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小编卷上

译一万八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王制》认为有八千一百万顷，这是大概的估算。现在总共计算《王制》中井田的数量：天子的田地纵横千里，共计九百万顷；公侯二百四十国，共计二千一百六十万顷；伯爵四十八国，共计二千一百一十六万八千顷；子爵和男爵九百六十国，共计二千一百六十万顷；剩余四百一十三万三百七十二顷八十亩，作为附庸和闲田【《春秋繁露》说：附庸方圆三十里，名都方圆二十里，人氏方圆十五里】。附庸的数量大致是子男的两倍，那么剩余的田地就不够分封了，何况是闲田呢？我认为《王制》说九州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也是大概的说法，难道足以完全相信吗【朱子语录说：《王制》说四海之内九州，每州方圆千里，以及各国数量的统计，恐怕只是儒生们做的这样算法，其实并非如此。建国的疆界必定依据山川形势，没有截然方正的道理。又比如冀州最为辽阔，如今河东、河北几路都属冀州；雍州也很辽阔，陕西、秦凤都在其中；至于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四州都相近，连成一片，其疆界反而狭小。其间山川的险峻平坦各不相同，难以一概用“三分去一”的说法来概括。张栻认为《王制》中“三分去一”的说法是传抄者的错误】。如果按照《周官》九服方圆五千五百里，相当于方圆千里的二十七块，方圆百里的二十五块，总共有田地二万万六千五百五十万顷。汉朝的总田地为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相当于周朝田地三万万四千八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五顷，比周朝增加了八千二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七十二顷。汉武帝向东设置玄菟、乐浪，向西设置张掖、酒泉，向南设置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犍为等郡，向北设置朔方，所以疆域的广阔，不是前代所能比及的。由此看来，孟子所说的地，《王制》所说的田，都是分封俸禄的实际数量，也就是所谓的“土其田也”。《汉书·地理志》中可垦殖的田地就是如此。《周礼》中的封疆，如同《诗经》中的“大启”，《左传》中的“赐履”，《论语》中的“邦域”，韩国的“奄受北国”，卫国的“封畛土略”，也就是所谓的“制其域也”，不仅仅是兼及山川和附庸而言。《汉书·地理志》中城市居住区、道路、山川、林麓等不可垦殖的土地都包含在内。

译查考《周礼·职方氏》的记载，凡是邦国疆域方圆千里，分封公爵的封地边长五百里，那么就有四位公爵；边长四百里，那么就有六位侯爵；边长三百里，那么就有十一位伯爵；边长二百里，那么就有二十五位子爵；边长一百里，那么就有百位男爵。这似乎不能拘泥于字面理解。大概那些公爵的封地，疆域边长五百里，就像说现在的鲁国是五个边长一百里的区域，而不是二十五个边长一百里的区域。比如《战国策》中说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只是五个边长一千里的区域，而不是二十五个边长一千里的区域。

有虞氏郊祭尧、宗祭尧的辨析

《国语·鲁语》记载有虞氏禘祭黄帝而祖祭颛顼，郊祭尧而宗祭舜。《祭法》更改了它的文字说：禘祭黄帝而郊祭喾，祖祭颛顼而宗祭尧。我认为郊祭尧是可以的，宗祭尧则不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夏代郊祭鲧，殷代郊祭冥。大概是因为鲧阻挡洪水而被杀，冥勤于治水而死于水，都是因勤于职事而死的例子【杞国因为祖禹而郊祭禹，宋国因为祖契而郊祭契，所以《礼运》说：杞国郊祭的是禹，宋国郊祭的是契】。舜的父亲没有功绩，不足以配享上天，所以郊祭尧。《尚书大传》说：在第十三年，帝进入唐郊，仍然以丹朱作为主祭的尸。查考《国语·晋语》：祭祀夏郊时董伯作为尸。韦昭注释说：神灵不享用异类的祭品，而因为董伯是姒姓，如果虞代不郊祭尧，哪里需要用丹朱作为尸呢？至于虞代的宗庙制度，虽然无法考证，但参照商周的情况，应当自立七庙，不能继承尧的祖庙。查考《大戴礼记·帝系篇》：黄帝生玄嚣，玄嚣生蟜极，蟜极生高辛，这就是帝喾。帝喾生放勋，这就是帝尧。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阳，这就是帝颛顼。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重华，这就是帝舜。玄嚣就是青阳，也就是所说的少昊。如果按照《祭法》宗祭尧，那么尧是父庙，喾是王父庙，颛顼不是喾的父亲，因为承受国统而作为曾王父庙，少昊是高王父庙，黄帝还在五庙之列，颛顼怎么能成为太祖呢？况且颛顼从少昊那里承受国统，怎么能祧迁少昊呢？禘祭黄帝而以颛顼配享呢？只有按照《鲁语》宗祭舜，那么从颛顼到舜七代才能成为太祖。颛顼的父亲昌意不在帝位，所以不禘祭昌意而禘祭黄帝。况且虞代自立宗庙，有明确的证据。《中庸》说：宗庙享用祭品，《益稷》说祖先神灵来享，生前侍奉他们，死后就享用祭品了，哪有抛弃自己的亲庙而宗祭尧的道理呢？《益稷》说：虞宾在位，孔安国传注说：丹朱是前代王者的后裔，所以称为宾。《史记》说：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都有疆土，用来奉承祖先的祭祀。丹朱既然在丹地奉承祭祀，而舜又在虞地宗祭他的庙，这可以吗？只有《舜典》说：正月元日，舜到达文祖。孔颖达疏注说：这还是尧的文祖，从此以后，舜应当自立文祖的庙，尧的文祖应当迁到丹朱的国家。《大禹谟》说：正月朔旦，在神宗接受天命。孔颖达疏注说：神宗应当是舜的始祖，属于黄帝、颛顼这一等级，大概接近事实了。然而《帝系》所载的帝王世次也不能完全相信。《尧典》有在下位的鳏夫叫虞舜【《路史》：他的祖先建国于虞，开始称为虞氏】。《国语·晋语》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就乐物生长，与夏禹、商契、周弃并列，他是始封之君无疑。韦昭认为舜的后代虞思是谬误的。《左传》说：从幕到瞽瞍，没有违背天命。《鲁语》也说：幕能率领颛顼的后人，有虞氏报答他。而《帝系》从颛顼到瞽瞍，没有幕的名字，只有舜自立祖庙，这是毫无疑问的。《鲁语》说：凡是禘、郊、宗、祖、报这五种，是国家的常祀。幕，是舜的祖先，不是尧的祖先。虞代既然报答幕，那么郊祭尧而不郊祭喾，宗祭舜而不宗祭尧，更加明白了。韦昭说舜在世时宗祭尧，舜死后子孙宗祭舜，所以郊祭尧也是牵强的说法。

