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城语録解卷上

译元城语录解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元城语录解卷中 宋 马永卿 编

明 王崇庆 解

先生曾说：司马光老先生每当朝廷政事有缺失时，只在君主面前极力陈述议论，从未与士大夫闲谈，认为那样没有益处。熙宁初年，他曾写文章劝谏用兵，但没有留下草稿。然而我有幸位列弟子之中，曾听他大致说过，认为中原与契丹相邻，就像富人与穷人做邻居，对待他们要以礼相待，用恩惠结交，修高城墙，严明刑法。以礼相待，那么国家每次有使节往来，就有既定的条规礼数来约束他们。用恩惠结交，那么每年按时把剩余的物品给他们，使他们心满意足。修高城墙，那么平时讲和但不放松边防准备。严明刑法，等到他们先侵犯边境，然后才应当用兵。现在却不这样做，这是富人爱惜邻居家穷人的些许财物，开门邀请他们进来一起赌博。如果赢了，所得的都是细微低贱的东西，不足以增加富人的财富。如果输了，那么富人的房屋田地财物就都归穷人家所有了。况且赌博是穷人日常所做的事，是他们擅长的，却是富人的短处。穷人日夜盼望富人和他们赌博，只是没有机会罢了。现在却自己先邀请他们，穷人该多么幸运啊！而且富人对待穷人，到了动用刑法的地步，那就是进入官府了。到了这一步，就没有办法了。如果不至于进入官府，那就是好的了。况且清廉严明的官吏常说：富人倚仗权势欺压穷人，所以穷人往往能占理。现在既然用兵，那么两国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上天，怎么知道上天的心意不像清廉严明的官吏那样呢？况且边境没有空隙却率先发动战争，这是古今最大的忌讳，也就是官府所说的先动手打人。那必定会失败。这篇奏疏几千字，大致如此。【王崇庆解曰：司马光这篇奏疏现在也没见到全文，恐怕大意也就是帝王不治理荒远之地罢了。所以要深入治理。崇庆往年任职云中，也曾有九件事呈给当权者，其中一条说：自古有两国就必定有用兵的时候，没有彻底消灭的道理。关键在于看自己处境如何，用我的静止来制约对方的行动，用我的充实来攻击对方的空虚等等。然而惭愧自己轻率说话没有实际内容，没能付诸实用，每次面对草稿都不禁再三叹息。】

先生和我谈论霍光拥立汉宣帝的事。先生说：“霍将军拥立宣帝，固然是好事，但博陆侯霍光的用意，也有其他考虑。”我说：“怎么说呢？”先生说：“汉昭帝去世后，广陵王刘胥、燕王刘旦还在，霍光商议拥立昌邑王，这两人不得不与霍光争夺权力。一旦杀了二百人，他们在市井中呼号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大概当时也想杀霍光，只是没听说罢了。后来才拥立宣帝，他只身一人，外戚只是许伯这个老宦官，容易控制，所以拥立他。藩王入继大统，必定亲信本国的大臣，比如汉文帝当天进入未央宫，夜里就拜宋昌为卫将军，统领南北军，拜张武为郎中令，在殿中行走。况且这两项是汉朝的关键权力，所以不隔一天就用亲信代替他们。而陈平、周勃等重臣的权力，一下子就被夺走了，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霍光拥立宣帝，正是因为他没有党羽。”【王崇庆解曰：霍光拥立宣帝，正是因为他委任权力得以趁时成事。至于有没有党羽，不必讨论了。然而从大义来说，以臣子身份更换君主是不恭敬的，霍光拥立宣帝就是这样。以君主夜里拜臣子为不知大体，汉文帝在未央宫拜宋昌就是这样。】

先生和我谈论宋朝初年的事，认为太祖的格局远远超过前代。我说：“怎么证明呢？”先生说：“从前德宗、宪宗时，来瑱、于頔最先来朝见，接着有的被杀，有的家破人亡，而河朔各藩镇就没法治理了。这样的话，藩镇怎么肯来朝见呢？那捆绑卢从史的事，又真可笑。当初出兵惊天动地，为武元衡报仇，去讨伐王承宗，承宗抓不到，却在自己营寨中绑了卢从史，凯旋而归，君臣互相庆贺，无耻到了这种地步。太祖的神武真是伟大啊！既平定了孟蜀，两浙的钱王来朝见，群臣从赵普以下争着要留住他，圣意不答应。一天赵相拉着晋王在后殿，奏事完毕，晋王从容谈起钱王的事。太祖说：‘二哥，你也说这种话！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恶，不容易留住这个人。’○抓住了河东刘王，让他向后纳土。几天后钱王辞别，太祖封了一卷文字给钱王，说：‘到杭州再打开。’钱王到了杭州，召集部下打开看，原来是满朝臣僚请求留住钱王的奏表，君臣向北再拜谢恩。到了太平兴国四年，河东已经平定，才让钱王纳土。”先生说：“太祖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就是所谓不欺善。”先生说：“这固然不错。钱氏长期占据两浙，李氏不能侵犯。假使钱王纳土，派大将镇守，未必能役使那里的百姓。必须派本朝军队去镇服，又未必能守住。两浙必定不敢依附李氏。李氏既平定，那么两浙归谁呢？这是圣明格局的宏大深远。”【王崇庆解曰：宋太祖立国气象忠厚，每件事务都从宽大，要有可观之处。然而他再次派遣钱王复国，正是为了对付李氏的计策。如果说钱氏

译已经归降了，却又拖延扣留，像李氏那样没有归顺之心，为什么要宽待钱氏从而招致李氏呢？等到太平兴国四年，河东已经平定，果真让吴越王纳土归降，那么宋太祖的本意就昭然若揭了。

译先生曾说：“夏商周三代以前的事且不论，即使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也都比不上我们的太祖。”我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呢？”先生回答说：“且以确立继承人来说，汉高祖、唐太宗所立的都是自己的儿子，当时因为处置不当，汉高祖就悲歌流泪，唐太宗不仅哭泣，甚至想引刀自杀，没有像太祖那样妥善处置。我们太祖冒着箭石夺取天下，本来有魏王、齐王各自年长且杰出，却把天下传给了弟弟。况且一个低微的官职、十金的财产，尚且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何况是天下这样的富贵呢？这正是诸佛菩萨为了众生而用心，既然了结了这件大事，就洒脱地离去，不再为子孙打算，这是尧舜的用心。”我说：“旧史记载唐明宗祈祷上天而生下太祖，太祖在天成二年丁亥年出生，后来太宗在己亥年出生，两位圣人相继诞生，所以能够平定天下。”先生说：“是的【解曰：宋太祖把天下传给弟弟，不传给儿子，这种心意类似尧舜，远远超过汉唐。然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罢了。孟子说：‘上天给予贤人，就给予贤人；上天给予儿子，就给予儿子。’所谓上天给予，取决于民心所向。因此，父亲拥有天下传给儿子，是常理；不得已而传给贤人，是变通。圣人又有什么私心呢？所以说：太祖这种心意远远超过汉唐】先生曾说：“祖宗时代，对于人才的培养成就，心意非常勤勉。”我问道：“是怎样的呢？”先生说：“所谓的培养成就，不是像现在的学校那样，只是爱惜和保全人才罢了。譬如富人家养护山林，不是天天砍伐，才能成为栋梁之材。如果不加理睬而摧折它，等到造房子时就没有可用的材料了。这是爱惜人才，是君主为了社稷考虑。”神宗信任王安石，是怎样的情况，而老先生被称为党魁，所以王安石用两个府职来引诱他，想断绝他的言论。然而老先生是对的，难道可以用官职来引诱吗？所以听到政府的任命，他离去得更加坚决。当时台谏都是王安石的党羽，于是酝酿了一件大事，诬陷老先生【如霍光之事】神宗对王安石说：“前日的弹章太无谓了，司马光难道有这种事吗？”王安石请求查看条目，神宗说：“放下吧，谗言不值得说。”所以老先生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担任崇福宫使，退居洛阳十五六年，天下的期望一致归向他。到了元祐初年，君主年少、国家疑虑之际，一旦任用老先生，天下没有异议。假如神宗听信人言，用一两件事污蔑他，重责党魁以警示其他大臣的异意，虽然天下知道老先生没有这种事，但天下士人厌恶正直、丑化公正，或许会有怀疑的人，那么老先生的声望怎么能如此巨大？近来朝廷官员被贬，一定有弹章用丑恶的言辞，极力诋毁他，以至于今天天下没有一个完人，万一要找一个好人，哪里能得到呢？这不是国家败坏人才，而是自己败坏自己。所以祖宗时代有言事官被贬，就因言事不当责备他，虽然坏了官职，却得到了这个美名。近来言事的臣子因罪被贬宰相，多告知言官让他们搜寻拼凑事节来污蔑他，使得他连正直臣子的名声也得不到。况且人言事本来不是为了名声，然而中人以上的人可以用名节来诱导他，而使得至今权臣自知自己的奸邪，想让天下的人都像自己一样奸邪，而不肯把正直臣子的名声给别人，这是天下最大的祸患【解曰：元城称赞祖宗时代对于人才的培养成就心意非常勤勉，又说君主爱惜人才，是为了社稷考虑，这一段论述非常精粹。我高祖重视廉洁官吏的考核，严惩贪赃官吏，恳切地以保护爱护小民、务必得到真正的人才为忧虑，伟大啊圣人的忧虑，与宋祖相媲美】先生与我讨论《春秋》，我问西汉时期，《左传》没有设立学官，为什么呢？先生说：西汉学者各有师承，一旦从老师那里接受传授，就终身不变，《左传》与另外两家大大相悖，所以没有列入学官。我说：《春秋》的解说，不胜其烦，为什么呢？先生说：我的朋友问得对。仲尼的门人都接受了六经的意义，而六经中的前世事迹，可以明白地说明得失，至于《春秋》所贬损的，都是当时君臣有威权势力，不能书写显现，所以仲尼传授给弟子，弟子退下后有不同的说法，所以解说不胜其烦。《公羊传》《谷梁传》都是七十二贤弟子的作品，其解说都有师承，不是《公羊传》《谷梁传》自己创作的。《公羊传》《谷梁传》都解释了《春秋》所没有的内容，《公羊传》《谷梁传》未曾说过的，所以汉儒推究本意认为是真孔子的意思。然而两家也自相矛盾，那么也不是孔子的意思了。至于《左传》，《春秋》所有的内容，有时不解释；《春秋》所没有的内容，有时自己作传，所以先儒认为《左传》有时因经文而起事，有时后经文而终义，有时依经文而辩理，有时错经文而合异。然而其解说也有时牵强附会。总之，读《左传》的人，应当经文自为经文，传文自为传文，不可合而为一，然后才能通晓。我说：那么读《春秋》应当采取什么方法？先生说：应当在两家之中，取其长处且符合我心意的跟随，或者都不取，而用自己的见解判断，也可以。

