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亦吴人也。
万岁木
谢眺诗：“风动万年枝”。宋人以为冬青，考陆玑诗疏曰：杻，檍也，今官园种之，正名曰“万岁”。既取名于亿万，其叶又好，故种之。然则眺所咏者乃杻耳。
译也是吴地人。
万岁木
谢朓诗云：“风动万年枝”。宋人认为这是冬青，考证陆玑《诗疏》说：“杻，就是檍，如今官家园林中种植它，正式名称叫‘万岁’。既然取名于亿万（年），而且它的叶子又好，所以种植它。”那么谢朓所吟咏的乃是杻树。
毛诗出子夏
陆玑《毛诗疏》末附四家诗源流，所说传毛诗人与经典释文逈异，故王鲁斋疑之。余谓《汉书》但云毛苌自谓出子夏，已不能举其授受之系，后来何自得之？非惟玑说无所本，即陆徳明说，亦未见所本也。
晋重
《左传》称晋重耳为晋重，终是脱字，不可援为二名称一之例。二名称一，惟《文选》刘琨表“段匹磾”称“臣磾”，然亦焉知非脱字欤？若诗文翦裁名姓以就声律，如干木、葛亮、方朔、马卿、潘仁之类，则自古有之，要亦非自称也。
纸字
或疑古无纸，小篆何以有纸字？案：《说文》纸训丝滓也。然则蔡伦以败絮鱼网为纸，正丝滓耳，故以名之。砚字，《说文》训石滑，亦不为磨墨之器。
昆虫
《礼》昆虫无作，郑注训昆为明，于义为迂。《说文》有■〈虫虫〉字，音正作昆，似同声，假借也。
书同文
《中庸》书同文，当以字体言之，如籀则天下皆用籀，篆则天下皆用篆，隶则天下皆用隶耳。至其点画増减，则圣人有所不能尽同。今观古器铭识，即尊彝诸字，形状不知凡几，其余文字亦十不同五，盖王政持其大纲尔。
谐声
小篆谐声，疑多因古文之音而配之以字，非制字始立音也。如磺字谐黄声，古文乃作丱偏旁，无黄字，安有黄声？囿字谐有声，古文乃作囗偏旁，无有字，安有有声？
秃字
秃字，《说文》载王育说，谓仓颉见秃人伏禾下，妄谬殊甚，故许慎亦曰：未知其审。周伯琦谓：上当从木，谐声，亦似不然。疑上当从禾，会意，《说文》禾木之曲头，止不能上也。
说文分为二部，训草木，华也，训荣也。华之与荣有何区别？部收字，训草木白华，然则亦草木华矣。窃意荂皆之重文，《说文》强分为二。
转烛
读工部佳人诗，不解其中“转烛”字，后偶坐佛阁，检大藏，乃知富贵贫贱有如转烛，出佛说贫穷老公，经此老，固无所不读。
皇极经世
皇极经世，殆以六日七分之法引而伸之，但汉儒以卦值日、邵子以卦值世耳。此无论验与不验，均非儒者所宜道。如曰“天运一定”，是尧舜不能不治，桀纣不能不乱，非所以立训。如曰“人事尚可转移”，是当治者不治，当乱者不乱，数又不确矣。故孔子罕言命也。
镫烛
“烛”字见《周礼》、《礼记》，然诸家所说似然木以取明，非今之蜡炬。“镫”字则经典无文，《礼记》所云“执镫”，乃豆之跗也。《考古图》始有“汉雁足镫”。
准字
郭忠恕佩觿云：三苍作为尼丘之尼，《字林》用准为平准之准，则以准代准，始于吕忱，宋人谓避冦准名、及蔡京父名者，犹未溯其源也。
尹氏卒
《春秋》书尹氏卒，《左传》以为君氏，其说支离，《公榖》以为周之尹氏，近是。或援刘卷之例，谓果为王朝卿士，自必书名，然疑为史佚其名，圣人有所不能益，姑以尹氏书之。如诸侯之卒例，书名宿男不名之例也。齐放崔氏于卫，疑亦类此。
春秋古经
马贵与谓《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此未考杜预之析《传》附《经》而误谓左氏传中原载经文也。
春秋疑义
隠公摄位而经文适不书正，桓公弑立而经文适不书王，文姜滛佚而经文适书子同生，此诸儒论端所自起也。以主是说者为是，则于例不能尽合；以主是说者为非，则其说不为无因。是亦不食马肝之类也。孔子曰“多闻、阙疑”。
春秋废传废例之渐
