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坡奏议卷二

译近来，皇上怜悯御马监太监赵山在藩邸侍奉勤谨，在他死时赐给他丧葬费和祭祀，又替他安葬，宽大浩荡的恩典已经达到极点。不久，少监王佐学为自己的弟弟和侄子请求官职，皇上便下旨准许升赵云为锦衣卫正千户。当时臣等所在的科道部门已经上奏说明不可这样做，奉圣旨说“已经升了，罢了”，谨此。臣等只恨平日诚信浅薄低劣，不足以感动圣心，言辞鄙陋污秽，不足以启发皇帝的听闻，辜负了祖宗设置官职、征求谏言以及以进言为职责的本意，低头抚心，面带惭愧而又恐惧。后来又想到，有关部门上奏列举此事，应该有能符合圣意的地方，希望还可以收回成命。及至他们极力进言、坚持上奏，又奉圣旨说“已经有旨了”，谨此。臣等相顾惊愕，不知该怎么办。赵云不过一人，他升官也不过一件事，似乎不应再烦扰皇帝的听闻。但这件事关系到祖宗的宪章、朝廷的名器、圣德的得失以及国事的是非，并非细小之事，不能只是缄口不言。可是此事不可行的理由，臣等科道和有关部门已经说得很详细，臣哪里还能再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话呢？臣私下想到，官爵是古代圣人治理天下的大法，所以以礼为根本来维系它，以义来实行、作为权衡，以信用来成就、作为栋梁；有品级制度来确定等级，有尊卑等威来区别名分。国家设置这些官爵，是为了使天下人奔走效力：贤能的人因有人占据它而受到勉励，劝导；不肖的人看到它而有所企求、仰慕。它的名义看似虚设，但国家由此得到的实际利益很大。从前人所说的磨砺世人、启发庸钝之才的工具，就是这个意思。太祖高皇帝时，臣下建立战阵功劳的，大多只赏赐金帛；有些功劳特别突出，不得已才授予一个品阶。如今的尺籍可以考查得很清楚。难道高皇帝是吝惜印信已经磨损，忍心不给人官职吗？实在是赏赐太多就会泛滥，泛滥后人们就不把它当作恩典；赏赐少了才显得尊贵，尊贵了人们才知道是恩惠。但一定要上位者自己珍爱、重视它，下面的人才也会珍爱、重视它。为什么呢？因为得到它不容易。否则随意给出，随意接受，给予的人毫不为难，接受的人认为理所当然，那还凭什么驱使天下人奔走效力？又何谈用它来磨砺世人、激励庸才？何况难道可以听任别人替别人请求，便立即答应吗？假如可以因他人请求而获得官职，人人都会钻营刺探、请托求情，抄近路、走险途，争相求得所欲。一旦打开侥幸之门，颓败的风气便会四处泛滥，他们只知道恩典出自自己的请求，却不知道还有君上。陛下惩治往年冒滥的弊端，曾经查核革除乞求升职、传递请求而升职的人员，天下正盼望仕籍澄清、纲纪振肃，以成就革新政治的治理。如今怎么又能答应赵云乞求升职，从而开创新例、扰乱旧典、失去最大的信用呢？赵山虽有侍奉勤谨之处，那也是他的职分本来就应如此；同战阵功劳相比又算什么？假如侍奉勤谨就可以算作功劳，那么陛下当初还为什么任用赵山呢？从前韩国昭侯有一条破旧的裤子，命人收藏起来，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珍爱一颦一笑，如今这条裤子难道只是一个皱眉或微笑吗？我一定要把它留给有功的人。”如今正千户是正五品，品秩为武节将军，俸禄将近二百石，更不是破裤子可比。陛下对它一点也不像爱惜破裤子那样珍惜，任意轻易授给没有功劳的赵云，见识就不同于昭侯了。科道和有关部门不肯迎合圣意奉行，而坚持进言请求，都是他们的职责。身居其位、领取其俸禄、承担其责任，却不能尽忠、履行职务，臣私下以此为耻。陛下又何必任用他们呢？如今臣等科道想履行职责，已经被认为不可；有关部门想尽忠，也被认为不可。陛下独自排斥群臣意见，安然认为可以而授予官职，那么臣等科道和有关部门的话就全都不值得相信了。臣等地位卑微、声望浅薄，言语不足取信，本来如此。只是想到尚书是陛下的喉舌之官，分别承担责任、替陛下治理四方百姓；而彭泽又是陛下因他的德业声望而特诏起用、平素特别信赖倚重的人，难道也不相信他的意见吗？那么陛下所信任的究竟是谁呢？臣伏见近日陛下批答内外臣下坚持进言的章疏，大多说“已经有旨了”，或者说“已经有成命了”，或者说“已经发落了”，并不只是赵云这一件事如此。这些话措辞似乎委婉，意思却十分严厉；情态好像顺从，实际旨意却背离。臣下虽然请求很多，但坚持得更加坚定；陛下虽未曾明白说拒绝别人，实际上却含有不容许别人进言的意思。这难道是陛下任用人才、采纳谏言的道理吗？照这样发展下去，最终必将达到认为臣下言论不值得顾虑的地步。孟轲说：“傲慢拒人的声色，会把人拒于千里之外，于是谄谀当面奉承的人就来了。和谄谀奉承的人相处，国家想要治理好，能做到吗？”臣之所以非常恐惧而不能停止进言，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前史官赞美尧的德行说“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赞美商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不吝惜”，至于汉高帝也说“听从善言如同转动圆物”，唐太宗也说“采纳劝谏如水流一般”。这些都写在简册中，传给后世，人们至今歌颂不衰。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偏偏不同于这些圣贤。如今议论政事的人都说，诏令从宫中直接发出，政令多被内廷干预，宦官窃取国命，奸佞宠幸之人专擅朝纲，政事靠贿赂办成，法令因私情而废弃，天下的事情渐渐不如当初的已有十二三项，而正德年间的旧路又多被重新走了。观察这次乞求升职的事情，正是其中一个表现。陛下聪明神圣，天下人钦佩仰望，唯独在这件事上还没有醒悟，竟甘心听信谄媚、接受欺骗吗？陛下去年即位之初，向天下广颁诏书，天下人扶老携幼前往听诏，都举手加额，欣喜地看到大圣人出世，并庆幸民间将要获得新生，真有“希望再稍等片刻不要死去，想亲眼看到德化成功”的心情。陛下今天为什么要怀抱姑息的小恩惠，背弃已经实行的大诏令，涣散已经得到的人心，毁掉即将成功的功业呢？伏望陛下为祖宗重视官爵，为朝廷珍惜名器，俯首采纳有关部门以国家为重的奏疏，特意撤销给赵云升职的官命，仍按照拟定的办法酌情免除他的徭役，使他世代承继赵山的祭祀，这样君主尽义、臣下尽忠，双方都能得当。臣又听说汉代诸葛亮告诫后主说：“宫中和府中都是一个整体，升迁、处罚、表彰、贬黜不应有所不同。如果有人作奸犯科，或忠诚行善，应交给有关官司论定刑罚和赏赐，以彰明陛下公平清明的治理，不应偏私，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臣更希望陛下修明太祖的旧典，继承孝宗的遗德，使宫中和府中不分彼此，刑罚和赏赐不采用两套法律，敦厚并彰明最大的信用给天下看。这样各级官员就有确定的操守，百姓就有确定的志向，恩典从上面发出，权力不向下转移，公平清明的治理应当可以实现。《平息盗贼的奏疏》

译臣奉命到香河县办理地方公务，经过通州，刚出城门，驿丞便禀报说：“前面发现了骑马抢劫的强盗，他们劫马伤人，请阻止臣前行。”臣再走三四十步，到达河东岸，有人报告说：“这是上班的官军，被四五十名盗贼所劫；盗贼各自骑马披甲，用刀背砍打他们，把官马劫走了。”臣又走了二十五六里，到达名叫甘唐庄的地方，又听说盗贼劫走了本地居民的马匹。臣再走十多里，到达宝林寺，又听说盗贼劫走了放牧的马匹，官军跟踪追赶，哭诉请求，盗贼仍把马丢还了。等臣返回通州，又听说当天盗贼劫走了张主事以及南京进贡内臣的船只、行李等物。臣私下思量，骑马抢劫的强盗虽然可以说每年都不曾断绝，但有时不过三五人、十几人，或者只在空旷无人的地方作案；遇到经过往来的官员，还知道有所畏惧而不敢侵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动不动就纠集众人，歃血结盟，披戴盔甲，排列队伍，在白天的大街上、州治和郊关之内，劫夺居民，阻拦行旅；公差官员也常常遭他们抢掠，甚至还敢抵抗官军、杀害民夫；有时写递字帖到乡村，约定前往抢劫，有时把话传送到官府，扬言要来报仇。他们每天巡行村落，遍处搜求富户供应酒饭，牵走牲畜；同党不断滋长蔓延，道路上到处横行，任意妄为而无人敢于过问，远近百姓惊恐疑惧，不得安宁，只能翘首踮足，每天担心他们到来。百姓困苦不堪，却无处申诉；上下彼此防范、隐瞒，不把实情上报。臣自从离开京城，屡屡听人说，前述强盗每次出动，有时四五十人，有时六七十人，总数共计不下三百多人。通州富河庄一带的村寨彼此连接，都是他们的巢穴；平家滩等地树林茂密，又是他们藏匿聚集的地方；固安等地如今也到处蜂拥而起。如果不早日扑灭，实在恐怕日久酝酿，又会像往年刘六、刘七、赵风子那样形成祸患。臣又听说通州五卫的巡捕官员平素没有勇气和谋略，大多怯懦无能；平时既不能率领军士及时设置警备、巡逻，发生事情又不见出动一名骑兵、发射一支箭，合力追捕；即使偶然遇到盗贼，也都争先暗中躲避，只说害怕盗贼把马抢走。分守指挥王兰是新近进用的人，承受着长期积累的弊病，众人没有预先归附他，办事处处受牵制；他立志虽勤奋，却坐视形成毫无防备的局面，何况只靠照看军队、租赁马夫，怎能谋求长久，力量又小、势力又孤单。因此不能成事。各卫掌印官既是各卫的统领，又负有地方责任，却反而自行分彼此，坐视旁观，安然自得，完全不放在心上，以致盗贼势力猖獗，肆无忌惮，一天之内多次抢劫，居民和行旅受害极多，京官和内臣也都遭受灾祸。何况通州地方本来就多盗贼，张四、张五、蒋傻子等如今又难以制服。王兰已经拘捕了张五的妻子儿女，张五也知道形势不能继续下去，但这已经激怒了他，使他更加积累罪恶，也是势所必然；因此缉捕的计划不能不赶紧办理。臣预料各卫官员必然会为自己开脱，说：“这些强盗像野猪突奔、猫头鹰张翼一样猖狂，出没无常；我军出动捕盗时，他们一定会预先知道并设法躲避。”他们却不知道，盗贼能够预先知道我军出捕，而我军却不能预先知道盗贼将要到来。根据事实、推测情势可知，侦察报告和防范措施没有周全，官员玩忽拖延、因循苟且的情况难以避免；官府知情而故意纵容的旧弊，以及民间窝藏盗贼、传递消息的奸行，大概也不可能没有。像这样荒废职守、败坏政事、姑息盗寇、养成祸患，情理都很可恶，法律也难以宽赦。何况小罪重罚以示警戒是人心常情，防微杜渐更是治理之道的当务之急。伏望皇上忧念百姓受害和地方大事，下敕兵部赶紧议定处理办法，务必寻求长久之策，以符合事情和形势的需要。五卫巡捕官员及掌印官员，是否应当一并通行查拿，依照律例从重治罪；或者暂时停止发放俸禄粮饷，令他们戴罪立功、限期严查，等到盗贼全部捕获后，再行奏请发落。分守指挥王兰，也请行文告诫，责令他以今后的功劳赎前罪。这样或许官府知道警戒，盗贼可以平息，地方能够获得安宁。臣先后与盗贼同行，彼此相距才三四里，亲眼看见、亲耳听到的事情就是这样。臣恐怕深宫之中的陛下不能完全知道其中详情，所以不避琐细，冒昧烦扰圣听；如果陛下肯俯身采纳，稍加施行，地方就十分幸运了。《修养德行以平息灾变的奏疏》臣见近来南京风雨异常，房屋被毁，树木折断，郊社、寝陵、宫阙也都遭受灾害；而且江水涌出泛滥，百姓多被淹没。陛下敬畏灾异，知道恐惧，连睡眠饮食都顾不上，至于亲自下诏，痛切地责备自己。臣仰见陛下效法祖宗、敬畏上天、畏惧天命、重视百姓，实在是非常盛大的用心。然而诏旨中没有说到臣等所陈述的时政缺失，难道陛下没有求言的意思，还是担心别人谈及陛下呢？即使如此，陛下纵然不许臣进言，臣的职责在于进言，难道能不说吗？何况陛下又谕令臣等一同修身反省、努力履行职务，那么臣所说的履行职务和修身反省，只在于尽力进言。因此臣冒死为陛下陈述一番愚见。臣认为，灾变不会无故发生，一定是由人的行为招致；天人之间的感应，比声音和影子相应还迅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每逢灾异，必定谨慎记载；虽然不明说灾异与事情的对应关系，但事应都存在于其中，有的是君主失德，有的是臣下乱政，有的是群小掌握权力，有的是后宫控制权柄，有的是边疆出现警报。人事在下感应，上天便在上面发生变化，事情与灾异相互响应，其中有不可欺罔之处。陛下秉有上等圣明的资质，具备中正和谐的德行，正值中兴之运，拨乱反正，天意和人心都归附于您，本应各种灾异消灭，众多祥瑞一齐聚集。

