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小编卷下

译那么，人们看重的是封国而不是俸禄，这是很明显的。我曾经考察过周代的封邑，不过是周、召、刘、单、祭、凡、苏、毛等诸侯国以及郑国初封时的情况罢了，他们的祖先都对百姓有大功德，即使是刘、单、郑也有对王室有功的人，所以能在王畿之内获得封国。既然如此，入仕做官而接受俸禄的（参照三等君田的规格），是先王对待臣子的常规制度，他们的子孙继承这一制度，所以孟子说“做官的人世代享有俸禄，但官职不世代相传”（世袭官职是周朝尚未衰败时的情况）；因有功而接受封地的（参照三等建国的规格），是先王优待臣子的特殊恩典，他们的子孙继承这一恩典，所以《王制》说“天子直辖区域内的诸侯，享有俸禄，但爵位不世代相传”，哪里会有九十三国的道理呢？（按：《左传》记载，晋献公赐给赵夙耿地、毕万魏地，晋平公赐给季友汶阳之田及费地，晋襄公因再命之礼任命先茅为县大夫，赏赐胥臣以一命之礼，任命郄缺为卿并再次赐给他冀地，赵简子发誓以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等，这些都是因有功而特别赏赐的，并非制定俸禄的常规制度。）

译外诸侯孤卿大夫士考

诸侯没有三公，只有大国可以设立一位孤，如同公的孤一样，执掌玄孤、卿载■〈方亶〉等职的就是这类。地位次于孤的是卿。《王制》说：“诸侯的上大夫就是卿。”【按《王制》记载：次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如果将三卿细分，那么司徒为上卿，司马为中卿，司空为下卿；如果将五大夫细分，那么小宰、小司徒为上，其余三人为下；再进一步细分，则小宗伯为中，小司寇、小司空为下。这是崔灵恩的本意。】又说道：“大国的三卿都由天子任命，次国的三卿中，两卿由天子任命，一卿由其国君任命；小国的两卿，都由其国君任命。”【郑玄注：小国也有三卿，其中一卿由天子任命，两卿由其国君任命，这段文字似乎有脱漏错误。】这就是《周礼》中冡宰所说的“设其参”的意思。三卿是指什么呢？《牧誓》中提到的司徒、司马、司空【这是武王尚未攻克商朝时侯国的官职】，《左传》记载：“鲁国的季孙担任司徒，叔孙担任司马，孟孙担任司空。”就是这类。诸侯也有六典，那么为什么合并为三卿呢？因为司徒实际上兼任冡宰，司马实际上兼任宗伯，司空实际上兼任司寇。《书大传》说司徒公、司马公、司空公各自兼任两卿，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宋国得以完备六官，所以有大司寇、太宰的称号；吴国有太宰是僭越；至于鲁国有宗伯，卫国有司寇，怀疑他们是在下大夫的行列】。地位次于上大夫卿的是下大夫。《王制》说：“下大夫五人。”【崔氏《礼注》：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只有司马以下仅有小司马一人，共为五人；《公羊传》说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马一人，总共为五人。】这就是所谓“传其伍”的意思。大夫之下则是上士、中士、下士。《王制》说：“上士二十七人，其中中士、下士各占上士人数的三分之一。”这就是所谓“陈其殷”的意思【郑康成认为上九、中九、下九，与经文专门只提上士的说法不符；徐师曾认为中士是上士的三倍，下士又是中士的三倍，似乎过于繁杂，需再详细考证】。孤、卿、大夫、士之下各有府、史、胥、徒。《孟子》认为这些是庶人在官者，这就是所谓“置其辅”的意思【郑康成专门用府、史来解释，现在采纳叶氏的说法】。

内诸侯家臣考

考察冡宰在都鄙施行八则，建立其长官，设立其两卿，设置其伍，陈列其殷，安置其辅佐【郑玄注：长官指公、卿、大夫以及食采邑的王子弟，两指两卿】。与外诸侯相比，不同的只是两卿不同于三卿罢了。在《周官》中可见的，礼官属下有都宗人、家宗人；政官属下有都司马、家司马；刑官属下有方士、朝大夫、都士、家士。至于都，则一个官职专门主管都、家的八则，这些都是都鄙的官员。然而他们无不归属于王所驾驭：比如都、家宗人，凡是祭祀必须向国都致福；国家有大变故，命令祷祠必须向国都回报；都、家司马发布戒令必须听从国司马；方士、都士、家士审理狱讼必须上报国都并听从朝廷裁决；朝大夫掌管都、家的治理，国家有政令就命令其朝大夫执行。既然如此，那么内诸侯的私臣，谁不是天子的公臣呢？

列国大夫家臣考

按照《曲礼》，询问大夫的财富时说：“有宰食力”，那么大夫就有宰了。大夫称主，那么他的臣下就称仆。《王制》说：“在公家做官的叫臣，在私家做官的叫仆。”就是这个意思。也有被称为大夫的，《檀弓》记载其妻与家大夫谋划殉葬。《左传》记载：“鲁国有郈大夫、郕大夫。”就是这类。也有被称为士的，《左传》记载：“大夫的臣下是士。”就是这类。也就是《玉藻》所说的“私人”。如果是上士、中士、下士，那就是《玉藻》所说的“公士”。家臣的数量虽然无法考证，但也有司徒、司马这样的官职。《檀弓》记载：“孟献子去世，司徒旅归四布。”《左传》记载：“叔孙氏的司马鬷戾。”就是这类。

