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二
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无可取，似后人赝本无疑也。按贾谊《新书》所引云：“和可以守，而严可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徳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国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爱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义则无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礼节则无以谕敬也。下爱其民，非以忠信则无以行爱也。”又曰：“圣人在上位，则天下不死军兵之事，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圣王在上位，而民无冻馁，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圣王在上位，民无夭阏之诛，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圣王在上位，则民无厉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确论也。今之所传有是乎？又《文选》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自黄乌至于赤斧，三军之士莫不失色。”今本无之，知为伪书矣。右杨氏《丹铅録》所载，可补《鬻子》之缺，因録此。余考谊《大政》篇所引尚有六条，暇当总辑，合今传十四篇，稍次先后为一编。
译没有比这更早的了。如今现存的十四篇，都无可取之处，似乎是后人伪造的本子无疑。查考贾谊《新书》所引用的内容说：“用和顺可以守御，用严厉也可以守御，但严厉不如和顺那样稳固。用和顺可以进攻，用严厉也可以进攻，但严厉不如和顺那样有德行。用和顺可以作战，用严厉也可以作战，但严厉不如和顺那样能取胜。”那么只有依靠和顺才是可行的。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对上要忠于君主，对中间要敬重士人，对下要爱护百姓。所以上对君主忠诚，如果不以道义为依据，就无法体现忠诚；中间敬重士人，如果不以礼节为规范，就无法表达敬意；下爱护百姓，如果不以忠信为基础，就无法施行仁爱。”又说：“圣人在高位，天下就不会发生战争，百姓免于一死而获得一次生存。圣王在高位，百姓就不会遭受饥寒，百姓免于二死而获得两次生存。圣王在高位，百姓就不会遭受不当的诛杀，百姓免于三死而获得三次生存。圣王在高位，百姓就不会遭受疫病，百姓免于四死而获得四次生存。”这些都是正确而确切的论述。现在流传的版本中有这些内容吗？另外，《文选》注中引用《鬻子》说：“周武王率领兵车去讨伐商纣，商纣有百万虎旅，在商都郊外布阵，从黄乌到赤斧，三军将士无不失色。”现在的版本中没有这段文字，由此可知它是伪书。以上杨慎《丹铅录》所载的内容，可以弥补《鬻子》的缺失，因此记录下来。我考证贾谊《大政》篇所引用的还有六条，等有空时应当总括辑录，合并现在流传的十四篇，稍微编排先后顺序，编成一册。
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间掇之以为竒；辨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者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小说家一类，又自分数种：一曰志怪，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竒，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録，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藂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辩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丛谈杂録二类，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搀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竒，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字之内，两端具存，姑举其重而已。
