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上
州城适相半，谓之半山。畜一驴，每食罢，必日一至钟山，纵步山间，倦则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乃归，率以为常，有不及终往，亦必跨驴中道而还，未尝已也。余见蔡天启、薛肇明备能言之。子瞻在黄州及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谈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后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其家子弟尝为予言之如此也。吾独异此，固无二公经营四海之志，但畏客，欲杜门，每坐辄终日，至足痹乃起。两岩相去无三百步，阅数日才能一往，一榻所处，如荆公之睡则有之矣。陶渊明云“园日涉而成趣”，岂仁人志士所存各异，非余颓惰者所及乎？万法皆从心生，心苟不动，外境何自而入，虽寒暑可敌也。婴儿未尝求附火摇扇，此岂无寒暑乎？盖不知尔。余见世有畏暑者席地袒裼，终日迁徙求避，百计卒不得所欲。而道途之役，正昼烈日，衣以厚衲，挽车负担，驰骋不停，竟亦无他，但心所安尔。近有道人常悟住惠林，得风痹疾，归寓许昌天宁寺，足不能行，虽三伏必具三衣而坐，自旦至暮未尝欹偃。每食时弟子扶掖，稍伸缩即复跏趺如故。室中不置扇，拱手若对大宾客，而神观澄穆，肤理融畅，疾虽不差，亦不复作。如是七年，一日告其徒，语绝即化。余尝盛暑屡过之，问重衣而不扇亦觉热乎，但笑而不答。夫心无避就，虽婴儿、役夫犹不能累，况如若人者乎？
译州城恰好位于半山腰，因此称为半山。养了一头驴，每次吃完饭，必定每天去一趟钟山，在山间随意漫步，疲倦了就在定林寺睡觉，常常要到太阳西斜才回来，这成了惯例。如果有来不及走完的情况，也必定骑驴在半路返回，从未停止过。我见蔡天启、薛肇明都能详细地讲述这些情况。
苏子瞻在黄州和岭南时，每天早晨起床，如果不招客人一起交谈，就必定出门去拜访客人。他所交往的人也不完全挑选，各自根据对方的身份高低，谈笑风生、豪放不拘，不再设下界限。遇到不善言辞的人，就强迫他们讲鬼故事，或者对方推辞说没有，就说：“姑且随便说说。”于是听的人无不笑得前仰后合，都尽兴欢乐后才离开。如果一天没有客人，就显得歉然，好像生了病一样。他家的子弟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我对此感到奇怪，本来没有这两位先生经营天下的志向，只是害怕客人，想要闭门谢客，每次坐下就整天不动，直到脚麻木了才起来。两山之间相距不到三百步，过了几天才能去一次，一张床铺，像王安石那样睡觉的情况是有的。陶渊明说“每天在园中散步从而产生情趣”，难道仁人志士的志趣各不相同，不是我这种颓废懒惰的人所能达到的吗？
万事万物都从心中产生，心如果不被触动，外境从哪里侵入呢？即使是严寒酷暑也可以抵挡。婴儿不曾寻求靠近火堆或摇动扇子，这难道是没有寒暑吗？大概是因为不知道罢了。我看见世上有怕热的人坐在地上裸露身体，整天迁移寻找避暑之处，用尽各种计策最终也达不到愿望。而路上的劳役者，在正午烈日下，穿着厚棉衣，拉车挑担，奔跑不停，竟然也没有其他不适，只是内心安适罢了。
近来有一位道人常在惠林寺居住，得了风痹病，回到许昌天宁寺暂住，脚不能行走，即使是三伏天也必定穿着三层衣服端坐，从早到晚不曾歪斜躺卧。每次吃饭时弟子搀扶，稍微伸展一下随即又恢复盘腿打坐的样子。房间里不放扇子，拱手作揖如同面对大宾客，而神态清静安详，皮肤毛孔通畅，疾病虽然没好，也不再发作。像这样过了七年，一天告诉他的徒弟，话刚说完就圆寂了。我曾经在酷暑时节多次拜访他，问他穿着厚衣却不扇风也不觉得热吗，他只是笑而不答。心中没有避热就凉的念头，即使是婴儿、劳役者尚且不被累及，何况像这样的人呢？
卢鸿《草堂图》旧藏中贵人刘有方家，余往有庆历中摹本，亦名手精妙，犹记后载唐人题跋云：“相国邹平段公家藏图书，并用所历方镇印记。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今所历岁祀倏逾二纪，荐罹多难，编轴尚存，物在时迁，所宜兴叹。丁未年驾在岐山，涿郡子▯记”。又书“己酉岁重九日专谒大仪，遂载览阅，累经多难，顿释愁襟。子▯再题”。邹平公，段文公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不知何人。涿郡盖亦卢氏望，兰陵公或云：萧邺其罢相出为荆州节度使，正咸通初，成式终太常少卿，则所谓大仪也。丁未，僖宗光启二年，己酉，昭宗龙纪元年，此书“宣和庚子，余在楚州，为贺方回取去不归”。当时余方自许昌得请洞霄思，卜筑于此山之下，视图中草堂、樾馆、桃烟、磴□、翠亭等眇然若不可及。今余东西两岩略有亭堂十馀所，比年松竹稍环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耸左右，诘曲行云霞中，不知视鸿居为如何？