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四库全书识小编》由清代董丰垣撰写。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第十

识小编

杂家类第二

杂考类

提要

臣等谨按：《识小编》二卷，由本朝董丰垣撰写。董丰垣字菊町，乌程人，乾隆辛未科进士，曾任东流县知县。这本书共有二十四篇，其中讨论礼制的占十分之九。例如，前代儒者认为祭社就是祭地，董丰垣大多不认同。《周礼》记载在泽中的方丘祭地，这与《王制》中记载的大社同在库门内是一致的。现在考证《明堂位》说：“春社秋省”，《郊特牲》说：“社祭土，日用甲”，《月令》说：“仲春选择吉日命令百姓祭社”，《周礼》大司马“中春教习振旅，于是搜猎献禽以祭社”，肆师“在祭社之日莅临占卜来年的庄稼”。郑玄注说：“这个社也是秋祭社的日子。”根据这些记载，那么祭社自然是以春秋甲日，方丘自然是以夏日至，不能将二者合为一谈。董丰垣又因为方丘又名方泽，便牵强地抓住一个“泽”字，将“泽宫”和“方泽”合并为一。现在考证礼制，天子将要祭祀，必定先在泽宫习射。郑玄注说：“泽宫所在的地方没有文献记载，大概是在宽敞空闲的地方，靠近水泽而建。”又考证《周官》泽虞的注解说：“泽，是水汇聚的地方。”那么方泽的宫室都靠近河流湖泊，库门之内，哪里会是水汇聚的地方呢？董丰垣又说，卿大夫入仕受禄，是待臣的常规；有功而受地，是优待臣子的特殊恩典。那么没有采地的人，其常规旱灾时便让屠、击、祝、颕、竖、柎等人在桑山行事，砍伐树木求雨，若不降雨，就剥夺他们的官邑。屠、祝、竖等都是微贱的职官，却也能拥有官邑，那么说只有有功才受地，依据在哪里呢？董丰垣大概是误读了《周礼》司勋的条文，将“赏田”、“加田”当作采地，所以才有这种说法。董丰垣又说大夫有三座庙，《王制》中有太祖而没有曾祖，《祭法》中有曾祖而没有太祖。大夫举行祫祭只及高祖，那么未必有高祖庙了。现在考证《祭法》“祫祭及高祖”，郑玄注说：“这是说支庶为大夫士的人。如果嫡子为大夫，也能及太祖。”所以《王制》大夫有太祖，师说云：“大夫有始祖的，是思念其百世，若有善行于君，得祫，则也在太祖庙中祫祭，遍祫太祖以下。”根据这些，那么祫祭只及高祖，自然是依据没有始祖庙的人而言。董丰垣以此证明大夫没有始祖庙，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大传》说：“别子为祖”，注解说：“别子指公子，或者开始在此国受采地的人，后世将其作为祖先。”作为祖先却没有庙，这难道是尊崇祖先的意思吗？《白虎通》说：“宗奉始祖后人为大宗，这是百世不迁的；宗奉高祖后人为小宗，五世而迁。高祖有采地的，其变……”现在考证《礼运》说：“天子有田以安置子孙，诸侯有国以安置子孙，大夫有采以安置子孙，这是制度。”制度，是举其常规而言，那么大夫有采，并非特殊的恩典，这是明显的。《晋语》说：“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这是说常规制度。《荀子·正论篇》说“拥有天下的人侍奉七代，拥有一国的人侍奉五代，拥有五乘之地的人侍奉三代，拥有三乘之地的人侍奉二代。”所谓“五乘之地”、“三乘之地”，都是说大夫、士的常规俸禄。《晋语》韩宣子以秦国后子及楚国公子赋禄，问于叔向，回答说：“大国的卿有一旅之田，上大夫有一卒之田。”公子是上大夫，都可以有一卒之田。宣子认为秦国公子富有是难题，叔向回答说因为没有功绩于民，于是与子干均分其禄。接受这一卒之地，传文明言“无绩于民”，那么董丰垣必定说“有功而始受地”，不也是错误吗？《春秋·襄公二十二年》传曰：“国之蠧也。”现在加倍其赋，大概是加倍鲁国大夫御叔的赋税。杜预注：“古者家有国邑，所以以重赋为惩罚。”御叔在鲁国，并非有功的大夫却拥有国邑。昭十六年传：“郑大迁于上宗，则易于下。”根据这些，那么大宗不易于下，是因为始祖不迁于上。大夫而为大宗，如果没有始祖庙，又怎么能成为百世之宗呢？核查他的言论，完全违背礼意。况且《周礼·祭仪》有曰：“凡祭，王所不与，则赐之禽，邦家亦如之。”注解说王所不与，同姓有先王之庙，那么同姓的卿大夫尚且能远立祖王之庙，而先自绝其始封之祖，可以吗？这也是没有详细检核。其他如说《禹贡》五服、《职方》九服，二而实一；说《周礼》公五百、侯四百里，犹云今鲁为方百里五，非为方百里者二十五；说《祭法》有虞氏祖颛顼而宗尧，不及《鲁语》郊尧而宗舜，也都是前儒的绪论，至为驳杂。万斯大禘拾一事，鲁禘不追所自出，及东周祖文宗武不祖稷之说，又驳；毛奇龄祧主别立庙，不藏太祖庙之说，

