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易初津卷下

译一卦揲取并保存的蓍数，没有不恰好得到七、八、九、六的；这确实是天地易简、自然确定的道理，并不是随意如此。司马光《潜虚》专用三三，扬雄《太玄》、邵雍《皇极经世》专用九九，《乾凿度》以及太乙九宫以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五、乾六、兑七、艮八、离九为数；这些对于天地易简的道理既然完全没有窥见，后人所画的图书源于大衍，也长久没有察觉。有人说蓍法与《易》无关，应当从卦的道理中求取；这又是浅薄地看待古人，不知道制器尚象、理与数同出一源。圣人取法天地，所以卦象起于奇偶，蓍法起于一、二。奇偶是“一、二”的本来名称。知道一属于奇，就知道三、五、七、九都属于奇，都是一的同类；知道二属于偶，就知道四、六、八、十也都属于偶，都是二的同类。一的一倍是一，观察一便可知九，因为十减一为九，而且没有两个一；二的两倍为四，观察四便可知六，因为十减四为六，完全属于二。六十四卦的卦体卦象之外，整部经的爻辞都是九、六之文；圣人借助蓍法就是如此，怎么能说蓍法与《易》无关？传说：“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天地之数共五十五，用来成就变化、运行鬼神。”圣人赞明大衍之数就是这样，怎么能说蓍法与卦是两条道路？卦中的▯、▯与蓍法中的一、二并不是两种东西，而是象、法，也就是天地。因此推行到历法，施行到律吕，配合方圆，符合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五音、八风、六律、六吕，没有不总括其中的。然而运用于阴阳卦象之内，就尤其亲切而确实有典常。总的说来，从画卦而言，卦先于蓍；从求卦而言，蓍先于卦。古人运用它们，都是取法象征。虽然如此，奇偶、一二仍是形而下者，只是借它们来记载、区别阴阳罢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易大传》说：“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它们。”那么河图应当是在同一时期出现的。然而《顾命》说河图在东序，《论语》说“黄河不出图”，《经》中多次谈到《河图》，而洛水出现洛书，除了《易大传》以外，再没有其他证据。只有《尚书》说“上天于是赐给禹《洪范》九畴”，解说者因此认为洛书的出现大概在夏禹时代。《汉志》说：“禹治理洪水，上天赐给他洛书的法则，他陈述出来，《洪范》就是它。”孔安国、刘歆也都这样认为。我私下认为，《尔雅》解释“洪”为“大”，解释“范”为“法”，解释“畴”为“类”，那么《洪范》九畴，就是说大的法则共有九类。九作为数，就像九功、九叙、九歌一样，只是数目偶然与九相合，未必是仿照洛书而作。而且从初一到次九，所谓五行、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各自有各自的意义，各自有各自的数目，与洛书的文理没有显明关系。汉代儒者解释经书，附会牵合而形成说法，辗转传述，大概没有深入考察。然而《顾命》和《论语》都各自谈到河图一类的事，那么洛水出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回事。只是汉魏以后把“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作为河图，把“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作为洛书；像这样整齐明白、恰好与《大传》相合，未必是真实情况。上天垂示天象，显示吉凶；圣人取法天象，这是说取法天。黄河出现图，洛水出现书，圣人取法它们，这是说取法地。上天垂示的象，是天文；河图、洛书，是地理。后儒不顾“上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三句，只取“河出图，洛出书”，认为先有图书的象，后来才据此画卦、创设蓍法，这是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天所垂示的象共有三百六十五度有余，日月星辰运行其中。太阳属奇数九，四个九就是三百六；月亮属偶数六，两个六就是一十二。以太阳纪月，就是三乘十；以月亮纪年，就是二乘六。至于星宿二十八，就是四乘七；节气二十四，就是三乘八。无非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的文理。怎么能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只属于河图、洛书的文理呢？而且黄河有图、洛水有书，想来也只是略具奇偶的文理，难道真像今天流传的图那样整整齐齐吗？今天流传的图书，是大衍图。两图的道理相同，是根据《大传》的话绘制出来的。《大传》说：“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天数彼此相得而各有相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天地之数共五十五。”这明明说的是取法天地，并没有专门说取法河图、洛书。它本来讲的是揲蓍的方法，不是画卦的方法。把两图合起来观察：一、三、五、七、九，是五个天数，共二十五；二、四、六、八、十，是五个地数，共三十；总计就是五十五。它们相合时，一加五与六相合，二加五与七相合，三加五与八相合，四加五与九相合；一加九与十相合，二加八与十相合，三加七与十相合，四加六与十相合。这些都是《大传》的话。后人因为《大传》推演蓍法而画图，并不是先有图然后才有蓍法。大衍之法取法天地而使用蓍，大概是取法奇偶而形成四象。四象就是九、六、七、八。九、六、七、八排列成六爻，卦就形成了；这是求卦的方法。先儒没有察觉这一点，把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布置在四正，作为坎、离、震、兑，又把四隅的空位布置为艮、巽、乾、坤，完全没有义理。又把水、火、木、金以及它们交错的气配入其中，更已经失去《大衍》原文的意义。术家所说的太乙、九宫，直接把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布置在方位角隅之数作为坎、坤、震、巽、乾、兑、艮、离；这样一来，对于奇偶之义和《大衍》原文，都是茫然未得。古人怎么会愚昧到这种程度呢？

