从借此施展；只希望获得全胜的赏赐，却忽略了后续事宜的谋划，宋应昌不能推辞自己的责任。李如松参与西宁之战时，臣听说他冲锋陷阵，建立击退敌人的功劳，又乘敌人空隙率先登城，建立焚毁敌巢的功绩，很有战将的风采。只是贼寇搜括民间的财物十分丰厚，李如松全部据为己有，装车运回。宁夏人都能说出这件事。

译古代大将办理公事回来，箱子中只有图书、衣被，难道会像这样吗？平壤之战，他奋力攻下坚城；碧蹄之战，得失相伴。臣也替李如松壮烈勇武而称许他。只是他放纵我军掠夺，朝鲜百姓遭受的惨祸与倭人所为没有不同。古代大将秋毫无犯，即使拿取一顶斗笠也要斩首示众，难道会像这样吗？所以说李如松是战将可以，说是统领军队、严明节制的将领却不可以；说他有战胜敌人的功劳可以，说他的军队有纪律却不可以。李如松对此也不能只说一句话来推辞了。臣确实愚昧，认为宋应昌的功劳应当记录，但因他的塘报含混不清，或许隐藏着祸患，姑且从轻报叙他的功劳；李如松的赏赐应当明确，但因他的军队没有纪律，给朝鲜人留下怨恨，姑且酌量施行赏赐。其他各位将领、各位战士以及各阵战死的士卒，都应当迅速加以精细核实，优厚地给予赏赐。活着的人酬报本人，死去的人记录、荫及后代，这样或许可以慰藉前人的忠义，又可以凝聚后日的人心。然而如今治罪二臣的人，多数认为倭奴聚集，春汛时节值得忧虑；他们借封贡之事侥幸求功，开启争端，留下无穷祸患。各位臣下的长远忧虑，都是忠诚的谋划；臣则认为，应当根据最初诏书对二臣的责望和本意来判断，这完全可以作为二臣功罪的判案，并不是难以裁决的疑案。如果一定要在釜山纵横扫荡，使倭寇一个不留，一举驱除、杜绝百年祸患，那么国家将要耗尽自己的力量，即使韩信、白起也难以立即奏效。这样做的结果，恐怕是斩下二臣的首级，也无法使二臣心服。然而臣还有话要说。从前赵国的子弟没有尺寸之功，汉高祖却一下子拿出四千户的封赏，说：“如果我确实不爱惜爵位土地，那么人们也不会爱惜生死。”帝王激励世人、磨砺懒惰者，关键全在这里。过去东南倭患严重，至今仍令人寒心胆战。胡宗宪一举将其平定，最终却听从有关官吏的议论，死在牢狱之中，难道不冤吗？近来刘哱发动叛乱，朝廷也曾表示要给予裂土封爵、万金赏赐。总督叶梦熊胸怀激烈，主动请求平定贼乱；贼乱平定后，仅仅给他一个尚书的名衔，却吝惜不肯真正授予。后来曲折艰难地剪除贼人的羽翼，最终平定内乱、消灭元凶。周国柱的功劳，妇人和小孩都知道，却仅仅世袭为指挥使。国家对待功臣，不只是恩德太少，也实在是疑忌太重。臣担心豪杰从此不肯为国家所用。如今应当赶快叙录东征之功，并记录任用胡宗宪的后代；对叶梦熊、周国柱改变其封赏并优厚叙功，同时破格任用隐居山林的奇才，不要像拘泥于细节的书生那样在毫发之间计较，那么海内英雄一定会有人为陛下出力，了结倭寇之事。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着令吏部、兵部一并看议后再行奏报。条陈河漕事务的首要事项疏【万历三十年】李颐 臣私下认为，祖陵奠定亿兆百姓万年安宁的大业根基，漕运河道关系到四百万石粮食运输的大局，国家的重要事务，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两件事呢？自去年秋天黄河向南改道以来，皇陵和漕运都令人忧虑，朝廷内外共同深切担心，廷臣推举人选也不止一次。哪里想到臣愚昧无能，竟忝承简命；皇上把这样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托付给臣，是何等看重而重大啊！臣感激天恩，日夜兼程赶赴任所，恨不得背着柴薪、扛着铁锹，限期完成功业。只是心里虽然想求速成，形势却难以立即办成。臣接受职事之初，所能亲自效力的，只有赶紧办理最急迫的事务罢了，因此冒昧为皇上陈述其大概。河道事务长期缺少主管，文书堆积如山；臣选择紧要的处理了几天，便赶往凤阳，恭敬拜谒皇陵，随后到泗州，恭敬拜谒祖陵。臣俯视皇陵，只见松树楸树繁茂，王气蒸腾；在拜舞之后，环视四周，陵麓以东，前些年修砌了石堤，用来抵御淮河水流，坚固完整，足以倚仗。去年又蒙墙决口冲开，黄河水漫入五河，与淮河水相合，经过泗州洪泽湖；石堤上的水痕比往年还低二尺，臣不胜私下欣喜。但蒙墙的决口尚未堵塞，万一深秋汛期水势上涨，黄河、淮河水位增加泛滥，仍然不能没有忧虑。防御的办法，只在于接着修筑汴堤，遏止、隔断黄河水流，使水向东流，全部由符离桥流出，经宿迁县小河口、白洋河，这样最为便利。河南抚臣已经上题，檄令该省管河官员商议修筑归德至永城一带的汴堤，共二百三十里，估计需用工料银八万多两，暂借本省每年修河的夫役银，分别委派商丘、夏邑等县的管河官召集夫役、筹办材料进行修筑。臣初到任时，也立即檄令该道赶紧开工，限期完工上报。又据凤阳抚臣、按臣二人会同题报，商议从宿州界首铺至本州东关，长一百多里，其中应接着修筑汴堤三十多里，估计需银一千多两，分派附近州县设置处所征发夫役，委派官员押送到工地。臣初到任时，就催促知州马献图赶紧兴工修筑，按期报告完工，仍然分派官府夫役划分地段防守。这件事关系到保护皇陵，是紧急事务，臣应当督率省内外各管河官员同心协力，竭尽劳苦地办理，不容片刻懈怠。至于徐州、邳州一带运道浅涩，新运期限又紧迫，凤阳抚臣、按臣二人权宜救急，一并上题，督令该道会同中河郎中，率领管河运使、运同，从徐州镇口曲折向前直到宿迁县磨儿庄，仿照闸河制度，修建大闸七座、中闸二座，并疏浚河道，蓄积汶水、泗水泉流来接济运道。这项重运工程估计需用工料银二万八千多两，从河道银中搜集拨用，仍委派各州县掌印官采石备料。臣亲自察看各闸，都已经铺底砌石。臣又核查工程进度，分别给予犒赏，严厉申令告诫，限定在闰二月内完工。这件事关系到接济漕运，是紧急事务，臣应当督率各管河官员按期完成，不容片刻懒惰贻误。又有人建议开泇河以备运，多次经过言官建议，但尚未得到批准。臣查得，前任河臣创开韩庄渠一带，分泄湖水，后来因黄河改道，运道受阻，便分别委派中河郎中督率运使、运同等一同疏浚开通，已经形成河道。只是其中多处浅窄，而且还有防山工程尚未完成，湖水散漫，牵挽船只困难，必须开通黄鱼湾支渠才稳妥方便。估计工料约需银十六七万两，才可以完成工程。臣因前往拜谒皇陵之便，率同司道各官亲自历察勘验，这也是必不可免的工程。只是运期已经迫近，费用巨大、工程艰难，臣不敢仓促动工；必须等闸工完毕、粮运盛行之时，臣再调拨徭夫，随宜疏浚浅窄处所，并修筑土坝、草闸，节制蓄积湖水，挑选轻便粮船分道并进，也可以免除拥挤阻塞和延误。这是为备运所作的一项规划，臣将依次实施，以完成整个工程。

译臣又考虑，黄河南迁，是近年来不同寻常的变故。前面所说的工程不过是救一时之急，必须上游堵筑决口，下游疏浚旧河道，这才是可以长久依赖的完备方案。只是决口长三百多丈，河水湍急，仓促之间难以堵塞；旧河道长三百多里，淤积成平地，仓促之间难以开挖。近来据省内外司道官员会同勘察，约略估算钱粮，若没有一百多万民夫，若没有十几万的费用，就不能办成；工程费用浩大，臣一人之见不敢轻率议论。现在臣会同河南、山东、直隶的抚按官，督率各该司道及管河官员亲赴当地重新勘验会商，另行上题请示。此外，水性向下流，古代善于治水的人也不过是顺着水势加以疏导，不敢同水争利。如今河水已经向下向南流，偏要阻挡它而使它向东，就像把水搏击到额头之上、把水激逼到山上；即使大禹再生，也难在一朝一夕之间取得治平成功。臣是什么人，怎么能这样急迫行事？先前科臣上疏议论说，河臣的职责应当先修筑堤防、疏浚河道，作为眼前保护祖陵、保障明年新运的计划；然后竭尽力量疏浚旧河故道，使运道畅通并建立长久防护，作为日后长远的谋划。这正是预先考虑到这些情况。〔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这已经先与臣内心所想完全相同了。臣自从受命办事以来，虚心咨询访问，亲自测量察看，估量自己的才力，审察当前的时势，日夜不停，也只能勉强办理这些事情。幸而有所成效，也不过是借助众人之力办成，哪里敢说有功？只是汴堤虽然加以修整，新填的土未必坚实，恐怕难以抵御山洪排山倒海的冲势；闸座虽然增建，而黄河水已经断流，难保不会发生船只胶滞的祸患；泇河虽然作为备运之用，但沿河支渠尚未开通，仍不免有风波危险。臣一想到这些，不觉心惊胆战，连睡觉吃饭都废弃了。幸而依赖皇上纯厚的孝心感动上天，至诚感动神灵，河伯显灵，支祁隐遁，祖陵自然获得磐石般安稳，漕渠自然形成完备无缺的运输通道。这正是臣所依仗、因而无所畏惧并振作精神办事的原因。奏疏送入，皇帝听从了。弹劾内监凌辱大臣的奏疏【万历三十年】汤兆京 臣充任法司属官，巡视西城，凡有作奸犯科，按例都可以公开上疏参劾；何况有特别严重的败坏法令、扰乱纲纪之事，发生在臣巡视的地区，难道敢默不作声不上报吗？臣恭敬地看见，掌管翰林院、教习庶吉士的礼部侍郎敖文祯，在宣武门遇到三名内监，三人骑马直冲他的轿子；因恼怒而用扇柄惊马，命众人打碎扇子并殴打随从。文祯逃到门旁躲避，内监郭成等又拥逼着侮辱咒骂他；郭成还斥责前来救护的人，等到锦衣卫差人劝解时，他们也肆意殴打。当时众人围观，没有不叹息的，都说这是耳目从未见过的事情。卿贰是天子的股肱重臣，城门是距离皇帝车驾极近的禁地；这些愚蠢的宦官竟敢在白天的京城之中挫辱朝廷重臣，眼中难道还有皇上吗？宫中和府中都是君王的臣属，本来没有彼此之分；大小臣工自有等级，不能容忍僭越紊乱。假如内臣可以虐待外臣，小臣可以辱骂大臣，那么纲纪一旦败坏，万事都会像瓦片一样崩裂，天下凭什么知道天子的尊严？皇上又凭什么掌握号令臣下的威势？宫禁之内竟没有等级防范，这是近来贾谊所为之长叹的情形。过去汉文帝是中等之主，申屠嘉是有节操的臣子，尚且能够传檄召来邓通，在朝廷上羞辱得他流血，难道在圣明时代反而容许这些跋扈的宦官吗？皇上的喜怒不向左右近侍假借，威权也不向宦官近御者让渡，内外都知道这些情况；可是这三名宦官竟敢独自跳梁，正是所谓罪恶极大、凶暴至极、倚仗既成之过而不肯悔改的人。臣的职责在于打击邪恶，道义上不能同他们一起立于朝廷，所以冒昧据实上报。至于三人的姓名，他们打人以后骑马径直进入内府，外人既不敢拘捕，也不敢查问。伏望皇上责令司礼监查实他们的姓名，下敕给法司审究拟罪后上请，如此朝廷士气才可以伸张，四方观望者也会立即肃然。臣愚昧，怀着无比恐惧惶悚之情等待命令。奏疏送入，得到批示：这些奸恶凶暴的内官，着令司礼监查实姓名，严加惩治后上报。《御选明臣奏议》第三十三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第三十四卷 《议开泇河疏》【万历三十一年】李化龙 臣考察到，黄河流入中原，凭借湍急水流冲决浅薄土层，溃决泛滥，四处漫流，所到之处无不摧毁，自古以来就是祸患。到了今天，治理更加困难。因为南面要担忧皇陵，北面要担忧漕运，水性变化无常，势必不能保证它流在中道；人力与水势相抗，彼此胜负不定，堵塞、疏浚年年成为常事。这就是所谓劳费无穷、屡屡遭受水害。臣自到任办事以来，在沿河上下方圆数千里逐一巡视：下到淮州、徐州，观察两条水道汇流；上到凤阳、泗州，远望两座皇陵的祥瑞之气。臣乘船游行于城市之间，逆流溯行到决口以上，经过萧县、砀山，经过兰仪，越过东长，进入曹县、单县；于是考察堤防工程和水势，询问当地老人，访问乡土之人，才开始了解河势的大概，取得施工的次序。现谨会同凤阳抚臣李三才、按臣高攀枝、盐臣蒋以化，以及山东抚臣黄克缵、按臣严一鹏，议定黄河从开封、归德以下流去，与运河汇合入海，其路线有三条：从兰阳县经考城县到李吉口，经过坚城集进入六座楼，流出茶城而趋向徐州、邳州，这叫浊河，是中路；从曹县、单县经过丰县、沛县，流出飞云桥，漫入昭阳湖，再进入龙塘，从秦沟流出而趋向徐州、邳州，这叫银河，是北路。从潘家口经过司家道口到何家堤，经符离道、睢宁进入宿迁，从小河口流入运河，这就是符离河，是南路。这三条路线，是近代以来黄河相继通行的道路。比较而言，南路虽然靠近皇陵，但上面有隋堤阻挡，中间有九冈十八洼隔开，下面有归仁堤防护，对皇陵没有危害。只是它北面受山阻挡，南面靠近淮河，倘若下游淤塞，水流不能逆向上行，便会冲溃堤防向南，都会扰乱淮河。淮河被扰乱，时间久了也会淤塞；淮河淤塞，泥泞积水的祸患就会上及陵园。而且整条河流在宿迁、徐州、邳州以下，运道难免干涸，南路是利少害多。北路虽然靠近运道，但太行堤足以阻挡惊涛，徐吕洪足以约束乱流，而且汶水、泗水有利于接应漕船。只是它的下游往往冲溃堤防，堤溃之后，鱼台、沛县之间城郭被夷平、道路被毁，不仅祸害百姓，也会阻塞漕运；北路则利害大致相当。只有中路不偏南也不偏北，既远离皇陵，又有利于漕运，有利无害，可以说是最完善的方案。前任总督排除众议而作出决定，独自联合三省兴办这项工程，也可说是得到了正确的谋算。假如不惜巨大费用，一定把工程全部完成，一次劳作而永久受益，岂不是很好吗？后来因为资金用度不足，工程规模缩减，因此狂暴的水势已经平息；下游却又更加逼近皇陵山麓，虽然地势高爽，运道仍然阻塞，大概已经取得的好处不少，只是全部利益还没有收到罢了。既然如此，考虑今天的办法，守护现有堤防、开通泇河，是势在必行的事，不能再犹豫了。只是关于泇河的建议，过去屡次提出，最终都成了画饼，议论者恐怕因此怀疑；臣却认为它的好处有六项，不必怀疑的理由有两项。如今所谓治河困难，是说过去只需躲避水害，现在还要兼顾利用水利。黄河从宿迁流入运河，徐州、邳州干涸而无法行船，这是无水造成的困难；黄河从丰县、沛县流入运河，曹堤毁坏而无法牵挽船只，这是有水造成的困难。泇河开通以后，漕运不再借助黄河，有水无水只听凭它自身，疏导、排决等事都不必做了。好处第一：黄河是运河的祸害，利用它一里，就有一里的危害；避开它一里，就有一里的利益。用二百六十里的泇河避开三百三十里的黄河，二洪自有险阻，镇口自会淤积，彼此互不相关。好处第二：黄河应当治理，本来不必问它是否有利于漕运，都是不能停止的事。只是漕运借助黄河，黄河便占据主导；黄河占据主导，就能困扰我们，因此应当不怕劳费去治理它。漕运不借助黄河，就由我们占据主导；由我们占据主导，就能顺应河流情况治理它。详细察看时机和情况，与不怕劳费相比，利害已经清楚可见。好处第三：往年估计全部工程需三百九十万两，估计半数工程也需二百六十万两。即使前任总督朱衡开凿一百四十里的新河，费用也用了四十万两。如今只用二十万两开凿二百六十里，比全部工程的估算少到二十分之一，比半数工程少到十分之一；比开凿新河来说，也是事半功倍。好处第四：长江以北、太行山以东，水患已经极其严重，老弱之人转死沟壑，壮年人则为防水而流散四方。采用招募办法，富民不苦于赔费，穷民又可以靠此养活自己，春荒时兴工，麦熟时防守堤坝。用范仲淹修堤防湖来代替汲黯开仓赈济，这件事即使对国家财政没有什么补益，尚且应该做。好处第五：粮船过洪大约在春末，因为害怕河水上涨造成危害。漕运进入泇河后可以安稳地逆着水浪航行，早晚都不妨碍，过洪禁令可以放宽，防守和罚款的牵累可以免除；即使运军也不至于因赶帮误事，所保全的利益很多。好处第六：漕运不借黄河，河防就会疏忽，恐怕黄河最终任意横流，淹没凤阳、泗州。为什么开封、归德上下千里之地，既没有听说能够济助漕运，也没有听说可以不治理黄河？那里只是为了百姓抵御灾害尚且如此，何况还要为皇陵抵御水患，怎么能够疏忽呢？

译敢于明确认为不必怀疑的第一点，是徐州为天下咽喉要地，怎么能一日之间使它变得冷落荒凉，还怎能称为重要之地呢？周太王迁到岐山，盘庚迁到亳地，都是审察利害，哪里顾得上询问轻重？况且徐州被黄河淹没，不过是时间问题。徐州百姓安土重迁，听说开泇河的工程，内心刺痛，暗中悲伤，说这是夺走他们的利益。这就像飞蛾扑火、苍蝇趋向粪便，只看见眼前大利而顾不上灾害；一旦洪水突然到来，城池被淹，百姓变成鱼，后悔也晚了。泇河开通以后，徐州城中从事贸易、迁徙和居住的人，必将迁往泇河口；沿河上下即使是土著居民，若利益不在这里，也必将选择高地居住。即使洪水能够冲破城池，成为鱼鳖之食的人也会少。这是在徐州为人预先筑堤、迁居高地，使他们脱离罗网陷阱。第二点是……因此，开通泇河无需再作计议，就知道可以实行。至于工程分工：从李家巷至刘昌庄，全挑新河八里，建闸一座，由夏镇郎中梅守相、淮徐道副使刘大文督率徐属河防运同许一城、徐州知州张执管理；从刘昌庄至万家庄，长八十一里，其中韩庄等处旧渠二十里六分免挑，另全挑新河十六里、疏浚旧河四十四里四分，建闸一座、滚水坝一座，筑堤二十七里，由夏镇郎中梅守相、济宁道副使傅良谏督率兖州府运河同知汪兆龙、清军同知刘师朱、滕县知县张鹏翼、峄县知县凌志魁管理；从万家庄至黄林庄，长四十里，其中疏浚旧河三十八里三分，全挑新河一里一分，建闸三座；又将直河工程中的王市以东全挑新河三十里，由南旺主事沈孚先会同管理兖东分巡道副使陈简督率兖州府管张秋河通判许仲誉、沂州知州王许、费县知县董三边、剡城县知县陈黉生管理；从黄林庄至直河出口，长一百三十一里，其中梁城、纪家、田家集共七十里旧河已经深宽，免于挑挖，并将王市以东新河三十里派山东协助挑挖；实际疏浚旧河四里五分，全挑新河二十六里，建闸三座、减水闸一座、滚水坝五座，由中河郎中刘不息、淮徐道副使刘大文督率邳宿河防同知许从坤、扬州府管河通判赵性粹、邳州知州周…… 世臣负责单县协助修筑大行堤，北面土工长六十九里，南面防埽长二十四里。由兖西道副使来三聘、济宁道副使傅良谏，督率兖州府兼管黄河通判许重誉、曹县知县成伯龙、单县知县屈允高，管理以上五项工程；总的由曹河道按察使汪可受会同司、道官员提调往来，考核核实应办事项。这样，司、道、府、县各级共同议定的事项共十三款。臣将依次直接办理，不必琐碎烦扰。大体说来，黄河流来的地方，冲荡、分裂、淹没土地，祸害非同寻常；黄河流去的地方，土地肥沃，利益也非同寻常。近年来困窘不已，北面迁到南面，南面迁到北面，黄河本身的祸害是一分，治理黄河造成的祸害却有十分。黄河水害还有补救，治河之害却没有补益。黄河水害只在沿河两岸数百里，治河造成的祸害却会扩散到直省数千里还不止。总之，往年只是害怕损伤漕运，不让黄河靠近北面；又害怕损伤皇陵，不让黄河向南，南北逼迫狭窄，几乎没有可以容身的地方。其实不只是百姓受苦，连黄河也受到约束而痛苦。泇河建成后，漕运已经不再借助黄河，黄河也不再靠近皇陵。臣认为从今以后，只须北面守护太行堤，南面守护隋堤，中间萧县、砀山、丰县、沛县各城所在之处都加高筑堤自救，任凭黄河在其中自由漫流。每年察看水流将向哪一方，只免除那里的租税收入，并用银两、粮食赈济，估计费用还不到治理黄河费用的一成两成，而其他方面节省的费用更不可估量。这就是不直接治理黄河却能取得最大效果的办法。只是黄河靠近北堤，终究有啃食堤防、阻塞漕运的忧患，那么就请留待来年办理。倘若那时气候调和、年成丰收，百姓可以役使，就不难大规模挑挖浊河，开通中路，不怕辛劳一次而足以获得长久利益。倘若那时遭遇天灾人祸，百姓难以役使，就不妨坚守现有堤防以救眼前；虽然缺少长远谋略，也能消除眼前忧患。至于司道所说泇河下游从嵎头集经过落马湖北岸到宿迁，完全避开黄河各种险处，这件事也可以实行，应作为日后的计划。倘若将来财力有余，再兴办这项工程，那么运道所经过的黄河只剩下入海二百里的平稳水流罢了。那时黄河已是强弩之末，力量还能有什么作为？这也是国家的上等大事。除将应开、应浚的河道绘图并贴说明白，另行封进呈请皇上阅览外，缘由是决河突然挽回并非容易，运道艰难阻塞也令人担忧，恳请圣明俯允臣最后的建议，赶紧开通泇河，酌情疏浚旧河道，以接济新运、拯救灾民。事情原委不敢擅自决定，因此具本谨慎上奏。奏疏送入，得到批示：该部知道。遵照批示准备陈述河工的奏疏【万历三十二年】李化龙 臣考察到，黄河自去年在苏家庄决口，流入昭阳湖，穿过夏镇以南的漕渠，冲坏南阳以下的运堤，鱼台、济宁一带也受到邻近水患的震动；这件事显然不能不治理。所以臣不断建议开泇河，又建议保守堤防；保堤仍不能解决，又建议分泄黄河。因为臣认为，如果全力用于堤防，堤一旦决口，整个黄河的水势都可能冲入漕河；兼用分泄黄河的办法，即使堤防决了，水势已经分流，自然不至于损害漕运。臣分泄黄河，是为了除去百姓的灾害，也是为了保全运道。等到新河放水，十天之内冲刷程度超过原先开挖的两倍，分水已经达到五成。臣估计河势已经形成，于是堵塞决口，使全河向南流；这样不仅南阳的漕堤可以治理，李家口的运道也可以清通，一举而全部解决。臣堵塞决口，是为了除去百姓的灾害，也是为了保全运道。当时如果臣能在上游有力督工，各位臣下又都在下游尽力，材料多得如云，簸箕、铁锹多得如雨，草捆紧逼水势，水势急冲河道，一半借助水力，一半借助人力。在数月之间筑坝堵塞决口，假如幸而完工，再严格申令守护北岸三道堤防，使河水在萧县、砀山百里之间漫流，哪里容不下整条河水，哪里又不能除去全部水害呢？

译没想到臣因家中灾难不能督工，各位臣下又因为臣不在工地而各自懈怠，于是竟成了各行其是，百事不合规矩：物资力量不能齐备，工程进展不快，挑出的淤泥不干净，守护堤防不坚固。开始是张采庄浅滩，最终发展到单县堤防决口；水退后河道淤积，决口始终难以堵成，终于成为没有完成的工程，又成为没有收尾的局面。当时分水，从七月底到九月初，白浪滔滔，水流分道向南；即使决堤以后，水仍汇入湖中向下流，上游灌入的水并不多，鱼台城池、南阳运道竟然安然无恙，而环绕丰县直到沛县境内，已经取得平地可以居住。若不是洪水得到分流，怎么会只有这么一点危害？可见分泄黄河对于保全漕运，确实不是没有补益，也不能说不是预防之策。只是黄河行于堤北，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再次淤塞、再次迁徙，危害将难以预料。臣不得不请求防止事态逐渐扩大，把握时机不能错失，而陛下也已经筹划安排，以等待新任河臣的命令。臣荒疏昏乱，哪里适合再参与河工？但现在已经入冬，不能不移文督责各方完成工程，以等待后来者。如今据各位臣下会同议论，说堵塞决口的工程虽然已经完成过半，而全河淤积也已经比最初减少；并且现在进入冬季，水位已经下降，不再有冲刷之势。如果不挑挖而只堵塞，就有水流倒行的忧患；即使只略加挑挖再堵塞，也有另处决口的忧虑。而且议论河工最难，拟定统一的防河办法最容易互相推诿。若开河规模不大，将来数百里之间只要一处堤防失守，就会有人借此推托罪责。因此不得不议定大规模挑挖。议定钱粮需四十万两，议定夫役需二十万人。起初议请动用内帑，也认为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知道国库储蓄不能侥幸取得。再次议请恢复河夫名额，仿照助夫的成例，又认为百姓已经穷困、财力已经耗尽，实在不忍再这样说，因为知道遭灾疲惫的百姓不能再加重困苦。于是不得已只好从漕运难易方面权衡，又把治理泇河看作更加紧要的事情。如今黄河起流，回空粮船以及官民船只，又都从泇河通行，但都要从连汪湖出口出去。明年春天黄河改道、湖水又将干涸，如果没有泇河，就真的是没有漕运了。因此，直河改挖支渠，王市增砌石栏，大泛口治理水流，彭家口治理浅滩，都是真正不能延缓的紧急工程。臣已经檄令司道刘不息、梅守相、汪可受、卜汝梁等分工同时办理。不仅如此，南阳连接各堤，臣也已经檄令司道李之藻、傅良谏等勘察估算，修整治理。倘若各位臣下都竭尽心力，在年内或年后完成工程，那么明年的漕运还不至于完全断绝。总的说来，困难仍在黄河工程。黄河工程，臣觉得困难，新任河臣也觉得困难。为什么说臣有困难？钱粮要四十万两，夫役要二十万人，这已经是非常巨大的数目。臣即使多方筹划安排，也终究不能离开防守岗位到河边去。如今尚未筹措妥当，即使筹措妥当，又如何开工？臣若不亲自察看，万一出现差错，四十万两银子就全都白费；臣若不亲自弹压，万一发生喧闹，二十万民众就可能变成仇敌。工程进行到这种程度，危害难道只是河患吗？所以说这是臣的困难。为什么说新任河臣有困难？治理黄河的人，要到野外勘察，召集众人会议，移文远方，向朝廷请示，初冬开工，春末停工，这样才合时宜，才不致误事。如今臣已经一步也不能出门，时节又已入冬，马上就要到春天。新任河臣这时还没有被任用，什么时候才能到任办事？什么时候察看河道？什么时候商议工程？什么时候请拨钱粮？什么时候召集夫役？大概冬天以前不到任，大规模挑挖就来不及；春天以前不到任，连分流水势也做不到。所以说这是新任河臣的困难。不仅黄河工程困难，运河工程也已经纷纷施工，而总河臣却没有亲自看过，也没有亲自到场；群情如何能够因此受到鼓舞、振作人心？难道不会懈怠玩忽吗？倘若因此误事，便会造成漕运断绝，所以运河工程的困难同黄河一样。总而言之，是臣暂居其位，而新任河臣还没有到来。因此臣不得不筹划安排，不得不料理事务，以仰副九重皇上的命令。臣又不得不详细说明这些困难，赶紧为此请求，以免耽误两河工程。倘若新任河臣能在此时任用，并在年内到任，赶快勘察，及早陈奏请求；或者夫役、材料能够及时凑齐，及时大规模挑挖，使狂暴的水势转危为安，那么一次劳作便可永久受益，眼前尚可取得治平的成效。倘若时间来不及，暂且分泄黄河以等待水势自行稳定，那么休养生息，也可以等待将来新任河臣到来后再行劝办。否则拖延日久，玩忽偷安越来越严重，岂只是黄河没有确定平定的日期？即使运河也难保没有延误的祸患。为此据实上奏，伏乞皇上赶紧命令新任河臣早日到任办事；并请敕令工部重新请示，将目前正在进行的工程责成主管司道赶紧督办，如有贻误，各自承担责任。如此河工幸甚，臣也幸甚。奏疏送入，得到批示：工部知道。《时政疏》【万历三十四年】沈鲤 臣多次上疏请求退休，尚未得到批准。如今一副衰病之躯卧在床上，感触时事，忧国之念实在无法抑制。如果将要终老而不说这些话，恐怕一旦闭上眼睛长眠，也不能瞑目。因此冒死进一言；但仍然犹豫多日，后来才敢说出口。为什么呢？臣是老臣，事情如果还可以缓办，就绝不敢轻易进言，以免自取周章之议。臣又是皇帝帷幄中的亲近大臣，言语如果可以不说，更不敢激昂立论，以免轻率扰动君父之心。只是臣如今所处的情形，关系到民生的忧乐、国家的治乱，又正处在中途急渡的时候。因此臣宁可违逆君主的脸色，也不敢闭口沉默以求容身，贪图燕雀处堂那样的安逸。请允许臣恭敬地陈述。臣听说治理天下，贵在审察形势。如今天下的时势怎么样呢？上天出现灾变，下面民心离散，已经渐渐呈现动乱的形势了。趁现在还来得及、还可以有所作为之时，君臣一心，百倍振作精神，使朝廷号令政事大力整顿，怎么会不能把危险转为安定、把混乱转为治理呢？这就像医生治病遇到一个元气极度亏损的人，若不用十全大补的药剂，就不能取得起死回生的效果。如今却还懒散地看待，慢慢地谋划，难道是认为天下本来没有事情，臣的话不值得相信吗？

译臣年老昏愦，确实不足以参与谋划天下大事，臣的话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采纳的。但在朝廷中，文武各官也都怀有漆室女子那样的忧患，并不只是臣一人。在国内，农、工、商、贾以及庠序学校中的士人，出门在街巷议论，回家在室内议论，又不只是朝臣。即使在采办事务的中使中，也还有五六位老成之人，不忍看见民间疾苦。这些所谓左右近臣，不同于外廷疏远之臣。勋贵、外戚与国家同享安乐，他们忧虑国事，比普通人更加迫切。在藩服之中，又有天潢宗室一脉，凭着山河带砺般长久的盟誓，希望传承千万世，与天地同久。这些所谓同姓一家，也不同于勋戚中的异姓。皇上试着以兼听并观之心，仿照古代设置木铎、建置鼗鼓以采纳意见的用意，发布明显诏令来征求直言，暗中察访来观察舆论，难道不会都忧虑臣所忧虑的、说出臣所说的话吗？即使口头言论不能全都直截了当，或者有所不同，谁敢保证天下最终一定不会出事？内外臣民人人都有忧虑动乱的心情，难道还可以不赶紧准备应对动乱吗？难道还可以不申明严厉号令，振作积习懈怠的人心吗？难道还可以把各司的章奏扣留宫中不发，或者发下却不按通常期限办理吗？难道还可以让各司掌事的大臣每天都有繁多的补充奏牍，人人都有受到牵制的苦处，却不能自行履行职责吗？难道还可以让内外衙门没有一处不缺官，任官之处又没有不是暂代，而因此怠慢命令、拖延期限，耽误百姓和事务吗？难道还可以让天下贤才一个个老死在山林之下，却被人说成是没有仁贤的国家吗？难道还不按常规选取补足台谏官员，以扩大自己的耳目聪明吗？难道还可以使天地之气不能交感，股肱大臣失去职守，如同太阳运行在阴雾之中而看不见阳光，如同长处严冬而不能施行春天的政令吗？自古以来，忧虑国事的臣子，总是在天下尚未动乱、动乱还没有显现形迹时进言，常常苦于言论不被听取；等到已经动乱、形势已经形成时再进言，又苦于听取已经来不及。与其等到听取已经来不及，难道不如预先准备而暂且不用吗？过去唐德宗时，海内富庶，天下安宁，比今天好得多；一旦变乱发生，竟至于皇帝车驾流离，几乎保不住宗庙社稷。这就是建中四年十月幸奉天、广德元年十月幸陕州的事情，打开一卷史书就可以知道。唐以前、宋以后，前车之覆接连不断，比这更严重的事情，臣不敢逐一说了。天下人都知道将要动乱，而至尊皇帝居于九重宫阙之上，却看不见、听不见，臣实在不忍心，所以冒昧把一切都说出来。俗话说：“赐若不幸而言中，我只希望自己所说的不中，并不希望多说而偶然说中。”臣既不能借着青蒲席前的一跪之地吐露满腔忠诚，又不能剖开心腹来证明自己，所能凭借的只有纸上的陈述；倘若上天的鉴察始终不能使皇上回心转意，臣最终也将死不瞑目。臣实在感到战栗恐惧至极。奏疏送入，皇帝不采纳。《请召还言事诸臣疏》【万历三十四年】姜士昌 臣私下看见，大学士沈一贯、沈鲤相继离开朝廷，舆论无不为沈一贯离去而称快，为沈鲤离去而惋惜。沈一贯招揽权力、贪图私利，极大败坏士风和吏治，恐怕天下退居林下的正直士人同自己不合，便一概阻挠遏制，以杜绝他们将来进用；即使是得罪张居正的那些大臣，皇上平素知道他们忠义、曾经留意提拔的，也都排斥不再任用，甚至借其他事情加以处置。那些因秉持正直之道而被降职、长期调动或因请假在家的官员，沈一贯也排斥不再任用。朝廷中守正不阿、魁伟光明的老成贤士，稍有意见不同，也用巧计罢免；还故意使各部院空缺，便于选择自己想用的人，使言路空缺，便于肆意施为，使天下各曹、部院和言路都空缺，让人无法怀疑他的用意。至于他自己想做、想用的人，又没有不能用力使其得志的；对于自己不想用的人，便流着泪对人说：“我的力量不能让他得到这个职位。”皇上做好事归功于自己，出了过错归给皇上，人人都知道他不忠。沈鲤不肥厚自己的家产，不挑选有利便利的职位，只是把众多贤才推荐给皇上；与沈一贯相比，忠邪相差太远。沈一贯回家以后，财物如山，金玉堆积；沈鲤家中徒然四壁，贫穷得没有多余财物，与沈一贯相比，贪廉也相差太远。沈一贯害怕沈鲤使正邪相互显形，便借妖书事件倾陷加害；若不是皇上圣明，几乎造成大错。臣认为，辅臣如果像沈一贯这样奸邪异常，正好可以同古今奸臣卢杞、章惇合称三人。然而竟没有一个人把沈鲤、沈一贯的贤能和奸邪向皇上直言分辨清楚，臣私下为此痛惜。而且沈一贯的任用，是由王锡爵大力推荐的；如今沈一贯离去，却由王锡爵代替首辅，这就等于沈一贯并没有真正离去。王锡爵素有很高声望，不同于沈一贯，但器量狭窄，嫉妒善人如同仇敌；高桂、赵南星、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孙继有、安希范、谭一召、顾宪成、章嘉祯等人，一经黜退便不再任用。近来听说王锡爵上疏请求收录被遗弃的人才，说应当按照他的请求召回这些大臣，然后敦促他们上路任职；否则恐怕王锡爵也没有再次出山的道理了。至于弹劾沈一贯的刘元珍、庞时雍、陈嘉训、朱吾弼等大臣，也应赶紧召回任用，以此鼓励那些尽忠、揭发奸邪的人。至于其他因触犯上意、受到诬陷，或因意见不同而被罢退的官员，请都依次重新起用。有人说，皇上对这些大臣虽然三次下达明诏，意思似乎是要任用，实际上并不想任用；臣却认为不是这样。皇上当初曾罢免傅应祯、余懋学、邹元标、艾穆、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朱鸿谟、孟一脉、赵世卿、郭惟贤、王用汲等，后来又曾贬谪魏允贞、李三才、黄道瞻、谭希思、周弘禴、江东之、李植、曾干亨、冯景隆、马应图、王德新、顾宪成、李懋桧、董基、陈鸣冈、饶申、郭实、诸寿贤、顾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吴正志、王之栋等，但不久都提拔任用了。近年调任铨曹时，邹观光、刘学曾、李复阳、罗朝国、赵邦桂、洪文衡等人在南京也都逐渐恢复了清要官职。邹元标从戍所起用，屡次得到升迁提拔；此后他没有一句话违忤皇上，却说皇上忽然又恼怒他，把他调到南京，并禁锢不再任用，这难道不是严重诬蔑皇上吗？其实皇上本来没有不任用这些大臣的心意，真正决定不任用他们的，是辅臣。有人说世俗流弊、世道败坏，应当任用清廉纯洁的大臣来作表率；然而古今宰相中，独独推重杨绾、杜黄裳，正是因为他们能够推举贤才、推荐士人。王安石也有清廉的名声，却用他的学术排斥众贤，最终给宋朝带来祸患。做辅臣的，难道能不以此为鉴吗？奏疏送入，皇帝发怒，削减姜士昌的官秩。

译《乞休第二疏》【万历三十六年】叶向高 臣谨此上奏。臣私下想到，臣请求离职，实在是因为任职数月，却一筹莫展。身为政本之地的辅弼大臣，怎能糊里糊涂、敷衍苟且地混日子？臣反复思量，不能安心任职，内心的苦衷又无从申诉，因而越发郁结忧愁，困苦不堪，生机全无。如今即使想扶病入直，但防务正繁重紧急，实在万难有所施展。铨臣问臣说：“庶官缺额如此严重，职务凭什么整顿？”计臣问臣说：“边军喧扰不安，军饷怎么处置？”台臣问臣说：“都察院空缺如此，要紧的各项差事，紧急事务怎么应付？”诸如此类，臣全都无法回答。臣身居此地，就应当承担这些责任；即使臣自己反省，也不能宽恕自己，又怎敢指望天下人宽恕臣呢？人情有所希望却不能实现，必然会留下议论。何况天下人如同焦灼焚烧的心情，以及天下最紧急、最危险的事务，全都责成我们这些大臣办理，而我们实际上又无法符合皇上的期望。臣只要一上奏，猜疑揣度便会更多，悠闲的议论还有什么不会说出来？如今同僚已经都坚卧不出，却想让臣以孤单一人，承担四海九州的期望；回头只看见自己的影子，没有同伴，呼天无门，臣实在不知道将死于何处。功名富贵，臣已经死心；报答君主、酬谢知遇，只能等待来世。臣只希望皇上哀怜臣、体恤臣，赶快赐准臣归去。臣即使先于朝露消逝，难道敢忘记圣恩吗？臣激切祈求恳请之情，实在难以尽述。奏疏呈入，得到批示：“如今国家时局多艰，正依赖卿协助辅佐、匡正救济，怎么可以漠然请求离去？应立即出入内阁，参与办理事务。”不准其辞职，吏部知道。请求振肃朝纲疏【万历三十六年】周起元 臣仰思皇上即位以来，英明果断，一项号令一项命令，全都由皇上裁决，臣原以为朝廷已经没有大权旁落、纲纪失控的弊病了。近来皇上静养日久，各项政务渐渐有向下转移而无人察觉的情况。遮蔽圣明的奸邪在下行事，而不当的名声却归于君主，实在令人痛心。臣不敢烦琐引述，只谨将二三件令群臣焦急议论的时事陈述如下。近来贤令李嗣善获准释放，人人都额手称庆。至于满朝荐等救活万人，功劳还在李嗣善之上；而梁永等杀害万人，罪过又超过冯进朝。可是李嗣善获得宽宥，满朝荐却长期囚禁，这其实是因为冯进朝获罪而牵连了李嗣善。惩办宦官却不交付廷理，是恩诏将要下达却中途停止的原因。满朝荐等不能获释，原来是皇上的左右近臣暗中拘禁、阻挠他们。然而禁锢贤能官员的恶名，却由皇上承担了。这是因为皇上的左右近臣堵塞压制。然而辱没外戚大臣的恶名，也由皇上承担了。如今把四海的积蓄，再加上矿税搜括来的钱财，投入三殿和箭楼的营建，长期违背应当完工的期限，多年不能报告竣工，这是为什么？实在是因为大工程没有完成，奸猾的胥吏从中贪污，贪婪的宦官从中取利，税使又借机幸免查验而从中获利，于是另立一种忌讳邪说，暗中耸动人心，拖延工程，使工程不能早日完成、建成华美的宫室；皇上的左右近臣也因此获利。然而废弃常朝制度的恶名，也由皇上承担了。放过批逆鳞的诸臣而不治罪，触犯权贵的人却永远禁锢。臣私下观察，皇上原本并无成心，只是臣下刚鲠正直的性情多为奸宦所憎恨；朝廷中一两个小人想向权门邀功，又从中挑拨离间。因此出现了诬称伪学的文书、指斥议论政事者的名单，以及大规模考察中列举林下党人的条款。他们又担心台省官员为此愤怒，揭明事实并非如此，便先设置各种依附、朋党的名目来震慑众人，甚至编造流言说：“考选时某人推举某人，想让他中科就中科，想让他入道就入道。”他们不但把这些话散布在道路之间，还明白告诉君父，使人忧惧讥评，不敢公开申辩昭雪；于是维护正人的人越来越少，任由他们残酷践踏、排斥提拔，谁也不敢过问，奸人因此更加得意。他们又广泛制造怨恨，凡是不能取悦舆论的事情，都归罪于其祸根起自草野。这都是某些林下之人构陷加害的结果。像汤宾尹这样的事情，事实已经显露；类似情况难以一一列举。因此怨毒之气越来越盛，忌恨、愤怒他们的人也越来越多。维护正人的人既少，忌恨愤怒的人又多，即使大小臣工中那些虚心旁观的人，也渐渐受到迷惑，反而责怪贤臣不肯收敛锋芒、隐藏才华，偏要这样孤独地发愤。于是正义的势力渐渐孤立，又有奸人暗中通入宫禁，安排诽谤毁谤之言加以阻止，致使臣下被废弃，不能获赐还职。原来是皇上的左右近臣从中挫折遏制，使他们沉沦。然而禁锢忠良的恶名，也由皇上承担了。以上几件事，都是衰乱末世苟且行事造成的错误政务，不应在太平盛世出现。皇上在清静的夜晚思考，必定不愿背负这样的名声；如今却都冒犯名义而实行，昭示于臣民，流传于史册，天下后世将把皇上看作怎样的君主？其实这并非皇上的本心，而是左右近习之人在沉溺享乐之余制造争斗、蓄意蒙蔽；又有人把皇上闲暇时的事情当作无心的摆弄。年深日久，皇上渐渐落入他们的术中而不自觉，时间一长便习惯成自然了。伏乞皇上收回乾纲，释放满朝荐等出狱，加重惩治杨应吉等人，给重大工程立下期限报告竣工，并把积压淹滞的人才全都予以振拔任用。这不过是片刻之间转变一个念头，就能使衰乱末世的错误政务变成熙朝的盛事；天下后世称颂皇上为英明仁厚的君主，必定都归功于皇上。臣出于一片朴实忠心，忘却忌讳，补上奏疏陈述意见，恭请皇上明察。臣惶恐不安，恭候圣命。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宫僚径自离去揭【万历三十七年】叶向高

译臣私下看见，左春坊庶子冯有经因被人弹劾而请求离职，二十九次上疏都没有得到批发，于是昨日申时上本，亲自到文华门叩头辞职，把坊印送到内阁中。臣不敢接受，冯有经留下官印便离去了，臣不得不奏报皇上。臣私下想到，臣子的进退应当等待君命。近来挂冠径自离去的人已经很多，虽然有严明的禁令，又加以重罚，最终仍不能禁止；这确实是诸臣的罪过，的确没有什么可逃避的。但闭门多年以来，哀切请求频繁，九重宫门杳无回应，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本来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进身既不可能，退身又不能实现，被拘束羁绊，无处申诉，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苦处。古人称人君的德行，一是以礼使臣，二是体恤群臣。如今诸臣盼望皇上体恤他们，已经十分迫切了。皇上若能作出处分，使他们能够依礼进退，就是诸臣的幸运。否则，他们困窘无聊，甘愿自行承担过失罪责；臣子个人固然不值得怜惜，但国家的体统又将怎么办呢？功名爵禄，是人情最珍爱的东西；洁身自守、勇于退隐，是人情最难做到的事。如今竟使人放弃最珍爱的东西，而去做最难做到的事，这足以看出世道如何了。伏望皇上省察。至于冯有经送还官印、辞去官职一事，也希望由圣上裁决，不是臣所敢擅自拟议的。奏疏呈入，皇帝不采纳。请求革除解运白粮积弊疏【万历三十九年】徐必达 臣于十月十四日接到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张惟任的揭帖，题为“江南重大差役尚未恢复，而皇上御膳供应不能延误，恳请特意申明法令，以体恤百姓艰难、便利筹集运输”等事，其中详细说明东南百姓解运缴纳白粮的苦处。臣详细阅读并仔细分析，其中属于起运环节的弊病，漕运大臣可以加以禁止：例如大户分派兑运时，宦官家属拖欠推诿、煽动闹事；验收粮包时，官吏差役索取财物；雇船时，船户欺骗承揽；领取水脚费用时，书吏扣减克扣；以及押运官索取欺诈、渡江过淮拖延等，都是漕运御史能够查办禁止的，也就是张惟任所说的处置调停、立法革除弊病，不必烦劳朝廷议定。又有属于收米环节的弊病，臣寺可以加以禁止：例如厂仓堆积粮食，仓役勒索，搬运混乱，使费被侵吞损耗；这些都是臣寺掌管仓库的卿、丞能够查禁的，也不必烦劳朝廷议定。至于军粮先运、民粮后运的旧套，以及皇店、皇木、黄马、水殿、官座等船只借机敲诈，淮安、通州盘验阻滞，索取土产、索取常例，要求铺垫、加收耗费，以及攫取金钱、盗取木料的陋习，漕运大臣难以施行禁令，臣等也不能参与处理，只得仰仗皇威严厉禁止革除。为什么会这样？军粮先运、民粮后运，朝廷原本没有这样的命令。原因在于军粮船有九千多只，势力强盛、人员众多；白粮船不过几百只，人员少、势力弱，以多欺少、以强凌弱，势必形成这种局面。而且军官勇悍，多纵容军卒图谋索取欺骗，遂成为旧习。他们不知道白粮是供给皇上御膳、各宫膳食的粮食，与军储之粮相比，尊卑轻重简直有天壤之别，怎么可以让军粮船先于白粮船呢？皇店、皇木、黄马、水殿、官座等船，虽然都属于朝廷，但所载货物并不多，本来就与满载白粮的船不同；况且河道狭窄，只有这一条水路。他们驾船运木的，都是骄横的船夫和强悍的士卒，借口属于朝廷、承运的是供皇上使用的物品，不容白粮船先行，必定要索取重贿才允许通行；白粮船稍微靠近他们的船，就声称发生碰撞损坏，强行要求赔偿，小民只能唯唯诺诺，不敢申诉，这就是敲诈由此兴起的原因。淮安、通州都是关隘之地，担心有人夹带货物，过去允许盘查验看；但官员不亲自查验，而交给下级官吏和巡拦夫役，他们明知没有夹带，也一定要索取足够的好处才放行，这就是阻滞弊病由此产生的原因。至于索取土产、索取常例、要求铺垫、加收耗费，甚至加到二成、三成，听说各仓中也有属于这一类的，但不是臣寺各仓的弊病。这四类弊病，都是漕运御史来不及禁止、臣寺无法知悉的，只有仰仗皇威赫然严厉晓示。白粮船是供给御膳的，应当先于军粮船，不许军粮船把它压在后面。仍应令漕运御史制成宪牌，上面刻写奉行圣旨：“白粮船在前，军粮船在后，不许抢先越过，违者严惩。”无论军船、民船，一律各立一面牌子，这样各船官军才会知道畏惧，不敢再沿袭军粮先于民粮的旧习。皇店所载货物、皇木牌所标船只，都不是满载重物、必须快速通行的差事，不许阻挡。白粮船如果受到阻挡，准许漕运御史及地方抚按官员拘拿查究，这样就可以堵塞敲诈的弊病。淮安、通州两关查验白粮船没有夹带后，应当立即放行，不许拖延片刻；仍应严令户部转行各关部臣，禁止下役借口查验而刁难欺诈、留难不放。何况白粮船既然装载粮米，难以夹带，也可以免除盘验，这样阻滞之患就可以避免。至于北门收米的人役，如果有索取常例、要求铺垫等弊病，允许运粮人员到巡视衙门控告，发现后严厉惩治，这样欺骗残害的根源就可以平息。这些都要仰仗皇上的威灵独断，并不是臣等所能办到的。又查得军运船必须等旧运船返回，才能兑换装运新一批粮食；民运船则各处都有，随时都能雇用，不必依靠旧船。但书吏作奸，串通经纪、埠头，接受他人托请，预先指定某人的船，收取雇价，中饱私囊。等到发现米船尚未到达，便想追回已收的钱，借口赶船，甩手逃走。一帮船中，只要有一条船未到，其他船都不能出发；一府之中，只要一个县尚未完成，其他县也都不能发运。这就是起运迟缓、军船得以争先的原因。近来看到张惟任的牌文中说，有白粮运输任务的府县，雇觅船只都必须见到船后立约交银装载，不许书吏和积年恶棍把持作奸，指着空船拖延旧日的祸害；违背规定期限而耽误运输日期的，如仍有此前的积弊，应由该县随时揭报，以便拘拿惩治；书吏按贪赃论罪并追究革职等。这确实抓住了革除弊病的根源，也是加速运输的关键。以后各郡县永远遵守，一切白粮船都限于十二月内发运，那么军粮船自然都在后面，不得与白粮船争先，自然可以免除阻滞之患。