译为什么即位不久，就发生日精门的灾害？进入冬季后又有降沙的异常，郊祀之日又有掖庭的灾害。如今大婚刚开始议定日期，内局又发生灾害，南京还报告了这场风雨灾变。其他如湖广、江西的水灾，河南、陕西的旱灾，盗贼在京畿附近偷偷发生，敌人深入内地，还有许多不容易一一列举的灾患，陛下在清闲安适之时，也曾仔细思考、反观自身吗？经书说：灾异是上天仁爱之心的表现；又说：上天不说话，只用行动和事情来显示意旨而已。如今上天仁爱陛下，并非没有用意；用行动和事情来显示，也并非不明白。至于陛下因此警戒反省、仰体天意以答谢上天的仁爱，难道可以懈怠吗？臣恭敬阅读圣谕，陛下说政事乖谬，刑罚不当，百姓困苦尚未复苏，国事大体尚未确定，以致上天冲犯和气，昭然显示谴责告诫，这些说法似乎是对的。臣恐怕陛下能够说到这些，却还没有真正看见并实行；能够知道这些，却还没有完全查明其中的具体事情。圣谕又说，凡是关系到陛下自身的事情，要痛切反省。臣又恐怕陛下只是做些表面文章，却还没有得到纠正偏差、改变政治的关键办法，来作为实际反省的内容。为什么呢？臣听《诗经》说：“敬慎啊，敬慎啊，上天是如此明察，天命实在不容易承受。” 这是说天命不容易，人应当敬畏它。又说：“敬畏上天的威严，在这个时候保全它。”意思是天威可怕，人应当保全它。又说：“敬畏上天的愤怒，不敢嬉戏安逸；敬畏上天的变动，不敢放纵奔驰。”意思是敬畏、保全天意的道理，不可懈怠忽视。陛下侍奉上天，所采取的敬畏态度，果真如此吗？《尚书》说：“上天既然授予天命，就应端正自己的德行。”这是说端正德行以顺应上天。又说：“上天辅助有诚信的言辞。”这是说有诚信的德行，上天就会辅助他。又说：“只有先使君王归于正道，端正他的政事。”这是说平息灾变的办法，首先应端正政事。陛下侍奉上天、端正德行和政事，难道也是这样吗？天地虽然广大，也不超出阴阳；万物的化育运行，也全在阴阳。君主是上天之子，代天建立准则，他的一呼一吸同天地相互流通，精神运用同天地彼此契合。因此王道公正、修明，阴阳之气就调和，灾害便不会产生，百姓也会安乐；如果政治偏颇失去纲纪，阴阳就会错乱，于是发生大风拔木、泉水涌溢、妖火焚烧宫殿等变化，这些都是上天先向君主发出谴责警示。上天先行谴责警示，是上天仿佛在对君主说，希望君主能够醒悟，知道改正。如果对此不能醒悟、不能改正，上天就要降罪，祸乱也会随之到来。董仲舒说：“罪过在外，天灾就发生在外；罪过在内，天灾就发生在内。焚烧严重，罪过就应当重；焚烧轻微，罪过就应当轻。”如今一年之内重大灾异接连出现，而且都发生在宫禁之中，郊社、寝陵、宫阙也无一幸免，那么罪过应当很重，并且在于内廷，这一点可以知道。陛下从亲王藩邸入继大位，当初所以凝聚天命、取得人心，全靠登极时颁布的一道诏书。诏书所厘正的，大多是祖宗的旧典。陛下实行它才没有多久，冗员和冒滥增置仍同从前一样；爵位赏赐滥行给予仍同从前一样；刑罚因近幸之人而苟且免除，权力因左右近臣而向下转移，仍同从前一样；内阁不听从宣示诏令，府部不执行诏旨处分，台院不采纳谏议，也仍同从前一样；把诏书废为旧纸，把德音看作平常言谈，前后施行不一致，彼此互相抵触，完全不再考虑、顾惜诏令。这些都是政事违背正道、刑罚不当、百姓困苦未苏、国事大体未定的实际表现，也是上天冲犯和气、昭然显示谴告的原因。陛下只概括地举出这些情况，以及另外四件事，却隐藏了具体情形而没有揭发。这就是臣愚昧地认为陛下能够说到问题却未能看见并实行，能够知道问题却未能完全查明事实的原因。然而应对上天要靠真诚，不靠虚伪；要靠德行，不靠文章。如果只是照例举行旧有仪式，稍稍迎合人情，避开正殿、减少膳食、撤去音乐，便说是痛切反省，恐怕只是这样而已。臣恐怕上天明察一切，不容易被这些表面文章感动。正因为如此，臣又认为陛下还没有得到纠正偏差、改变政治的关键办法，来作为实际反省的内容。《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任意转动。”这是说坚守善道要坚定。《易经》说：“像汗水发出后不能收回一样发布大号令。”这是说号令如汗液流出，不能反悔。如今诏旨已经施行，随即又加以改变，这就是反汗，是坚守善道不坚定。这样还想求得天意回转、灾变平息，就困难了。伏望陛下以敬畏为主、建立真诚，整饬自身、勉励行为，端正德行以端正政事，顺应天道以祈求天心，扩大并彰明圣德，昭然远见而醒悟；体察乾元刚健的精神，奋发有为；总揽权纲，明辨并谨慎地处理政体；考察灾变与政事的应验，衡量当世的事务；追念先前诏书是取得人心的根本，认识到近日纷纷更改正是损害圣政的原因。请再次申明敕旨，近日各项事务凡有违背先前诏旨本意的，一律改正。臣先前所上奏疏中，已经由府部、科道论奏的，都准许照旧按案办理；要以信用使人坚定，以果断实行，不要因浮泛言论的似是而非而疑惑，也不要安于近日的姑息。还望陛下时时召见内阁重臣，俯身加以咨询议论，他们所作的启发辅佐，必定益处很多。六部大臣也请陛下特赐召见对答，使他们明白陈述自己的职责，能够充分说明事情的实际。陛下借此考核他们的功绩，也可以全面了解他们的人品；这样或许上下彼此信任，君臣同心同德，阴阳能够调和，政事能够治理，祥瑞能够招致，灾变无需特意平息便会自行消失。臣有幸充任谏议之列，却不能修明职守，不能辅佐宣扬圣德以招致天和，本来不可以说是忠臣，也不敢推辞罪责。倘若陛下因臣的愚见而稍稍醒悟，那么臣愚昧的报国忠心，或许可以在尘埃中略尽绵薄；而未尽职守的罪过，也或许可以在早晚之间稍得宽免。宗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选择亲近近习人员的奏疏》

译恭敬地想，皇上承继帝统、抚御时运，光大开启中兴，贬罚奸邪，整肃振兴纲纪。凡是正德年间左右近习中玩弄权力、收受贿赂、败坏政事、残害百姓的人，都已经依法典处。但那些过去漏网的人，有的还企图再次掌权；如今受到惩罚的人，有的又钻营关系重新起用，依附结党，盘踞扎根，势力已经逐渐形成，牢固得难以破除。他们大多安排名下的旧人，有的进入各宫担任答应，希望借用那些人的话，施行寻找空隙、挑拨离间的计谋。他们谋划得非常秘密，结交的人也非常广泛。谋划秘密，就会用隐秘计策和诡诈形迹，不容易察觉其奸；结交广泛，就会一人倡导、众人附和，有时足以欺骗圣听。即使皇上圣明智慧如日月，臣仍恐怕日子一久、人数一多，难以防范。况且如今市井之间传说这些人往往购买珠翠宝玩，价格飞涨，私自带入各宫进贡，称作孝顺，争奇斗巧，希望推销自己的伎俩，出入宫门完全没有避忌。皇上曾经下敕各门戒谕禁止，但这种流风还没有断绝，颓败的习气仍然存在，他们像老鼠一样潜伏、像苍蝇一样钻营，乘隙暗中活动。虽然皇上像天地一样没有私心，臣恐怕您重视而不愿违背太后的心意，也会因此不能彻底禁止。臣又听说，从前唐肃宗因为李辅国专横放纵，导致发生兴庆宫的事；宋仁宗听任守忠挑拨离间，终于造成章献太后的嫌隙。臣每次读史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对肃宗、仁宗二位君主感到愤恨。大凡小人献媚进谀，完全没有替别人谋划的心思，只是依附逢迎，求取眼前的宠幸；他们传递往来消息，编造言说，使彼此产生猜疑，日积月累，终于造成裂隙和祸乱的根基，这按道理是必然的。我朝武宗皇帝之所以不进入内宫，大概也是因为小人在其中挑拨离间，外人无法知道实情。不然，他为什么会如此漠然置夫妇之情于不顾呢？伏望皇上明察以往的事情，首先从正本清源做起，杜绝小人，使往年因罪被放逐斥退的人不再收用。如果左右近习中有人敢用花言巧语、粉饰言辞游说请托，就把他按奸党治罪；如果有人通过各宫传奉之人钻营，也应一概置之不听。还请再次下敕谕告内城各门及各宫门守门官员，凡遇内臣出入，务必查验腰牌，审问事由，不许放任先前罪人名下的人私自进入各宫，随意进贡。各宫大小内臣，也应禁止私下互相往来交接，以杜绝后患。如今正是册立中宫的开始，臣愚见认为，宫中所有答应和内臣，必须拣选谨慎厚重、老成持重的人任用；如果属于先前罪人名下的人，就应立即赐令退职罢黜，不得再留。可是拣选的责任，只适宜交给太监张佐、鲍忠等人，以责成他们用心办理。而太监萧敬已经牵涉奸党，恐怕也不足以信任。臣作为臣子的迫切至情，想到这里便顾不得忌讳，死罪，死罪。惟愿皇上俯察并采纳，臣不胜庆幸。《请求驱逐太监萧敬的奏疏》不久前，巡按江西监察御史程启充把宁王宸濠与太监萧敬往来的私信封进宫中，并借此上疏揭发萧敬的奸恶，奉圣旨令有关衙门知道，谨此。随后两京科道等官员接连上章弹劾，又屡次奉圣旨说“已经有旨了”，谨此。臣听说后非常惊惶，日夜思考，却想不出其中道理。罪行最大没有超过谋逆，情状最为可恶没有超过逆党。因此《春秋》显示不得怀有反叛之心的戒律，汉代法令制定诛杀不道之人的刑罚。太祖制定刑法，把这种罪比照十恶论处，并列入常赦不得宽免的条款，大概说的都是这种情况。陛下难道认为萧敬与宸濠往来，只是小过而可以轻易宽恕吗？宸濠本是宗室至亲，尚且削除宗籍、按典法治罪；萧敬是什么人，难道唯独可以逃脱罪责吗？陛下过去还在藩邸，距离这里数千里之远，不完全知道萧敬的奸恶，还可以推说不知。如今自即位以来，江西逆党招供的情况、宸濠簿籍中的记载，以及两京科道官员指实情、数罪状的奏疏，不下二三十道，那么陛下知道得已经很清楚了。如今却又排斥群臣意见，任凭自己的私意，不肯治萧敬的罪。不治他的罪还可以说，为什么又把他安置在左右，交给他机密政务，而且屡次赐下温和的诏旨勉励挽留？臣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况且萧敬承受历朝厚恩，不思考如何报答，竟敢树立私党，暗中谋划异谋，那么他得罪天下、得罪宗庙、得罪社稷，罪行就大了。陛下难道能对萧敬毫无疑心，内心却漠然置之吗？即使萧敬也知道自己为天下、为宗庙、为社稷所不容，那么每天早晚侍奉左右时，也会心怀疑惧而不得自安。上下彼此猜疑，恐怕不是陛下的利益。萧敬平日收受名义上依附于他的人的恩惠，暗中庇护自己的党羽，并且在内府、各宫以及各监局中都安排了自己的人。何况他的管家太监如刘恭，门下家人如王谅，素来号称狡猾，最善于钻营，布置在内外为他接应，而陛下左右又有许多人同他们往来。假如陛下一时没有察觉，误听渐进浸润的言辞，使他们得以施展暗中帮助萧敬的奸计，那么萧敬又将重新获得地位。先前因罪被放逐的人，都把萧敬的去留看作自己起落的依据。臣私下为陛下感到危险。《尚书》说：“铲除邪恶，不要犹豫。”如今陛下明知萧敬邪恶，却曲意保护他，拖延了很长时间，终于仍然犹豫不决，不能将他驱逐。陛下即使放纵个人的偏爱，又如何面对天下人的人心？又如何面对宗庙社稷的大计？陛下如果认为萧敬年老，司礼监执笔办事不能没有他；可是如今萧敬已经八十五六岁，也已经老了。即使他的精神还健旺，又能再干多久？将来如果萧敬已经去世，陛下还会继续任用这样的人吗？还是一定要留住萧敬，使他不死而继续任用呢？萧敬用柔媚来排斥他人，用阴险奸诈来陷害事物，历年已久，经历的事情很多，蓄意谋划最深最熟，真是所谓老奸巨猾的人。自成化年间以来，他屡次受到言官弹劾，却毫不畏惧躲避。每每对人说：“我蒙受国家深厚的恩典，不忍心立即离去，等大婚以后就应当恳切请求辞职。”如今大婚已经礼成，只见他上了一道疏请辞，随即又自行停止。看他的意思，只是想暂时应付人们的议论罢了。他厚着脸皮占据职位，贪恋昏昧地隐忍苟安，丝毫没有惭愧羞耻之心。萧敬还可以称作人吗？伏望陛下大振乾刚，洞察明断，俯念萧敬的事情已经败露，罪行已经很大。顺应天下人心，为宗庙社稷考虑，赶快发布诏令，把萧敬放逐罢黜，那么陛下保全萧敬的恩德实在又大又深。何况萧敬囊中积蓄的财产不下二十万，其余生也用不完；即使让他安闲享用，老死在窗下，他也应当对陛下感激不尽。

