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随方言之便而淮济之名不显。司马迁作《河渠书》，并四渎言之；《子虚赋》曰：“下属江河。”事已相乱，后人宜不能分别言之也。
译南方人把水都称为“江”，北方人把水都称为“河”，随着方言的便利，淮河、济水的名称就不显眼了。司马迁撰写《河渠书》，将四渎一并论述；《子虚赋》说：“下游归属于江和河。”事情已经混淆，后人自然就不适宜再分别论述了。
莒公言：“河阳出王鲔。”即今黄鱼也，形如豕口，与目俱在腹下，每春二月出于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其腥不可近，官以为鲊，献御，其味甚美，然有毒，所谓王鲔岫居者。
蜀人谓老为皤音波，取“皤皤黄发”义。后有蛮王小皤作乱，今国史乃作小波，非是。
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嘻嚱”，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汾、晋之间，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图作《休休亭记》又用之。修书学士刘义叟为予言：《晋书》言“咄嗟”而办非是，宜言“咄喏”而办。然“咄嗟”，前代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义。
今造屋势有曲折者谓之“庯峻”，齐、魏间，以人有仪矩可喜者谓之“庯峭”，盖“庯峻”也《集韵》曰：“庯庩屋不平也”，庯，奔模切；庩，同都切。儒者读书多随俗呼，不从本音，或终身不悟者。凡读廷音定皆作廷音亭，故廷中、廷争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皆作庭；假音嫁借之假皆作假音贾；朝请音才姓切皆作请屈请之请；烂脱音夺皆作脱；太守音狩作守；周身之防去声为防；廷尉评去声为评；中兴去声为中兴。若此甚众。
莒公尝言：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故《诗》曰：“度其夕阳。”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指山之处耳。后人便用夕阳为斜日，误矣。予见刘琨诗“夕阳忽西流”，然古人亦误用久矣夫。
余见今人为学不及古人之有根本，每亦自愧。尝读《祭式》，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详”，且任器乃檐荷之具，杂见子史，何云未详？
古今语无雅俗，惟世之罕道者似雅，如古以大为大音如舟柂之柂，则言大雅、大夫、大阅、大举类，不及今人言大徒带反之雅；古以车音居为车唱遮反，汉以来乃言车居，俗语则曰车唱遮反，则今语为雅。
今公私文书以勅音赉为敕吏，既书画有体，不复能改。《春秋》说以人十四心为德，《诗》说以二在天下为酉，《汉书》以货泉为白水真人，《新论》以金昆为银，《国志》以天上有口为吴，《晋书》以黄头小人为恭，《宋书》以召力为劭。
古无正字，多假借。以中为仲，以说为帨，以召为邵，以閒为闲。后人以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夺奋从雀，席中从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溪，巫混经旁，皋分泽外，猎化为獦音葛兽名，业左益土，灵底著器，其何法哉。
余友杨备得古文《尚书》释文，读之大喜。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僚友不之识，指为怪人。
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未始在志立名于当世也，愿计粟米养亲绍家阀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天圣甲子从乡贡试礼部，故龙图学士刘公叹所试辞赋，大称之。朝以为诸生冠，吾始重自淬砺力于学，模写有名士文章，诸儒颇称以为是。年过五十被诏作《唐书》，精思十余年，尽见前世诸著，乃悟文章之难也。虽悟于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厓略，因取视五十以前所为文，赧然汗下。知未尝得作者藩篱，而所效皆糟粕刍狗矣一作耳。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作屋，信然。陆机曰：“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五经皆不同体，孔子没后，百家奋兴，类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呜呼，吾亦悟之晚矣。虽然，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成云。