译这正是张惟任所说的“船只横在黄水之中，遥望大海却没有防备”。覆船沉溺、危险忧患、严寒结冰、守候冰冻、购买车辆、推拉挽运、搬运混乱等弊病，就无从发生了。巡漕御史尤其应当在前一年八月间，先领取敕书出城办理运输事务，这样来年就不必担心仓促而难以措置。这就是提前掌握时机；不但民运可以提前，军运也可以提前过淮，不出三四个月就能完成。这又在于都察院及早题请，而皇上及早批准。因为一事加快，万事都会加快。又查得军运船返空，迟速责任在押运把总以及各卫指挥、千百户。如今一旦收粮完毕、缴清手续，这些官员得到荐举疏文，便骑快马先行返回；返空的船任由它们在天津、淮德之间闲游，甚至卖掉桅杆、篙子来供日常花费，听任船只沉入泥沙，甚至连船板也拆卖。船既不返回，粮食凭什么兑换？必须严厉责令运粮官押送空船全部到达，才准许回家换班；否则仍应发文查究。这样空船才能早日返回，新一批运输也不敢耽误。总之，只要漕运御史早日出都城，军粮、民粮都能早日兑换，这是探究根本、提前办事的关键策略。奏疏呈入，得到批示：“户部知道。” 请求裁抑藩王府求请疏【万历四十年】周起元 臣接到邸报，看见福王上了一道奏本，以援引成例为由，恳请赐给盐井和茶银。奉圣旨：“查照潞王的成例办理，交该部知道。”臣私下叹息福藩不善于为自己谋划，也叹息陛下过分溺爱儿子。陛下把天下当作一家，不能有不保护百姓却只保护儿子的道理。福藩为了邀取恩宠、计较微小财利，已经不遗余力地攫取利益了，难道还要觊觎四川的盐井吗？请试想今日四川是什么情形：播州土司的征讨尚未结束，军魂还仿佛在春闺梦中；建昌戍边将士的鲜血，又染上瘴气弥漫的荒草；水西的伏兵时时显露跋扈形态；众多叛乱者进入牢笼，却常怀逃入坟墓、拼死反抗的念头。四川本来就是疲弱困敝之地，上天还没有厌弃灾祸，又剥夺其盐利来助长灾害，岂不是不可以吗？近来皇太后的遗诏告诫陛下要推广孝思、加恩四海。几位曾经治理过四川的老臣竭力陈述盐课造成的负担，因此恩诏规定，盐井有盐课而没有盐井的地方，着令抚按官员商议免除。四川百姓正伸长脖子盼望恩泽，怎么可以突然堵塞皇上的仁德之意呢？山陵尚且迁移变化、没有定准，盐水也时有盈竭、咸淡不同，并不是永远从不会枯竭的源头。盐井败坏而盐课仍在，灶户无力赔纳，只好相继弃业逃亡。赋税定额尚且不能足额征收，往往还要摊派给州郡赔补，以满足京城和边疆的需要。当地官员从抚按以下，没有谁不是捉襟见肘，筹措枯竭，只能靠借贷周转。潞王府的成例旧来就被称为难以支撑，福藩的财富没有理由再增加。前些时候请求开设盐场，如今又请求盐课。这样长久下去，欲望究竟要到什么地步？是要从原定税额中扣除，还是要在额外征收之外再增加？从原额中扣除，则军国供给和军饷每年都有固定数额，不能亏减；在额外征收之外增加，则巴蜀已经疲敝的百姓再加倍计算、增加钱税，也一定无法输纳应付。何况陛下的圣子神孙正在兴盛繁衍，今日援引潞藩作为成例，他日必定有人援引福藩作为成例；陛下又将一概同样赏赐吗？还是区别对待而吝惜不给？区别对待，则都属于皇室宗藩，不可厚此薄彼；一概赏赐，则把国家正供全部搜括，也未必足以供养宗室。臣私下认为，福藩拘泥于这项请求，对聚敛财货来说是获利，对道德仁义来说却是过失；陛下沾沾自喜地施行这种宠爱，对私人感情来说是牵累，对法制来说却是违背。素来节俭的人家常常有余裕，兼并豪奢之家却天天担心不够，为什么？因为奢侈和节俭造成的结果不同。估计福藩的收入已经不能说不丰厚了。把喜爱善行当作快乐，就能保有美好的名声；把节制俭省作为实际行动，就能永远不至于匮乏。陛下为什么不以义来裁断此事，以俭来教导他，使他知道国家有一定的赋税，分封诸王也有不可滥行乞取的规制呢？处理事情一定要遵循古代法度来节制人情，不要因为收回成命而感到为难。收回成命，那么福王将沐浴在皇上的慈爱之中，所得恩德反而比赏赐财物更加深厚；这对他的子孙和天下百姓有利，岂不是更加广大吗？臣还要有所请求：一个人的行为成为法则，天下人都会以此为准则。上行下效，贪婪的弊端必然会随之而来，丝毫不会差错。陛下近年来致力于聚敛财物，广泛征求财货，藩王也仿效陛下，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愿皇上颁下明确的制度，遵循淳朴的原则，爱惜民力，节省国用；为了防备财物匮乏而发放粮食的仁德，舍弃谋取货利的私心。这样一来，眼看风气一经倡导，臣民就会纷纷仰慕跟从。天子不谈论财物的有无，诸侯王却敢于谈论财物的多少，这种事从来没有过。这就是亲自实行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以身作则的道理。陛下如果确实能够俯察采纳臣的意见，彻底改变、重新开始，那么四海内外都会仰望圣明。在青宫培养德行的太子，将会经常看到节省费用的规矩，从而消除贪欲和受贿的萌芽；何况那些作为藩王屏障、镇守各藩的宗室，难道还敢听信小人的谋划，放纵无休止的请求吗？臣以微薄之见上奏陈述，惶恐屏息等待获罪。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弹劾税监高寀的奏疏【万历四十一年】周起元 臣谨奏：福建税监高寀，平日行事贪婪残酷，比其他宦官更加严重。历年来海商所有贵重、美丽、奇异、精巧的珍品，有百成被高寀收入囊中，至于送给朝廷的贡品还未必有一成。臣在当地生长，对这些事亲耳听闻、亲眼看见，已经很久了。他的贪欲如溪谷般早已填满，虐害百姓的恶名也早已显著。谁知他如今更加肆无忌惮，像鸱鸟张翼、豺狼大肆吞噬一般，刻削百姓，搜尽他们的膏血精髓。皇上征取各项物料，即使一草一木，也无不按照数量付给价钱；但高寀却削剡、剖凿楼船，船只首尾相接，竖起百尺高的桅杆，把雕饰营造到了极尽华丽的程度。他所取的物料，概想全部白白占有。那些从事买卖贸易的人，带着本钱和货物，怎么能容忍一旦之间全被夺得一无所有呢？他们相互结伴来控告申诉，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为什么高寀竟挑选凶悍之徒来逞威，陈列利器与他们对抗，挥刀杀死二十多人，又放火延烧二十多家？第二天，他又披坚执锐，统率骁勇骑兵，趁守卫偶然撤离之际，直接在辕门前动用武力。巡抚袁一骥统辖一方，高寀不能任意实现他竭泽而渔般的贪欲，早已心怀愤恨，于是按剑要挟副使李思诚、佥事吕纯如，竟想抓住老虎的胡须来解除自己的危难。高寀又扣留他们并强迫订立盟约。皇上试想，从来那些最贪婪、最凶狠、最毒辣的税监，如高淮、梁永、陈奉、孙朝、杨荣等人，曾有像高寀这样杀人放火、以节钺权势要挟并扣留一方大员的滔天罪行吗？

译臣读到巡抚、巡按的奏疏和揭帖，何况其中还有臣作为乡人的见闻，不觉怒发冲冠，继而痛哭起来。近来邢洪在禁地持有兵器，卢受借助皇帝批拟的威势行事，这些都只是含糊地不予处分。如今高寀又被告发，理应立即依两观之诛予以处死，以洗雪万民的愤怒，不能只撤回械具、枷锁便了结此事。臣听说省会人情汹汹，无不想捉住高寀而后快。幸赖巡方官和在任诸臣安抚整治，才没有酿成变乱。臣恐怕堤防河川的隐患若不决口，一旦决口必将滔天；积压的火灾若不爆发，一旦爆发必将燎原。万一兵戈从身边骤然兴起，海滨因而动摇，倭夷就会乘机生出异心。即使把高寀碎尸万段也不足为惜，皇上难道不应该为社稷作长远打算吗？高寀曾说：“只要多进献孝顺的礼物，就可以保全首领。”高寀凭借多年搜刮所得，带着百万计的储藏，拿出珍玩、绮罗、歌舞、角觝以及享用作乐所剩的财物，可以用来结交左右近臣的欢心，进而求得宽免惩处。倘若竟让他的奸计得逞，就是皇上不惜太阿宝剑般的重大权柄，却只用这些财物来交换罢了。把这件事给臣民看，把它昭示于史册，损害皇上的美名，难道是小事吗？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弹劾三党的奏疏【万历四十一年】李朴 臣认为，朝廷设置言官，授予他们权势，本来是要让他们纠正各司的过失，检举、揭发违法之事，并不是要他们结党逞威，挟制百官，排斥正直的人和正派士人。如今他们却深深勾结外戚和近侍，以威势控制大臣，天天办理请托之事，广泛收受贿赂；身穿轻便衣服，乘坐小车，在市井中游逛，亲近娼妓艺人，有时到商贾家饮酒，有时流连于山人家中。他们自身如鬼蜮一般，却反过来诬陷别人。这实在是明目张胆地欺骗至尊，而大臣软弱无能、无所作为，所以才使他们猖狂放肆到这种地步。臣认为这些人都可以斩首。孙玮、汤兆京、李邦华、孙居相、周起元各自争论职掌，他们便群起攻击；如今这些人有的被罢职，有的被处罚，只剩下孙居相一人，却仍然被说成是党徒。孙居相不过一人，怎么能对他们形成什么势力呢？浙江有姚宗文、刘廷元等人，湖广有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等人，山东有亓诗教、周永春等人，四川有田一甲等人，数百人同心合力排挤善良之士，赵兴邦等人又依附于他们。陛下试想，孙居相一人对抗姚宗文等数百人，究竟谁才是结党呢？然而，那些攻击东林的人，今天指责东林扰乱政事，明天又说东林专擅权力，却不知道东林之人担任何种官职、掌握什么权柄。在朝廷中列名言路、担任言官的人，反而被说成没有权力；而那些退居林下、赋闲闭门讲道的人，反而被说成拥有权力。这种话连三尺高的孩童都欺骗不了，却竟拿来欺骗陛下吗？至于黄克缵贪赃受贿数额巨大，罪行已经败露却仍被留用；顾宪成清白高风流传百代，死后却还要遭到议论；而像陈用宾那样因边疆失守获死罪的，像韩敬那样在科场作弊的，像赵焕那样迎合时势、贩卖官爵的，竟还要替他们营救、替他们喊冤，国家法典究竟在哪里？希望陛下俯察臣的言语，立即作出威严决断：先斩臣以向这些奸人谢罪，再斩这些奸人以向天下谢罪，那样国家社稷就幸甚了。奏疏呈入，皇帝认为其中的话有道理。适逢叶向高、方从哲认为李朴的话言过其实，于是交给部院议定处罚。《御选明臣奏议》第三十四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第三十五卷 请求退休的第六十一道奏疏【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 臣谨奏。臣私下想到，臣任职充数八年，孤立自守，承蒙皇上特别宠爱和恩私，恩遇隆重深厚，近世从未有过。臣所进言虽不能全部被采用，却不能说完全没有采用；所办事情虽不能全部推行，却不能说完全没有推行。外间议论越多，皇上的信任反而越深；臣请求离去越恳切，皇上慰留得越殷勤。君父对于臣子的恩德，已经达到极点、尽到极处，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臣内心感激铭刻，这种感情真是口不能说尽，笔也不能写尽。即使来生来世变作犬马来报答皇上，也仍然不能报尽万一。如今正逢万寿圣节，臣闭门已久，本来不应再厚着脸面出来；但今天情不自禁，只得勉强与臣从哲一同到仁德门叩头祝贺。礼毕以后，臣想到从今以后将永远没有再到宫门来的日子，于是恭敬地再次五拜三叩头：一是感谢皇上多年来养育臣子的深厚恩德，二是表达臣即将远离宫阙的私下思念。恳请皇上察知臣微薄而真诚的心意，成全臣一向的志愿，不要再用温和的诏旨挽留臣，立即降旨准许臣放还归去，使天下人知道今日朝廷之中尚有奉诏离开京城的大臣，也使天下人知道臣始终不改变报答皇上恩德的心意。这样君臣上下都光彩荣耀，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臣谨在私人寓所恭敬地等候数日；至于如果实在不得已而仿效另外两位大臣，那是臣的罪过，并不是臣自己愿意这样做的。臣不胜冒昧而恳切惶恐之至。奏疏呈入，得到皇帝批示：“卿请求离去越来越恳切，情意和言辞也越来越悲苦，朕心中恻然不安。但阁务繁重，难道仅凭从哲一人就能独自处理吗？稍等新辅臣道南到任之日，即准许卿离去，以满足卿高雅的心愿。卿既然念及朕的恩德，就应当始终想着谋求报答；况且辛劳八年，又何必吝惜几个月呢？勉强留下。如果仿效他人径自离去，不等候朕的命令，既不是卿一向忠诚爱国的道义，也会使朕落下恩礼不厚、轻忽辅臣的名声。卿心中忍得下吗？还应体察朕恳切至深的心情，不得再有奏请。”有关部门知道。弹劾恶宦官、侮辱官员、剥削百姓的奏疏【万历四十二年】王纪 臣考察，设置驿递，本来是为了供奉使命、往来使者，并不是为了供宦官鱼肉百姓。自从宦官纷纷出使以来，驿递的民脂民膏已经被耗尽了。谁能想到又有李永这样狂悖不法的人呢？按李永不过是一个扫除杂役罢了，却谋得了押船这一差事，聚集四方亡命之徒，大肆显示声势，擅自作威作福，悬挂龙旗，妄自僭用天子的仪仗，伪造印信，私自玩弄君主的重大权力，还携带宾客随从多达一千余人，所得到的银两岂止数万？他只图夹带货物牟利，完全不顾朝廷屡次颁布的明令禁令；甚至凌辱官署官员，抢夺县印，强行索取钱财赎金，这同强盗抢掠有什么区别？他把驿夫锁在墩堡中，施以非刑，吊打拷掠；若不拿银钱去营救，就不放人，这同凶暴残虐的盗寇有什么不同？广文官职虽然品秩低微，仍然是朝廷任命的官员；驿夫虽是卑贱的差役，谁不是朝廷的百姓？他们一旦横遭李永吞噬欺凌到这种地步，李永真是宦官中的豺狼，披着人皮而怀有兽心。如今福藩封国之地，人心惊惧不安。如果不杀李永一人向天下谢罪，那么后来成为李永这样的人，不知会有多少；而在千里驿路上横遭剥削荼毒的百姓，又不知会有几千万家。至于把总金廷贵，指挥杨惠、杨应吉，身受公差委派，却藐视刑法，助纣为虐，竟敢制造违逆天理的罪业，如同老虎添上翅膀，使食人的爪牙大肆张开；他们贪婪残酷异常，难道能逃脱法律制裁吗？神棍崔见吾、陶左川、刘秃子等人，肆意流毒施虐，借助权势诈取钱财，历次审讯已经查明，怎么可以让他们漏网？除臣等已移文咨报南京兵部，先将金廷贵、崔见吾等提解审问、依法处死，另行上奏请求外，伏乞皇上怜悯郊圻重地和困苦驿递的实际情形，下敕给法司，将李永严加逮捕审问，依律追缴赃物。这样，受到刀锯刑罚威慑的人，上面不敢轻视天子的法令，下面也不至于向百姓传播恶行，困苦不堪的驿递系统也可以稍稍安定了。为此具本，谨此题奏。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弹劾赵焕的奏疏【万历四十二年】周起元 臣认为，自皇上登极以来，对于言官的进谏和纠正，虽然很少采纳，却往往宽厚容忍。唯独触犯权贵近侍、违逆巨奸的人，不久便遭败辱，终身受到禁锢。忠臣义士对此扼腕叹息已经很久了。臣谨按，吏部尚书赵焕丧失大节，其罪行难以一一详述。如今他占据要害职位，勾结权势宦官并招引党羽，驱逐总宪而倾陷善良之士，借事排斥打击他人，凶险狠毒。近日按惯例推举孙振基等三位大臣，赵焕只是因为憎恶他们与自己意见不同，便在一时之间将他们一概铲除。这三位大臣并不是因为玷污官场常法、触犯清议而得罪皇上，只是因为议论有异，平日上书陈言，多有与赵焕相冲突之处。赵焕恐怕他们最终会对自己不利，便急忙修结嫌怨，预先加以剪除，以侥幸长期窃取权柄。按惯例推举一事，明旨已经命令科道、都察院从公议定，赵焕却独自任意褒贬，毫无顾忌。这就是赵焕的权势竟尊于皇上。既然如此，他却假称是在争论职掌；吏部侍郎方从哲没有经过正常推举，直接越级擢进，赵焕反而从未听说敢争执半句话。为什么对大臣如此畏缩，对小臣却如此狠毒？鲍应鳌从废黜、谪籍中被起用，清廉正直、端庄谨慎，与赵焕如薰草和莸草般截然不同，理应遭到赵焕忌恨；赵焕说他不应由祠部改任铨部，这一说法似乎还有道理。然而，科道推举正额、闰额，自有以往的成例；赵焕却任意改动，巧使奸猾手段。为什么对贤者如此苛刻，对自己亲近的人却如此通融？有科臣周永春、亓诗教替他谋划，有司属李养正、郭士望替他布置罗网。他们都估量皇上对大臣有礼，不轻易呵斥责罚，于是竟敢蔑视明旨、玩弄威权，驱逐异议者以巩固自己的爵位。议论本来就有两个方面，彼此雷同并不是真正有利于国家。对皇上来说，正应容许臣下畅所欲言，以此权衡是非；对诸臣来说，又有谁愿意因为殿上的争论而伤害彼此和气？赵焕不能扩大公心、执掌衡量是非的权力，涣散小团体来侍奉君主，却反而挑起彼此争斗，企图一网打尽，借言路上的分歧来为自己营造三处藏身之所。即使他自恃羽翼足以抵挡弹劾，也恐怕公论日久终会澄清，豪杰接连涌现；到那时，即使有善于经营三窟的人，也没有谁能再替赵焕出谋划策了。按惯例转任，本来不足以成为三位大臣的耻辱；真正可怕的是台纲从此废弛，权奸从此横行。长此以往，将使言官低头丧气，全部折服而投身权门，使本朝蒙羞，也使后世史书讥刺。臣身为台臣，难道能坐视台纲崩裂，默不发一言，只求保全自己的俸禄和官位吗？伏乞皇上下敕三院、九卿、科道会同议处；如果赵焕确实结党专权、扫灭台规、违抗圣旨、挟私报怨，就立即赐令三位大臣重新列入朝班，以挫败奸人的谋略，整肃宪纪。

译如果臣所奏不实，就把臣和这三位大臣一同罢免，以向赵焕谢罪。即使臣抱膝退居丘园，也已经很有荣耀了。奏疏呈入，触犯圣旨，因此被处以停发俸禄。极力陈述时政弊端的奏疏【万历四十三年】熊明遇 臣私下认为，今春天鼓震响两次，流星白昼坠落，地震二十八次，天火九次，雨落豆粒、女子出现妖异，战祸征兆喷吐火焰，即使在《春秋》记载的二百四十年间，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密集。况且山东发生大灾荒，黄河水涨得漫天，太白星横过天空，辅星暗淡隐没，荧惑星侵犯月亮，金星水星运行失常，有时日光没有光芒，日月同时出现光晕，长期刮风而又干旱，上天的谴责越来越深。然而陛下所做的事情，却都是欺罔上天、违背常经之事，这实在是禽息碎首、贾生痛哭的时候。臣冒昧进献“八忧、五渐、三无”的说法：如今内库太充实，外库太空虚，这是第一忧；负责粮饷的大臣缺少粮饷，边疆大臣借机开边，这是第二忧；套部图谋称王，插部觊觎赏赐，这是第三忧；黄河泛滥，运河因胶泥淤积而阻塞，这是第四忧；齐地苦于荒年，楚地苦于土地贫瘠，这是第五忧；鼎铉之臣缺乏，栋梁大臣常受牵制，这是第六忧；众人喧哗充满街道，讹言流传各处，这是第七忧；吴地百姓喜欢作乱，贵贱尊卑秩序颠倒，这是第八忧。八忧尚未停止，五种渐变又接踵而来：太阿之柄渐渐落入宦官之手，魁伟刚直之士渐渐像凋落的树叶一样陨落，制科取士之法渐渐成为奸人聚集之地，武库中的兵器渐渐销毁散失，商旅通行的道路渐渐走向阻塞。五种渐变尚未停止，三种“无”又接踵而来：平民也可以迷惑天子，小校也可以滥行邀取诏旨，这是朝廷没有纲纪。滇地和黔地的守令都陷入穷途，扬州、广东的监司大多规避责任，这是远方没有吏治；进谗构陷的言语比刀枪更厉害，倾覆危亡的祸患比苏秦、张仪的游说更惨烈，这是士大夫没有人心。天下的事情难道还不值得寒心吗？奏疏呈入，皇帝没有采纳。特请免除赋税并赈济灾民的奏疏【万历四十五年】王纪 臣认为，天灾流行，哪里没有发生？但从来没有像畿南这样，连续三四年旱灾、蝗灾交相出现，到今天反而更加严重。回想万历四十三年的大旱，灾情仅次于山东，幸亏皇上发放十万石米粮赈济救助；今天那些幸存下来的百姓，都是靠君王的恩德才得以留下的。第二年春夏又发生旱灾，两季麦子连一颗一粒都没有收成的，占了十分之八九；秋季禾苗稍稍茂盛，却又被蝗虫和蝗卵几乎吃光。百姓盼望今年两季麦子成熟，简直度日如年，谁知上天还不停止降灾，灾害接连不断、没有尽头呢？去年整个春季没有下雪，从春天到夏天，五月也不下雨，炎热干旱，热气蒸腾，如同被火灼烧；河水减少，溪涧几乎断流，真是赤地千里，比先前更加酷烈。臣正为旱情忧虑，飞蝗又突然出现，恰好与旱灾相应；它们整齐得像行军布阵，迅疾如风雨，所到之处，不把一切残毁殆尽就不停止。这灾祸由谁来承担责任呢？蝗虫之灾与旱魃一同出来肆虐，昊天上帝似乎有意要以此警告将有丧乱发生。近来六月十三日才得到一场透雨，但已经误过时节了。如今孤苦无依的百姓，饥饿的饥饿，逃亡的逃亡；山东、山西两地的奇祸转眼又将重现。在这种时候，想要劝导民间输纳赋物，可是百姓家中已经空无所有；想要商议赈济，可是仓库也像被洗劫一空。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臣又怎能凭空运来神粮鬼米，使这百万条干涸的鲋鱼活下来呢？计策只有哀求皇上赶快广施浩荡恩德罢了。所有赈恤灾民的具体事宜，谨会同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毛堪、刘廷元开列上奏请求，恭请敕令户部再加查议，覆奏请旨，臣等遵照施行。第一，请发内帑银。近来请求动用内帑，臣下讳言不敢提起，难道也是浅薄地窥测皇上吗？皇上不是曾在中州大饥时发银三十万两、山东大饥时发银二十万两吗？何况京畿三辅是根本重地，不是那两个省可以相比的，嗷嗷待哺的

译百姓不下百万人，怎忍心让他们倒毙沟壑？臣私下认为，要赶紧救活百姓，非十万两银子不可。十万两是个整数，合在一起似乎稍多，分散下去却没有多少。皇上如果为根本之地考虑，想来一定不会吝惜这笔钱。否则，忧愁怨恨的民心一旦离散，就难以迅速收拾；琼林库藏即使十分充盈，难道不也会成为大盗积聚财物的地方吗？与其如此，哪如妥善散发出去更好呢？第二，请发仓米。畿南饥荒接连发生，百姓不能生活已经很久了。近来又遭此奇灾，家家都悬着锅等待做饭，绝不是一升一斗的粮食所能救活的。前一年皇上曾发米十万石，一半赈济，一半平价出售；今年的灾情比前一年更严重，臣也不敢奢望太多，只要像前一年一样发临德二仓十万石，全部用于赈济，就足够了。这十万石米，从朝廷看来，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点水滴；但散给民间，每一粒都是续命的金丹。难道朝廷还要吝惜它吗？第三，请留下监税银。征收商税，甚至计算到鸡和猪，这是“手实”之法。臣非常顾惜国家体面，废除它是对的。只是今年已经征收入官的银两，计算一年不过四万三百多两半，属于汇解内帑的剩余财物。把它进献上去，只会更加朽坏虫蛀；留下来却足以救活沟壑中的饥民，轻重得失已经很明显了。何况从百姓那里收取的，再散还给百姓，不仅可以使饥饿将死的人全部活下来，而且立刻就能获得美名。为什么要吝惜这点微薄钱财，留恋它而不忍割舍呢？臣私下认为，留下它为便。第四，请赶快减免、暂停征收。带征之法实行已久，何况正值九边呼告缺粮之时，臣怎敢轻率议论减免、暂停征收？然而，畿南实在不能照此办理。奇灾之后又有奇灾，嗷嗷待哺的灾民，即使是本年京边的赋税，也还有卖妻卖子而不能完纳的。若连同九年的带征一起责令追缴，即使敲骨吸髓，也必定无法缴完，只会把他们逼得死亡、逃亡罢了。到了死亡逃亡的地步，连本年现征的赋税也会全部化为乌有，那又有什么好处呢？不如将万历四十年以前的带征一律蠲免，四十年以后的带征暂时停止征收，等到明年大熟，再照旧带征，这样国家赋税和百姓性命大概就能两不相妨。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办法了。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七年〕 臣隐居田间，耕田以食、凿井饮水，原打算终老于此，没想到辽东战事败坏。皇上误听群臣之言，起用臣，以大理寺官职兼御史职衔，急驰辽东宣慰军民。等臣走在路上，又防有催促臣熊廷弼星夜赶来的诏防；皇上催臣前来，不能说不急。臣接到消息那天，仰体皇上的忧虑，俯念辽东危急的情状，不顾妻子儿女，不谋求友朋相助，五日内束装立即上路，每天赶路三百多里，虽然热毒遍体，也不敢说病；臣奔赴边疆的急迫，也不能说不急。只是作为人臣，没有凭证而擅自前往地方的道理；朝廷即使有小小的差遣，尚且要发给敕书、勘合以便办事，何况这是军国重事？若不借助皇帝的诏令来增加分量，凭什么感动人心、激励士气？若不凭关防来表示信任，凭什么往来奏报、使上下文书传达？所以必须等领到敕书、关防后才能出发。前日臣已具疏恭请，却没有得到批发，这与前一个月两次严厉的诏旨大不相同，缓急完全不相称。似乎把臣看成可有可无的官，不必设置；把宣慰看成可做可不做的事，不必前往。臣私下认为，这个官职可以没有，但这次宣慰之行难道也可以中止吗？绝不能中止。为什么呢？辽东军民，以及从蓟州、保定、宣府、大同、甘肃、延绥、四川、浙江调来援辽的官军，都是皇上守卫辽东、抵御敌人的良民赤子。他们无罪无辜，却在一年之内被驱赶到死的有十多万人：有的全城死尽，有的全营死尽，有的全寨死尽，有的全村死尽，有的全家死尽；有的全家死了一半，有的儿子死了父亲，有的弟弟死了兄长，有的妻子死了丈夫。山野尸骨，河流染血，鬼哭人号，皇上难道忍心不为死者悲痛动心吗？军队溃散那天，辽阳、沈阳几座城里放声大哭，大家只是抱头携手，收拾包裹，等敌人到来便逃

译走罢了。幸而敌人尚未到来，但魂魄虽然还在，头颅却仍寄托在危境之中，早晨还是人，晚上便可能成为鬼，谁能预料他们最终的下场？人人有百种死法，却没有一种生路；每天有千般忧愁，却没有一点欢乐。家家怨恨，处处想逃，皇上难道忍心不为活着的人悲痛动心吗？皇上此时即使不下罪己诏，悔恨驾驭统御失误，难道也不应深切自责，以求上回天心、下挽人意，赶快写一幅诏书，交给臣去宣谕，吊唁死者，慰问伤员，抚循慰恤，以表明皇上挂念辽东、救援辽东，不肯忘记辽东、抛弃辽东？这样，全辽父老子弟和援辽官兵，谁不会感激流泪，擦拭眼泪互相告诉说：“我们的君主如此哀怜我们的死亡，我们的君主如此怜悯我们的死亡，我们的君主如此挂念辽东，不忘辽东、救援辽东而不抛弃辽东！”又有谁不会因忠义而感慨，捐出财物，拼死效力以图报答？

译他们愿意献身入伍，拿出财物资助军队，出尽死力抵御敌人；可是如今却反而悠悠忽忽，漠不关心，竟到了这种地步。臣恐怕辽人的信心会灰尽、队伍会瓦解，一旦溃散便无法收拾。皇上为什么吝惜这半纸诏书、方寸之符，不早点交付臣，去慰藉这一方百姓呢？况且此前两次诏防催促得那样急，臣也昼夜奔驰赶赴，中外都看见了，谁不称颂皇上任用臣下的专断果决，赞美微臣赴义的勇气？如今却只因等待领取敕书而滞留这里，不能前行。万一有人不能体谅，或说臣害怕前往辽东，存有规避的私心；或说臣等待新的推举，存有观望的意思；那么臣岂不是要同那些保全自身、保护妻儿、沾沾自喜于一个官职的臣子一样，被同类看待吗？这次出行，君恩重要，臣命轻微；臣愿将满腔热血洒在朝廷，将七尺之躯交付边塞。只愿皇上早日赐发敕书、关防，限定日期出关，按期回报使命，迅速前往、迅速返回，使辽人感动流泪，都知道皇上的恩德远远超过河东诏书，那臣的愿望就完成了，臣的责任也完成了。臣怀着瞻望上天、仰奉圣上的激切心情，等候皇命。奏疏送入后，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七年〕 臣认为辽东是京师的肩背，要保卫京师，辽镇绝不能放弃；河东是辽镇的腹心，要保卫辽镇，河东绝不能放弃；开原是河东的根基，要保卫河东，开原绝不能放弃。如今开原已经陷落，青阳已经弃守，庆云已经被抢掠，镇西已经被围困；中固、铁岭、懿路、蒲河几座城，妇女老幼都已弃空城逃走。从鸭绿江东南起到西北一带的城堡，除抚顺、清河失陷已经报告外，末甸、新甸、靉阳、孤山、鹻场、一堵墙、洒马、吉东、州防、安白家冲、三岔、抚安、威远、镇北等处几十座城堡，也都已经弃去；边内的村寨则已被抢掠焚毁一空。如今只有辽阳、沈阳是河东的孤注一掷之地；可是昨天据经略大臣揭报，沈阳百姓又逃了，军队也逃了，这样辽阳、沈阳怎么守得住？敌人没有攻破开原时，北关彼此依靠，还只是有后背之忧；朝鲜没有败亡时，还只是有左腋之患。如今开原被攻破，北关不敢不顺从，派遣使者、交往财物；朝鲜也不敢不服从。既没有后背和左腋的忧患，又汇合东西两面的力量来共同进攻，凭这样形势，辽阳、沈阳怎么守得住？即使有战败残余和新近聚集的士卒四五万人，也都是名义上有兵、实际上没有战力；这次开原的损失又何止一万，更何况还没有铠甲、战马和器械，各镇调来的兵马又大多没有到达，偶尔有到的，也一听到作战便惊散，辽阳、沈阳又怎么守得住？然而不守辽阳、沈阳，就不能保住辽镇、进而保住京师；不收复开原，就不能保住辽阳、沈阳、进而保住辽镇。那么今天的开原，皇上认为应当放弃，还是应当收复？皇上不妨问问群臣：应当放弃，还是应当收复？放弃它，就会促成敌国东西两面的联合，断绝北关观望的道路，这是放弃辽东而连京师也放弃，三尺童子都知道不可行。可是想要起兵收复它，即使精兵良将、铠甲战马、钱粮草粟等一时都齐备，足以满足臣的使用，臣还担心士气已败难以恢复，泼出的水难以收回，敌军锐气难以抵挡，敌军联合难以防备，四面环顾、踌躇不前，竟没有一处可以下手，更何况现在事事都没有，臣又能怎么办呢？昨天臣随各位大臣在中府会议，议到收复开原，大家都断然认为应当收复；等到议兵，都说没有兵；议饷，都说没有饷；议论如何处置兵饷，有的说调、有的说募，有的说近处、有的说远处，有的说借、有的说搜括，却又有人沉默、有人争论，始终没有形成决定。比如议定增加新兵七万人，先调一万人跟随臣进入辽东，姑且壮大声势、安定人心；又议论征收这笔费用，却担心这里会阻难调兵；担心那里会空虚匮乏。这样左牵右制，还能指望什么呢？他们所谓应当收复，不过是为国家慷慨激昂、粉饰太平的话；而私下心里和嘴上却一定认为兵饷难以办理。况且，暂且守辽阳、沈阳，辽阳、沈阳一旦失守；暂且守河西，河西一旦失守；暂且守山海关，山海关一旦失守，再另作安排罢了。这难道是真能同心协力、共同救济，赶快谋求收复，以保辽镇、保京师、保宗社吗？况且今天的祸患，都是前些日子已经明白说过的；今后的祸患，也是从今天的情势和道理必然发展而来的。臣请再为皇上明白说明。前些日子敌人的形势，东面有朝鲜，北面有北关，西南有辽阳、开原，只有东北一条退路，四面受逼，没有可以扩展的兵力，山地物产有限，也没有宽裕的粮食。假如在清河、抚顺失事以后，兵饷刚刚能够聚集之时，中外当事大臣能够不急于交战、不催促交战，商议收复清河、抚顺，守住宽甸，再在柴河、靖安之间建城设将，全部驻扎重兵，彼此形成掎角之势，逐渐逼迫并转而遏制敌人，那还可以侥幸挽救。自从大军分三路败亡以后，敌兵才开始出入无常；自从我军坐守四城而失败以后，敌人开始联合西部，直接攻取开原。这就是前些日子不收复清河、抚顺，导致开原失守的前车之鉴；也就是后来不收复开原，导致放弃辽镇、危及京师的榜样。如今开原一带全部失守，敌人的外交联合也完成了。朝鲜、北关都暗中顺从敌人，内部的后顾之忧也除掉了。他们还有什么牵制、什么顾忌？难道会怜惜我们的沈阳而不来进攻吗？开原，是古代的黄龙府，也是元代所说的上都。城大而人口众多，物力相当富足，搬运金钱财货，数日都搬不完，何止数百万？从前他们没有可以扩展的兵力，如今却能在西面会合兵力；从前没有宽裕的粮食，如今却能凭借从我方夺取的粮食。只要拿开原剩余的十几万财物分给邻近各部落，让他们东攻辽阳、沈阳，西攻广宁。各部从我这里所得春夏两季的赏赐有多少？他们又何必爱惜我方，而不听从敌人来攻打我方？试看此前的塘报，敌人进攻开原时，西部五营立即率三千骑兵抢掠庆云，又率五万骑兵到广宁索取赏赐。这说明西部已经明明白白全被敌人利用了。这样辽阳、沈阳还能保住吗？

译辽镇还能保住吗？不仅辽镇难保。假如敌人完全取得辽镇所获的金钱财货，何止数千万？只要分出几十万两金银给各部，命令他们进攻昌平、蓟州，逼近京城；再分出几十万两金银给各部，命令他们进攻宣府、大同，奔向两关，以此牵制纠缠我军，使我军不敢离开京城一步；然后长驱进入山海关，或者从海路攻取天津以及登州、莱州一带。这些都是国家必然遭受的祸患，是按照形势和事理必然到来的事情，也是臣十年前不幸屡次说中之言。况且十年以前祸患的征兆还隐约不明，臣已经预防它而没有遗漏；难道今日以后的形势已经明白，臣又预料它却不会应验吗？皇上每每怀疑臣下的话是欺骗、诳妄，不妨查检臣的奏疏，一一复核，难道有一个字涉及欺骗诳妄吗？即使中外各位臣子，凡有章疏，皇上也一概怀疑是欺骗诳妄，放置不听，只看敌情缓和便认为可以缓办，敌情紧急便认为应当急办；到了今天，连敌情紧急也不认为紧急。各位臣子只好各自感慨叹息，把气数交给上天，把天下大事交给皇上自行处理，彼此相继苟且敷衍，只作悠然等待灭亡的打算罢了。往日皇上与中外臣子互相诬蔑推诿，以致今日，事情也已经到了极点。今天如果能够及早收拾局面，那么河东还保存一半，河西还完整，山海关尚未受到逼迫，蓟州、昌平也还平安，仍可幸得一点空隙，谋划收复之举。只要皇上把京师看待辽东，立即听从臣下请求，不让中间有所阻隔；让兵部、户部两部把辽东看待京师，共同商议兵饷，彼此通融，不要拘泥成例争执；让两京各钱粮衙门以及边地、腹地的巡抚、按察使等大臣，都把辽东看待京师，凡遇到征调、挪借、搜括、催促解送等事，一一真心曲意，多方设法办理，不要只作表面应付，那么兵饷各项还可以立即办成，天下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成？可是如今仍然悠悠忽忽，茫然无所作为，任凭缓急混杂其间，难道真要等辽镇全部失守，敌人西攻昌平、蓟州，东入山海关、天津一带，然后皇上才听从臣下的话，中外臣子才肯打破成例、抛弃旧套，同心协力应对，那时天下大事就已经完了。到那个时候，臣的肉固然不值得敌人吃，而中外臣子耽误皇上、皇上自己耽误自己，又凭什么安妥陵寝宗庙、安定国家、向天下谢罪，并各自保全身家呢？臣久已废居田间，苟且活命，本来没有做官求进的志向；忽然蒙皇上起用臣任大理寺官、宣慰辽东，臣想到国家大事重大，不得不星夜赶来。没想到各位大臣竟以部院官职衔授予臣经略之职，用非分的荣耀加给臣以艰巨的责任，臣实在不能胜任。臣本想具疏辞谢，但相知的各位大臣都以大义责备臣，阻止臣停止前往。臣已经写信与亲友诀别，让妻儿寄信辞谢亲友，决心以这七尺之躯为皇上竭力守卫边疆，把利害、生死置之度外。只是兵饷的有无和迟速，实在关系辽镇存亡、京师安危，是当前最紧急的事务。恳请皇上审阅臣的奏疏，赶快敕令廷臣会议：开原地方究竟应不应该收复？如果不应当放弃，就必须立即办理。兵马、器械、钱粮、草料、豆料等各项，限期备齐，不要缺少而使臣使用困难，不要拖延而耽误臣的期限，不要从中阻隔而挫伤臣的士气，不要从旁议论而牵制臣的行动，不要彼此推诿，让臣得不到照应而独自留下难以办成的事情，以致造成失误。臣一旦失误，辽东一旦失误，国家又连同各位臣子的身家一起失误，那么宗社幸甚，各位臣子幸甚，臣这个愚臣也幸甚。奏疏上呈后，得到批示：收复开原是抵御敌人、安定边疆的紧急事务，所需兵马、器械、钱粮、草料、豆料等项，着令有关衙门火速办理，限期备齐，不得借口缺乏。将帅以下凡不听命者，先斩后奏。着令熊廷弼星夜前往，用心经营办理，以副朝廷委任的至意。有关部知道。陈述战守大略疏【万历四十七年】熊廷弼 臣认为今天抵御敌人的办法有三种：一是收复，二是进攻，三是固守。开原刚陷落时，铁岭、北关还在，懿路、蒲河的百姓还没有逃走，按理应赶快收复开原，以保全我方形势。如今该破的已破，该空的已空，却白白分出几万人马去守各座空城，城中没有一个百姓居住，有什么用？似乎不如集中兵力，把作战放在首位。为什么呢？只要作战，本来就不必等待收复。可是此时泛泛谈论进攻，怎敢草率决定？似乎又不如分布兵力于险要之处，把防守作为稳妥的首要措施。为什么呢？守正是为了作战。然而，防守哪有那么容易？八九月间，敌人统率全部兵力驻扎新寨，每天逼近抚顺关，窥伺我辽阳、沈阳，我军尚且只需守一面。如今冰层坚固可以渡过，敌人或从南面出兵，夹攻河两岸，抢掠清河、靉阳村屯，窥伺海州、盖州；或沿鸭绿江上行，夺取镇江，窥伺金州、复州；否则就渡江向东，窥伺朝鲜。这样敌人的进攻方向越来越宽，我军防守的距离越来越远，兵力分散而力量单薄，防守哪里容易？近来臣亲自到各处边境关隘，察看地形，计算敌人的出路，也就是我军可以进入敌境的道路，共有四条：东南路在靉阳，南路在清河，西路在抚顺，北路在柴河、三岔儿之间，都应设置重兵，作为今天防守、日后进攻的准备。镇江又是南面屏障，守卫四卫，向东照应朝鲜，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处。这就是分布兵力于险要之地的大致方略。每一路设置三万兵，十五六名裨将，一名主帅，分为前、后、左、右、中各营。若遇敌军对阵，前锋先出，中军随后，左右两军协助，后军殿后，使各路都能自行分合、运用奇正，形成一面完整的战局。若敌人与西路相持，南路、北路各出奇兵，东南路全力援助；若在南路相持，东南路、西路各出奇兵，北路全力拦击。镇江应设置二万兵、七八名裨将、一名副总兵，一半驻义州，一半屯驻镇江，夹着鸭绿江防守。若敌人进攻朝鲜，镇江与朝鲜合力抵挡，而四路分道牵制敌军；若敌人与四路相持，镇江、朝鲜就合兵向西接应，使各路总能分合运用奇正，以完成全局。这就是各路彼此联络的大致方略。清河、抚顺、三岔儿三路山多坡缓，骑兵、步兵都可以并进，应使用西北兵，由西北大将统率；宽靉一带林木茂密、道路险阻，只适合步兵，应使用川兵、土兵，由西南大将统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万人、二万人〕