“《春秋》甚幽而明，无《传》而显”，董仲舒之言也，舍《传》蘖于此矣。“《春秋》之经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例”，王充之言也，废例蘖于此矣。据《汉书儒林传》：仲舒学《公羊春秋》者也。据《论衡序》，《左传》始末，充主《左氏春秋》者也。后儒各矜心得，实皆先儒所
译《毛诗》出自子夏。
陆玑《毛诗疏》末尾附录四家诗的源流，其中所说传授《毛诗》的人与《经典释文》的说法截然不同，所以王鲁斋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汉书》只说毛苌自称出自子夏，已经不能列举其传授的谱系，后来的人又怎能得知呢？不仅陆玑的说法没有根据，就是陆德明的说法，也未见有所本。
晋重
《左传》称晋重耳为晋重，终究是脱漏了字，不可援引作为两个名称指代一个人的例子。两个名称指代一个人，只有《文选》刘琨表文中“段匹磾”称为“臣磾”，然而又怎么知道这不是脱漏了字呢？至于诗文剪裁名姓以符合声律，如干木、葛亮、方朔、马卿、潘仁之类，自古以来就有，但这也并非自称。
纸字
有人怀疑古代没有纸，小篆为什么有纸字？查考：《说文解字》解释纸为丝滓。那么蔡伦用破絮鱼网造纸，正是丝滓，所以以此命名。砚字，《说文解字》解释为石滑，也不是指磨墨的器具。
昆虫
《礼记》说昆虫不活动，郑玄注解释昆为明，在义理上显得迂曲。《说文解字》有“䖵”字，读音正作昆，似乎是同声假借。
书同文
《中庸》说书同文，应当从字体方面来理解，如用籀文则天下都用籀文，用篆书则天下都用篆书，用隶书则天下都用隶书罢了。至于点画的增减，圣人也不能完全统一。现在观察古代器物上的铭文，即使是尊彝等字，形状不知有多少种，其余的文字也是十有五六不同，大概王政只把握其大纲罢了。
谐声
小篆的谐声，怀疑大多是根据古文的读音来配字，而不是造字时才确立读音。如磺字谐黄声，古文却作丱偏旁，没有黄字，哪里会有黄声？囿字谐有声，古文却作囗偏旁，没有有字，哪里会有有声？
秃字
秃字，《说文解字》记载王育的说法，说仓颉看见秃头的人伏在禾下，荒谬得很，所以许慎也说：不知道确切含义。周伯琦说：秃字上部应当从木，谐声，这也似乎不对。怀疑上部应当从禾，会意，《说文解字》说禾木的曲头，止不能上。
《说文解字》分为二部，解释草木，华也，解释荣也。华与荣有什么区别？部收字，解释草木白华，那么也是草木华了。我私下认为荂皆的重文，《说文解字》强行分为二。
转烛
读杜甫佳人诗，不理解其中的“转烛”二字，后来偶然坐在佛阁，查阅大藏经，才知道富贵贫贱有如转烛，出自佛说贫穷老公经，这位老人，固然无所不读。
皇极经世
《皇极经世》，大概是以六日七分的方法引申扩展，只是汉儒以卦值日、邵雍以卦值世罢了。这无论验证与否，都不是儒者应当谈论的。如果说“天运一定”，那么尧舜不能不治，桀纣不能不乱，这不是用来确立训诫的。如果说“人事尚可转移”，那么应当治的却不治，应当乱的却不乱，数理又不准确了。所以孔子很少谈论天命。
镫烛
“烛”字见于《周礼》、《礼记》，然而各家所说似乎是用木取明，不是现在的蜡烛。“镫”字则经典无文，《礼记》所说的“执镫”，乃是豆的足。《考古图》才开始有“汉雁足镫”。
准字
郭忠恕《佩觿》说：《三苍》将准写作尼丘之尼，《字林》用准为平准之准，那么以准代准，始于吕忱，宋人说避寇准名、以及蔡京父名，还没有追溯其源。
尹氏卒
《春秋》记载尹氏卒，《左传》认为是君氏，其说法支离破碎，《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周朝的尹氏，比较接近。有人援引刘卷的例子，说果真是王朝卿士，自必书名，然而怀疑是史佚其名，圣人有所不能增益，暂且以尹氏记载。如诸侯之卒例，书名宿男不名的例子。齐放崔氏于卫，怀疑也类似这样。
春秋古经
马贵与说《春秋》古经，虽然《汉艺文志》有记载。然而孔子所修的《春秋》，其本文世人未见，自汉朝以来所编古经，都是从三传中取出，经文称之为“正经”罢了，这是没有考察杜预析《传》附《经》而误认为左氏传中原载经文。
