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九流绪论

（明代）胡应麟 撰

●九流绪论上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十一》）

刘向在《七略》中叙述诸子共有十家，班固选取了其中对世道有益的一家，而贬低了另一家。小说家位列九流之名，便由此开始。总括来说：诸子之所以区别于六经，也是因为六经所阐述的是古代圣贤君王的大道，历代完备，学业的源流，衡量起来只有一个根本，不是一偏之见，也不是片面之书。周王室衰微之后，纵横议论充斥道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自怀有卓越的才能，远超常人，却未能得到施展的机会，于是纷纷著书立说，人们凭借他们的言论显扬于世，九流的学说便兴盛起来。他们的言论虽然分歧不同，但尚且推究本源，各有传承，意图都是想推行自己的学说，施用于家庭、国家乃至天下，所以班固说，假如他们遇到圣明的君王，能够折中调和、辅佐治理，全都是股肱之材，不像后世的文人艺士，苟且依托空谈，对实用毫无裨益。现在阅读诸家的著作，无论是儒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不用说，至于道家，习尚玄虚，蔑弃礼教；阴阳家、农家，浅薄机巧，偏僻术数，人们容易窥探；而道家则以懦弱谦下，附会于尧的克制谦让；清静恬淡，符合舜的无为而治。阴阳家则以泰素用五行来称颂黄帝，农家则许行用并耕来称颂神农。当时这九家流派，其宗旨大概就是这样。只是除了儒术之外，以及六经，都是一偏一曲，大道并不相同（班固认为儒家出自司徒，道家出自史官，并不恰当，不如《隋书·经籍志》认为出自《周官》中的“九两”，即师和儒）。

秦汉以前的诸子，刘向、刘歆分类编排其繁简，固然适中。以现在来比较，却有很多不合之处。兵书、术数、方技，都属于诸子。当时这三家著作极多，大概有四百多部，而九流中的儒家、杂家，多的也不过几十部。所以兵书、术技，刘向、刘歆都分别列为一个录，几乎占了《七略》的一半。后世这三家虽然代代都有著作，但《七略》中保存下来的十不存一二。九流中的名家、墨家、纵横家，都消亡殆尽；阴阳家、农家，大多浅薄猥琐；而儒家及杂家逐渐增多，小说、神仙、佛典卷帙以千计。叙述子书的人，仍然用过去的九流来概括，其分类既多有遗失（比如兵、刑是一回事，但兵家不列入九流；道、释是一回事，但佛家未传入中国时，都应当补充），其繁简又悬殊极大（比如名家、墨家、纵横家的著作仅存几种，现在又没有研习的人，不应当单独作为一家），我私下对此感到遗憾。闲暇时翻阅诸家著作，便根据所见所闻，参酌古今，稍以己见重新修订其中。所删减的五家是：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它们的学说逐渐消亡，术数逐渐灭绝，所以总括归类于前，表示不能与儒家抗衡。所增加的五家是：兵家、术家、技家、道书（神仙家并入）、释典。它们的徒众日益广泛，教化日益繁盛，所以分别归类于后，表示不敢与儒家抗衡。首先确立儒家以彰显大源，接着排列诸家以追溯末流，最后以方外之教穷尽异端。其流派超过百家，篇目超过万篇，其流别仍为九家，附于班固之后。唉！后世考校文献的士人，如果有像阮孝绪那样的人，核实繁简的适中，以详尽分类编排，必定会以我的言论为开端。

我所重新确定的九流：一是儒家，二是杂家（将名家、法家等诸家合为一类，所以叫杂家，古代的杂家也附属于此），三是兵家，四是农家，五是术家，六是艺家，七是说家，八是道家，九是释家。儒家主张传承道统、辅翼教化，而大师名贤的训诫附属于此；杂家主张修饰政治、补救偏颇，而旁门末学的谈论附属于此；兵家主张法制权谋，而纵横、占候的典籍附属于此；农家主张耕种蚕桑，而饮食药饵的方剂附属于此；术家主张蓍龟历算，而禽星、宅相等诸技附属于此；艺家主张书计射御，而博弈绘画诸工附属于此；说家主张讽谏规劝，而浮诞怪迂的记录附属于此；道家主张冲退恬愉，而房中、炉火、符箓、章醮附属于此；释家主张经典禅观，而论宗、戒律、梵呗、机缘附属于此。上古圣哲君王的治理，没有比六经更高的，所以以儒家为首；崇尚大道，异端衰世的观点，都顺从一偏，所以以杂家次之，以核查支流。国家所重在军事，所以以兵家次之，以审视大机；百姓所赖以生存的是食物，所以以农家次之，以确立大命。术数虽然浅薄，但神智工巧的规范寓于其中，所以以术家次之；技艺虽然是末流，但弛张游息的事务存于其中，所以以艺家次之。说家出自稗官，其言论淫邪诡异而失实，但当时用来广见闻，有值得采纳的地方，所以以说家次之。道家本于柱下史，其言论放荡而难以遵循，但齐同物我、通达死生不可改变，所以以道家次之。释家本于西方，其言论荒诞恍惚而没有依据，但阐明心性、破除尘幻不可诬蔑，所以以释家次之。九流之事至此终结。

