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史部第六。《玉坡奏议》《诏令奏议》类二【奏议类】提要。臣等恭谨查考：《玉坡奏议》共五卷，为明代张原所撰。张原字士元，是三原人，正德甲戌年进士，授官吏科给事中。因上疏议论时事，被贬为贵州新添驿丞。嘉靖元年召回复任，困顿坎坷达八年，但他的志向并未挫折，反而更加以慷慨直谏自许。比如《正殷通等升职世袭疏》《赵云升命疏》《选近习疏》《请逐太监萧敬二疏》《论锦衣卫朱宸等罪状疏》《寝杨伦职命疏》《停国戚张鹤龄等恩典疏》《停司礼监乞请疏》《论国戚张延龄等罪状疏》《论内宦提督织造疏》《论张璁、桂萼疏》，都竭力驳斥权贵宠臣，不躲避祸患，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如今都收载在集中。起初他被赐还原职时，赵汉与他同科进士，曾赠诗给他，其中有“碧桃雨露空千树，老竹风霜见一竿”两句，又有“回来龙剑星文在，迟暮提携得共看”两句。如今这些诗载在《汉渐斋诗稿》中。看这部文集，张原可以说确实没有辜负这些话了。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总校官：臣陆费墀。《玉坡奏议》原序。门人三原张维德、张维哲哭泣着捧来他父亲玉坡先生所作的各篇奏议遗稿，再拜说道：“我的先人因进谏而死，还有什么遗憾？可以不朽的事业，本来就在这些文章中清楚地存在。希望您惠赐一言，使我们把它们收藏在匣中，世世代代守护，这是孤儿的愿望。”我整理衣襟读这些稿子，感叹说：“这是多么危险的言论，多么危险的行为啊！这真是有道的国家啊！”玉坡先生名原，字士元，他的学问从童年便受到熏习，忠诚明亮则成于天性。正德年间考中进士，脱去布衣五个月后，授官吏科给事中。任官三个月，极力议论时政，上奏九天后，被贬为贵州新添驿驿丞。居住在新添期间，恰逢八年后皇帝继承帝位，便又召玉坡先生回来担任给事中。皇帝聪明仁圣，具有尧舜般的资质；玉坡先生也慨然把进谏诤言当作自己的责任，因此不顾颜面地连篇上疏，早晨听闻事情，晚上便上奏，匡正辅弼君德，指出政务的缺失，显扬进用忠良，排斥打击宠臣，弹劾邪恶官员。他的言论以正道为经而不迂腐，叙事详细明辨而不隐讳，气势奋发严厉而不软弱，操守廉正刚直而不屈曲。有人说：“难道不顾自身吗？”玉坡先生说：“只要有君主，哪里还顾得自身？”有人又说：“难道不顾家庭吗？” 玉坡先生说：“只要有国家，哪里还顾得家庭？”真是刚烈啊，真是刚烈啊！人的常情是，外界一有震撼，内心便会畏惧；开头一受挫折，后来便会沮丧。被热汤烫过的人，连菜羹也要吹一吹；自身受过震动的人，连邻近的事情也要戒惧，往往就是这样。新添是魑魅出没的地方，是豺狼猿猴聚集的巢穴。即使在那里住一天，也还会说不能忍受。玉坡先生却在那里终了八年，孤身远在万里之外，九死一生，他的忧患实在深重。可是他竟不畏惧、不沮丧，仍然正直敢言、挺立不屈，反而更加如此，岂不是因为这样吗？疾风吹来而劲草不倒，正有岁寒不改的心志；百般折挫也不回头，正如江水汉水必定向东流的本性。这才称得上大丈夫。虽然如此，朝阳升上天空，凤凰便开始鸣叫；神龙出海，祥云便照耀其景象。最后我又感叹说：“真是有道的国家啊！这是多么危险的言论，多么危险的行为啊！”嘉靖丙戌年孟冬十六日，兰溪渔石子唐龙作序。《玉坡奏议》原序。关中旧称“二王”：庄毅王守仁忠勇，端毅王琼清廉刚直。庄毅公在顺门攻击奸臣，声名震动天下。此后七十多年，三原出了张玉坡，渭南出了裴给舍裴云。所以关中有话说：“前有二王，后有裴张。”乔世宁说：“国家重视直谏之士，自刘健、李东阳以后，士人相互仰慕效法，比过去更加兴盛了。”玉坡先生甲申年的封事，忠诚愤激，坚守志向、委身国事，可以说是慷慨赴义的人了吧？倘若不是孝皇培养士人的恩德，以及当今皇帝容纳言论的气度，又怎么能像这样尽展志向、竭尽忠诚呢？然而我每次阅读玉坡公的奏议，没有一次不潸然泪下，大概是感伤做臣子实在不容易吧。玉坡公在正德年间，议论时政十二件事，言语多有触犯宦官权贵。当时宦官权贵掌握政权，所以玉坡公被贬到贵州，大概八年都没有被召回。恰逢当今皇帝登极，玉坡公才得以被召回，越发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于是竭尽所知，才有甲申封事。唉！像玉坡公这样成就声名、彰显气节，足以永垂不朽，到了这个地步，即使当天晚上死去也值得了！即使当天晚上死去也值得了！我多次经过三原，正好与三原诸位君子共同谈论玉坡公的奏议。他们说，文章辞采固然不必评论，即使只是其中刚正浩大的气概、明达高远的见识，也应当流传万世。总而言之，这些奏议正直而不隐讳，恳切而不迂腐，通达国家大体，切中当时事务，其旨意确实与端毅公的奏议相同。玉坡公年轻时曾拜端毅公为师，慨然怀有经世济民的志向，最终能够不辜负自己的志向，正是如此吧？本朝谏官像玉坡公这样的，才不过几个人。当时的君子无不悲伤、叹惋并仰慕他，想要听闻他的言论。我感伤的是，自甲申年以来，直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谏草一直秘藏而不能刊出，恐怕时间久了更加湮没无闻，于是替他检出遗稿。