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启《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必备见简编，穷究底里，庶几得之。而冗碎迂诞，读者往往涉猎，优伶遇之，故不能精。
飞燕传》竒之首也，《洞冥杂俎》之源也，《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阳之祖也。魏晋好长生，故多灵变之说；齐梁弘释典，故多因果之谭。
子虚上林，不已而为修竹大兰；修竹大兰，不已而为革华毛颖；革华毛颖，不已而为后土南柯。故夫庄、列者，诡诞之宗；而屈、宋者，玄虚之首也。后人不习其文，而规其意；卤莽其精，而猎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云仙诞之诞也，清异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词，往往如郗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诡撰靡益见闻，其雅言可资谭噱。不为所欺可也。夫成汤之问夏棘，庄周之证齐谐，果有其人乎哉？
小说，唐人以前，纪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盖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率俚儒野老之谈，故也。
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或竒士洽人，搜罗■〈宀禹〉外，纪述见闻，无所回忌，覃研理道，务极幽深。其善者足以备经解之异仝，存史官之讨核，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乃若私怀不逞，假手铅椠，如周秦行纪、东轩笔録之类，仝于武夫之刃、谗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万世公论具在，亦亡益焉。
汉唐六代诸小说，几于无不传者。今单行别梓，虽寡。《太平广记》之中，一目可尽。《御览》诸书，往往槩见。郑渔仲所谓名亡实存也。宋人诸说，虽间载《百川学海》诸家彚刻及单行《夷坚》《桯史》之类，盛于唐前。然曽氏、陶氏二书，辑类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唐人《酉阳杂俎》《玄怪》等编，今皆行世，而《太平广记》所载，往往有诸刻所无者。盖诸书皆自《广记》録出，而抄集者卤莽脱略，致然。若魏晋六朝之书，即《广记》所载事，亦寥寥。盖年代稍远，当宋人辑《广记》日，已不尽存故也。
小说卷帙繁重者，太平广记之五百，夷坚志之四百，极矣，而不如虞初之九百也。秦汉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汉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书至繁，不过百卷，不应虞初卷多乃尔。余恐虞初之篇，即尚书百篇之篇，则九百篇者，不过九百事，计以后世之卷，不过数十余耳。今其说一不存。按汉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时方士，号黄车使者。盖七略所称小说，惟此，当与后世同。方士务为迂怪，以惑主心。神异十洲之祖，袭有自来矣。
晋平公梦朱熊窥其屏，恶之而疾，问于子产。对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败于颛顼，自沈于淮。其色
译诸子百家之中，小说家略属十家之一。前人选取的，共有九家，而小说家不在其中。然而古今著述，小说家特别兴盛；古今书籍，小说家独自流传。为什么呢？因为怪诞有力、扰乱神明的内容，世俗之人喜欢谈论，而这也被博学多识的人所珍视。玄妙虚无、广博深远的题材，好事者偏爱钻研，而这也被广博见闻的人所亲近。谈虎的人以夸耀来显示其激烈，而雕琢文辞的人偶尔摘取它来作为奇谈；辨鼠的人以证据来成名，而扪虱清谈的人大多借它来消磨时日。至于高雅的君子，心里知道它是虚妄的，但嘴上却竞相传播；早上斥责它的错误，晚上却引用它。这就好比淫靡的声音和艳丽的色彩，厌恶它却不能不喜欢它。喜欢它的人越多，传播它的人就越多；传播它的人日益增多，那么创作它的人就日益繁多。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小说家这一类，又自行分为几种：一是志怪，搜求神异、记述奇异，像《宣室志》《酉阳杂俎》之类就是；二是传奇，像赵飞燕、杨贵妃、崔莺莺、霍小玉之类就是；三是杂录，像《世说新语》《语林》《琐言》《因话录》之类就是；四是丛谈，像《容斋随笔》《梦溪笔谈》《东谷所见》《道山清话》之类就是；五是辩订，像《鼠璞》《鸡肋编》《资暇集》《辩疑录》之类就是；六是箴规，像《颜氏家训》《世范》《劝善录》《省心录》之类就是。丛谈和杂录这两类，最容易相互混淆，又往往兼有另外四家的内容，而那四家大多独立成类，不能搀入这两类之中。至于志怪和传奇，尤其容易互相出入，有时在一本书中，两件事同时记载；在一个字义内，两端都具备，这里只是举出其主要方面罢了。