译《汉书·律历志》先说天一、地二，节制叙述次序，随后才说天数五、地数五，直到五位相得而各有相合。所流传的河图、洛书，大概就是以此为根本。有人认为这是希夷传下来的，已经不知道具体世代；伊川程子也依据此说改动《易》经文字，并把这一节移到大衍之数五十的上面。大概“黄河出龙图，洛水出龟书”，再附会文辞而牵合成说，已经在世上盛行很久，竟把传闻当成了可信之事。我私下考察，《汉书》引用经文的次序，并不是《易》的原本文次。王辅嗣、韩康伯的《易》虽然把彖传、象传分别附在各卦爻辞之下，稍微失去古制；但没有被附会的部分，仍然沿用费氏旧本。“天数五，地数五”这一节，本来就在“大衍之数五十”之后，所以“再扐而后挂”以下，大概是圣人用来说明推衍方法的文字，说明推衍不超出五十，以得到九、六、七、八。这就是爻的九、六、七、八的由来。它可以同“祐神”以下“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一直相连，直到“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作为一段，以尽情说明蓍卦的意义，结束前篇观变玩占的意思。“天一，地二”这一节，本来应当在“子曰：夫《易》何为者也？”之前，大概是圣人举出它来说明蓍卦的作用不出天地奇偶，以此形成变化。下面“圆神方知，知来藏往，爻义，易贡，皆切指蓍卦而推言变通，象器以至于利用之神”这一段，应当同“是故《易》有太极”直到“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连成一段，大概是直接举出推衍的方法而极力赞美它，并不是说龙马、神龟，也不是说画卦。先儒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当作先天学，认为是加倍法，已经相差很远；把神物当作河图、洛书，更加荒诞。为什么？因为“神物”承接上文的蓍、龟而言。经文不能轻易改动，以免失去古人的旧貌。它的篇章有古人原来确定的，也有后人分定的。比如《诗》的篇章，是古人原来确定的；至于《尚书》的篇章，有古文、今文的区别；《易》的上下经和《十翼》分篇，也都是古人长期确定的。上下经每卦各为一章，本来就清楚明白；而《系辞传》上下两篇，脉络贯通，不能逐处分章，以免割断气脉。只应在大的段落处分成一段，在小的题目下分成一节。每篇总成一章，这样前后气脉贯通，起伏应合，不会互相破坏次序。文字也会因此变化流动而神采自现。大衍之法本来用过揲所得的数来记载奇偶。例如一次过揲得到三十六蓍，这是四个九，属于纯奇，所以阳爻的动爻称九；一次过揲得到二十四蓍，这是四个六，属于纯偶，所以阴爻的动爻称六。因此整部经都是九、六之文，而《系传》在“再扐后挂”之后，进一步阐明“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数理，以显示此后便得到九、六、七、八，爻的变化也由此得到。至于说乾卦的蓍数为二百一十六、坤卦的蓍数为一百四十四，则又是直接举出乾坤六爻九、六之数。它用过揲的实际数目记载奇偶，已经非常明显。可是先儒讲蓍法，只使用挂、扐的数，把五、四当作奇，把九、八当作偶；这样既失去了奇偶数的实际意义，又无法解释初变的五、九比二变、三变的四、八各多一蓍。不知道挂、扐只是古人虚设的法则，用来运用九、六、七、八，并不是命名爻的实际数。挂一，是取两仪之余；归奇，是取四时之余。《大衍》明明说是象征闰月，难道可以把闰月当作四时的正数吗？何楷说：“《十翼》说揲四以象征四时，归奇以象征闰月；四时是正数，闰月是余数。” 下文说：“乾的策数有二百一十六，坤的策数有一百四十四，共三百六十，正好相当于一周年的天数。上下两篇的策数共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好相当于万物的数目。”这些数都是以七、八、九、六为起点计算的，说明应当使用正数，而不应使用余数。这足以证明历来积累的错误了。即使按照余数推算，也只是九、六、七、八的余数，并不是把五、四看作奇数、九、八看作偶数。例如三变合计得到一五、两四，先除去五中的一个，再各自除去其中一个，便成为三三为九；其过揲数也是四九三十六。三变合计得到一九、两八，先除去九中的一个，再各自除去其中六个，便成为三二为六；其过揲数也是四六二十四。三变合计得到一五、两八，先除去五中的一个而余四，再以一除八，以六除，便成为一三、两二为七；其过揲数也是四七二十八。三变合计得到一九、两四，先除去九中的一个而余八，再以六除四，以一除，便成为一二、两三为八；其过揲数也是四八三十二。这说明余数中的奇偶并不混乱，扐揲的数又彼此相因，这一点也不可不察。抛开九、六、七、八而另行规定奇偶，实在是严重背离实际了！

译《系辞传》说：“穷尽数理而知未来，这叫作占。” 又说：“取法于天为三、取法于地为二，因而建立数。”数的重要性就是如此。古代把数同礼、乐、射、御、书并列为六艺。男子出生后，能够说话，就教他学习数。数怎么会是世俗浅学呢？这是由下学而通达上理的事情。后人所作的河图、洛书两图，是依据《系辞传》而制作的，大概是排列九、六、七、八，以显示奇偶的实际，并未曾把五、四、九、八作为奇偶。这也可以看出用蓍草占筮的遗意；而且图式因而推衍制作，更足以证明这一点。为纠正名称，称它为《大衍图》，并把图附在左边。《经部，易类，学易初津，卷下》《经部，易类，学易初津，卷下》《经部，易类，学易初津，卷下》《经部，易类，学易初津，卷下》辞占 《系辞传》说：“彖辞，是说卦的象的；爻辞，是说卦的变化的。”这说的是观察卦象、玩味卦辞，以及观察变化、玩味占辞的大原则。观察卦象、玩味卦辞，是处于静止状态时的事情；观察变化、玩味占辞，是有所行动时的事情，各有其所主。不过，处于静止状态而观察卦象，难道与占筮行动毫无关系吗？观察卦的变化，难道竟会遗弃卦象吗？圣人的话，大概是用互文来显示意义。比如上文说“谈到乐而玩味的，是爻辞”，下文说“观察卦象而玩味卦辞”，这就说明爻辞与观象玩辞本来是兼顾的。观察变化、玩味占辞，难道也会遗弃彖辞吗？占筮时没有动爻，卦象和彖辞自然可以观察；有了动爻，爻辞足以作为依据，但彖辞仍不可遗弃。如果说占筮只观察变化，那么彖辞中所说的“元亨利贞”“利牝马之贞”“安贞吉利”“有攸往”“勿用有攸往”“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吉凶悔吝”等等，明明都是占辞，难道能说占筮用不上它们吗？汉代以后，多数人舍弃辞而谈象；象理不通时，才兼及本卦，并涉及互体、卦变，甚至发展到讨论之卦的变化，从九家一直到毛西河，荒诞到了极点。其中朱子启发辨析，虽然没有采用互变之占，但他所谓一爻、二爻发动时专占爻辞而不占彖辞，三爻发动时占本卦的两个彖辞，并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又以开始十卦主贞、后十卦主悔；四爻、五爻发动时占之卦，不看不变的爻，也不占彖辞——这些说法，都与“彖辞是说卦象的，爻辞是说卦变的”这一义理不完全相合。考察《春秋》内传、外传中那些繁杂附会的说法，实际上开启了穿凿互变之象的端绪。然而，抛开其中穿凿的意义，只考察当时占筮所遇到的爻辞、彖辞，看它们与事情的对应，也未尝不恰当相合。我又曾因事情而占筮，用所谓“言象、言变”的方法分类寻求，没有不吻合的。由此才知道，圣人的情意显现在卦辞中，并非后人的智巧所能达到。现分条解释如下：一爻发动【占所动爻的爻辞，同时兼占彖辞】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生了敬仲。