五亩之宅考

孟子所说的“五亩之宅”，是载师以廛里来分配国中的土地。郑玄注：“民众的邑居在都城内的，这二亩半在邑中。”《诗经》说“中田有庐”，《谷梁传》说“公田为居”，《汉书·食货志》说“八家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共为八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作为庐舍”，这二亩半在田中。于是毛苌传《国风》，郑康成注《诗经》，何休学《公羊》，范宁解《谷梁》，赵岐注《孟子》，都认为在野外叫庐，在邑中叫里。春天则命令民众全部出野，冬天则全部进入邑中。我认为在邑中的，是指城外的各个邑，而不是国中的邑。为什么这么说呢？遂人规定“一夫一廛，辨别野地的土质，分为上地、中地、下地，以此颁授田里”，这是在野的明显证据。《月令》说“命令野虞不要砍伐桑柘”，野虞是掌管野地的官员，而不涉及国中的官吏，那么国中……

译邑中没有桑树，这是可以推知的。《豳风》中“遵彼微行”一句，位于“春日载阳”之后，此时人们早已出野劳作，而毛亨的传注便引用“五亩之宅”作为证据，说明采桑的便利。然而郑玄在“上入执宫功”的笺注中又说“上入都邑”，那么稍、县、疆等地的百姓距离国都极为遥远，难道能让女子拿着深筐去那里采桑吗？那么认为国邑的说法，还能让人相信吗？况且从地势上考察，也有容纳不下的问题。天子的都城，根据《典命》疏的记载，方圆十二里，面积一百四十四里，祖庙、社稷、朝市、王宫占去三分之一，剩余九十六里，而群臣的里宅取自国中的公廨，百工的作坊取自城内的空地，以及诸侯的馆舍、学士的居所，所剩无几，哪里足以安置稍、县、疆八十四万里的百姓呢？况且贾公彦认为遂外四百里的公邑都遵循贡法，只有三等采邑才实行井田制，那么只有大都、小都、家邑的百姓能进入国邑吗？还是都鄙之地变得空空如也，直到春天才开始出来？而乡遂的百姓却独自留在田间，不能进入一次吗？这是必定不会发生的事。至于匠人所说的方圆九里，更不必说了。至于大国的都城，《尚书大传》和《典命》疏都说是方圆九里，面积八十一里，去掉三分之一，剩余五十四里，都鄙六千四百井，每井庐舍二十亩，应当得到一百四十二里有余。次国的都城，《尚书大传》说是方圆三里，现在根据《典命》疏说是方圆七里，面积四十九里，去掉三分之一，剩余三十二里，取其中的三分之二，都鄙三千三百井，应当得到庐舍七十三里又三分之一。小国的都城，《尚书大传》说是方圆一里，现在根据《典命》疏说是方圆五里，面积二十五里，去掉三分之一，剩余十六里又三分之二，都鄙二千一百七十六井，应当得到庐舍四十八里有余。然而这还是按照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都鄙来计算的。如果按照《周礼》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的说法，那么都鄙更大，进入国邑的百姓就更无法容纳了。问：“那么载师所说的廛里又是怎么回事呢？”答：“在我看来，那都是市宅。”查考廛人征收廛布，郑玄注解说这是货物在廛舍中存放的税，载师征收园廛二十分之一的税也是如此。冡宰九赋中只有关市的赋税，没有民宅的条目。如果是百姓入城服役，怎么还能再征收他们的税呢？《管子》说先王让农夫居住在田野，住在野外而不亲近城市。韦昭说国都城墙的区域内，只有士、工、商，农夫不在其中，这是对的。问：“二亩半在田，《食货志》已经说过了。如果二亩半在邑，又有什么说法呢？”答：“毛奇龄曾说：《王制》量地来制定邑里，凡是乡遂以外都有邑里。属于公家的叫公邑，属于私家的叫家邑。公卿大夫王子弟所食邑叫采邑，百姓受田之外受闲田作为居所的叫井邑。凡是乡遂的各级官员都有官居，从邑到丘到甸到县到都，以及从井到通到成到终到同，凡是聚会的地方就设立官居，百姓便依附于此。这些靠近官居的民居，就是所谓的邑居、里居。入保就是保卫这些地方，上入执宫功就是进入这些地方。”至于赵岐又有保城的说法，那么都邑原本就有城墙，称为邑城、都城【如春秋时期城郎、城向、城郚、城郓、城赀、城防、城武、城平阳、城祝丘之类】，并非国都的城墙，即使是近郊的百姓冬天入保，也必定依附于城郭作为民居，让他们互相守望，并不是虚设国中的里廛来等待冬天一时的进入。所以赵岐的注首先区分两地，一是在无城的邑，一是在有城的邑。庐井邑居各二亩半作为宅基，这是无城的邑居。冬天入保城二亩半，这是有城的邑居。我认为《月令》孟夏之月，命令百姓努力劳作，不要在都邑休息，那么春夏就出田了。《豳风》说“入此室处”，上入执宫功，那么秋冬就入邑了。毛亨根据都鄙区分田邑，与《谷梁传》、《汉书·食货志》都相符合，足以揭开千年的迷雾了。