春秋疑义
隐公摄位而经文恰好不书正，桓公弑立而经文恰好不书王，文姜淫佚而经文恰好书子同生，这是诸儒论端的起点。以主张此说者为是，则在例子上不能完全符合；以主张此说者为非，则其说法并非没有原因。这也是不食马肝之类。孔子说“多闻、阙疑”。
春秋废传废例之渐
“《春秋》甚幽而明，无《传》而显”，这是董仲舒的话，舍弃《传》的弊端由此产生。“《春秋》之经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例”，这是王充的话，废弃例子的弊端由此产生。根据《汉书儒林传》：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根据《论衡序》，《左传》始末，王充主张《左氏春秋》。后儒各自矜夸心得，实际上都是先儒所
已言。
厶地
杜预注《左传》，于不知其地者曰地阙。范宁注《榖梁传》，于不知其地者曰厶地。说者谓厶即某字之省文，窃不谓然。韩子称于文，自环为私，背私为公，厶字即古私字，不得假借为某。当由武子于原稿空一字，作一三角圏记之，如《穆天子传》、《逸周书》之作四角圏耳。
译已经说过了。
关于“厶地”：
杜预注释《左传》，对于不知其地名的地方，称为“地阙”。范宁注释《榖梁传》，对于不知其地名的地方，称为“厶地”。解说的人认为“厶”就是“某”字的省写，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韩非子说，从文字上看，自己环绕成圈是“私”，背离私就是“公”，“厶”字就是古代的“私”字，不能假借为“某”。这应当是因为杜预在原稿上空缺了一个字，画了一个三角形圈来标记，就像《穆天子传》、《逸周书》中画四角圈那样。
叠字
石鼓文于叠字皆作“二”，“二”即“二“字言此字，有二文义亦明。秦刻石于“夫”字下作“二”，云是大夫锺繇帖；于祖字下作“二”，云重“且”字，其例虽古，似未可行。《用印谱》有文三桥所作“努力加餐饭“一印，努字下左为二点云重”力“字，右为二点旁作“口”字，云重“力”字合为“加”字，餐字下为二点，旁作反字，云重“食”字合为饭字，论者病其太巧，不知实祖秦刻石法。
祅祠
杜预注《左传》“次睢之社”云：睢水上有祅祠。此必不然。宋襄公时，祅祠何由至中国？
种子方
李濓《医史》谓淳于意及其师公乗阳庆皆无子，知医家无种子方，其论甚正。然不可谓古无此说，《汉书艺文志》有《三家内房有子法》十七卷。
容成
彭祖得容成御女术，《汉志》房中有容成阴道二十七卷，是其说也。张衡《同声歌》称素女为我师天老教轩皇，《汉志》房中有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是其说也。《汉志》又有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是“万安秘册”古亦有之矣。
粲者
女三为粲，见于国语。然实亦美女之通称。《诗》见此粲者，《传》以三女释之，未见其然。古大夫乃有娣侄，民庶流离之后，幸遂室家，匹夫匹妇，礼之经也，何三女之有？
放勲重华
“放勲”见《孟子》，“重华”见《离骚》，其为尧舜之号不疑。然必非在位之时以美词自号，殆舜、禹所追称乎，此谥法之始萌也。
姚察传
姚思亷修《陈书》，以其父察与江总合传，此真不可解，事若李商隠赠杜牧诗称“前身应是梁江总”，以词采言之，则犹之可也。
谭公
《硕人》诗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邢侯之姨”，皆举其爵，惟“谭公维私”称公。按：《春秋》齐侯灭谭，谭子奔莒，则谭子爵也，其变文之故，思之不得。
钧金束矢