译镇江是水路要冲，应兼用南、北两地的兵，由南、北两地的将领兼领。这就是酌情使用南北兵将的大致方略。各路领兵到达边境后，划定地界防守；没有警报时就在当地操练，遇小规模敌情各自堵截防御，遇大敌则彼此援助。平时各路分别挑选其中最精锐强悍的士卒为游徼，率领本部直接进入敌境，同时分出三分之一设置三重埋伏等待；边战边退，遇到伏兵再战，然后从容退入边境。东路行动未完，西路接着行动；北路未完，南路又接着行动，轮番交替扰乱敌人，然后观察时机进攻。有时四路并进，有时三路牵制敌军而暗中集中兵力攻打一路。这就是多方设法谋求进取的大致方略。军队每前进一次，必定建立一座营寨，储存粮草，同时作为退路。各路兵虽有三万人，但如果深入一百几十里，就必须留下几处营寨，拨兵防守，前方迎敌的兵力必然逐渐单薄。原来确定的前方各处防守兵力不能再减少；况且兵马既然跟随各位主帅前往边境，辽城就会空虚，应再设置二万兵，平时驻扎辽阳，以加强中坚力量，有事时接应四路，作为外援。又在海州、三岔河设置一万兵，联络东西两面，以储备后续力量；金州、复州设置一万兵，防备海运，以阻止敌人从南面入侵。这就是出征和驻守的大致方略。如今敌势强盛，已经兼并两关以及海东诸国，又命降将李永芳等收集三路和开原、铁岭的降兵一万人，计算起来兵力已经接近十万。现在议定使用十八万兵、九万匹马。但现有的主客残兵、陆续到达的援兵以及召募的新兵，虽接近八万人，尚在淘汰甄别之中，不能算作确数。其余只有召募、征调两种办法。辽人提出“辽守辽”的说法，自李如桢、李登等人建议以来，屡次试行都没有成效，势不得不从征调中取得兵力。臣请以此责成兵部：每名士兵每年发饷银十八两，十八万兵应需饷银三百二十四万两。其中每名士兵每月发本色粮五斗，共需粮一百零八万石；每匹马每天给豆三升，九万匹马需豆九十七万二千石；每天发草一束，每束重十五斤，除去一年四个月青草不计，按八个月计算，需要二千一百六十万束；小束草按两倍计算。总共每年运输费用多少？车、牛、人工和船费多少？这些都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削减的。臣请以此责成户部。过去清河、抚顺、开原、铁岭、懿路、蒲河都安然无恙时，河东以辽阳为家业之地，以广宁为转运之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八万石〕 如今辽阳已经成为冲要边地，又应以广宁为家业之地，以山海关为转运之地。凡兵马、粮饷、器械以及军中一切不可缺少的物资，按形势自然不能不依靠各方协同办理。臣请以此责成督抚。近日调取将领人才，各省、各镇纷纷扣留；等到发来的兵员，又不像兵，马匹又不像马。每次诘问到来的将领，他们都说巡抚、按察使等不允许挑选，甚至有人得到授意，拿边堡旧将中的瘦弱者来敷衍塞责。除已经到达的允许臣挑选后发回更换补充外，以后调将征兵，臣请以此责成各省、各镇。这又是中外同心协力、共同救济的大致方略。估计我军五人才能抵敌军一人；即使日后人员经过训练、器械经过整顿，也还必须三人抵敌一人。如今敌军近十万人，即使我军有十八万，也还很难勉强应付。实在考虑天下的物力，不得不减少并筹划节省。如果这样，兵法说：“客军人数加倍而主军只有一半，然后才可以交战。”如果起兵进攻，敌军是主军，我军是客军，按兵法尤其应当增加一倍。臣看过臣僚姚宗文的奏疏，他想请兵部在臣所议之外再增加二三万人，用作训练和应援；请户部在兵部所议饷额之外，再多准备三分之一。这当然是越多越好，是有备无患的长远防备。恭请圣明裁断。奏疏上呈后，得到圣旨：“这份奏疏所奏对形势的审察判断，以及分布兵力、决定战守的方略，很合乎战机。所需兵马粮饷，着令有关部门多方设法办理，不得造成缺乏。督抚的职责在于守卫疆土，务必同心协力，共图济事。镇、道、将领等官，都要实心任事，筹办兵食以及战守的计划，不得因循推诿逃避，耽误军机。各省、各镇应当调发的兵将，着令迅速遣发，仍要挑选精锐，不许拿瘦弱者搪塞。熊廷弼着令更加用心经营办理，以符合朕对他的倚任之意。” 请限期发兵疏【万历四十八年】熊廷弼 臣前一份奏疏说，兵部调兵的文书上写着有兵，实际过关时却没有兵，用虚数欺骗皇上。经过实际查核，发现自三月发生战事以来，到达辽阳的援兵只有这些数目，只刚好抵得上开原、铁岭失亡的兵力以及召募新兵中逃亡的空数。等臣看到枢臣黄嘉善的申辩疏，列出辽东目前新募、出关的三项兵力，自己说有十万之数，只少两千，这仍然是纸面上的虚数。臣只发一份揭帖加以驳斥，不敢再烦扰圣听。只是事情到了今天，冬寒已经过去，春暖已经到来，时令逼近，形势紧迫，臣不能不替皇上的疆土和生灵向枢臣求救，希望他接受臣的话，以实际人数相应。当去年八九月间，开原、铁岭相继陷落，北关接着灭亡，辽阳已经危在旦夕。只是臣当时刚到，还能大肆制造虚声，多方摇惑，以希望敌人疑惧而不轻易出兵。如今时间久了，实情已经暴露：我军的逃亡，马匹的倒毙，粮草的缺乏，出关援兵的有无，从西面运来的马匹是否瘦弱，以及某营、某处的孱弱，某城、某方向城墙的低矮坍塌，都一一被敌人的间谍探知。敌人又两次进入开原，收割庄稼、运送粮食，诱骗我军，竟没有人敢出战，更加看出我军无能，过去所用的办法已经穷尽。

译据间谍的口供和从朝鲜逃回来的两名将领所说，敌人都将在二三月间合兵进攻，件件都有凭据，辽阳的危急已经无法形容。辽阳各军中，除河西兵马全部发给总兵李光荣防御西部外，近年来召募的辽兵虽然接近三万人，实际上竟不能算作兵。真定、保定、宣府、蓟州以及南方浙江兵的残余，也不能算作兵。川兵、毛兵只能穿山入林，并非在平原上冲锋交战所用。只有总兵柴国柱、贺世贤、李怀信各自率领骑兵、步兵设置防线；但国柱、怀信部下都是陆续聚集的乌合援兵，世贤部下多是召回的逃阵残卒，都被敌人站不住脚。世贤曾私下禀告臣说：“我部下各兵一听说东面敌人发动，便面黄无人色；每当敌人张开阵势向前推进，后队便退走，就像中固、懿路两次的情形，实在已经心寒。只靠手下几百名亲兵勉强支撑，怎么能抵挡大敌？”其他总兵连同亲兵也不能依靠；即使在虎皮驿、三块石一带设防，大家都明知兵少力弱，抵挡不了敌人，只是害怕军令而不敢说，不如暂且退回辽阳依城据守稳妥。在各位总兵中，臣更加倚重贺世贤；如今他的话竟如此，使臣心胆俱碎。但臣又担心无缘无故撤回，反而更加显示我军软弱，促使敌人迅速到来，并且直接放弃沈阳、蒲河而不顾，使辽阳更加失去彼此掎角的兵力保护。百余里的田地都要耕种，如今全部抛弃，粮草更加无从生产；臣仍竭力坚持，不同意撤回。可是各道屡次把这件事提出来，连臣僚姚宗文也劝臣答应回城。只是每次由一名总兵轮番前往那里防守，想来也是因为深知辽城现有兵力一定不能登城固守，三位主帅的兵力一定不能据险抵敌，所以才作这样的根本考虑。臣不得已听从意见，让他们轮番回城操练，像前面议定的那样，却一下违背了臣最初的心愿和计划。去年秋天合并沈阳、退守辽阳，本来希望多发援兵；今年春天还希望重新守住沈阳，所以把三位总兵安置在适中的地方，作南顾北窥的部署，但如今都完了。敌人如果进攻沈阳、蒲河，我军一定不能救援。本来希望拨兵守住清河、宽靉，防备敌人从南面来；如今也完了。敌人如果抢掠村屯、窥伺南卫，我军也未必能救援。本来希望拨兵守住镇江，为朝鲜提供声援，如今又完了。敌人如果进攻镇江、进攻朝鲜，我军一定不能救援。为什么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里〕 三位总兵如今在虎皮驿一带列成三座大营等待敌人，尚且害怕不能抵敌，打算退回城中；何况还要赶往更远的沈阳、蒲河救援，再远去救清河、靉阳，再远去救镇江、朝鲜，臣断然知道他们做不到。这些全都是兵部在纸面上调兵造成的过错。枢臣不应承担虚报欺骗的罪名，臣也不应承担失误的罪责。不要说臣没有事先说过。如今的办法是：如果不赶快征调更多兵力派去救援，辽东一定守不住；如果不责成各省、各镇，它们一定不肯派援兵；如果不先责成兵部，该部宁可耽误边疆，也不肯损伤各省、各镇的情面，援兵最终永远不会到来。臣曾见兵部调兵，不论某镇兵多兵少，某家有兵无兵，某个废弃将领是生是死，全都一概填写在奏疏里：某家土兵一千，某将家丁几百，某处调兵几千，某处合兵几万。皇上看了，难道不会觉得兵力强盛、很有气势吗？却不知道这只是纸面上的兵。如今应当确实查明：某镇、某家有多少兵，某将现存多少家丁，某将赎罪能够交纳多少匹马，还能召募多少家丁，然后据实调发；不得少一个人、一匹马，以免耽误军机。这样各省、各镇就不能推辞，各将也没有逃脱责任的余地。这是第一项应当责成的事情。每次调发各边兵马的文书，动辄都说一面发遣兵马，一面立即发给钱粮，以补充军士、马匹，补造器械；但实际上却一文钱也不解送补给，以致各省、各镇害怕受到欺骗，不肯调遣，这也是纸面上的兵。今后调兵，应一面发银，一面调兵，使各省、各镇能够随发随补，不致各处汛地空虚，增加其他忧患。如果兵部没有这笔钱粮，就应竭力同户部及各衙门争取，以满足紧急使用。这是第二项应当责成的事情。每当各省、各镇扣留兵将，或者报告某家没有兵、某将已经死亡，兵部便把事情搁置一旁，竟不肯执意复核，责令他们必须发兵。又如调发各地土兵，刚被人驳回，便拱手说“听地方官斟酌”；“斟酌”二字一出，就把调发之事几乎完全断绝，这也是纸面上的兵。今后如果有吝惜扣留不遣发，或拖延停滞不行动的，奏疏送到后就应立即答复，以“必须按数发出”为原则。这是第三项应当责成的事情。臣还曾见兵部请定钦限日期时，写明某镇路程多少，应在限期多少日出关；某省路程多少，应在限期多少日出关。然而期限虽然定了，兵部已经先把它忘掉，何况各省、各镇又何曾真正见到并执行呢？一旦接受调令却不按期到达，这也是纸面上的兵。今后确定期限日期后，绝不可迟误一刻一时，以免助长兵将玩忽傲慢、难以控制的趋势。这是第四项应当责成的事情。如今土兵、狼兵、毛兵、浙兵等各类步兵，只能用于宽靉、清河的山险之地；而像紧接山寨的抚顺、三岔儿一带平坡缓岭，非西北各边的兵不可。如果看到土兵、狼兵、毛兵、浙兵容易调发，便任意调遣，而西北边兵反被督抚阻留、不敢多调，这也是纸面上的兵。如今除调发土兵、狼兵、毛兵、浙兵五六万人，满足山险地带的需要外，其余应全部调发西北各边的精悍兵力，以便冲锋交战。这是第五项应当责成的事情。恳请皇上严厉谕令兵部，把以前调发而尚未到达的、近来增加调发的兵力，明白列出，务必补足臣所议定的十八万之数，并逐一斟酌远近，确定期限，作为钦定期限。还请皇上用圣旨恳切谕告枢臣说：“此前三路发生战事以后，假如有援兵接济出关，张扬声势，或许还可希望敌人不再出兵攻打开原；你们却坐视边臣呼号，漠然不予回应，既已被敌人窥破虚实，接连攻陷重城，姑且让你们戴罪办理事务。若这次调遣仍不按数、不依期限，导致失陷，两项罪责一并追究，祖宗朝处治掌管军务大臣的法律一定在这里。”这就是臣所说应当考核兵部责任的地方。

译兵部既然查明某镇、某家、某将应调的兵马确数，又办理发给钱粮、补充招募军马以及给各名家丁安家费用。这样仍然吝惜扣留、不肯遣发，拖延不前的，就是各省、各镇的罪责。比如甘肃、固原援辽的总兵以下，有许多人在辽东，谁不对臣说祁家、鲁家有兵可以调发？可是该镇却上疏说没有兵，不肯发遣，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谁想到神京已经危急逼近？谁想到皇上忧虑顾念？谁想到宫殿、寝宫、宗庙震动惊扰、不得安宁？还请皇上用圣旨恳切谕告各位臣子说：“这不是一般救援辽东的军队，而是勤王救驾的军队。若辽东守不住，祸患逼近京师，将来使各位臣子承担的烦劳费用会更加艰苦、更加难办。倘若调发派遣的数目不依钦定期限，因而造成失误，祖宗朝处治督抚的法律一定在这里。”这就是臣所说应当考核各省、各镇责任的地方。兵部如果已经按数调发，各省、各镇也已经按数发出，但士兵不精锐，马匹不强壮，器甲不坚固锋利，兵部只满足于调足数目，却不问能不能用；各省、各镇也只满足于发足数目，却不问能不能用。这又是纸面上的兵，徒有虚名而招来实际祸患。近年来辽东受累、天下受累，根源全在这里。如果不在山海关逐一查验，出了关以后凭什么稽核？凭什么追究责任？恳请皇上特别派遣一名有风力、真心任事、不躲避嫌疑怨恨的科臣，驻扎关上，兵马一到便立即查验。凡是不足数目的，就参劾；不依期限的，就参劾；兵马孱弱、器甲腐朽钝坏的，就参劾，并立即发回，限期更换补充。如果有人放任这些不合格的兵马出关，而臣再次查验发现不能使用，臣就拿起笔来，连这名科臣也一并议处。这就是臣所说应当赶快派科臣到关上查核。如今时势紧急，即使核查征调实数、严格执行考核成效的办法，如果一定要等各省、各镇考核完毕后才来援助，辽东已经完了。近来听说蓟镇西部部落已经接受招抚，自应把缓处的兵力移来应急，按照距离较近的原则调发援兵。查得宁夏、固原、甘肃、延绥等处的游击将领，各自率领兵马一千七八百人，如今正在蓟镇驻防，应当紧急调出关来救援。至于各省、各镇调集在通州、昌平、天津的兵，听说已经将近二万人，臣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哪一方的兵、是否都能作战，也应查出其中强悍能用的，如越效忠、许定国、丁吕试等所领的各部兵，迅速发到辽东使用。还有原本就是援辽的兵力，近来兵部曲意顺从天寒的请求，留在内地过冬的，也应一并发遣，赶快催促出关。以上各项，一律限在二月初十以前全部到达辽阳；违限者按接受调令而误期论罪。只要保住辽阳平安无事，蓟镇和京师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不必过度忧虑，也不必无事张皇。正不必坚持“以神京为重”的说法，坐失辽阳，反而先自行丧失自己所说的重地。这又是今天第一等的救急措施。恭请皇上赶快裁断施行。奏疏送入后，得到圣旨：援兵一事屡次奉有明旨，却全都没有切实遵行，倘若因此造成失误，该部和各省、各镇官员难道能够推卸责任吗？如今情势更加紧迫，救援不能迟缓，所请求的兵马着令按数调发，限期赶赴辽东。以后再有迟误，着令依考核成效的办法办理，听凭科臣随时查核参劾，同样治罪，绝不宽贷。应当派遣的科臣，立即加紧议覆。请处分以重封疆疏【万历四十八年】熊廷弼 臣先前因为部里调拨纸张一事，纸上写着“出兵出关却没有兵”，责成兵部办理；部臣黄嘉善上疏辩解，说臣只是因为在部中争论礼制，便拾取疏文中的话来加害他。这是浅薄地看待臣，可以置之不论。但他说免不了要进言几句，是想让臣“收拾人心，联属将士”，臣于是借此絮絮讥刺，并自认有罪；难道这是说臣因“收拾人心，联属将士”两句话而获罪吗？那一定是劝臣不要收拾人心、不要联属将士，然后才可以无罪了。臣即使粗鲁暴戾，怎么竟会糊涂到完全不懂人情的地步？近来臣阅看邸报，见科臣官应震的奏疏说，部臣明明是说臣欠缺这“收拾”二字，却一味严厉查核，足以招致怨恨、造成祸乱。将来辽东灭亡，如果不是兵力不足的缘故，黄嘉善便可以推诿、谢罪了吗？这是否真正洞察了其中的隐微，部臣自己应当知道。只是臣今日办事确实过于严厉，实在有不能自我掩饰的地方。大概辽东一向文官骄纵放肆，武官贪婪怯懦，下属懒惰傲慢，上级放纵徇私，全被一个“宽”字败坏了。一件事也不做，却希望人人喜欢自己、地方安静；一条法令也不执行，却希望人人感激自己仁慈；一个人也不惩处，却希望人人称颂自己宽大。如今把苟且偷安说成避开怨恨，却借口“收拾”；把包庇贪婪、容忍怯懦说成联络部属，却托词“联属”。大家彼此敷衍，只图做足讲人情的套数，谁肯认真、紧迫地为地方办事？一旦有一个认真办事的人出现，又从中嫉妒他、诋毁他，暗中掣肘排挤他，散布流言败坏他，以致今天事事败坏、处处败坏。将来整个辽东失陷，如今还剩一半，难道也要不认真、不紧迫，悠闲拖延，再把这一半失陷，来使皇上的江山社稷忧虑吗？缺兵将极其紧急，催促兵部征调，却漫不经心；缺粮饷极其紧急，催促户部办理，却漫不经心；兵弱马瘦极其紧急，催促各省镇挑选发遣精壮，却漫不经心。还说地方遥远、彼此情疏，不管他人的死活。到了地方官火烧眉毛、刀架脖颈的时候，应当怎样急切应对？敌方正在收粮、运输、挖窖，我们却悠悠然转运；敌方正在制造器械，我们却悠悠然打造；敌方正在挖壕沟、立栅栏，我们却悠悠然准备守城器具；敌方正在喂马、磨刀，我们却悠悠然饲养、操练。件件事情都让给敌人，人人都畏惧敌人，却每天呆坐着等待敌人。

译每一件事，无论公文还是私信，千言万语，都任凭它像风吹过耳边一样毫不理会，那么臣催促时怎么能不急？言辞怎么能不严厉？臣之所以这样严厉，首先在于事情紧急：有募兵依仗部、道官的庇护而违抗将官约束的；有采草砍木却抗拒命令、擅自返回的；有成群拐走马匹逃跑的；有恶棍、武弁和强徒扰乱营伍的；有衙门蛀虫索钱，把全营马匹扣压了两个月不给草料的；以至于剥削军士、倒卖马匹、玩弄法律、耽误军务之类的事，臣知道了，怎么能不查问？查处时怎么能不从重？这就是臣严厉的地方在于执法。即使地方官不能体谅臣是为了公事急切而嫌臣逼迫太甚，不能体谅臣执法而怨臣无情，于是失望并共同抗拒，臣也不顾。即使因此另立议论，例如斩将便说某人可惜，诛杀逃兵便说士兵并非逃跑，引水便说淹没辽城，堆冰便说军队被淹死之类，借此阻挠、迷惑众心，臣也不顾。即使因此当面不说，却私下禀告各院；地方上不说，却把流言散布到长安，务必要伸张自己的说法、彰显臣的谬误，臣也不顾。为什么？因为上面有皇上独自了解臣，下面有阁臣、部臣诸位协助臣。可是部臣也用这种说法来帮助他们，臣还依靠什么呢？自去年冬天以来，熟识臣的人寄信来，无不劝臣减缓威严、虚心接纳道员和将领。臣惊讶地询问缘故，才知道有人说臣在各道讲论礼制，呵斥他们站在屋檐下；又说臣性情不好，不容别人说话，却不知道这是告知此事的人传错了。按照部院仪注，部臣穿补服在檐上相见，道、镇官员穿素服在檐下相见，一路都是如此。只有分守道在檐上相见，臣担心礼制会由臣破坏，所以等到饮茶时从容告诉他；见他言辞和脸色都很严厉，于是便停止了。等该道官员离开后，各道、镇仍感到不安，请求按照仪注改正。事情原委本来是这样，传闻却变成那样，难怪部臣要引用部中争礼的说法，彼此相互印证了。若说臣性情急躁、不容别人说话，那么不知为什么有人同臣细心商量战事怎样取胜、守备怎样牢固、兵马怎样操练、器械怎样修整、粮草怎样运输、车辆牛只怎样筹办，臣却拒绝听取呢？还是一件事也不做，只用强词来推托抵挡，不容他们发言呢？如今臣同部臣、道员、镇将，确实相处融洽、彼此合得来。操办事务时有急有缓，有时放宽、有时收紧，交替使用，并不是专门主张严厉。如今却只把一个“严”字强加在臣身上，使在任者心生疑惧，又使各地调来补充的人员都疑虑畏惧、不敢前来；臣即使想完全改变自己为公事急切、严格执法的想法，去“收拾人心，联属将士”，又怎么做得到？去年秋天辽阳朝不保夕，臣为皇上竭尽全力死守，如今已经半年平安无事。臣虽不敢说有功劳，却也从未有过罪过。如今臣为公事急切，别人却以私情抗拒臣；臣严格执法，别人却以人情阻挠臣；臣说敌人难以抵挡，别人却说不妨事；臣说所需兵力很多，别人却说将领足够；臣说兵将尚且难以使用，别人却说兵精将勇。总而言之，都说臣不能宽容并善于使用他们，使那些厌恶严厉、喜欢宽松的人都因这套说法而高兴，把怨恨集中到臣一人身上。不仅将来敌人来时，臣的法令必定不能施行于诸将之间，而且中间还会借事动摇军心，暗中煽动；更有些事情实在不忍说出。臣本来不敢说出斥责的话，但人情和形势逼迫到这里，不能不趁今天向皇上控诉一次，请求罢免斥退臣，另选贤能之人，早日前来收拾、联络，不要只因臣确实符合部臣所说的情形，而加重辽东日后的祸患。臣一向饭量很好，自去年秋天带病出关，仍每天吃几碗饭，在马上拉强弓，左右顾盼射箭，不过才几个月，饭量已经减去一半，手甚至不能举弓，心神惊悸不安，眼睛昏花，须眉突然变白，肌肉完全消瘦，实在没想到一个强壮的身体，一天之内竟会消瘦到这种地步。医官董一中说臣是忧虑过度、劳累过度、烦恼过度、郁结过度。臣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担心耽误皇上守卫疆土的大事。初五日，部臣、道员、镇将都劝臣好好调养，臣抚摸胸口自我伤感，不觉当着他们流下几行眼泪。唉，这种病、这种苦，谁来怜悯臣、谅解臣？只有天地、祖宗和皇上能够鉴察臣的这片心。臣怀着无比恳切的心情哭泣祈求天恩，急迫等待命令。奏疏呈上，得到圣旨：辽东事务败坏，都是地方官玩忽拖延造成的；熊廷弼一心整顿振作，恢复疆土，朕深深倚赖他。如今情势十分紧急，哪里是经略可以卸下责任的时候？不要自行放弃先前的功劳，着令你更加竭尽忠诚、担当事务，与诸臣同心协力、共渡难关，不要被他人的言论阻挠。有关部知道。请敕令台臣查勘辽东事务疏【泰昌元年】熊廷弼。臣恭谨上奏。神宗皇帝把半残半坏、早晚等待灭亡的辽东交到臣手中，臣保全到今天。天地、祖宗在上，文武军民在下，臣似乎有功劳，却不知道自己的罪过。近来台臣张修德议论臣的罪过，应当贬谪流放到偏远地方。此时天理不在，人心是有罪还是无罪，任凭横加诋毁。但是，如果说臣把已经败坏的辽东交给别人，那么别人从哪里下手？又说既然托付给得力的人，也必须收回一半；如果再次没有得力的人，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把它交出去。为什么张修德预先设下一个“辽东败坏”的案件，等待日后定论，成功便全是别人的功劳，失败便全是臣的罪过，谋划得也太早了。去年开原、铁岭接连陷落，各大小衙门相对哭泣，不知道要往哪里去；而如今仍然衣冠安闲，公私之间谈笑宴饮。皇上试问张修德，辽东是否败坏？懿路、蒲河成为空城而逃，不必说了。辽阳百姓从北城逃往南城，南城逃往各个城门，有的衣裳颠倒，有的抛下妻子儿女，只以先逃脱为幸；而如今逃走的回来了，离散的聚集了，欢欢喜喜地一家团聚。因经商避难而逃回原籍的人，如今又成捆成车地运货回来，挤满街巷道路，不比五都的市场逊色。

译皇上试问张修德，辽东是否败坏？辽城破败不堪，士人和百姓知道不能守住，谋划先行离开；敌人也知道不能守住，谋划赶快进攻。如今内外已经巩固，真是壮观如一座金城汤池。就连沈阳、奉集堡，从前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如今也因为修缮防守牢固，官吏、商人和百姓昼夜通行，像腹里内地一样。皇上试问张修德，辽东是否败坏？去年没有车辆、牛只和民夫运粮，自从臣同各道官员设法办理，本地牛已有三万多头，车辆二万多辆，昼夜防护运输，军中才渐渐有了粮草。三路出事以后，军中没有一片铠甲、手中没有一件武器，库房和军器局的甲仗大多不能使用；又调宣大各镇的工匠昼夜改造，并增造大炮数千位、枪炮一二万件，军中才渐渐有了器械。采桑木削成弓身，购买牛角、交换弓筋，调来延绥、大同各镇的弓箭匠昼夜制造，军中才渐渐有了弓箭。又调各镇木匠立即制造双轮战车五千多辆，每辆安放大炮两门或三门，至于火箭、火轮、火人、火罐之类，无不具备，军中也渐渐有了攻守器具。皇上试问张修德，辽东是否败坏？自从斩杀贪婪怯懦的三名将领，将领便知道畏惧；斩杀逃跑叛变的士卒几十人，士兵便知道收敛；不时捆绑责罚不给马喂料、不操练军队的人，营伍便知道整顿。发放寒衣有赏，修建马棚有赏，长期戍守有赏，节日期间有赏，军士便受到鼓舞；用牛肉和酒犒劳他们，用烧煮宰割的肉慰劳他们，发给纱罗，赏赐花币，将帅便知道感激，也无不人人尽心整顿，谋求一个结果后返回乡里。皇上试问，张修德，辽东是否败坏？去年才是真正的败坏。臣从无从下手的地方下手，收拾整顿到今天，大体规模已经粗略确定，足以成为别人着手办理的基础，何必替别人发愁，以至于痛哭流涕，说臣回来是因为从口袋里拿出了金子吗？金子从哪里来？说臣在朝廷内部倚仗奥援吗？臣一生独自坚持自己的主张。说臣听到敌人来便吓得肝胆坠地吗？冒险前往抚顺，巡行宽甸，披甲冲入敌军包围，援救沈阳的，究竟是谁？张修德有耳目、有良心，最终自然会明白，不必等臣来说。只是臣因长期劳累、长期郁闷，自五月二十一日发病，鼻出血、吐血，大量泄泻、痢疾，身体虚弱危险、病势沉重，直到七月初才接连上疏请求休假，并不是因为别人的议论。即使从沈阳回来，病发后再次请假，当时也还没有听到别人的议论。辽阳没有比去年秋天八九月更危险的时候，今年四五月最凶险的时日，臣已经撑过来了；此后局势已经稳定。无奈内部有两个像病入膏肓的恶人，外部又有诸臣唾骂臣、扼住臣的喉咙、牵制臣的手脚，百般戏弄臣，使臣想死也死不了，想活也活得不得安宁。臣即使想不辜负先帝的厚恩而离去，又怎么做得到？张修德不希望臣养病离开，却希望臣被贬谪流放离开，那就让臣贬谪流放好了，何必一口咬定辱骂他人，仓促地伤害雅正的文风？近来臣写信给姚宗文说：“朝廷把一块残破的疆土交给弼，我替朝廷保全它而没有亏负；弼以一副完整的身体报答朝廷，却因此消亡。大半辽东已经灭亡，却使熊弼得以生存、熊廷弼却因此死亡，天地鬼神实在共同怜悯、鉴察此事。即使被众人的议论销蚀毁灭，这一段劳苦奉公的事实，有辽东的山水在这里，便是实录。”如今无端结党倾陷，抹杀臣的劳绩，想让臣为防止罪责而离去。辅臣票拟说这是被众人的舆论所挟持。只请求皇上明断，罢免斥退臣，立即敕令台臣张修德、冯三元限期前往辽东查勘辽事究竟是否败坏，使天下人明白知道臣的罪过所在，不要让臣替别人承受过错；臣的病也就万幸了。奏疏呈上，得到圣旨：“熊廷弼先因病请假，随后又因防议被命令回籍听候查勘。他所奏的事情，等查勘后自然明白，不必再行辩解。有关部知道。” 《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六。《金吾远逮废弁疏》【天启元年】毕自严。臣私下考察，历来奉诏拘拿官员罪犯，都必须有明确的防谕，携带驾帖，然后才能办事；所到地方还要恭敬设置香案，列队拜伏宣读，这是为了敬畏君命、彰显天威。原任山西北楼口副将、如今废闲的陈天爵所犯罪状，臣实在不知道究竟如何。只是缇骑要在数百里之外逮捕人，既没有明确防谕，又没有驾帖，只凭金吾一纸批文，真伪无法辨别，臣私下对此感到惊讶。若这不是确实的命令，那么锦衣卫是天子的禁卫，怎么容许擅自拘捕？若果真是确实的命令，按照历朝的法令刑章和旧例，难道不会有些错误吗？臣私下想到，君主的一举一动、一赏一罚，都应当期望足以载入青史，成为万世法则，实在不可不慎。现在天津道刘防已经谨慎拘押、候审陈天爵，但臣身为巡抚，承当地方责任，在没有奉到明确防谕和驾帖之前，实在难以轻率发遣。即使官府派来的差官刘侨，也似乎有迟疑而不便拘执的地方。伏望皇上辨明真伪，特颁明确防谕，以便臣遵奉押解进京审问，这样才可以使雷霆般的君威显赫、日月般的圣明光照。奏疏呈入，得到防谕：“知道了。” 《请移宫疏》【天启元年】左光斗。臣恭谨上奏。臣私下认为，内廷有乾清宫，就如同外廷有皇极殿。自祖宗以来，只有皇上居住其中，只有皇后作为配天之主可以共同居住。其余妃嫔虽按次序得以进御，遇到重大丧事，就应当移居别殿；这不只是为了避嫌，也是为了尊卑制度。历代相传，从未改变。如今选侍李氏既不是殿下的嫡母，也不是殿下的生母，却俨然居住正宫；殿下反而居住慈庆宫，不能守护灵柩、行大礼，典制错乱，名分颠倒，臣私下对此十分疑惑。而且听说李氏侍奉先皇，没有“脱簪请罪、鸡鸣警戒”的德行；侍奉殿下，又没有抚养教育的恩惠。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把圣躬托付给她？况且殿下年方十六岁，已经长大了。内有忠实老成之人辅佐，外有公、孤、卿、贰等大臣辅佐，哪里会担心无人？还需要像婴儿一样由人哺乳、用襁褓背负吗？又何况圣明智慧正开始增长，正应当不接触可欲之物，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托付给妇人女子之手？所以先皇祖在位时，多次请求给她正式名号而没有批准；即使先皇贵妃的请求，也是在弥留之际才提出，其意图是可以知道的。并且这件事施行于先皇时，夫妻的名分尚且说得通；施行于殿下时，尊卑的称谓也明显有不便之处。如果到了现在还不早作决定，便会借抚养的名义，实行专制的事实，武后的祸乱立刻就会出现在今天。臣实在有不忍说出口的话。伏望殿下收回先帝遗命，仍让她担任选侍；或者念及先帝遗爱，姑且给她一个名号，立即命令她移居别殿，殿下仍回到乾清宫，在那里守丧并完成大礼。这样或许可以使宫禁清明、名位端正，列祖列宗和国家社稷的神灵也会因此得到依凭。奏疏呈入，得到防谕：“移宫已经有防谕了。” 《仁义兼尽疏》【天启元年】左光斗。臣恭谨上奏。此前本月初一日，诸臣听闻变故，仓促赶往朝廷，人心汹汹，早晨还不知道晚上会怎样。当时大臣们从乾清宫中叩头执奏，扶皇上出居慈庆宫，臣等彼此相看，战栗不安。此时不守灵柩而避居别殿，步履踉跄、神色张皇，宫中必定有十分不安的情势，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惊慌地询问缘故，喧传李选侍身边前后左右全是收受贿赂、佩带腰玉的奸宦，布满宫中，暗中充当心腹。皇上对此大有戒心，不能安处。君父惊魂尚未安定，臣子怎敢立即安心？臣在初二日随同公疏之后，又上了一道《慎守典礼、肃清宫禁》疏，言辞十分委婉。当时只知道安定宗庙、安定社稷是大事，不知道其他。初三日宫中震怒，灾祸几乎不可测，幸赖皇上保全，将臣的奏疏发给内阁票拟，随即奉到圣防：“移宫已有防谕了。”关于名号一事，既然说尊卑称号不同，礼部再行斟酌议定具奏。钦此。初五日内阁大臣具呈揭帖，再次催请奉行防谕；移宫直到初六日，皇上登极后车驾回到乾清宫，宫禁肃然，内外安宁。臣等举手加额，共同庆幸宗庙社稷有神灵护佑。皇上既然应当回宫，那么选侍应当移宫，道理自然明白易晓。只是移宫以后，自然应当保全大体，舍弃小过。皇上像上天一样宽广的胸襟，应当无所不包容；先帝在天之灵留下的恩爱，也应当无不体察、怜恤。这其中的特殊恩典在于圣上的裁决，具体调护在于辅臣，不是小臣所能揣测的。若牵连蔓引，使宫闱不得安宁，不仅对国家体统不利，也完全违背臣等当初进言的本意。从前鲁襄公不能制约自己的母亲，宋儒朱熹认为，母亲不可制约，应当制约侍奉她的人。后来彭龟年在经筵讲到这段旧事，大家共同叹服，于是把朱熹召入任职。这类处置自有最恰当、不可改变的原则。听说锦衣卫审问那些宦官时，牵涉宫禁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实在很合体统。伏望皇上召集阁臣、部臣、九卿、科道官，当面说明当日避宫的缘故以及今日调护的办法，使一切都明白清楚，不得凭中使口头传达圣旨。仍请将刘逊、姚进忠等依法处死，公开他们盗窃宝物的罪状，与天下人共同知晓，不要让他们巧言摆弄而逃脱罪责。其余牵连人员，一概采用宽缓的政令，使心怀疑惧者自行安定。这样，或许那些焚烧梁王宫狱的言论，正可以因此使淮南王的谋反计划止息；仁爱和义理，也就在这里完全体现了。臣微小的一片心意，自始至终只知道安定宗庙、安定社稷罢了。奏疏呈入，皇帝于是详细说明李选侍凌虐圣母以及历次无礼的情状，向百官宣谕。《敬剖和同之旨，以销结习疏》【天启元年】侯震旸。

译臣私下认为，朋党祸害国家，人人都知道，但汉、唐、宋朝末年都不能避免，为什么呢？人处在风气之中，往往在不自觉中受到影响；即使有所觉察，也有人不能自我把持。臣的品行才干浅陋，刚进入朝班，便不自量力，想让大小臣工都自任为挽回风气的人。从前孔子生在周朝末世，战战兢兢地告诫人们不要自矜争胜、结党成群，并分析“和”与“同”似是而非的界限，说“和”与“同”不同；二者的差别在于心术，不强求一致才是真正的和。皇祖初年，宰相因权势而招致祸患；继任者想要去掉权势的名义，却保有权势的实际，于是天下都产生疑虑。偶然皇祖的宠爱有所转移，实际上并没有动摇国本的心思，但有了这种迹象，弼士便起来争论。皇祖怀疑那些犯颜直谏的人有沽名市宠之心，越争论越加阻拒，接着便是贬逐流放。三十年来争论不止一次：正直与忠厚相争，新进与老成相争，朝廷与山林相争，大体上还借此制造妖书、兴起楚狱，实在不忍说了。于是便有了东南、西北的称号。然而东南、西北是因意见相同而相聚，未必因地域相同；也未必东南派始终都是东南，西北派始终都是西北。只是因为不能和睦，所以不得不分类来寻求一致；只是因为强求一致，所以不得不严加防范来树立党派，于是和气更加受到伤害。臣每每从民间平心辨析实情，再参照后来发生的事情，大致看来，主张西北的一方诋毁东南为偏私献媚、柔弱奸邪，严重的还说他们另有心肠，对太子不利；主张东南的一方诋毁西北为假装有气节、假装讲理学，严重的还说他们挑动皇上和父亲、排挤善良之人。双方互相结党、互相摧毁，不论道德究竟如何，功名不能成为功名，富贵不能成为富贵，实在可悲。臣私下想到，三代以后，只怕自己不能得到好名声；所以与其随波逐流，宁愿有所规谏；与其懦弱，宁愿刚直亢奋。西北一派似乎有道理，但只要牵连攀附、趋炎附势，便希望名留史册；恐怕龙逄、比干的席位，已经不堪再被割取了。难道可以没有忠厚老成的人来收拾尘埃、平静风波、享受安宁吗？他们立论必定以宽厚为根本，因为珍惜人才、培植国家命脉。东南一派似乎也有道理，但行迹近似于保全自身、保护妻子儿女。倘若国家危疑震撼之时，形势迫在眉睫，人人都柔弱退缩，谁来挽回天意、扭转局势，舍身杀身以成仁？这两方面如果能像盐梅相济、琴瑟相调一样互相补益，不谋求自身而谋求国家，那么浑然一体的道德真儒自然足以流传千古，何至于祸害他人、祸害自己，又祸害国家呢？远的事情暂且不谈，就如张差一案，与其说他是疯癫，难道不如说是谋反？既然关系纲常，为什么要掩盖呢？只是当日宫闱震动，圣意已经明白，处分本来就应当委婉周全。移宫一案，清晨鸡鸣之时突然惊变，急忙剪除祸患萌芽；龙体已经安定，便稍微防止其过失。这也是天理人情的极致，两种考虑合成一个考虑，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也没有什么功劳可以居功，然而无奈事情逐渐激烈、逐渐离散。离开国家的人一身如落叶，慰留他的人三次赐予恩典也不算荣耀，议论者对此十分怨恨。至于邹元标、王德完所称的社稷之臣，难道不是吗？偶然涉及意见不同，更加令人不能理解。王德完两次请求确有错误，纠察他是对的；然而何至于把他一生的操守全部抹杀，刻意描绘丑化，还污蔑同气相连的人，言语毫无伦次，使归来的人彼此辱骂，几乎演成战国时野王之战。邹元标的奏疏中没有“必”字，臣也不能强行说他有这个字；但难道可以让这样一个百折不回的人，在奸雄进退之际主持权衡，却轻率地说他没有“必”字吗？然而他的本意有公心而无虚伪，原本没有偏执；如今两位大臣不难剖白内心、相互说明，旁观者难道还要执着于表面而不改变看法吗？邹元标的奏疏说，这就像两个乡村农民手拉手进城，被乡人唆使去打官司，到了对簿公堂时却无法答辩，也可以予以谅解。因此臣希望南北诸臣全都舍弃过去的纠葛，恢复原本平坦清明的状态。即使行迹不同而道理相同，也不妨碍太平和谐；在细微之处，不可以用口舌争斗。譬如鼎和吕寂然无声，敲击它的人自然会使它发声。应当高尚凝重、庄严肃穆，坚定地承担起挽回风气的责任，不要只因忧虑世事、热心过切，便急忙打开旁门借道。至于杨、李定罪一案，其他事情不必追问；即使按照丧失军队、丢失土地的律令，将他们弃于市朝处死，也绝不能因为擅自杀人而触犯上天和气。为什么数以百千计的奏疏都得不到回应，却借王德完一句话，早晨呈上、晚上下发，故意显示线索，让众人一齐射向邹元标？如果不赶快消除这个疑问，流言终究无法平息。近来的同异之争，这也是一个重大关键。凡此都已经受到诸臣指摘，臣虽然心中积有意见，似乎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近来南方奏疏多次涉及邹元标，他又上疏自我说明；山陵工程完成后，王德完和黄克缵又相继请求退休。臣担心种种追究仍是从前枝蔓，所以不顾浅陋，勉强加以剖析，希望化解异议、归于同道。行迹不同而道理相同，那么即使偶有不同，也不妨碍太和；细微的关头，不可用口舌争执。况且诸臣难道忘记三四月间的事情了吗？辽阳一败，狼狈逃窜都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珍惜意见异同？那么平日里脱口而出的争论，是为自身而争，还是为国家而争，也应当在清晨平心静气时暗自追问，便会清楚明白。有人把用兵说成催动官星，又把辽东失陷说成延续朋党之论，虽说是戏谑的话，也完全值得思考。臣因此又不得不预先向宰相大臣申明此意。新君登极，众位正直之臣匡正辅佐，天下都拭目以待，正是明君贤臣相会、群情根据风影相互观望的时候。不论缙绅官员，还是山人墨客、下至偏远乡邑的穷民，也都各自心有所主、各自争相发言，喜欢替左右两方面传播，这正是风气流传的结果，只是有人不知道其中缘故。一定要在枢要中枢之地先行看破苗头，以坚定力量主持大局，彼此默默融通、默默协助；不要调制只有一种味道的羹汤，各自戒备那种只会用瓢取水的见识。这样或许可以不被流毒侵害。这虽未必一定会发生的祸患，却不能不上奏让皇上听闻，恳切请求能够挽救时局的贤相。臣写完此疏后，见府丞邵辅忠有一篇《主恩难报疏》，言语颇为纠缠；臣对此扼腕叹息。希望尚未消除旧日结习的，正是这一类事情。总请圣明裁察施行，臣不胜激切呼吁祈祷之至。奏疏呈入，得到圣旨：“近来议论混乱，动辄从意见异同出发。这篇奏疏剖析和与同的区别，有益于世道风气和国家体统，知道了。” 《谏令客氏再入疏》【天启元年】侯震旸。

译臣伏见内阁传奉圣谕：奉圣夫人客氏勤勉侍奉朕躬，从未离开左右；自从出宫以后，午膳直到晚上还没有进食，夜晚至天明思念哭泣、心痛不止，不能安歇；仍命令她时时进宫侍奉，以宽解安慰朕的心，外廷不得烦扰激烈地议论。臣自从进入京城，不论缙绅还是士民，都称颂皇上临朝勤勉、求学敏捷熟练，内防祸乱，外警边疆，没有一言一动不合人心，称为中兴的贤明君主。只是有人说有奉圣夫人客氏，倚仗抚养保护之功，早晚在皇上身边，恐怕会迷惑圣德，成为身边的忧患。臣认为宫禁防范严密，传言容易讹误；圣明君主居于明处，幽暗邪僻自然会被照见。况且山陵工程已经完毕，出宫时已有明确圣旨，不必过分忧虑。随后台臣王心一上《以义裁思一疏》，请求以义裁断，圣旨宽容，没有加以督责，臣更加钦佩拥戴。这个月二十六日，果然传出客氏午时出宫，臣于是举手加额，私下庆幸原先的期望没有错；缙绅士民也无不在道路上歌唱、街巷中欢舞，颂扬圣明。然而不到两天，突然接到今天这道谕旨，臣又惊又骇，认为其中似乎有人假托圣意，未必出自皇上吗？在青天白日之下，难道竟有这种事：皇上迫于道义而不能拖延，感情上又不忍割舍，于是刚让她出宫便又后悔了吗？臣又不敢相信，皇上本来聪明英睿，是世间罕有的君主，难道竟不能忍受一个保姆，以至于忘记睡眠、饮食，并把这件事明白告知内外吗？如果皇上还没有离开襁褓，这还可以理解；但今年已经不是这样了。外有丞辅宰相可以辅佐，内有中宫协调琴瑟之好，两宫承当如小星辅佐君王的义务，调理起居饮食、辅导维持，使皇上节制保养精神，逐渐养成美德，哪里还需要保姆而如此恋恋不舍？况且皇上本身是天地神明呵护之身，是二祖十宗托付之身，难道一个保姆可以把功劳据为己有？皇上即位之日，既受到辽东警报，又得知灾害伤痛，军队在九边行动，粮饷困穷遍及四海，形势岌岌可危，令人有衰弱如宋朝的忧惧。这又是天地祖宗仁爱深厚，借助外患来警醒皇上。皇上想到这些，便日夜操劳、早起晚睡，告诫文武诸臣一心尽力，以安定山河，尚且担心力量不足，怎么反而因为儿女般的哭泣而这样做呢？况且皇上难道不想到三场丧事接连举行、两宫相继离世吗？皇上在诵诗、习舞的年纪，先帝历经二十年居东宫、三十日处紫极宫，转眼便驾崩；近来虽已完成祔葬礼仪，宝城尚未修筑，臣私下想皇上在九重宫中必定有夜寐梦醒而悲哀、饮食含痛的时候，却反而…… 却把思念哭泣保姆的说法拿出来，使臣工看见，使百姓听见，使众人的感情辗转揣摩却不能知道缘故，这实在太损害圣德了。礼书说：“宫内有慈母，是奉君命来教导孩子的。”鲁昭公的慈母去世，鲁昭公想为她戴练冠，有人共同执奏劝止，才没有这样做。古代慈母的职责兼有训导教育，尚且要按照恩情与礼义断绝关系。这样看来，今天乳母的身份就可想而知了。如今诸王公主，都是至亲贵人。朱红王府既已建立，叩击宫门尚且不容易，为什么偏偏让一个卑微的里巷妇人亲近至尊呢？昨天臣等匍匐送丧之日，万姓如墙角崩塌般聚集，百官如云拥簇，唯独有一辆轩车落在后面，高高地处在人群中，道路上的人纷纷指指点点，都说：“那是奉圣夫人客氏。”没有不惊讶得张口瞪眼的。送丧队伍回宫时，臣的同僚周道登对臣说：“神主进入进德胜门时，有一个老妇人长跪在路旁，望着尘土号哭悲恸。惊讶地询问她是谁，有锦衣卫臣僚骆思恭说：‘这是先皇的保姆，恩宠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悲伤。’”臣感慨叹息，同样是宫中乳母的功劳，恰好处在前后继承、相互承接之际，为什么厚待与薄待竟如天渊之别？受到薄待的，连路人都怜悯；受到厚待的，难道不会因恩宠过满而招来嫉恨吗？女子的德行如果没有边界，处在高位显赫也并非吉祥。皇上即使只是替客氏本人谋求富贵，也应当及早加以节制，委婉地表示保全，不应施加格外隆厚的恩宠，使她的毒害更加增长。况且皇上起初只是徘徊眷顾，稍稍推迟她出宫，还可以说得过去；既然已经出宫，再让她进宫，不可以；时常出宫、时常入宫，更是万万不可。为什么？宫闱禁近之地，哪里适宜让人习惯于来往？来自闾巷、身份污杂的人，怎么能屡屡混杂在皇上的视听之中？况且奸宦和群小内外勾连，借着人多势盛而助长气焰，有些事情实在不忍说出。前代史册记载清楚，足以留下光明的警戒。从前王圣受到宠幸，便煽动江京、李闰的奸邪；赵娆受到宠幸，便酿成曹节、王甫的变乱，毒害流布缙绅，祸患遗及宗社，实在令人寒心。我朝祖宗家法森严，皇上年少而天资英纵，绝不会有这种事。忠臣爱护君主，必定防患于未然；何况风闻传言、各种议论已经显露端倪，难道仅仅是万分之一的忧虑吗？否则，皇上正当青年，圣体聪慧，只要有一位乳母贤淑谨慎、周到侍奉，并不会损害圣德，反而可以安养圣躬。臣这样喋喋不休地违逆圣听，究竟是为了什么？臣体察皇上这种心情，特别是出于一时不忍，却不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感情，唯独皇上不能只保有自己的感情。试看看客氏尚未出宫时，全国为什么惶惶不安？等到她已经出宫后，众人为什么又欢欣踊跃？为她出宫后又重新入宫，众人为什么又凛然忧惧？其中缘故值得思考。也许还没有人把这种民情告诉皇上；如果皇上知道了，或许又会因为私爱不能抑制而自行调整。臣再诵读这道谕旨：“禁止外廷不得烦扰激烈地议论。”这说明皇上先已有不安，知道诸臣一定会叩击宫门、竭力争辩。臣认为，这种心意正可以使皇上成为尧舜；臣如果奉旨缄默，就是顺从皇上一时不忍的心，却不能充实皇上成为尧舜的心意，那还要谏官做什么？伏望皇上欣然改变主意，立即收回已经下达的谕旨。对客氏，可以优厚赏赐金帛，或在节令时慰问她，表示没有忘记她过去的服侍，却应防止她出入大内，亵渎、逼近宫禁的尊严。至于内侍人员，也必须详细辨别；那些老成正直的人，大多是不善于逢迎的。希望皇上不要喜欢谄媚而厌恶规谏，不要忽然任用又忽然禁锢，不要刚刚降罪又立即赏赐，使他们辗转猜疑、更加打开旁门缝隙；这样情理和法度自然严肃，宫禁自然清明。孔子说：“只有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臣谨因这件事一并提及。臣无比恐惧谨慎，恳切祈求至极。奏疏呈入，得到圣旨说：“屡次已有防谕，你为什么不能体察朕的心意，又来烦扰？” 侯震旸借事沽名，姑且念在他是言官的份上，暂不深究。《门军法纪全弛疏》【天启元年】侯震旸。