译臣又查考，刘恭先因为收受贿赂、招揽权势，被人弹劾列举罪状，却仍然恶行累累而不悔改。王谅及其子王仁，原是市井平民，投靠萧敬门下，凭借他的权势，冒充欺骗而获得官职。这些人都是萧敬安置布置的爪牙和心腹，肆意贪婪，极力追求富贵。萧敬依靠这些人来巩固自己的宠位，却不顾败坏陛下的事业；这些人依靠萧敬来苟求富贵，也不顾败坏萧敬的事情。萧敬之所以不能离职、不肯离职，是因为有这些人为他谋划主事。臣认为这些人的罪行不可赦免。还望陛下敕令下达法司，把刘恭先等人明正其罪，远远流放并处死；仍敕令内府各内臣，今后若有替萧敬钻营请托的人，一律治罪。这样或许可以剪除他的羽翼，铲除他的根本，使奸计不能暗中滋长，奸党再没有依附之处。臣与萧敬等人本来没有私人怨仇，只是看到他们败坏陛下的事业、扰乱陛下的治理之事很多，因此冒死为陛下详细陈述臣的愚见。臣战栗惶恐地等待命令，实在到了极点。再次请求立即罢黜逆党萧敬的奏疏。臣在上个月上疏弹劾太监萧敬与朱宸濠暗中勾结、策划叛逆，应当赐令罢黜。奉圣旨：交给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猜想，陛下怜悯他年老，不愿公开斥责他，只暂且等他自己陈请辞职，再慢慢加以处置。这恩德已经很大了。后来口头议论和借机弹劾的人越来越多，萧敬感到不安，这才写疏请求辞免。陛下又降旨说圣恩不能立即答应。臣请再把陛下急宜除去萧敬，以及萧敬自己也应急速离去的道理，不避烦扰亵渎，再次冒死为陛下陈述。萧敬承受历代皇帝的深厚恩典，穿珍贵衣服，享玉食，宠爱富贵到了极点。到了武宗皇帝时，武宗把他当作心腹，托付给他辅弼重任，把天下大权全都交给他，使他任意施展胸中意志，随意掌握政务，凭眼色和气势使唤人，没有不如意的。武宗究竟亏负萧敬什么，萧敬竟暗中结交逆党，狠心这样辜负武宗吗？如今陛下待萧敬的恩遇并不超过武宗，怎么知道萧敬将来不会同样狠心辜负陛下呢？小人贪利无耻，贪得无厌，心机深、手段熟，无所不用其极。前些日子的事情就是明显的证据。何况他的奸谋已经被众人揭发，在天下人面前完全暴露，他心中必定一日也不能忘记祸患已经临头。如今技穷势尽，尤其还有臣不敢说出的事情。从前汉景帝见到周亚夫，见他说话举动、心中情绪都流露出不平，便说：“这个满腹怏怏不平的人，不是少主的臣子。”臣看萧敬自己陈述的疏文，言辞语气不平，气势勃勃逼人，怏怏不平尤其严重，几乎没有畏惧之意，只是随意托以杂乱言辞来为自己解脱躲避；至于与朱宸濠交通勾结一事，却隐瞒遮掩，像不曾有过一样。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作为陛下年轻初政时的臣子吗？臣说陛下急宜除去萧敬，原因就在这里。权势，是众人怨恨汇聚的门户；利益，是众人欲望汇集的府库。萧敬已经老了，来日没有多少，为什么还沉溺禄位、贪恋权宠，仍要同别人争夺自己想要的东西，走进众人怨恨的门户呢？或许萧敬害怕一旦离职，就有人会踩着他的后背上位？还是萧敬的子侄、家奴担心他一旦失去职位，他们也都不能保全，所以这样恋恋不舍，直到他死后才罢休？却不知道萧敬如果尽快离职，怨恨他的人就会少，朝廷对他的疑忌也还不深，或许可以保全自身；他的子侄、家奴的富贵也可以保住。如果他执迷不悟，怨恨一天天积累，疑忌一天天加深，一旦钟声响起、漏刻滴尽，即使有善意相救的人，也很难使他免祸。何况萧敬背负的是天下人的罪恶指责呢？萧敬可以说是不善于为自己谋划，也不善于为子侄家奴谋划。臣之所以说萧敬自己也应当赶快离去，原因就在这里。陛下为什么不早作乾断，听任萧敬离职以保全自己？对于他的余生，仍发布明诏，允许萧敬的子侄、家奴共同保有富贵；他平生的一切罪恶都置之不问，这样或许萧敬就没有什么顾虑，肯定愿意离去，他的子侄、家奴也愿意让他离去。臣当然知道萧敬是帷幄中的权臣，触犯他必定招来祸患。只是臣受官于朝廷，以进言为职责，不忍默默无言而辜负陛下的恩典，所以敢依据事理，极力论说来冒犯陛下的圣聪；又揣摩萧敬的心意，用善言来引导他。总的意思，是想让萧敬离去以安定朝廷，保存对君主的道义罢了，实在不是因为怨恨萧敬、以他的离去为快。伏乞陛下留心体察并采纳，臣将不胜荣幸。辞免升俸的奏疏。近来吏部覆奏题请“增加恩数以优待忠贤”一事，奉圣旨，升臣俸禄一级。臣私下想到，臣本是如草芥般卑微的臣子，空疏无学，近来因为荒谬妄为而获罪，谪居夷荒之地，自己揣度已经省察过失，甘心接受这一处置很久了。幸逢皇上登极，特赐甄别收录，使臣得以恢复旧有官衔，已经是超出期望。如今又颁赐新的恩宠，岂敢再承受？恩典出于非常，按道义不应接受。伏望皇上察知臣的内心，收回已经作出的命令，容许臣辞免加升的俸禄等级。臣感激承受、惶恐战栗，实在到了极点。再次辞免俸禄的奏疏。前些时候臣恭敬地承受圣恩，升臣俸禄等级，臣上疏请求辞免。奉圣旨：交给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等候吏部覆奏题请期间，又遇翰林院编修王恩等上奏，再次请求辞免升俸。奉圣旨：凡是近来升俸的人，已经有旨意了，一概不准辞免。钦此。臣私下想到，臣天性愚钝，学问不能通达权变；近来不自量力，上书言辞急躁，得罪先朝，先朝略加惩罚，把臣投弃到万里之外的荒远之地，却仍让臣在末等官员中保全一命。七年之间，臣幸而从濒死中获得余生，常常痛恨自己的忠诚未能达到应有程度，仍不能感动皇上，罪过实在由臣自己造成，如今又有什么可说的？臣念及过失、反省罪咎，正想着从悔悟中寻求出路；克制性情、触动内心，深深感激天地生养覆育之恩。适逢圣人挺然而出，主持洪大气运以实现中兴，光明照亮覆盆之下，阳光普照穷困山谷，首先广布明诏，收录被废弃遗落的人才。顾念臣卑微浅陋，也承受了泛及的恩典；感激到了极点，想着奋发努力，知道奉命任用已有时日；喜悦超过之后反而悲伤，只觉得获得新生如同梦境。如今又蒙圣上特别垂念，赐予优厚恩典，宠爱深厚如从天而降，臣无处不战栗。臣自己尚且惊骇，别人将会怎样看待呢？先前请求辞免却没有得到允许，臣怎敢再次披露肺腑，冒昧陈述？这并不是故意矫饰以求名声，实在也是反省内心而有所依据。

译当臣被迁往南方时，虽然蒙受荣宠而仍戴冠穿衣，得以跻身官阶末列；虽然吃喝足以充饥养身，仍然承受微薄俸禄，却从未有繁杂的簿书事务，可以早晚尸位其间，已经很久了。臣有什么功劳呢？何况臣与因叩拜权门而获罪的人，情形完全不同；臣从未受过朝廷廷杖，也从未遭受锦衣卫囚禁，既不属于同一类，难以一概而论。况且国家厘定官员秩禄，是用来甄别贤能和劳绩的；臣子领取俸禄，也应当衡量自己的名分。得到职位和俸禄，更应想到道义；领取廪禄，必须与功劳相称。超过期望的恩典，不可以屡次求取；非分的宠遇，不可以苟且贪受。臣自己衡量内心，没有一项是可以接受的；勉强拜受诏命，恐怕会招来官场灾祸，所以惊惶地恳切辞免，不敢安然居受。伏望皇上察知臣的愚拙诚意，怜悯臣的恳切真情，特降诏令，听许臣辞免，使臣复官不至于被看作求取仕进的捷径，也使臣的操行不失初入仕途时的本心。臣惶恐至极，等待命令。《玉坡奏议》卷二。《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玉坡奏议》。钦定《四库全书》。《玉坡奏议》卷三。明代张原撰。清理吏治的奏疏。臣私下看到，成化、弘治年间，人们崇尚节义，士人知道廉耻，公道昭明，风俗淳厚美好。天下身居官位的人，大多是清正自守、安于操守的士人。偶尔有一个人取得不义之财，行为超过小节；交游行为不检点，自比于坏人，众人就聚集起来嘲笑他，指名斥责他，不愿意同他一起立身于世。他自己也知道不为清议所容，厚着脸承受羞愧，不能安居，也有不敢与众人并立的意思。因此贤能人才遍布各处，刑政修明，百姓获得安乐利益的福祉，天下形成太平安定的教化。正德以来，先被刘瑾破坏一次，又被钱宁等人破坏一次，逐渐发展到江彬掌权，先朝的美好风气荡然无存。天下人只知道有权臣，不知道有朝廷；只知道有私恩，不知道有公议。攀附权势、图谋私利，常怀偷盗之心，凡是可以取得财货的事情，没有不做的。向权贵拜尘乞求宠幸，甘心摆出妾妇般的姿态，凡是可以取得官职的事情，也没有不做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从百姓那里掠取财物，就不能聚集钱财；不是聚集钱财，就不能献媚于灶神。只要能献媚于灶神，就可以逃避罪责，可以取得官职，无论到哪里都能得到好处。因此天下官员，从藩臬、守令以下直到各类办事官，都致力于像抽取蚕丝一样搜刮民财，榨尽百姓的膏血，竞相施行苛酷暴虐，在细微钱财上层层索取、分割利益。严重的侵吞钱粮，罗织刑狱，篡改文卷簿籍，钻营作奸，上下互相征取，大小彼此吞噬；不怕国法，不顾舆论，节义之气消失，廉耻之道丧失。这种风气沿袭流传十六七年，已经很久了，竟靡然成风，安然自得。只是因为被认为是能干的官吏，结果使民间困苦憔悴，仓库空虚，盗贼暗中发生，边防废弛；这些弊病都源于任官不得其人，剥削百姓来滋养自己。朝廷设置官职，本来都是为了百姓；本来为了百姓，如今反而专门祸害百姓，到了这种地步，难道还要任用这些官员吗？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已经考察京城各衙门的官员，把当时贪污放纵以及奔走钻营、无礼失德的人几乎全都淘汰了。但外地藩臬、守令和各类办事官员的败坏风气还没有消除，逃脱罗网的人还很多；如果不及时整治剪除，哪里还能指望官府选得贤能，百姓安居乐业，从而成就革新太平的治理？何况如今正值天下各司官员入朝，在京城按旧例举行黜陟考核之期，正是激励士气、惩戒遏制末流、更新天下人的见闻、统一天下人心志的时候。请求敕令吏部把天下各司大小官员的历年考语查核清楚，并参考众人的公议，综合考察名实，严加考核。凡是涉及士大夫清议所非难的，立即罢黜。不要姑息，也不要拘泥常例；不要以罢黜太多为理由，也不要以罢黜过多为忧虑。务必使大小官员中没有侥幸占据职位的人，使内外都彰显公道。这样或许吏治能够清明，天下也就可以治理了。论朝廷臣子不宜互相诘难辩论的奏疏。臣认为，官署之间固然贵在有相互敬重、彼此效法的风气；但朝廷之上，也不可没有侃侃直言的议论。相互敬重的风气，可以形成浑厚的治理体制；没有它，有时会流于互相攻讦讥刺，当然不可。侃侃直言的议论，可以彰明朝廷的公道；没有它，有时会流于诡诈顺从，也不可。这只是泛泛而论通常的道理。至于科道官员，实在是皇帝的耳目，应该要求他们有侃侃直言的议论，却不能容许他们习惯于一味相互附和，逐渐流于诡随，从而留下上下雷同的讥评。近来给事中徐景嵩、御史王官共同弹劾工部侍郎赵璜欺骗蒙蔽的事情，陛下没有立即诘责赵璜，反而宽慰地降下谕旨，充分显示陛下优待尊重大臣的心意。等到赵璜上奏辩解，陛下也没有诘责徐景嵩，而是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又充分显示陛下爱护培养言官的气度。但是明旨下达已经超过十天，有关部门因循拖延，仍未见具文覆奏，以致赵璜和徐景嵩的心事不能明白，而双方的辩论也没有停止。臣认为，是非真相不能不通过双方的供词来查究，邪正的分别也不能不寻求一个确定的结论。何况朝廷之上百官共同瞻仰，而两位臣子各持己见，像这样互相诋毁，损害国体，实在不是用来向下示范法度、引导臣民的办法。假使徐景嵩的弹劾果真出于挟持私怨，那么借公事报复、残害他人，严重违背言官的体制，罪责怎能推辞？如果赵璜的辩解或许出于诬陷蒙骗，那么即使他想要抹杀公论，也不符合大臣的体制，陛下也应当有所处置，不应默默姑息，任听他们这样做。如此，陛下如果不认为臣的话荒谬，可以或敕令户部根据文书簿籍核实，或敕令法司审理查议其中情由，务必寻求统一的结论，以符合至公的法度，然后请陛下亲自裁断，依法给予惩罚。这样两位臣子都不能逃脱日月般明察的审视，大臣不至于蒙受污蔑之名，言官不至于遭受罗织搜求的过失，公道得以昭明，国体也因此保全。臣没有才能，充任言官，实在不敢偏袒私心所喜欢的人，因而自取奸党清议的责难；对于两位臣子辩论的是非真相，臣也不能断定，只是亲眼看到，他们的争辩对国体有很多损伤，所以斗胆冒犯圣聪，请求赐予处分，这也是臣区区为国的心意。乞请陛下垂察采纳，臣幸甚。

译论锦衣卫朱宸等人的罪状。臣恭敬地看到，锦衣卫前所千户陈升，官职本来只是冒充锦衣卫材官出身的厮役，却虚张声势，震慑众人，肆意施展垄断之心，倚仗势力罗织罪名，接受诉状，搜访隐私，捉拿无辜平民，搜刮检查富裕人家，妄自骄横凶悍。即使堂上官员也受他挟制，他擅自使用刑罚威势；即使内臣之家，也遭到他的勒索祸害。他先前曾坐镇喇唬房，肆意妄为已经十分严重；又曾坐镇通州，虐害百姓，取得的财物尤其多，受害者不止数十家，所得利益已经超过一二万。道路上的人都侧目而视，满是怨言。锦衣卫革职千户魏颐，生性狡猾，专心钻营。先年已经奉诏革除他的职务，如今又谋求在东司房办事。以冠带总旗的名义，却同千户、百户一起坐堂办事，按法律条例已经错乱，在名分上也确实违背制度。何况他凭借权势，任意妄为，贪婪聚敛，公开报复，舆论非议很多，实在令人深恶痛绝。锦衣卫掌印指挥同知朱宸既是全卫的统领，凡事都由他掌握，却收受贿赂、徇私用人，不能审慎选任。起初有的人贪图他的诱饵，有的人依附他的势力；最后反而受他控制，容许他的奸邪，放纵那些豺狼般的人，给民间带来祸患。看他所任用的人，如刘儒、关凤以及陈升、魏颐这一类人很多，罪责怎么能够逃脱？再说锦衣卫是皇帝亲军的机构，实在是机密之地，责任既然重大，官员就应当选用合适的人。如今指挥同知朱宸，积病在身、耳聋，不能及时应答；指挥使周传平素行为不谨慎，污秽品德广为人知；指挥同知骆安又同样贪取财物，才能谋略也没有显著之处。他们既然都未能取得人们的信任，怎么可以把事务交给他们掌管？何况朱宸克扣俸钱，官员都鄙视他的行为，分取官府钱财，旗校都怨恨他的贪婪。他谋划营利，派遣大量访事之人，肆意出动；他的儿子又诱使校尉罗织平民，恐吓大户，欺骗掠取财物，留宿娼家而行为不检，制造事端、任意妄为。周传钻营刺探，机巧奸诈，实际上是先朝奸邪党羽；他善于替人弥缝掩饰，手段深密，正是新政应当诛除的遗留恶人，却只顾把这些当作得计，不知悔改。先前他替人追讨债务并分取财物，唆使别人告发他人而从中获利，朋比为恶、互相助长，众人的怨恨都归结于他；又因为是外戚至亲，便再次谋求管事职务，故意违反事例，擅自开启弊端。这两个人处在近侍职位，尤其不合适。谨请求将朱宸等人特别赐令退职罢黜，陈升等人一并严加惩处。再次请求敕令兵部：对锦衣卫掌印管事的员缺，另行推选历练老成、恭谨安静、素来为众人推重的人来任用。再把东西司房办事、写字的人员和派出的官员逐一清查，遵照近来题准的事例，不得容留先前已经查处革除的人员；仍请求敕谕锦衣卫，凡有公务，必须秉公选人；凡是平日制造事端、残害他人的人，不得一概派遣委任。今后如果有人让先前查革的人员再次谋求在东西司房办事、写字，或让平日制造事端、残害他人的人谋求任何差遣委任，都听任科道官点名弹劾，按重罪治办。臣又查访得知，通州坐营，原本不是祖宗旧制，只是因为那里盗贼发生，权宜派人，专为访察捉拿盗贼一事，除此之外不得干预其他事务。后来制造事端、谋求利益的人钻营求取差遣，逐渐发展到今天，终于成为地方的祸害。何况天顺年间已经因事奉旨查革，如今那里又已经设置兵备、守备等官，那么这些坐营人员似乎也实在多余。伏望皇上察纳臣言，俯赐停止，百姓就幸运了。伸张国法的奏疏。臣听说，黜陟是朝廷的大典。罢黜官员，虽然出于吏部考察，但必须采纳舆论，参照事功，综合核实名声与实际，确认可以罢黜之后，才请示皇上命令罢黜。升用官员，虽然出于吏部注拟，也必须计算年资，考察德望，斟酌才能、衡量器度，确认可以升用之后，才请示皇上命令升用。因此被升用或被罢黜的人，只应听候上天和朝廷的命令，等待自然结果。固然不可过分自信，怨恨自己被罢黜得太冤枉；也不可过分自欺，怨恨自己升得太低劣。高官厚禄、雄藩大郡，谁不想兼而得之？一旦不能如愿，怨恨之心就产生了。吏部哪里能一一完全满足他们的心愿？假使放纵那些心怀怨望的人，让他们放肆发表荒诞妄言，作为辩解的手段，臣担心彼此互相诋毁攻讦，上下互相牵制，争相仿效，奸恶放纵一天比一天厉害，这实在不是治理太平的美政。何况现任官改调而借故不赴任，有律令规定；考察被罢黜而搜集材料上奏辩解，也有成例。为国家谋划的人，不可不遵守这些规定，谨慎守住大防。近来嘉兴府知府徐盈、山东布政司参政王玹，都因考察被罢黜，接连上本奏辩。新升任宁波府知府的杨最，又嫌吏部拟定升用不当，也立即上奏请求辞官。臣看来，这些都不可以。徐盈任嘉兴知府时，虽然有里胥的小才，却没有听说有什么卓越非凡的功绩；他善于搜刮财物，善于钻营攀附，京城士大夫都能说出这些事。吏部根据事实罢黜他，是正确的。徐盈却凭空生出猜疑，公然上奏辩解，冒犯并扰乱圣听。吏部有一份“看了来说明”的文书；这种文书以前虽然或许有过，但都是出自钻营者之手，最终免不了受到公议的指责。陛下即位以来，正整顿刑政，刚开始举行黜陟大典，徐盈竟敢这样肆无忌惮，这正是人心不能不因此疑惧惊骇的原因。仅凭这一件事，他也足以被罢黜，其他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徐盈的奏疏送上不久，王玹又沿袭他的旧路，也曲意为自己辩说，妄自牵连攀扯；吏部都没有听说援引成例而加重惩罚，为什么呢？杨最在工部，才能不过高于常人，行为也有可议之处；对同僚傲慢无礼，对堂上长官巧言蒙蔽；升任知府已经超过适宜程度。他却不知道满足，私下怀有怨恨，上书陈情，竟请求退休。看他陈述经历、援引事例的言辞，全是希求待遇之语；刚愎任性，明显含有怨刺之意，狂躁不善，悖逆傲慢尤其严重。