钧金束矢之制，儒者所疑，此以后世律三代也。后世以一官治一邑，其事必讼乃理，故讼恒繁。古者州里族党之间，各有官以长之，即婚姻财货之事，亦有官以司之，其不合理者即治以法，不至于讼。凡其讼者，必琐屑无闗之务，暧昧不决之疑，吏所不必尽治者。故限以输官之物，俾直者知讼之不易，可稍忍而即于和曲者，知所失不偿所得，亦权其轻重而知所避，是化民息争之道也。儒者乃恐豪强者易办，贫懦者莫伸。夫圣王之世，法制修明，豪强纵暴，有举其官者矣，安用讼哉？
屠者以骨革纳官
《周礼》：屠者以骨革纳官。此为屠肆言之。使利薄而民不趍，所以抑逐末之业，而省无故之杀。若自为宾祭用牲者，虽汉唐末造，敛不至是，况周之盛乎？
原蚕
《礼》“禁原蚕”，传有三说：一曰蚕马同气，恐其伤马，此理太迂。一曰先王仁及昆虫，不欲使一岁之中再罹汤火，此为近之。一曰原蚕丝恶，恐妨民用，此亦一理。
地动仪
张衡地动仪，余终不信有是事。夫设机转运，则其机有定，不能测无定；设机待发，则机不动，不发气不至，不动气，动于数千里外而机应于此，万无此法。盖葭管之气，必至之气也，徧乎天下，至其时则皆应；地动之气，偶逆之气也，各于其地，非其地则不知。
孔鼎
李商隠诗“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词如曰“孔悝之鼎铭”，此何足道？如曰“正考甫之鼎铭”，则自孔父嘉以后始以王父字为氏，正考甫非孔氏，不得云“孔鼎”。此或唐以前书别有孔子鼎铭，今不可见矣。
唐人歌诗
唐人歌诗，宋人歌词，其法皆不传。白香山称“河满子一曲四声歌八叠”，今不知八叠谓何？又古乐府多长萹，而唐人惟歌絶句，即律诗亦仅取半首，古诗长萹，如李峤《汾阴行》、髙适《哭单父》、梁少府诗，亦仅取四句。或当时之曲，以四声八叠为定律欤？然阳闗曲又云三叠，搃不可考。
达摩支曲
温飞卿集有“达摩支曲”，莫晓其
译叠字
石鼓文中的叠字都写作“二”，“二”即表示“二”这个字，说这个字有两个相同的文义，意思也很明白。秦代刻石在“夫”字下面写作“二”，说是“大夫”；钟繇的字帖在“祖”字下面写作“二”，说是重复“且”字，这种体例虽然古老，但似乎不可行。《用印谱》中有文三桥所刻的“努力加餐饭”一方印章，“努”字下面左边是两个点，说是重复“力”字，右边是两个点旁边作“口”字，说是重复“力”字合为“加”字，“餐”字下面是两个点，旁边作“反”字，说是重复“食”字合为“饭”字，评论的人认为它太过巧饰，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以秦代刻石的方法为祖源。
祅祠
杜预注释《左传》“次睢之社”时说：睢水上有祅祠。这必定不对。宋襄公时代，祅祠怎么会传到中国？
种子方
李濓《医史》说淳于意和他的老师公乘阳庆都没有儿子，知道医家没有求子的药方，他的论断很正确。然而不能说古代没有这种说法，《汉书·艺文志》中有《三家内房有子法》十七卷。
容成
彭祖得到容成的御女术，《汉书·艺文志》房中类有《容成阴道》二十七卷，就是这种说法。张衡《同声歌》称素女是我的老师，天老教导轩辕黄帝，《汉书·艺文志》房中类有《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就是这种说法。《汉书·艺文志》又有《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可见“万安秘册”在古代也是存在的。
粲者
三个女子称为“粲”，见于《国语》。但这实际上也是美女的统称。《诗经》说“见此粲者”，《毛传》用三个女子来解释它，看不出有什么根据。古代大夫有娣侄陪嫁，平民百姓在流离失所之后，有幸成家，一夫一妻，是礼制的常经，哪里会有三个女子呢？
放勲重华
“放勲”见于《孟子》，“重华”见于《离骚》，它们是尧舜的称号无疑。但这必定不是在位时以美好的词语自称，大概是舜、禹所追称的吧，这是谥法开始萌芽的表现。
