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卷三
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为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下可叛也。有明武职之制，内设郡督府，锦衣卫，外设二十一都司，四百九十三卫，三百五十九所；平时有左右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各系以同知、佥事及千户、百户、镇抚之级，，行伍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把总之名、宜悉罢平时职级，只存行伍。京营之兵，兵部尚书即为总兵，侍郎即为副将，其属郎官即分任参、游。设或征讨，将自中出，侍郎挂印而总兵事，郎官从之者一如京营，或用巡抚为将，巡抚挂印，即以副将属之参政，参将属之郡守，其行间战将勇略冠军者，即参用於其间。苟如近世之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抚也。自儒生久不为将，其视用兵也，一以为尚力之事，当属之豪健之流；一以为阴谋之事，当属之倾危之士。夫称戈比干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将帅之事也，即一人以力闻，十人而胜之矣。兵兴以来，田野市井之间膂力稍过人者，当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当一卒之用。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饰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谓之倾危矣。乃止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敌。然则今日之所以取败亡者，非不足力与阴谋可知矣。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无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麤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
译卷三
唐、宋以来，文官与武将分为两条途径。然而其职官设置，在中央如枢密院，在地方如边防统帅及州军长官，仍然文武参用。只有明朝截然分开，不相往来，文臣中的总督、巡抚，虽然参与军事但只专任节制之权，与士兵分离而不直接统属。因此，亲临军队的人不能计算军饷，计算军饷的人不能亲临军队；拥有节制权的人不能直接统领士兵，直接统领士兵的人不能拥有节制权。当时自以为这样像犬牙交错般互相制约，使得他们无法作乱。天下有不会作乱的人，却没有不会作乱的法度。杜牧所说的“圣贤、才能出众、见闻广博的士人”，这就是不会作乱的人。那些像豪猪健狗一样的人，不懂礼义，喜好掠夺，去留轻率，局势缓和时接受我的节制，在指挥调度文书之间听命，局势紧急时就拥兵自重，节制他们的人自然随之起伏。试看崇祯年间，总督、巡抚曾有不被大军帅驱使的吗？此时法度并非不存在，也没见下属可以作乱。明朝武职的制度，在中央设置五军都督府、锦衣卫，在地方设置二十一个都指挥使司、四百九十三卫、三百五十九所；平时有左右都督、都指挥使、指挥使，各自配有同知、佥事以及千户、百户、镇抚等职级，行伍中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名号，应当全部废除平时的职级，只保留行伍编制。京营的士兵，兵部尚书即为总兵，侍郎即为副将，其下属郎官即分别担任参将、游击。如果出征讨伐，将领从中央派出，侍郎挂印担任总兵职务，郎官跟随他就像在京营一样，或者任用巡抚为将，巡抚挂印，就让副将隶属于参政，参将隶属于郡守，那些在行伍中勇略出众的将领，就参用其中。如果像近世的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那样，也未尝不可以让他们在中央担任兵部官员，在地方担任巡抚。自从儒生长久不做将领，他们看待用兵，一方面认为是崇尚武力的事，应当交给豪健之流；一方面认为是阴谋诡计的事，应当交给倾危之士。那些扛着戈矛站立的人，是士卒的事而不是将帅的事，即使一人以力气闻名，十个人也能战胜他。用兵以来，田野市井之间力气稍过常人的人，当事者就把他们当作奇才对待，最终连一个卒兵的用处都不配。万历以来的将领，掩盖败绩、粉饰功劳，用来欺骗君主父亲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也可以说是倾危了。但他们只能对君主父亲施展，不能对敌寇施展。那么今天之所以取败亡，不是因为缺乏武力和阴谋就可以知道了。假使文武合为一条途径，做儒生的人知道兵书战策不是分外之事，学习后知道其中没有过高的言论，做武夫的人知道亲近上级、爱护百姓是用武的根本，不把粗野暴戾当作才能，这样就是都不会作乱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