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肃奏议卷一

译戒。天命和人心，来去并不固定，是君主应当明察的。皇上继承宏大的基业，正当百姓困穷、财力耗尽之后，军备废弛、刑罚繁多之时；如何凝聚上天的眷命，如何收揽天下人心，都在于此。处于危惧戒慎之中，这份心志怎么可以有片刻不存呢？这份心志一旦不存，不流于声色，就会流于财利。不陷入游荡逸乐，就会陷入奢侈。一旦有其中任何一种，都足以败坏道德、破坏法度，对于前面所说的帝王盛德也会有所损伤，不能保全始终。而且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接见臣下却能达到大治的。近日各部门上言政事的人，往往希望皇上接见臣下，这也是忠诚爱戴到了极点。臣认为皇上尚未接见臣下，并不是最终不接见，大概只是有所等待罢了。如果始终像今天这样，臣恐怕君臣之间的情意会阻隔，上下不能沟通，也就还不能谈论治理。昔日伊尹告诫太甲说：“上天并不偏爱亲近谁，能够敬畏上天的才会得到亲近；百姓没有固定的怀念对象，只会怀念有仁德的人；鬼神没有固定享用的祭祀，只享用能够至诚祭祀的供品。天子之位实在艰难啊。”这是想让太甲敬天勤民，保住天子之位。傅说告诫高宗说：“只有学习才能使志向谦逊，务必要及时勤奋，修养才能不断到来。确实要把心放在这些事情上，道德就会积累在自身；以先王成法为鉴，就能长久没有过失。”这是想让高宗修养德行、效法祖宗，常常不犯过错。后来太甲、高宗成为商代的贤君，伊尹、傅说成为商代的名臣，治道能够兴盛，大概是有原因的。况且近来各地遭受水旱灾害，发生天鸣地震，这些都是重大的天变，都是上天仁爱君主的意思；现在正是效法古制、修养德行、以实际行动应对天意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的时候。臣恭伏希望皇上想到祖宗创业的艰难以及天命无常，思考今日守成的不易以及人心不定；退朝以后，在处理万机政务的空闲时间，节制饮食、减少欲望，以调养身体的和气；澄清心志、安静思虑，默默思考治国之道。每天到便殿，召见儒臣，有时讲说《大学衍义》，有时诵读《贞观政要》《通鉴纲目》等书，仔细辨析哪一种是道心，哪一种是人心；某位帝王保持这份心志因而得到治理，某位帝王不能保持这份心志因而不能治理。这样亲自裁决各项政务，事情大概就没有难办的了。还希望皇上对于太皇太后、皇太后两宫，更加尊崇孝道；对亲王、同母弟弟，更加笃厚友爱。内外官员如果进献奇异技艺、淫巧玩物，一定要禁止，并责罚进献者；珍禽异兽的贡物，一定要退回，堵塞由此产生的事端。重大政务有疑难，一定召集内阁大臣当面商议后再施行。文臣武将中如果有职位空缺，一定召集有关部的正官询问考察后再任用。对于边境附近的将官，要不时颁下敕令告诫整饬，务必保卫边境、安定百姓。对于京城的武备，要敕令总兵等官严加训练，足以防止奸邪、抵御侮辱。科道官是朝廷的耳目，如果有小过错，应当曲加宽贷。大臣是君主的股肱，应当顾全大体，特别加以优厚礼遇。身边的人称誉某人的长处，一定要查究称誉从何而来；诋毁某人的短处，一定要询问事情从何开始。内臣中，考察出淳厚谨慎、老练成熟的人，就亲近信任并任用；浮躁奸邪的人，就疏远他并加以防范。驾驭大臣时，考察忠良之人，就委以重任；不忠而又巧言谄媚的人，就罢免驱逐。对于母后家族，不应有疑虑，可以加重赏赐，却不能把权力交给他们；对于外戚亲属，可以厚加优待，却不能任用他们处理政务。该赏的才赏，不要赏得过滥；该刑罚的才刑罚，不要刑罚过度。浪费钱粮的事情，都应当减少节省。没有益处的祈祷，不必修建。对于宗室要推恩并彰明其德行；对于四夷，要厚往薄来。广开言路，以防止上下壅蔽；

译按时接见臣僚，以沟通下情。京畿内百姓的差役十分繁重，所在地区暂且免除踏勘。所有日常用度，都实行俭约。一切邪术，都不要被它迷惑。尧舜之道，也不过如此。确实实行这些，那么二帝三王的美德就不只是专美于前，我朝祖宗列圣也确实可以继承而不辱没，并且天变也可以稍稍平息了。臣本来是平庸之才，承蒙任掌风纪，日夜思考，却没有办法报答。〔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恭伏希望皇上稍微宽减斧钺诛杀之刑，俯身采纳臣这樵夫般的浅陋之言，亲自体察并努力实行，这将是天下的大幸。臣不胜战栗恐惧至极，因此撰具奏本，亲自携带上呈，谨此题奏请裁决。弘治元年某月某日题奏。全面成就圣德，以使治道兴盛。

译臣切实认为，自古帝王的圣德，虽然有天赋的因素，也有赖于后天进德修业。圣人之中，没有比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更圣明的了，所以《尚书》称赞尧说“能够彰明崇高的德行”，称赞舜说“舜喜欢询问，并能明察浅近的话”，称赞禹说“能够勤劳节俭，住低矮的宫室，穿不华美的衣服”，称赞汤说“用礼来约束心志，用义来约束行事”，称赞文王说“不断光明进德，敬慎而止于至善”。由此看来，古代二帝三王的圣德，没有不是由于进德修业；而进德修业，又没有不是以节俭为先。仰惟皇上聪明睿智，出于自然；圣明神武，出于天性。从前身居春宫时，天下臣民都知道皇上具有尧舜般的资质。继而登上皇位，至今已经四年，不亲近声色，不经营财利，不喜好奇技淫巧，不蓄养珍禽异兽，亲自实行节俭，赏赐不滥，广开言路，容纳直言，优礼大臣，宽缓刑狱，退回西域进贡的狮子，退还女直进贡的海东青，天下幸甚。近来听说准备向湖广、浙江增设抽分内臣，并在甘肃、陕西织造各种绒毼，使有关官府疲于奔命。臣认为地方尚未安宁，陕西又连续遭受荒旱，百姓死亡超过一半，田地大多荒芜，创伤还没有恢复。湖广、浙江设立抽分，是因为漕运和京城储粮需要用粮船一万多只，而天下有关官府购买木材进展不顺，主管部门建议实行抽分，实际上是为补充制造漕运船只而设。即使这样，运军还要自行赔补一半，已经十分困苦。如果命甘肃、陕西织造云毼，虽然支付官钱，却免不了拘令妇女在官府中捻线、男子在官府中做工，必然产生怨言。湖广、浙江如果增设内臣抽分，各地客商听到后，必定不敢贩运木材，价格更加上涨，必然耽误制造漕运船只，运军受到的损害也会更大，逃亡者必然增多，关系十分重大。皇上即位以来，凡事都效法祖宗；这两件事都是祖宗朝从未实行过的。何况它们并不是有益于国家的重大事务，如果突然实行，实在恐怕军民惊骇，以为近几年尚且没有轻易派遣内臣抽取木材，也从来没有命令陕西织造蟒龙云毼。况今天下百姓困苦、财力枯竭，军粮不足；派去的官员还要带领人众，虽然未必直接伤害百姓，最终也要由地方供应。等他们回来时，装载木材需要马匹、快船二三百只，夫役数千人，沿途官府免不了被劳扰。恭伏希望皇上远法二帝三王的俭德，近遵祖宗列圣的良好谋划，收回已经下达的命令。所需木材，可以命南京守备内臣将龙江、瓦屑抽分竹木局所抽取的竹木，以及派南京内官到芜湖拣选、已经抽分且适用的木材，陆续运来使用；或者命工部分派天下有关官府购买后送纳。至于云毼，也不是供皇室使用的必需物品，织造它实在是浪费。如果是为了准备赏赐，自有江南织造的缎匹，何必一定要用这种毛毼才算赏赐呢？况且从前西方旅国进贡獒犬，武王接受了，召公奭恳切而勤勉地反复告诫，留下了一篇训诫。以武王的圣明，接受一只獒犬，似乎并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但召公之所以告诫得这样恳切，是因为不重视细小的行为，最终会连累大的德行。老臣辅佐君主，正应当如此，而武王最终能够听从，事载经书，流传万世。臣承蒙皇上厚恩，委以重任，义与皇上同休戚；又遇到皇上这样的尧舜之君，日夜思考，苦于没有办法报答。看到这两件事，事情虽然看似细小，却关系到圣德，实际意义很大；事情虽然看似微小，却关系天下国家，实际分量很重。臣如果隐忍不说，万一成为皇上圣德的累赘，臣背负误国之罪，将逃到哪里去呢？岂不是辜负皇上的托付吗？恭伏希望皇上对臣所说的留意采纳，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胜拳拳忠诚爱戴之情，谨此题奏请裁决。效法天道刚健，以勤勉成就圣政。查得近来各地上奏发生地震，其中云南尤其严重。近来天象显示警告，彗星偶然出现，这些都是上天仁爱皇上的意思。皇上忧劳警惕，减少膳食，撤去音乐，凡有游宴娱乐，全都停止了；这又是以实际行动应天，而不是用虚文应付。将会看到彗星逐渐消失，这和宋景公说了一句话而荧惑星退后三舍没有不同；可见天人相感的关系，确实非常密切。臣认为帝王的德行，没有什么比勤勉更重要；勤勉，就能裁决万机而没有丝毫壅滞。上天的道理，关键在于刚健；刚健，就能生发万物而没有差错。这就是说，天道与圣德实际上是相互契合的。所以《易经》说：“天道运行刚健，君子因此自强不息。”大禹告诫舜，也说：“谨慎戒惧，勤勉不懈，一天之中就有许多政务需要处理；天子之位实在艰难啊。”史书赞美大禹说：“能够勤劳节俭。”这些都是因为勤勉而成就圣德，所以记载在经书史册中，光耀流传万世。恭惟我太祖高皇帝直到宪宗纯皇帝，都在天刚亮时上朝；早朝以后，每天两次裁决在京各衙门以及天下一切章奏，遇有重大政事，又召集大臣当面商议后施行，这是我朝列圣一贯的规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恭惟皇上承受上天的眷命，继承祖宗的宏图。即位之初，早起晚睡，振作精神谋求治理；上朝听政、裁决事务，都遵循祖宗旧规。后来白昼渐长、时日渐久，每天又有午朝，实在足以和古代帝王相媲美，并能继承祖宗事业。近年以来，上朝稍稍晚了些，有时早朝后又推迟， ежедневно只裁决章奏一次。这固然是皇上调养身体、保全圣躬，使君主安逸、臣下勤劳的办法；但“所其无逸”，正是帝王所看重的道理。仰惟皇上清心讲学，节制饮食、减少欲望，不亲近声色，不经营财利，专心求道，以游艺来涵养心性；即使古代帝王向上天祈求长久国运的方法，也不过如此，哪里还需要向其他方面求取呢？如今上朝也确实早了，但每天只裁决各项事务一次，这不是率由旧章、给后世留下法则的做法，而且很有可能掩盖皇上勤政的本心；这对圣德关系很大，臣对此深为痛惜。恭伏希望皇上从今以后效法天道刚健，遵循祖宗训诫，每天两次裁决政务，并且常常这样上朝，那么圣心的勤勉就不异于即位初年，祖宗的规制也不会在今日改变；这对于圣德实在大有补益，要达到尧舜之治也就不难了。恭请圣明留意宗社，这是天下的大幸。为此撰具奏本，亲自携带上呈，谨此具奏，恭候敕示。预先教育皇太子，以使国家根本兴盛。

译臣认为，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后世社稷的安危都系于此，所以应当预先教育。因此《周易》设有养蒙之卦，《礼记》记载有教导世子的篇章。自古帝王君临天下，忧虑深远的，没有不把这件事作为首要事务的。仰惟皇上继承大宝，敬天勤民，效法祖宗谋求治理，至仁遍及四海，大孝隆盛于两宫，不亲近声色，不经营财利，因此上天眷顾、祖宗保佑，皇子降生，而且确实出自中宫。自去年春天已经确定储君之位，神器有了归属，宗庙也有了托付，这实在是国家万万年无疆的祥瑞。臣听说皇太子姿态相貌非同寻常，天性聪明睿智，如今已经能够说话、行走了，不可不及早对他进行教育培养。儿童蒙昧之时，良知良能还没有受到诱导，天真浑然；如果不及早教育，一旦放纵失教，习惯与本性形成，将来即使有良师良傅教导，也很难听得进去。过去成王刚成为太子时，太公任太师，周公任太傅，召公任太保，伯禽、唐叔与他一同游处；眼睛不看淫邪的事物，耳朵不听俳优嬉笑之声，居处不接近庸俗鄙陋之人，因此培养成了德性。等到他成为君主，能够继承文王、武王的事业，成为周代的贤君，这就是预先教育太子的明证。当前的办法，必须选择淳厚谨慎、老练成熟、相当熟悉经史的宫人，例如卫圣夫人杨氏，让她们负责保护、抱持和扶助太子。凡是言语，都必须教他说正当正确的话，而不要让他听到非礼、轻薄的言语；凡是行走，都必须教他端庄慎重，而不要让他接触非礼、邪僻的事情。要教他不忍伤害别人，教他懂得礼仪，以培养他的仁义之心；教他恭敬严肃，教他明辨是非，以培养他的礼智之心。内廷宴会时，钟鼓司的表演，不要让他观看；元宵节鳌山灯戏，也不要让他看见。至于佛、老二教，更不宜让他口诵其言、眼看其像而深信不疑。游玩的事情，也不宜任凭他的喜好、满足他的欲望，使他沉溺其中。等到他稍稍长大，要严格敕令东宫老成的内臣，例如太监覃昌，先教他诵习《孝经》，使他知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道理出于天性，仁爱恭敬之心本于自然。到八岁时，教他诵诗读书；凡是尊敬尊长、亲爱亲属的等级，以及仁爱百姓、爱惜万物的准则，都要让他有所启发和了解，端正他的志趣方向。等他渐渐长大，设置东宫僚属时，仍请求敕令内阁大臣会同六部、都察院等衙门的堂上官，慎重选拔名实相符、才德兼备的老臣，以及学问醇厚广博、品行端正善良、享有崇高声望的臣子担任此职，不要让奸邪诡秘的人参与其中。从此每天让太子出临春宫，讲论经书，辅导培养德性，使他知道穷究事理、端正心志、修养自身、治理他人的道理。世间事务的曲折情状，是他应当知道的；人物的贤能与否，是他应当辨明的；还有上天所应当敬畏的事情、祖宗所应当效法的事情、百姓所应当防护的事情、财物所应当珍惜的事情，也都要使他明白。这样，内外辅导都得到合适的人，又预先对他进行教育，如果皇太子的德行不能达到尧、舜、文王、武王的境界，臣实在不相信。尧舜文武的圣德，也正是由此达到的。臣凭借微薄的才能，承蒙历代圣上厚恩，忝任六卿这一重要职务。去年又承蒙皇上加授臣为太子少保，正是担任辅导东宫的官职。臣受任以来，早晚惶恐，思考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只有预先教育皇太子，使他将来成就最高的德行，足以承担大任；如此或许可以稍尽臣的职分，也免得万一受到滥任的讥议。教育太子的道理，《礼记·文王世子》篇和贾谊《保傅》篇记载得很详细。宋儒真德秀也曾编入《大学衍义》，进呈给君主。近来儒臣也曾向皇上进讲过。臣还要再次陈说此事，实在是因为今日学习与否，关系到将来的治乱；这只是臣偶然想到的一点愚见，却包含着深切的忠诚爱戴之情。恭伏希望圣明留意，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不胜战栗、惶恐、冒死进言之至，因此撰具奏本，亲自携带上呈，谨此题奏请裁决。弘治六年十一月初七日具题。恭请皇太子亲临经筵，以使睿智的学业更加隆盛。恭惟皇太子殿下年纪渐渐长大成人，天资英明伟异，内外宫臣早晚辅导，讲读学习都有进益，这实在是宗社无穷的吉祥，也是后世臣民的福分。但是臣等忝任大臣，臣文升、臣珪，都担任东宫保傅。自弘治十一年三月初六日皇太子第一次在文华殿出读书，臣等有幸见到殿下圣颜以后，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只有在正旦、冬节以及每月初一、十五于文华殿门外朝参，彼此距离很远。仰惟皇上继承大宝后每天裁决万机，尚且每月三次亲临经筵，命翰林儒臣讲读经书，以使圣学兴盛并追法古代帝王。如今皇太子正当进学之时，虽然每天出读书，却只在左春坊，与二三位内阁大臣以及东宫、翰林院的讲读等官相接，而且所在之处相当狭窄，不能十分从容。考察古代帝王教育太子的制度，太子行走、居处时，太傅在前，太保在后；入内有师傅，出外有保傅，正是希望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人的人，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谨慎的时刻，这就是通过教诲使他养成德行。臣等愚见认为，想请皇太子仿照皇上御临经筵的旧例，每月三次，于初六、十六、二十六日出临文华殿，命臣等以及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鸿胪寺掌印正官和二品以上官员，会同内阁大臣、东宫讲读等官侍班讲书。侍卫将军等人员，比照皇上御临经筵的日期减半，这样臣等可以见到皇太子的睿智圣颜，皇太子也可以认识臣等愚拙的相貌；彼此收敛身心，以严整威严、深沉肃穆的气象相接。时间久了，自然会使太子的气度更加宏大，见识更加广博，日渐进步、月月增长，达到光明盛美的境地；睿德日益昌盛，要达到帝王的境界也就不难了。臣等拳拳如犬马的愚诚就是如此，恭伏乞请圣明留意裁处，宗社幸甚，臣等幸甚。谨此题奏请裁决。弘治十五年四月某日。《端肃奏议》卷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二。明代马文升撰。巡抚事务。查得先前户部奏请并获准，各地巡抚官员每年八月以内赴京议事一次；后来兵部又为公务发来咨文，说明各地巡抚官员每年在边境的，应于四月内到京议事；在腹里的，应于八月内到京议事。考虑到目前各地之间有些地方贼情还没有完全平息，如果让他们一律赴京，实在恐怕缺少官员而耽误事务。因此应当行文各地巡抚官员斟酌各自地方的情形：如果地方平安，没有其他紧要事务牵制，就照例赴京议事；如果地方贼情尚未平息，军民尚未得到安定，事务繁重难以离开，就应当把需要议定的事项详细分条陈奏，直接奏请皇上裁决等事。具题后奉圣旨：“各地正需要用人，而且都不必来了。”钦此。现已备咨送达。臣以微薄才能，错误地承担重任，早晚忧惧，思考如何报效，只希望军民安妥、地方宁静。所有应当办理且有益于军民的事务，除遵照钦奉敕谕可以便宜处置的事项，陆续施行，并会同钦差镇守陕西太监等官商议妥当后立即具奏外，现将需要议定的事项开列如下，撰具奏本，专派舍人某人携捧上呈，谨此题奏请裁决。现分条开列如下。一、重视守令，以广施德泽。臣切实认为，实现良好治理，没有比安定百姓更优先的；安定百姓，关键在于选择好的守令。守令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员。守令任用得人，百姓就都能安居休养，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守令任用不得其人，百姓就要遭受祸害，各项政务也没有不败坏的。所以自古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执政者，想使百姓达到和乐太平的境界，没有不把慎重选择守令作为首要事务的。恭惟皇上爱民之心不亚于尧舜，宰相辅佐治理的勤勉也同于伊尹、周公。然而治理不能达到古代的水平，百姓不能享受太平治理的恩泽，大概只是因为守令没有选得合适罢了。守令之所以没有选得合适，又只是因为选用他们没有合适的办法。臣切见如今的守令，由进士、举人出身的，往往多能称职；由监生除授的，很少有能胜任本职。追究其原因，这些监生坐监学习，又在吏部听候选用，前后要经过二十多年，才得到出身资格。等到被除授时，年龄已经五十多岁，须发全白，精神意志昏昧疲倦。他们认为任期不会长久，又有黜退升用的规定，料想也轮不到自己，所以只顾谋划贪污受贿，完全没有治理百姓的心思。这样还想让他们政事治理得好、百姓安定，怎么可能呢？虽然有吏部考察黜退的规定，也有臣与巡按御史、按察司严加拘问，但今天被黜退的，是因为年老昏聩、贪婪；后来除授的官员，又有比前面被黜退者更加老朽庸劣的。大概国子监所培养的人才，也不过如此。如果只是照旧考察，屡屡黜退，却不知道改变选拔办法，那么百姓只是送走旧官、迎来新官，白白劳累破费。任用贤能是为了养育百姓，而贤才的盛多，没有超过进士的。如今把进士除授为官，人人都认为是考中甲科、荣登黄甲的幸运；如果一取得进士就被除授外任，就会辜负父母的期望，也会使士子的心灰冷。却不知道设置科举是为了求取贤才，求取贤才是为了治理百姓。让年轻进士担任守令，他们对民情世故没有不熟练通达的；将来有的可以任藩臬官，有的可以补任京官，辅佐国家、治理百姓，绰绰有余。这也是培养人才的一种方法。陕西地方与各处大不相同。其同知、判官、县丞、主簿，近年因负责运送各处边方的夏秋税粮，接连往来，往往不在任，只剩知州、知县单独处理事务。如果不能得到合适的人才，事情怎么能办成？恭伏希望皇上以百姓为念，以守令为重，乞请敕令吏部今后各地知州、知县有缺额时，依照已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李贤奏准的事例，每次选取在吏部听候选用的举人，不论到部年月远近，以及监生中年纪尚未老朽、资质英俊的，一并考选；凡学问老成、熟悉公文、能够担任正官的，以及各部观政进士，都依照甲第名次逐次取用。除京任之外，其余举人、监生一并除授为知州、知县。进士到任以后，如果确实有清廉声名、政绩显著，不论任职三年还是六年，都仍要按次提拔：知州酌量升为▯中，知县酌量升为主事、御史、评事；或者命巡按御史以及布政司、按察司两司官员，在所属官员中各自举荐三五名清廉声名一向显著、才能出众、能够担任知州、知县的人，分别直接具奏，由吏部裁定并授职。在任期间如果查出贪污淫乱等事，举荐者也要承担连带罪责。以后知州、知县有缺额，都照此例选授。这样才可以使守令都得到合适的人，太平之治也就可以期待了。一、增设风宪官，以安抚流民。臣听说，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防范容易，等祸患已经发生再消除就难以奏效。祸患尚未萌发时，用治理的方法加以防范，力量绰绰有余；祸患已经形成，即使动用兵戈来消除，也往往力量不足。这就是古人要在事情容易时谋划难事，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的原因。臣切按汉中府地方广大，绵延千里，人口较少，物产很多。河南、山西、山东、四川以及陕西所属八府的百姓，有的为了逃避粮税和差役，有的因为害怕承担军役、匠役，有的因为本地荒旱，全都逃到汉中府金州等地居住。那里土地可以耕种，柴草十分便利，既不用纳粮，又不用服差，所以人们乐于居住在那里，不肯返回故乡。如今各地流民在当地的，不下十万人。去年因满四等人反叛，臣恐怕他们会乘机结伙聚集，成为祸患。地方上已经命按察司佥事孙逢吉前往当地查勘现有人数，造册登记并收存凭照，行文责令各有关官府抚恤、禁止和治理，让他们自由经营生计，等到丰年再命令返回。这些人如果逼迫驱赶过急，又恐怕激变成患；如果听任他们长期居住在那里，也难保长久没有忧患。况且汉中山势险要，尤其超过竹房；流民数量很多，也不亚于襄、邓。

译虽然曾经委派官员巡视，但终究还是责任不专一。必须增设官员专门负责此事，才可以使地方保全而没有忧患。查得河南因为南阳一带流民很多，增设参议、佥事各一员，奉敕专门抚治；近来在荆襄、南阳之间，又承蒙钦命派都御史一员总管其事。这些都是考虑祸患、预先防范，防微杜渐的意思。如果蒙准，请依照河南的事例，或者增设官员，或者就在按察司佥事中专门委派一员，请发给敕书，前往汉中府，带着家小专门在那里往来巡视、抚治上述流民。该道分巡事务，也命本官一并管理；并会同守备汉中府都指挥张顺操练军马，守卫城池，禁止革除奸弊，防察意外，务必处置得当，不许固执己见而耽误事务。这样才可以使责任专一，地方也可以保证没有忧患。一、增加课钞，以供养军队。臣切实认为，理财的方法有经常之道，也有权宜应时的办法。经常之道可以在无事之时实行，权宜应时的办法则应当在财力匮乏之时施行。如果拘泥于经常之道而不知道权宜应时，军国费用就会不足，供给军队的需要也无法充足。查得陕西所属卫所的官军，除沿边卫所外，腹里军人每月粮食应支一石的，只领取本色粮六斗，其余四斗折支钞贯。军职人员不分沿边、腹里，都是本色六成、折钞四成。又查得官军折俸、折粮，以及各王府和将军仪宾，还有司、府、州、县官员折俸，一年总共需要钞一千七十六万五千四百六贯。如今所属地区每年只收额定户口食盐课程钞九百五十八万七千四百九十四贯。收入不够支出，一年总共短少一百一十七万七千九百一十二贯，因灾害减免的还不计算在内。况且陕西官军披坚执锐，卧雪眠霜，与各处官军劳逸不同。他们的妻子儿女住在卫所，全靠每月的粮食和俸米养活；由于粮饷不足，只好把一半折支为钞贯。如今折支的钞贯也因为不足，有的一两年领不到，有的四五年领不到。即使领到一年的钞贯，也不能兑换购买几个月的粮食。又要买马匹补充军用，置办军装，有的典卖妻子，有的借贷财物，艰难困苦接连不断，因而相继逃亡。每月粮食折支钞贯，民情已经难以承受；钞贯又不能按时领取，情势尤其不应该这样。如今官军折支的俸粮钞贯既然不够，如果不采取权宜应时的办法，另行设法整顿，实在恐怕年复一年，困苦怨恨日益增加，军队更加衰败，将靠什么蓄养锐气、使他们抵御敌人和外侮呢？臣查看，西安府城内四门，一天之中各地贩卖柴薪等物的牛车、骡车不下五百多辆；又查看陕西、河南客商贩卖的马骡，一年之中也不止数万匹，全都从潼关经过。上述车辆、马骡也应当征税。如果对马骡、车辆酌量增加纳税钞，这也是权宜增加钞贯的一种办法。如果蒙准，请敕令户部议定，转行陕西布政司，将西安府城内四门运进柴薪等物的车辆，依照京城的事例，每辆大车纳钞四贯，每辆小车纳钞二贯；马骡则委托西安府首领官员在潼关收报，每匹马纳钞十贯，每头骡纳钞五贯。每季度把这两项所收的钞贯都送到布政司官库收存，以备官军折色俸粮支用。等到年终，把全年收取钞贯的总数由布政司造册，奏报缴送户部查核。收钞的地方，由按察司分巡官不时巡视；如果有人敢于作弊，就地拘拿审问，依法处理。这样才可以使课钞有所增加，官军折色俸粮也不至于匮乏。一、抚恤军士，以蓄养锐气。臣切实认为，克敌制胜，没有什么比军士效命更重要；养蓄锐气、积聚威势，关键在于衣食充足。军士驻守边境，必须衣食充足，然后才能蓄养锐气。如果衣食不足，自己一身饥寒，他连顾全自己都来不及，还能指望他舍命效力、乐意为国效命吗？这就是古代名将同士卒共甘苦、频繁加以犒劳的原因。查得陕西腹里卫所的军士，都在三边操备；有一年回卫休息一次的，有十八个月回卫休息一次的，还有一家有正军、余丁二三人在边境操备的；他们留在卫所的余丁，还要承担种植、缴纳屯粮粮种、守城等差役。且说驻边军士，他们既有官府发给的骑操马匹，到边境之日，当地总兵、副参等官每名军士还要一匹脚力，或马或骡。军士既没有营生，又没有产业，只靠每月六斗粮食供养；置办军装、整治行装盘缠，也都依靠这些粮食。害怕到了边境被责打，只得由原籍户下拿出财物资助，购买前述脚力牲畜带去。等到了边境，边方主管的官员和旗军，有的以购买旗号、缨头为名，有的借口修理城墙、城门楼，分次摊派勒索，逼迫得无可奈何；他们又只好把原先购买的脚力马骡卖掉来筹办费用，往往不到一年就用尽了。有时又遇到官马倒毙，随即要求购买马匹赔偿，逼迫追索得非常急，只得向本管指挥、千户、百户以及当地副参等官借马钱物；有的一匹马要赔银二三百两，有的借银一两却要还本利三四两。等他们回到卫所，各官的家人立即前来索取。在卫官员害怕他们权势显赫，只得监追军士，有的典卖妻子，有的借支月粮，归还先前赔马所欠的钱。一匹马已经使人破家荡产，倘若再有马倒毙，还能到哪里去买马赔偿？因此逃亡的人十之八九。各边军士日渐缺少，官马倒毙责令赔补，原本是好办法；但如果不分马匹是因急病、瘦弱损耗还是其他原因倒毙，一概令军士赔补，实在恐怕年复一年，困难更加严重。不仅会造成逃亡，还恐怕发生意外祸患。使疲敝军士困苦，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何况边地军士大多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身体瘦弱羸病、面容枯槁，总兵等官却丝毫不放在心上。我在石城亲眼所见就是这样，却还希望他们效命出力、战胜敌人，实在也很困难。因此一遇敌寇犯边，往往不能支撑，必须上奏请求调发京军。

译如果不肯切实优待抚恤军士，蓄养他们的锐气，实在恐怕因循日久，使他们更加困苦疲敝。北方人窥探我军虚实，拥众侵犯边境，就会给国家造成更大的祸患。臣每想到这里，内心深为寒栗。臣怀着犬马般的忠诚，不敢不把这些情况陈明。倘蒙皇上降敕兵部计议，行文各边太监、总兵、都御史等官：今后将所属官军所领取的骑操马匹登记造册，加盖印信；每月检查膘情三次，肥壮的列为一等，瘦弱的列为一等【原文疑误】。如果三次检查都属瘦弱，此后马匹倒毙，才令其购买补充，以戒除军士不用心喂养的弊端。若三次检查均肥壮，却因急病等病症倒毙，免除军士的追索赔偿，以缓解军士的艰难困苦。如果按条例应当买补，而本军在边地确实困难，就行文原卫所，责令军户名下的余丁买补完备，再由本都司派人解送前去。若各军将士以及下班军士的马匹倒毙，就让他们回卫所从容置买，到了上班之日骑马赴边。遇到缨头、旗号损坏需要置备时，令总兵、巡抚等官设法筹措购买使用。如果无处筹措，就行文陕西都司、布政司派属官买办解送，不许丝毫摊派扰害军士。除非奉有奏准的事例，也不许擅自役使、苛害各军士上班所需的脚力。应当根据各人的贫富，或用骡，或用驴，或由两人合买一头驴，都听凭各自方便。总兵等官一概不许追究逼迫，也不许像从前那样向所管军士放债，派家人到各卫索取，逼迫军士逃窜。如果确有上述奸弊，准许巡按御史据实具奏处理；仍要用心优恤军士，振作锐气，务必使他们得到妥善安置，不致逃亡。这样才可以使军士感激，从而成就战胜敌人的功业。一、清查军户，以杜绝勾扰。臣切实认为，发下册籍清查征取军人的办法，不许差官擅自勾取，原本是为了杜绝勾扰的弊端，建立长久的制度。然而法令施行日久，不能没有弊端。如果不随时斟酌调整，严加禁止治理，那么原有法令会更加败坏，奸弊会不断滋生，百姓就会承受不尽的祸害。近日陕西布政司清军委官、左参政于璠呈报，查得据西安府、耀州等州及蒲城等乡军丁惠林等人分别控告：他们各有户丁，应当承担泸州、利州、清州等卫所的军役；有的告称，在军营中现有正式军人，身强力壮，另有余丁三四人、七八人、十四五人，甚至二三十人，都在种田经商，家道富足。因为责怪原籍丁户不来供应，往往买通卫所官旗，捏造老病、逃亡、死亡等情由，年年发册勾取骚扰。等到把户丁解送到卫所，又因为军伍并不缺额，便有把解来的户丁当作奴仆驱使的，有让他们耕种田地的，甚至把盘缠、衣服等物全部拘留下来，也有将人放回去的。又有人告称，正式军人回乡索取盘缠，不到一两年军妻又回去索取；军妻回卫不到五七个月，余丁又来索取。原籍人丁因为要办理缴粮和差役，家道贫困，无力筹办，只得有人典卖田地房屋，有人卖掉男女和牲畜。等到打发他们起程，只要稍不合意，就动辄回卫所发册勾取。又有人告称，正式军人、余丁和其他户丁回乡后，卖掉自己的房屋田地；因而与房族、亲戚及邻里发生争执结怨，便怀恨在心，回卫所妄自勾取别房的丁户，也有妄自勾取同名同姓之人的。此类情形往往到官府诉告，请求分辨清楚。主管官司因为兵部发册清勾之事难以主张，只得依照文书解送并查理。原籍留下的田地无人耕种，遗留的粮差无人办理，还连累里甲派人防护、大户负责押解；到了卫所投递文书，官吏又要索取拜见的钱物，旗甲还索要馈送的土产。既然已有丁户，只得将人放回。往返数千余里，动辄历时半年以上，弄得破家荡产，实在可怜。查得钦降的军政条例中规定：正式军人在军营中已有壮丁的，就收补入伍，不许从原籍勾取。有关官司查验属实，回报原卫所确知军营中已有壮丁的，就收入军卫，不许违例勾扰。除依照上述规定办理外，如今各处官吏故意违背前例，往往接受在营军丁的财物请托，便发册清勾；这不仅扰乱烦劳官府，而且还侵扰残害百姓。查得陕西布政司每年应当清查军士，不下数十万人；其他各卫所发册的弊端本来就存在，而利州、泸州二卫及青川一所发册的弊端尤其严重。相关呈文请求通行四川上述卫所加以禁止约束等事，已经送到都察院。臣详细考虑，卫所缺军，发册清查征取户丁，按理当然；但军伍并不缺额，却发文勾扰原籍百姓，实在使他们受害。况且陕西百姓年年供应各边粮草，加上连年旱灾歉收，财力都已困乏，凋敝到了极点。如今上述卫所的军人不体谅原籍人丁的艰苦，因为怪罪他们不供应盘缠，便捏造逃亡、死亡等情由进行清取，年年骚扰，使人不得安生，实在可恨。除将上述清勾军人的命令交给参政于璠，暂时解送户丁前去查理，并行文四川按察司加以禁约外，实在恐怕各处卫所也有这种弊端。倘蒙皇上降敕兵部行文天下各卫所，将现有以及逃亡、死亡等类军人的籍贯、充军来历逐一查实；现存军人要开列应役正式军人及在营余丁的姓名、人数，每个布政司以及直隶各府分别编造文册一本，派人携送兵部，再依清册事例转发各该布政司及南京直隶府分别收存。

译今后各处卫所发册清勾军人到达当地，先与原先颁发的文册核对。如果卫所原来登记已有数名空闲余丁，却又清取户丁，明显是挟私报复、作弊，那么被清取的户丁免予查解，仍行文当地清军按察司官员，再到该卫所查理。如果卫所已有丁户，就先将作弊之人及所管旗吏提来审问；如依法有牵连，本官奏请提问，不许再管理军队事务，令其带俸差操。如果卫所原先只有一丁，如今却开报为逃亡或死亡，也必须写明逃亡、死亡的具体年月日，准许解送户丁前去补役。还要通行各处巡抚、巡按及清军官员，严加禁止约束所属卫所，不许接受财物，听任本卫当军之人因为怪罪原籍不供应盘缠，捏造逃亡、死亡情由，一概发册清勾，扰害百姓。确实属于逃亡、死亡、按例应当清勾的，卫所官员务必查勘明白，才许造册送部清勾。这样才可以使在卫军人没有挟私清勾的弊端，也使原籍户丁免受勾扰之害。一、保存远方军人，以充实军备。臣切实认为，陕西关中是重要地区，北接沙漠，西抵番夷，南通汉中，东连襄阳、邓州，国家安危所系，实在不容轻视。与其他地方相比，更应加以体恤。况且敌寇侵犯边境，必先从这里开始。如今的急务，只有使兵力充足。兵力不足，作战就不能取胜，守御就不能牢固。现在陕西腹里卫所的军士，以十分计算，逃亡等类已经超过三分。除去各边操备和屯田的军士外，现今守城的正式军人，每卫有的只有二百名，有的只有一百名，甚至只有五六十名，而且都年老、羸弱、疲病，不能承担守城作战。如果不是宣德、正统年间把本地发往远方、因不服水土而多年清勾不到的军人，编发到附近卫所收操，又把巩昌、临洮、延安、庆阳的百姓选作土军，那么陕西军士确实会更加缺少，各边操备也会更加不足。近年各边操备缺少，是因为军士逃亡、死亡、损耗；腹里军士太少，无从拨补，文书往来始终不能杜绝。查得陕西西安等府所属各县百姓，先年因犯罪充军，很多被发编到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等处卫所；由于不服水土，多被瘴气侵害，往往一到那里便死亡，数量多得无法计算。等到各卫所移文原籍清取，过了两三年才得以起解到达当地，又因为上述原因再次大量死亡，只好仍然向原籍清勾。那些户丁和押解人员害怕瘴气致死，又都怀有眷恋故土之心，彼此串通，有的逃到外郡，潜入番夷之地，一二十年也不到卫所。原籍人丁害怕被清解，甚至有全家逃亡的。南方人被发往陕西卫所当军，逃亡死亡后发册清勾的也很多；他们害怕这里地方苦寒，不肯前来服役。偶尔有解送到的，大多身体瘦弱，不能操练调遣，到了卫所不久就逃亡。虽然有清勾之名，却完全没有解送补充的实际，军伍空缺，两方面都没有益处。倘蒙皇上降敕兵部计议：陕西百姓先前被发往四川、云贵、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充军的，除四川、贵州如今已有成例，仍令解送补充应役外；对于云南、两广、福建等地那些多年逃亡死亡，原卫所没有丁户，户丁屡次解送、屡次死亡、屡次解送、屡次逃亡的，责令陕西布政司、按察司清军官员，将上述卫所多年清勾、应当解送的户丁中，凡屡次解发到当地而死亡的，仍按照先前不服水土的事例，收发到陕西三边缺军的卫所补入军伍操备。如果云南、两广、福建有人被充入陕西卫所服军役，多年逃亡死亡，清勾不到，就改由当地收发到本处邻近卫所当军；仍令两地清军官员责令各该卫所，将这些人的名额彼此注销。操备之后，只要有人逃亡，仍发回原卫所当军。这样才可以使军士各自适应当地水土，避免死亡之患；卫所也不至于缺军，并且能够真正具备操守防备的力量。一、禁止私通番夷，以杜绝边患。臣切实认为，要杜绝边境的祸患，就应当禁止开启祸患的根源。边患不会自行产生，必定是有人引发招致的。如果想使边患平息，却不禁止引发边患的根源，就如同只止住沸水而不抽去柴薪，又哪里是善于治理边防呢？查得陕西洮州、岷州、河州、西宁等处卫所沿边的番夷，就是古代的吐蕃，他们性情诡诈，时叛时服，反复无常。历代以来，屡屡成为边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抚治四夷，对他们显示威严，以恩德怀柔，他们都顺服归附，按时进贡。他们所需食用的茶、铁锅、铜器、罗段等物，必须奏请并奉有明文，方才发给；同时允许各该番人四季前来各边交易买卖，并由官员负责管理。当时法度严明，军民都遵守，不敢私自与番夷交通以谋取利益。各族番人也完全知道我边境的虚实，一向畏惧服从，不敢作恶。后来有些各边无知军民和军职子弟，甚至守备官员，往往也让家人购买铁锅、食茶、绸缎、铜器等货物；把守关隘的人公然私自出境，进入番族地区，以货物交换当地出产的马匹等物，致使番人把得到的铁锅、绸缎制造成军器、战袄等物，便萌生侵犯边境的念头。