译然而这件事，以前的儒者有人做过，大多失之于牵强附会，认为三家之说都不可信，而唯独我在数千年后独自领悟了圣人的深意。唉，这种诬蔑先儒、贻误后世的罪过太大了。至于唐代的啖助，更是荒诞不经，甚至认为《左氏传》的作者不是左丘明，而是《论语》中孔子所引用的前代人物如老彭、伯夷之类，并非与孔子同时代的人。所谓“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中的左丘明，并不是指《春秋》和《左氏传》的作者，而是《左氏传》另有其人。他那种妄加揣测、牵强附会的做法，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可以想见啖助当初提出这种牵强附会的新说时，自以为能破除万世的疑惑，却不知成了后世的笑柄。我的朋友应当对此深深引以为戒【解释说：《左氏传》未被列入官方学官教材，元城先生的说法是对的。至于说因为《春秋》过于烦琐，弟子们退下后各自有不同的见解，我私下认为恐怕并非如此。《春秋》如果不是孔子就无法修撰，所以即使是子游、子夏这样的高足弟子也不能增添一字，却说弟子退下后言论各异，我因此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从今看来，严谨周密没有比《春秋》更甚的了，何曾不胜其烦？如果不是这样，难道还有另一部《春秋》吗？】大概必定是有博学的人加以选择罢了。

译先生曾说：“西汉的乐章可以与夏、商、周三代相媲美。以前我见过《汉礼乐志》中的房中乐十七章，看它的格调韵味高雅严正，规模简朴古拙，非常接近商周时期的颂歌。唉！真是奇特啊！这些高帝一时的佐命功臣，如果不像叔孙通那样，都不能创作这样的歌。推究其源头，原来是唐山夫人所作。《服防》说：‘高帝是姬姓。’韦昭说：‘唐山是姓氏。’而汉初竟然有这样的人，即使把《竹竿》《载驰》与之相比，也显得浅陋了。然而《后妃》中却唯独没有记载，这是为什么呢？”先生于是说：“兴起王业之初，人才各方面都超过常人。就像唐太宗朝，将相固然不可企及，至于技艺之士，医学有孙真人，阴阳家有李淳风、吕才，相法有袁天纲，也都是后世所不及的【解说：三代的音乐，是从德行中流露出来的，《房中十七章》所说的，不过是仿佛其影响罢了。而元城认为可以媲美三代，接近商周之颂，我私下认为这过分了。孔子说：‘有德行的人一定有言论’，说的是根本所发出的不同。又说：‘有言论的人未必有德行’，那只是枝蔓的言辞罢了。那唐山夫人的乐章就是这样吧】

先生问：“我的朋友也曾看过佛书吗？”我回答说：“是的。”先生说：“凡是读佛经的人，应当明白其中的意旨。如果只是逐字逐句地寻找文义，遇到不通顺的地方，或者产生诽谤，或者制造妖幻，那还不如不看。”我说：“为什么呢？”先生说：“《法华经》说：‘或者遭遇王难之苦，临刑将要断头的时候，念想观音的力量，刀斧随即一段段毁坏。’说的是本性如此。”先生于是取出《楞严经》指示我说：“观世音菩萨说：‘现在众生对我，身心获得十四种无量功德。第五是薰闻成闻，六根销融恢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时，刀斧一段段毁坏，使他们的兵器，犹如割水，也像吹光，本性没有动摇。’大概是割水吹光而水火的本性不动摇罢了。犹如遭遇杀害而我的本性湛然不动，这才是得到观音无碍的力量。所谓‘刀斧随即一段段毁坏’，正是这个意思。又说：‘第七是性音圆销，观听反入，远离尘世虚妄，能令众生被禁系枷锁所不能束缚。’说的是人得到无碍的力量，那么虽然被拘禁，而我的观德反入，枷锁就不能为害。所以祖师受刑，说‘将头迎向白刃，就像斩断春风’；而老黄龙住持归宗寺，又进入牢狱。像这样的人，刑罚杀戮和枷锁是不能伤害的。”先生又说：“我的朋友可以用这个道理晓谕世人，使后人不至于诽谤佛教【解说：元城，宋代大儒，学习圣贤之道，应当以孔子‘内省不疚，何忧何惧’为训诫；应当以孟子‘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为训诫。却念念不忘用佛书教导永卿吗？却取用观音无碍的力量吗？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元城既然师从孔子，却又再议论佛教吗？现在姑且用一件事来比喻，应当一定有豁然开朗的人。天下最恶毒的，没有比盗贼更甚的了。假设有群盗杀人劫财，一旦依法交给官府，在天理王法上没有一点可以赦免的，非常明显。如果他们在临刑或被禁系枷锁时，念想观音的力量，那么也将解脱吗？也将刀斧一段段毁坏吗？果真如此，那么三代以来，盗贼得不死于王法的也很多了，这是大乱之道，不可遵从，有什么可取的呢？虽然如此，我难道诽谤佛教吗？何况忍心非议元城呢】

先生曾说：“贤明的君主，言语笑容、皱眉呻吟足以改变风俗。”庆历年间，广州有死去的蕃商，没收官府的珍珠。有关部门低价估算其价值，十分价格中才达到一分。命令郡官分买，被本路监司弹劾，计算赃物连同珍珠送往京师，立案。案件上报后，仁宗当时在宫中询问此事，并且命令取来所估算的珍珠，上与宫官一同阅览，喜爱其珍奇。张贵妃在旁，心里想要得到它。皇上按照所估算的价格拿出宫中的钱购买，赐给贵妃。当时宫中同列因此向皇上请求防止和买，因此京城珍珠价格暴涨。皇上很知道这件事。一天，皇上在别殿赏牡丹，妃嫔全部聚集，贵妃最后到，于是用前日的珍珠作为首饰，向同辈夸耀，想要到皇上面前。皇上望见，用袖子掩面说：“满头白纷纷的，都没有一点忌讳。”贵妃羞愧地起身，更换后才大大喜悦，派人各簪一朵牡丹。从此宫中不再戴珍珠，价格大减【解说：《尚书》称成汤不接近声色，不积聚货利，这是万世帝王所应当效法的。我曾感慨天生尤物足以迷惑人，而货色尤其严重，如果不是圣人志气如神，纯然是天理，很少有不迷惑的。仁宗既然把珍珠赐给贵妃，等到她来时，却又用袖子掩面，为什么呢？然而还是知道用来警戒珍奇，不同于沉溺情欲而不知道返回的人啊。唉！君主一好恶之间，而四方的依违就在其中，能不谨慎吗？能不谨慎吗】

先生于是说：公孙弘是个奸诈的人，也有长处。劝谏罢免西南夷，不任用卜式、郭解就是。况且武帝喜好征伐，天下人都想劝谏而阻止他，而卜式身为平民，却愿意用家财资助边防，以迎合君主。其后又想父子死在南越

译皇帝因此将怒气转移到列侯身上，那些不肯随军出征、因酎金案而失去爵位的有一百零六人，这实际上是公孙弘激起了皇帝的愤怒。所以〇认为公孙弘是不合人情、行为不轨的臣子，不能让他教化百姓而扰乱法度。况且郭解作为一个平民百姓，却夺取了君主决定人生死的权力。况且圣人制定五刑，本来就有轻重的区别。现在因为一句话不合心意就立即处死，这是什么道理呢？考察这种悖乱风气的倡导者，郭解确实是首恶。所以〇说：郭解身为平民却自任侠义，凭借权势因细微的怨恨而杀人。郭解不知道这罪过比他知道更严重。所以老先生和我谈及这件事，认为这符合大臣的体统【解释说：元城公认为公孙弘奸诈，但也有长处，这就是所说的君子不因人的其他缺点而废弃他的正确言论。然而公孙弘的奸诈，没有真诚的人无法识破；公孙弘的长处，没有度量的人无法采纳。元城公将此归功于司马光，是有原因的】