译推究人情，考察地势，又依据经传，并广泛搜求西河毛氏的学说，所言皆不朽【沈冠云】

学校考

《学记》说：古代的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关于入学，天子的太子八岁入小学，在师氏虎门的左边；十五岁入大学，在王宫的东边，由保傅教导。八岁出外就学，束发【注：指成童】进入大学。《白虎通》说：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这是正确的。这是太子的礼制。天子的众子与诸侯的太子，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十五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内则》说：十岁出外就外傅，是说公卿以下之子的年纪尚幼，且在家中教导，这是未入小学以前的事】。《尚书大传》说：王子、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十五【一作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这是正确的。至于公卿大夫元士的庶子，必须从家塾的大小学，进而到乡学，由乡学进而到国学，全都与乡人相同。《尚书大传》说：岁事完毕，庶子都入学【郑注说：庶子即众子，古代嫡子常代替父亲做官】，十五【一作十三】岁入小学，十八岁入大学，这是正确的。那么，天子的太子、王子入学，虽然有先后，但都进入虎门与王宫的学校。诸侯以下，只有嫡子能进入，这就是《舜典》所说的教导胄子【《王制》说：王子、诸侯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都不包括庶子】。其余庶子与乡人，则必须从家塾逐步升入国学，这是很明白的。家塾的制度，合二十五家而在塾中教导，里胥、邻长在前教导【《周礼》说：闾胥各掌管其闾的征令，评比后宣读法令，记录那些恭敬勤勉、任恤的人，掌管评比、罚酒、鞭打、惩罚的事；比长各掌管其比的治理，五家互相接纳、和睦亲近】。《食货志》说：春天将役使百姓时，里胥清晨坐在右塾，邻长坐在左塾，百姓全部出发后才回去；傍晚也如此。冬天百姓已归，这个月庶子在序室，八岁入小学，学习六甲、五方、书写计算之事【即小节小义】，开始知道室家长幼的节度；十五岁入大学，学习先圣礼乐【即大节大义】，从而知道朝廷君臣的礼制。其中有优秀出众者，移入乡学的庠序；庠序中的优秀者，移入国学的少学，这是正确的【少学应说成大学】。父师、少师在后教导。《尚书大传》说：大夫七十岁退休，在乡里养老，大夫做父师，士做少师【即所谓的里庶尹】。《白虎通》说：古代教导百姓的人，百里都有老师。里中年老有道德的人，做里右师，其次做左师，教导里中的子弟以道艺孝悌仁义。右师即父师，左师即少师】。耰锄已收藏，新谷已入库，岁事完毕，庶子都入学。十五岁开始入小学，见识小节，践行小义。十八岁开始入大学，见识大节，践行大义。距冬至四十五天开始出学从事农事【立春时学习停止】。上老清晨坐在右塾，庶老坐在左塾【上老即父师，庶老即少师】。庶子全部出发，然后都回去。傍晚也如此。庶子都进入，对父亲辈的随行，对兄长辈的雁行，朋友之间不超越。轻担合并，重担分担，头发花白者不提携重物，出入都如此，这是正确的【陈氏祥道说：《说文》：闾，里门也。《尔雅》：门侧之堂谓之塾。上老、庶老坐在这里，是为了教导他们学习。里胥、邻长坐在这里，是为了教导他们耕作。我认为：班固《汉书》说入学，《尚书大传》也说从事农事，那么陈氏区分耕与学的说法不准确。何休《公羊传》：在田曰疆，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里中为校室，选拔其中年老有高德者，名叫父老，其中有辩才、刚健者做里正，都受加倍田地，可以乘马。父老相当于三老孝弟官属，里正相当于庶人在官的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教导的方法与《食货志》大致相同】。这就是所谓的家有塾。闾塾中的优秀者升入族学，则由族师主管，这就是所谓的各掌管其族的戒令政事。月初吉日则召集百姓宣读邦法，记录那些孝悌和睦有学问的人，这是正确的。族学中的优秀者升入党学，则由党正主管，这就是所谓的各掌管其党的政令教化，以及四季的孟月吉日，则召集百姓宣读邦法以纠戒他们。国家搜索鬼神而祭祀，则按礼召集百姓在序饮酒。正岁召集百姓宣读法令并记录他们的德行道艺，这是正确的。党学中的优秀者升入州学，则由州长主管，这就是所谓的各掌管其州的教化政令之法。正月吉日各召集其州的百姓宣读法令，以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而勉励他们，以纠察他们的过恶而警戒他们。春秋按礼会集百姓在州序射箭，这是正确的。州学中的优秀者升入乡学，乡老、乡大夫则三年大比之。乡士中的优秀者升入司徒，称为选士，则三物宾兴之。乡学的制度至此完备了【陈氏祥道说：「闾胥聚民无常时，族师属民有常月。族师岁属以月吉与春秋，党正岁属以孟吉与正岁，州长岁属以正月之吉与春秋。然后乡大夫从而大比之。以

译地位低的人职事繁杂，地位高的人职事简略。从党正往下，有的需要宣读，有的需要书写；州长则只宣读不书写，但有所考核；乡大夫则考核并提拔人才，不宣读。恭敬、勤勉、仁爱、体恤，这些是容易了解的，所以由闾胥书写记录；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亲族、有学问，这些是难以了解的，所以由族师书写记录；德行不仅仅指孝顺友爱，道艺不仅仅指有学问，所以由党正书写记录。书写记录容易，考核提拔困难，所以书写记录止于党正，考核在州长，提拔在乡大夫。这是因为地位低的人责任轻，地位高的人责任重。

至于郊外的遂，从里塾升入酇学，由酇长主管；从酇升入鄙学，由鄙师主管；从鄙升入县学，由县正主管；从县升入遂学，由遂大夫主管。《周礼》对此没有明文记载，先儒认为乡以教育为主，遂以耕种为主。现在依据《王制》不变的原则来推演，遂的制度如同初礼。关于考核，马端临认为是互文见义，这是正确的。至于庠、序、校的名称不一，孔颖达认为乡学叫庠，州、党叫序，而《礼记》说“党有庠”，这是乡所居住的地方，党作为乡学的庠，不另外设立序。凡是六乡之内，州学以下都叫庠；六遂之内，县学以下都叫序。陈祥道认为校、庠、序都是乡学。乡叫庠，而《礼记》说“党有庠”，是合二十五家教育于闾塾，称为家有塾，那么合五党教育于乡庠，称为党有庠。州叫序，而《礼记》说“遂有序”，遂官比乡官低一等，那么遂学也比乡学低一等，其名称与州序相同。山阴陆氏认为乡有庠，州有序，党有庠，遂有序，县有庠，鄙有序。李氏认为州、乡、县、遂有序，族、党、酇、鄙有庠，比、闾、邻里都有塾。永嘉戴氏认为州、乡、里之间通称为庠序。清江刘氏、江陵项氏都认为周朝在乡设立虞庠，在遂设立殷序，在党设立夏校。近世西河毛奇龄认为乡有校，州有序，党有庠。