小说，是子书的一支。然而谈论说理，有时接近经书，又有类似注疏的；记述事迹，有时通达史书，又有类似志传的。其他如孟棨的《本事诗》，卢瓌的《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于集部，究其体制，实在是小说的流派。至于子部杂家，尤其互相出入。郑樵说古今书家所不能区分的有九类，却不知道最容易混淆的，是小说。必须遍览简编，穷究底里，才能大致得到它。但因为内容冗杂琐碎、迂腐荒诞，读者往往只是涉猎，优伶遇到它，所以不能精研。
《赵飞燕传》是传奇之首，《洞冥记》是杂俎之源，《搜神记》是玄怪之先，《博物志》是杜阳之祖。魏晋崇尚长生，所以多有灵变之说；齐梁弘扬佛典，所以多有因果之谈。
《子虚赋》《上林赋》，不止于此，进而有《修竹赋》《大兰赋》；《修竹赋》《大兰赋》，不止于此，进而有《革华赋》《毛颖传》；《革华赋》《毛颖传》，不止于此，进而有《后土赋》《南柯太守传》。所以庄周、列御寇，是诡诞的宗师；而屈原、宋玉，是玄虚的首领。后人不熟悉他们的文辞，只效法他们的意趣；粗疏地对待其精微，只猎取其粗浅，不奇怪他们日益低下。
《云仙杂记》荒诞，《清异录》俳谐。然而它们的比喻旨意和遣词造句，往往像郗超那样，奴仆小有意趣，也是滑稽的范畴。它们诡异的撰写无益于见闻，但雅言可以供人谈笑。不被它们欺骗就可以了。成汤询问夏棘，庄周证实齐谐，果真有其人吗？
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妄，但藻饰可观；宋人以后，论次多真实，但彩艳殊乏。大概唐以前，出于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后，多是庸儒野老的谈论，所以如此。
小说这一流派，有时是骚人墨客，游戏笔端；有时是奇士洽人，搜罗屋外，记述见闻，无所回避忌讳，深入研究理道，务求极尽幽深。其中好的足以补充经学解释的差异，保存史官的考订核实，总之有补于世，无害于时。至于那些私怀不满，借笔墨发泄，像《周秦行纪》《东轩笔录》之类，等同于武夫的刀刃、谗人的舌头，这是大弊病。然而天下万世的公论都在，也无益于什么。
汉唐六代的诸小说，几乎无不流传。现在单行别刻，虽然稀少。《太平广记》之中，一眼就可以看尽。《御览》等书，往往概见。郑渔仲所说的名亡实存，就是指这个。宋人的诸说，虽然间或载于《百川学海》诸家汇刻及单行的《夷坚志》《桯史》之类，盛于唐前。然而曾氏、陶氏二书，辑类各近千家，现在所存的十不二三了。
唐人的《酉阳杂俎》《玄怪录》等编，现在都流传于世，而《太平广记》所载，往往有各刻本所没有的。大概各书都是从《广记》录出，而抄集者粗疏脱略，导致这样。如果魏晋六朝的书，即使《广记》所载的事，也寥寥无几。大概年代稍远，当宋人辑《广记》时，已不尽存了。
小说卷帙繁重的，太平广记的五百卷，夷坚志的四百卷，极多了，但不如虞初的九百卷。秦汉的篇，即唐宋的卷。太史公书一百三十卷，汉志作百三十篇。然而三代的书至繁，不过百卷，不应虞初卷多乃尔。我恐怕虞初的篇，即尚书百篇的篇，那么九百篇者，不过九百事，计以后世之卷，不过数十余耳。现在其说一不存。按汉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时方士，号黄车使者。大概七略所称小说，惟此，当与后世同。方士务为迂怪，以惑主心。神异十洲之祖，袭有自来矣。
晋平公梦见朱熊窥视他的屏风，厌恶它而生病，问于子产。回答说：“昔共工的臣子叫浮游，败于颛顼，自沉于淮。其色
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为天王祟，见之堂则王天下者死，见之堂下则邦人骇，见之门则近臣忧，见之庭则无伤。今窥君之屏，病而无伤，其祭颛顼、共工乎？”从其言而病间。右《太平御览》引《汲冢琐语》之文，束晳《传》所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者，推此可见。盖古今纪异之祖，出虞初前，而类书引者絶少。考隋、唐尚有其目，盖至宋而亡矣。因録之（隋志：梁顾协又有《琐语》，今亦不存）
译赤，它说话喜欢笑，走路喜欢回头看，形状像熊。它是天王的祟神，出现在厅堂，则称王天下的人会死；出现在厅堂之下，则国人惊骇；出现在门口，则近臣担忧；出现在庭院，则没有伤害。现在它窥视君王的屏风，使人患病但没有伤害，大概是祭祀颛顼、共工吧？”听从了他的话，病就减轻了。右边是《太平御览》所引用的《汲冢琐语》的文字，束晳《传》中所说的各国梦卜妖怪相书之类，由此可以推知。这大概是记载怪异之事的始祖，出现在虞初之前，而类书引用的极少。考证隋、唐尚有其目录，大概到宋代就亡佚了。因此录下它（《隋书·经籍志》：梁代顾协又有《琐语》，现在也不存在了）