敬仲年幼时，周朝史官有人以《周易》来见陈侯，陈侯让他占筮，得到《观》卦变《否》卦，说：“这叫作‘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这大概预示他将代替陈国而拥有国家吧？如果不在陈国，就会在别的国家吗？如果不在他本人身上，就会在他的子孙身上。光明遥远而从别处发出光彩。坤是土地，也是大风。风在土地上成为天，山也有山的材质，又用天光照耀它，于是处在土地之上，所以说‘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院中陈列着众多祭品，用玉帛奉献，天地的美好都具备了，所以说‘利用宾于王’。仍然有观望之意，所以说大概在后代吧？风行走而显著作用于土地，所以说大概在别的国家吧？如果在别的国家，一定是姜姓。姜姓是大岳之后。山岳与天相配，万物不能有两个同样尊大的。陈国衰落，这个人大概会昌盛吧？到陈国开始灭亡时，陈桓子先在齐国强大起来；后来陈国再次灭亡，成子取得政权。”考察这段话，它专门依据本爻的爻辞推断，从未杂用之卦的爻辞。毛西河却把“风为天于土上”说成兼用了之卦的卦辞，却不知道左氏是用之卦的卦象来解释本爻“观国之光”的辞，并未使用之卦的卦辞。不过，左氏所记周史官的话，是浮夸之辞。《观》卦六四，阴柔处在外卦，承接九五；九五位置尊贵，而六四承接它，在《观》之时最为亲切，这难道不是“观国宾王”的明显含义吗？又《彖传》说“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那么它的昌盛在后代，不也可以大略看出吗？闵公元年，毕万在晋国占筮仕进，得到《屯》卦变《比》卦。辛廖说：“《屯》是坚固，《比》是亲附，还有什么吉利能比这更大呢？震是土地，车随着马，脚安居其上，兄长使它成长，母亲覆盖它，众人归附它；合在一起能够坚固，安定之后又能制胜，这是公侯之卦。公侯的子孙，必定恢复其始。”考察这段话，虽然广泛取象，但也确实是爻辞“利建侯”的意思，而爻辞又正是彖辞“利建侯”的意思。这个爻是救济《屯》难的主爻，所以爻辞与彖辞相同；这也是观察爻辞、彖辞，而没有涉及之卦征象的例子。又《爻辞传》说：“虽然盘桓，志向仍然是实行正道；以尊贵身份处于卑贱者之下，能够大得民心。”《彖辞》说：“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传》说：“刚柔开始交会而困难产生，在险难中行动，大为亨通而守正。雷雨的运动充满天地，天地开创之初混沌未明，适宜建立诸侯而不可安逸。”后来毕万跟随晋献公灭掉魏国，受封于魏，魏最终又分裂晋国，这些都没有不奇异应验的。至于把震说成土地、车、马，是取《屯》《比》两卦卦体来说，究竟很是支离泛滥。

译昭公七年，卫襄公的夫人姜氏没有儿子，宠妾婤姶生了孟絷。孔成子梦见康叔对自己说要立元。孔成子让羁的孙子圉和史苟观察此事。史朝也梦见康叔对自己说将要命名某个孩子为元。史苟和孔烝鉏的曾孙圉一起观察谁是嫡长子。史朝见孔成子，把梦告诉了他，梦境相合。韩宣子执政、聘问诸侯的那一年，婤姶生了儿子，给他取名为元。孟絷的脚有残疾，走路无力。孔成子用《周易》占筮，说：“元大概能够享有卫国，主持卫国社稷，得到《屯》卦。”又说：“我大概能够立元，或许能够使他得到嘉美，得到《屯》卦变《比》卦。”史朝说：“卦辞说元亨，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孔成子说：“难道不是说嫡长子吗？”史朝回答：“康叔已经给他命名为元，可以说是长子了。孟絷不是适宜的人，将不能列入宗庙，不可以说是长子。而且它的繇辞说：‘利建侯嗣吉。’所谓建侯，必须是继承人，怎么会不是继承人呢？”两个卦都说“你应当立他为侯”，这是康叔给他的命令。两个卦都告诉了这件事，筮辞又与梦境相应，这是武王所采用的方法。若不听从，还能怎么办？脚有残疾的人却居于侯位，主持社稷、参与祭祀、奉养人民、侍奉鬼神、听从朝廷命令，又怎么能够胜任？各自按照卦辞所说的利害处理，不也是可以的吗？所以孔成子立了灵公。考察前面所说的“元亨”，是彖辞；后面所说的“利建侯”，是爻辞和彖辞。得到《屯》变《比》，而爻辞、彖辞相同，并且说“两个卦都这样说”，那么他观察本爻并兼看彖辞，也很清楚了。并没有兼看互卦两体以及应爻，也没有失误。闵公二年，成季将要出生时，桓公让卜楚丘的父亲为他占卜，说：“是男孩，名字叫友，在国君的右边，处在两座社坛之间，作为公室的辅佐。季氏灭亡，鲁国就不能昌盛。”又为他占筮，得到《大有》卦变《乾》卦，说：“同样归属于父亲，恭敬得如同面对君主所在之处。”出生后，孩子手上有文理，像“友”字，于是就以友为名。考察此事，《大有》就是所有很大。六五居中而得到众多阳刚爻的辅佐，它生男孩的意思十分明显。乾是父亲，处于内卦，表示为父亲所有，所以有“同复于父”的象。至于爻辞所谓“厥孚交如，威如，吉”，六五是《大有》的主爻，地位尊贵而所有广大，所以诚信交相感通而威严厚重。“敬如”怎么会不是恭敬如同面对君主所在之处的意思呢？卜辞都是借用爻辞来修饰的，不如爻辞原文浑然完整而概括。又彖辞说：“大有，元亨。”

译《彖传》说：“阴柔得到尊贵的位置，居中而广大，上下的阳爻都响应它。” 这正好同本爻的辞互相发明。友生为男孩，季氏贤能而且昌盛，真可以说是神妙应验的占筮了，还用得着另求解释吗？卜辞和太卜的说法已经是多余而奇幻的解释，毛西河却取纯乾以及离、坎相错的卦象，作为“复父”的解释；又把六五变为乾，作为“敬如君所”的解释，更加穿凿而不合实际。起初，晋献公占筮把伯姬嫁给秦国，得到《归妹》变《睽》，史苏占断说：“不吉。”他的繇辞说：“士人宰羊，也没有祭品；女子捧筐，也没有馈赠；西邻责备的话，无法偿还。”《归妹》变《睽》，仍然是没有相助；震变离，离又变震，成为雷、成为火，意味着嬴姓败姬姓；车脱掉车輹，火烧毁旗帜，不利于出兵，在宗丘战败。《归妹》变《睽》有孤独之象，弓弦张开；侄女跟随姑母；六年逃亡，逃回自己的国家，却抛弃了自己的家庭；第二年死在高梁的废墟。后来惠公在秦国，说：“先君如果听从史苏的占断，我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考察这件事，宗丘之败就是韩原之战。后来子圉以十六年为质留在秦国，秦国把女儿嫁给他；二十二年，子圉逃回晋国；二十三年，惠公去世，子圉即位，这就是怀公。到二十四年，秦穆公接纳公子重耳，怀公逃到高梁，重耳杀死他的事情，都奇异地应验了。不过从繇辞考察，开头四句全是本爻的爻辞，这是正确的筮法。至于“西邻责言”以下，是左氏用文章修饰出来的。又“归妹之睽”只是偶然因为之卦有“匪寇婚媾”以及张弧等语，便把相关内容连类引申并加以修饰。究竟说来，本爻的爻辞已经明确说明伯姬出嫁对晋国不利；再兼看彖辞所谓“归妹征凶，无攸利”，那么后来丧失军队、使国家受辱、危险不安的征兆，就更加明显了，这难道不也奇异地应验了吗？僖公二十五年，秦伯率军驻扎在黄河边上，准备迎接周王。狐偃对晋侯说：“寻求诸侯支持，没有比勤王更好的办法。”晋侯让卜偃占卜，说吉；又占筮，得到《大有》变《睽》，说吉。这是国君用来享祀天子的卦。战胜而受到周王宴飨，还有什么吉利能比这更大呢？而且这个卦，天变成泽来面对太阳，天子降下心意来迎接晋侯，不也可以吗？《大有》除去《睽》而恢复原状，也正合其所处之地。