但恨水泉不壮，无云锦池、金碧潭耳。谢康乐云：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天下咏之以为口实，韩魏公在北门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贵，无一不备所欲，故无时不可乐，亦以是为贵乎？余游行四方，当其少时盖未知光景为可惜，亦不以是四者为难得也。在许昌见故老言韩持国为守，每入春常日设十客之具于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门，有士大夫过即邀之入，满九客而止。辄与乐饮终日，不问其何人也。曾存之常以问公曰：无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复有几春，若待可与饮者而后从，吾之为乐无几，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时年四十三，犹未尽以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为有味也。
近世学者多言中庸，中庸之不可废，久矣，何待今日？非特子思言之，尧之告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渭人心者，喜、怒、哀、乐之已发者也，道心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者也，人能治其心常于未发之前，不为其发之所乱，则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非所谓中乎？通此说者不惟了然于性命之正，亦自可以养生尽年。《素问》以喜、怒、悲、忧、恐配肝、心、睥、肺、肾，而更言其所胜所伤，每使节其过而养其正，以全生保形，夫性已得矣。生与形固优为之特论，养生者分于五脏，而吾儒一于心，五脏非心孰为之制？是亦一道也。往岁有方士刘淳珏年百岁馀，乃以给使事夏英公。余尝见其为蔡鲁公言惩忿窒欲为损之义，甚有理，盖深于《素问》者。嘉▯未有黥卒，亦百馀岁，不知其姓名，时人以郝老呼之，善医，自言授法于至人，往来许洛间，程文简公尤厚礼之，为文简诊脉预告其死期于期岁之前，不差旬日。常语人年六十始知医，七十而见《素问》，每抚髀太息曰：使吾早得此书与医俱，吾不死矣。惜其见之晚而已伤者不可复也。孔子曰：仁者寿。此固尽性之言，何疑于医乎？
林下衲子谈禅类以吾儒为未尽，彼固未知吾言之深，然吾儒拒之亦太过。《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原始要终，故知死生之说。此何等语乎？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则因果报应之说亦未尝废也。晋宋间佛学始入中国，而未知禅，一时名流乃有为神不灭之论，又有非之者，何其陋乎？自唐言禅者浸广，而其术亦少异。大抵儒以言传，而佛以意解，非不可以言传，谓以言得者未必真解，其守之必不坚，信之必不笃。且堕于言以为对，执而不能变通旁达尔。此不几吾儒所谓“默而识之”，“不言而信”者乎？两者未尝不通。自言而达其意者，吾儒世间法也，以意而该其言者，佛氏出世间法也。若朝闻道，夕可以死，则意与言两莫为之碍，亦何彼是之辨哉？吾尝为其徒高胜者言之，彼亦心以为然，而有不得同者，其教然也。
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
译卢鸿的《草堂图》旧时收藏在宦官刘有方家中，我过去有庆历年间的摹本，也是名家手笔，精妙绝伦，还记得后面记载着唐人的题跋说：“相国邹平段公家藏的图书，都盖着他历任方镇的印记。咸通初年，我在荆州做从事，与柯古同在兰陵公幕下阅览这幅画轴。如今所经历的岁月忽然超过了二十四年，接连遭遇许多灾难，画轴尚且保存下来，事物存在而时势变迁，实在令人兴叹。丁未年，皇帝在岐山，涿郡子〇记。”又写道：“己酉年重阳节，专门拜谒大仪，于是再次阅览，历经多次灾难，顿时释怀愁绪。子〇再题。”邹平公，就是段文公，柯古是他的儿子，即段成式，字柯古，子〇不知是何人。涿郡大概也是卢氏的望族，兰陵公有人说就是萧邺，他罢相后出任荆州节度使，正值咸通初年，段成式最终官至太常少卿，也就是所谓的大仪。丁未年，是唐僖宗光启二年；己酉年，是唐昭宗龙纪元年。这上面写着：“宣和庚子年，我在楚州，被贺方回取走没有归还。”当时我正好从许昌请求到洞霄宫，打算在这山下建造房屋，看画中的草堂、樾馆、桃烟、磴道、翠亭等，渺小得好像不可企及。如今我在东西两岩稍微建了十几处亭堂，近年松竹渐渐环绕合拢，每次拄着拐杖登山，奇石森然耸立在左右，曲折盘旋在云霞之中，不知道比起卢鸿的居所如何？只是遗憾水泉不够壮观，没有云锦池、金碧潭罢了。谢康乐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四样很难同时具备。