论丹朱为尧尸答曹丈大斌

承蒙告知丹朱作为尧的尸，与孙子作为祖父的尸不合，我私下认为昭穆的名号起源于太庙中合祭时的位次。《尚书》称乃穆考文王，《诗经》称武王为昭考，这是祖宗的昭穆。《左传》说“文昭武穆，周公的后代”，这是子孙的昭穆。古代孙子作为祖父的尸，儿子不作为父亲的尸，因为昭穆不能混乱。如果在郊祭尧的时候，本来没有昭穆，哪里会有父子的嫌疑呢？客人又有疑难说：“天不是人鬼，怎么能有尸？”回答说：“节服氏送迎尸，从车张子认为后稷配享上天而有尸，那么郊祭尧有尸是明显的了。如果冡人凡祭墓为尸，丹朱奉承尧的祭祀，也就像冡人守墓一样，让他作为尧的尸，不也可以吗？”

太社在北郊辨析

关于郊社的争论，从汉代设立南北郊开始。我认为礼制有郊祭天而没有郊祭地，有南郊而没有北郊，为什么这么说呢？查考《大宗伯》用禋祀祭祀昊天上帝，用血祭祭祀社稷。《司服》说王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祭祀社稷就穿希冕。《月令》说共同供奉皇天上帝和社稷的飨宴，都是社稷对举，而没有另外地祇的祭祀。《大司乐》只说冬至日在圜丘祭天，夏至日在方丘祭地，而没有南北郊的说法。至于《郊特牲》说“在南郊立坛”，《家语》说“在南郊立丘”，《尚书大传》说“在

译“南郊”一词出自《逸周书》中“在南郊设立丘兆”的记载，而关于北郊则没有相关文字记载【《汉书·郊祀志》引用《礼记》说：“在泰坛焚烧柴薪以祭天，在泰折埋藏祭品以祭地，在南郊设立兆域是为了确定天的方位，在北郊泰折祭地是为了顺应阴的方位”，这四句话是申说祭祀法则的意思，并非《礼记》的原文】。由此可知，祭祀地神的太社，《周礼》称之为方丘，也称之为大祇；《祭法》称之为泰折；《诗经》《尚书》称之为冡土，也称之为神后后土，它确实位于库门之内右侧，而不是在北郊，这是很明显的。

有人问：“《周礼》中明确记载方丘位于泽水之中，而说它在库门之右，有什么说法吗？”回答说：“《召诰》中说‘在郊外使用牺牲，在新邑建立社坛’，郊外不称为新邑，是因为郊外在国外，而社坛在国内。《礼运》中说‘在国都内祭祀社神，是为了陈列地利’【《郊特牲》说‘因为在郊外所以称为郊’，那么社坛不称为郊是显而易见的】。小宗伯掌管建立国都神位的方位，右侧是社稷，左侧是宗庙。匠人营建国都，左侧是祖庙，右侧是社坛。郑玄注解说库门之内、雉门之外的左右两侧【《诗经》中‘乃立冡土’与皋门、应门并举，也是社坛在国都内的一个证据】。因此太社位于库门之右，又名方泽，是两个方形坛，东边是社，西边是稷。《郊特牲》说：‘占卜之日，君王站在泽宫，亲自听取誓命、献命，在库门之内告诫百官，在太庙告诫百姓。’这说明泽宫与祖庙同在库门之内。又说：‘君王亲自向社神宣誓以训练军队。’《射义》说‘天子将要祭祀，必定先在泽宫练习射箭’，《司弓矢》说‘泽宫提供用于射靶的弓矢’。这说明太社坛周围环绕着泽宫，泽宫北端正中有一座桥，桥内靠近北边的空地是练习射箭的地方。祭祀时，君王从应门向西，经由桥到达泽水中央的方丘。近代蔡德晋对此论述得很详细。”

有人问：“礼制规定在南郊祭天，在四郊祭五帝，那么地神在北郊祭祀是毫无疑问的，你为什么排斥这种说法呢？”回答说：“地祇与天神不同。按照小宗伯的职责，在四郊设立五帝的兆域。《月令》记载，迎春在东郊，迎夏在南郊，迎秋在西郊，迎冬在北郊。但只有冬至祭天称为祭皇天，也称为上帝。这说明圜丘位于南郊，是相对于位于四郊的五帝而言的，是用来祭祀天神的。《祭法》中太社以下有王社、国社、侯社、置社，但只有夏至祭太社称为祭皇地，也称为后土。这说明方丘就是太社，是相对于王社以下而言的，是用来享祭地祇的。”