晋侯辞别秦军，向下驻扎在阳樊；右军包围温，左军迎接周王。周王进入王城，捉住在温的太叔并杀了他。晋侯朝见周王，周王用醴酒宴飨他，下令宽赦晋侯。考察这段话，卜偃引用爻辞中的一句话，已经看出事情吉利，这是当时应有的回答。“战胜而王飨，还有什么吉利能比这更大呢？”因为勤王包含作战的事情，所以顺势引申，也是应有的回答。至于“天为泽以当日”等话，是根据变爻的卦象来说的，究竟没有超过本爻爻辞的明白和应验。彖辞所谓“大有元亨”，《彖传》所谓“柔得尊位而上下应之”，也同样应验，何必借天泽来解释呢？学者应当知道应该依从什么。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棠公的妻子，是东郭偃的姐姐。棠公死后，东郭偃为武子驾车前去吊丧，武子见到棠姜，认为她美丽，便让东郭偃娶她。占筮得到《困》变《大过》。陈文子说：“丈夫跟随风，风坠落；妻子不可以娶。而且卦辞说：‘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是前往而不能成功；据于蒺藜，是所依靠的东西反而伤害自己；进入他的宫室，却见不到妻子，凶，是无处可归。”崔子说：“这有什么关系？先夫已经承担了这个结果。”于是娶了她。庄公与她私通，崔子杀了庄公。崔成、崔疆杀死东郭偃，崔子驾车逃出，见到庆封。庆封说：“请让我替你讨伐他们。”于是派卢蒲嫳率领甲士攻打崔氏，终于消灭了崔氏。棠姜上吊而死。卢蒲嫳向崔子复命，并为他驾车返回。到了那里，已经无处可归了。考察此事，本爻本身就已经奇异应验；陈文子所说“丈夫随风坠落、妻子”等，是从变卦的象引申出来的意义，看不出它能胜过本爻。至于彖辞“困亨贞，大人吉，无咎”等，似乎与爻辞不同，也不与事情相应。但《彖传》说：“险难之中有喜悦，困厄而不失其所，所以亨通，这大概就是君子吧？”可见《困》的困难与亨通很清楚。本爻正是阳刚被阳刚严重遮蔽的情形，失去所处之位就是不能守正，也就是不能亨通。怎么可以拿它同九二“大人”的吉利相提并论呢？兼看彖辞，也没有不相合的。昭公五年，起初穆子出生时，庄叔用《周易》为他占筮，得到《明夷》变《谦》，把结果给卜楚丘看，说：“这个人将来会回来成为你的祭祀对象；谗人会进入，他的名字叫牛，最终因饥饿而死。”《明夷》象征太阳。太阳的数是十，所以有十个时辰，也相当于十个位置；从周王以下，其中第二位是公，第三位是卿。太阳升到中天，太阳被食是二，太阳本身是三。《明夷》变《谦》，光明尚未完全显现，大概正当早晨吧？所以说“为子祀”。太阳的《谦》象对应鸟，所以说“明夷于飞”；光明尚未完全显现，所以说“垂其翼”。象征太阳的运行，所以说“君子于行”。正当三位而在早晨，所以说“三日不食”。离是火，艮是山。离为火，火焚烧山，山因人而败，败就是言语败坏，言语就是谗言，所以说“有攸往，主人有言”，这个言一定是谗言。纯离象征牛。世道混乱而谗言得势，得势者将归于离，所以说“其名为牛”。《谦》有不足之意，飞而不能高翔，垂翼而不高举，翅膀不广大，所以说“他大概会成为您的后代吗？”您的儿子是亚卿，恐怕年轻而不能善终。考察成公十六年，叔孙躲避侨如的祸难，逃奔齐国，到了庚宗，遇到一个妇人，便在那里住宿。

译襄公二年，叔孙被召回，立为卿。庚宗的妇人带着她的儿子献雉，问这个孩子出生后会做什么，孩子回答：“已经能够捧雉了。”叔孙召见他，给他取号叫牛，让他做小臣；牛得到宠爱，长大后又让他执政，于是他用谗言杀死长子孟丐，并进谗言放逐仲。穆子生病后，也私下断绝了给牛的供养，最终饿死。到这时昭子即位，杀了牛，没有一件不奇异应验的事。考察本爻爻辞说：“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左氏逐句旁征博引来解释它，以说明所谓“将要出行而回来成为您的祭祀对象，谗人进入，他的名字叫牛，最终因饥饿而死”等话；并不是另有特殊意义，只是附会穿凿已经很多了。哪里比得上本辞简洁明白，而穆子不能保全自己的结局，也已经全部包含在其中了呢？《彖传》说：“明夷，利艰贞；不贞又有什么利益呢？”穆子的艰难，哪里符合守贞之道呢？昭公十二年，南蒯将要叛乱时，用枚筮占问，得到《坤》变《比》，卦辞说“黄裳元吉”。他把结果给子服惠伯看，说：“如果我想有所行动，怎么样？”惠伯说：“我曾经学习过这个卦。做忠信之事就可以，否则必定失败。外表刚强、内心温和，是忠；和顺而以守正为统率，是信。所以说‘黄裳元吉’。黄色是居中的颜色，裳是下身的服饰，元是善的首要。内心不忠，就不能得到黄色的中正；处在下位而不恭顺，就不能得到裳的下饰；所做的事情不善，就不能达到最善。内外相倡和，是忠；以信实统率事情，是信；能够供养和成就这三种德行，才是善。不具备这三点，就不相当。而且《易》不可以用来占问险恶之事，你究竟要做什么呢？难道还能用它来粉饰吗？内在美好，可以得到黄色；上位美好，可以得到元；下位美好，可以得到裳；三者齐备，才可以占筮。现在仍有缺失，所以即使筮得吉，也还没有完全具备。考察这段话，它是把本爻的辞同所遇之事相互比照，以德理来判断，这是筮者的第一义。况且辞说“黄裳”，是取坤卦卑下服饰的象。因此忠顺，就是坤元所代表的善；不去冒犯尊上，不做不顺之事，《易》已经明白告诫了。子服惠伯的话，如果专门用来训诫南蒯，正是玩味占筮、玩味卦辞的正确方法。《彖传》说：“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这些话也是以忠顺为吉利；而“先迷后得主”的告诫，更是对不顺从者的鲜明警戒。南蒯同公子憗、叔仲小规模谋划叛乱费邑，以驱逐季氏，已经触犯了不顺的告诫。他后来失败，难道不是应当的吗？东汉永建三年，立大将军梁商的女儿为贵人，占筮也得到这一爻。解释者说：“元吉，是正中而建立的善。”后来她晋升为皇后；顺帝驾崩而无子，立其他妃子的儿子为帝，她进为皇太后，临朝听政，这就是冲帝。冲帝驾崩，质帝即位；到梁冀弑杀质帝、迎立桓帝时，于是有梁冀专权、宦官乱政的祸患，似乎与卦辞不相应。毛奇龄推论说：“坤五代表皇后，变《比》而成为阳刚，代表君主，也代表临朝听政。这就是所谓‘显比’。三次驱逐而三次建立，代表帝王；失去前面的禽兽，代表没有儿子，也就是没有前星。”又说，这是舍弃逆者而取顺者，实质是宦官杀害忠良。他还说，卦象来自《剥》《复》以及震、艮，有长子、阍寺的意义，正好合于梁冀与宦官同谋；这些都在九五中参杂《易》的卦象，于是牵连出弑逆之祸。这些说法全都牵强引用之卦、爻辞来求合于事情，又用推衍《易》的方法穿凿事象，都是事后追拟的曲说。不知道这个爻正是南蒯谋叛时占得的“黄裳元吉”。子服惠伯的话，已经具体说到“内心不忠、处下位而不恭、所做事情不善”，对国家而言又有什么利益呢？彖辞所谓“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之利”，以及对不顺的告诫，无不深切明白；旁牵之卦而妄用推易，实在错误。哀公九年，宋国皇瑗包围郑军，晋国赵鞅占卜救郑，不吉；阳虎用《周易》占筮，得到《泰》变《需》，说：“宋国正逢吉利，不可以同它交战。”妫子启，是帝乙的长子；宋、郑是甥舅之国；祉是福禄。如果像帝乙的长子嫁妹而得到吉禄，那么我怎么能得到吉利呢？于是停止出兵。仅从卦辞看，也能同事情相合。