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二

提要

《珍席放谈》二卷，小说家类第一【杂事之属】臣等谨案：《珍席放谈》二卷，由宋代高晦叟撰写。高晦叟的仕途履历无法考证。他所记载的史事上起宋太祖，下至宋哲宗时期，由此推断他是崇宁以后的人。这本书在《宋史·艺文志》中没有著录，只有《文渊阁书目》记载有一册，世间没有流传的版本。如今散见于《永乐大典》中的内容，尚且可以搜集整理成书。我们谨加采集编排，整理为上下两卷。书中对于朝廷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以及士大夫言行中可以作为法度借鉴的内容，根据所闻所见，分条记录。例如王旦的友爱兄弟，吕夷简的见识气度，富弼的避嫌，韩琦的折服奸佞，这些事都是他们本传中没有详细记载的，可以弥补史书的缺漏。只是偶尔加入评论，褒贬是非，往往不能保持公正。又正值王安石学术盛行之时，对王安石多有曲意回护，颇违公道。然而一个朝代的掌故，还可以借此考察了解。大凡所谓见识浅陋的这类书籍，对于史学固然不无裨益。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珍席放谈》卷上 宋 高晦叟 撰

建国初期遵循旧制，节度使的班列排在卿监之下。宋太祖下令将其升迁至龙墀之内。如今官职达到观察使，其礼仪等级与待制相等，而统兵大将位列六曹尚书之后，居于翰林学士之上，这是很适宜的。唐代制度，文武官员混合担任节度使，回朝担任省监长官或副职的，偶尔有像颜鲁公从江西回来担任刑部侍郎，段成公从泾原回来担任司农卿这样的例子，这也是一时的良好规范。起初，外戚很少有人被授予节度使。宋太祖时，杜审进凭借皇舅的尊贵身份，到老才得到节度使的任命。本朝的制度，节度州为三品，刺史州为五品。大概五品州负责军事，而任命官员却是防御使，这是因为用防御团练使兼任刺史州，这原本是唐代的制度。至于节度州，如果不赐予旄钺就不任命。至于观察使，大概与节度使相辅相成，观察使隶属于州，节度使隶属于军。节度使可以兼任观察使，观察使相比节度使则等级降低了。

宋神宗革新官制，建立尚书分设六曹来管理事务。制度落成之日，命令左右仆射前往都省行礼。皇上依照唐代制度，百官恭敬地拜见。王禹玉、蔡持正担任宰相，尚书在副阶之上拜见，他们回拜。御史中丞及各曹侍郎以下官员，在庭院中拜见，然后在堂上跪着接受参拜。皇上听说后，第二天登殿对答，谈及此事惊讶于不合礼仪。此后被任用的人，也不再沿袭这种做法了。

旧例，知制诰、待制、权发遣三司使事，赐予金带。韩玉汝以侍制身份划分河东地界，事情办完后。陈睦以校理身份出使高丽回来，追授修撰，也都各自受到赏赐。近来梁材叔、胡师文、黄师是等人，都是待制，一并赐予杂学士带，这也是优厚的礼遇。

旧制，公卿士大夫因年老请求退休的，根据其品级高低，惯例晋升散官后退休。内外制杂学士、前执政官带职名、前宰相带使弼退休，是从熙宁、元丰年间开始的。

石表之以前任参知政事，从资政殿大学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退休。田宣简后来，以枢密使罢免，担任观文殿学士、尚书左丞，请求退休，也授予太子少傅。职务虽然不同，但恩赐的等级相同。前后失于比较吗？轻重取决于当时吗？

宋神宗朝，王公带观文殿大学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时，有规定核查，有无所赐礼物。枢密院具报宰臣、枢密使带平章事及使相生日支赐的则例，进呈皇上，特别命令依照在外使相的例子赏赐。从前赵忠献拜太师，在西京养病，本朝旧例，不带同平章事，没有生辰赐物。太宗因为普是故相，特别显示异数，派遣使者前去赏赐。这时本应举此上报，不知为何遗忘了。本朝旧相不带平章事，生日赏赐礼物，只有这两位公卿罢了。

