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

《元城语录》。杂家类三杂（说之属）提要。

臣等谨按：《元城语录》三卷，宋代马永卿编纂。马永卿字大年，〇州人，流寓铅山。根据《广信府志》，知道他曾在大观三年考中进士。根据他所写的《懒真子》，知道他曾任江都丞、浙川令、夏县令。书中又提到他曾任职关中，但不知具体担任什么官职。宋徽宗初年，刘安世与苏轼一同从北方归来。大观年间，刘安世寄居永城，马永卿当时正担任主簿，向刘安世求学，因此收集他的言论编成此书。刘安世的学问出自司马光，所以书中多有司马光的遗说。只是司马光曾对《孟子》有所怀疑，而刘安世则笃信《孟子》，这也足以看出君子之间的交往不会苟且附和。其中关于宋太祖制作薰笼一事，周必大在《玉堂杂记》中说他将元丰年间的官制加在宋太祖时期，这是附会错误。然而刘安世不是乱说话的人，或许只是记忆偶尔不够准确罢了。李心传在《道命录》中又论述他记载程子谏折柳一事是虚假的，说程子被任命为说书官是在三月或四月二日，当时才再次上疏辞免，四月上旬并非万物生长的时节等等。然而四月上旬与三月相差无几，据此断定必定没有“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戕折”的话，则是强词夺理，并非正理。刘安世风骨高峻，气节震动天下。朱熹编写《名臣言行录》，对王安石、吕惠卿都有所节录，却唯独不收录刘安世。董复亨《繁露园集》中有此书的序言说：“朱文公《名臣言行录》不记载先生，实在令人不解。等到阅读《宋史》，才知道文公不收录先生的原因，大致有三点。因为先生曾上疏议论程正叔，且与苏文忠交好，又喜欢谈论禅理。文公偏袒程正叔，不认同苏文忠，至于禅理，更是内心轻视极力抗拒，因此不收录他的言论，并非没有原因。这也是洞察细微的议论。”然而《道命录》详细记载了孔平仲等人弹劾程子的奏疏，以示讥讽贬低，却唯独不记载刘安世的奏疏，不过是在孔平仲条目下附论他不知伊川罢了。大概也是知道刘安世的人品，世人共同信任，不可动摇，不敢丑化诋毁他。近代有安丘刘源渌的人，写《冷语》三卷，拾取伊洛学派的糟粕，却以卫道为名，肆意攻击，指责刘安世为邪人，说他的罪过甚于章惇、邢恕，难道不是只有朋党之见，完全没有是非之心吗？总之，刘安世的心事如青天白日，不是刘源渌一人所能遮蔽众人眼睛的。《行录》一卷，是明代崔铣续编的。大名兵备副使于文熙又补缀其文，旧本附在《语录》末尾，现在也一并保存，希望读者知道刘安世的品行，更能印证刘安世的言论。至于《语录》之中，有时似乎涉及禅理，这在程门高弟游酢、杨时、吕希哲、谢良佐等人中，朱熹也讥讽他们有这种弊病，这不必单独归咎于刘安世，也不必再为刘安世讳言了。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刘元城语录解原序

我观看马永卿所著的《元城先生语录》。唉！前辈不再出现了。让我读它，以至于三次叹息。我考察先生所学所论，都来自不妄语。他议论时事，议论经史，都考订是非，辨别长短，不诡随，不雷同，不欺于心，最终以慎重结束。这都是不妄语的功劳。司马温公《心法》，先生得到了它。绍兴丙子八月，范阳张九成序。

我家在高邮，年少时跟随外家张氏各位舅舅求学。五舅讳枞，字圣作；七舅讳桐，字茂实；九舅讳楫，字济川。大观三年冬，我将赴亳州永城县主簿任，七舅告诫我说：“永城有寄居的刘待制，你知道吗？”我回答说不知道，舅舅因此详细讲述先生的出处起居，并且说：“你到任后可以写信求教。”我到任的第二天，就去拜见，三天后写信求教。先生说：“如果你真的不轻视我，希望时常来相见。”我因此每隔两三天去一次门，后来几个月，先生认为我可以教导，心里也自喜，曾说：“我在贬谪籍中，少有人来往。贤者少年初仕宦，肯来相从，希望日后不要辜负此言。”当时先生寓居在县的回车院，年龄六十三四岁，容貌堂堂，精神言语雄伟开朗爽快。每次见客，无论寒暑，无论早晚，必定穿戴整齐而出。虽然谈论超过一个时辰，身体没有倾斜，肩背耸直，身体不多动，甚至手脚也不移动。唉，可畏的人啊！我跟随他学习共一年有余。后来先生居南京，我往来数次见他，退下必定记录他的言语。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我既不能卓然自立，实行所学以追随前辈，已经辜负先生的托付了。如果不能追录先生的言语，使之泯灭，那么我的罪过更大。我怀此志向很久了，只是因奔走因循，想写又停止。近来因窃录祠廪，晨昏闲暇，就追录以传子孙。大概因为我声名微弱，不能使他人必定传扬。先生是元城人，讳安世，字器之，事迹在国史中。绍

