刋误卷上

译在关卡，就征调县吏拿着斧头，砍树三下，称之为告祭神灵。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又怎能如此过分呢。

译礼仪使

九卿中的太常寺专门掌管礼乐，历代沿袭，不更改其名称。此外，春官氏主持国家的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太常寺设有少卿、博士，礼部设有郎中、员外郎，谨慎选拔通晓儒学且精通典礼的人，足以咨询访问大国的礼仪规范。难道会有遗漏的条文吗？然而代宗皇帝任用颜真卿担任礼仪使。颜真卿广博通晓典章制度，为什么不授予他太常卿、礼部尚书的职位而让他掌管国家礼仪？为什么用礼仪使作为官名，这与营田使、租庸使有什么区别呢？前代史书没有这种记载，只有我唐朝有，必定成为后世的讥讽。应当立即废除这个官名。

开府仪同三司

周代的制度，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秦代则有太尉、司徒、司空。到了汉安帝时期，以车骑将军邓骘为开府仪同三司，意思是另外开设一个府署，地位可以比肩三公。大唐将开府作为散官阶位，命令那些被授予太师、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实官秩的人，反而以开府仪同三司作为阶位。在授受官职之间，没有比这更值得商讨比较的了。后代评论的人说：“起源于唐朝，能不因为错乱而感到羞愧吗？”如果用来酬赏功勋，名目数量确实繁多。官秩达到三公，何必用阶位来显示尊贵？宰相不应该接受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等使职，也不应该接受以军礼跪拜的礼节。

现在节度使兼平章事的，凡是经过藩镇节度使、观察使，必定在道路左侧准备好弓袋箭筒迎接，不知道这种礼节出自哪个朝代，前代史书和国家典章都没有这种记载。况且国家初建时，州郡都由都督和敕使治理，到景云二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都督，充任河西节度使，从此开始有节度使的称号。景云以后，《唐六典》《通典》都没有节度使、观察使穿着军服迎接拜见使相的礼节。如果应该有这种礼节，那么节度使任命诏书下达、防御使制书颁布之日，就应当具备军容到中书省谒谢。京城既然没有这种礼节，外地府署为什么实行呢？宰相位虽崇高重要，尚且与九品官平等行礼，现在都是将相，怎么可以傲慢地接受军礼呢？我曾经仰头思考这件事，才明白这必定是因为元帅都统的缘故，于是有了这种仪礼。为什么呢？天宝年间逆贼安禄山、史思明，建中年间叛臣朱泚，已经攻陷两京，战事连绵于淮河以北和朔方，此时征集军队，又借用回纥骑兵，军戎繁杂，适宜由地位高、威望震的人担任都统来统制他们。哥舒翰、郭子仪相继担任元帅都统，当时各道节度使防守讨叛的军队，必定以军礼引导他们，而淮河以北、朔方地区也不以此相让，想要使军中听从大将军的命令。此后元和十一年，裴度执掌宰相印信，充任淮西节度使，兼任淮西宣慰使，统率各藩镇军队十余万人，指挥节制，宪宗全部委托给裴度。等到平定叛寇，李愬统兵进入蔡州，驻扎在鞠场，等待裴度，马首准备好弓袋箭筒，裴度将要回避，李愬说：“这里很久不认识上下等级威严了，我现在穿着军服在堂下拜见相国，让官吏百姓瞻仰目睹，产生敬畏之心，像这样就不需要劳烦治理了。”裴度认为他说得对，蔡州于是清平，蔡地人民终于安宁。李愬因为裴度兼任宣慰处置使，宰相专征，不异于都统的重任，所以穿着军服来表达拜见敬意，并且用礼节向蔡地百姓展示。此后藩镇兼平章事的人，不认为我不是元帅都统，只认为宰相应当接受节度使、防御使等使职的弓袋箭筒拜礼，错误相承，应当改正。

副大使

本朝大藩镇有由亲王或宰相遥领的，就设副大使知节度事。始于贞观八年，以蜀王李恪遥领益州都督。开元十五年，兵部侍郎、河西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萧嵩，任中书门下平章事，节度使职务如故。亲王、宰相遥领，从此开始。此后率用为常，本来是因为大使在京师，那么一军的权力就由副大使主持。现在正式授予节度使，而且没有遥领的名义，也说副大使知节度使。藩方的选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应当纠正其名称，以显示楷模准则。

都都统

辛丑年，皇帝在蜀地，因为大寇未灭，命中书令王铎持节镇守滑州、汴州，并且统率关东诸将，收复京城。当时有人议论说：“京西北号称统帅的有三四个人，担心不听从王铎的节制，应当设立他的称号为都都统。”王铎是两朝丞相，三次升任台司，名位显赫，武将无不望风愿意接受指挥。何必需要都都才能统制呢？自秦汉以来，将相统率军队，大多没有都都统的称号。所引用的旧例，则说：“先帝时，俳优各自倚仗恩宠，愿意担任都知的，都准许他们的请求。一天大合乐，乐工喧哗，皇上召都知制止他们。三十人一起进见，皇上说：‘只召都知，为什么都来了？’梨园使奏道：‘三十人都是都知，职位等级相同，不能互相谦让。’皇上于是任命李可及为都都知，这就是旧例。然而中书令急于消灭寇贼，不认为这是侮辱，为什么不称为‘诸军西南行营都统制’呢？统帅的称号，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