我认为孔颖达既然说“州党叫序”，为什么又说“州学以下都叫庠”？况且党自有序，偶尔因为乡庠不另外设立，为什么不直接说“乡有庠”而说“党有庠”？所以孔颖达的说法不对。家有塾，并没有提到比有塾，陈氏怎么能拿这个来类推党有庠呢？况且合五党教育于州序，合五州教育于乡庠。为什么不提州有庠，而提党有庠？所以陈氏的说法牵强附会。至于陆氏说的县庠鄙序，李氏说的乡县有序，族酇鄙有庠，比邻有塾【孔颖达认为闾里以上都有学，并没有提到比邻】，则缺乏根据。戴氏通称为庠序，则混淆不清。刘氏、项氏的党校说与《礼记·学记》的记载都不符合。毛氏说乡校党庠，那么周朝叫庠是当时的制度，为什么不设在乡而只设在党呢？那么学者该听从谁呢？我说：我曾向家父请教过。他说恐怕州党以下可以兼有序，遂县以下不能兼有庠，所以礼制没有明文记载。所谓上级可以兼管下级，下级不能兼管上级。又说：《乡饮酒义》说，主人在庠门外拜迎宾客。《王制》说：乡里选拔不听从教诲的老人都在庠里朝见，那么乡有庠。《学记》说：术有序。郑玄注：术应当是遂，那么遂有序【顾炎武说：查《水经注》引此作遂有序。《月令》审端径术注术，《周礼》作遂。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径是小沟。《春秋》文公十二年，秦伯派术来聘。《公羊传》、《汉书·五行志》都写作遂。《管子·度地篇》：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术音遂。这是古时术遂二字通用的证据】州长春秋两季用礼仪会集百姓在州序射礼。党正召集百姓在序饮酒。《左传》说不毁乡校，怀疑六乡中除了庠之外还兼设序校【《礼记》说党庠，大概是举党来包罗州乡，举庠来包罗序校，似乎不必拘泥】六遂则专门设立序，足以破除众人的疑惑了【按陈祥道说：乡饮酒礼在房户之间放置两个酒壶，乡射礼在宾客席位的东侧放置酒壶。大概乡饮酒礼在庠举行，而庠有房室，所以在房户之间放置酒壶。乡射礼在序举行，而序没有房室，所以在宾客席位的东侧放置酒壶。有房室则行礼时揖让进退的位置浅而靠前，没有房室则行礼时揖让进退的位置深而靠后。遂只设立序而不能有房室，这也是先王对内详细对外简略的一个方面】所谓党有庠，术有序。这是乡遂的制度。

乡遂以上则有国学，国学有两所，叫小学，叫大学。小学，《文王世子》说凡在郊外讲学的，以其次序称为郊人【毛奇龄据此认为远离成均，并认为《周颂·西雝》是天子大学在郊外的证据，我认为《诗经》说西雝，并没有说辟雝在西郊。《礼记》以其次序，称为郊人，远离之。断句则在成均属下是对的】《王制》：虞庠在国都的西郊，不是虎门的小学，也不是乡遂的学校。郊学的制度，虽然无法考证，然而《文王世子》说：“在成均取爵于上尊，其升于国之大学无疑也。”大学，周朝叫东胶【《王制》】即在王宫的东面。《王制》：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的嫡子、国家的俊选【乡学所选拔的】都前往那里学习。