译先年布政司参政于湛，也曾因升官而心怀怨望，把这种情绪表现在奏章中，当时没有及时追究其罪。如今应当按照正理追究他的罪责，所以杨最今天又重蹈于湛留下的旧计，才到了这种地步。天下这样大，人才这样多，难道缺少杨最吗？难道还要依赖于湛和吏部吗？为什么也没有援引法律罢斥他呢？如果以此类推其他事情，那么被罢黜的人既免不了怨恨，升迁的人也免不了怨恨，这将使吏部究竟怎样做才可以？臣看这四个人，损害国体，扰乱选官法，事情涉及欺侮朝廷，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果对此不加惩罚，就会使朝廷的恩典过于姑息，吏部的政令过于宽厚，这不是用来向天下示范的办法。伏望陛下敕令法司，将徐盈、王玹等提解来京，照例审问发遣；命令杨最、于湛等罢职回籍，这样或许国法能够昭明，人心能够安定。臣又看到，近来议论政事的人，陛下采纳其中好的意见，固然曾经施行；但对于言辞鄙陋琐碎、见解偏颇驳杂的，大多也一味宽容，一概容受。这固然是陛下招揽忠直、汇集谋略的盛德。然而其中有人认为甲对乙错，有人认为彼是此非，各自坚持见解，常常互相抵触；严重的还轮番排斥诋毁，争相炫耀推销自己的意见，激烈辩论、高谈阔论，谁也不肯让步，纷纷扰扰，始终没有停止。百官之间就像聚众争讼，使朝廷因此多事；这又不只是徐盈、杨最一人一事如此。欧阳修所说的“议论很多而成功很少”，确实切中当今的弊病。臣愚昧地认为，这是陛下刚健果断的德性不足、听取言论过于宽广的过失。朝廷之上、君父面前，是礼义所在、尊严所在，是四方取法的地方，也是四夷仰望的地方，怎么可以任由他们这样做？何况那些过去不得志的人，正侧目窥伺机会，幸灾乐祸地等待我们内部多事；而我们正彼此牵连，被他们的计谋牵着走却不自觉。臣担心藩篱一旦撤去，横决溃败的势头后来将发展到无法挽救；到那时收拾残局，就等于为各种邪曲之人打开门、给诬陷攻讦之徒提供机会，又将把罪责推给谁呢？这实在是国家治乱的关键，也是臣尤其深深忧虑的事情，为什么各位大臣独独没有想到这里呢？近来言官也有人慨然谈及此事，希望陛下明确降下圣意来表示趋向，却久久没有施行。陛下为什么不俯从他们的意见，在大廷发布诏令，告诫内外进言的人：要顾全大体，略去细节；秉持公道，坚持正论；不可喜欢攻讦而把它当作正直，喜欢标新立异而把它当作高明，也不可固守片面见解来迎合世俗，罗列琐碎事情来敷衍塞责。务必使百官形成彼此敬重、互相效法的风气，使四海形成和乐雍容的治理，这难道不是美事吗？陛下听取采纳意见时，也应当留心省察阅览，独自作出乾断；稍加明辨，判定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这样或许众人的言论都能心悦诚服，人心整齐，纲纪振作严肃，天下安定。古人说：“谋划在于多听众议，决断在于独自裁定。”唯望陛下明察。端正国体的奏疏。我朝考察古代制度，设置科道官，称为言官，把耳目监察的职责托付给他们，没有其他职守，只希望他们扶助善良、抑制邪恶，纠正冤枉、表彰忠诚。因此人才是否贤能、政事是否得失，都可以在其中提出意见，并向皇上全部直言。祖宗担心言官不肯尽言，所以有允许根据传闻进言的诏谕；又担心小人中伤言官，所以有禁止罗织搜拾的规定。允许根据传闻进言，是因为不要求必须亲眼看见，即使事实不实，也不可因此加罪；禁止罗织搜拾，是因为不追究事情的根由，即使有人诬陷冤枉，也没有可供申辩的道理。这难道是不知道新进小臣指斥他人过失、助长告讦风气很可恶吗？正因为特意设置这一官职，必定要他们尽情进言，实在是为了防止蒙蔽堵塞，打开忠言有益的门路，为世道人心考虑，意义深远。过去汲黯在汉朝廷中很喜欢直谏，以严正令人敬畏著称，淮南王因此停止谋反计划。这说明直言有益于国家，能使奸邪之人收敛欲望而不敢放肆，具有凛然如虎豹把守关隘的威势。自古历代都依赖这种力量。担任这一官职的人，既然接受朝廷任用，大多不得不有所进言，以求补救堵塞、完成自己的职责。难道他们是故意说这些喋喋不休的话，来招致别人的罪责吗？如果使议论他人的人都必须等到亲眼看见，记载事情都必须追究传闻的根由，那么他们都会畏缩顾忌，迟疑不决，不能及时宣泄意见，不敢替皇上尽情进言。假使奸邪之人的错误、国政中侵蚀百姓的弊病，谁还会替皇上说出来？皇上又从哪里知道呢？这对国体非常不利。然而言官有贤有不肖，内心有公有私，间或也有挟私倾陷他人、言辞急躁而喜欢攻讦的，不一定全都正确。吏部掌管人物鉴别，对此必定要极其精细地计算衡量，随即加以黜罚。这就是他们议论他人反而足以接受考察的原因。前车之鉴历历可数，所以被弹劾之事是否合乎是非公道，自然明白，有些根本不必辩解；况且言官关系国家元气所在，也有不应辩解的地方，国家整体的体制就是如此。臣恭敬看到，近来被弹劾的人员，大多都具文上奏辩解，穷追深究，喋喋不休地证明自己清白；严重的还轮番排斥诋毁对方，务求自己的说法必胜，甚至立即放肆反咬，想把对方一同纳入污蔑之中；又有些人平素操行本来就不为人所容，却也以遭受诬枉为由陈述请求，希望逃脱公论，丝毫没有收敛惭愧之心。众多官员之间就像聚集争讼，使朝廷因此多事，损害国体，实在不是用来示范法度、引导臣下的办法。我们的君主和宰相，难道能够忍心坐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吗？伏望皇上下诏大廷，告诫臣工：务必心存公平正大，以协和恭敬、同心同德的态度办事。弹劾他人的人，要秉持公道、坚持正论，不可挟带私怨而喜欢攻讦；被弹劾的人，要顾全国体、略去个人愤懑，不可用防备性的言辞逞强辩解。这样来保全忠言劝告的道理，形成和谐肃穆的风气。臣罪该万死，还是冒昧再说一句：陛下不嫌臣不肖，让臣充任言官。臣不能替陛下压制强横、纠正邪曲冤枉，又不能振作率领同僚，直言履行职务，反而委靡隐忍，甘心承受他人言论的外来欺侮，从而辱没祖宗设置言官的深厚本意。臣实在愤懑不平，自知没有尽到职责，更希望皇上将臣罢黜，臣将不胜荣幸。请求停止杨伦官职任命的奏疏。

译近来内官监小火者张通等人，因为本官太监杨聪病故，援照太监赵山荫弟赵云的事例，上本题请授予他的侄子杨伦官职。奉圣旨：准许，让杨伦任锦衣卫百户管事。交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等当然知道杨聪是藩邸旧人。陛下过去在藩邸潜居时，私下优厚待人，本来没有什么不可以。如今陛下成为天下之主，以天下为家，天下人都是陛下的臣民，难道还可以自行区别亲疏厚薄，来显示自己的心胸不广大吗？祖宗朝内臣去世后，偶尔有蒙受宠恩、私下录用其弟侄的，但都是贤能有劳绩、辅佐有功、素来为内外之人所知晓敬重的，才开始获得这种待遇。而且也不过一两人，用来表示特殊恩数，从未一概施行、滥加授予。藩邸旧人在当时，人品不免有贤有不肖，历年不免有深有浅，效劳不免有大有小，左右近侍中足以符合圣意的人，也不免有差等，其中不宜一概以旧人论定。官爵是祖宗制定的制度，是天下的公器，陛下自然应当替祖宗、替天下尊重而珍惜它，不应任凭私意，往往滥及私人。何况杨伦不过是低贱的厮养之人，没有战功，却滥授六品武职，这对于官爵名器来说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国家的俸禄都是百姓的膏血，怎么能容许杨伦贪婪地享用其中，这种冗员滥授又是多么严重？况且任官应当选择人才，根据才能授予职务，这才是国家任用官员的法则。如今不论他的才能是否合适，立即让他管事，难道是选择人才、授予职任的意思吗？即使要私下优待旧人，恐怕也不应当这样做。张通等人代为请求，这是乞求升官；不经过有关部门议拟，陛下特意降下内批给他，这是传旨升迁。陛下即位时的诏令已经痛切革除这类弊端，并昭告天下，这是天下共同知道的。先朝旧人都查处革除，藩邸旧人却又因此得到任用，这就成了天下人都不许通过请托求官，唯独藩邸之人可以任意这样做。岂不是把宫中和府中分成两套，把过去和现在判为两端，刚刚自行实行，随即又背弃它吗？失信破例，天下人将把陛下看成什么样呢？从前赵云获准任千户，妄自开启弊端，臣等已经多次执奏，陛下却没有降旨答允。如今杨伦又袭用他的旧计，事情再次如此。小人得志，弊端日益滋长，彼此相互效仿，任意援引比附，将来恐怕还不止于此。这正是臣等凛然大惧、不得已进言的原因。伏望陛下以天下的公爵对待天下有功之人，不要把它授予坏人；不要沉溺于私爱，要尊重并珍惜官爵名器；即使施恩赏赐，也应特别降旨明文，追还并停止杨伦荫官的命令，不让后人再援引杨聪作为先例，天下人就幸运了。如果一定要彻底杜绝侥幸求取官职的门路，还请求把赵云的官职一并追夺，这样天下和后世就能明白知道，圣明之人采纳善言而不违背，改正过错而不吝惜，远远超出寻常，实在是极其难得。褒奖并祭祀王端毅公的奏疏。臣恭敬地看到，已故尚书王恕，原籍是陕西三原县人，由进士历任南京兵部尚书，参与赞理机务后退休。孝宗皇帝初即位时，诏令起用他为吏部尚书，加授太子太保，又过了六年退休。正德三年，武宗皇帝派使者携带敕书和物品慰问他，后来因病去世，享年九十三岁。礼部议覆，加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端毅，又派官员前往谕告祭祀，营造坟墓安葬。臣广泛考察近年以来，能够名声完美、福禄盛隆、始终如一像王恕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见。王恕去世至今十六七年，本县缙绅大夫以及民间好义之士，感念他而不忘，相互出钱购地建立祠堂，以香火祭祀他，岁时共同筹钱供办祭祀。臣私下认为，按照祭祀制度，乡里的先生去世后应当在社中祭祀；又凡是施惠于百姓、劳苦而安定国家、能够抵御大灾、能够捍卫大患的人，都可以列入有等级的祭祀典礼，这就是古代先王的制度。王恕历事五朝，历任内外官职，前后将近五十年，所到之处大多有惠民政绩，百姓都怀念他。等到任大臣后，他正色直言，又成为天下所倚重的人物。其中如直指权奸而不回避，极力救助正直之士而不阿附；以威势谋略平定襄阳、郧阳的盗乱，以仁慈恩惠救济苏州、松江的饥荒，功业尤其显著。他所弹劾论列的事情，还有削夺兵权、罢黜近侍，以及把首恶大奸当众处死示众等；他的德望和功绩，大略如此。臣实在没有时间一一详细列举。当时宪宗皇帝每每见到他的奏论都加以褒奖采纳，孝宗皇帝对他的眷顾尤其深切。直到今天，天下缙绅大夫和士人都称颂他，常常把他的事迹写入奏章之中。这说明王恕应当得到祭祀：在朝廷合乎典礼，在国家则相当于乡先生。何况王恕曾任扬州知府，主持地方事务；又曾任都御史，巡抚云南，如今这两个地方都已经奏准建立了祠堂。唯独三原是他的生长之地，难道可以没有一座房屋安置他的幽魂、寄托人心吗？臣仰见我国褒扬德行、奖励功劳，大多保存旧典；陛下怀念贤能、评论人物，尤其用心，凡是天下的忠臣烈士，都降旨表彰，列入祭祀典礼。何况王恕的盛名伟绩感动了我们这些人，遗留下来的声誉和风范流传到三原，使人们输送祭品、主持祭祀，这出自人心，实在是不能停止的事情。况且祠堂虽然存在，匾额却还没有得到皇帝亲笔题写；祭祀虽然举行，仪式用品却还没有由有关部门供给，这对于国家褒扬崇敬的典礼来说，在三原仍有遗漏。伏望陛下追念忠贤，俯顺民意，敕令礼部再次考察王恕任官和操行的始末；如果确如臣所说，请赐予祠堂匾额；仍请求敕令翰林院撰写祭文，并由本县官员安排祭祀所需，每年春秋举行祭祀，作为固定制度。这样或许忠魂可以在九泉之下欣慰，豪杰可以在百世之后奋发而起；这虽是王恕的幸运，实在也是对天下臣子的大大劝勉。臣与王恕同乡，曾经拜他为师，对他的为人了解得最为详细，而且一向听闻乡人对王恕的怀念，所以替陛下说明此事，也是进献忠言的一件事情。祛除异端的奏疏。