遗稿共四卷，平常办理事务以及共同上奏的稿子如今都删去了，只保存他亲自建言的三十多篇奏疏，大都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文章。读者由此考察玉坡公的志向事业，也就可以知道我所说的意思了。遗稿刻印所用的是湖广提学分司的一百多片刻板，是许少华先生遗留下来的。许先生任督学时，曾刻印五经和诸子书籍，剩下的刻板还很多；我便用分司每月的纸张费用充作工匠伙食费。刻成后赠给玉坡公的玄孙、县学生张侍，以传给后世。嘉靖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湖广按察司副使、奉敕督学耀州的后学乔世宁撰。

译钦定《四库全书》。《玉坡奏议》卷一。明代张原撰。《时政疏》。臣没有什么才能，错误地蒙受圣上的恩典，被提升到言官的职位。日月将要过去，臣没有丝毫可以报答，昼夜深深忧虑，谋划着想尽自己的心力；只是言语吞吐畏缩，不能自行尽职。臣私下认为，臣以进言为职责，以进谏为名义，上自朝廷，远至边疆，凡政事的得失、百姓的利弊，都是应当进言的；即使所说不能全部切中要害，也仍然胜过闭口不言。臣私下观察如今天下的事务，弊病因法令沿用已久而产生，事务又因时势不同而变化；广泛访问、熟虑深思，内心颇有感慨，激切进言的诚意实在不能自已。于是考察往古的道理，查考祖宗的法度，再联系当今的弊病，斟酌治理政事的适宜办法，谨慎地分条列出十二件事：首先是端正守令、选择将帅、审理刑狱、裁汰冗员，以使天下政务均平；其次是减少征敛、慎重工程、体恤士卒、明确赏罚，以顺应天下人的心情；接着是礼待大臣、广开言路，以汇集天下人的长处；最后是崇尚天道、增进德行学问，以端正天下的根本。言语虽然浅陋粗俗，事情却都切实；表面看来虽然浅近，实际效果却宏大。千虑之中偶有一得，便冒昧呈上。从前有乡野之人以芹菜为美味而想献给君王，寡妇无暇织布却忧虑君王和国家，这种恳切大概也与此相类似。[原文“误防圣恩”“防涘莫报”疑有缺讹，译文依文意处理。]恭请陛下逐项阅览选择，留意施行。至于臣愚昧无知，不懂得避忌，指斥时事，言语虽然直率尖锐，内心实在没有别的意图；还请陛下曲加宽容，不予谴责斥退，以此开通忠臣进谏的道路。臣面对这种激切战栗的心情，实在无法承受。现分条陈述如下：第一，端正守令。臣听说汉宣帝曾说：“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居田里，没有叹息忧愁怨恨的声音，是因为政治公平、诉讼得到公正处理。能够和我共同做到这一点的，难道不是贤能的二千石官吗？”由此可知，守令最接近百姓，任用得人，政事便公平、诉讼便公正，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任用不得其人，刑罚繁多、政事败坏，百姓就会多有忧愁叹息。然而其中运转调节的关键，只在于君主怎样激励督促。汉宣帝时，二千石官有治理成效的，便用玺书勉励，增加俸秩、赏赐金钱；公卿职位有缺，也立即征召入朝任用。唐太宗把刺史、县令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并在姓名下面注明政绩，以备考核升降。我英宗皇帝也曾趁天下各司官员朝觐之时，表彰才行超卓、政绩显著者，赐给衣服、纸币和宴席。这些都是调节督促、激励劝勉的办法。如今的守令，固然有端庄安静、慈爱和善的人，也有许多懦弱无能、卑污鄙贱之徒，大肆贪婪暴敛，过分逞凶残酷，阿谀奉承成为风气，向权贵拜尘乞求宠幸，整天请托钻营，踮足等待升迁，谋划发动各种事情，全都是为自身打算。像这样的人，十个中常有七八个。然而他们来朝觐时，陛下赐宴、赐币，每次都按规定给予赏赐，最终却没有看到士风改变、吏治精良。臣认为，考察官吏的责任系于御史；御史的职务又被繁多的诉讼案件分散，力量受到地域广大的限制，他们不能把这件事办得精细，也是有原因的。伏望陛下在三年一次考察之外，再派遣每年巡行的使官，按照御史的职掌，专门访察守令，广泛采集公众舆论，不凭一个人的意见。如果遇到贤能者，不等他来朝觐，便立即加以褒奖赏赐，如同汉代郭贺的旧例；遇到贪婪残酷的人，不受考察年份限制，立即上奏罢免。对于污名特别显著的人，还应打破通常的调任制度，给予重大的公开惩罚，作为众人的警戒，以安定百姓生活。第二，选择将帅。臣听说，将帅是三军的主宰，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古代筑坛拜将，在宗庙告祭后授予兵权，推车送行，分授专征之权让他治理一方，正是因为重视这件事，慎重选择人才。太祖皇帝驱逐元人，统一天下，虽说是上天授予的机遇，但各位将领的功劳实在很多。当时任命将领，必先在众人中选拔，在闲暇相处中观察，审察他的器量见识，估量他的勇气谋略，然后才派遣。过去的事迹清楚明白，历历可考。如今担任将领的，多是穿着华贵、出身显贵的子弟，平日意气高昂，轻率地以通晓战阵自许；等到面对敌人、临阵交战，突然便恐惧害怕，有的逗留不进、玩弄敌寇，有的退缩以致败坏军队，志气消沉，手脚慌乱。