译这是正确的。《王制》记载：小学在公宫南面的左侧，大学在郊外【郑玄、孔颖达认为这是殷代的制度，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与上述说法不同。陈祥道认为，诸侯的制度是小学在内而大学在外，因为选拔士人是由内晋升到外，然后通达于京城【《尚书大传》：诸侯每三年贡举一次士人】；天子的制度是小学居外而大学居内，因为选拔士人是由外晋升到内，然后通达于朝廷，所以如此。然而三学、四学、五学的差异，是名称上的不同；在国中、在郊外的差异，是地点上的不同；东、西、南、北的差异，是朝向上的不同。各位儒者的说法又不一致了。郑康成【《文王世子》注】认为周代设立三代的学校：在有虞氏的学校学习书法，在夏后氏的学校学习舞蹈，在殷代的学校学习礼仪。孔颖达认为有虞氏的学校在国中，兼在西郊，西郊就是周代的大学。这是在国中设立虞、夏、殷的学校作为大学，另外在西郊设立虞庠作为小学，这是一种说法。陈祥道认为成均就是辟廱，位于中央；夏代的东序，在周代称为东胶太学，位于左侧；商代的右学，在周代称为西学瞽宗，位于右侧；成均颁布学政，瞽宗祭祀乐祖，东胶养老，这些都是太学。虞庠在国都的西郊，则是小学。这样大学有三所，而小学只有一所，以符合天子设立四学的说法，这是另一种说法。贾公彦认为周代在西郊设立瞽宗，这是又一种说法。项安世认为在近郊同时建立四所学校，虞庠【应作上庠】在北，夏序【应作东序】在东，商校【应作右学】在西，当代之学居中南面，三所学校环绕着它，也称为东胶，这是又一种说法。陆佃认为天子设立四所学校连同其中学，而五辟廱居中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以符合《保傅篇》中五学的说法，这是又一种说法。我按《祭义》所说：天子设立四所学校，应当入学而太子按年龄排序，那是在大学而不是在小学，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到郊外，因为那里的学校称为郊人，明显不是选拔俊才的地方，哪有太子与他们按年龄排序的道理呢？这种认为大学只有三所，加上虞庠作为四所学校的说法，是错误的。郑玄、孔颖达将上庠、虞庠分为两所，是正确的【按《文王世子》记载在上庠，这是虞代的大学。如果虞庠在国都的西郊，恐怕是效法虞代的制度而设立的，所以归属于虞代。实际上它与东胶相对举，则是周代的大学，观看《王制》经文自然明白】，但唯独遗漏了东胶大学，这是郑玄、孔颖达的疏漏。陈祥道认为成均就是辟廱【《春秋繁露》说：成均，是五帝学校的名称】，右学就是西学，瞽宗是正确的【《明堂位》：瞽宗，是殷代的学校。而瞽宗祭祀乐祖，又与在西学祭祀先贤相合】，但认为东序就是东胶太学，这是不知道周代的东胶就是辟廱中居中的那所，不应当分开却分开了【称为东胶，大概是对虞庠在西郊而言，就像虞、夏、殷分别称为上庠、下庠、东序、西序、左学、右学一样】，东序乃是夏代的大学，不应当合并却合并了。而且礼仪在瞽宗，书法在上庠，都是大学的政事，为什么没有提到上庠呢？这是陈祥道的失误。贾公彦认为瞽宗在西郊，则是误将虞庠当作瞽宗。项安世则是误将庠序、校乡学当作国学，并且说建立在近郊，这是不知道四所学校在国都之中。陆佃则是误将辟廱和成均分为两所。只有刘敞认为《文王世子》说：周人设立四代的学校，这直接是说在一处同时建立四所学校。周人的辟廱【即东胶】最居中，北为有虞氏的学校，东为夏后氏的学校，西为商人的学校。应当学习羽钥、干戈的人就去东序，学习礼仪的人就去瞽宗，学习书法的人就去虞庠【应作上庠】，辟廱只有天子养老以及出兵谋划与接受俘虏、大射等事务才去那里。当天子到达辟廱时，三所学校的人就环绕着水观看，与经文完全符合。但唯独没有提到西郊的小学，为什么呢？由此看来，虞代的上庠【《明堂位》称为米廪】、夏代的东序、商代的右学、周代的东胶，都建立在国都之中，是大学。虞庠在国都的西郊，则是小学。《祭义》所说的四所学校，专门指国都中的大学而言。《保傅篇》所说的五所学校，大概兼指西郊的小学而言【毛奇龄根据《大戴礼记·保傅篇》：“帝入东学，崇尚亲近而尊重仁爱；入西学，推崇贤能而崇尚道德；入南学，推崇年长而尊重诚信；入北学，推崇尊贵而尊重爵位；入太学，承奉师长而探求大道。”《易传·太初篇》：“天子早晨入东学，白天入南学，傍晚入西学，夜晚入北学。”结合蔡邕《明堂章句》，取四时的学校，则称为‘太学’；取周水圆转如璧，则称为‘辟廱’。认为这是明堂的学校。我私下认为明堂没有教学的记载，况且《大戴礼记》说在近郊三十里，怎么能早晚昼夜四次入学呢】，这是天子的学校。至于诸侯的頖宫，只有鲁国得以具备四代的学校【根据《明堂位》】，其余的则只设立当时天子一代的学校而已【本文《文王世子》孔颖达疏】，这就是所谓的“国有学”。

译孔子生日考证

关于孔子的生日，各位儒者的记载各不相同。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的，是《公羊传》的说法，左传注家林尧叟持此说；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日的，是《谷梁传》的说法，洪庆善《阙里谱系》、程登庸《年表辨正》、吴程《通考》、宋濂《孔子生卒岁月辨》持此说；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年十一月庚子日的，是《史记·世家》的说法，左传注疏、释文、苏辙《古史》、朱熹《纲目》及《论语序》、金履祥《通鉴前编》持此说；认为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即该月二十七日，按周历则是现今的八月的，是《孔子家谱》、《祖庭广记》的说法，罗泌《路史》、夏洪基《孔子年谱》持此说。

我按：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年冬季十月，经书记载庚辰日为初一，那么推算到十一月就没有庚子日。如果说《谷梁传》以孔子享年七十三岁来推算，应当是庚戌年出生，壬戌年去世，那么它说孔子生于己酉年也是错误的。《史记》说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是对的，然而该年十一月是甲辰日为初一，也没有庚子日。只有《家谱》等书说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即庚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就是现今的八月二十七日，恰好是庚子日。总计来看，《谷梁传》得到了正确的月份，《史记》得到了正确的年份，《公羊传》则年月都错了，《家谱》则年月都对了。

江苏巡抚汤斌奉朝廷公文，将蒋尹玉所上《孔子生日考》下发各学校，让众人质疑其所信奉的说法。嘉定学生王晋陛上呈《孔子生日辨疑》，断定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年十月十七日庚子日，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为现今的八月二十七日，并驳斥蒋尹玉所说的九月十五日的说法。用周历考证，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是甲午日，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是戊午日，都不是庚子日，其错误显而易见。汤斌据此回复朝廷，通行天下，如今都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孔子诞辰，曲阜都在这一天祭祀。