译兴五年正月十五日，马永卿在大年作序。

译钦定四库全书

元城语录解卷上 宋 马永卿 编

明 王崇庆 解

我初次拜见先生时，先生询问我的籍贯，并且说：“王巩身体好吗？”我回答说：“王学士安好。”我来赴任时，曾去向他辞行，两天后，知县詹承议辅对我说：“刚才见到刘待制说，新来的主簿是可以教导的。”于是问：“他是根据什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先生说：“年轻人不称呼前辈的字，这是合乎礼体的。”又说：“这位先生非常谨慎地给予赞许，我的朋友一见他就极力称赞，这值得重视。”王学士字定国，跟随先生学习，居住在高邮【解说：这是马永卿接受元城先生教诲的开始。如今前辈的字，称不称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而元城先生却看重这一点。大概他这一念忠厚的流露，终身德业的根基就在这里，不仅仅是合乎礼体而已。唉！那些童心未除、傲气未降，反而傲视尊长、对父兄无礼，甚至进而诋毁的人，难道不是马永卿的罪人吗？】

我拜见先生后的第三天，我呈上书信请求教诲。先生读了两遍，似乎露出喜悦的神色，并且用言语表示感谢。我于是询问立身处世和做官的道理，先生问完我的家庭情况，说：“你的俸禄微薄，应当量入为出。”我又请求进一步指教，先生说：“《汉书》说：‘做官的道理以法令为老师’，有空可以看看法令的条理。”又说：“这不仅可以用它来治理百姓，也可以用它来保全自身。”我回去查阅《汉书》，前面的话出自薛宣的传记。先生的意思，是认为我刚走出科举考场，行为容易触犯法律，并且容易被官吏欺骗，所以才有这些话【解说：这是元城先生不得已而顺从世俗，不得已而用官吏之道来教导人。如今说做官的道理以法令为老师，固然没错。难道不说儒者的道理以六经为老师吗？难道不说儒者的道理以仁义为老师吗？所以听说有积累不善而遭受灾祸的人，没听说亲身践行仁义却触犯法律的人。听说有不遵守法度而丧失性命的人，没听说潜心研究圣经却得到不好回报的人。竟然用官吏之道来倡导，如同我们儒者的六经仁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曾经认为六经仁义不仅可以用它来治理百姓，也可以用它来保全自身。所以知道元城先生不是自己践行而是顺从世俗。读者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迂腐】

先生询问我过去治学的是什么经典，我回答说治的是《尚书》。先生说：“现在的《尚书》是汉代所说的《尚书》，如果再寻求孔子所确定的《尚书》，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听到他的话，脸色惊骇。先生说：“汉朝继承秦朝焚书之后，各位儒生各自根据所学谈论经典，有的得到有的失去，然而各自成为名家。从济南伏生开始，不仅仅是一个人。从其中选取，只有孔安国的古文《尚书》特别胜过各家，就是现在的《尚书》。”我说：“它的大致情况如何，可以让我知道吗？”先生说：“罢了，比如‘若稽古’这几个字往往不同，不知道近日的士人怎么解释？”我于是举出新经的解释来回答。先生说：“这不是金陵的说法吗？不仅金陵的说法不对，而且孔氏的说法也不对。”于是让我取来注本的《尚书》，用手指着对我说：“从这里开始是《尧典》，以《尚书》的序言。旧的典章和序言同在一处，孔氏把它移到各篇的开头。”又指着《尧典》说：“以下对我说：这两个字是篇名。下面应当是‘粤若稽古’，‘粤若’是发语词。稽，是考察。意思是史官考察古代有这件事。现在孔氏把‘若’解释为顺从古道而行，这是不对的。”然而这件事你终究没能理解，可以取前汉的《儒林传》《艺文志》熟读，就可以明白了。我几天后再次拜见，并且说：“《尧典》的解释果然如先生所说。”于是说：“《儒林传》说：‘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当时的文字阅读它，因此兴起他的家学。’我私下担心现在的《尚书》不是古文。”先生笑着说：“是的。古文《尚书》是科斗文，科斗文变为大篆，大篆变为小篆，小篆变为隶书。所谓的今文字，就是汉朝的隶书。所以《尚书》序说：‘为了隶书和古文确定，它距离科斗文已经很远。’”我又说：“‘粤若’，就是所谓的‘越若来三月’。所谓的‘稽古’，就是所谓的‘惟稽古’。”先生说：“对。现在按照《艺文志》的注释说：‘秦延君解释说：解释“若稽古”用了二三万言’，那么说‘若稽古’应当作为四个字一句。现在把《尧典》作为一句，‘若稽古帝尧’作为一句，这是不对的。”秦延君字延君，信都人，见《儒林传【解说：这是元城先生教导马永卿读书的大致内容。大体上距离古代既然已经很远，那么文字必然逐渐变化，意义必然因人而异。只有二帝三王的大经大法，现在记载在典谟训诰中的，固然都是确定而可以考察的。所以《尚书》用来记载政事，然而帝王的心法既然相同，那么也不可以拘泥于形式。这在穷究经义的人如何变通罢了。所以用尧舜的揖让之道，没有增加什么。用汤武的放伐之道，没有减少什么，因为分别已经确定。至于科斗、篆、隶的说法，不过是评论经书的书法罢了，不是论述经书的道理】