杨用修谓唐小说不如汉，而举伶玄《赵飞燕传》中一二语为证。戊辰之歳，余偶过燕中书肆，得残刻十数纸，题《赵飞燕别集》。阅之，乃知即《说郛》中陶氏删本。其文颇类东京，而末载梁武答昭仪化鼋事，盖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复补缀以传者也。第端临《通考》、渔仲《通志》并无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间叙才数事，多俊语，出伶玄右，而淳质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见也。
别集称昭仪方浴，帝私觇侍者，报昭仪。昭仪急趋烛后避。帝瞥见之，心愈眩惑。他日昭仪浴，帝黙赐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觇之。兰汤灎灎，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飞扬，语近侍曰：「自古人主无二后，有则立昭仪为后矣。」右叙昭仪浴事，入画「兰汤灎灎」三语，百世下读之，犹勃然兴，矧亲炙耶（玄传肤体光发占烧烛」七字佳）
汉武故事》称班固撰，诸家咸以王俭造，考其文颇衰薾，不类孟坚，是六朝人作也。《史记》公孙弘谏征伐不从自杀，而钩弋夫人以病终，非武帝杀之，皆与史大异。吾以公孙断不能自杀，知钩弋之说为六朝之妄，无疑也。然仙传亦有钩弋事，盖祖此云。
博物志》十卷，晋张华撰。华博洽冠古今，此书所载疎略浅猥，亡复伦次，疑后世类书中録出者。然《隋志》亦仅十卷，每用为疑。近阅一杂说，记唐人殷文圭云：“华原书四百卷，武帝删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见有脗合者。盖《隋志》乃武帝所删本，至宋不无脱落后，人又从广记録出，虽十卷，实二三存，并非隋世之旧，故益寥寥耳（隋志》有《张公杂记》，杨用修所称《博物记》，盖即此书。殷文圭《通考》作文奎，非是。其说详《拾遗记》中）
刘义庆《世说》十卷，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絶唱也。孝标之注，博赡精核，客主映发，并絶古今。考《隋唐志》，义庆又有《小说》十卷，孝标又有《续世说》十卷，今皆不传。怅望江左风流，令人扼腕云（按《宋书·义庆传》不载《世说》，未详）
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刘知几谓非实録，不足病也。唐人修晋书，凡世说语尽采之，则似失详慎云。
义庆所著，又有《后汉书》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幽明録》二十卷，《宣验记》十三卷，集材二百卷。独《世说》盛行，嘉隆间尺牍诗词，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揑雷同，亦往往厌观云。
洪景卢《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今传止五十卷，他不可考。惟王景文《夷坚别志》序，尚可以知其纂辑之槩，因録之。序曰：「志怪之书甚伙，至鄱阳《夷坚志》出，则尽超之。余平生所书，略类洪公。始读《左传》《史记》《汉书》，稍得其记事之法，而无所施，因志怪发之。久之，习熟调利，滋溉翫不能释。间自观览，要不为无补于世，而古今文章之关键，亦间有相通者。不以是为无益，而中画愈裒。所见闻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书之目也。余心尚未艾，久之则将浸及于夷坚矣。凡夷坚所有而复见者，删之，更生佛之类是也。凡夷坚所有而未备者，补之，黄元道之类是也。其名仍为夷坚，而别志之。辨于鄱阳也，得歳月者纪歳月，得其所者纪其所得，其人者记其人，三者并书之，备矣。阙一二亦书，皆阙则弗书。丑而不欲着姓名者，婉见之，如《夷坚确梦》之类是也。丑而姓名不可不著者，显揭之，如《夷坚人牛》之类是也。其称『某人云』，又『某人得诸某人云』，若己所见，各识其所自来，皆循夷坚之规，弗易也。其异也者，笔力瞠乎其后矣（观此序，则洪志义例可推，其叙事当亦可喜，今所传甚猥浅，盖残缺之中又杂以伪矣）
今世传大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皆千卷，可谓富矣。然贞观中编《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轮朝编《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简帙皆多于宋。又许敬宗编《瑶山玉彩》五百卷，张太素编《册府》五百八十二卷，视今传《合璧
译杨慎说唐代小说不如汉代，并举出伶玄《赵飞燕传》中的一两句话作为证据。戊辰年，我偶然经过燕京的书铺，得到十几页残刻本，题为《赵飞燕别集》。阅读后才知道，这就是《说郛》中陶宗仪删节的本子。它的文风颇似东汉，但末尾记载了梁武帝回答昭仪化为鼋的事，大概是六朝人所作，而宋代秦醇又加以补缀流传下来的。只是王应麟《通考》、王应麟《通志》中都没有这个书目，而且文风也不是宋人所能写出的。其中叙述才人等几件事，多有俊逸之语，胜过伶玄，但淳朴质健则不如伶玄。可惜全书已不可见了。