译有时因为争论价钱，把与番夷交易的汉人杀死；同行的人因为知道这是违法，不敢告官，番人害怕汉人报仇，也不敢再前来交易，于是日益公开抢掠，渐渐结成仇隙。各寨堡的守把官军，又因为看见附近有些本分、从未作恶的吐蕃人，反而妄称他们本族抢掠，借此恐吓索赔财物，结果激成变乱，跟随各族一起作恶，引发边患，都是由此造成的。甚至有些近边土著居民，因为与番人结亲，或私通吐蕃，冒充名义进贡，贪图赏赐；他们往来熟悉，专门刺探边境一切事情，动辄传递出去，所以各边番人越发强悍顽梗，不肯接受招抚教化，屡次作恶，抢杀人畜，掠夺财物。如果不严加禁止约束，实在恐怕各边官军互相仿效，一概与番夷私通，积习日久，给边境再造成严重祸患，实在不妥。倘蒙皇上降敕都察院，查照洪武、永乐年间福建、广东下海通番的事例，发布榜文，发到洮州、岷州、河州、西宁各处凡是邻近番人居住之地张贴晓谕：今后凡购买铁锅、铜器、罗段、私茶等货物，偷偷出境进入番族地区贩卖，以及各寨军人把善良、从未作恶的番族诬称为抢掠，借机恐吓索取财物，或与番人结亲、传递腹里消息的，一旦事发审问明确，本人处死，全家发往极边卫所充军；平民发往腹里卫所充军。如果军职人员及守备官员纵容弟侄、儿子与番夷私通买卖，指挥、千户、百户、镇抚也发往边卫充军；守备官员则奏请皇上裁定。这样才可以使法度严明，人人知道警戒畏惧，边患也会稍稍平息。讲明律法的意义，以重视百姓的生命。臣恭敬地看到《大明律》中有一条规定：“凡国家法律命令，斟酌事情的轻重，确定罪名，颁行天下，永远作为遵守的准则。各部门官吏务必熟读并讲明律法的意义，以此剖析裁决事务。每逢年终，在京由都察院，在外由巡按御史、提刑按察司官，对所管辖地方进行考核检查。如果不能讲解、不懂律意，初犯罚俸一个月，再犯笞打四十，记入过失；三犯则在本衙门中递降叙用。钦此。钦遵。”臣又切实认为，国家的大事，没有比刑狱更重要的；刑狱所重视的，没有比人的性命更重要的。因为死者不能复生，被斩断的肢体不能再接续。一个妇人含冤，三年可以不下雨；一个平民结怨，六月可以飞霜。正因为这种冤抑之气能够伤害天地的和气，招致水旱灾害，自古帝王无不慎重对待。因此《舜典》有“钦恤”的说法，《周书》有敬慎的告诫。下至汉、唐，法家多设专门机构；赵宋的刑官还设科取士，都是为了慎重刑狱、重视百姓生命。我恭敬地想到，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拥有天下。登基之初，多次下诏命大臣修改魏律，前后达到五六次，为此不知疲倦，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程度。又命刑官慎重防范各种律令，亲自御笔裁定，务求合乎中正，对人命尤其用心。因此当时掌管刑法的官员大多认真办事，务必讲明律法的意义。审讯定案之时，很少有失于公平的情况，阴阳因此和谐，风雨按时而至，天下也没有含冤的百姓。近年以来，两京法司的官员，有的由进士初次授任寺正、寺副、主事、评事，有的由知州、行人升任员外郎、郎中，御史也多由知县授任。他们到任以后，没有经过问刑历练，就立即承办断狱等公差，所以对律条大多不熟读，律法意义也没有讲明。审问囚犯时，不过是迁就情节套用律文，草草发落。而且笞、杖、徒、流，即使有所冤枉，危害也还不算太大；至于人命一旦含冤，关系就非常重大。比如强盗窝主，关键在于是否出谋策划；如果只是窝藏强盗而没有出谋同谋，即使分得赃物，也难以按斩罪拟处。又如官吏怀有私仇，故意审讯平民，因而致人死亡，关键在于是否怀挟私仇；如果是因公事到官府，只犯笞刑，即使拷问致死，也只能按因公殴打人致死的徒罪拟处。又如故意杀人和斗殴杀人，如果两人相争、互相殴打，打死一人，就叫作斗殴杀人。一人从未动手，另一人在对方致命的部位有意将其打死，这才叫作故杀。这些律法意义，世人往往忽略。有的把没有出谋同谋、只是分赃的强盗窝主，也拟判斩罪；有的官吏因公事殴打人致死，本来没有私仇，却因审问时故意罗织情由，统统拟判斩罪；有的本来属于斗殴，却拟作故杀斩罪；有的本来属于故杀，却反而拟作斗殴杀人绞罪；甚至谋杀、故杀没有尸体检验，就拟判斩罪，轻率地以为案情属实、罪名相当，奏请处决；还有的人本来是因为与他人妻妾通奸，而其丈夫因其他原因死亡，却审问拟定为妇人因奸与人同谋杀死亲夫，判凌迟处死，奸夫判斩罪。其他把错误当正确、把重罪作轻罪的情况，也不止这一件。查得数年之间，天下布政司、按察司等衙门呈报的死罪重囚案件，本院和刑部详细拟定罪名，大理寺复核认为合乎律法，刑科再复核奏请处决。幸而蒙宪宗皇帝慈爱仁厚，不忍杀人，只命暂行监禁。恭逢皇上继承帝位，又重视刑狱，多次下明诏规定：强盗没有赃物、人命案件没有尸体检验的，必须具奏，请皇上裁定。历年原本监禁、应当处决的重囚，近来经辩理后得到宽宥的也很多。

译如果当时就下令处决，那么含冤而死的，不知会有多少人。那些伤害天地和气、招致灾害的事情，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法司尚且如此，那么其他府、州、县、卫所中被冤屈压抑而死的囚犯，又不知有多少了。这都是原审官员没有学习讲明律法、没有弄清律意造成的。何况府州县官员中有很多不懂刑名、不知律意的人，遇到刑名事务，往往不能分析裁决、审问处理，只听主文官的意见，大概是因为巡抚、御史、按察司官在所辖地方没有进行考核检查。倘蒙皇上降敕两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属官员，天下都司、布政司督令断事、理问，以及浙江等处按察司官和各府推官，都要熟读讲解《大明律》，深入明白其中意义，不许像从前那样忽略搁置、不予讲解。他们审问囚犯时，要参酌案情、反复讯问审理，务必查得真实情形，取得口供、议定罪名时尤其必须根据实际情由拟定，不许轻易造成冤屈，以免案件定成后难以辨明。还要通行天下大小衙门以及两京各部所属官吏，各置《大明律》一本，早晚熟读，用心讲解，务必弄懂其意义。仍要通行各处巡抚、御史、按察司分巡官及按治地方，依照《大明律》的事理从公考核；如果有不能讲解、不懂律意的，依法施行；应当奏请降职任用的，径自具奏处理。仍请敕令吏部行文法司：将拨来办事的进士，立即让他们与现任官员一同参与问刑。以后选官时，两京法司有缺额，先尽量从各衙门中担任问刑事务的进士里除授；如果法司没有缺额，才准许授任其他各部等衙门。这也是前代刑官设科取士的本意，可以使人精通法律，减少滥施刑罚的弊端，使案件没有冤屈，世间达到刑罚废置不用的美好境界。此事关系到讲明律意、重视人命，臣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求裁定。弘治元年某月某日题奏。《端肃奏议》卷二。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三。明代马文升撰。思考祸患、预先防备的事情。近日巡按四川监察御史俞俊上奏称，四川行都指挥使司经历司呈报：建昌、越巂等卫所地方，梁山崩塌，土丘隆起，地动波及数里，尘土砂石飞扬，声响如雷，城墙房屋被震倒，压死军民不知有多少。成都等府所属州县，也都不断发生地震，人畜惊恐。又据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翟瑄上奏，根据平阳府隰州永和县申报：从西北方起了火，红光照地，天空鸣响有声，响声如雷炮，震动山林，鸟兽全都鸣叫等情。臣等切实认为，四川地处西部边隅，距离万里之远，番汉杂居，水路陆路都险阻难行，与其他省份不同。建昌地方尤其位于四川西南，西面连接各类番夷，南面接连云南丽江等军民府。过去诸葛武侯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就是这里。况且四川地方自汉、唐以来，常常有奸雄割据；元朝末年又因荒旱，明氏占据了这里。我朝贼首赵铎等人聚众为患，数年后才得以平定。何况当地民性勇猛强悍，容易倡乱；如今本地荒旱，军民缺粮，饿死者遍布道路，已经令人忧虑，又发生了这种异常灾异，建昌尤其严重，也不能不对此深为忧惧。况且上天显示变异，并不是无缘无故，必定是由人事感召而来。臣等访查得知，建昌原有银场，没有另外设置主管官司，只由当地卫所军余负责煎炼办理；每年应缴的银课数额很多，十分困苦，只得借支月粮、典卖男女，仍不够赔补，因此逃亡的人很多。这种积累的叹息怨恨，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了，灾变的警示或许就是由此引起。况且当地水路不通，粮食尤其难以取得。又访查得知，四川缺粮的百姓流入陕西汉中的，不下十数余万；湖广饥民流入河南卢氏、永宁的，也不止这些，潜居在襄阳、竹山等处的也很多。上述地方往年太平时，尚且有刘千斤、李胡子等人的祸患，何况如今正值饥荒，很难保证没有意外。实在恐怕陕西、河南官员只顾本地百姓，而对外郡流入的人既不给粮赈济，又不设法防范约束，缺粮等死的人便会聚众抢掠，那祸患就不小了。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免不了调动官军、供应粮饷，又从哪里取得供给呢？默默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四川缺粮的百姓眼下虽然正在派官赈济，暂且还可以度日；但如果没有种子和秧苗，秋收也没有希望，将来的忧患又不止这些。必须立即酌量发给种子，才可以救济他们将来的生计。户部虽然派了两名官员赈济，但其中一人又在湖广督运粮食，恐怕不能周遍办理。倘蒙皇上体恤地方，臣等请求降敕河南、陕西、湖广巡抚、镇守等官，督令布政司、按察司、巡守官及抚民官员赶紧前往汉中、卢氏、永宁、竹山以及其他聚集流民的地方，分别查明各处流民人数；一面多方设法，酌情赈济，一面严加晓谕防范约束，务必使流民得到安置，不致给地方造成祸患。并请敕令四川镇守、巡抚等官，行令各该卫所、府、州，将现有官军中的壮健人员严格操练，振作军威，用来防备意外。仍请敕令户部再派两名能干郎中，兼程前往四川：一员专在建昌赈济抚恤，一员与先前派出的郎中分头赈济。又行令派往湖广督粮的官员，务必在湖广地方购买数十万石新鲜种子运往四川；或者就令成都府所属地方购买若干，酌量发给灾情严重、没有种子的百姓，督令他们趁时播种，以安定人心，不许权豪势要一概妄自领取。还应把建昌等卫每年办理的银课暂时停罢，等到以后丰收之年，再由主管官司另行奏请裁定。这样或许可以使地方保全无事，也使灾异得以稍稍消弭。臣等职掌总理风纪，事情关系地方安危，只要有所听闻，就不敢沉默；这件事关系到思患预防，臣不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求裁定。陈述振兴整肃风纪、辅助治理政道的事情。臣切实认为，辅助治理政道，固然在于各部门相互纠察匡正；而各部门中，没有比风纪更重要的。风纪振作，各部门自然都会尽到职守；各部门尽职，各项政绩都会兴盛，治理之道也就昌隆了。自古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把这作为首要事务的。洪惟我朝考察古制、制定制度，在京设置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主管弹劾；在外设置提刑按察司，兼理都司、布政司的军民事务，又设置各道分巡官，整肃一道；巡按御史总理监察事务。法令完备、用意良善，详细严密到了极点，因此一百多年间内外相互维系统摄，肃然有序。近年以来，风纪不振，所以奸邪得以施展阴谋，群小得以肆意欺骗妄为，贿赂公然流行，纲纪日益紊乱，国库财帛钱粮被浪费而空虚，贪官污吏肆无忌惮。臣恭敬地想到，皇上继登宝位，尊重台谏，使他们能够尽情进言，所以奸邪败露，群小被屏退，风纪颇为振作，百司知道警戒，治理之道的昌隆，确实很有希望在今日实现。臣才德浅陋，却蒙受圣恩，升任总理风纪的职务；受命以来，早晚都战兢警惕，抚心自问、思量自己，没有办法仰报皇上深厚的知遇之恩，只能进言献忠，希望借此略微报答圣恩。谨将振扬风纪、辅助治理政道的十五件事情逐条陈述，恭请皇上留心采纳，俯赐施行。臣不胜幸运，天下也不胜幸运。现将所说事项开列如下，谨具题请求裁定。具体开列如下。一、选拔贤能之人担任风宪官。

译臣切实认为，御史是朝廷的耳目之官，负有整肃风纪的重任，必须任用合适的人，才能称职。我朝自洪武、永乐、宣德年间，不论进士、知县、教官，都可以授任御史，但选拔非常精细，授任也不草率。正统年间，朝廷颁降宪纲，规定新近入仕者不许授任御史。正统八年，进士又得以授任御史。成化六年，仍遵守宪纲，凡御史有缺，只在进士出身的知县和行人中考选。其间往往不分贤能与否，只要资格相合便都授任，因此没有完全做到选得其人。倘蒙皇上降敕吏部行文各处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及布政司、按察司官员，在所属进士、举人出身且授任到任六年以上的知县中，从公推访廉洁谨慎、公正勤勉、政绩显著、民心爱戴、确有声誉的人，明白具奏。遇到御史缺额，吏部据此办理，并从考满的行人、博士中考选。如果任职六年以上的知县人数少，就从办事两年以上的进士中选取，仍依照旧例，会同本院官员考核选拔，具奏授任。如果所举荐的人不实，事情败露，举荐者连坐治罪。这样，御史都能选得合适的人，风纪也就会因此振作整肃。一、禁止罗织搜摘，以警戒贪赃官员。自古以来重办贪赃官吏的法律，都是为了安养百姓。贪赃官吏对良民的危害，就像稂莠对好禾苗的危害；稂莠不除，好禾苗就不能顺利生长；贪赃官吏不除，良民怎么能够安居？所以我朝对于文职官吏收受赃物，不分赃物多少、罪行轻重，一概罢免职役，不再叙用；枉法受赃达到满贯的，发往卫所充军。由此制定惩治贪赃官吏的法律，可以说既严厉又重大。前些年，巡按御史和按察司官员拘捕审问贪赃官吏，事情没有冤枉，他们都不敢罗织枝节、摘取虚词具奏。这样风宪官员能够施展职权，各有司官员也不敢肆意贪婪残酷。近十多年来，文武官员被人控告贪赃等重大罪情，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员提解到官府对证，查明依法应当革为庶民、发往卫所充军的，原审官员往往怀恨，罗织虚假言词，含糊妄奏，动辄奏准派官把原审御史等官提解到京，或者就在当地让他们与先前审问的囚犯一同对理。即使申辩后查明无关，所受羞辱也已经很重；稍有小过失，多半导致降职贬谪，损害国体、挫败风宪，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因此风宪官员互相效仿，各自保全职位，坐视贪官而不敢追究，以致法度废弛，贪污横行，百姓不能得到至善治理的恩泽。倘蒙皇上敕令法司：今后凡贪赃等类官员，经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员提问查明，追得赃私，依法应当革为庶民、发往卫所充军的，不论已经还是尚未发落；若有人捏造虚假言词，罗织原审官员，或另行派官，或备文行令巡抚等官先行提取有关人员和案卷，审问查勘明白，确实没有冤枉，委实属于罗织陷害、应当充军的，发往极边卫所充军；应当革为庶民的，发往口外为民。如果御史、按察司官员确有枉法审问及违法犯罪的明确罪情，就由按察司官员在当地提问巡按御史；御史罪重的，提解到京；情节较轻的，等巡按任满到京时一并参送问罪。不许动辄将御史等官一概奏请提解，也不许让他们在当地与原审囚犯一同接受审问。还要行文各处按察司，在所属地方张榜晓谕。这样，贪官就知道警戒畏惧，风宪也不至于受到挫败。一、选择人才掌管刑狱。臣切实认为，刑狱是国家的重大事务，死者不能复生，被斩断的肢体不能再接续，因此掌管刑法的人不能不用合适的人。任用合适的人，刑罚就适中，下面没有含冤的百姓；任用不得其人，刑罚就会滥及无辜，上天和气也会受到伤害。所以即使皋陶掌管刑法，帝舜仍有明确允当的命令；吕侯主管刑法，周穆王仍有敬慎明察的告诫。可见主管刑法的官员，难道可以不慎重选择合适的人任用吗？我朝旧例，凡各处按察司官员有缺，吏部就在两京法司、御史、【“▯中”疑为“郎中”】、员外郎、【“▯主事”疑为“郎主事”】、评事等官中选授；都司、布政司的理问、所断事、司断事、理问以及各府推官有缺，一概从法司历事举人、监生中选授，但仍然常常不得其人。近年以来，吏部把各处知府授为副使，把府同知、知州授为佥事；而推官、断事等官一概由年老监生授任，并且上述官员多有不懂宪体、不熟悉刑名的人，审问刑狱时只凭奸吏，任意增减出入，伤害天地和气，招致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再加上各处巡抚、巡按和三司官员，往往把推官、理问、断事派往京城，或办理其他公务，常年累月不能回任，以致审理刑狱缺少人员，尤其贻误事务。倘蒙皇上降敕吏部：今后各处按察司无论问刑、管屯、整饬兵备等官有缺，一概从两京法司属官中推选授任；推官、理问、断事有缺，一概从法司办事进士及历事年资、精力强健的举人、监生中授任，不宜像从前那样一概滥授。仍请敕令内外掌管问刑的衙门，以钦恤为心，以人命为重，务必查求真实情形，不要造成冤枉。又行令各处抚按等官，不许违反规定擅自差遣推官、理问、断事，以免耽误问刑。这样，掌管刑法的人就都能选得合适，刑罚也不至于出现冤枉滥施。一、考核成效，以革除奸弊。

译洪惟我朝设置按察司总理各道、整肃郡县，无非是想振扬风纪、彰明宪度，使官吏守法，百姓得到安宁。分巡官出巡、回司的日期，也有固定制度。洪武、永乐年间，各处分巡、分管官员常年在外，遍历所属地方，接受诉讼，禁止革除奸弊，宣布教化条令，访察民间疾苦，因此贪污者知道警惧，军民不受残虐。近年以来，很多人顾恋妻子，不肯出巡；经过州县时，晚上到达、早晨便走，甚至偏僻地方，成年累月也不知道当地事情，完全不加留意。官吏贪婪残酷，他们也像没有听见看见一样，所以政令日益败坏，奸弊越来越严重。必须规定出巡期限，才可以责成他们尽职。倘蒙皇上降敕各处巡抚、巡按等官：今后布政司、按察司的分巡、分管官员，每年二月中旬出巡，七月中旬回司；九月中旬出巡，十二月中旬回司。务必遍历所属地方，每处停留日期不作限定。凡贪官污吏败坏政事、危害百姓以及一切兴利除害的事务，凡有益于地方的，都务必举行办理。每季之中，分巡官将审问过的贪赃污吏人数、追缴赃罚的数目以及办结的勘合词讼，分管官将催办完结的钱粮、安抚过的人民以及一切应办事项，分别开列报告巡抚、巡按处查考。巡抚、巡按回司时，仍要把概要和节略分类总列具奏。请敕令有关部门，等到三年、六年考满时，据此考核升降黜陟。如果推诿奸滑、逃避事务、空占职位领取俸禄，不依期限擅自回司，准许巡按御史据实参奏追究。如果有地方紧急事务，应当回司与巡抚、巡按官计议的，不受此例限制。这样，官员就不会荒废职守，奸弊也会有所革除。一、申明命令，以整治各项政务。我朝自洪武、永乐以来，在各边增设将官，授予他们代表皇帝行使军权的节钺，以镇守当地；各处设置都、布、按三司，委以方面重任，分别处理各项事务，无非是想振扬威武、整顿边防，防止外来侵扰；承接皇恩、宣扬教化，激浊扬清，以造福百姓。那时各级官员奉公守法，仰承并不辜负朝廷的委托，所以朝廷没有外患之忧，百姓也免受流离失所之苦。近年以来，各边将官中有许多人假借进贡为名，肆意向军士征敛，广泛置办宅第，纵情宴饮享乐；军马衰败而不整顿，边防废弛而不修治，一遇警报，动辄请求调兵。各地三司官员也都因循苟且，只盼升迁，对职事荒废而一味逢迎，完全不想报效朝廷；钱粮被侵吞耗费，诉讼不能公正处理，百姓申诉无门，盗贼任其滋长蔓延。这些都是当今的弊病，也是应当痛加革除的。伏望皇上下敕严厉责备各边镇守总兵，以及各处都、布、按三司和巡抚官员：下要思念安享俸禄官位的荣耀，上要顾念朝廷托付的重大责任，洗心革面，改过自新。担任镇守总兵的，要用心操练军马，整顿边防，务必使军士精锐、威武振扬，进攻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担任巡抚三司官员的，要务使朝廷的恩泽遍布各郡县，贪污敛财的行为收敛，仓廪充实，军民安定，各项政令无不修明施行。如果仍旧沿袭过去的习惯，准许巡按御史秉公纠察弹劾；国家法典俱在，决不轻易宽免。这样，命令就会更加严明，各项事务也会更加修治。逐出术士，以防止他们煽动迷惑人心。我认为，宫禁之门不许擅自进入，是为了防备大奸之徒；禁绝旁门左道和邪术，是为了防止邪说扰乱正道。所以太祖高皇帝在《大明律》和《皇明祖训》中，都反复郑重地申明此意。他鉴戒前代过失、为万世确立规矩的用心，实在深远。洪武、永乐、宣德、正统年间，邪异之人不敢轻易来到京师。近年以来，有的扶乩请神，有的书写符箓、诅咒水，有的烧炼丹药，有的假称能传递耳报；各种邪术之人往往来到京城，暗中居住。起初出入大臣之家，后来竟进入皇城之内，妄谈祸福，煽动迷惑人心。像往年的李子龙，近来的李孜省、邓常恩之流，凭借关系胡作妄为，人人都愤怒，却没有人敢追究他们。幸而上天厌弃他们的祸害，他们都已经败露。然而他们虽一时败露，实在恐怕日后又会死灰复燃。若不严格制定重禁，凭什么警戒将来？如果蒙准，请敕令各有关衙门传令巡城御史、五城兵马司以及锦衣卫巡捕官校，严令督察地方人员，在各自管辖的地方逐一查访。除军匠、旗校、监生、吏典、承差、知印、天文生、阴阳生、医士以及缴纳粮草之人外，凡属邪术之人，不论有无文引，若无故来到京城潜居并妄谈祸福的，一律驱逐出京。如果一个月仍不离开，继续像以前一样潜居京城的，捉拿送交法司审问定罪：军籍人员发往极边卫所充军，民籍人员发往口外为民。还请敕令守卫皇城四门内外的官员，今后务必用心关防、搜检。凡有上述邪术之徒，以及不属于内府工作的人员擅自进入皇城的，就地拿获，具奏后送交审问。如果有意违犯，事情败露后一并治罪。这样，邪术就会受到禁绝，人心也不至于被煽惑。选任守令，以巩固国家的根本。我朝设置官职、划分职责，各有体统，上下相互维系，以达到治理的目的；这正如古代六卿分掌职务，各自统率属官，用以倡导九州牧守，使万民富足成长的意思。如今外地官员中，方面官固然重要，而守令尤其重要。因为守令是直接接触百姓的官员，任用得人，百姓就能受到福泽；任用不得其人，百姓就会遭受祸害。自古以来希望天下大治的君主，没有不把守令看得重要的。往年知州、知县没有完全选得合适人选，大学士李贤奏请获准：凡遇朝觐之年，吏部在听选的监生、举人中，不论附选者、远近人员，考选后铨除任用。我任陕西巡抚时，也曾奏请在进士、举人中选择任命，因此大州大县的百姓颇受其惠。近年以来，各地知州、知县有一年没有任命的，甚至有两年还没有任命到任的。询问原因，大概是吏部每逢选官考试时，没有足以担任守令的人选，因此迟迟不能任命。正官空缺，由佐贰官处理事务；迟一天，百姓就多受一天的祸害。况且堂堂天朝，难道会没有人才吗？只是因为拘泥于附近任期和年限，所以不能越期任命，实在恐怕豪杰之才白白埋没岁月，许多人等到衰老也不能得到实际任用，臣实在为此惋惜。

译如果蒙准，请敕令吏部依照大学士李贤奏准的事例，每年一次在听选的举人、监生中考选若干名年富力强、能够担任知州、知县的人；同时临时在各衙门办事的进士中选用，不许把杂流人员除授补缺。还要预先区别州县事务的繁简，斟酌人才的高下进行任命。四川、云南、广西、福建路途遥远，江河险恶，所任命的官员往往一年以上才能到任；如果等到缺额出现才任命，未免太迟，也应照着预计的缺额提前一年任命。即使前任官员发生事故，也不至于空缺一年之久。至于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员和各府知府，是守令的纲领，所关系的事情很大，更应慎重选拔升用，使他们严格考核守令的贤能与否，以报告抚按；抚按复核属实后转达吏部，吏部再加以访察，作为黜陟升降的依据。这样，守令差不多就能选得合适，政事也会得到整治。严格考核，以显示惩罚和劝勉。我朝旧制，凡在京各衙门的属官，任满三年、六年、九年考满时，先由本衙门考核，然后都送都察院考核。初任而称职的，朝廷赐给诰敕，封赠其父母；不称职的，不得获得封赠，并且还会被黜退。这就是劝善惩恶、表彰廉洁、警戒贪污，正是古代三年考核政绩、黜陟贤能和昏庸之人的意思。前些年依此考核，没人有异议。近年以来，各衙门属官因为看到本堂上官考评为称职，而都察院查访其操行后认为平常，考为不称职，便动辄捏造言辞上奏，或制造诽谤之言，原先负责考核的御史常常受到牵连。从此因循敷衍、虚应故事，以致贤能与否不能分辨，廉洁与贪污不能辨明，祖宗劝善惩恶的法典几乎完全废弛。若不秉公考核，就无法警戒百司。如果蒙准，请敕令六部等衙门堂上官今后考核属官时，务必察看其平日操行，斟酌后写出考语。如果都察院考核为不称职的官员，竟敢像从前那样捏造言辞、妄奏原考御史，准许十三道御史将该官员的实际行为明确弹劾上奏；有贪赃的，审问定罪并罢黜；操行平常的，降职调任外地。如果该官员确实廉能，而御史挟私把他考为不称职，也一并治罪。这样，旧有的法典才不至于废弃，各级官僚也会知道有所警戒。禁止公然罚敛，以振作士大夫的风气。我认为，科罚、科敛是法律最应严禁的事情。近来人心不如古人，贪污风气越来越盛，天下府、州、县官员不才而犯此禁的本来就很多；其中有些人曾经受到表彰，或被上司礼遇，称为贤能，却往往假公济私，借各种名目罚取财物，一年中罚银不下数百两，甚至达到一千多两。有人怕受到议论，想堵住别人的耳目，声称要把钱领支出去修理学校，或发给衙门作为修造和官用，但一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真正这样做，十有八九都收入自己囊中。三司官员也以公用为借口，滥罚财物。宪宗皇帝明察此弊严重，曾降下戒谕之敕，把这种行为比作穿窬之盗；如今弊病仍然存在，却还不知道改正。况且两京是天下的根本和表率，源头清洁，水流才会清澈；表率端正，影子才会直。两京各衙门属官中，持正守节的固然很多，但滥罚财物的也有。至于供应柴薪、皂隶到京，正额已经足够，却纵容家人勒索银两，导致百姓嗟叹怨恨，有损士大夫风气。如果蒙准，请敕令各处巡抚、巡按以及布政、按察二司，分别命分巡、分守官员，严加禁约所属，不许像从前那样以公事为名罚取财物，虐害百姓。如果有人敢不悔改，经过公正查访而查明属实，不论有没有原告，都立即依法捉拿审问。三司官员尤其必须约束自己、端正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如有故意违犯，巡按御史立即纠察弹劾；还请敕令两京堂上官各自告诫所属，以革除从前的弊病，更加培养廉耻之风，共同辅佐革新政治。这样，各级官员大概都会知道警戒，士大夫的风气也不会日益偷薄。广泛增加储积，以充足国家用度。我认为，自古凡是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战战兢兢、自我约束，节省财物、节制用度，并且常常忧虑国用不足的。我们大明列圣相承，都能爱惜民间财物，不肯妄加耗费；即使赏赐四方夷族，也不过是防御性的绢帛，所以内府金银常有数百万的积蓄。近年以来，群小当权，妄自兴建营造，欺上瞒下、花样百出，以致府库因此空虚，天下因此困顿。皇上继承大位之初，赏赐还没有普遍发放，而内藏已经空虚了。何况天下府、州、县的仓廪都没有数月粮食，各边也只有两年的储备；万一边疆有事，或者发生水旱灾害，将拿什么来救济？想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如果蒙准，请敕令户部全面查明：在京和天下各方面、府、州、县、卫所的大小文武官员，以及各王府宗室支派所属军士，共应支给本色俸禄粮若干、折色银钞若干；再统计天下每年征收的税粮、金银若干，钞贯若干，核算是否够用；如果不足，应如何处置才能不致缺乏；以及内府现已空虚的数额，应如何筹措使其充盈。可以铸造钞贯，铸造铜钱，清理盐法，查勘屯田，整顿办理天下税课，或清查各处船料。凡是理财的方法、充足国用的谋划，只要不扰害百姓而有益于国家的，都应当筹划处置，具奏请皇帝裁定。这样，储积就可以扩大，国用也不会匮乏。抚恤土人，以防止后患。我认为，考虑祸患、预先防备，是国家的大事；从细微处防止事态扩大，是保全治理的良策。臣确实看见，顺天府所属的固安、永清、武清、漷县以及保定、定州、河间等处，洪武、永乐年间原先安置的土达不下千户，经过一百一十多年，人口日益繁衍，虽同列编户百姓，终究属于不同族类。如今精壮男子恐怕有一万多人，在做官的只凭俸禄生活，而俸禄有限；在乡里的全靠田地生活，而田地又不会增加。况且达官的折色俸银，先前按季度领取，近来有超过两三个季度甚至一年不能领取的；他们依靠这些俸禄养家，别无谋生之业。一旦供给不足，势必会盗窃抢劫。万一边疆有警，他们难免乘机掠夺，事情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必须使他们能够安居有业，才大概可以保证没有后患。如果蒙准，请敕令户部、兵部商议：在京各卫的达官，折色俸禄粮食务必按季度发给；至于在外各处土达，如果田地不足，或将空闲土地，或将没收入官的庄田分拨给他们耕种，使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不致失去生活依靠，从而断绝其为盗的念头，杜绝其觊觎之心。或者选立屯长，使他们有所统属。

译或者拘集他们进行操练，使他们领取口粮；主管官员要特别加意抚恤。果真有违犯的，依法治罪。凡是可以建立长久规矩、消除日后祸患的办法，都应筹划处置，具奏请皇帝裁定。这样，抚恤就有适当方法，也不会给日后留下祸患。清理僧道，以杜绝游食。我认为，天下事务中，有些事情看似可以缓办，但关系却很紧迫，僧道问题就是这样。可以缓办的是僧道，关系紧迫的则是百姓的粮食。如果把僧道视为可以缓办，而不严格清查，靠游食为生的人就会日益增多，百姓的粮食也始终不足。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得超过四十名，每州各不得超过三十名，每县各不得超过二十名。如今天下有一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县，共额定僧人三万七千九十余名。成化十二年批准度僧十万人，成化二十二年批准度僧二十万人，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余万，共计应有五十余万人。按一个僧人或道士一年食米六石计算，共需米二百六十余万石，足够京师一年开支的数目。况且他们不耕种、不养蚕，又不承担赋役，于是吃粮的人多而生产粮食的人少。军民壮丁私自剃发、隐藏在寺观中的，又不知道有多少。新建、修建的寺观遍布天下，妄造的经典比儒家书籍还多，败坏教化、灭绝伦理，侵蚀财物、迷惑众人。从京师到四方，公私财物用在僧道身上的超过一半；百姓粮食不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但形势上又不能把僧道全部取消；如果不全面清查、严格禁止，那么将来靠游食为生的人哪里会有尽头？如果蒙准，请敕令礼部全面查明天下以及京城寺观共多少处、僧道各多少名。除额定人数之外多出的多少人，如果人数过多而且已经领取度牒，难以追回剥夺，就把情况明白具奏；不许额外再度僧道，直到额数不足时，才允许有关官司具结，按额数起送领取度牒。敢有故意违犯、再次主张度僧的，准许科道官纠察弹劾、拿问治罪。还要通行各处抚按等官，督责所属官司严格查勘。凡是新修、私建的寺观，立即拆毁；在古刹大寺观中，凡有原本没有度牒而行道的童子，立即令其还俗服役。敢有私建庵观，或窝藏尚未度牒而行道的童子、收为徒弟的，一律审问后发往口外为民。寺观住持还俗为民，僧道官罢黜；不检举的，与主管官员同罪，窝藏者也依法治罪。还要通行天下，令抚按官张榜严加禁约，并令各寺观按月开报，以免故意违犯；将重立的甘结状交所在官司查考。这样，僧道就没有滥度的弊病，百姓的粮食也不至于白白耗费。敦厚怀柔之道，以安定四夷。我认为，四夷前来朝贡，是仰慕教化的诚意；朝廷优待他们，是怀柔远方的办法。这是前代所实行的，也是我朝的旧例。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的明命，扫荡前元；太宗文皇帝神武雄略，威震朔漠，四夷八蛮无不前来朝贡。朝廷赐给他们防寒绸缎、衣服，设下程礼宴席，以十分丰厚的待遇招待，使他们吃饱喝足，因此畏惧威严、感念恩德，蛮夷都欢悦归服。自成化年间以来，光禄寺官员不用心办事，局长作弊尤其严重。凡遇四夷朝贡到京，朝廷赐给宴席、酒食，大宴的物品还算可以，但朔望朝见和辞行时的酒饭却十分菲薄，每样肉不过几两，而且一半是骨头；饭都是生冷的，多半不能食用；酒中多掺水，淡薄无味。因此夷人到了宴席上没有可以食用的东西，完全不举筷子。朵颜等三卫、海西等处风气质朴粗略，或许不太在意，但安南、朝鲜等国使臣，难道不会讥笑吗？臣过去前往辽东整顿边防时，曾听到夷人的怨言，也曾具奏此事，蒙宪宗皇帝敕令礼部、光禄寺：凡遇宴请夷人，礼部有关司官和光禄寺堂上官各派一员巡视查看，当时情况颇有改善。如今仍和过去一样，臣若不再说，年复一年，只会更加苟且。这不仅会与外夷结怨，实际上也有损中国的体面。此事虽然小，关系却很重大。如果蒙准，请敕令礼部查照洪武、永乐年间的事例，以及钦奉历朝奏准的诏令，传令光禄寺今后凡遇外夷朝贡到京，无论是举行宴席，还是朔望朝见、辞行时供应酒饭，都务必依照往年的定例，派官巡视；下饭的肉斤数不许短少，饮食菜蔬都必须能够食用，酒也不许掺水。今后除正式宴席外，午门外夷人的酒饭，仍令每日侍班御史巡视；如果像从前那样克扣酒肉、供应十分菲薄，准许将光禄寺官员和局长等参奏拿问。这样，才大概能使怀柔有道，并得到外夷的欢心。节省财用，以使百姓的困苦得到缓解。我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爱护百姓更优先的事，爱护百姓又必须先从节省用度做起。如果不节省用度，必然导致财物受损；财物受损，必然导致百姓受害。即使有爱民之心，百姓也无法受到它的恩泽。臣仰望皇上继承大位之初，重申颁下宽免抚恤的诏书，表明怜悯百姓、凡事减省的意旨，这正是大禹勤劳节俭、文王把百姓的疾苦视同自身伤痛的盛德之心，天下百姓没有不欣喜拥戴的。况且我朝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间，百姓休养生息，军民富足，所以即使对外征讨北方敌人、对内营造宫殿，大家也乐于供事，从未诉说劳苦。自正统十四年以后，天下多事，百姓才开始感到困苦。自成化年间起，各处镇守等官争相进贡，以各种名目征取财物，百姓更加凋敝。又加上山西、河南、陕西连年荒旱歉收，有司平日没有储积，百姓死亡过半，田地荒芜，而粮税仍照旧征收。北直隶、山东的百姓要养马、供应柴薪，征发徭役尤其沉重。江南各省百姓输纳京储以及供应两京内府物料，民间困苦、财物耗尽，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若不是节省财用，让百姓休养生息十多年，怎么能使他们的困顿得到缓解？