上事拜防

朝廷典章制度出自南宫，我也曾任尚书郎。陪同郎官上任很多次了。那天，傧者引导上任的官员面向北再拜，我就责问他说：“为什么再拜？”他说：“拜防。”我说：“不对，这是拜恩。”因为京城官署都在大内南面，所以先面向北再拜，然后履行官职常规。傧者不通晓，就说：“拜防。”我曾经担任河南少尹，到上任那天，功曹吏张从玘说：

译“请穿上罗巾吉衫。”我询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先拜谢皇恩，后呈递任职文书。”接着众官员列队就位，司仪说：“面向西方再拜。”拜礼结束后，完成了呈递任职文书的礼仪。事情办完后，我因为这个小吏有见识，便加以奖赏和勉励。小吏说：“这不是我所知道的，我的叔祖父曾担任功曹吏时，李珏相国任河南尹，命令功曹参军指示他说：‘先拜谢皇恩，后呈递任职文书。’小辈代代相传，不敢废弃缺失。”我高兴于小吏喜好善道，将仰慕李公合乎礼制，所以记录下来以昭示后人。

译压角

两省官员上朝之日，宰相亲临。上朝的官员设置床几，面朝南而坐，处理三道政务。宰相另外设置一张床，连接上朝官员的床，坐在西角，这叫做“压角”。从常侍以下的官员，以南面为尊位，这种次序错乱的做法沿袭下来，实在违背了礼制的敬意。为什么不替丞相在南面设置座位？常侍、谏议、给事中、舍人等依次坐在丞相之下，这样尊卑有序，足以作为礼仪规范。“压角”这一做法的来源，没有人能考究其起始。《开元礼》以及历代朝代的典故中都没有这样的记载，只是习俗沿袭，最不符合道理。现在请求废除“压角”，以消除众人的疑惑。

曾参不列四科

现在人们的议论，都认为孝道是人的根本。先圣重视孝道，却没有将曾参列入四科，所以曾参没有被排在十哲的位次中。我认为并非如此。德行中特别显著的，没有比孝道更大的了。因此孔子门人推崇颜回，等到讲学时，曾参侍坐在一旁。由此可知圣人的旨意，这两个人没有先后之分。曾子没有列入四科，是因为先叙述圣人当时列坐的门人弟子罢了，难道是舍弃曾子的大孝，而看重宰我的言语吗？大概是因为曾子不在那个席位上，所以没有全部列举。这就像太宗文皇帝让王珪品评李靖、魏征、戴胄、温彦博、房玄龄，当时还有高士廉、杜淹、岑文本、杨师道、刘洎、李大亮、褚遂良，他们的才识难道在温彦博、戴胄之下吗？只是偶然不在行列中，所以没有普遍称颂。为了消除众人的疑惑，用当今的事来比喻说明。

出土牛

《月令》中记载出土牛，用来显示农耕的早晚。说的是在国都城的南面树立土牛。如果立春在十二月望日，策牛的人靠近前面，表示农事较早；如果立春在十二月晦日及正月朔日，策牛的人在中间，表示农事适中；如果立春在正月望日，策牛的人在后面，表示农事较晚。这是国家的大计，不耽误农时，所以圣人急于养育百姓，务必完成东作（春耕）。现在天下州郡在立春日，制作一头土牛，装饰以文采，随即用防杖鞭打它。然后打碎它，各自拿着泥土祈求丰收，这岂不是违背常理吗？

侍中仆射官号

伏羲氏用龙来命名官职，神农氏用火，黄帝用云，少昊氏用鸟。自从颛顼以后，就用民事来命名，又用五行来设置官职。契担任司徒，广泛施行五种教化；禹担任司空，以平治水土。周代则用春夏秋冬来配合官名。我认为古代任命官职以天地四时五行云龙为号，都是上顺应天时，下通达人事。看到圣人垂意，没有不急于惠民的。后代不探究深意，随意任命官职，仆射、侍中尤其不可。秦代有侍中、仆射，起初并不是官名，只是供奉在左右，这是他们的职业。侍中在西汉时，掌管皇帝的车马服御，下至便器、虎子之类，虎子是溺器。武帝任命孔安国为侍中，因为他是儒者，特别允许他掌管御唾壶，朝廷以此为荣。有人说侍中本来是丞相的属吏，五人往来殿内奏事，所以叫侍中。又仆射者【射音夜，尢，寡其义】在秦代有周青臣，孔衍注说：仆射是小官，扶持左右的人，也叫主射，是守门的人。在汉代是武士，在宫门则叫宫门仆射，在永巷则叫永巷仆射，大概是说仆御执射的人，如今宦官的首领罢了。都是因权幸逐渐提升官名。开元元年，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这是官号的不正。又武则天宠幸侍御者张景宗，他的官号叫控鹤监，在五王没有恢复唐朝德政之前，控鹤也占据了丞相的名号。由此说来，都是因权幸逐渐窃取相权。我们唐朝分职设官，必须先遵循旧典，如果沿袭这种错误，怎么规范将来？现在请求遵循周代的旧例，以司徒、司空为正宰相，如果没有功勋德行的元臣，则应该暂时虚设其位，兼置中书而不使用。