莒公尝言：王沂公所试《有教无类》、《有物混成赋》二篇，在生平论著绝出，有若神助云。杨亿大年亦云，自古文章立名不必多，如王君二赋一生衣之食之不能尽。
李淑之文自高一代，然最爱刘禹锡文章，以为唐称“柳刘”，刘宜在柳柳州之上。淑所著论多类之，末年尤奥涩，人读之至有不能晓者。
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
译莒公说：“河阳出产王鲔。”就是现在的黄鱼，形状像猪的口，嘴巴和眼睛都在腹部下面，每年农历二月从石穴中出来，逆着河水向上游游动，人们就捕捉它。它的腥气让人难以靠近，官府把它做成鱼干，进献给皇帝，味道非常鲜美，但是有毒，这就是所说的“王鲔岫居”。
蜀地人称老为“皤”，读音为波，取的是“皤皤黄发”的意思。后来有蛮王叫小皤作乱，现在的国史中却写成小波，这是不对的。
蜀地人见到事物感到惊异，就说“噫嘻嚱”，李白写《蜀道难》，就沿用了这个词。汾水、晋水之间，长辈称呼左右侍从说“咄”，侍从必定回答“喏”，而司空图写《休休亭记》也沿用了这个词。修书的学士刘义叟对我说：《晋书》中说“咄嗟”而办，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咄喏”而办。然而“咄嗟”这个词，前代人的文章中多用它，或许自有其含义。
现在建造房屋，形状有曲折的称为“庯峻”，齐、魏一带，把人有仪态规矩且令人喜爱的人称为“庯峭”，大概也是“庯峻”的意思。《集韵》说：“庯庩，房屋不平。”庯，读音为奔模切；庩，读音为同都切。儒生读书大多随俗称呼，不按照本音，有的人甚至终身都不明白。凡是读“廷”字，读音为定，都读作“庭”的音，所以“廷中”、“廷争”、“柏者”、“鬼之廷”、“游神之廷”都读作“庭”；“假”字，读音为嫁，借用的“假”都读作“贾”的音；“朝请”的“请”，读音为才姓切，都读作“请屈”的“请”；“烂脱”的“脱”，读音为夺，都读作“脱”；“太守”的“守”，读音为狩，读作“守”；“周身之防”的“防”，读去声；“廷尉评”的“评”，读去声；“中兴”的“兴”，读去声。像这样的例子很多。
莒公曾经说：山东叫“朝阳”，山西叫“夕阳”。所以《诗经》说：“度其夕阳。”又说：“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指的是山的位置罢了。后人便把夕阳当作斜阳，这是错误的。我见到刘琨的诗中有“夕阳忽西流”，然而古人误用这个词也已经很久了。
我见现在的人做学问不如古人那样有根本，常常也自己感到惭愧。曾经读《祭式》，其中有“任器”二字，注释说“未详”，况且任器是檐上承载荷物的器具，在诸子史书中杂见，为什么说未详呢？
古今语言没有雅俗之分，只是世间少说的似乎显得雅，比如古代把“大”读作“柂”的音，那么说大雅、大夫、大阅、大举等，就不如现在人读“大”为徒带反那样雅；古代把“车”读作“居”的音，汉代以来才读作“车居”，俗语则读作“唱遮反”，那么现在的语言就是雅的。
现在公私文书把“勅”读作“赉”的音，称为敕吏，既然书画已有定体，就不能再改了。《春秋》解说把“人十四心”合为“德”，《诗经》解说把“二在天下”合为“酉”，《汉书》把“货泉”解为“白水真人”，《新论》把“金昆”解为“银”，《国志》把“天上有口”解为“吴”，《晋书》把“黄头小人”解为“恭”，《宋书》把“召力”解为“劭”。
古代没有正字，多使用假借。用“中”代替“仲”，用“说”代替“帨”，用“召”代替“邵”，用“閒”代替“闲”。后人把“乱”的偏旁当作“舌”，“揖”字下面没有“耳”，“鼋鼍”从“龟”，“夺奋”从“雀”，“席”字中间从“带”，“恶”字上面安“西”，“鼓”字外面设“皮”，“凿”字头生“毁”，“离”字则配“禹”，“壑”字乃施“溪”，“巫”字混“经”旁，“皋”字分“泽”外，“猎”字化为“獦”（读音为葛，兽名），“业”字左边加“土”，“灵”字底下著“器”，这有什么法则呢。
我的朋友杨备得到了古文的《尚书》释文，读了非常高兴。于是书信名刺等字都使用古文，同僚朋友不认识，指他为怪人。
我年轻时做学问本来没有师友，家里困苦贫穷，没有书，练习写诗赋，从未立志在当世成名，只希望计算粟米供养双亲、继承家业罢了。二十四岁时用文章投奔已故的宰相夏公，夏公认为我很奇特，认为我一定能考取甲科，我也不知道果真如此吗。天圣甲子年，我参加乡贡考试礼部，已故的龙图学士刘公感叹我所考的辞赋，大力称赞。朝廷认为我是诸生中的冠首，我开始重视自我磨砺，努力做学问，模仿有名士的文章，诸儒颇称许认为是对的。年过五十被诏令撰写《唐书》，精心思考了十多年，尽览前世的各种著作，才领悟到写文章的艰难。虽然心中领悟，又向古人求教，才开始得到其要领，于是拿来看五十岁以前所写的文章，羞愧得汗流浃背。知道未曾得到作者的藩篱，而所效仿的都是糟粕和刍狗了。文章必须自成一家，然后才可以流传不朽。如果照着圆规画圆，准着方尺作矩，终究成为别人的臣仆，古人讥讽屋下作屋，确实如此。陆机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说：“惟陈言之务去。”这是写文章的要领。五经都不相同体例，孔子去世后，百家奋兴，类别不相沿袭，这是前人都得到了这个旨意。唉，我也领悟得太晚了。虽然如此，如果上天假借我寿命，还希望年老时能有所成就。