有人问：“天子祭祀天地，诸侯祭祀社稷。为什么地神之外还有社呢？”回答说：“地就是社。诸侯不称地而称社，就像公羊子所说：天子祭天，诸侯祭土。你家君主说天子太社祭祀统领天下的地祇，所以称为地；王社祭祀王畿内的地祇；国社、侯社祭祀一方的地祇，所以只称为社。这是正确的。”

有人问：“郊社祭祀有固定的日期，《曲礼》说大飨之礼不需要占卜，就是这样。但大宗伯凡祭祀大神、享祭大鬼、祭祀大祇，都要率领执事人员占卜日期，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指国家有重大变故，比如天子将要出巡祭祀上帝及四望，向上帝举行类祭，在社坛举行宜祭，因为不是常规的祭祀，所以要占卜日期，这不是正规的祭祀【本于刘敞的说法】。”

译查考《大宗伯》以吉礼侍奉邦国的鬼神祇，列举了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飌师、雨师、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却唯独没有提到“地”。《小宗伯》确立建国的神位，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列举了四望、四类、山川、丘陵、坟衍的兆位，也唯独没有提到“地”。那么，“大祇”就是社神。《祭法》中记载：祭天、祭地、祭四时、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山林、川谷、丘陵，却没有提到社。《司服》中记载：祭祀昊天上帝，祭祀五帝，享祭先王、先公，飨射，祭祀四望、山川，祭祀社稷、五祀，祭祀群小祀，却没有提到地。那么社是祭地就非常明确了。《郊特牲》说：郊祭是为了阐明天道，社祭是为了神化地道。在郊祭中说“报本反始”，在社祭中也说“报本反始”。《泰誓》说：郊社不修，则中庸。郊社之礼，《曾子问》中：尝、禘、郊、社都与郊祭对举，那么社如果不是祭地又是什么呢？《召诰》说：在郊外用牲祭祀，就在新邑立社。《礼运》说：在郊外祭祀帝，是为了确定天的位置；在国中祭祀社，是为了陈列地的利益。那么社如果不是在国中又是什么呢？社在库门之内，自然不能用郊的名字了。

关于“郊用辛日，社用甲日”的说法

有人问：冬至祭天、夏至祭地都有固定的日期，而《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社祭用甲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周代在冬至日郊祭【《武成》篇“庚戌柴”、《召诰》篇“丁巳用牲于郊”是告祭，不是正祭】，在元日祈谷【郑康成认为是上辛日】，只占卜牺牲而不占卜日期。鲁国僭越了祈谷的礼仪而命名为郊祭，《明堂位》说孟春【寅月】在郊外祭祀帝，《左传》说启蛰后郊祭，郊祭后耕作，就是这样。《杂记》引用孟献子的话：“正月冬至，可以有事于上帝。”“可以”二字，是孟献子认为这个月适宜郊祭，说明以前不曾使用冬至日郊祭，这是降低了天子的规格。那些日期都用辛日，成公十七年辛丑日郊祭，定公十五年夏五月辛亥日郊祭，哀公元年夏四月辛巳日郊祭，就是这样。鲁国人既占卜牺牲又占卜日期，《公羊传》说：“卜郊是不合礼的，鲁国郊祭是不合礼的。”何休认为，礼制规定天子不卜郊，鲁国郊祭不合礼所以占卜，就是这样【鲁国在启蛰前十日率领执事占卜日期，啖助认为应当在周二月占卜三月上辛日，如果不吉就占卜中辛日，再不吉就占卜下辛日，正好与《少牢》筮旬有一日不吉就筮远日的例子相符，《曲礼》说旬之内叫近某日，旬之外叫远某日，吉事先近日。《谷梁传》认为越过一个月才占卜是不对的，它把正月至三月作为郊祭的时间，也与启蛰后郊祭不合】。《郊特牲》说郊祭用辛日，周代开始郊祭是在冬至日【《武成》篇“庚戌柴”不是冬至日的郊祭，不能算作始郊】，《家语》说周代开始郊祭，那个月是冬至，那日用上辛日。大概周代冬至开始郊祭恰逢辛日，所以鲁人沿用了它，这不是周礼。至于社祭用甲日，与《月令》仲春选择元日命令百姓社祭正好吻合，这是春季祈求社稷，也不是夏至时在方丘的祭祀。