本朝小使臣供奉官以下都隶属于宣徽院，院使的恩礼于是与二府相同，而班列在枢密副使之上。到雍熙年间，设置三班院，专门统领小使臣的授任，而宣徽使如旧。此后班列降在枢密副使之下。担任使者的人不计其数，赐予重金带，只有王君贶一人。

旧令郡守监司通判根据其服色借紫或绯而不垂鱼。按唐代制度，借绯即佩银鱼，借紫即佩金鱼，也写入衔位书中。这种方法似乎可以沿袭了。

宋哲宗未亲政时，宰相吕大防屡次更改先朝官制，事情极其不合常理。用左右字区分有无出身的人，那么右职的人就应当分当赃污，这就不奇怪了？怎么如此不思量呢！朝廷之士没有一人进言，论述其疏漏错误，是因为畏惧依附而这样吗？还是真的认为合理而无话可说呢？直到皇上独自掌握权纲，才命令有关部门恢复旧典，而斥退谬误之举，天下人都认为正确。班固对霍光说：“不学无术”，吕大防难道不是这类人吗？

凡是诏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枢密使命将曰制并用

译白麻纸不用于印刷，百官列班宣读诏书，因此称之为白麻，也叫宣麻。杜甫有诗云：“紫诰追三代，黄麻似六经。”【按：杜甫赠张垍诗为“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此处作“追三代”，不知出处为何。】黄麻的来历未见记载，大概是因为唐代贞观年间诏敕多被虫蛀，才开始用黄麻纸书写，名称虽与白麻相同，但用途却不同了。

译公式以往只在中书门下使用，如今只有尚书省发出的敕书称为“故牒”，各州发出的补牒也称“故牒”，其余省、台、寺、监之间的公文往来都称“谨牒”，这是不可更改的制度。唯独防州路转运司的公文擅自书写“故”字，各道监司的文书从未有过这样的。前后主管官员只是沿袭旧例执行，没有考虑条理而进行改革的人。

近来上级官员再次拜访下属僚属，名帖上的字多写“起居某官”，这是为了避免“参”字显得卑下。其实“参”是上下通行的制度，所谓“起居”，其礼节极为隆重，嫌它轻慢而增加隆重，确实是本末倒置，难道不是沿袭常规，没有思考吗？

唐代京师钱币八十枚为一陌，黄河以南八十枚为一陌，燕、代地区都以八十枚为一陌。汉代的王章建议，官府支出钱币时减少三枚。如今凡是官府收支都使用七十七枚为一陌，这就是所谓的省陌。唯独封赠的钱款上缴国库时仍用八十枚为一陌，这是唐代的遗留制度。

太祖在便殿召见陈图南，恩宠礼遇非常深厚。问道：“过去尧舜治理天下，现在能达到吗？”回答说：“尧舜的土阶只有三尺，茅草屋顶不加修剪，这种形迹似乎难以企及。然而如果能以清静无为来治理，那么现在的尧舜也就出现了。”皇上认为他的回答很好。清静的言论，起源于老子和庄子，世人多认为是道家虚无玄远的学说。其根源大概出自《易经》中乾坤简易的道理，尧舜遵循它来修养自身以安定百姓。希夷先生举出这些来回答皇上的询问，可以说是仁人的言论，其利益广博。难道那些高谈阔论、远离世俗、方外泛泛之辈可以企及吗？太祖嘉奖采纳，帝王之道日益兴盛，圣明的敬意日益增进。停止武备，修明文教，天下安枕无忧，与唐尧虞舜相比没有差别了。

太祖曾下诏说：“官吏众多而追求事务的治理，俸禄微薄而要求人廉洁，这非常没有道理。与其冗员而耗费巨大，不如精简官员以增加俸禄。这不仅是一时的训诫，足以成为万世的制度。”