先生于是谈到王荆公的学问，先生说：“金陵也不是普通人，他的操守品行与老先生大致相同。”先生称呼温公就说：“老先生。”称呼荆公就说

译：“金陵。”他们质朴俭朴，终身好学，不把官职放在心上，这是相同的。只是学问有邪正之分，各自想实行自己所学罢了。然而众人往往过分诋毁这个人，这是君主不信任的原因，也是天下士人至今怀疑的原因，因为他们的言论不公正，越是诋毁就越不被信任。曾经记得汉朝大臣在君主面前议论别人的长短，都依据事实，朱云就是其中之一。我退下后查阅朱云的传记，华阴守丞嘉上封事，推荐朱云担任御史大夫，将此事下达给公卿询问意见，衡回答说朱云一向好勇，多次犯法逃亡，学习《易经》颇有师道。我后来见到先生，便举出这番话，先生说：“是的。”凡人都有善有恶，所以人有诋毁有赞誉。如果不称赞他的善行，而一并认为是恶行并加以诋毁，那么人们一定不相信真的有这种恶行。所以攻击金陵的人，只应该说他学问乖僻，任用他一定会扰乱天下，那么君主一定会相信。如果认为他像桑弘羊那样用财利结交君主，像李林甫那样禁止言论以巩固地位，像卢杞那样奸邪，像王莽那样大奸大佞，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了。因为这个人一向有德行，而天下人一向尊敬他，君主考察也没有这些事，那么那些诋毁他的话也就不被相信了。这是进言者的大忌【解曰：元城论述荆公，是为了尊崇温公。其实温公、荆公怎么能相同呢？然而说大致相同，就已经抓住了要点。他说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把官职放在心上，从当时看来，两位公卿似乎有相同之处。不知道两位公卿所学是否真诚，这也是相同的吗？不是的。现在即使从一件事上也有足以证明的地方，所以蓬头垢面不符合人情。质朴俭素的人难道是这样吗？在家里争夺墩子，当时舆论评价就是这样。不把官职放在心上的人难道是这样吗？由此可知金陵与温公，名义上虽然大致相同，但内心实际上相差悬殊。这就是真诚与不真诚之间的区别，不可不仔细考察。然而他博学多才，应当也有不可诋毁的地方，而人们却往往诋毁他，那是因为他执拗而招致如此。所以我说道：元城论述荆公，是为了尊崇温公】先生问我：“世人归罪于金陵的是什么？”我回答说是新法。先生说：“这只是一件事，它的大害不在于此。况且论述新法多符合周朝的制度，而且五帝的制度尚且不同，而金陵却把周朝的制度施行于本朝，为什么呢？况且祖宗之所以不多制定法令，正是担心官吏借此骚扰百姓。正如庄子所说：‘打破量器折断秤杆，那么百姓就不争了。’假如天下人都像庄周，自然可以不争；假如天下官吏都像临川人，可以不要人的钱财吗。我说：“所谓大害是什么？”先生说：“正在于侥幸之路被打开。好比一个大房间中聚集了天下的珍宝，只有一扇门，门前有一条正路，非常宽敞，但是极其迂远难到。如果不是合适的人走这条路，一定有人劝回他。然而这个房间又有几条小邪路可以到达，有几个小门可以进入。自古圣君贤臣同心协力极力关闭这些门，如果有从邪路来的，就拒绝他，使他不能进入，有时放一两个人进入，也不至于造成很大的危害。如果广泛打开这些路，大开这些门，那么人们就会乘此捷径而入。自从这门打开之后，就不再可以关闭，何况有人在房间中召唤他们呢？”嘉祐末年，天下的弊病在于松弛缓慢，金陵想推行新法，担心州县怠慢轻忽，于是提拔任用新进少年，而侥幸之路从此就开启了。又教君主作威作福的方法，所以有不按次序用人，至于特旨御前处分、金字牌子、一时指挥之类，纷纷而出，作为赏罚，成为君主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自己掌握是可以的，如果其势必然被奸臣窃取，那么赏罚纲纪大坏，天下想要不乱，可能吗【解曰：元城论述金陵引用新进，轻易改变纲纪，他的话非常恰当，没有可以再议论的。那么金陵得罪当世的人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说‘教君主作威作福的方法’，似乎稍有阻碍。为什么呢？威福，是君主的大权，怎么能一天没有呢？也说‘教他’吗？然而他加了一个‘术’字，那么还有可以推托的余地。《洪范》说：‘只有君主作威，只有君主作福。’是说政令在君主手中。又说：‘臣下没有作威作福的。’是说权力不可下移。金陵却教他以术，那么违背道义而违逆人性的就多了。这元城讥讽他认为是大害，并非过分】