晏婴八篇，汉代《汉书·艺文志》列入儒家。查考晏婴认为孔子的学问，累世不能穷尽，当年没有人能究尽其意，趣味迥异可知，却俨然列为儒家之首，这是不对的。刘向、班固大概是沿袭了太史公的错误，柳宗元认为应列入墨家是对的（《文献通考》也列入墨家）。儒家中有《周史六韬》六篇，颜师古说就是现在的《六韬》，讲述夺取天下及军旅之事。查考刘向所录兵家自成一类，不列入九流，岂能搀入儒术？况且本注有的说是惠襄年间，有的说是显王时，有的说是孔子问夫。惠襄年间应当与孟

译司马迁与刘向、班固同时代，显王和孔子都距离太公非常遥远，而唐代时《六韬》除了太公之外没有别的书，难道刘向、班固的分类竟然如此混乱吗？颜师古的注解有误，这是毫无疑问的。

译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谋》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如今只有《管子》留存下来。它与道家言论不相类似，考察兵家也有《管子》，班固省略了它，难道如今所传的道家《管子》已经不存了吗？然而伊尹、太公的著作都难以深入理解。大概秦汉时期所谓的道家，大多是关于聚合扩张、索取给予的权术，并非近世所指的长生久视、虚无清静之意，所以凡是军事谋略、秘密计策都附属于《伊尹》《太公》等书。虽然这些书大多亡佚但尚有可考，推测其中所称辅助商周、平定天下的权术，必定有接近老子（柱下史）所说的那些内容。太史公将老子、韩非合传，总之秦汉间的见解大致相同，不足为怪（凡是《汉书·艺文志》称《伊尹》《太公》都是战国人依托伪作的）。

杨朱师从老子，源流本来就很清楚。庄子在《天下》篇中逐一叙述各家道术，却没有提到杨朱，有人说因为杨朱浅陋不值得并列，这是错误的。老子、关尹，是杨朱的师承来源，庄子既然已经叙述了老子、关尹，怎么可以重复赘述呢？如果因为鄙陋而不称述，那么《南华经》（庄子）平生尊崇侍奉、不敢毁谤斥责的人，像列御寇又怎么样呢？列御寇没有被列入道术，也是因为他是老子、关尹的缘故。杨朱没有被列入，本来就应该这样。谁说这是贬低呢？

有人又以彭蒙、田骈、慎到等人，庄子本来就有并举数人的情况，这又不对。他们都是庄子所共同斥责的人，所以多少不论。老子、关尹则是庄子极为尊崇的，杨朱既然不是同一类人，不能并列。列御寇虽然是庄子的师承来源，但或许没有达到老子、关尹的境界，所以用这两个人来概括（庄子所举的墨翟、禽滑厘、彭蒙、田骈、老子、关尹，都是一师一弟的关系，宋钘、尹文，大概也是如此。列御寇与老子不相及，所以举关尹为例）。

刘向叙录《列子》说列子与郑穆公同时，柳宗元说郑穆公在孔子之前一百年，应当是郑繻公，举出郑繻公二十四年，郑国杀了其相国子阳作为证据，这是对的。有人说刘向的错误，应当是因为古文以“穆公”为“缪公”，“繻”与“缪”字形相近，并非鲁穆公的缘故。我认为刘向博览群书，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差错，到这里应当是刘向的叙录本作“繻公”，后人不理解，因为看到秦、鲁两国的国君都谥号为“缪”，于是将“繻公”改为“缪公”，“缪”、“穆”音义本同，所以“缪”再次讹误为“穆”，而与“繻”完全不同了。张湛的注也以穆公为疑，可知晋代已经错误，并非始于唐代。

谈论庄子、列子两家的人，优劣评价往往不同。柳宗元、洪迈偏袒列子（郑圃），高似孙、林希逸偏袒庄子（漆园）。然而大抵都是举出一端，没有穷尽两家的造诣。大抵列子的文法，庄子的文奇。列子像左丘明，庄子像司马迁。列子规矩驯顺容易入门，庄子崖岸高峻难以攀登。凌厉汪洋，幽深超忽，乘风御气，出鬼入神的，是庄子；简劲宏妙，平淡疏旷，如周鼎商彝，朱弦疏越的，是列子。源流本始，则是列子；庄子的胚胎，震荡波澜，则是庄子、列子的极致（本朝宋太史王世贞也认为列子叙事胜过庄子，赵景仁认为庄子胜过列子）。