仁宗在殿前清问，贤良之士苏辙在策论中说：“陛下近年来，宫中贵姬已达千人，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在朝堂听不到咨询议论，在便殿也没有顾问。”从官奏道：“陛下恭俭，从未像这样。”苏辙言论狂妄荒诞，恐怕连累盛德，请求将他黜落。皇帝说：“设置制科，本来是为了寻求直言。苏辙是小官，敢于直言，特别任命他入选。”君主的一言一行，苏辙虽然妄说，果真能欺骗天下人吗？置之不论，反而嘉奖他的才能，给予恩宠，容纳谏言，采纳善策。尧、舜、禹、汤，也不能超过他了。

章圣曾对辅弼大臣说：“各州长官，有的廉洁却肆虐，有的明察却滋扰，有的聚敛作为公家收入，有的旷废职守作为宽恕，这怎么能达到治理？这四种情况世人不仅不非议，反而获得很多美名。怎么能得到廉洁而不严厉，明察而不滋扰，公正而不侵夺，宽恕而不废弛的士人，与君主共同治理呢？”

田宣简曾说：士君子修身起家，容易；始终尽善，难。始终尽善，容易；世德相继，难。唉！士人在困顿时，艰难勤奋自我奋发，往往能做到。等到志向得逞，欲望膨胀丧失平素的操守，大概也不稀少。有的已经能够善终，而子孙败坏家声的，很多。这番话，足以作为士大夫的良好规劝。

杨文公曾说：“人的操守，没有比诚实更好的了。”这是曾子平时反省自身的道理，也是孟子所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君子应当遵循，怎么可以落后呢？

王沂公曾说：“是非曲直，在于听断的审慎。请用药物来比喻。医方说药物有相使、相反的，如甘草为国老，因为性能调和众药，所以汤剂中不论寒温，多用它。而斑猫有毒，相反如果使用，就会害人。当时认为这是名论。唉！治疗疾病投药相反，祸患只在一身；治理国家用人相反，弊端波及天下，不可忽视。”

李〇曾说：“壮年做官，忌讳太快；身体忌讳太丰。太快太丰，不能致远。这是物理的自然。而这乃是命运决定，不取决于人。虽然不快不丰，有可得的吗？”如果说爵禄用巧心强力，必定能迅速取得，那就错了。大概有经营而立即如意的，这也是命运，恰好与侥幸相符。苏文忠曾说：“人的做官，只要做郎官典郡，自然没有祸害。”大概位高责重，常接近跌倒，这是自然的道理。正人处在要路，就忘身许国，知道必定被群小侧目，乘隙窥伺。邪人知道重权，就营私舞弊，言者抵罪，罪恶盈满难以掩盖，最终导致败露。邪正不〇，都是所以贻祸的。公言简约而防备深远了。

庞颍公曾说：“大臣尤其应当只畏惧法度，怎么可以自恃贵重，扰乱天子的法度？”这番话足以作为巨人的药石。曾想法律不是为君子设立的，世间的君子冒犯而不畏惧，将用什么来抵御中人以下的人呢？士大夫有审慎顾念宪章，不稍逾越界限的，有人或〇以为拘谨；超出规矩肆意放纵而无所顾忌的，有人推崇以为才能。果真如此吗？如果人知道法度的可畏，那么世上就没有招致尤怨速累的人了；如果都避于法，那么世上就没有能保全自身的人了。取决于自我处身。先贤说：“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所以称为循吏。”可以不称为才能吗？