译先生平时也谈论佛教，常说：“孔子与佛陀的言论互为始终。孔子说：‘不凭空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自以为是。’佛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们言论的次第好像出自同一人之口。只是孔子以三纲五常为道，以治理百姓为心，所以对于色空之论只是略微开启端绪，想要让人自己领悟罢了。况且孔子的本心，就是佛陀的本心。假如天下没有三纲五常之道，那么祸乱就会大作，人类将没有幸存者，这难道是佛陀的心意吗？譬如州县长官不处理政务，导致郡县大乱，却反而礼佛、诵经、闭门坐禅，认为这样就是学佛，可以吗？所以儒、释、道、神四者，其本心都是一样的，只是门庭施设不同罢了。”先生说：“古今大儒因为著论诋毁佛法，是有原因的。况且那边（佛教）权重，这边（儒家）就势轻。现在身为儒家的弟子，应当各自坚守自己的教义，使其不至于过于沉重（失衡）罢了。况且三教如同鼎的三只脚，难道能让一只脚特别大吗？那么鼎一定会翻倒。”况且所谓的佛法，究竟是什么呢？凡是可以用言语表达的，都是有为法。称为有为法，那么就有成有败。然而万物的道理，兴盛到了极点必定败坏。所以佛法太过兴盛，不仅成为我们儒家的弊病，也是佛法的大祸患。那些世间的小儒不知道这个道理，看见前辈有时诋毁佛法，也跟着诋毁，认为佛法都毫无可取之处，这是不对的。樵夫牧童的话，圣人也会加以选择。况且佛法难道还不如樵夫牧童的话吗？而圣人，就是尧、舜、周公、孔子。他们却自视超过尧、舜、周公、孔子，这是好大喜功的弊病，与沉迷佛教以至于谄媚佛教属于同一类。【解说：这一段恐怕是元城先生刘安世尚未被感化的地方，否则就是永卿附会他人的言论，失去了真相。我不敢刻意回避，巧言掩饰，这也是我们儒家共同的态度吧？】现在道只有一个罢了。佛教看到了它，称之为寂灭；道教看到了它，称之为虚无。这是把道分成了两个。把它分成两个的，就不是真正的道。不是真正的道，也就不可言说了。现在看他说：“孔子与佛陀的言论互为始终。”不知道所谓互为始终是什么意思？又说：“他们言论的次第好像出自同一人之口。”门人记录孔子所说的“意、必、固、我”，是指人的私欲，而孔子则完全没有这些。这并不是指梦幻泡影。佛教所说的“无我、无人”等，是说万法皆空。正因为如此，所以断绝妻子，远离人群，堵塞耳目，这是大乱之道。相差太远了，把它们等同起来，岂不是过分了吗？况且说：“儒、释、道、神其心皆一”，难道心既相同，而道却不同吗？又说：“只是门庭施设不同。”既然说施设不同，难道主体部分却相同吗？唉！率领天下的人，参杂异同的变化，危害天理的正道，必定是从这些话开始的。我不可以不议论。

先生接着谈到苏东坡先生说：“士大夫只看他在朝廷上的大节如何？如果大节一旦亏损，那么即使有细微的善行，也不足以赎罪。”苏东坡在朝廷上的大节非常可观，才识高远广博，只相信自己。在元丰年间不被元丰党容许，人们想杀他；在元祐年间虽然与老臣们议论，也有不合的地方，不是随波逐流的人。我又问：“苏东坡称赞先生喜欢谈禅，为什么呢？”先生说：“不是这样。北归时与苏东坡同路，非常亲切，所以闲暇时日多谈论禅宗。”我曾经担忧士大夫多把这件事当作戏谑，况且这件事是佛教究竟的法门，怎么可以戏谑当作一笑的资料呢？这也应当警戒。【解说：永卿的详细情况不可考证，然而看他以苏东坡称赞先生喜欢谈禅为问，那么他的微意也可以窥见。而元城先生却把它看作究竟，又说‘这也应当警戒’，我不指望元城先生师从孔子却会有这样的言论？虽然这可能是一种道理。常情必定有所见然后心才能安定，必定心有所定然后心才没有牵累。佛教之道说万法皆空，那么那些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的人从而体味、审视，也就以此熄灭念头而淡化心了。元城先生谈禅莫非是为了这个？不然，我又怎么敢知道呢】

先生说：“金陵有三不足的说法，听说过吗？”我说：“没听说过。”先生说：“王安石在金陵执政，同朝官员起来攻击他。王安石驳斥众人的议论，进言给皇上说：‘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不仅成为赵氏的祸患，也是万世的祸患。老臣们曾经说：君主的权势，天下没有能敌对的。如果有过举，臣子想要挽回，必定要思考有比这更大的理由。大概可以挽回吧。天子是天之子。现在天变是天怒，必定有灾祸，或许可以挽回。现在却教导君主不畏惧天变，不效法祖宗，不体恤人言，那么什么事不可以做呢？”我说：“这话成为万世的祸患，或许有办法禁止这种说法，使它不流传于后世吗？”先生说：“怎么能禁止呢？这话一出，天下没有不听到的，不如著论明辨说：‘这是祸害天下后世的话，即使听到了也必定不听从。’譬如毒药，不能禁止，但神农和历代名医说：‘这是毒药，什么样的形色，吃了必定杀人。’所以后人看到并认识它，必定不吃。现在却禁止它，不告诉别人，既然不能禁止，而人误食了它……”