列子温纯典厚，还有春秋前辈的风范。庄子全然，是战国纵横家的习气。他们的文章则妙极了。读他们的书，两人的气象也可以看到。

太史公对于战国时期的学说，取韩非于文辞，取屈原，都深深赞叹极度仰慕。大抵因为这两人穷愁郁抑，触犯忌讳杀身，与自己的心意相激发，所以津津乐道庄子、列子二氏最杰出。传《南华》（庄子），只说他的文辞汪洋自恣而已，绝不提及其他。而列御寇没有传记，大概是从刘向开始表彰太史公，当时或许没有看到，所以不及传。其人高似孙，因为太史公没有传记，而一并怀疑列子是鸿蒙、啮缺之类的人。鸿蒙、啮缺，庄子不过一两次提到他们作为寄寓，了然于胸，他所称的列御寇，果真如此吗？因为列子的撰述灿烂而高妙，特别怀疑而不肯罢休。至于握奇、鬼谷，则极其尊信，认为真出自风后等人，大可耻笑。

庄子南华，他的文辞瑰丽横放，固然独行于天地间。至于抨击圣神，凌侮贤哲，也是生民以来未曾有过的变故。苏轼癖好他的文辞，而说《盗跖》《让王》四篇不是庄子所作，探寻其旨趣，或许接近事实。至于说《天下》篇不叙述孔子是阳挤阴助，则是没有道理的大话。楚公子遭遇危难出奔，他的仆人拿着鞭子，隶属他并非不得已。隶属他而足以免于灾难，认为得到了侍奉主人的权宜，本来应该这样。如果战国之时，孔子虽然去世，六经的道理灿烂如日星，庄子能够大声疾呼以暴露他的教化于天下。像孟子著七篇，即使举世不宗奉，等待后圣足以不迷惑。那么何至于自己陷入困境，而又何至于让孔子陷入困境，又何必取阳挤阴助之说呢？庄子正捶打仁义，废除礼乐，想要以一人私意扫荡百代名教而使之空虚。自从神农氏下至尧舜禹汤文武，没有不被诋毁的，而孔子当时特别巍然为仁义礼乐的宗师，所以尤其极力讥讽，恣意口舌。大概文辞固然不予认可，考察其实质则更加严重，真是所谓小人的肆无忌惮。求之于苏轼所说的，竟《南华》一编，远远未曾看到。知道道的君子读这本书，像孟子抵掌谈笑，驰骋姿态挥之一笑而已。借以为阳挤阴助，我恐怕后世之人将遂以其文并

译既然事实如此，它所带来的灾祸必定不会少了。

译晁公武说：“孔子去世后，天下的道术日渐散佚。老子开始著书传世，虚无自然的学说便兴起了。庄子又跟随并辅翼他，抨击百世以来的圣人，竭尽残害天下的圣法而不忌惮。他的言论可以说是违背正道了。自从荀子、扬雄以来，众儒没有不驳斥他们的。熙宁、元丰年间之后，学者用心过度，看到《庄子》书末篇论述天下道术，虽然将老子和他自己列为一家，却没有提及孔子，便以为这是表面贬低孔子而暗中尊崇他，于是将他引入儒家体系。完全不考察他言论的旨归，究竟是尊崇老子呢？还是尊崇孔子呢？既然说是尊崇老子，难道有暗中帮助孔子的道理吗？至于他论述道术时有这样的话：‘大概是不得已罢了。’盗贼凶暴，又何尝不知道主人是主人呢？难道可以因为他智力达到这一点，就认为他尊崇我，开门揖让请他进来吗？我私下担心灾祸会超过两晋时期。”按：晁氏这番议论，最得苏轼学说之要害，因此全部录下。

黄东发说：“列子资质聪颖超逸，性情冲淡，生于乱世而思念寂寞。默默观察造化消长的运行，因此轻视生死；轻视人间的生死常理，因此超脱世事。他静退的样子像老子，但实际不像老子。老子使用阴柔之术，而列子没有。他荒诞不经的样子像庄子，但实际也不像庄子。庄子侮辱前代圣人，而列子没有。他的学说大概全类于杨朱。按：东发的言论，虽然不是真正了解列子的人，但大体上把握住了要点。我也一并录下。