莒公曾经说：王沂公所考的《有教无类》、《有物混成》两篇赋，在他生平论著中绝对突出，好像有神助一样。杨亿大年也说，自古文章立名不一定多，像王君这两篇赋，一生衣食不能尽。
李淑的文章自高一代，然而最爱刘禹锡的文章，认为唐代称“柳刘”，刘应该在柳柳州之上。李淑所著的论多类似他，晚年尤其深奥涩滞，有人读到甚至不能明白。
柳州写文章，有时取用前人的陈词
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朽，不丐于古而语一出诸己。刘梦得巧于用事，故韩柳不加目品焉。
译（他）比不上韩愈那样卓然独立、永垂不朽，不乞求于古人而言语皆出自自己。刘禹锡善于运用典故，所以韩愈和柳宗元没有对他加以品评。
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
上即位天圣初元以来，缙绅间为诗者益少，惟故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学士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
余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才至于道乎？天禀余才，才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于当时，则绰绰矣。
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叟喜曰：“公之文进矣。”仆之为诗亦然。
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
莒公常言：宋宣献公作《西太乙宫碑》，文之极摰者也。晏丞相尝问曾明仲云：“刘禹锡诗有‘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语乃健。”《庄子》曰：“生熟不进于前。”王建诗曰：“自别城中礼数生。”
卷中
考古
莒公言：《左氏国语》越大夫舌庸，今《春秋传》作后庸，而《姓纂》舌氏引越大夫为祖。
今人多误以鲍照为昭，李商隐有诗云：“浓烹鲍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鲍照字。
卫宏《汉仪注》曰：“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马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文书而已。”晋灼以宏言为非是。颜师古曰：“司马谈为太史令耳，迁尊之为公，予谓迁《与任安书》自言‘仆之先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古者大夫字便用叠画写之，以夫有大音故也。《庄子》、李斯《峄山碑》如此。”
古者牛唯服车，《书》曰：“肇牵车牛。”《易》曰：“服牛乘马。”汉赵过始教人用牛耕，王弼传《易》曰牛稼穑之资，是不原汉始牛耕之意。
今国学行王弼《易》，题曰“周易乾传第一”，下云王弼注。且传即注解名，下当只云王弼乃允。
莒公言《诗》有《棠棣之华》，逸诗有《唐棣之华》，世人多误以棠棣为唐棣，于兄弟用之，因唐误棠。且棠棣棣也，唐棣栘也，栘开而反合者也。此两物不相亲。
郑玄注《礼记》，谓“楂梨之臧者”。今楂与梨绝不类，恐玄所指非今楂也。
莒公言物理不可必故，圣人随有无言之。以教一世，必于有，则不可常见。如彭祖七百岁，黄帝升天，秦穆、赵简之帝所也。若必于无，则又忽然而有也。如魏明帝时有火浣布刋去文帝所论是已。
易家有蜀才，《史记》有臣瓒。颜之推曰：“范长生自称蜀才，则蜀人也。臣瓒者于瓒也。”
唐玄宗始以隶楷易尚书古文，今儒者不识古文自唐开元始。予见苏颋撰《朝觐坛颂》有乩虞氏字，馆阁校雔官辄点乩字侧云疑，不知乩即稽字。
颜之推说唐末文籍亡散，故诸儒不知字学，江南惟徐铉、徐锴、中朝郭恕先，此三人信其博也。锴为《说文》系传，恕先作《汗简佩觿》时，蜀有林氏作小说，然狭于徐、郭。太宗朝句中正亦颇留意，予顷请刻篆楷二体九经于国学，予友高敏之笑之。