姚察传
姚思廉修撰《陈书》，把他的父亲姚察和江总合传，这真不可理解，事情就像李商隐赠杜牧的诗称“前身应是梁江总”，从辞采方面来说，还可以说得通。
谭公
《硕人》诗称“齐侯之子”、“卫侯之妻”、“邢侯之姨”，都举出他们的爵位，只有“谭公维私”称公。查考：《春秋》记载齐侯灭掉谭国，谭国国君逃到莒国，那么谭国国君是子爵，他改变文辞的原因，思考不得而知。
钧金束矢
钧金束矢的制度，是儒者所怀疑的，这是用后世的法律来衡量三代啊。后世用一个官员治理一个城邑，事情必须诉讼才能审理，所以诉讼常常繁多。古代州、里、族、党之间，各有官员来统领他们，即使是婚姻财货之事，也有官员来掌管，那些不合情理的即用法律惩治，不至于诉讼。凡是诉讼的，必定是琐碎无关紧要的事务，暧昧难决的疑案，官吏不必全部处理的。所以用缴纳官府的物品来限制，使理直的人知道诉讼不容易，可以稍微忍耐而立即和解；理曲的人，知道所损失的抵偿不了所得到的，也权衡轻重而知道回避，这是教化百姓、平息争端的方法。儒者却担心豪强容易办理，贫弱的人无法伸冤。圣王的时代，法制修明，豪强纵暴，有举发其官员的，哪里用得着诉讼呢？
屠者以骨革纳官
《周礼》：屠夫把骨头和皮革缴纳给官府。这是针对屠宰店说的。如果利润微薄而百姓不趋附，用来抑制追逐末业的行业，而减少无故的杀戮。如果是自己为宾客祭祀用牲口，即使是汉唐末世，征收也不至于这样，何况周朝的盛世呢？
原蚕
《礼记》“禁止原蚕”，传注有三种说法：一是说蚕和马同气，恐怕伤害马，这个理由太迂腐。二是说先王仁爱及于昆虫，不想让它们在一年之中再次遭受汤火之灾，这个比较接近事实。三是说原蚕的丝不好，恐怕妨碍民用，这也是一个道理。
地动仪
张衡的地动仪，我始终不相信有这种事。设置机关转运，那么它的机关有定数，不能测知没有定数的；设置机关等待触发，那么机关不动，不触发气体不到，不触动气体，在数千里外震动而机关在这里响应，万万没有这种办法。葭管中的气，是必然到达的气，遍布天下，到了那个时间就都响应；地震的气，是偶然逆乱的气，各自在其地方，不是那个地方就不知道。
孔鼎
李商隐诗“汤盘孔鼎有述作”，现在没有这种器物留存。如果他的词是说“孔悝的鼎铭”，这有什么值得说的？如果说“正考甫的鼎铭”，那么从孔父嘉以后才开始以祖父的字为氏，正考甫不是孔氏，不能称为“孔鼎”。这或许是唐以前的书另有孔子鼎铭，现在不可见了。
唐人歌诗
唐人的歌诗，宋人的歌词，它们的法则都不传下来。白居易称“河满子一曲四声歌八叠”，现在不知道八叠是什么意思？又古代乐府多长篇，而唐人只歌绝句，即使是律诗也只取半首，古诗长篇，如李峤《汾阴行》、高适《哭单父》、梁少府诗，也只取四句。或许当时的曲子，以四声八叠为定律吧？然而阳关曲又说三叠，总之不可考。
达摩支曲
温庭筠集有“达摩支曲”，不知道
义。考段安节《乐府杂录》，载舞曲有“达摩支”，飞卿所作，盖当时舞曲也。唐歌皆四句，而此曲至十二句，殆舞者须阅时稍久，乃尽低昻旋转之态，不可骤进骤退，故其词长耶？
译义理。查考段安节《乐府杂录》，记载舞曲中有“达摩支”，是温庭筠所作，大概是当时的舞曲。唐代的歌曲都是四句，而这首曲子长达十二句，大概是舞者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充分展现高低起伏、旋转舞动的姿态，不能突然前进或后退，所以它的歌词才长吧？
孔父
《春秋》书宋华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或以孔父为名，或以孔父为字。考古者孙以王父字为氏，不闻以名，则孔父为字更无疑义。或谓《春秋》国史，夫子不应避家讳不知笔削，虽因鲁史实私修之书，藏之于家，异乎君前臣名。司马子长作《史记》，讳“谈”为“同”，范蔚宗作《后汉书》，讳“太”为“泰”，亦以私修也。若史官载笔，则有国讳、无家讳矣。