禘祭和祫祭是一件事，每年在午月举行。鲁国禘祭不追祭所自出的帝，对此加以辨析。

《礼大传》【《丧服小记》相同】说：礼制规定，不称王就不行禘礼。王者禘祭其祖先所自出的帝，用其祖先配享。用《国语》《祭法》来证明，其意义就非常明确了。虞、夏禘祭黄帝，殷、周禘祭喾，这就是所自出的帝。虞、夏祖颛顼，殷祖契，周祖文王【应当祖后稷，另有辨析】，这就是配享的祖先。就像《公羊传》说“郊祭为什么一定要祭稷”，王者一定要用其祖先配享。《春秋》文公二年八月在太庙举行大事。《公羊传》问：“大事是什么？”是大祫。“大祫是什么？”是合祭。合祭怎么做？毁庙的祖先神主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祖先神主都升堂合食于太祖【《谷梁传》相同】。五年举行两次殷祭，只说毁庙、未毁庙的祖先神主，而不提及所自出的帝，那么大祫不是禘祭，就非常清楚了。赵匡把禘、祫分为两件事，朱熹采纳了他的说法。杨复又加以推广，打破了汉、魏支离破碎的说法。万斯大却想把它们合为一件事，并说禘祭每年在午月举行，鲁国禘祭不追祭所自出的帝，这是大错特错。《大传》说用祖先配享，与《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同类，没有群祖一起配享的文字【既然说禘祭其祖先所自出的帝，又说用其祖先配享，决没有上指始祖、下包群祖的道理。况且如果把禘、祫合为一事，那么周代禘祭时后稷也要屈从南北的班次，而昭穆次序就乱了】。现在说始祖以下都叫祖，用祖配享，可以包括诸祖，这是第一个错误。《礼运》说“鲁国的郊、禘是不合礼的”，那么郊、禘是并重的【《国语》《祭法》都把郊、禘对举】。《尔雅》说“禘，是大祭”，大概取的是报本追远的意思。如果因为不合昭穆而把它看作小祭，那么孟春在郊外祭祀帝，配以后稷，不及群祖，也不能称为大祭吗？这是第二个错误。《诗》《周礼》《公羊》《尔雅》《明堂位》都说“春祠、夏禴、秋尝、冬烝”，也有称为禘的。三年丧毕之际称为吉禘，如《春秋》吉禘于庄公【按杜预注：三年丧毕，把新死者的神主致于太庙，庙中远祖的神主应当迁入祧庙，因此举行大祭以审定昭穆，称为禘。近人毛奇龄说禘祭有三种而无祫名，一曰大禘，一曰吉禘，一曰时禘。吉禘即

译大祫之礼，只有在三年丧期结束后才有。我认为大祫是合祭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祖先神主，应当在太庙举行，而不能在祢庙举行。全祖望说：吉禘之祭，周代或许有这种礼仪，但既然称为吉禘，就与大禘不同；而所谓审定昭穆次序，也仍然应当在太祖之庙，不应当在祢庙。将吉禘等同于大祫，确实是错误的。《左传》说：“晋国人说：‘因为我国国君还没有举行禘祀’”，这是正确的。四季的祭祀，称为时禘。《左传》中的烝、尝、禘在庙中举行，《王制》中的春礿、夏禘，《祭义》、《郊特牲》中的春禘、秋尝，荀子中的禴、禘、烝、尝。《左传》昭公十五年春在武公庙举行禘祭，而《春秋》经文记载“在武宫有事”；昭公二十五年在襄公庙举行禘祭，而经文没有记载；定公八年冬十月辛卯日在僖公庙举行禘祭，而经文记载“从祀先公”。将禴的名称改为禘，大概是小禘，原本就不是大禘。就像冬烝在三年丧毕后称为祫，而每年举行的是小祫，也不是大祫。万氏专门依据夏禘的文字，并混杂《杂记》中七月举行禘祭、献子主持的说法，认为鲁国起初在六月举行禘祭【《明堂位》】，后来确定在七月，是由于献子，并且援引冬至郊祭天地的例子，每年午月举行，这是第三个错误。《天保》这首诗，只说在公先王那里举行禴、祠、烝、尝，而没有提及出自本源的帝祖，由此可知禘不是时祭。万氏却认为这首诗作于文武时期，实际上是诸侯的礼仪，其追尊为王并上祀，以及春禴、夏禘，直到周公辅佐成王之后才确定。我私下认为，既然没有追尊为王，诗中怎么会有先王？况且《中庸》说“武王、周公是达到孝道的极致”，“明确阐述了禘、尝的意义”，《武成》、《金縢》中已经出现了太王、王季、文王的称号【《中庸》中追尊为王大概是在辅佐武王时】，那么禘、郊这样的大典，自从武王、周公时期就已经制定了，这是第四个错误。万氏又依据《公羊传》五年举行两次殷祭的说法，认为鲁国虽然僭越举行禘祭，但自己作为殷祭，隔年举行一次，不像周代每年举行，所以《王制》也有“祫祭之年不举行禘祭”的话。《公羊传》所说的应该是鲁国的禘祭。考察这一点也是本于《王制》“禘一、犆一、祫一”的说法，然而说五年两次禘祭，也与隔年举行一次不相符，这是第五个错误。《曾子问》说：“在祖庙举行祫祭，祝官迎接四庙的神主【这是依据诸侯而言，如果是天子，则祝官迎接六庙的神主】”，《公羊传》说：“在太庙举行大事，就合祭已毁庙和未毁庙的神主”。荀子在“禴、禘、烝、尝”之外，还有大祫，这说明大祫与时祫是两种不同的祭祀。《尔雅》说：“春祠，夏禴，秋尝，冬烝。”又说：“禘，是大祭。”这说明禘与时祫又是两种不同的祭祀。禘必然向上追溯出自本源的帝祖，而祫则旁及祧庙的神主，这说明禘又不是祫。万氏既将禘和祫合二为一，又将大祫和时祫合二为一，妄称《曾子问》“祫祭于祖”通指尝、禘、烝三种祫祭，《公羊传》的大祫专指夏禘之祫，烝、尝之祫通用于诸侯，夏禘大祫专属于天子，这是第六个错误。万氏拘泥于《明堂位》，认为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而不提文王，认为鲁国只使用禘礼而不追溯所自出的祖先。然而《明堂位》不是说“升歌清庙，下管象舞”吗？《清庙》这首诗说“济济多士，秉文之徳”，《象武》这首诗说“允文文王，克开厥后”，都是祭祀文王的乐歌。撤祭时用的《雍》诗，说“皇考”、“烈考”、“文母”，又是祭祀文王的诗。大概鲁国用这些来撤去禘祭的俎豆，而序者就误以为是禘祭太祖。如果鲁国只使用禘礼而不涉及文王，又怎么会有升歌清庙、下管象舞而撤祭用《雍》呢？这是第七个错误【姚大世钰说：只使用禘礼而不追溯所自出的祖先，先儒解释《明堂位》时，多有这种说法。我则只就《春秋传》“临于周庙”的文字，以及杜预注所称的文王庙来推断，那么庙尚且得以建立，哪有祭祀而不追溯所自出祖先的道理呢？经文又说在郊外祭祀帝，以后稷配享，那么后稷尚且得以在郊外配享，其禘祭文王更是不言自明了】有人问：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是《礼纬》中的说法，而你相信它，可以吗？回答说：考察《学记》“未卜禘不视学”，解释者说禘在五年小成的年份。《家语》说：“禘都是五年大祭所涉及的”。刘向《说苑》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东汉张纯奏议礼制说“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也是依据一闰再闰来确定禘祫的日期。《说文》也引用《周礼》“三年一次祫祭，五年一次禘祭”，那么这种说法并不始于《礼纬》【家君说：纬书兴起于哀帝、平帝之际，刘向还是元帝、成帝年间的人，《家语》虽然不是孔壁出土之书，但所论述的禘、郊、祖宗与《祭法》相互表里，不必因为经文没有明文而怀疑】我曾经考察《周礼》、《仪礼》没有禘、祫的名称而有其礼仪。《丧服》说：“天子祭祀其始祖所自出的帝祖，这就是禘。诸侯祭祀其太祖，这就是祫。”《司尊彛》有四时之间的祭祀，追享、朝享，追享就是禘，朝享就是祫。大禘虽然不是时祭，往往与夏祭相连。《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现在是四月。《杂记》“七月而禘”，现在是五月。所以张纯说禘在四月，崔灵恩说应当在五月，那么禘在夏月是很明显的。大祫见于《公羊传》，而《国语》“自玄王以及