《别集》记载昭仪正在沐浴，皇帝私下窥视，侍者向昭仪报告。昭仪急忙躲到烛火后面。皇帝瞥见了她，心中更加迷乱。另一天昭仪沐浴，皇帝暗中嘱咐侍者，特意让他们不要声张。皇帝从屏风缝隙中窥视。兰汤波光荡漾，昭仪坐在其中，如同三尺寒泉浸着明玉。皇帝意气飞扬，对近侍说：“自古君主没有两位皇后，如果有，就立昭仪为皇后了。”上面叙述昭仪沐浴的事，其中“兰汤波光荡漾”三语，入画极佳，百世之后读来，仍使人精神振奋，何况当时亲历其境的人呢（伶玄传中“肌肤光泽，头发占烧烛”七字也很好）。
《汉武帝故事》称班固撰写，各家都认为是王俭伪造，考察其文风颇为衰颓，不像班固的风格，是六朝人所作。《史记》记载公孙弘劝谏征伐不被采纳而自杀，钩弋夫人因病去世，并非武帝所杀，都与史书大相径庭。我认为公孙弘断不会自杀，由此知道钩弋夫人的说法是六朝人的妄言，无疑了。然而神仙传记中也有钩弋夫人的事，大概是沿袭此说。
《博物志》十卷，晋代张华撰写。张华博学贯通古今，此书所载疏略浅陋，毫无条理，怀疑是后世从类书中摘录出来的。然而《隋书·经籍志》也仅有十卷，每遇此事便心生疑虑。近来阅读一则杂说，记载唐人殷文圭说：“张华原书四百卷，武帝删减，只作十卷。”这才相信我的见解有相合之处。大概《隋志》所载是武帝删减后的本子，到了宋代不免有脱漏，后人又从《广记》中摘录，虽然仍是十卷，实际上只有两三卷留存，并非隋代旧本，所以内容更加简略（《隋志》有《张公杂记》，杨慎所称《博物记》，大概就是此书。殷文圭《通考》中写作殷文奎，不对。其说详见《拾遗记》中）。
刘义庆《世说新语》十卷，读其语言，晋人的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澹，真意无穷，是古今绝唱。刘孝标的注释，广博精核，主客映衬，也超越古今。考察《隋书》《唐书》经籍志，刘义庆另有《小说》十卷，刘孝标另有《续世说》十卷，现在都已失传。遥想江左风流，令人扼腕叹息（按《宋书·刘义庆传》不载《世说新语》，详情不详）。
《世说新语》以玄远韵致为宗旨，不是纪实之作。刘知几说它不是实录，不足以成为缺点。唐人修《晋书》，凡是《世说新语》中的话都加以采录，似乎失于详慎。
刘义庆所著，还有《后汉书》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幽明录》二十卷，《宣验记》十三卷，《集材》二百卷。唯独《世说新语》盛行，嘉靖、隆庆年间尺牍诗词，无不采撷，乃是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也往往令人厌看。
洪迈《夷坚志》四百二十卷，现在流传的只有五十卷，其余不可考。只有王景文《夷坚别志》序，还可以知道其编纂的大概，因此录下。序说：“志怪之书很多，直到鄱阳《夷坚志》出现，就全部超越了。我平生所写，大致类似洪公。起初读《左传》《史记》《汉书》，稍微懂得记事的方法，但无处施展，因此借志怪来抒发。久而久之，熟练流畅，滋润玩味不能释手。偶尔自我观览，大概对世道不是没有补益，而且古今文章的关键，也偶尔有相通之处。不认为这是无益的，中途更加勤奋。所见所闻加以补充，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书之目也。我心中尚未满足，久而久之就将接近《夷坚志》了。凡是《夷坚志》所有而又见到的，删去，更生佛之类是也。凡是《夷坚志》所有而未完备的，补上，黄元道之类是也。其名仍为夷坚，而别志之。辨别于鄱阳也，得到岁月的记载岁月，得到地点的记载地点，得到人物的记载人物，三者并书之，完备了。缺少一两项也记载，都缺少则不记载。丑恶而不愿署名的，委婉地表现，如《夷坚确梦》之类是也。丑恶而姓名不可不署的，明显揭露，如《夷坚人牛》之类是也。其称‘某人云’，又‘某人得诸某人云’，若己所见，各识其所自来，皆循夷坚之规，弗易也。其异也者，笔力瞠乎其后矣（观此序，则洪志义例可推，其叙事当亦可喜，今所传甚猥浅，盖残缺之中又杂以伪矣）
现在世间流传的大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都是千卷，可谓富有了。然而贞观年间编纂《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轮朝编纂《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简帙都多于宋代。又许敬宗编纂《瑶山玉彩》五百卷，张太素编纂《册府》五百八十二卷，视今传《合璧
事类》等书，亦皆过之。其始盖昉于六朝：何承天《皇览》一百二十二卷，刘孝标《类苑》一百二十卷，徐勉《华林要略》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览》三百六十卷。然诸书惟孝标一二出自独创，自余皆聚集一时文学之士奉诏编辑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书俱乆废不传，惟唐人《初学记》三十卷，《艺文类聚》一百卷行世。二书采摭颇精，第不备耳。中收録诗文事迹，往往出今史传文集外，使诸大部传必各有可观，惜哉。