诚节传
隋髙祖父名忠，故当时讳“忠”为“诚”。至修《隋书》时不讳矣，而《忠节传》曰《诚节传》，盖诸人大抵隋旧臣，习惯而不能改也。微特此也，“虎林”曰“武林”、“民部”曰“戸部”之类，且传至今而不改矣。
文选、文苑英华
《文选》录“潘朂魏公九锡文”、“阮籍劝进晋王笺”，是奨篡也；《文苑英华》录“孔熙先为彭城王檄征镇文”、“祖君彦为李密檄隋文”，是奨叛也。若文章正宗，则必无此矣。
贺知章栁枝词
栁枝词起于中唐，故白香山诗称“聴取新翻杨栁枝”也。《才调集》乃有贺知章栁枝词。考何光逺《鉴戒录》称是篇为贺秘监知章咏栁，是，《才调集》悞。
娶妻不娶同姓
《礼》娶妻不娶同姓。郑注谓为其近禽兽。此语太甚。《家语》言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周道，然也。则周以前或不拘矣。康成以鸟兽行当之，是内乱之说，非娶同姓之说也。
传注误引经文
《书》“厘降二女于妫汭”，蔡传引《尔雅》：“水北曰汭”。《诗》“騋牝三千”，朱传引记曰：“问国之富，数马以对。”礼术有序陈氏集说，引《周礼》：“郷大夫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今本皆无此文。
鲁颂春秋不同
《鲁颂》閟宫泮宫之作，与淮夷献琛之事，皆在僖公时。然《春秋》皆无其事。或谓閟宫、泮宫，常事不书，淮夷之事，则史氏之铺张，不为实录，颂者歌咏之作，不妨存臣子之词。《春秋》者立教之书，不可没是非之实也。是或然欤？
女娲补天
《列子》女娲补天事，张湛注以五色石为寓言五常，是亦巧为之词。战国诸子多与小说相出入，不尽可诘，即以列子而论，龙伯钓鳌之事，化人擥裾之谈，又譬何事乎？
毛诗
《汉志》毛诗三十卷。《毛诗故训传》二十九卷，俱不着为毛亨、毛苌。据郑康成诗谱，鲁人大毛公为故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则《诗传》为毛亨作矣。《隋书经籍志》则称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训，故传则以诗传为毛苌作。然宋以来并云毛苌，不云毛亨，疑不能明。
五言诗
五言诗世称始蘓李《玉台新咏》，则题古诗为枚乘作，均汉武帝时人，无庸较其先后。惟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楚汉春秋虞姬诗已全作五言，此不可晓。即曰陆贾赝托，贾亦虞姬同时人也，岂守节所见之本，后来又有所窜入欤？
文言
梁武帝以《文言》为文王作，此于古无考，直以穆姜引《文言》四语在孔子前，而文字适合文王谥法，以意断之耳。刘勰《文心雕龙》曰：“乾坤二卦，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此又附会于文章之义，亦非本旨。
金章
《礼》“圭璧金璋，不鬻于市”，皇侃注：用金为印章，则印章古有之矣。今本作“璋”，盖字之误。既曰圭璧，足以统璋，不烦缕赘，且璋不以金作，则金自不连璋为文；市不鬻金，亦非可行之事【《列子》有攫金于市事】。
百国春秋
《墨子》称见“百国春秋”，所引有周《春秋》杜伯一事，燕《春秋》荘子仪一事，宋《春秋》■〈礻后〉观辜一事，齐《春秋》王里国中里徼一事，其文皆似传体。盖古史官简书、策书之分，策书详其细目，如墨子之所称，左氏据以作传者是也；简书举其大纲，如《汲冡》、《竹书》之体，孔子所据以作经者也。
晋之乗
《传》称羊舌肸习于春秋，此晋之《春秋》，非鲁之《春秋》也。孟子
译孔父