何况他们平日威势不足以使远方之人服从，恩惠又不能安抚士卒，韬略没有听说，哪里谈得上智勇？像这样的庸弱无能之人，任用他有什么帮助？不仅无益于军事，反而还会损害国威。况且世上善于谈论用兵的人，没有谁超过孙武；他论述将领的五种品德说：智、信、仁、勇、严。不知道如今的将领，是否有一项具备？没有古人的一点谋略，却滥受将帅重任，臣实在寒心。伏望陛下广泛搜罗人才，慎重加以选察；在武举之外，另设贡举；在科举条目和考察之外，再设置采访官，使朝廷不被阿大夫的赞誉之言所迷惑，也不至于每天被赵奢之子的夸夸其谈所蒙蔽；没有实际参加战阵、屡经战事的人，不得授予节钺；不局限于边远地区，只有智勇著称、声誉卓著的人，才授予藩镇重任；不亲近左右近臣所偏爱而侥幸得宠的人。这样或许可以搜罗任用到合适的人才，使边疆有所防备。第三，审理刑狱。臣听说，治理天下，要靠政事来治理；政事又要以刑罚作为辅助；刑罚辅助政事，然后奸邪才能受到惩治，暴乱才能平息。这就是古代降下法典的原因；同时又必须依靠惩治百姓的刑罚，所以刑与政二者不能偏废。

译《尚书》说：“应当敬慎地对待你所审理的案件，以此使我们的王国长久。” 大概只有慎重使用刑罚，仁恩才能广泛融洽，足以培植巩固国家根本，所以掌管法令的人又不能不谨慎。汉、唐初年，立法十分完善；后来那些玩弄文字、施展深险心机，以及残酷凶暴、罗织锻炼的人，耗散了国家元气，致使天下喧嚣，丧失了百姓安居乐生的心志。只有唐太宗每次判决重罪死刑，必定命令复核三次、奏报五次，减少膳食，撤去音乐，确实知道人命极其重要，因而敬慎如此。我太祖皇帝在创业初期，便留心刑狱，删定律令，明白公布法令章程，反复告诫，始终不懈，曾说：“用法不恰当，就会使无罪的人受到伤害。”又说：“刑罚适当，百姓就不会受到冤屈压抑。”他又曾因案件审理拖延，在朝廷上责备辅臣，正是要垂示统一明确的法则，保存敬重生命、慎用刑罚的仁心。圣子神孙，应当万万年恭敬遵守。如今天下承平日久，法令弊坏，政务松弛，审理案件的官吏大多不依法办事，贪污自恣，贿赂如同市场交易，轻重由他们掌握，喜怒任其个人情绪；案件靠鞭打、杖击、拷掠逼供而成，处罚又因比附援引、议拟附会而各不相同。有时两个人做了同一件事却罪名不同，有时两个人犯同样的罪却处罚不同；有的案件一拖延拘禁就是十多年，有的事情一牵连就是一百多人。他们卖弄聪明、玩弄法律，深文巧诋；即使陛下不时颁下洗涤冤狱、告诫敬慎的诏令，恐怕也只成了徒饰文辞而已。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共同的法律。” 如今天下的法律到了这种地步，陛下认为它公平吗？法律既然不公平，还想使天下治理好，能做到吗？伏望陛下明令法司，重申并严格执行既定法典；对《大明律令》这部圣祖详定的法律，应当遵守施用而不得违背；对现行事例这类廷臣共同议定的规定，应当参考而不得失当。内外一体适用，不因轻重而任意妄为；大小案件都要合乎实情，不因喜怒而自行裁断；审讯判决要明白公允，使人不受牵连之冤；判决遣送要及时，使案件没有拘滞之枉。陛下也应当切实显示最大的信用，敬慎遵守祖宗法律，不实行曲意赦免；把宫中和府中视为一体，诚恳周至地体恤生命；重大案件谨慎做到三次复核、五次奏报，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这样或许可以使刑罚清明，奸邪平息，五常教化得到辅助，士农工商四民得以安定。第四，裁汰冗员。臣听说，《洪范》所说八项政务，以粮食和货财为首；孔子谈论政事，把使粮食充足放在首位；圣明的帝王没有不把这件事当作急务的。除非发生旱灾、水灾、霜冻、冰雹，否则上天所生、土地所养的物产，本来足以供应一年的使用。古代制定什一税法以限制征取，核算五谷收入以限制支出，设置百官俸秩以限制供养；其他府史、胥徒之类，也必定按照功劳和事务量来配备，原本没有浪费费用、因事设置人员而稍有冗员的情况，因此费用节省，公私都宽裕。我太祖皇帝既衡量天下各地的里程、地理，设置官吏，又因内府衙门设置工役，官员有固定名额，不至于冗杂；工役有固定人数，也没有滥设和奢侈。如今国家的费用，大多取办于东南地区。然而旱灾、水灾、霜冻、冰雹等天灾地歉接连不断，已经没有安定丰收的年份；再加上贪官暴吏贪婪剥削，像渔猎、蚕食一样侵害百姓，使百姓受到伤害、财物受到损耗，也没有留下多少余利，那么粮食生产的源头已经患病了。加上京畿之内，消耗粮食的人很多，有人巧立名目投充名额，趋赴办理而领取月钱；有人任意冒名顶替，凭借虚名领取月粮。一方之内，百姓、隶卒、工匠、士卒，没有一家不有人领取俸禄；一家之中，父子兄弟，没有一个不领取粮食。趋赴办理月钱，利益归于官府；冒名领取月粮，危害却波及粮仓。何况办理月钱所耗费的，仅是月粮的十分之二三，百姓之所以争着趋赴那里，本来就是因为这项利益。因此供役办事的人数比过去增加数倍，而征取的名目全都超过法制，物力怎么会不匮乏呢？伏望陛下遵循建国初年清明的制度，革除近年积累的弊习，严格制定法律禁令，大力进行简选核查。内外官员名额，确实因事务设置、势在不得不设的，暂且仍旧；如果事情可以不办，职位又属于冗余繁杂的，一律罢免革除。