我认为老子、庄子、杨朱的学说，三者同源而实际支流不同。老子柔弱，以退为进；庄子荒诞不经，游于方外；杨朱珍视生命，毫毛都不舍弃。所以老子流于深刻，庄子蔽于狂荡，杨朱局限于卑微狭隘。只有列御寇斟酌三家，恰好得其适中，比老子坦荡顺利，比庄子驯良厚道，比杨朱高旷超脱。况且那三位不知道尊崇孔子，列子虽然轻蔑礼教，唯独能推举孔子来推行他的学说。所以后世崇尚清静则将列子尊为玄宗，归罪虚无则列子不是罪魁祸首。孟子驳斥杨朱、荀子驳斥庄子、韩非驳斥老子，列子都被排除在外。只因为他善于立言，擅长自我保护。《庄子》所说的“支离其德的人”，除了这个人还能是谁呢？

庄子是愤世嫉邪的言论。人们都说他否定尧舜，归罪汤武，诋毁孔子，这是不了解庄子。庄子并非否定尧舜，是否定那些假借尧舜之道而流于哙炙之徒的人。并非归罪汤武，是归罪那些假借汤武之道而流于白公胜之徒的人。并非诋毁孔子，是诋毁那些假借孔子之道而流于子夏氏的贱儒、子张氏的贼儒的人。这是杨慎的议论。庄子的文章极其奇特，而理趣玄妙，读它的人没有不手舞足蹈、心旷神怡的，所以古今才士无不沉溺于他的学说。只把它当作空青水碧般的世外奇观就可以了，一定要为它解说文义，这是以火救火。我这样议论庄子，世人将认为我俗气，这岂是不得已的吗？

诸子百家都出于春秋时代，所以诬蔑帝王圣哲的无所不至，但对于我们的孔子，未曾不知道尊崇侍奉。只是他们的学问褊狭、术数浅陋，虽然偶尔引用孔子来自我文饰，但驳杂不中肯，荒诞无稽，恰恰是用来诬蔑孔子的。然而不敢有公开言论来排斥他，极力论述来诋毁他的，有的。大概从墨翟开始，墨翟的书十五卷，现在尚存。我曾读他的《非儒》《明鬼》《公孟》等篇，所谓教导他的门徒，煽动他的众人，一概以指摘孔子为事。庄子远远晚于墨翟，大概是听闻他的风气而兴起罢了。庄子的书，荡然于礼法之外，从神农到汤武，没有不在他戏侮之列的。他敢于非议圣人，大概不足为怪。而墨翟本来尊崇尧舜，非议桀纣，摩顶放踵以为天下，却唯独甘心对圣人妄加议论，为什么呢？大概他的心意是想与我们儒家角立并驱，向上承接二帝三皇的道统，所以肆意言论以震撼一世，希望人们跟随，又苦行以率先，聚集门徒以倡导，逐渐导致儒墨之称，杂乱并立于衰周之世。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行为虚伪而坚定，言论奸邪而善辩”，圣王兴起，他们必然逃不过横议之刑。孟子距杨墨，考察杨朱的言论旨归，主要是为了自保不至于像墨子那样恣意无忌惮。贻祸之烈，唐代儒者如韩愈，也从而尊信他，那是他没有深入考察他的言论罢了。只窥见其一二，就诛绝他，难道是在佛老之后吗？

韩愈读《墨子》说：“孔子必定任用墨子，墨子必定任用孔子，不相任用不足以成为孔墨。”我认为韩愈未曾读过《墨子》。公孟子对墨子说：“从前圣王的排列，上等的圣人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公卿大夫。现在孔子博通诗书，明察礼乐，详知万物。如果孔子遇到圣王，难道不让他做天子吗？”墨子说：“智者必定尊崇天，侍奉鬼，爱人，节用，符合这些就是智了。现在你说：‘孔子博通诗书，明察礼乐，详知万物，而说可以做天子。’这是数人的牙齿而认为富有。”凡是墨翟和他的门徒议论大概都如此。假使墨子遇到孔子，必将遭受桓魋的胁迫，遭受武叔的诋毁；孔子遇到墨子，两观之诛，就不会有所顾忌地诛杀少正卯了。

墨子说：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吗？阳虎在

译齐？佛肸凭借中牟发动叛乱。身为弟子和后辈，必定要修正老师的言论，效法老师的行为，直到力量不足、智慧达不到为止。如今孔丘的行为如此，儒生是可以被怀疑的了。难道是因为阳虎、佛肸都是仲尼的弟子吗？这荒谬到了极点！《非儒》这一篇从头到尾，都斥责我们孔夫子的姓名，即使是庄周的荒诞，也不至于这样。而诸家的议论，都以看似近理实则混淆真假作为辩驳，却忘记了其僭越妄为这一更大的错误。柳宗元抨击百家，不遗余力，却对墨家有所缺漏，难道是韩愈的缘故吗？所以我详细陈述他的言论，著录在这篇文章中。