译先生说：“司马光退居洛阳时，我几乎三天不见他一天，常在读书堂见到他。司马光说：‘昨晚看《三国志》，识破了一件事，于是让人取来《三国志》和《文选》给我看，原来是剖析曹操遗令的用意。’司马光问：‘遗令的用意是怎样的？’我说：‘曹操平生奸诈至此，所以临死时反复叮咛写下这道遗令。’司马光说：‘不是这样，这是曹操防备人心的用意。遗令，就是世人所说的遗嘱，必定选择重要的言语嘱咐子孙。至于细微不重要的事，或许就无暇顾及了。况且曹操身后的事，有比禅让代位更大的吗？如今曹操的遗令反复叮咛上百句话，下至分香卖履之类的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没有一句话提及禅代之事。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禅代的事，自然是子孙所为，我未曾教他们这样做。’这实际上是将天下留给子孙，而自己享受汉臣的名声。这遗令的用意，历经千百年无人识得。昨晚偶然窥破此中奥秘。”司马光脸上似乎露出喜色，并且告诫我说：‘不是有见识的人，不足以与他谈论此事。’我说：‘不是司马光见识高超，不能达到这种境界。’先生说：‘这没有别的，只是一个‘诚’字罢了。司马光读书，必定穿戴整齐，正襟危坐，神色庄重，不敢懈怠，只用诚心去读。况且诚心到了极点，可以开山裂石，何况这种虚伪之事，一看就瓦解了。’我因此遍观曹操平生之事，无不如此。夜里睡觉枕着圆枕，吃野葛吃到尺把长，喝鸩酒喝到一杯，都是这个用意。曹操辜负的人太多了，恐怕别人报复自己，所以先发出这种声音来欺骗当时的人，使人没有加害他的念头。那么遗令的用意，也是发出这种声音来欺骗后世罢了【解说：元城先生叙述司马光识破曹孟德遗令之事，确实如此，只是一个诚字，再无别法，所以说一个诚字足以破除万种虚伪。唉，这就是《中庸》之所以殷切强调至诚的缘故】

先生和我谈论本朝的名相，先生说：“本朝的名相固然很多，但最符合大臣体统的只有李沆丞相。”我问：“凭什么证明这一点？”先生说：“李丞相常对人说：‘只要各处有人上书陈述利害，一概不予施行。’这话看似失言，却有深意。况且祖宗时期经历变故很多，所以所立的法度极其稳妥便利，就像老医生看病极多，所以用药不至于轻率杀人。况且那些法度并非没有小害，但利大于弊。后人不知道，于是想要轻易更改，这其中的害处就纷纷出现了。”李丞相每次朝见奏事完毕，必定将四方水旱灾害、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闻皇上，皇上因此脸色变得惨然不悦。退朝后，同僚认为这样做不对，问丞相说：“我们身居要职，庆幸天下无事，丞相每次奏报不吉利的事，来拂逆皇上心意，然而这些又都是有关部门常规处理、不必当面奏报的事，后来我告诉您停止这样做，您不回答。屡次如此，于是我对同僚说：‘君主一天怎能不知道忧虑恐惧呢？如果不知道忧虑恐惧，那么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只有这两件事最为得体。在汉朝时，只有魏相能实行这两件事，认为古今制度不同，当今务必在于奉行旧例而已。奉行旧例的诏书共有三十二条，命令属吏按察郡国事务，以及休假告假从家回到府署，就禀报四方异常见闻，如果有逆贼、风雨灾变，郡国不上报，就奏报说明，这最为宰相大体。后来做宰相的人，则往往不是这样，喜欢逞弄私智，喜好改变祖宗的法度，想要蒙蔽君主，厌恶谈论天下的灾异，喜好改变法度则纲纪混乱，厌恶谈论灾异则君主骄纵，这是大患【解说：确实如元城先生所说，那么李文靖岂止是宋家的名相呢？唉！我对此有所感慨】

先生说：“司马光既已退居洛阳，我跟随他，大概有十年。司马光在国子监旁边得到一块地，建造独乐园，自伤不能与众人同乐。以当时的君子自比伊尹、周公、孔子、孟子，而司马光却从事种竹、浇花等事，自比唐、晋间人，以补救时弊。”独乐园的园丁吕直，性格愚直，所以司马光以“直”命名他。有两间草屋，在园门旁边。然而独乐园在洛阳诸园中最为简朴，人们因为司马光的缘故，春天必定游览洛阳，惯例去看园丁，所得的茶汤钱，在闭园之日与主人平分。有一天，园丁吕直得到钱十千，省下来献给司马光，问其原因，按惯例回答说：“这是你自己的钱，可以拿走。”再三想要留下，司马光发怒，于是拿走，回头说：“只有端明殿学士不爱钱。”后来十天左右，司马光看见园中新建了一个井亭，问其原因，乃是前日不接受十千钱所建的。司马光很赞赏他【解说：不观察司马光建造独乐园，无法看见他同仁的度量；不观察司马光拒绝园丁的钱，无法看见他守身的廉洁。然而司马光之所以如此，难道是矫揉造作吗？也不过是一个诚字罢了】

先生和我谈论建国初期攻取各国的次序，先生说：“王朴论述得很详细，他的言论极少。虽然论述十年用兵的先后难易，没有一字不后来应验，这与韩信、诸葛武侯是同一等人。”我问：“河东之地最难攻取，所以唯独放在最后？”先生说：“这固然如此，然而有天道在。太祖起初任归德军节度使，实在在宋国，所以号称宋。况且河东乃是晋地”

译从前，高辛氏将阏伯迁到商丘，主管辰星，就是现在的应天府；将实沈迁到大夏，主管参星，就是现在的太原府。况且参星与商星长久以来不能相容，事物不可能同时强盛，所以建国初期只称并州，不加上“府”的称号，这大概有深意吧。另外，本朝收复河东是在戊寅年的端午节，那是火土旺盛的日子，这是参水神所忌讳的，所以能够攻克。宋朝受命已经十九年了，而晋地才归服，因此本朝兴盛时它最后归服，衰败时它最先陷落，我的朋友可以记住这一点。天下如果有变故，河东必定首先不再属于我们，只是我老了，不再能看见了。”先生又说：“这件事离现在不远，只是不想说罢了。”说完后，脸色悲伤了很久。我不敢再问。后来到了靖康之难，我更加相信先生的话。靖康元年丙午年的重阳节，太原陷落，而晋地归属本朝才一百四十九年。唉！先生可以说是先知了。我又妄加推测说：“丙午是天水，所以火是最大的忌讳；又因为中国处于阳位的午方，所以晋出帝的事情也发生在丙午、丁未年，这可以验证。况且九是阴阳的极数，所以太原在重阳节陷落；又因为渊圣皇帝是第九代即位，而即位之年正好是一百六十六年，这大概是《汉书》所说的阳九之厄、百六之会，难道可以不信吗！”唉！靖康之难，虽然是由于人的谋划不善，但天道也昭昭可鉴。所以我因为先生的话而详细记载下来【解释说：元城与永卿讨论建国初期夺取各国的次序，是用王朴来自比。大体上，帝王的兴起与灭亡，事物的成功与失败，自然有一定的道理。至于五行相生相克，确实存在，但这并不是我们儒家所急切追求的。古人说君主和宰相不谈命运，并不是不知道有命运，而是不因为命运而废弃人事。大概人事尽力了，天命就在这里了】

译先生说：“在《尚书》和《春秋》等典籍中，有严重危害事情的说法，比如‘卜世’‘卜年’这类就是。”我问道：“为什么说呢？”先生说：“先王拥有天下，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不能善终。所以《尚书》说：‘天命难以信任，国运没有定数。’《诗经》说：‘天命没有定数。’这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的著作，难道会有预先断定世代长久、用具体数字告诉子孙，让子孙倚仗天命，放纵淫乱暴虐而不惧怕危亡的说法吗？”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王孙满的话就是荒谬的了。”先生说：“这也有道理。当楚子问鼎的时候，王室的威势不能制约他，天子的德行不能安抚他，所以借天命神告的事情来拒绝他，并且说：‘占卜说周朝可传三十代，七百年，到现在还没有到。’不然的话，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志向就荒废了。”我回去查阅《史记》，从武王灭商到周定王共二十代，总共四百二十年，所以《史记》记载：“周王派王孙满用言辞应对，楚军才撤退。”大概是让他用托辞来拒绝楚子的言论。我后来拿这个去请教先生，先生说：“是的。【解曰：元城认为卜世卜年的说法不是先王的本意，这话很好。唉，知道这一点就知道拥有天下的人不能不加强自我修治了。】”

先生曾经说，我初次拜见老先生求教，老先生说：“诚。”我回去三天，思考“诚”这个字，找不到入门的方法，于是再次拜见请问说：“前几天您用‘诚’字教导我，但我思考了三天，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不知道从哪个门进入。”老先生说：“从不说谎话中进入。”我从此不敢说假话。况且六经之中完全没有“真”字，所谓的“诚”就是“真”。所以古代君臣师生之间，只是诚实，心里想说的话就说出来。所以冉求说：“不是不喜欢您的道，是力量不够。”子路说：“有这种事吗，您太迂腐了。”宰我想缩短守丧期，自己说一年就可以了，吃稻米，穿锦缎，你心安吗？他说：“心安。”况且现在如果有士人在这里，一定不肯说自己守丧期间心安理得地吃稻米穿锦缎。那三个人都是孔子的高弟，而他们的话如此，是因为出于至诚。西汉初年，距离古代不远，人心质朴，只追求纯朴诚实，更没有忌讳。文帝时，贾谊上疏说：“活着做英明的皇帝，死后做英明的神灵，成庙称为太宗。”元帝时，翼奉上疏说：“万岁之后称为高宗。”大概是当时群臣凡是心里想说的话就直接说出来，不认为这些话不可以发表。大概是君臣之间的诚实，所以能这样。【解曰：元城自认为受教于温公之后，从此不敢说谎是对的。但不知道他往往谈论佛学而陷入虚妄。虽然如此，元城并非虚妄，谈论佛学的人的谈论才是虚妄。敢附上这虚妄的议论，希望有道者指正。】