孟子游历先后考证

孟子是邹人（今邹县）。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年，孟子开始游历梁国，这实际上是梁惠王三十五年（因为从邹到梁，所以说“不远千里”）。三十六年丙戌年，惠王去世，儿子襄王即位。孟子入朝拜见，襄王说出了一些不像君主的话（《通鉴》依据《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至十六年去世，儿子襄王即位，当周慎靓王二年，孟子才离开梁国，前后共十八年。如果孟子在梁国这么久却滞留不去，怎么配得上孟子呢？这种纪年似乎不足信，应当遵从《史记》），于是离开梁国前往齐国，这即是齐宣王八年。从大梁到临淄，有一千多里，所以说“千里而见王”（如果从邹前往，不过半天路程）。途中经过平陆（今汶上县，在大梁东界），所以说“由平陆之齐”，有孟子在平陆、储子送礼交往的事情（如果从邹去任国，应当在此事之前）。宣王在位十九年，孟子离开齐国应当在宣王末年（毛奇龄认为是在宣王与愍王交接之际，我认为孟子明言“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又说“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那么离开齐国之日仍是宣王而非愍王），所以说“久于齐”，中间经历了三年丧期，有“葬鲁反齐”回答充虞等话语（毛奇龄依据《列女传》，孟子在齐国有忧愁之色，扶着柱子叹息，孟母见后说孟子奉养母亲在齐国做官，特意因为坟墓在鲁国所以必须合葬，“反”是返回哭丧的反，与礼制中葬于墓，返回家中中午举行虞祭都相合，正是回到垩室以行三年之丧，并非立刻就任齐卿之位。阎若璩认为遭遇丧事回到邹国，丧期结束后再次在齐国做官，最终不合而离开，所说的“前日”仍是宣王的前日，是陈臻之前日在齐国，不必间隔一天，这似乎疏漏。顾炎武认为改葬的话，乐正子说先前以士的身份后来以大夫的身份，孟母去世确实在孟子为齐卿之时，并非改葬）以及伐燕、燕叛等事件（按：孟子认为是宣王，史记认为是愍王，然而《燕世家》记载燕哙初立时有宣王复用苏代的文字，说明燕哙与宣王同时，与孟子记载相符。《通鉴》上增齐威王十年，下减齐愍王十年，宣王始于显王己丑年，终于赧王丁未年，以伐燕之年去世，较《史记》下移十年，而孟子记载伐燕、燕叛都是宣王之事，并非愍王。《大事记》不增威王之年，只减愍王之年以增益宣王共二十九年，季氏本又增为三十一年，穿凿附会更加严重，却不知道《燕世家》是错简。为什么呢？《六国表》燕王哙五年乙巳年，让国给相国子之，当愍王八年。七年丁未年，燕哙及子之死亡，当愍王十年。后二年己酉年，燕国立太子平，即昭王，当愍王十二年。阎若璩说：“与其屈从齐国的年数来顺从燕国，不如屈从燕国的年数来顺从齐国。”如果将这五年之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年后，丁酉年前，那么《战国策》记载储子对宣王说“宜仆燕”，而储子正是相国。王命令章子率领五都军队去伐燕，

译而章子正是与他交游的人。三十日就攻取了燕国，如果是五十日攻取，那么“五”字误写成了“三”。不必增加威王在位四十六年，减少愍王在位三十年，并增加宣王在位二十九年、三十一年，这样自然就与孟子的记载相合了。后来因为主张不能实行，便以臣属的身份回到邹国。这大概是周显王四十五年以前的事。《大事记》、《通鉴纲目》将此事系于周赧王元年，是不对的。到了周慎靓王三年，宋国称王之后才开始。宋国有戴不胜、戴盈之等人，滕国世子经过宋国，与他谈论性善论，并且齐国、楚国厌恶宋国而讨伐它，有人赠送七十镒金子，孟子接受了并任职。看陈臻从前在齐国，如今在宋国、薛国，这是离开齐国前往宋国、薛国的缘故。于是前往薛国，有人赠送五十镒金子，孟子接受了并任职。按《战国策》记载，齐貌辨对齐宣王说：“我从先王那里受封薛地，先王的宗庙在薛地。”在威王时代，田婴已经受封，那么赠送五十镒金子的人，就不再是奚仲的旧臣了。《史记索隐》引用《竹书纪年》，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四月，齐威王封田婴于薛。考察梁惠王后元十三年，在齐国封田婴的前一年，不能算是威王时代。只有前元十三年，才正恰当威王时代，怀疑这里有错误。《史记》记载愍王三年封田婴于薛，与《战国策》不同，似乎不足以依据。毛奇龄认为孟子两次到宋国，一次在齐愍王三年，田婴未封薛以前；一次在齐愍王六年，宋君偃称王以后，并非如此。不久又回到邹国，滕国世子派然友来询问丧礼，随后按礼聘请孟子，孟子于是前往滕国，住在上宫。有滕文公询问治理国家，派毕战询问井田制等话语。阎若璩说：“先到鲁国，最后到滕国”的说法是不对的。后来因为乐正子的缘故前往鲁国。周慎靓王四年，鲁景公去世，儿子平公旅即位，孟子到鲁国应该在甲辰年之后平公在位期间，《世家》、《年表》记载互相矛盾，应当依据《通鉴》，详见二十五年考异。晚年回到邹国而撰写了七篇著作，在周赧王时代才去世，书籍由门人整理编定，所以诸侯都称他的谥号。