士大夫立私庙不合奏请

礼制规定，嫡士立两座庙，庶人在寝宫祭祀。历代礼文没有改变，这个意义如此。开元十二年敕令：一品允许祭祀四座庙，三品允许祭祀三座庙，五品两座庙，嫡士也允许祭祀两座庙。此后礼令都没有更改。古代庙宇连接在家，家主去世，则停灵在西阶之上。乡人傩祭，孔子穿着朝服站在阼阶。又说：“居处不忧虑，是因为没有庙。”由此可知居处不违背庙宇，礼典昭然。近代显居高位的人，大多在寝宫祭祀，也曾发问，都说：“官品不适宜有位至将相者，奏请的词句则说：‘臣官阶达到三品，按照法令应该立私庙。’”这是不知道旧制，妄加论奏。庙貌申敬，用来表达孝思，难道对于霜露之情，要等待朝廷的命令吗？大概是因为将同列停灵，先禀告有司，既已表达哀荣，应该遵循典故【原来奏请的原因，大概是立庙不在其家，另外在坊间选择吉地，于是向府县申奏。或者官居显重，谨慎考虑是适宜的，营建之初，也自己间或奏报。相沿成习已久，导致立庙必须奏闻】

九寺皆为棘卿

凡是说九寺，都叫棘卿。《周礼》有三槐九棘，槐者，怀也，上佐天子怀柔四方边远地区。棘者，说他们赤心奉君，都是三公九卿的职责。近代只有大理寺可以说棘卿，其他寺则否。九卿都树立棘木，大理寺则在棘木下讯问审决罪行，所谓大司寇在棘木下听刑。

译京城长官不应回避御史。

京城长官专门治理皇都，没有比这更重的职责了。况且他统管刑法、财政和赋税，兼有制约之权；御史的职责是纠正错误、纠察过失，本来是为了避嫌，不应私下拜谒三司官员，谨慎地恪守职责，于是杜绝了往来。

现在的京城长官在路上遇到御史，必定下马以示恭敬，名分既已错乱，怎能作为效法的准则？况且京城长官官秩五品，不回避御史，与御史并肩侍奉君主，在道理上确实如此。那么京城长官委任使用官员的权力，难道比郎官、国子博士更轻吗？

《后汉书·桓典传》说：“行人且行且止，是因为要回避骑着骢马的御史，行人且行且止，至今还能被人记起。”难道汉代的制度是京城长官回避御史，只是偶然没有记载在正史中吗？

由此可知，前代史书没有记载，是因为没有回避下马的道理，必定是因为涉及刑法和赋税而避嫌，仅限于不相往来而已；如果偶然在路上相遇，只是面色严肃地返回就可以了。

译火

《论语》说：“钻木取火要更换木材，春天用榆木，夏天用枣木，秋天用柞木，冬天用槐木。”这说明四季都要更换取火的木材。自从秦汉以后，逐渐变得简易，只因为春天是一年的开始，只在春天钻木取火，而恰逢更换火种的时候，这就成了寒食节。之后既然说要用新火，就要去掉旧火，现在的人拿着新火说：“不要让旧火和新火相见。”就是这件事的体现。另外《礼记·郊特牲》说：“季春时节取出火种，是为了禁止用火。”这就是禁火的意义，明显有据可查。世俗传说禁火的原因，都依据介子推的故事，这是不了解古代的制度，可以用钻木取火来证明。

座主当门生拜礼

礼部尚书每年选拔三十名进士，以储备将相的人才。这一天，从状元以下都前往座主的家。座主站在庭院里，他们一个个上前，说：“某是外祖父某家的人”，或者说“甥”，或者“弟”，又说“某是大外祖父某家的人”，又说“外大外祖父某家的人”，或者“重表弟”，或者“表甥孙”。又有同宗的人，座主本该是侄子却反成了叔叔。叙述关系完毕后，拜礼才得以施行。我于是议论说：“礼部尚书选拔士人得到合适的人选，只是供给职位罢了。而优秀的人才凭借经术等待聘用，被有关部门选拔，那么朝廷和礼部尚书对举子有什么恩惠呢？现在让他们谢恩，这与选拔士人的宗旨难道不矛盾吗？有海外的子弟，岭南的人，都与汉族人叙述中表亲戚关系，只是跟着使者磕头罢了。论及事理体统，又有什么意义呢！”