各种工匠，以及勇士、力士、校尉等凡是近年通过巧计投充的，全部裁减黜退；其中有占据名额、冒名顶替的，也一定依法追究惩治，以杜绝这种弊病。这样或许可以使漕运粮食充足有余，国家财政得到舒缓。第五，减少征敛。臣听说古书说：“百姓富足，君主同谁还会不足？百姓不足，君主同谁还会富足？”古代太宰以九赋征收财物，大府以九式节制财用，以九贡取得诸侯国的供给，以九府设置掌管财货的官员。汉景帝时，百姓每三十份中缴税一份；唐高祖规定，租、庸、调之外，不得横加征调。我太祖皇帝曾说：“每年的赋税有定额，而日常用度无穷无尽，费用如果超过限度，从哪里筹办？侵夺渔利、剥削百姓，都源于此。”他又曾因四方进贡而拒绝，认为：“四方的物产，都是百姓的财物，搜刮万民的财物来供一个人享用。”于是下令从今以后不许再进献。由此可知，百姓不可以贫困，弊端不能滋长，而那些希求宠幸、制造事端的人，应当设法堵住其源头。如今天下的征敛日益翻新，劝令输纳也日益增加，土地上没有遗留下来的利益，百姓没有遗留下来的力量，财政本应更加充足。然而一旦兴办一件事情，掌管国家财政的人往往就要报告财力匮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百姓贫困。百姓贫困有两个原因：一是守令贪婪残酷，二是地方长官进贡。国家近年平均摊派各种杂项输纳，层层出现、接连不断，大多是旧制度的十倍，而且全都由守令负责筹办。贪婪残酷的守令还假借这些名目为自己积聚财富，并且又比上供的数额多出十倍，这就是百姓贫困的第一个原因。至于地方长官进贡，其中的弊病更是说不尽：巧立名目，争相制造新奇物品，任意逢迎，以此表示孝顺。他们难道肯拿出自己的财物来尽忠吗？不过是从百姓那里搜取罢了。从百姓那里取来的，又是进贡给上面的数十倍，而真正供给上面的才不过一两分。虎狼般的暴行，没有什么可以遏制；填满沟壑般的贪欲，也没有止境。这就是百姓贫困的第二个原因。伏望陛下禁止守令贪婪残酷，丝毫不许擅自取用；制止地方长官暴虐征敛，不许擅自进献一物。执行这样的政令，要坚如金石；推行这样的命令，要像四时运行一样守信。务必使征敛有定额，赋税支用有定额，掌管数额有定制，官员进贡有定制。法令之外的征取不加在百姓身上，无名目的贡物不上交朝廷。这样或许可以使百姓财物不至匮乏，民心不至丧失。

译第六，慎重对待工程。臣听说，古人称赞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说他不耗尽百姓的力量。一个普通百姓的家庭，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儿女，一家数口嗷嗷待哺，都依靠一个人养活。如果让他整天劳作服役，却不能经营谋取一家人的口粮，那么他的父母妻儿靠什么供养呢？何况军士登记在军籍中，本来就是为了防御；设置京营，又是为了保卫王室、应付紧急情况。怎么可以让他们从事繁重劳作，耗尽他们的力量呢？平时没有战事，已经耗用他们的力量；仓促之间发生战事，又想让他们捐躯牺牲，以供一时之用。这样精力消耗衰竭，英气受到摧残，不仅不合乎法制，而且也不合乎人情。过去汉文帝想修建露台，已经召来工匠计算费用，后来又作罢；唐太宗想修建洛阳宫，已经下诏征发士卒，后来又停止。我太祖皇帝曾指着宫中的空地说：“这里并非不能修建亭台楼阁供游观享乐，只是担心伤害百姓的财力，劳累百姓的力量罢了。”这话多么伟大，万世都应当仰望。如今京城内外工程繁多，征调军夫，动辄以千人计算。即使不是紧急事务，也一概兴办；事情本来可以沿用旧制，却都务求改造重建。估算工程，有的本来一个月就可以办成，但任意拖延怠慢，常常到了整年还不停止。只是因循拖延岁月，假借督理工程之名，大肆索取财物。真正做工的能有几个人？而放纵懈怠的人往往已经超过一半；真正上工的能有几天？而停工的又有时历时很久。虚假的名声存在，实际功效却毫无验证。利益流入私人门户，怨恨归于朝廷。何况如今内殿即将营建，工程浩大，劳役繁重，大多要依靠这些人。事情如果不是不得已，假如不预先培养和保存力量，临到办事时怎么承受得了频繁征调？伏望陛下俯察民情，颁下诏令，重申命令有关部门，保养锐气、节省劳力，坐待重大劳役；共同谋划、合力办理，随时应付大工程。这样将会看到，当前大小工程全部停止，内外服役人员一概免除释放，或许百姓就有余力，乐于趋赴事务；奸邪不再发生，歌颂之声也会兴起。第七，体恤士卒。臣听说，乐于生存、厌恶死亡，是人的常情。如今驱使无罪之人，让他们披坚甲、负兵器，踏入必死之地，却要他们乐于前进、勇于杀敌，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只有上位者用心存恤，使他们平日能够实现吃饱、穿暖、安逸的愿望，不再有手持兵器、衣巾脱落的怨恨，这才可以。如果让他们劳役而不肯节省其力量，剥削他们而不能体察其心情，使他们跌倒困顿、憔悴不堪，却一点救济利益也没有，作为周身生活的资助，那么他们都会说：“我们冒着刀箭，顶着霜雪，捐弃生命，却连一天的安稳温饱都得不到，又何必自寻忧苦呢？” 因此怨恨仇雠就会不断兴起，作战防御也会丧失士气，这是非常可怕的。