译宋代的太史景濂等人辨析墨家学说，持论非常精当，他们研读墨家，认为孔子并未完全摒弃墨家，但都沉溺于韩愈的观点，没有深入考证。只有黄震、马端临最得墨家真意，但在“非圣”这一观点上，始终无人能及，所以我特别详细地记载了这一点（孔鲋有《诘墨》篇，大概是用来对应墨家的《非儒》篇的）。

墨家的学说，世人认为是由墨翟倡导的。然而刘向的《七略》中有尹佚的两篇著作，注解说他是成王、康王时代的人，那么远在墨翟之前。难道墨家也有其渊源吗？墨翟的入室弟子禽滑厘没有著作流传于世。而韩非子所称道的有田俅，刘向的《别录》中有“我子不止胡非随巢也”，另外《意林》中有缠子，也都是墨家的人。

《晏子春秋》在宋代的目录中都被列入墨家，我起初读时，以为晏婴崇尚节俭，符合墨家节用的主张，所以编书的人将同类事物合并在一起。等到读了《墨子·非儒》篇，发现从头到尾所称引用来诋毁孔子的，都是晏婴的话，才知道凡是墨家的道理，晏婴实际上是倡导者，编书的人将同类事物合并，并不是过错。柳宗元认为这本书不是晏婴自己写的，而是墨家的门徒抄袭拼凑而成，或许确实如此，但终究是有依据的。齐景公想任用孔子，晏婴突然阻止，这也是墨家的门徒所为吗？

道家本是长生的祖师，杨朱向老子学习，但世人很少依托他们。墨家摩顶放踵，却往往被神仙家引用。至于变幻形体容貌的术数，也大多假借墨家的名号，如《墨子》中的七变法、《枕中记》、《灵竒经》之类，这又是墨家所不说的。葛洪的《神仙传》中记载了墨子，不知依据是什么。《汉书·艺文志》兵家中有《墨子》，是因为墨家善于守城。

兵家在秦汉时期非常多，现在流传于世并称为经典的，有黄帝、风后、太公、黄石、诸葛、李靖等，大都是依托伪作。孙武、吴起、尉缭，应当是战国时期的著作。总之，都是权谋形势，用来概括三代的军队，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只是近似罢了。其中明白正大，开阔如王者规范的，只有《司马法》一书。齐威王是末世的君主，却能让他的大臣追补整理这部书，使三代征伐的大经，在积衰极乱之后仅存，功劳也很伟大了。可惜附上了穰苴纵横诡诞的习气，参杂在仁义礼乐之中，如同悬疣附赘，太过分了。其中文义宏大深远、严肃通达的，明亮如日月星辰，本来就不是策士所能扰乱。只是汉代有一百五十多篇，现在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可惜啊。

任宏所收录的兵书共有四种，叫权谋，叫形势，叫阴阳，叫伎巧。兵书共五十三家，班固全部沿袭旧例，唯独把《司马法》列入礼类。郑樵大力讥讽他。我读《汉书·艺文志》和这段文字，没有不赞叹孟坚（班固）的卓识，而惋惜郑樵的妄讥。《司马法》如果是兵书，谁不明白呢？只是任氏所分的四种，都是后世行兵的人流。凡是《司马法》所说的，大都依据道义，以仁为本，以义为祖，把它放在权谋里吗？形势里吗？阴阳伎巧里吗？吉凶军宾嘉，兵本来就是五礼之一，而《司马法》所说的，完全与《周官》相出入。这本书如果不放在礼类，将放在哪里呢？更加相信班固的见识，不是郑樵所能窥测的。

孙武的十三篇，是百代谈论兵法的祖师。考察《汉书·艺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认为曹操删减其繁芜，笔录其精粹，才成了这本书。然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本来就有十三篇的目录，而其文章的妙处，超越古今，不是魏晋所能润色删削的。我猜想十三篇，如同后世所称的卷轴，而八十二篇，则是卷中的篇章，即始计、用间之类。后人不理解《史记》所说的，或者孙武的书在汉末篇次散失，所以只保存了十三篇，以符合《史记》，而八十二篇的旧貌，于是湮没不可复见。或者曹操因为《史记》所说，只保存十三篇的目录，其余全部删辑以入新书吗？