先生又说：天下的欺诈虚伪之风太严重了。以我从少到老观察来看，诚实的风气几乎一天比一天衰败，一年比一年衰败。当今夫妇兄弟父母之间，还互相谄媚阿谀，互相欺诈，何况在君臣朋友之间呢？况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只是一个道理，如果一处坏了，就全都坏了。这种风气非常可怕，当祸乱还没有发生时，还一切含糊，看不出丑恶怪异。如果万一有大祸乱，那么君臣之间什么坏事都会做出来。所以贾谊有话说：“见到利益就追逐，见到便利就夺取，君主有失败，就趁机推波助澜；君主有祸患，我就只求免于灾祸罢了，站着观看而已；有对我自身有利的事情，就欺骗出卖而谋取利益。”凡此种种，我的朋友将来会看到的。【解曰：元城感叹欺诈虚伪之风日益严重，他的诚意进于成熟了。至于感叹夫妇兄弟父母之间，也不免于此，阅历世事变化精到了。唉，他是用诚来教化吗？他是用诚来教化吗？】

先生和我讨论《诗经》到《国风》，先生说：“读《诗经》的人应当探求它的意旨，不应当探求它的字义。如果探求字义，或许会穿凿附会；如果探求意旨，就可以看见古人用心的地方了。比如《黍离》这首诗，我曾经听老先生说，只有刘〇的说法最好。他的说法认为，凡人的情感，对于忧愁快乐的事情，初次遇到时心就变了，再次遇到时心稍微变，第三次遇到时心就像平常一样了，这是人的常情。至于君子忠厚的情感就不一样，他出行服役，往来本来就不是一次见到的。初次见到稷的苗，又见到稷的穗，又见到稷的果实，而感伤的心情始终如一，没有丝毫变化，这是诗人的意旨。如果认为看苗以为穗，看穗以为实，那就相差太远了。”又说：“孔子时的《诗经》现在不可得见了，暂且用《论语》来考证，现在《硕人》这首诗还没有‘素以为绚兮’这一句，就知道孔子时的《诗经》已经亡失了。大概汉朝初年出于秦朝焚书之后，诸儒所传的不一致，当时有三家：鲁诗本于申公，齐诗本于辕固，韩诗本于韩婴。三家都列于学官，设置博士弟子员，讲解论述。又有毛公的学问，自称是子夏所〇，只有河间献王喜好它，不能列于学官。到东汉大儒马融、郑玄等人喜好它，于是流行于世，而三家的说法废弃了。”先生又说：“汉朝四家《诗经》各有短长，不容易一概而论。我曾经记得少年时读韩诗《有

译《雨无正》篇的序言说：“这是正大夫讽刺周幽王的诗。”诗开头说：“雨下得没完没了，伤害了我的庄稼；浩瀚的苍天，不彰显它的德行”，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于是他说：“诗中说到‘正大夫流离失所’，这难道不就是序言里所说的正大夫吗？”先生回答说：“是的，说这些只是想让我的朋友明白罢了。如果又去指责前代儒者的错误，就会开启后辈穿凿附会的弊端，危害就更大了。【解释说：元城先生的这个观点，正是符合孟子‘以意逆志’才算得法的意思。从前我的朋友吕仲木曾说，《诗经》《易经》《春秋》应当抛开表面的言辞而去探求其中的意旨，现在看来说得确实如此】

译先生与我讨论淮阴侯韩信和武侯诸葛亮二人的不同。如果论人品，那么韩信远远不如诸葛亮；如果论功业，那么诸葛亮为何如此微薄呢？我说：“西南地区，是汉朝始终的根基之地。所以汉朝兴起于西南，最终也终结于此。而韩信正值汉朝初兴，所以能如此卓越。而诸葛亮之时，汉朝气数将尽，所以无所成就。”先生说：“这固然如此。然而韩信之所以能占便宜，是因为他平日名声太低微；而诸葛亮之所以没有成就，是因为他平日名声太高了。韩信有在胯下乞食的耻辱，而诸葛亮隐居在隆中，当时人称他为卧龙，这是第一点。又韩信既跟随项梁，又侍奉项羽，又归顺汉朝；而诸葛亮则一定要等到刘备三顾茅庐才出山，这是第二点。又楚汉相争时，用兵的人都不是韩信的对手，而且常常轻视他，所以韩信能取胜。三国之时，像司马懿这类人，乃是与诸葛亮同等的人，而且一向畏惧诸葛亮，所以诸葛亮不能取胜。譬如下棋，有两个国手：一个国手没有名气，对手就低看他，不知道他是国手而常常轻视他，所以狼狈大败；另一个国手已有名气，对手也是国手但稍弱一些，谨慎对待他，所以胜负未分。况且韩信已经平定魏、赵，功业如此卓著，而龙且尚且轻视他说：‘我平生知道韩信为人容易对付，寄食于漂母，没有安身立命的策略，受辱于胯下，没有超人的勇力。’这是因为韩信平日名声一向低微。诸葛亮与司马宣王对垒，不能夺取尺寸之地，宣王接受了他的巾帼之辱，却不敢出兵，直到诸葛亮死后，巡视军营壁垒，还说‘天下奇才啊’，所以当时有‘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嘲笑，这是因为诸葛亮平日名声一向高。人品高下不同，而他们的功业反而相差甚远，原因就在这里【解说：人品的高下取决于人，功业的成败取决于天。所以以韩信辅佐汉朝，不妨碍他的人品低微；以诸葛亮没有成就，不妨碍他的人品高尚。更何况英雄不可以成败来论断呢】

先生问我最近读什么书？我回答说读《西汉》到了《酷吏传》。先生说：“班固特意宽恕杜周、张汤是为什么呢？”我说：“司马迁时代，张汤、杜周的后代还没有显赫；到了班固，唯独认为他们有子孙赎父罪，所以列入列传。”先生说：“孟子说：‘称他们为周幽王、周厉王，即使是孝子慈孙，百代也不能改变。’而班固却擅自抹去他们酷吏的名声，是为什么呢？”我说：“世上的评论者，认为这两个人都有深意，司马迁的意图是想以此教育后世臣子的忠诚，班固的意图是想以此教育后世子女的孝道。”先生说：“这固然如此，然而班固在这里极有深意。张汤的后代到东汉还兴盛，有恭侯张纯，即使在王莽时也没有失去爵位；到了建武年间，历任官职直到大司空，所以班固不让他进入《酷吏传》，是因为张纯的缘故。”我说：“那时杜氏断绝已经很久了，也没有进入《酷吏传》，是为什么呢？”先生说：“杜周、张汤是同一类人，如果只让张汤进入列传，那么世人就会议论我，所以一并宽贷杜周。这是子产立公孙泄的道理。”我退下后查阅《左传》，郑国卿大夫良霄，字伯有，死后成为厉鬼，国人非常害怕。子产认为鬼有所归附，就不会成为厉鬼，于是立公孙泄和良止来制止他。公孙泄是子孔的儿子，良止是良霄的儿子。郑国杀了子孔，子孔虽然没有成为厉鬼，所以也立了他的后代。况且伯有因罪而死，立其后代不符合道义，恐怕迷惑百姓，所以立公孙泄，让世人以为他是以大义保存诛绝之后的后代，不是因为他成为厉鬼的缘故。我认为先生的话深得班固的本意，所以详细记载【解说：班固被称为汉朝良史，然而张汤不进入《酷吏传》，是因为张纯的缘故，于是连已经断绝的杜氏和杜周也一并宽贷，这是恐怕人们议论他，所以元城先生认为这是子产立公孙泄的道理，是这样吗？史官之难啊！我深感感慨】

先生与我讨论西方用兵之事，先生说：“天下的大祸，没有比用兵的成败更大的了，而君主被左右蒙蔽而不知道。”老先生住在夏县的私宅，早晚在赐书阁读书。一天大喜，对他的兄长旦说：“我昨晚读轮台诏，才知道汉武帝用兵很久而中原没有灭亡。大概每次派遣将领出征，成败胜负，都如实上报，而没有丝毫不知道的，所以天下的权柄都归于君主，而不被左右欺骗蒙蔽。这就是行兵三十年而中原没有灭亡的原因。”我取《汉书》考证，确实如此【解说：君主所担忧的，没有比蒙蔽更大的了，这就是舜之所以明目达聪的原因。唉，难道只是用兵这一件事吗】先生一天问我：“颇能下围棋吗？”我回答说也曾下过，终究不高明，所以即使与人对局，也懒懒散散的。先生说：“棋中有一件事，现在以公论之。我曾见高棋，说高低相差不远，只是高棋懂得先后手罢了。如果低棋就把后手当作先手，所以失败。从前有高棋说：‘汉高帝面对穷途末路来归的黥布，所以洗脚不起，以挫其锐气。黥布想自杀，后来看到张御随从像汉王一样，就又大喜过望。’这是懂得先后手啊