过去魏国的吴起担任将领时，和地位最低的士卒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食物，睡觉不铺席，出行不乘车马，亲自背负干粮，和士卒分担劳苦。赵国李牧驻守代郡雁门时，把市场税收全部送入幕府，用作士卒费用；每天杀几头牛来犒享士卒，边地士卒每天得到赏赐却舍不得使用，都愿意奋勇一战，所以能够战胜敌人、抵御外侮，所到之处都能成功。我太祖皇帝亲临战阵，深知其中艰苦，多次颁布诏令告诫，始终切实关注。曾因天气寒冷而想到沿边将士，加发衣帛；又制定优厚抚恤军属的法律，重申严禁克扣衣粮的规定，恩惠实在深厚。如今轮番上役的士卒已经疲于道路奔波，驻守边疆的士卒又苦于差役繁重，那么节省他们力量的办法已经没有了。加上统领将佐百般征收科派，巧立名目，下至草料柴薪也肆意搜刮剥削，直到榨尽他们的骨髓血汗。每月粮饷虽发下来，却从未能留下升斗来供养私家；上下层层索取，又牵连到余丁一同输纳办理。一家数口始终没有闲人，一个人要承担百般劳作，完全没有余力，人人没有重新生活的快乐，怀着终年忧患，那么养活他们生命的办法也就没有了。平时既不能爱护供养士卒以取得他们的欢心，那么临敌御侮时，怎么能指望他们拼死效力呢？伏望陛下重申旧有章程，严格制定约束，务必使统领将佐不敢贪婪残酷，使军队士卒得到实际利益。其中有玩弄法律、为自己聚敛财富、罪恶累积而不悔改的人，应当置于重法之下，作为千百人的警戒，绝不因内外、大小而适用不同法律、分列不同科条。这样或许可以使万众都像身披棉衣一样感到温暖，使边疆有载歌载舞的欢乐，勇气增加一倍，作战防御没有失误。第八，明确赏罚。臣听说，赏罚是君主用来激励天下的大权，不能不向天下昭示最大的信用。古代圣明的君王，奖赏一个人而使千万人受到激励，惩罚一个人而使千万人感到畏惧，大概是因为赏罚符合功罪：有功者知道应当受到鼓励，天下人也会急切地谋求效力建立功劳；有罪者知道应当受到惩戒，天下人也会惴惴不安地谋求修养自身以免获罪。因此掌握这项大权、向天下昭示信用，奖赏时要因为天下人都认为应当奖赏才奖赏，惩罚时要因为天下人都认为应当憎恶才惩罚。这样纲纪就会振作树立，政事就会得到整治，人心就会受到激励，治理的功业便可以完成。过去汉代张裔称赞诸葛亮说：“奖赏不遗漏远方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近的人；爵位不能没有功劳而取得，刑罚不能因权贵势力而免除。” 这就是贤者和愚者都能忘却自身私利的原因。唐代裴度也认为，平定藩镇、处置得当，能够使人心服，正是因此而达到的。我太祖皇帝曾说：“君主掌握赏罚的权柄来驾驭天下，必须做到极其公正。没有善行却加以奖赏，叫作偏私宠爱；没有过错却加以惩罚，叫作个人憎恶；二者都不足以用来惩戒和劝勉。”这话说得极好，确实是治理天下的龟鉴。如今天下的是非好恶不公，赏罚没有信用：有的没有功劳却受到奖赏，有的有罪却不受惩罚；有的已经处罚又予以赦免，有的已经奖赏又再次加赏。庸碌的人才被推荐升迁，往往还赐给玉带；微小功劳没有效验，却动辄封侯。恩典有时滥施给有年资的人，赏赐有时妄加给有门第功勋的人。希求传奉任用，逐渐滋生侥幸之心；请托乞恩，大大开启觊觎之念。政体松弛废坏，权柄向下转移。考察边疆战功，错乱尤其严重：足不出门庭的人，往往只凭挂名便得到赏赐；本人没有亲身经历战阵，却多靠迎合上意奏报功劳。舍生忘死抵御敌人的，有的还没有沾到恩赏；临阵畏缩的人，有的反而得以脱罪。按古法，功劳相差六级尚且不能免于贬官；如今即使导致全军覆没，也放纵其赎罪；虚构夸大侦察报告，大多想冒领功劳，甚至深深隐瞒事实，完全没有实际核查。士卒因此离心离德，边疆敌寇也因此横行。

译像这样的弊端，恐怕难以一一列举。伏望陛下重申章程，大力施展乾断，精确明白地执行赏罚，核实功劳勤绩。凡是施行的事情，必须公布公正的原则；奖赏不能让人侥幸获得，惩罚不能使人侥幸逃免。不要只作苟且应付眼前的打算，而要制定长久统一的规章。那些左右近习之人、拥有门第权势的人，如果阻挠公道、破坏法律，背弃道理、任凭私情，请托钻营、肆无忌惮，都听任有关部门拘捕并上奏。又如已经得到圣意批准、已有成命的事情，也听任科道官员参劾驳正，一律交付法司追究惩治。这样或许可以使公道彰明，国家大事有确定的准则。第九，亲近大臣。臣听说，君主是臣下的头领，臣下是君主的股肱。何况大臣又是君主精选擢拔出来，安置在身边，用来辅助君主、启发君主的，更不是群臣所能相比。既然精选擢拔他们，是要作为辅弼启沃的资助，而朝堂和宫阶威严森严，又限制了尊卑的分别；法制繁密，又阻碍了感情真诚相通。甚至朝廷的大计，虽然交给外朝群臣共同议论，却都承受了预先的示意，徒然让他们享有虚名，却不让他们在其中发表可否意见，那么先前的精选擢拔，难道只是用虚礼来尊崇他们、用高爵来羁縻他们而已吗？唐虞时代，君臣共同在一堂之上，或赞同、或叹息、或呼吁、或反对，彼此欢喜应和、接续唱和，就像家人父子一样亲密，情意和悦而彼此信任，几乎没有猜忌的嫌疑和隔阂疏远的弊病。唐代制度规定，天子召见大臣，在延英殿接见，从容坐着议论，过了一会儿才退下。宋仁宗在天章阁召见大臣，赐座并给纸张，让他们分条写明希望施行的事情。