毛奇龄认为之卦《需》六五有“需于酒食”，是禄、正、吉，所以用“禄”字解释“祉”字。考察原文，祉就是福，哪里需要借用变卦的“酒食”来解释呢？《泰》卦阴阳交会而得中正，自有其意义，何必借助变卦？汉武帝讨伐匈奴，占筮得到《大过》九五，太卜说匈奴不久就应当被攻破，于是派贰师将军讨伐匈奴。后来巫蛊之事发生，贰师将军投降匈奴。武帝责怪卦兆反而错误，毛奇龄认为《大过》通看就是大坎，互卦相当于重乾的末端，前进而承接一坤，是龙战于野、玄黄相杂；自身处在坎中，尚未走出险境；兑又代表口舌、毁坏，所以不是由于下令错误，而是应当因离间而失败，后来诅咒之事被揭发，他便败而投降。贰师本人是士大夫，敌国单于并非与他相配的人，却又把女儿嫁给他，正是反常的匹配，好像老妇得到士大夫一样。考察本爻“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传》说：“枯杨生华，怎么能够长久？老妇得到士夫，也可以说是可耻的。”说得十分明白切实，也再次奇异地应验了。所谓“怎么能够长久”，是说他起初虽然能够使敌虏投降，但诅咒之事被揭发后，贰师失败投降，这种可耻又到了什么程度？大过就是阳刚过盛，而本爻更是阳刚过盛到了极点，虽然居尊而承接阴柔，却不足以相互济助，没有滋益，就像老树开花而生机已经耗尽，又像士大夫配老妇，属于不相类的匹配，耻辱显而易见，怎么奇怪会失败而投降呢？又《彖传》说：“栋梁弯曲。”

译《象传》说：“根本和末端都柔弱。” 这也同失败投降互相发明，奇异而切合到这种程度，哪里还需要取大坎、互乾来解释呢？支离破碎的说法会损害道理，不可不辨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泌之战，智庄子说：“这支军队危险了！《周易》有这样的道理，在《师》卦变《临》卦中说：‘师出以律，否臧凶。’执行事务顺利完成叫作臧，违逆叫作否；众人离散就是衰弱，河川堵塞就是泽。有法度而能够依此实行，所以说‘律否臧’；而且法度已经穷尽了。满盈之后转为穷尽，天也不能整治，所以凶险。不行动叫作临，有统帅却没有人服从，还有什么比临更严重呢？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果真交战一定失败，彘子将承担死罪；即使免死回国，也必然有大祸。”后来果然战败。这段议论是谈到占筮，并不是因为实际占筮所得，然而事情的道理自然应验。明末土木之变时，南冢宰魏骥将要召集同僚上疏，请求监国；因钱客陆时来到，便为此占筮，得到《恒》变《解》。魏骥说：“皇帝出行而不守常，后来承受羞辱，这是固定的结果。如今变成负担而乘车，寇敌将再次到来，怎么办？”陆时回答：“既然已经背负皇帝、又已经乘车，再来一次有什么妨害？所忧虑的是一味守正而导致吝，徒然固守就会转为失败。”魏骥说：“好。”于是改掉奏疏的内容。第二天陆时拜访魏骥，魏骥说：“昨天占筮，难道没有凶吗？”陆时说：“大吉。《恒》为大坎，坎卦三爻还在坎中，所以是陷。” 然而互卦《恒》为乾，仿佛无论前往哪里都成为君主；一变而为《解》，就已经解脱了。《解》的卦辞说‘利西南’，西南是出兵打猎的地方；又说‘其来复则复还也’等等。”后来寇敌果然再次到来，经过交战而获胜，英宗返回本国并复辟。考察此事，他推求本爻的辞，又使用互体，并兼用之卦的爻辞、彖辞，虽然事情后来有应验，但冢宰占问的其实是上疏请求监国。“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是针对监国而言。英宗正可以复辟，而设置太子、实行监国却会多生事端，不可固守。冢宰守旧而改掉奏疏，就是《恒》卦的守正。《彖传》说：“《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可见守正是《恒》的实质。《彖传》又说：“恒，就是长久。刚在上、柔在下，雷风相互配合，顺从而行动，刚柔都相应。《恒》卦之所以亨通、无咎、利于守正，是因为长久守持其道。天地之道，长久而不停息；利于有所前往，是因为终结之后又有开始；日月得到天的运行规律而能长久照耀，四时变化而能长久完成；圣人长久守持其道，于是天下教化成功。” “观察它所恒守的事情，就能看见天地万物的实情。”玩味这些话可知，守常便能亨通；监国的权力却不能这样做。“终则有始”说明能够复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一句，陆时的话也有所取法。至于之卦“负乘，寇至”的凶象，以及大坎、互乾的意义，都没有用处，这一点不可不辨。乾隆六年辛酉，在近地柘蓝占卜安葬先大夫。术者不能找到墓穴，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占筮得到《复》卦六四，爻辞说：“中行独复。” 《象传》说：“中行独复，是为了顺从正道。” 《彖传》说：“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传》又说：“复卦亨通，是阳刚返回而顺势运行，所以出入没有疾病，朋友来临而无咎；反复回到正道，七日便会复归，这是天道的运行。利于有所前往，是阳刚正在增长。复卦，大概可以看见天地的心吧？”当时是五月间的事情，还不知道土色，也没有选择日期，茫然没有头绪。后来误买了上高县附近的一块地，那里没有土，因此后悔。到十月底，开挖探查本境柘蓝地，发现果然有土色。十一月初六日祭土开山，终于得到好的土质；初七日午时安葬。大概《复》卦四阳之气正在上升，六四与初九相应，接近五位而处在外卦之内，行动得中。独自复归而顺从正道，没有什么可疑。十一月正是《复》卦之月，初七正是七日。应验就是这样。两爻发动【占两条爻辞，分别说明事情的先后，也兼看彖辞】晋元帝最初镇守建邺时，王导让郭璞占筮，得到《咸》变《井》。郭璞说：“东北方向的郡县中，带有‘武’字地名的地方，应当出土铎，以显示接受天命的符瑞；西南方向的郡县中，带有‘阳’字地名的地方，井水将要沸腾。”后来晋陵武进人从田中得到六枚铎，历阳县城中的井水沸腾，经过一天才停止。考察此事，郭璞用诡异的说法来解释筮象，其实意图在于说明晋元帝接受天命。元帝镇守建邺，正处在奔走艰难之中，是采用王导的计策镇守此地。后来玉册、麒麟玺出现，也都是郭璞从前的智谋。若按占筮的正法来看，六二爻辞说：“咸其腓，凶；居吉。” 《象传》说：“虽然有凶险，安居却吉利，是因为顺从而没有受到伤害。” 九四爻辞说：“守正吉利，悔恨消失，心意不定地往来，朋友会顺从你的意念。”《象传》说：“守正吉利，悔恨消失，是因为尚未受到感应的伤害；心意不定地往来，是因为还没有光大。”这里的“居吉”“贞吉”“悔亡”，都是说应当镇守此地。六二像小腿发动，行动就有凶；九四心意纷扰而朋友随从，疑虑就会造成扰乱，说明不能不镇守此地。彖辞说：“咸亨，取女吉”，是说建立家庭。《彖传》说：“圣人感化人心，使天下和平，是说人心归附，因而拥有天下。” 后来怀帝、愍帝相继去世，天下人心归附，劝进晋元帝即位，也有明显的应验，不应当远求其他解释。毛氏虽然有兑金、互乾、互巽等解释，也都不恰当。乾隆六年辛酉，占卜安葬先大夫。起初买了上高县附近的一块地，占筮得到《豫》变《谦》。六三爻辞说：“盱豫，悔迟，有悔。” 《象传》说：“盱豫而有悔，是因为所处位置不当。” 九四爻辞说：“由豫，大有得，勿疑，朋合簪。”