译又有一位下棋水平较低的人说：“梁武帝在侯景走投无路前来归附时，立刻割让土地封他为王。后来侯景凡是有所需求，梁武帝就严厉地压制他，所以侯景反叛，梁朝灭亡。”这是把后手当作先手啊。”先生又说：“下棋时如果有走错的一步，必定是因为棋艺高超的人才能看出来，而当局者被利害关系所蒙蔽，所以需要借助旁观者来指出罢了。如果棋艺低下的人，即使提着耳朵明确地告诉他，也不会醒悟。从前汉高祖听说韩信想当代理齐王，立刻大怒并辱骂，张良和陈平踩高祖的脚，这就是纠正错着的方法。况且汉高祖当时的见解与张良、陈平相差不远，只是汉高祖身处局中而迷惑罢了。假如张良、陈平遇到昏庸的君主，即使说上千万句话，又有什么益处呢【解说：元城关于围棋的提问，以及先后手的论述，已经穷尽了天下的变化。所以汉高祖对待黥布，梁武帝对待侯景，就是验证这一点的例子】

译《元城语录解》卷中

<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元城语录解》>

钦定四库全书

《元城语录解》卷下 宋 马永卿 编

明 王崇庆 解

先生曾说：“我朝官制大多沿袭唐代，大概是因为时代相近的缘故。但唯独有一件事采用了汉代的制度，深得治理国家的要领。”我说：“是什么事呢？”先生说：“唐代的制度，各道的节度使兼有观察使的权力，所以藩镇擅权，无人纠察检举，一定要等到罪恶显著暴露后朝廷才去惩治，那么危害百姓已经很多了。因此江南观察使就由宣州、越州的节度使兼任，荆湖观察使就由潭州、鄂州的节度使兼任，其余各道也是如此。到了我朝，就任用前宰相、执政官、从官作为节度使，恐怕他们权力太大太重，就任用有清高声望、有风采的官员作为监司来纠察他们。然而这些监司不过是台省寺监的官员，如果有藩镇官员有一件事不法，就立即进行弹劾，所以他们不敢做坏事，不必等到朝廷制裁后才有所忌惮。汉代元封五年，初次设置刺史，管辖十三州，秋天巡视辖区，俸禄才六百石。况且汉代万户以上的县令俸禄从千石到六百石，如今刺史的俸禄很低，但刺史的权力极重，用六条来查问事情，一条是关于强宗豪右，其余五条都是关于二千石官员的不法行为。而且俸禄低则其人激昂上进，赋予重权则能实现其志向，这是好制度。成帝绥和元年，改名为牧，俸禄二千石，这种制度就败坏了。所以唐代的观察使就是绥和年的制度，我朝的监司就是元封年的制度。那么如果不深知古今治乱的人，怎么可以轻易改变前人的法度呢？又我朝不仅监司如此，又选取天下清高德行、有名望、刚直的人士担任台谏，使宰相不敢做坏事，也是这个意思。【解说：元城认为宋朝设置监司来纠察节度使，使他们有所忌惮；设立台谏来纠察宰相，使他们不敢做坏事，他论述治理要领非常恰当。我说：台谏只使宰相不敢做坏事，那么如果有遗漏呢。台谏，是以进言为职责的，上至天子，下至百官，内至后宫，外至夷狄华夏，没有不能议论的，难道只是不让宰相做坏事而已吗】

我有一天去拜见先生，先生坐定。先生说：“今天是夏至。”我回答说：“是的。”先生说：“天道遥远啊，六阳到这里达到极致，万物繁茂鲜艳，可以说是兴盛了。但一阴已经在九地之下产生，将来天地严寒肃杀，万物大概就是从今日开始衰败的。”我说：“阴阳消长的道理，应当是这样。”先生说：“事物禁止过于兴盛，乃是衰败的开始。正如同齐国自太公以来，没有比桓公时期更兴盛的，桓公七年开始称霸并会盟诸侯，到十四年齐公子完来投奔，这一年岁在己酉，而不知道有齐国的人，就是这个人。又经过三个己酉年，到齐简公四年，岁在庚申，田常杀了他的君主，于是专断齐国。两年后，楚国灭掉陈国。从己酉到庚申一百九十二年，事情才开始应验。”我于是回答说：“我观察汉宣帝时的事，正与先生的话相合。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稽侯狦来朝见，这是汉代极兴盛的时候。这一年王政君得到皇太子的宠幸，在甲观画室生下成帝，成为世适皇孙，这是新室取代汉朝的征兆。难道不像夏至一阴产生那样吗？”先生说：“是这样。但汉代再次受命，已经在景帝生长沙定王发的时候显现了，那么它的征兆本来就很久了。”我又问：“事情的废兴，既然都有定数，那么人事就没有益处吗？”先生说：“不是这样。圣人有所谓知命，有所谓言命。孔子很少谈论命，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只是圣人知道但不说，如果不知命，尚且不可以做君子，何况圣人呢？如果知道却说出来，是教天下后世不修人事，一切归于命，纲纪废坏，赏罚没有章法，生灵以至于没有活口，那祸患本来就有不可尽言的了。”过了很久，先生说：“天下的事，似乎不是偶然的。太平的时候，君臣和谐，正如春夏用事，自然有和风时雨来相辅佐，生成万物。等到衰败的时候，君臣不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严霜烈风相辅佐，肃杀万物，大概各有其时，不是偶然的。”先生说完，脸色悲伤了很久。我知道他意在言外，于是就不敢再问了。【解说：元城与永卿谈论夏至，说事物禁止过于兴盛乃是衰败的开始，他真是知言啊！得到了亢龙有悔的道理。说：一阴产生在九地之下，得到了履霜坚冰至的道理。大概天地间不过是六阴六阳交替循环，万古如一日。所以说：元城真是知言啊。因此夏至一阴生，是阴的开始；冬至一阳生，是阳的开始，这就是尧夫所说的一岁之呼吸啊】

先生曾说：“《左传》只论述一时小小的可喜之事，唯独不论述天下大体。”我说：“为什么呢？”先生说：“姑且以伐原一事来论，左氏用伐原来显示信用。况且原是什么？是天子的城邑。天子的城邑，文公为什么要攻打它？大概文公是用兵逼迫而夺取的。况且晋国已经平定了王室的危难，而请求隧葬，所以周人推辞说：‘这是王的制度，没有代替

译德行不足却出现两个王，这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于是将阳樊、温、原、攅茅的田地给了晋国。况且晋文公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墓道，并非真的想要请求，而是显示想要逼迫周天子夺取天下，就像楚庄王问鼎那样。所以周人窥见他的意图，便推辞说，认为晋文公没有取代周天子夺取天下的德行，却出现了两个王。后来周人不得已而将田地给他，名义上是给予，实际上是逼迫天子而夺取。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晋军包围阳樊时，人们呼喊说：‘这些人谁不是周王的至亲，怎么能俘虏他们呢？’于是放出了那里的百姓。况且阳樊的人，往往都是天子的亲属，而晋国想要俘虏他们。唉，这真是大逆不臣啊。所以既包围了阳樊，又再次包围原国，由此可以看出天子的城邑不愿意归属晋国，而晋国凭借军事威势逼迫夺取。而《左传》反而认为这是美事，为什么呢？况且王室定都洛邑，而温就是现在的武原，如今晋国用军队包围并夺取它，对王室的逼迫太严重了。况且王室的危难有时发生，而王畿的土地有时也会耗尽。如今晋文公立有功绩，应当像文侯仇那样，接受平王赏赐的礼节，却反而用军队攻伐夺取土地，这就是周朝之所以越来越弱的原因。况且天子称为万乘，诸侯称为千乘，大概是说用大的制约小的，用强的使弱的服从。如今王畿如此狭小，这是晋国能够平定王室一时的危难，却给成周留下无穷的祸患。大概东西二周贯通的封畿，宗周镐京，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相当于六百四十个方百里。雒邑成周，地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相当于三百六十个方百里。两个都城共有一百个方百里，合起来是一千里。所以《诗经》说：‘邦畿千里，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乘为一千里。’这是周文王时的情况。到了周幽王时，宗周灭亡，所谓八百里见方的土地就失去了。等到平王东迁洛邑，就只有六百里见方了。到了襄王时，将河南赐给文公，又被诸侯侵夺，所以土地变得极小。那么文公攻伐原国，是文公最不光彩的事情。而《左传》反而称赞它，为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只是谈论一时小小的可喜之事，而不考虑天下的大体【解释说：元城先生的这个议论很好。然而《左传》浮夸的罪过，哪里只是这一点呢？虽然如此，文公攻伐原国，意图在于一时的微小信用，而不顾万世的大义；《左传》过度记载，意图在于一时的可喜，而不再思考天下的大体。总之，它们的过失是一样的】