译然而节省用度的办法，必须从减少内府开支开始。如果蒙准，请敕令户部、礼部、工部分别查核内府衙门自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年间以来各项供应使用之物，如油蜡、猪羊、鸡鹅以及抬柴夫工价银两等，查明某年用了多少、某年增加了多少，逐项彻底查清，分别上报供皇帝阅览，由皇帝亲自裁断，酌量加以减省。若能减省一分，百姓就能得到一分的好处，应当定为成例，不许各衙门再行具奏增加。尤其希望皇上从今以后对各项用度、赏赐更加节制，停止不急需的营造，裁减冗余食俸人员，那么帝王勤俭的盛德就会重新显现于今日，百姓的困苦也会稍有缓解。充足兵力军备，以抵御外来侵侮。我认为，治理国家的办法，首先在于兵力充足。兵力不足，怎么抵御外来侵侮？《尚书》说：“整饬并扩充六军。” 兵法说：“没有战备，必然危险。”由此可知，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兵戎的。太祖高皇帝创立制度之初，设置卫所、登记军籍，天下军队共有数百余万。如今经过一百多年，逃亡、死亡、绝户的超过一半，大概是因为里老死没而没有册籍可以查核，卫所积弊而没有文卷可以凭据。虽有清军御史，清查出来的百不及二三；虽有解送到卫所的军户，随后逃亡的十有八九。若再过一百年，死亡绝户只会更多，这就是军士消耗的弊病。现存军士中，江南军士都要守备边防、抵御倭寇、运送粮储，江北军士都要赴京和边地轮班操练守备；而卫所留守城池的不过是老弱数百人，都司操练的也只有余丁一二千名。以重兵驻守要地、以轻兵应付次要处所；京师军士虽有二十余万，南京官军虽有五万以上，但多半有名无实，骑射又不精熟，器物装备也不齐备，加上连年服工役，疲困到了极点，轮班往返尤其艰难，这就是现存军士的弊病。已经消耗的军队无法恢复，现有数量又不足以用于战事，实在是兵力不足；遇到警报将如何调遣？况且如今外夷在甘州、凉州一带猖獗，出没于西北，强盗又在江右聚集窥伺，这些都是心腹之患，实在令人忧虑。如果蒙准，请敕令兵部通行天下都司、布政使司，命各所属卫所、府、州、县有司，将所管各里军户中充入军卫所的官员、旗校姓名逐一查理清楚。各卫所分别将所管军人的姓名、籍贯、充军来历和年月审查核对，不得有误，各自编造文册；江南的送南京兵部，江北的送在京兵部，再分别与洪武以来的旧册核对，如有差错立即改正，并收存备查，务必磨勘清楚。除年代久远、已经完全绝户的以外，将宣德以后逃亡、死亡的数目各省抄录一份，由该部照例通行。各清军御史严加督促所属用心清理，不许把它当作寻常事务而虚应故事，使奸诈之徒不敢作弊、埋没军籍。京营官军，等宪宗皇帝山陵营造完毕之日，请敕令兵部径自具奏，请命本部堂上官一员会同各营总兵官，将现今操练的军马逐一查理，先把各团营补足原额。南京各营官军，请敕令南京内外守备官员会同南京兵部堂上官一体清查；并分别禁约管军官员，不许私自占用、役使军士，也不许擅自调拨他们做工等，以免导致逃亡。清查完毕后，各自另行回奏，并造册送兵部查考。现存军士务必切实操练，精通骑射，培养锐气。一旦遇到征调，使他们能够完成战事。这样，兵力就不会继续消耗，战守也会有所准备。弘治元年　月　　日题。抚恤、整顿南都军民事务。查得南京是祖宗根本重地，陵寝所在，关系非同小可；防备奸邪、抵御外侮，全靠官军；军国所需，也尤其依赖百姓。必须使他们各得其所，才可以保全无虞。臣查访得知，南京官军专靠俸粮养活，其武职本色俸米每年九月、十月折支绢布，有超过一年不能领取的；其折色钞贯等项，则有两年以上才能领取的。询问原因，大概是南京内府有关库房收发绢布，内官先前只有二三员，近年增加到七八员。凡遇各处送纳绢布的大户到来，每匹绢要使用银三四钱，每匹布要银一二分；包揽大户乘机作弊，纳户没有银钱打点，只得丢下绢布逃回，成年累月不敢前来缴纳，动辄拖欠一万多匹。各卫所委派的官员又串通买头，故意拖延，因此不能领取俸粮，只得降价贱卖给别人，而预先借支俸粮的尤其多。各卫所替役、补役以及新解到的逃故军士户丁，南京兵部查勘明白后，行文命有关卫所收役并发给粮食；本卫从食粮项目下造册，兵部核算清楚后，行文仓场发放，这是既定的制度。南京户部却务必要逐名具状，赴通政司告送；户部再行文卫所查勘，反复保结，多则三四个月，少则一两个月，才能让公文送到部里。上下打点又要用银一二两，这些钱都靠借支月粮；等到发粮的月份，又被债主领取拿走。因为没有粮食可吃，随即逃亡，致使操练人数减少、武备不足。洪武年间皇帝驻在南京时，御马监养有大马，喂食苜蓿，因此每卫拨给空闲土地，令军士种植苜蓿供应马匹。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南京御马监没有大马，也没有原来种植苜蓿的土地；土地又被权势者占去，但御马监仍要求各卫供应苜蓿。因无处出产，只得交纳折价银，每卫多的四五十两，少的二三十两，一年不少于千百余两，逼迫军士借支月粮，稍有迟慢，卫所官员便受到多方责罚。何况制造、运送快船等事务，家中没有闲置男丁，差役没有间断，这是南京官军所受的大弊病。又查访得知，南京工部每年应办理打造快船等船只的木料，先前本部收有太平、镇江等八府民户承佃的芦洲，出售芦苇的价银不下数万余两。

译这些钱用于支付买办价格，毫无亏损。近年以来，上述芦洲因为本部具奏招人承佃，多被无赖之徒占去，没有银两送交官府。凡遇买办木料，都在应天府铺户那里赊买；年复一年，到如今拖欠铺户的木料价银三万五千余两，所拖欠的其他买办颜料等物价银更多。铺行向铺户索取，铺户又向各家各户索取，百姓受到层层侵害，怨言遍布道路。上元、江宁二县的民户，住在城厢的，要供应往来钦差和内外官员的下程，以及汉府织造缎匹等一切所需物品，还要承担内府花园雇夫修理、进贡鲥鱼厂、外廓城等事务；住在乡里的，要供应往来应酬，以及南京各衙门公差官员所需的人夫、皂隶，都必须用银雇人，每人每月要银七八钱。上述坊厢和乡里的民户一年总共要出银一万两有余，年年如此，没有空缺之年。这就是南京铺户百姓所受的重大弊病。恭敬地想，皇上继承大位后，多次下明诏革除应天府织造缎匹，南京军民欢声满道，如同获得新生。现在传闻还要织造，大家更加惊疑。南京城内所依靠的全在军民，平日既不能使他们安居得所，临时又凭什么要求他们效力？必须痛加革除上述弊病，才可以保证没有意外忧患。如果蒙准，请敕令南京守备内臣，将有关库房收发绢布的内官酌量裁减新增加的数目；今后南京户部送到的绢布到库后，要及时收受，不许勒索过多的使用钱物。还要查明南京御马监，如果没有大马，就革除苜蓿价银，只令牧马所军人割草喂养现有马匹。汉府织造缎匹、机张等项，依照钦奉诏书中的事例革除，以缓解军民困苦。鲥鱼厂房屋如果有损坏，才准许修理；不许以修理为名，年年擅令应天府出办银两。花园人夫如果不属于洪武年间额定的人数，不许长期占用并办理月钱。还请敕令内外守备官员行文户部：南京各卫凡属替役、新解以及自首复役的军人，经过南京兵部查勘无碍后，命本卫着役并收支月粮；南京兵部只照在京户部的事例造册收粮，不许再刁难他们赴通政司告状、反复保勘，导致逃亡。又命南京工部把有芦场的土地委派官员踏勘清楚，照旧追收芦价银两，用来归还拖欠铺户的木料价款。今后凡遇买办，务必先发给价银，不许逼迫赊买，使铺户承担负担。还请敕令巡抚南直隶都御史，对应天府上元、江宁二县应当承担的上述差役银两，时常查考；该减省的减省，该节制的节制，不许妄自耗费而损伤民间财物。臣曾在南京任职，熟知这些弊病，它们由来已久。恭逢皇上谋求治理、爱护百姓，远远追慕禹、舜；臣忝任总理风纪的职务，责任在于澄清吏治。若明知南京军民不能安居得所，却闭口不言，不仅辜负皇上任用臣下的意旨，也将得罪祖宗在天之灵。所以臣冒死上陈，伏乞圣明留意南畿军民，臣将不胜荣幸。臣实在感到万分荣幸。此事关系革除弊病、抚恤安定南都军民，臣不敢擅自处理，谨此题奏请示。弘治二年　月　日具题。《端肃奏议》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四。明代马文升撰。请求回避仇害大臣之事。弘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臣因为八月初二日祭祀先师孔子、初三日祭祀大社大稷，正在本部住宿斋戒。二十八日早晨，臣宅内守门皂隶王顺到部里说：今夜四更时分，有不知姓名的人在门外叫喊了几声要求开门，没有得到回应；过了很久听到门响，直到天亮开门查看，发现门上射入两支大箭，箭入木中很深。又询问大街口值铺的火夫，他们也说当时有一个骑马男子，再三询问“马尚书回家没有”，只见他随后往巷内去了。臣先前查访得知，本月某日，在东长安门外丢有匿名帖子，上面也写着臣的姓名，并捏造其他严重罪状，都是想害臣性命。臣深思，自己本来只是平庸之才，承蒙任命为南京兵部尚书；皇上继承大位之初，首先调任臣为左都御史，总管风纪，又命臣提督团营、操练军马，后来又升任臣原来的职务。臣屡次蒙受皇上莫大的恩德，发誓要献身效力，略图报答；何况臣性情愚直，凡事只求公道，不回避仇怨。比如近日考选团营官军，黜退把总二十余员，令他们回老家管事；又禁约放债之家不许收取过多利息，逼得操官逃亡；或者铨选武职时减革职事，或者夺去勇士优免户下差役，臣只知道为国为民，哪里料到会因此招致众人怨恨？众多怨恨聚集在臣身上，诋毁中伤一定很多。考察前代，都有明显的验证；看这前后两次行凶之事，就可知道他们一定想害臣的性命。况且臣忝任大臣，每日入朝参见，住处又较远，必须很早起身，哪里能够一一防备？万一被害，臣个人的性命固然不值得珍惜，实际上却会损伤国家体面，使臣下谁还敢为国任事？此事关系重大。加之臣年老多病，管理本部事务尚且不能胜任，团营事务又尤其繁重；官军骄惰，最容易产生怨恨，臣实在不能兼管。伏望皇上怜悯臣年老多病，允许臣只管理本部事务，免除提督团营之职。臣将不胜感戴天恩之至。还请敕令厂卫办事官校以及五城兵马，秘密而严密地查访前述行凶和投递匿名帖子的人，务必捕获并审问清楚，置于重典。这样，奸恶之徒才会有所畏惧，任事大臣才不至于受到伤害，国家体面才不至于受损，治理之道也会更加隆盛。此事关系辞免提督团营并禁约奸恶，谨具本亲自携带上奏，恭谨奏闻，伏候敕谕。弘治二年八月初五日奏。缓解百姓困苦，以消弭灾异。查得先前承准礼部咨文，由司礼监太监韦泰传奉圣旨：近来京城雨水成灾，南京又奏报大风雷雨的异常现象。朕应当检点自身、整饬行为，恭敬谨慎地接受上天警戒；你们文武百官尤其应当各自加以修省，努力图谋报效，不要因循敷衍。各衙门政事中有缺失的，应当施行改正；斟酌妥当后上报。礼部知道。钦此。臣恭敬遵奉并转行传达后，除了仰遵圣谕，痛切地自我修省，并将本部应当施行和改正的事务先行分条奏报以外，臣认为，上天命君主治理人民，君主命令臣下分掌治理，都是为了百姓。君主若没有百姓，就无法守住国家；得到百姓拥护，国运就会延长；失去百姓拥护，社稷就会衰微。所以《尚书》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孟子说：“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因为实行仁政；失去天下，是因为不仁。”《传》说：“百姓好比水，水能承载船，也能倾覆船。”因此自古以来，圣明帝王、英明君主，没有不把爱护百姓作为根本、把施行仁政放在首位的。成周传承三十代、历时八百年，是因为深得民心。我们大明列圣相承，都能爱护养育百姓，使他们各得其所，深厚的仁恩德泽普遍深入民心，所以如今一百多年，百姓对朝廷的爱戴不亚于成周。只是人口日益繁多而土地有限，丰收之年还可以度日，一遇灾荒就有许多人饿死。何况近年以来差役繁重，摊派没有限度。比如京畿百姓既要承担抬柴、砍柴人夫的差役，每名每年要用银二十一二两，虽曾减去四五两，仍有十六两之多；又有寄养孳生马匹、京班皂隶、各闸闸夫，以及内府各衙门黄穰苗、撞竿等差役，远不止一项。每个州县一年多的要用银三四千两，少的也要一二千两。至于通州雇用接应人夫，每年各县协济也要用银数万余两，这还不包括税粮、马草。过去全靠多余土地的收入补助，近来却被皇亲、功臣和权势之家占夺殆尽。百姓的困苦实在不忍说，怨声充满道路；造成灾异的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不仅京畿百姓如此，天下百姓也都如此。又如南京内官监在成化年间具奏，径自命南京工部摊派南方各布政司，每项征办银朱、土朱、生漆、铁线、肥皂各五万斤，共需价银二十余万两；其他买办更是数不胜数。百姓困苦、财物耗尽，实在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幸而皇上继承登上皇位以来，广施德政和恩惠，节俭爱民，审慎刑狱，重视农事，听取贤能意见、采纳谏言，任用贤臣、斥退奸邪，凡是各种无益之事，全都革除停止，即使古代帝王也不能超过您。因此，本应风雨应时，百福祥瑞全都降临。然而各地仍有天鸣、地震、星陨、河决、两京大水以及雷雨等灾异。这大概是上天以仁爱之心显示这些警戒，正是希望皇上仰体祖宗的心意，安养百姓，节省财用，培植国家，使皇图基业巩固于亿万年。况且天下百姓本来都应当爱护，而京畿地区的百姓尤其应当深切爱护。如今顺天等八府百姓，既承担前述徭役，又遭遇这场水灾，加上秋收已经无望，现在已有缺粮而流离的人，到了冬末春初，必定需要赈济。如果徭役不减，仍按旧例征收，那么能够得到救济的不到十分之二三，而从百姓那里取得的却有十分之八九；对内饥寒切身，每天都没有供给，对外严刑峻法，每天不断遭受鞭打，刚得到救济就又被追征，想让百姓不逃亡、不饿死，怎么可能呢？至于追补马匹、抬柴等夫役，兵部、工部已经复奏，暂且停止追征；除此之外，科派的徭役还很多，如果不普遍派员查勘，痛加减免，不仅会使百姓逃亡、饥饿而死，恐怕还会造成意外祸患。

译自古以来，君主想要挽回天意、消除灾变，必先爱护百姓、节省财用。伏望皇上效法成汤惠恤困穷，思念周文王惠及鳏寡，乞请敕令户部立即行文，转令巡抚直隶都御史通知顺天等八府：除粮草外，各自把本府所属目前一切买办、岁办以及各项徭役，共有若干项、每项用银若干两、总共用银若干两，紧急具奏。等到奏报之日，该部会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从长计议：哪些应当暂时停止或免除，哪些应当酌量裁减。其中确属内府紧要必需之物，由该部拨给官钱买办后送用；并通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以及南直隶应天等府，今后每年年终将奉到两京各部勘合、分派所属的一切买办物料和岁办物品，详细列明件数及所需价银数目具奏，仍按照前面会同各官的议定办理：应裁减的奏请裁减，应停止的停止，永远作为定例。内外各司衙门，谁敢故意违反，擅自含糊具奏、增加项目，准许科道官据实弹劾奏报，追究治罪。还乞请敕令户部预先筹划赈济受灾州县饥民的钱粮，以备临时使用。并请把各项粮草减免之事迅速裁定，予以蠲免，使百姓的困苦稍得缓解，也就可以挽回天意了。灾异可以消除，祖宗的宏业也可以保全，亿万年都不会衰替。臣忝居大臣之位，与国家同休戚，看到这些灾异，按道义本应进言，不敢缄默。因为这是抚恤百姓、消弭灾害的事务，臣不敢擅自处理，谨此上题请旨。弘治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申明旧有章法，以纠正罚俸事宜。臣恭敬地看到《大明律》中有一条规定：“凡祭祀以及谒见园陵时，如果朝会行礼发生差错或失仪，罚俸钱半个月。”谨此奉悉。又恭敬地看到《大明令》中有一条规定：“凡文官月俸钱米兼给，罚俸只罚俸钱；军官月俸全给米，遇到罚俸时，应与文官一样扣算，追罚俸钱。”谨此奉悉。这是我圣祖制定的法律，大概是因为文武官员凡有小过轻罪，不立即加罪，只罚俸禄，而且只罚俸钱，仍保留俸米，使他们能够养活妻子儿女，不至于失去生活依靠；情理与法度都尽善尽美，体现了圣祖仁爱优恤臣下的心意，即使古代帝王也无法超过。但《大明令》所载此事年代已久，未曾申明。近年以来，文武官员或有大小罪责，承蒙朝廷宽容，罚俸有一个月、两个月的，也有四个月、五个月的；户部却行令把月俸不分米钱，全部停止发放。何况近来因水旱灾害，仓粮数目减少，如今各官月俸只发本色米三成，折色钱钞七成；如果不分米钱而全部不予发放，妻子儿女便无所养赡，难免饥饿啼哭。大官还可以勉强维持，小官靠什么度日？这实在不符合圣朝颁发俸禄以养廉、古人所说“先使人富足，然后教化”的意思。恭敬地想，皇上继位以来，凡事效法祖宗，一切旧有章法全都奉行，天下臣民无不庆幸。伏望敕令户部遵照《大明令》所载的规定，通行京城内外大小衙门：今后凡奉钦依罚俸的，只按数额停止发放月俸中的折色银钞，仍保留本色俸米以供养妻子儿女。这样，祖宗的旧章便能彰明，受罚俸官员也能感受到皇上的恩惠。臣忝任大臣，事情关系国家体统，是职责所在，不敢缄默。因为这是申明旧章、纠正罚俸办法的事，臣不敢擅自处理，谨此上题请旨。弘治二年十月某日上题。勤勉抚恤小民，以巩固国家根本。臣听说，上天把君主的使命交给他，使他居于皇位、享受天下供奉，都是为了百姓。君主选拔贤能、任用人才，分置在各个官位上，也都是为了百姓。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民心的向背、天命的去留、宗庙社稷的安危，都系于此。因此古代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大臣，没有不把安定百姓作为要务的。如果百姓不能安定，就会忧愁叹息、嗟怨不平，自然足以招来水旱灾害，造成异常灾变。想要达到太平和谐的治理、保天下平安，恐怕也很难。所以皋陶告诫舜说：“要在于安民。”孟子赞美周文王说：“看待百姓如同他们受伤一样。”《易经》说：“用制度节制。”孔子说：“节省用度而爱护人民。”奢侈用费就会损害财力，损害财力必然会伤害百姓。因此爱民必须先从节省用度做起。既然拥有天下国家、作为人民的君主，怎么能不抚恤百姓呢？仰想皇上聪明睿智，文武圣神。过去居于青宫时，已经勤修圣学；登上皇位以后，更加笃实行事。因此对于帝王相传的治心之法，已经领会很深；而帝王致治的要领，也已经实行并见成效。本应风雨应时，天地各安其位并养育万物，各种福瑞应有尽有，全都降临。然而近年以来，各地发生水灾、旱灾、虫灾、蝗灾，白昼昏暗、地震，这些都是重大的灾变。并不是皇上仁爱百姓的心意还没有做到，而是上天以仁爱之心显示这些灾异，希望皇上反躬修德，戒慎恐惧，节俭爱民，以弘扬祖宗至大的基业，使其亿万年不衰替罢了。皇上也应当仰体天意，思念继承祖宗事业，能够勤劳节俭，爱护百姓。臣谨就百姓的困苦陈说如下：比如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府州县，每年应当准备马匹二万匹，每匹马用银十五两，共需银三十万两。惜薪司砍柴、抬柴等各项人夫，一年共需银三十万两。京班皂隶六千七百多人，柴薪价银需八万多两，总共需银六十八万两。至于各王府的郡王、将军、郡主、郡君等，生者营造府第，死者修理坟园以及祭祀等项，又需银数万两。还有买办、采办秋夏税粮、水马、驿站等，又需数百万两。况且天下生财有限，不取于官府就取于百姓。用有限的财力应付无穷的征取，年年如此，想让百姓不困苦、财力不枯竭，怎么可能呢？

译百姓财力已经耗尽，一遇到水旱灾害，就流离、死亡，饿死的人遍布道路，实在不忍说起。再加上官吏贪婪残酷，只知道急迫催征赋税，使小民困苦不堪、无处申诉，嗟怨之声直达上天，灾异的招致，实在就是由此而来。何况近来内府各衙门分派各种物料、供应牲畜等项，比永乐、宣德、正统年间增加了十分之三四。户部按照数额分派下去，有司征收，急迫得像星火一样。北方百姓没有别的固定产业，只靠种田；既要缴纳粮草，又要承担各种科派，秋收刚刚结束，十室九空，哭饿喊冷之人到处都是。如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以及南直隶扬州等府，都遭受旱灾，又多有蝗虫、蝗蝻滋生。再加上官府追征历年拖欠的钱粮和买办等项，小民已经把田产卖尽，计无所出，逃亡者很多。倘若明年春天青黄不接之时，各地仓廪空虚、无物赈济，势必发展到人相互吞食，意外祸患也难以保证不会发生。没有赈救储备，是不能不预先准备的。伏望皇上上思天命的眷顾和祖宗的托付，下念小民的艰难，效法成汤惠恤困穷，体察周文王怀抱保全民众的心意。一切用度都务必从俭节约，无益的费用酌量减省。并乞请敕令内府各衙门，今后凡分派应当营造所需的物料，务必会同有关部门核算各库有无，确定需要多少之后，才可以奏报施行。有关部门还要斟酌所涉及司府地方是否遭受灾害，再分派下去，按数送纳，不许像以前那样多派后一概具奏。若有故意违反，即使已经奉有钦依，有关部门也要明白复奏，予以减除，不许仍按原奏分派而累及小民。还乞请敕令有关部门，将前述确实遭灾地方拖欠的各项钱粮以及买办、采办等物料，暂且停止征办。确属内府紧要必需之物，准许借支官银买办使用。至于在京各卫门大小官员和皂隶，因其俸粮补助不足，难以停止，也暂且把江南王府的派额减少一些；南京各衙门皂隶的派额，减少十分之三，不必让人前来，只按旧例总计解送柴薪价钱。从弘治四年开始，等到丰收之年，再按旧例分派到原来签派的地方办理。灾情达到十分的地方，户部仍应预先派官前往整理赈济钱粮；如果等到临时才前去，百姓逃亡饿死已经很多，就难免缓不济急。对于应当追补亏欠、倒失的马匹，也暂时免除追补备用的数额。灾情严重的地方暂时减免三成，等明年收成以后，仍照原数补解。再乞请敕令各有关巡抚都御史：所属州县的一切科差，应当停止的，径自斟酌停止；应当具奏请旨裁定的，明白具奏。凡是能够缓解小民困苦的，准许他们酌情便宜处置。所属官吏如果确有放纵贪暴、成为百姓祸害的，就地罢黜；勤于抚恤教养、深得民心的，酌量加以表彰。并督令布政司、按察司分巡分管的官员，务必依照都察院奏准的事例，常驻各自所管地方，禁革奸弊，访察民间隐情，筹划仓粮，抚恤流民。凡一切不急之务，不许擅自兴造；一切公文所涉及的债负，不许擅自逼迫追索；不许擅自役使一个民夫，不许擅自科派一文钱；大小诉讼，不许滥行受理，以致把人监禁而造成困难。分巡、分管官员谁敢故意违反这些事例，不及时回司请示，拖延停留、坐视百姓受害，准许巡按御史据实参奏查治。还要行文京城内外大小衙门官员，各自崇尚节俭，不许过分奢侈。这样百姓的困苦或可稍微缓解，天意可以挽回，灾异也可以消除。臣本是平庸之材，忝居重任，幸遇皇上这样的尧舜之君，过分蒙受皇上的隆重委任。听到这些灾荒，如果不把小民艰难困苦的情状，以及关系国家安危的关键，恳切地向皇上陈说，万一百姓穷困而盗贼兴起，酿成大患，臣实在就辜负了皇上深厚的知遇之恩，并给国家留下无穷忧患。臣与国家同休戚，这个罪责实在难以逃脱。伏望皇上俯允施行，天下幸甚，百姓幸甚。为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上题请旨。弘治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大祀牺牲事。臣认为国家的大事，没有比祭祀天地、享祀祖宗更重要的；而祭祀所用的物品，又没有比牺牲更优先的。牺牲必须纯洁肥壮，才可以感动天地降临，也可以使祖宗享用。所以《诗经》说：“秋天举行尝祭，夏天把牲畜拴在楅衡上。”这是说要及早饲养牺牲，防止它们互相冲撞而伤损皮毛，以免牺牲不洁，不能感通神灵。臣曾列在看牲人员之中，往年察看牺牲所，看到那里饲养的大祀牛羊猪，每种牲畜都混在一处，粪尿堆积很深，有的互相冲撞，伤了皮毛。这大概是因为牺牲所官员不懂饲养牲畜的方法，太常寺官员又不够严格督察管理，以致如此。当时祭祀日期将近，人们不敢说，即使说了也来不及办理，所以一直因循下来。后来查访得知，大祀所用牲畜，牛羊是派有司买办的，猪则都是抽分来的小猪，送到牺牲所喂养备用；饲料糠糟又不充足，所以猪多瘦小，不够肥壮。况且奉先殿祭祀以及光禄寺供用的猪，都是分派有司买办的。如今大祀之猪却使用抽分之数，恐怕会辜负圣天子敬奉天地、祭祀祖宗的诚意。伏望敕令礼部会同太常寺堂上官议定：牺牲所饲养的大祀等项牲畜，应当采用什么方法拴系、喂养，才不使它们像以前那样互相冲撞、损伤皮毛，也不让粪尿污染牲体，务必使牲畜肥壮而洁净。还请把大祀以及太庙、社稷所用的猪，行文户部拨给官银，预先买办毛色纯全的猪，送到牺牲所精心喂养，以备使用。其余常祭仍使用抽分之猪，大约每年不过用银二千余两。臣忝任大臣，看到这件重大事务，按道义应当进言，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上题请旨。弘治三年十月某日具题。乞请恩准服满丧制事。

译据本部咨文称：臣的继母赵氏于弘治四年某月某日病故，臣是嫡亲儿子，按例应当守制；本部印信等项，应当咨送收掌，特此备文具题。适逢奉到圣旨：马文升着即奔赴服丧，安葬完毕后立即回任，该部知道。谨此钦遵，并备文咨送前来。臣深切想到，臣受继母训诲之恩，感情实在深厚，无从报答；如今听闻她去世，悲哀痛苦难以承受，若能服满三年丧制，或许可以报答其恩德万一。如今奉到皇上恩命，悲哀感激更加深重。古代虽有夺情起复的例子，但多是在战争紧急之时；如今四夷已经纳款，边境安宁，伏望皇上容许臣服丧期满，届时立即赴京，竭尽犬马之劳，稍稍报答皇恩。为此具本，命孙子马颙亲自携带，谨此具奏，伏候敕旨。弘治四年正月二十日奏。乞请恩准服满丧制事。臣的继母赵氏于弘治四年某月某日病故，本月二十二日臣听到讣告，移文咨报本部具题。适逢奉到圣旨：马文升着奔赴服丧，安葬完毕后立即回任。谨此奉悉。随后臣又上奏请求服满丧制。又奉到圣旨：你受朕军务重托，如今夷狄进贡，边境有事，怎么适宜服满丧制？所请不准，立即乘驿车赶回，限三个月回任。谨此奉悉。后来臣又上奏请求服满丧制。又奉到圣旨：卿奔赴服丧的事情已经处置确定，不必再坚持推辞。谨此奉悉。臣于本年二月初七日离京，本月二十五日到家。因为地方艰难，修坟的人夫没有到齐，直到四月初九日才挖好墓穴，十九日安葬臣母完毕，便准备赴京。臣一向有脾胃疾病，又因哀伤过度、劳心伤神，旧病发作，饮食减少，日渐衰弱，恐怕耽误严格规定的期限。臣深切想到，臣蒙受皇上厚恩，提升掌管兵政，所受委任极为隆重，发誓愿意捐躯报答。如今遭逢继母之丧，按礼应当守制；仰蒙皇上命臣奔赴服丧，又严限赴任，臣多次请求服满丧制，却未蒙准许。这大概是皇上励精图治、唯才是用、眷顾旧臣的意思。但天经地义，没有比亲属更尊贵的；上天降下的正理和人所秉承的常道，没有比孝更大的。仰想圣朝以孝道治理天下，如今并没有战争之事，臣冒然接受夺情起复的命令，恐怕有损以孝治国的道理，也会招来舆论非议。况且服满丧制不过三年，报效国家还有的是时间。伏望皇上俯察并依从臣的愚诚，容许臣服满丧制，等服期满后立即赴京，竭尽犬马之劳，稍稍报答皇恩。臣感激戴恩至极，因此具本，命孙子马奉亲自携带，谨此具奏，伏候敕旨。弘治四年五月某日。《端肃奏议》卷四。《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马端肃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五。明代马文升撰。预先祈求雨水，以希望获得丰收年。臣恭敬地看到《皇明祖训》有一条说：“每年从春天到秋天，这几个月尤其应当深切忧虑。忧虑存于心中，百姓就能安定，国家就能巩固。所忧虑的只是希望风雨应时，使田禾丰收，让百姓得以顺遂地生活。如果风雨不合时令，百姓就无法生存，盗贼会偷偷兴起，豪杰也可能乘机而起，国势就危险了。”谨此奉悉。圣祖的心意多么伟大，圣祖的训诫多么深远啊！其中仁爱百姓、保全国家、为后世谋划并防患于未然的意思，可以说深远而长久，实在是圣明子孙所应谨慎遵守、奉行不违的。仰想皇上继承登上皇位至今已有六年，奉行天意、勤勉爱民，无所不至；效法祖宗谋求治理，从未懈怠荒废。此前几年，日月星辰运行有序，百谷成熟，百姓安居乐业。无奈去年苏州、松江、杭州、嘉兴等府因雨水成灾，山东、河南怀庆、卫辉、彰德一带遭受旱荒，秋粮收成很少，百姓缺食，逃亡接连不断。承蒙皇上下令巡抚官并派廷臣前去赈济，百姓才大为安定。如今访察得知，山东、河南、北直隶、山西、大同、宣府、辽东等地，去年整个秋季没有下雨，三冬又少雪，天气像春天一样温暖，阳气失常而过盛。今年春天虽有两三次雪雨，也只能湿润尘土，没有深入地下。已经播种的冬小麦、春小麦日渐枯萎，尚未播种的谷物、豆类还在等待雨水。如果春播错过时节，秋收就没有希望，国家赋税从哪里征收？百姓生活又凭什么得到保障？又恐怕济宁一带闸河无水，粮运不通，耽误国家大计。况且如今天下百姓困苦、财力枯竭，军队粮饷不足，难以保证不会发生意外祸患；天下所有值得忧虑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这确实正如圣祖所训示的那样。况且雨旸不合时令，旱涝造成灾害，固然是气数使然，也有因人事感召而来的一面。所以殷汤遇到旱灾，便以六件事责备自己；周宣王遭遇旱灾，便没有一个神灵不去祭祀。他们反躬修德，警惕奋勉，最终感动上天，使天意回转，灾害变为祥瑞，国家根本得到安定，国运绵延久远。这说明尽到人事，可以用来胜过气数。伏望皇上节省财用，以弘扬俭德；开放言路，以招致直谏；更加崇尚尧舜的正道，更加摒弃异端邪术；远则效法殷汤，近则遵守祖训。风雨不合时令便始终忧虑于心，军民尚未安定便时时切念，如此诚意就能上通于天，感召和气，风雨自然应时，年谷自然丰登，百姓生活难道还有不能顺遂的吗？还乞请颁发内府香帛，由翰林院撰写祭文，礼部各自派遣人员携带祭文，前往各有关巡抚官员所辖之处；没有巡抚的地方，就命本布政司掌印官员支给官钱，买办精洁祭物，亲自前往五岳、五镇、四海、四渎诸神处，以虔诚之心举行祭祀，祈求风雨应时，以彰明皇上忧虑百姓的心意。臣忝任大臣，与国家同休戚，遇到这种应当忧虑的事情，怎么能缄默不言？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上题请旨。弘治六年二月十八日具题。整治洁净皇城门禁，以壮大国威。车驾清吏司呈报本部：本司官员奉本部札付，轮流派遣，时时巡视、关闭皇城四门以及各铺的守卫官军。臣等察看，北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外被人践踏得很厉害，十分不洁净；三面粪土高过门基，若遇大雨，必然向内流淌，恐怕会与门基相平；又恐怕年复一年，习以为常，践踏更加严重，外面越堆越高，门基越陷越低，形成外高内低的欺凌之势，尤其不合适。又察看西安门以北皇城墙下的更铺，门窗多被人偷走，墙壁也多有损坏。又察看东西长安门外各有砖砌大街，砖块多被人偷盗，有的年久破碎，只剩下土路；路面又被大小车辆来往碾压，经风吹水冲，两旁低下数尺，一遇大雨，积水便如河流，妨碍行人。皇城墙下也被沙土堵塞，堆积得很高，有的地方又低下数尺。东长安街与会同馆相通，凡各国夷人入朝，都从这里经过，也多有损坏而不整齐。东西长安二门外通水的沟渠，年久淤塞，水不能流通，也不是小事。本司专门负责防守巡视门禁，按理应当具文呈报，乞请具奏修理并整治洁净。这份呈文送到本部。恭敬想我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营造宫殿，规模宏大，确实是为了壮大中国的气象，使天下人壮观仰视。宫殿初成以后，内外禁令十分严格，没有人敢轻易践踏污损。如今经过八十多年，旧例废弛，守门官军不肯巡查，任由人们践踏，以致到了这种地步。东西长安街，往年工部也曾建议用石头修砌，但被浮言阻挠。况且自古称赞帝都盛况，必定说到长安；如今长安街坍塌到这种地步，实在不是太平盛世应有的景象。即使千金之家，门前有粪秽也必定清扫，墙垣损坏也必须修整，何况皇城四门，怎么能如此？伏望命内官监派一名老成太监，会同工部堂上官，带领熟悉风水阴阳的人逐一察看。如果确如该司所呈，又没有禁忌，趁天气晴朗，先把北安、东安、西安三门外堆积的粪土，应该铲平的铲平，应该整理的整理；水沟应该疏通的疏通，更铺应该修补的修补，务必使外面与里面平齐，不致彼此高低相欺，立为长久的规矩，不要再让人践踏污损。东西长安街道必须用石头铺砌，才可以经久使用。还乞请敕令各官逐一议定所需石料若干，由工部先行筹措。准备停当后，等今年秋季以后，借用操军以及在京火夫和工匠，迅速修砌完成。这样，禁门便能整洁，国势也显得尊严。因为这是修理、整治洁净皇城门禁的事务，臣不敢擅自处理，谨此上题请旨。弘治六年四月初九日具题。厘正祭祀典制。