译大学士杨廷和等上奏说：应当慎重选择身边近臣，赶快停止斋醮，以彰显圣德。奉阅圣谕，卿等所说的话，完全体现了忠心和爱护之情，朕已经知道了。钦此。臣仰观圣意，似乎还没有慨然赐予允准，所以又冒死进一言。臣私下认为，君主的喜好和崇尚，关系着天下的趋向。即使它发自一念的细微之处，出现在幽深隐秘的地方，实行于短暂的一时，然而感召、回应的道理，形迹产生影响的机制，以及像波涛和风气一样传播的势头，往往会达到不必明说人们就相信、不必下令人民就实行、不必催促事情就迅速办成的地步，就是这样。即使有人反复告诫，施加刑罚督责，也没有用。所以说：君主所下的命令如果违背自己的喜好，百姓就不会服从。何况奸诈巧伪、贪婪求进的人，想尽办法钻营求取进用；轻浮柔媚、趁机谋利的人，也天天试用自己的伎俩。这两类人交错分布在宫内宫外，于君主的耳目之前，于是凡是可以满足欲望、违背道理而妨害治理的事情，便纷纷杂乱地进呈了。君主遇到可欲之事，有时口头说一句，有时亲自做一件，谗谄面谀之人没有不赶紧顺着圣意来夸赞其美处的，有的还预先揣摩圣意来诱导其行动，君主很可能被他们欺骗而自己还没有察觉。因此心志被他们蛊惑，视听被他们眩惑诱导。他们的甜言蜜语一旦在有可乘之隙时投入，有时便窃取国家的命令，有时便改变君主的喜好，奸诈贪婪之徒也就得以钻营求进。自古以来的君主，如果不是明白事理、洞察先机的圣君，很少有不被他们欺骗的。过去唐太宗曾在树下停留，喜爱那棵树，宇文士及跟随在旁不停地称赞。太宗严肃地说：“魏征劝我远离奸佞之人，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怀疑就是你，今天果然没有错。”宇文士及叩头谢罪。像唐太宗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历代的英主，也不会被小人欺骗迷惑。臣从去年起听说，身边近侍有人同宫外被革职的宫观人员暗中结交，接受他们的指使，引诱陛下崇信道教，以至于在暖殿中设置老子像，又让内臣诵习道书，演行法事。等到臣想要详细陈奏时，私下想到陛下圣明，决不会这样做，而外面的传言也许出于轻率妄说，因此中止了。近日道路间流传的说法越来越多，而且说陛下亲自登坛焚香拜箓，大学士杨廷和等现在又以此进言。臣这才相信陛下确有此事，而人们所说的那些身边轻浮之人，乘机设下诱饵欺骗陛下，想借此为希求宠幸、钻营求进者开路，并非诬陷。陛下即位已经超过两年，圣心坚定，原本没有什么嗜好，怎么一旦又做起这种事来？这是臣所不能理解的。臣认为孔子的道理，载于六经，治理天下的人都必须遵循；遵循它就能治理，违背它就会混乱，抛弃它就会灭亡，从未听说要依靠佛、老之教。佛、老之教以清静无为为根本，以苦、空、寂寞为宗旨。如今陛下是天地百神以及天下百姓万物的君主，万般政务纷纷汇集，万物都仰赖陛下，难道可以清静无为吗？又难道可以以苦、空、寂寞为宗旨吗？向陛下进说此事的人，有的称道引之术，有的极力宣扬祈福获利之说；他们用来震动圣听的，大概不过这两种说法。陛下一时没有察觉，便以为确实有益而误信了，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已经在汉、唐、宋的君主那里反复验证过，往往没有益处，只是自我欺骗，甚至还会造成危害。明显的效果和充分的验证，昭然可考。陛下为什么不依据往事加以省察，却又如此深信呢？或者陛下是想为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广泛祈求福泽，勉强这样做，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如今星辰运行失常，雨水旱情失期，风尘雾霾连绵十多天，江湖水势泛滥，盗贼遍布，死亡者遍地。如果佛、老之教不能回应陛下崇敬的诚意，不能替陛下抵御灾害祸患、使国家得福、庇护百姓，来辅助成就太平和谐的治理，那么它们就是没有灵验的神道，不值得信奉。陛下也可以加以考察。陛下屈尊万乘之主的身份来奉事异端之教，自己看起来似乎认为这没有什么大关系。然而它亵渎扰乱了大经大法，损害圣德，使天下人耻笑，给后世留下讥评，实在不是小事。何况自祖宗朝以来，内殿从未有过这样的设置，陛下却创设此事，难道可以吗？如今各宫好事以及汉经厂、番经厂、西天经厂、灵济宫、显灵宫等处，每天都要供应斋饭、供养等物品，全都必须经过光禄寺办理，所费极其庞大。至于一切从内府帑库支用钱粮作为布施、赏赐的费用，又一定不止这些。内府帑库的钱粮，本来是储备用于军国之事的。现在各边镇的军士缺少月粮，有司往往报告匮乏；各地又有盗贼、旱涝，百姓到处告饥。陛下对这些事情一概吝惜而不肯供给，却拿来作这种布施赏赐，所浪费的钱财还使群小得意洋洋地拿着向人夸耀，以显示自己得志，那么还要内府帑库的积蓄做什么呢？臣也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可取之处。祖宗设置师、傅、保等官职，把他们安排在宫禁亲密之地：师负责教导训诫，傅负责辅导德义，保负责保护身体，这就是他们的职责。如今杨廷和是少师，蒋冕是少傅，毛纪、费宏是少保，也都是陛下的师臣。他们听到有人谈及陛下的事情，却没有能够在密切近侍之间以讲论道理的方式劝谏，只好在奏章中进言，实在也是不得已。看他们旁征曲譬，分析事理，委婉详尽，激烈恳切，大概是内心实情逼迫、身负职责紧切，所以竭尽忠心于陛下，也是为了履行他们的职务。陛下却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已经知道了。”言辞虽然婉转，意思实际上相违；话语似乎亲近，实际却疏远，丝毫看不出有改过醒悟的意思，却又答应施行，这就是臣不能不惊骇并疑惑的原因。陛下刚即位时，每次召见杨廷和等人，事情都一定先向他们咨询然后实行；如今连他们的进言也置之不听，这是为什么？师臣尚且如此，臣属还能有什么指望呢？前些日子因为灾异，陛下两次下敕令，命中外文武群臣一同修身反省，圣谕恳切而且再三下达；至于吏治和民间疾苦、兴利除害，也都要求切实举行，并且往往在批答中有所体现。

译既然说“事情关系到朕自身，确实由朕亲自实行”，又说“斋醮都已经停止”，但直到现在斋醮的设置仍然照旧，甚至一天比一天、一个月比一个月兴盛。这就使诏敕徒然成为增加文饰的虚文，实行寄托在空话上，所谓停止也只是虚应故事；陛下已经自己食言，而且所下命令违背了自己的喜好。这样又怎么能责求中外群臣恭敬承受圣德之意，切实办理政务呢？这正是臣更加相信陛下被身边轻浮之人投下诱饵、受其迷惑已经很深的原因。伏望陛下清心寡欲，树立天下的根本；考察古代正统学问，建立四方共同遵循的准则。不要让小人探知自己的嗜好，谨慎对待习俗风尚，不要被异端迷惑动摇；上则敬畏上天的警戒，下则体恤百姓的困穷，赶快把所建的佛像全部撤毁，内外斋醮一律停止；凡诵习佛、老之教的人，都勒令遣散，回归原来的地方。各衙门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只应专心致力于孔子之道，阅读《大学》《尚书》以及古代君臣事迹。这样圣心就会开明觉悟，可享受的正当乐趣自然更多，对治道的补益也确实广大，根本不必穿着法衣、诵念真言去从事所谓异端之教。臣又听说内臣中有周用、田颙、蔡秀三人，具有市侩般的才能和奸狡的性情，柔媚谄佞而机敏便捷，这本来就是他们的长处；他们原是列在罪人名下的人，如今又钻营依附左右近侍，巧妙窥伺上意，行动往往暗合机宜，挟持左道之术，迷惑圣聪。凡是这些事情，都是他们诱导引起的，大概是想暗中引进罪人，树立自己的势力旗帜。臣去年不顾愚昧妄言，请陛下慎重选用近习，意思正是要任用周用等人。奉圣谕：宫中一切执事内臣，着司礼监从公正中选取谨慎厚重、老成可靠的答应人员备用。钦此。直到现在，司礼监官员受私心牵制，搁置违背了敕谕，却没有见到任何施行。伏望陛下把周用等屏退逐出宫外，不得再留在左右，免得成为群小引荐依附之地。宫中答应、执事人员，也请敕令司礼监遵照先前圣谕，从公正中考选。其中只要是往年罪人名下的人，如周用等，一概赐令遣逐。这样或许可以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嘉靖太平之治就能够成就了。请求禁止滥行荐举将官的奏疏 臣下恭敬地看到，近来各处保举将官的奏疏接连不断，没有哪一天间断，而且人数也太多了，荐举也太滥了。等到按照名目去寻求实际才能时，其中大多难免混入不肖之人。臣私下认为，将领是三军的司命，是国家所依赖、负责控制和驾驭疆土边境的人，必须有斩将夺旗、勇冠万人的勇力，才可以荐举；有出奇制胜、应对变化、智胜常人的才略，才可以荐举；通晓《诗》《书》，能够谈论礼乐，具有贯通古今的学问，才可以荐举。从前有人身在赵国，强秦不敢向东进犯；身在汉朝，鲜卑不敢向南放牧。这些人固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但也可以说是有智谋、勇力、才干和见识的人。假如能够得到这样的人，任用他之后，大概就可以使士卒预先归附，使边境安定，朝廷依靠他们享有太平安宁的福祉；把这样的人写在荐举名单上，也才不算辱没荐举之意。如今中原多有变故，疆▯出现警报，使皇上忧虑国事而昼夜不安；皇上忧心劳神、抚膺击髀，每每把选将择帅看作安定中国、控制四方的紧要事务。因此，广泛征求荐举人才的诏令，常常在朝廷之上颁下，这种做法自从祖宗朝以来就已经如此了。这样的良法和美意，本来是想搜求真正的人才，网罗确有实学的人，使天下英雄全部汇集到我的范围之内。但是，香草和臭草气味不同，美玉和顽石不能同体；凡是事物的情状，本来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又有些人隐瞒欺诈以求取名声，开始时锐意进取，事情将成时却懈怠。因此说，能识别人就是明智，即使尧、舜也有时难以做到；后人往往因此识人不明而多有失误，也就不足为怪了。臣广泛阅览诸臣荐举将官的奏疏，确实都是以荐举人才来侍奉陛下的义举，其中大多是真实可用的人才，但其中也不免是非混淆、贤能与不肖杂处。甚至有贪财无厌、淫逸无耻、懦弱怯惰而不能振作的人，有的屡经战败，昔日曾被弹劾罢职，今日却又请求推举任用；有的在其他地方办事失误，如今又想改调到此地。这类人本来就不是药笼中的人参、白术，哪里可以把他们看作田间小路旁的桃李呢？可是有人却因为他们屈身跪拜、举手作揖很有礼貌，因为他们唯唯诺诺、逢迎奉承而合人心意，便偏爱私好，毫无区别地滥加荐举。又有省祭官、监生等人，假借建言之名，动辄荐举将官，只想把国家公家的大典当作商贩手中的奇货。却不知道，所谓能斩将搴旗的人是谁？能出奇制变的人是谁？能通晓《诗》《书》、谈论礼乐的人是谁？间或有人被称为儒雅之士，大概也不过是穿着宽衣、束着博带，周旋应酬、作揖谦让的仪表罢了。国家在缓急之际需要他们时，又能有什么帮助呢？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连坐之法没有施行。我的祖宗立法时，制定了荐举非人的律令，也有荐举任用有过之人的条款，而如今全都没有人讲求了。每逢有人论荐将官，往往说是响应诏令，或者说是遵守宪纲，却不思考秉公办事以报效国家，只是一味徇私任情，致使朝廷之上名实混淆、真伪不定，兵部掌军之地的册籍无所依据，难以决定取舍；将帅缺少奇才异略之士，疆场上却多有羽书传警、烽烟告急，这些弊病全都源于此。过去李克谈论如何考察宰相时说：‘居处时看他亲近什么人，富贵时看他把财物交给谁，显达时看他荐举谁，困穷时看他不做什么，贫困时看他不取什么，这五点就足以判定一个人了。’臣认为，这话不但可以用来考察宰相，即使用来考察将官也可以，即使用来考察诸位臣工也可以。如今连坐之法固然难以立即施行，然而人的真情和伪态常常会相互感应，事物的善恶也必定按类别分别。倘若根据荐举人的情况来考察他所荐举的人，或者根据所荐举之人的情况来考察荐举人，都依照李克所说的办法，然后查核事实的是非来判定其贤能与否，贬黜和惩罚也随即施加。这样拔除根本、堵塞源头，大概就有希望实行了。伏望陛下敕令内外官员：除各处紧急缺员以及负有地方责任者外，省祭官、监生等人，都应当自行避嫌，不得轻易荐举将官。凡确实适合荐举的人，必须寻找智勇兼备、素来声望显著之人，然后据实上报让朝廷知道，不得一概滥荐匪人。