非验

咸亨三年五月，咸阳公主在房州去世。公主是高宗同母的妹妹。起初，她嫁给了杜荷，贞观年间，因牵连太子李承乾的案件，被处死。公主改嫁薛瓘，将要举行婚礼时，太宗让人占卜。占卜的人说：“两火都进食，开始则共同荣耀，最后也共同憔悴。如果在白天举行婚礼，则最终吉祥。”马周认为这违背礼制扰乱常理，不可采用。太宗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薛瓘担任房州刺史，公主跟随他，一起在任上去世，两口棺材一起运回。苏冕记载这件事说：“占卜应验了。”我说：“违背礼制而行，是乱；两口棺材一起运回，是常。如果说占卜应验，那就是礼制可以废弃而占卜可以遵循，这难道是守正依经的道理吗！”

刊误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刊误卷下

唐 李涪 撰

封爵

周代制度有五等爵位，用来分封诸侯，因为他们有功，增加土地提升爵位。因此所封的国家，固定不是在一个地方，近代的凡是所封的邑，一定要取得姓的地方，所以酬劳功绩提升爵位，有违背王度的。我私下认为萧何封酂侯，萧氏得姓，不在酂；曹参封平阳侯，曹氏得姓，不在平阳。本朝房龄封梁公，房氏得姓，不在梁；杜如晦封莱公，杜氏得姓，不在莱。古代典章制度明显，不可悉数，其错误始于幸蜀之年，中书主管不熟悉旧制，所以如此。

祈雨

庚子年夏天，干旱禾黍不超过一尺，京城米粟每天增加价格，一天传到皇帝那里。天子下诏宰臣祈祷祭祀，所应承命不过一二天，在郊庙虔诚祈祷，于是下太常选择日子，太卜署上状宜用来月六日癸亥。到了这时旱苗都成了枯草了。

发救兵

请求救援军队的人，是兵力危急，求之迅速。不超过一两天发出，足以应对紧急情况。主帅问其原因，命令军师说：“选择一天以满足请求。”第二天，军师复命说：“以后日戊午吉。”等到军队到达，军营已经陷落了。

进献奇零

戊戌年，阅读报告，看到润州节度使进献应天节，白金二千六百五十七两。臣下献寿，国家有常规礼仪，少为什么不说是二千两，多为什么不说是三千两？奇零微小，无异于还债，难道是臣子的礼节吗？

起居

现在谒见尊崇的人，都谨慎地只说起居。起居，行动停止道理本来不违背。近来又说谨祗候起居某官，其意义何在？相承这个错误，曾经不放在心上。

佳礼

吉凶宾军嘉是为五礼，婚姻属于嘉。嘉，善也。现在每说婚姻，就说佳期；佳，美也。婚姻之重，所应依经。如果用为佳，实在伤害古义。

鹅

夫展礼之夕，婿执雁入，奠执防之义也。又以雁是随阳之禽，随夫所适，雁是野物，非时莫能致，故以鹅替之者，亦曰奠雁。《尔雅》云：“舒雁鹅，鹅亦雁之属也。”其有重于嗣续，切于成礼者，乃以厚价致之。既而获，则曰：“已有鹅矣，何以雁为？”是以雁为使，代鹅为礼。雁为长【除怅反】物，典故将废，何不正之？

拜客

婚期云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中外故旧皆当妇礼，即通谓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旧，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

拜四

夫郊天祭地，止于再拜，其礼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妇谒姑章，其拜必四，予辄详之。妇初再拜，次则跪献衣服支史，承其筐篚，则跪而受之。常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

译拜相属，因此产生疑惑。又比如妇人拜见夫家的长辈，长辈回礼后，妇人再次行拜礼，就是这类事情。士大夫阶层的礼仪规范，难道可以效仿乡野村夫吗？参拜姑母的礼仪，应当查考修订旧有的典章制度，再次重申“揷地”之礼，其仪节可观。

译妇人拜见公婆，不应用绢袋装名片。

投名片的习俗始于隽不疑，他戴着进贤冠，佩着剑，去拜见暴胜之。这种拜见，就像现在的投名片一样。从此以后，凡是说拜见，必定先以此通报姓名。对于妇人，即使不知道她们的住处，自然也不会失于礼敬。如果有违背公婆而在他国的，因为节令推移，也用名片远远表达参拜奉养的礼仪。近代都用绢袋密封，如同尺牍书信重重封缄一样。至于妇人当面拜见公婆，应当履行投名片的礼节，难道也应用彩帛包裹吗？这样违背了卑幼对尊长应有的恭敬，应予以删去。