译臣于上月二十六日接到差遣，负责巡视皇城。刚进入公署，便有燕山伍长闫科呈告内监吞没贿赂、擅自占用许多军士，请求批示交给总管查明后解送。随后据山东把总刘光溥回报，拘集各名罪犯审问。根据李堂供称，他是府军左卫直军所服侍的本门内官钱寿等三十人；其中一人已经病故，现有二十九人。每名内官占用军士八名，名叫“小伴当”，每人每班折钱八十文，各内官共占用二百三十二名。又有“大伴当”，各内官的下属分别占用军士一百一十四名，每人折银三钱，一向交纳不缺。因为本月初一日，该伍长闫科上直时拖欠伴当的棍钱没有给，内官便含糊其辞地把三十名人犯开送到中府拘拿，因此闫科才来告发。审问周四，他供称是内官王受家的家人；赵胡子供称是内官赵升家的家人。各人都说，本月初一日伍长闫科欠了伴当的棍钱，于是各内官煽惑捏造罪名加以拘拿，因而发生这次告状，事情经过确实如此。臣和巡视部臣张国绅当面质问诸奸，他们对一件件索取钱财的惯例都低头无言，贪赃证据已有凭据。臣拟定于十四日前往公署公开审理，将奸徒责罚治罪。昨天科门监赵升等人前来见臣，拿出一份揭帖，明确说明所谓官钱原本是太祖旧制，用于条帚、网巾等费用。闫科每月包认官钱三分，执棍钱一百三十五文。如今到了九月，他们侵吞克扣肥己，害怕获罪，便恶意诬告，说已经具疏上告，案件交给锦衣卫了。臣起初惊骇于这些宦官竟无法无君，明目张胆索取军储，暗中索要俞防，视宫廷禁令如儿戏，把巡视官当作多余的摆设，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他们见总管拘拿了自己的凶恶仆从，不能保释领回，料想臣审实之后一定会具奏，所以趁机先行发难。皇上还没有来得及察觉，便动辄把案件交给主管官署拷问。哪里知道军门中刁顽、卖放罪犯的事情，已经沿袭很久了？一定要等到相关内监没有从中获利，才可以执行法令。赵升等人今天折收官钱，明天索取棍钱，后天又索取多少供给，谁能承受？他们只是借此作为名目，臣等巡视到的地方，大多雇来乞丐充数。臣刚接任事务，极力整顿，便拿出腰牌逐一查对，终于揭露了前面的实情；众人都说，这是因为内监剥削他们，才不得不这样做。臣还认为这些积弊沿袭已久，应当逐步清理改革。然而赵升等人害怕法网难逃，又趁着事情还来不及预先防备的机会，混淆皇上的视听，先把各名犯人带走了。如果到了臣下公审时，他们一定会说：“这是钦定罪犯，谁敢加刑？”刑罚既然这样，那么皇上设立巡视衙门又有什么用？只按一座宫门计算，每月占用军士二百三十二名，折合钱一万八千五百六十文，折银三十三两四钱八分；又占用军士一百十四名，折收大伴当银三十四两二钱。以上两项，每月共计银钱六十七两六钱八分。一年计算，应当达到七百一十二两一钱六分。一座宫门如此，各门的情况便可推知；四卫如此，各卫的情况也可推知。皇上试问，所谓升等是否合乎祖制？是否是他们应得的财物？宿卫军士怎么能不减少？防守怎么能不松弛？近来外患越来越严重，内部防备却越来越懈怠；而且阉官横行霸道，所到之处都是这样，守门太监尤其被称为无赖，例如揪打宪臣、侮辱辅臣等，屡见不鲜。皇上都不严加查办，因此他们更加骄横放肆、肆无忌惮。即使臣承蒙巡视皇城，也不过几天时间，就发现有一具尸体死在金海河；臣防请皇上敕令内外缉事衙门严查并具奏，却充耳不闻；如今又有人告发东华门有男子倒毙。像这样疏忽玩忽，却要严究军士并扣除他们的粮饷，又怎能责成他们勤于职守呢？将士少了，朝廷就会稍加体恤，法令也会逐渐松弛，奸宄之事便会逐渐到了无法追问的地步。况且他们已经从事防守告发之事，还没有审讯查实，便先玩弄机巧，更难轻易宽免。伏乞皇上敕令法司审拟：如果侵克军饷确实是假的，就判闫科以诬陷罪，并连同治卫官之罪；如果侵克军饷确实是真的，就判门监以及李堂、周四、赵胡子等以科敛罪。至于该监虚构事实、诬奏皇上，扰乱法令、欺骗君上，更应严加查办。这样才能使法纪严明、奸宄止息，臣也才能明确履行自己的职掌。臣草拟奏疏完毕，看到兵部题请差遣张国绅督促催办宣大兵马。这本来是慎重选择人员任用。但臣等科道与部臣三人共同办事，所要稽核的守卫官军总数以及每三日一换、每班的详细人数，都由部臣主管。张国绅已经筹办此事多日，确实很有担当。臣与台臣周邦基刚开始任职，实在要借助张国绅同心协力，详细整顿办理一番，务求妥当，不能只作空想；可是张国绅忽然被改派别差。兵部奏疏议论经略出关，言辞十分恳切，臣又怎敢借故挽留他的属任？只是所催办的后续兵马，原本都是各地方官选派，各有专管，既已发出戒令，现在只需沿途迎接督促罢了。张国绅现有的职掌，皇城这项差事也不是小事。只是过去一直把这看作例行公事，所以积弊相沿，牢固得无法拔除。四五月间增派科道官专门守卫长安等门，这算是什么警备？现在已经不能再轻视了。因此臣不顾忌讳，认为应当留下张国绅继续任现职。请核查该监与该卫相互侵克的详细数目，把结果上报，以了结此案；听凭兵部另行委派其他官员督促催办。兵马一事是否可行，恭候圣裁。臣惶恐不安，恳切祈请至极。奏疏呈入，奉旨：“防守之事已有防备了。张国绅题请差遣催办兵马，不得议论挽留，兵部知道。” 《禁廷人命疏》【天启元年】侯震旸 臣承蒙巡视皇城，一个月之内屡次接到有人死亡的报告。至于沿途铺舍中僵死、查不出姓名的，姑且不具奏；其中涉及内相的，有一具见于金海河，有一具见于十库，有一具见于寿皇殿。寿皇殿的死尸刘大，是十一月初三日发生的事。臣令把总查验，得知是戊字库官于忠名下的家人，有他的父亲认领，声称是被煤气熏死的。这究竟是有人以威势劫持，还是以利益诱骗，总无法知道。既已有亲父领尸掩埋，便不必深究。至于十库的死尸刘三，就是前月三十日晚在库房南厢房上吊的人。臣批令该把总立即查报，据称是内相毛奎名下的家人，平素不守本分，放荡荒废本官衣服，因此自缢。现在奉旨着司礼监拿问。臣私下想到，吊死固然是吊死了，但若不是万不得已，谁肯轻易寻死？按情理推测，必定是受到逼迫胁制。臣还担心承办审问的人不免任意增删事实，草菅人命，对此十分畏惧。而且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月内，正值初一阳节和万寿节群臣聚集、山呼万岁的时期，臣不敢上报皇上；然而事情关系到臣的职掌，终究难以默默不言。至于金海河的案件，则是臣先前题请过的，已经奉旨敕令内外缉事衙门严查具奏。

译可是诏令却置若罔闻。臣令把死者的衣服悬挂在通衢大道，等待亲属前来辨认。后来有丁氏到臣这里具告，说她的儿子杨守礼来住官房，九月二十六日，梁小坡等多人把她儿子叫出去，口称梁公要见他，不知什么原因却死在禁河里。她的侄子丁国臣看见衣服，便来报告，乞求严查以昭雪冤屈等情。臣只见丁氏由人搀扶，眼睛哭干，声音哽咽，悲痛万分。问她侄子在哪里，她说因为前来报告这件事，已经被冤枉关进卫狱了。随即臣令该把总查问，对方称此事是司礼监奏报皇上后，特地下令锦衣卫严加究问奏本中的事情，因此没有办法抄录查阅。臣想到锦衣卫正是所谓缉事衙门，处于内廷与外廷之间，本来应当相互关白。臣奏疏中要求查明致死缘由，务必追究到底。第二天传抄圣旨说：“这件事情你们是怎样回奏的？还要继续审问后来说。”臣更加不明白所谓“回奏”究竟指什么。如果说的是内相，那么丁国臣还可能有昭雪的时候；如果说的是死者亲属，那么丁国臣便永远没有活路了。男子投河，不知姓名，悬挂衣服以招亲属辨认，这是合乎办法的。丁国臣见到衣服，便报告给他的姑母丁氏，这是亲属因儿子非正常死亡而悲哀哭诉的实情。死者已经死了，活着的人难道不能求得伸冤吗？如今却要让这个老妇人再受逼迫，势必与她的侄子一同陷入绝境，这不是要接连杀死三条人命吗？代替他们鸣冤申诉的，不是臣，又是谁的责任呢？只是大庆之前不便冒昧奏报，臣急忙移文并揭帖叩问司礼监。据该监回文，查得已故牌子杨科有一所官房，原是杨科名下的内官赵进忠恭敬进献的，仍让杨科的侄子杨守礼看守，并收纳房租。后来内官王尚用贴补赵进忠、杨守礼，向他们索取顶头银一百两，三人一直共同居住到现在。九月间，王尚用听说各处官房都有钦赐的说法，便向赵进忠、杨守礼索要前项贴头银两。杨守礼不知因为什么缘故，于九月二十七日投河身死。到了十月十八日，有神棍丁宦（即丁国臣）、孔六、孔五、王辅登等唆使丁氏指认尸体，企图诈赖；未遂后，便结伙告发、结伙作证，由刑部山东司审理。丁氏曾供称，守礼素有风病，时常发作，离家已经很久，没想到竟投河等语。况且此房在二十五日由梁太监钦赐，梁太监于二十七日投河，只相隔一天；梁小坡与守礼平素互不相识，也没有仇隙，实在是诬陷伤害，不必等到辨析便已经清楚了。因为不甘受诬陷，丁国臣于十月十二日把事情具奏上报，奉圣旨：“奏本中有姓名的人犯，着锦衣卫严加究问。”钦此。该卫随即拘集梁小坡听审。本卫于十月三十日具题覆奏，奉圣旨：“这件事情你们是怎样回奏的？还要继续审问后来说。”钦此。直到现在，该卫仍未覆审完毕的情况传到臣这里。臣这才知道，圣旨中所说的“回奏”，大概是指丁国臣等人。唉，守礼是丁氏的亲生儿子，儿子死了，母亲来告，哪里还需要别人唆使？丁国臣是丁氏的亲侄子，弟弟死了，替姑母报告，怎么能说是受人唆使？况且明明有赵进忠、王尚用与守礼争夺房屋而导致死亡，却说“不知因甚情节”，这是要欺骗谁呢？孔六等人究竟是什么人？总不会有告发而没有证人的事。这样看来，所说的接连杀死的人命，又将不止三条了。至于丁氏口供所说的风病等情形，真假无法知道；即使确有其事，难道也可能是被金钱买通僧道、被迫作伪证吗？司礼监本应由老成而明白国体的人担任，本来是皇上托付的亲臣。像这样为了顾全情面而曲意包庇许多条人命，不仰承圣明好生之德，可以吗？又想到前月门禁一事，监官侵卖军饷、枉犯法令，臣特意上疏纠察参劾，希望替皇上厘清宿弊。可是赵升等人把圣旨当作传递公文一样，臣的奏疏只得到“知道了”的答复，含糊不明。因此臣把李堂等三人关送法司，务求查明虚实，听凭该部具奏覆报。如果人命重大，案情也已经查清，却颠倒黑白，依此违背国法、触犯天和，罪责实在不小；除刘大一案可以免于追究外，祈请皇上将刘三、杨守礼两案一并敕令法司，按照事实、公正严加审讯，使人人知道禁近之地也有三尺法度，绝不徇私，这样才可以使冤屈得到伸张。臣承蒙巡视皇城，也得以在掖垣侍从之列略尽职守，臣实在感到幸运。而且臣并不是说中官全都是坏人；祖宗的法制本来不允许他们干预政事。如今按臣的职掌，应该由臣参劾的却由臣参劾，应该由臣查问的却由臣查问，反而不让臣参与知悉，实在是本末倒置。因此不觉絮叨说到这里，并请今后凡有重大事情，都交付外廷审理拟罪。廷臣自然能够仰承皇上的德意，宣达民情；其中如有偏私、矫枉过正的，臣等也可以用白简弹劾办理。正当国家多事之时，不要再开内廷另设炉灶的端绪，使群情忧患不在边远地区，反而发生在萧墙之内。臣无比激切恳请至极。奏疏呈入，奉旨：“丁宦等已经有旨处理，刘三一案并交法司审问拟罪。” 《请发帑金疏》【天启二年】朱燮元 臣谨题奏：上天的讨伐正盛，公私财力都已匮乏，恳请圣明顾念危急的边疆，赶快发放内帑以解燃眉之急。臣想到，天下各地缴纳赋税，是臣民的职分；若不是万分紧急，臣怎敢向上天妄自呼吁？只是四川不幸遭逢这样的异常变故，有不得不向皇上恳求的情形。先是在天启元年五月，奉旨调四川兵三万人支援辽东，部文规定，每名士兵发银十七两，共计需要银五十一万两；监军、总镇、督饷等官员，以及吏员的廪粮、战马、船只等费用，都还不包括在内。当时臣任藩政，天天接到兵部檄文，急迫如星火。查库中积贮，只有四十八年尚未解送的加派银四万多两；又把京料缺官贡扇价银、各边军粮全部挪借，共解送到重庆听候支用的二十二万两；沿江经过叙州、马湖、泸州、重庆、防州等处，共兑支大粮、边饷银七万多两，等待内帑补足，仍担心不够；又兑解巴县大粮银三万两，清理出重庆库中屯银三万两；该府直接命大足、酆都等县取解五万多两，储存在府库听候支用。当时西部暂且安定，东部边境十分危急，只盼尽快发兵以救危局；并且想着当时将近冬初，征收期限已近，新旧相抵，尚可勉强支撑。

译没想到异常灾祸突然发生在内部：重庆库中所存的军饷还没有发出一半，便全部被盗贼抢走；四川东西各地的赋税州县又都遭到残破。虽然还保有川北、下东、上南三处，但援兵经过各地，摊派行粮、坐粮两项，募夫搬运，百姓不堪其苦，纷纷逃散，地方也几乎空了。臣在被围的城中与贼军相持一百天，先后召集五六万人，每每担心经费不够，便同布政使臣周着连一厘一毫都要核算，已经筹措银十多万两，仍然不足；于是共同立下借据，多方筹借，藩府、郡王、士绅、士民总共捐助银六万两，力量已经耗尽。如今不仅各汉兵、土兵嗷嗷待饷，裹足不前；松州、建昌各边多年没有粮饷，近来各苗族又乘机生事：保县屡次报告生番围城，建昌则报告兰目作乱，遵义两次被占，建武成为贼军门户。正是合力剿贼的时候，谁肯空着肚子办事？臣从邸报中看到，皇上顾念成都这一重地，特地派遣督臣张我续总理四省兵马，两次发放帑金三十六万两，臣仰蒙圣恩，不胜感激涕零。但查考先年征讨播州贼寇时，贼巢所在的全蜀都还安然无恙，号令遍行尚且动用九省官兵，耗费金银二百七十万两。如今贼人叛乱，祸患遍及全省，其艰难是播州之乱的十倍。即使贼军战败逃散，重庆城尚未收复，元凶仍在逃亡；万一他们用财货打通邻近司道，勾连同党，像野猪突进、猫头鹰张翼那样肆虐，收复就更加困难。现在如果乘着势如破竹的战势，采取扫荡庭院般的行动，必须得到数十万军饷，先安定各边军心，然后专心进剿，四路会攻，悬赏激励将士，招纳降众以瓦解党羽。料想这些小小贼寇，不难扑灭。但兵多费用就大，不能在限定日期内完成；如果苦于资用不足，对外又担心各边生出事端，后果堪忧。臣愚昧无能，若不及早上疏控告呼吁，罪过就会更加深重。恳求皇上怜念西南重地，那里百姓已经陷于极度苦难；而四川安定，邻省都能保全，四川存在，常赋也能充足，国家安危得失所系实在不小。伏乞皇上俯允再次发放帑金五十万两，派官员陆续解送四川，容臣与督臣会同三省大军，限定日期剿灭贼寇，擒获并献上首恶，以彰显天讨，安定地方。蔺贼平定以后，各边也更容易安抚平定，西南半壁江山或可重新看到太平景象。奏疏呈入，皇帝准许了。《上复仇疏》【天启二年】王之寀 臣谨奏：按照礼制，君父之仇与天地不共存。齐襄公报了九代以前的仇，《春秋》对此大加赞许。从前李选侍因恼怒殴打圣母，陛下再三向内外宣告，停止册封她为贵妃。圣母在天之灵，必定因此心安而瞑目；这是报仇的一项大义。可是先帝一生遭遇许多灾难，临终之际含恨而死。试问李可灼误用药物，引荐他的人是谁？崔文升故意用药，主使的人是谁？恐怕方从哲的罪责并不在李可灼、崔文升之下。这是先帝的大仇尚未报复的第一件事。张差手持木梃闯入宫禁，安危只在一呼一吸之间。这是什么关系天地安危的时刻？刘廷元却曲意包庇奸谋，把案件定作疯癫。胡士相等改写口供，把卖柴说成供词。后来再次审理，张差供称有同谋举事，内外设伏者很多；守才三道也供称结党连谋，而胡士相等人却全部抹去。当时有内应，有外援，一个人发动事变，九庙都受到震惊。是什么凶徒，竟敢如此肆意行不法之事？这是因为外戚郑国泰私下结交刘廷元、刘光复、姚宗文等人，珠玉金钱堆满他们的居室。言官闭口不言，没有人敢追究，于是他们更加无所顾忌，竟敢觊觎神器。郑国泰虽然死有余辜，依法应当开棺戮尸、诛灭族人、拆毁其宫室，可直到今天仍未议及。这是先帝的大仇尚未报复的第二件事。总而言之，误用药物的阴谋就是梃击的阴谋；用来击打却没有击中的木梃，不如催促先帝死亡的药物惨毒，因此崔文升的药比张差的木梃更加残酷。张差之前难道从来没有类似张差的人吗？刘成之后难道还会缺少类似刘成的人吗？臣看见陛下已经孤立无援地处在皇位之上了。郎中胡士相等人主张疯癫说，堂官张问达调和掩饰疯癫说。寺臣王士昌的奏疏表面忠诚而内心谄媚，评语没有一个字，申辩却充满过分溢美之词。堂官张问达说话转弯而用意圆滑，先承认疯癫，后来又宽纵奸宄。劳永嘉、岳骏声等人与奸党同恶相济。张差供词中有“三十六个头领”，胡士相便停笔不记；供词中有“东边有一伙共同办事的人”，岳骏声便说这会牵连无辜；供词中有“红封票高真人”，劳永嘉便说不涉及追究红封教。如今高一奎正在蓟州监禁，是镇朔卫人，大概就是主持红封教的人。马三道掌管红票，庞保、刘成供给红封教许多人撒棍。诸多奸徒也有人心，却被堂官根据当众手单擅自改动，又根据十八人会审的公单增删，统统应当以大逆不道之罪惩治，而不只是大不敬罪。奏疏呈入，皇帝没有追问。到了天启五年，魏忠贤党羽杨维垣首先翻案，重新追究梃击案。王之寀因这件案子被定罪，革除名籍；不久又被牵连进汪文言的狱案，交付诏狱，因饥寒困顿而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 臣听说，国家赖以立国的根本，是百姓。国家失去了这个根本，就无法成为国家了。百姓赖以生存、视为上天的，是粮食。百姓失去了粮食，就无法生存了。臣自从奉命西巡，从中州抵达秦地边境时，正是四月，麦子已经登场了。从这时起再播种秋粮，到八月以后，仍然可以收获。等越过陇地向西，群山密集，整日奔驰劳顿，连半里平坦的道路都没有，也没有半里可以改作耕地的平整田畴。百姓苦于没有糊口的资粮，不得已开垦百仞高岭作为田间小路，劈开陡峭险阻的山壁作为田界。倾斜的田垄既不能蓄水，薄土又不能滋养庄稼。一遇[原文疑误：“▯雨”]成灾，水流漂荡、冲毁决裂，便会土去石露，土地荒废、粮食全无。那里同其他地方土地肥沃、百姓安居乐业的情形相比，简直有天地之隔。而且西北地区寒冷，到了极荒寒的时节，时令失常而反常温暖，两季麦子要到八月才成熟。天边地区阴阳失调，各种庄稼到秋末才开始收割。一场严霜降下，百谷全都枯死。丰收之年所收也不到腹里地区的一半，连年又有旱灾水灾的忧患。那里同其他地方一年两熟、十月便收拾完田场的情形相比，又何止有天渊之隔。等秦中事务办完，臣执缰向西行进，山势更加密集，土地更加贫瘠。

译当时已经六月，将近麦子才吐穗开花，各种庄稼却已经奄奄一息。臣叫来左右侍从问道：“西面的山怎么样？”他们回答：“不比这里的山少。”臣又问：“西面的土地怎么样？”他们回答：“比这里的土地还贫瘠。”臣不觉俯身扶轼叹道：“竟有这样的地方！百姓有什么不幸，竟生在这片土地上？一旦遭遇荒年歉收，又靠什么来勉强维持生计呢？”走过数里，只见人群拥挤聚集，在红尘烈日之中，有的身披皮衣，有的赤身露体，全都伏在地上拦住车驾，诉说道：“辽饷苦啊！辽饷苦啊！”如果不减免，百姓就要饿死了。臣上前追问：“为什么会到了饿死的地步？”百姓回答：“山地偏僻荒远，土地贫瘠，三分地的收成抵不上其他地方一分地。即使大丰收之年，所得也不过五斗，还不到辽饷的一半。征收一半，勉强活命的粮食只剩辽饷的一半；再缴纳一半粮食充作军饷，百姓全都空着肚子等死了。”臣于是进一步追问：“你们既然连糊口的资粮都没有，到现在靠什么吃饭呢？”百姓都流着眼泪说：“夏秋之间，还可以靠树上的果实、溪涧中的野菜充饥。到了冬春，水冷草枯，即使山薇、野蕨略有积存，然而吃生物、吃野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百姓全都辗转流离于沟壑之间了。”说完，号哭声响彻整个山谷。臣也含着眼泪安慰他们说：“你们各自安心从事本业，我一定替你们请求皇上施恩。”过了两天抵达巩昌，臣便把百姓的事情询问郡守、知府郭之祜，详细陈述乡里的贫困，充分说明辽饷的苦处。他对百姓隐情的洞察，极其详尽周全。他说，百姓因辽饷而遭受摧残的，已有十分之二三。这就是巩昌百姓贫困的大概情形。臣巡按各部来到这里后，看见路旁的废弃店铺、靠近城郭的穷乡僻壤，家家堵塞了门户，人人用泥封住窗户。臣叫左右侍从问道：“这是什么缘故？”他们回答：“这是贫困百姓逃窜流亡、家业也随之废弃的情形。”臣又追问：“他们逃到哪里去了？”回答说：“向东就离散到四面八方，向西则到外地谋食。”臣不觉捶胸叹道：“竟有这样的事！离散到四面八方还可以说得过去，到外地谋食，这就是把百姓赶去投向敌人啊。这是什么光景？成什么世道了？”刚进入衙署，狄道、金县的百姓拥在门前诉说辽饷之苦，看起来与巩昌百姓没有两样。臣上前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困急到这种地步？”他们回答：“辽饷造成的困境，比倒悬还要严重；如果不减免，百姓将一个不剩。”臣于是追问：“为什么会一个不剩呢？” 百姓回答：“山地偏僻荒远，土地不堪耕种，历来正额赋税就不能缴足；又加上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年连续三年大旱，颗粒无收。百姓还留恋故土，不肯轻易离开家乡，等到辽饷一加重，困难便接踵而来：正供催征的官吏刚离开，加派催征的官吏又来了；缴得起，就连白骨也没有肉可以再剜；缴不起，又难以忍受官府催逼。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困窘迫，如今全都空着房屋离去了。死亡流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百姓头痛皱眉，大概已经承受不住这种悲惨的呼吁了。”臣于是抚慰他们，使他们安心，说：“你们各自回到乡里，我一定替你们请求皇上施恩。”不久，知府冀懋中进入衙署来拜见，手拿一册文书给臣看。打开一看，原来是五州县贫困百姓的情状。文中极力说明新饷难以缴清，详细陈述逃亡的景象。大意是说：上天不施怜悯，年年歉收；自泰昌元年以来，只有一年收成达到一半，第二年又遭冰雹作祟，连半粒豆麦也没有收获；再加上辽饷催逼，家家闭户、流亡逃难的十家有九家。百里之内，人烟几乎断绝。有关官吏迫于催缴文书、又受上级督责，万般无奈，只好叫来一两个尚在当地的百姓，千方百计督促责罚，采取剜肉补疮的办法，来缴清前项赋饷。贫困的人逃走了，如今即使富户也因代人赔补拖累而变穷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四五六年〕 满眼所见都令人怜悯，比百姓亲自诉说、亲自陈述的情形还要详尽数倍。即使不绘制郑侠那样的《流民图》，也足以让人两次面对贾谊而长声叹息，实在没有高下之分。这就是临洮贫困百姓的情状。臣巡按各地越过黄河行程千里，只见黄沙遍野，百谷难以种植，草木几乎断绝，禽鸟也很稀少。其凄凉情形，比河东更加困苦。一时之间，手执戈矛、持有[原文疑误：“防”]的军士有三[原文疑误：“五成羣”]，五人成群、十人百人聚集在一起，含泪诉说辽饷之苦，看起来比平民更加危急。臣上前问道：“你们为什么逼迫困急到这种地步？”他们回答：“辽饷之苦，比荼毒还要严重；如果不减免，军士就会成为饿死的人，必将整伍逃散。”臣于是严肃地追问：“过去为什么还要坚守我们的边防？如今为什么反而说出这种话？”众人回答：“这里是遥远荒僻的边塞，沙漠荒滩不生草木，困苦的军士卧薪尝[原文疑误：“瞻”]，守卫边疆，全靠京运、民运两种粮饷接济来维持生计。没有辽饷的时候，京运呼天不应，只好还借助民运来勉强支撑。自从有了辽饷，百姓都把辽饷看作最紧急的征收项目，而边饷却完全不能缴足。有关官吏都把辽饷放在首位，对军队所需的粮饷却一概不加照管。守戍的困苦军士，有缺粮一年的，有缺粮两年的，甚至有缺粮三年的。过去还可以典当衣服来设法维持生活，如今连可以典当的衣服也没有了。过去还可以卖掉妻子来苟且求生，如今连妻子也没有可卖的了。”臣置身于风尘露天之中，只见处处凄惨哀怜，眼睛不忍看，除了痛哭流泪，耳朵也不忍听。臣当即温和地安抚他们说：“朝廷之上，不知道你们这些人的苦楚；你们应当念及朝廷平日的恩养，各自守住安宁之地，我一定替你们请求皇上施恩。”臣于是下檄文给各道，查考边饷缴纳和拖欠的情况。洮岷兵备道右参政秦士文报告说：“除京运拖欠五万多两外，民运还拖欠二十五万九千八百多两。”临巩兵备道右参政徐镆报告说：“除京运拖欠一十七万二千八百多两外，民运还拖欠二十二万六千四百多两。”带管靖边兵粮道徐镆报告说：“除京运拖欠一十二万五千三百多两外，民运还拖欠一十万四千四百多两。”分守西宁道副使杨俊臣报告说：“除京运拖欠二十万有余外，民运还拖欠三十一万五千六百有余。”分巡西宁道右参政郭之琮报告说：“除京运拖欠二十三万有余外，民运还拖欠三十五万一千二百有余。”

译西宁兵备道按察使王佐才报告说：“除京运拖欠一十二万六千八百有余外，民运还拖欠一十万九千五百有余。”带管肃州兵备道郭之琮报告说：“除京运拖欠六万六千有余外，民运还拖欠[原文疑误：“一十七万四百四千”]有余。”庄浪兵备道副使冯任报告说：“除京运拖欠六万九千九百有余外，民运还拖欠一十一万三千九百有余。”以上京运共拖欠一百四万八百多两，而民运拖欠达到一百六十六万五千二百有余。唉，边疆是什么地方，守边是什么事情，怎么忍心让这些人空着肚子呢？这又是两河困苦军士的大概情形，是万万不可拖延的事情。臣辗转顾虑，反复思考：在边境告急之后，神京的左臂已经全被敌人占有，皇上正为此忧虑而日夜操劳，满朝臣工竭尽智慧和忠诚，恨不得把天地间的储藏全部拿出，把山海的积蓄全都搜括出来，为国家扩大物资财利，辅助最高谋略。臣即使只有胸膛而没有心，难道忍心置身事外吗？岂敢不仰体皇上的深切忧虑，竭力为公家效命，反而只顾临巩一地的利益吗？只是考虑到临巩地处天边，不是土地肥沃丰润之地，百姓也不是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的百姓。临巩只是一个小府，减免它的赋饷，不过是九牛一毛；即使增加其他地方的负担，也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况且甘肃、固原是重要镇守之地，从河湟、松山、红井直到酒泉、玉门，绵延数千里的漫长边防，实际上是全陕的门户，关系十分重大，其重要性并不亚于辽东。仔细看，自从发生辽东战事以来，四川的变乱，不知耗费了各省多少物力；贵州的祸乱，不知耗费了内库多少金钱；即使山东、河南以及京畿内部的白莲教之乱，又不知使皇上耗费了多少忧思。区区两河地区，幸而有祖宗默默的庇佑、皇上的威灵以及道府官员的周密筹划，没有发展到像川、贵那样接连不断的局面，这是幸运的。等到火酋去世后，他的几个儿子生出异心，虎视眈眈地窥伺我方内地。就在今年九月二十日以后，海外聚集一万骑兵，经过我方河南地区，以示一时的狂妄逞强；紧急军书纷至沓来，日日不得安宁。即使臣与巡抚大臣每天告诫各道将领，严加防备，然而仍是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敌人有粮而我军无饷，形势危急，如同累卵。幸而上天保佑皇家，敌人的立足未稳；二十三日大雪，二十四日又大雪，敌人在外地驻扎住宿的地方积雪三尺，北风刺骨，寒气逼人，敌人无法停留，只得缩着脖子退去。河西这一片土地没有遭到敌军蹂躏，却又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这是幸运中的大幸。然而，能保证敌人不再来吗？能保证上天总是降雪吗？万一明年春天天气温暖，敌人卷土重来，到那时满眼都是[原文疑误：“锋销”]，不知道将靠什么来支撑呢？即使不发生这种情况，而困苦的军队内部发生冲突，揭竿而起、擂鼓喧闹，又不知道将靠什么来消灭他们。现在正应当动用内库剩余的储藏，制定巩固边防的完备计策，却还想让百姓再次缴纳辽饷，这行得通吗？行不通吗？即使想稍微拖延片刻而不立即下令恩准蠲免，能够做到吗？不能做到吗？臣想，皇上深谋远虑，那么新饷的停止征收，应当不用等臣把话说完就会作出决定了。臣起草奏疏之余，常常查阅邸报，看见各位大臣请求蠲免新饷的，已经说得舌头破、嘴唇焦，十人中有八九人都在请求。可是皇上对辽东危局的关注，像俞所请那样予以准许的，十件中还不到一两件。臣不怕三次起草、三次毁弃，犹豫再三，反复考虑。然而土地与土地不同，百姓与百姓也不一样。临巩百姓所缴纳的，都是边防储备；临巩的粮额，计算起来还不及其他省一个大县。可是从上面蠲免它，不过损失极少；保存于下面，却不只是巨大的利益。百姓的困穷加倍严重，百姓对恩典的期望也加倍迫切。臣走遍两河，亲眼看见百姓的艰难，日夜费尽心力，为国家、为百姓，怀着一片朴实忠诚，向皇上陈述的就是这些。从前帝尧在上位时，一个百姓挨饿，仍把它看作自己的饥饿。何况如今啼哭喊饿的，难道只有一个百姓吗？文王施行宽仁政治时，百姓没有受到伤害；即使看见百姓受到一点伤害，也如同自己受到伤害。何况如今贫困的百姓，难道还不止于受到伤害吗？伏望皇上怜悯边远贫困地区，立即停止加派，使百姓能够稍稍留下余力来养活自己，也能用这点余力充实边防；并请敕令户部迅速发放京运，以救助车辙干涸中的枯鱼，或许军民都能得到救治吧？两河地区幸甚，国家社稷幸甚。臣不胜激切惶恐，屏息等待命令。奏疏呈入后，得到旨意：户部知道了。《防缉都门劫盗疏》【天启三年】宋祯汉 臣认为，谈论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把消弭盗患、安抚百姓作为首先谋划的事情；考核官吏的人，也没有不把盗贼平息、百姓安宁作为称职标准的。大盗都是由小盗积累发展而成的，而劫盗尤其是煽动祸乱的阶梯。臣曾见到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在潢池操弄兵器的事情，大多都是由那些撬箱掏袋、抗拒他人、抢劫财物之徒引起的。所以即使在清平时期，防御和捕缉的法令也不能有丝毫疏忽，何况如今正处于动荡之际呢？凡是郡国之间，已有劫掠相互传闻，势头渐渐不可助长，何况盗贼近在京城脚下呢？哪里料到近来法度废弛，盗贼横行，像鼠偷狗盗这样的小贼尚且不足以一问，而像鸱鸟张翼、野猪突冲那样猖狂的盗匪却成群结伙。臣上月初刚进入官员班列，听说顺天府的府库被抢，内心十分惊骇。不久，北城又传来一家六口被劫杀的报告，更使人听闻震惊。然而这些案件幸而都已捕获，没有过时太久，法网还不算太疏漏。本月臣奉堂劄，接管南城的第二天，正东坊居民王廷勋便报告说，十二月初三日二更时分，有二十多名盗贼劫财伤人。第二天，正东坊居民程惟勤又报告说，十一月二十四日夜里，有二十多名强盗劫财伤人。又据正西坊居民李嘉宾报告，十一月初九日夜里遭到抢劫。

译臣已经批示各有关总把，限期严加追捕；此外查考案卷簿册，才知道冬季遭劫、已经行文缉捕却尚未捕获的案件，不只是这些。十月二十五日，崇北坊陆道遭到抢劫；二十六日，宣北坊陈大遭到抢劫；闰十月二十六日，宣北坊尹代卿遭到抢劫。这些案件都发生在黑夜，责任在捕营；各案都已经批示有关总把臣陈邦政等严加缉捕，但查来查去一个也没有抓到。王廷勋等三起案件尚未捕获，还在一个月以内；陆道等三起案件尚未捕获，却已经超过两个多月。捕总的职掌究竟是什么？兵番的分布又是为了什么？既不能勤于巡逻、谨慎击柝，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加以防范；又不能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严格限期、秘密查访、及时追捕。每月反复发生抢劫，连续数月仍然拖延不捕，那么设置巡捕官役又有什么用呢？至于总把臣，更有一件尤其奇怪的事：王廷勋遭劫时，正是在他所管辖的地方；王廷勋在盗贼到来之际，偷偷跑出去向总把报告，求他救命。总把竟只回答说：“谁没有命呢？”王廷勋于是哭着再三恳求，总把才派兵追捕，但总把竟然安然置之不理。凡是负有地方责任的人，一听说有紧急情况，就应当立即骑马奔驰前往。哪里有求救的人在面前呼号，劫财的盗贼在旁边疯狂逞凶，却能忍心袖手旁观，敢于像这样坐视不管的？这难道只是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官守，难道还算是有人心吗？随后查考夜间巡逻的番役，每个牌铺额定设置二十人，并不少了。只是捕官往往克扣索取常例，接受贿赂将盗贼放走，于是使严格的更鼓、夜间的梆柝寂静得听不见声音，救护、抵抗、跟踪追捕也全都不见踪影。各班番役又没有能力捕盗缉贼，反而唆使盗贼攀扯良民，指使盗贼行骗，种种作奸逞恶。平民受到他们的祸害，间或比受到盗贼的祸害还严重，法纪几乎败坏殆尽，盗贼怎么能不横行呢？至于督捕郭钦，有提督的职任，却没有督率的才能。既然不能消弭盗患、安定京城郊区，又有什么话可以为自己推脱疏忽职守、玩忽职责呢？臣起草奏疏完毕，恰好看到兵部的复奏，说郭钦把精神用来调和世情，没有空闲用来查究违法乱纪之事。这样看来，兵部对他的情况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如今是什么时候？提督是什么官职？调和世情和查究违法乱纪，哪一件是职责本来应当做的？哪里有明知他不称职，却还可以让他在这个职位上多留一天的道理？伏望圣明明察，如果臣所说不谬，即请敕令兵部将总把臣等分别查究处置，以警戒玩忽职守之人；仍请迅速推举贤能之人担任提督，使他率领各捕员役洗心革面，设法防范缉捕。对尚未捕获的务必全部缉捕归案，平时无事也要经常防范；这样或许能够振肃法纪，使盗贼销声匿迹，京畿安定而四方都得到安宁。奏疏呈入后，得到旨意：“关于劫盗防范缉捕等事情，朕已经多次下旨申饬。奏疏中所说捕官卖放盗贼、夜间巡逻以及番役唆使盗贼攀扯陷害良民等弊端，尤其切近而严重，着令严加禁止惩治。把臣等分别查究处置，此事交该部知道。” 《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六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七 《蔺地善后机宜疏》【天启四年】朱燮元 臣谨此上题：恭敬报告蔺地的情形以及善后事宜，仰请圣上裁决，以求安定边疆、排除祸乱。此前，臣严厉责令五路将吏进逼龙场，擒拿贼酋、捣毁其巢穴；又担心贼酋党羽畏惧获罪而负险固守，便多方晓谕，命他们遵照防谕擒拿贼酋，以立功赎罪。臣离开后，接连根据各路道将的塘报，官兵大批到达龙场，一齐攻入，所获功劳各有不同。降将胡世孝、王继宗等奉谕擒获伪都督李远达、蔡金贵以及奢崇明的妻子安氏等人。臣担心元凶尚未擒获，而长期用兵又会造成财力匮乏，于是亲自到军中，重申并严明赏罚。臣沿途经过大洲、江门、永安、永宁，并询问古蔺、落红、大坝、新寨、太平、泸卫一带的情况，那里全都是肥沃土地。泸卫虽然隶属贵州，土地实际上在四川。如今两名贼酋发动叛乱，朝廷下令防备征讨，臣与按臣以及各道将领、文武官员不惜牺牲性命，集结五路军队，耗费三年力量，才有今天的局面。虽然两名叛贼逃往境外，尚未献俘，但蔺州的疆土已经清平了。四川自从遵义设为郡县以来，不把取得土地看作利益，反而认为养兵是负担，所以一谈到改土归流，往往都皱眉。然而两名贼酋罪恶滔天，连年血战才勉强取得此地，如今若仍旧设置宣抚司，又要交给什么人来管呢？何况永宁这一片土地，西起建武，东至遵义，三面环绕着它。贼人想要行动，几乎无处不能出兵，而我方设置防务却相距二千里，最难以相互照应。譬如人的腹心和肘腋之间，赶走一只老虎后，难道还可以再放进一只狼吗？当年圣祖开创基业之时，天下初定，西南苗族无不畏惧法令，所以特意在中间设置卫所，以沟通各地联系，只是采用犬牙交错的办法，实际上很少有弹压的威势。后来逐渐到了两名贼酋肆意作恶、横行无忌的地步，已经没有天日在四川，却还把他们当作土司而宽免法网；在贵州则把他们当作邻近苗族而置之不问。阴谋蓄积已久，一旦突然爆发，杀害官员、屠戮百姓，简直如同割草，这是自古以来未有的变乱。难道还可以因循苟且，不替长久之计作打算吗？以臣的愚见，参酌众人的意见，都认为应以赤水河为界：赤水河以东龙场一带，全部划归贵州；赤水河以西，从赤水到永宁，全部归还四川。在永宁城中设置道府，与遵义、建武彼此形成掎角之势，这样便能呼吸相通、声势联络，用来弹压各苗族部落、保卫内地，没有比这更好的谋划了。若贵州省认为这是祖制而不肯变更，那么就按照黎平、镇远的先例，四川仍设郡县，贵州仍设卫所，虽说像是枝节重复，也并非不可。臣不敢夸耀开拓疆土的名声，以增加更多事端；但审察地势、参酌人情，似乎不得不采取这个办法，只等朝廷公议和皇上斟酌裁决罢了。至于两名贼酋，已经没有党羽，也没有家属，进入险远之地逃亡，或许早晚会被擒获，或许要拖延数年，完全无法预知。只是贵州、四川唇齿相依，利害彼此相关；臣多次依据贵州巡抚移文请求防守和援助，已经派参将林兆鼎率兵一万人，攻破杀冲、羿子、猓猡等关，直入大方。该抚臣随即留下合营兵马，又命总镇李维新搜剿山箐，事情办完后还将再派重兵援助。只是四川连年用兵，公私财力都已匮乏，库藏一再搜括，钱粮一再借取，百姓流离失所尚未恢复，民脂民膏已经耗尽，若不停止，就会自取焚灭，这是最值得忧虑的。臣忧心如焚，早晚都不能安宁。疆土既已清平，应该尽早确定议案，一面设法逐步撤回各路兵马，以减轻百姓负担。臣谨与四川巡按监察御史温皋谟联名上奏请求。伏望皇上俯赐裁定，敕令部院召集九卿、科道官从长计议，确实讨论后覆奏，再转行臣等依次办理并奏报，使西南苗、羿之地万万年得到安定。因此具本谨题请裁决。奏疏送入后，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地震陈言疏》（天启四年）毕自严 臣认为，《春秋》遇到地震一定记载，确实是因为重视这件事。臣看到阴阳失常，因而纵观时局的艰难危急，难道能容许自己对此毫无言说吗？东面制造器械、建造车辆，显然有逞强的意图；西面表面顺从、暗中违逆，狡猾而难以依靠。由此可忧虑的是边境事务：辽饷加派，在官府看来是征收不得不征的数额，在百姓看来却是承担必定无法承担的负担。由此可忧虑的是穷困百姓：太仓空虚，而沿边军饷不能按时发给。即使最紧急的榆关，也因为海运暂停、转运接不上，常常担心出现百姓赤身露体、脱帽呼号的情形，或者出现军队风餐露宿的困境。由此可忧虑的是士卒：战事正盛，运送粮草本来就不能停止；瀚海风涛之中，常年航行的船工往往葬身鱼腹；即使勉强运输草料、牧养牲畜，脚上磨出厚茧，牲畜也常困倒在车轮马蹄之下。谁不是皇上的赤子，为什么要让他们受苦到这种地步？由此又可忧虑的是运输事务。所有这些都足以预示灾异，也足以使和气郁结。臣自严才能浅薄而滥竽充数，承乏担任督饷之职，又正逢灾异接连发生，想到自己任职无状，正应当痛切自我修省，来不及安处。灾异降临，是上天用来震慑君主的手段，也是上天仁爱君主的表现。君主以实际行动回应，震慑就确实会成为吉祥；若只用文饰应付，仁爱最终就会变成谴责。所以，上天监察下民，能洞察细微之处；君主挽回天意，也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如今似乎有些事情不能不赶紧修省：比如明亮的诏令之间，若由内廷传宣，导致辅弼大臣不能参与政务，虽万事都办得恰当，一旦有一事错误，却无法挽救，难道不会开启宦官专权、增加猜疑嫌隙吗？这说明内批应当慎重。又如那些琐碎的妇人和宦官，过分承受延续世代的宠光，导致枢要机构不能守法，任意作威作福；一旦稍有轻举妄动，就会使劳苦功臣离心，难道不会令人感叹祸患由小而大、指责纷至沓来吗？这说明恩泽应当节制。天地所生人才有限，却把骨鲠正直的大臣因一句话而摈斥，把有道德学问的名儒投弃到山林，令敢于犯颜直谏的忠臣长期埋没草野；把骏马弃置在槽枥，把良材舍弃在断沟，难道不会失算吗？这说明人才应当珍惜。金吾卫的弓囊武备，都是朝廷用来护卫皇帝的；羽林军的勇士，谁不是国家的爪牙？如今却把兵权交给宦官，几乎等于把敌兵埋伏在肘腋之间；既浪费内府钱财，又酿成日后的隐患，难道不是错误的谋划吗？这说明内操应当停止。以上四件事，都足以成为圣德的损害。伏望皇上赶紧谋求修省，依次实行，或许可以使人心喜悦而符合天意，使阴阳调和而灾变消除。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地震频仍疏》（天启四年）毕自严

译臣私下认为：有灾异就有感应招致，有感应招致就会有事情应验。如今天津数百里以及沿海一带，都是臣统辖的转运地区，也都是臣的罪过所感召来的灾异。请允许臣详细说明：天津是濒海之地，有蛟龙的宫殿、蜃气形成的洞窟，是人们望见海洋便止步的地方。如今楼船高耸入云，大船首尾相接，每天驱使一方百姓的性命投入惊涛怒风之中，这样的地利能安定吗？不能。天津的军饷都是新增加的军饷，是竭泽而渔般从全国搜刮来的；东边输往山海关，西边输往辽东，水陆运输无休无止，耗损疲敝中原，这样的民情能安定吗？不能。天津的士兵也都是新招募的士兵，本来是用来加强神京和山海关防务的；近年来一会儿调往东兖，一会儿调往蓟门，一会儿调往关门，脚不停、席不暖，弱者倒毙在路上，强者逃窜在途中，如今营垒几乎空虚，突然发生缓急之事，将凭什么应对？这样的兵力能安定吗？不能。天津的海运、地利、兵力和百姓，没有一项能安守常态，难道承载万物的大地唯独能够保持宁静的状态吗？近来风尘雾霾屡次出现，降雨又失去时令，皇上正下明诏，与大小臣工共同谋求挽回局势，而地震又来警告。以京师这个居中建都、安定鼎业的地区，却震动摇晃，这难道可以仅凭修省的空话来挽回已经震怒的天心吗？因此臣愿进献修德的意见：常存兢兢业业之心，戒除安逸游乐；谋求俭约的德行，节制赏赐；接受劝谏应当谦逊，召见臣下应当实行；至于深宫安居，更要谨慎培养无穷的福祉。这些都属于修德。臣又愿进献修政的意见：东部战事正激烈，边防不能使其松弛；莲妖已经平定，不能再骚扰愚民；辽东百姓长期困苦，不能使心怀反侧者受到惊扰；至于采纳忠言、慰答天下人的期望，更不可不早日实行。这些都属于修政。如果真能同时修养德行、整顿政事，效法成汤责备自己的做法，那么上天不能降灾，土地不能出现异常，皇帝的基业也会更加巩固。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疏》（天启四年）杨涟 臣私下认为，高皇帝制定法令，规定内官不得干预外廷事务，只供宫廷洒扫使用，违犯者一律依法不赦。圣明的皇上正在执政，却有像东厂太监魏忠贤这样肆无忌惮、扰乱朝廷常法的人。臣冒昧列举他的罪状，为陛下说明。魏忠贤本是市井无赖，中年净身入宫，起初还假装做些小忠小信来侥幸求宠，后来竟敢做大奸大恶之事来扰乱政局。祖制规定政务应由内阁臣负责，魏忠贤专权后，却多用传奉，或直接以内批处理，破坏祖宗二百余年的政治体制，这是第一大罪。刘一燝、周嘉谟都是顾命大臣，魏忠贤令孙杰弹劾他们罢官，急于剪除自己所忌恨的人，竟不容陛下保留先帝的旧臣，这是第二大罪。先帝去世，实际含有隐痛；孙慎行、邹元标因为公义而发愤进言，魏忠贤把他们全部排斥罢逐，却对党羽、选侍沈氏曲意周旋，最终还加赐蟒袍玉带，亲近乱贼而仇视忠义，这是第三大罪。王纪、钟羽正过去对国家根本有功；王纪任司寇时执法如山，钟羽正任司空时清廉自守如鹤，魏忠贤却结党排斥驱逐他们，绝不容许盛世朝廷有正色立朝的直臣，这是第四大罪。国家最重大的事情，没有比廷推宰相更重要的了。魏忠贤一手操纵，竭力阻止首推孙慎行、盛以宏，又替别人寻找借口来禁锢他们出任，难道真是想让自己的门生做宰相吗？这是第五大罪。朝廷授予爵位，没有比廷推更重要的制度；去年南太宰、北少宰都通过陪推任用，导致当时的名贤不能安居职位，颠倒铨选政务，玩弄权柄，这是第六大罪。圣政刚刚更新，正需要忠直之臣，但满朝荐、文震孟、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等人一有抗论、稍微触犯他，便立即遭到贬黜；他们多次蒙受恩典，却最终仍被阻止召回，长安人说，天子的怒气容易消解，魏忠贤的怒气却难以调和，这是第七大罪。然而他还会说他们只是外廷臣子。去年南郊祭祀那天，听说宫中有一位贵人，品德贞静，因为受到皇上宠爱，魏忠贤担心她揭露自己的骄横，便假称她有病，把她置于死地。这说明陛下连自己宠爱的贵人都不能保全，是第八大罪。还会说这不过是没有正式名分的封号之事。裕妃因怀孕将要受封，内外正为此庆贺，魏忠贤憎恨她不依附自己，竟伪造诏令逼令她自尽。这说明陛下连自己的妃嫔都不能保全，是第九大罪。还会说这不过是妃嫔之事。中宫有喜，已经生下男孩，却突然传出夭亡，传闻魏忠贤与奉圣夫人确实参与了谋划。这说明陛下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能保全，是第十大罪。先帝在东宫四十年间，陪伴并扶持他度过危难的只有王安；即使陛下仓促受命登基，王安拥卫扶持，也不能说没有功劳。魏忠贤因私人怨恨伪造诏令，在南苑杀死王安，这不仅是仇视王安，实际上还敢于仇视先帝的老宦官。这是第十一大罪。何况其他内臣无罪却被擅自杀害、驱逐的，又不知有几千几百人。今天赏赐，明天赐祠额，索求和要挟没有穷尽；皇帝诏令屡次下达，近来又在河间拆毁民居，兴建牌坊，雕刻凤龙，高耸入云，已经不只是坟地僭越仿照皇陵而已。这是第十二大罪。今天荫封为中书舍人，明天荫封为锦衣卫、金吾卫的官员；那些人满口乳臭，进入诰敕机构却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以及他的外甥傅应星等人，滥受恩荫，违反朝廷常法。这是第十三大罪。采用立枷之法，使外戚亲属家的家人一个接一个丧命，意图诬陷国戚、动摇中宫；如果不是内阁大臣竭力坚持、言官加以纠正，椒房宫的外戚又要兴起大狱了。这是第十四大罪。良乡生员章士魁因为争夺煤窑获罪，魏忠贤假称开矿而把他置于死地。假如有人盗取长陵一捧土，该如何处置？赵高可以指鹿为马，魏忠贤却把煤说成矿。