译主癸不如汤，从稷到王季都不如文王武王”，商周两代在烝祭时，并没有因为汤和文武的地位更高而让他们超越辈分。【《左传》说禹不排在鲧之前，汤不排在契之前，文王不排在不窋之前，这也是兼及毁庙而言的。】盘庚说：“现在我隆重祭祀先王，你们的祖先也跟随一起受享。”【朱熹认为《长发》是大祫祭的诗，伊尹也参与其中。】《周礼》说凡是有功劳的人，在大的烝祭时祭祀，那时祫祭之年只称为烝，而大祫之年才称为大烝，也称为大享。张纯也认为祫祭在十月，那么祫祭在冬月就很明白了。【《国语》明确说烝祭将要提升僖公，那么祫祭是冬祭就可以知道了，经书上记载八月，大概是不合时宜的。】既然禘祭在夏月，祫祭在冬月，它们的年月不同，怎么能合为一件事呢？有人说三年、五年不知道从哪一年算起，如果从君主即位的元年算起，那么偶尔有不到三年、五年的怎么办？如果从开国元年算起，那么遇到君主去世怎么办？回答说：查考《曾子问》说：“天子举行尝、禘、郊、社、五祀的祭祀，簠簋已经陈列，天子去世，后丧怎么办？”孔子说：“废除。那么前一位君主已经去世，废除而不举行，应当从新君即位的年份开始。比如三年祫祭，五年禘祭，八年祫祭，十年又禘祭。”《公羊传》说五年两次殷祭，意思是五年之中一次禘祭、一次祫祭。【《尔雅》把禘祭当作大祭，那么殷祭就是禘祭无疑。】宣公八年经书记载在太庙有事而没有记载禘祭，那就不是禘祭。只有僖公八年记载在太庙举行禘祭，这是鲁国的失礼。【《春秋》常事不记载。】杨氏又说用禘礼合祭先祖排列昭穆，用禘礼把夫人迎入宗庙，而禘礼才开始与祫祭混淆而没有区别，是这样的。回答说：《诗序》说《雝》是禘祭太祖，《长发》是大禘。你怎么知道禘祭不是祫祭呢？回答说：杨氏又说《长发》是大禘，但只叙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于所出自的帝，《雝》禘祭太祖没有一句话提到喾和稷，而都称述文王武王，那么怎么能称为禘祭的诗呢？它的言辞简练而概括。回答说：《大传》说王者禘祭其祖先所出自的神，以其祖先配享，接着说诸侯祫祭及其太祖，大夫士祫祭及其高祖，那么似乎天子的禘祭也可以称为祫祭，而诸侯的祫祭不可以称为禘祭了。回答说：不对，说天子可以兼行祫祭，那么可以说天子的禘祭就是祫祭，那是不可以的，所谓上级可以兼下级，下级不可以兼上级。

译禘祭和祫祭是同一件事，近代除了万先生之外，像朱长孺、毛大可都主张这种观点。然而关于异同的争论，从汉、魏时期的经学大师开始就已经像聚集诉讼一样纷繁杂乱了。只有唐代赵伯循的说法，朱子有所采纳，所以宋代儒者也称赞他言辞简练而义理完备，确实不可更改。这篇文章审慎地考察经义并折中调和，大概是想以此驳斥充宗的论点吧。