译如果超出员额仍有冗滥人数，再请求敕令吏部访察荐举者，拟定并核定其贤能与否；如有滥行荐举，立即予以黜退和惩罚。臣还有一点愚见，冒昧在此陈奏：各处将官一定要长期任职，使上下都能安定于其任，这就是所谓将领了解士卒的心意，士卒也了解将领的心思。何况山川险要，敌势强弱，人情勇怯，地方虚实，更必须经过长久任职才能熟悉，怎么可以屡次更换、频繁调动，把任所看作传舍，使贤能之人因此产生因循度日之心，使不才之人借此产生觊觎职位、逃避罪责的念头呢？过去李牧镇守代郡，李汉超驻守关南，赵赞主持延安，都任职十多年，人人倚赖他们如同倚赖长城。臣的愚见，大概也是这个意思。还望陛下对各边将官一概责令其长期任职、建立功业，不得轻易迁调。那些被弹劾、已经革职黜退的官员，查明属于贪赃以及品行有亏、失误军政大事的人，终身不得再行起用。现任官员则必须等事情查明、论定是非之后，再慢慢决定去留，也不得在事情尚未查清前先行迁调，使他们得以完成奸计、逃避罪责；这样人们就知道警戒畏惧，边疆也就有所依赖了。论王邦奇等人第七次奏辩罪状 近日，锦衣卫左千户等所、銮舆等司的旗校王邦奇等人第七次上奏申辩，意图恢复官职，已经被臣本科学官参驳后驳回。臣私下认为，诏令不可以不信守，纪纲不可以不振作，法度不可以不施行；这些都关系到朝廷的大体，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恐怕陛下还没有完全察知，所以冒昧在此陈奏。查得先前奉行的诏书中有一款说：正德元年以后，各衙门官军、旗校等人因缉捕妖言、奸细而获得升授官职、差役的，只要不是临阵对敌、擒获强贼等情形，一律查明革除。钦此。又有一款节略说：抗拒违背诏令、妄行上奏的，审问后发往边卫充军。钦此。后来经科道、部、卫等官员查明具题，奉圣旨说：‘这些冒滥人员既然已经按照诏令一同查清楚了，其余事情，相关部门都看过后上报。’钦此。随后兵部覆奏，奉圣旨说：‘这些相关官员、旗役，都依照拟定意见查明革除。其中属于职官、革尽职级的，仍给他保留冠带，闲住。被革人员含混不清地上奏申辩的，你们部里和相关科道要参奏，从重治罪。’钦此。后来因锦衣卫右所副千户杨忠上奏申辩，兵部参奏覆议，奉圣旨说：‘杨忠抗拒违背诏令，含混妄行上奏，交法司提拿审问。’ 钦此。又因锦衣卫衣中等千户所的千户、百户、总小旗刘钻等人上奏申辩，兵部参奏覆议，奉圣旨说：‘你们部里所说的是对的，但弘治十八年以前升授的官职、品级都照旧不动；正德元年以后升授的，全部查明革除，不许再来上奏烦扰。刘钻等人宽免他们。’钦此。如今王邦奇等人都是官军、旗校，属于正德元年以后因缉捕而升官、正合诏书应当查革的人员。其中虽有些人的事情或许确实属实，但大概也不过一两个，而现在都无法考查，难以同他们辨明道理，也没有必要再加论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正德年间国家权柄暗中转移，权贵幸臣掌握政事，祖宗的制度和朝廷的纪纲几乎全都荡然废弃，以致奸邪小人凭借权势依附，肆意钻营请托，大都靠纳贿求取官职，计算日子升迁品秩；下至商贩、纨绔子弟、厮役仆隶，无不这样做，也无不遂其心愿，官职名器因此大受破坏，纪纲日益崩解。当时即使是他们这些同类之人，也知道这种任用过于泛滥，并明白后来不可能长久安享。陛下过去在藩邸时对此也十分熟悉，幸而上天保佑我大明，国运历数终于有所归属。陛下即位之初，洗涤清除积弊，恢复旧有章程，仕进入官之路，天下正为廓清而欢喜，没想到又有王邦奇等人的上奏。后来又有“查考后奏报”的圣谕，臣当然知道王邦奇等平日荣耀地冒领官资，拖曳朱紫服色，出入炫耀，意气扬扬；一旦革职，使他们顿时失去一切，心情自然不能没有怏怏不平。既然已有明确诏令，又给他们冠带闲住，也就可以使他们安于命运、知道止足了。如果一定要恢复官职，那么先后奉行的正德元年以后通行查革之诏、屡次依照拟议查革以及全部查革的圣谕，按道理不能实行，按法律不能实行，朝廷的体统也不能实行。满朝大小臣工，谁敢冒犯天下公议，甘愿承受万世的重重讥评，奋然自任，再次打开宠幸之门，恢复王邦奇等人的官职，去犯抗拒诏令、改变既成法制的大罪呢？王邦奇等本来因缉捕而得官，臣只就这件事论说：十五六年间罗织罪名、严刑锻炼，无辜而死的人不知有多少；还有些有罪之人即使死了，也始终不知道自己因何获罪。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王邦奇等试着扪心自问，也应当自己知道。杀人来求取富贵，在天理看来算什么？如今他们不但不悔过申诉，反而又放纵仇怨之口，极力辱骂，任性发挥凶悍本性，想要图谋报复，肆无忌惮到了这种极端地步。古人说过，敬重近臣，是因为他们接近君主；在公门下车行礼、对路旁的君主车马致敬，也都是为了敬重君主。如今科道等官员，实际上是陛下身边的官员，是近臣；他们奉陛下的命令前去处理此事，就是替陛下执行使命的使者。王邦奇等看待他们，竟然还不如看待陛下所养的牲畜，屡次加以叱骂；汉法所说的“大不敬”，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他们所攀引比较的人，也都只是片面的看法，却不知道各人的事迹不同，诏书条文严密，官司册籍清楚；不属于这一类就属于那一类，应当革除还是留用，根据事实都可以看出，不仅不敢容许徇私，恐怕即使想徇私也无从容许。况且法律源于天道，由祖宗制定，以陛下为主，并由百官奉行。如今天下的事务不止一端，奉行陛下法令办理事务的也不止一人；假使王邦奇等的奸计得逞，街谈巷议的谣言变成事实，那么百官临事都会有所观望，畏缩规避，谁还肯替陛下任事？可叹啊！何况屡次奉行的诏令，一条说抗拒违诏、妄行上奏者发往边卫充军，一条说含混上奏申辩者参奏从重治罪，一条说不许再来上奏扰乱；《大明律》和现行事例中又有拾取、攀扯勘问官员的规定，百姓发往口外，军士发往极边卫所。如今王邦奇等第七次上奏申辩，不知按诏书、律例应当如何处理？臣所属科道虽然曾多次加以参劾驳斥，却不知道还应当援引诏令、依据律例上奏请求论罪。若像过去惩治杨忠那样依法处理，那么王邦奇等仍不悔改也是自取其咎。如今天下奸人潜藏，蛀蚀政事，维护世道清明的屏障，只有这道陛下即位时的诏令。臣等之所以谨慎守持、不敢苟且求取，也因为此令使人心有所约束而不敢妄言。此处一旦决堤，便会四面奔溃，泛滥滔天，陛下的大事就完了。臣任职该科，已经奉有明确圣谕，准许臣参奏；何况亲眼见到这批人拉拢朋党、牵引同类，企图动摇国是、败坏国体，抗拒诏书，攀扯勘问官员，臣实在非常恐惧。世道出现下陵上替，纲纪一天天毁坏，这关系天下治乱，绝不是小事。他们把科道、部、卫的区区几名臣子视为不足惜，固然没有什么可惜的。伏望陛下独自振奋乾纲，大力施展威严，敕令法司把为首的王邦奇遵照诏令从重发遣，以儆戒众人；仍追究代写奏本的人，依照条例治罪。这样才可以使朝廷不失信，使百官能够舒展才干、供职尽责。永福长公主礼制奏疏。

译臣私下看到礼部题报，永福长公主定于七月二十六日出嫁。臣听说，按照礼制，未出嫁的孙女为祖父母服期年丧。永福长公主对于孝惠皇太后来说，是未出嫁的孙女，如今服制尚未满，孝惠皇太后的灵几和筵席尚未撤去；此时出嫁，就要脱去丧服而改穿吉服，辞别灵几筵席时也要用吉礼。臣认为这不合礼制。臣谨按，唐高宗的妹妹衡山公主将要嫁给长孙氏，有司奏请在永徽元年秋季成婚，但唐太宗的丧服还没有除去，于志宁认为不可，便告诉高宗说：“即使丧服可以按照惯例除去，难道感情也能随着惯例改变吗？请等到丧期结束。”高宗听从了。女儿对于父母、孙女对于祖父母，名分和称谓虽稍有不同，但都是对尊亲服丧。三年之丧和期年之丧，轻重虽稍有不同，但服丧日期不可增减这一点相同。高宗能够依礼对待自己的妹妹，难道陛下独独不能依礼对待自己的姐姐吗？三年之丧已经是很长的丧期，高宗尚且能够等待；如今距离期年丧满只差几个月，难道陛下独独不能等待吗？况且民间遇期年丧尚且停止嫁娶，何况圣人以礼治理天下、为百世立法呢？臣不愿圣朝有一件失礼之事，请等丧期结束，然后举行婚礼，也不算晚。臣又看到礼部所定的仪注：驸马拜见公主行四拜礼，公主坐着接受两拜。驸马虽然是地位较低的男子，公主虽然是尊贵的妇人，但男子屈拜于妇人，颠倒了阴阳尊卑的位置，在礼制上也不妥善。至于拜见公婆的礼仪，又没有详细开列，应该怎么办？一并请敕令礼部重新议定。臣对此抱有极其恳切的愿望。请求停止赐予国戚张鹤龄等恩典的奏疏。昨天看到吏部奉敕：皇亲、太师、寿宁侯张鹤龄进封昌国公，庆阳伯夏臣加太子太保。钦此。又奉敕：都督同知陈万言进封伯爵，赐给诰券，子孙世世承袭。钦此。又由司礼监太监张钦传奉圣旨：都督同知陈万言的儿子陈绍祖，任尚宝司司丞。钦此。又传奉圣谕：舍人蒋泰、蒋清、蒋昶，都任正千户；吴振武任百户。钦此。臣听到这些命令，惊愕得很，心中感到不安。臣私下认为，俸禄用来报答德行，爵位用来酬报功劳，这是天地的常理、先王的大法、祖宗的定制，不可改变。改变就会泛滥，泛滥就会轻贱，轻贱就无法收束整饬人心、磨砺世道。陛下继承祖宗的大统，是天下的公义之主，应当把爵禄作为公正对待天下人的工具，用来等待天下有才德的人，不应当偏私外戚而滥施妄予，从而毁坏祖宗关于天下的法制。张鹤龄等没有经历战场百战之功，也不是俊杰和具备九德的人，只是凭椒房亲属关系，深受恩宠，富贵已经到了极点，名位已经十分显赫。如今没有新的功劳，又加以崇高的阶位，一天之间遍及四姓：封公一人，封伯一人，晋升官阶一人，授六品文职一人，授五品武职三人，授六品武职二人。这不仅是宠赐接连不断、爵赏横加泛滥，而且还私下厚待亲属，轻率动用国家法令。臣私下认为，陛下这样做不可取。陈万言新近成为国戚，位列都督府属官，按照旧例进封为伯爵，本来还可以说有依据。臣尚且嫌它太过仓促，至于张鹤龄等究竟有什么理由呢？如果认为对母后的恩典已经到了极点，陛下的孝心还没有尽到，那么去年的广泛施恩诏书已经施恩到今年，如今又再赐予，似乎没有名目。即使张鹤龄等对国家有累积的劳绩，论功行赏也只应有一次，怎么可以去年下一道敕令，今年又下一道敕令？去年加官，今年又加官。过分的洪恩和宠幸，频繁颁赐、重叠出现，亵渎僭越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吴振武受又是异姓，臣不知道是什么人，如今都曲意依靠私恩，一概滥受封授，轻率授职没有限度，实际上开启了传递升迁的恶劣阶梯，又拿什么压制人们的议论、杜绝侥幸求进呢？这就是臣不能不惊骇而又痛惜的原因。况且公爵和伯爵是上等爵位，五品、六品文武官阶是重要职位，封爵授官是重大事务。陛下不与辅弼大臣商议，动辄从宫中直接降下手敕，轻率实行，按照事理来看，实在很不妥当。何况上天的恩典不可频繁假借，上等爵位岂能轻易授予。《授祖训》明明载有法制，全部掌握在陛下手中，也似乎不应任性轻率地实行。富贵忌讳过于盈满，功名嫌恶过于盛大；造化有消长、盈虚的规律，这是一定而不可欺骗的。因此汉、唐、宋的贤君往往慎重对待公正的赏赐，抑制断绝私恩，不肯稍微宽纵外戚。那些懂得道理、识时务的外戚，也有的谨守谦让、戒惧盈满，不敢稍稍凭借公家的名义行事；这是上下共同成就保全之道，也使善于处置富贵的人名留简册，直到今天仍有光彩。臣正以尧、舜那样的圣君期望陛下，可是如今所作所为，却似乎远远违背汉、唐、宋的贤君，使天下人得以私下非议，使后世得以横加指责；臣之所以为陛下深感惋惜，正是因为这个。何况如今各地盗贼横行，百姓困苦不堪，饥荒接连不断，道旁死者相枕，南京奏报的事情又有令人不忍听闻的；陛下却丝毫没有因此触动内心，也没有存心忧劳国事，反而只是对外戚亲属殷切关怀，屡屡反复施恩。我恐怕天下会认为陛下无意于百姓，只知道有外家；这种危害绝不是小事。臣之所以又为陛下深感惋惜，也是因为这个。伏望陛下以天下为家，以万民为念，以义来裁断事情，以礼来节制感情，遵守祖宗慎重守护名器的训示，谨慎遵行约束外戚骄横僭越的礼制，把臣的意见降意采纳，将前面所说的恩典暂且停止，等以后再谋划议定施行。这样或许赏赐有正当名目，官爵不至泛滥，陛下不失守成守文的盛德，外戚也能保全知足的美名。臣这些话并不是敢于轻视陛下所亲爱的人，只是臣身居言路、负责封驳，这是职责所在；看到这件事的道理似乎有违背，实在不能漠然置之，又担心天下后世议论到臣，所以冒死上奏，惶恐至极地等待命令。请求停止司礼监请讨官职的奏疏。

译近来司礼监右监丞阎绶等题奏：已故司礼监太监张淮的弟弟张铭、侄子张琦、张玮以及阎钦等，请求授予官职和现任管事；奉圣谕：准许张铭在南镇抚司管事，其余罢免。该部知道。钦此。臣等私下看到，张淮以平民之子进入宫中侍奉，荣耀地冒领蟒衣玉带，忝居司礼监官职；即使有奔走效劳之勤劳，大概也是职分当然。概括他一生所受的宠荣，实在还不足以报答和相称。何况陛下继承大统时广泛颁诏推恩，已经授予张铭指挥同知。如今张淮既死，又赐给葬祭，如果再任用张铭，未免失之于恩典过多。往日太监赵山、杨聪等死后，内臣为他们的弟侄请求官职，臣等坚持上奏论说不可，陛下并未准许。然而那些人都是藩邸旧人，既有跟随陛下登基的幸运，或承受过非常恩典，事情偶尔施行一次，固然也妨害圣治。没想到今天竟把它当成惯例，一概沿袭实行，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臣等依据法令所说的话不被信任，而他们徇私的请求却得以肆意施行。朝廷任用人才，本来是为了办理事务；如果不问这个人是否有才，只顾念私情，因此随意把事情交给他，那么不导致事情失败的就很少了。镇抚司是机密部门，尤其应当通过推选来任用人才；朝廷对于机密事务，难道可以拿人来试用吗？臣等昨天略微见过张铭的为人，连礼仪法度尚且不懂，对事务又怎么能办理妥当？假如日后造成失败，那就是陛下的事情；这在事体上都有违背，损伤治道，尤其不是树立法度、垂范后世之意。再按司礼监右监丞阎绶的职名来看，司礼监不但不能守礼来帮助成就陛下革新的政治，反而抛弃礼法、任凭私情，替人请求官职，使陛下犯下滥赏妄施的过错；举荐官署中的侥幸得位、会败坏事务的人，其用心不善，哪里堪当任用？如果是追念过去曾在张淮门下，那么怎么可以拿朝廷的公物作为报答私人的图谋，招致枉曲、开启滥授？这叫作不忠。如果他另有利可图而这样做，那么又怎么可以借朝廷的恩典作为私人门户牟利的手段，出卖公义来徇求私利？这叫作无耻。他所说张淮的坟墓离京城遥远，需要亲人往来照管，听起来似乎有道理，追究其中道理却不是这样。照管坟墓，张铭作为亲弟弟，自己就可以方便办理，似乎与是否担任管事无关。又看后来开具姓名、代写请求官职的人数颇多，而阎钦本来不是张淮的族人，只是恰好与阎绶同姓，其中尤其令人疑惑，而且各人的名次…… 在各人名下就擅自拟定官职，这件事属于专擅，似乎不知道恩典出自朝廷，各项典守事务各有主管机构；倚仗宠信擅权，拿恩典卖人情、从中谋利，全都非常不可。幸赖陛下圣明，只准许张铭管事，其余都已经批报罢止。臣仰望并赞颂圣德，喜悦不尽。但张铭管事，尤其不是祖宗军政上通过推选任用的旧法，也不符合圣贤根据才能授予职任的明训；臣等身负该科职务，不得不再次进言。伏望陛下慎重对待公正的赏赐，抑制断绝私情，俯纳臣等愚昧之言，追回并撤销任命张铭管事的成命，仍将阎绶略加惩责，以作后来的警戒。臣又听说，施行政令必须先申明命令，明确处罚是为了整饬法令；不堵塞源头，就不足以止住支流；不惩罚一个人，就不足以警戒百人。还请敕令司礼监通行戒谕，各监局官员都必须同心协力，守法奉公，不可替人请求升官、管事等类恩泽，以贪图利益而自行败坏品行。这样就太好了。