我太祖皇帝以及历代圣明皇帝，除正式朝会之外，也常在便殿不时召见大臣，闲谈询问；有时探究机务得失的缘故，有时考察民间隐微的实情。当时诸臣把这看作荣耀的待遇，都有记载可以考查。后来时事逐渐不同，礼意渐渐衰减，拘泥于外在形式的做法被忽略，君臣关系一天比一天疏远废弃。弘治年间，我孝宗皇帝因言官建言，也曾举用这种办法，所以当时政务修明，刑赏彰明，天下安定，治理教化美善。天下人直到今天还在思念他。伏望陛下尊重信任老成之臣，优厚礼待年高德劭者；每逢闲暇宴见时，特意召请他们入宫，省略外在仪文，抛开拘谨形式，从容赐座，亲切委婉地交谈，讲论经书，也谈到百姓的隐忧，商议机务，广泛探究事情的是非可否。该说的话当面说出、彼此听入耳中，秘密而重要的计谋也相互交流；使臣下感动、君上信任，务必使上下的情意彼此通达，内外事务都能周全知悉。这样或许可以使老成大臣竭尽忠诚，使上天赋予的资质更加增进聪明，于是君臣同心一德可以形成，各项政绩都兴盛起来。第十，广开言路。臣听说“君主圣明，臣下正直”，古人有这样的话。君主不是圣明，就不能容纳臣下的正直；臣下不正直，也不足以显见君主的圣明。因此，君主降低心志接受意见，是君主的德行；臣下冒犯君颜而敢于进谏，是臣下的忠诚。彼此相互需要，上下相互补益，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朝廷设置台谏官，称为掌管耳目的官署，正是为了扩大九重深宫的见闻，增益君主一人的思虑，使天下万事中原本不容易周全了解的，都能通过他们得到了解。如果因循沉默、闭口隐晦，不能把话全部说出，使天下事务因此败坏废弛，那么设置这些耳目又有什么用呢？这是不忠的臣子，不忠之臣应当诛杀而不赦免。又或者君主骄傲固执、自以为贤明，不能容纳臣下把话全部说尽，使天下事务因此败坏废弛，这就是自己堵塞耳目。过去汉文帝对于郎官、侍从官上书，疏奏即使没有读完，也常常停止车驾来接受他们的意见；群臣如袁盎等劝说即使十分恳切，他也常常宽容并采纳使用。唐太宗对于上书议论政事的人，都把奏章贴在宫室墙壁上，出入时省察阅览。我太祖皇帝即位之初，常常引导群臣使他们畅所欲言；进呈投递的疏奏，没有不全部阅览的，言论有可取之处，便立即赐予褒奖，欣然改正采纳，从来没有吝惜改变的意思，这大概就是成汤听从劝谏不违逆、改正过错不吝惜的心意。所以当时治理教化的盛况，可以同三代相比。如今天下政事的兴革、人才的任用舍弃，有许多值得进言的地方，人们也未尝不进言；但有的说得简略而不详细，有的迂曲而不切实。陛下一概宽容，听取采纳，没有违逆抵触，这是非常盛大的善意。然而进言的人虽然很多，却仍然怀有触犯君主威严的忧虑；陛下听取虽然勤勉，却仍有遗漏善言的感叹。伏望陛下广泛询问、博访众人，反复咨询，延请采纳，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开导臣下而求取谏言，和颜悦色地接受，虚怀安静地听取。务必使有想法的人都把要说的话说尽，进言的人都把自己的见解说尽，然后慢慢考察其可行与否，再赐予施行。即使有人所言不当，触犯忤逆、冒犯亵渎，也应当宽容优待，不加罪责。这样或许可以兼收天下人的善处，汇集众人的长处，使群臣的谋略全部得到发挥，各项政务都没有可议之处。第十一，崇尚天道。臣听说，君主是百姓的父母，天是君主的父母。子女有过错，父母就告诫训诲、规劝晓谕，严重时甚至鞭打责骂，无所不用；这都是因为父母爱子之心无所不至，希望子女早晚警醒反省，整饬自身、勉励行为，然后才停止。君主侍奉上天，实际也与此相似。君位称为天位，职责称为天职，百姓称为天民，都不是认为是君主自己所有，而必定把它们归属于上天；这是因为君主接受天地的托付，担任宗子的责任，理应敬奉上天、顺应天道，以尽到自己的职责。何况君主尊居九重之内，至尊无上，颐指气使，没有什么不能如意；如果不是上天在暗中监察并默默扶助，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敢做呢？所以灾祥、灾异到来，大概也是上天极其爱护君主，略微表示鞭打责罚、呵斥训诫的意思，用来告诫规劝，希望君主整饬自身、勉励德行罢了。董仲舒把灾异看作上天仁爱之心，诗人把不敢纵情游乐、奔驰放纵看作敬天，汉文帝因水灾旱灾和疫病下诏责备自己，宋太祖因久雨不止而早晚焦虑思虑。我太祖皇帝曾因时令不下雨，穿素服、着草鞋，步行前往祷告祭祀之处，铺设草席露天而坐，白天暴晒在太阳下，片刻也不移动；夜里睡在地上，衣服不解、腰带不脱，还常命令进用蔬食以及杂有麻麦的食物。他忧念百姓的心、诚敬事天的态度，万世都无可置疑。如今上天和大地显示变异，乖戾之气造成灾害，雨水和日照失调，日月出现薄蚀，星辰陨落，风雹震击，这是天道在上面失去清明；旱魃接连出现，大水淹没，盗贼遍布，边疆遭受侵扰，这是地道在下面不得安宁。不知道陛下认为现在已经达到天下安治了吗？还是认为还没有？如果认为还没有达到安治，那么整饬自身、勉励德行的事情，怎么可以就此停止呢？