东周以文王为祖、以武王为宗辨 姚蕙田

《祭法》记载，周人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万氏斯大认为，西周尊稷为祖，尊文王、武王为宗。平王东迁洛邑后，仍然沿袭旧制，在文武二庙中，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所以西周的宗庙加上世室共有九座，东周的宗庙合并武王庙后共有八座。他又引用《周官》中守祧奄有八人，《洛诰》中“文王用一头红牛，武王用一头红牛”，襄王赐胙，齐桓公、显王赐胙，秦孝公都提及文武作为证据。我认为不对，《周官》中守祧奄有八人，那时还没有文王、武王的二世室。贾公彦的疏解说这是守护七庙，加上姜嫄庙，共八座，这是早期周代的制度，不是晚周时期的制度。君子将要营造宫室，宗庙是首要的。成王营造洛邑作为东都，郊祀和社祭同时举行，哪有专门设立文王、武王两座宗庙而不涉及其他宗庙的道理呢？《洛诰》中“文王用一头红牛，武王用一头红牛”，孔颖达的传注说这是特别给文王、武王各加一头牛，禀告上天尊奉周公的后代作为鲁侯，这是禀告祭祀而非正式祭祀，就像《大雅》中禀告于文王，赐予山土田地一样。《国语》中“命令鲁孝公在夷宫”，《祭统》所说的祭祀当天献酒一次，君主走下台阶站在东阶之南，面向南对着被任命的人，北面史官站在君主右边拿着简策任命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襄王、显王赐胙，大概是指接受命令的君主而言，就像《伊训》中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商颂》中“汤的子孙将要祭祀”一样，并不是尊文王为祖、尊武王为宗。况且东周尊稷为祖，经传中本来就有明确的证据。《国语》说“从玄王到主癸，没有比得上汤的；从稷到王季，没有比得上文王、武王的”，商周两代进行蒸祭，未曾将汤与文王、武王提升为不迁之庙。那时东迁已经很久了，那么周朝不祧迁稷庙就很明显了，这是证据一。《诗经·长发》中有玄王的文字，戴公时期的大夫正考甫得到它回去祭祀他的先王。《礼运》说“宋国郊祀的是契”，那么宋国尚且尊契为祖，难道说东周不尊稷为祖吗？这是证据二。《家语》记载孔子参观周朝，于是进入太祖后稷的宗庙。这是证据三。《周书·作雒篇》说“于是安置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孔晃注解说“大庙是后稷庙，两座宫是祖庙和考庙”。这是证据四。吴幼清说周朝尊后稷为祖，文王、武王都尊为宗，记载的说法有失误，这是不可磨灭的论断。

天子诸侯太祖考

《榖梁传》说始封之君必定作为太祖。韦氏玄成说：君王开始接受天命和诸侯开始受封的君主都作为太祖。我认为：殷代的契、周代的稷都是始封之君，并不把开始接受天命的人作为太祖。三代以下没有始封之君，适宜设立亲庙六座，而空出太祖的位置以等待始受命者进入是可以的。诸侯的祖庙有三等：一是先代帝王的后代，如焦【神农的后代】、祝【黄帝的后代】、蓟【帝尧的后代】、陈【帝舜的后代】，这五座庙都是实有的【《左传》记载任、宿、须句、颛臾实际主持太皥和有济的祭祀，楚国灭掉六国而臧文仲说皋陶庭坚不再祭祀，应该遵循这个例子】，如果杞国尊大禹为祖，宋国尊契和汤为祖【看《礼运》，杞国郊祀的是禹，宋国郊祀的是契，由此可见】，修治他们的礼器礼物，仍然设立七座宗庙，不止五座【《左传》说宋国尊帝乙为祖，只是让他上承先王罢了，不是像鲁、郑设立周王庙那样的情况】。二是始封之君，如齐国的吕尚【《左传》尝在太公的宗庙，又说在太公、丁公的宗庙求福】、楚国的鬻熊、秦国的非子类【《左传》说夔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楚人责备他，祝融的祭祀或许是楚国自己设立的，不是周朝的典制。《国语》说伯夷能礼敬神灵以辅佐尧，伯翳能议论百物以辅佐舜，他们的后代都不失祭祀。考察齐国尊太公为祖，那么秦国不尊伯翳为祖就可知了】，这是实有四座而空出一座的【指空出太祖以等待始封者进入】。三是王子弟分封，那么五座庙都空着，礼制规定诸侯不敢尊天子为祖就是这样。鲁、郑设立周王庙，这座庙不是祖庙【《左传》认为郑国尊厉王为祖是错误的】。考察《左传》说在周庙【文王庙】，区别于周公的庙，子产让祝史迁移神主到周庙【厉王庙】，区别于太宫，那么就在五座宗庙之外了。

大夫适士官师庙制考

大夫有三座宗庙，《王制》中有太祖而没有曾祖庙，《祭法》中有曾祖庙而没有太祖，两种说法不同。我认为大夫举行祫祭只到高祖，那么未必有太祖了【《春秋》僖公十五年，地震震坏了夷伯的宗庙，传注说这是展氏的祖庙。考察夷伯不知是谁，然而无骇在隐公时被赐族展氏，僖公距离隐公不远，怎么知道夷伯不是他的皇考庙呢？到了昭公十二年，《左传》说郑简公去世，将要安葬，清理到了游氏的宗庙，注解说这是子太叔的祖庙，也未见是太祖】。《王制》中诸侯的大夫不世袭爵禄【看《中庸》中祭祀安葬的制度可见】，世袭爵禄，是周朝末年的失误。难道最初的制度就设立太祖吗？如果诸侯子弟开始成为大夫，那么三座宗庙都空着，礼制规定大夫不敢尊诸侯为祖，就是这样。只有别子能够设立出公庙，作为收聚宗族、教导宗女的地方，所以大宗不可断绝，而鱼石因为向戍在，作为桓氏虽然灭亡，也是偏颇的。