译，就完了。先生又说：“巴揽”这两个字，贤弟可以记取，极有意思【解释说：元城先生论述王安石关于“三不足”的学说，足以误导百姓，祸害后世，他的用意非常美好，这正是王安石所说的固执己见。君主拥有天下，是承受于上天，传承于祖宗，依靠于谏言议论，自从尧舜以来，没有人违背这一点，却说天命不值得畏惧，那畏惧的是什么？却说祖宗不值得效法，那效法的是什么？却说百姓不值得体恤，那体恤的是什么？所以说：这正是王安石所说的固执己见】

译先生和我谈论言行与出仕隐居的道理，并且说：“绍圣初年，我被贬谪到岭南，到达岭上后，向北遥望中原，感慨地自忖：带着父母赐予的身体投身于炎热荒远之地，恐怕无法活着回来。忽然想起老先生曾说的话：‘北方人在充满瘴气的地方，只有断绝嗜欲才能不死。’当天我就断绝了这些欲望，直到今天再也没有做过。况且大丈夫既然发誓不做，那就停止罢了，何必使用什么方法呢？”赵清献公，是我朝的一位名臣，想要断绝欲望却做不到，于是把父母的画像挂在卧室内，自己躺在画像下面，让父母穿着冠服监视自己，这难道不是亵渎吗？从前陶潜写了《归去来兮辞》，就径直回家；而王羲之却在父母坟前发誓，却又去当官。这难道是不好的事情吗？只看行为如何罢了。如果做官对国家和百姓有益，那比独善其身好多了。大概先生的意思，是想把自己比作陶渊明，而把赵清献公比作王羲之【解说：这一段表明元城不违背他的老师，不忘记他的亲人，这是他的诚心所导致的。所以养生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了，知道如何减少欲望，就知道如何养生了。然而他说：‘当天就断绝了，直到今天再也没做过’，那么有非元城不能做到的，所以我说是诚心所导致的】。

先生说：“金陵（王安石）在担任侍从官时，与老先生非常交好。当时《淮南杂说》流行于世，天下推崇它，把它比作《孟子》。那时又有老苏（苏洵），把他比作《荀子》。只是后来王安石担任执政官，与老先生议论不合罢了。老先生曾经对金陵说：‘王安石推行新法，却引用了一些副职小人，有的担任清要官职，有的担任监司，为什么呢？’王安石说：‘方法刚开始推行时，旧时的人不肯向前，因此任用一切有才能的人，〇法令推行成功后，就驱逐他们，却任用老成的人来守成。这就是所谓的智者推行，仁者守成。’老先生说：‘王安石错了！君子难以进用容易退让，小人则相反。如果小人得势，怎么能赶走他们呢？如果要赶走他们，必定会成为仇敌，将来会后悔的。’王安石沉默不语，后来果然有出卖金陵的人，虽然后悔也来不及了【出卖金陵的是吕惠卿，字吉甫○解说：金陵引用新进之人，变更朝廷规章，这是他最大的错误。看司马光所说的‘将来会后悔的’，他的见识深远啊。唉，他是真诚而明智吗？还是明智而真诚？金陵虽然将要后悔，但他能做到吗】。先生说：“臣子向君主进言，应当估量君主能做到的就进言。如果太紧迫逼迫，或者一旦决裂，祸患必定很大。不如平日从容委婉地讽谏，使君主不要做得太过分就可以了。哲宗皇帝起初锐意于学习，一天经筵讲完后，在一个小亭子里赐茶。皇上起身折断了一根柳枝，其中一位讲筵臣是老儒，起身劝谏说：‘正值春天万物生长繁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扔掉了柳枝，脸色不高兴。老先生听说后很不高兴，对门人说：‘使君主不想亲近儒生的，正是这类人。’叹息了很久【老儒就是伊川先生程颐，字正叔○解说：程子作为讲官，劝谏折柳一事，是为了培养君主好生之心。这就叫做因事纳忠，《易经》所说的‘自牖者’。元城却贬低他，并且称他为老儒，那么元城在体认天理的功夫上，我恐怕他离程子远矣。所以我深深为元城惋惜】。

先生说：“天下的事情，不可以一概而论。就拿饮酒这件事来说，《本草》说：‘三个人早起赶路，其中一个人独自活下来的，是因为饮酒的缘故。’况且冬天早起赶路，冒着寒气必定生病，所以借酒酷烈之气来抵御它。我刚到南方时，有一位高僧教我说道：‘南方地热，而酒性也非常热。《本草》所说的‘大海虽然冰冻，而酒不结冰’。现在岭南充满瘴气的地方，再加上饮酒，必定会大发疾病。所以疾病的症状，使人全身发黄，这是热到了极点。’所以我过岭就断酒，虽然走遍水土恶劣的地方，别人必定死亡的地方，我独自安然无恙。现在北归已经十年了，不曾一天患有瘴气，这就是它的功效。所以我常对别人说这件事，想要让他们都知道。如果这类人有人说酒可以避瘴，只是看到初到炎热之乡，借此来抵御瘴气，似乎有效，不知道积久积热在五脏之间，不可救药。如果北方人能断绝酒色两件事，即使在炎热之地，有什么害处【解说：圣人没有欲望，贤者减少欲望，众人多欲望，这固然自然的道理，而也是人品有所限制的。元城投奔岭海，以酒色为戒，这也是保身的一节。保身是为了尊重亲人，是孝道的开端。然而君子节制欲望保身，难道一定要在岭海才戒吗？我也未能控制欲望，所以饮酒多失之无度。读元城的训诫，深有警戒】。