译第十五大罪：王思敬等人涉及牧地的小事，本应由有关官员负责，魏忠贤却把他们幽禁在牢狱中，任意拷打掠夺，把人的性命视同草芥。第十六大罪：给事中周士朴坚持弹劾织造太监，魏忠贤竟停止他的升迁，使吏部不能专擅铨选任用，言官不敢掌管封驳。第十七大罪：北镇抚刘侨不肯杀人媚人，魏忠贤以他不善于罗织罪名为由，竟削除其名籍，表示大明的法律可以不遵守，而魏忠贤的法律却不敢不服从。第十八大罪：给事中魏大中奉诏到任，忽然又传诏责问；等魏大中回奏后，台省交相上章，魏忠贤又两次改变皇帝的诏令。不仅把言官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庄严的皇帝言语也朝令夕改。第十九大罪：设置东厂原本是为了缉捕奸邪，自魏忠贤掌事以来，却每天只把满足私仇、进行倾陷作为职责，放纵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等恶徒投递奏牍、设置陷阱，只要片言稍微违背驾帖，便立即施加威势，直到兴起同文馆大狱才肯罢休。第二十大罪：边境战事尚未平息，内外戒严，东厂究竟在侦察缉捕什么？此前奸细韩宗功潜入京城，实际主持于魏忠贤司房的宅邸，事情败露后才离开。假如上天不停止降祸，韩宗功的阴谋成功，不知九庙神灵将安置在什么地方。第二十一大罪：祖制不蓄养内兵，原本有深刻用意；魏忠贤与奸相沈惟炳创立内操，藏匿奸恶之徒，怎知其中不会潜入大盗、刺客或被敌国窥伺利用的人？一旦祸变发生在肘腋之间，实在令人深为忧虑。第二十二大罪：魏忠贤到涿州进香，沿途警跸传呼、清扫道路铺设垫道，百姓以为皇帝出巡；等他回来时，又改乘四马驾车，使用羽幢青盖，左右夹护环绕遮蔽，俨然如同乘坐皇帝车舆。其中入幕献策、拦马进言的人，实在多得很。魏忠贤这时把自己看成什么人了？第二十三大罪：宠爱到了极点就会骄横，恩惠太多就会变成怨恨。听说今年春天魏忠贤在御前纵马，陛下射死了他的马，宽免他不死；魏忠贤却不伏罪，进前时面有傲色，退下后口出怨言，早晚提防，耿耿不能释怀。自古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纵，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为什么要在肘腋之间养虎养犀牛呢？这又是把魏忠贤寸寸割碎也不足以尽其罪过的地方。第二十四大罪：这些叛逆行迹明明白白，人人都看在眼里；内廷害怕祸患而不敢说，外廷臣子闭口不敢奏报。间或奸情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他弥补遮掩。甚至无耻之徒攀附枝叶、依托门墙，彼此内外呼应；长期积累的威势使宫中只知道有魏忠贤而不知道有陛下；京城之内也只知道有魏忠贤而不知道有陛下。就如前些日子魏忠贤已经前往涿州，所有政务都必须连夜送去请示，等他回来以后，诏令才下达。皇帝就在近旁，威严却忽然被怠慢到这种地步，陛下的威灵难道还尊贵于魏忠贤吗？陛下正当壮年，生杀予夺的大权，难道不能自己掌握吗？为什么反而受制于这个宦官小丑，使内外大小官员都惶恐不安，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伏望陛下大振雷霆之威，召集文武大臣和勋戚，敕令刑部严加审讯，以正国法，并将奉圣夫人送出宫外，以消除隐患。臣即使死去也将不朽。奏疏送入后，魏忠贤党羽魏广微调任职务并严厉责备杨涟。从此魏忠贤每天谋划杀害杨涟，第二年又兴起汪文言之狱，将杨涟罗织罪名下诏狱，命许显纯以酷刑审讯，终于在半夜将他杀死。《请求铲除奸宦疏》（天启四年）蔡毅中 臣想到，学校是天下公议产生的地方。臣正在给诸生讲解《为君难》一书，忽然接到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全监师生一千多人，没有不拍掌称庆的。可是皇上不把这份奏疏交给九卿审议，反而说一切朝政都亲自裁决，把奸宦说成忠臣，替他承受过失，全监师生无不抚心忧愁叹息不止。臣认为，三代以后汉、隋、唐、宋各代君主受到权宦祸害以及处置权宦的方法，都记载在《资治通鉴》中；我朝历代圣祖受到权宦祸害以及处置权宦的方法，都记载在《实录》中。臣不必多说，只取最近、最亲近的两件事：武宗处置刘瑾、神宗处置冯保，希望皇上遵循。刘瑾在武宗身边，言听计从；武宗一听到群臣弹劾的奏疏，半夜亲自起身擒拿并杀了他。神宗即位时才十岁，冯保在身边扶持，尽心竭力；后来冯保稍微作威作福，台省官员弹劾，神宗没有等到满朝公开上疏，便不动声色地把冯保发配到南京。如今魏忠贤没有冯保那样的功劳，却有刘瑾那样的罪恶，杨涟所列二十四条罪状没有一条不应追究，都应彻底查办。满朝群臣本想在退朝后跪地等待诏令，魏忠贤于是阻止皇上出宫，不按礼仪接见群臣。如今又想在皇上视察学校的日子里，让群臣和太学诸生当面叩头陈请；但皇上漫不经心，近几天凡是涉及魏忠贤的奏章，都留在宫中不发，如此遮蔽圣听，其中的情势难道可以揣测吗？乞求将杨涟的奏疏发交九卿、科道官公开审问；即使不能像诛杀刘瑾那样处置魏忠贤，也应按照处置冯保的方法惩治他，这样恩威都能彰显，也就可以与神宗相媲美了。奏疏送入后，皇帝没有采纳。《弹劾傅櫆疏》（天启四年）左光斗 臣认为，君子区别于小人的地方，只在清正与污浊罢了。君子不能容忍小人，就像小人不能容忍君子一样。清浊不同，好恶自然不能相同。然而喜鹊终究不能变成乌鸦，野鸭终究不能变成仙鹤；好恶虽然不同，面目终究不能改变。臣在本月十九日接到邸报，看见刑科给事中傅櫆被说成与邪臣结党、藏匿匪人、把持朝政，众人都侧目而视，人心感到危险；奏疏恳请立即给予处分，以消除隐患、保全太平。内文议论臣和科臣魏大中，除魏大中自己所上的奏疏之外，其中说“有血性的男子、聪明的丈夫，粉饰虚名，不敢公开背离清正之路，依附有道之人，不敢公然与善类为仇”，似乎说明科臣还知道什么是有道、什么是清正之路、什么是善类。然而整篇文章始终没有说清他的指向和落脚点究竟在哪里：所谓倒戈于君子，君子是谁？所谓向小人献身，小人是谁？汪文言被昭雪，是前任司寇、前任总宪；题名授予中书舍人的，是现任阁臣。我并没有听说这些事。臣与隐士文人一向断绝往来。臣的官阶已经很高，不需要借别人扬名，为什么要把他们引为心腹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篇〕

译臣已经知道傅櫆的用意了。傅櫆的用意，是因为邹维琏对考功司不利，因为程国祥对铨司不利，又因为魏大中对吏垣不利：一个要赶走，一个不想让他留任，一个不想让他到任；又害怕臣稍微坚持清正的舆论，所以想把他们一网打尽。邹维琏十八年来磨炼操守，臣虽然没有推荐他担任铨司官员，却曾多次称赞他的才干品行。程国祥清廉冷峻二十年，臣跟在同乡诸臣之后一同上报访察名单，虽然没有明确说一定任用他，却不敢昧着良心。魏大中的为人，不论亲近或疏远，臣与他不过是平淡相交罢了。这些人都是享有天下清望的人，科臣为什么一定要和他们为仇？难道他的性情与常人不同吗？还是有神奸在其中播弄，捏造黑白，像吹簧击鼓一样从中煽动，使他不知不觉颠倒是非、心生危惧，于是手忙脚乱呢？有人说科臣曾弹劾清正端方的大司农汪应蛟，公论并不赞同，于是他便向新安人多方求取好处。如果果真如此，那科臣一生都在为难清正之人了。希望科臣对此慎重思考。臣任职风纪部门，职责在于表彰清正、激励贬抑邪浊；自从掌管人才升降，按例有权预先知悉相关情况。若有什么贪赃纳贿、招揽权势、任用不正之徒的事实，应当明确查举弹劾。如果没有这些事实，那就是科臣说错了话。凭科臣的权力，竟能使朝廷不能任用人才，使铨司官员不敢就职，使首垣不许到任；把持朝政的人，没有比科臣更像科臣的了。他又曾冒认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其中的关系和机锋，长安人早已冷眼看了很久。窝藏之处深深隐藏，布置已经完成，将要采用邵辅忠陷害毛士龙的旧事。比附亲近匪类的人，没有比科臣更像科臣的了。名义极其重大，鬼神也难以欺骗；想让人不知道，不如根本不要做。希望科臣对此慎重自持。臣不才而忝居非分之位，早已想着退让贤能；又看到人心日益败坏、清正之人难以容身，义愤填满胸中，连生存的兴味都没有了。何必贪恋一个官职？伏乞皇上下令九卿、科道官公议处理，查明邹维琏、程国祥等是否属于清正之品。科臣身处言官之列，不能奖拔贤能、起用迟滞者，却为什么要扫除清流、颠倒国家是非？仍乞将臣罢免斥退，以回应科臣的要求，另选贤能接替这一重要职位。奏疏送入后，皇帝下诏说：左光斗凭借清正声望协助主持风纪，这次所奏已经表明他的心迹，着令照旧任职，有关部门知道。《再次弹劾织造太监李实疏》（天启四年）周起元 臣认为，苏州、松江两郡的织造料额已有定数，没有再增加钱财来满足织监李实无底洞般的要求的办法。李实因此对同知杨姜肆意施加毒害。臣愿意辞职，以证明这位同知并无其他过失；皇上没有责罚驱逐臣，反而让臣安心任职。臣又想到，臣竭力请求免除对杨同知的逮捕治罪，改为革职为民；这不仅是臣承受了皇上宽容的仁德，杨姜也深深感激皇上宽大的恩德。然而杨姜本来没有擅自削减料额的事情，却因此获罪禁锢，臣虽然厚着脸皮任职，心中实在极不安。近来又看见李实搜罗材料、逞强辩解，言辞尖刻而回避实情，措词傲慢侮辱，贪求无厌；这都是由小人指使、煽动、操弄造成的。臣若不明白地将其参劾到底，必定留下无法收拾的祸端。袍段织物按四十万匹分为十八运，依照每运支取银两，原定的编额只有这些数量；即使李实的奏疏，也不敢说苏州、松江的料额有滥增。这些之外，事情道理十分明白，不必再反复说。杨姜奉行法令、急公好义，并没有擅自削减。过去汉文帝穿黑色绨衣、革鞋，使天下富庶；宋仁宗因陕西用兵，采纳三司议论，节省官府衣服和御用物品。假如杨姜果真能为皇上减省冒领和浪费，正是把皇上看作中兴之主，实在是敬君至极的人，难道不是卓越的贤吏吗？然而实际上并没有削减料额。皇上听信李实的话，以擅自削减、不敬之罪加在杨姜身上，这是天下人共同怜惜的事情，也是臣极不安、皇上应当挽回并昭明真相的事情。李实来到苏州抗拒上司，一味谋利，又手段狠辣；他讲究属官对他的礼节，处罚官府的俸禄，打开秘密侦访的门路，抓捕百姓去做织造工匠，使他们非常痛苦。如今又有两件违背既定法令、破坏旧章的事：一是更改岁改袍船。李实当初经营领取袍料差事时，曾上疏想仿照孙隆的做法；但孙隆在苏州、松江织造袍服之外，从未侵管镇江、徽州、宁国、广德等府州的岁改事务，这些地方过去从没有宦官插手。如今突然增加一个中官在其中搅扰，不仅参随人员往来不断，驿站传递也怨声载道；万一奸民因此制造事端，实在恐怕祸患难以预料。臣所忧虑的，不只是替有关官府保存多年形成的规制，更是深为地方担心意外祸患。近来几个郡中强行攫取，已经收走数万银两，却没有听说有一丝一毫解送京城用于公用；这样对国家无益而对地方有害，是否应当停止，已经十分明白。这是第一件绝不可任意更改的事。又袍船每年八只，神宗已经裁定成为定例，刘、吕两名织监实行此制已经很久了。如今忽然增加建造两只，每年都要加派修造费用，每个驿站都要设置安置之处。至于供给的费用，李实不过从奸猾船头等人那里得到一些微小利益，却不顾有关官府加派的扰累，不体恤万里拖运的苦楚，也不考虑各处关闸漏失的数以万计的税收。这是第二件绝不可任意更改的事。大凡掌管织造的官员，大多劝皇上奢侈，很少劝皇上节俭。臣不敢以盛德之事要求李实，只希望他照旧例实行，不要额外造成耗费，就已经足够了。仇士良说，巩固宠信的办法，必定要使君主扩大奢侈、增加耳目享受，然后我们这些人才可以得志；吕强每件事都直言进谏，竭力请求先裁减一切虚浮冒滥。李实自认为在这两个人之间属于哪一种呢？那么所谓最大的不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伏乞皇上严厉告谕李实，关于每年更改袍船一事，只令他照旧办理，不要听信小人的拨弄，任意更张。这是江南的大幸，也是皇上最英明果断的决定。杨姜虽然已经远远退避，甘愿做圣明时代的遗民，也应当体谅他没有擅自削减料额之罪，曲加从轻处理；这样即使臣的意见得到采纳、地方获得安宁后再罢免臣三次，也足以荣耀。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杨姜因耽误袍段、把持提运船只，已经从轻处理。巡抚官是一方的表率，专门负责察核官吏，怎么能全不甄别，只是一味包庇？如果再烦琐上奏，杨姜一定要逮捕审问。《请求兴修江南水利疏》（天启四年）周起元

译臣谨此奏报：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郡，地域不过五百里，每年输纳租粮二百多万，最紧要的事情没有比水利更重要的了。而水利工程中最大的问题，没有比吴淞江、白茅河、刘河三条江河更重要的了。苏州、松江、常州以及嘉兴、湖州等数郡四周的湖泽，都汇聚到这里，作为排泄水流入海的通道。近来刘河一线还仅能通水吐纳，而吴淞、白茅两水已经淤塞成平地。前代多次疏浚，都有史书可查。本朝永乐二年，尚书夏原吉前来疏浚；正统六年，工部侍郎周忱疏浚；隆庆四年，都御史海瑞疏浚。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没有施工，以致吴淞江从澳塘直到新泾口以及东西芦浦三坝等处，六七十里都淤积不通；白茅河的海林塘、墩镇泾等处，也都长久堵塞。前后提出建议的臣子都曾请求疏浚，本地乡绅也常常叩阍请求治理，却总因费用浩大而中止。三吴数以千万计百姓的命脉，都盼望这项工程，而皇上还没有下令治水，地方官不敢擅自兴办大工程。近几年稍有水灾，低洼田地就被淹没，直隶、浙江数郡都受到祸害。比如常州、吴江、常熟、昆山、嘉定、上海、青浦、无锡、宜兴等县之间，有荒田数万顷；每逢漕粮、白粮兑换运输时，有关官府只能摊派给高乡补足，而高乡赋役本来就重，又不甘心替低洼地区白白赔补，因此有关官府常常因考核不合格而降罚，百姓受到鞭打催逼，也始终不能完成定额。今年洪水暴涨，漫延千里，这是水灾造成的危害；雨后积水停留，十多天也不消退，这是水利失修造成的危害。如果今天仍因循不治理，那么东南水患会一天比一天严重，国家赋税和百姓生计都将受到拖累。臣查得，都御史海瑞开浚吴淞江，使用银七万多两；前任巡按薛贞曾委托官员估算，数目也相差不远。白茅河则由知县宋贤竭力请求疏浚，大约五万两工程费用就够了。两江合计工程费用，以十二万两计算。查三十六年，除去应天六府赈济数额不计，苏州、松江等府实际发放赈银五万两。估计现在时势艰难，皇上不能多发内库银两，但赈灾又不可缺少；或许可以就用这五万赈银，再增加一二万两，发给开河工程。臣命各乡饥民全部前往做工，按丈量确定工程，按人数发给粮食，按天数支付工钱；这样救活的人必定不可计数，同时水利工程也能兴办。以后即使有连绵大雨，也不至于损伤庄稼。从前宋臣范仲淹镇守临安，遇到灾荒，反而大兴工程，招募饥民服役并就地取食，依靠此举得以保全性命的人不可胜数。如今臣所说的办法，实际还差五万两银子，容臣在所属地区再搜集拖欠的导河银，并把没收赃物和赎罪银按照过去文书重新核查，或者酌量征派，以便奏报成效。至于疏浚的方法，只在于寻找原来的河道：浅的挖深，窄的拓宽，应设闸的设闸，应筑堰的筑堰，应铺石的铺石。豪民在淤地旁边开垦成业，如果不严重妨碍河心，可以稍微缩小河面来保存他们的田业，以水流通畅为限；但绝不许一两个奸猾之徒占据淤塞之地作为私产。从前成祖命尚书夏原吉出外治理水患，派官员携带《水利集》赐给夏原吉，他重视这件事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奉行的人都竭尽心力，能够取得成功。如今皇上如果肯留意这项工程，乞请从工部所属官员中选派一名熟悉练达的官员来负责，以表明圣意坚决，这样才不会成为道路旁边徒然堆筑的工程。至于分别负责的府佐等官员，则可在所属地区择选任用。奏疏送入后，批示工部知道。《请求修省以消弭灾害疏》（天启四年）周起元 臣谨此奏报：臣所管辖的松江，去年春天已经出现地震灾异，这次地震更绵延数百里，震动了数郡；甚至有时一两个时辰内就震动两三次。地震时瓦木发出声响，甚至有城墙倒塌、房屋倾覆的。考察史书说：“阳气被阴气填塞而不能上升，就会发生地震。”姑且不论占验之说，难道阴气压迫阳气时，二气会不冲突、五行会不失常、灾害不会产生、人物不会受到影响吗？臣看到京师地震的奏报，奉圣谕说：今年各地的灾异以及京师地震，使朕深深怀有警戒和恐惧。边疆事务很多，着令内外臣工尽心履行职务，务必修实行安内攘外的政事，不要从事虚文。臣等亲身遭逢这种灾异，都是任职无状造成的。除痛切修省、申饬文武将吏、发誓谨慎戒惧、共同谋求消弭灾害之外，臣私下考虑，江南是祖宗陵寝所在之地，也是国家数百万财赋的来源，这里的安危，是天下治乱的征兆。如今的天时和人事，有大可忧虑之处。江左一向崇尚风流、重视儒雅，近来却喜欢谈论兵事和叛乱。臣看到皇上锐意求治，正认为这是中兴的征象，但邪道妖言、狂妄放纵之徒，见边事还很紧急、征派没有止境，便说这是末世的征象，是偏袒一方、举起白梃作乱的时候。他们互相愚弄迷惑，渐渐酿成叛逆的苗头；虽然都已被捕，余党难道已经全部消灭了吗？臣即使把条文教化与刀锯刑罚一同施行，他们仍未必回心向道，这不能不说是人心发生了变化。又在去年七八月间，忽然大旱，已经泛黄的稻穗转成半实的穗子，棉花连半颗果实也没有结成；而每年征收的布帛丝缕，都设法转卖到中原。各条河道处处干涸，即使孟河、太湖之间一向水势浩大澎湃，也干枯滞涩到不能行船，货物、柴薪一时暴涨，父老都认为是百年未见的异常。臣面对灾荒，不敢轻率上报，以免使百姓产生观望之心；因水道干涸而拖欠赋税，也不敢轻率上报，以免把不祥的灾异传播到内外。然而这些毕竟不能不说是天时发生了变化。出现这两种变化后地震又随之而来，臣等又担心它会招致将来的灾祸。地震后不到十天，浙江长兴就遭遇大盗造成的惨变，这也是地震应验的征兆；臣等又担心灾祸并没有因事情结束而完全消融。从前汉宣帝听说地震，下诏征求直言，举荐贤良方正之士，又借贷给贫民，灾变于是消除。伏乞皇上征求敢于极力直谏的臣子，举用隐居山林而忠诚正直的人，赶紧讲求所谓尽人事以挽回灾变的方法。

译又希望皇上俯念江南空虚耗损已经到了极点，百姓耗尽土地的出产、用尽家中的收入来供奉搜刮；长此以往，必然逐渐发展到无法救治。眼下边塞尚未安定，军需呼声时时传来，即使不能下令免除租税、借贷救济贫民，也应当赶快广布恩德诏令，把一切烦琐苛细的事务全部报请停止。命令郡县官吏务必在催征赋税时体现抚恤百姓的仁心。臣等凡是民间疾苦，凡具疏请命的事项，都希望皇上一一准许施行；这样民间就不会有怨恨咒骂的声音，奸徒也不敢产生越轨逃亡的念头。根本安定、民气和顺，天地间的变异自然会消除。奏疏送入后，批示礼部知道。《水灾请求免除赋税并赈济疏》（天启四年）周起元 臣在五月间曾上奏说：滔天的洪水漫延到数郡，豆麦蔬菜连茎带叶一同沉没，棉花禾苗被洪涛浸泡，全都腐烂；桑田变成沧海，郊野到处都是号哭之声。臣已经具疏上报，想来圣心必为之恻隐，阅览奏疏后一定会忧伤动念。臣当时还以为，三吴之地虽已不适合播种两季作物，但六月还可以播种乌苗；应通行于灾情严重的地方，命有司官亲自到各乡慰劳百姓，督令筑堰的百姓捧土用畚箕修筑，沟渠堵塞的就疏通淤泥；令富户捐资借贷，贫苦佃农尽力用水车排水；地势稍高的地方，或许还能补种一番，获得微薄收成。哪里料到自臣上疏以后又过了一个月，如今三秋已入其时，而雨后放晴，水势反而更加上涨。加上吴淞、白茅两江五十多年没有疏通入海，旧河道淤塞；浙江的苕、霅诸水与江海之水翻腾逆涌，使苏、松、常等数郡地势如同坐在锅底，无法排泄。如今船只来往不沿河道，每每看见船帆飞驰、船桨摇动在田亩之间，以寻找可以通行的路径。臣派人前往查验，浅处可以没顶，深处则可淹没数根竹竿；即使是地势最高的地方，也要挽起衣裳涉水而过。补种晚稻已经完全无望，而且村落房屋全都像水中的亭台楼阁，长期成为鱼虾的居所；敲门询问，寂静无人，四散逃往各地的人也不知去了哪里，甚至有人横七竖八地死在水边，却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大体上没有一个郡不遭灾，没有一个县不遭灾。有的地方河水奔腾、山谷沸涌，人畜顺着溪流漂下；有的地方城墙倒塌、房屋漂流，男女只得栖身树上；有的地方防署淹没在汪洋之中；有的地方圩堰被澎湃的洪波冲垮；有的地方在城郭中用船筏打捞人；有的地方饥民拄杖托钵，在路旁呻吟。这些景象，见到的人流泪，听到的人鼻酸。父老都说，这次灾情比万历三十六年严重，数量约多了一倍：万历三十六年高地还没有严重被淹，而今高低地势一同被淹；三十六年水一涨便退，而今二十多天仍不退；三十六年蔬菜和麦子已经收获，而今饥荒接连而来；三十六年积蓄储藏还很充足，而今十家有九家空无所有；三十六年地方安宁，而今人心思乱。臣说到人心思乱，本来有不敢说的，也有不得不说的。皇上正把江南看作安治之地，然而祸患却可能在旦夕之间爆发，似乎会被认为是用危急言辞来求取皇上广大的恩典，所以臣不敢说。然而蛇豕般的恶徒无时无刻不在包藏祸心；即使倡乱者未必饥饿，他们也会诱使无家无食的百姓举行斩木揭竿的行动，而号召起来非常容易。因此臣又不得不说。唉！全国土地上的物产，已经不足以供养众多人口了。而邻近地区又没有粮食可以求购。锄头犁具已经赊欠，牛犊也卖掉了。事情开始于抢夺，最终发展到动用兵器。这难道全是不可能发生的忧虑吗？《周礼》所列荒政十二项，最后以消除盗贼为终结，说明发生荒年必然会导致动乱。荒年必然导致动乱，所以平息动乱没有比救济荒灾更好的办法；救荒又没有比先使百姓有足够粮食更重要的。使粮食充足，首先在于赈济和蠲免、折征。如今东西两方叛乱猖獗，军队疲惫多年，军饷耗费无法计算。皇上和阁部诸臣把军国最紧急、最缺乏的需求，都寄望于江南来供济；而臣却想让最危险、最困苦的江南向皇上求取恩泽，似乎是只看见局部而丢弃全局。臣正是考虑全局，所以更加重视这一局部。今天臣所希望皇上做的，也不过是大施一年的恩惠，蠲免、折征并加以赈济，救活这些穿蓑衣、执耰锄的百姓，使他们年年都成为急公好义的百姓。万一荒年导致动乱，发生不可测的变故，正如臣此前所预料的那样，那么即使大量耗费军需，也未必就能收拾。一年不征收，难道能用数年的蠲免来补偿吗？这就是臣所说的顾全大局而更加重视这一局部。又有人说：“折征米粮有利于有田之家，并不利于贫民。”却不知道粮食出自富人的储藏，最终进入贫民的腹中。江南丰年尚且要依赖外地粮食，歉收之年更是无法支撑。如果不先下达折征命令，富室有积粮，必定说：‘这是我留下来糊口的粮食。’富商有囤粮，必定说：‘这是准备慢慢出售来供应上缴的粮食。’这样一来，粮食一天比一天少，价格一天比一天贵，百姓即使拿着钱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到。近来听说松江用十二钱只能买一升米，价格已经和京师一样昂贵；而奸徒气势汹汹，所属地方甚至有强行打开粮仓、抢夺粮贩米粮的事。并不是没有悬挂重法来震慑他们，只是恐怕单靠法律条文不足以止息动乱。七八月以后，景象恐怕还不止如此。若对灾情严重的县份迅速批准蠲免耗羡、折征米粮，那么民间稍有储藏，以及商人囤积的粮食，都会拿出来出售，以救济贫民。虽然粮价高昂，不能强行压低，但总还有贵米可以出售。其中能够保全性命、活下来的人，也不知有几千万。这样做表面上是宽待殷实之家，实际救活的却是贫穷百姓。列祖都深知江南赋税输送特别多，江南的安危关系尤其重大，所以每逢灾荒之年，便特别施加浩荡恩典。实在是因为所减免的很少，而所保全的却很大。今年抚属漕白正耗米共有二百五十余万石，都要运输到太仓。如果查核积储并统算可以支撑多少时间，就应当在所有受灾县份中批准漕白蠲免耗羡，并议定折征办法。至于赈济，请按照以往惯例，特派官员携带赈济钱粮前往。还希望留用浒墅关税收一年，以及将税契事例、赃赎、鱼课用于赈济。实在是灾情严重、百姓饥饿，形势紧迫，不得不提出这个或许会被认为不通时务的请求。如今皇上仁慈出于天性，眷念建都之地；在任诸臣也忧虑体恤时局艰难，一定会先考虑根本之策，必有大为施恩的诏令，以慰藉百姓的盼望。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江南水灾已经有批示，着令迅速勘察，上奏蠲免和赈济。至于当前紧要事务，来不及奏请的，可以便宜行事。《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八 《弹劾魏忠贤疏》【天启四年】魏大中 臣谨奏：自古以来君主身边的奸臣，难道不是最终能够祸害国家吗？只是有忠臣不惜牺牲自身来把情况告诉君主，而君主却没有醒悟，以至于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如今魏忠贤擅自掌握威权和福祸，结党营私，首先杀死王安，以便在宫内树立威势；接着驱逐刘一燝、周嘉谟、王纪，以便在朝外树立威势；近来又杀死三个戚畹家的家人，以便在三宫树立威势。他深深结交保姆客氏，窥伺陛下的起居；又广泛布置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等人，沟通朝中的消息。下层民众怨恨，上天也在震怒。因此杨涟不惜粉身碎骨，为陛下竭力陈述魏忠贤如今种种罪状。陛下把一切都说成是亲自裁决，代魏忠贤承担罪责。恐怕魏忠贤之所以能够得到温和的庇护，正是出自魏忠贤之手，而杨涟的奏疏陛下还没有来得及阅览。陛下贵为天子，却使三宫列嫔都把性命寄托在魏忠贤、客氏手中，难道能不寒心吗？陛下说宫禁严密，外廷怎么会知道？枚乘曾说：‘想让别人不知道，不如不去做。’从来没有做了某件事而别人却不知道的。况且如果左右近侍都被排斥，圣躬将会孤立。陛下一人，是大小臣工共同拥护卫护的，何必借助魏忠贤？如果魏忠贤、客氏一天不离开，恐怕宫禁内外左右全是魏忠贤、客氏的人，而不是陛下的人。陛下才是真正孤立在上面的。奏疏送入后，魏忠贤大怒，假传批示严厉斥责。第二年，魏忠贤借汪文言案件罗织罪名，将人押入诏狱，命许显纯用酷刑拷问。狱卒受魏忠贤指使，与杨涟、左光斗在同一夜将他们杀死。《极力陈述捕盗事务没有整顿的奏疏》【天启四年】高推 臣听说，天下最细微的事，容易被忽视而认为不足畏惧，但其中实际上可能潜藏着无法测度的忧患。习以为常的人把它看作旧例，能够察知细微变化的君子则总是及早谋划、预先防备。如今四郊多有营垒，防守松弛而虎视眈眈的人四处存在，盗贼像蜂蝎一样各处蜂起，纠集众人横行劫掠；如果不赶紧谋划遏制乱略的办法，想成就长久安定的事业，就没有道路可走了。臣自丁未年取得出身、进入仕籍以来，朝廷内外平安无事，连战鼓和报警鼓都没有响过；即使有一两个盗窃狗偷，也都畏首畏尾，隐藏踪迹，从未像今天这样在大道和大都市中、青天白日之下肆意抢劫，旁若无人。如今东西两方交相战乱，加派税赋接连不断，天下动摇，大盗蜂起；在畿南，已经有沙河劫取解送财物的盗贼。河南南阳县，也已上报劫杀守备张承茂的案件。外地的穷乡僻邑，盗贼持刀持丸，横行肆害，弱肉强食的事情不知有多少。近郊则有抚按官的家眷被拦截，也有出使的少卿被拦截；至于势力弱小、孤身在外的人，以及巨商大贾，遭到流窜盗贼劫掠杀害、只能以目示意的，不知有多少。都城门内外，则有顺天府库被劫银二千两，真武庙胡同许国熙一家被贼杀死六人。那些在京城任职、居住于官邸的官员，明遭抢劫、暗被偷窃，只能忍气吞声，隐瞒不敢上报的，不知有多少。臣刚刚担任京营中负责捕盗的职务，早晚战战兢兢，吃饭都难以下咽，私下里忧虑过度，担心出现汉末赤眉、黄巾，我朝刘六、刘七以及过去白莲妖寇那样的局面：一人高呼，千百人响应，揭竿斩木，动兵于潢池之中；这种祸害实在难以尽言。又最值得忧虑的是，近来听说强敌想从喜峰口进边远征；既没有足以依靠的兵器甲械，近处进攻也没有可以凭借的防卫力量，这种祸患更是令人不忍尽说。臣每想到这些，肝胆俱裂，难道可以不预先防备吗？防备就在于守土官员。守土官员贤能，就会勤于捕捉，善于消弭，令大盗没有横行的机会；守土官员不贤能，就会形成玩忽拖延的风气，没有禁止约束的办法，使百姓也没有安睡的日子。因此，渤海的盗贼由龚遂治理便自行平息，广陵的盗贼由张纲治理便自行解散，关中的盗贼由王温舒治理便自行停止。至于今日盗贼纵横的弊病有两种，当前平息盗贼的紧急办法有四项。弊病在哪里？盗贼产生，责任不只在盗贼，也在捕盗的人：猫鼠相互防护、同眠共处，豺狼无人追问；因为是亲友熟人，便故意隐匿来培植交情；搜到赃物，又故意放走使其更加放纵；甚至有窥伺上官的意图，把防范机密曲意遮掩、彼此串通；捕盗的人反而成为盗贼的同党，防范贼人的人却是隐藏贼人的一伙，百姓还有什么畏惧而不去做盗贼呢？然而盗贼肆虐，过错又不完全在捕役，也在守土官员。捕获盗贼的谋略拙劣，却粉饰事实的本领高强；盗贼势力很大，却掩饰说成很小；明明有盗贼，却遮掩说没有；甚至人赃俱获，还故意放纵来显示宽大。上下互相包庇，只求敷衍了事，那么捕役为什么害怕而肯去捉盗？又为什么害怕不去肆意作乱呢？法律应当怎样做？第一是防止祸患由微小逐渐发展，因为小盗会积累成大盗。小蛇刚出现时不斩除，等成为大蛇又怎么办？草泽间刚刚起事时，制服还容易；能除掉开箱盗窃的就除掉，能扑灭探囊盗窃的就扑灭；萌芽一旦被折断，斧柄便无用武之地，难道能任其滋长蔓延后再图谋吗？第二是铲除窝主，因为窝主是大盗、小盗聚集的渊薮。源头不堵塞，水流将流到哪里才会停止？对于大盗巨恶，查获窝主姓名后，窝主偷盗的便按盗窃治罪，窝主强横的便按强盗治罪；大团伙瓦解后，小团伙也会空虚，难道能任其盘根结党吗？第三是勤于捕捉；某日发生案件，就命令在某日严行捉拿，盗贼尚未逃远，赃物踪迹仍然存在，一旦办成铁案，纵有百般辩解也无法解脱；这就像骤雨当头，想躲避也无处可逃，是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第四是严格执行法律；审讯盗贼凭借赃物，既然赃罪已经明确，应流放的立即流放，应枭首处死的立即枭首处死；律例清楚明白，丝毫不宽贷，就像烈火在眼前，使人畏惧而不敢靠近，这是拔除病根的药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译县令、县长是平息盗贼的官员；像保定、东安、文安这些地方，如果不能抵御盗寇，反而被盗寇劫掠，那么平日的疏忽玩怠便可想而知了。至于都城内外，请允许臣与巡视科臣严格督促捕役，昼夜缉捕，以肃清京城。伏请皇上明降批示，赶紧命令各处抚按、道府诸臣加意督促所属；各该有司、军卫遇到强盗、窃盗，立即据实申报。如果半年之内全部捕获，便记录功劳，优先叙用；倘有隐匿纵容、含糊不报、坐视不捕的，即使捕获人数不足定额，轻则降级，重则三次夺职，希望这样能使法令明确、人人知道警戒；人心有了警戒，捕缉便会严密；捕缉严密，盗贼便没有立足之地。这是臣这个樵夫般的狂言，事情本来有望办成，难道只能说说而已吗？实在是道义所在，不敢不说。臣不胜激切，恭候命令。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盗贼纵横劫掠，都是因为地方官巡查缉捕不严，以致滋长蔓延。所奏事项着即施行，命抚按官严令督捕，随时申报；如有违抗玩忽，严加治罪。有关衙门知道。《请求斥退魏忠贤疏》【天启四年】宋祯汉 臣私下认为，宦官的祸害，好比人腹心肘腋之间的疾病，尚未显露时就应严格防御，既已显露便应赶快铲除，斩断根本，不让它滋生蔓延，这样才能避免当断不断而造成的祸乱。臣不必远引往事，就如正德年间，刘瑾结党营私、习非成是，起初经过科道官交相上章弹劾，处置稍有迟延，刘瑾便乘机重新被任用，几乎形成谋逆大罪；虽然最终按典法处死，但对国体造成的伤害已经很多了。万历年间，冯保欺骗蒙蔽、专擅权力，随即被台臣纠劾，神宗于是勃然震怒，将冯保等依法治罪、籍没财产；此后近侍收敛，四十多年间再没有人敢窃弄威福。由此可见，处置奸宦的方法，迟速只争一会儿，利害却往往相差千寻，两朝的旧事都可以作为鉴戒。臣先前上过《爵廕不宜轻畀》一疏，正是针对太监魏忠贤逞势弄权，已经看到了他的苗头。臣私下想，皇恩宠幸过分，魏忠贤必将倚仗宠爱而更加骄横，因骄横而更加肆意，所留下的祸患将不可言说。所以臣以裁减过度恩宠来请求皇上，实际上是希望皇上严格防范驾驭魏忠贤。哪里料到臣下的诚意微薄，未能仰望感动皇上的明察，魏忠贤的放肆果然一天比一天严重。近来臣的同僚杨涟亲眼看见此事，愤怒激发，揭露魏忠贤种种重大违法情状，详细列举上告，朝廷内外臣民无不传诵称快。却没有想到竟然得到严厉的批示。臣从邸报中捧读到‘排斥驱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等话，不觉悚然，心想：皇上如果不考虑自己会孤立，那就罢了；如果确实考虑到会孤立，那么魏忠贤还能够留在身边一天吗？如今宫禁之内，不是谄媚魏忠贤、争着求取他的容纳，就是畏惧魏忠贤、唯恐获罪；皇上前后左右没有一个不是魏忠贤培植的私人。章奏之中，只要稍稍触犯魏忠贤忌讳，必定被压下不发；偶然伤害魏忠贤所爱的人或事，必定遭到压制。因此满朝正直之士的正言直谏，没有一件不是被魏忠贤堵塞蒙蔽的。魏忠贤留在身边，反而使君主的权势成为孤立；魏忠贤离去，君主的威势才会因此振作。皇上怎么可以不深思呢？宪臣奏疏中说：积重之势一旦发生转移，人人只知道有魏忠贤，不知道有皇上。正是担心魏忠贤党羽逐渐形成，而皇上将免不了孤立。所以请求赶快除掉魏忠贤，或许可以挽回逐渐孤立的趋势；这正是体察先皇临终托付的恳切心意，也是竭尽忠诚于皇上的苦心。皇上怎么可以不深思呢？何况魏忠贤在今天，不仅有不得不除去的罪过，也有不得不除去的形势。人的奸恶，在尚未暴露时，还可能徘徊遮掩，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省悟改过、求得保全；一旦罪恶被揭发却仍能侥幸免罪，必定更加毫无顾忌，哪里只是像骑虎难下那样心惊，简直敢于气焰高张、像张开双翅的鸱鸟一样逞威，这是形势使然。如今魏忠贤的奸恶情状已经昭然揭露，倘若不及早处分，势必一天比一天放纵，将像放开缰绳的马、冲决堤坝的水，奔驰决裂，直到无法收拾。群臣战战兢兢、反复忧虑的事情，还不只是君主权势孤立而已；弊病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把魏忠贤碎尸万段，又哪里足以赎罪？皇上又怎么可以不深思呢？况且皇上之所以不忍立即向魏忠贤问罪，只是因为他从先朝以来曾经效劳。可是冯保难道不是先朝侍奉神宗、又是穆宗托付的内臣吗？神宗一听到他的罪恶，便立即决断，严厉谴责他。如今皇上亲具尧舜般的资质，努力奉行效法祖宗的德行，难道神宗能够采纳台谏之言、对冯保果断处置，而皇上反倒顾惜迟疑，搁置宪臣的意见，不肯对魏忠贤果断处置吗？臣私下相信，皇上在清闲安静、反复深思之后，一定会奋然振举乾纲，不必等到臣把话说完了。臣昨日已经起草好奏疏，恰好听说同僚们另有公疏，因而列名共同请求，希望合并众人的言词，更容易打动天听。如今还没有奉到皇上雷霆般的决断，臣却冒昧不避烦琐亵渎，触犯天威。伏乞圣明想到宦官权臣的去留，实在关系到身边近处的紧要安危；而皇上决断的迟速，更是利害分明。请立即赐魏忠贤处分，这样或许可以收到满朝忠臣的助益，使君侧清肃，那么潜伏的祸患不再在旁，皇上的御座也不会有孤立之忧。臣不胜恐惧激切，恭候命令。奏疏送入后，得到屡次批示：已经明白表示不可再来烦渎上奏。有关衙门知道。《极力陈述滥行举荐、放纵贪官的奏疏》【天启四年】宋祯汉 臣认为，外任官员三年一次入朝觐见、接受考察，这是考核大典，意义极为重大。但屈指计算，距离今年考察事务还不到一个月，期限就要到了。近来皇上励精图治、独断亲裁，从掌管铨选的官员、总宪一直到掌科、掌道、考功诸臣，全都劳烦圣心，谨慎选择、特意简拔，一时大小臣工无不钦仰圣明。正当大计考核群吏之时，广泛彰明人事政治，呈现出一派焕然一新的盛大气象。臣愿贡献一点微薄意见，希望对考察法典略有补益。臣私下认为，整顿吏治、激浊扬清，最好先从道府官员入手；对州县官员的考核，则应先严格考察甲科出身者。臣是从外任官员起家的，曾见道府中刚正有声望者固然十人中有七八个，但偶尔有一两个不肖之人，他们传播恶行，一定比州县官员严重得多，因为他们一向自恃无人敢问罪。即使有人追究，也一定要等到积弊长久、无法掩盖之后，而他们的贪欲深壑早已填满了，何况还有未必被追究的呢？臣又曾见甲科出身者中，清正卓异者固然也十人中有七八个，但偶尔有一两个不肖之人，他们的狼狈贪劣一定比乡贡出身者严重得多，因为他们总认为自己不至于败露。即使有败露的，也要等到贪滥溃决、无法收拾之时；况且即便只剩寒灰也可能复燃，何况还有真正未必败露的呢？