孙武谈论兵法，应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叶正则以《左传》中没有记载，而一并怀疑其人，就太过分了。然而孙武作为吴将攻入郢都，其说法或许未尽然。左丘明对吴国的事最详细熟练，又喜欢夸张好奇，孙武在吴楚之间赫赫有名，不应完全抹去其实。大概是战国策士，因为孙武圣于谈论兵法，耻于以空言令天下为说，所以文饰罢了。谈论的人固然未必被采用，被采用的人固然不必谈论。刘知几并非真能写史，他论史即使司马迁、班固也不能驳难。严羽并非真能写诗，他论诗即使李白、杜甫也不能比。假如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自己说，或许未必像这两个人那样凿凿有据，而要求这两个人像司马迁、班固、李白、杜甫，就悖谬了（陆九渊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我说作者固然难，谈论也不容易。古今善于用兵的人很多，善于谈论兵法的有几个人呢）

《尉缭子》是兵书，从汉到隋，都列入杂家。郑樵认为见名不见书，马端临非常赞同他的论断。然而《汉书·艺文志》兵家中自有《尉缭》三十一篇，大概就是现在所传的，而杂家的《尉缭》不是这本书。现在杂家亡佚，而兵家独传，所以郑樵认为班固的错误了。如果这本书论兵，孙武之下，其他没有能匹敌的，战国人著书无疑。

纵横家苏秦、张仪等，并不流传他们的言论，大略备于《短长》。或者汉人本此附益耳。鲁连雄辩，高一代而其书五篇，列于儒家，则其

译他的学术成就可知。可惜太史公只叙述了两件事，未能详细记载他的一生。如今他的著作已湮没失传，遥想当年他投海明志的风骨，令人神往不已。

译我读韩非子的书，像《孤愤》《五蠧》《八奸》《十过》等篇章，不论其文辞如何瑰丽奇伟，它剖析隐秘细微之处，明朗得像悬挂的镜子，实在是天下的奇作。太史公（司马迁）悲叹他写了《说难》，最终自己却遭祸。我认为战国时期被称为游说之士的人，像张仪、苏秦、陈轸、公孙衍之类，大抵是揣摩时事来施行他们的权术，对外凭借诸侯强大的势力，对内结交群小宠幸之人的援助，恐吓疑惧、威胁恫吓，激愤讽刺、诡诈顺从，所以快捷得像转动圆环一样，没有不响应的。韩非的主张，却想要一概割除扫除这些权术，他与纵横家的言论，正像冰炭一样相反，怎么能不导致杀身之祸呢？即使没有李斯的谗言，秦国任用韩非来夺取天下，而让他做相国也必定不能免祸，商鞅、吴起就是这样。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法家自从商鞅、邓析、韩非都没有得到善终，所以后人把它当作大戒。总之，这三个人都有招致杀身的原因，他们的言论固然不能全部废弃。公孙侨（子产）、诸葛孔明都是法家。孔子认为子产是恩惠之人，诸葛亮去世时，士人甚至为他流泪致死，他们哪里是那种过分温和的样子呢？子产说：“最好的是以宽厚治国，其次没有比严厉更好的了”，他明白根本与枝节，通达常道与变通吗？还把他们等同看待。诸葛亮说：“治理天下靠大德，不靠小恩小惠”，这话即使周公、孔子也不能改变。所以我把它标举出来，作为千古法家的准则，那三个人哪里有空闲来讥讽呢。

名家最著名的是公孙龙。公孙龙是战国人。与孔穿同时代，有五篇著作流传于世。魏牟、惠施都是他的流派。庄子、列子、荀子、太史公都记载了他们的言论，作为道术的一种，足以证明当时公孙龙的学问很流行。现在的人读他的书，大概像看儿戏一样。我认为名家的言论虽然极其无意义，但也不能完全否定。古人把臭当作香，把乱当作治，现在还使用。至于草可以叫木，木可以叫草，禽可以叫兽，兽可以叫禽，大概纷乱得不胜枚举。只有像庄子的齐物论，才得其中奥妙。公孙龙想要正名，反而扰乱了名，怎么能治理天下国家呢？

农家有《神农》二十篇，许行所说的神农之言，大概是学习这个。《尸子》说：“神农，丈夫背负，妻子头顶，来治理天下，正符合许行的共同耕种。”阴阳家也有《黄帝》等书，现在这两家被等同于工匠技术，他们的言论废弃了。