赵中令举荐官词人，有看到他的旧稿，只说：“某当公事如私

译做事，爱惜官府的财物如同爱惜自己的财物。”确实简练而恳切。世上做官的人，大多急切地营谋私利、算计自己，心里唯恐落后，处理公事哪里会放在心上？对于主管的官府财物，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是致力于因循守旧、敷衍塞责来度过岁月，而侥幸获利、沿袭旧习已成为风气，安然处之而不觉得奇怪。如果能像这位公所举荐的那样，那么州县一定没有延误违背法令的情况，国库粮仓哪里会有侵吞损耗呢？推举士人的人，往往说过分夸大、溢美之辞，刻意加以修饰粉饰，是非对错，难免失去真实，对照中令（的品行），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译孙宣公是一代的名儒，长期在经筵任职，曾经选取《无逸》篇绘制图像进献，真宗皇帝援引唐明皇时的旧例。《无逸》是周公用来告诫成王的，希望他了解创业之艰难，而不可懈怠安逸；王道在于持盈守成，从而达成长久安宁的道理。适宜将其放置在身边，起居出入时，观瞻念虑都要想到它。

防莱公凭借将相的高位，历任方面重镇，告诫继任者，遇到有客人来访请见，常常将同年录与参状一起呈上。如果那人同榜登科且年龄比自己大，即使是州县小官，也展开茵席以叙拜礼，敦厚旧情到了这种地步。近来同年之间情分淡薄，能像公这样做的，可以厚待浮薄世俗而成为佳话了。

防莱公主持朝政时，契丹入侵边境，河朔地区戒严，朝廷议论不一，不知听从谁的意见，只有公劝皇上亲自前往澶渊，得以振奋士气。章圣皇帝当面询问筹划边事，以及驾起与不起至何处等事，公分条列举四件事回答，详尽地阐述了机要。他的奏疏中说：“陛下睿智渊深，圣谋宏远，本来可以坐筹决胜，尚且虚己询谋。况且契丹缺乏粮草，虽然拥有众多甲兵，必然怀有首尾受敌的担忧，岂敢不顾大军而图谋深入？但也担心他们凶险狡诈，必须有过多的防备。”于是皇上的心意决意听从他的策略，不迷惑于銮舆顺动的议论，敌兵向北归去。议论者认为寇公的功烈，突出地居于第一，确实不假。防公性格崇尚华贵奢侈，夏英公也是这样。夏英公曾对门客说：“莱公自奉豪奢，而世人并不非议，到了我则多有议论，为什么呢？”门客回答说：“旧传防公在镇守闲暇时，与僚属出郊围坐，席上听到驮铎声，派人去问，原来是一位县令代还行李经由此地，公随即召他同席，从容宴赏。侍中如今等待入京，士大夫与出都之人，礼数已经有所增减，何况其他人呢？舆论不同是应该的。”竦默然良久。虚心下士，不论高低疏密，无论贤与不贤，都推崇尊重。曲意逢迎，想要讨好人情的人，赞誉未必能达到，而毁谤也无法逃避。

李文定四十岁才登第，陈康肃守鄞州时，他还在考场，多与他交往。每次题壁，就写“布衣李迪捧砚”，后来李公成为相国而陈公刚建节，升沉淹滞，大概难以预测。

刘温叟，是刘岳的儿子。因为父亲名岳，终身不听音乐。李文正，是一代的贤人。曾说：“礼制不避讳嫌名，双名不避讳单字。刘公不登嵩、华等山岳，是可以的；而避讳岳，不听乐，岂不是过分了吗？岳与乐，与其他嫌名不同。耳闻管弦愉乐之音，冒犯父亲的嫌名而不顾，人子心安吗？礼以义起，难道必须等到典制显禁，然后才避讳吗？顺着人情论之，并未过分。”

杨文公在翰林院，母亲在外地患病，请假不待批复，就离开了。皇上派遣中使赐御封药以及金帛，对辅臣说：“亿，是侍从官，怎能如此自便？”王文正回答说：“亿本是寒士，先帝赏识他的词学，安置在馆殿。陛下矜容，不然他早就颠踬很久了。然而近职不当居外地，于是除授太常少卿分司。”近侍轻率放肆，而圣君优容大臣，又善为之地，真是幸遇了。