译然而必须建在宗邑，这是因为宗邑里有先君的宗庙，称为都。孟尝君在薛地建立宗庙，正是遵循这一制度。如果建在私家，就是不合礼制，三桓就是这样的例子。

译《王制》说：士设一庙。《祭法》说：上士设二庙，称为考庙、王考庙，皇考没有庙；中下士设一庙，称为考庙，王考没有庙而在坛墠上祭祀。这两种说法不同。考察《仪礼》，都邑的士知道尊崇父亲，学士大夫知道尊崇祖父，可见上士得以祭祀祖父，不同于中下士只祭祀父亲。《王制》似乎不如《祭法》完备。至于郑康成创立中士、下士祖庙与父庙同庙的说法，那么《祭法》明明说“王考没有庙而在坛墠上祭祀”，显然违背经文。毛奇龄驳斥他，是正确的。

鲁国宗庙制度考

《王制》说：“诸侯设五庙，二昭二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五座。”《明堂位》说：“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庙，是武世室。”这似乎鲁国有七座庙了。我认为不是这样。《春秋》文公十三年记载，“世室屋顶损坏”，《公羊传》说：“鲁公称为世室。”《谷梁传》说：“伯禽称为‘大室’。”可见鲁公是世室，在五庙之外，与周公的庙并列，百世不迁。成公六年，建立武宫，《公羊传》《左传》都讥讽这件事。大概鲁人因为鞌之战依靠晋国的功劳，为前任君主宫室告成罢了，并非作为宗庙祭祀。如果《左传》说“临于周庙”，杜预认为是文王庙，这庙是祭祀文王的，不是祖先，所以不计入五庙之数。至于炀宫的建立，与武宫同样失礼；桓宫、僖宫，亲尽不毁，都是礼制的末流失误了。

兄弟同昭穆辨

《左传》说：太伯、虞仲，是太王的昭；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穆；管、蔡、郕、霍、鲁、卫、毛、耼、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曹叔振铎，是文王的昭；先君唐叔，是武王的穆。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这是世次的昭穆。《王制》说：“天子设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先入庙的为昭，后入庙的为穆，这是庙祧的昭穆。天子诸侯不幸没有后代，必定以兄弟的儿子为嗣，取昭穆相当。如果世次昭穆与庙祧昭穆不同，如桓王继平王，则祖为昭而孙为穆；定王继匡王，则兄为穆而弟为昭；孝王继懿王，则兄子为昭而叔父为穆。虽然不能最终称为子，但昭穆相承，本来有继承后嗣的意义。自西汉以后，只知道兄弟伯叔的次序，而不知道臣子是一体的，于是创立同堂异室的制度，说父子异昭穆，兄弟则昭穆相同，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怎么说呢？《春秋》跻僖公，三传都以父子祖祢来说；《国语》说“夏父弗忌说：‘明者为昭，其次为穆’”，这是异昭穆的明证。如果像何休所说，认为隐、桓与闵、僖同北面西上，那么兄弟未曾异昭穆，只是提升其位次罢了。《国语》为什么说“明者为昭，其次为穆”呢？这是第一个不可。《尚书》说“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荀子说“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解说者说父子相继为一世，兄弟同一世，不知道《国语》说“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史记》说“自中丁以来比九世乱”，“自武丁至纣凡九世”，都数其弟，无论行辈。假如兄弟同昭穆，传弟者历世不祧，传子者乃祧。一庙多传一弟，即多享一代之祭。如沃丁、太庚同一庙，至小乙入庙而同祧，一享十六代，一享十五代；小甲、雍己、大戊同一庙，至武丁入庙而同祧，享十五、十四、十三代不等；仲丁、外壬、河亶甲同一庙，至祖庚入庙而同祧，享十三、十二、十一代不等。这是主之毁与未毁，直接取决于传子传弟，参差不一，何以观德？这是第二个不可【案：徐邈说：“如果兄弟异昭穆，假设兄弟六人为君，当祀不及祖祢，刘敞驳斥他说：兄弟六人相代为君，亦六代祀祖祢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当迁矣，不得故存也。这是正确的】曾子问：“七庙五庙无虚主”，又说“庙有二主，自齐桓公始也”。那么一庙一主，经文有明文，同堂异室的制度，起于汉代，成周以上没有的。于是援引《考工记》“世室”“明堂”皆五室的文字为比，谬误也甚矣。这是第三个不可。《春秋》“丹桓宫楹，刻桓宫桷”，是桓自有宫，不与隐同。《左传》“献俘于文宫”，是文自有宫，不与惠同。如果兄弟同昭穆，则兄为弟后，如闵、僖之类，先弟后兄，犹之可也。设叔继兄子，则当升祔于兄庙，先入者未祧，后入者已毁，天子不得享六代之祭，诸侯不得受四代之祀矣。然犹各居一庙，不压于所尊也。至祫祭之时，

译叔父辈担任臣子的人已经晋升到父亲的辈分，而兄长之子担任君主的人反而退居到儿子的行列，尊卑颠倒，这难道能说不算是违背礼制的祭祀吗？这是第五个不可行的理由。那么，《公羊传》所说的“作为继承人就要成为他的儿子”，是针对昭穆辈分相当的情况而言的。《曲礼》中称“孝王某”，是针对昭穆辈分不相等但只是作为继承人的情况而言的【《曲礼》中“诸侯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全祖望认为“孝子”二字是衍文，我认为“某侯”是对外事的称呼，应当是“孝侯某”的误写】。正因为昭穆辈分不相等，所以在一切丧祭仪式上都按照对待儿子的礼节进行，但不能最终直接称为儿子。汉成帝不肯立中山王而立定陶王，理由是兄弟不能互相进入祖庙，难道主持祭祀的人不能进入祖庙吗？（他的意思是）不按照父亲为昭、儿子为穆的礼制进入祖庙。所以班固说“是昭而不是穆”，这是不同于昭穆相配的说法，意思是虽然排列了昭穆的次序，但并非父子关系。这样就能通达礼制的变通，而不失去其常理了。