译《事类》等书，也都超过了它。这类书的起源大概始于六朝：何承天的《皇览》一百二十二卷，刘孝标的《类苑》一百二十卷，徐勉的《华林要略》六百卷，祖珽的《修文御览》三百六十卷。然而这些书中，只有刘孝标的有一两本出自独创，其余都是聚集当时的文学之士奉诏编辑的，并非一人亲手编纂。如今《博要》《珠英》等书都已长久废弃而不流传，只有唐人的《初学记》三十卷、《艺文类聚》一百卷在世间流行。这两部书采集搜罗颇为精当，只是不够完备罢了。其中收录的诗文事迹，往往出自当今史传文集之外，倘若那些大部头的类书都各自有可观之处，真是可惜啊。
右类书颠末略纪于此。按类书，郑志另録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以属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别録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
欧、虞皆有类书，今惟欧《类聚》传；元、白皆有类书，今惟白《六帖》传；元《类集》三百卷，至宋已亡；虞《北堂书钞》见《通考》，阅今藏书家，时有此本，然非完书。
白氏书见《唐艺文志》，止名《经史事类》，而不名《六帖》。于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复传。孔氏书《通志》所无，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欧，备不如合璧也（孔帖见马氏《通考）
世传极浅陋书，若《锦绣万花谷》《韵府》《羣玉》《羣书渊海》之类，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孙翰有《锦绣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钱昌宗《韵类》题选一百卷。陈鄂《四库韵对》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温庭筠《学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修文海》十七卷。王义方《笔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张融有《玉海》四十卷。俱系已集，与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仝而实异也。
太宗以五代文人失职，虑生意外，故厚其廪禄，俾编集诸类书。文皇命高士廉等，当亦此意。武氏以二张故，俾集羣彦，编三教珠英，而一时秉笔皆浮艳士，真欲盖弥彰矣。武氏又有《古今内范》百卷，《列女传》百卷，穷古今可笑事，当无若此二端。高宗又有《天训》四卷，宇宙间信未尝无对也。
诸史艺文有《道德经》二卷，题晋孙登注，谓即善啸者，无疑不尔，亦是假托。及阅孙绰传，乃知登，绰子也。又呉孙权太子亦名登，又汉时谶文“代汉者名孙登”，铜马诸贼因立孙登为天子（见《光武纪）是汉晋间有四孙登也。又《老子音》一卷，亦称登撰，当亦绰儿。
道家有五等朝仪一卷，题张万福撰。崇文总目云：未详何人。按唐张万福抗言救阳城，即世主谓“江淮草木皆闻尔名”者，而崇文愦愦如此，允宜长睿讥之。然万福武人，著书或非其事。酉阳杂俎又有名医张万福，则此书固未知出谁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诚足讥，东观亦未审也（崇文于陆修静、德山皆不能知，故万福之未详，知其非疑误也）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附录：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胡应麟撰。应麟字符瑞，兰溪人。万厯丙子举人。以依附王世贞得名，故《明史·文苑传》附载世贞传中。此其生平考据杂说也，分正续二集，为书十六种。曰《经籍会通》四卷，皆论古来藏书存亡聚散之迹；曰《史书占毕》六卷，皆论史事；曰《九流绪论》三卷，皆论子部诸家得失；曰《四部正讹》三卷，皆考证古来伪书；曰《三坟补遗》二卷，专论《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以补《三坟》之缺；曰《二酉缀遗》三卷，皆采摭小说家言；曰《华阳博议》二卷，皆杂述古来博闻强记之事；曰《庄岳委谭》二卷，皆正俗说之附会；曰《玉壶遐览》四卷，皆论道书；曰《双树幻钞》三卷，皆论内典；曰《丹铅新录》八卷；曰《艺林学山》八卷，则专驳杨愼而作。其中征引典籍极为宏富，颇以辨博自矜，而舛讹处多不能免。如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摘其以峩嵋为佛经金刚山之非，辨妇人弓足之前后两岐；王士祯《香祖笔记》摘其误以秦宜禄妻为吕布妻，唐人《长安女儿踏春阳》一絶止据《博异志》，而不引沈亚之为疎漏。近时张文檒《螺江日记》以为《竹书》实出于晋太康年，而应麟以为咸宁，反纠杨愼为非是。今核其所说：如《经籍会通》谓《崇文总目》但经史有所论，《列子》集阙如，葢据《六一集》所载，然《六一集中》亦尚存子部之半，非竟阙也。又谓《广川书跋》惟以说经为主，自余诸家仅存卷