译考察记载可知，帝舜继承尧之后，划分十二州，封祭十二座山。大概每州都要封祭一座山，选择高大名山作为一州的镇山，就像五岳、五镇诸神一样。东方封祭泰山为东岳，在今山东泰安州；沂山为东镇，在今青州府临朐县。南方封祭衡山为南岳，在今湖广衡山县；会稽山为南镇，在今浙江会稽县。西方封祭华山为西岳，在今陕西华阴县；吴山为西镇，在今陇州北。封祭恒山为北岳，在今大同府浑源州；医巫闾山为北镇，在今辽东广宁卫中。封祭嵩山为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县；霍山为中镇，在今山西霍州。又封祭四海、四渎之神：东海之神在今莱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广东南海县，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怀庆府济源县。志书记载，因为济水的源头与北海相通，所以在这里祭祀。淮渎之神在今南阳府泌阳县，江渎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渎之神也在蒲州，济渎之神也在济源县。夏、商、周三代以后，历经秦、汉、隋、唐，都在原来封祭的山上举行祭祀。到了五代，朝廷失去了黄河以北的土地；宋朝拥有天下却未能统一，北方为契丹所有，后来以白沟河为界，所以在真定府曲阳县祭祀北岳恒山。民间流传有飞来石的说法，却不知道祭祀医巫闾山是在什么地方。大概宋朝建都汴京，而真定在汴京北面，这也是不得已采取的权宜办法。等到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天命，全部拥有天下，建都金陵，看到真定远在京师以北，所以沿袭旧例，没有厘正。到我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而真定府却在京都南面，当时礼官也没有说明修正，仍在曲阳县祭祀北岳，只有北镇仍在广宁祭祀。如果认为北岳原来在真定，那么《周礼》记载恒山是并州的镇山，位于正北；我朝《一统志》也记载恒山在浑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由此看来，北岳应当在浑源州无疑。如今本州北岳庙的遗址还在，当地老人仍能相传。我朝洪武初年确定岳、镇、海、渎诸神的祭典，削去历代加封的帝号，确实可以作为万世法则。唯独北岳仍在帝都以南祭祀，并不是原来封祭的山，实在是祭典上的缺失。臣并非礼官，考据未必完全准确，但这关系国家重大事务，不可不加以厘正。伏望敕令礼部再次详细考察。如果臣所说正确，就明白具奏，行文山西以及大同巡抚官员，等到年成丰收时，筹措钱粮，在浑源州恒山旧址修建北岳神祠，务求不奢侈也不狭小。如果旧殿还存在，就不必重新建造，只需修葺。工程完成后，由有司具奏。还乞请敕令翰林院撰写碑文，刻石立于庙中，以流传长久。今后凡祭祀北岳之神，都在此处行礼，这样数百年来祭典上的缺失便能在今天得到纠正，我朝的盛举也可以昭示后世。因为这是考究神山封祭地点、纠正祭祀典制的事务，臣不敢擅自处理，谨此上题请旨。弘治六年七月十七日具题。谨慎守备，以防意外。臣深切认为，南京是祖宗根本重地，陵寝宫阙所在，百官衙门也都设在那里。永乐、洪熙年间，都命皇太子监国；到宣德年间，才命武职重臣和老成太监负责守备，后来又增加协同守备的武臣，并设参赞机务的文武各一员。无非是想整饬武备，总理机务，统摄人心，以防意外。这个职任极其重要，显然不能轻视。向来各处操练军马、操练江船，都在上新河大教场；神机营则在城南小教场，位于城内。不知先前是由什么武官坐营管操？近年以来，有指挥坐营管操，间或有都指挥、都督。守备内外官员，每年春秋只亲自到各教场阅视军马两次，所以军马不很精强。各城门守门官员，也不十分严谨。臣过去曾在那里参赞机务，因此详细了解情况，心中十分惊惕。况且南京城内城外，四方逃亡之人以及趁食谋生等各种人都聚集于此，门禁严宽、军马强弱，无不知悉。何况南京处于长江下游，而上游有荆襄、武昌、豫章，都是军事重镇。自古以来，必定命重臣镇守此地，正是为了屏障金陵。比如近来荆王因为居于上游，竟敢暗中蓄谋异变；假如他的阴谋果真成功，顺流而下，而南京城中没有防备，仓促之间拿什么抵挡？事情值得忧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幸而上天保佑国家，消灭了那个残余势力，使事情很早就败露。如今四方水旱灾害，百姓财力困竭，难保奸邪之徒一定不会出现，而各地兵粮又多有不足。承担南京守备的责任，确实应当日夜放在心上，严密预防。预防的办法，首先是修整武备、严谨门禁、察究奸邪。此并非臣过分忧虑，实在也是职务所应做的。近来南京神机营小教场缺少坐营官管操，至今已经半年多，没有见到具奏补官，不知道军马交给什么人管理？实在担心缺官日久，武备废弛，如今就会如此。伏望皇上念及南京是祖宗根本重地，以思患预防为虑，乞请降敕南京守备内外官太监陈祖生、蒋琮、郑强，太子太傅、郕国公朱仪，协同守备怀柔伯施鉴，参赞机务、南京兵部尚书侯瓒：从今以后都要同心协力，彼此和协，操练军马，振扬威武，严谨门禁，防察奸邪；依照在京提督太监、总兵官的事例，不时轮流亲自到各教场督导操练，务必使军马强盛、威武振奋，门禁严密、关防周详，足以震慑人心，暗中消除奸邪，解除皇上南顾的忧虑，保全国家万年基业。这样才不辜负朝廷的委任。至于神机营和小教场的坐营官，也必须查照本部原来施行的事例，赶紧推选官员具奏送来，以凭皇上请旨定夺。这样就能事先有所防备，后患自然消除。因为这是请敕令南京守备重臣谨慎处理机务、以防意外的事务，臣不敢擅自处理，谨此上题请旨。弘治六年九月初六日具题。革除邪术，以崇尚正道。

译臣访察得知，东岳、东镇、西岳、西镇、中岳、中镇、北岳、北镇等祠庙，都有御用监太监陈喜、太常寺卿邓常恩安置建造的石函一座，四周全是符书，里面放着泥金书写的道经一卷、金银钱数个、各色宝石十几颗、五谷各一升，似乎是厌镇之法。又有一座外官撰写的皇帝派御用监太监陈喜到东岳泰山等神处致祭的祭文石碑。臣仔细考察历代以及我朝的旧例，凡改元之初，或因水旱灾伤，朝廷命翰林院撰写祭文，分别派遣廷臣前往祭祀五岳、五镇、四渎、四海之神；祭祀完毕后，由当地官司把祭文刻在石碑上，以彰明盛典，从来没有派内臣命外官撰写朝廷祭文、祭祀五岳等神的先例。即使秦始皇、汉武帝举行封禅，也没有在五岳等祠庙安置石函的道理。前面两件事都属于不合经典制度的做法，都是邓常恩放纵施行邪术、迷惑先帝所造成的。如今邓常恩等已经依法受到惩处，前述石函、石碑如果不除去，难免被后人讥笑、贻笑后世，也有损先帝的圣德。伏望敕令河南、陕西、山西、山东、辽东各处巡抚等官员，把前述岳、镇等庙中凡是陈喜、邓常恩安置建造的石函以及所立石碑，全部拆毁推倒，磨去文字；原来安放的金银钱、宝石以及道经，派人携送进京，以免后世讥刺，堵塞将来的祸端。臣忝任掌管监察法纪的大臣，如果有所见闻而关系国家体统，不敢缄默，谨此上题请旨。弘治元年某月某日上题。申明法律本意，以消弭盗贼。臣深切认为，治理国家没有比德教更优先的，辅助治理没有比刑罚更优先的。没有德教，就无法教化引导人心；没有刑罚，就无法惩戒奸邪。因此在帝舜时代，契推广五教，皋陶掌管刑法，以辅助德教。由此可知，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没有舍弃这两者而能实现治理的。恭敬想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天命，拥有天下。当残元入主之后、法度废弛之时，认为刑罚是辅助治理的工具，不能不使之明确。于是首先命大臣重新制定新律，以统一人心；又命司法官重新审定各种律文，使其合乎中正，并把它垂示万世。其劝善惩恶的意思，没有比这更充分的了。况且五刑所属的罪条有三千条，而罪行没有大过十恶的；十恶之外，情节没有比强盗更严重的。为什么呢？强盗行事时手持兵器刀刃，生杀都掌握在手中，劫夺财物、强奸淫辱，任意操纵，和叛逆之徒相比相差不远。所以强盗条文说：“凡强盗取得财物，不分首犯、从犯，一律斩首。”按条例应当立即处决，不必等待秋审行刑的时日；这正是为了禁止暴行、铲除恶人、惩治奸邪、制止动乱，以辅助治理国家。祖宗朝凡是锦衣卫捕获强盗，绑赴御前引奏的，都奉到皇帝诏令：由三法司、锦衣卫在午门前当时审问明白，随即具奏；奉有钦依后，再由刑科三次复奏，便执行处决。有的案件不等三法司三次复奏便处决，是为了让善良的人知道应当受到鼓励，让奸恶的人知道应当受到惩罚。刑典既然得到正确执行，盗贼便会屏息收敛。到了天顺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礼监官传达英宗皇帝的圣旨说：“人命最为重要，死去的人不能复生。从天顺三年开始，每年霜降以后，凡是应当处决的重囚，着令三法司奏请圣旨，会同多位官员，每次都根据事实审讯记录，希望不致冤枉，永远作为定例。”钦此。这大概专指按律应在秋后处决的重囚，因为临到处决时，恐怕其中有冤枉，所以命令三法司会同多官审讯记录，这就是古代帝舜敬慎怜恤刑罚、大禹为罪人哭泣的心意。只是恐怕强盗重囚不在其中；况且强盗既然按规定应立即处决而不必等待时令，为什么又监禁到秋后处决呢？由于先前有传达钦依的命令，所以一直因循办理。结果只要是强盗，不论赃物多少、罪情轻重，都监禁到秋后，和秋后处决的囚犯一起会审。等到会审时，十人中已经死了七八人；活着的因监禁日久，翻改原先的供情，能言善辩的都被认为情有可矜、案情可疑，罪情虽重却不处决；软弱不能辩说的都被认为没有言辞，罪情虽轻却被处刑。何况处决时囚犯很多，常常到了傍晚甚至深夜，很多人都看不见。这实在很不合乎在市中行刑、让众人共同弃绝罪人的意义。况且罪情有轻重，所以行刑也有迟速。如今如果总是这样，那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不待时处决的强盗了。这样一来，强盗就和斗殴杀人者没有区别了，也不是历代制定法律、惩治邪恶的本意。这样还能使强盗止息吗？如果圣上认为可行，臣恭敬地希望皇上今后凡是锦衣卫官捕获强盗、绑赴御前引奏的案件，都请依照先朝旧例，敕令三法司和锦衣卫堂上官在午门前会同审问清楚；追查出赃物和凶器，依法拟定罪名，具备缘由一并奏报，听候钦依。刑科复奏后，不必监候，立即处决。其中果真有情节值得怜悯、案情可疑的，也要明白奏请裁定；如有冤枉，也要为之辩明。至于法司直接审问的强盗，以及杀死一家中三名并非死罪之人的凶犯，务必审问清楚罪情，查明赃物和凶器确实无误，不要因权势显要而有所挠曲，也不要拘泥于成案。发交大理寺审理拟定合于法律，类奏后奉钦依的，刑科复奏后也立即处决。这样或许可以端正国家刑法、惩罚奸恶，消除祸患根源，使善良百姓安宁。按律应秋后处决的重囚，仍旧会同审讯。只是皇上宽仁慈厚，实在和舜、禹相同，而臣还要进献这些话，是因为如今强盗肆意横行、劫财杀人，完全无所忌惮，比往年大不相同。杀死一家中三名并非死罪之人的案件，往往都有。如果不把强盗凶徒依律立即处决，恐怕祸患的根源会从此产生，将来会有无法控制的忧患。况且用刑罚使人不敢犯罪，最终达到没有刑罚可用的境界，是帝王的盛事。强盗犯法而不待时处决，其他盗贼知道警戒，这就是用刑罚制止刑罚的意思。大体说来，兵事和刑罚两件事常常相互联系：罪恶较小的，用刑罚治理就足够；罪恶发展到严重程度，即使出动军队也没有益处。臣承蒙任掌邦政、平息盗贼、安定百姓，这是臣的职任；如果有所见闻而关系国家体制，便不敢缄默。因为这件事是为了申明法律本意、平息盗贼，臣不敢擅自办理，所以亲自携带奏本，谨此题请圣旨。弘治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题。增设巡抚以保地方安宁事

译职方清吏司案呈：我们切实认为，治理国家贵在未乱之前，保全邦国在于尚未发生危难之时。治乱安危彼此相互依存，自古帝王都谨慎防备于事情尚未发生之时，而不是等到已经发生后才补救。谨慎防患于未然容易取得成效，补救既成事实却难以施展力量。从前伯益告诫帝舜，也说“警戒而无忧患”，最后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于是四方夷族前来称臣，这些都是在未乱之前谋求治理的意思。我朝自宣德年间起，各地方增设巡抚官员，有时由都御史、侍郎节制三司，这就是古代三监的意思。当时只有河南、山西、陕西、南直隶、苏松等府设有巡抚官，其余布政司只是不定期派遣大臣巡视，有时一年、两年才回来，因此三司官员彼此因循，府、司官员只知道贪图利益，以致福建贼首邓茂七、浙江贼首叶宗刘、广东贼首黄肃养相继倡乱，党羽多的有数万人，少的也有数千人，僭越称王，攻打劫掠城池，杀害掳掠百姓，使地方骚扰不安达数年之久。广西、贵州的苗蛮也因此作乱，朝廷命将出师，才得以剿灭平定。那时兵粮还充足，百姓富裕，尚未十分费力。近年以来，宗室封爵增多，冗官过于泛滥，又加上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各种科派没有止境，各地仓廪空虚，军士缺粮，城池坍塌，武备废弛，守城门的都是年老守卒，操练的有一半是衰弱之人。比如湖广桂阳县被一百多名贼人攻入城中，如入无人之境；江西赣州府地方的流贼数百人劫掠十多天，至今还没有捕获。福建武平、广东程乡县的盗贼尤其严重，假如聚集日久，造成的祸患不会轻。浙江大户人家有时因争私仇，各自聚集人众相互厮杀数日，有司不敢禁止惩治，这确实不是太平之世应有的情形。如果不增设巡抚官员及早整治，将来的祸患便不可预测。如今江西已经增设巡抚一员，但只管理南赣二府以及福建汀州府、广东韶州、南雄、湖广郴州一带，不参与民政，三司官员又不听其节制，难以办事。查得本部先前曾建议在福建、浙江增设巡抚官员，尚未得到命令允准。今天的形势又和前几年不同了，应当及早处置。案呈送到本部后，臣等详细研究认为：百姓贫困而盗贼兴起，是事理和形势自然导致的；各地灾异接连出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恐怕这些征象并非虚妄，预示着必有相应的祸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十人〕 臣等掌管兵政，天下安危都系于此；如果不能及早弥补，一旦发生变故，臣等即使死一万次，又哪里足以赎罪？恭敬地希望皇上以地方为重，乞请敕令吏部会同本部，推举两名精于练达、老成持重、刚柔相济的官员为都御史，巡抚浙江、福建地方，专门抚慰安定军民，缉捕盗贼，禁止贪官残吏，革除奸弊，修理城池，整顿武备，筹措仓粮，操练民兵，一切事务都同镇守内臣商议办理，大体以平息盗贼、安定百姓为根本。江西都御史金泽，命令他巡抚江西，多在南赣二府居住，仍兼管广东韶州、南雄二府以及湖广郴州、桂阳一带；等命令下达之日，再分别请敕令其办理。因为这是增设巡抚官员以安定地方的事务，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圣旨。《端肃奏议》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六 明代马文升撰 灾异事 据本部咨文转来，礼部咨文所述前项事务如下。湖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恪题称：据湖广布政司呈报，又据长沙府申报，又据善化二县申报：查得本县地方自弘治八年二月以来，天不降雨，高处田地还没有翻耕。如今苦竹开花，果实像麦粒；枫树结出李子，果实像黄连树结出黄瓜，苦荬菜开莲花，七天才凋谢。臣将全部缘由转呈，并会同巡按监察御史郑惟恒议论认为：万物生长，各有其正常性情。如今正值地方旱灾之后、土木工程一同兴起之时，而山林园圃中的草木却多开异花、结异果，违背正常性情，这种妖异十分异常。这固然是臣等失职的罪过，也由于民力难以承受、怨声沸腾，才招致这样的灾异。除洗心涤虑、反省过错、弥补罪愆，以及命令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一体认真修省等缘由外，已经具奏并抄出。本部又查考近年以来天鸣、地震、星星像车轮一样坠落、冰雹屡降、天火不时发生、夏季降霜使禾苗陨落等各项灾异，历来详细考察传记所载，以说明上天的惩罚，奏请皇上修养德行以消弭天意；并请行文两京文武群臣，各自竭尽心力，尽用力量，勤勉履行臣职以奉行朝廷法令，修治人事以挽回天意，希望共同尽到修省和消弭灾异的办法，稍稍有助于皇上日夜忧劳之苦。凡是关系治理的事务，听从各项条陈后办理等缘由，具题上奏。节略圣旨说：“消弭灾异的方法，在于修治人事。关系到朕自身的事情，当然应当由朕亲自办理。你们两京文武群臣以及各地镇守、巡抚、三司等官，更应认真修省，努力尽到职务，共同挽回天意，不要只做虚文。”钦此钦遵，备文咨送到臣这里。除认真修省、努力尽职，以及本部应办事务另行条奏外，臣听说上天以养育万物为心，人君以养育百姓为责任。因此自古帝王治理天下，没有不把养民作为根本，以顺承上天心意的。天下的安危，系于百姓的安乐和忧苦；百姓的安乐和忧苦，又系于养育安定得怎样。百姓得到养育，自然能够吃饱穿暖，向往仁德、仰慕义理，即使发生变故，最终也能保全无忧，国家的国运长久。百姓失去养育，就会赋税沉重、徭役繁多，忧愁痛苦、叹息怨恨，遇到一点小小的嫌隙，便立即离心离德，国势渐渐衰弱。成周和嬴秦的兴亡，足以作为鉴戒。后世拥有天下国家、作为百姓君主的人，怎么能不对此加以深思！恭敬地想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拥有天下，知道保全天下在于取得民心，所以始终念念不忘安养百姓。太祖考虑到建立纲常、陈明法纪，没有一项政事不在于养育百姓；发布政令、施行仁政，也没有一件事不包含仁爱。对于危害百姓的贪官污吏，必定依法从重处置；对于残害百姓的豪强宗族，必定严加治罪。历代圣主相承，都遵循这条道路，所以一百多年间，天下安宁，灾异少见，百姓感受皇恩，深入骨髓、浸润肌肤，与成周时代没有不同。恭敬地想到皇上继承登上宝位，爱民之心确实和舜、禹相同，仁爱百姓的思念远承祖宗，没有一道命令不善，没有一项政事违背常理，本应天地安定、万姓都顺遂，日月星辰运行有序、五谷丰收。为什么近年以来，礼部前面所陈报的各地灾异中，单是地震一项，考察前代虽然也有地震，却没有像今天这样连年不断、天下各处都震动的；草木出现妖异，固然不能说没有，但从未见过如今同一府中同时出现多种异象。这些都是极为严重的灾异。况且变异不会无故显示，必然会有相应结果，是下方人事违背常理，上天才在上方以灾变回应。然而导致这些灾异的原因，固然都是臣等失职所造成的，实际上也是赋税沉重、徭役繁多，使百姓不得其所而感召来的。怎么知道是这样呢？什一而税，是古代的常制；如今田地却要缴纳八九成的税，而且宣德、正统年间，宗藩封爵少，武职官员不多，江北布政司的税粮拨付边方、京仓上纳时，每石折价银不过五六钱，多数用布绢之类来京城买粮，从未专门要求缴纳银两；有司仓中收取的，也都收实物，运送数量只是征收额的十分之四五。近来宗藩封爵增多，武职过于泛滥，边务正紧，俸禄粮米被削去大半，百姓的粮食全部改拨京仓、边仓上纳；每粮一石，少则用银八九钱，多则用银一两一二钱，而且都要求熔炼、抽取成净银。丰年要用八九石粮食才换得一两银，歉年就向富户借贷，收成后加倍偿还；有些空闲土地，又被各王府及权势之家占为庄田，催租的人百般侵害，百姓无处申诉。往年京师仓库收纳钱粮还容易，近年办事所用的钱超过所纳的数额；至于丝绵、花绒、宽布、大绢等一切物料，交纳尤其困难，若不是经过揽头经手，百姓不敢上纳。所以京城米粮虽然便宜，价格却日益增长。每个布政司应征银一百多万两，还要供应买马价、抬柴的夫役、京班以及司府州县官员的柴薪、皂隶、驿递所用的马驴船只等。仅这些又应需银数十万两，而购买颜料、织造缎匹及供应使用的物品还不在其中。江南兑运京仓以及各衙门的粮米运到京师，每正粮一石，也要耗费二石以上，甚至三四石。今年如此，明年也如此，年年如此，没有结束的时候。桑树、枣树已经卖光，丝绢仍然照征；田地已经卖尽，税粮仍然存在。逃亡户的税粮，全都并入现有人户代为缴纳。收成已经结束，饿着肚子啼哭的人到处都是。隆冬时节冻得手指欲断，赤身裸体哭喊寒冷的人处处可见。衣食不足，便不知道礼乐，风俗日益浇薄，人心日益滋长奸诈虚伪。儿子辱骂父亲，已经习以成风；弟弟殴打哥哥，也安然不认为奇怪。追究其原因，是社学长期废弛，人们不读书，才导致这样。赋税沉重使百姓困苦，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好逸恶劳是人的常情，古代帝王顺从百姓的愿望。如今天下百姓中，河南百姓因为黄河迁徙不定，每年征发民夫五六万人，每名民夫费用盘缠银一二两，逐年挑土堵塞，年年如此。近来又因黄河在张湫决口，妨碍漕运，钦命内外大臣前往修筑，又征发河南、山东民夫不少于二十万人，所耗钱粮无法计算，全都出自百姓的膏血。

译江南苏州、松江等府疏浚河道，也曾征发民夫二十万人。如今南直隶、北直隶、河南、山东沿河沿江烧造官砖，以及湖广先后修建吉王、兴王、岐王、雍王四王府，所需民夫、匠役不少于五十余万人。江西先后修建益王、寿王二王府，如今山东青州修建衡王府，两个布政司也各需民夫数十万人。先修的工程三年以上还没有完工，后修的才刚刚开工，前后所用银两岂止数百万两。如今两广用兵，百姓供应运输军饷，又不知要征用多少民夫。山西、陕西两地百姓供应各边粮料，终年劳苦，比其他地方更甚。至于全国摊派各王府的校尉、厨役、斋郎、礼生，每摊派一名，不出几年必定倾家荡产。况且洪武年间分封诸王，只有秦、晋等十府规模宏大壮丽，是为了震慑人心、巩固藩篱；其余各王府都相应减省，大概是担心耗费民财、劳累民力。永乐、宣德年间也都是这样，后来修建各王府才开始宽大宏丽，有一座王府甚至修建过两三次。北方府州城池宽阔、百姓稀少，拆毁军民房屋还不至于太多；如今江南府分多有依山顺岭、靠河临江的，城小而人口密集。自唐、宋以来，这些地方从未有王府封建，军民世代居住，历经数代，人口日益繁多。如今听说派去的内外官员，只按照北方王府四周墙垣的丈尺以及修建军校营房的规格办理，有的拆毁军民房屋十分之二三，甚至有拆去四五成的。砍山填地，严重损伤风水；军民流离失所，无处安身，申诉的言辞充满道路，哀叹怨恨的声音直达苍穹。再加上做工的民夫长期露宿在外，万一积累怨恨，恐怕会产生其他祸患。如今京城各项工程也很多，操练军士连年不得休息，许多人因此逃亡。至于外地司、府、州、县以及各边总兵等官，不奉奏准明文，擅自调动军民修建不急需的衙门、非礼制规定的祠庙，或耕种自己的田土、制造私人的器皿，这种情况也很多。里河一带直达南京，平时都有听候调拨、牵引运送马匹和快船等项民夫；近来因为三次亲王赴藩，预备接应的民夫又不下数十万人，长期听候，饮食不足，尤其困苦。徭役繁多、百姓困苦，没有比近些年更严重的了。赋税沉重、徭役繁多，两者同时施行，百姓的力量哪里会不困竭，百姓的财产哪里会不耗尽？想要使百姓顺利地保全生计，哪里能够做到呢？百姓既然流离困苦，不能保全生计，那么上天养育万物的心愿就没有实现，君主爱护百姓的责任也没有尽到。灾异的发生，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赋税沉重，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固然不能完全停止，但物价也应当适当降低；工役固然不能完全停止，缓急轻重也不能不加以节制。王府的修建固然不能不更加宏丽，也不能不根据土地的宽狭斟酌增减。这些事情关系重大，若不及早处置，实在担心年复一年，上面安逸怠惰，下面嬉游懈怠，灾异所显示的警告或许无法消除，意外的忧患也难保一定不会发生。应当通行告知各处镇守、巡抚、总兵以及都、布、按三司官员：今后都要想到朝廷委任的重大责任，仰体皇上怜恤百姓的仁德；边仓粮价要斟酌决定，比从前适当减少银数，各边掌管粮食的官员也不许多收。又应行文所属各处：凡遇分派征收夏秋税粮时，京仓、边仓的粮料先从上户征收，其次轮到中户起运，下等人户一律作为存留征收，或者折纳宽布；严禁里书等人移挪账目、作弊，以致分配不均。征收时也要斟酌缓急，预先规定期限，分批设法催征。不许为了博取声誉、逞强显能，动用严刑峻法，逼迫百姓逃亡。对于桑树、枣树中因荒年被砍伐殆尽的，也要重申祖宗旧制，命令按照丁口栽种，务必取得实际效果，以恢复百姓固定的产业。负责提调学校的官员，也要整顿、实行社学的规章，慎重选用教读之人；各里百姓的子弟，都要入学诵读《孝经》《小学》和御制《大诰》，使他们知道孝悌的道理和法度的严明，以恢复百姓的正常本性。巡抚官尤其应当振作整肃纲纪，率先带领所属官员：凡应当兴办的有利之事、应当革除的弊端，凡可以养育百姓生计的，都一一举行；贪官是应当罢去的，污吏是应当黜退的，凡可以解除百姓困苦的，都要振作办理。要把百姓看作自己的子女，节省财物如同爱惜自己的肌肉，使百姓没有啼饥号寒的痛苦，能够实现上奉养父母、下抚育子女的愿望。若有盗贼发生，小规模的就设法抚慰、捕捉，大规模的就调军剿灭，不要使其滋长蔓延而贻害地方。这样才不辜负朝廷的委任。各大小衙门若有应当修造的工程，事情涉及动支钱粮，起用、雇用的人夫数量较多，务必奏请并奉行明文，分期按次修建；即使是小小的工程，也要申报禀告巡抚等官员，等他们下令后才许修造。其余一切不急迫的事务，一丝一毫也不许擅自摊派，一名民夫也不许擅自征役。又行文各边镇守、分守等官：除修整边防以外，不许擅自调拨操军修理其他工程。一切淫祠、私宅、公馆等项目，以及耕种田土、制造器皿，若严重劳役士卒、废弛武备，凡有故意违犯的，一概准许巡按御史据实具奏，提拿审问，依法上请裁定；情节严重的，文职依照坐视民患的事例降职调任并叙用，武职依照私自役使军人的事例降级发落。通行告知京仓、通州仓、内府各库局、内外提督巡视等官，以及各边监督官员：都要严加禁止约束，官攒、库斗等人不许刁难纳户、勒索扣留财物。仍乞请敕令工部转行湖广、江西先前派去修建各王府的内外官员：如果工程没有完工，就赶紧修建完备；如果已经完工，立即返回京城，不许在那里拖延滞留，徒然耗费供应，损伤百姓财力。仍请下敕三道，分别发给这次派往湖广、江西、山东修建各王府的内外官员，并请敕令当地镇守太监、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共同勘察这次所修王府在各府城内的地方是否空阔；如果城大人少，其周围墙垣的丈尺以及宫殿、衙门等一应房屋，都依照原式建造。

译建造的规模一丝一毫也不可减少；如果城池狭小、人口稠密，另无空地，周围墙垣就不必拘泥于北方王府周围的丈尺，免得使府内空地过多，以后又建造离宫、别殿、台榭和游玩之处，招惹事端，违背祖训，并且使军民嗟叹怨恨。所需木材等料，命令匠作斟酌勘察后使用，不许因为争执小的怨忿，故意把长料截短，劳民伤财重新购买，耽误工程。督工官也要抚恤人夫，按时供给饮食，不可过于催逼，也不可索要财物。墙垣、宫殿基址等大工程修筑完成后，应将原先征用的人夫或分班留作工役，或释放一半，不许全部拘留，以致发生疾病甚至死亡，损伤和气。内外官员仍要每半年具奏一次，说明已经完成多少工程、用过多少物料、现有多少人夫在做工，不许像从前那样拖延岁月，长久劳累民力。工部还要查核内外历年修建所派出的物料数量；工程已经完工而尚未运送交纳的，就是多余的数量，准许留作日后使用，不必再次派取。有司宽免一分，百姓就得到一分的恩惠。这样，即使百姓不能完全实现休养生息，也可以稍稍缓解一两分困敝。前面所说的事情，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臣忝任大臣，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对上在于辅佐君主的德行，对下在于巩固国家的根本，而国家的安危尤其应当忧虑。臣早已知道百姓困苦、国家根本不稳，每每想上奏陈说，又怕涉及越权，往往再次中止。如今正值灾异接连出现之际，又奉到皇上的诏令，事情关系治理，准许臣分条上奏。臣如果不据实奏闻，只做虚文表面文章，实在不是臣下以正道侍奉君主的道义。伏望皇上阅览臣所说的话，如果确实有益于百姓、有助于治道，便从皇帝心中裁断，俯赐施行；还乞求更加遵循祖宗的训诫，更加深厚地施行爱民之仁，节省财用，减少营造，以培植国家根本；尊崇正学，抑制邪术，以端正澄清圣心。这样或许可以挽回天意，消除灾异，而国家万万年无穷无尽的基业，实在就在于此。臣冒犯天威，战栗恐惧，忧国忧民之情无比恳切，因此亲自携带奏本上呈，谨此题奏，请求裁决。弘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题奏。陈述意见，申明职责，清理刑狱事。陕西道呈送刑科抄出的奏疏：大理寺右寺右评事鲁永清上奏说：臣私下听说，刑罚关系到百姓的性命；刑罚清明，教化就能推行；教化推行，百姓就会和睦相处而顺从百事。否则上天就会降下灾谴，各种灾异也会兴起。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把刑狱看重的。仰想皇上初登宝位，革新政治教化，首先颁布明诏，大赦天下，因此长期关押在监狱中的人都得以承受广大的恩典，犯至死刑的人多获再生之德。朝廷内外欢腾，华夏和夷狄都称庆，和气刚刚遍布天地之间，嘉祥已经充满四方六合。所以举行郊祀一次，瑞日便更加光辉；亲耕籍田一次，灵雨随即降下，这些都是圣德感通和气所招致的结果。太平的祥瑞，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个呢？眼看五谷将要丰登，刑罚将达到不用刑的境界，确实有望在今日实现。臣有幸处在圣明时代，充任法曹官员，只是所掌管的是刑名，专门负责参驳，不敢越职妄言，谨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应当革除的弊端，以及关系本职而不便处理的事项，分条列成五件，上渎天听。伏乞皇上宽容，采纳选择施行等情。奏本由通政使司官员在奉天门进奏，奉圣旨：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抄送到本院。其中一件是均平地方事务以便于审录；移文吏部施行以及遵守律令以平正刑罚等三件，先前已经详细议论并具奏；还有一件，是详细说明律法本意，关系重大死刑的节要。臣恭敬地看见，宣德三年三月初四日钦奉宣宗皇帝敕谕，其中说：圣人制定刑罚，是用来彰明上天的惩罚，以辅助推行教化。刑罚适当，天道就和平，人心就悦服，国家天下都能共同承受福祉；否则就会伤害和气，灾害接连出现。因此古代帝王一定慎重选择刑官。我国考察古制治理天下，设立三法司。自祖宗以来，慎重对待人的性命，致力于怜恤刑罚。钦此。又读《大明律》关于保辜期限的一条：用手足及其他物品殴打致人受伤的，限二十日；用刀及汤火致人受伤的，限三十日；折断、跌伤肢体以及破坏骨骼、使胎儿堕落的，不论使用手足还是其他物品，一律限五十日。反复庄重诵读，不能没有疑问。殴斗造成伤害，既然设立了保辜期限，那么期限之外因伤身死，就应当依照本条办理。如今律文说：期限内因伤死亡的，以斗殴杀人论，记载得已经明白。至于在期限之外死亡，以及虽在期限之内但伤势已经平复，官司文案也已清楚，另因其他原因死亡的，又分别依照原来殴伤之法办理，记载得也很明白。如今审理刑狱的衙门不知道依据了什么见解，遇到有人被殴伤后在保辜期限外死亡的，不分原来的伤势有没有平复，便一概依照殴杀条文定为绞罪，恐怕不是律文的本意。有人说：期限外因伤死亡不应偿命，那么死者又有什么罪过？果真像这样说，那么保辜期限这一条就可以删掉了，为什么还要保辜呢？何况本条又说：折伤以上，期限内医治平复的，各减二等；期限内虽已平复但成为残废、严重疾病，及期限届满仍未平复的，各依律法全部定罪。臣仔细考察设立期限的本意，原本就是以期限届满作为界限。若伤势尚未平复，保辜期限一天未满，即使应处笞杖轻刑，也不敢马上判决，大概是担心被伤者死亡，必须令伤人者偿命，那么杖刑就难以赎罪。若保辜期限已经届满，伤势尚未平复，即使应处徒流重刑，也就立即判决，随即发遣。而且期限届满仍未平复，殴伤必然严重，有死亡的道理。若应当偿命，哪里肯仓促地只按殴伤之罪全部定罪呢？假如殴打他人导致严重疾病，依法应杖一百、流三千里，还要将犯人财产的一半防给严重疾病者供养膳食。假使被殴者期限届满仍未平复，既把犯人定为全流，又从其财产中防给受伤者。

译如果防给之后，被殴者又因伤死亡，再把犯人定为死罪，那么不但立法将没有止境，先前已经判处流刑并防给的财产，又该如何处置呢？如今笞、杖、徒、流都依照这个规定办理，唯独期限外死亡不依照这条，为什么竟这样不考察律法本意而矛盾呢？又看《大明律》堕人胎儿条的注释说：所谓堕胎，是指期限内胎儿死亡，才据此定罪；即使是因殴打所致，若胎儿在期限外死亡，也各依原来殴伤之法办理，不以堕胎罪论处。由此推论，期限外因伤死亡不判处死罪，已经很明确了。臣谨按太祖高皇帝制定律法时，屡次诏令大臣修改订定新律，经过五六次仍不厌倦，都是为了使百姓获得生存。后来又敕令刑部尚书刘惟谦重新考订众律，使其合乎中正；每一篇都缮写成书，奏上后张挂在西廊墙壁上，亲自御笔为之裁定。即使是笞、杖、徒刑这样的轻罪，尚且都把罪名清清楚楚地写明。若期限外因伤死亡依法应处死，怎么会不明确定出罪名？又怎么会说各依原来殴伤之法办理呢？从前待制马宗元的父亲马麟殴打人致死，虽然已超过保辜期限四刻，尚且没有判处死罪，大概是因为刑罚以敬慎怜恤为主，法律并不以时间远近为区别。我祖宗立法最初的本意，正在于此。所以《名例律》说：凡是称“日”的，以一百刻计算；又说：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的人犯谋反、逆乱、杀人等应死之罪，要议定后奏闻，听取皇上裁决；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的人即使有死罪，也不加刑。五刑的条目中，没有比谋反、逆乱、杀人更重的；怜悯老幼，尚且可以不加刑，何况斗殴不过是一时忿怒，彼此交争，起初并没有杀人的意思，同谋杀、故意杀人不同，所以特意设立保辜期限。若期限外因伤死亡一概定为绞罪，就与期限内因伤死亡的罪名没有差别了，难道符合祖宗敬慎怜恤的本意吗？古书说：“死去的人不能复生，受刑的人不能重新接续生命。只要有一次裁判失当，刑罚就会滥用了。”从前宋高宗因为刑罚不滥而实现中兴，寇准因为刑罚不公平而被认为招致旱灾，刑罚所关系的事情如此重大，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译《尚书》说：“罪行有疑问时只从轻处理；与其错杀无辜，宁可失于不依常法。” 又说：“要谨慎啊，要谨慎啊，刑罚尤其应当加以怜恤。”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伏乞由皇上裁断，或敕令都察院核议奏请，通行内外审理刑狱的衙门。今后审拟斗殴在保辜期限外因伤死亡的罪名，是否应当依照保辜条内已经载明的定罪办法，不要再依照斗殴杀人律条科断，务求处理得最为恰当，永远作为定规；不要说施行已久，难以更改。这样或许可以使敬慎怜恤符合实情，使人心悦服，也不至于使保辜期限一条徒然设置。查得此前本院曾奏请讲明律法本意、以重视百姓性命一事：近年以来，两京法司官员，有的是由进士初次授任寺正、寺副、主事、评事，有的是由知州、行人升任员外郎、郎中，而御史也多由知县升除；到任以后，未经审理刑狱，就立即办理审狱差事，所以对律条大多没有熟读，对律法本意也没有讲明。审问囚犯不过是把案情移套到律文上，敷衍发落；笞、杖、徒、流，即使有所枉屈，危害还不算大。至于人命一旦有冤，关系就非同小可：有把尚未预谋同谋的强盗窝主，官吏因公务殴打人致死、原本没有挟私故意拷打的案件，都拟为斩罪；本来是故意杀人，却拟作斗殴杀人绞罪；其他把是说成非、把重罪判作轻罪的情形也很多。法司尚且如此，那么其余府、州、县、卫、所的囚犯被枉屈而死的，又不知道有多少。这些都是原先审问案件的官员没有研习律学、没有明白律法本意造成的。乞请敕令两京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属官员，天下都司、布政司督令按察司理问等官以及浙江等处按察司官，并各府推官，都要把《大明律》条文熟读讲解，深刻明白其中的意义，不许像从前那样忽略搁置、不加讲明；审问囚犯时要参酌错综、详细审讯，务必取得真实情况后才录取口供；议定罪名时尤其必须推究实情来定拟，不许轻易致人死罪，以免形成冤抑案件之后难以分辨明白。以上事由具题后，奉圣旨：“是。”钦此，已经通行各处钦遵办理。如今评事鲁永清上奏说：此前臣曾会同刑部尚书何某、大理寺卿冯某等计议。臣深思，律条的设置起源于古代，我朝斟酌制定，最为适中。彼此斗殴，如果在要害虚弱、足以致命的部位受伤，当即死亡，律法已有明文，固然不必再讨论。其余造成的伤势有轻有重，所以保辜期限有远有近。所谓保辜，是殴打他人造成伤害后，保全对犯人的定罪，责令他医治受伤的人，担心伤者死亡，使双方各自保全性命。律文说：“保辜期限内都必须是因伤死亡的，才以斗殴杀人论。”律条已经十分明确，固然没有另外议论的余地。又说：“在保辜期限之外，以及虽在期限之内但伤势已经平复，官司文卷也已清楚，另因其他原因死亡的，各自依照原来的殴伤之法办理。” 而且其中“其”字是承接前面的意思，“及”字是把事情连到后面；这句话是说：如果在保辜期限内伤势已经平复，不是因为殴伤，而是另因其他疾病死亡，只按殴伤本罪拟定，不依斗殴杀人条文治罪。既然说“另因其他原因死亡的，依照原来的伤害之法办理”，那么期限外因伤死亡，虽然没有明白列出“以斗殴杀人论”，但其中的意思也十分清楚。否则，为什么又说“折伤以上”呢？又说：“保辜期限届满仍未平复的，依照律法全部定罪。”况且折断、跌伤人的肢体，以致成为残废、严重疾病，尚且只流放三千里，还要将犯人财产的一半防给受伤的严重疾病者供养膳食。若因殴打他人头部受伤，风邪从头部创口侵入，期限外死亡，既不判处死罪，又不防给财产，只判处殴伤罪并处流刑，那么就是对死者反而从轻，对生者反而从重；不但死者含冤于地下，他的孝子慈孙也会在生前抱恨。再考察《祥刑要览》记载：待制马宗元的父亲马麟殴打他人而被拘押，官府等待保辜期限，而受伤者死亡，将要依法抵罪。马宗元推算殴打发生在期限外四刻，于是向郡府申诉，因而使父亲免于死罪。大概唐律的条文说：“保辜期限内死亡的，依杀人罪论处；期限外死亡的，依照原来的殴伤之法办理，不论另因其他原因。” “字样”一词，在本朝《大明律》“保辜”条中的文意本来就不同。不过人们多不肯讲明，往往引用柳宗元的话来解释，因而产生疑惑。况且人命极其重大，律文的意思是：如果超过限期后因伤死亡，应按斗殴杀人绞罪论处。自开国以来至今已经一百多年了，若对此有所疑问，前人难道没有详细上奏过吗？今后凡斗殴伤人，如折断肢体、毁坏阴阳器官、打断骨头、堕胎、割伤舌头等伤情，官司应责令在保辜期限内医治；若伤势在期限内未能痊愈，缠绵至期限外才死亡，且情形真实、事实确凿，仍按斗殴杀人绞罪拟处，由原审衙门临时备明缘由，奏请裁定。若伤势在保辜期限内已经痊愈，官府文案也清楚，而死者是因其他原因死亡，就务必推究真实情形，尽力辨明，不得拘泥于期限之内，也不得畏惧原告刁横泼悍，便把被告一概拟判死罪，以致产生冤屈、损伤和气。这样大概既不违背律法本意，也不至于滥用刑罚，事情处理归于统一，司法部门也有依据。这是为了申明律法本意，并奉钦依，相关衙门应知晓此事；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圣旨。选任辅导官，预先防范，以保全宗室事 臣深思，亲近没有比宗室更亲的，法令没有比祖训更严的。宗室奉守藩国、遵循义理，恭敬遵守祖训，朝廷亲亲相爱的恩典就更加深厚；放纵欲望、败坏法度、违背祖训，朝廷黜降惩罚的典法就必然施加。从前周武王攻克商朝后，让弟弟管叔、蔡叔监视殷地；后来二叔挟持殷人的武庚反叛，并散布流言来倾覆王室，所以周公奉命东征，诛杀管叔，囚禁蔡叔，孔子对此予以宽恕。郑庄公的弟弟叔段因母亲宠爱，郑庄公没有及早防范约束，把鄢地封给他，放任他胡作非为，等到他的罪恶深重，才发兵讨伐，像对待普通人一样攻克他，《春秋》因此讥刺郑庄公。一件事关系到宗庙社稷，显示上天讨伐的公正；另一件事在于没有预先防范约束，损害了亲亲之义。一个受到宽恕，一个受到讥刺，这正是天下最公正的法则，也是万世不可改变的道理。恭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至圣，兴起于淮甸，扫除前元，完全占有中原，革除一时的陋俗，恢复百代的淳厚风气，功德盛大，远远可与尧、舜相符，后世没有能够相比的。因此皇室宗支繁衍，也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分封诸王，使其屏藩王室；藩王之子封为郡王，郡王长子承袭郡王爵位，其他诸子都封为镇国将军，爵位逐级降低，世代为奉国中尉。