乐论

贞观十七年，太宗文皇帝与太常少卿祖孝孙讨论音乐。太宗说：“政治的好坏，难道是因为音乐吗？”御史大夫杜淹说：“陈朝将要灭亡时，创作了《玉树后庭花》；隋朝将要灭亡时，创作了《伴侣行路难》。听到这些曲子的人没有不悲伤哭泣的，这就是所谓的亡国之音。由此看来，确实源于音乐。”皇帝说：“不是这样。音乐难道能感动人吗？快乐的人听到就喜悦，忧愁的人听到就悲伤，悲伤或喜悦在于人，不在于音乐。现在《玉树》《伴侣》的曲调都还在，现在为您演奏，知道您一定不会悲伤。”我说：“圣明的君主有所未悟罢了。《礼记》说：‘国家将要兴盛，一定有吉祥的征兆；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有妖异的征兆。’这在蓍草占卜中显现，在四肢动作中体现。这些曲子，是陈、隋两代君主所作。两位君主荒淫无度，自我娱乐，不知道即将灭亡的音律，已经体现在曲调中了。由此可知，吉祥或不祥的征兆，都显现出苗头，难道仅仅在歌乐之中吗？”像文皇治理百姓的方法，与舜、禹相比同样崇高，百姓欢欣鼓舞，各得其所。即使听到桑间濮上的靡靡之音，也如同听到韶、濩的雅乐，哪里是《后庭花》《伴侣行》能感动他的心呢？“悲哀或快乐，取决于当时的君主。”《诗经》不也说吗：“太平时代的音乐安详而快乐，政治和谐；乱世时代的音乐怨恨而愤怒，政治乖戾；亡国时代的音乐悲哀而思念，百姓困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释怪

李商隐写文章说：儒者的老师叫鲁仲尼。仲尼师从老子，老子像龙一样，不知道老子师从竺干，善于进入无为境界，稽首正觉。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老子生于周朝，担任柱下史。司马迁《史记》将老子与韩非同传，说：老子无为而百姓自我教化，清静而百姓自我端正。韩非揣度事情，遵循势理，所以写作《老子》。韩非与老子同传，这样老子的行藏之道就尽在其中了。既然正史没有说老子去异域师从竺干，不知道李商隐为何相信孔宣父？孔宣父从鲁襄公二十一年到哀公十六年去世，正值周敬王时期。圣人天生资质，又能广泛学习，师从尧、舜、文王、周公之道，因为老子年老且熟悉古事，所以仲尼师从他。师从的道理，是说圣人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又说：三个人同行，必定有我可以师从的人。并不是说一定要师从，像尧、舜、文王、周公那样的圣德。所以袁宏《后汉书》中孔融回答李膺说：先父孔子与您先人李耳德行相同，义理相近，而互相师友，这是对的。孟子论伯夷，不是他的君主不侍奉，不是他的百姓不使用，治世就进取，乱世就退隐，说的是伊尹。什么事不是君主？什么使不是百姓？治世也进取，乱世也进取。论仲尼则说：可以出仕就出仕，可以停止就停止，可以长久就长久，可以快速就快速，这才是我所愿的。学习史迁直笔叙述圣德，留给后人。从此一千年，经历百代君王，实行其道的人内外安宁，违背其教的人君臣混乱。竺干在经史中没有听闻，佛书自称生于周昭王时。说后汉明帝梦见金人，有傅毅回答征召于周汉，正史中并没有这些文字。不知道老子师从竺干出自什么典籍？近世崇尚华丽，鄙弃考据古事，而李商隐词藻奇丽，为一时之最。他所写的尺牍篇咏，年轻人师从他唯恐不及，没有一句话关乎治国，没有一丝劝善之意，只是炫耀章句，因此知道那些制作锦缎的人，精巧万状，光辉夺目，确实很美。首出百工，只是这一方面，得其性也。至于君臣长幼之义，举四方无一能反的。那个李商隐，不过是一个锦工罢了，难道妨碍他的愚昧吗！

昭穆

按《礼记》，昭是明，穆是美。大概是为了彰显先祖的德行，著录这些美号。到晋武帝，因为他的父亲名昭，改为韶音。历代已远，难道应该为晋氏避讳而在我们唐朝实行吗！现在请求恢复为昭穆。

洛随

汉朝以火德拥有天下，后汉定都洛阳，字旁有水，用水克制火，所以用隹随。因为魏、周、齐不得安宁，文帝厌恶它，于是去掉走字，单书隋字。所以现在洛字有水、有隹，随字有走无走。文字是治理的根本，难道可以因为汉、隋两朝不经的忌讳而效法吗？现在应当依照古文，去掉隹，书写走。

仅甥傍缪廐荐

近年精通文字的人反而把仅当作远近的近，仅才是才，才以身免，才得中算。《尔雅》说：“称我舅舅的人叫甥。”近来都去掉男字，只写“生”字，不探究圣人的旨意，只是想要不同于经文。旁是旁求诸野，旁求儒雅，都是本字。近日都用“旁”代替“傍”，开始胥生近逼文史。缪是名与实不符，叫“缪”。又“绳愆纠缪”，又如“织絍纰缪”。近来凡是写“缪”字