译论国戚张延龄等人的罪状。查访得知，建昌侯张延龄被宛平县百姓孙铭上奏控诉强占土地等违法事情，孙铭五次投递匦函，但法司不敢审理。张延龄擅自派人到法司门前，把孙铭捉拿到家中，锁在马房里拘禁了五天。孙铭的妻子又曾把实情抱呈奏疏，但法司也没有听说有所施行。张延龄又把孙铭责打二十杖，然后才释放。这种倚仗权势、骄横放纵、妨害国家、伤害百姓的行为，臣恐怕陛下深居九重，未必知道。近来皇亲、功臣相互仿效，大多都是如此。又如定国公徐光祚，本来是患癫痫的病夫，愚昧昏聩到了极点；他的弟弟所谓三公子，每次下到乡邑，擅自坐轿乘车，擅自穿蟒衣，擅自住公馆，擅自接理诉讼，擅自发布告示，擅自使用刑杖，作威作福，违礼违法，罪行多得难以枚举。玉田伯家、昌化伯家，也常常替人追讨钱债，贪图贿赂，妄生事端，罗织普通百姓，拘押数月，私自拷问，声势张扬，使道路上的人侧目。这恐怕既不是各位皇亲功臣的福分，也不是宗庙社稷的利益。陛下是天下军民的君主，而国家的建立实际依赖天下军民；如今眼看各位皇亲功臣违法害人，却不替他们作主，那么受害的军民将来又能到哪里申诉呢？万一日子久了，权势逼迫之下民众怨恨、民心离散，陛下又将凭什么立国？张延龄等富贵已经到了极点，却不致力于寻求保持盈满、守成保身之道，反而贪婪财利，永不知足，任意妄为，骄横违法到了这种程度，似乎不知道朝廷的存在，也不知道畏惧法度。由今天来看，太祖对待功臣、汉文帝处置薄昭，都不能说恩典少；而各位皇亲功臣侍奉陛下，也不能说遵守礼法。陛下治理各位皇亲功臣，或许又过于厚待了。陛下固然说顾念亲亲之情和世代功臣之后，但“百姓是国家根本”的道理，难道不应当一同顾念和爱惜吗？如今小民受害而无处控诉，法官畏缩而不敢追究，以致各家外戚日益骄横，百姓一天比一天不能忍受；陛下却丝毫没有因此动心，也没有稍加责问，仿佛任由他们胡作非为，这不是好的办法。正德年间虽然是权奸当政，但各位皇亲功臣还知道害怕获罪而自行收敛，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如今陛下圣明在上，张延龄等却严重到这种地步，这是为什么？臣罪该万死，私下认为是陛下姑息过度、威令不能施行，才导致如此。伏望陛下重新思考祖宗宏业创业之艰难、亿兆人心容易失去、民间生计极其困窘、功臣外戚富贵已经过盛，常常用义来节制感情，不要徇私恩而掩盖公义；重申敕令加以告诫，严厉裁抑，务必使各位皇亲功臣都知道崇尚俭朴、恪守谦恭，各自遵守礼法、保全富贵，不可放纵自己任意肆行、冒犯法典，以免留下后悔。对于奏疏中所说建昌侯、定国公等人的事情，仍请敕令法司一并彻底查究；如果查得确有其事，就都依法处置。这样或许可以彰明威令，使贵戚知道收敛约束；这不只是百姓的幸运，也是请求贵戚保全富贵的幸运。请求停止织造的奏疏。先前，内织染局署局事、御用监太监刁永等上奏请求派遣官员到苏州、杭州等地督办织造，工部坚持上奏认为不可，反复争辩将近千余字。这是根据当时形势而极力陈说的事情，道理和事实都已说得十分详尽，没想到圣意竟然丝毫没有改变，反而有派遣两名内臣前去提督此事的谕旨。这件事关系到圣政的得失、百姓的忧乐以及世道的治乱，臣不得不冒死陈述自己的愚见。陛下登极之初，已经把各地新增加派出的内官全部召回，圣明洞察万里，或许是知道他们会成为地方百姓的祸害。天下正期待避免祸患重生的福泽，臣不胜欣喜庆幸。距离今日才过了多少时日，为什么又有派官督造的谕旨？前日既然知道会害民而停止，今日为什么又不考虑害民而准许他们的请求？如今各地水灾旱灾接连不断，饿死者遍布道路，而南直隶一带灾情尤其严重。现在的办法，正应当加意存问抚恤百姓，还担心这样都不能救济，何况又要加上征收科派、剥削民财的骚扰呢？陛下每逢各地巡抚奏报灾情严重，府部、台谏上疏议论救济办法，便屡次降下明白的谕旨，发放内帑、减少征派，反复谆谆告诫，都是希望他们加意存问抚恤，务必使百姓得到实际的恩惠。像这样施行，就是一方面派官赈济，另一方面又派官征敛侵害。所谓实际的恩惠还会有什么？所谓存问抚恤又体现在哪里？明白谕旨虽然只答应在苏州、松江实行，但一旦打开弊端的源头，再次开启侥幸求进的门路，那些凭借干请、谋求私利的人就会把它作为先例；这种风气一旦蔓延，势必再也无法禁止，那么陕西的羊绒、江西的烧造，以及凡属买办、采办、管庄、管店之类的事务，或许也都不能避免了。如今天下各地大半盗贼横行，陕西这个重镇又已经遭到外敌残害骚扰，百姓有的死于饥饿，有的死于刀箭，剩下的已经没有多少；呻吟的声音、困苦急迫的情状已经遍布民间，哪里还承受得起呢？臣担心那些穷困而无处申诉的百姓，或许最终会反抗而不受约束，起来阻塞圣化，到那时后悔又有什么用？夏天曾听到风声，说浙江镇守太监梁珤假称是进贡差人，私自携带满载宝货的船只前来打点，意图兼管织造。当时给事中章侨事先已经提出警告，正想从源头堵住这条路，才过了几个月，太监刁永果然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梁珤在倭寇构乱之时，没有听说他出谋划策、设置防备来安定地方，却只急忙经营谋求掌管织造。推究他的用心，大概只是知道谋取私利而不知道谋划国家，只知道爱护自身而不知道爱护朝廷。陛下请仔细考察一下，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梁珤的经营谋求虽然因章侨的进言而暂时停止，但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这个弊端的端绪。从此以后，那些向左右近臣行贿托请、通过宫中关系来图谋任用的人，都会借此施展他们牵引疏通、钻营请托的手段，导致派官的命令终于一定要发出，而没有人能够挽回。臣查考认为：梁珤擅自开启弊端，违背成例和诏书，为陛下招来众多怨恨，为朝廷造成严重祸根，误国害民、背弃公义而徇私逐利，罪当斩首。伏望陛下常怀“百姓是国家根本”的心意，重视“百姓困穷就会盗贼兴起”的道理，将派官提督的命令迅速收回停止。等到来年收成丰足、人民充实富足之后，再议行此事；同时把梁珤召回审问治罪，以杜绝请托钻营，那么百姓就万分幸运，臣也万分幸运。勘察地方盗贼情形疏

译先前，福建镇守、巡抚等官员徐州等人已经把漳州等地流贼攻劫、杀人掳掠以及官军斩获等缘由勘察上报送来，兵部已经办理。又据莆田县受害百姓詹与良上奏称：当地卫司不肯出兵捕剿，致使盗贼猖獗，大肆荼毒百姓等情。臣看其中各方面的情形和说辞互不相同，其他隐情还很多，恐怕追查仍未彻底，仓促之间难以裁定。于是想再转行当地巡按衙门复核勘察等事。复题后奉圣旨：各有关官员的功过罪责，以及阵亡、死节等各项事情，着巡按御史秉公查勘，务必查明白。至于奏报盗贼起事地点和失职失事的缘由，还着广东镇守、巡抚官员立即查明具奏。钦此。臣认为，前述盗贼攻劫乡邑，焚烧房屋，抢掠百姓，污辱妇女，抗拒官军，杀戮官吏，甚至杀人祭旗、剥皮分尸、剖腹取胎，流毒三个郡，贻害两个省，残酷到了极点，人人愤怒怨恨。这并不只是詹与良一人这样说，他的乡人、听选官陈文淕以及给事中等官郑一鹏等，近二十人都曾联名上奏。他们都是当地土著居民，亲眼看见并记住了所见之事，必定真实，所说值得相信。他们称，盗贼在城外扎营二十多天，卫司坐视不管，任凭他们唱歌、弹奏、饮酒，从容地劫掠杀人；还发给票据购买物资，明白通知官府，要求官府按规定供应。又称，忽然听说盗贼到来，都司早已逃走，第二天才知道盗贼所在。官军出兵到涵头，偶然听到风吹兵器发出声响，指挥以下的官军便返身奔回城中，官军从未同盗贼交锋一箭；只有民兵多次交战，被杀约五百余人。典史汝艮中箭而死，检校严简被掳后赎回等情节，同臣所听到的大致相同。等到看到当地乡人所撰《癸未录》，其中记载当时事情尤其详细；它同当地官府勘报的情况，十件中只有两三件相同。该部想要发文复核勘察，大概已经洞察了其中的弊端。但当地官员既然已经查勘回奏，哪里肯再说出不同情况，使前后自相矛盾？况且他们都是待罪人员，难免回护遮掩，只做表面文章敷衍塞责，以致使民间的愤恨郁积，失去综合核查事实的效果，助长侥幸心理，损害公平治理，实在非常不妥。是否可以照勘察倭寇事务的先例，再烦请降下敕旨，选派一名给事中前去，将他们先前的勘报以及詹与良等人的各份奏疏逐一查勘，务必查明白。至于广东盗贼起事地点和失职失事的缘由，也令派去的给事中一并查勘并据实奏报。臣这样说并不是过分刻薄。近来看到近年来各地盗贼繁多，大多都是从细小的事端发展起来的。当地守土官员既不设法捕治，又不及时申报，等到事势已经酿成，便专门隐瞒，拥兵自卫，安坐旁观。听说盗贼就在眼前，只选择有利地势远远防守；同盗贼对垒时，却先一见风声便逃跑。遭受重大败仗，就把一百人减报为十人，又假称是受伤；偶尔捕获盗贼，就把一百人夸报成一千人，其中又多有冒报的数字。等到受到查勘，往往又拖延推诿，动辄经过两三年，转了一个两个经手的人，等到时间久了、情势变了、意志松懈、事情缓和，才来收拾材料，希望用来搪塞差事。中间又以升官、离任为托词，以功罪相抵、赎免为说辞，以致奖赏多有滥施恩典，惩罚又不能与罪行相当，法令无法执行，人心因而玩忽怠惰。这种弊病延续流传，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山东、河南、南北直隶勘报的事情，大多都是这样。臣之所以相信今天詹与良所说并非诬告，就是因为这一点。臣又听说，近日山东盗贼再次兴起，河南聚众呼啸的已经超过一千人，庐州、凤阳一带已有奏报，而湖广各郡也到处发生。以臣看来，这些都不是小事。假如朝廷不及早严明法度、明确赏罚，在上面大力振作，臣恐怕人心没有什么可以警戒畏惧的，政令日益废弛，各地守土官员又沿袭旧日弊病，一味只求苟且免罪，那么天下的祸患就不容易止息。因此臣怀着诚恳之心，不避冒犯圣上，谨以愚见冒死上陈。勘察边官失职失事疏 昨天，整饬蓟州等处边备的右副都御史孟春、总兵官署都督同知马永、镇守御马监太监李能，各自为奏报边情、斩获犯边敌人首级等事上呈题本到科，节略开列：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石岭儿地方被敌人射死军人仲白锦等六名，被伤官军指挥常端等十七员名，阵亡并被射死的战马七十一匹，神枪两把，神箭十六枝，以及被掳去的小厮韩和尚等四名；又称参将朱卿左手中箭受伤等事。臣查得，先前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卢琼曾为大批敌人入寇、官军奋勇迎敌等事，已于本年正月初四日具题；而今镇守、巡抚、总兵等官孟春等在正月二十九日的奏报，已经迟延二十五日，距离失事之日实际相隔四十九日。军民被杀被掳，战马因此损失，参将又因此受伤，事情都十分重大，不应如此拖延。并且各官的奏报没有列明斩获首级，也不应把前后不同功次混在一起上奏，致使难以核查。被杀、被掳以及损失的军民、马匹等项目，恐怕不止奏报的数目；所称受伤的官军，恐怕全是已经死亡的人。臣听到风声，当地自去年九月以来发生的失事又不止这一次，军民所受祸害和骚扰十分严重。所有这些都应当查究。又查蓟州镇守等处总兵官、署都督同知马永，先前曾向权奸纳贿，因而得以任用；如今又专门谄媚逢迎以求容身，不整饬边防，反而再次造成外敌入侵的机会。分守燕河营参将朱卿素来患有癫疾，倚仗势力凌辱他人，造成严重挫败，损失军队、败坏军务。这两名将领，公论早已不满，如此重要的重镇哪里能托付给他们？伏望降敕兵部，先把马永、朱卿革职召回，听候处分，并命巡按衙门查勘失事及迟延奏报的情节；等他们回奏，如果果然属实，仍将马永、朱卿以及镇守、巡抚等官依照律例一并究治，使各镇人心有所警戒，军威武备得以振作。