译藩王府内官设置承奉正、副各一员，典宝、典膳、典服各所正、副各一员，内使六名；各门设置门正、门副各一员；内使司药二名，司弓矢二名。外官设置长史司，左右长史二员、典簿一员；其余审理、典膳、奉祠、典宝、纪善、良医、典仪七所，各设正、副官二员，伴读四员，教授一员。内外各设置官员来治理一国政务。当时都选拔才识兼备、老成持重的人担任，辅导的方法也非常严格。王如果有过错，先责罚辅导官员。因此各王读书好善，能够保守自己的藩国，被称为贤王的很多。放纵欲望、败坏法度而遭黜降惩罚的，间或也有。自正统年间至今，除秦、晋、蜀、襄、淮、德、吉、徽、崇等府以及新封的兴、岐等府内官没有缺额外，其余王府内官有缺额却不奏报，有的府甚至只剩一名承奉，直到全部缺员也不补充。宫门传递事务多由妇女承担，其他郡王府也没有内使，往来传事全靠外人，凡是出入尤其没有禁忌。虽然有藩王，但其郡王及将军中，有的是尊属，有的是关系疏远的族属；即使知道他们所作所为不合礼法，也不敢劝诫。辅导官员不敢进谏纠正，镇守、巡按三司官员又害怕他们捏造奏章、欺侮离间，动辄派官查问，也不敢据实上奏，所以他们肆意妄为：有暗中蓄谋叛乱而奸淫无道的，有强行抢夺军民子女并打死人命的，有骨肉相残而结成仇敌的，有秘密收取外人为嗣子的，有召唤乐妓入府奸淫的，甚至宫闱不整肃，导致外界议论。其他将军有潜入富乐院留宿娼妓的，有与市民饮酒赌博的，以致俸禄米粮被人揭借，衣食不足，鞍马全无，只能在市中步行。等到事情败露，派官查勘，许多事情确实不假。因为违反祖训、关系宗庙社稷，有的不能终享天年，有的被幽禁在高墙内，有的被削除爵位官秩，有的被革去禄米。何况这些丑恶事情传遍天下、被四方夷人听闻，又恐怕史册记载下来，留给后世讥笑，确实有损朝廷声誉。假如原先设置的内官能够足额，及早扶持辅导，外官各得其人，及早进谏纠正，藩府亲王肯加以戒谕，而镇守、巡按等官预先据实奏报，哪里会有上述事情？与其等败坏之后惩治，以显示黜罚之典，不如在事情尚未发生前保全，以成全亲亲之仁。因此臣请求敕令各藩王：除本府内官没有缺额、不必具奏外，其余内官、内使有缺少的，必须明白具奏，分别报明缺内官若干员、内使若干名。仍请求敕令司礼监从相应的内官、内使中选取老成而读书识理者具奏，按照缺额赐给，前往任职。以后有缺额也要具奏，及时补充，以互相维持府中事务。所需衣服、饮食等物，本府按例发给，使他们能够安置得当，不许凌辱、妨害。每个郡王府赐给内使二名，专门管理宫闱事务以及门禁防卫。长史、纪善、伴读、教授有缺额时，请敕令吏部：今后务必访察国子监以及在外有学问品行的儒官，选拔授任。藩王行为不善，长史等官应从容地劝谏纠正；如果不听，就再三匡正劝谏；事情严重而仍不听的，秘密而确切地具奏。郡王行为不合礼法，教授应秘密切实地戒勉；如果仍不听，由藩王具奏。事情较轻的，降敕严加责备；若事情关系宫闱而严重，派内官、皇亲前去实地查勘，到达后秘密处理，不宜泄露于外；若属于外部事务，仍派内官和法司官前去查问。藩王有过错，专门治罪辅导官员；郡王有过错，专门治罪内使、教授。这样设置防范，事情就不会过度发生。藩王府的辅导官员也要每天请王到书堂讲读经史，王子、王孙也要讲读、学习礼仪。各府将军若有上述行为，由各府郡王自行禁止惩治。藩王、郡王府彼此包庇隐瞒，不加禁止惩治的，准许镇守、巡按等官把其违法行为据实具奏，请求上级处置。藩王府选用人员较多，务必具奏并得到明文批准，确定名额后，才准许在本府军校之家选用；不许超过名额，也不许强买民间子女。郡王、将军所使用的婢女，都按照防范官员奏准的事例留用。若擅自买用女子、人数超过规定，或让外人进入王府，准许镇守、巡按官参奏，长史、教授降职调往远方任用。若乐工纵容女子擅自进入郡王府，或容留各府将军在家中私下行淫；以及军民旗校等人胆敢与将军赌博、诈骗财物，擅入王府教唆诱导其作恶，事情败露后，均发往边远地区充军；色长依律问罪，并革去管事职务。保全宗室，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臣忝任大臣，每当看见宗室行为不善，事情败露后若予以容忍，就违反祖训；因此不能保全宗室的情况很多。臣深感怜悯，所以冒昧上言。伏望圣明留意，俯赐施行，宗室将十分庆幸。为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题请[原文“防”字疑为讹字]。弘治九年四月初六日具题。陈述情由，请求恩准退休事 臣深念自己出身卑微，幸逢盛世，在朝廷内外任职四十多年，官位过分地忝居极品，却没有丝毫报效功劳，常怀尸位素餐的惭愧，始终深切地害怕不能胜任职守。去年臣年满七十，按例应当致仕，已经恳切请求归田，以避让贤路，奏章奉到钦依。皇上说：你是历朝旧臣，正要切实委任，正应尽心办理职务，怎么可以借年老请求退职？不准。钦此。这实在是皇上谋求任用老臣、重视旧臣的深厚心意。臣拜读圣旨，感激之情更加深切，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臣有幸遇到圣明之主，是千载难逢的奇遇，何况承受宠幸荣誉，又远远超过本分，正应竭尽疲弱之力，努力图报。然而臣从今年春天以来，两眼昏花，腰痛耳鸣，又加上疝气发作，脾胃虚弱，精神比从前大为减退，思虑不及往日，长期劳心，动辄产生眩晕。容貌虽未十分衰老，年纪实际上已经超过古稀。近来又冒犯风寒，更觉得衰老。何况臣所掌职务关系军事机密，万一事情有所失误，罪责将如何推辞？如果不再次请求退休，恐怕将来遭受尸位冒滥的讥议，不能保全臣始终如一的操守。伏望皇上怜悯臣年老，念臣曾经效犬马之劳，容许臣致仕，使臣能够活着回到乡里，稍稍延续残余生命几年，臣对天恩的感戴实在无以复加。为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旨。弘治九年十月十二日奏。《端肃奏议》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七 明代马文升撰 修整武备以防备意外事 臣深思，天下的安危，取决于武备是否修整。武备修整，四方夷人就知道畏惧，盗贼也收敛踪迹，天下便安定；否则四夷肆意横行，奸雄伺机窥探，天下就危险了。从前殷高宗在荆楚奋扬武威，周宣王在洛邑讲习武事，所以《诗经》《尚书》都称述这些事，认为是盛举。古语说：“天下即使安定，忘记战争就会危险。”《易经》说：“君子因此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这就是说，拥有天下的君主，武备一天也不能不修整。李唐末年武备废弛，最终导致藩镇叛乱；赵宋末季兵马衰弱，终于遭遇金、元的灾难。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上，清楚可考。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命令，以武功平定天下，以文德安抚太平。虽然到了放下兵器、休息战马的时候，仍没有忘记训练武艺、防守边疆的念头。所以私自役使一军者处以重罚，私自借用一匹马也有禁令。凡有兴建营造，最终也不劳役军队。三十多年间，四夷宾服，海内安宁。到了我太宗文皇帝继承大业，迁都北平，靠近蛮夷，对武备尤其重视。当时精兵数十万，健马数万匹，亲自检阅训练，没有丝毫懈怠。因此，出塞深入千里，敌人远远逃遁，军威武力的振作，前代很少有能相比的。自宣德年间以后，老将和久经战阵的士兵损失过半，武器装备也逐渐不如当初。到了正统年间，天下太平，百姓不知道战争，武备尤其废弛。所以正统十四年发生了土木之变，直到今天，仇恨和耻辱仍未洗雪。近来军士损耗严重，十人中已有四五人离去；虽然曾经派官员前往清查整顿，但上下多半因循敷衍，只是虚应故事，最终仍不能补足原有编制。何况京卫军士被内府各衙门占去充当匠役的，超过数万人，现存不过七八万人。江南的军队大半负责运粮，其余多在沿海防备倭寇。江北的军队也有一部分负责运粮，其余都来到京城操练备战。而陕西、山西的军队又多驻守各边疆，所以内地卫所的城池空虚，没有军队防守，一旦遇到小股盗寇，大多不能抵挡。往年京师的军队都在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三大营操练；后来因为临时征调，兵员一时无法齐备，于是设置团营，常有精兵十二万人，分为十二营，不许承担其他差役，专门蓄养锐气，遇到出征便立即启程。除此之外，天下再没有可以调动的兵马，即使进一步厚加抚恤，尚且还认为迟了。近年以来，军士又被大量调去做工，每次占用一两万人以上；有的工程一年还未完工，甚至有二三年仍未完工的。每名军士雇工等项费用，每月要用银一两一二钱。粮食又不能卖掉换钱，生活负担沉重，军士疲惫困顿，大多逃亡，现存的人中强弱各半。在京军士的疲困，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况且武备的修治，固然在于军队，尤其还要依靠马匹。洪武、永乐年间，京卫在空旷的官地上设置牧马草场，而京城各营的草场不下数千余顷。夏秋之间足以放牧，春冬又完全供应草料、豆料来喂养，所以马匹都肥壮，足以供军队调用。如今京营的牧马草场全被权势显要之家或亲王占为己有，也有被军民开垦耕种、占据使用的。每逢马匹下场放牧，都没有地方安置，未满一两个月便迁往西山一带分散放牧；其中还有很多偷偷返回原卫所的马匹，一旦临时调用，终究不能及时凑齐。秋冬时节，虽然供应料豆一石，但军士生活艰难，常常预先把料豆卖给别人。何况六个月中只领取两个月的草料，每月只折给银二钱，完全不够一个月的开支。况且人没有食物必然死亡，马没有草料必然毙命。天下的粮食储备，是用来供应京军的；天下的草束，是用来供应战马的；这两样缺少任何一样都不可以。如今军队都能领取粮食，马匹却不能领取草料；夏秋既没有草场放牧，冬春又没有草束喂养，军士生活艰难，无力筹办草料，要使马匹不死，实在也很困难。因此，团营的马匹经常死亡两万匹以上，虽然有朋合椿头银两可以补助，也不能买补十分之二。现今正在操练的马匹虽有三万多匹，其中年老、有病、不能骑乘操练的也很多，战马的损耗从来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况且克敌制胜，固然在于士卒和马匹精强，尤其还在于铠甲兵器坚固锋利。近年京城盔甲厂制造的军器，常见守卫军人披戴的铠甲，胸口不能遮护，下面不能遮到肚脐，甲片大多不坚固，袖子过长压住肩膀，完全不合规格，头盔尤其太重。如今京卫军士经常操练弓箭，弓箭大多是自己置办的；弓的力量不过一二斗，箭的长度不过七八把，平时尚且不能射远，再加上身上披着铠甲，手臂不能举起新关制的强弓，哪里能够拉弓射箭？即使射出，也不过几十步就停止了。刀也尤其短小，而且没有锋刃，此外没有长兵器可以用来抵御敌人。虽然有神机枪的训练，但也还不精熟，每逢遇到强大的敌人，大多都要败北。天下各卫所制造的军器，除了沿边的宣府、大同、辽东、宁夏、甘凉、陕西、山西、四川、云南、两广之外，其余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各卫所的军器，所需料价大多被管理制造事务的官员侵吞入己；偶尔有制造出来的，也只是白白耗费物料，大多不能使用。一旦遇到查验盘点，大半已经损坏，便通过挪移账目、推诿搪塞来应付，实际上有名无实。况且去年内府戊字库的军器被火烧毁了很多，现存的究竟还有多少，也不知道。兵器不精良，也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即使军队和马匹充足，铠甲兵器坚固锋利，如果将领不是合适的人，尤其难以制胜。如今的将官，除京营总兵都由朝廷选拔任命之外，其余各边的将官虽然也有经历过战阵、谋略和勇力兼备、操守才干可取、善于抚恤士卒的人，但其中多有贪图利益、危害军队，或年老多病、不能得到士人舆论认可的。本部已经奏请并施行于天下，令各有关大小衙门的官员分别举荐将才，以备任用；近来举荐上来的人员，也不过是平常之辈，要找能够担任大将的人非常少。大体上，他们多是富贵膏粱子弟，不肯学习韬略、操练弓马；一听说要推举，多半只知道奔走钻营，等到遇到事务，却一点计策也拿不出来。

译只是恐怕出众的奇才也许混杂在行伍之中，或隐伏于民间，这也未可知。将领不得其人，也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假使军队、战马、铠甲、兵器都充足，将官也选得其人，但操练没有方法，军队没有节制，又凭什么取得克敌的功劳呢？如今京营在教场操练军士，射箭、舞牌的日子多，行军布阵、下营的日子少，所以军队坐、起、进、退都不懂，攻杀击刺也不熟练。虽然练习舞刀，却不熟悉刀法；虽然练习放枪，却不懂枪法；至于马匹，更是没有操练。因为四月下场放牧，十月才到营中，操练时间不长，天气一冷就停止操练，所以马匹多养成拗性，临敌时想向北却向南，想向东却向西；要说它们像边地战马那样驯熟，实在相差如同天壤。何况鞍、辔、衔、勒没有一样可取，操练不精，也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国家所凭借来安定的，只有军马精强、铠甲兵器坚利、将官得人这些条件罢了。如今既然如此，说这是内部治理得当，臣实在不能相信。何况近来天鸣地震，连年不止，草木出现妖异，每年都交替出现；天象不会无故显示，必然会有相应的征兆，祸福安危彼此相依。近日北方敌人大队逼近边境，递送番书，说要来进贡，其中言辞骄横傲慢，必定要三千人全部进入，不肯减少一人，似乎有挑起事端的意思。后来他们各自逃去，都没有显露踪迹。况且北方敌人的习性，小有强盛便劫掠，大为强盛便入侵。如今既不来进贡，也不来侵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向我方显示弱势、使我放松边备，以暗中蓄谋大举入寇，乘机发动呢？京师以大同、宣府作为藩篱，大同、宣府到京师不过几天路程，边墙之外就是夷地。至于密云、蓟州，更是距离极近。本边军马虽然强盛，但也分守各路，兵力分散而势力减弱，这是自然之理。倘若敌人大举入侵，全要依靠京军作为援助。如今天下武备已经极度废弛，而京师武备又是这样。如果不早加整顿，实在恐怕年复一年更加废弛，不能不担心会耽误国家大事。伏望皇上身处常态而思考变故，居于安定而考虑危险，想到京师军马是朝廷亲自掌握的军队，承担以重兵控制轻重、预防奸邪、抵御侮辱的责任，关系极其重大。今后凡有兴建营造，各有关衙门官员不许奏请调团营军士做工；胆敢故意违犯，准许科道官据实弹劾，依法处置。还请求皇上降下明确反复的谕旨，作为固定条例。坐营、把总等官，务必多方加意抚恤，不许擅自役使、科害军士。胆敢不遵守的，事情败露后，依照内外提督大臣钦奉敕谕所规定的事项处理。三大营中做工的官军，各该管工程的内外官员也要督促他们赶快修完，不许像以前那样拖延，因而私自役使或放走军士，以致军士受害，往往逃亡。团营仍查照弘治二年司礼监太监韦泰与臣等选军后奏准的事例，每营重新选拔十分精锐的马军、步军各二千员名，作为上等士兵；遇有警报，立即调拨到营前出发，免得再次挑选，拖延数日不能起行，耽误援救。对于逃亡、死亡的数额，本部仍通行各有关清军官员用心清理；如果达不到数额，考核期满时不许升用，这样或许军队能够蓄养勇气，赴敌时逃亡也会减少。还望皇上念及战马是国家最为看重的，草场是战马所依赖的，请降敕交付现任清查京卫牧马草场的给事中、御史等官，并从五军、三千、神机营各选派熟悉草场事务的年长官员一员，随同给事中等官前去，将永乐年间原拨给各营的牧马草场召集地邻人等，公正查勘；明确四至界限，就地丈量，查明每营原有土地若干顷，其中已经耕种的若干，长有草、适宜牧马的若干。已经耕种的，要查明由何人管业；属于亲王管业的，另拨没有争议的土地补还，退出草场恢复牧马；其余不论内外权势显要官员，都必须退出。如果是军民私自耕种的，按法律审问治罪。丈量之后，在四至界限埋设封堆，并在各有关教场官署中备案。立石碑，把四至刻在碑上，永远作为查考依据。此后再不许任何人奏请占用；如有故意违犯，准许科道官弹劾治罪。今后马军胆敢把应支给的料豆预先卖给别人，或者把官马租给别人骑乘，事情败露后一律在教场门外枷号半个月，期满仍送法司问罪；对雇马的人，按例罚马一匹。直接管辖的官员若侵吞料豆一二石，按常例处理；五石以上，或擅自拨给别人骑乘官马五匹，事情败露降一级；料豆达到十石、马达到十匹以上，降二级，仍调往外卫，带俸差操。军民职官等人若私自卖掉军士的料豆，导致下仓支取达到二十石以上，事情败露后一律发往边卫充军。还请求敕令户部将京营马匹春冬六个月所需草束支给，其中三个月供应本色草束，二个月折给银两，每匹每月支给三钱。更希望皇上念及兵器是士卒护身、克敌所凭借的，请敕令工部通查内府各库现存军器共有多少，遇到警报是否够用、是否坚固；如有不足，请敕令内府兵仗局制造精良的盔甲、腰刀、斩马刀、长牌、弓袋各二十顶（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再由工部派官员送到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东、南北直隶巡抚官处；没有巡抚的，送到镇守、巡按官处交收。各地应将所属卫所及有司应办军器的物料征收一二年的数额，连同已经收存在官府的以及拖欠未完的，查明追收齐全，储存在本布政司；直隶地区都储存在各府归布政司管理之处，委托三司堂上官负责。江北直隶都集中在淮安府，江南直隶集中在苏州府和太平府，北直隶集中在真定、永平二府，并委托各府知府及各卫管局官员提调。然后把各卫所局的工匠全部调到布政司及前面确定的府分军器局内，免造长枪四根，改造斩马刀二把；团牌改造为长牌，依照发下的式样制造。弓箭都依照宣德、正统年间的标准：弓要用丝绵缠扎，外面涂坚固的漆；铠甲表面都用厚密的青白绵布，钉甲都用火漆小钉。若有制造不合规制的，三司及各府、卫所委派的官员，依照织造缎匹的事例审问、降级处理。制造完成后，陆续派官员运送到京，工部会同本部官员检验后，统一送入内府各库收贮，专门备用。从调来的官军领取使用以后，前述各司、府每两年都依照这个事例集中制造，统一运送赴京，照前面的办法检验交收，这样军器才可以使用，不致误事。本部仍通行内外各衙门大小文武官员及科道官，还有天下镇守、巡抚、巡按三司以及府、州、县等官，各自查照本部先前和现在所说的事理。凡是熟悉韬略、弓马技艺绝伦，或者有出众奇才、可以担任将官的人，不论行伍士卒还是民间人士，都听凭选拔任用。有司应以礼征召并送到本部，本部将历次举荐而尚未任用的将才，以及原来担任将官、后来因事情获罪但不属于失机而被革职的人员，会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官员，逐一评议：某人可任主将，某人可任副将，某人可任[原文“▯将”字疑为讹字]将，某人可任守备，某人可任方面官，列具姓名上奏，依次斟酌推用。举荐来的奇才另行由有关官员考试，依照武举事例具奏提拔任用。被举荐的将才若有奔走钻营、请托求情，终身不予录用。各官也要用心访察，务必得到真正的人才，不许一概滥行举荐，以免辜负朝廷广泛求取将才的盛意；如此将官能够得人，任用奇才也不致被遗弃。还请求敕令团营提督内外大臣：今后每逢春、秋三九月常操之期，要及早具奏下令，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务必在十五日以内，不许超过期限。操练规矩要遵照洪武、永乐年间的操法：五日之内行军布阵、安营，二日演习武艺，三日训练军中号令，完全以旗帜、金鼓为指挥。掌旗、掌管金鼓的人，务必选年力精壮、耳聪目明者，造册登记在官，不许频繁更换。教练时务必让军士看清旗帜、听清金鼓，旗指东就向东，旗指西就向西，随着指示行动，千队如同一队。鼓声响就前进，钲声鸣就停止，行动、停止都合乎节拍，万军不会错乱。至于斩马长刀、摧锋破敌，全靠这种兵器。京营原来没有教师，应该行文给陕西镇守、巡抚官员，让他们从在城操练的军队中选拔十分熟悉马战、步战刀法的二十四人，供给口粮、脚力，派官员押送来京；在十二营中每营拨给二人，再从各千户所原来练习大刀的军人中选出三五人，让他们学习。等他们通晓刀法后，再让他们专门教本千户所的军士，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自然就会熟练。原先调来的陕西军人全部放回去，仍查明本营操练军士中，除神枪、刀牌手外，弓箭手共有多少员名；从内府有关库中收贮的各布政司运来的、每年制造的官弓中，每人发给一张。各自根据力量强弱，挑选硬度不同的弓。务必每天用力拉弓，并增加操练；时间久了自然能够射得远，也能射穿坚固铠甲。敌寇知道后就会畏惧，不敢轻易冲击。马匹尤其要加意操练，使奔驰追逐合乎法度，不致养成拗性。鞍辔一类都要坚固整齐，这样才便于驰骋，可以克敌。上述几项之中，将领能够得人是最重要的。如果兵马精勇、军器坚利，又将领得其人，再加上仓廪充实，即使有外敌侵犯，也不值得忧虑。臣等掌管兵政，因为北方敌人窥伺、中国武备尚未修整，日夜忧惧，睡觉吃饭都不得安宁。所以斗胆收集武备中的紧要事项，冒昧上奏陈述。伏望圣明留意，俯赐施行。宗庙社稷和天下百姓，将十分幸运。这是关于修整武备以防外患的事理，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原文“防”字疑为讹字]。禁止砍伐边地山林，以资助保障事 职方清吏司案呈：臣深思，帝王拥有天下，抵御外来侵侮固然依靠强盛的兵威，也依靠山川的险要。所以周、汉定都关中，取得四面关塞的险固，国运得以绵延；赵宋定都汴京，没有险阻的便利，敌寇便凭借地势侵凌。从前太祖高皇帝兴起于淮甸，拥有天下，定都金陵，统治夷夏。对于四方险要，没有不加整治的；对于北方敌人尤其重视。因此在甘肃、大同、宣府、大宁、辽东都设置都指挥使司，并在宁夏设置数个卫所，以屯驻重兵。又分封肃、庆、代、谷、宁、辽等王，作为第一道藩篱。宁夏有贺兰山、黄河的险要；又从偏头、雁门、紫荆，经过居庸、湖河、川喜峰口，一直到山海关一带，绵延数千余里，山势高峻险要，林木茂密，人马不能通行，实在是第二道藩篱。而居庸关以东，又命太傅、魏国公徐达修整多年，尤其坚固。边疆的险要，不是前代所能相比的。到了太宗文皇帝肃清内难，继承宏大基业，认为金陵虽然是古代帝王之州，终究只是偏处一隅。

译河北地区紧邻外族，精兵、健马冠绝天下，如果不建都于此，很难保证没有忧患。于是迁都北平，从三面控制天下，也容易控制外部地区，神妙的谋略和深远的筹算，实在深远周密。永乐、宣德、正统年间，边地山上的树木没有人敢轻易砍伐，外族也不敢轻易侵犯。自成化年以来，京城风俗奢侈，官民之家争相修建宅第，木材价格昂贵。因此大同、宣府贪图利益的人，便由官员之家专门贩运木筏，往往雇请当地军民纠集成群进入山中，任意砍伐按禁令保护的树木。其中镇守、分守等官，有的为了祈福而修建淫祠，有的为了留给后代而修造私宅，有的修建并不急需的衙门，有的馈送亲戚权贵，动不动就私自役使官军入山砍木，牛拖人拽，艰苦万状，怨声遍路，却没有人敢申诉。本地被取用的木材不知有多少，贩运到京城的，一年之间难道只是十万、二十万吗？况且大树一株必定要几十年才能长成，如今把几十年生长成的木材供官府和私人砍伐使用；现在砍伐已经十成去了六七成，再过几十年，山林必定会因此空尽。万一外敌深入，拿什么抵御？这就是自己丧失险阻、撤去藩篱。静下心来想一想，实在令人寒心。本部虽然已经多次奏准，请求颁给圣旨，张贴榜文到沿边晓谕，禁约军民等人，违犯者一律发往烟瘴地区充军。但是，立法在于上级，执行法律却在于人。如今镇守等官既然放纵人们采伐，又凭什么禁约军民？年复一年，误事非同小可。案呈送到本部，臣仰思我国家迁都北平，靠近边境，安抚边疆的办法固然依靠边兵，也依靠山势险阻。山险的重要性，以林木为先。居庸关左右及关后山上的林木，实在是天然险阻，是我国的藩篱。近年以来砍伐过半，各地守臣既不加禁约，又放纵人们采伐。倘若年久山空，万一有警，拿什么抵御？伏望皇上考虑边患，顾念险阻，请降敕给大同、山西、宣府、延绥、宁夏、辽东、蓟州、紫荆、密云等处镇守太监覃平、孙振、刘正、陆訚、张睿、屈进、韦朗、田亮、奉御罗能，总兵官神英、马仪、刘福、陈辉、李俊、李杲、[原文“▯将”字疑为讹字]将熊冈、王志，都指挥张原，巡抚都御史侯恂、杨谧、张敷华、刘忠、韩文、张岫、魏富、张琳，以及天寿山守备太监主定、都指挥解端，使他们上思报答朝廷恩典，下不辜负所受任命的重大责任。依照本部历次奏准的事例，分别命令所属分守、守备、备御等官，以及各府、州、县掌印官员，都要严加禁约；所管辖的官旗、军民等人，一律不许擅自入山砍伐、贩卖禁伐林木。违犯者依法审问，一律依榜文事例押送南方烟瘴卫所充军。分守、守备、备御以及府、州、县官员，胆敢私自役使军民砍伐山木，或修建官府、私人房屋，或馈送给权势显要之人，或命令子弟赴京贩卖，事情败露并审问完毕后，军职官员一律降二级，发回原卫所、都司，终身带俸差操，不许管理军队和事务；文职官员一律降职，发往边远地区叙用。镇守及副参等官，违反条例，擅自命令军人或放纵居民砍伐山木，准许当地巡抚、巡按以及在京科道官据实弹劾，依法从重治罪。巡抚、巡按明知而不举发的，一并追究治罪。还应在禁伐林木的山口、伐木经过的河道以及紧要处所，派能干的官员、军士守把。除内外官司奉有明文、用于修理营造而运输官木，以及小木、柴炭，经查验明白后照旧放行外，其余私自贩卖等项的大木经过时，立即拿送有关上司，依律审问；木材全部没收入官。胆敢徇私容情放行的，事情败露后一律按收受财物、枉法赃罪论处。这样才能使法令严明，山林不至于继续被砍伐，险阻得以保存，京师也确实获得屏障。关于请敕令沿边守臣严整险阻、保障京师的事理，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圣旨。刊印武书，以培养将领人才事 臣切实认为，君主治理天下，文德与武备必须相辅相成、并用。武备没有比任用将领更重要的；将领用得其人，武备自然修治，军威大振，就可以震慑降服四方夷狄，暗中消除奸邪盗贼。况且古代担任将领的人，一定要从老师那里学习兵法，十多年以后才能成才，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得到的。大概兵法始于黄帝，以井田制为根本，流传已经很久。大禹征伐三苗时誓师的言辞，已经具备兵法的内容。后来周朝的太公、吴国的孙子、齐国的穰苴、魏国的吴起、汉朝的张良、唐朝的李靖，都长期学习兵法，被称为懂得军事。如今《武经七书》都是诸子所作，文字古奥，义理深邃，世上能够讲解通晓的人很少。虽然两京设有武学，用来教育幼官和准备承袭的舍人，但教官也大多是普通流品，不能讲明七书的义理。何况本朝对机密兵书有禁令，人人不敢学习，所以将领人才非常难得。近来本部已分次奏请，通行内外大小衙门，访求举荐只要有通晓韬略、能够担任将官的人，起送来京；过了很久，却没有见到举荐一人。如今除在京各营提督等武职大臣多出自将门、素来熟悉韬略之外，各边将官也不过是有的号令严明，有的弓马娴熟，有的操守较为廉洁，有的爱护士卒、较为仁厚；要找真正洞晓韬略、谋略和勇力兼备、像古代名将那样的人，也并不多见。

译过去宋朝因为有契丹、西夏的祸患，最重视武备，多次命儒臣编纂兵书，书目非常繁多。只有《武经总要》一书，是宋仁宗命天章阁待制曾公亮等人编定的，仁宗亲自为它作序，颁赐内外武职重臣。书中所载战阵、攻守、行军、布营、边防、地理以及各种器具，还有军中适用的各项事务，斟酌古今，没有不收载的。武职官员如果肯熟读讲解，把它记在心中并用于实际事务，即使比不上古代名将，也可以胜任边方的重要托付。何况这不是机密兵书，律条也不禁止，各地却不敢擅自刻板印行，所以武职官员大多没有见过，偶有抄写的旧本，字样也多有差错。国家承平已久，武备逐渐松弛，将领人才缺乏；边疆事务虽然不能同宋朝相比，本来还不值得忧虑，但西北外族与我国接近，自古以来就不能消灭，屡屡成为中原的祸患。万一发生警报，敌势十分猖獗，仓促之间边地缺少良将，将靠什么抵御呢？臣等掌管兵政，国家安危都系于此；如果不从今天培养将领人才，将来凭什么得到他们呢？臣日夜思考，没有别的办法。要学习军事，没有比这部书更优先的。因此请求敕令内阁儒臣搜检，如果有古本《武经总要》，校正清楚后进呈。还请求敕令司礼监把这部书重新刻板印行，务必字样端正，用好纸刷印数百部，颁赐两京公侯伯、都督等武职大臣，以及各边镇守总兵、太监、巡抚、都御史和副将、游击、守备等内外官员；本部及两京武学也各赐一部，命他们依照法式收藏保管。在各边的书应永远传递，凡遇交接，不许带走，也不许损坏遗失。各官务必时时阅看，十分熟练精通，不得把它当作空文而置之不理。巡按御史要经常查考；如果有带走、损坏或遗失的，也要追究其下落。这样才可以使《武经》广泛流布，得到将领人才，兵政事务也不至于缺少人才。此事关系到刻印武书、培养将领人才，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裁决。弘治九年某月某日题奏。《端肃奏议》卷七 《史部·诏令奏议类·奏议之属·马端肃奏议》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八 明代马文升撰 陈述实情，请求皇恩，准许罢职归还田里，以消弭天变之事。据查，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夜，清宁宫发生火灾，烟焰遮天，势头十分巨大，这是非同寻常的灾变。臣仰思皇上自继登大位以来，敬畏上天、效法祖宗，勤勉政事、辛劳为民，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利，没有一件事不合乎正道，没有一项政令不体恤军民。即使古代尧、舜这样的君主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本应和气招来祥瑞，不见灾异。然而近年各处奏报天鸣、地震等灾异，几乎每月都有。如今皇城之内还有这样的灾变，惊动了九庙，震及后宫。这固然是上天仁爱皇上，以此显示警戒，希望皇上反省自身、修养德行，以保全亿万年无疆的大业；但实在也是因为臣忝居保傅，滥居尚书，掌管兵政，关系国家安危，而学术疏浅、德望浅薄，不能陈述善道、闭塞邪说来匡正辅佐圣明，不能宣扬圣意、使天下安康，才导致了这种灾变。况且古代国家遭遇大灾，君主本来就应当修身反省，一定要罢免不称职的大臣，以回应天变。臣确实位列大臣，何况年过七十，精神衰惫，不能任事，白领俸禄而旷废职守，应当在罢免之列。恳望皇上痛切思考导致灾变的原因，更加诚恳地修身反省，先把臣罢职遣归田里，另选贤能来充任臣的职位；这样或许可以挽回天意，消除灾变。臣不胜战栗恐惧，等待命令到来，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具奏。恭候敕令。弘治十一年十月某日奏。恳请皇恩，容许臣退休，以保全晚节。据查，臣先前因为年满七十岁，多次请求退休，都未蒙俞允。近来因星象发生变异，又想上奏请求归田，以回应灾咎；但想到清宁宫工程尚未完工，又遇边方警报很多，奏报堆积，不敢立即陈奏。由于臣今年七十四岁，聪明才智日益衰退，精力日益耗损，勉强支撑衰惫的身体，长久忝居机密近侍的班列，仍然宽延不被黜退，已经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因此请求放归田里，以终了余年等情由，具本奏闻。奉圣旨：‘卿是有宿望的老臣，正受到隆重任用，怎么可以突然请求退休？应当尽心职务，不准辞职。’钦此，臣谨遵。臣拜读皇上的诏令，仰蒙圣明图谋任用旧臣、不忍弃置的恩典，感激不尽，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报答。但七十岁退休，国家法典已有明文，臣贪恋职位已经超过四年；一心想竭尽报国忠诚，却失去了进退的适宜，处理事务不合方正，招致了舆论非议。况且兵部掌管军事，关系国家安危，臣年老衰弱、才识昏庸，加上近来疝气发作，痰喘壅盛，确实不能担任重任。恳望皇上俯察臣的愚诚，容许臣退休，以保全臣的晚节；臣对皇恩感戴不尽。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具奏。恭候敕令。弘治十二年十月初六日奏。再次请求皇恩，怜悯臣年老多病，容许臣退休，以保全晚节。臣近来以任官四十九年、年已七十四岁、不能任事并且招致清议为由，请求放归田里以终余年等情由具奏。按有关条文，奉圣旨：‘卿是有宿望的老臣，正受到隆重任用，怎么可以突然请求退休？应当尽心职务，不准辞职。’钦此，臣谨遵。又据臣奏称：‘臣确实年老有病，长久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请容许臣退休，以保全晚节等情由。’奉圣旨：‘朕因为卿是有高尚德行的旧臣，已经下旨勉励挽留；应当安心供职，不要再固执辞职。’钦此，臣谨遵。臣因为兵部是掌管军政的衙门，边疆奏报和日常公事繁多，每天都要题奏事项、使用印信；臣有病不能上朝参拜，已经把原来掌管的印信咨送本部裁决。本部题奏后奉圣旨：‘印信仍交马文升掌管。’钦此，臣谨遵。又据臣奏称：‘旧病发作，一时调养尚未痊愈，恐怕导致耽误部务；所掌印信，请命本部佐贰官暂时掌管，等臣病愈后再另行具奏裁决等情由。’按有关条文，奉圣旨：‘卿有病，暂免上朝参拜；在部中用心办事，印信照旧掌管。’钦此，臣谨遵。臣拜读这些诏令，感激不尽，即使粉骨碎身也无法报答。臣切实思考，尽忠报国，是臣子侍奉君主的根本；进仕时遵守礼，退处时守义，是做官者始终保全节操的原则。况且七十岁退休，国家法令明明保存着这一规定。臣自年满七十以来，多次上密封奏章恳请退休，都未蒙俞允。这次再次陈述实情，请求归还田里，又承蒙皇上勉励挽留；两次请求交还印信，又蒙准许暂免上朝、在部办事。这些都是皇上如天地一般曲加覆护、不遗弃衰朽老臣的恩德。臣想到自己本是平庸之才，承受列圣如天地覆载般的洪恩，官居保傅，掌管兵戎，有幸遇到具备尧舜之德、处在太平成就之运的皇上。臣过分承受任用，所以寝食不安；在职掌之外，多次上封章，希望德泽流布，威武振扬，对内安抚百姓，对外震慑四夷，稍微辅佐太平之治，仰报皇上的深厚知遇之恩。这是臣一向的愚忠和志愿，天地鬼神都可以鉴察。臣哪里敢轻易抛弃俸禄官位，甘愿退居闲散，从而辜负皇恩？只是臣确实年老衰弱，又加上疝疾发作，行走困难，不是医药所能治愈，一时不能到部任事。本部掌管国家军政，关系国家安危；臣如果仰遵成命，勉强支撑，倘若误了国事，关系非同小可。至于臣始终的节操和所加的罪责，又有什么值得吝惜的呢？因此臣冒死恳切陈奏，恳望皇上怜悯臣年老有病，且曾效犬马微劳，按照惯例容许臣退休，使臣能够活着回去，在田里延续残喘数年。臣全家都感戴皇恩不尽。因此具本，命家人马浩亲自携带，谨此具奏。恭候敕令。弘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奏。赏赐有功官军，以激励锐气之事。