译天地造成灾异，既然是显示仁爱之心，那么体察天道、守持正道，就应当尽力做出昭明答复的实际行动，来符合父母般的天地和万民的期望，以报答天地父母之心，这全在陛下自身去实行。臣认为，回应上天应当以敬意为本，而不在繁琐的仪式文饰；建立政事贵在真诚，也不取决于声音笑貌等表面形式。若能持守一个“敬”字作为感通上天的根本，积累一片真诚作为施政的基础，那么施行一项政令，就没有虚伪夹杂；推行一项命令，就没有反复二三；有忠信诚实的实际，而没有虚伪欺诈的过失。使这种真诚融洽于群臣百官之间，昭明显著于宫中内廷和临朝大廷之际。像汉光武帝把赤诚之心置于人腹之中，像唐太宗以至诚治理天下，那么一份真诚足以消除万种虚伪，一份敬意足以抵挡千般邪恶。天人之间感应的机制，迅速如回声和影子的反应，应当有不可欺骗人的地方。至和之气召来万物，万物顺应，灾气便不再成为灾害。从前唐太宗忧虑百姓缺粮，蝗灾没有造成灾害；宋景公说出善言，灾星便退避。这些都是以真诚回应上天，能够转灾为祥，已经实行并得到验证的事，请陛下明察。十二，增进德行学问。臣听说，君主的德行，是天下治理或混乱的关键。古代圣明的君王没有不把修养德行作为急务的，贤能臣子辅导劝说君主，也没有不把修养德行作为急务的。为什么呢？世上没有永远安治，也没有永远混乱。德行每天更新的人，能够使万国归心；仪法不差错的人，足以使四方诸侯归于正道。德行在严密幽深、无人知晓的地方暗中修养，却能在广博遥远的地方显著感通，其中感应的机制是不可欺骗的。然而德行修养得好不好，关键要看学问如何。高宗降低心志、及时勤学，以求建立功业；成王宽宏深密、光明兴盛，以求彰显德行。所以说：“明君把致力于学习作为急务”，意思正是如此。知道应当致力于学习，却不能使德行纯正的人是有的；但从来没有不知道学习却能够修养德行的人。知道应当修养德行，却不能使治理完善的人是有的；但从来没有不修养德行却能够把国家治理好的人。致力于学习却不能使德行纯正，可能是学习还没有达到境界，也可能是用力学习却没有掌握要领；修养德行却不能使治理完善，可能是德行还没有达到境界，也可能是修养德行却没有掌握要领。况且君主的学问，难道像读经书的儒生、拘泥章句的士人那样吗？只需提取大纲，阐发大义，审察治乱安危的关键，探究得失是非的根源，如此而已。我太祖皇帝创业之初，万般政务纷纷汇集，每天都取《论语》《洪范》等书来阅读，乐在其中而反复玩味。每逢儒臣在经筵进讲，往往命令他们尽心剖析；又命有关官署访求古今书籍，以供皇帝阅览。又深怕圣子的后代子孙把安闲逸乐当作垂衣拱手、无所作为，所以圣祖圣宗谆谆垂训，以大禹珍惜寸阴、周文王忙到没有时间吃饭为训诫，写入典册，传给后世。这些训诫如太阳照临天空，如水流行大地，凡有耳目的人都共同看见、听闻，是万世都应遵行而不可违背的。陛下即位以来，到现在已经九年了，虽然内心求治的念头一向十分迫切，但达到大治的美好成效还没有实现。想来，修养德行的实际功夫，或许还有可以进言的地方。臣伏望陛下念及祖宗托付天下的重大责任，思考天下人仰赖您的广泛程度，体察圣贤关于善于治理的言论，遵循皇祖传于后世的训诫，深居法宫，保持尊严而少出，清净心志、节制欲望，励精图治、反省过失；每天取《论语》《孟子》《尚书》等书，以及戈直的《贞观政要》、真德秀的《大学衍义》、陆贽的奏议，按照文章约束、义理撮要，择取其中的防范和义旨，时时赐览，以助长圣学光明盛大的益处。又选取其中切近而简要的内容，施行并反复验证，把它作为圣德高明的证明。对于骑射、射猎以及荒唐游乐、纵情享乐之事，绝对不要再有意去做。若身边受宠近习之人，有人拿这些事情迎合上意、逢迎引导，也一定要严加惩治，作为奸诈谄媚、不忠之人的警戒。如果这样做了而圣德仍不纯厚、圣治仍不美好，臣是不相信的。从前唐代贞观年间，一斗米只要三钱，刑罚也停止不用。唐太宗说：“这是魏征劝我施行仁义，已经见效了。”太宗一实行仁义，天下立即出现安定太平，因此，进修学问、修养德行而能够成就教化、达到治理成效，确实已有实行并得到验证的事例，惟愿陛下明察。《玉坡奏议》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玉坡奏议》卷二 明代张原撰写 《请求制止殷通等乞求升职并世袭的奏疏》臣听说兴府旗军中的军校、校尉、军人、厨役殷通等一千三百多人，都是因为跟随陛下起兵入继有功，蒙受恩典，填补为锦衣卫的食粮当差人员，各自又得到银两赏赐。他们却不知道满足，援引乔成等人的先例，联名上奏，又请求升任官职并世袭。近来给事中安磐论奏此事，陛下下旨令有关部门知道，谨此。臣仰察圣意，似乎并不是断然永远不肯给他们，臣因此再次冒死进言。臣认为，世袭俸禄是用来对待有功之人的，而常人若没有军功，官爵绝不可能轻易获得。这是祖宗悬置爵位赏赐、用来激励天下人的重要办法，所立法令极其严肃重大。边疆将士冒着刀箭，历尽艰苦，经历万死才获得一生，幸而取得敌人首级，然后把军功报到幕府，又在台部反复核验，转过一年又一年，甚至核验两三次，才仅仅增加一个品秩。如今殷通等人没有冲锋陷阵的劳苦，也没有丝毫功劳，只因为一时际遇，反而想得到可以世袭的官职，把自己同军功之人相提并论。臣恐怕边疆将士听到后会离心离德，一定会说：我们捐弃性命来求取官职，却未必能够得到；他们只是袖手旁观，侥幸就得到了。这岂不是朝廷认为我们的性命还没有一个官秩重要吗？陛下今后又将用什么来对待边疆有功将士呢？或者说，陛下将用什么来劝勉边疆有功将士呢？