王文正公气量宏大，绝尘脱俗。在相府时，未还第，间或皇上派遣中使赐御酒十器，刚越过门槛，他的哥哥急忙让他去国封，首先取走两壶。他的妻子说：“这是皇上赐的，等相公回来查看，再拿走。”哥哥发怒，拿起棍棒打碎酒壶，酒流满一地。夫人发怒，不让他打扫。公回来看到，问其原因，左右详细说明了原委。缓缓对国封说：“人生光景几许时，其间何用校计？”没有别的话。哥哥与国封默然惭愧。

张文定守江陵，年大旱，田稼将败，民忧艰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绅端笏，撤盖徒步至承天寺佛舍匄雨。升殿焚香祀拜，才终，甘泽飘零，霈然霑足。百姓舞泳，遂获有秋。故老尚能传道其事，以相语。至诚感格，如是之驶也。

王沂公罢政柄，以相节守西都。属县两簿尉同诣府参，公见之，将命者喝放，参讫，请升阶啜茶。二人皆新第经生，不闲仪，遂拜于堂上。既去，左右申举非仪，公卷其状，语之曰：“人拜有甚恶！噫，大臣包荒，固非浅丈夫之可望也。”

吕文靖当国，一日归自中书，欲发奏牍，令子弟开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骇顾，公黙然，但命缄扄如故而已。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盖主吏时或窃用，自是防察谨严，奸勿能措。若即暴穷治，则非惟贻中外讥笑，而牵连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识度絶人逺甚也。吕文靖庆厯在相府乆，病昭陵手诏曰：“古人言髭可疗疾，虽无痊验，今朕剪髭与夷简合汤药，表予意也。”昔白傅咏唐太宗剪髭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其渥俪矣。君臣之间至恩

译像这样，即使牺牲生命难道就足以报答吗？况且李勣的阿谀奉承，难道只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安身立命之地吗！白居易的话，不也说得太过了吗？

译范文正公的贤德高出一代，历任显贵官职，直至登上执政高位，常致力于赈济宗族，甚至惠及孤弱偏远之人。他去世时，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安葬的日期临近，与他交情深厚的韩琦、富弼、田况、裴度等各位公卿，各自拿出金钱布帛予以资助。狄武襄公曾在他麾下任职，早被赏识，当时位居枢密使，赠送的助丧财物比各位公卿更加丰厚，迥然具有古人的风范，那些泛泛之交，不能与他相比。

范文正公具有辅佐帝王的才能，世人所敬仰，未能得到大用，未能穷尽他的才能，就去世了。当时的舆论感到惋惜，三十多年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从同知枢密院事升任宰相，士大夫多认为这是适宜的，不像前辈那样英名盛实，实在是在人们耳目之中，被期望来治理天下的人。大概范文正公职位与才能不相称，公众意见未达成一致，一旦继承人登用，舆论感到欣慰满足。这就像鲁国人希望臧孙达有后代一样，几乎实现了。

珍席放谈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珍席放谈卷下 宋 高晦叟 撰

哲宗继承皇位，宣仁太后权同听政决断。蔡持正因曾任宰相而掌管安陆，闲暇时偶然写了几首小诗。朝散郎吴处厚任汉阳太守，是邻境。他平日深深怨恨蔡持正，蔡持正执政时不推举引荐他。吴处厚买得诗稿，便按自己的意思曲加注释，认为诗中意在怨恨讥讽。按照他的私意解说，通过驿站迅速上报朝廷。祸患出乎意料地发生，蔡持正于是被贬谪到岭南之外。当时上相吕大防等人位居辅佐之位，都缄默顾忌，不加论辩，只是奉行罢了。只有右相范尧夫上奏疏列举理由，又在帘前与王正仲再三为他辩白，未能挽回已下达的诏令。而这两位公卿也各自被罢免。天下士人的议论，无不认为他们贤德。唉！人臣效忠与苟合，临事时就可以看出来了，能不考察吗！