译据查，大同、宣府、延绥三镇的军士，多年以来调作游奇兵：大同军士常常前往延绥防守应援，路途隔着黄河，数百余里；宣府军士也前往大同应援，延绥军士却来大同截杀，时间少则一两个月，多则三四个月；马匹倒毙，还要随即追补。至于各镇城堡现有的操守马步官军，也都听从调遣，埋伏防御，计算杀敌数量；骑兵常常出资合伙买马，实在十分艰难，加上边地苦寒，确实值得怜悯。自弘治元年承蒙朝廷普遍赏赐银两，弘治十年又蒙钦赏游奇官军，此后至今已经数年没有沾受恩泽。如今大敌逼近边境，势头十分猖獗，军威受挫，士气消沉，正是激励人心、奋勇效力的时候。恳望皇上重视边军的艰苦，出自圣上裁断，将三镇操练备战、防守的马步官军以及偏头关游兵，每人酌量赏给若干两官银。三镇远调出征的游奇二兵，劳苦尤其严重，也应酌情加赏，以救济困乏；这样他们就会感恩图报，奋勇杀敌。但这类恩典出自朝廷，不是臣等敢于擅自拟定的。恳请圣明裁决处理。此事关系到赏赐边军以激励锐气，按理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裁决。弘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题奏。制造坚固锋利的铠甲兵器，以防备边疆祸患之事。据查，克敌制胜固然在于官军奋勇，更在于铠甲兵器坚固锋利。铠甲不坚固，就不能遮挡箭石；兵器不锋利，就不能挫败敌人的锋芒。所以古人说：‘铠甲不坚固，因此让士卒赤身与敌交战。’这是说不把人的性命看重，因而使他们丧命于敌手。那么拥有天下国家、想要加强武备来抵御强敌的人，铠甲兵器怎么可以不坚固锋利呢？本部过去因为天下卫所按年例制造军器，名义上有而实际上没有，白白耗费钱粮，制成的都不能使用，已经奏准转行内府兵仗局制造头盔、铠甲、腰刀、斩马大刀、长牌、弓箭等项，发给浙江等都司的团局照样制造，已经解送到的数量都可以使用。如今看来，京营官军每逢出征，只领取军器局制造的铠甲；这种铠甲胸前不能遮心脏，下面不能遮肚脐，袖口太宽，而且多半压肩。不能遮心就不能挡箭，袖口宽、压肩就不能开弓；况且重量有二十四五斤，而甲片又不坚固，军士哪里能够披戴？头盔也很普通，铠甲外面的布多为蓝色，不能用来壮盛军容、振扬军威，临敌时确实会误事。况且如今边方多事，正是修缮铠甲、磨利兵器的时候。臣马文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时，南京军器局制造的军器，每年由内外守备、参赞官员亲自到本局试验；那里的铠甲很坚固，甲面布色也是青色，但铠甲也重二十斤以上，袖子也压肩，不知前面所说的军器放在那里有什么用？如今京库缺少头盔铠甲，请求敕令兵仗局照样制造上等铠甲各二副、配套腰刀二把；铠甲重十八斤，头盔重二斤半，发给两京军器局，命管局的内外官员照样制造。务必把甲片冷锻数百锤，使它十分坚固，掷在地上有声，这才算合乎制造方法。甲面务必使用青布，用火漆钉钉牢；如果用线穿缀，线也要精致。头盔要低矮，不宜太高，也必须端正到位，自然不会生锈。在京军器局制造的军器，也应照南京的例子办理：团营提督内外官员和工部堂上官，每年会同给事中、御史试验一次；如果有不合式样的，命令依式重新制造。给事中、御史仍照旧例按季度试验；若有制造不合规制的，准许具奏，治罪管工官员；同时令南京工部查勘南京军器局制造的军器各有多少件，立即回奏是否应当如此办理。将上述军器取来，交工部备用，由工部直接具奏裁决。臣等职掌兵戎，也主管军器，况且官军战阵的胜负，取决于铠甲兵器是否坚固锋利，所以冒昧陈奏，恳请圣明留意，俯赐施行。臣等不胜荣幸。此事关系到照样制造坚固锋利的铠甲兵器，以防备边患，按理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裁决。弘治十三年五月十一日题奏。请求皇恩怜悯年老，容许退休之事。近日本部转来咨文，称已收到礼部关于星变之事的咨文。近来听说钦天监奏报有彗星出现，朝廷内外臣民都相互传说并感到惊骇；况且云南发生地震，尤其不同寻常。如今边方告警，敌情难以测知，天时人事都确实令人忧虑。这都是文武大小官员不能仰承圣德、努力修治职务而导致的灾变，请求敕令内外臣工努力谋求修省等情由。上述文书转送到臣这里，除痛切修省、及时抵御敌人、安定边疆等应办事项，已经分次具奏外；又收到吏部咨文，称两京六部等衙门的堂上官都是大臣，其中衰老有病、不合人望的人，命各官自行陈述等情由。查臣于成化二十二年任兵部尚书，不久改任南京兵部参赞机务；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蒙圣恩，改任臣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弘治元年七月，钦命臣同太监傅恭、李良、保国公朱永、襄城伯李瑾提督团营操练军马；弘治二年二月，又蒙改任臣为兵部尚书，不久加太子少保，又升太子太保，再升少保兼太子太傅。臣深念自己本是平庸之才，承受列圣如天地覆载般的恩德，历任官职五十年，恭敬侍奉皇上十三年；自惭德薄才疏，早晚以公事为重，不敢懈怠，劳心焦思，寝食不安，希望取得微小的报效，稍稍酬答知遇之恩。仰想皇上有尧舜之圣、禹汤之仁，本应天地安定、五星运行有序，为什么天象却显示警告，大地还未安宁，敌寇在边疆横行，盗贼充斥荆楚？这固然是上天仁爱皇上而显示警戒，实在也是因为臣官居保傅、掌管兵戎，不能论道调和阴阳，尽心整治国家政务，才招致前面所说的灾变，罪责无法逃脱。如今正值边方多事之时，本来不是臣敢于请求退职的日子；但古代每逢灾变，必定罢免大臣来挽回天意。臣确实位列大臣，应该先行罢免，何况臣已到了犬马之年，七十五岁。此前臣八次上密封奏章，恳请归田，都未蒙俞允。如今臣的步履看似还算强健，但精神实际上已经内在衰退，加上素有脾胃病和疝气，

译臣不胜战栗恐惧，等待命令到来，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具奏。恭候敕令。弘治十一年十月某日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整顿、纠正选官制度的事。查照我朝所制定的各司职掌，吏部文选清吏司所掌管的事务，首先是开列选官名额，也就是开列空缺。凡内外官员考满、侍奉亲属、致仕、丁忧、残疾，以及考功司和勋司移送来的案件，都呈送本部立案，作为官缺；抄写成缺本，送到内诠注，作为一类选官。凡考功司送到的考满官员，勋司送到的起复官员，以及内外衙门送来的降用、裁减、截替、别用官员，都凭所送文书登记入册、立案；案卷呈送本部审查核实，若与规定名额相符而没有差错，便誊录入选本，依次引见选用。又听说进士、监生、通经、秀才、人材、孝廉、贤良、方正等项人员，都凭所送文书登记入册，并责令供明年龄、籍贯、住址、出身和名目，随后引奏选用。大意是说，凡内外衙门把因事故造成的官缺开列送到吏部，吏部应当明白立案作为官缺，然后依照缺额，行文征取各衙门中应当选用的进士、监生等人，以及九年考满和三次考核合格、戴冠带听候选用的官员；考验完毕后，分为等第，编成缺本和选本，奏请选用。朝廷按照缺本逐项使用选官印，注明某人至某人为某官，以符合原有空缺的数目；使用选官印，就是朝廷钦定选用。等到使用印记的名额确定后，本部遵奉钦定的职衔，依照空缺授官；在京的就命令其到任，在外的发给凭证令其到任。选官制度从头到尾的大意就是这样，职掌中记载得十分明白，是万世都应当遵守的。如今在京大小官员以及在外的方面知府等官员有空缺，都根据缺额推举相应的官员，随即具奏铨补，准许举行大选。在京有时缺少主事、评事、司务、行人等官，在外有时缺少知州、通判、推官、知县等官，或有三四百个空缺，或有五六百个空缺，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行文征取应当选用的人员，查考完毕后，只编具选本，不编具缺本，便引奏选用。如果没有缺本，朝廷凭什么铨选某人为某官、应当任用多少人呢？况且选官制度首先就是开列空缺，有空缺才补官；如果选官时不编具缺本，实在与职掌所记载的选官制度不相符合。臣等反复思考，这确实是典章制度上的缺失。如果不具奏请求纠正，实在恐怕沿袭日久，选官制度更加废弛，仓促之间难以恢复，所关系的事情并不小。因此，今后凡遇大选，应先命该司官员在空缺中认真细查核算，查明内外各衙门所开列的大小官缺共有多少，然后依例按次征取办事进士和听选监生；对于九年考满、应当升迁或降调，以及三次考核合格、戴冠带听候选用且需要考试的官员，也依例考试，分列等第，临到选官之时再行办理。依照职掌规定，编具一份缺本，编具一份选本。缺本只开列总数，连同人员一并通行引奏选用，等到使用印记的名额确定。臣等在午门外选官房内，会同吏科都给事中，遵奉钦定职衔，依照缺帖填注相应的衙门。其余挂榜、抄选等事项，照旧施行。这样或许选官制度的旧有规条不至于废弃，多年来形成的弊病也能够清除，使将来有所遵循。此事关系到整顿选官制度，臣不敢擅自办理，谨此上题请旨。再次乞请皇上施恩，准许臣退休，以免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臣先前上奏说，臣今年已经七十五岁。初夏时北方敌人进攻大同，声势十分猖獗，臣筹划边防事务、调度军马，正值盛暑，操心过度，以致视力昏花、精神衰惫，确实年老，不能任事，请求准许退休等情由具奏。适逢奉到圣旨说：“卿是久负声望的老臣，熟悉兵政，如今正受到重任，怎么可以以年老为由，屡次请求退休？所请不准。”臣恭敬地领受并遵奉。臣拜读皇上的诏谕，越发感到激切感激。臣仰想皇上聪明英武、睿智仁慈，自登基以来，任用贤能始终不二。像臣这样平庸愚钝的人，也蒙受委任，使臣掌管军务，而且加授重要官职，这实在是千百年难逢一次的机遇。因此臣图谋报国，连睡觉和吃饭都顾不上，妻子儿女也无暇顾及，发誓竭尽报国的忠诚，希望辅佐尧舜那样的政治，以身殉国，死而后已。只是臣已经超过致仕的年限，此前多次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俞允；如今再次恳请归田，又承蒙皇上再三挽留，这些全都是天地般曲加庇护的恩德。臣更加应当竭尽疲惫驽钝之力，以图报答称职。但臣确实年老志衰，不能成就事务；即使圣明君主恩厚，不忍舍弃臣，而从臣自身的处境来说，也不敢再留任。如果继续列于朝班，必定再次招致舆论非议；即使勉强留在朝廷，内心实在不安，也不能舒展四肢来办理政务，甚至还会被人指责臣贪恋俸禄、固求宠荣，不知止足，那么臣晚年的名节终究不能保全。伏望皇上怜悯臣年老衰弱，体察臣愚拙而真诚的心意，早日放臣致仕，以避让贤能之人的仕进道路；或者削去臣的官职俸秩，罢官归还田里，让臣稍稍延续残余的生命，以终其余年。臣对皇上的天恩感戴至极，不能胜言，因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具奏上闻。伏候敕旨。弘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奏。《端肃奏议》卷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九。明代马文升撰。处置银两以接济边疆军饷的事。查得近年以来，北方敌人小王子率领数万人马到河套放牧，侵犯我朝边疆。朝廷怜悯地方，重加抚恤百姓，命令将领出师前往征讨，主客两方军马在五万人以上，每天所耗粮料草束不止千金。但是陕西百姓自成化二十二年以来遭受严重饥荒，死亡过半；又加上去年延庆二府旱灾歉收，各边向来没有粮食积蓄。钦差总督边储的大臣，实在担心边疆军饷不足，便设法分派腹里地区的百姓转运粮饷。臣访查得知，每石粮食除本色粮外，还要用脚价银二三两；每束草除本色草外，还要用脚价银一钱二三分，才能转运到边地。里中没有空闲的户，户中没有闲着的壮丁，因害怕被杀或被俘而逃亡的人很多。此外已经没有办法可想，只得多次具奏。有人想让军民缴纳银两，授给武职；有人想让生员纳银，准许其入监；有人想让僧道纳银，发给度牒；有人想让吏典纳银，免除其京考。各衙门担心损害治理体制，大多没有批准。户部有时开中盐引和茶课，有时征取皂隶银两，东挪西凑，才得到六十万两的数目。又在河南预征秋夏税粮本色十七万石，按每石用银二三两计算，还需要五十万两银子。每一两银子要卖出二十石谷麦，百姓怎么承受得了？如今陕西一地用兵还不到半年，仅本色粮之外所需的银子，就已经达到前面所说的数目。何况辽东女直正在合谋侵犯，尚未安宁；湖广、贵州如今也相继用兵。近来又听说南北直隶、河南、山东遭受大水、虫灾和蝗灾，秋季没有收成，到了春天百姓缺少食物，哀号着等待哺养，必须赈济。有关官司的仓廪已经空虚，国库中的银两也不多，不知道将要怎样处置呢？臣仰想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制定国家赋税制度，按田地确定税额，查验亩数征收粮食，天下一体施行。如今各布政司以及直隶府、州、县把粮食折算成银两，价格很不一致：有的每石折银二钱五分，有的每石折银一两，但按实际价只收八九钱，也有只收六七钱的。草每束有折银三分的，也有缴纳时收银六七分或四五分的。除官钱以及加倍征收粮数的地方，还有广西、云南、贵州以外，这些都不是通常的定例。现在权宜应时，自弘治十四年开始，每石粮食暂时增加银二钱，每束草暂时增加银二分，这样数十万两银子就可以立即筹得。何况这笔银子出自田亩，是土地应当承担的分摊；与每石折银一两相比，还不到一半；与每石按三两计价相比，更是相差悬殊。这既不属于横征暴敛，也不属于额外滥收；每个人负担很轻而事情容易办成，百姓也会乐意遵从。等到边疆安宁后，再照旧折算缴纳，难道不仍然胜过前面所说的卖官鬻爵等做法吗？那些做法有损治理体制，还会使外夷轻视朝廷。要紧急接济边疆军饷，计策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伏望皇上考虑边务正当紧迫，想到军饷不足，出自皇帝的决断，敕令户部早日查办，不要被群议迷惑，务必施行。凡百官员，不许阻挠。臣忝任大臣，职掌兵政，痛恨河套敌寇尚未消灭，怜悯陕西百姓转运供给的疲困，担心发生意外祸患，寝食不安，日夜思考，不顾避讳怨谤，而提出这个筹集财物、援助边疆的建议。还乞请圣明留意边地百姓，臣不胜庆幸。为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上题请旨。地震异常的事。查得此次巡按陕西监察御史燕忠上奏称：“据西安府以及长安县等县申报，弘治十四年正月初一日申时，忽然发生地震，有声音从东北方响起，向西南方传去，震动摇撼军民房屋。当日酉时又响，声音如前；到第二日寅时又响，声音也如前。又据本府朝邑县申报，本年正月初一日以及初二日寅时发生地震，声音像雷一样，从西南方响起，把本县城楼、垛口以及各衙门仓库、监狱等房屋和全县军民房屋震得摇动倒塌，共五千四百八十五间；压死大小男女一百七十人，压伤九十四人；压死牲畜三百九十一头只。又在县城东北、正东、东南一带安昌八里十九处，遍地孔穴涌出水来，深浅不一，水流泛滥，地面震裂开缝，长的约一二丈或四五丈，泉水涌出溢流，很久才停止。蔡家堡、严伯村等四处涌水几乎汇流成河，并且不时震动。从本日起直到十五日，地震仍未停止，百姓惊慌，四处逃避，在高地搭棚居住等情由。”随后又据延安、庆阳二府以及直隶潼关等卫申报，所属州、县地震的日期、时辰、声势，都与此前长安等县相同。臣据此具奏。礼部抄发出来后，又查访河南河南府灵宝等县，也都发生了像前面一样的地震。臣认为，土地本是静止之物，安止而不动；一旦震动，就是失常。考察古代典籍，地震是臣下不服从君主、外敌不服从中国的征兆。历代固然有地震，却没有在正月初一发生的，也没有震裂地面、涌水将要汇成河流的。这是异常的灾异，是古今少有的事。何况朝邑县南面靠近华岳，东面连接黄河，而潼关的山确实与华岳相连。潼关、朝邑的地震如此严重，那么华岳、黄河必然也会因此震动泛溢。况且征兆不会无故显现，必然会有相应的事情发生。陕西是关中的重要地区，四面都有番寇；延安、庆阳二府又紧邻河套。正月初一发生地震，到了十五日敌人便聚集众众入侵榆林，外敌侵凌中国的征兆，也已经很明显了。臣听到这一重大异常，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除痛切地修身反省之外，还查得如今北方敌人小王子的部落日益壮大，精锐士兵有数万人；其首领火筛，是个凶悍杰出而狡猾的人，往往用诡计击败我朝官军。近来他们入寇时很少分散抢掠，专门攻围城堡，烧毁草束作为用兵手段。

译而且其精锐部队也有号令；观察他们所保存的实力和所怀的志向，事情并不小。如果不使他们遭受重大挫败，远远逃到阴山，或者让他们彼此仇杀、部落离散，那么年复一年，他们取得我国的厚利，获得我国的兵器铠甲，凭借他们的马力，再借用我国的技术，恐怕最终会成为中国的大患。臣仰想陛下夙夜忧劳，励精图治，即使古代帝王也不过如此；本来应当天地安定、四夷宾服。如今陕西发生这样异常的地震，都是上天怀着仁爱之心，特意以此警告陛下，希望陛下及早修身反省，从而保全天命所授的宏大基业于亿万年。如今天下百姓困苦、财力枯竭，军队衰弱、将领怯懦，纲纪还没有大为振作，法令还没有充分推行，文官安逸、武将嬉游，奢侈糜烂成为风气，敌寇猖獗，人心涣散；这正是安定内部、排除外患的时候，也是修养德行、消弭灾害的日子。伏望陛下敬畏灾变，修身反省并克己自责，施行仁政以安养百姓；重视台谏，扩大进言的道路；对府库中的金帛重新加以节省，以备紧急之用；没有益处的斋醮暂时停止营办，以节省繁多的浪费；考虑钱粮空虚，停止传奉而没有成例的官职；怜悯京畿百姓的艰难困窘，禁止奏请讨取有妨碍的土地；遵守圣祖的训诫，每天清晨临朝视事；效法列圣的规制，每天两次奏事。如今敌人驻在河套，正值用兵之时，乞请将陕西织造绒毼的内官早日召回京城，以缓解一方军民的困苦，保存其余力量，准备三边紧急飞挽运输的需要。还乞请敕令翰林院撰写祭文，由礼部奏请派遣官员携带香帛，前往陕西祭祀西岳华山和西镇吴山之神。又乞请敕令陕西巡抚都御史，对于被地震震倒的房屋以及被压死、压伤的军民之家，每户酌量发给若干两银子，作为赈济、安葬的费用；并将所属一切不急迫的事务全部暂时停止，凡是安定辑睦地方的办法都予以施行，同时仍须操练军马、修理城池，务必使地方安宁、军民获得安定。内部治理修明以后，外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臣蒙受国家厚恩五十多年，官居保傅，职掌军务，国家的安危实与臣休戚相关；看到这次灾变，忧惧万分。伏望陛下察知臣愚拙而真诚的心意，怜悯臣劳苦困瘁，把前面所陈各项一一俯赐施行，那么臣即使安享厚禄，也不至于惭愧；陛下的言语得到听从、臣下的计策得到采纳，也就没有辜负先前多次恳切挽留臣的诏令了。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为此亲自携带奏本，谨此上题请旨。弘治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具题。

译传奉官职的事。臣切实认为，国家的祸患没有比天灾更大的；天灾中严重的，没有比荒年旱灾更先发生、更为紧要的。因为荒旱就会使田地没有收成，百姓必然缺少粮食；粮食缺乏，生命就无法保全，必然走上盗贼之路；盗贼蜂拥而起，祸患也就由此发生了。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不为此忧虑的；而造成这种局面，难道会没有缘由吗？臣仰想皇上禀有上等圣明的资质，居于上天所授的尊位，对两宫尽大孝，仁恩遍及四海；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货财，任用贤能、罢黜奸佞，遵从正道、抑制邪曲，没有一道诏令不是善美的，即使古代帝王也不过如此。本应当山海呈现灵验，风雨按时调和，日月星辰运行有序，百谷因此成熟。为什么去年浙江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江南直隶太平府、宁国府以及应天府所属江北直隶的凤阳、庐州、淮安、扬州、滁州、和州等府州，夏秋两季不下雨，田禾没有收成，百姓缺粮，逃走迁徙、流离失所，饿死的人遍布道路？幸而皇上降敕命给宪臣及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和南京守备等官员，大力赈济。但人口极其繁多，钱粮有限，得到救活的固然很多，饿死的却尤其众多。哪里料到今年凤阳、庐州、淮安、扬州、滁州、和州等府州以及顺天北直隶的大名等府，河南、山东二布政司所属的州县，从春天到夏天仍然不下雨，麦子大多枯槁，谷物尚未播种，人心惶惶，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何况漕运的粮食和京城储粮尚未运过淮河，这正是非常值得忧虑的时候。凡此种种，都是因为臣等忝居大臣之职，又窃受优厚俸禄，却不能调和阴阳、辅佐天地，宣扬德泽以惠养百姓，减省徭役以培植国家根本所造成的。也由于在京城内外各衙门的官员中，有的放纵贪婪，毫无忌惮；在外的三司等官，也多半纵容恶人、包庇奸邪，不加禁止惩治。因此军民受到伤害，怨恨积聚于心，损伤天地间的和气，以致发生旱灾。臣等又没有及早据实陈明，使圣上忧虑，特意降下诏旨，臣等不胜惶恐汗颜。除了内府各衙门的弊政已经因钦降圣旨榜文而加以禁止约束外，在外各衙门积累的弊政也不能不革除。革除弊政贵在掌握要领，掌握了要领，即使不专门革除弊政，弊政也会自行消失。这个要领，只在于振作纲纪、严明法度罢了。如今纲纪渐渐松弛，法度有所宽纵，内外衙门弊政繁多，实在都是由此造成的。如果皇上果断地出自圣心，俯允施行，还请把这种心意推及各项政务。凡百司官员有犯罪的，不分内外，不论关系亲疏远近，全都依法处置，丝毫不加宽贷。执行这样的政令，要坚如金石；推行这样的命令，要信守不移，如同四时运行一样。这样，纲纪就会振作，法度就会实行，贪婪残暴的人知道畏惧，弊政自然消除。宗庙社稷亿万年无穷无尽的福祉，关键就在于此。臣冒犯天威，内心战栗，恳切至极。由于这关系到奉诏陈述革除弊政的事理，不敢擅自处理，谨列举事由上题，请求圣旨裁定。现分条列举如下。一、告诫百官，以整饬各项政务。我朝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内设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各自统辖所属官员，分理各项政务；外设都、布、按三司，各自率领所属官员安抚供养军民。上下相互维系，体制秩序不乱。即使唐虞三代，也不过如此。国家初建时法令严明，官员知道警戒畏惧，凡有敢于犯法的，罪重的处以刑法，罪轻的流放或革职。因此官员不敢轻易犯法，犯法也不轻易宽免，所以各项政绩都兴盛，百姓安居乐业，从未听说有所谓弊政。自正统年间以后，每逢灾异，朝廷必定降下诏令严厉责令官员修身省察，大家都知道警惧。近年以来，在内的官员中，守法奉公、尽心职守的固然有，但听从请托、收受贿赂、任意行事的也很多；有的竞相在车马衣服上追求华丽奢侈，有的夸耀居室和妻妾的供奉美盛。上下因循苟且，职务不能修治，法度日益松弛，政务也日益败坏。在外的大小官员，有的竭力奉承权贵，有的肆意盘剥军民，任意征收科罚来满足私欲，滥用刑罚来逞强施暴；巡按等官也多加姑息。表彰廉能官员的奏章每月不断，弹劾贪婪残酷官员的奏章一年却未必有一次，以致百姓困苦穷乏而无处申诉，冤屈压抑而无法伸张，政令越发苛刻，百姓越发受害。这些都足以损伤上天的和气，招来灾害变故，实在不是小事。众官是否贤能，关系到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如果官员不能选得其人，弊政凭什么革除，治理之道凭什么兴隆，灾害变故凭什么消除呢？伏望皇上下诏两京府、部等衙门以及巡抚、巡按、都司、布政司、按察司三司官员，都要端正自身、端正政事，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严格告诫所属官员，恭谨遵守国家法典，各自整饬职务法令，谨慎操守，使弊政的根源全部革除，社会舆论稍得平息。上可以体察朝廷谋求治理的心意，下可以解除百姓倒悬般的困苦。这样或许能使官得其人、政得其理，和气日益到来，灾害自然消除。一、公平实行劝善惩恶，以区别善人与恶人。臣听说唐虞的法制，是三年考察一次政绩，三次考察后黜退昏庸者、升用贤明者，历代都遵行，没有谁可以改变。我朝取法古代治理国家，参酌时宜，凡内外大小官员，都以三年为一次考核。在内的官员，先由本衙门堂上官考核，咨送本部，评定其称职与否；在外的官员，由本府以及布政、按察二司官员考核，各自写出考语。三次考核后分别赴部领取给由，确定升降。在外的方面官、府、州、县官，到了朝觐之年，本部凭巡抚、巡按、布政、按察二司的揭帖和考语，黜退不称职的官员，因此颇知畏惧。两京堂上官则按例不考核。凡遇灾变，科道官必定指名弹劾上奏，请求议处，因而气氛严肃。但五品以下官员名位尚不显贵，不在纠察弹劾之列，只是五年一次，由本部会同各衙门堂上官考察。然而考察期限尚远，各官即使有不称职的，也可能已经升迁调任离去，因此漏网者很多。到了领取给由时，各衙门堂上官所写的考核评语，又多有过分美誉；其中声誉不佳、舆论不认可的人，也不列入“平常”“不称职”等项目，劝善惩恶的典章又有时不能公平执行。在外的巡抚、巡按、按察方面等官，责任并不轻，近年却都崇尚和同，风纪没有振作，以致贪婪暴虐日益严重。有败坏政事、祸害百姓的事实暴露，被言官弹劾的，往往交付查勘。因此各官肆无忌惮，害怕失去职位的念头一产生，保住职位的计谋便层出不穷，这是弊政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译今后在内的所属官员，如果确有贪婪淫纵、不谨慎守法的事实，证据昭著、众所周知，就由本衙门堂上官指名举奏，作为罢免黜退的依据。在外的大小官员，有的成为百姓的祸害，赃贪暴虐的事实已经显露，准许巡抚、巡按官依法拘捕审问。上述内外官员中，如果还有因知情不尽而漏举的，本部访查到确实情况后，奏请皇上裁决。这样或许能使劝善惩恶公平，善恶有所区别，政务无不清明，弊政无不革除。一、公正处理传奉升授，以节省冗费。先前兵部为救荒平盗、安定地方一事，咨文请本部议论，题奏后奉圣旨说：各地灾伤严重，百姓生活困苦，朕十分怜悯；卿等所说切中当前弊政，应该实行的事情，要再查议明白，列出条目来说明。钦此，谨敬遵行。正在查议期间，现又奉到诏旨。臣等切实想到，人君最大的权柄，没有什么比珍惜名器更重要；国家首要的事务，没有什么比节省财用更紧迫。因为不珍惜名器，官员必然会冗滥，支出费用无穷无尽，财用就会不足。统治天下的君主，难道可以轻视这些而不加重视吗？仰想太祖高皇帝刚刚拥有天下时，考察古制设置官职，各有确定员额；不是效劳任事的人，额外从未轻易授予一个官职。那时各项事务无不建立，政务无不修治，所以府库财用充足，即使遇到战争灾荒也从未告急。历代圣主相继，都遵循这一道理，从未听说有传奉官。到了成化年间，才开启传奉授官的途径，冗官也因此逐渐增多。成化十六年因发生星变，廷臣上疏论奏，奉宪宗皇帝圣旨：传奉的文职大小官员，除勋戚、因功升授以及奉旨授禄而不动者外，其余人员以及儒士，都寄名后遣返回乡；以后有缺额再行选用。内中有因事妄冒以及乞求恩典而升授的，查明后再行裁决。各衙门中精通技艺的工匠官员，保留其职，发给一半俸禄。钦此，谨敬遵行。诏旨一下，中外官民欢欣鼓舞，都认为即使是汉武帝的轮台诏，也不能超过它。但当时传奉升授的官员，仍有尚未全部退除的。恭逢皇上刚刚继承帝位时，俯从言官的请求，将传奉官员全部裁退，天下欣然称颂皇上的仁慈明断。无奈近年以来，大小官员中通过传奉授予的又多了起来；其他还有一些白身人被送到中书处领粮习字，后来取得出身，授为中书舍人。上述传奉升授等官，一年应支取的俸禄粮食动辄达到数万石，皂隶银也不止一万多两。何况如今亲藩已经达到三十多个府，而郡王、将军、中尉、郡主、郡君、县君、仪宾等名目不下千数，所需禄粮总计超过百万石。再加上两京军职与洪武、永乐年间相比，人员增加数倍，又有军国费用，所以内外仓廪空虚，国库储藏匮乏，一遇战争灾荒，动辄到了卖官鬻爵的地步，却又没有办法筹措。况且国家的贡赋有限，都是百姓的膏血，用来供养这些没有功劳的庸人；按月计算似乎不足，按年计算却有余，那么天下百姓哪有不困苦的，府库财用哪有不枯竭的呢？本部曾多次上奏请求，要求裁退这些冗官，以节省财用，但都没有得到批准，也有奏疏留在宫中未发出来的。况且古代设置官职，是用来等待有功之人；颁赏，是用来酬报有劳之人。有功的人，才授予官职；有劳的人，才增加赏赐。如今各官不过凭一技小能，没有大的功劳，便冒受官职，白白耗费钱粮，对政事没有益处，这也是弊政的一端。仰想皇上笃厚实行大孝，善于继承并发扬先业，对于先帝的良法美意，难道唯独不能遵行吗？伏望皇上大力振作乾纲，俯从群臣的议论，将额外传奉升授、因乞恩而升授的官员，以及中书处习字人员，除勋戚、进药有效者、书写制敕者、大臣子孙和经筵讲读官子孙外，其余一律裁革，令其闲住；或者只准保留冠带以享荣身，按各自技艺供职。仍请今后凡有代替、乞恩、传奉升官的人，一概以义理裁断，不因请托而徇私，从而堵塞侥幸求官的门路，警戒奔走竞争之风。这样或许可以使名器不被滥用，国家用度稍有余裕。弘治十四年五月初二日具题。暂且停止奉送神像，以缓解百姓的困苦。查得近日御用监太监王瑞等奏称：奉钦旨派往湖广、江西等地办理公务，需要黄快船六十只，带去官舍、勇士、工匠共八十六员名，请求供应等事。奉圣旨说：“是。”钦此，谨敬遵行。抄出有关文书，除按惯例供应外，又询问需要船只的人，都说是前往武当山奉送玄帝神像。近日又有司礼监太监陈宽传奉圣旨说：“朕的弟弟汝王将要赴国，凡一应应办的事情，有关衙门就按惯例列出说明。”钦此。除敬谨遵行办理外，近日又有直隶巡按监察御史丘天佑奏称：直隶池州府贵池等县，从五月十一日起至十三日止，骤雨连绵，山水暴涨，水势约高三丈，淹死男女二百六十一名，漂流居民房屋一千九百多间。臣又听说河南、山东、南北直隶、辽东、山西自七月以来，天降骤雨，平地积水数尺，冲倒城墙，淹没庄稼；从通州直到湖广，江河两岸无处不遭水灾，其中河南黄河水患尤其严重，各地秋田一定没有收成。何况如今陕西境外的夷人在河套一带，势力非常猖獗，尚未见剿灭，劳累波及三省，百姓无法生活；辽东的敌人也还没有平静，湖广、贵州的苗夷又倡乱起事，正要用兵。这正是天下多事的时期。仰想皇上把玄帝神像奉送到武当山，固然是为国家和百姓祈福的意思，而神明也应以爱惜生命、怜悯万物为心。臣过去巡按湖广时，亲自到过武当山，看见宫殿雄伟华丽，神像庄严尊贵，这些都是太宗文皇帝所建造的，制度规模已经无以复加。皇上如果想奉送神像，即使希望年成丰收、边境无事，且不造成太大劳伤，尚且还不应这样做；何况现在天下遭受水旱、虫蝗，边境正在用兵，又处于亲王赴国、百姓困苦、财用枯竭之际，却要举行这种举动，实在很不合宜。我恐怕神明也会不安，福气也不会降临。钦命内臣以及所带官员、工匠役夫如此之多，所经过的地方需要征用民夫，动辄数千人；派去的官员固然是为了使事情平稳，终究会造成劳伤。何况从京城到通州，道路泥泞，人马难以通行，尤其不方便。臣屡受历代圣上的莫大恩典，忝居官位五十多年，幸蒙皇上委任隆重，掌管兵戎，官居保傅，责任在于辅弼皇上。倘若天下人私下议论，在这多事之秋，却去办理这件可以停止的事情，臣实在担心后世史书一定会记载此事。