官职能够达到世袭，可以说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人数达到一千三百多人，可以说已经很多了。陛下曾经裁汰冗员、革除冒领功劳的弊端，如今无缘无故升任这一千三百多人，这种冒滥将会达到什么程度？陛下亲自行此事还没有多久，就又亲自违背它，失去天下人的最大信任，破坏天下的大法纲纪。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当初乔成等人开始请求时，假如陛下俯允，而有关科道、部司坚持上奏，削去他们的官秩并依法治罪，那么殷通等人今天援例请求，臣知道他们决不敢这样做。若说他们有扈从之功，是出于一时的特别诏旨，臣又认为不是这样。扈从之功，优厚赏赐金帛就够了，不必授予官职，更不必使其世袭。从前唐太宗时，秦王府的旧人中有很多没有升官的，颇有怨望之意。太宗说：“君王处理事情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所以能够得到天下人的心。如果不论贤能与否，只是直接说怨望的话，哪里是为政的体统呢？”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陛下今天对殷通等人，实际上是在向天下显示私心。陛下有尧舜那样的资质，也谋求尧舜那样的治理，然而所作所为反而低于唐太宗，臣确实知道这不是陛下的本心。伏望陛下重视天下公正的爵赏，割舍一时的私爱，下敕有关部门遵照先前的旨意：殷通等人只准照旧领取粮饷、当差和替补；对于此前已经升官并获准世袭的待遇，仍应追回。像乔成等人一样的，也一并查明革除。这样或许可以断绝后来钻营求进的人，使贪图冒领者没有援引的先例，而边疆防守将士也有可以企望的目标，知道受到劝勉而奋勇效力。臣怀着犬马般的恳切心情，为国家尽忠至极。《请求起用大学士石珤的奏疏》近来，掌詹事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珤奉命祭告阙里，顺道回家，便闭门称病，多次上疏请求退休。陛下接连颁下温和的诏旨勉励挽留，再三下敕吏部派人催促他供职。由此可见陛下优礼大臣、眷念元老、尊崇德望、延揽俊杰的心意，天下臣僚无不欢欣鼓舞，歌颂圣德。凡是有志于建功立业的人，无不仰首思奋，想要符合大圣人求贤若渴的期望，以贡献自己的才智。然而石珤退休的心意已经决定，他申述的言辞又十分恳切，似乎已经无法挽留。臣私下认为，有这样的君主，石珤怎么忍心辜负他，石珤又会是什么心情呢？大概是身处盛时便知道适可而止，是圣贤的格言；进退合乎礼义，是大臣的高尚情操。石珤的用心，或许正在于此。臣曾听说石珤为人刚正方直、清廉耿介，有坚定不可动摇的操守；公正忠诚、简朴宽厚，有果断而没有其他杂技的美德；学习有根本，不只是拾取口耳相传的言论；才干有实用，足以成为经世济民的资本。他的声名长期受到士绅公议的信任，他的德行一向符合百姓早已形成的期望。像石珤这样的人，遍求当世，也没有多少。陛下过去任用他掌理铨选，又提拔他进入内阁，天下本来已经称许他，陛下也已经信任他。如今怎么能听任他自行离去呢？天下还​​有二三位负有重望而居家的老臣，陛下已经留意他们，却还没有来得及任用。天下正认为圣明之世不会遗漏年老贤臣的缺憾，难道反而可以听任石珤离去吗？陛下身边辅佐、弼成太平之治的人，虽然已经得到合适人选，然而君子满朝、善人一同进用，自然足以彰显圣朝的美好，本来不嫌人才多。从前有人说：“正直之臣得到进用，是国家治理的表征。”意思是，进用一个正直之臣，固然还不能立即据此说天下已经大治，但拔茅连茹、任用一人而推及同类的道理，会使天下人受到感化，不约而同地归向正道。治理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治理的形势已经显现。假使君主在这时确实能够体察他的心意，不强行违背；充分发挥他的才能，不委屈而任用他，那么“期月而可，三年有成”的话一定不会落空。陛下难道可以认为石珤离去与治理无关，竟不按常理重用他吗？臣本来知道陛下一定不会听任石珤离去。臣敢再次这样进言，并不是为了向石珤求取谄媚。臣私下想到，扶植善类，是臣的职责；成就君德，是臣的忠心。何况老成持重、足为典范的人，确实是国家的栋梁；顺应天下的情势、安慰天下的愿望，更是治理天下、取得人心的重要道路。因此臣不避烦琐亵渎，详细地为陛下陈说这些道理。臣的本意并非向石珤求取谄媚。伏望陛下再次深思辅佐贤臣不易得到、实现治理不易达到，不要因为天语已经反复劝说而厌烦，也不要因为石珤奏疏接连不断而怀疑他怠慢。请再下敕吏部郑重谕告，仍遵照已经作出的决定，以大义责成石珤，务必使他赶快收拾行装上路，恭敬接受圣恩，同三四位元老一心恭敬办事，来辅佐圣德、光大圣化。陛下也应当扩大圣明的听闻，虚心任用并采纳意见，朝夕勤勉，不要三心二意、犹豫怀疑，共同保全亿万年无疆的基业。天下后世一定会歌颂陛下为中兴的贤明君主，石珤和三四位元老也能够成为中兴的贤相，这难道不是很美好的事吗？《请求撤销赵云升职任命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