译先生与我讨论熙宁年间殿试策问时，先生说：“诗赋和经术，都是朝廷选拔人才的科目罢了。假如像夏商周三代、两汉、魏晋那样，依据名誉来选拔人才，难道得不到人才吗？然而奔走竞争、矫揉造作的风气就盛行了。所以用言论来选拔人才，是为了显示公平。殿试使用诗赋和策问，本来没有优劣之分。人们只是看到策问比起三道题目，似乎更有用处。却不知道祖宗制定法规之初，极有深意。况且士人对得失的计较最为看重，怎敢极力直言时政的缺失，自取罢黜落第？或者即使考中下等，也必定会附和迎合，这是士人初入仕途，而上级就已经教导他们谄媚了。倘若有人沽名钓誉、慷慨直言，未必有益。所以元和初年，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在策对中极力诋毁时政，因此产生纷争，形成牛李党争，成为士大夫阶层的祸患长达五十年，由此就足以知道了。大抵朝廷设立科目，没有难易之分。如果只凭四句诗来选拔人才，人们来应试也有得也有失；如果让他们全部精通五经十二史，人们来应试也有得也有失。况且刚登科时，还未显现出人才，等到后来做官，那么他们的才能智慧、名声，君子小人，贵贱就分明了。不一定必须通过殿试，才能辨别人才。敦厚或浮薄，各种情况都有。唐文宗的话说得太对了。”先生曾说：“君主的职责，在于用人。如果能够平日有方法去采集听闻，并且都为我所用，那么治理天下就绰绰有余了。”倪宽担任廷尉卒史时，被认为不熟悉事务，不主管具体部门，只是去北地视察畜牧罢了。等到他替张汤起草疑难案件的奏章，张汤才开始对他感到惊奇。皇上问是谁写的？张汤说是倪宽。皇上说：“我早就听说他了。”又比如萧望之担任治礼丞，向宣帝上疏，凭借在民间的声望，皇上说：“这是东海的萧生吗？”况且倪宽身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的人都不了解他，而天子深居九重宫阙，却早就听说他的名字，那么武帝的聪明远超群臣了。况且宣帝年轻时在民间斗鸡走马，经常巡视三辅地区，而当时的贤人和百姓的疾苦他都知晓，大概是留心很久了。所以这两位君主卓然成为汉朝的贤明君主，必定有大大超过常人的地方。所以作为君主如果不能有方法来自我了解，天下的豪杰，只听信左右权臣和佞幸的话，怎么能开创太平盛世呢？我于是问：“那么君主用什么方法可以了解呢？”先生说：“如果让天下的士人，凡是有言论的都能上达天听，又让君主在闲暇之时，向同辈广泛访求并详细询问，然后广泛记录并审慎考察，天下就没有遗漏的人才了【解说：采集名声固然失之浮泛。殿试的诗赋等作品，虽然显示了公平，但如果或不考察实际，那么又怎么能得到真正的才华呢？那么一定要像虞舜朝廷那样，让臣子陈述言论，明确试用其功效，然后才可以。我的老师甘泉湛子曾论述举业和德业合一，然后真正的才华才会出现，世道才有希望。他的感慨很深啊。唉！这在于君主和宰相】先生与我讨论《左传》，先生说：“祁奚请求退休，对外举荐他的仇人，对内举荐他的儿子，这是对的；而称之为请求退休，是不对的。晋悼公三年，即鲁襄公三年，祁奚请求退休并举荐解狐，又举荐祁午。十八年后，晋平公七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晋国讨伐栾氏之难，囚禁了叔向。叔向说：‘救我的人一定是祁大夫。’祁大夫对外举荐不抛弃仇人，对内举荐不遗漏亲人，难道会唯独遗漏我吗？这时祁奚已经老了，听说此事，去见宣子并免除了叔向的罪。如果以七十岁请求退休，到这时年纪超过七十岁了，虽然不足为怪，但不如《史记》所载。于是取出《史记》给我看：《晋世家》，悼公三年，晋国会合诸侯，晋公询问群臣中可用的人，祁奚举荐解狐，又举荐祁午。先生说：根据这个，那么这时祁奚未必是七十岁请求退休，只是举荐群臣中可用的人罢了，应当以《世家》为准【解说：祁奚是否请求退休，起初何必苦苦追究？而元城必定要推寻其缘故，大概也是穷究事理、格物致知所在，不可如此苟且】先生与我讨论作史的方法。先生说：“《新唐书》叙事喜好简略其辞，所以事情多晦涩不明，这是作史的弊病。况且文章哪有繁简之分？意思必定想要多，就冗长而不足读；必定想要简，就冷僻涩滞令人不喜欢读。假使《新唐书》记载卓文君的事，不过只说年轻时曾私奔卓氏，如此而已。班固记载此事将近五百字，读起来不觉其繁。况且文君的事，对天下后世又有什么补益？然而作史的方法，不得不如此，所以可以说文如风行水上，出于自然。如果不出于自然而有意于繁简，就失之了。”《唐书》进表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况且《新唐书》之所以不及两汉文章，弊病正在这两句话上。反而以此为工巧，为什么呢？新旧唐史各有长短，不容易分优劣【解说：作史的方法，不如自然，元城说得对。这就是古人必定重视三长的原因。所谓自然是什么？繁简恰当，是非符合其人。推而究之，万事皆然，难道只是作史吗】先生曾对我说：“汉代诸儒所传的六经与现在通行的六经不同，互有得失，不可以偏颇的言辞来论断。”王嘉

译上奏对答说：“我听说咎繇告诫帝舜说：‘不要傲慢放纵欲望，要拥有国家，必须兢兢业业，一天两天都要万分防备。’”颜师古说：“这是《虞书·咎繇谟》中的言辞，意思是拥有国家的人不可傲慢放纵欲望，只应当戒慎恐惧地治理万事的关键。‘敖’音同‘傲’，现在的《尚书》写作‘无教逸欲有邦’，恐怕是‘敖’字传抄成了‘教’字。如果理解为天子没有教导诸侯放纵欲望，恐怕是不对的。”先生又说：“像这类情况，在六经中很多，主要是不能让世俗之人知道，恐怕会引发诽谤议论【解释说：圣人创作经典如同造化生成万物，没有不是自然的。汉代诸儒传授经典如同良工绘画，虽然有时工巧相似，但终究失去真实的地方很多。唉，夏商周三代以后，难道只有六经与古代不同吗？元城公担心世俗之人产生诽谤，是适宜的】先生曾经说：“难啊，人臣侍奉君主这件事！既要知道自己所能做的，又要知道君主所能做的。如果不知道而径直向前，没有不遭受祸败的。比如萧望之担任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然应当深知元帝的为人。等到元帝即位，竟然想要驱逐许、史、恭、显等人。萧望之虽然是师傅，但比起许、史来，他的关系疏远了，况且能让君主听从疏远臣子的话，来驱逐亲近喜爱的人，自古以来君主中只有一个人能做到，就是秦昭王。况且宣帝是什么样的君主呢，尚且委任宦官，盖宽饶一触怒就被杀，那么他的权势可想而知了。元帝非常昏庸，他看待昭王、宣帝，如同天冠地履之别。这怎么能驱逐许、史、恭、显呢？所以恭、显诬陷张堪、谷永入狱，当时元帝刚即位，不明白，谒者召他们到廷尉府入狱。后来皇上召见张堪、谷永说：‘关押在监狱里！’皇上大惊说：‘难道只是廷尉审问吗？’况且萧望之长期担任太傅，知道太子仁弱，应当用权术辅导他，使他透彻了解天下事务，然后才能成为人主。现在竟然懵懂无知到这种地步，不知道萧望之在八九年间用来辅导他的都是些什么事呢？也不容他没有罪责。晁错确实不是忠厚长者，但他的言论也可取，曾经上疏说：‘皇太子所读的书很多了，但还没有深入懂得权术，这也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大凡人的本性，聪明敏锐的应当用宽和谦冲的道理来辅助，本性仁弱的应当用奋发刚毅的权术来辅助，这样才显出学习的可贵【解释说：人臣侍奉君主固然困难，但有两种方法。因此忠诚以谋划国家，审慎以观察时势，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元帝对于许、史，是外戚；对于恭、显辈，是亲近宠幸。萧望之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大义示之，以无事处之，以不恶而严待之。竟然想要驱逐他们，我恐怕万万不行。不久就遭受屈辱，是应当的！古人有言：‘做臣子确实很难。’大概也是体谅这个吧，大概也是体谅这个吧】

译先生与我讨论官制，因而谈及玉堂的历史典故。先生说：“且说‘玉堂’二字，很多人都不理解。太宗皇帝曾经用飞白书体题写翰林学士院为‘玉堂之庐’，这四个字大概出自《李寻传》，况且‘玉堂’是殿名。而待诏的人有直庐在宫殿旁边，李寻当时在黄门待诏，所以说‘久污玉堂之庐’。到了英宗皇帝即位，才撤去了这个匾额。等到元丰年间，有翰林学士上奏，请求摘去‘玉堂’二字，重新题写院门，以此作为臣下的荣耀。皇帝下诏同意，这是请求用殿名来命名其院，太不谦逊了。”于是查阅《汉书》，原来汉代的待诏者有的在公车，有的在金马门，有的在宦者庐，有的在黄门。当时李寻在黄门待诏，哀帝派侍中前往询问灾异之事，李寻回答说：“臣李寻地位卑微、术数浅薄，过错在于跟随众多贤才待诏，吃太官的食物，穿御府的衣物，长久玷污玉堂的直庐。”颜师古注释说：“玉堂殿在未央宫，然而制度不见详细记载，只有翼奉大致记载过。翼奉曾经上疏说：‘汉代的德政隆盛，在于孝文皇帝亲身实行节俭，减少外省的徭役，那时还没有甘泉、建章以及上林中的各种离宫馆舍。未央宫也没有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这些殿宇，只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承明罢了。’由此考察，那么玉堂殿是汉武帝所建造的。”我后来拿这个问题问先生，先生说：“是的【解曰：元城先生论述玉堂故事的始末，也是教导永卿格物考古的一件事。虽然古今名物可以考证而知的很多，这正是我们儒者之所以必须重视博学的原因啊】