范文正公镇守余杭时，有一位近臣同路，在厅堂宴请范文正公，用家中的音乐歌舞取乐。接着又拿出俳优，男女混杂，赞美之词交相传来。范文正公感到奇怪，询问那些男女是谁，主人回答说：“是孩子们罢了。”范文正公不高兴，离席立即离去。王荆公在史策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真可以说是直笔了。

富文忠公、杨隐甫都是晏元献公的女婿。晏公在二府任职时，两人已升任显贵官职。富文忠公每次去拜见，就在书房中交谈一整天，吃完家常饭才离开。杨隐甫有时来见，就坐在堂上，摆酒从容，让姬妾侍从奏乐，按节拍歌舞以取乐。人们由此知道晏公对待两个女婿的轻重不同。两个女婿的功名、年位也自然不相等了。

富文忠公凭借历朝旧相的身份，出镇河阳。龙图阁学士韩贽从西京被召，孟津与洛阳相距不到百里，虽然不是入京的正驿，但绕路行走也不过一舍的距离。韩贽尚未准备出发，就写信给富公，想借此机会借道三城以通传达拜见之意。富公回复拒绝的意思，说侍从被召，不应当绕路先私下拜见，担心招致物议。大臣在事情上谨慎避嫌如此，流言诽谤怎么能波及他呢？

富文忠公在洛阳选择住宅，胜景宏伟冠绝西都。王君贶相继建造宅第，又超过了富公。然而富公年七十，就上交印绶，请求退休，悠闲自得，在家住了十年。太原公虽然曾暂时住在那里，年老仍任职，手持符节，镇守一方，急切请求归乡，未获批准而死于任上。名园广厦，不过是虚设罢了。有而不知足，就失去了所以拥有的东西。

韩忠献公、富文忠公在朝中，杰出无人能出其右，真是国家的保卫，家族的光荣。仁宗虽然任用他们执政，不久都外放，长期留在外任。四海士民寄予厚望，认为他们做宰相已经很久了。皇上最终也体谅他们的贤德。嘉祐年间，相继执掌枢机，士大夫和隐居山林的人都拭目延颈，争相观听。政令弛张迟迟，没有听闻。有人私下议论而感到奇怪。过了一年举行祫享大礼，在赦文中列举废置数十件事，都是兴利除害的开端。人们共同庆幸，看他们的谋划，可知其缘故了。世人这才知道两位公卿不立即变更，大概是有等待的。趁着大赦推行恩惠，不仅使百姓户户明白感恩于上，又免除了郡县屡次遵承的烦扰。无不赞叹他们的德业不群。这难道不是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有体统吗？

韩魏公未任宰相时，从政府外放，历任方面大员，很久之后，建节判相州。邺台是韩公祖先松楸所在之地。他上谢表说：“铺排牛酒，在乡里宴请故老；罗列旌旗，在墓下拜祭先臣。”这是一时的盛事。人子达到这样的地位，来临乡社，所谓显耀父母了。

韩魏公在相府，嘉祐年间，京城附近多蝗灾，朝廷派遣使者分行督捕。当时一位朝士回京，见韩公，当面说县里虽然有蝗虫，全不吃庄稼。”韩公识破他言语的谄媚，于是问：“有遗留的种子吗？”谄媚者没想到问这个，急忙回答：“遗留的种子不无。”韩公说：“只怕来年令郎不及尊君。”那人惭愧而退。

韩魏公执掌枢机，王陶游其门下，韩公也素来器重他。王陶历任从官，及任中丞，未登二府，对韩公心怀不满。他搜集细故，上奏疏诋毁韩公，因此出守转郡。谢上表尤其肆意狂讦，言辞都浮夸不实。甚至举丁朱崖来比喻韩公，悖妄不顾理甚矣。愤怒想要攻击人，失去控制，一旦到了这个地步。由此大失所望。王陶后来虽然在朝中复任，为副相，竟未跻身丞弼之列，足以作为浮躁之人的鉴戒了。

潞公嘉祐年间，位居元台时，皇上偶然违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