先生曾经问我参禅吗？我回答说也曾有过这件事，但未能深入理解。”先生说：“所谓禅这个字，在六经中也有这个理，只是不叫禅罢了。至于佛，是窥见这个理而改变了它的名字。等到达摩西来，这话大行其道。不知道我的朋友在世上，所谓话头，也略有所闻吗？”我回答说：“在相识中，喜欢理会柏树子。”又问我的朋友如何解释？我无言以对。先生说：“根据这件事不容许言说，然而以我所见，那么夫子不回答是对的。况且西来意不必问，而话也不必回答。然而向上的老和尚喜欢玩弄人，所以

译用“不回答”来回答他。所谓“柏树子”，其实是拴驴的木桩。后人不知道这一点，只守着“树”这个字面意思，后来去探寻祖师西来的意旨，真是令人可笑。”又说：“佛法传到梁朝时已经衰败了，人们都执着于色相。至于梁武帝作为君主，不懂治理百姓，以至于天下大乱，这难道是佛的本意吗？大概佛法如果只执着于色相，那么佛法就有被消灭的道理。达摩从西方而来，他的学说是不执着于色相的，如果他不来，佛法早就灭亡了。再加上上等根器、聪明悟性的人，大多喜欢他的学说，所以他的学说得以流传。我南迁之后，虽然平日在儒家学问和老先生那里受益良多，但也不能说在这件事上没有受益。世间的事有比生死更大的吗？而这件事专门理会生死，有了见解，那么对于富贵贫贱、祸福得失就看得很轻了。这就好比一个人能担得起百斤重物，那么五六十斤就极轻了。这件事老先生非常通晓，只是口头上不说罢了。因为这件事关系极大，如果经常谈论，人们就会认为我平生只信奉佛法。所谓的五经，并不能让人明白生死的道理。所以做儒生的人不可只谈佛法，这是为了维护孔子的地位。”还有那些没有根基的人，认为寂寞枯槁才是佛法，至于三纲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心思。还有更下等的，又拘泥于报应因果的说法，不修人事，导致政治教化错乱，百姓陷入苦难，其祸害简直说不尽。所以我平生未曾与人谈论这些，也是基于老先生的告诫。【解说：元城用参禅的话头问永卿，可惜永卿没有深入研究圣人之学，不能以正道回答，所以元城谈禅的癖好，也是永卿误导他的结果。正与邪从未并存，说佛窥见了这个理，但这个理并非我们儒家的理。我看佛的学说，大体上认为人世是梦幻，生死是泡影，这是认物而遗性，不再讨论理的本然了。这怎么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呢？推而广之，必将使三纲五常沦灭无遗，那么它的私心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圣人所以说：‘钻研异端邪说，祸害就大了。’这不仅仅是一时之气话。】

译先生平日说话都庄重，有一次雅致的戏谑，姑且记下来。先生担任谏议大夫时，正值朝廷任命一位执政官，姓胡，名字我不愿记下。先生再三上疏论列，诏书没有下达。先生退朝时，刘贡父担任给事中，先生在朝堂路上遇见他，问道：“昨晚有什么诏书下达？”贡父说：“难道不是器之对新任命的执政官有不同看法吗？”先生说：“是的，如果拖延不罢免，应当率领整个台谏机构谏诤攻讦他。这就是孔子所说的‘鸣鼓而攻之’。”贡父应声说：“我还以为是暗箭，原来是鸣鼓。”听到的人都笑了。先生一向严肃刚毅，也笑了，又说：“贡父善于戏谑，然而立身处世、在朝为官极有可观之处，所以我与他交往。”

先生与我谈论变法之初，我说：“神宗皇帝一定要变法，为什么呢？”先生说：“是有原因的。天下的法度，没有没有弊端的。祖宗以来，用忠厚仁慈治理天下，到了嘉祐末年，天下的事务似乎舒缓萎靡不振，当时的士大夫也自己厌恶，多有文章论列，但实际上天下的根本牢固。等到神宗即位，富有春秋，天资绝人，读书一看就明白大意。这时看到西夏、吐蕃不服，以及朝廷州县多舒缓，不及汉唐全盛时期，每当与大臣议论，就有怫然不悦的神色。当时的执政从官中有识见的人，认为当今天下正像大富之家，上下和睦，田园开辟，屋舍牢固，财用充足，只是屋宇缺少装饰，器具缺少精巧，仆妾朴实迟钝，不敢作恶，只有邻居来欺凌侮辱，不免每年用物品赠送他们，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不是自家做得如此，于是就不敢承接皇上的心意改革法度。只有王安石揣知皇上心意，以身承担，用激切奋怒的话来打动皇上心意，于是把仁宗朝说成是不治之朝。神宗一旦得到他，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变法之初，把天下的公论称为流俗。对内是太后，对外是顾命大臣等，尚且不能挽回，何况台谏侍从州县呢？只是增加他的势力罢了。虽然天下的人群起而攻他，而王安石不可动摇的原因，就在于这八个字，我的朋友应当记住。”我说：“什么八个字？”先生说：“虚名、实行、强辩、坚志。当时天下的议论，认为王安石不做执政官是委屈，这是虚名。平生行为没有可以指责的，即使想诬陷他，君主相信吗？这是实行。在君主面前议论，贯通经史今古，无法穷尽诘问，所以叫强辩。前世大臣想任意做一件事，或许可以用生死祸福恐吓使他回头，王安石不可以这样动摇，所以叫坚志。因为这八个字，所以法度一定要推行。得到君主信任之初，与皇上像朋友一样，一言不合，一定当面驳斥，反复诘难，使君主屈服才罢休。到了元丰初年，君主的德行已经养成，又大臣尊仰，顺从还来不及，王安石毅然端正君臣名分，与熙宁初年不同了。