译在曹大斌丈《人统二十四气论》之后作序。

二十四节气的名称见于《逸周书》，其《时训解》一篇，以五天为一个候，一个月有六个候，将四季分为二十四个节气，都牵强地取用《月令》的内容来配属。例如孟春有立春、雨水两个节气，而《月令》所记载寅月的物候只有“东风解冻”五句话，便取后面的“草木萌动”来补足；仲春有惊蛰、春分两个节气，《月令》只有“桃始华”三句话，便杂取下面的“玄鸟至”、“雷乃发声”、“始电”分为三个候来补足。甚至有的本月没有这句话，却取次月首句的，牵强附会毫无道理，这显然是伪作无疑。但是如果说古代没有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的说法，那么《尧典》中有“敬致”的文字，如果不是指分至又是什么呢【二分二至自大挠创造甲子时就已经有了，所以制定历法的人以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冬至夜半、甲子时作为历法的起点。六历说黄帝用辛卯，颛顼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左传》记载少皞氏，就有司分、司至、司启、司闭的官职，那么这种说法并不始于唐尧虞舜之时】如果说分至不与时令相关联，那么《大司乐》中有“冬日至”、“夏日至”的文字，如果不是与时令相关联又是什么呢？我私下认为夏历符合天道，分属于春秋，至属于冬夏，得到了四季的正统。周历既然建子，分就不属于春秋，至就不属于冬夏，这是避讳不成文辞的缘故。《月令》中的“日夜分”、“日长至”、“日短至”既然各自归属于四季的仲月，那么它们是春秋分、冬夏至就很明白了，不必再赘述时令。这并不是夏历的本意不与时令相关联。《左传》中的“日南至”、“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杂记中的“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没有与时令相关联的，大概是因为周历的两个至在春秋，两个分在冬夏，自然不能把至归属于冬夏，分归属于春秋。《大司乐》中有冬夏日至，是采用了夏历。《大司徒》说“正月之吉，开始和顺地颁布教化于邦国都鄙”，注解说：“周历正月的朔日。”《太宰》的注解说：“夏历正月的朔日。”《凌人》的注解说：“夏历正月的朔日。”州长既在正月之吉宣读法度，又在正岁宣读法度如初，注解说这是重申四季的正统，这是周人兼用夏历的证据。《逸周书·周月解》说：“还有我们周朝改正历法，以垂示三统，至于恭敬地授民时令，巡狩烝享，仍然沿用夏历。”就是这样。既然周朝使用夏历，更可知夏历的分至是与时令相关联的。有人说古代历法没有二十四节气，应当以什么作为纲纪？我根据《礼运》说：“以日月星辰作为纲纪。”如《尧典》中的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昴。《左传》说：“龙星出现而结束农事，大火出现而致力用度，水宿昏中而种植，日至而结束。”《国语》说：“辰角出现而雨止，天根出现而水干，本星出现而草木节解，驷星出现而降霜，大火出现而清风警戒寒冷，营室居中，土工开始。”大火初现，期于司里。又说：“岁在鹑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驷，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月令》说：“孟春之月，日在营室，黄昏参星居中，清晨尾星居中；仲春之月，日在奎，黄昏弧星居中，清晨建星居中之类，都是这样【《左传》说：“启蛰而郊祭。”《夏小正》说：“正月启蛰。”《月令》说：“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至，孟秋白露降。”《家语》说：“霜降而迎女，只是用来记录每月的物候，没有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周官》说：“冯相氏掌管十二岁，十二月，十二辰，十日，二十八星的位置，也没有涉及这些的】

仪礼五可疑策【督学邓公科试第一】

《仪礼》是礼的根本，而《礼记》是它的枝叶。所以《仪礼》有冠礼，《礼记》就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就有昏义。以至于燕射之礼，没有不是这样的。朱子曾经作《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而采择诸书来解释它。如果《仪礼》所没有的，就汇集补充经文以使之完备。他说看得有条理，非常好，确实是不可改变的定论。于是宋代的乐史说它有五点可疑，他的说法很荒谬，学生请求逐条列举并详细辩驳。第一点可疑：汉代儒者传授，在曲台杂记之后，马融、郑众才开始传授《周官》，而《仪礼》未曾作为教授的内容。查《汉书·艺文志》，礼古经五十六卷，是《仪礼》的全本；经十七篇，就是现在的《仪礼》。刘歆说：鲁高堂生传授士礼十七篇，直到孝宣帝时；后苍最精通，戴德、戴圣、庆普都是他的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字相似，多三十九篇。那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十七篇，就是《艺文志》中的经十七篇。五十六卷除去十七，正好多三十九，所以《艺文志》经目中没有另外的高堂生十七篇之礼。中兴以后，都设立博士，相传不绝。《隋书·经籍志》，从高堂生到宣帝时，后苍最精通其业，于是作了曲台记。那么《仪礼》从高堂生而下

译依次传授，源流条理分明。后苍的《曲台记》，正是对《仪礼》的解说，但不能据此来驳斥经文。况且在三礼中，《仪礼》立学最早，却认为它未曾被教授，可以吗？这是第一个没有疑问的地方。

第二个疑问：《周礼》缺失冬官，花费千金也求不到，假使有《仪礼》全书，诸儒难道不会献给朝廷吗？刘歆的《七略》、班固的《九种》，都没有记载《仪礼》。魏晋梁陈之间，这本书才开始流行。查考古经出自淹中，河间献王得到后献给朝廷，《隋书·经籍志》有明确记载。为什么说没有献？《汉书·艺文志》的《七略》《九种》中现有“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的目录，为什么说没有记载？献书的是河间献王，传授的是高堂生，研习的是后氏、大小戴氏、庆氏，作注的是郑康成。自从两汉以来就已经流行，何必等到魏晋梁陈？这是第二个没有疑问的地方。

第三个疑问：《聘礼》篇所记载的宾客食用饔飱的物品，禾米刍薪的数量，笾豆簠簋的盛物，铏壶鼎瓮的排列，考校《周官》中的《掌客》篇则不同。查考《掌客》篇说：“凡是诸侯的卿大夫士作为国家的宾客，就按照其副使的礼仪来接待他们。”所说的国家宾客，就是《聘礼》中的宾客。然而说按照其副使的礼仪来接待他们，并没有说按照其君主的宾客礼仪来接待他们。现在考校《掌客》说：“凡是副使、行人、宰史，都有饔飱饩，按照他们的爵位等级来规定牢礼的陈设数量。”这是接待其副使的礼仪，而郑玄的注就约略引用《聘礼》的文句来解释。其与《聘礼》不同的地方，乃是接待诸侯的典制，与聘问的宾客无关。这是第三个没有疑问的地方。

第四个疑问：《丧服》一篇，大概是讲师设问难以互相解释的言辞，不是周公的书。查考《隋书·经籍志》：《丧服》一篇，子夏最先传授，诸儒多为之注解，现在又单独刊行以产生考校。这本书虽然未必确实出于子夏，但用传来解释经，在诸经中都有，不只是《仪礼》。假使仅仅因为问难的缘故就断定它不是周公的书，那么《春秋》有三传：《公羊》《谷梁》《左氏》，都是解释经的体例，也可以据此来驳斥《春秋》了。这是第四个没有疑问的地方。