译臣如果不恳切地把这些话告诉皇上，就是辜负皇上的眷顾和恩遇，也辜负皇上勉励挽留臣的心意；那么臣犯下辜负国家的罪过，将拿什么来逃避呢？伏望皇上怜悯百姓，体察臣的一片愚忠，将此前要奉送的神像暂且停止运送，等到年成丰收、边境安定、百姓困苦稍稍缓解的日子，再派官员送去，也不算晚。如果采纳臣的意见，宗庙社稷万幸，天下百姓万幸。臣冒犯神圣威严，内心战栗恐惧至极。因此具本亲自赍送，谨上题奏，请求圣旨裁定。弘治十四年闰七月十六日题。预先防备边患，以保全西北重地。臣私下听说，事情贵在及早谋划，祸患应当预先防备。《易经》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尚书》说：“要在没有混乱以前制定治理措施。”这些都是在祸患发生以前防备，在事情尚未萌发以前谋划。凡事如此，边患尤其如此。所以从前鲁侯征讨徐戎之乱，尹吉甫讨伐猃狁入侵，无不事先思虑，先修治内部，再抵御外敌。记载在书籍史册中，明白可考。切实考察甘州、凉州一带，是古代外夷左贤王所居之地。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使数十万军民劳苦，才攻取此地，设置酒泉、张掖等郡，以截断匈奴的右臂。这里北面有强敌为邻，南面则是番戎聚居之处。如果不把他们分割离散，使他们彼此联合起来，人数将不下数十万，而中原凭什么抵挡？所以甘州、凉州一带，实在是西北的重要地方。汉、唐末年，最终都不能守住这里；赵宋则始终未能得到。到了我朝，这里重新纳入版图，设置都司，屯聚重兵。因此太宗文皇帝深谋远虑，首先命内臣兼任总兵，镇守此地，边境安定无事。后来战乱发生，正统初年，敌人多尔济巴勒等为患数年，靖远伯王骥、定西侯蒋贵才得以平定。到了天顺年间，敌人博啰摩啰欢等侵犯此地，朝廷命将出兵，却未能剿平。后来宁夏副总兵仇廉前去截击斩杀敌人，军队经过兰州以北地区时，轻率少谋，被敌寇诱骗，数万军马死亡过半。从此以后，敌寇进入河套，侵扰陕西，而甘州、凉州一带才稍稍安静。近自成化二十年以来，这些敌人知道我方将领不得其人，牲畜繁殖增多，于是再次前往那里侵扰，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不来则已，一旦进入，必定获得丰厚利益后离去；所到之处牲畜几乎被抢掠一空，被掳走的人口更是无法计数，官军因失事而被降职调任的，也难以全部统计。何况先前因为进贡等事，各卫所已经疲困到了极点。因此敌人知道我方虚弱，更加肆意猖獗，侵扰的念头从未稍减。况且陕西通往甘州、凉州，只有兰州一座浮桥。如果敌人用几千人据守河桥，粮运不能通行，援兵无法进入，不出几年，甘州、凉州一带很难保证没有危险。万一甘州、凉州失守，那么关中也难以保证不陷入危急。近日本院奉节准兵部咨文，得知甘州、凉州等处镇守总兵等官上奏：敌人进入境内，有时五六十骑，有时一二百人；各城堡官军上报时，不是说追到某处后因路远天晚，恐怕落入贼人计谋而撤兵返回，就是只说“用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他们上报射死敌人数很多，却都说尸体已经被敌人用钩子拖走，从未见他们奏报挫败敌锋、斩获许多敌人首级。只有陕西靖边卫官军斩获敌人首级三十七颗，而百姓被敌人掳掠的数量也不知道有多少。何况最近因为甘州、凉州等地缺粮，陕西临洮、巩昌二府的百姓已经多次运粮，困苦不堪。近日甘州、凉州巡抚都御史罗明派来奏事舍人石玘等，臣询问他们，他们说：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敌人从凉州一直到陕西兰州一带进入境内抢掠，四五天后才离去，被抢走的牲畜、人口不知其数。如今甘州、凉州总兵等官却上奏说，只被敌人抢去夜不收的马五匹。况且上述敌人连年抢掠，每次都获得厚利，边将害怕承担罪责，往往只求隐瞒，实在担心敌人窥知我方边粮短缺、兵力单薄。眼下天气炎热，敌人远逃荒僻之地，确实觉得暂时无事，但恐怕到了秋高马肥、弓弩强劲的时候，他们纠合其他部落，拥众入侵我边境，而我方没有防备，难免再次遭受蹂躏。年复一年，敌人更加得意，甘州、凉州一带实在大有可忧。思考祸患、预先防备，不能不认真筹划。为此请求下敕兵部议定：甘州、凉州各城现有马军、步军官军多少？如果敌人聚集大军侵犯边境，现有兵力是否足以调遣使用？如果兵力不足，预先从哪里调派客兵前去截击？虽然说从延绥调兵三千，但往来调动、不能长期驻守，就会白白耗费粮草；频繁返回，又只是徒劳人马；若遇敌入侵，行动迟缓而来不及应对，怎样才合适？还要让当地总兵等官共同议定：敌人如果聚众侵犯，应采取什么方略挫败他们初来的锋芒？设置什么奇谋遏制他们深入的势头？敌人如果据守河桥，援兵从哪里进入？粮运从哪里通行？应及早确定方略，预先集结人马，务必使这些敌寇遭受重大挫败，不敢侵犯我边境，以解除朝廷西顾之忧，永远断绝边疆遭受侵掠的祸患。要把情况明白列举上奏，务期一定实行。还请下敕户部查算甘州、凉州各城现有粮草多少，是否足够当地军马支用若干年？如果调派客兵，粮草是否会有缺乏？如果不足，应如何筹措，使粮草积存数年，不至于临时发生缺乏的忧虑？如果再让腹里地区的百姓运粮千里供给，百姓面有饥色，柴薪采集也将断绝，军队不能吃饱过夜，这些都是兵家所忌。何况陕西百姓的创伤还没有恢复，更加不合适。上述两件事若不预先筹划，尚且恐怕已经迟了；如果临到事发时才谋划，难免误事，后果就严重了。有值得忧虑的事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皇明祖训》说：“夷戎同西北边境彼此紧密相邻，世代反复交战，必须选任将领、训练军队，随时谨慎防备，正是考虑到这个缘故。”臣等忝任大臣，滥掌风纪，凡有所听闻，只要关系地方事务，就不敢缄默不言。由于这关系到预先防备边患、保全重要地区，事理重大，不敢擅自处理，谨上题奏，请求圣旨裁定。弘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具题。《端肃奏议》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十 明代马文升撰 赈济抚恤饥民，以巩固国家根本。仰想我太祖高皇帝所怀的是仁爱百姓之心，所施行的是抚恤百姓的政令。凡遇水旱灾害、百姓缺粮，必定免除税粮，又加以赈济；即使是丰收之年，也还要估量仓廪有余的地方，酌情减免，所以百姓家家富足、人人有余，没有受冻挨饿的忧虑。历代圣主相承，都遵循这一道理。近年以来，工役频繁兴起，科派差役繁重，加上北方敌人侵犯边境，远道供应军饷，财力匮乏、民力耗竭，百姓才开始有不能安居乐业的。今岁夏秋之间大雨骤降，连续十多天，顺天府以及直隶的保定、河间、真定、顺德、永平等府，直隶淮安等府，徐州、邳州、宿州等州，山东兖州等州、曹县等县，河南开封等府所属州县，田禾被水淹没，又遭虫蝗、暴风等灾害，秋季没有收成，百姓多有缺粮。臣每次询问上述地方的缺粮百姓，看到他们流离迁徙，遍满道路，十户中有九户空置；他们携男带女，卖掉财物换取食物，哭喊奔走，络绎不绝。臣想到如今正值隆冬，衣食没有依靠，居住也无处可寻，有的死在道路上，尸体填满沟壑，损伤天地和气，实在令人深切怜悯。现在还在当地的人，又被有关官府追征钱粮，受到更加严厉的逼迫；有的地方一向缺少仓粮，不能赈济，况且距离明年夏收还有半年的时间，他们将靠什么度日呢？又听说盗贼去年冬天杀死了沛县知县，今年秋天又杀死了邳州判官。百姓穷困而盗贼兴起，是情理和形势自然导致的；而徐州、邳州之间，自古以来奸雄之徒就多从这里兴起，恐怕会酿成地方祸患，这是尤其值得大为忧虑的。况且百姓在丰收之年拿出赋税供给朝廷，如今正值缺粮之时，难道可以不加以赈济抚恤、施行恩惠吗？何况过去每逢发生水旱灾害的地方，必定派官员赈济；今年水灾、虫蝗之灾尤其超过以往，赈济抚恤的典章必须实行。臣忝任大臣，选官铨衡本是臣的职掌，百姓疾苦更是臣应当进言的。伏望皇上以国家根本为重，以百姓饥荒为忧，请下敕有关部门，或奏请派遣老成大臣，或选派能干属官，分别前往上述受灾地方，会同各该巡抚官员，查勘统计缺粮人户的现有人数；按照各地预备仓的粮食，核验人口赈济。如无仓粮，或动用官钱，或设法筹措，凡事从实际情况出发办理；事关重大、应当上奏的，具奏请皇上裁定。务必使现在的饥民不至于冻饿而死，流亡迁徙的人数都要设法招抚，使其恢复原业。还要通行各该巡抚官员，命令所属机构，凡遇其他地方流徙而来的饥民，一体加以存恤赈济，不分彼此；如果有盗贼发生，也要督促捕捉，全部剿绝，不要使其滋长蔓延。其中现在应当追征的拖欠税粮、马草、采买物料等不急迫的征收事项，要明白具奏，暂且停止，以使困顿疲惫的百姓得到缓解。派去的官员，等到明年夏季田地收成以后，才准许回京。这样或许能使百姓蒙受赈济抚恤的恩德，国家根本也就巩固了。谨上题奏，请求圣旨裁定。弘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题。申明旧有章程，以敦厚风俗教化。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拥有天下，君临四方。慨叹前元纲纪败坏、礼法倾颓，于是斟酌增损，重新制定一代的制度，大力洗涤百年来的陋习。先制定《大明令》来教导百姓，继而制定《大明律》来整齐规范社会，又制定《大诰三编》来告谕臣民，重新编纂《礼仪定式》等书颁示天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用道德引导，用礼制规范；用政令引导，用刑法整齐”的意思。当时名分得以端正，教化得以彰明，尊卑贵贱各有等级，没有人敢僭越，真可以远比三代盛世，而不是汉、唐、宋所能赶上的。到太宗文皇帝平定内乱、正位登极，以及后来历代圣主相继，都一概遵守既成法令，谨慎守护旧章，礼仪不乱，法令严明，社会崇尚节俭，不从事奢靡。到了景泰年间，祖宗的成法由有关部门奉行，风俗还没有逐渐改变。近年以来，群小当权，肆意奸诈欺骗；贩卖宝石的人偷盗府库银两，供帐服饰比拟王者，饮食房屋超过公侯，以致京城之内相互仿效，渐渐成为风气。虽然曾经加以禁止约束，但他们玩弄法律而不遵守。军民之家暗中使用纯金织成的衣服，佩戴用宝石镶成的首饰；僧人、道士都穿着纻丝、绫罗，指挥官也使用麒麟纹绣补服。官员相遇时不分尊卑，都不回避。娼妓、优伶、隶卒骑乘驴马，也不肯让路；违背礼制、僭越名分，毫无忌惮。名分越级，风俗奢侈，旧有章程废弛，礼制因循敷衍，没有比现在更严重的了。仰想皇上继登帝位，任用贤能、斥退奸邪，采纳劝谏、容纳言论，早起晚睡、勤于政务，亲自裁决万机，谋求治理的心意可以说非常迫切了。然而谋求治理没有什么比效法祖宗更重要。《尚书》说：“以先王的成法为鉴，就能长久不犯过失。”《诗经》说：“不犯过失，不违背法度，一概遵循旧有章程。”正是这个意思。效法祖宗，必须先遵守旧章、守护成宪；旧章成宪中，没有比《大诰三编》《大明律令》《礼仪定式》《稽古定制》《教民榜》等书以及历年禁约条例更重要的了。如果不通行申明，使人遵守，却想使风俗敦厚，也很难做到。为此请求下敕礼部，将上述书籍中所载的内容摘取重要部分，连同历年禁约条例，奏请刊发榜文，通行申明晓谕，约束上下，使各自遵循礼制，日常用度务必保持俭约。

译凡有上述奢侈僭越的人，在京城由本院发布命令，令巡城御史督促五城兵马以及锦衣卫坐城官校办理；在外则命巡按御史、按察司分别缉捕审问治罪，予以重惩，违禁的衣服、首饰等物没收入官。妇女犯罪的，治罪其家长、丈夫或男子。通行两京各衙门大小官员知悉。凡是在道路上往来相遇，都要严格遵守礼制；应当回避的就回避，应当让路的就让路，各自守住尊卑名分，共同敦厚礼义风气。还要通行浙江等布政司以及应天、顺天二府，将《大明律》《大诰三编》、教民榜、礼仪定式、稽古定制等书以及历年禁约条例，按照发去榜文的事理，一体遵守，不许故意违反。儒学生员和社学子弟，也必须熟读讲解，不要把它们看作空文，务必使中外臣民都知道贵贱有章法、礼制有等级、用度有节制，等级名分不许越界，车马服饰、田地宅第不敢僭越。这样或许礼让之风兴起，奢靡之风止息。由于这关系到申明旧章、敦厚风俗教化的事理，不敢擅自处理，谨上题奏，请求圣旨裁定。弘治元年某月某日具题。陈述衰老情况，请求恩准退休。臣私下想到，臣出身寒微，却有幸登上甲第，在朝廷内外历任官职五十二年，恭敬侍奉皇上十五年，承蒙圣明照察，受到隆重委任和多次眷顾恩遇，实在是千百年难逢的奇遇。皇上的恩德实际上如同天地一样深厚，而臣的劳绩对国家没有涓滴补益；仰赖皇上保全，幸而没有犯下过错，即使臣粉身碎首，又哪里足以报答呢？只是臣素来体质虚弱，旧有疝气、头晕的疾病。近来前后九次上密封奏章，恳切请求退休，都没有得到批准。臣感念恩德，想要图报，至死方休。但臣今年已经七十七岁，耳目更加昏聩，精神越发衰弱，牙齿逐渐脱落，手脚麻木，行动艰难，出入朝参，都是勉强支撑；长久劳心，常常发生眩晕，确实不能任事，恐怕妨碍重大职任。伏望皇上怜悯臣年老，念及臣曾经效过微劳，放臣归田，稍稍延长残余寿命，以终了余年。臣感戴天恩至极，谨具本奏闻，伏候敕旨。弘治十五年八月初三日奏。因灾变而思考预防祸患，以保全巩固南京。查得南京太常寺卿杨一清奏称：“弘治十五年七月初三日，猛烈的风和急骤的雨震荡翻卷，树木被连根拔倒，屋瓦被吹飞，人心惊惶，形势非常可怕。天地、山川、社稷等坛，以及孝陵、太庙，共被吹倒松柏等树数千余株。皇城各门、内府监局、京城内外城门关隘，各文武大小衙门的墙垣屋宇，也在这一天被风雨侵蚀、震动，损坏倒塌的很多。牌楼倒塌，旗杆折断，不知道有多少处。加上江潮汹涌，江东各门一片汪洋，水漫进城五尺多。新江口等处，江淮济川等卫的战船、巡船、马船以及商民船只，多有漂没，也有许多人溺死。询问当地父老，他们都认为这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的，风雨造成的灾变，从未有比这更严重的。”另有奉钦差守备凤阳地方的内官监太监倪文也奏称：“七月初三日午时，猛烈的风刮倒皇陵、皇城、万岁山、圜丘、方丘、独山、龙兴寺以及南山所有坛壝大小树木，大约不下万株。军民房屋一千五百余间。”各自具奏前来。礼部奏请并获准，应当行文两京大小衙门，命令各自所属官员洗心涤虑，痛切修身反省；天下急务，都可以畅所欲言，不得隐瞒等事，已备文咨送到本部。除痛切修省之外，臣切实想到，南京、凤阳是祖宗的根本重地，皇陵、孝陵实为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安葬遗体之山，太庙是安奉祖宗神主的地方，连同天地、山川、社稷等坛，都是关系国家重大事务的所在，不能轻视。如今猛烈骤急的风雨，竟吹倒各处生长百余年的树木一百多株以上；江水汹涌，又损坏战船、快船，溺死军民人口如此众多，这些都集中发生在中都、南京，实在是上天震怒非常严重，确实是非同寻常的灾变。伏望陛下看到这样的灾变，圣心必定也会因此惊惧警醒。然而上天这样明显地降下警戒和谴责，难道会是没有用意的吗？思考祸患、预先防备，实在是今天的急务。礼部奏请并奉明诏，群臣对此已经说得很详细了，但臣恐怕仍有未涉及之处。臣私下认为，国家事务中，在外部最值得忧虑的，一是边敌猖獗，二是南京没有防备。边敌虽然强大，毕竟只是肢体上的疾病，又靠近京城，兵马集中，假如发生侵犯，尚且还可以抵挡，何况战守的准备平时也在讲求谋划。但是南京虽然江山险要坚固，是帝王之州；若论建都之地，把它列为次等，是因为它位于长江下游。仰想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起初想在汴梁建都，随后又在凤阳建都，最终还是迁都金陵。虽然知道那里处于下游，却在湖广一带设置三十六个卫所，驻有二十多万官军；又在江西沿江多设卫所，控制防御上游，作为金陵的屏障。又在江西九江府设置九江卫，隶属于南京前军都督府，把它作为蜀、楚地区的咽喉，建置立法极其周密。当时京城储粮都由各省百姓运送到京，官军专门负责战守，所以三十多年安稳如磐石。到了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当然有其深意，但南京各卫所的官军分出一半随驾来到北方，江南粮米后来又命官军漕运以供京城储粮，需要动用官军十二万人，而南京以及湖广、江西沿江卫所的官军已经被抽调了十分之五六。再加上逃亡、事故、埋没损失的数量不知多少，以致上游没有防备，屏障不牢固；从九江以下直到南京城池，缺少守卫人员，教场没有军队操练，仓廪空虚，卫所十分困窘。

译既缺少传递警报烽火的墩台，又没有快速哨船巡逻，江上的盗贼出没，劫杀官船商船，私盐贩子横行，操持军器。南京距离京师二千多里，中间隔着大江，城池宽阔，武备不足，这是心腹之患。万一有不法之徒、聚众窥伺者，乘着大船巨舰顺风而下，仓促之间拿什么抵御？晋、宋、齐、梁都曾建都金陵，历史上的教训说到这里，实在令人寒心。臣任兵部尚书时，常常忧虑此事，奏准在九江卫增设副使一员，专门整顿从九江直到南京沿江一带各卫所的兵备，以防意外。不久却被言官裁撤，实在不是深谋远虑。天下各处的兵备有的可以有、有的可以无，但九江的兵备绝对不能没有。如今江西盗贼蔓延，捕捉不绝；湖湘军民困苦疲弱，创伤尚未恢复；风俗人心与洪武、永乐年间相比大不相同，暗中窥伺、心怀觊觎的人怎么知道没有呢？何况祸患往往产生于疏忽，灾祸常常起于细微之处。为此请求下敕南京内外守备大臣，痛切修身自省，不要辜负留守京城、掌管锁钥的责任；各营军马要经常加紧操练，京城门禁要严加防守，坍塌的城池立即修筑，损坏的船只及早准备；凡是防奸御侮的事务，都要用心筹划，从长远议定；事关重大者具奏请皇上裁决。还请下敕吏部推举一名颇懂韬略、素有声望威力的官员，升任副使，带着江西按察司的俸禄，请敕令其前往九江卫居住。从上游湖广交界处，到下游建阳卫一带的各卫所，都听从他的提调，专门整顿军马，修理城池，督造军器，整顿民快，擒捕盗贼，禁止革除奸弊；并查理沿江驿递、巡司、红马站船以及巡逻官兵。至于军伍不足、铠甲兵仗缺少，以及一切有益于地方防守的事情，都应妥善筹划办理，可以直接具奏请皇上裁决。沿江各有司官员，凡有应当禀报办理的事情，都要禀报办理，不许因为不属于直接统属就怠慢玩忽。凡事仍要同守备军职协同议定后实行，不应固执偏见而误事，务必使威武振扬、战守有备，暗中消除奸宄的邪谋，用来保障南京。还听从南京内外守备官以及南京都察院巡江都御史的节制，并请下敕湖广、江西镇守、巡抚等官，将尚未捕获的盗贼督促捕捉干净，妥善抚恤困苦军民；一体整饬军马，安抚人民，以防意外，不要因循拖延而贻误地方。臣忝任大臣，与国家同忧共乐，听到这次灾变，如果不披肝沥胆地为陛下陈述，日后倘若耽误大事，臣辜负国家的罪过将拿什么逃避呢？伏请陛下留心审阅，出自圣心裁断，俯允施行，宗庙社稷幸甚，天下百姓幸甚。臣冒犯天威，战栗恐惧至极。由于这关系到陈述灾异的事理，不敢擅自处理，谨上题奏，请求圣旨裁定。弘治十五年八月二十日题。培养造就人才，以备任用。臣切以为，君主没有什么比实现治理更优先的；要实现治理，必定以人才为根本；而人才尤其贵在培养，也必须先加以培养，之后才可以任用。得到合适的人才，政事就能兴举，天下就能得到治理；没有合适的人才，政事就会败坏，天下就会危乱，这是必然的道理，也是治理天下的当务之急。臣仰惟太祖高皇帝刚刚拥有天下之初，效法古制治理国家，首先开设科举选取士人，以经学为根本，最重视进士科，对京官尤其用心。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内而卿相、正郎等官，外而方面、府正等官，都从这些官员中升用。所以对于各衙门的职掌，吏部各司所载的一项旧制，凡是在京官员初次入仕，先令试职一年，之后考核确实堪用的给予实授，不堪用的则衡量其才能另行调用。这是祖宗的旧制，也是造就、培养人才的一种方法，应当遵守而不可更改。不知从哪一年起，这项制度一直废弛，没有再实行。因此，在京进士等人员被授官以后，不肯用心学习政事，考察古今，涵养德性，端正心术，以致见识还不充足，胸襟还不宽广，在自我操守方面也有未能做到之处；一遇到选用人才，便感叹缺乏人才，等到升任外职，又有许多人不谨慎、不称职，不能胜任差遣，三年之内被罢黜的很多，所以升迁越快，退职也越快。如今在京各部没有任职五年以上的郎中、员外郎，在外也没有任职三年以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天天只盼升迁，怠慢忽视政务，治理之道不能兴盛，原因就在这里。这是当今的一大弊病。有人或许会说，试职的条例已经很久没有实行，突然实行必然引起人心怨叹，却不知道洪武年间法度严明、人才老成，仍然要授予试职，所以人人尽心办理职务，各项政绩都能兴盛。如今经历了一百三十多年，纲纪渐渐松弛，人心怠惰轻慢，如果不实行前代旧典，重新加以振作，实在恐怕年复一年，人人都不知道警戒，政务更加不能兴举，所关系的事情实在不轻。又查得南北二京各道监察御史初次授职的，不分进士、知县、推官，任职已经较久的，也都试职一年，使他们学习刑名，历练事务，期满后由本院考核；堪用的具奏给予实授，不堪用的仍调任外职，所以人人都敬慎行事，能够尽职，颇能得到合用的人才。只是六部主事、大理寺和太常寺评事、博士、六科给事中、行人、中书舍人都不曾试职，便直接实授，实在违背了祖宗培养造就人才、以备任用的深意。是否可以从本年八月大选开始，除曾经转升以及不应升除而授为方面知府的官员，并进士第一甲三名，都不试职以外，其余主事、给事中、评事、中书舍人、博士、行人初次授职时，都依照旧制和御史的事例，先令试职一年；期满之日，听凭本衙门堂上官考核，六科听凭都给事中考核，中书舍人听凭掌印官考核。如果勤勉能干、不怠惰，老成练达而堪用的，就明确具奏；本部再行核实，奏请给予实授。若是轻浮浅薄、锋芒外露，懒惰于职事而不堪用的，就改授外职。所授试职官都悬带本等牙牌，实授三年以后，一律请给敕命，封赠父母、妻室；这样可以防止人才的造就和任用出现缺失，不至于缺乏人才。祖宗旧制也不至于废坠而不实行了。臣等掌管选法，贵在得到人才，以备任用，以使治理之道兴盛。伏乞圣明留意，俯赐施行，臣等不胜荣幸。此事关系到申明旧制、造就人才的事理，不敢擅自办理，谨此题请裁示。乞请皇上施恩，宽容言官之事。

译查得，近来南京守备郕国公等官朱辅等，会同南京守备内臣奏报，据南京旗手卫指挥史显章等呈称：南京工科给事中徐沂倚仗酒意醉态，在长安右门拦截防守官军，将军人张保儿责打，并搜查出铜铃等情由，备文参奏前来。于是令将徐沂派官押解来京审问。随后给事中徐沂奏称：奉例在闸门防守的官军，在西长安门防守处有许多人没有到，所管官员恐怕依例被参究，便捏造文词向守备官处呈报，致使被参奏，请求予以辩明等因。此事交给有关部门，尚未审问复奏。臣等看得，若依南京守备郕国公等官朱辅等奏报以及指挥史显章等所呈的上述情由，则给事中徐沂确实应当有罪；若依徐沂所奏，则防守闸门的官军也确实是在履行职分。双方各执一词，是非曲直尚未明白。朱辅等专任守备，以皇城门禁为重，既然已经据呈报案，按法难以中止。但听说徐沂平日锐意进言，努力尽职，颇有受到中伤的疑点。事情的真相，臣等不敢擅自推测。臣切惟朝廷设置言官，所寄托的责任最为重大，必须加以保护爱惜，他们才敢尽到言责。如果言官稍有小过，不等查明便加以罪责，那么各人都会怀有患得患失之心，必然忌讳进言；凡有大奸大恶，谁肯替陛下说出来？这对治理体制的损害并不小。臣仰惟皇上即位以来，从未轻易治罪一名言官，所以各官感激皇恩，都想尽职。伏望皇上怜念言官有益于国家，扩大圣明的气度，稍稍收敛天威，曲加宽宥徐沂，以消除先前的疑虑；如此，皇上宽容言官的气量，实在就与天地一样广大了。臣等冒犯天威，实在战栗惶恐而恳切至极，谨此题请裁示。弘治十六年正月初九日具题。《端肃奏议》卷十。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十一。明代马文升撰。体恤百姓困苦，以巩固国家根本之事。臣切惟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英明君主，没有不把仁爱百姓作为首要事务的，因为百姓的安乐与忧患、国家的安定与危亡都系于此。成周以农事开创国家，以仁爱养育百姓，所以传国三十代；即使有五霸那样的强国，仍然知道尊奉周室。炎汉距离古代不远，以仁厚养育百姓，所以历年四百；即使有中衰的灾祸，也很快恢复旧有的基业。这些都是因为施行仁政而深得民心，百姓仰望拥戴、永不忘怀的结果。后来隋、唐、赵宋诸朝，它们的君主开始时虽都励精图治、亲自实行节俭，却很少能够善始善终；仁政不能长久施行于民，又遭遇突厥、吐蕃、契丹、西夏等祸患，战争不停，百姓无法生活，最终导致国家倾覆危亡而无法挽救。这正是仁政不能长久结于民心的证明。史册中记载得清清楚楚，可以明白考察。下至前元，政治教化衰败，风俗已经败坏，纲纪渐渐混乱，更不值得说了。臣仰惟太祖高皇帝扫除前元，拥有天下，始终专心以爱民为根本，恳切以忧虑世事为念。丈量田地、按亩征赋，实行十一税一；凡有买办，免除其征纳，从未轻易向百姓加重征敛，并永远定为制度。因此百姓感恩，深入肌肤，浸透骨髓；所得民心，实在与三代相同，万万年的国运，大概已经由此奠定了。历代圣君相承，都遵循这条道理。但自正统十四年以来，承平日久，军政废弛，浙江叶宗流、福建邓茂七、广东黄箫养等在南方结伙聚集，也先等夷族首领侵犯京师，从此天下多事，百姓逐渐凋敝。所以皇上即位之初，崇尚节俭，尤其切实爱护百姓；内府各衙门所供应使用的物品，都规定了适中的数额，即使是光禄寺奉上的物品，也要经御批后才取用，因此节俭的德行传遍天下，仁厚的政事继承并发扬了祖宗的传统。近年以来，因为敌人侵犯边境，内府制造军火器械等物，以及为百工

译技艺之人增加酒饭供给，所以内府各衙门派出的物料、牲口数量很多；何况又有本应使用一份却派三四份的，不论防地有无需要，年年派发，毫无止息。有关部门按照数目分派，有司照数催征，害怕获罪于拖延，于是定名为均徭；有的大县一年派征银五六千两，有的三四千两，直到最小的州县也派征数百余两。至于粮草、驿站、京班皂隶、砍柴、抬柴夫役、收买备用马匹等项，所需银两不下数百万两，还不包括在均徭数额之内，全都是从小民的民脂民膏中预先征取。前一批尚未办完，后一批又接着到来；再加上宗藩人数众多，冗官过于泛滥，俸禄等项支出，以及起运京储、边粮以外，存收粮米所剩无几，凡是各种买办，都由百姓供应。这与祖宗时期相比，大不相同，因此百姓已经穷困到了极点，道路上满是怨声。皇上深居九重，怎么能够知道这些情况呢？臣向天下各地来京的方面官员，以及各地乡官在京任职的人询问，他们都说买办频繁、均徭征银使百姓困苦，国家的根本大受损害，实在就是由此造成的。何况如今两广、江西盗贼兴起，良善百姓受到伤害；浙江、湖广等布政司，以及应天府和南直隶各府州县，都遭遇水旱灾害，百姓多有缺粮。幸蒙皇上特意命令宪臣前去巡视，又敕令巡抚等官用心赈济，爱护百姓的仁德，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若历年派征的物料不加斟酌而予以蠲免，有司害怕获罪，严刑追征，那么得到赈济的少，而被征取的多，想让百姓不逃亡，怎么可能呢？自古以来，百姓安定就会思考治理，百姓困苦就会思考作乱；和气就会招致祥瑞，乖戾之气就会召来灾异，这是事理和形势的自然规律。如今徭役赋税已经很重，灾害接连发生，武备衰弱，仓廪空虚，盗贼遍布，而灾异又接连出现。在这种时候，如果不广施恩典，使困苦的百姓稍得苏息，实在恐怕缺粮的百姓和奸宄之徒会乘机结伙聚集，各处同时蜂拥而起，最终难以扑灭；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收拾后果了。事情的可忧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恩惠贵在预先施行，祸患在于及早消弭，所以《尚书》说：“在没有发生混乱以前制定治理措施，在国家尚未危殆以前保全它。”《易经》说：“君子因此思考祸患而预先防备。”这实在是拥有天下的人应当深思熟虑的事。伏望皇上以社稷为重，以百姓为念。乞请敕令户部、礼部、兵部、工部，分别查明自弘治元年至十六年间，历次派往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应天府、顺天府以及南北直隶府州县的一切买办物料、牲口、果品，兵部现今追征的历年亏欠、倒失马匹、草场等项银两，以及制造并解送京城的军器和各种物料，已经办完和尚未办完的数目，详细查清，径自具奏。总会同五府、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以及六科、十三道掌科、掌道官，从长计议：哪些物料应当蠲免，哪些物料应当暂行停止，哪些物料确实急需，应当采取什么办法买办；凡是可以节省财用、宽裕百姓的长远良策，都议定妥当后上请圣裁。这样，或许可以广施恩惠而取得仁政的根本，使困苦的百姓稍得苏息，避免意外的祸患。臣忝列六卿之首，任三孤之职，责任在于对上辅佐君德，对下安定百姓，永远巩固皇图，使之安如磐石；存有这片心，至死方休。如今听闻百姓遭受这样的祸患，如果不以古今治乱和百姓的休戚为念，恳切地向皇上陈说，及早为之消弭，万一给地方留下祸患，那么臣负有辜负国家的罪责，将有什么可推辞的呢？伏乞圣明俯赐施行，宗社和生灵实在万分幸运。这是为了使百姓困苦得到缓解、国家根本得以巩固的事理，臣不敢擅自决定，谨呈上奏疏请

译示圣旨。弘治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具题。

译传奉事。准据本部咨文，并准据礼部咨文：弘治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早晨，恭敬奉到圣旨：朕正谋求革新政事、治理国家，乐于听取正直的言论。除祖宗制定的成法定规不可随意更改外，其余涉及军民利害、切合治国根本的事情，只要有可以实行的，着令各衙门大小官员都尽心详细开列明白，前来陈说。礼部知道。钦此。谨敬遵行，备文咨报并转发到臣这里。臣看到了圣谕，这正是尧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众人，舜喜好询问并明察，禹听到善言就行拜礼，成汤接受劝谏而不违逆的意思。大概皇上是想追踪古代帝王，能够继承祖宗事业，而鄙弃汉、唐、宋诸君有些事情不肯做的作风。天下臣民是多么幸运啊！臣想到，自古开创基业的君主，必定建立一代的制度，作为子孙后代的法典和准则；如果率先遵行、谨慎守持，不使其坠废，国运一定能够长久保全；如果不能遵守承继，以致制度废弛，宗社有时就会陷于颠危。这些都记载在史册中，清楚地可以考察。敬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扫除前元，亲身经历百战，全部占有天下，考察古制而制定制度，斟酌其增损取舍，首先兴办学校，确定赋税，抚恤百姓，开设屯田，整顿军政，重视盐法，禁止贪赃官吏，设置驿传，慎重处理刑狱，平息盗贼。以上这些，都是我朝一代尽善尽美的重要制度。因此一百三十多年间，历代圣君相承，遵循这些制度而没有使其坠废，世道达到隆盛太平，政治达到光明和谐。但自正统十四年以后，天下多事，百姓逐渐凋敝；直到如今，年代已久，风俗奢靡，人心懈怠游惰，上下因循苟且，只求敷衍，所以祖宗的旧章成法不能充分奉行，大多导致废弛。再加上冗官过于泛滥，宗室人数众多，赋税沉重、徭役繁多，官员贪婪、吏役暴虐，百姓更加无法承受困苦。这大概是世道所造成的。如果不整顿恢复，使它回到旧制，怎么能够重新富裕并确保没有忧患呢？仰仗皇上聪明英武，胸襟宽广而仁慈，全面掌握朝政，振作精神治理国家，多次召见大臣咨询教化政理，这确实是一位大有作为的君主。至于修复祖宗旧制，振奋一时纲纪，以达到尧舜那样的治理，又有什么困难呢？只在于圣心转变之间罢了。臣蒙受国家厚恩五十多年，滥居六卿之长，忝任三孤之首，铨选衡量人才本是臣的职掌，辅佐君上治理天地之间的政务也是臣的责任。军民的利弊，臣曾多次陈述，仰蒙圣明大多采纳。如今奉到诏旨，广泛征求正直言论，臣如果有所听闻却不尽心分条陈述，实在就是辜负皇上知遇之恩，也辜负皇上勉励群臣进言的深意。因此臣不顾自己的浅陋，谨将祖宗旧制中应当修明恢复的事项，以及军民利害中应当兴办革除、对治理之道有所帮助的事项，分条列成十件事，上呈圣上阅览。伏乞俯赐施行，宗社和百姓将无比庆幸。为此开列具本，谨题奏请旨。具体开列如下。一、裁汰冗员，以节省国家用度。臣切念，唐虞考察古制，设置官员不过百人，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各项政务和谐，万国都安宁。夏、商的官员数量增加一倍，也仍然能够任用得当。到了周代，风气逐渐开化，人文日益显著；但考察其设置官员的情况，也不过就是《周官》所记载的规模。古人建立政权，不在于官职多，而在于能够得到人才并加以任用，因此政务不繁琐，百姓也不受扰乱。此后直到秦、汉、隋、唐以及宋、元，其间沿革虽然有所不同，但官职的增加还没有达到非常繁多的程度。到了我朝，完全拥有华夏地区，土地广阔、事务繁多，设置官员虽然较多，但在京大小衙门的官员各有定额，内外相互维系，体制秩序不乱，所以当时政事没有废弛，百姓也不困苦。无奈太平日久，政务日益繁重，在京和在外增设的官员达到原额的十分之三四；但这些增设，有的是因为钱粮赋税、军器、河道等事务应当专人负责，有的是因为地方学校、马政、水利等事务贵在责任落实，无非是对上体察朝廷，对下安定百姓。然而供应这些官员的俸禄，百姓已经承受不起。如今各地宗室已经达到三十多个府，郡王、将军、仪宾不少于一千余人，何况各王府大小官员也有一千五百多人。军职人员达到十万以上，他们的禄米、俸禄、折色等项，哪里只是几十万、几百万，全部都是朝廷贡赋中的常额，是天下小民的膏血。如今居上位者这样蚕食国家财物，天下百姓怎么能够不困苦而且贫乏呢？查得近年以来，奸邪之人和白丁专门从事奔走钻营，有的借技艺作为进身阶梯，有的把货物贿赂作为通行路径，陆续通过传奉请求升迁的大小官员几乎达到一千人，总计他们所领取的俸粮动辄达到一万多石，折色折合的银两也达到数万两。朝廷有限的财物，却用来供给这些庸才无益的消费，使圣明的政治因此稍有亏损，士人群体也因此离心解体。何况如今敌寇窥伺边境，灾异接连出现，又加上各处盗贼兴起，地方尚未安宁；如果不预先节省财用、储蓄物资，万一仓促发生事变，军国所需怎么能立即办妥？本部已经两次将应当革除的冗官上请裁决，至今还没有得到圣旨。伏望皇上把节省财用作为国家的首要事务，把冗官视为当今政事的大弊端，乞请将前后通过传奉请求升迁的人员，容许臣部再次详细开列上奏，请皇上亲自裁决：或者革去冠带，仍服原役；或者暂且给以职衔，停止发放俸禄；其余对政事没有益处却滥支俸禄的，命令间住。天下衙门增设的布政司、按察司，以及府、州、县的副使、佥事、府同知、通判、州同知、县丞、主簿等官，本部会同各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科、十三道的掌科、掌道官，从长计议，酌情裁减革除，这样或许官员不再冗滥，财物也不至于妄费了。一是培育人才，以备任用。