先生与我谈论唐史以及明皇信任姚崇、宋璟的事，先生说：“这两个人与张说都是天后时的宰相，不是明皇自己任用的，所以敬惮他们。至于张九龄等人，是明皇自己任用的，所以对他们的进退轻视。”我说：“君主任用宰相，一定要专一。明皇任用两位宰相专一，所以能成就开元之治。”先生说：“明皇仰面不答，任命官吏虽然是好事，然而不对。”我说：“怎么说呢？”先生说：“明皇任用宰相是对的，他把实情告诉宦官是不对的。让高力士真诚地告诉李林甫，固然可以。如果加上虚妄轻慢的话，那么李林甫从哪里去质询呢？何不把对高力士说的话当面告诉李林甫，那么君臣之间的情意就透彻无疑了。高力士与王毛仲不相好，以至于上奏他的怨恨之言，最终被诛杀。那么君主不当面质询他的臣子，而喜欢与宦官密语，没有不窃弄权柄而扰乱天下的。”这件事可以作为警戒，不可以作为效法的榜样。

先生与我谈论仁宗的恭俭。先生说：“仁宗的恭俭出于天性，所以四十二年如一日。”《易经》所说的‘有始有卒’，常记得老先生说：‘明皇即位之初，在前殿焚烧锦绣珠玉是不对的。’我说：“怎么说呢？”先生说：“世人认为明皇起初节俭，后来奢侈，怀疑相差很远，这种说法不对。这正是一种见识罢了。锦绣珠玉，是世间所有的，自己不喜好就不使用，何至于焚烧？焚烧一定在前殿，是想让人知道，这是好名的弊端。恭俭不是出于天性，而是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退，那么他的奢侈一定很严重，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当时有识见的人看到他焚烧珠

译玉，知道它必定会有末年的弊病。至于仁庙则不是这样，如果不是大臣去探问病情，就没有机会看到他的黄绸被子和漆制唾壶。」我回去查阅《唐史》，开元二年二月己未日，（唐玄宗）在前殿焚烧锦绣珠玉，然而当时有见识的人不曾询问他的姓名，至今引以为憾【解释说：元城论说仁庙恭俭四十二年如一日，确实是人主的盛德。至于明皇开元二年二月己未日在前殿焚烧锦绣珠玉，就已经涉及喜好虚名了。所以帝王以恭俭为首要，恭俭以自然为可贵】