译吏治弊病和人情竟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切实综合考核，及早揭发，那么这些被榨干膏血、耗尽骨髓的百姓，怎么还能承受张牙舞爪、像虎一样吞噬百姓的官员呢？至于举荐卓异官员来激励良吏，我看过去在外任时拟定的方面官员，一定要属于省、按、道、府官；有司官员一定要属于俸禄资历深厚的甲科出身者。哪里知道举荐卓异关系何等重大？如果只拘泥于必须是省按道府官，那就是因为地位而看重；又如果只考虑俸禄资历深厚之后才允许参与，那就只是按年资取士。甚至有许多议论已经在众人口中流传，而有关省份却顾惜情面，还想混充举荐；也有官声舆论都认为平常的人，进京后结交、借助权贵，竟能滥竽充数。像这样的弊病习气，举荐卓异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所谓卓异，是非同寻常的意思；必须真有才干、通达各方面，才称得上非凡之才；必须真正操守严正、清白自守，才称得上非凡之守。非同寻常的名号，必须有非同寻常的实际，才足以担当；还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恩宠，才足以酬答。如果已经标为卓异品第，考察一生却发现与同僚并没有不同，任用时就会名不副实；或者已经褒奖为卓异等级，等到升迁时却仍按普通资格办理，那么特殊的典礼反而会被轻视。臣私下认为，这次举荐宁可刻意严格而不徇情，宁可少而不要多，最多不过数人。而这几个人，尤其必须从本省上报的文牍中选取，再以满朝公论加以核实；确实看到某地某事足以证明其为奇才，确实看到某时某事足以证明其操守卓异，然后赐给宴饮奖赏的荣誉，随即给予不按常规的优先升擢。这样，非凡的恩宠与非凡的实际相称，激励世人、磨砺庸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倘若一时难以选出合适人选，宁可空缺这一典礼以表示慎重，也不要滥用人员来凑数。这样对于激励良吏，或许才能有实际效果。逮捕审问贪官是为了惩治贪污，可是我看弹劾奏章所列举的赃私，往往以数百数千计，最终却没有追缴其中的二三成。即使前次大规模考察提问，也有十多人。追问他们的赃款，果真能够彻底追查，全部追缴完毕收入公帑、用来补助军饷吗？恐怕未必如此。比如陶朗先贪赃六十万，已经由科臣勘验定案，千真万确，屡次奉到明确批示严令追缴，却仍然辗转支吾，四处谋求开脱。何况交给有关省份提问的案件，抚按不过下交司道，司道又转交府县；供认赃款的文书写满纸张，真正追缴时却多成为虚无，销案缴纳也没有期限，往往只是应付故事，有惩罚之名而无惩罚之实，官吏又有什么畏惧而不贪污呢？臣私下认为，这次应当逮捕审问的人，在朝任职的，立即交给法司审讯究治；到追赃完毕之日，赶快分别发配，以彰明其罪。在任的，则移文各有关抚按，务必限期审问结案，限期追缴完毕。如果超过期限仍未完成，就把负责审问的官员一并参奏治罪；这样，犯罪者足以成为深刻的鉴戒，别人不敢仿效；审问者也会更加顾虑自身，法律不至于被曲解。这样对于惩治贪污，或许才能有实际警戒。如今掌管考察的诸臣，都仰承皇上特别知遇，受委任来振作长期废弛的纲纪、清除积久损坏的治理之道；各位都应发誓秉持公心，共同谋求整顿，想来诸臣是同心的。臣尤其希望当事诸臣牢记‘举行实政’四字，切实实行；或许可以配合正在更新的人事，焕发维新的政治，使考察大典因此增光，吏治和民生也都得到依靠。伏乞圣明阅览臣言，如有可取之处，赶快命令各衙门申饬施行。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近来吏治日益败坏，甚至滥行举荐卓异、放纵贪官；有关衙门着实综合考核，切实施行。陶朗先的赃款照数追缴，赶快具奏。《修整政务、体恤百姓疏》【天启四年】宋祯汉 臣听说，天灾流行，哪个朝代没有？所以自古圣帝明王不依赖上天不降灾，只依靠有一种把灾祸转为祥瑞的办法。能够克己谨慎地对待上天的警戒，从而承受上天的心意，没有不立即见效的。恭敬地想，我皇上具有上天赋予的圣明资质，施行敬天勤民的政治，本应天降休祥日益增多，风调雨顺。哪里料到近年来灾异接连出现，入春刚有风尘、地震的警告，到了夏天，严重干旱又一天比一天加剧。朝廷内外的人情无不惶惶恐惧。百姓穷困已经到了极点，为什么上天的震怒还没有停止呢？臣愚昧地认为，君主与上天的精气相互激荡，善恶成败相互因果，所以灾异降临，是上天仁爱君主；遭遇灾害而思惧，是君主善于承受上天仁爱。考察过去，旱灾最严重的莫过于商汤之世；而求得降雨的效验，也没有超过商汤之世的。看商汤在桑林祷告，以六件事自责，话还没有说完，方圆数千里便下起了雨。这说明只有君主才能感通上天，十分明显。再看他首先用来责备自己的话是：‘政令难道不节制吗？百姓难道失去职业了吗？’这又说明感通上天应当先谋划政务和百姓，更是明白。如今果真想把灾祸转为祥瑞、把旱魃转为甘雨，仅仅群臣深深忧虑恐惧，是没有用的。只在皇上清明高远之处，在政务和百姓之间，切实加以留意罢了。政务中关系最重大的，没有超过诏令批示的传达宣布。臣恭敬地看见，冬春以来，言论稍稍触犯忌讳，往往就被留在宫中不发；即使是忠诚尽职的补救奏疏，皇上也迟迟不肯答复。如今长期晴朗而不下雨，莫非正是对此的回应吗？近来又有刚奉到皇上明确诏令，随即听说收回成命，使臣下惶惑而不知听从什么。如今每当将要下雨却又转晴，莫非也是对此的回应吗？以至于对正直敢言者的优恤，多次请求，仍然没有得到批准，因而恩诏几乎无法彰明。重大的信任和中旨由皇上亲自裁决，偶尔超出票拟所能涉及的范围，辅臣苦于无法发挥赞襄作用。这些都是关系政体的大事。既有政令失节的忧虑，渐渐形成闭塞不通的征兆，又怎么能不是亢旱的征兆呢？至于百姓失去职业，尤其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近年来征调频繁，战死的、逃亡而死的，不知有多少生灵陷于涂炭；邪教蜂起，跟从妖党和抵抗妖党的，不知被杀害了多少百姓。这些惨烈之气本来就足以干犯天和，何况弊政又足以离散民众的心志？自从加派命令日益繁多，民间的财脂、膏血、骨髓已经被吸尽榨干，枯竭而毫无起色。自从考成法日益严峻，有司催逼、追呼、鞭打百姓，常常像火烧灼烫一样，搜刮殆尽却没有终止之期。

译即使上天运行并没有水旱灾害，而家家空虚、各处骚动，明白事理的人已经深切忧虑，又怎么经得起灾异如此密集重叠呢？臣记得去年请假在家时，正赶上臣乡连续数月严重干旱，米价暴涨，人情汹汹；福州有古田、闽清，建宁有松溪、浦城，漳州有诏安以及山谷之间，竟然聚集数百上千人，揭竿肆意抢掠。不到十天，动乱的苗头接连出现，全省震惊；幸赖当时在任诸臣协力斡旋，才勉强没有酿成大乱。如今据臣所听闻，旱魃并不只在京畿；外而黄河以南北、山岭左右，楚、蜀、关中、陕地的东西各处，都不是没有事情的地方，而且都有赤地千里的灾害，没有收获麦子的希望，饥荒正接连而至，盗贼怎么能够止息？这说明百姓已经思谋动乱，而上天又仿佛用旱灾来挑动他们作乱。想到这里，谁能不寒心？难道还可以懈怠而不为这些遗民谋划吗？如今这个时候，加派虽然不容易立即削减；但正如科臣所说，陶朗先、何栋如等确实有贪赃实迹，共有数十余万，至今一文也没有缴纳，查明都已经奏请并奉批示用来抵充军饷了。难道不能立即严格限期，全部严加追缴吗？这样或许也可以稍稍减轻加派的负担。考成法确实不能不严格，但正如饷臣所说，旧额辽饷三年内合计应有一百四十余万，尚未发放，不知储存、解送到了哪里，已经奉批示查核回复。难道不能立刻查清，发放来供给夏饷吗？这样或许也可以暂缓考成法片刻。又如征收火耗这一项，并不是没有屡次奉到严厉批示，明令禁止革除，只是有司奉行依然塞耳不闻；只看到军饷数额增加，耗羡便随之加倍增加。因此，加派是小民无穷的祸害，却是不肖有司的利益。有负责考察官吏的人，难道不能加意详细访查，不时特别纠察几个官员，依法处死并追缴赃款，以惩罚一人、警戒百人吗？这样或许可以使陋规逐渐洗除，民生不至于受到更重的伤害。如今百姓的祸害已经像烈火燎原，无法一下扑灭；只要宽缓一分，百姓就多一分生机；迟缓一刻，百姓就少走一刻的死路。因此，所求不是求取宁静，而是在暂时难以立即减省的事情中设法求减省，在不得不严格的事情中设法缓解其严酷，或许还能对这些失去职业的百姓补救万分之一，也能对上天施惠于民的心意挽回万分之一。至于州县官员俸禄任期尚未满期的，建议暂时免除入觐，使各地免受署理官员骚扰，又能继续依赖正式官员的安抚，各有司也可以省去许多费用。既省去路途往来的巨大耗费，又可以免除借公务科敛而留下的污名，实在是救济时局的良策。此事已经由科臣尹同皋以及与臣同僚李应升、刘之待先后具疏，得到批示准许；有关部门和负责考察的官员念及百姓艰难，一定会复核施行。然而复核正应当在此时进行。倘若再拖延时日，那么远在边远地区的人恐怕已经收拾行装上路，借此派索财物的人恐怕也已经染指其中。又怎么比得上迅速复核，使百姓普遍获益呢？臣所说的这些，有的是诸臣已经说过但尚未见诸施行的，有的是诸臣想说却没有把话说完的。臣私下想到，要在政务和百姓之间寻求真正感通上天的根本办法，不过就是这些；所以冒昧不避琐碎烦扰，恳请皇上仰念上天谴责告诫的深厚意旨，俯察遗民身处水火的苦难，慎重传宣布政的诏令，迅速命令有关部门颁布宽缓体恤的条款。这样，皇上侧身思过，便远远地近似商汤；显露诚心祷告，也更接近效法神宗。如果这样做而天心仍不昭然感应，天恩仍不广泛流布，臣愿接受妄言之罪。伏望圣明采纳施行，臣不胜恐惧，恭候命令。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旱灾之时修身反省，应当逐条实行实际政务，怎么可以轻率议论？诏令批示以及军饷都很紧急，想用追缴赃款抵充加派的辽饷，才刚查核旧额就想停止、暂缓考成。这些条陈对缓急事务有什么帮助？’宋祯汉不通晓事情体要，暂且不追究。有关衙门知道。《立誓尽心上奏、严格杜绝请托的奏疏》【天启五年】范景文 臣才能浅薄，甘愿守在一隅，早已没有志向被世所用。幸蒙圣恩不弃，从田野间起用臣，让臣主持繁重事务。臣自量病弱之躯、力量微薄，难以胜任重任，曾两次向堂官呈请，请求代为上题；但皇上严厉批示，明白催促臣接受职事，臣即使病重困顿，又怎敢再次推辞？况且正值圣明皇上励精求治，臣也妄想澄清铨选秩序，以便对圣治有所补益；万一能够做到，这就是臣微小的私愿。如今天下谋求职业、尽职任事的念头，远不如谋求荣誉升迁的念头；爱惜名节的心，也远不如贪爱富贵的心。全国好像发狂一样，贪求进身如同鸭子竞逐。臣常常奇怪，古今都是这样的人，为什么竟然像茅草倒伏、波浪翻涌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掌管铨衡、考察的地方先已不清明吗？善于钻营的人一年之内多次升迁，笨拙守正的人多年得不到调动。天下毕竟普通人多，这实际上是在教人争竞，却想让他们恬淡少营求，怎么可能呢？臣即使不肖，也不愿让奔竞之风从臣这里开始。臣想到，任命官员有固定年限，任期长短不能私相更改；升迁有资历功劳，深浅不能私相更改；特别提拔有政绩声望，高低不能私相更改。一个人想徇私，不可能；即使想为某一个人徇私，也不可能。这难道不是清楚明白、整齐划一，可以与天下共同遵循的吗？如果不依据这三项来论定，又还根据什么来论定缘由呢？另开途径而不加追问，便可想而知；将来用什么脸面来面对天下？况且近年来舞文弄法，吏治弊病丛生，几乎到了无法追究的地步。如今想一直追查到底，把弊病窝穴彻底清理干净，而自己却先有拖延包庇、收拾不净的地方，官长办事最难欺骗；面对这些人，又有什么脸面呢？臣如今与等待次序任用的诸臣约定：一旦有人请托，臣不能替他隐瞒；臣又与共事诸臣约定：一旦听从请托，也希望诸臣不要替我们隐瞒。候选官员像树林中的鳞片一样聚集在都城，臣不能用一个人遮住他们的眼睛、堵住他们的嘴。道理很明白。况且臣并不是故意矫饰虚情，谁没有交往的亲友？谁没有情面关系？臣难道与别人不同吗？只是臣反省自己一生不习惯俯仰逢迎，一心报国，首先就在于不徇私。宁可忘掉交情、破坏情面，也绝不敢辜负君父，辜负自己的内心。天下的人才，要替天下珍惜；朝廷的名位器物，要替朝廷守护。天下万世的是非公论，要与天下万世共同承担。让别人仍成为他自己，自己也不失去自己，这是臣内心可以自信的地方，但四方之人恐怕未必相信。臣平日惯于凭关系走熟路，深入他人心腹之中；如果不竭力抵制这种风气，反而让人不断竞相追逐，廉耻之风日益衰微，这对世道最终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译所以臣预先剖露自己的痴心苦心，把道理彻底说破，无非希望天下人各自谋求自己的职业，各自爱惜自己的名节，恬淡少有营求，共同走在大道上；这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要成就成人之道，似乎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至于铨政的大要，臣将禀告堂官，依次上请；而臣从前与人约定的心愿，首先把这些上告。伏祈皇上反复丁宁训示，或许不至于失误。臣不胜激切，恭候命令。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这本奏疏说的是今后的升迁任用，一律依照资历声望办理，可以挽回竞逐钻营的风气，务必切实实行。如有故意违背、接受请托的，指名参奏。有关衙门知道。《简选士兵、屯守边地疏》【天启五年】朱燮元 臣谨题奏：详细陈述协同作战的困难，赶快议定巩固边防的策略。伏乞圣明治臣办事无效之罪，立即赐臣夺职放归；命有关部门迅速议定良策，以免耽误边疆事务。臣才力浅劣，却承受了过重的任命。正值贵州的祸乱震动邻省，臣奉批示协同援助，多次收到贵州督臣蔡复一的手札，转达批示说将在春初采取行动。臣因各路兵马正在调集，一面檄令各将，定于本年正月二十六日誓师，二月十一日批示出兵大方；一面移文咨报贵州督臣。文书发出后，到二十七日，遵义监军佥事卢安世呈报到臣说：贵州省大军已经奉檄于正月十五日渡河，并奉贵州督臣命令，于二十七日批示出兵水西城；正好该省参将许成名于二十日到达府中，随即于二十二日批示出兵等情由。臣于是飞速檄令永宁一路的镇、道官员，不要拘泥于原定日期，都在正月三十日批示出发渡河。到二月初二日，据卢佥事的塘报，副总兵林兆鼎率领侯良柱、陈一龙等人，以及贵州的副将许成名所部兵马，先派板山营胡斯化等人，攻破乐坝、沙溪、岩孔一带，并合力前进。到二十三日，在白蜡坎与贼军交战，贼军气势猖狂，我军出奇制胜，分三路包围截击，将贼军杀败，斩首三百六十三级。二十四日到达八里水以西，贼兵紧急追赶陆广的官兵，我军接应抵御，救出了赵佥事以及滇地毛兵七八千人等。又据大将李维新、道臣谢渭、许士奇、刘可训的塘报：副将秦衍祚同邓懋官、潘应奎、孔全斌等沿赤水一路前进，初五日到达层台，有马兵和杀手从海子大路前来截击，各军奋勇迎敌，斩首二十级，生擒五人，俘获男女十五人，器械、牛马无法计数。坐营刘宗良、张洪烈、郭起柱、张令等沿龙场一路前进，行至养马司时，贼兵还在击鼓渡河，张令冲锋时右手被一箭重伤，追击贼兵，大败之，共斩首三十多级，溺水而死的无法计数。从此两路贼兵都深藏躲避，不敢出来。后来捕获黔省溃兵王佐等人，才知道黔兵已经撤退，各将领疑虑阻滞，不敢立即进军等情。臣于是下令各军撤至赤水卫、马铃堡两处驻扎，一面派人到黔省询问进止，得知该省各路苗人蜂拥而起，已经不能再进军。臣考虑严整军队等待敌人已经满一个月，贼兵虽然远远躲避，必定另有奸诈谋略。该省既然已经暂时停止行动，偏师不可深入，于是在三月十二日下令道员、将领退回永宁，裁减新调兵员，边耕作边防守，姑且巩固我们的边疆。只是臣仰承皇上的成命，经营筹划了一年多，却不能建立丝毫功效，来宽慰皇上西顾的忧虑；臣白白悬挂冠缨，逍遥度日而招致罪责，臣的罪过实在无法赎偿。只是臣才能平庸，所处境地确实艰难，难道敢于直言而毫不避讳吗？奢崇明父子虽然还没有在藁街接受公开诛戮，但其党羽已经被擒杀，财用已经耗尽，如野兽奔逃、鸟雀迁徙，只能仰人鼻息；所遗憾的，只是安酋还没有受到兵威约束，甘心逃亡藏匿罢了。臣深知安酋本来不是强敌，去年侵犯黔地普定，三战三败；今年侵犯遵义，也遭大败。夷人中最骁勇雄强的，不过鲁仲贤、罗奇。前些年他们侵犯古蔺，一战就被擒杀；后来倾巢出动侵犯永宁，又一战便连夜逃走。官兵并不是害怕他们，只是一进入他们的地界，那里百条小路、千条岔道；他们既假装退却来诱骗我军，又扼守险要来阻击我军。高山密林，依靠树木处处都能结寨；深洞峭崖，没有一处不是藏身的窟穴。再加上阴雨昏暗，难得看见天日，即使有智谋勇力，也难免慌乱。人能够搏击从山中出来的老虎，却难以追逐奔入险地的鹿，是因为地形不利、形势不便。如今用兵，完全是为了讨伐三名逆贼；即使杀死成百上千贼兵，却抓不到元凶，又能对事情有什么帮助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这是第一难。军队一旦深入，粮运一定无法继续向前；在野外采集又没有收获，防备伏兵也很困难，更不用说敌情的利钝难以预知。即使交战取胜，只要黔、滇两地不能牵制敌军在前，贼兵合力拦截，必定会触犯疲兵退归的大忌。这是第二难。根据黔地督臣移文约定，命蜀兵向东攻出遵义，向西进取毕节，而黔兵专门进攻陆广；这样蜀兵从三面包围贼兵，黔兵却独自处在一面。又以水西城作为会合之地，计算路程，黔省到陆广需走二日，陆广到水西城也需走二日；蜀兵从泸州到永宁需走四日，从永宁到水西城需走九日；从遵义进军，没有官定路程可考，大约也须六七日。兵力多少、路途远近的差距悬殊，这又是难中之难。蜀地百姓已经困苦到了极点，马匹已经耗尽却还要征求；鸿雁想要栖集，却没有可以栖息的地方；民力已经被搜刮殆尽，百姓想要揭竿而起。对外，建昌、松潘一带的各族夷人处处作乱；对内，各地屯戍的士兵嗷嗷待哺。画在地上的饼无法充饥，没有恩惠的法令也难以振作民心。像臣这样庸碌昏暗的人，实在难以支撑。过去马援平定交、广，狄青攻取昆仑，都是经过二三年才取得贼首；当时没有听说邻近的酋长像安酋这样肆意作逆，也没有听说官兵直接追到他们藏匿的地方。

译如今即使不谈进攻而谈防守，遵义逼近酋长的巢穴，酋长难道会忘记永宁、赤水原本并不是蜀地的卫所吗？但那里正处于整个蜀地的交通要冲，各路苗人都在窥伺，新归附者尚未驯服，形势上不得不防守。因此蜀地将要新增加两处边防，稍有疏忽，就难以遮挡突然发生的盗乱。这正是臣日夜彷徨、寝食不安的原因。只是臣不但为蜀地忧虑，也为黔地忧虑。蜀地尚且有百姓，而黔地已经没有百姓；蜀地尚且能够耕种，而黔地已经很久没有耕种。没有百姓，谁来当兵？没有耕种，靠什么得到粮食？招募土司，只会徒然增加骚扰之害；从远方侦察、候望和转运，又多了被劫掠的忧患。计算日子备战，数着米粒做饭，前面跋涉、后面防备，其苦难要加倍。幸而督臣蔡复一、按臣傅宗龙都赤胆忠心、刚强有骨气，足以从容应付。西南半壁江山，自然应当彻底肃清。只希望皇上宽限几年，大量发给粮饷，不要因为轻视小丑而急于求取征伐的功绩，也不要吝惜小额费用而牵制办事者的手脚。务必使根本完固，剪除旁枝蔓延，兵足粮足，一举消灭他们的元凶；这样蜀地的局势也可以不费劳力而解决，这正是两方面都不能等待的形势。臣正在起草奏疏时，据佥事卢安世揭报，督臣蔡复一将移镇遵义；这是扼住贼兵的颈项和背部，最合适的地势。伏乞皇上下敕给户部、兵部，迅速商议权宜办法，扩大粮饷数额，专一委任责任并责成其取得成功。战胜敌人，本来就在朝廷的筹划之中。臣才能庸劣，身体又有疾病，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臣自己审察得非常清楚，不敢逃避罪责。仰望圣明，立即议定削职黜退，使臣得以保全残余性命；皇上的高厚洪恩，臣终身衔恩戴德，哪里有尽头呢？除留下军队所需粮饷一事，另行上疏陈请外，谨为此具本奏请裁决。奏疏送入后，皇帝同意了。《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八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卷三十九 《请求焚毁〈三朝要典〉疏》【崇祯元年】倪元璐 臣谨奏：为了使公议得以保存、私人编书应当焚毁，恭敬地陈述浅陋见解，以辅助实现荡平天下的政治。臣看，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议论，是清流士人中喧闹争论出来的；而《三朝要典》一书，是逆宦编成的。三案的议论本来可以并行，而这部书却应当迅速焚毁。请允许臣详细说明：当事情发生、议论兴起时，朝廷内外众人互相争辩。主张梃击案的人竭力防护东宫，反对梃击案的人考虑安定神宗；主张红丸案的人依据义理发言，反对红丸案的人根据事情原委论断；主张移宫案的人想在事变发生前消弭祸乱，反对移宫案的人则在事后持平处理。这六种意见各有道理，不能片面认为其中一方全错。总之，在逆宦魏忠贤尚未得势以前、群小尚未升迁之时，六种意见虽然彼此水火不容，却并不妨害彼此和谐共存。这是第一阶段。后来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的奏疏发表，魏广微一派的门户之说兴起。于是逆宦杀人便借三案作罪名，群小求取富贵也借三案邀功。经过这两次利用，三案的面目完全改变了。因此，凡是把孝慈归于先皇、把颂德称功归于义父魏忠贤的说法，又是一个阶段。罗网已经严密，却还担心有漏网之鱼；权势已经极重，有人仍忧虑局面会被翻转。于是崔呈秀、魏忠贤等奸人开始创立私人编纂的书，题名为《要典》；用它来诋毁今天的正人君子，作为党碑，以此求免一死；将来甚至还想把它当作皇帝赐给公卿的铁券，这又是一个阶段。由此看来，三案是天下的公议，《要典》是魏氏的私书。三案自是三案，《要典》自是《要典》。如今把《要典》说成金石不刊、永不可改的论断，实在是没有深思。至于翻印传播、纷纷争论，改动它也会增添许多事端。依臣所见，只有将它焚毁。以阉宦的权势役使史臣的笔墨，自古从未听闻。《要典》应当焚毁的第一条理由是：朝代尚未更替便编年记事，而且不直录事实，反而妄加论断。如果说它仿佛是《明伦大典》的体例，那么这就是魏忠贤想

译同肃皇帝争夺圣明，崔呈秀可以同张孚敬比肩贤能，悖逆无伦，应当焚毁，这是第二条理由。假借先帝之名、诬妄伪造帝王文章，既不能拿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比，也不能援引宋神宗亲自撰写序文作为先例；私自假托、诬罔妄作，应当焚毁，这是第三条理由。又何况史馆即将开设，馆中抄本已经齐备；七年并不是难以考查的年代，实录本来就有相应的书籍，何必留下这枝节之书，供人唾骂，应当焚毁，这是第四条理由。因此臣认为，这部书到了今天还不焚毁，必定会有受它牵累的人。受牵累的难道不只是主张三案的人，也包括反对三案的人，甚至还包括编修三案的人吗？为什么？反对三案的诸臣，其品行本来分为三等：下等的如崔呈秀、刘志选、李春昱等，迎合附和以求宠幸，不值得过问。最高等的没有超过黄克缵、贾继春、王业浩、王宏图等人。刘廷宣等人起初身处君子之列，并不一定强求意见相同；后来遇到小人，又能够自行与之不同，他们的本末清楚明白，即使有人嫉妒，也没有谁能够再加以诋毁。然而，管华的席位尚未割除，老韩的传记却同列编纂；在这几位大臣高明的眼光看来，难道不觉得这是同坐污泥的耻辱吗？其次一等的人，虽然未必人人都有扶持正义的作为，但也不肯受到污染，只是由于史官褒贬失当，难保不成为后人翻案驳斥的口实。至于当时负责编修的词臣，则更有难处：丹砂铅粉尚未落笔，斧钺鼎镬的威胁已经悬在头顶；姜逢元停笔长叹，早晨听到消息，晚上就被驱逐。杨世芳、吴士元、余煌等人竭尽周旋调护；对于那些忤逆魏忠贤的奏疏，有的隐去全文，有的删去过于激烈的部分；当时传言书将编成而狱案又起，于是有人宁可增加丑诋之词，却决不肯写下‘不道无将’等字样来附会狱案文书。所有这些苦心，也都是想尽了各种办法。但事情涉及当时见闻之外的隐情，不容易弄清；一篇弹劾奏章加上来，便使许多操守都受到防害。像这些情况，全都是臣所说的牵累。牵累如果不停，国家元气又必将大受损伤。如今正气一天天伸张，四方渐渐归化，本来应当推进平和的饮食，用温汤滋养；倘若再不停地攻伐，恐怕天下清宁就没有日子了。然而，逆宦魏忠贤留下的痕迹一天不湮灭，公正之士的愤恨之心千年也不能消解。伏愿陛下敕令有关部门，立即将《三朝要典》现存的刻书板全部焚毁；仍命阁臣选择日期开设史馆，编修天启七年的实录；又命参与编修的词臣放下成见，编纂整理可信的史书。凡涉及三案的事情，必须把握双方意见的中间立场；又命三案中获赦归来的诸臣，都把圣明登极之年看作自己获得再生之年，不要把恩怨横置胸中，以此整理前世留下的罪业。至于一切妖言市语，如过去流传的‘防将’歌谣、新近传出的‘选佛’说法，不许妄自写入奏牍，横生风波；这样就能廓然荡平，共同归于大道。臣从前是以辨明是非的心情来谈是非，如今是以史臣身份谈史事，关系到国家大计，伏惟圣上裁断施行。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这篇奏疏持论虚心平允，对新政有所帮助，交有关部门知道。《辨明杨维垣诋毁东林疏》【崇祯元年】倪元璐 臣近来阅览章奏，看见攻击崔呈秀、魏忠贤的人，必定同东林并称为邪党。既然把东林称为邪党，那么应当把崔、魏称作什么？崔、魏既然是邪党，攻击魏忠贤、崔呈秀的人难道又是邪党吗？东林是天下人才汇聚之地，其中有的人树立高明的旗帜，纠正别人的过错过于严厉，持论过于深刻；说他们不是中行之士还可以，说他们不是狂狷之士却不可以。况且天下的议论，宁可有所宽假，也绝不能丧失名义；士人的行为，宁可有些矫激，也绝不能忘记廉耻和操守。自以为宽假、矫激是大罪，于是彪虎之类的人公然背弃名义，决裂廉隅，没完没了地颂扬功德，必将没完没了地劝进、建祠，必将高呼万岁。而人们还宽容他们，说：‘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罢了。’如果把这种‘没有办法、不得不这样’的心态推展开来，又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可是议论者却出于忠厚之

译心委曲为这类人开脱，反而坚持过于严苛的论调去责备君子，这就是颠倒错乱。如今大狱之后，忠正之士仅存，如同刚从汤火中留下；皇上屡次颁发明白诏谕，让有关方面酌情任用，而当事者仍把‘道学’、‘封疆’作为铁案，难道不是深深防备他们日后报复吗？但臣认为这是错的。近年来借东林之名去讨好崔、魏的人，是他们自己取祸，哪里还用等东林报复呢？

译如果不依附崔、魏，反而能够攻击并除掉他们，这样的人已经像乔岳一样高大，即使有东林，又怎么能够报复他呢？臣又恭敬地读到圣上批示，有‘韩爌清廉忠贞而有操守，朕所鉴察而知晓’的谕旨；但近来听说廷臣的议论，却很有不同，这实在是很奇怪。韩爌的宰相功业光明伟大，其他方面暂且不论，单如红丸案议论兴起时，全国沸腾，只有韩爌侃侃陈说，条列揭示其中的不当。孙慎行本是君子，韩爌尚且不附和他，何况其他人呢？如今推举任用没有涉及他，反而横加指责，只是因为他票拟熊廷弼一事罢了。熊廷弼固然应当诛杀，但韩爌也不是没有理由；封疆失事屡屡发生且有许多同类，竟想只诛杀一个熊廷弼，难道是公平的议论吗？这就是韩爌停笔不拟的原因。然而熊廷弼最终不是死于封疆失事，而是死于政治局面；不是死于执法官吏之手，而是死于奸宦之手。因此又不能说后人能够杀熊廷弼，而唯独韩爌不能杀他。又如词臣文震孟，学问端正、骨气刚劲，具有古代大臣的品格；任官三个月，因直言获罪，人们把他比作罗纶、舒芬。如今重新起用他的诏令再次下达，荒谬的议论却不断，莫非‘门户’二字不能再提，便改换说法来遮掩压制他吗？书院和生祠本来是相互较量的两方；生祠既然被毁，书院难道不应当修复吗？是非不应有中立的立场，伏望皇上俯察鉴核，臣不胜幸甚。奏疏送入后，皇帝认为论奏不当，责备了他。《陈说旧饷告急匮乏疏》【崇祯元年】毕自严 臣私下认为，天下不能说没有事情了。东方蓟州、密云一带，到处戒严；西方宣府、大同二镇，时时枕戈待旦。至于山西、陕西各镇，叛服无常，战和不能确定，没有一处不设置重兵，没有一个士兵不需要按月发饷。紧急军书频繁传送，飞驰的奏章接连到达；不是告知数月没有粮饷，就是担忧宁远失事会被人仿效。臣承乏主持财政计簿，竭尽艰难访求情况，斗胆陈述浅陋见解，仰助朝廷筹划。第一，核查民运拖欠。开国初年，九边主客兵的粮饷，都有各省民运粮饷来供给。后来偶尔从京库发放，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无奈太平日久，边疆大臣忘记了当初的用意，把京运看成必不可少的东西，对民运长期拖欠却毫不在意。臣部旧饷缺额已经达到一百六十多万两，仍然竭力供应办理；各省、直隶的民运都是按照祖制规定的数额编派，却任意拖延拖欠。不知道臣部从京城运输的粮饷，也是府、州、县所解送缴纳的，是亿万百姓所输纳的，和民运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要区别看待呢？今后责成各镇抚臣，年终直接查核参奏；其中山西、陕西极边地方如果疲敝贫瘠过甚，准许按照腹里地区最疲敝州县的办法预先题明，酌量减免数额；其余分别惩处。以后臣部先把民运原额全部征足，再酌情发放京运的数额。倘若拖欠仍像从前一样，而参奏的奏疏又不到，将来边储出了差错，边疆大臣就难以把责任推给别人了。第二，议定屯粮的征收。祖制规定，军丁都隶属于卫所，各自拥有屯田；征收田粮本色入官，再充作军粮发放，这就是唐朝府兵屯田、寓兵于农的用意。圣祖所说‘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粟’，指的就是这种制度和志向。到了后来年代渐久，有的子孙瓜分屯田，有的贫困者转卖屯田，有的军丁死亡、户籍断绝，田地埋没而不存，有的田地本来瘠薄，又荒芜而无人治理。不才的武官把它看作侵吞钱财的资源，奸猾的军旗又肆意把它作为拖延的借口；又有人明明没有灾害却声称有灾，不按规定缴纳本色而报告缴纳折色，每石最多不过三钱，而且还缓征拖欠的赋粮。于是屯粮制度的实际收效十成不到五成，祖制完全被湮没了。如今的办法，似乎应当派遣府佐官员特别用心地查核：有埋没的，就追溯源流查到底；有荒芜的，就设法开垦。清查完毕后，由地方抚臣、按臣据实奏报，造册报送户部，定为征收额数，征收本色粮入仓。除非遇到大荒灾，不得轻易议论改征折色，以免满足奸贪之人的私欲；这样屯粮就能逐渐恢复祖制原有的样子，边饷也能得到一两分帮助。第三，严格考核京运和边饷。如今太仓空虚如洗，是国家隐藏的忧患。各省、直隶运往京城和边地的钱粮总共只有三百四十二万九千八百九十多两，而每年拖欠约达一百万两。臣部靠什么来维持呢？这固然因为百姓的财力有限，刚交完新饷便拖欠旧饷；也因为有司急于征收新饷而遗忘旧饷。若说这些可以慢慢办理，暂且不论。至于考核的条例，只停留在薄罚降级，因而玩忽拖延很容易滋长。今后臣部查出拖欠特别多的官员，要特别纠察一两个，从重降职调任。财政困窘已经到了极点，收入和支出的数额相差悬殊，增加财源的渠道也已经耗尽。九边赖以续命的，只有这些按规定应缴的赋税供给。但长期玩忽已经形成习惯，不用功名升降来警戒他们是不行的。第四，裁减超过定额的营制。先前各边镇都有一定的兵马和一定的粮料，名叫经制，就像田地有界限一样，不得超过。后来督抚条陈议定，陆续增设兵额，都是为了固守疆土、防备边患，所说的理由也确实很有说服力。然而兵力一天天增加，粮饷也一天天增多，后来终于到了无法继续供给的地步。督抚应当虚心斟酌议定：过去为什么减少兵额却还有余力，如今为什么增加兵额反而不足？衡量事情的缓急，设法裁减，以恢复经制，这也是今天清理粮饷的紧急事务。因为今天军饷没有别的增加办法，只有节省这一条路。额外节省一分，定额以内就能留下一分。总之，清理民运和屯粮，稽核京运、边饷以及直隶解还，是收回军饷本来就应有的收入；考核经制、澄清裁汰兵额和军粮，则确实是在去除边镇本来不应有的支出。伏乞采纳，赶快赐令施行。奏疏送入后，皇帝同意了。《弹劾孙之獬请求保存〈三朝要典〉疏》【崇祯元年】吴焕

译臣听说，世道要开创太平，关键在于确定统一的是非标准。臣子侍奉君主，没有比尽到礼义更重要的。像孙之獬这样行为邪僻、言语强硬，在君父面前咆哮，企图惊扰众人、怨怼至尊，结党营私而伤害善类，这是不忠中最大的罪过。臣阅览邸报，看见词臣孙之獬因疾病废坏，不能供职，却上了一篇令人极为惊骇愤怒的奏疏。他所争论的是《要典》不应焚毁，说皇上曾向熹宗面北行臣礼，现有御制序文在；‘朕’这个字怎么可以投入火中？这明明是拿‘御制’二字来压制皇上，使皇上不敢改动。又说皇上是同宗同枝继承帝位，并不是像扫除前朝那样改朝换代，何必忍心狠手地这样做，使皇上对祖宗失去孝道，对熹宗失去友爱？这明明是把不孝、不友的罪名归给皇上。况且臣子呈递奏疏不说‘进呈’，却说‘投入’，孙之獬还知道有人臣的礼节吗？要知道今天焚毁《要典》，对于圣祖、神宗子孙的孝慈毫无损害。应当先明白，当日争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诸臣，并没有把君主陷于不慈、不孝，只是群奸想杀害忠良，却苦于没有罪名，所以借三案作为罪案罢了。当张差持梃疾驰而来，排闼直入禁宫时，他显然是受人指使，为什么还要等到争论这些问题时才追问呢？如果让张差等人进而图谋将太子置于鱼腹之中，接着又发动禁庭事变，东宫就危险了。正是廷臣为朝廷保持击破奸邪、追究奸人的威势，神宗、光宗亲自依据烧毁梁狱供词的办法处理，父子兄弟之间得以保全的实在很多。当时在慈宁宫召见廷臣答对，皇帝谆谆当面训示，朝廷充满和气，光照千古；神宗和光宗的慈爱孝道，正因此更加彰显。说这些大臣使君主陷于不慈、不孝，不是很冤枉吗？等到光宗继承皇位，满一个月之内恩泽丰厚，天下正庆贺万年有道的酒宴。一天，皇帝因哀思过度，圣体虚弱，崔文升、李可灼贸然进献泻下的药物，光宗却突然崩逝，想攀附龙髯也没有办法，于是臣下哭泣呼号，归罪于服药。那是忠臣孝子悲痛至极而不顾言辞的说法；如果就此立即以悲愤呼号定诸臣不可赦免的罪，又以圣躬试药为罪责，崔文升却立即升任总镇，李可灼又重新得到任用，刑罚和奖赏也太不公平了。至于移宫一案，确实嫌处理得太急；但当时重大变故接连发生，朝野震惊，宫廷与政府隔绝，危险和疑虑纷纷出现。如果当时早些让元子升入中宫、出面安定众疑，那么皇帝即位、国家安定都还来不及顾及其他。那些说宫中眷属必定应当从优厚待的话，是事后痛苦平息才说得出的。等到皇上的恩宠始终没有改变，恩礼反而更加优厚，对先帝的孝心也就更加明显了。即使说当初争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但这本来没有损害三位圣君的孝慈，又何必让刘志选、徐绍吉等许多大奸共同编成《要典》一书，把这种行为称作孝，然后才算孝；称作慈，然后才算慈呢？既然如此，《要典》一书当日原本没有必要编，现在又何妨焚毁？如果认为皇帝制定的制度一定不能更改，那么伪祠的建立、伪爵的颁发、授予上公之位、赐给铁券、赐给土地，哪一件不是以皇帝名义制定的？奸人邪党正想借此压制愚昧之人、欺骗当世，却不知道三代以来的百姓，是绝不可以被冤枉的。只是由于功罪不明、邪正颠倒，所以诡辩扰乱道德，邪说横行。触犯邪恶势力的是君子，讨好邪恶势力的是小人，这两句话就可以评定各类人的品格。臣在第一篇奏疏中就把这些上奏禀告了，只是有一篇奏疏之内，一方面触犯邪恶势力，另一方面又讨好邪恶势力，甚至开始时触犯邪恶，随后立即转而攻击正人，反复无常，难怪人们议论涉及他。只是初入仕途时即使还不十分正直，但能够首先出来攻击邪恶，或许应当暂且观察他将来的趋向；然而政府主持国家大是大非，绝不可以不作决断，只是时机似乎可以稍微等待。分别忠臣和奸邪，绝不能不严格；但归附君王的道路似乎应当稍微放宽。因为遵循君王的道路，应当开辟平坦大道，使天下人容易回心转意，共同走在正道上，这样可以止息纷扰、消除反侧之心。如果再有人阴阳两面、闪烁其词而行迹显露，必定要同众人一起攻击他。如今大力开创太平的局面，似乎就应当这样。明白事理的人应当立即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皇上，并同政府公开商议。怎么能反而颠倒言辞，胡乱诬称呢？政府本来是要严厉处置，却称作凶暴；内心本来是要果断，却称作辣手。这样必将导致首尾两端、顾虑情面，贤人和奸人一同进用而泾渭不分，众多言论杂乱投来而黑白难辨，养成一个办事不痛不痒、把过错当命令的世界才算可以吗？这样又有谁肯亲自承担劳苦怨恨，担当国家大是大非，来开创清明的政治呢？这岂不是上负圣明，使邪正相持永无休止吗？伏乞皇上立即赐孙之獬褫职斥退，作为臣子对君主无礼者的戒示；仍然谕令政府早日出来办事，一心担当，稍微显示宽大，同时严格排斥邪说，以确定国是、平息争纷，那么世道很快就能荡平。臣不胜惊惧，恭候命令。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据奏，孙之獬狂妄躁急，应当加以处分；只是他已经回到原籍，词臣属于闲散职位，不必过分追究，交有关部门知道。《请求严格施行彰善惩恶以平息群议疏》【崇祯元年】吴焕 臣私下考虑，是非是人心最公正的判断；诛杀和赏赐是朝廷最重要的权柄。是非混淆，即使处于清平时代，也不能确定国家的是非标准；诛赏不严，即使是圣明君主，也没有办法开创太平。何况正处在纷乱混浊之后，必须有一番大的剖析、大的裁断，然后才可以希望达到荡平治理的盛况。自从逆宦魏忠贤煽动祸乱，使世道颠倒翻覆以来，幸赖皇上聪明神武，立即诛杀元凶，表彰忠臣、起用废官，除奸逮恶的诏令再三公布，也已经明白显著了。然而臣暗中观察，朝廷之上持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刑官还没有提出公正明确的奏议；掌管功勋的部门也还没有实行表彰的典章。彼此防范日久，势必发展到互相激怒；臣恐怕黑黄混战的局面再次兴起，那就辜负皇上日夜求治的心意，臣私下对此忧虑。天下公认的非与是，本来人人都有良知；只是有人隐藏自己的内心，在阴阳莫测的境地中闪烁其词，于是互相倾轧便没有尽头。自从朝廷议论纷纭以来，南北关系时而如水火，局面再三变化。到阁臣魏广微出来后，他挺身冒险，把自己的权力拱手交给逆宦魏忠贤，动辄声称奉有中旨，没有人敢于追问。当时国内早已流传‘内魏外魏’的歌谣。追究其最初用意，不过是想借此排除异己，取得一时的胜局。

译谁知国家的利器不能倒过来掌握；受过刑的宦官阴险狠毒、贪婪残暴而没有满足，逆宦已经骑虎难下，那些借助奸邪势力狐假虎威的群小也无法解脱。于是排除异己没完没了，进而残害、拷打、掠夺；稍不痛快便动用刀刃。‘门户’二字几乎罗织天下贤士大夫，把他们赶尽杀绝。甚至在宫墙内埋伏甲士，在京城门外张牙舞爪，以威势震慑君主，几乎危及社稷；究竟是谁造成了这样的祸害？这确实是国家的一大厄运。然而臣认为，这正是上天想要帮助圣明君主开创太平，所以特意生出忠臣贤士来对抗世间的大逆；触犯他们的人是君子，辅翼他们的人是小人。若悬挂一面西秦之镜，照破天下人的肝胆，即使有人阴阳闪烁，也无处藏身；从此人物品类可以清理，朋党可以解散，国是可以确定。臣隐居田间，静观逆宦魏忠贤从玩弄权力、煽动祸乱开始，到其势力灭亡，前后共有数次变化。在野和在朝的诸臣，不幸亲身遭逢祸害，而其光明无私的心迹确实可以指明，大体也有几种等级。正当逆宦在宫廷显露刀刃、中旨侵夺权力，渐渐出现如履霜将至坚冰的征兆时，能够凛然早见、飘然远去，这是明哲保身的智慧。等到其羽翼逐渐 spread、爪牙开始张开，威势炽盛，正要选择人来吞食时，诸臣却首先触犯凶锋，明知危险仍踏入虎口。直到自身被碎成齑粉，显示的是舍生击贼的忠诚；等到罗网严密、清流被迫投向浊流，逆宦必定要驱除铲削一切异己才肯罢休，而诸臣仍然挺立自持、被迫投身荒远之地，显示的是守正不阿的操守；等到杀戮的火焰冲天、冤声遍布道路、风雷反复震荡、天下惊慌，而有人能够乘机进言，以危急之词、激切之论直批逆鳞，甘心接受责罚，这又显示了忠愤激发的气概。其间也有想进身却不能、想退隐却不能，于是借故请假、曲意避居闲散职位以保全自己名节的，这显示的是修身自洁、自爱名节的标志。又有满朝没有人敢开的口、触犯便必定粉身碎骨的威势之下，仍伏在蒲席上请命、请求佩剑，首先攻击疯狂邪恶之徒以剪除宦官羽翼，这显示的是朝阳鸣凤般的气节。还有事情关系边疆、典礼上将要邀取封爵，形势岌岌可危，仿佛有防恬受赐宝剑、九锡加身的变故；却能愤然上书，抗疏辞绝荫封，暗中挫败逆谋，这显示的是把握时机竭力诤谏的勇气。等到忠良几乎被杀尽，篡逆即将成功，天地和祖宗的明威都想诛灭他们，但圣怒尚未公开，伏兵在侧，群虎秘密谋划，积聚的威势尚未解除，而有人挺身触犯逆贼，慷慨攻击邪恶，像诸臣接连补上奏牍、连续上章，全部揭发罪状，这又显示了扼住咽喉、铲除逆贼的刚烈。这些人的品格虽然各不相同，但内心和行迹都清楚明白，共同怀有忠君报国的念头。因此衡量君子，决应以此作为确定的标准，应当从风波泥淖之中分别哪些行为属于君子，不应在他们剖心碎骨之后，又强行诬称他们是小人。至于建造生祠、献媚讨好、进贡谀词来豢养奸人，最先倡导这种做法的人，本来就蓄有欺君卖国的阴谋；即使是同声附和的人，也只是知道保全自身、固守宠幸的计策，廉耻几乎丧尽，享受俸禄而心怀惭愧，究竟还有什么脸面再列于缙绅之中呢？至于天人共同愤恨、罪状昭彰、国家已有法典刑罚，决不容许有丝毫宽假的人，如刘志选、梁梦环倾陷危害圣母，田尔耕、许显纯、李永贞、李实等伙同杀人，田吉、倪文焕、刘诏等赞助谋划逆乱，都应当立即押到市朝公开处决，或流放到荒远地区；还应追查遗漏的奸人，搜捕漏网者。更有一个大恶人叫崔文升。崔文升是逆宦魏忠贤的第一心腹，所以特意派他督理漕运，以扼守江淮的要害。他的志向并不小；崔文升于是像老虎一样盘踞咽喉要地，凌辱抚臣、按臣，剥削军队、虐待百姓，几乎激成大变。巡江御史何早上疏抗议陈说，立即遭到谴责驱逐；乡官孝廉竟然也被逮捕拘押，如同捆绑鸡豚；并且他还同刘志选结党，逞威弄权，向东南官员索取贿赂，天下大半地区官员的生杀、罢黜和升降都出自他的手。倘若魏忠贤的逆谋果真成功，崔文升必定成为元辅。他的罪过在李实、刘若愚之上，是应当立即逮捕审问、依法处死的人。至于十孩儿中排行第三的曹钦程，同朝官员都把他视为与人类不同的东西，连提起他的名字都觉得污秽嘴脸。然而他曾想首先杀掉四名御史以献上首功，投入魏良卿、崔呈秀的门下，残害善类，无所不为。科臣吴国华首先揭发他的奸恶，立即遭到严厉谴责；连他所推荐的熊江、周诗雅也无缘无故被斥退，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申雪，不是因为潘士闻竭力攻击铲除他。曹钦程叛逆的罪恶，应当不在崔文升、田尔耕之下。他临出都门时，拜别魏忠贤，口称‘君臣之义已经断绝，父子之恩却难以断绝’，于是痛哭失声而出。像这样凶残的异类，也决应提审追赃，以偿还三位大臣的性命。臣怎敢为了避免个人嫌隙之嫌，就不把此事上报呢？皇上表彰忠臣、铲除恶人，已经屡次颁布明白诏谕，伏乞今日断然施行。立国的纲纪，以廉耻最为重要。那些拼死除奸的诸臣，如杨涟、周宗建等，都被碎骨裂肤；周顺昌甚至被拔舌敲齿，仍骂声不绝而死，生气凛然，为臣下留下了死忠的道义，天地之间还保留着这一线正气。倘若不赶快为他们表彰，人心几乎将要消灭；而那些帮助宦官杀人的凶徒，如果不诛杀、流放、驱逐，也无法震慑奸党、警戒后人。乞请皇上明发诏令给司法部门，将田尔耕、许显纯、崔文升、曹钦程等立即提解到刑部，依法处死。应当诛杀的诛杀，应当遣戍的遣戍，并且剥夺诸奸人的恩荫，以此表彰忠直之臣，这正是上天和人心共同感到痛快的事。诛赏分明以后，再请皇上降下诏谕告诫朝野，使守正诸臣同心协力，共同济事。如果还有巧言诋毁忠良、结党报复的人，那就是公然违背皇上的明谕。天威近在咫尺，谁敢仰面辜负圣明？这样国家大是大非就可以确定，太平安康也会立即实现。奏疏送入后，皇帝下敕令把崔文升交法司，用锁锁在马房。各阉宦伏在宫门，哭声震动皇帝座前。皇帝更加愤怒，逮捕最先倡议的二名大臣和崔文升，各杖打一百，发往孝陵，交净军在宫中处置。原奏疏留存。《直指吏治弊病根源疏》【崇祯二年】范景文