《春秋》记载宋国华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有人把“孔父”当作名，有人把“孔父”当作字。考察古例，孙辈用祖父的字作为氏，没听说过用名的，那么“孔父”是字就更没有疑问了。有人说《春秋》是国史，孔子不应避家讳，不知道删改。虽然孔子因鲁国史实而私下修书，藏在家中，不同于君前臣名的场合。司马迁作《史记》，避讳“谈”字改为“同”，范晔作《后汉书》，避讳“太”字改为“泰”，也是因为私下修史。如果是史官执笔记录，则有国讳，没有家讳了。
诚节传
隋高祖父亲名忠，所以当时避讳“忠”字改为“诚”。等到修《隋书》时已经不避讳了，但《忠节传》却叫《诚节传》，大概这些人大多是隋朝旧臣，习惯成自然而不能更改。不仅如此，“虎林”称为“武林”、“民部”称为“户部”之类，而且流传至今而没有更改。
文选、文苑英华
《文选》收录“潘勖魏公九锡文”、“阮籍劝进晋王笺”，这是鼓励篡位；《文苑英华》收录“孔熙先为彭城王檄征镇文”、“祖君彦为李密檄隋文”，这是鼓励叛乱。如果是《文章正宗》，就一定没有这些了。
贺知章柳枝词
柳枝词兴起于中唐，所以白居易诗中说“听取新翻杨柳枝”。《才调集》中却有贺知章的柳枝词。查何光远《鉴戒录》称这首诗是贺秘监知章咏柳，这是对的，《才调集》错了。
娶妻不娶同姓
《礼记》说娶妻不娶同姓。郑玄注说因为那样接近禽兽。这话太过分了。《孔子家语》说同姓百世不通婚姻，这是周代的道统，是对的。那么周代以前或许就不拘泥于此了。郑玄用鸟兽的行为来类比，这是内乱的说法，不是娶同姓的说法。
传注误引经文
《尚书》“厘降二女于妫汭”，蔡沈传引用《尔雅》：“水北曰汭”。《诗经》“騋牝三千”，朱熹传引用《礼记》曰：“问国之富，数马以对。”《礼记·射义》有序陈氏集说，引用《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现在版本都没有这些文字。
鲁颂春秋不同
《鲁颂》中《閟宫》《泮宫》的创作，与淮夷进献珍宝的事情，都在僖公时期。然而《春秋》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有人说《閟宫》《泮宫》是常事不记载，淮夷的事情，则是史官的铺张，不是实录，颂是歌咏之作，不妨保留臣子的言辞。《春秋》是确立教化的书，不能掩盖是非的真实情况。这或许是这样吧？
女娲补天
《列子》中女娲补天的事情，张湛注认为五色石是寓言五常，这也是巧言辩解。战国诸子多与小说相互出入，不能尽加责问，就以《列子》而论，龙伯钓鳌的事情，化人揽裾的谈论，又比喻什么事呢？
毛诗
《汉书·艺文志》记载毛诗三十卷。《毛诗故训传》二十九卷，都不注明是毛亨、毛苌所作。根据郑康成《诗谱》，鲁人大毛公在家作故训传，河间献王得到后献上去，以小毛公为博士，那么《诗传》是毛亨作的了。《隋书·经籍志》则称赵人毛苌善于诗，自称是子夏所传作训，所以传则以诗传为毛苌所作。然而宋代以来都说毛苌，不说毛亨，疑惑不能明了。
五言诗
五言诗世人称始于苏李，《玉台新咏》则将古诗题为枚乘所作，都是汉武帝时人，无需比较先后。只有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楚汉春秋》虞姬诗已经全是五言，这不可理解。即使说是陆贾伪造，陆贾也是虞姬同时代人，难道张守节所见的版本，后来又有所窜入吗？
文言
梁武帝认为《文言》是文王所作，这在古代没有考证，只是以穆姜引用《文言》四句话在孔子之前，而文字适合文王的谥法，凭意思判断罢了。刘勰《文心雕龙》说：“乾坤二卦，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这又是附会于文章的意义，也不是本旨。
金章
《礼记》“圭璧金璋，不鬻于市”，皇侃注：用金做印章，那么印章古代就有了。现在版本作“璋”，大概是字的错误。既然说了圭璧，足以统摄璋，不必繁琐赘述，而且璋不用金制作，那么金自然不连着璋成文；市场不卖金，也不是可行的事情【《列子》有攫金于市的事】。