译（他们）全都听从错误的说法，于是导致“纰缪”被废弃而不再使用。又近五十年来，“马廏”的字都写作“廐”字。“廏”字从殳，“既”字从旡，经史中尚且没有这个“廐”字。殳是戈矛一类的兵器，马也属于军事事务，所以称为“廏库”，因此“廏”字从殳。如果从旡，就失去了军事事务的含义。“荐”字在经史中都是从“卄”，不单独写作“廌”（音獬豸之廌）。对此却不醒悟，怎么能称为文人呢？

译奉陵

奉陵的内官和内人，本来就有旧有的制度。我自从懂事以来的六十多年里，常见报状的文书说：“内官某人因为某种过错，奉陵的内人也时常有这种情况。”又见士大夫每次选择儿孙来主持守护墓地，必定用谨慎良善、少有过错的人来防备。侍奉活人尚且要挑选合适的人选，侍奉祖先更应当竭尽敬意。况且礼书上说：“父母喜爱一个人，子女也喜爱一个人。”从衣服饮食方面，都不敢看父母所喜爱的人，圣人垂示的教诲，确实可以企及。现在因为惩罚过错而配属陵墓，实在违背了严肃侍奉的礼节。那些奉陵的内官，恳请遵循旧制，不使用有过错的人。

宰相应当与百官行对等之礼

宰相权力重大、地位尊贵，百官都瞻仰敬重，然而与九品官员行对等之礼。古今都说，在昌化之前不曾改变这种制度，咸通之后，每次拜见丞相，必定先说“中外”，然后行拜首之礼，才算是尽到了臣子的礼仪。韦保衡担任宰相，既然说是外朝进用，况且不是公议所望，当时尊崇的秩位和宿德竞相登门拜访，接踵摩肩，都被他傲慢对待。当他行拜礼时，韦保衡在中书省命令上酒，在执爵揖让之际，师保和尚书一时都下拜。从此以后，群官拜见相府，很少有不说“中外”、曲意表达毕恭毕敬的。从前汲黯不拜大将军，有揖客为重的说法，难道不确实吗？

切韵

从周朝、隋朝以来，师承之道废弛，既然号称传授，就凭借精审的音韵来切字。始于后魏，校书令李启撰写《声韵》十卷，夏侯咏撰写《四声韵略》十二卷，撰写的集子不止一种，不能全部记载。到了陆法言采集诸家的纂述而据为己有。推究他著述的初衷，士人大多专门研究经史，精练的很少有不述及的文章，所以《切韵》不被当时的人所急需。后代学问日益浅薄，尤其缺少专门研究经学的人，或者舍弃四声，则执笔多有障碍。从此以后，才成为切要的器具。然而吴音乖谬，不也太严重了吗？上声当作去声，去声当作上声，又有字同一声，却分为两韵。况且国家确实没有得到术数，又在声律上求人，多么乖谬啊？然而有关部门凭一首诗、一篇赋来判定好坏，说如果不是本音韵，不符合律吕，在此考核以确定去留。因此《法言》的做法，行用于当代。《法言》平声以“东”“农”非韵，以“东”“崇”为切；上声以“董”“勇”非韵，以“董”“动”为切；去声以“送”“种”非韵，以“送”“众”为切；入声以“屋”“烛”非韵，以“屋”“宿”为切。又“恨怨”的“恨”在去声，“佷戾”的“佷”在上声；又“言辩”的“辩”在上声，“冠弁”的“弁”在去声；又“舅甥”的“舅”在上声，“故旧”的“旧”在去声；又“皓白”的“皓”在上声，“号令”的“号”在去声；又以“恐”“字若”字俱为去声，现在士君子在上声呼“恨”，在去声呼“恐”，能不成为有知识的人所嘲笑吗？又《旧书》说：“嘉谟，嘉猷。”《法言》说：“嘉予，嘉猷。”《诗》说：“载沈载浮。”《法言》说：“载沉载浮【伏予反】”。吴地百姓的语言，如同患有瘖风而口噤，每次开口则言语含糊，随声下笔，竟然不自知。凡是中华音切，没有超过东都的，大概因为居于天地之中，禀受的气特别纯正。我曾经用这种音韵来验证，必定大笑并感到诧异。况且《国风》《杕杜》篇说：“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东》篇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就是不切声律，足以作为验证了。何必“东”“冬”“中”“终”妄自区别声律？《诗》《颂》以声韵流靡，贵在容易熟记，人口能遵循古韵，足以咏歌，如《法言》那样，难道不奇怪吗？我现在分别去除上声，各归本音，详细权衡轻重，以符合古义，道理尽在于此，难道没有知音吗？其间乖谬既多，记载叙述难以详尽，申述于后序，尚且愧于周详。