译其议论最为端正，引证也极为详尽，对礼制有所裨益。在近世学者之中，尚属潜心研究经义之人，虽然其论述多有偏差，但也确实有可取之处。

译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恭敬校订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识小编卷上

东流知县董丰垣 撰

唐虞五服成周九服考

查考《王制》记载，九州每州方圆千里，这是方圆三千里之地，累积起来成为方圆千里的有九个。这与《禹贡》的五服、《职方氏》的九服都不相符合。郑康成认为，大禹继承尧舜时，要服以内的地域，地方七千里；殷商继承夏朝末年，重新划定中国方圆三千里的疆界，分为九州，建立了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周公恢复唐虞时的旧有疆域，将五服分为九服，其要服以内的地域也是方圆七千里，扩大了土地，增加了爵位。这是把《王制》当作殷商的制度，而把《职方氏》当作周代的制度。却不知道《禹贡》所说的“面”与《周礼》所说的“方”不同，说“面”则是两面相距为千里，说“方”则是每一面各二百五十里，并非一面五百里。《禹贡》的五服，帝畿在内，各自计算其一面，五服总共二千五百里，两面相距为五千里。《职方氏》的九服，王畿不在内，通统计算其两面，九服总共四千五百里，加上王畿为五千五百里，比大禹时增加的仅仅是五百里的藩服。《尚书·益稷》中“外薄四海，咸建五长”，指的就是这些地方，名称虽然增加了，但土地并没有增加。陆佃、易袚、金吉甫的说法，足以破除千年的疑惑了【许慎用汉代的《地理志》来考证，从黑水到东海，衡山之南到朔方，纵横万里，大概是计算其延伸的长度而言，并非开方计算。又贾公彦说：“如果依据鸟飞直路，这周代的九服也止于五千里；如果随着山川曲折，那么《禹贡》也是万里，彼此没有什么不同。”这是说禹时的五服、周时的九服实际上都是五千里，只是《尚书》依据鸟飞直路，《周礼》计算山川曲折，所以多少不同罢了。查考两部经书的里程数都是以开方而言的，没有计算人迹曲折的道理，《禹贡锥指》已经辨明了】由此说来，《禹贡》五服共五千里，《王制》千里之内称为甸，千里之外称为采、称为流【采即百里采，流即二百里流，举首尾以概括中间】《国语》“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卫即所谓奋武卫，也就是绥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都是虞夏的制度。《职方氏》王畿加上九服【《大司马》称为九畿】共五千五百里。《周官》称六服群辟者，孔颖达疏说夷镇藩在九州之外，王者只是羁縻而已，不能与华夏同等对待。又称五服一朝者，孔颖达疏说要服路途遥远不能常按期至，所以不计数。如果《王制》的方圆三千里，所谓东不到东海，西不到流沙，南不到衡山，北不到恒山，是专门指井田的实际数目而言的。《周官》的五千五百里，所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北南暨兼，是连同邑居、道路、山川、林麓而言的。不然，如郑康成的说法，方圆三千里者，是方圆千里者九个；方圆七千里者，是方圆千里者四十九个。周代相对于殷商，土地增加了五倍有余，而周公扩大九州的疆界，经文中没有明文记载，怎么能从三千里拓展到七千里呢？

查考《大戴礼记·朝事》篇说：千里之内，每年朝见一次；千里之外，一千五百里之内，每两年朝见一次；一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内，每三年朝见一次；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每四年朝见一次；二千五百里之外，三千里之内，每五年朝见一次；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内，每六年朝见一次。这与《职方氏》的里程数不同。大概《职方氏》九服，王畿不在计数之内；《大戴礼记》则是连同王畿一起计数的。

周礼封疆孟子王制田地说

《周礼》所说的封疆，从方圆五百、四百、三百直到二百、一百里。《孟子》所说的地、《王制》所说的田，从方圆百里直到七十五十里。《周礼》的男邦相当于《孟子》《王制》的公侯，有说法吗？回答说：成周疆域的广阔，没有超过汉代的，请拿汉代《地理志》来证明。汉代天下的土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总田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中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是邑居、道路、山川、林麓等不可开垦的；其中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以开垦，实际开垦的田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帝王世纪》说禹贡九州之地总共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实际开垦的九百一十万八千二十四顷，未开垦的一千五百万二千顷，本于《孝经援神契》，与《汉志》不同】季氏原本说：那所谓实际开垦的，是汉代已经开垦的田地；可以开垦的，是通统计算周代井授的田地，而荒芜的尚在其中。然而汉代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相当于周代百步的一亩二亩四分，每一顷相当于周代二百四十亩。可以开垦的田地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相当于周代七千七百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