百国春秋
《墨子》称见过“百国春秋”，所引用的有周《春秋》杜伯一事，燕《春秋》庄子仪一事，宋《春秋》观辜一事，齐《春秋》王里国中里徼一事，其文字都像传体。大概古代史官简书、策书的区别，策书详细记录细目，如墨子所称，左氏据以作传的就是这样；简书列举大纲，如《汲冢》、《竹书》的体例，孔子据以作经的就是这样。
晋之乘
《传》称羊舌肸熟悉春秋，这是晋国的《春秋》，不是鲁国的《春秋》。孟子
又曰：“晋之《乘》”，盖《春秋》为记事之通名，《乘》则一国之专名，犹后世举其总名则曰“史”，举其専名则曰“汉书”、“唐书”【古以史为官名，后世以官名其书，犹子亦人之美称，后世以人名其书，《周礼》称三皇五帝之书，均不谓之史，《论语》吾犹及史之阙文，亦称史官，不称史书】。
译又说道：“晋国的《乘》”，大概《春秋》是记事书籍的通称，《乘》则是某一国的专称，就像后世举其总名则称为“史”，举其专名则称为“汉书”、“唐书”【古代“史”是官职名称，后世用官职名称来命名书籍，就像“子”也是对人的美称，后世用人名来命名书籍，《周礼》中提到的三皇五帝的书籍，都不称为“史”，《论语》中说“我还能看到史官留下的阙文”，也是指史官，而不是指史书】。
总集、自注、注赋、注诗
合众人之作为一集，始于王逸，录总集者不及，以楚词自为一类也。自录已作，亦始于逸，而徐陵《玉台新咏》、芮挺《章园秀集》用其例。自注已作亦始于逸，而戴凯之《竹谱》、谢灵运《山居赋》用其例【《汉书艺文志》亦自注，然寥寥无几，又非发明文义，故不以托始】。注赋始薛综注张衡《両京赋》。注诗始颜延年、沈约注阮籍《咏懐诗》。诗中偶用自注，始王融。
六朝人误用古事
六朝以绮丽相髙，务求新艶，往往不考本事。梁武帝有“代蘓属国妇诗”，极述纒绵思逺之意，然武固生妻去惟也。吴均《行路难》称倡家小女名桃根，桃根乃桃叶之妹，亦王献之妾，非倡家也【李商隠诗“桃叶桃根双姊妹”】。
大学
《大学》称曽子作，究不知其所据。《曽子》二卷，南宋尚存，晁公武《读书志》称十篇皆见《大戴礼》，髙似《孙子畧》亦云见《大戴礼》，他又杂见《小戴礼》，既曰杂见，则中无全篇，《大学》可知矣。
孔丛子
汉人无引《孔丛子》者，引“孟子字子居”一条以驳赵岐，始于王肃，其文与《家语》如一手，殆亦肃所伪撰欤？
译总集、自注、注赋、注诗
将众人的作品汇编为一部集子，始于王逸，但收录总集的目录没有包括他，因为《楚辞》自成一类。自己收录自己的作品，也始于王逸，而徐陵的《玉台新咏》、芮挺章的《园秀集》沿用了他的体例。自己注释自己的作品，也始于王逸，而戴凯之的《竹谱》、谢灵运的《山居赋》沿用了他的体例【《汉书·艺文志》也有自注，但寥寥无几，又不是为了阐发文义，所以不把起始归于它】。注释赋始于薛综注释张衡的《两京赋》。注释诗始于颜延之、沈约注释阮籍的《咏怀诗》。诗中偶尔使用自注，始于王融。
六朝人误用古事
六朝人崇尚华丽辞藻，追求新颖艳丽，往往不考证史实。梁武帝有《代苏属国妇诗》，极力描述缠绵思念远方之意，然而梁武帝原本的生妻已经去世。吴均的《行路难》称倡家小女名叫桃根，桃根其实是桃叶的妹妹，也是王献之的妾室，并非倡家女子【李商隐诗云“桃叶桃根双姊妹”】。
大学
《大学》称曾子所作，究竟不知其所依据的是什么。《曾子》二卷，在南宋时还存在，晁公武《读书志》称十篇都见于《大戴礼记》，高似孙《孙子略》也说见于《大戴礼记》，他又杂见于《小戴礼记》，既然说是杂见，那么其中就没有完整的篇章，《大学》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孔丛子
汉代人没有引用《孔丛子》的，引用“孟子字子居”这一条来驳斥赵岐，始于王肃，其文风与《孔子家语》如同一人所写，大概也是王肃伪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