祭物先

礼书说：“祭品上环。”又说：“我在少施氏那里吃饭而吃饱，少施氏用礼食我。我祭祀时站起来推辞说：‘粗劣的食物不足以祭祀。’”这就是祭物在先，说是神农用火熟食，德行与造化相当，后人追思而敬重他。现在崇尚佛教，称之为众生，士子儒人应当遵循经典教诲。

吊者跪

作为吊唁的人，主人应当跳跃，吊唁的人跪下用手承托主人而发表吊唁之词。如果有主人官位高，吊唁的人地位低，不敢手触及尊者，只是跪下而起，起来而致辞，这是礼。现在不遵循其义，都先拜一次，称之为跪礼。甚至有轻服主人不跳跃，客人也先拜一次，难道可以说用心于展礼吗？

短启短疏

现在尽敬致礼，必定有短启、短疏。出于晋宋兵革的时代，当时国家禁止书信，非吊丧、问疾不得随意发送尺牍，所以羲之书首说“死罪”，是违制令的缘故。况且启事论兵，都短而封缄，贵在易于隐藏。前进士崔旭，累世收藏钟王书法，就有羲之启事一帖，折纸尚存。大概事出一时，沿袭不改。我唐

译贤良儒士相继而出，败坏法度的行为必须加以纠正；晋宋时期的权宜机变，怎么能在圣明的时代施行呢？如今规定启事、吊疏等文书都采用当代的书信格式，取消短小的封套，以杜绝错乱谬误。

译七曜历

贾相国贾躭撰写日月五星的运行历法，推算选择吉凶，没有差错谬误。然而日月星辰运行的速度时快时慢并不固定，我仔细查考长期使用的历法，太阳与水星一年绕天一周。现在贾公说一颗星对应一天，那么唐尧的圣历、甘氏的星占都没有依据，他所遵循的标准是什么？由此可知贾公的著作，过于草率。又有沉溺于阴阳学说、曲解其理的人说：“这是七曜轮流值日，并非涉及五星常规运行度数所说的内容。”既然有快慢之分，怎么可能在七天之内就能完成一周？贾公喜好新奇而不能领悟其中的怪诞虚妄，于是导致高骈羡慕贾公的著作，欺骗迷惑愚昧浅薄的人，往往将其神化。

厩焚

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后，说：“伤人了吗？”不询问马匹。注解说：“重视人而轻视牲畜。”下面说“不询问马匹”，这是门徒弟子赞叹孔子重视人的言论。有人议论说：“伤人了吗？没有，问马。”意思是先问人，后问马。况且马棚失火，退朝后问：“伤人了吗？”又问“伤马了吗？”这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记载叙述的？本来是因为不询问马匹，只询问人。弟子仰慕圣人，推究其心意足以成为典范。再说“伤人了吗”，这就是询问的言辞。

腊日非节

所谓节令，是顺应天地四季的变化而设立的，不是人为的推移所能改变的。礼书上说腊月，每年十二月为腊月，猎取禽兽来祭祀百神，以酬谢它们的功劳。火德之君以子月为祖月、戌月为腊月，土德之君以丑月为祖月、辰月为腊月，各自根据五运盛衰的推演来使用。这不是禀承天地四时的节气，由此可知将腊月视为节令，就违背了本义。当今时代凡是建造制作各种物品，必定选取腊日，希望它们不会坏朽腐烂。只要选取腊月中进行制作，自然就不会腐朽虫蛀。如果必须选取腊日，难道可以说是通晓事理吗？

缮完葺墙

左传记载，子产辅佐郑伯前往晋国，晋侯因为鲁国防邑的争端没有接见郑伯。子产拆毁客馆的墙垣以便车马进入，士文伯责备他说：“修缮完好墙壁以接待宾客，如果都拆毁了，拿什么来供应命令？我认为墙垣坏了修缮它就可以了，现在说修缮墙壁，难道古人在文理上如此不通达吗？”我怀疑是文字错误导致产生了繁琐的文辞，于是探究其义理。这是修缮房屋、修葺墙壁以接待宾客，这里“宇”字误写成了“完”。书曰：“高大的房屋、雕饰的墙壁，足以作为比喻。”况且上文说：“加高其门楼，加厚其墙垣。”又说：“司空按时平整道路，修建馆舍宫室。”这样足以接待宾客，难道仅仅修葺墙壁就能使诸侯的馆舍宏伟高大吗？

论医

医生切脉，手指之下能知道生死的人，如果不是天生具有这种禀性，就是因长期学习而达到。然而开始时或许显得有才能，到最后却很少见效。议论的人认为开始时能命中是因为命数通达，最后谬误是因为命数穷尽。我说不是这样，起初屡次命中，是因为喜欢积累财富，记忆力尚未衰退，思维条理正敏锐。等到时间久了，筋力已经疲惫，意志懈怠心神劳累，获得的成效就少了。那么开始时能命中、最后谬误，在这里就显现出来了。如果认为是命数的通达与阻塞，难道可以说是懂得事理吗？