第五个疑问：《周官》所记载的，从王以下到公侯伯子男，都有他们的礼仪；而《仪礼》所说的“公食大夫礼”及“燕礼”，都是公与卿大夫的事情，没有涉及到王。其他篇所说的，只说“主人”说“宾”罢了，似乎是侯国的书。假使周公在太平盛世，难道不设立天子的礼仪吗？查考《礼》古经五十六卷，除去十七篇，还剩下三十九篇。贾公彦序《仪礼》的次第，凡是冠婚乡射、燕礼以下，都有天子诸侯的礼仪。朱子也说河间献王所得的礼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诸侯的礼仪，所以班固说“胜过推演士礼作为天子诸侯之礼的人”。既然如此，那么《仪礼》亡失的篇目很多，哪有制定侯国礼仪而不涉及天子的道理？这是第五个没有疑问的地方。

知道《乐史》五个疑问的错误，那么朱子的说法就更加可信且有证据了。

译经文证明清晰明白，简直想要揖让进退于汉宋诸儒之间【原评】

《周官辨疑》

《周官》上呈给河间献王，直到刘歆才开始设立博士，各位儒者怀疑的地方不一，请列举其大端来辩明。

第一，六卿不贡奉公孤。考察周代，六卿都由公孤统领，周公以公爵兼任冡宰，只有周公位居冡宰是这样。苏公以公爵兼任司寇、太史、司寇，苏公是这样。《顾命》历数六卿之长，而太保奭、毕公、毛公就是三公。芮伯、彤伯、卫侯就是三孤。公孤没有专职，所以不单独计数。这是不必怀疑的第一点。

第二，设置官员太多。考察《周礼》，二卿中有一人公，这是三公兼任乡老。每乡有一位卿，这是六卿兼任乡大夫。军将都是命卿，这是六卿兼任军将。世妇每官有两位卿，这是六卿的正副长官兼任。司马统领六军的属官，则由司徒统领六乡的属官兼任。甚至太公以太师兼任司盟，吕伋以齐侯掌管虎贲。那么成周的官员，连同正副长官计算，虽然不少于三千人，但实际上不过三百六十个属官。这是不必怀疑的第二点。

第三，地理不能像棋局那样方正。考察《周礼》，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都是百里，原本是指用勾三股四的方法来治理田地而言，就像《汉书·地理志》所说的长短相覆，《王制》所说的断长补短，不是说像棋局那样方正。如果做出扣盘扪烛那样的浅见，那么《禹贡》冀州的北面，哪里会有二千五百里呢？这是不必怀疑的第三点。

第四，畿服制度与《禹贡》不合。考察《周礼》说方，则每面各二百五十里；《禹贡》说面，则两面相距为千里。《禹贡》五服计算为五千里，《周礼》九服连同王畿计算为五千五百里，比《禹贡》增加的只是五百里的藩服。《益稷》说“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就是它的地名虽然增加，但实际并没有增加。这是不必怀疑的第四点。

第五，封建制度与《武成》、《孟子》不合。考察《武成》分封土地只有三种，《孟子·王制》中的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专门指井田而言。所谓“土其田”，《周礼》的封疆兼举山川、附庸、邑居、林麓而言。所谓“制其域”。这是不必怀疑的第五点。

第六，沟洫制度，遂人、匠人不合。按遂人十夫有沟，匠人九夫为井，两种方法不同。陈及之说遂人是直接度量，匠人是开方计算。朱子驳斥说：遂人以十起数，匠人以九起数，决不可合，这是对的。然而《周礼》在六乡明确说九夫为井，《孟子》“乡田同井”，哪里见得乡遂一定用贡法？遂人明确说“治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哪里见得都鄙一定用助法？大概乡说九夫，遂说十夫，原本属于互文以见例。《左传》“疆以周索，疆以戎索”，左氏异义：“山林九夫为度，九度而当一井；薮泽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考工记》又说：“两山之间必有川，两川之上必有涂。”可见贡助二法，原本只是因为时因地，不必一定限定以成法。《孟子》“九一什一”，也只是就滕国论滕国，不必一定是周制。这是不必怀疑的第六点。

第七，井牧制度与《孟子》“一夫百亩”不合。考察井田则有上地、中地、下地的区别，就像《禹贡》的咸则三壤；牧地则有不易、一易、再易的区别，就像《汉书·地理志》的岁耕种休，一岁休，二岁休。至于遂人的“莱五十亩，百亩，二百亩”，乃是不耕之土，命令百姓开垦的，不是百亩的常额。《孟子》说的是常例，而《周官》穷究其变化。这是不必怀疑的第七点。

第八，载师地征与《孟子》“什一”不合。考察载师甸、稍、县、都，都没有超过十二。陆氏佃说“百亩而彻赋，民什一于一中，又以十分为率，取二”，这样的话，公卿大夫接受采邑的，自己食用其八，以其二赋税给国家，这不是取民之制。至于官吏治理公邑的，兼统于遂，其制赋都与遂法相同。这是不必怀疑的第八点。

第九，关市山泽之赋与《孟子》不合。考察《孟子》“讥而不征”，是指羁旅士民；《周礼》关市有征，是指商贾。《孟子》“泽梁无禁”，是不禁止百姓取用；《周礼》山泽有禁，是禁止百姓不按时取用。这是不必怀疑的第九点。

第十，朝觐的次数与《尚书》不合。考察“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是虞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是周制；“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是文襄的霸令【见昭三年《左传》，汉儒集为《王制》，又多“比年一小聘”句】大行人“侯服岁一见，甸服二岁一见，男服三岁一见，采服四岁一见，卫服五岁一见，要服六岁一见”。与《尚书》小异的，还说是“六年而徧”。《尚书》举其略而《王制》道其详，这是不必怀疑的第十点【文十五年传：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昭十三年

译传文说：圣明君王的制度，是让诸侯每年前来聘问以完成职事，每隔一段时间来朝见以讲求礼制，再次朝见时举行会盟以显示威严，再次会盟时订立盟约以彰显昭明。《明国语》中又有“每日祭祀、每月献祭、按时享用、每年进贡，直到君王去世为止”的说法，这种疏密程度并不固定，恐怕不足以用来谈论周代的制度了。

译《识小编》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