译《象传》说：“由豫而大有所得，是因为志向大为施行。” 彖辞说：“利建侯，行师。”《彖传》说：“豫卦阳刚得到响应而志向能够施行，顺势而行动，所以是豫。豫是顺势而动，因此天地尚且如此，何况建立诸侯、出兵作战呢？天地顺势运行，所以日月运行不过度，四时不会错乱；圣人顺势行动，于是刑罚清明而人民服从。《豫》卦所处时代的意义，太伟大了！”当时认为应当以九四为主爻，于是买下这块地。但还没有探查土质。弟弟斯美对此怀疑，急忙前去挖看，果然是沙石。立即后悔，这就是所谓“盱豫，悔迟，有悔”。盱就是观看。后来在附近祖山的南边有一块地叫柘蓝，占卜得到吉兆。十一月开挖探查，终于得到良好的土质，于是安葬。也应验了“由豫，大有得”和“顺势行动而志向施行”。这是事情先后分别应验两爻、两爻都重要的例子。三爻发动【占三条动爻的爻辞，并兼看本卦彖辞】晋国公子重耳占筮返回本国，得到贞卦《屯》、悔卦《豫》，都是八。司空季子说：“吉利。《屯》意味着厚重，《豫》意味着快乐。车在内外卦中排列，内外顺从而可以训导；泉源可以资养；土地厚重而能够享受其实际利益。如果不是拥有晋国，怎么能承受这些象呢？主象是雷和车，尚象是水和众人。所以叫《屯》，它的繇辞说：‘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卦震为雷，代表长子，所以说元；众多而顺从，是美善，所以说亨；内有震雷，所以说利贞；车在上、水在下，必然称霸；小事不能成功，所以说勿用有攸往，只能说一个人的行动；众人顺从而有武威，所以说利建侯。坤是母，震是长男；母亲年老而儿子强壮，所以叫《豫》，它的繇辞说利建侯。出兵统率众人，就是显出威势。这两个卦都是得到国家的卦。”考察这段话，它全部使用两个彖辞并杂加解释；虽然推求卦象来说明，却还没有得到彖辞的真正意义。《屯》的彖辞是震在坎险中发动，有天地开创、草昧未明的象。震是最初的阳气，是一卦的主爻，所以“元亨利贞”同乾卦具有相同的德性。当时公子逃亡在外，“亡”就是离去；返回本国后，就不必再向别处前往。得到国家的人就是侯，所以说利建侯。这些从彖辞观察就已经很明白了，但它对于应当归国并得到国家的爻，说明得尤其详细。初九说：“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传》说：“虽然盘桓，志向却在实行正道。”盘桓，是还在坎险之下。公子返回本国，志向是否正当，怎么会不明显呢？又说：“以贵下贱，大得民也。”阳气处在众阴之下，能够率领众人，众人自然归附；得到了众人，难道还会得不到国家吗？六四说：“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传》说：“有所求而前往，是明智的。”这就是乘马徘徊、寻求婚姻；当时子犯等人的队列已经整齐，秦穆公赠送的资财也已备齐，前往而归，所以无不利。九五说：“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传》说：“施予还没有广大”，这是告诫之辞。小事可以固守，大事却不能固守常规。公子不返回，是不可行的。先前子犯持戈阻击而固守，到了这里子犯发下渡河之誓，这大概就是“大贞”的告诫吧？后来即位后，焚烧公宫，寺人披请求入见，这些凶险更不可固守。把三条爻辞合起来比较，意义就像已经明白告知了。晋国孙谈的儿子周前往周国，侍奉单襄公。单襄公生病，召见顷公并告诉他说：“一定要善待晋国。晋成公返回本国时，我听说晋国为此占筮，得到《乾》变《否》，说‘配而不终’。” “君主三次出奔，其中一次已经过去，后来不知道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必定会遇到厉公之乱。于是召回周并立他为君，这就是悼公。”考察这段话，是追述成公过去的占筮，以说明周应当拥有晋国；但从卦辞和事情来讨论，这次占筮是为成公返回本国而占，所占的是他的子孙后来先有危险而后安定、先出奔而后返回，周的事情只是偶然涉及。卦辞本来就有这些内容：初九说“潜龙勿用”，九二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已经可以看出由潜藏而显现、返回而拥有国家。到了九三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来厉公作乱而周终于立为悼公，晋国也因此安定，这一点尤其明显。当时所谓“配而不终”，不过是因为乾卦三爻发动，变成《否》；同时也是因晋国前代的事情而这样说。虽然有子周在国外，后来归来成为悼公，但周的祖父孙谈在周国，已经不能说是出奔，何况三爻也不相应呢？彖辞说“元亨利贞”，成公也应当返回而拥有国家；乾卦在内发动，是拥有国家的君主，只是不能同九五具有相同的德位。至于之卦彖辞说“否之匪人”，则预示晋国后来衰败，从平公以后，政权落在六卿手中，经过昭、顷、定、出、哀、幽、烈、孝直到静公，最终晋国灭亡。《否》卦作为应验，竟然达到这种地步，占筮者却没有察觉。四爻发动【占四条动爻的爻辞，兼看本卦卦象来启发占断；占之卦而不看不变的爻，爻辞岂不是错误吗？为什么呢？爻辞是说卦的变化，不是说卦不变。而且七、八、九、六所代表的刚柔，也并不相合。唐天宝十四年，王诸参加解试时占筮，得到乾卦变观卦，认为自己已经达到“宾王”之位，而“大人”尚未出现，后来果然遇到安禄山之乱而返回。毛西河说：“这是以贡士宾兴之事来说的，把‘宾王’解释为宾礼之王，颇合筮法。但观卦的互卦为坤，坤在九家《易》中说是‘乱’，虞氏《易》说是‘师’；而内卦坤所居之位为离位，《说卦》又直说坤为甲胄、为戈兵，这与安禄山之乱是多么惊切相合啊！”我考察：所谓“已经达到宾王之位而大人尚未出现”，是根据之卦第四爻的爻辞和本卦九五不动来说的。王诸的解释已经属于[疑字：杜▯]；至于毛氏的说法，舍弃本卦之象而专说变卦之象，又把互体的坤和离位杂糅在一起，牵引各家说法来附会此事，大错特错。乾是君主之象，变动如此之多，天下难道会无事吗？《彖传》说：“元亨利贞”，只有九五足以当之。九二次之，初九、九三、九四就更不足了。初爻说“潜”，二爻说“见”，可见进入解卦后，渐渐就要见到大人了。然而九三说“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说“或跃在渊”，这不是明白告诉人处于危险而不能前进吗？变卦和互卦的卦象，不可能像这样显明而完备。所以说：“毛氏的说法是错误的。” 九五爻发动【如九四爻发动时占断】