译臣奉命巡抚河南，接受职事已经满一个月，怀揣奉行的公文，没有一天不把考察官吏、安抚百姓当作谨慎戒惧的大事。臣思考今天吏治的弊病，只有一个贪字；对症的药，也只有一个廉字。然而贪官一天天增多，廉吏一天天减少，难道问题是出在考察官吏上吗？为什么？官吏能够贪污，必定是因为有才力可以倚仗；官吏敢于贪污，又必定是因为有靠山可以依靠。他们那种自鸣得意、锋芒显露的气势，已经神采奕奕地动人；又善于逢迎，长于弥缝，还能窥探上官的心意而巧妙迎合。彼此关系既然深厚，考察便来不及顾及；他们的志气于是放肆，胆量于是壮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也没有畏惧顾忌。并且分送他们的钱财，供作贿赂，多方替他们传播声誉，虚假的名声很容易建立。甚至有人畏惧他们的奥援，反而借给他们羽翼，不敢动他们分毫。因此推荐他们的荐剡一天比一天上达，怨怒却一天比一天在下层积聚。弹劾奏章所列举的，不过是一两个庸碌而忠厚、没有华饰的人，姑且拿来充数、应付旧例罢了。唉！抚臣、按臣的意向，是属官奔走迎合的对象；抚臣、按臣的举荐和弹劾，又会被属官设法转移。如今竟然这样，世间怎么还会有吏治呢？‘好官不过是多得钱’，本来是前人的戏谑话，如今竟被奉为秘诀。人们看到得钱很多，又被称为好官，便以为自己通神得力，互相仿效。真正能够卓然自立的有几个？即使说官吏大多贪污，实际上也是上级官员教坏了他们，这样说也可以，那么又何必诛责他们呢？如果有清廉自守、爱护百姓的人，就应当显著任用；有剥削百姓来肥自己的，就应当重重诛戮。把这些清楚明白地公布示众，毫不含糊，不必另作苛细甄别，赏罚自然适当。假如不是心性狂乱、丧失防范之心，谁不爱惜自己的官位？所谓借助他们爱惜官位的心，来促成他们爱护百姓的心，就是鼓励、劝导他们的好办法。从前齐威王不过是一位霸主，烹杀阿大夫，封赏即墨大夫，齐国于是得到大治，正是因为这与用风气来劝励天下的办法相合。如今皇上锐意求治，准备建立唐尧、虞舜那样的功业，可是天下还没有受到感化而归向，谁来负责抚慰安定、激励振作呢？对此毫无成效，臣常常为之痛心思考。要彻底打破这一关碍，然而地方处在隔绝之地，权力又在接受成案，凡事都要查议，任何官员都要开具报告，而且又不能施行钩距之术；能够作为耳目、又被人所倚赖来充当耳目的，只有司、道、府、防等各级官员。因此，责成办理也应当先从这些官员开始。俗话说：大臣守法，小臣清廉。难道清廉节操只是小臣的事情吗？所谓守法，就是把清廉作为法则。自己不清廉却要求别人清廉，就是无法；自己导致贪污，却用命令责求别人清廉，就是无法；所升用的人不清廉，所罢黜的人却不贪污，也还是无法。如果果真要以清廉为法则，那么没有比断绝馈赠更好的办法了。馈赠这种事，以交际为名义，实质上却是行贿受贿。这个通道一旦断绝，人情面子自然断开，威望自然严肃，上下纲纪彼此维系，职务事务相互考核，完全没有沾染和滞碍，然后真正的是非才能显现，真正的惩罚和劝勉才能实行，岂不是很好吗？实行几年以后，如果吏治还不改变、民生还不安定，臣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情况。因此，持守一个“廉”字作为对证，不如抓住一个“法”字。法，是祖宗用来规范后世、皇上用来约束群臣百官的。律文说：“官吏接受财物的，计算赃物数目定罪，追缴财产，革职除名。”馈赠难道不是赃物吗？枉法之罪要把全部赃物合并计算而定罪，接受馈赠并因此曲意庇护，难道不是枉法吗？臣特意把这些话揭示出来，与诸位大臣相约：皇上的圣明威严在上，诸位或许不敢有违背这一志向的行为。臣如果自己说了这些话又自己违背，便无法逃脱欺骗和妄言之律。诸位大臣如果仍不改变心意来响应，臣请求依法执掌三尺法，议定其罪；那样，实在是诸位大臣辜负了功令，臣却从未辜负诸位大臣。即使说臣辜负了诸位大臣，臣难道敢辜负功令吗？伏望皇上降下谕旨加以申饬施行，臣怀着极其激切的心情恭候命令。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惩治贪污，责成道、府官员；执法禁绝馈赠，深得整顿吏治的要领。” 有关部即照此覆议施行。陈述贵州省情形及用兵机宜疏【崇祯二年】朱燮元 臣自从走遍贵州境内，才知道群山之中都是苗人，只有上下六卫是一条贯通的道路；向西的毕节、乌撒、赤水、永宁四卫，长期被酋长隔绝。估计省城中已经归来复业的人家还不到五百家，残破的房址和荒废的田间小路，满眼都是萧条景象，只有营寨、哨所中的各营士兵略作装备防守。前任巡抚傅宗龙以及前任总督张鹤鸣，都分别在各卫设置兵力，出兵占据屯堡。直到现在，通往云南的道路得以疏通，米价没有飞涨，实在有赖于此。近来在龙场、六广、干沟、徉狼、劄佐等处修筑了四座城，逐渐推进逼近贼军，大规模剿贼的格局似乎也粗略建立起来了。但这是一个战局：城池多，防守范围就广；兵力分散，力量就薄弱。酋长隔河设立哨所，日夜虎视眈眈，这就好比骑在虎背上，哪里还能再下来？过去所依靠的，是安抚其爵位，使其希望获得官职而归顺；如今却被逆贼驱赶进东川的山箐洞峒。海子峒的民兵处在酋长腹心之地，颇能牵制敌人，如今也已经陷落了。到了秋天水势干涸，酋长必然四处大举进犯，这是确定的形势。臣只见八年来局面屡屡变化：有时只谈剿杀，却杀掉了献功的人，更加助长了敌人的猖狂；有时只谈抚慰，却没有张扬征讨的威势，酋长也不归附。今天防守的办法，应当是以守为战、把作战寓于抚治之中，专门讲求制伏敌人的方法，严格做好事先防备。将领一定要具备摧毁敌军锋锐的才能，士兵一定要期望他们服从命令、奋勇作战。爵位和品秩授予得太容易，人的精神就全放在争夺赏赐上；设置的哨所太多，临阵时反而彼此推诿。臣已经把这些道理申明，并准备详细订定。那些只会在纸上谈兵、却错误地占据参赞职位的人，以及身穿白衣、游荡求食，却争相夸耀乘坐高车显贵荣耀的人，都是军中的大蛀虫。臣先从这一类人入手，打破情面，斥退断绝关系；随后遍历各处关隘，查看营垒，迁移平地营垒而据守险要，改在近处占据冲要；每天考察各将士，比较他们的膂力强弱，检验他们使用铳、弩、枪、刀的能力，三次试验仍不合标准的，立即淘汰革除。地方上危害最大的是零星小功：各将领坐食俸禄、消耗粮饷，没有办法搪塞，于是有人虚报斩获贼级，杀害归顺的苗人来送验；有人在一名将领已经招抚安定之后，另一名将领却乘机掩杀；有人本来已经投降归顺，却谎称设伏擒获，捆绑押送，成排斩首。这贵州四周都是苗人，怎么可能全部杀光？只要用威信来治理，他们总会成为良民。况且六卫的肥沃土地大多依赖这些人耕种开垦。只是杀人不当其罪，事情常常失信，于是导致各族彼此猜忌、滋生事端，叛乱和归顺反复无常。臣已经三令五申：叛逆就一定剿灭，不可放纵恶人来养成奸祸；归顺就共同抚治，不可收纳这一批而杀害另一批。等到身边和内部安静妥当，然后专心图谋贼军；招募百姓耕种开垦，以供应粮食；悬定赏格，以广泛招抚归来；诛戮制造虚假、隐匿实情的人，以平定纷扰；减少差遣，以断绝索取；整顿邮驿。

译递送文书时要节省虚耗，把精锐勇敢的士兵全部收用，有勇力的降将也参照任用，任用忠诚老实的土司，选拔屡次取胜的弩手。任用一名将领，一定要寻求足以担当一名将领的人才；养一名士兵，一定要期望取得一名士兵的战斗力量。臣日夜勤勉，不敢懈怠安闲。按臣苏琰与臣同心，掌握火攻的秘方，亲自在公署督造，试验后有奇效。一切指挥调度，像风行雷厉一样迅速。司臣朱芹等、道臣张允登等，都在艰难中竭力奔忙，不遗余力。倘若粮饷能够充足，三方防务全部完成，臣自然应当亲自率领将士，直捣长驱。若形势有可乘之机，而战机又难以明白公布，就连续出奇制胜，一切只看力量而定。臣固然不敢轻率妄动而重蹈前车，也不敢优游迟疑而耽误上天讨伐之命。愚蠢的小酋长们，伎俩有限；安位只是一个愚妄小子，夷人与汉人互相猜疑，各自争相攻击。正是苗人的气数将尽之日，仰仗皇上的威灵，一两年之间，或许可以消灭这股妖氛，使边疆略得安定。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议论主兵、客兵粮饷疏【崇祯二年】毕自严 臣私下认为，如今战事兴起，军务非常紧急，财用又很匮乏，早晚讲求的事情中，若要找出最耗费糜费的一大端和最应节省的重要措施，那就是军饷中的客饷。各镇在主饷之外，又有客饷。主饷是按编制人数计算的固定需要，客饷是用于临时事务的开支。总计各镇客饷已经有一百九万三百余两。客饷的费用不止一种，其中较大的有征调费用。近来征调渐少，即使按照惯例分防、入卫，使用也有限；而在发放、开锁领用方面，难道没有九成真实、一成虚报的情况吗？因事故扣存的，难道没有报一项而漏掉两项的吗？至于把主饷作为客饷，调遣又不离本镇，为什么行军、驻守还要兼领两份？这难道不可以议定节省吗？其次有抚赏费用。如今宣府、大同的抚局正很繁重，形势恐怕难以吝惜小额费用；但各边关什么时候叩关投降还没有确定，而奸诈的军官仍把这些费用当作奇货囤积，这难道不可以议定节省吗？又其次有召买费用。根据贵贱相权、本色与折色相互补充，原本属于良好的政策；如今却抬高时价，从中渔利，巨额钱财有一半供人飞快侵吞，这难道不可以议定节省吗？又其次有修筑费用。修筑一次本应长期受益，工程难道能年年成为定例吗？而且估算报账完成后，冒领、虚破的情况更会多方出现，这难道不可以议定节省吗？近年来臣部按照定额题报发放粮饷，却受阻于综合核查；各边按照数目责令偿还，却因情面而不愿清理。不分清谁是主饷、谁是客饷，哪里知道用得少还是用得多？等到发放困难时，便全都用危险的话恐吓说“空着肚子等死”，这话用来谈主饷还可以，和客饷有什么关系呢？臣估量如今财用已经极度不足，但各处又都隐藏着本来可以节余的款项；由于无人追究，终于埋没在因循之中，只使拖欠和虚耗不断增加，朝廷内外形成互相推诿的开端，成为彼此沿袭的局面，又有谁考虑过最终结果呢？请趁现在赶紧制定节省办法：以后臣部发放粮饷，先全部满足主饷；客饷中确实不可缺少的，各镇督抚预先造册奏报，等敕令下达臣部核算无误后，才准许题报发放。各镇仍须在季报中详细列明开销；如果解运拖延，各镇不妨先从主饷中通融支散，等客饷到达后再补回。这样各镇使用的确有实效，臣部节省也有名目，在一百多万两中可以节省过半。至于主饷，仍应合并民屯粮与本色、折色来确定常规制度，务求成为长久的防备，永远留下可以遵守的规章，这也是筹划边防、充裕国用的上策。奏疏送入后，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请不要急于追求眼前功利疏【崇祯二年】刘宗周 臣恭敬地看到陛下振作精神寻求治理，日夜不安宁；然而要求成效过于急切，难免只看见小利而急于求取眼前功劳。如今陛下急切关注的，不是军事吗？如果确实把屯田守备作为上策，整顿防守，简练士卒，节省粮饷，修明刑政，广布威信，需要经过数年时间，但没有人会不望风而来、束甲归顺。可是陛下正锐意中兴，限定日期出塞；在军力空虚、财力耗尽的时节，竭尽天下力量来供养饥饿的军队，军队反而更加骄纵；聚集天下军队来求得一战，可是战争却没有确定日期。这就是谋划的错误。如今陛下忧虑筹划的，不是国家财政吗？陛下关心民间疾苦，深感忧痛，但因为司农寺报告国库匮乏，一时所讲求的全是剥削聚敛的政策。正额赋税不足，就接着增加杂派；科罚不足，又加收火耗。水旱灾害，一概不予过问。鞭打刑罚一天比一天严厉，道路上的百姓都不敢出声。小民甚至卖妻卖子来应付官府，把剥削聚敛的人当作循良之吏，于是抚养百姓的政事断绝；把督促征收作为上级官员考核的标准，于是升降官员的法度消亡。想求得国家拥有府库财物，已经不可能了。功利的念头一动，朝廷上便日益烦琐苛刻，事情纠察不完，人也弹劾不尽。于是名实混乱，法令越来越多。近来特别严厉惩处贪赃官吏，从宰执以下被处以重典的有十多人，但贪污风气还没有完全止息，这是因为引导他们的方法不恰当。贾谊说：“礼是在事情发生以前加以禁止，法是在事情发生以后施行惩处。”如果确实用礼来引导他们，人人都会有士君子的行为，而不会有猪狗一样的贪心，这就是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如今一切被牵连误判以及被指称受贿的人，即使已经昭雪，仍然听从吏部议处；官吏又用深文巧诋加以诬陷，断绝天下官员升迁改任的道路，使人更加习惯于顽固迟钝、无所顾忌，只会装饰外表来欺骗陛下。士人的节操日益毁坏，官场的邪恶日益显露。陛下又怎么能够一一察觉呢？况且陛下在上面劳心焦思，是因为没有得到贤人君子来任用。可是陛下所嘉奖并委以重任的，大多是奔走办事的人，把揭发别人看作精明，把告发攻讦看作正直，把言辞敏捷看作才智。这样又到哪里去得到贤人来任用呢？即使得到合适的人，要求又太周全，有时因他一项短处而废弃他的长处；责求又太苛刻，有时因一次过错而造成错误。况且陛下所谋划的事情，往往超出群臣意料之外，难免有自作主张的心态。臣下补救过失还来不及，进谗奉承的人便趁机从中离间，于是猜疑的端绪就由此产生。倚仗一个人的聪明，却使臣下不能尽忠，耳目有时就会闭塞；凭借一个人的英明决断，却使诸位大夫和国人不能说出合乎公道的是非，意见有时就会改变。

译如今还在办理内降、留中之事，凭什么追比汉文帝时贾谊、晁错等人的盛治呢？几十年来，因为门户之争杀害了天下多少正直之士，至今仍蔓延不止。陛下若想挫抑君子来平息小人的气焰，又任用小人来成就所谓君子的公正，那么前日的覆辙将再次展现在天下人面前。陛下求治的心情操持得过于急迫，酝酿成了功利；功利不止，转而变成专讲刑名；刑名不止，流变成猜忌；猜忌不止，又积累成蒙蔽闭塞。人心的危险，正是在潜滋暗长而自己不知道。若果真能够建立中正之道、确立最高准则，默默端正这颗心，使心中发出的念头全都是仁义的善良本性，以仁德养育天下，以义理端正万民，那么从朝廷直到四海，无不受到仁义的教化。陛下一旦这样做，就可以达到尧舜的境界了。奏疏送入后，皇帝认为言论迂腐空泛，但仍感叹他的忠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请求抚慰防守三秦疏【崇祯二年】吴焕 臣谨此奏报：流贼残害整个陕西，其中西安、汉中受祸最为惨烈；鄜延、宜雒一带，实在是贼寇聚集的大巢穴，也是他们往来结聚的地方。臣奉命巡行以来，离开西安向北，起初到耀州，又向北到同官，所见荒凉空旷的景象，已经与长安大不相同。等到一出金锁关，经过宜君、中部、鄜州、宁州、真宁，千余里全是荒山大川，整天行走看不见民居烟火，到处是成堆的白骨弃置在沟壑中。臣每到一处险要关塞，便到山谷中寻找饥民询问；到一州一县，必定停车一两天，遍访父老子弟，听到真实情况、看到真实景象，才知道耀、同、宜、中、鄜、雒、宁、真这几个县的百姓，自从遭遇大荒、大乱、大疫以后，死亡、逃散的已经有十分之六七；剩下的人苟且活着，惶惶不安，全都聚集在一小块地方，其余地方放眼望去都是空旷土地，遍地蓬蒿，山窝和水窟全成了盗贼巢穴。这些遗民既担心盗贼再次到来，又忧虑荒地旧粮拖累，整天惶恐，只想着逃往他乡来保全性命。臣再三抚慰他们，答应立即替他们奏闻朝廷、为你们料理，没有不感动流泪、号哭悲恸的，甚至使臣无法抬头直视。而府、州、县官员居住在当地的，都想着卸下担子请求离去，新选任的官员大多听到风声便不肯前来。因此延安府所属官缺十个中有五个空缺，庆阳、平凉二府官缺十个中有七个空缺。如果现在还不设法处理，二三年后必定会变成异域。臣私下想到，鄜延、宁真这些地方，都是前朝开创的雄都大镇，先贤韩琦、范仲淹曾从这里奋武修文，对外击退敌人，对内拱卫防守。如今为什么一旦到了这种地步呢？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处在边疆腹地，主管者却没有专属其地，所以历来内地的臣僚把它交给边远地区，边地的臣僚又把它视为多余累赘；而且土地寒冷贫瘠，三四十个州县长期被当作老年明经出身者的职位，任职者潦倒贪残，无所不为。因此官威轻微，民俗强悍，任凭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暴虐少数，百姓如鱼肉置于刀俎之上，却无人禁止收拾。看他们可怜的样子，真像没有母亲的孩子，流离荒野，直接被丢在强暴的奴仆和豪贼手中，毫无申诉之处。唉，这三个郡，难道还可以慢慢观望吗？长城在北面盘踞，则三郡是边镇的腹心；省城防务在南面，则三郡是长安的门户。如果现在还不加以治理，使穷困百姓散失、盗贼聚集，那么腹心就会变成毒蝎，边镇又凭什么来巩固自己呢？门户全都变成贼寇巢穴，省城防务什么时候才能安睡无忧？臣愚昧地认为，要断绝三秦乱祸的萌芽，必须先从这个地方赶紧下手。臣刚开始出巡时，就曾与巡抚大臣详细商议。到了这里，走到鄜延一带，亲眼看见危急颠沛的情形，才进一步踌躇深思。后来督臣给臣写来亲笔信，数百字中把为三郡筹划的事情说得很详尽，全部先说中了臣心中所想。因此臣哪里敢怕烦琐，谨将这些一一向皇上陈述。第一，划分荒田和熟田，以便征收输纳。延安、庆阳一带山深水广，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如今又正值兵荒之后，尸体和逃亡者相枕而卧，田间道路荒芜。如果仍按旧有定额而不加区别，遗民想要开垦熟田，首先就要防备荒田的拖累，因此只能束手待毙、准备逃亡。应当紧急命令勤勉办事的官吏逐亩踏勘注明，暂时停止征收荒田所负的粮额，把它归并到里甲，只按照现有田地征输。百姓既乐于荒田不再拖累，又明白成熟田地的赋税不可推诿，这样民间产业可以安定，钱粮也容易征办，是最便利的办法。第二，宽缓旧欠粮额，以完成新税。旧粮拖欠，并非一天积累起来的；如今该死的已经死了，该逃的已经逃了，即使现存遗民也都形容枯槁、衣食困顿，苟且活命没有办法。新税本来就不能用来偿还旧欠，赵甲又怎么能代替钱乙承担债累呢？即使定额欠粮不能一下子全部免除，只是挂着空名，也没有益处。眼下不如暂时缓征这几个县的旧粮，使他们一一完纳新粮。新粮达不到定额，官吏有通常的罚责，百姓有通常的刑罚，这样书吏就不能借名混淆，户长也难以指着旧欠克扣，既可以体恤民力，也便于征收输纳。第三，搜剿盗贼巢穴，以拔除祸乱根本。盗贼难道不能全部消灭吗？难道不是想把盗贼全都教化为良民，以仰体皇上使万物共生的愿望吗？但无奈盗贼积聚已有多年。按延庆以南计算，还有本地大窝营的三处巢穴；盘结在延安境内北部的，有神木、府谷一带，秦、晋交界处更多，边地回民中的贼寇聚集成百上千，气焰嚣张。两地声势互相呼应，这些都是乱民，绝不是饥民。他们凭借城池乡社来藏身，官府一旦急于搜捕，他们就散布杀害良民的说法来要挟官府；防备稍缓，他们便时时逞凶威吓，肆意掳掠。如今如果告诉他们不可收容，招抚也不可听信，就必须大规模整顿兵威，将其扫除，以拔掉几十年来的病根。这件事臣不敢不先向皇上报告。第四，发给耕牛和种子，以延续百姓的性命。自从盗贼兴起，民间资粮、牛畜几乎全被杀害掳掠，所以有的地方苦于没有百姓，有了百姓又苦于没有耕田的工具。

译幸而皇上允许把抚赏罪犯所得的赃银用于赈济，等山西巡抚追缴解送前来，应当命令各州县趁今秋粮价稍低时，买粮储藏在仓廪中以备赈济。这就要在巡抚先行清查贫困民户、户口已有眉目之后，立即命令有关部门赶紧办理。第五，选任县令，以使百姓有所依靠。延安、庆阳、平凉三府土地贫瘠、百姓贫困、民俗喧嚣、欠粮很多，所以常被当作明经出身者的职位；却不知道要救济危难，正需要有才干的人。一名官员到任，关系到万千人的性命；大县尤其应当精心选任。即使是科甲出身、明经出身，或恩选贡生，也大多有年轻有志之人。这一点在吏部抽签注选时，一看便可知道，必须选择精明强干、坚固可靠的人；否则随便把老弱潦倒的腐儒交付给他们，那简直是把万千百姓的性命丢进沟壑。第六，对疲敝县邑的考成稍加宽缓，以便施展官吏才能。考成法是用来考核群吏的，哪里容许宽免放纵？然而对于上级疲困的县邑，难以达到定额；新粮不可宽免，旧粮却必须请求通融变通。如果把数年拖欠的责任都归到当前一人身上，州县官还未到任便先悬挂参劾处罚等候他，因此后来的人悔恨而想离去，被选中的人听到消息也不肯来；那些不肖官吏明知考满无望，便只顾防范书吏，求得稍微润泽自己的钱袋后离去，所以百姓任凭疮痍，粮额全都挂欠。如果能够宽免旧粮的处罚，而只考核新粮完成的情况，那么官员就能安心治理，民生有所依靠，国家的赋税也能够输纳。第七，公平对待荐举，以鼓励吏治。荐举之法，历来明经出身都被压在科甲出身之下，即使预先被荐举的人也非常少。不知道整个陕西州县的官员，十人中有九人是明经出身；我们先抛弃他们，他们怎么能不自暴自弃？这不是抛弃官职，而是把几十个州县百姓的性命一同抛弃了。何况据臣现在亲耳所闻、亲眼所见，其中有许多品行刚正、自我珍重的人；对于不肖者，斥责审问应当严格；对于能够表现出特殊才能者，荐举表扬应当广泛。这是今天振兴吏治的首要事务。第八，清理宗室俸禄，以救济百姓困苦。平凉宗室繁多而强横，当地办事官员日夜怀着隐忧。只就宗禄兑换宗粮一事来说，有人因为俸禄少而想兑换更多，又有人因为没有粮食而包揽强行兑换；奸贪的官吏和书吏相互勾结制造弊端，不肖有司也借口推卸责任，百姓因此受害，边地也因此亏损粮饷，弊端实在由此而来。办法不如申饬道、府、州、县官员全部清查：某宗应当领取多少俸禄，应当分派给某州县；某宗应当向某州县缴纳多少粮，各自先制定一份清册，以应领的俸禄配合应纳的粮额。粮额多于俸禄，就由本宗补办官粮；俸禄多于粮额，就由有司补还宗禄，井然分明，不容混乱。臣已经发布文告进行清理，如果不是借助皇上的命令，有司的法令就不能施行；这是把平凉百姓从水火中救出最紧急的事情。以上几项，是为整个陕西拔除溃烂痈疽、从根本上堵塞源头的办法，实行起来不是一人一手之力所能完成的。如今幸而督臣以及陕西、延绥两地的巡抚大臣，都深切忧念民间疾苦，同舟共济。臣一路巡行，亲眼看见危急形势，心里忧虑祸乱根本，私下估量应当赶紧从这里下手。因此虽然字数超过限额，也不敢不详细向皇上陈述。祈请皇上下达郑重谕旨，命有关部院降敕准许按照臣所奏实行，请将分荒熟、缓旧粮、搜盗窟、给牛种、选县令、宽考成、平荐举、清宗禄等事项，允许切实奉行，计划不要受到阻碍。这样，三郡肩背脊膂上的毒害就可以清除，整个陕西也都能安泰。这关系到边防和内部祸患，实在不是小事，并不是只为延安、庆阳、平凉三郡筹划而已。臣不胜恐惧忧惕，恭候命令。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据奏所述延安、庆阳、平凉三郡的景况，实在值得深切怜悯，应当安定百姓、平息盗贼。奏疏中所说的八项措施，确实有助于补救，着令各项分别覆议施行；空缺官员要迅速铨选补授，限定期限到任；已经补授却没有到任的，由吴焕立即查明参劾，有关部知道。革除大户，实行召募疏【崇祯三年】范景文 臣奉命巡抚河南，日夜思考安抚百姓的方法，寻求一个恰当办法，认为让百姓休养生息是第一要务。但如今天下百姓已经困苦不堪：有的困于水旱灾害，这是天灾；有的受盗贼侵害，这是人祸；这些还可以随时补救，随地消除。唯独官府使百姓受苦，却没有办法避免的，莫过于差役。臣请把它一一列举：比如钱粮征收，有收户；解送钱粮，有解户；驿递事务，有马户；供应物资，有行户；都是签派有财力的人家充任，名叫大户。本来可以说有田就有赋，有赋就有庸役，以土地出产作为贡赋，道理或许如此。然而被签派的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大户，为什么呢？真正大户的钱能够通神，势力能够使鬼，不难侥幸免役；那些兔子脱网、野鸡落罗网的，大多却是中等人家。中等人家的财产和元气能有多少？一旦承担差役，家业便立即倾覆；一家倾覆，另一家接替，另一家接替后又倾覆，辗转几年，县里就没有完整的人家了。即使那些所谓能通神、能使鬼、暂时免役的人家，也会日削月减，最终和不免役的一样走向破产。这不是水旱灾害却造成荒废，不是盗贼却造成惨害，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过去提出建议的人为此痛心，改行条鞭法，把全境的差役平均摊派到全境的丁粮上，这些痛苦本来应当稍有缓解。然而试问民间有谁不是常年累月奔走听命于官府？有谁不是卖妻卖子、耗尽财产来应付差役赔偿？这说明条鞭法在自行实行，而革除大户的办法却没有真正革除。总而言之，差役由百姓承担，官府就方便；差役由官府承担，百姓就方便，这是两者不能同时便利的情形。对百姓有利，百姓就希望革除旧法；对官府有利，官府就不愿革除旧法，这是两者不能并立的情形。官民互相争胜已经很久了，有司官员即使不是完全不想到民间疾苦，也无奈胥吏从中设置阻碍。因为一旦签派下来，他们便掌握轻重高下，口头上随意抬高压低，每天把沉重负担卖给百姓，百姓只得奔走侍奉他们。唉！民间本是天子藏富于民的地方，反而成了这些人的外库，以致官府中的人日益富裕，百姓却日益贫困。百姓贫困了，国家怎么能富足？私下耗费增多而公家赋税减少，这是必然的结果。臣痛心疾首，议请交付有司实行条鞭法，一切差役都归官府承担：钱粮由官府雇人征收，议定其廪饩；官府派人解送，议定其盘费；仓储漕运，议定其脚价；官府委派人办理驿递，议定其草料豆料；官府招募人办理供应，按市场价格公平购买，不另立所谓官定价格名目。

译凡是倾销、添搭、帮赔等费用，全部彻底免除；百年来的祸患和痛苦一旦洗除干净，不也是快事吗？这并不是把百姓的祸害转移给官府，而是由官府承担之后，祸害自然会减少。官府亲自经手，官府亲自留心，钱财没有地方可以钻空子，仓库箱柜没有地方可以消耗侵蚀，邮驿供应没有地方可以冒领虚破。百姓免受祸害，官府也同时得到好处，担心利益受损的只有胥吏罢了。设置官府是为了百姓，难道是为了胥吏吗？如果有人每天与胥吏勾结，表面奉行、暗中违背，使名义上废除而实际上保留，就应当用白简弹劾，紧跟其后追究。从此百姓办理正税以外，脚不必进入官府，眼不必看见青衣差役，每天只需吃饱喝足，安闲地在太平教化之下游乐，这也就是一时达到华胥之治。即使突然发生水旱灾害和盗贼，也有办法应对，哪里足以成为祸害呢？过去臣任东昌司理时，曾经实行过这个办法，每年节省的钱以数万计，东昌百姓至今还思念它。臣不自量力，想把已经见效的办法在两河试行，以解决积重难返的问题，想使两河也成为像东昌、东平那样的地方。如今臣即将量移，离开这里以后，法令更难长久实行；这件事关系到民生休戚最大，所以特意向皇上圣明之前尽情陈述。其中条款头绪繁多，不敢一一烦扰圣听，略微陈述大要如此。臣谨会同巡按河南监察御史吴甡，撰具奏疏上报，伏请皇上下达谕旨申饬，将此定为功令；如有敢于改变法令、虐待百姓的官吏，便议处参究，毫不宽贷。这样休养生息日久，物力逐渐充足，长久安定、长期治理，根本一定由此而来。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体恤民间隐情，是巡抚、巡按的第一要务。这份奏疏中革除签派、实行召募、整饬吏治、安定百姓的办法，最为切中要领，立即定为成例，不得轻易变更。有关部知道。督理贵州善后事宜疏【崇祯四年】朱燮元 臣认为边疆虽然安定，却不可忘记战备。制伏夷人的办法，必须先巩固内部。水西自河流以外，六目、九司等地，地域也很广阔。如今已经全部纳入版图，大渡等要隘都修筑了新城，列兵据守。既然已经形成扼住敌人咽喉、控制其背后的形势，就应当谋划深扎根基、巩固根本。历来人口、土地、财用本来互相依存。臣参考众议，认为必须分别建立卫所，责成有功的各位将领长期任职、世代守卫。不仅可以鼓舞激励，将其作为酬劳奖劝的资本，而且可以借此慰劳、招徕、安集百姓，永远杜绝敌人窥伺的渐变。请允许臣详细陈述。安酋辖地中有一条河，安庄与普定之间的适中之处叫三岔，各处水流到这里才汇成一条河。织金、卧这等酋长都从这里出兵侵犯。臣在崇祯三年四月内发牌命参将范邦雄，在当地铁王旗修筑一座城，距安庄九十里，距普定六十里，距河还十五里。又修建高寨一堡，另设山京、下窝、化处、蒋义、架底五处哨所环绕防守。从铁王旗向北，与平坝卫相对的地方是思腊河，这是应察、阿奎、阿傀等各酋长出犯的道路。臣发牌命游击金良田，在距平坝以西三十里的乐平地方修筑一座城，作为三路总关隘，移兵驻扎。又有都司佥书任先觉率领当地百姓，沿七里房河修筑一座石堡，距乐平又四十里。从思腊河向北是簸箕陇，再向北十里是鸭甸河，又向北三十里是鸭池河；这里是各酋长防守、聚集、出入的大关隘，与威清卫相对，相隔一百四十里。崇祯二年六月，臣与御史苏琰查勘这一路贼众多如毛发，先在距威清六十里的干沟地方，督令副将杨正芳一边驱逐剿杀，一边修造石城以便驻军。后来过河作战取胜，臣于是与巡抚大臣撤出各处兵力，驻扎在河上。总兵林兆鼎率同杨正芳、陈谦、彭应魁、袁可成、覃载勋等各位将领，共同在鸭池河岸分定丈尺，修筑一座城。都司佥书任先觉也在簸箕陇修筑一座城，都是上据高原、下临长河，即使一片芦苇、一把刀的动静也能看得清楚。从鸭池河向北三十里是大索桥，是各路贼寇暗中渡河的地方，已经修建一座石堡。再向北四十里就是六广，这是酋长千百年来通往省城的官道。天启六年，前任御史傅宗龙命副将、现已升任总兵官的王国正修筑劄佐等处五座小城。又在崇祯元年，前任督臣张鹤鸣会同巡按御史陆献明，命本地官员修建龙场大城一座，题请皇上降下明白谕旨，命名为敷勇。臣到任后与御史苏琰斟酌审察地势，认为那里距河还远，于是仍发牌命王国正责成将官方国安、刘镇藩在六广河岸修筑一座城，又在向北三十里的虎场地方修筑一座城，以防敌人暗中抄袭。从这里再向北三十里是黄沙渡，臣命袁桂芳在九庄地方修筑一座城，距渡口约十里。再向北六十里是明家渡，先是在崇祯元年，督臣张鹤鸣命参将牟文绶修筑一座城，题请皇上降下明白谕旨，命名为息烽。臣查看其规制稍嫌狭小，命参将牟文绶扩展，但工程尚未完工便奉调入卫。臣又命袁桂芳会同守备牟海奇修筑，报告完工。今年二月又在乌江渡口修筑一座小堡，过了这里，河流便都绕入蜀境。以上各城，如敷勇、铁王旗、干沟，周长都是九里三分，高二丈；鸭池、息烽，周长都是七里三分，高一丈八尺；六广周长六里三分，高一丈六尺；虎场、九庄、簸箕陇、乐平、劄佐，周长都是三里三分，高都是一丈五尺，内外都用石头包砌。

译以上各城都建在酋长辖地，控制河岸，用来防守边疆。贵州省城过去苦于地势低洼狭窄，居民大多住在北关；酋长一有变乱，聚集的居民就全部被焚烧，以致大受饥馑。臣命王国正、杨正芳、陈谦、彭应魁、张舜龄、孙志学、袁可成、覃载勋等共同修筑新城一千丈，全部建造三座城门。广顺州没有城，过去深受贼害；崇祯三年二月，臣命屯田都司孙志学、定广守备蔡绍周代理州事、都事马登仑新筑一座石城。洪边开科地方，臣命河防道佥事沈翘楚亲自督筑一座石城。又在安南、普安二卫地方，命参政朱家民督率各将前后修筑新城十一座。这些都是防备盗贼突然发动袭击、用来巩固内部的。向西四卫中，除永宁卫城墙完好、毕节卫由安酋代为修缮外，赤水卫、普市所、摩尼站多被毁坏挖掘；该道参政郑朝栋会同总兵许成名，督率各将重新修造，用来连接云南、四川，驾驭夷人，便利通商。以上各城，木材取自山箐，石料取自山中，采运扛抬都因地制宜；兵力方面只有木石工匠、砖灰窑场颇费价值，都是各将领捐出资财、督率士兵，艰苦筹办、共同效力。臣与按臣有时资助工程费用，有时犒劳工匠，都记载在部册中，所费已经很省。臣根据各将报来的工程进度，担心他们草率敷衍，于今年正月初八日从省城出巡，南到普安，北到乌江，遍历查阅，到二月十七日回到省城查验，所报告的都符合实际。其中有尚未修建月城的，以及丈尺略有不合的，便摘出责令修补。到今年四月，陆续都向臣报告完工。臣认为，城墙建立起来，屯驻就有区域；田地开辟起来，粮食供应就逐渐增加。与酋长相隔近的只是一条河，远的也不过几十里，消息容易听到，哨探彼此联络；只要守护它们使之不致失守，必定不会发生意外。只是各位将领辛劳了十年，无不精神振作，各自怀有出兵立功的愿望。臣认为，长期任用将领的事情，屡次烦劳皇上颁下明白谕旨；重要地区必须使用久经战阵的老将。近来兵部推举任用王国正为总兵，不但人与地方相宜，而且使其功劳辛苦得到酬报，将士的暮气顿然一扫，这也是鼓舞士气、责成办事的关键。所有各项事宜，谨列于下：第一，设置建立卫所。查得全省的新城，如安南、普安十一座，以及广顺、开科等处，都属于内地，只是整顿旧日营哨，依靠原有营垒防守，不必另行设置卫所。仅沿河一带，自三岔起至乌江以内，鸭池、敷勇都应设置卫，铁王旗、息烽都应设置直属守御千户所。敷勇以六广、虎场、九庄、乌栗为四所，分别派佐贰官驻守；小索桥、凹绞设为三哨。鸭池以大索桥、簸箕陇、干沟、乐平为四所，七百房、安家桥、麦城设为三哨。铁王旗以山京、下窝、化处、蒋义、架底设为五哨。息烽以乌江、明家渡、落邦、开科设为四哨。大小据情配置，彼此配合如臂使指；平时扛锄耕作，有警一声号令便能相互响应，这是长久之计，似乎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一、应长期任职，世代守卫。查沿河一带过去都是土酋辖地，如今都将设置戍守，应该增加新的职位。除总兵王国正外，鸭池副总兵杨正芳、安庄副总兵商士杰、铁王旗参将范邦雄、六广游击方国安、原守六广今调任徉狼游击的刘镇藩、乐平游击金良田、九庄部劄游击袁桂芳、簸箕陇佥书任先觉，都应责成长期任职。其中范邦雄应加授副将，方国安、刘镇藩应加授参将，袁桂芳应给予实授；敷勇、鸭池应各设指挥三员、千户六员、百户十员。铁王旗、息烽应各设指挥三员、千户四员、百户六员。应选择其中任职劳苦日久、功劳较多并专门负责版筑工程的人，容臣斟酌议定后奏请授予世守职衔。再看九司如今还存有三司，如养龙司土官蔡启东、底寨司土官蔡应吉、乖西司土官杨光绶，他们的家属都被杀害或掳走，也没有实际助逆的事迹，应照播州袁初、袁切的事例，改授世职副千户，附属于息烽；其田产全部听凭他们照旧管理。这样既可省去这些多余的枝节，也便于控制。一、设置监临提调官。卫所建成以后，将士像棋子一样分布，形势容易彼此失去协调，兵力也容易分散。比如总兵官王国正整饬沿河一带，奉有明确防守命令，除责成他驻扎龙场，时时巡视经营外，其中统率、考核等事，必定要借助监司；例如沿河巡视兼理屯田，这就是河防道的责任。但这些官职是新增设置的，未必能长期任职。鸭池、铁王旗一线应隶属威清、安平二道；敷勇、息烽应隶属贵宁、毕节二道，由贵阳府负责提调，各有明确界限，这样或许便于责成。一、官员俸禄和士兵粮食。卫所既已设置，土地也已开辟，增设官员必需依靠俸禄，设置戍守必需供给粮食，因此应就地征收土地的出产作为费用。现在计算沿河一带，土地都很广阔肥沃，只是各位将士从去年到现在才刚刚结束水西战事，又经历了狼峒、摆金、火烘、两江等战事，还没有空闲开垦；近来又抽调兵力支援滇省，所以还不能一一核清。大约二卫二所安定以后，只能使用一万士兵。按旧例，每名军士授给水田十二亩、旱地六亩；现在应依照太祖、成祖的成例酌量放宽，使他们足以自给。各级官员的俸禄粮饷也从中取得。近来现有军队，除下六卫、省城以及安南、普安二卫外，沿河一带几乎达到两万人。今后土地可以逐渐开辟，军队可以逐渐裁减；现在正是寓兵于农，日后便可把士兵转为农民。田地目前正在清丈，对于地方豪强侵占、虚报冒领、强行占据或隐瞒不报的，容臣逐一依法惩处。一、更改新的名称。二卫二所的地方，臣亲自查看过两遍，公署和街市虽然只是草创，也可以居住；街市聚集人家多的有一千多户，少的也有几百户，居民聚集日久，自然应当改换面貌。像敷勇、息烽，以及于襄、连云、有嘉、静氛、恬波、奏肤等名称，都是防守之所，已经奉钦命改用新名。如今鸭池、铁王旗、乐平、干沟、簸箕、陇六、广九、庄虎、场开、科鼎、站阿、机尾、洒定、头小、龙场等地，也请孔乞，请皇上都赐予新名，以改变旧有称呼和观感，彻底振兴这些偏僻鄙陋之地。

译二卫应各设经历一员，二所应各设吏目一员，臣已经命令各位将领，都草创了一处署衙，应敕令吏部选任授官。以上各项，都是因陋就简，草率建立的规制。臣才疏庸劣、见识浅陋，其中多有不明之处，恳请下敕兵部斟酌议定后覆奏。奉到明确防守命令后，容臣遵照执行。谨将此疏题奏上呈，皇帝准从了。陈述黔、蜀接界处险要情形的奏疏【崇祯四年】朱燮元 臣谨奏：我私下考察，贵州向西的四卫是毕节、赤水、乌撒、永宁。永宁卫与四川的永宁宣抚司接界，犬牙交错，过去彼此相安，从未发生争端。自从奢酋作乱，先在贵州任意屠杀官员、士绅和百姓，然后四处侵犯四川。那些侥幸逃脱的人，有的进入山箐洞穴，有的被掳掠贩卖，有的逃入乌蒙、镇雄。十年以来，未见天日。如今幸而事情平定，百姓才稍稍回归聚集，但流离失所、困苦不堪的情状，有些实在令人不忍目睹。百姓哀鸣已久，谁没有安居的愿望？黍离之诗令人悲伤，应该设法使他们活下来。只是此卫正处于黔、蜀交界的接合地区，如果事情不能使双方都获利，情形不能彼此通畅，那么处置失当，纷争就会接连发生，这不是大公之道，也不是长久之计。总的说来，应依照祖制厘清界限，斟酌当前形势确定规划，使之合乎情理而又符合法令，这样彼此自然可以相安，地方也大概可以巩固。臣不揣愚昧，冒昧列出五项如下，统请圣裁：一、黔、蜀界址。查永宁卫设立于洪武四年，屯田五万三千二百九十亩，其余土地全是四川永宁宣抚司的地方。旧制规定，宣抚司的城墙和衙署原在城外，后来因宣抚司阻挠法令、惹事生非，议定迁入城内，以便弹压。从此宣抚司所属各夷人与蜀人多混杂居住。如今黔、蜀纷纷争执，甚至假借威权任意施虐，可怜这些劫后余生的人，很多连性命都保不住。近日阅看邸报，吏部已经升任永赤同知蒋之芳，应责成他到该卫任职。臣移驻防守四川，抚臣委派一名府佐，按照辛酉年以前的旧日街巷情况，召集父老，将街地逐一踏勘，哪一处属于黔，哪一处属于蜀，哪一处属于宣抚司，都查明原址四周的丈尺，取得各方承认的文书；黔地归还黔方，蜀地归还蜀方，那么公道彰明，人心自然信服。一、蜀镇驻扎地点。四川地域最为广大，设置总镇本来没有固定地点，只是地方有战事时，随处屯兵驻扎，如松潘、越隽、遵义、建武都有旧日驻扎的衙署。如今奢贼已经消灭，水西接受招抚，西面有普市、摩尼、赤水，南面有泸卫、建武交错环绕，永宁这一小块土地反而处在腹地。查此卫是贵州按察使出巡察考和提学道官员考试驻扎的地方，如今这个狭小之地，武士多如树林，布满街巷，贵州的军卫、士民竟然无法聚集建屋、立足。四川全境如此广大，决不宜把总镇驻在黔地的卫所。查从永宁到泸卫五十里，从泸卫到建武九十里，相距颇近。论形势，建武扼守控制各蛮部，是最为重要的险要之地。那里原有衙署，应赶紧迁去驻扎；即使不能如此，泸州卫或城外宣抚司的旧址，也都可以驻镇。只是应将永宁一卫仍归贵州管辖，这样疆界明白，流离百姓也能返回。这件事似乎无需再作考虑。一、川贵参将。查永宁卫原来设置迤西参将一员，统辖卫所各军，以资守御。后来改为川贵参将二员交错管辖，除贵州使用卫所各军外，四川以镇远营兵轮番拨防。奢贼发难时，参将长期缺员，新推任的万全尚未到任，因而使贼人纵横无忌。如今川贵参将武声华反而移驻泸州卫，旧制完全丧失。况且贵州卫所各军分屯后归队，谁来管束？应仍按旧制，移驻该卫，督促整治屯田政务，严格进行操练，同时整饬四川防兵修习武备，这样或许可以使事情有专人负责，形势也能两全。一、四川叙马泸道驻扎地点。四川设置叙马泸兵备副使，原本是用来整饬兵防、保固边境，并兼管镇雄、乌防、乌撒、东川四个上府，责任十分重大。守道已经驻在叙府，巡道已经驻在泸州，唯独叙泸兵备副使原来驻在长宁县，如今又迁到叙城，距离建武、永宁要五六天路程，最为不便。从前永宁宣抚司被弃置为外夷之地，没有得到弹压，以致势力坐大，无法控制。如今蔺地土官无论内外都已纳入四川的职方管辖，自然应就近统理。应将叙泸道署迁入四川永宁卫宣抚司的旧址内，那里距离建武、泸卫不远，既便于整饬军队、搜捕盗乘，又可以镇抚夷人、消除祸患的萌芽，似乎最为妥当便利。总镇议定迁移，而兵道议定迁入，是因为文臣能够清肃法纪，随从人员又少，军民都愿意依靠拥戴，彼此自然可以相安。一、宣抚司内外四里。从前攻入永宁、奢贼父子逃走时，臣还没有亲自逐亩查明根据；降人和熟悉蔺地事务的蜀人都说，奢贼的土地有内外四里。外四里土地多是平原，与江安、纳谿、泸州、合江、仁怀接壤，向来都是蜀人租种，按规定缴纳租税。内四里与水西接壤，多是荒山险囤，只有古蔺州稍有肥沃土地，全部由各目分管。奢贼命令他们轮流承担驿马之役，蜀人却从来没有到过。当时余党尚未平定，战事正起，臣因循旧有习惯，把外四里开设屯田以供养士兵，把内四里分给投降的将领参将。根据众人意见，这有三项好处：一是成为藩篱和要害之地，各人自行守卫；二是兵部题奏奉准了明确防守命令，赏赐标准很优厚，借土地酬劳功绩，不必另行赏赐；三是效忠的人立即分给土地、授予官职，使各夷人都能有所掌握，日后也有榜样可循。各位将领中，如罗乾象仗义解围，擒获斩杀鲁仲贤等人，甚至贼人当阵将他的妻子儿女剁碎，他也毫不顾惜；罗京周在险峻山箐中杀死逆贼寅，胡汝高首先在成都赴义；又有毕应台、鄢介、王心一、罗甫、宋武、张令等人，听从刘养鲲的招募，仗义擒拿凶犯，共同拼死效力，都热切盼望得到赏赐，以彰明朝廷的诚信。如今依据四川抚臣张论移防奏疏的草稿，他经过深思熟虑，打算建立长官司，使其世代守卫，此事已有明确议论；至于筹办创设的开始工作，实在是臣首先主持，因此不得不概述一番。至于近日，时势已经不同，道、镇官员的意见或许有异同，又应当根据时势斟酌，以务求长远便利。臣如今已经置身局外，应当专听四川抚臣和按臣酌量处置，不必以臣的意见作为依据。