译臣切实认为，君主治理国家，没有比谋求治理更优先的；谋求治理，没有比培育人才更优先的；培育人才，必须依靠学校。学校，是人才由此产生的地方。况且一代的人才，本来足以供一代使用，关键只在于怎样培育造就罢了。如果培养有一定基础，学问必定广博，心术自然端正；用这样的人修治政事，政事没有不能办成的，用这样的人建立事业，事业没有不能成就的，自然不会有缺乏人才的叹息。一代最急迫的事务，又哪里有比这更重要的呢？从前夏、商、周三代之时，人人没有不学习的，而所学习的是穷究事理、端正心性的要旨，所讲论的是仁义道德的本源，所练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一旦作为公卿大夫和百官任职人选的储备，他们所实行的全都已预先确定，所施展推行的政务不必等到历练之后才会做；凭此赴难，就不吝惜牺牲自己的生命，随处境而施展才干，都能胜任职务，所以人才济济，政治兴隆，风俗美善。到了周朝衰微以及后来的汉、唐，虽然有大贤名儒，才华足以担当经国济世之任，可惜他们的道理不能得到充分推行，因此治理不能像古代那样。上天启示我大明，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在修治武备之余，立即在天下兴办文教，府、州、县都设置学校，慎重选任师儒来教育人才，每三年开科取士，务求得到明白根本、适合实用的人才和博古通今的士人，使内外任事的有司官员全都出身于科举，所以人才接连出现，任用时不缺乏。到了宣德年间，学校逐渐废弛；正统初年，大臣建议在南北直隶和十三布政司各设置一名宪臣，专门负责提调，颇有益处。无奈近年以来，提调官中用心振兴学校的固然很多，敷衍塞责、虚应故事的也有。何况教官多半经营货殖以谋利，只期望考满升官；生员中成材的自己肯读书，其余的则苟且度日，不知道性理是什么，也不知道经国济世之学是什么。等到获得岁贡时，年纪已经五十岁，又因边方多有警报，允许他们纳银；地方荒歉，又允许他们纳粮，都可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以后，便再也不致力于学习，这是毁坏人才的一种情形。何况各年纳银、纳粮的监生，本部听选的还有数千余人，即使是年轻的举人、岁贡生、监生，也要和他们依次历事。上选之后，又要等十几年才能得到选用；职位少而人多，还未轮到选取任用，精神逐渐衰退，锐气已经消失，这是淹滞人才的大弊病。至于成材的生员，幸而能够参加科举，偶然符合考试标准，就能考中。入仕以后，安于小有成就，却没有“仕优则学”的功夫，见识不够广博，经国济世的才能也不充足，所以本部每逢推举京堂官和方面官时，常常感到得到合适人才十分困难。况且如今的人才，只有借助进士、举人来取得；三年之中，除授为守令的不过二百多人，固然可以凭借他们安养百姓，其余全是年老之人和纳粮入监之辈，想指望他们一片忠心报效国家、给百姓带来福泽，难道办得到吗？人才的盛衰，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安危，必须申明制度、振作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臣请求敕令有关部门，转行浙江等十三布政司以及南北直隶提调学校的御史、副使等官，各自严格督促所属府、州、县学教官，分别将本管廪生、增生教导学习性理之学，培养他们端正的心术；仍通行严格考核选拔，确实成材、屡经科举且年未满五十岁的，以及增广生中能够作经书义、资质俊秀、堪为日后任用的人，都留在学校中，给予教养和廪膳。五十岁以上不能参加科举的，增广生中四十岁以上而不通文义的，应遵照敕谕中的有关事理，酌量处置，使人才不至于长期淹滞，教育培养也不被视为例行故事。还要秘密访察各学生员平日以孝友著称、又不做非分之事的列为一等；虽不善于作文而谨守礼法的列为二等，造册报送官府。这样，善良者知道应当受到劝勉，不善者知道将受到惩罚，自然会逐日改过向善。这也是夏、商、周三代教育培养人才的一种办法。提督官仍然每季从《四书》和本经中出题，每个府、州、县各出题目，务必涉及性理之学；《四书》出三篇，本经出四篇，论策各出一道，按季度预先发下去，令他们作文。如此周而复始，不到一两年，经书题目就会全部出遍；性理之学既然明白，心术自然端正。这样培养十几年以后，人才必定比从前兴盛，百官也不至于缺少人选了。一是抚恤百姓，以巩固国家根本。臣切实认为，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把爱护养育百姓作为首要事务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才能安宁。因此供给军国使用的财物，取自百姓；祭祀天地、宗庙所用的物品，也取自百姓。朝廷之上、宫禁之内，各种需求没有一样不取自百姓。所以成周用仁爱来养育百姓，世代相传三十代，历时八百年。由此可知，百姓确实是拥有天下者所应当重视的。仰惟我太祖高皇帝承受上天眷顾和授命，全部拥有天下，始终恳切地用仁爱养育百姓。凡遇灾害歉收，立即免除税粮；即使是丰收之年，估量各地仓廪有余的地方，也酌情减免田地税粮十分之一而征税。凡是一应供应使用的果品、牲口、颜料等项，都从粮食中免除粮额后买办，从未加征分毫于百姓，比起成周还要超过。历代圣君相承，都遵循这条道理，所以人民富足，天下安宁。自成化年间以来，科派不一，均徭成为弊端，水马驿站侵害户口，盐钞追征，加上柴薪、皂隶银两，砍柴、抬柴夫役，以及买办牲口、厨料，夏秋税粮、马草，每个省一年需用银一百万两的，有的少则也有七八十万两，年年如此，所以百姓财物耗尽、力气竭尽，日子无法维持。

译一遇到荒歉，饿死的人就遍布道路，盗贼蜂拥而起。如果不痛下决心大加减省，使百姓得到充分休息和恢复，实在恐怕将来的祸患会达到无法挽救的地步。臣请求敕令户部，将天下买办和均徭分别按照各地情况从长计议，写成一定的规章，命令永远遵守。还要把洪武年间原来登记的食盐户口，通行交给各有关布政司、按察司，委派分巡、分守官，以及直隶府、州所委派的佐贰官，亲自到所属州县，查阅户口文册，详细核查洪武年间原报的食盐户口：原来数目多而如今消耗减少的，切实减去；原来户口少而如今富足、户口增多的，酌情增加；十分贫困的下等户免除其报口，但务必补足原有总数，每三十年编造上报一次。至于一应革除弊端、利于民生的良法，都应重新举行，以缓解百姓困苦，巩固国家根本。还乞请敕令礼部查明光禄寺如今收贮的每年使用的牲口价银；如果数目多、当前价格适合收买，比往年价格确实低廉，就把原先派往各处的定价银两酌情再减去若干，命令尽快征收银两，按期限解送户部，再转送光禄寺交纳收取，随时收买使用，不致拖欠别人。凡药材等项不属于上纳实物本色的，一律减价纳银。这样既不耽误供应使用，也能使百姓得到恩惠。还乞请敕令兵部，把民间水站、马站以及递运所的马价、铺陈、工食银两数目，以及应当供给的廪给、口粮、各学斋夫、膳夫，都规定为统一的则例，通行天下遵守。并把养马地区的办法查明：有的按土地情况免除粮税，有的由丁户凑集分担；查考历年奏准的事例后，再行斟酌划定为固定法例，务求南北均平、两相便利，使百姓不受损害，马政也不致亏缺。还乞请敕令工部，今后凡是内府派出买办木材、颜料、皮张等项，查照往年奏准的事例办理；估计数目过多的，具奏后酌量减少。至于制造军器、弓箭、弓弦等物，应通查在京有关库中收贮有余的，酌情免除制造袢袄、裤鞋；出征军士中有许多人不来领取的，也暂且免除派征折银；以及不属于急需的物品，都要酌情停止。这样或许财物不至于妄费，百姓困苦也能稍得苏息。一是整顿屯田，以恢复旧制。敬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初，效法古代施行治理，首先规定民田按亩丈量、依亩起科，以备军国使用；其次规定屯田缴纳子粒，以供军士的粮食。这是我朝一代重要的制度，实行于万世而不可废弃。因此工部设置屯田司，专门掌管屯军所用的牛具、犁铧、耜齿等项。当时天下卫所的军士，边方地区七分屯田、三分守城；内地地区八分屯田、二分守城。即使王府护卫军人，也照例屯田。每名屯军所拨屯田，有一百亩的，有五十亩的，也有三十亩、二十亩的。所收子粒中，除十二石作为本军每月粮食外，还要缴纳余粮子粒六石入仓，所以各卫所仓廪充实，粮食因年久而红腐相接，而军士没有缺粮的忧虑。到了太宗文皇帝时，他尤其重视屯田，创设红牌事例，作为激励劝勉的良法；册籍清楚明白，没有人敢于欺骗隐瞒。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屯田政务废弛，册籍也不复存在，上下因循，没有官员查考，以致卫所官旗、势豪、军民侵占盗卖屯田，十成中失去了五六成，屯田徒有名义而没有实际。因此各有关卫所的军士，有一两年领不到每月粮饷。近来因为灾异，廷臣会同议奏并获准，派给事中、御史和户部官员一人，请求敕令他们前往南北直隶、浙江等布政司以及两京，会同清查各卫所屯田。随后户部郎中王勒等官员，将已经清查的在京和在外保定等卫所屯田的顷亩数及应缴子粒数目奏报，交户部会同有关官员计议裁定。臣考察本官所奏，清出的在京、在外卫所被他人侵占的屯田共四万一千余顷，应征子粒四十万八千余石。其中还有未能清出的，是因为不知道哪些卫所是洪武年间旧设，哪些卫所是从南京及口外调来的，因而一概清查；又有许多委派有司官员踏勘时被属下作弊，所以没有查得详细，不能清足原有额数。南京以及南直隶、江西等地卫所清出的屯田尤其少。何况如今军士的月粮多年不能领取，他们便把怨恨归于朝廷；有权势的官员、豪强和军人侵占屯田，长期享受丰厚利益，军士嗟叹怨恨，人心尚未平定。如果不再次清查册籍、设法彻底整理，那么占地之家终究会把屯田作为自己的产业，屯田制度也始终不能恢复；将来查办无所凭据，军士的月粮又能从哪里仰赖供给？事情的重要，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臣请求敕令有关部门一面咨行南京户部，在后湖册库中查检洪武、永乐、洪熙年间的屯田黄册；一面行文查明两京卫所，哪些是旧卫，哪些是新设，哪些是从各处调来的，哪些卫所按几成屯田，以及屯田若干顷，把屯田的一切事例全部查清。还要查明先前已经派官员办理、但回报不足原额数目很多的地方，以及尚未清查的地方，分别再次派官，请求敕令前往设法清查。如果已经清出七八成的地方，不必再派官，只请求敕令巡抚都御史督令都、布、按三司掌管屯田的官员清查，务必补足原额，才允许造册送回京城。户部等各处清查完毕后，统一核算妥当。还应令各有关卫所编造文册，户部、都布按三司以及有关卫所各收藏一本，另造黄册一本，携送南京户部，再转发后湖官库，依法收藏。每十年一次，照民册的事例编造缴送，这样可以使册籍清楚明白，将来有所依据遵循，也不致使祖宗的旧制废坠。一是严格整顿盐法，以备紧急使用。

译臣切实认为，盐课是国家的重大事务，也是百姓生活一天都不能缺少的东西。用它来准备紧急的军饷，用它来救济灾荒中的百姓，确实是国家的重要利益、救济时局的急务。各处盐课中，两淮最为紧要。如果法令不严，使利益落入下层，必然导致国家用度不足，并留下不可预料的祸患。因此历代相沿，都必定重视盐法。仰惟我朝建制之初，对于盐法尤其严格。行盐各有规定地区，贩卖不许越过境界；有权势者中纳盐粮也有禁例，军民私自贩盐处以重刑，所以盐法得以通行，没有人敢于破坏。到了宣德、正统年间，盐法逐渐松弛。朝廷多次命令内臣会同在京堂上官员前去清理，革除奸弊，惩治豪强，使存积的盐课经常有数十年使用的储备。有时遇到紧急用兵，粮饷缺乏，最终却不能及时运到；有时地方遭遇水旱灾荒，军民缺粮，赈济时才召集商人中纳粮米，依靠他们迅速转运来备办急需。上纳完足，凭通关、批验等文书核验发给勘合，随到随支取，能够获得数倍利益，所以客商乐于中纳，遇到缓急也能得到救济。这就是我朝盐法的定规。自成化年间以来，有人乞求恩典、请求取讨盐课，有织造支用的，又加上两京之间往来的权势之家船只夹带大量私盐。何况行盐地区不禁止私盐，私人贩卖也没有禁令。即使有中纳盐粮的人，到了边地，往往也不缴纳粮料，只是折收银两。每逢紧急时缺粮，又重新命令大臣前去督理，反复劳烦百姓买粮运输。因此祖宗的盐法已经破坏到了极点。如果不通行整顿，实在恐怕会耽误国家大事。臣请求敕令户部全面查考盐法的始末和旧有规章，以及如今废坏的原因，径自妥善处理后上请裁定；务必使盐课有余，缓急时能够得到接济，法令严明，奸弊革除，紧急军饷不致耽误，饥荒百姓的性命也有赖以存活的保障。法令确定之后，永远遵守。凡是权势之家、权豪之人，胆敢乞求恩典、破坏盐法的，责令六科、十三道官员查实后弹劾奏报。皇上亲自裁决，必定依法处置他们，这样才可使祖宗的旧制不至于废弛，军国重大事务也不被他们阻挠。一、扩大储蓄，以备防御灾荒。总的说来，气数运行，不能没有水旱灾害；思考灾患而预先防备，不能没有预先储备的粮食。因为有储备就没有忧患。所以即使尧、汤也不能避免水旱灾害，但尧、汤时代的百姓没有遭受严重困苦，是因为他们有储备。仰赖我太祖高皇帝一心养育百姓，对于防备荒年都有确定的制度。天下州县全都拿出官钱买粮，各自在四乡设置仓库收贮，按时收进和发放，即使遇到荒年，百姓也能借此获得安定，这是有利于万世的制度。历年久远以后，奸弊日益滋长，豪强狡猾之人侵吞渔利，粮食耗尽、仓库毁坏，稍遇荒年，百姓便没有依靠。正统初年，大臣提出建议，户部复奏，选派廉能干练的京官，请敕令分别前往各布政司，督同司、府等官，普遍整顿修复四仓；或者从库藏中拿出官钱购买，或者劝说殷实富户出粮纳粮，以恢复祖宗旧制，使百姓确实有所依赖。无奈自正统十四年以后，敌寇侵犯边境，天下从此多事，四仓的粮食也因此废弛了。到了成化七年，宪宗皇帝时，敕令各有关巡抚都御史督令都、布、按三司官员，把原先设置的四仓设法积储粮食，务必在三年之内负责办成。成化二十年又降敕令巡抚官员举行此事，皇帝的诏谕反复叮咛，详细到了极点。当时各官也仰体圣意，用心整顿仓粮，颇有积储。到成化二十一年，河南、陕西、四川遭受严重的荒旱灾害，先前积存的仓粮无法赈济，人民死亡、流离迁徙的有十分之四五，四仓的粮食又因此全部耗空。后来虽然有筹措的粮食，却多被看守仓库的人侵盗、调换，所存的只是糠秕和劣谷。一遇大荒，往往要派大臣前往那里赈济；如果不是卖官鬻爵，就是以粮纳资取得监生、吏典资格，所得粮食没有多少，而军民得以存活的也很少，都是因为储蓄不多、赈济不足。近来淮扬、苏州、湖州、浙江就是明证。何况如今太平日久，人口日益繁多，较大的州县人口有一百多万，最小的州县也不少于几十万口；如果不大力储备，遇到荒年怎么能够赈济，只能坐视百姓死亡，实在令人不忍。仁政所应重视的，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了。为此乞请敕令有关部门查照洪武年间创置四仓的旧制以及历代圣上降敕整顿修复的本意，从长计议，研究应当如何处置，创立长久有效的宏大制度，使四仓粮食按照各州县大小和人口多寡储备，遇到荒年足以赈济，不致使百姓失去生计。至于其余收粮、发粮和关防等方面的良法美意，应径自具奏，请求皇帝裁定。这样或许储备充足，遇到灾害就没有忧患了。一、安抚流民，恢复正确的户籍。总的说来，户口以户籍册为准，人民以安抚养育为先。百姓即使有流离迁徙，法律贵在招抚。若流民不能招回，那么现存户口就会日益减少，军户、匠户被遗漏埋没的也会很多。我朝洪武初年，招抚流民都有确定的办法。那时人民安居乐业，逃亡不多。遇到灾荒而流徙到别处的，主管部门就立即委派佐贰官员，带领各里的里甲，分头前往；凡有收留流民的地方，就寻访招抚，带领他们返回，重新加以存恤；或者给他们鸡、猪，或者酌量免除税粮，休养生息数年后才承担差役。窝藏流民的人处以重罚，隐瞒占有而不上报的人严加禁止。所以流民容易恢复旧业，户籍不至亏缺，军户、匠户也不致被遗漏埋没。这确实是安定百姓的良好制度。到了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年间，百姓困苦、财力耗竭，一遇大荒，流民就超过一半。上司不知道发文，有司也不实行招抚，任凭他们在那里居住，弄虚作假、冒充户籍。南方州县多增加里图，北方州县大幅减少人口和户数，军户、匠户的减少大多由此造成。逃亡年久的最终难以找回，刚逃走的还可以招抚。如果不申明旧制，切实实行，实在恐怕几十年以后，逃亡流徙户的税粮都要并入现存户中代为赔纳，百姓日益困苦，无法勉强生活，这实在不是治理国家所应有的做法。

译乞请敕令户部通行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巡抚都御史，分别命令所属大小州县，各自查明自正统元年至弘治十六年，某州县逃亡流徙的人户共多少，曾经招抚恢复旧业的有多少户，一直未曾恢复旧业的有多少户。同时行文湖广、四川、南直隶巡抚官，也通行所属州县，各自查明某州县安置了某布政司的多少人，某州县人户共多少，军户、匠户、民籍各多少，增设了多少里图。各州县准备造具文册，全部缴送巡抚官处；再咨送北方上述布政司巡抚官，立即命令所属州县查对是否相同。确有上述逃亡流徙人户的，仍分别派佐贰官员带领里老、甲首前往各有关州县领取；已经成家立业的，分房前去承种田地，办理缴纳粮税和差役；其余原来居住在那里的人听凭其便。此外如有其他招抚的良法，应一并具奏施行。这样或许流民能够恢复原有产业，户籍不至于大幅亏缺。一、革除大弊，以使军民得到苏息。查得洪武年间建都金陵，各项京师储备以及四方贡品，蜀、楚、江西、两广都顺流而下，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到达京师。福建、浙江直隶、苏州、松江等府虽然逆流而上，但距离很近，一两个月内也可以抵达皇都。北方的赋税只供给各边，不必长途运输，所以百姓不受其害，能够安享生计。到了我太宗文皇帝迁都北平以后，南京及各处进贡的方物数量还少，尚未有征派马快船只的差役。到了宣德、正统年间以后，有时装运新荐贡品以及南京制造的筛、簸等物，用船很多，所经过的州县动辄调拨数百上千名民夫。这些民夫都由附近州县卫所出钱雇用，少则用银十几两，多则三五十两。一年之内，从仪真到通州，雇夫等项所用的银子不下十几万两，全都是小民的民脂民膏，并不属于赋税。洪武年间，沿里河的军民从未遭受这种困苦。进京的马快船只弊端本来就多，而运送进鲜贡品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而且进鲜是朝廷敬奉祖宗的意思，本来不能缺少。如今进献的鲜物如青梅、小竹笋、莲藕、苔菜、宣州梨，大概是因为太祖高皇帝在南京登基时曾使用这些东西，所以仍然进奉供荐。如今京师的果品、蔬菜，如雪梨、青杏，比南京所产的味道更好，随时拿来供荐也可以表达敬意，又何必一定要取用南京的呢？臣任南京兵部尚书时，完全知道内府针工局每年将在南京内官、内使所用的铺陈、衣服中应使用的绢布，全部到京中有关库房领取，用马快船装运，派内官或内使押运到南京织染局染造；派去的官员到那里都要支领廪给和下程，一年所用银子数百余两，全由上元等二县出办。等染造完毕，南京兵部又调拨马快船运回京师；南京内官、内使在这里制成衣服、铺陈，仍然领取绢布，再次使用马快船一同装载，派官员押运到南京染造交割，年年如此。这是沿里河军民所受的第一大弊害。臣认为天下的弊端有大小、远近之分；如果革除小而近的弊端，却不革除远而大的弊端，哪里能够挽回天意、使百姓脱离困苦呢？何况沿里河确实是南北咽喉之地，我朝宏大基业延续亿万年；如果革除里河上述马快船的弊端，就是为军民防护亿万年的利益；如果上述弊端不革除，军民就要承受亿万年的祸害。利害之间，关系到取舍和国运。又何况我朝历代圣上相承，都把爱护养育百姓作为根本。皇上虽然笃行大孝，侍奉祖宗，但祖宗在天之灵怜悯军民的困苦，也一定会因此不悦。伏望皇上把臣所说的意见，乞请在深夜勤加阅览，亲自从宫中裁断，将上述新荐贡品，如青梅、莲藕、宣州梨、苔菜之类，酌量免除进奉，减少一些船只。其余杨梅、枇杷、鲥鱼等北方不产的东西，照旧进奉供荐。两京内官、内使应当使用的染布、绢，每年由有关局行文有关部门计算全年所需数量，全部在南京有关库房交纳收存。有关局每年预先奏报南京有关部门以及南京守备太监，再行查算清楚，按照数量就在南京有关库房支取、发送，由南京织染局染造完备。南京内官、内使所需的，就在当地发给使用，免得运到京师，以节省劳扰。在京内官、内使所需的，由守备太监选派南京老成可靠的内官押运来京，交给有关局收取，定为常例，不许再奏请扰乱、更改。至于马槽、筛簸之类，只运竹木到京，交给这里有关衙门的工匠编造使用。仍乞请敕令南京兵部，今后调拨马快船只，务必按照奏准的事例，满船装载，不许多调船只，沿途扰民。这样或许马快船只可以减少额外差派，沿河军民也可以免除再次受害的弊端。一、慎重刑狱，以重视百姓生命。总的说来，刑罚是用来禁止暴乱、防备奸邪的，圣人不得已才使用它。所以帝舜有敬慎体恤刑罚的命令，周王有敬慎明察的告诫。我朝历代圣上相承，每次下达恤刑诏书，又特意派刑官出外审录，都是为了体察上天之心、重视百姓生命。但律文创始于古代，流传已久，文义深奥，不是用心讲读的人不能深刻理解。初任刑官的人把它视为寻常，任职以后便不再讲明律意，审问囚犯时也很少推究实情，只凭原来的勘验，案情和供词之间有时会误把人判处死罪。在外官员中，只有按察司官出自法司，颇为了解律意，但也有人疏忽而不用心。至于推官、理问、防事等官，他们连律文都不能理解，审问囚犯哪里能都处理得恰当？有的明知冤枉却不替他辨明，也有的为了避嫌而故意把人定为重罪。近些年，布政司、防政、防议等官，职责专在承行流布政令、宣扬教化，都不办理刑名案件。近年以来，有些巡抚、巡按官接到诉状后批示下属审理，有的亲自接受词状审理；从轻释放罪犯的固然有，期间冤枉人至死的也很多。臣每逢秋后会同多名官员审录在京重囚，案情值得怜悯或有疑问的，就仰请圣上裁决发落；案情有不明之处的，就奏请再审；其余仍按原拟罪名办理，并不是故意要置人于死地，而是采取使自己心安的办法。

译其他府、州、县的正官中，有些是残酷暴虐之徒，任意发泄个人愤怒，把人的生命看得像草芥；有的人犯了应按盗窃罪处理的罪，却立即把他打死；有的人犯了应按斗殴致死处理的罪，却审问拟定为故意杀人。百姓无辜死去的事情，到处都有。巡抚、巡按不加禁止，两司官如果不知道小民含冤而无处申诉，伤害天地间的和气，招来水旱灾害，未必不是由此造成的。为此乞请敕令三法司，充分说明朝廷体恤刑罚、怜惜人命的仁德心意，告诫所属官员，务必讲明律意，一定要达到贯通、明白、透彻的程度。凡审问重囚，都应防止错误审讯和拷问，务求得到真实情况，双方都认罪服罪，才可以拟定罪名送审。审刑官尤其应当用心详细审议，不要拘泥于成案，也不要回避嫌疑，使活着的人不受冤屈，死去的人没有遗憾，以此仰副圣天子恤刑的心意。仍乞请敕令都察院转行各有关巡抚、巡按官，命令按察司及分巡等官，凡遇到审理重囚，都要一体用心，不许轻率处理而造成冤屈。今后布政司官不许接受诉状，亲自审问刑名案件；各巡抚、巡按官也不许批示下属审理刑名案件。分守、防政、防议等官所属的人民，如果有控告户婚、田土、吏典、民害等事情，允许他们接收状词，咨送本司发帖，交由理问所审理；其余案件交由府审理并回复。大小衙门的官员都必须心存仁慈宽恕，爱护体恤百姓，不许动辄施用酷刑，以致造成死亡。已经告发的，依法提审；尚未告发的，一经查实就罢黜，不要姑息迁就，纵容他们祸害百姓。这样或许刑罚不至滥用，百姓也不再遭受冤屈。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三日具题。《端肃奏议》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端肃奏议》卷十二。明代马文升撰。追究庸医用药不当、明确依法治罪的事情。查得弘治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司礼监太监陈宽传奉大行皇帝圣旨：‘朕偶然感受风寒，想调养几日，暂时免于临朝视事。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臣等连日进宫问安，到五月初七日，忽然听闻圣躬升遐，臣等五内崩裂，呼天抢地，悲痛万分。随后听到传闻，说原先奉命的医生用药不当而造成了误治；虽然宫禁深重，无法知道确切情况，但臣等伏思，大行皇帝平日节制饮食、少有欲望，善于保养天和，即使感受风寒，怎么会突然到了这种地步？臣等悲痛悔恨更加深重。况且朝廷设置太医院，访求天下名医，授予高官，用优厚俸禄供养；又在内府严密之地设置御药房，特别选取上等医生，每日供给酒饭，正是为了调理圣躬。如今臣等听到的传闻内外相同，臣子的怨恨怎么忍心就此停止？伏望殿下早日显示圣明裁断：荐举医生以及用药不当、误伤圣躬的官医等人，应当依法逮捕送交法司，追究各个阶段所用药物是否适当，依律拟定罪名，上奏请求发落。这样上可以稍稍缓解殿下悲痛哀悼之心，下可以稍微解除军民无穷的怨恨。臣等极度悲哀悼念，因此将此奏本亲自携带呈上，谨具奏章报告，恭候圣旨。弘治十八年五月十二日防本具启。厘正封赠的事情。据我朝《诸司职掌》记载，其中一款说：‘一子当封赠，其封赠品秩从高者；妇人因其子封赠，而丈夫、儿子都有官职的，也从品秩高者。’大意是说，一人有两个儿子都担任官职，应当封赠其亲属；如果长子官居五品、次子官居七品，就应按长子五品的官品封赠其亲属，这叫作‘两子当封，从一高者’。妇人方面，一个儿子任官应当封赠其母，而父亲也任官；如果丈夫官居五品、儿子官居七品，就应按丈夫的官品封赠其母；如果儿子官居二品、父亲官居四品或五品，就应按儿子的官品封赠其母，这叫作‘夫子两有官，亦从一高者’。这里指的是嫡母，一代定制记载得十分清楚。不知从哪一年开始，有人父亲任尚书、侍郎、都御史，继室所生的儿子或中进士，或以监生等身份出身，任郎中、主事、评事、太常寺典簿等官，三年考满且称职，按理应当封赠他的生母；这应当依照‘母以子贵’，按照儿子自己的官品封赠。如今却往往把生母按父亲的官品封赠，不分父亲在世或已故，都封为夫人或淑人。这是因为父亲显贵而封赠其妾，并不符合‘母以子贵’而受封的道理，不能不加以改正。臣切思，治理国家没有比明辨伦理更优先的，伦理没有比明确名分更优先；必须名分端正，伦理才能彰明。上述封赠办法很不恰当，如果不加厘正，实在恐怕沿袭日久，会扰乱旧制而被后世讥议。今后若父亲任尚书、侍郎、都御史等官，继室所生的儿子任郎中、主事、评事、典簿等官，三年考满且称职，请求颁给诰敕封赠生母的，应依‘母以子贵’，按照儿子自己的官品封赠，不许再援引成例，按父亲的官品封赠其母。这样或许既不违背旧制，也合乎人心。事情关系到厘正封赠的制度，未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圣旨。弘治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具题。重新明确诏令、取信老臣，以慎重对待初期政务的事情。文选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到吏科抄出的吏科给事中安奎奏章：‘近来御用监太监王瑞等上奏急缺书篆人员的事情，奉圣旨：这急缺的书篆人员，吏部立即访求精通书法的七八个人来给朕看。钦此。’吏部上奏说：‘一向以来，内府各衙门所使用的杂流办事人员，都不经过本部选送，应该由本监直接访求会写字的人来使用。’因此奉圣旨：‘还是选取来使用。钦此。’后来吏部考试得到吴一中等八人，颇为通晓楷书等字体，请求转送御用监收用，奉圣旨：‘吴一中等八人以及先前革退的李鼎等六人，都送到御用监一并考试，考察优劣后再来说明。钦此。’吏部又坚持上奏，要求只把吴一中等八人送到御用监收用，李鼎等六人不必一同送去，因此奉圣旨批准：‘仍照前旨一并送去考试后再来说明。钦此。’吏部谨慎遵行。仰想陛下正值英明美好的年纪，承受国家太平丰成的时运，颁布明诏，裁汰罢黜冗员，一时仕途顿然清明，积弊全部革除，朝廷内外都说：‘这是圣明天子革新政治的美政，是流传久远的良法。’ 为什么在短短几个月内却大多发生了变更？况且杂流之徒一向没有廉耻，惯于奔走钻营，认为通过传奉请托本来就可以得到官职；遇到裁革时却应当全部被罢黜，不如经营谋求吏部访取的名义，可以作为长久保身的计策。于是导致太监王瑞等上奏称书篆人员有缺，误使陛下准许吏部访寻并选取来用，又把已经革退的李鼎等六人一并命令送去考试。虽然该部再三坚持上奏，陛下最终仍未答允，使大臣低头丧气，认为受到牵制而难以施行，冗员白吃俸禄、倚仗权势，终于通过钻营得逞。臣愚昧地认为，吏部是朝廷考核官员、决定升降黜陟的机构；如果已经退职的人又重新进用，那么吏部就成了徒然设置的机构。大臣是陛下所托付的股肱心腹；如果他们的议论陈列不能实行，那么大臣就成了充数的人员。诏旨是朝廷鼓舞、统率群臣百姓的手段；如果早晨更改、晚上又更改，那么诏旨就成了空文。何况诏旨一经发布，遍布天下，朝廷借此协调上下感情，借此刷新天下人的视听。所以凡是继承帝位的君主，必定颁布诏令来维系人心；但又必须坚如金石、信守如四时运行，使臣下有所遵循，然后才可以谈治理国家。否则人们把它视为寻常文书，没有人相信和服从；既不信也不从，政事就会荒废，世道日益走向败坏而不可救治。

译陛下刚继承帝位，天下人伸长脖子盼望太平，难道可以顺从左右近臣相互交通的私情，让已经罢黜的冗滥之徒重新进用，同诏旨彼此违背吗？古人说，南山可以动摇，但这个判决不可更改。陛下难道忍心让诏旨反而不如一纸判决吗？臣曾经查阅冗员，每次都不免为此惭愧。其中如双线匠之类，也竟然能够通过传奉得到官职，这同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有什么区别？想不到圣明的朝廷也会容有这种事。李鼎等人也属于招收的工匠之数，滥受俸禄已经多年。考察他们所能，不过是书篆、弹琴这种微末技艺；有他们并不足以增加什么分量，没有他们也不足以减轻什么事务。不知凭什么能够符合圣心，却有这样扭转政局的力量？况且吏部遵奉明诏，裁革冗滥人员七百多人，如果让李鼎等六人的奸计得逞，臣恐怕一旦打开侥幸进用的门路，后来就会成为惯例。比如御药房想援引被裁革的医士，就会说‘修和缺人，请求考选’；内官监想援引被裁革的工匠，就会说‘造作缺人，请求查取’。不知陛下将怎样处理？如今朝政多有缺失，边疆事务十分紧急，灾异频繁发生，府库已经空竭。陛下自即位以来，没有见到召见一位大臣、询问一项重大政务，却在这种不急迫的事务和冗滥之徒上，既责令吏部访寻，又责令吏部送去考试，使这些人不只是想在一时苟且求取俸禄以容身，简直还想为日后进用制造名正言顺的理由。即使老臣屡次进献正直的言论，也不顾惜；即使诏旨被搁置而不能施行，也不顾惜；即使国家大体受到损害、公众舆论不能满意，也不顾惜。然而天下的事情，在开始时谨慎办理，尚且担心很少能够善始善终。以陛下新政开始、谨慎开端之际，却这样施行，要想最终做到尽善尽美、治理有成，就困难了。痛切地想到先帝驾崩以后，如今朝廷内外人心所依赖、用来扶持世道、整顿纲纪、遵守成法的，不过三四位元老大臣罢了。老成之士是朝廷内外的蓍龟。就是这件冗员的事情，陛下对于老臣马文升的论奏，尚且置之不信、拒绝不从；如此看来，不知此外真正可以信任、听从的究竟还有什么人呢？臣听说，怀着狐疑不决的心，会招来进谗害人的言论；抱持犹豫不决的意志，会打开众多奸邪的门路。近来马文升坚持上奏前事，竟至于十多天留在宫中不发出。臣仰测陛下深邃的心意，若采纳马文升的意见，就会违背左右近臣恳切请求的私情；若要满足左右近臣的私情，又不是大公至正的道路。因此辗转之下最终仍依从前一道圣旨，只是迟迟才发出罢了。假如今后事事都这样，群小就会肆意妄为，贿赂公开流行，逐渐导致上面君威不振，下面政权暗中转移。新政所受的损害，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况且裁革冗员虽然属于吏部的职掌，揭发纠正欺骗蒙蔽的事情，实在是我们吏科的职责。因此臣不忍沉默，为陛下恳切直言。伏望圣明俯察采纳臣的意见，收回已经作出的成命，敕令吏部将李鼎等六人仍遵照诏旨革退为民，并且重新逮捕送交法司，追究他们交通请托的弊端，作为将来的警戒。吴一中等八人，务必按照吏部拟定的办法办理：必须等办事满十年，授予冠带；再办事满五年，酌量授予鸿胪寺序班，仍旧办事，不必等考满后升用，将此定为常例。以后若有通过钻营请托而升职的人，允许该部及臣等据实弹劾上奏。这样或许可以永远堵塞弊端源头，不损害政体。上可以彰显圣明纳谏的美德，下可以满足老臣报国的心愿。为此具题。奉圣旨：有关衙门知道。钦此。谨慎遵行，抄出送交本司。查得近来御用监太监王瑞等上奏称：儒士李鼎等六人已经革退为民，各自不应服役。如今制造供皇上使用的器物以及宝纛、龙旗、龙床等物，没有人书写篆字，请敕令吏部查照往年成例，考选精通楷书、篆书以及西番、西天等文字的人员，酌量送六七人到御用监办事。为此具题。奉圣旨：这急缺的书篆人员，吏部立即访求精通书法的七八个人来给朕看。钦此。本部查得李鼎等五人，先前因御用监招收其书写楷书、篆书、西番、西天等文字并弹琴，工部随即呈报说：李鼎等既称为舍人，本来就不是监中工匠一类；所学习的字体又不是该监应有的工匠类别，把他们混同招收，不过是为日后传奉请托提供媒介。于是上奏，奉孝宗皇帝圣旨，改作儒士，在御用监办事；刚满三年，又上奏请求照儒士彭勉循的成例授予官职。又该部呈报说：不应妄自援引成例，应送法司审问治罪。具题时，分条记载奉孝宗皇帝圣旨，准许授予冠带。后来查得赵壵也属于传奉请托的人员，均于近日奉明诏，本部查奏革退为民。如今御用监制造供皇上使用的器物，需要会写楷书、篆书等字的人，应当由本监直接访取使用。为此具题。奉圣旨：仍然选取来使用。钦此。本部访得在京官舍等人员中，邢溥等五十七人各自通晓楷书、篆书等字体；考核后，其中吴一中等八人颇为精通上述字体。议定这些人都属于白身出身，必须等办事满十年才授予冠带，再办事满五年，酌量授予鸿胪寺序班，不必考满后另行升用。为此列名具题，奉钦命批准。仍照前旨一并送去考试后再来说明。钦此。谨慎遵行，覆奏。如今因前述缘由，案呈送到本部。本部认为，吏科给事中安奎所说，大意是想遵守明诏，革除侥幸进用之徒；顾惜臣民言论，谨慎防止传奉请托的弊端蔓延，不使李鼎等人重新得到进用而破坏革新政治，这也是本官职责分内应当做的事情。臣等也私下思考此事。李鼎等人不过是书篆的小技艺，先前以工匠身份招收，后来又改作通晓楷书、篆书、西天等文字，已经被工部指出是为传奉请托提供媒介。后来又请求授职，本部又指出他们妄自援引成例的罪过。如今他们通过钻营而获得进用，考察其前后奔走竞争的情节，与其他一时通过传奉而升官的人相比，又大不相同。臣逐条坚持上奏，并不是同李鼎等人另有仇怨，故意阻挠他们，而是因为皇上新政开始、朝廷内外寄予希望之时，如今却因李鼎等五六个小人扰乱，使明诏不能取信于下，朝廷舆论沸腾，传奉请托又打开了后续弊端，难以禁止侵蚀国家、造成灾祸的事情，实在由此而起，关系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确实不是小事。

译伏乞圣明留心阅览，是否可以俯从谏官的意见，仍依照臣等所说，将李鼎等人不必送去考试，照旧革退为民。吴一中等八人由本部送到有关监署参加考试，考中的留下使用，考不中的也予以黜退。考试合格者在此后数月支取俸粮以及办事、授官等事项的起始日期，都一概仍依臣等拟定的办法办理。以后若有通过钻营而升职的人，允许本部及科道官据实弹劾并逮捕审问。这样，皇上听从谏言的美德可以追比祖宗任用人才的善政，可以更加兴隆治道，白吃俸禄的人自然减少，侥幸进用的门路也会稍稍堵塞。事情关系到重新明确诏令、取信老臣、慎重对待初期政务，以及奉行钦命‘仍照前旨一并送去考试后再来说明’和‘有关衙门知道’的事理，未敢擅自办理，谨具题请圣旨。正德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具题。《端肃奏议》卷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