译迁庙藏毁主辨

曾子问：“天子去世，诸侯去世，那么祝官就取各庙的主牌收藏在祖庙中，等到卒哭礼完成之后，主牌才各自返回其庙。国君离开自己的国家，那么太宰就取各庙的主牌跟随，在祖庙举行祫祭，那么祝官就迎接四庙的主牌，从西阶升上太庙。”毛奇龄依据这些来驳斥韦氏关于毁弃的主牌收藏在太祖庙的说法，说：“各庙，是四庙之外，正是收藏毁弃主牌的庙。这些庙叫做迁庙，又叫做祧庙。只有国家有凶丧之事，才收敛并收藏在太庙中。现在说毁弃的主牌收藏在太祖庙，这是把凶礼当作常礼，难道可以吗？”又依据《公羊传》：“周公为太庙，鲁公为世室，群公为宫。”认为群公，是考公以后诸祧公。成公六年建立武宫，昭公十五年有事于武宫。《尔雅》说有东西厢的叫庙，没有东西厢的叫宫。曾子问：“君王出兵，为什么载着迁庙的主牌出行？”孔子说迁庙的主牌可以虚设，七庙的主牌不可以虚设。哀公三年桓宫、僖宫发生火灾，传文说火越过公宫烧到桓宫、僖宫。定公八年从祀先公，这时桓公距离哀公十一世，闵公、僖公距离定公七世八世，这正是所谓毁弃的主牌收藏在迁庙，以一个宫合并群公之宫的情况。并依据《文王世子》：“国君出国境，公族中没有事的人守护公宫。”《昏义》：“在公宫教导。”来证明，这是迁庙另外有一个庙在七庙之外了。我认为不是这样。曾子问各庙的主牌，就是四庙的主牌。不说毁弃的主牌，是因为收藏在太祖庙不必取出来。闵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在庄公庙举行吉禘。传文说：“为什么说在庄公？是因为还不可以称宫庙。为什么还不可以称宫庙？因为在三年丧期之中。在三年之中称公，那么三年之外就称宫了。”毛氏片面依据《尔雅》的文字，于是把宫与庙分开为二，不知道《尔雅》说：“室有东西厢叫庙，没有东西厢有室叫寝。”并没有说“没有东西厢叫宫”。请让我用经传来辩驳。《春秋》庄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成公三年新宫灾。《公羊传》说：“宣公的宫，就是考庙。”《国语》命鲁孝公于夷宫，就是王考庙。《诗·閟宫》、《左传》卜临于大宫，朝于武宫，求入于大宫，盟于大宫，就是太祖庙。所以群公为宫，就是四亲之庙。而且曾子问迁庙的主牌，就像《公羊传》说的毁庙的主牌。七庙的主牌就是未毁庙的主牌，并不是另外有一个宫来收藏祧主。《春秋》桓宫、僖宫灾，孔子在陈，听到火灾，说：“大概是桓宫、僖宫吧？”《公羊传》说毁庙不应当再立，所以发生火灾。《家语》也详细记载了这个说法。那么公宫就是宗庙，桓宫、僖宫就是应当毁弃而没有毁弃的庙。《文王世子》：“庶子用公族中没有事的人守护公宫。”疏文总括下文，正是说正庙宫室。《昏义》明确说祖庙未毁，在公宫教导，不曾把它当作祧主的庙。至于定公八年，从祀先公，应当用合祭时的情况来纠正。如《公羊传》所说，毁庙未毁庙的主牌，都升上太祖合食，并没有闵宫、僖宫二宫。假使考公以下诸祧公，另外有一个宫来收藏他们，那么鲁国建立炀宫、建立武宫，都不曾称庙，不过是迁庙中的二宫罢了。《春秋》又为什么要非议呢？《大戴礼》、《白虎通》、许慎《五经异义》以及《公羊》、《榖梁》诸说，都说宗庙的主牌收藏在太庙室壁。韦玄成说毁庙收藏在太祖庙的是对的。郑康成说先公的迁主收藏在后稷的庙，先王的迁主收藏在文武的庙，那么文武未立世室时，太王、王季已经迁入太庙夹室了。朱子又说自立文武世室之后，凡是昭之祧主收藏在武世室，穆之祧主收藏在文世室，不必收藏在太祖。我私下认为只有文武二世室可以设立，太庙以下只有一个世室。如鲁国的伯禽【成六年立武宫与炀宫一例，《明堂位》误以为武世室】齐国的丁公【据《左传》邀福于太公，丁公也是不祧之庙】那么昭之祧主进入世室，而穆之祧主又收藏在哪里呢？恐怕应当以太庙为正。

识小编卷上

●钦定四库全书

识小编卷下

东流知县董丰垣 撰

内诸侯受地受禄考

周官载师用家邑的田地承担稍地【大夫采地】用小都的田地承担县地【卿采地】用大都的田地承担畺地【公采地】这是内诸侯在王畿食采，而不详细记载其数量【贾谊分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在经书中没有依据】王制：百里之国九，七十里之国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国六十有三，总共九十三国。用王畿之地割封大半，那怎么来对待诸侯呢？这是汉儒的穿凿【郑氏认为是殷制的是错误的】说：那么季氏本来认为看其禄而不是看其国，不是吗？说：按孟子“视侯视伯视子男”的文字，不系于君十卿禄之后，而系于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