《吕氏春秋》是太史公在迁蜀后所作的一时信笔之词，传记中明确说吕不韦做秦国相国，羡慕平原君、信陵君等公子，招致游侠之人，撰写所听到的，这个说法是对的。高似孙《子略》说秦始皇不喜欢士人，吕不韦招揽英才，聚集豪杰。秦始皇很讨厌书，吕不韦只是简略地攻击笔墨。并且举出这本书所指责近似秦始皇的地方，说秦始皇能不怒而容忍，几句话本是玩弄笔端，不考察事实，而后人有人仿照他的意思，说秦法好像还宽厚。我认为吕不韦自己计算，如果异人（子楚）使庄襄王国家灭亡，那么对于有秦国来说，戴他不像父母，威慑他不像明神，盘根错节、冰霜般严峻，本来不是一天就能改变的。年轻刚即位，端坐深居，一国的权柄，都掌握在他手中，招徕宾客，著述简篇，只是他轻视的事情。他对秦始皇有什么，而秦始皇又怎么禁止他呢？况且秦始皇起初，不是不喜欢士人，喜欢书的人，读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就立刻废除逐客令，打开关隘接纳他们；读了韩非的《说难》，就拍着大腿感叹那个人，攻打韩国来求得他。他勤于下士，溺于好文到了这种地步，即使尉缭那样因为言辞而远遁的人，也足以窥见他的大概了。等到海内平定，志得意满，揣度要建立万世不拔的基业，却不走正道，于是坑杀儒生，焚烧经籍，来愚弄百姓，修筑长城，隔绝大漠，来遏制四夷。看高氏所说的“西服北怀”等话，都不是十几岁的秦始皇所做的事。难道能因为吕不韦而讥讽，秦始皇就不怒吗？

魏牟、田骈都见于《庄子》《列子》《荀子》。魏牟与公孙龙是师友，田骈与慎到、彭蒙同术，号称天口。田骈大概是辩士。他所著的书，如果不是名实之学就应当列入纵横家，《汉书·艺文志》都列入道家，不可理解。大概战国所谓道家言论很杂，这两个人虽然以辩才雄于当时，必定自托于大道，所以跟随他们的言论列入道家。邓析著《竹刑》，应当列入法家，《汉书·艺文志》也列入名家。现在他的言论颇有类似名家的，刑名二业，大抵互相出入。

阴阳家首推宋国司星子韦，大概是依托景公的事情。班固称甘德、石申两家，后世于是有两本书。杨慎据为实，然而不对。阴阳家又有于长忠《臣论》九篇，《五曹官制》五篇，大概是或者主张世运而言，以及推演五德所崇尚的罢了。不然，就绝无意义了。

邹衍、邹奭都是辩士，而都列入阴阳家。大概所说的五德主运、终始、大圣迂怪之变等篇，接近后世元会的说法罢了。大抵战国著书的人，没有不是辩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子、荀子是儒家的辩士；庄子、列子是道家的辩士；墨子是墨家的辩士；魏牟、惠施是名家的辩士；韩非、邓析是法家的辩士；张仪、苏秦是纵横家的辩士；邹衍、邹奭是阴阳家的辩士；淳于髡、孟子是滑稽家的辩士；宋玉是词赋家的辩士。现在只知道张仪、苏秦、淳于髡、邹衍是辩士，孟子有好辩的名声，而后世不能以辩士看待他们。术可亡

译选择啊！

竺乾的教义，在汉明帝时才开始传入中国。它的信徒往往以郑圃、西方的学说来与之争辩。有见识的人认为后人掺入的文字不足为据。我曾经阅读战国诸子的著作，私下认为西方的学说大体上已经具备。当时世人只知道老子的致虚、墨子的博爱，是佛教所源自的，都只得到了一方面而没有得到另一方面。

老子的学说有三点：虚静、恬愉、濡弱。佛教所说的寂灭，不就是虚静吗？安乐，不就是恬愉吗？慈忍，不就是濡弱吗？墨子的学说也有三点：兼爱、明鬼、尚同。佛教所说的化度，不就是兼爱吗？轮回，不就是明鬼吗？普遍，不就是尚同吗？邹衍的话说：“九州称为瀛海”，那就是佛教的大千微尘、须弥阿耨。列子的话说：“周穆王梦见华胥”，那就是佛教的神通游戏、梦幻空花。庄子的话说：“大椿冥灵称为蜉蝣朝菌”，那就是万劫亿尘的宗旨；“称为鼠肝虫臂、生马生人”，那就是三涂六道的因果。至于关于生死的谈论、真际的论述，机锋迅发于后世的禅学，门风尤其吻合。

大概佛教尚未来到中华，而其立教的规范，大体上已经在战国几位思想家那里具备了。到了六朝南北时期，盛传各种佛经，一时能文之士，全都取用诸家的学说，润色并夸大它，于是世外宏大深远杰出奇异的风貌，就全部进入了佛陀的门户。还觉得不够，又取用佛教的学说而窜改合并，不也太过分了吗！