译以上关于类书源流大致的记载在此。查考类书，郑樵在《通志》中另作记录，但仍将其列入子部，大概是不想在经、史、子、集四部之外另立门户。然而类书有多种，如《初学记》兼载诗词文章，则接近于集部；《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事实完备，则邻近于史部；《通典》《通志》涉及声韵、礼仪之类，又偶尔牵涉经部，专门将它们归入子部，恐怕也不妥当。我想将二藏（佛藏、道藏）以及伪托的古书和类书单独列为一部，附在四大部类的末尾，尚待博雅之士商议。
欧阳询、虞世南都有类书，如今只有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流传；元稹、白居易都有类书，如今只有白居易的《白氏六帖》流传；元稹的《类集》三百卷，到宋代已经亡佚；虞世南的《北堂书钞》见于《通考》，查阅当今藏书家，偶尔有此版本，但并非完整之书。
白居易的书见于《唐艺文志》，只称《经史事类》，而不称《六帖》。于立政曾有《六帖》三十卷，但世间不再流传。孔传所编的书《通志》中没有记载，如今与白居易的版本合刻，但精审不如徐坚、欧阳询，完备不如《合璧事类》（孔氏《六帖》见于马端临《文献通考》）。
世间流传极浅陋的书，如《锦绣万花谷》《韵府群玉》《群书渊海》之类，它们的名称也起源于前代。唐代孙翰有《锦绣谷》五卷，这是他所居住的山名。钱昌宗《韵类》题选一百卷。陈鄂《四库韵对》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温庭筠《学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修文海》十七卷。王义方《笔海》十卷。又有北朝人《文海》四十卷。张融有《玉海》四十卷。这些都是已编纂成集的书，与宋代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
唐太宗因为五代文人失去职位，担心发生意外，所以厚给他们的俸禄，让他们编纂各类类书。唐高祖命高士廉等人，大概也是这个意思。武则天因为二张的缘故，让众多才俊聚集，编纂《三教珠英》，而当时执笔的都是浮华艳丽的士人，真是欲盖弥彰了。武则天又有《古今内范》百卷，《列女传》百卷，穷尽古今可笑之事，应当没有比这两件事更甚的了。唐高宗又有《天训》四卷，宇宙间确实没有没有对应的事物。
各史艺文志中有《道德经》二卷，题署晋代孙登注，说是那个善于长啸的人，毫无疑问不是这样，也是假托。等到查阅孙绰传，才知道孙登是孙绰的儿子。又吴国孙权太子也名登，又汉代谶文说“代替汉朝的人名叫孙登”，铜马等贼寇因此立孙登为天子（见《光武帝纪》），这是汉晋之间有四个孙登。又《老子音》一卷，也称孙登撰，应当也是孙绰的儿子。
道家有《五等朝仪》一卷，题署张万福撰。《崇文总目》说：不详何人。查考唐代张万福直言救阳城，就是世人所说“江淮草木皆闻尔名”的那位，而《崇文总目》如此昏聩，确实应该受到长睿的讥讽。然而张万福是武人，著书或许不是他的事。《酉阳杂俎》又有名医张万福，那么这本书确实不知道出自谁手，或者还有另一个人，不可知。《崇文总目》确实值得讥讽，《东观汉记》也不详审（《崇文总目》对于陆修静、德山都不能知晓，所以张万福的不详，可知并非疑误）。
《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附录：《少室山房笔丛》正集三十二卷，续集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明代胡应麟撰。应麟字元瑞，兰溪人。万历丙子年举人。因为依附王世贞而获得名声，所以《明史·文苑传》附载在王世贞传中。这是他的生平考据杂说，分正续二集，共十六种书。曰《经籍会通》四卷，都是论述古来藏书存亡聚散的踪迹；曰《史书占毕》六卷，都是论述史事；曰《九流绪论》三卷，都是论述子部诸家的得失；曰《四部正讹》三卷，都是考证古来的伪书；曰《三坟补遗》二卷，专门论述《竹书纪年》《逸周书》《穆天子传》三种，以补《三坟》的缺失；曰《二酉缀遗》三卷，都是采摭小说家的言论；曰《华阳博议》二卷，都是杂述古来博闻强记之事；曰《庄岳委谭》二卷，都是纠正俗说的附会；曰《玉壶遐览》四卷，都是论述道书；曰《双树幻钞》三卷，都是论述佛典；曰《丹铅新录》八卷；曰《艺林学山》八卷，则是专门驳斥杨慎而作。其中征引典籍极为宏富，颇为自己的辨博而自矜，而错讹之处多不能避免。如沈德符《敝帚轩剩语》摘取他以峨嵋为佛经金刚山之非，辨析妇人弓足的前后两歧；王士祯《香祖笔记》摘取其误以秦宜禄妻为吕布妻，唐人《长安女儿踏春阳》一绝仅据《博异志》，而不引沈亚之为疏漏。近来张文檒《螺江日记》认为《竹书》实出于晋太康年间，而应麟认为是咸宁年间，反而纠驳杨慎为非是。现在核查他的说法：如《经籍会通》说《崇文总目》只有经史有所论述，《列子》集阙如，大概是根据《六一集》所载，然而《六一集》中也尚存子部的一半，并非完全缺失。又说《广川书跋》只以说经为主，其余诸家仅存卷