译襄公九年，穆姜在东宫去世。她起初要前往时占筮，得到艮卦的八。史官说：“这叫作艮卦变随卦。随卦表示她要出行，君主一定会很快出行。”穆姜说：“《周易》中没有这种说法。《随卦》说：‘随，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万物之首；亨，是美善之会；利，是义理的调和；贞，是成事的根本。具备仁德，足以成为众人之长；美善会合，足以合乎礼；有利于万物，足以调和义；守正坚定，足以成办事务。因此不能妄加欺罔，所以虽为随卦也无咎。如今我是妇人而参与祸乱，本来处在下位而又没有仁德，不能说是‘元’；不能使国家安定，不能说是‘亨’；妄动而伤害自身，不能说是‘利’；抛弃职位而以美色取悦，不能说是‘贞’。具备这四种德行的人，处于随卦才没有灾咎，我一样也没有，哪里是随卦呢？我这是自取罪恶，难道能没有灾咎吗？我一定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考察这件事，她只是专门观《随卦》的《彖辞》并解释其义，和南蒯叛变惠伯时解释“坤五”“黄裳元吉”相同，都是因为自身德行与卦辞相违，所以凶险。这样理解卦辞的意思是可以的；但若按筮法来说，初、三、四、五、上五爻都发动，只有六二不动。爻，是用来说明变化的。结合本卦的动爻来看，初六说：“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九三说：“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六四说：“艮其身，无咎。”六五说：“艮其辅，言有序，悔亡。”上九说：“敦艮，吉。”可见前三个动爻都说停止，而且不利于前往。九五虽然说“言语有条理，悔恨消失”，但抵不过“危险熏灼内心”。上九虽然说“敦厚地止住，吉祥”，也不过是停止下来，以厚重的态度善终。至于《彖辞》说：“止住背部，不牵动自身，行走于庭院中，看不见那个人，就没有咎害。”这就是说，必须止在看不见对方的地方，然后才不牵动自身；在庭院中行走而看不见那个人，才可以没有咎害。又以“随”的“元亨利贞”具备这些条件才可以无咎，综合来看，穆姜向东迁徙，能够自行免祸吗？她将死在那里，是可以知道的。全爻发动【仍按前面的占法；至于专门占本卦《彖辞》，以及诸家采用变卦之象的说法，都错了】宋代金国完颜亮入侵时占筮，得到蛊卦变随卦，占筮者说：“我方有震卦的威势在外，有毁坏拆散、击败敌人的象。”后来果然获胜。毛西河说：“这个随卦是由否卦变来，又是由益卦变来，都是以上卦刚爻填补下卦柔爻而成蛊卦的变化，也同样如此。”艮上爻变为柔爻，巽初爻变为刚爻，乾元在上，下方填入坤初，是头部在地之象。并且随卦的互卦为渐，渐卦有‘丈夫出征而不返回，难道还能回来吗’的辞意。考察这种筮占者的说法，专门观看变卦之象，已经离开筮法的根本。至于西河的说法，专门取卦变，越发支离破碎；又取互卦的爻辞，那么所谓‘丈夫出征而不返回’，究竟一定是指金国吗？还是指宋朝呢？况且这也只是三爻的爻辞罢了。互体为什么偏偏只取三爻的变化？何况本卦的互体本已不合经义，却又涉及之卦的互体；不止如此，竟然还涉及之卦互体的爻辞，那就更加不合经义了。难道不知道爻是用来说明变化的吗？凡有变化，都应当看其爻辞；爻辞虽多，意思自然贯通。此卦初六说：“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六二说：“干母之蛊，不可贞。”九三说：“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六四说：“宽缓地处理父亲留下的弊乱，前往会有困难。”六五说：“处理父亲留下的弊乱，因而获得声誉。”上九说：“不侍奉王侯，把自己的事业看得高尚。”蛊乱已经发生了，而各爻都说“治理、处理它”，那它胜利，有什么可疑的呢？虽然有“宽缓处理弊乱”的爻辞，却没有说应敌之兵会发生这种事。并且《彖传》说明卦象，《蛊卦·彖》说：“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就是说，元善而亨通，渡过大河能够成功，在甲日之前三日、之后三日采取行动，能够使自己获胜，这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为什么要从随卦的兑、震二象中取义？又为什么要取否卦、益卦的乾坤之象以及渐卦所谓“丈夫出征”之类的说法？难道能说本卦的《彖辞》和爻辞不灵验吗？凡是穿凿附会地取象，都是自以为聪明的人所为，并不是文王的本意。唉，荒谬得太过分了。乾卦用九，坤卦用六。荆公认为，这是承接上九、上六而言，分别合为一节。朱子认为，这是贯穿《易经》的九、六通例，又认为是乾坤六爻全部发动时的占法。各位儒者专门主张通例说，也采纳荆公的说法，却说朱子关于乾坤六爻全动占法的说法不对；还说蔡墨所说乾变坤而称“群龙无首”是不合经义的。然而，如果把上九、上六合为一节，那么经文又分别说“吉”、说“利”，这是为什么呢？这仍然是另外的占辞，不能合在一起。若说这是贯穿全经的通例，与乾坤无关，那么“群龙”仍然没有离开乾卦之象，“永贞”仍然没有离开坤卦之象，也不能含糊过去。若说乾坤六爻全动的占法不对、蔡墨的话不合经义，却不知道“群龙无首”仍然是对“元亨利贞”之意的循环申说；“利永贞”仍然是对“利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主之意的简略重申。蔡墨的说法，古代必定有所依据，并非没有根据。况且乾变坤不说“利牝马之贞”而称“群龙”，坤变乾不说“元亨利贞”而说“利永贞”，与诸儒舍弃根本、追逐枝末的说法相比，何止相差天壤。例如毛西河根据唐长庆年间成德军兵变、拥立王廷凑一事，说占筮得到乾变坤，占筮者说“坤是土，有土地河山封赏之象”，却没有占“群龙”来加以说明。朱子引用蔡墨之说并认为不对，却不知道舍弃乾卦而解释坤卦，已经昧失了根本。况且《易》是替君子谋划的，“群龙”是其实质，“无首”也是告诫之辞。王廷凑以节度使身份自逞雄强，如果不是韩愈当面以严厉言辞折服，使他稍稍懂得收敛，也不能长久占有河北。占“群龙”又何尝没有应验【占本卦《彖辞》的例子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彖传》说明卦象，爻辞说明变化。不动就不必另加说明，发生变化的爻已经说明了变化；但卦象本来仍然存在，所以可以占本卦《彖辞》。又有程启孙说，不动以及发动爻较多时，应当暂置不论而重新占筮，等等，这种说法似乎也不完备】僖公十年，秦伯攻打晋国，卜徒父占筮得到吉兆；渡河后，晋侯的战车却败了。有人责问他，他回答说：“这其实是大吉。三次失败后，一定能俘获晋君。卦遇蛊卦，说：‘千辆战车三次离去，三次离去所剩下的，俘获那只雄狐。’狐媚惑人，蛊惑之象，一定是指晋君。蛊卦的贞卦是风，悔卦是山。现在时令已经是秋天，我使它落下果实并取得木材，这就是我们能够取胜的原因。”