几天后，我问先生说：“高帝七年，萧何修建未央宫，建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帝看到宫殿壮丽，非常生气，对萧何说：‘天下战乱未平，百姓劳苦多年，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修建宫室如此过度？’萧何说：‘天下刚刚平定，可以借此机会建成宫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如果不壮丽，就无法彰显威严，而且不让后世有超越的可能。’高帝听了很高兴。”我对萧何这样做感到奇怪，于是吟了一首绝句：“创业艰难尚尔为，太平奢侈可前知。欲令后世无能过，可笑萧何尔许痴。”我因此举起这首诗，先生笑着说：“这固然如此，然而萧何的意图深远。高帝、项王都是楚人，丰、沛、临淮，相距很近，两人的心思，难道一天就能防备？山东的项羽，看到秦地都已经烧残，于是想东归，如果让他看到昔日那样的盛况，未必不会定都关中。汉五年夏天，虽然从洛阳驾车到关中，然而长安宫殿未成，暂且寄治在栎阳。又高帝在关中，没有多久。五年秋天，亲自征讨臧荼，又回到洛阳。六年十二月，擒获韩信，回到洛阳。七年冬天十月，亲自征讨韩信，又从洛阳到长安，当时宫阙已经建成，于是从栎阳迁都长安，那么高帝定都长安的心意才安定。然而萧何想要顺从他的心意以成就大事，不想让他窥探其中的奥秘，所以假托言辞这样说，这是萧何的深意。而史官看到萧何的意图，又不想明白地说，又不想不说，于是写下‘上说’两个字，以显示高帝在萧何的计谋之中，而且乐于定都关中【解曰：酂侯修建未央宫过度，温公老先生大概曾经论述过。然而史书‘上说’二字，恐怕当时的实录如此，没有什么所谓计谋的说法。然而元城先生叙述以教导永卿，必定有独到的见解，不是后来的人所敢轻易议论的】

先生又说：“我的朋友后生不可轻易立论来褒贬古今，大概是因为见闻不广而涉世浅的缘故。且如孔子，是万世的老师，当孟僖子将死时，告诫他的儿子懿子以孔子为师时，孔子年纪还轻。又齐景公、晏子到鲁国问礼时，孔子才三十岁。后来孔子五十多岁，才周游列国十四年，而只计算几次回到鲁国时，孔子六十三岁，才开始删诗定书，系周易，作春秋。只在这几年间完成了一生的著述，大概是这时学问成熟了，涉世深了，所以他的著述才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譬如积水于千仞的源头，一日决开，滔滔汨汨，一直流到大海，是因为源头深。如果是池塘积水，时而流动时而干涸，终究不能到达哪里，是因为源头浅。古人著书多在晚年，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解曰：这是元城先生教导人的至意，不独激励永卿。《易经》说：修辞立其诚，所以立言难。我感慨世上那些肆无忌惮的人，还没有怎么样就想要著述，不知道这件事岂是小事？我也因此生病，所以二十岁以来已经不自量力了。要说到年纪才四十六岁，以见闻来说不广博，以世故来说不深，以诚心来说不定，却也这样说，岂不是首先成为元城先生的罪人吗？再三反复感到惭愧，姑且记下】

先生与我讨论《易经》，我说：“所谓《文言》，真的是孔子所作的吗？”先生说：“其中有孔子的话，未必都是孔子所作的。大概先儒用这个来解释经文。”我说：“用什么来证实？”先生于是取《左传》给我看：“襄公九年，穆姜死在东宫，刚开始前往占卜，遇到艮卦变为八。史官说：‘这叫艮之随。随卦意味着外出，您必定很快外出。’穆姜说：‘《周易》中没有这个说法。’说：‘随卦，元体

译这是“长”的含义，是美好事物的会合，是利益与道义的和谐，是坚守正道以成事的骨干。体现仁爱足以领导众人，美好的德行足以合乎礼制，利于万物足以调和道义，坚守正道足以成就事业。因此不可欺瞒，所以即使处于随顺之境也没有灾祸。”况且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当穆姜说这番话时，我们的圣人尚未出生。再者，左氏用此解释随卦，《周易》用此解释乾卦。又“元体之长也”，大概是说人的元首，其意义尤其贴近“善之长”的说法【解释说：据此可知《文言》未必都是孔子的话，这是明显的。然而既然说《周易》用此解释乾卦，应当以文王的说法为是；左氏用此解释随卦，恐怕是不对的】

译先生曾说：“子弟固然希望他们优秀，但不够优秀的未必没有用处。”元丰二年秋冬交替之时，东坡被投入御史狱，天下的士人对此痛心疾首，环顾四周却不敢施救。当时张安道在南京退休闲居，于是愤然上书，想要附在南京递送公文的府衙，但官员不敢接收，便让他的儿子张恕拿着奏疏前往登闻鼓院投递。张恕向来愚钝懦弱，徘徊许久不敢投递。东坡出狱后，后来东坡看到了这份奏疏的副本，因而吐舌变色，过了很久才恢复常态。有人问其原因，东坡不回答。后来子由也看到了这份奏疏，说：“难怪我兄长会吐舌变色。”此时正是张恕出力所致。有人问其原因，子由说：“难道没看到郑崇救盖宽饶的事吗？他的奏疏中有这样的话：‘皇上没有许、史那样的外戚亲属，下面也没有金、张那样的权臣依托。’这句话正是激怒宣帝的。况且盖宽饶正是因为冒犯了许、史等人而遭此祸患，现在再次揭发这一点，是更加激怒皇帝。况且东坡有什么罪？只是名声太高，与朝廷争胜罢了。现在张安道的奏疏却说：‘他确实是天下的奇才，如果不激怒君主，及时救援他，所以说了这样的话。’”我说：“那么，当时救援东坡应该怎么说呢？”先生说：“只需说本朝未曾杀害士大夫，如今却开了这个头，那就是杀害士大夫从陛下开始，而后世的子孙因此杀害贤能的士大夫，必定援引陛下作为先例。神宗喜好名声而畏惧道义，大概可以用这个理由来阻止他。”【解曰：元城通过张恕不投递东坡奏疏这件事，认为子弟不够优秀未必没有用处，这固然是圣贤不抛弃任何人的心意。然而张恕不投递奏疏与东坡出狱，恐怕也是人事偶然巧合罢了，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不够优秀的子弟都有用。孟子说：‘中庸之人可以涵养不中庸之人，有才能的人可以涵养没有才能的人。’所以人们乐于拥有贤能的父兄，这话真是极其精辟啊。】

先生说：“我北归时，与东坡同路，两船首尾相接，未曾有过三天不见面的时候。曾记得东坡自己说：‘年轻时与父亲和弟弟一起阅读郑公出使北方的语录，读到说大辽国主的话：‘用兵打仗则士兵战死、马匹损耗，国家承受其害；爵位赏赐日益增加，臣子享受其利。所以凡是北朝臣子劝谏用兵的，都是为自己打算，不是为北朝打算。’辽主明知利害所在，所以不用兵。’三人都感叹这话，认为明白且切中事理要害。当时老苏对两个儿子说：‘古人有这种意思吗？’东坡回答说：‘严安也有这种意思，但不像这样明白。’老苏笑着认为是对的。”先生又说：“前辈读书，大抵都是这样，所以称之为学问，一定要体现在应用上才可贵，不然就是腐儒罢了。”汉武帝时严安上疏劝谏用兵，大意说：“如今征讨南夷，使夜郎朝贡，深入匈奴，焚烧其龙城，议论的人赞美这件事，这是臣子的私利，不是天下的长远之计。”郑公的话，其源头出于此。【解曰：看这个就知道三苏开口谈论天下大事，如同指掌般清晰，是有源流的。古人读书本来就是这样，如果只是寻章摘句，夸耀博多、竞相奢靡，而最终没有用处，那么读书又何必珍贵呢？虽然如此，但如果不像周敦颐、程颢那样潜心理学，像颜回、孟子那样努力修养性情，那就更加可贵了。】

先生与我讨论历法，曾说：“古今历法各不相同，其闰法也随之不同。秦朝使用颛顼历，水德王天下，以十月为岁首，所以遇到闰年就闰九月，称为后九月，大概是取《左传》中‘归余于终’的意思。到了汉初沿袭而不改变。”先生于是命人取来《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给我看：“二世二年后九月，徐广说：应该闰建酉；汉二年后九月，徐广说：应该闰建巳；汉五年后九月，徐广说：应该闰建寅。大概是徐广推演历法，认为这三年应该闰八月、四月、正月，以归余于终，所以闰九月。”不仅如此，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去世，群臣诛灭诸吕，迎立代王，闰月己酉日，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日，皇帝在高庙接受朝见。况且己酉、辛亥相隔三天，已经隔了一年，就知道闰月就是后九月。我说：“书上说：‘用闰月来定四时，成就岁数’，说是定四时，那就是四时之间有闰月。”先生说：“不是的，大概是指如果没有闰月，就会把春天当作夏天，把夏天当作秋天，所以说定四时，不是说四时之间有闰月。”【解曰：尧命令羲和制定历法，历法的源头开始于此。元城认为古今历法各不相同，闰法也不同，总之在小过不及之间，或许有增减罢了，其大体确定的法则确实不可改变。我曾经思考，天地开辟以来，一气滚滚不息，而理实际上主宰着它。所以邵雍以二至为天地一气的呼吸，就知道春夏是气的呼出，秋冬是气的吸入。圣人有所见其理而测度其度数，所以定为年月日时，作为百姓日常使用的标准。不然的话，寒暑失序则早晚没有准则，早晚没有准则则起居失当，起居失当则作息违背常理，而希望天下大治、百姓安宁、万物顺利成长，怎么可能呢？】

先生与我讨论唐朝十一族的事。先生说：“甘露之变，大概也很疏漏了。考察当时的时间，是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时李训谋划以甘露降临……”