数，葢据《书录解题》，然《书录解题》所言乃《广川藏书志》，非《广川书跋》也。又谓《孟子》七篇，而汉志十一篇，葢“七”字误分为二，然前巳引《困学纪闻》称《孟子》外篇四篇，以四合七，非十一，而何？何隔两页而自矛盾也。又谓先孔子而著书者，黄帝、史、孔甲、盘盂二十六篇，然汉志注明云依托，何以谓书在孔子前也？又谓《汉志》兵家儿子一篇，书名奇怪。然儿古倪字，故倪寛史亦作皃寛。儿子名书，亦犹孙子、吴子，何奇怪之有也？又云刊板当始于隋，引开皇十三年勅废像遗经，悉令雕板为证。然史文乃废像遗经，悉令雕造，非雕板也。史书占毕，大抵掉弄笔端，无所考证。至云世知项槖八岁而师孔，不知蒲衣八岁而师尧，甘罗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岁掌火，尤少。以小说委谈入之史论，殊为可怪。至以曹沬刼盟为葵邱之会，以素问之雷公为黄帝弟子，更不知出何典记矣。九流绪论谓史佚为墨家之祖，不知吕氏春秋有史角之明文。谓隋志不载《孔丛》，不知隋志《孔丛》七卷，在《论语》类中，不在儒家类中。谓《孔传》续《六帖》，郑樵《通志》所无，不知传与樵俱建炎、绍兴间人，同时之书，樵安能著录？《四部正讹》谓惮于自名者，魏泰《笔录》，然《东轩笔录》实泰自署名，其托名梅尧臣者，乃《碧云騢》。谓卫元嵩《元命包》袭《春秋》《孝经纬》之名，然元嵩书名《元包》，不名《元命包》，且《春秋》有《元命苞》，苞字从草，《孝经》并无《元命包》也。至谓《子华子》之程本卽伪撰者之姓名，益无稽矣。姑约举其一二，尚不止沈德符等之所纠。葢捃摭旣博，又复不自检点，抵牾横生，势固有所不免。然明自万厯以后，心学横流，儒风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应麟独研索旧文，参校疑义，以成是编，虽利钝互陈，而可资考证者亦不少。朱彝尊称其不失读书种子，诚公论也。杨愼、陈耀文、焦竑诸家之后，录此一书，犹所谓差强人意者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
译“数”字，大概是依据《书录解题》，然而《书录解题》所讲的乃是《广川藏书志》，并非《广川书跋》。又说《孟子》有七篇，而《汉书·艺文志》记载为十一篇，大概是“七”字误分成了两个字，然而前面已经引用《困学纪闻》称《孟子》外篇有四篇，用四加上七，并不是十一，那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相隔两页就自相矛盾呢？又说在孔子之前著书的，有黄帝、史官、孔甲、盘盂共二十六篇，然而《汉书·艺文志》注明说是依托之作，凭什么说这些书在孔子之前呢？又说《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有《儿子》一篇，书名很奇怪。然而“儿”是古“倪”字，所以倪宽在史书中也写作“皃宽”。《儿子》作为书名，也就像《孙子》《吴子》一样，有什么奇怪的呢？又说雕版印刷应当始于隋朝，引用开皇十三年敕令废除佛像、遗留的经典，全部命令雕版作为证据。然而史书原文是废除佛像、遗留的经典，全部命令雕造，并非雕版。史书占毕，大体上玩弄笔端，没有考证。至于说世人知道项橐八岁而拜孔子为师，却不知道蒲衣八岁而拜尧为师，甘罗十二岁上卿，已经算小了；而伯益五岁掌管火事，更加小。把小说中的闲谈放入史论之中，实在奇怪。至于把曹沫劫盟当作葵丘之会，把《素问》中的雷公当作黄帝的弟子，更不知道出自什么典籍了。《九流绪论》说史佚是墨家的始祖，不知道《吕氏春秋》有史角的明文记载。说《隋书·经籍志》不记载《孔丛子》，不知道《隋志》《孔丛子》七卷，在《论语》类中，不在儒家类中。说《孔传》续《六帖》，是郑樵《通志》所没有的，不知道孔传与郑樵都是建炎、绍兴年间的人，同时代的书，郑樵怎么能著录呢？《四部正讹》说害怕自己署名的是魏泰的《笔录》，然而《东轩笔录》确实是魏泰自己署名的，那托名梅尧臣的，乃是《碧云騢》。说卫元嵩的《元命包》袭用了《春秋》《孝经纬》的名号，然而卫元嵩的书名叫《元包》，不叫《元命包》，而且《春秋》有《元命苞》，“苞”字从草字头，《孝经》并没有《元命包》。至于说《子华子》的程本就是伪撰者的姓名，更是没有根据了。姑且简略列举其中一二，尚不止沈德符等人所纠举的。大概搜集既广博，又缺乏自我检点，矛盾横生，形势本来就不免如此。然而明朝自万历以后，心学泛滥，儒风大坏，不再以考证古事为务。陈振孙独自钻研旧文，参校疑义，以此编成此书，虽然优劣互见，但可供考证的也不少。朱彝尊称赞他不失为读书种子，确实是公正的评价。在杨慎、陈耀文、焦竑诸家之后，记录这一本书，还算是所谓差强人意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