译先生与我讨论唐史，谈到唐玄宗任用宰相的事。先生说：“从唐玄宗任用韩休这件事来看，确实忠臣难以遇到，而奸佞之臣难以罢免。假使君主知道某人是忠臣，某人是奸臣，也未必能够任用忠臣、罢免奸臣。唐玄宗明明知道韩休是忠臣，却很快罢免了他；明明知道萧嵩是奸佞，却长期任用他。后来任用李林甫，更是可笑。明明知道他的奸邪，却任用了他十多年，直到他死才罢免。君主只怕不能分辨忠奸，如今明明知道了，却还这样，想要天下不乱，怎么可能呢？”我说：“好比人吃药，不了解药性而误服，一旦醒悟，就一定会去掉它而改服良药。现在已知药对人有害，却因为味道甘甜而长期服用；药对人有益，却因为味道苦涩而去掉它，想要人不死，怎么可能呢？”先生说：“即使是极其无道的君主，也厌恶动乱灭亡，而唐玄宗是中等才能的君主，知道奸邪却任用他，为什么呢？”我无言以对。先生说：“这是因为被左右的奸佞宠幸之人蒙蔽了。所谓奸佞宠幸之人，就是妃嫔、宦官、外戚、宠臣。这些人都在君主身边，可以进言。贤相不与奸佞宠幸之人交结，他们有所求，就依法抑制他们，人人都与他们结仇，必定天天进谗言，君主对他们的恩宠就日渐衰落了。奸臣则与奸佞宠幸之人交结，他们有所求，就谨慎地奉行，人人都感激他的私恩，必定天天赞誉他，君主对他们的恩宠就日渐加深了。所谓进谗言，不是明显地进谗言，而是借一件事，凡是能够构陷的，无所不为。所谓赞誉，不是明显地帮助，而是借一件事，凡是能够党援的，无所不为。君主虽然想任用忠臣而罢免奸臣，也不可能了。况且君主罢免宰相，一定是积怒之后才罢免，不是一天的事。左右的奸佞宠幸之人最能揣测君主的喜怒，那些奸臣做宰相，难道没有一件事惹怒君主吗？但刚发觉君主发怒，一定从奸佞宠幸之人那里得知，急忙补救，所以不至于积怒而罢免。又君主不知道被左右浸润蒙蔽，只以为是自己能进退大臣，不知道奸佞宠幸之人早就知道了。李林甫之所以做宰相二十年不被罢免，正是因为他得到了高力士、安禄山、陈希烈等内外赞助的缘故。”我回去查阅《唐书》，正如先生所说。开元十六年九月，萧嵩任宰相；二十一年三月，韩休任宰相；这一年十二月，萧嵩、韩休同时被罢免。开元二年五月，李林甫任宰相；到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死在任上。韩休做宰相时，唐玄宗曾照镜子，闷闷不乐。左右说：“自从韩休入朝，陛下没有一天高兴，为什么这样忧愁，不把他赶走？”皇帝说：“我虽然瘦了，天下却肥了。萧嵩每次奏事一定顺从我的旨意，我退朝后思考，天下不安宁；韩休陈述治国之道，多直言不讳，我退朝后思考，天下安宁。我用韩休，是为了社稷的打算。”李林甫〇：“裴士淹与唐玄宗评论宰相，谈到李林甫时说：‘这个人嫉妒贤能，举世无双。’士淹于是说：‘陛下如果真的知道，为什么任用他这么久呢？’皇帝沉默不回答【解说：元城先生通过唐玄宗任用韩休一事，认为忠臣难遇，奸佞难去，确实是至理名言。以我看来，夏商周三代以后，无不如此，难道只是唐玄宗吗？所以君主任用贤人、罢免不肖之人，要以刚明为主】

先生曾说：“宋太祖即位，常命令后苑作坊制造薰笼，几天没送到，太祖发怒。左右回答说事情下达尚书省，尚书省下达本部，本部下达本曹，本曹下达本局覆奏，又得到旨意再按原样下达制造，才进献。因为经过各处办理，即使最快，也需要几天。太祖发怒说：‘谁制定这样的条规来约束我？’左右说：‘可以问宰相。’皇上说：‘叫赵学究来。’赵相到了，皇上说：‘我在民间时，用几十钱可以买一个薰笼，现在做天子却几天得不到，为什么？’赵普说：‘这是向来制定的条规，不是为陛下制定的，是为陛下子孙制定的。如果后代子孙如果不合理地制造奢侈之物，浪费钱财，经过各处办理，必须有台谏官来理会，这条规的深意就在这里。’太祖大喜说：‘这条规极好，如果没有薰笼，是小事。’后来法度败坏，从御前直接下达后苑作坊，不再经过朝廷，至今作为惯例【解说：创业的君主动不动就为子孙制定法度，看后苑薰笼的制造，几天没送到，太祖发怒，似乎不应该轻易原谅，而赵普却用向来制定的条规来回答，又说为陛下子孙制定，也可以说是合乎情理了，太祖因此醒悟，也是应该的。《易经》说：‘纳约自牖’，赵韩王有这种德行】先生曾说：“宋太祖非常喜欢读书，每晚在寝殿中看历代史书，有时直到半夜，只是别人不知道，嘴上不说罢了。等到与大臣议论事情时，说出一句话，往往独自尽述利害的实情。河东折氏、灵武李氏，自五代以来世代守护这些地方，两个蕃部畏惧他们，所以让他们世袭。大概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抵御，敌人入侵，先破坏世袭之地。’这是他们本家子孙久远，事物一定爱惜，格外防备。如果带着土地投奔蕃部，不过让他们依旧世守，本朝一定会处理。如果反噬，那么太原及陜西路大

译率军抵御他，不像安禄山那样接连占据三个节度使的兵力，防御极为得当。后来认为世袭制度不便，因为折氏平定河东有功，于是将李氏调任为陕西两镇的长官，因此失去了灵夏地区，至今成为祸患。又说：太祖与群臣不曾谈论诗文，大概是想要激励将士的士气。如果自己也谈论诗文，那么将士就会以勇武刚健为耻，不肯听从命令，这就是汉高祖溺爱儒生冠冕的意思。澶渊之战，真宗已经渡过黄河到达浮桥的一半，高琼拉住马缰绳说：“这里正好可以叫宰相吟诵两首诗。”大概是因为平时宰相王钦若、陈尧佐等人喜好诗歌，高琼用这话来轻视他们，所以平时就对他们怀有怨恨，才说出这样的话【解释说：元城称赞宋太祖非常喜好读书，这也是臣子称颂祖宗美德的做法。正因为读书，所以议论事情都能切中要害。与群臣不曾谈论诗文，是为了激励将士的士气。恐怕太祖当时并没有这个意思，大概是他质朴自然的本性如此。又说：这是汉高祖溺爱儒生冠冕的意思，更是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