舅姑服

子夏为妻子服丧，为公婆服齐衰五升布，十一个月练祭，十三个月祥祭，十五个月禫祭。禫祭之后，门庭尚且素净，妻子穿青色缣衣等待丈夫丧期结束。习俗认为妻子穿青色缣衣，是说她还在守丧期间，所以沿袭也与丈夫相同的丧期记录。再经过两年才穿吉服。礼制规定，女子在家以父亲为天，妇人没有两个天，那么妻子为公婆不服齐衰两年，是很明显的。贞元十一年，河中府仓曹参军萧据上状称：堂兄至的女儿嫁给了李氏为妻，现在正在守丧。现在世俗妻子为公婆服丧三年，恐怕不合礼制，请求礼院详细审定。皇帝下诏详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议论说：我谨按大唐开元礼五服制度，妻子为公婆以及女子出嫁后为其父母，都服齐衰不杖期一年。这是因为妻子的道义在于专一，不能自行表达，必须依附于人。所以女子出嫁后为丈夫服斩衰，而降低为父母的丧服。传曰：女子已出嫁，为父母为什么只服期年？因为妇人不二斩。妇人跟随人没有专用的道义，所以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父亲是儿子的天，丈夫是妻子的天。先圣的格言，历代不敢更改。以此论之，为父母的丧服尚且只止于一年，为公婆的丧服不容许三年。现在的学者不探究其本义，轻重紊乱，逐渐形成习俗。我认为开元礼是宗室所修，上承累代圣王，旁求礼经，其道义昭明，其文辞彰著。收藏在秘府，流传无穷，颁布给有关部门，颁行天下。全国之内，固然应当遵行。违背这些文辞，叫做败坏法纪。我请求正式发文以明确典章。李岧的议论，可以说是正确的。凡是士人列位不能不遵守。

杖周议

根据礼制，父亲在世时为母亲，为所生母亲，父亲为嫡子，丈夫为妻子，都服杖期。从周礼以来，直到开元礼及唐史二百六十年，都不改变这个议论。没有听说为兄弟服杖期的。自从战乱离散以后，武臣为兄弟才开始实行杖期的礼制，这是因为宾客佐吏不能用礼制纠正他们，导致他们谬误。我在干宁三年九月，到名士家中吊唁，看见弟弟为哥哥服杖期，门人知旧没有说这违背礼制的，实在担心时间久了逐渐认为这是对的。从此以后，喜好礼制的士子，在丧服制度中要谨慎实行。

祭节拜防

礼书说：“君主有赏赐，就拜谢接受。赏赐没有比九锡更重的：衣服、朱户、纳陛、”

译皇帝车驾、悬挂的乐器、虎贲武士、弓箭、斧钺、黑黍香酒，遍查礼制条文，没有拜祭衣冠、虎贲武士的记载。这些物品，本来就不适宜拜祭。如果拜祭朱户、渠门，应当称它们为神。《礼记·祭法》说：“历代祭祀的名目，没听说过有祭防神的。”由此可知没有拜祭防神的礼仪。近代接受符节，将其放置在一间屋子里，初一、十五必定祭祀它，这是错误的。凡是天子有二十四面防神，诸侯有十面。现在的藩镇，就是古代的诸侯。在地方上就陈列在衙门，即使罢免了镇守边关的职务，只要爵位崇高，也允许陈列在私宅。上元元年，宰相吕諲设立防神，有关部门将防神抬到门口，吕諲正穿着丧服，于是改穿吉服，迎接并拜祭防神，被有见识的人所讥笑。由此可知，辱没君命，拜谢恩赐是可以的；拜祭防神和符节，大大违背了礼制。

译客卿

查考《史记》，春秋之后，那些以儒学闻名于诸侯的士人，既然前往各国担任客卿，便能陈述称王称霸的大道。比如孟轲在齐国，乐毅在燕国和赵国，西汉邹阳在梁国，伍被在吴国，也都是实行这种道理。此后辩说之道断绝，只是不再设置客卿这一职位罢了。自中和年间以后，藩镇招纳宾客的人，将这种职位命名为客卿。起初只是那些招揽门客的人，有时使用这个称号。近来名流和朝中士人，也不免沿袭这种做法。错误谬误相互沿袭，没有不因此产生的。恐怕误导后来的人，所以记录下来给儿孙看。

参谋

秦汉时期的参谋职务，是在幕府中筹划军事机密，不是学识渊博、见识深远的人不能担任这个职位。自从战乱离散之后，每当镇守边疆，必定让精通阴阳方术的人担任此职，而且地位排在将校之后，本该重视却反而轻视，实在可惜啊。如果有文人持节统领军队，举荐辟用名士，应当在管记、支使等职位中，来端正他们的名分，不也很好吗？

刊误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