译《玉坡奏议》第三卷 钦定《四库全书》《玉坡奏议》第四卷 明代张原撰 请求回乡养病疏 臣蒙受圣恩，身处言官之列，遇到事情却不能知道其中要旨，所说的话也不能合乎条理，对上不能启发圣明、使圣听有所格正，对下不能补益时政，早晚只是尸位素餐，内心和身体实在不得安宁。近来三个月以来，痰火壅盛，心神悸动不宁，腿膝肿痛，行走跛拖，不能供职，更加感到惭愧。如果蒙圣恩，放臣回原籍，由臣自行请医调治，那么臣虽然不能完全以自身报效国家，尽到忠诚，或许还可以获得知难而退的道义。因此具本，命义子张【缺字】抱持呈送，谨具奏报。挽留吏部尚书乔宇的奏疏 昨天，吏部尚书乔宇称病请求退休，我私下料想陛下会特别准许他的请求。臣以为，出于为国家爱惜人才的心意，实在不能赞同。乔宇诚朴纯正、清廉谨慎，具有大臣的德行；恭敬勤勉、明察敏锐，具有大臣的才干；宽厚弘大、简静仁恕，具有大臣的气度。何况他年纪还不到七十岁，按礼制也还不应当退休。陛下为什么竟然立即听从他的请求呢？古代格言说，只有贤能者才会求取旧臣。陛下对此难道也没有思量吗？况且国家对于贤才，要在二十年以前就加以储备培养，以备一旦任用；中间还要考察核验，以求一定得到真正的人才。君主为求贤而操劳，也可以说已经非常过分了。如今陛下对于祖宗用二三十年储备培养的人才，竟这样轻易地让他离去，丝毫不放在心上。臣愚昧地认为，这样的谋划也太疏略了。何况近来大臣接连辞去职务，老成持重、足为法式的人几乎消失殆尽，这并不是国家的福气。把这种事传给天下后世，实在不是圣朝的美谈。《传》说：“不信任仁德贤能之人，国家就会空虚。” 有仁德贤能之人却不信任他，尚且还说是空国，何况不让这样的人立身于本国呢？这确实关系到天下的治乱，造成的祸害并不小。希望陛下考虑此事，不要认为旧臣不可任用，也不要认为新进之士一定可以任用，再加以斟酌议论，赶快赐下改变决定的命令，那就万分幸运了。因病休假而极力论说朝政的奏疏 臣近来因为灸艾治病而休假，听说科道等官员接连上章弹劾论列主事桂萼、张聪等人的邪曲奸佞，却一直没有看到陛下有所裁示。臣私下忧虑【缺字】，不知该怎么办。在呻吟病痛之余，谨冒死把桂萼等人固守先前说法、一定要争胜的意图，以及科道等官极力陈述弹劾、不愿同他们并立的原因，详细禀告陛下。桂萼等人当然知道，擅自变更宗庙、诋毁诏书、离间宫闱、诽谤排斥大臣、动摇扰乱国家的是非标准，罪在不赦。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做下，便如同骑虎难下，只好更加固守先前的说法，还希望借此一时取得富贵，这就像邓绾只知道追求好官，也像桓温不顾身后留下恶名一样。他们因此大言放肆，越发无所忌惮而不肯停止，也就不足为怪了。科道官员也确实知道，圣上的意志已经确定，天威正盛，在雷霆威势之下没有什么不被摧折；诏令既已发布，哪里容得他们阻挠？只是因为邪说泛滥，奸人谋求进用，国家的安危正系于此。和乱臣贼子相比，他们的行迹虽然隐约细微，但祸害实际上更大更烈。科道官员恐怕陛下一时不能察觉，误中他们的诱饵，使奸邪的计谋万一得以施行，而伯考的说法最终或许被改称，致使人心汹汹；正因为害怕这种情况，所以接连上章、累次陈牍，纷纷不止，甚至冒犯皇帝的威严和忌讳，也顾不得计较了。臣曾经思量此事，人心并不只是朝廷中的臣子这样认为，即使下至民间百姓，也都这样认为。这足以看出孝宗皇帝深厚仁慈的恩泽，已经普遍深入人心，人人没有不伸长脖子、想着为孝宗皇帝效死的。科道官员只是因循人心而把这种道理陈述出来罢了。何况这又关系到他们所守的职分和公共舆论所关涉的事情，他们理应抗言执奏，越发受到激发而不敢停止。桂萼等人既然已经奉召来到京师，缙绅大夫都不愿同他们站着交谈。他们难道没有同乡、朋友中一向亲厚往来的人吗？听说他们每天所接见的，都是先前被罢免革职、不得志的人，以及幸灾乐祸之徒。他们每每对这些人说：“我已经得到君主的信任了，我的话已经被相信了，我将要得到重用，我应当进退百官，变更法制了。”像这样任意放纵心意，荒谬地说大话欺骗人，尤其值得深恶痛恨。新进的小人，学问邪曲而阿谀世俗，刚刚得到陛下借给的一点脸面，便如此自高自大、炫耀逞能，仿佛自己承受不起似的；他们的器量格局狭隘，见识趣味卑下鄙陋，实在到了极点。其他方面暂且不论。陛下也曾知道这些情况吗？如今陛下对于桂萼等人的奏疏，一概留置在内廷；对于各科道官的论列，又常常含糊地答复说：“该衙门知道了。” 然而圣意难以测度，国家的大政又没有确定下来，以致人心更加自行激发，言论有时流于烦琐；圣心更加显得坚持固执，而听取言论也有时到了厌烦的地步，这样看来也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呢？大礼在过去已经举行，明确的诏书已经颁布天下，陛下的孝心深厚纯正，万万没有再加改变的道理，这一点只有陛下自己知道。宫门九重，外人无法知道其中情形。人们得不到明确知晓，因而产生疑虑；君上又不明白说出实情来表示信用，逐渐便会导致内外沮丧疑惑、君臣彼此隔绝，这就是所谓上下不相交而各种事务纷乱琐碎。这样将凭什么治理天下呢？臣之所以忧闷而不能停止进言，大致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陛下为天下着想，为什么不向朝廷颁下敕令，遍谕群臣，详细说明明诏已经颁行、大礼已经确定，以显示再无更改的意思？桂萼等人也应当早日赐予处分，遣送他们返回原处，仍然列于旧日班列，这样人心就会安定，众人的议论就会平息，国家的大政就会确定，实在是宗庙社稷无穷的福祉。《玉坡奏议》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玉坡奏议》卷五 明代张原撰写 弹劾残暴邪恶将臣的奏疏 臣私下见到【原文缺失】本来凭借世代显贵的门第承袭伯爵爵位，却沉溺于穿着华丽服饰的旧日恶习，自甘堕落为市井中的无赖；庸碌低劣而没有才能，实在不是统帅的材料；放荡游荡而不加检点，大大败坏了家世的风范；混淆亵渎闺门，行为如同猪狗；常常借助文辞义理，动辄想依附儒生；剽窃门客的残余言论，用浅薄的见闻加以粉饰；屡次陈说军务，巧妙地猎取一时的名声，探究他的内涵，实际上空空如也、毫无内容。过去赵括只知道读诵兵书，却不知道随机应变，最终对长平之战的坑杀毫无补救；房琯谈论政事时慷慨激昂，却崇尚浮夸，最终对陈涛之战也没有补益。夸夸其谈而没有实际内容，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至于这个人，更不是赵括、房琯所能相比的。只是看他的言论，哪里值得相信呢？臣查访得知，他在近来正月间亲手格杀自己的儿子【缺字】，当天便送出去烧毁。父子之间是上天赋予的至亲，即使禽兽愚昧，尚且知道哺育自己的孩子【缺字】，何况也是人，一旦忍心将其杀死，即使【缺字】不肖【缺字】，也不应当达到这种地步。像这样败坏人伦、毁弃风俗、违背道理、灭绝天性【缺字】，还能够算是有良知的人吗？如今在道路之间，众口纷纷，互相传说并唾骂，都惊讶这是怪事。臣愚以为，在圣明的时代、京城之下，不应容留这样一个没有人心的人，何况还可以让他在左右近侍之地供职，处在统帅统御的职位上吗？推究他的用心，就像孔子所说“这种事都可以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忍的”那样，【缺字】将会无所不至，哪里还能指望他推及亲爱亲族、仁爱百姓的心意，优厚抚恤军务，发扬侍奉父亲、效忠君主的忠诚，来报答朝廷呢？伏望陛下明示典章法令，以警戒在位官员，先将【缺字】特意赐令革职黜退；再乞请敕令兵部秘密加以访察。如果民间传言并非虚妄，就更应交付有关官司依法议处，使不守道义的人无处容身于天地之间，也使只会空谈的士人不至于贻误天下大事。巡抚宪臣贪暴失职疏 臣查访得知，巡抚四川都御史【缺字】为人机敏善辩，性情刚愎，外表宽厚而内心深沉，盗取名声欺骗世人。他所任职的地方都有污秽声名。自从进入仕途以来，没有一项善政；暗中侵害百姓财物，以暴虐助长贪欲，广泛安插爪牙，任意搜刮掠取，巧立名目，千方百计经营求取。四川七府的财利，他搜括得无一遗漏；三川的百姓，也几乎被搜刮尽了。怨声遍布道路，民生不堪其苦。近来御史杨材弹劾他所信任的指挥等官员，进出经营，有“二都爷”的称号，骚扰省城；强行压制商贾买货，仗着太监的名势，虐害属官，并罗织各种罪名，竟想让他们借贷来满足行贿；把征收本色改为折色，又加派耗费从中侵取，最终使收敛的数额增加一倍。此前出钱摊派遍及军丁，征收银两每每都说是用于修补。其他如先任浙江巡抚时，搜刮掠取甚至不免祸及屠户之家；任应天府丞时，收受贿赂，自比粮长；任江西兵备时，放纵强盗行劫，而馈赠贿赂时时流行，甚至辱骂知县、锁住他的脖项达十多天，并捆绑殴打他。杨材巡按当地，所见必然真实，同臣所听到的大致没有不同。都御史是大臣，巡抚是重大任职，四川又是重要镇地。陛下把【缺字】托付给他处理四川事务，【缺字】他不能体察圣意，专门从事安抚，竟然欺骗皇上、经营 暗中残害百姓、败坏政事，竟然肆无忌惮到了这种地步。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民贼，是先王一定要诛杀的人。难道这符合陛下慎重选择贤良、责成群臣共同治理国家的本意吗？况且如今四川地方凋敝困苦到了极点，百姓无法生活，穷困逼迫之下发生变乱，是理所必然的。去年【缺字】上疏荐举方面属僚，从布政使以下以贤能著称的共有八人。等到臣听说此事，士林中颇多非议，有人说他是徇私接受贿赂请求，有人说他是在酬答经营活动中的旧情。责问事实、指名道姓时，常常遭到讥笑，其中符合人望的才一两人罢了。不久吏部考察其中四人，都以“不谨慎”被罢免，以软弱无能被罢退，果然遭到黜退。古人观察一个人，推及考察他所荐举的人，那么【缺字】的为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大臣应当通过荐举人才来侍奉君主的道理，似乎不应如此。按照法律追究，也应当连坐，何况怎能让他长期居于职位，使他妨碍贤才、危害国家？伏望特降敕令吏部，将【缺字】早日赐令罢黜，以安慰蜀人如同倒悬、伸长脖颈盼望的心情，彰明朝廷为百姓设置官员的本意。臣近来看到近日被弹劾的大臣，即使明显触犯公议，陛下也不肯直言斥退，往往都谕令他们自行陈请辞职，这固然是优待礼遇的意思。然而，像【缺字】这样罪大恶极、过失很多、应当罢黜的人，是王法所不能宽宥、民心所痛恨的，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望陛下赶快作出刚决，不必令他自行陈请辞职，如此在位之人中贤能者知道有所畏惧，不肖者有所惩罚，天下百姓就万分幸运了。早日辨明奸佞以端正人心疏 臣听说，君主以礼对待臣下，没有比让臣下成为自己所教导的人更昏暗的；臣下侍奉君主，没有比迎合君主的爱好更奸邪的。自古治理天下的人，任用人才、听取意见，都自以为是凭内心的公正独断，别人无法参与，却不知道天下的人都在暗中窥伺、默默试探君主，日夜勤勉，无所不用其心。一定会有人事先揣摩君主意图、迎合引导，并投合君主所喜好的。君主一旦不能用道义的力量约束自己的内心，也就会只取其合意之处，喜欢他们不违逆自己的心意，必然会出现让臣下成为自己所教导的人的情况。让臣下成为自己所教导的人，直言忠谏之士就会日益远离；迎合君主所好，希求宠幸、铤而走险的心思就会日益滋长。这两种趋势表面上似乎相差很远，但祸患的胚胎和乱事的阶梯，实际上正是相互促成的。因此圣明的帝王，必定先辨明臣下心术中细微的变化，在它刚刚萌芽时就加以遏制。忠臣义士为此扼腕痛恨，急切进言攻击，唯恐君主一时误中他们的诱饵，最终彼此都被牵连而陷入危亡。前些时候，南京右都御史【缺字】进呈《集群议以定大礼》奏疏，臣曾取来阅读，不觉扼腕捶胸，痛恨人心日益败坏。如今大礼已经完成，臣不敢另有异议。至于【缺字】心术中的细微变化，以及他铤而走险、希求宠幸、迎合君主所好的情形，臣不得不推究他的用心，替陛下说明。

译大礼的议论，已经持续很久了，本来【缺字】所知道。桂萼等人倡导邪说，借此破坏大礼，对上诬蔑天子，对下侮辱群臣，得罪祖宗，给名教带来羞辱，大小臣工正要指斥他们是奸、是佞、是邪、是妖，不愿同他们并立于朝廷，这也【缺字】所知道。如今【缺字】只贪食他们剩下的残羹，附和他们余下的吠声，首鼠两端，迁就他们的说法，承袭错误、沿袭谬论，甘愿跟在后面，既无顾忌，也无羞耻，他究竟想做什么？他看见桂萼等人挽袖献媚，已经被陛下召用，大概对此也垂涎欲得。然而他又不敢公然违背公议、明显附和他们，大概也是所谓上策可以成为六国之臣，下策也不失为尉佗的打算罢了。小人的心思，乘时射利，同商贩和卖妇的作为没有不同，大致不过如此。臣恐怕这种风气不消灭，上下彼此仿效，得志的人越来越多，而圣化更加受到侵蚀，陛下不可不察觉并赶快处理。何况他所荐举的人，如刘绩、刘武臣，都是邪僻无赖之徒，素来为士林所不齿；那么他放纵胸臆、以卖直求取恩宠、引荐凶邪、培植党羽帮助叛逆的罪行，更无法掩盖了。臣又考察【缺字】为人偏执，行事乖张诡异，喜欢揭发他人短处来倾害别人，专务表面而刚愎自用，粉饰欺诈、矫饰虚伪，常怀着希望别人取我所给予之物的心思，欺骗世人、窃取名声，长久熟练于以暗中行事来掩盖于表面的伎俩；历任内外官职，屡次升到显要官位，却大多有污秽声名，从来没有善政。臣曾见主事霍韬写给【缺字】的私信，详细陈述其平生，对他极尽丑诋之辞，如今已经传播开来，成为人们的笑谈。假使【缺字】稍微知道自爱，也应当低头厚着脸皮，绝不敢混杂在缙绅之中，以玷污清班。可是他竟然还肯这样喋喋不休地依附别人、替别人鸣叫吗？从前孔子诛杀少正卯，列举他的罪状说：“居处足以聚集徒众，结党谈说足以粉饰声誉、博取众人称誉，强横专断足以反对正道而独立一说，这就是人的奸雄，不可以不除掉。”如今【缺字】在这几方面大概兼而有之，实在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人。对于应当诛除的人，臣请陛下赶快除掉他，特意赐令罢职斥退，以平息邪说，以端正人心，以杜绝后患，那么臣就万分幸运了。《玉坡奏议》第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