译古今诸子之书的兴盛，兴盛于战国和东京（东汉）；此后几乎就消亡了。唐人能写伪作而不能写真作，宋人能写真作而不能写伪作。即使义理灿烂辉煌，但论其文辞与秦汉相比，是不及的。大概到了明代，作者才彬彬有礼地著述出来。刘基的《郁离子》，属于杂家；王世贞的《短长经》，属于纵横家。《郁离子》引喻指陈，如同雷雨风云晦暗磅礴；《短长经》揣摩游说，如同江河大海波涛汹涌。即使把它们放在战国诸家中，难道能分辨出来吗？何景明的论政，接近法家；崔铣的《翼士》，纯正属于儒家。都体气高远超迈，词义宏大深远，古色黝黑深沉，渐渐接近汉代了。

史书和诸子书都是文章的一种体裁。我曾经说史书有别才，只有诸子书也是如此。刘基和宋濂同时兴起，胜过前代。刘基的文章不是宋濂能比得上的，用《郁离子》来看《史记》，或许相差五倍或六倍。李梦阳和何景明驾临盛明，何景明的文章不是李梦阳能比得上的，用《大复集》来看《空同集》，则大有差别。因为《史记》是急于撰写急于完成，而《空同集》是漫笔。《郁离子》、《大复集》则寄托了刘基、何景明生平的心志。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吗？

后世的诸子书，差不多像秦汉的，是文辞。至于其义理，终究不能达到儒家中的孟子、荀子，道家中的庄子、列子，兵家中的孙武，法家中的韩非。他们都以身践行其学说，终其一生，竭尽其力，以殉其书，所以邪正不同，同样归于不可磨灭。唐代以后，崇尚不同，所以诸子之言，很少了。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一

九流绪论中

（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杂编之属《少室山房笔丛正集卷十二）

汉代《子书》见于《七略》的：儒家，则有陆贾二十三篇，刘敬三篇，贾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贾谊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儿宽九篇，公孙弘十篇，终军八篇，吾丘寿王六篇，虞丘说一篇，庄助四篇，钩盾冗从李步昌八篇，桓宽《盐铁论》六十篇，刘向六十七篇，扬雄三十八篇；道家，则有捷子二篇（注云：汉武帝时人）曹羽二篇（同武帝时）；阴阳家，则有张苍十六篇，公孙浑邪十五篇，于长天忠臣传九篇；法家，则有晁错三十一篇；纵横家，则有主父偃二十八篇，徐乐一篇，庄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苍三篇；杂家，则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东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马相如等《荆轲论》共五篇；农家，则有董安国十六篇，泛胜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说家，则有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其余无名姓的，一概不记录）

汉代诸子之书的兴盛如此，但大概不如战国。现在只有陆贾、贾谊等十余家传下来，而公孙、主父等往往因为文辞被提及，有的不知道其时代爵位籍贯，因此记录其大概。

《春秋繁露》十七卷，称汉代董仲舒撰。自宋代以来，读者都认为可疑，而不能确定其真伪。查刘氏《七略》《春秋》类，只有《公羊治狱》十六篇称仲舒，而绝无《繁露》之名。隋《经籍志》才有它，有人以为就是《公羊治狱》十六篇，不对。我读《汉艺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东汉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诸子，凡是贾谊、桓宽、扬雄、刘向篇帙，往往完整保存，唯独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记录，而《春秋》类特别列出《繁露》一十七篇。现在读其书为《春秋》发挥的，仅仅十之四五，其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辩》等章，大多泛论性术治体。至于其他阴阳五行沴胜生克之论尤多，都与《春秋》大不相干。大概不仅《繁露》冠篇可疑，并且所命《春秋》之名，也不是实录。我认为这八十二篇之文，就是汉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学究极天人，且好明灾异，据诸篇见解，其为董氏显然必定是东京而后章次残缺，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氏所记《繁露》之称系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无知者。后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篇目间，所以都失之。应当析其论《春秋》者，复其名曰董子可也。

《孔丛子》称孔鲋撰，不对。孔氏子孙杂记先世言行，其文词类东京及，间有魏晋手笔，如孔臧与安国书是已。宋咸尝为注，训景濂遂以即咸伪撰，而体不甚类，宋人或未必尽然也。书七卷，所记子思子上、子高、子顺、子鱼及汉孔臧、子琳十余世，至季彦，与杨伯起、皇甫威明同时，政东汉之末，则此书当是季彦辈裒集先世遗言轶行而成，而宋人从润饰之。其《小尔雅》《诘墨》等篇，皆鲋撰者为多，遂通谓鲋作。其书虽不事竒诡，而一循规矩，不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