译果实落下，木材消失，不失败三次还等待什么？”后来秦、晋在韩原交战，晋国的战马陷入泥泞而停住，秦国俘获晋侯带回。考察卜徒父的话，虽然非常诡异，却也是专门占本卦《彖辞》的意义。他所说渡河后晋侯战车败北，就是《彖辞》所谓“元亨，利涉大川”。泰代替晋，必定要渡过黄河。“利涉”就是说我方获胜、彼方失败，这一点很清楚。凡是军队大败，车战必然翻车覆辙，所以说“晋侯的战车败了”。并且“先甲三日，后甲三日”，适合用来说明首先发动此事。秦国攻打晋国，秦国就是首先发动的一方。“千乘三去”，似乎是依照“先甲三日”来比拟；“狐”则借用蛊惑之名来比拟；山木则依照艮卦之象来比拟。言语虽然奇异，事情虽然奇验，归根结底还是占本卦《彖辞》的意义。成公十六年，晋侯准备攻打郑国，楚子出兵援救郑国。晋侯占筮，史官说：“吉利，卦遇复卦。”又说：“南方之国的弓箭将射中其元王的眼睛。”交战后，果然射中共王的眼睛。毛西河以坤为南方之国，以震初爻的刚爻受挫为弓箭；又说坤有弓轮之象，离有戈甲之象，南方属离，离为眼睛，震为长子、为元王。这些说法都是穿凿附会。至于何氏楷以“贞”为我方，以“悔”为对方，说对方初九为元吉，而我方上六有灾眚、大败，因为两卦的国君都属于对方；又以震木克坤土为射，以“眚”为眼疾，所以形成射中眼睛的象。考察起来，这又是舍弃《彖传》和卦象，采用初爻、上爻来附会事实，也是不对的。本卦《彖辞》说：“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彖传》说：“复，亨通；刚爻返回而发动，并且按照顺理运行，所以出入都没有灾患，朋友来临也没有灾患；反复回到原来的道路，七日而复归，这是天道运行；利于有所前往，是因为刚爻正在增长。” 由此看来，晋国获胜、楚国失败，是非常明显的。至于所谓“南方之国的弓箭”，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一判断。至于“射中王的眼睛”，只是事后增添的说法，不足以作为衡量筮占轻重的依据。唐代李纲在隋朝做官而仕途不得进展，占筮得到鼎卦，说：“您应当成为卿相的辅佐。”但要等到改朝换代后才能如愿；仕进不如退守，鼎足折断则是失败。毛西河说，这是取倒卦革卦的意思，所以说“等待革命”等等，是错误的。《彖传》说：“鼎，元吉，亨。”

译《彖传》说：“鼎，是象征；以木巽火，进行烹饪。” 圣人用鼎烹饪来祭享上帝，又用大鼎烹饪来养育圣贤；巽而使耳目聪明，柔爻前进而上行，得到中位并与刚爻相应，所以大为亨通。由此看来，李纲后来应当居于卿相辅佐之位，卦辞的意义已经很明显了。况且《杂卦传》说：“鼎，取新也。”那么它有待于兴复唐朝，也属于时势和义理所包含的意义，何必取倒卦革卦之名，才知道这一点呢？五代时，石晋高祖在太原抗拒命令，废帝派兵围攻他，形势十分危急，于是命马重绩占筮，得到同人卦。马重绩说：“乾刚健而离光明，这是君主的德行趋向光明的象。同人，就是众人所共同归附。这时一定会有与我同心的人。”《易》说：“要交战吗？乾在西北。”又说：“要相见吗？离在南方。”与我同心的人，难道会从北方来到南方吗？乾是九、十月的卦，交战而获胜，难道会在九月、十月交界之时吗？这一年契丹果然出兵相助，击败唐军，石晋于是取得天下。考察这番解释，释卦象、卦名都很相合，方位也属于《说卦》已有的内容，不算十分支离。然而《彖辞》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彖传》说：“同人，柔爻得位、得中而与乾相应，所以称为同人。同人卦说‘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乾道运行；文明而刚健，居中守正而有应，是君子的正道。只有君子才能通达天下人的心志。”这次得到外部援助，最终占有天下，更是清楚明显。贞、悔 秦国攻打晋国，遇到蛊卦，说“贞卦是风，悔卦是山”。由此可见，内卦为贞，外卦为悔。晋国公子重耳占筮将要返国，得到贞屯、悔豫，都是八。韦昭注说：震在屯卦中是贞卦，在豫卦中是悔卦；震卦的两个阴爻在贞卦、悔卦中都不动，所以说都是八。这也与内卦为贞、外卦为悔相合。然而按照“贞屯、悔豫”来看，震在豫卦中只有上爻是八，其他五个位置的阴爻则是九的变化，不能说是八，终究不妥。林少颖说：之所以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是因为《春秋·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秦伯攻打晋国，卜徒父占筮，卦遇蛊卦。蛊卦巽下艮上。《说卦》说：巽为风，艮为山，所以占辞说“蛊卦的贞卦是风，悔卦是山”。由此知道内卦为贞，外卦为悔。这样看来，内卦为贞、外卦为悔，大概是借用《左传》来解释《范书》，并非出自《范书》的经文，也没有别的经典可以证明。可是《春秋》外传记载重耳占筮返国，得到屯变豫，却说“贞屯、悔豫，都是八”，这又好像是把本卦作为贞卦、变卦作为悔卦，而二爻、三爻、上爻不变的都称为八。朱子引用沙随程氏的说法，也不能过分非难。林少颖又说：之所以称为贞、悔，唐孔氏说：“贞，就是正，意思是下体是正体。”郑康成说：“悔的意思是晦，晦就是终；晦是月的末尾，所以把它解释为终，意思是上体是终体。”王氏说：“贞是静而正，所以内卦称贞；悔是动而过，所以外卦称悔。外卦在动，难道都一定有悔吗？之所以把外卦称为悔，是因为悔产生于动。”从这两种说法看，王氏的说法较好，但未必就是古人的本意。苏氏说：“之所以称为贞、悔，古语就是这样，没有人知道它的训释。”这种说法深得古人博闻而对疑义存而不论的原则。大概古人命名，只是取这两个字来标记这个名称，不一定要把其中的意义全部追究出来。由此看来，贞、悔在古代没有确切依据，当然不能强行作出解释，而且这与《周易》说明卦象、说明变化的方法不同。大概箕子作《洪范》，是在《周易》完备以前，应当是另一种古朴的法式；也由此可以看出内外是两个卦，而凡是采用互卦、卦变以及先天卦的做法，都很不古。钱占所说的单、拆、交、重，实在没有什么义理，几乎和鸡卜、竹筶相类似。哪里比得上古人用七、八、九、六来区分阴阳老少那样有道理呢？开封郑氏说，古人画地来记爻，遇到九就把奇数重叠，遇到六就把偶数交错。大概是用简略的方法来记录阴阳的老少罢了。既然说重叠其奇、交错其偶，那么单其奇、拆其偶，也必然是要使用的。阴阳区分老少，也只是为了区别七、八、九、六，并没有其他意义。七、八、九、六起于一、二，居中于五，终于十，推衍于五十，而运行于四十九。这个法则极其自然；后人因为大衍天地之数是五十有五，就认为“五十”下面应当有“有五”二字，这是不对的。大衍之法，使用五和十，是说以五与十相乘。使用五，所以一加五得六，二加五得七，三加五得八，四加五得九。使用十，所以一从九得到十二，二从八得到十三，三从七得到十四，四从六得到十五，五加五就是十。这是乘除的体数，也是五数中的数；六、七、八、九之中都包含五。十是数的总数，从一到九都各自分属于十。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是把十数的分数总合起来说的；实际上止于十。如果说大衍之数是五十有五，那么下文所说“其用四十有九”就无法推求。如果说在五十有五之内减去六，那么所减的六有什么道理？哪里如同减去一、作为数的开始那样合理呢？况且天地之数合计固然是五十有五。若使用五十五根蓍草，则完全没有神妙之数的运用，必定要先减去六。只有使用五十，所谓天地之数总数为五十有五，才是先虚去五而作为五十的神数；五十之中实际保存着一，以产生四十九的运用。古人关于气盈朔虚的乘除法，都包含极深的道理，并不是随意而为。有的人问：“钱占也有应验，为什么呢？”回答说：那既不是数，也不是理，而是推步之术。位法归于六，甲子在其中运行。甲至癸是十，子至亥是十二。十与十二相乘，支干便完备了。五气也依次运行，所以偶然也会与阴阳相合；但《易》道关于阴阳的意义，却一点也没有窥见，对学习没有补益。《学易初津》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