译以上各项，统请敕令兵部斟酌议定后覆奏，奉明令施行；臣以及四川抚、按二臣都遵奉执行。谨将此疏题奏上呈，皇帝准从了。请求蠲免钱粮的奏疏【崇祯四年】毕自严 臣私下认为，百姓所苦的在于催征钱粮，州县所苦的在于受到弹劾。在主管官员顾此失彼的情况下，势必挖取新欠来补旧欠；对百姓来说，则是今天说征四，明天又说征三。与其这样，不如蠲免旧欠而停止征收新欠。请查照旧册上尚未完纳的数额，直接全部蠲免。向天下布告说：‘户部天启六、七两年的旧饷尚未完纳的，全部依照恩诏一概置之不问。’使百姓明白这是坚定不可更改的命令，有司也不至于前后顾虑，被狡猾的胥吏欺骗，从而困苦百姓。这样早一天蠲免，百姓就早一天得到休息。臣还因此一并请求蠲免天启六、七两年的新饷杂项。臣曾与同官右侍郎周士朴题定带征办法，并载入考成催督条目，难道臣会忘记吗？只是天启六、七两年各省、直隶的杂项，臣部徒然掌握着账册，直到崇祯二年各地才承认有确定数额。如今想用新定的数额追索尚未承认的项目，那么对于三四年前的事情，不论有司实际应当催征还是不愿催征，催的自行催，不交的自行拖欠，这样又如何使法令具有信用？况且杂项最多的只有抽扣一项，而抽扣实际上就在旧饷之中。如今旧饷既已蠲免，杂项也不得不一并蠲免。否则，我想要带征完天启六、七两年的二成，地方却将割取三、四年的二成，用来拆东补西，名义上完纳了，实际上仍然欠缺，更何况真正完纳的少之又少。臣私下回想近年来搜刮钱粮的烦扰，即使肥沃土地也很少有不被搜刮的；参罚、督责频繁，以致奉公守法的官吏几乎没有完整无伤的。凡是可以用来督促追缴欠赋的办法，臣部都不怕费力，已经尽力施行了。如今夏季第一次限期将到，大半地方却已经逾期，难道是有司愚昧，甘愿让自己的官职成为靶子，只贪图缓征这一点小仁慈，却忘了边疆防务这个大患吗？大体说来，民间只有这些财力，寅年支用卯年的粮食，必然造成卯年的拖欠；郡县只有这些刑罚手段，催征新赋来偿还旧欠，也必然造成新额的拖欠。臣愚见认为，要急于征收当前定额，正应当先放宽旧额；要了结近年的欠赋，正应当全部蠲免久欠。这样从此以后，现行赋额能够连续完纳，防止拖欠如流水，或许可以按日等待成效。近来秦、晋遭受灾荒，已经连续数年，最近又有旱魃肆虐，齐、豫、江北地区也都来报告灾情。如果一定要等他们请求以后才蠲免，哪里比得上恩惠主动出自朝廷，更足以感动人心呢？谨将天启六、七两年未完的旧饷，以及天启六、七两年未完的杂项，共银五十二万一千五百有余，开列在后，恭候圣裁。其中已经征收在官府、或已经起解正在途中者，地方一定有文书案卷；如果故意隐瞒、侵吞扣留，臣部一旦访闻，必定执掌弹劾文书依法办理。即使省直抚按，也应当据实详细查核后上报。伏乞敕令臣部，将天启六、七两年恩诏中应当赦免的旧饷，按数豁免；对于天启六、七两年新饷中悬挂名目、地方尚未承认的杂项，也按数停止征收。这样或许可以使各省、直隶专心完纳新赋，同时也借此使灾民得到休养。奏疏呈入后，皇帝批示：‘天启六、七两年各省、直隶尚未完纳的旧饷及杂项银两，依议按数蠲免，以表示朝廷体恤穷困百姓的至意。对于已经征收以及已经起解的，仍责令查明后报送户部。若有人敢乘机隐瞒侵吞，定当从重治罪。’ 《御选明臣奏议》第三十九卷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御选明臣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御选明臣奏议》第四十卷 请求不要任用小人的奏疏【崇祯五年】黄道周 臣自幼学习《易经》，以天道作为准则。向上考察、向下查阅典籍所记载的二千四百年历史，考察历代治乱，几乎百无一失。陛下即位第一年，正当《师》卦上九爻，爻辞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陛下忧虑贤才不能立即得到，惩治小人又不能轻易彻底，正是因为陛下有大君的实际，却有小人怀抱违抗天命的心思。臣进京以来，所见各位大臣都没有长远谋略，动辄只在琐碎细节上追究。治理朝政、使国家安宁的，以督责为要务；谈论治理边疆的，以姑息为上策。筹划仁义道德，就认为迂腐昏昧、不合常规；处理文书账册，就认为通达而懂得实际事务。一味进行磨勘考核，纠缠枝节，终年不休；一件事意见不合，株连便四处发生。陛下想整顿纲纪、排除外患，诸臣却借此增繁法令、摧残士绅；陛下想清除弊端、防止奸邪，惩罚一人以警戒百人，诸臣却借题发挥、修饰私怨、收敛怨气以获取权力。况且外廷臣子敢于欺骗陛下的，必定不是拘泥守文的人，而是善于玩弄权术、机巧百出的人；内廷臣子敢于欺骗陛下的，也必定不是斤斤计较钱财的小人，而是掌握内廷权柄、在神秘事务上势力很大的人。惟愿陛下超然省察，旁征典籍；从古至今，决没有靠逐粒数米、逐根量柴能够成就远大谋略的，也没有靠吹毛求疵、盯住眼睫小事能够实现三代之治的。那些小人遇到事情，事前的智谋常常很短浅，事后的言论却很多；不去救援凌围，却说凌城必定不能修筑；不治理岛上百姓，却说岛众必定不能任用；士兵因为长期困顿而逃亡，却说祸乱是由于没有士兵；军饷因贪污渗漏而耗损，却说功业失败是因为没有军饷。他们混淆视听，逐渐相互欺骗，终于发展到极坏而无法挽回的地步，臣私下对此深感忧惧。自崇祯二年以来，以考察官员来革除弊端，弊端反而越来越多；以威势震慑顽劣，威势却更加耗尽。现在也正是应该反过来实行申不害、商鞅之术，回归周公、孔子之道，舍弃琐碎苛细而崇尚敦厚宏大的时候了。奏疏呈入，皇帝不高兴，摘取‘葛藤株连’等几句话，责令他详细陈述。遵照圣旨详细陈述的奏疏【崇祯五年】黄道周 臣私下看见，近年以来各位大臣所关注谋划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真正为了朝廷；他们任用人、处理事，不过是在推求报复罢了。自前一年春天以后，他们大肆谈论边疆，实际上不是为了陛下的边疆，而是为了逆珰而翻弄边疆事务；自去年春天以后，他们大肆谈论科场，实际上不是为了陛下的科场，而是为了仇怨而翻弄科场事务。这难道不是所谓纠缠枝节、株连牵累吗？自古外患没有平息时，大臣一心忧虑外患；小人没有退去时，大臣一心忧虑小人。如今却偏偏把君父遗忘，大臣自己处在催征赋税、比较考核这些末节之中。做事而事情失败，就说事情不可为；用人而人选失误，就说人才不可用。这就是臣所说的舛误。三十年来酿成朋党门户之祸，如今又把士绅中稍有才器见识的人一网打尽、投入陷阱，到了紧急时刻，哪里还能得到一个可用之士？凡是断绝诱饵而离去的，必定不是为了防守鱼；留恋槽头而来的，必定不是骏马。用利禄豢养士人，所豢养的必定是贪利之臣；用鞭打刑罚驱使人，肯被驱使的必定是驽马般的庸人。如今各位大臣的才能和心术，陛下已经知道了。明知他是小人，却又用小人去纠正他，便会使小人的气焰更加张扬；明知他是君子，却又让小人参与其中，君子的功业就无法建立。天下的人才总共就是这些，不在朝廷就在山林。臣所认识的有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所听闻熟知的有惠世扬、李邦华；现在还在仕籍中的有徐良彦、曾樱、朱大典、陆梦龙、邹嘉生，他们都卓异雄伟，若让他们独当一面，必定会有可观的成就。奏疏呈入，皇帝更加不高兴，将他斥退为民。三件极其可惜、四件极其忧虑的奏疏【崇祯五年】华允诚 臣私下认为，当权者借助皇上的刚强严厉，再辅以玩弄文法、任意击断的手段；倚仗皇上综合考核，又施展追究欠赋、精于算计的本领，于是使太平和谐的时代竟争相崇尚刑名之学，使清明圣洁的身心逐渐变得琐碎丛杂；把圣主谋求治理的盛大心愿，变成诸臣斗智争胜的捷径，这是第一件可惜的事。一个统帅及属官，竟因回奏时认罪、封驳等事而惊惶；重臣奔走于接收奏本、遵守科条，于是使直指御史的风裁只用来追查事件，使长吏的考核只问钱粮；把众多士人恪尽职守的精神，变成钻研案牍、钩稽细节的本领，这是第二件可惜的事。朝廷不把人心作为忧患，政府不把人才作为根本，四海渐渐呈现土崩瓦解的形势；诸臣却只想着分门户、结党派，意见彼此抵牾，议论日益纷扰，于是使抚、按等官如同筑屋，任用和罢黜如同下棋；把兴邦启圣的岁月，变成听任昏聩、跟随蒙昧的举动，这是第三件可惜的事。君主用来统一天下的，是法令。丧师误国的王化贞、杨镐，却与众不同地受到宽待；清廉自守、爱护百姓的余大成、孙元化，却一同被逮捕。甚至偶然在一句话、一件事上有错误，逮捕审讯也随之而来，于是刑罚失当，刑具失去威严，这是第一件可忧虑的事。国家所依赖以维持元气的，是公论。直言敢谏之士一开口就被斥退，指斥奸佞、荐举贤能的奏章被视作奸党文字；不但不采纳他们的意见，还禁锢其本人，甚至加以罪名，于是人人沉默求容，是非一同被遮蔽，这是第二件可忧虑的事。国家所依靠以防护维系的，是廉耻。近来宦官一被派遣，就妄自尊大，群臣奔走迎奉，唯恐落后；皇上以为近臣可以倚靠，却不知道宠幸的门路已经打开；自以为可以随意操纵，却不知道士大夫受到的屈辱已经太深，于是阿谀奉承成为风气，羞耻之心全部丧失，这是第三件可忧虑的事。国家借以进用贤能、黜退不肖的，是铨衡。我国废除丞相，把任用人的权力归给吏部，阁臣不得侵犯。如今次辅温体仁与冢宰洪学同乡结党，只图排斥异己；阁臣兼掌吏部权力，吏部只迎合阁臣的意思，登门请示，甚至以夜间为常；黜陟官员的大权只供他们私下报复。甚至庇护同乡时，逆党公然保举，弹劾文书反而成为罪案；排斥正直之士时，讲官借题发挥逼其离去，荐举文书反而变成定罪的爰书。欺骗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人〕 擅权没有比这更专横的了，结党没有比这更牢固的了，于是使威福下移，举措颠倒，这是第四件可忧虑的事。奏疏呈入，皇帝责问他是不是另有指使，命他陈述实情。华允诚列举上奏闵洪学、温体仁徇私结党等事，皇帝也醒悟二人同乡而有私情，于是削夺允诚的俸禄，洪学也不久后被罢免。痛切愤慨于时局艰难的奏疏【崇祯九年】刘宗周

译臣私下认为，陛下锐意求治，但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还没有来得及讲求，施政的次序仍有许多没有掌握要领的地方。陛下首先把心意放在边功上，于是罪臣督师便以五年恢复的说法进言，这成为祸乱的根源。己巳之役，谋划国事没有良臣，朝廷从此产生了轻视士大夫的心思。从此耳目之职交给近侍，腹心之任托付给武臣；治国崇尚刑名，政体归于琐碎；天下事情日益败坏而无法挽救。厂卫负责侦察，告讦之风盛行；诏狱牵连士绅，朝廷内外上下尊卑的等级混同；人人忙于补救过失尚且来不及，而欺骗蒙蔽的习气反而越来越严重。事事都仰承皇上独断，谄媚奉承的风气日益增长。刑法不能在司法官那里得到伸张，犯罪者却越来越多。诏令把五刑交杂使用，皇上每年亲自审理数千件狱案，而爱惜生命的德意已经泯灭。让刀笔小吏处理诏令文书，皇帝的言语又涉及无休止的苛求和琐碎事务，政体因此受损。参罚都集中在钱粮上，官员更加贪婪，吏员更加横暴，赋税更加拖欠。刑罚敲扑繁多，百姓生活困苦；严刑和重赋交相逼迫，盗贼于是日益兴起。设置总理大臣，使臣下的职能变得薄弱；派遣监视官，使封疆大吏的责任变轻。督抚没有权力，将领日益懦弱；武官废弃法纪，士兵日益骄纵。将领懦弱、士兵骄纵，于是朝廷的威令也一并穷困于督抚之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尺〕 朝廷限定期限催征赋税，军中却天天杀害良民来报功，使百姓更加陷入涂炭。若有一天上天启发圣明的心意，撤去总监的职任，慎重选拔守令，下诏招募贤才，收敛酷吏的威势，施行革新的教化，正好可以和一两位大臣洗心革虑，以联结君臣之间的和谐交往；没想到君臣相遇竟如此困难。得到一个文震孟，却因一篇单独的奏辞便罢免他，使大臣失去同心协力的情谊；得到一个陈子壮，却因过于刚直而获罪，使朝廷失去直言相争的风气。这关系到国体和人心，绝不是小事。陛下必须体察上天爱护万物的心意，以敬天为本，而不只是依靠风雷灾异；必须念及祖宗鉴戒古制的深意，遵循祖制而不轻易改作。用简明扼要的方式发布政令，用宽厚仁慈的态度培养人才，用忠厚之道培植国脉，发行政令、施行仁政，收拢天下离散涣散的人心。此外还应撤回内廷派出的清扫差役，纠正懦弱将帅失律的惩罚，慎重办理宗室改授官职的途径；派廷臣携带内帑巡行各郡国，作为招抚使，赦免那些无罪而流亡的人；在险要处陈列军队，坚壁清野，听任盗贼偷偷回来归顺。除了诛杀首领之外，或许还可以不杀一人而结束这场战事，何必等到炫耀武力呢？奏疏呈入，皇帝非常愤怒，后来怒意消解，下诏诘问，说大臣议论政事应当顾全国家、体察时势，不应把过错归给朝廷以博取名声，同时又嘉奖他的清正直言。弹劾温体仁的奏疏【崇祯九年】刘宗周 臣私下认为，己巳之变，误国的只是袁崇焕一人，小人们却争相发泄门户之怨，把异己者一概说成袁崇焕的同党，天天制造流言，依次排斥他们。从此小人进用而君子退避，宦官掌权而外廷逐渐被疏远；文法日益繁密，欺骗蒙蔽日益严重，朝廷日益败坏，边防日益毁坏。今天的祸患，实在是从己巳年以来酿成的。况且张凤翼在中枢任职时失职，却让他专门统兵征讨，这如何使王洽之死得到交代？丁魁楚等人在边境失事，却只责令他们戴罪任职，这如何使刘策之死得到交代？各镇前来勤王的军队，争先入卫的有几个人？却没有听说有人因逗留而受到诘责，这如何使耿如杞之死得到交代？如今竟要把二州八县百姓的性命，结成一个轻率敷衍的局面，那么朝廷中那些累累若若、侥幸没有获罪的人，又如何向韩爌、张凤翔、李邦华等或被戍边、或被罢退的大臣交代？难道从前因为他们是异己而加以排斥，如今就不难因为是同党而彼此包庇吗？臣由此知道，小人祸害国家，是没有止境的。从前唐德宗对群臣说：‘人们都说卢杞奸邪，朕却一点也没有察觉。’群臣回答说：‘这正是卢杞之所以奸邪的地方。’臣每每反复思考这句话，认为它是为万世辨别奸邪的要领。所以说：‘大奸似乎忠诚，大奸佞似乎可信。’近年来，陛下厌恶私下交结，臣下多凭告讦而进用；陛下录用清廉守节之人，臣下多凭曲意谨慎而容身；陛下崇尚勤勉振作，臣下便奔走迎合，把顺从当作恭敬；陛下崇尚综合考核，臣下便在琐碎细节上吹毛求疵，以显示精明。凡是这些表现，正属于似乎可信、似乎忠诚的一类；推究他们的用心，无不出于自身和家族的利禄。陛下不察觉而任用他们，就会把天下的小人聚集在朝廷之中而不自知。天下即使缺少人才，也不至于全部出在宦官之下吧？可是陛下每逢缓急，总要把重任委托给宦官。三协有宦官派遣，通津、临德有宦官派遣，又加派与总督同等体统的宦官总督。既然由宦官总督，设置总督还有什么意义？总督没有权力，设置抚按又有何意义？这就是拿封疆大事作试验。况且小人总是互相勾结，小人彼此援引抬高；君子却独自高傲自守，与众不同。所以自古以来，任用小人的君子最终没有党羽；与小人结党的君子，陛下如果真想进用君子、黜退小人，决定治乱盛衰的关键，却还要让宦官参与牵制，这就是明白表示偏袒一方。有明白治理之道的人起来争辩，陛下即使不采纳他的意见，又何至于连他本人也一同驱逐？御史金光辰竟因此被驱逐，仿佛唯恐伤害宦官的心，这尤其不是向天下显示公道的做法。至于今天刑法政令最为悖谬的事情：成德是傲慢的官吏，却因贪赃之罪发戍，这如何整肃惩治贪官的法令？申绍芳做了十多年监司，却因没有根据的刺探罪名发戍，这如何彰明抑制争权竞逐的典制？郑鄤的案件，有人因诬告而获罪，这如何显示敦厚人伦的教化？这几件事，都是故辅文震孟借此援引法令、追究根由，仍沿用从前排斥异己的老办法；朝廷诸臣无人敢说，陛下也就无法知道。唉！八年之间，究竟是谁掌握国家大权，才到了这种地步？臣不能指名首辅，温体仁就是这个人。《诗经》说：‘是谁制造了祸害的阶梯，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说的就是温体仁。奏疏呈入，皇帝大怒，将他斥退为民。弹劾温体仁六大罪状的奏疏【崇祯九年】傅朝佑

译臣私下认为，陛下在边境告警时，特意选拔温体仁入阁；温体仁却不按正道侍奉君主，专门致力于刑名之术。他窥见陛下有意振作，便借此快意报复恩仇；窥见陛下崇尚精明考核，便借此扩张自己的威权福柄，这叫作得罪天子。凤阳、昌平是钟灵毓秀之地，温体仁却从未预先筹谋防备，致使两地失守、陵寝震惊，这叫作得罪祖宗。调和天地、辅佐政务本是三公的职责，温体仁做宰相时，日月交蚀、星辰失序、风尘雾霾接连出现，四方不断报告灾害，年年歉收，地震河决，城池陷落、水井干枯，他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天天寻求恩怨、图谋报复微小嫌隙，这叫作得罪天地。强敌逼近国内，大盗四处兴起，高丽早晚也将陷落，温体仁却冒领赏赐、冒受恩荫，导致内外离心，由此而来，这叫作得罪封疆。温体仁的儿子被复社排斥，诸生招募人手纠察弹劾，株连不止，而且延续了七年；又议论裁减茂才，国家三百年来选取士人的制度，一旦毁坏在温体仁手中，这叫作得罪圣贤。同生于天地之间，谁没有本心？温体仁自有心肠，却偏偏要残害忠良。如今文武臣僚有好几百人，成排地被关在监狱中，天良完全丧失，这叫作得罪人心和人性。君主辨别奸邪在于明察，君主去除奸邪在于果断。伏愿陛下大施明断，迅速罢黜温体仁；不要认为天变不值得畏惧，不要认为百姓的议论不值得体恤，不要认为群小的逢迎一定可以任用，不要认为自己一人的精明一定可以依靠。大赦天下，废除苛政，或许可以解除百姓倒悬般的困苦，达到太平。奏疏呈入，皇帝震怒，将他除名交给司法官审理；审理超过一个月，温体仁也被罢免。劝谏命钱士升回籍的奏疏【崇祯九年】詹尔选 臣私下认为，辅臣钱士升引咎请求罢免，立即奉到回籍的谕旨。臣下之所以不肯进言，根源在于不肯离职。辅臣肯于进言，也肯于离去，臣实在为此感到荣幸；只是不能不替朝廷惋惜这一举动。璡以非法之事诱导皇上，这个端头一开，大乱就要到来。辅臣忧心如焚，忽然奉到改拟诏令的命令，于是坚持上奏。皇上正来不及嘉许他，难道反而怀疑他是在疑君求誉吗？臣下无故怀疑君主，不是忠臣；若说自己的君主所做的一切都绝对正确，只是容悦君主、借此博名，也一定不是忠臣。臣下以沽名为耻，本来不敢这样做；但君主如果不用名誉来鼓励天下，使臣下尸位素餐、保全宠禄、少廉鲜耻，也一定不是国家的利益。况且如今天下怀疑皇上的人已经不少了。将领骄纵、士卒懒惰，尚方的命令不能奏效，亿万百姓的性命徒然供武夫贪功冒领，这可能让人怀疑朝廷过分崇尚武力。把穿札甲和执笔作文一同考核，不合格的便不予录用。人们看见卖牛买马、削弱德行而只求齐集力量，徒然使强盗混迹道路，父兄不能保证子弟安全，这可能让人怀疑朝廷轻视文治。免除朝觐的说法推行，是皇上想要减轻百姓困苦；但有人却怀疑朝见君主的大义还比不上数万路费的钱财。驳问之事繁多，是皇上想要惩治奸顽；但有人却怀疑明令启奏的刑书，几乎造成刑罚加等的混乱。君子忧虑驱策臣下不得其当，小人害怕陷入牵连的门路太多。他们明知一切苟且的政令，有的暗自捶胸惭愧悔恨，有的当众叹息哭泣。辅臣不过是偶然因一件事替天下发泄愤懑，却竟然忧郁离去。恐怕今后的大臣再也没有敢进言的人了。大臣不敢进言，小臣就更加难以指望进言了。如今天天向皇上进言的，只有那些苛细刻薄、不识大体的人，似乎忠诚正直，实际却像狂人痴人一样。事情成功时便挺身出来招摇，失败时便隐藏身形逃窜；他们惊扰人心、迷惑视听，破坏既成法制，酿成潜在忧患。天下的事情还怎能忍心再说下去？祈请皇上以远大目标存放心中，以简约安静作为法度，要求大臣履行辅弼纠正过失的职责，形成言官敢于进谏的风气。宁可献纳可行之策、替君主纠正错误，不要借口圣明独断来掩盖圣主的谦逊冲和；宁可进用礼义之士、黜退无义之人，不要借口君恩尚未报答来掩饰引退迟滞。臣愚昧，实在不能不恳切进言。奏疏呈入，皇帝震怒，当面反复诘问，罪责几乎不可预测。诸大臣竭力营救，皇帝才命他拘系在直庐，削除仕籍离去。不可轻信招抚流贼的奏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 臣谨据职方清吏司案呈：本部在七月间连续接到塘报，称流贼八大王在襄阳等地与百姓相互交易，公开设局打造军器，又每天制造战船，积累到一百多艘等情形。根据这些情况，已经移文通知总理，秘密察看实际情形，招抚与剿杀可以交互使用，但必须防备意外，不要落入敌人的圈套；并移文通知江、楚、凤、应、皖以及操江等各处抚臣，严令所属镇、道、府、县在各处要紧地方加强防备。上述事项已经到达本部，因此相应具疏题奏。臣查流寇蹂躏中原，至今已有十年。皇上锐意荡平，授予理臣熊文灿征讨大权，十二万军队、二百多万军饷，不惜竭尽海内百姓的财力和九边军队的力量供他指挥，本来是要摧毁、清除贼患，使其荡然无存，绝不是让一个招抚官豢养他们这些祸根，以求苟且应付。从来治理盗贼的方法，一是剿，一是抚，权宜之时可以兼用，形势上却难以偏废，谁不知道这一点？但先剿后抚，是对方求招抚，而主动权在我；不剿而抚，是我方求招抚，而主动权在对方。主动权在我，就可以自由操纵；主动权在对方，叛服就不会稳定。况且招抚无效已经不止一次了：招抚这个人，另一个人便叛乱；早晨招抚，晚上又反叛；表面接受招抚，暗中却仍反叛。这不是招抚之事本身局势多变，而是没有通过剿杀来控制他们的性命罢了。如今楚地贼寇张献忠据守此地，臣在最初的奏疏中认为他是真心输诚，终究没有别的异志；果真如他所说，就应当解散徒党，卖掉刀剑，安心耕种，即使愿意随营效力，也应当卷起铠甲、收藏兵器，静听调遣。可是如今人员并未解散，队伍和器械也没有撤去；本人靠土地供给粮食，靠商人供给资财，占据陆地之后又打听水路，买了马又重新造船。道路上流传的消息，还有更加不堪说的。这说明他的叛逆苗头深不可测，正在伺机猖狂逞凶，难道只有智者才看得出来吗？理臣身负抚治之责，或许在进退取舍之间另有驾驭他的办法，决不会至于把贼患遗留给君父忧虑。然而当局者容易迷惑，偏听偏信而不能明察；倘若把祸患养大后突然溃决，贼寇乘风破浪而来，再加上江北旱灾蝗灾，流亡者遍布道路，饥寒之人容易响应，等到局势决裂、谣言四起，后悔不及，哪里还来得及呢？臣已经秘密发布文告，严密告诫沿江各地，等他来时设法消灭他，但仍担心千里长江处处可以利用，顺流横渡，哪里都无法预知；况且贼寇狡猾多端，真假难以辨认，可能让人装成商贩，把船伪装成商船，穿着白衣摇橹，一旦突然发动袭击，难道可以不预先防备吗？伏请皇上严厉责问理臣：既然担任剿贼之职，为什么剿贼不力？兼任抚治之职，为什么抚治不能有始有终？

译应当在事态已经残破之后收拾残局，在祸患尚未显现之前消弭它；即使臣的话说得过分一些，边疆事务仍然有利可图。请求一并敕令江、楚、凤阳、应天、安徽以及操江各抚臣，严令督促道、镇、府、县设置舰船、训练兵士，派人远方侦察、秘密巡哨，层层部署。再令关使设法稽查商民船只，分别编定字号，不要让他们乘机暗中窥探。或者调水师一旅，扼守江、楚之间，以挫败贼寇的奸谋。臣想朝廷一定会及早筹划此事。伏祈圣上裁决施行。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交该部审议具奏。这样的直言应当保存，这样的人才实在可惜。奏疏，崇祯十一年，范景文。臣在南国任职待罪，混迹于官员班列之中，不能有所建言来辅助圣上的治理，日日都怀着惭愧恐惧之心。只是从邸报中恭敬地看到，皇上精神明察、致力于治理，侧身空席以求贤才，早起晚睡，急切地想使天下达到三代以上的盛世。然而流寇声势炽盛，不能立即使君王一人的心愿得到安慰。近来枚卜大臣，广泛咨询、博访贤能，甚至下诏使天下沐浴恩泽，曲意垂询，特意选定五位大臣，让他们担任辅弼。求取人才如此诚恳，选择人才如此慎重。可是兵部尚书杨嗣昌忽然从服丧期间首先接受了白麻诏书。想来是因为内阁中没有熟悉军旅事务的人，而他长期经历边疆，通晓边情，一定能够洗雪耻辱、铲除凶敌，立即制定平定天下的大计。天下人无不明白皇上是不得已才起用他的。辅臣从入仕掌管枢务，到后来执掌政事，多次上封事，屡次请求按照礼制服满丧期，情意和言辞都十分悲切，声泪俱下，最终敬畏皇帝的诏言，迟疑徘徊后就任辅臣。天下人也大多明白他不得已而接受任命的心情。于是词臣黄道周等坚持义理，在朝廷上据理力争，不怕再三进谏，以至于仰面触犯皇帝的威严，最终也没有回避。有的人说，辅臣从前夺情起复，还可以依据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来申辩；到了现在却没有这样的处置办法，难道还能够不得已而争辩吗？一时之间，群臣的议论都感到痛快，圣明的君主和正直的臣子，直到今天又看到了。皇上必定会欣然嘉奖采纳，因为爱惜人才、救济急难，暂且采用一时的权宜办法并无妨碍；但制定法令、流传后世，仍应当保存万世不变的常经。听取言论、任用人才，朝廷两方面同时实行而不相冲突，谁敢不服从？可是我们恭敬地接到严厉的诏旨：黄道周降六级调任外地，何楷降二级调往别的衙门，林兰友补任但降级，刘同升、赵士春都各降三级调任外地。天下人这才开始彷徨疑惑，难以抑制私下的忧虑和过度担心。因为最难得到而最容易失去的，是人才；最难振作而最容易衰败的，是士气。山河大地所孕育的人才，灵秀并不会永远集中；祖宗所培育的人才，也只有在一定时候才能发挥作用。即使现在把服丧中的棘人置于鼎元这样的要位，也正是因为人才难得。像黄道周等这样的少数人物，任用他们还怕太迟，抛弃他们又怎能得到他们的效用？如今却共同推举已经成熟的果实，反而叹息只能抱住藤蔓。这就是我们为人才感到惋惜的原因。古人说：平时没有敢于直言进谏的士人，遇到大事时就少有能够守节而死、以身殉义的臣子，都是因为以气节为根本，全靠居上位者长期培养它罢了。而在任用或舍弃人才之间，实际上关系到天下的趋向。各位臣子的处分，在皇上看来不过是姑且表示创伤性的惩罚，用来振奋、磨炼他们。只是恐怕见闻不明察的人于是会认为朝廷有意厌弃直节之士，必然逐渐形成顽钝的风气，圆滑逢迎成为习惯，毁弃操守以求进用，这难道也是国家的利益吗？这就是我们为士气忧虑的地方。皇上天纵圣明，独自洞察万事万物的根源，难道会想不到这一点吗？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安定辅臣的心而取得他的效用。臣等认为，容纳进谏者，辅臣的心反而会更加安定。为什么呢？辅臣博通古今，自视俨然是豪杰，也知道如果违背清议、摧毁人望，就不能出仕而有所作为。仅从昨天接连上疏、剖露心迹，想向天下人表明对皇上的孺慕之情，以及皇上在平台召见对答时竭力营救黄道周等事，也可以想见他心中所存。皇上如果容纳进言的人，辅臣的心意就会得到昭雪；如果治罪进言的人，诸臣的名声反而更加显著。所以说，容纳他们正是为了安定辅臣。况且难道不可以看看往事吗？宋代唐介极力诋毁文彦博，文彦博却请求召回唐介，因此唐介的名声最终并没有高过文彦博。由此就可以知道，今天辅臣如何自处，以及皇上如何对待辅臣。依臣所听闻，黄道周立志要效法古人，学问卓有根基；清正的风操足以振起懦弱，见识洞察人情天理，忠义凛然，实在有把尧舜作为君主来期望的思想。何楷、林兰友都具有刚直的性情和坚强的气骨，虽遭百般挫折也不回头，如凤鸣于梧冈，一时被称为国家的祥瑞。刘同升、赵士春忠孝世代相传，成为当时的栋梁，曾经亲自得到皇帝选拔，无愧于科举功名，天下人都心悦诚服。能够得到这些人才，是因为他们以孤忠自许，独立敢言，不知道忌讳，又有什么可以依傍的呢？圣明的皇上或许也能看出他们没有别的私心吧？虽然他们持论不免过于激烈，稍稍有些直愚，但汉代朝廷所称的直愚之臣，没有谁超过汲黯，而淮南王的谋反最终依赖他的直愚才得以平息。至于公孙弘，不过是揭发隐私、振落羽毛罢了；那么，在任用或舍弃人才之间，难道能不慎重吗？以人事奉君主，是臣子最高的准则；辅臣的职责在于赞助辅弼，料想他一定会竭力推举援助这些人，以彰明皇上意料之外的行事。因此，希望皇上始终为辅臣留下余地，以宽宥这些臣子。臣等忝居九卿之列，按道义难以三缄其口，谨此联名倾吐肺腑，上奏请求，伏祈圣明裁察。臣等惶恐等待命令，实在到了极点。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大臣应当断绝私情、奉行公道，尊重君主、体念国家，为什么竟然依附权势、图谋名声，轻视一再下达的诏旨，搜罗材料共同上渎，明显属于朋党谋划。把持其主稿的究竟是什么人？着令范景文详细明白地具奏。弹劾马士英、请求依法严正处理的奏疏。崇祯十五年，马嘉植。

译臣谨此上奏。臣在答对皇上时，指责当权者把边疆大事当作儿戏，说的就是中枢大臣陈新甲。陈新甲的罪状，在长安道路上，连三尺高的孩童没有不唾骂的，哪里还用臣来一一列举？臣还是要正式揭露他的罪行，彰明国家法令，用来警戒天下后世担任司马的人。祖宗制定的三尺法，是用来治理天下的。如果功过不能分明，赏罚不能恰当，即使有熊罴一般勇猛的军队、百万大军，又有什么用处？陈新甲也有血性，心里难道完全不懂军事吗？他只是怜惜自己、不畏法令，苟且求得宽缓一死，大概是有所倚仗所以无所畏惧。陈新甲的心思，路人都看得出来。他以为登上兵部尚书的厅堂，不必讲求方略，不必讲求战守，不必顾念君父，不必顾忌舆论，自己另有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办法。看看此前成为宗庙社稷罪人、触犯千古清议的，是什么人？生前侥幸免于两观之诛，死后还被防止给予异等追赠的，又是什么人？天下的事情不过如此。衣钵相传，灯火便遥相照应。宁可辜负公家，也不敢辜负私门，这就是陈新甲败坏边疆的开端。至于抚臣、镇臣为了求成而损害威信、辱没国家，无论事情成功还是失败，都是罪过。即使把南山的竹子全部用尽来书写罪状，也写不完，姑且留下这个说法，等事情过去、议论确定之后，另行结成一桩重大的公案。臣只请就边疆失事来论他的罪。陈新甲使藩封沦陷，这是第一罪；祖宗留下的金瓯完整之地，一寸一尺都不能交给别人，如今却拱手丢弃，这是第二罪；叛将把自己的爱子护送出境，这是第三罪；把松山之战当作孤注一掷，却坐视不救，这是第四罪。至于他还有其他失策之处，应当革职，左迁并逃伏山中，形势已经如釜中之鱼，谁在替他附和？他因私人关系偏袒抚议，使祸患越养越大，这是第五罪。数年抽调训练的兵力，一次失败便全部丧失；战场上的白骨、水底的游魂，旗帜惨淡，含恨何其深重！是谁暗中往来传递意见，以致计划受阻而失败？如今朝廷门户震惊，事变难以预测，这是第六罪。臣平心而论，又何曾与陈新甲有仇呢？臣只怕姑息养奸，陈新甲之前已有陈新甲，陈新甲之后又会有陈新甲，天下的事情还能够说得上吗？伏请敕令法司审议他的罪状，大力振作皇纲，彰明国家法典，使天下后世的大法得以保存，边疆幸甚。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已经屡次有旨，交该部知道。国势危急，朝廷的筹划尚未确定。奏疏，崇祯十五年，马嘉植。臣谨此上奏。臣私下认为，治理天下，情况紧急时要先治标，必须看清眼前的利害；全面筹划，则必须观察天下的安危。内忧外患，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左支右绌，自皇上登基以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窘迫的。就像久病之人，千处创伤都已溃烂，百处孔穴一齐发作，及早请医生诊治还可能补救；如果仍然讳疾忌医，因循等待，一年又一年，一日又一日，必然会有一次错误导致大祸。过去说要在下雨前做好准备，如今雨已经下了，风雨飘摇、危急得难以支撑，却还把安然无事当作理所当然，安然自得而不知道奇怪。群臣在下方坐看成败，皇上独自处于上方的孤危之中，这真是可忧可惧、令人痛哭而不忍说，却又不敢不说的事情。敌人逼近门庭，而那些懈怠的人还说：“己巳、丙子、戊寅年，敌人进来也不会久留，逃走罢了。”却不知道丙子年比己巳年更严重，戊寅年又比丙子年更严重，到今天则更加艰难。试看看天下的大势究竟怎样吧！国内骚动不安，百姓望着房屋就想求食，纷纷揭竿起事，各处都已糜烂，十家之中有九家百姓想要作乱。万一一方乘虚而入、另一方乘隙而起，转眼之间就会措手不及。天下的事情还不知道结局如何，皇上应当召见廷臣，把所有掌管兵马、钱粮等事务的衙门逐一陈述对答，不怕反复讨论，不要让他们游移不定。依臣愚见，关门防务固然紧急，更应当全面筹划。各处关口难道不应防止冲突吗？天津、登莱难道不应防备游兵扰乱海上吗？漕运经过天津的水陆运输，难道不担心资助敌人的粮食吗？临清、德州难道不应设置重镇吗？囤积漕粮已有督催之人。至于水陆防务空虚，难道要张开嘴任人逞凶吗？群盗蜂起，山东东西、四川浙江以及江淮南北，势必难以抽调一旅兵力，应当如何援救？柳营的精锐、太仆寺的上等马匹，都丧失在关外，即使选派督抚，难道能凭一人之力作战，让徒步士卒白白迎击锋刃吗？叛将贺人龙等人跋扈无道，应当如何消灭？闯王、曹操如果卷土重来，汴梁难道不会被他们窃据吗？潼关上下、大河南北，对于粮饷道路和漕运道路，应当如何防守扼制？山东东西的咽喉要地应当如何扫荡？留都金陵如同丰镐，隔着一江水，能保证敌人不会乘风破浪，窥伺国家根本吗？仓库粮储已经空虚，万一事变难以预测，应当拿什么来供应军需呢？到了今天还不谋划，日后叹息又哪里来得及？兵法说：“使敌人处于被动，而不使自己处于被动。”又说：“先使自己立于不可战胜之地，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战胜。” 只是把有用的岁月白白消耗在无益的举动上，难道不是大错吗？皇上看到安定内政、抵御外患都没有成效，不得不向上天祈请，而臣认为终究不如赶快整治人事。臣恐怕斋醮仍不停止，对内损伤军民的士气，对外增加敌人窥伺的念头；几张符箓，难道能够抵御侮辱、折冲御敌吗？这件事应当及早下令停止。如果臣的忧虑没有错，召见廷臣，要求他们讲求实际成效，就是平定天下的一项重大关键。臣激切地等待命令，实在无以任此。奏疏送入后，皇帝留在宫中，没有发下。请求停止派遣部、科官员催办军饷的奏疏。崇祯十六年，倪元璐。臣谨此上奏：官员减少，责任就能专一；能够办事，就应当受到激励。臣谨慎地分条陈述简便而明确责任的办法，以加快输送军需。臣部急于催办军饷，关键在于严格考核成效。考核成效，就是明确知道此事有专门负责的人。既然责任已经专一，又另外设置官员来分担责任，这是教他们推卸责任。依臣的意见，催饷科臣应当停止派遣，催饷侍郎也应当一并罢免，即使分派催饷司属，也可以不再派出。因为臣认为，节省费用、爱护百姓的办法，没有比减少官员更重要的。派出一名朝廷官员，地方就要增加一番供应，百姓就要多受一番惊扰和畏惧，而最终并没有比抚按增加什么，倘若不辱使命，仍然是要依靠抚按来办。如今的巡抚，相当于古代大国的诸侯；巡方绣斧，就是所谓代替上天巡行视察的人。抚按不能办，还有谁能办？抚按都不足以依靠，又有谁值得依靠呢？停止朝廷派遣之后，抚按自然没有推卸责任的余地；但仍希望皇上特别重申严厉的谕旨，同时敕令抚按，尤其要把此事专责于按臣。因为抚臣事务还很繁多，按臣的威权尤其重要，应当一并命令按臣选派一名廉洁能干的推官，专门催办一省的军饷事务，并把他的姓名上报，使推官始终战战兢兢，知道上有天威监察。推官是州县所畏惧的人，而由他治理本地事务，就不会对地方造成骚扰恐吓。

译皇上把钱粮视为第一要务，应当考核按臣；推官是否称职，臣部也可以加以追问。如果确实没有拖欠，就给予减俸处分并征召入朝；否则按情节不同论罪处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皇上的天语必定胜过催饷官员的口舌，巡抚必定胜过外来的侍郎，按臣必定胜过巡行各省的给事中，推官必定胜过闲散机构中的分司官员。这就是臣所说的减少官员便能使责任专一。至于钱粮起运解送，职责属于藩司。过去州县有许多已经征收完毕并解送到藩司，却被部里参劾而受到重罚的，这是因为藩司不办理，或者解来的钱粮被挪作他用，或者委任了不合适的人，部里无从知道，只能参劾惩罚州县，以致群议不服，办事官吏灰心。现在请命令有司把钱粮解送到司，取得藩司开具的实际收讫印结，立即申报送到部里。臣部在文书到达之日，就在本官姓名下注明已经完成考核并评为优等，立即移文吏部记录；先前已经被降职处罚的，立即予以恢复。凡是收讫印结没有送到部里的，责任罚在州县；印结已经送到而银两解送迟延的，根据道路远近计算，归罪处罚藩司。坚持这样严格执行，赏罚就会分明，官员也不会荒废职守。这就是臣所说的能够办事便予以激励。帝王制定制度，贵在办法简明而法令可信。在百姓穷困忧苦的时候，办法越应当简明。然而执行法令却不取信于人，那么办法简明反而会成为引导怠慢的原因。臣所说的加快输送军需的办法，只有这些，伏候圣上裁决。奏疏送入后，得到批示：览看奏疏，内容简要直接，深得加快运输的办法，已经另有谕旨批示了。弹劾马士英的奏疏。崇祯十七年，刘宗周。臣私下思量，陛下从淮甸起兵而飞龙在天，实在是上天赐予陛下的机会；于是有人只因护卫圣驾略有微劳，便进入内阁、晋升中枢，获得宫衔和世袭荫封，却安然接受而毫不怀疑，这个人不是马士英吗？于是李沾夸大其词地谈论定策，挑动激怒朝廷大臣。刘孔昭因为功劳赏赐不均，发怒攻击冢臣，朝廷上喧哗，聚众争论，而群小也纷纷暗中兴起。借着知晓军事的名义，逆党就可以死灰复燃；放宽反正归顺的道路，逃亡的臣子就可以得到提拔，而阁部诸臣也将依次称病或辞职离去。朝廷内部的党争正在兴起，哪里还有空闲谋划河北的战事？立国的根本筹划已经疏忽，凭什么谈匡正攘敌的方略？高杰只是一个逃跑的将领，却把他奉为骄纵的爱子，渐渐有尾大不掉的忧患。淮扬发生失事，不难责罚抚臣、道臣来向朝廷交代，怎能不使他的骄横更加增长？这也是仰仗马士英庇护的结果。刘良佐、黄得功等将领各自都有旧日的防区，却把他们当作棋子一样任意安置，气势汹汹，形成彼此牵制的局面。后来又划分江北四镇来安抚他们，怎能不助长他们的野心？这也都是高杰一人倡导的。京营自祖宗以来，向来由勋臣主持，枢辅副职加以辅佐。陛下建国之初，却有任命内臣卢九德的诏令，那么马士英就不能推辞责任了。总而言之，战争和盗贼都从小人的同类相互感召中产生，而小人与宦官又往往互相勾结、里应外合。自古以来，从未有宦官掌权而将帅还能在地方建立功业的。只要陛下首先辨明阴阳消长的关键，派马士英仍督理凤阳，联络各镇，决定用兵的方略；史可法即使不回到中枢，也应当从淮河向北，巡视黄河以南，另设幕府，与马士英形成相互牵制的形势。至于京营提督一职，独断专行地将其废止，把这件事写入史册，就是今日第一等的美政了。奏疏送入后，福王下优渥的诏书答复，催促他赶快入朝。陈述当前政事的奏疏。崇祯十七年，刘宗周。臣私下认为，今天的根本大计，若不讨伐贼寇、报仇雪恨，就无法表明陛下渡江的决心；若不毅然决策、亲自出征，就无法振作天下忠臣义士的气节。第一，应当凭借险要形势筹划进取。江左不能只是偏安之地，请进而谋取江北。凤阳号称中都，东面扼守徐州、淮安，北面控制豫州，西面顾及荆襄，向南距离金陵也不远，请把它作为亲征军队的驻地，大小官员的铨选任免暂时在那里办理，暂称行在，稍稍保留臣子因获罪而引咎自责之心。从这里逐步进取秦、晋、燕、齐，一定会有响应而起兵的人。第二，应当加强藩镇屏障，以资助弹压。淮扬数百里，设置两名节钺大臣仍不能抵御祸乱，反而争先向南逃走，以致江北一块土地拱手交给别人。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却长期让家属乘船逃往远方，这是倡导逃跑。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便有把家属寄居江南的说法。军法规定临阵脱逃者斩首，臣认为一名抚臣和两名镇臣都可以处斩。第三，应当慎重爵位赏赐，以整肃军心，请分别审定各位将帅的封赏，哪些应当封，哪些属于滥赏？轻的收回侯爵，重的剥夺伯爵。既然左帅因收复失地而受封，高杰、刘泽清因败逃也受封，那么还有谁不应当受封？武臣封赏泛滥，文臣也会跟随；外臣封赏泛滥，宦官也会跟随。恐怕天下听闻后会离心离德。第四，应当核查旧日官员，以确立臣下的纲纪。燕京已经被攻破，有接受伪官而叛变的，有接受伪官而逃跑的，有奉命守卫封疆却逃跑的，有奉使命出行却逃跑的，法律一概不赦免。应当赶快分别定罪，作为警戒后人。至于散布南下的谣言、在顺从和叛逆之间徘徊的人，实在为数很多，他们必然会倡导歪曲的说法来迷惑人心，尤其应当诛杀绝灭。奏疏送入后，福王下诏优厚地答复，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将奏疏发付史馆。陈述五件政事的奏疏。崇祯十七年，刘宗周。臣私下认为，面对今天的时势，恭敬地陈述五件事：第一，修明圣政，不要贪图眼前的娱乐而忽略长远的谋划。国家不幸遭遇这样的大变故，如今纷纷兴作营造，似乎不再有恢复中原的志向：宫室土木日益崇丽，珍奇物品不断汇集，俳优杂剧纷纷陈列，宦官充满朝廷，执掌金吾卫的武臣满座，外戚贵戚接连而来，进谗言的人公然喧嚣，言路被堵塞，官常混乱。这就是所谓沉溺于眼前娱乐而忽略长远谋划。第二，振作王纲，不要因君主的恩宠损伤臣下的纲纪。自陛下即位以来，朝廷内外的臣工不是说自己是从龙功臣，就是说自己辅佐有定策之功。一旦向近侍推恩，左右近臣便趁机掌握权力；再次向大臣推恩，阁臣、部臣便可以兼掌权柄；第三次向勋旧推恩，陈乞恩典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第四次向武官推恩，边疆事务便被看作儿戏，内外呼应，动辄产生蔑视朝廷之心，彼此争强称雄，逐渐形成犯上而无等级的习气。礼乐和征伐之权渐渐不出于天子，这就是所谓防止君主恩宠过度而损伤臣下纲纪。第三，明确国家大义，不要让邪说锋芒危害正气。朋党之说，是小人用来压制君子的，酿成国家空虚的祸患，先帝末年的情形足以作为鉴戒。如今又替一两个首恶之人喊冤，至于那些前后因党争而死、因殉国而死的君子，仿佛还要继续加以杀戮。

译追究其中的缘由，只是因为起用一个人，动辄援引三朝旧例，排斥压抑旧臣；把私人交情看得重，把君主和父亲看得轻，自己树立党羽，却反过来把党羽之罪加在别人身上。这就是所谓助长邪说锋芒、危害正气。第四，端正治理之术，不要把刑名置于教化之前。先帝颇为崇尚刑名，然而杀戮的机运首先由温体仁发动，杀伐之势日益展开，天下充满怨毒。近来如惩治贪官，不经过审问查究，便仓促定下罪名；罪名尚未定下，就先追赃罚款。假如有像大禹那样好善的巡方官，却借成德之名来讨好权相，又有谁能辨别呢？又如职方司和戎政中的奸弊，沿途议论纷纷，即使卫臣也有不敢过问的，那么设置厂卫究竟是为了什么？只会使君主亏损最高的德行，损伤治理国家的体制，这就是所谓急于刑名而忘了教化。第五，巩固国家根本，不要因外部衅端酿成内部忧患。此前淮扬报告发生变故，不久高、黄二镇便出兵相攻。四镇额定兵额各三万，不用来杀敌，反而自相残杀，又天天烦劳朝廷出面讲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用十二万不杀敌的军队，索取十二万军队的军饷，必然是使国家穷困的办法。不稍加裁减抑制，只是一味加派横征，蓄养一两个像苍鹰乳虎一样凶猛的有司官员，便要让天下百姓为此受害。这就是所谓积累外部的衅端而酿成内部的忧患。奏疏送入后，福王下优厚的诏书答复，表示已经知道了。《御选明臣奏议》第四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