李阳冰深于篆隶，而名作冰音凝，故参政王公尧臣但读阳凝。予曰阳凝无义，唯阳冰有不冶之语。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谓朴案。《说文》朴无朴音，俗以朴为朴耳。
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柳辩传
译晏相国，是当今世上擅长写诗的人。晚年编纂诗集，竟然超过万篇，这是唐代以来未曾有过的。然而相国并不自视其文章珍贵，凡是门下客及属官中懂得声韵的人，全都与他们唱和。
皇上即位天圣初年以来，士大夫中写诗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已故丞相晏殊、钱惟演、翰林刘筠等几个人而已。至于丞相王曙、参知政事宋绶、翰林学士李淑，在文章之外也作诗，但并不专攻。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都自称喜好写诗，却未能自成一家。
我对于写文章，好像蘧瑗一样，蘧瑗五十岁时知道前四十九年错了，我六十岁时才知道前五十九年错了，大概才能接近道吧？上天赋予我的才能，只达到中等水平，中等水平的人，不能名扬一世。然而在当时努力自立，也就绰绰有余了。
每次看到旧时写的文章，厌恶它，一定想烧掉丢弃。梅尧叟高兴地说：“您的文章进步了。”我写诗也是这样。
文章中有对仗、平仄、用典故的，供给官府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捷。时间久了，不能用于史传。我修撰《唐书》，未曾得到唐代一道诏令可以载入传记的，只有舍弃对偶的文辞，接近高古才能著录于篇。大体上史书接近古体，对偶适合今体，用对偶的文辞写入史策，如同用粉黛装饰壮士，用笙竽辅助战鼓，是不合适的。
莒公常说：宋宣献公作《西太乙宫碑》，是文章中最精纯的。晏丞相曾经问曾明仲说：“刘禹锡诗中有‘瀼西春水縠纹生’，‘生’字作何意？”明仲说：“作生育的生。”丞相说：“不对，作生熟的生，语意才刚健。”《庄子》说：“生熟不进于前。”王建诗说：“自别城中礼数生。”
卷中
考古
莒公说：《左氏国语》中有越大夫舌庸，现在《春秋传》作后庸，而《姓纂》中舌氏引越大夫为祖先。
现在人多误将鲍照当作鲍昭，李商隐有诗说：“浓烹鲍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到地中石刻，上面写着鲍照的字。
卫宏《汉仪注》说：“太史公，汉武帝设置，位次在丞相之上，天下计簿先上报太史公，副本上报丞相。记事如同古代春秋。司马迁死后，汉宣帝将其官职改为令，只掌管太史文书罢了。”晋灼认为卫宏的话不对。颜师古说：“司马谈只是太史令，司马迁尊称他为公，我认为司马迁《与任安书》中自称‘我的祖先掌管文史星历，接近卜祝之间，本来就是君主所戏弄，像倡优一样蓄养，被世俗所轻视。’如果他的位次在丞相之上，怎么能这样说呢？《百官表》不记载他的官职，相信他是不对的。古代大夫的字便用叠画书写，因为‘夫’有大音的缘故。《庄子》、李斯《峄山碑》就是这样。”
古代牛只用于驾车，《尚书》说：“开始牵牛驾车。”《易经》说：“服牛乘马。”汉代赵过开始教人用牛耕田，王弼传《易》说牛是稼穑的资用，这是不推究汉代开始牛耕的本意。
现在国学通行王弼《易》，题曰“周易乾传第一”，下面说王弼注。况且传就是注解的名称，下面应当只说王弼才妥当。
莒公说《诗经》有《棠棣之华》，逸诗有《唐棣之华》，世人多误将棠棣当作唐棣，在兄弟间使用，因唐误为棠。况且棠棣是棣，唐棣是栘，栘花开放后反而闭合。这两种植物不相亲近。
郑玄注《礼记》，说“楂梨中好的”。现在楂与梨绝不相像，恐怕郑玄所指的并非现在的楂。
莒公说物理不可必然，圣人随有无而言。用来教化一世，如果必定说有，则不可常见。如彭祖七百岁，黄帝升天，秦穆公、赵简子到帝所。如果必定说无，则又忽然有了。如魏明帝时有火浣布，刊去文帝所论就是如此。
易家有蜀才，《史记》有臣瓒。颜之推说：“范长生自称蜀才，则是蜀人。臣瓒是于瓒。”
唐玄宗开始用隶楷代替尚书古文，现在儒者不认识古文从唐开元开始。我见到苏颋撰《朝觐坛颂》有乩虞氏字，馆阁校雠官就在乩字旁点云疑，不知道乩就是稽字。
颜之推说唐末文籍亡散，所以诸儒不知字学，江南只有徐铉、徐锴、中朝郭恕先，这三个人相信他们博学。徐锴作《说文》系传，郭恕先作《汗简佩觿》时，蜀中有林氏作小说，然而比徐、郭狭隘。太宗朝句中正也很留意，我近来请求刻篆楷二体九经于国学，我的朋友高敏之嘲笑我。
李阳冰深于篆隶，而名作冰音凝，所以参政王公尧臣只读阳凝。我说阳凝无义，只有阳冰有不冶之语。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谓朴案。《说文》朴无朴音，俗以朴为朴耳。
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柳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