译在皇宫内，皇帝下诏让百官入宫祝贺，借此想要诛杀宦官。况且十一月底，难道是甘露降下的时节吗？谋划的疏漏，显而易见，大体上各种方面都是这样。我认为宦官早就知道了这个阴谋，所以无法将他们杀死。况且天下的事情，有比这更重大的吗？凡是能够挽救性命的，没有不做的。如果当时只是贬斥他们，灾祸未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竟然用死亡来逼迫他们，而且谋划如此疏漏，失败是理所当然的。《易经》说：“君主不谨慎就会失去臣子，臣子不谨慎就会失去生命，谋划事情不谨慎就会败坏成功。”圣人的话，确实可信啊。”先生又说：“当时总共覆灭了十一个家族，而王涯年纪超过七十岁，不能引退，却与小人同处高位，所以虽然没有参与阴谋，但那些宦官怎么知道呢？他遭遇灾祸是理所当然的。况且王涯自己说留心研究《太玄》经很久了，从贞元十二年丙子年开始，到元和四年己丑年，共十四年，也曾撰写文章。后来过了二十六年才发生甘露之祸。况且《太玄》只以进退消长来论述，王涯知道其中的道理却不能实行，为什么呢？所以说：知道并不难，实行才难【解说曰：元城先生议论甘露之变这件事，最得大体。宦官有罪，确实不可姑息；如果无罪，也没有全部诛杀的道理。所以李训的阴谋，虽然可以说是疏漏的。唉，这就是孔子之所以请求延长寿命来学习《易经》的原因啊】

译先生曾经说，《魏征传》中记载：“曾经推倒所立的碑文，阻止了叔玉的婚事，回头看他的家族衰败了。”这种说法是不对的。郑公的德行，国家史书可以记载，哪里要依赖碑文呢？而阻止叔玉的婚事，乃是上天用来保佑魏氏家族啊。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因为娶了公主，于是成为房氏的大祸害。起初因为淫荡败坏了家法，最终导致全族被灭。我后来考证魏氏的家谱，郑公有四个儿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而叔瑜生了魏莘，魏莘生了魏商，魏商生了魏明，魏明生了魏冯，魏冯生了魏謩，到这里已经是第五代了。假如他的家族娶了公主，而他的灾祸或许像房氏那样，哪里还有再次振兴的道理呢？先生说：“阻止叔玉的婚事，乃是上天用来保佑魏氏，从这里可以相信了。”【解释说：人的德行功业显赫或隐没，本来就有定数；而子孙的兴盛或衰败，也有定命。所以元城先生认为魏郑公的名声，不依赖碑文，又认为他阻止婚事是魏氏的幸运】

先生曾经说：“宰相的职位很难担任，自古以来，没有遭受诽谤的人很少啊。”元载被诛杀后，当时的声望归于刘晏。代宗鉴于前事，于是提拔太常卿杨绾、礼部侍郎常衮为宰相。当时是大历十三年乙巳年四月壬午日，到七月己巳日，杨绾去世。相隔才一百零八天啊。然而杨绾的名望如此之高，假如他不死，给他一些时间，恐怕建立的功业又会超过这个。有人说：“不是这样。”当时杨绾、常衮齐名，常衮在这年闰五月甲戌日才被罢免，所以舆论如此，甚至称他为“濌伯”。那么杨绾的早逝，未必是不幸啊。大概权力是人们所嫉妒的，掌握权力很久才去世，所建立的功业遭受诽谤，不也是应该的吗？【解释说：元城先生曾经感叹宰相的职位难当，又说：“自古以来，没有遭受诽谤的人很少。”他的论断是公允的。然而古来遭受诽谤，难道只是宰相吗？特立独行的人也很少不遭受诽谤啊。又说：“权力是人们所嫉妒的。”我认为特立独行的人也很少不被人嫉妒啊。所以曾经考证人事，人没有嫉妒而不诽谤的，也没有诽谤而不源于嫉妒的。那么君子处世，何必担忧我的德行不修养，不担忧诽谤是否属实呢？这也差不多吧】

先生一天与我讨论《左传》中绛县老人的年龄，我说：“我曾经考证过，不能理解。”先生说：“老夫能说出来。”于是从桌子上拿来《左氏春秋》和纸笔，再三注释，并且说：“不是喜好古学的人，不值得与他谈论啊。”我秘密保存了很久，又担心因此失传，就写在后面。先生解释说：“我出生的年份，正月甲子日初一，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它的末尾到现在是三分之一。所谓它的末尾到现在是三分之一，末尾就是最后，现在就是今天，意思是已经得到了四百四十四整个甲子，最后一个甲子六十天，而今天是癸未日，才过了二十天，所以说三分之一。”文公十一年夏天，叔彭生在承匡会见晋国的郤缺。冬天十一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文公在位十八年，宣公在位十八年，成公在位十八年，到襄公三十年，总共七十四年，用表格考证。文公十一年岁在乙巳，襄公三十年岁在戊午，现在却说七十三年，大概是指襄公三十年上距文公十一年得到七十三年。所谓“亥二首六身”，注释说：“亥字两画在上，合并三个六作为身体，像算筹的六，大概古代的亥字这样写，所以说二首六身。”下面的六画像算子三个六数。所谓“下二如身定其日数”，注释说：“下面的亥字上面两画立着放在身体旁边，大概‘如’是往的意思，移下亥字上面两画往亥字身体旁边则应当这样写。”左边立着的两画是两万，右边重叠的六画是三个算子六数，就是六千六百六十天，所以说这是日数。而且四百四十五个甲子合计得到两万六千七百天，现在相差四十天，那么前面所说的“它的末尾到现在是三分之一”，称之为旬，大概古代用甲子数日所以称之为旬，如今阴阳家所说的甲午旬中之类就是这样，与《尚书》中“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义【解释说：元城先生论绛县老人的年龄说：“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恐怕《左传》这件事颇涉荒诞怪异，终究不可轻信。虽然元城先生不是妄语的人，他必定有所考证，而我用《左氏》浮夸来判断，则终究不敢相信】

先生喜欢谈论《易经》，曾经问我：“《易经》经过三位圣人，为什么呢？”我说：“《汉书·艺文志》说伏羲氏开始创作八卦，文王重卦六爻，创作上下篇，孔子为之作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等十篇，所以说《易经》经过三位圣人。”先生说：“以大传来说，神农氏制作耒耜，大概取象于益卦；日中为市，大概取象于噬嗑卦；黄帝、尧、舜制作舟楫，大概取象于涣卦；服牛乘马，大概取象于随卦。而且益、噬嗑、涣、随都是六十四卦的名字。神农、黄帝、尧、舜都在文王之前，那么重卦六爻说是文王可以吗？《周官》太卜掌管三种《易经》，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作为经卦都是八个，它们的别卦都是六十四。大概夏朝叫连山，商朝叫归藏，周朝叫周易。这又可见夏、商之时已有六十四卦，不是到文王才重卦六爻。那么扬雄、班固

译这类人，凭什么说文王重排了《易》的爻？大概是因为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推演了六十四卦的卦辞，比如“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等，并不是重排六爻。至于爻辞，恐怕是周公所作，比如“乾初九，潜龙勿用”“坤初六，履霜坚冰至”等。如果爻辞是文王所作，就不应该出现“王用亨于西山”，也不应该出现“箕子之明夷”。所以《汉书·艺文志》也说文王作了上下篇，也就是现在的《易经》上下两经，这恐怕是先儒传授习诵时的错误。至于《彖传》《象传》《系辞》《文言》《序卦》等十篇，班固认为是孔子所作，由此说来，作《易》的就不止三圣了。”先生又说：“现在所谓的《系辞》，在古代称为大传。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所以在汉代称为大传，不叫系辞。又说：‘易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然而现在的《易经》中没有这两句话，那么这也恐怕是大传中的话，现在失传了。‘易曰系辞焉以断吉凶’，因此称之为爻。凡是两句话，观察圣人的意思，那么爻就是所系的辞，大凡一卦中所载的爻，都是它的辞，因为把辞系在一卦之下，所以叫系辞。这是后人弄错了。所以《诗经》的序言也称为大传，大概传是取其解释经文的含义，就像《春秋》有三传一样，都是取其解释经文的意思。”先生说：“吉凶生大业，韩康伯注说：‘既定吉凶，则广大悉备。’这话不对，大概是有兴有废，像商汤、周武王、秦、汉的事情一样。又说：‘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应当是‘正以直内’，又说‘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应当是‘能研诸虑’。像这类错误，在五经中非常多。我说：‘前辈大多不谈论这些，为什么呢？’先生说：‘这件事极关利害。五经流传已久，前辈恐怕倡导后生穿凿附会的开端，所以不敢著论。只是想要知道罢了。如果倡导，那么后生竞相产生新意来互相夸耀，六经就没有完整的书了。其危害比不立论时大万倍。这是前辈慎重，暂且搁置不说的原因。”韩魏公与欧阳文忠公同在政府任职，很久整天相聚，无事不谈，只是不曾与文忠公讨论《系辞》。我说：‘为什么呢？’先生说：‘文忠公讨论《系辞》的文章在文集中，我的朋友见过。其中有失误，如果与他相同，那就是又一个错误。文忠公如果议论不同，或许会争执愤怒，所以魏公保留意见不讨论【解释说：元城认为作《易》的不止三圣，大概是将神农、黄帝、尧、舜的作用与《易》相合，于是认为神农、黄帝、尧、舜作了《易》。其实不对。我本来不是懂《易》的人，但据理推测，恐怕大传十三卦只是叙述群圣的事迹，暗中与《易》相合，并不是因为《易》而后这样做。所以每段说‘盖’，‘盖’是表示怀疑的词，不知道是否正确，等待君子来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