天下人吟咏它作为谈资，韩魏公在北门建造四并堂，公功名富贵，无一不具备，所以没有什么时候不可快乐，也以此作为珍贵吗？我游历四方，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不知道时光值得珍惜，也不认为这四样是难得的。在许昌见到老人说韩持国做太守时，每到春天常常在西湖设置十位客人的酒具，早上把郡中事务委托给僚属，就前往湖上，让吏人在湖门守候，有士大夫经过就邀请他进来，满九位客人就停止。就和他们尽情饮酒整天，不问他们是什么人。曾存之曾经问公说：恐怕有不得已的人吧？公说：你年轻人怎么知道这个，我老了，不知道还能有几个春天，如果等待可以一起饮酒的人然后才跟随，我的快乐就无几了，而春天也不会等待我。我当时四十三岁，还没有完全认为他说得对，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他的话意味深长。
近世的学者多谈论中庸，中庸不可废弃，已经很久了，何须等到今天？不只是子思这样说，尧告诫舜说：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只有精纯专一，才能真诚地保持中道。所谓人心，是喜、怒、哀、乐已经发作的状态；道心，是喜、怒、哀、乐尚未发作的状态。人能够治理自己的心，常在未发作之前，不被发作所扰乱，就不流于人心，而道心常存，这不就是所谓的中吗？通晓这种说法的人，不仅对性命的正道了然于心，自然也可以养生终老。《素问》把喜、怒、悲、忧、恐分别对应肝、心、脾、肺、肾，并且更论述它们所克制和所伤害的关系，常常让人节制过度的情绪而养护正气，以保全生命、保护形体，这就得到了本性。生命和形体固然优越，只是特别论述，养生的人分别对应五脏，而我们儒家统一于心，五脏没有心谁来制约？这也是一种道理。往年有位方士刘淳珏一百多岁，因为做给使的事侍奉夏英公。我曾经见他为蔡鲁公讲述惩忿窒欲是损卦的意义，很有道理，大概是深通《素问》的人。嘉〇年间有个受过黥刑的士卒，也一百多岁，不知道他的姓名，当时的人叫他郝老，擅长医术，自称从至人那里学得方法，在许昌、洛阳之间往来，程文简公尤其厚待他，为文简诊脉，在死期到来前一年就预告了，不差十天。他常对人说六十岁才开始懂医，七十岁才见到《素问》，每次拍着大腿叹息说：让我早点得到这本书和医术，我就不死了。可惜他见得太晚，已经损伤的无法恢复了。孔子说：仁者长寿。这本来是尽性的言论，对医术有什么怀疑呢？
林下的僧人谈论禅宗，大多认为我们儒家没有穷尽，他们固然不知道我们言论的深刻，然而我们儒家拒绝他们也太过了。《易经》说：精气构成万物，游魂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推究开始和终结，所以知道生死的道理。这是什么样的话语呢？如果行善，就降下百种吉祥；作恶，就降下百种灾祸，积善之家一定有余庆，积不善之家一定有余殃，那么因果报应的说法也没有废弃。晋宋之间佛学开始传入中国，还不知道禅，当时的名流有的提出神不灭的论调，又有反对的，多么浅陋啊！自从唐代谈论禅的人渐渐增多，他们的学说也稍有不同。大概儒家靠言语传授，而佛家靠心意理解，不是不可以用言语传授，是说通过言语得到的未必是真解，坚守的一定不坚定，相信的一定不笃定。而且陷入言语作为应对，执着而不能变通旁达。这不几乎就是我们儒家所说的“默而识之”、“不言而信”吗？两者未曾不通。通过言语达到心意，是我们儒家的世间法；通过心意概括言语，是佛家的出世间法。如果早晨闻道，晚上就可以死，那么心意和言语都没有阻碍，又有什么彼此是非的分别呢？我曾经对他的徒弟高胜说过，他也心里认为对，而有不能认同的地方，是他的教义如此。
欧阳文忠公一生诋毁佛老，年轻时写《本论》
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在郡不复事事，每以闲适饮酒为乐。时陆子履知颍州，公客也，颍且其所卜居，尝以诗寄之，颇道其意，末云：寄语瀛州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此虽戏言，然神仙非老氏说乎？世多言公为西京留守推官时，尝与尹师鲁诸人游嵩山，见藓书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者，他人莫见。然苟无神仙则已，果有，非公等为之而谁，其言未足病也。公既登政路，法当得坟寺，极难之，久不敢请，已乃乞为道宫，凡执政以道宫守坟墓惟公一人。韩魏公初见奏牍，戏公曰：道家以超升不死为贵，公乃使在丘垅之侧，老君无乃却辞行乎？公不觉失声大笑。
译这三篇文章，对于佛、道两家来说大概没有区别。晚年罢免政事，守亳州，将要老了，又遭遇忧患，于是有了超脱世俗的志向，在郡中不再处理政务，常常以闲适饮酒为乐。当时陆子履任颍州知州，是您的宾客，颍州又是您打算居住的地方，您曾写诗寄给他，颇能表达您的心意，末尾说：“寄语瀛州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这虽然是戏言，然而神仙之说难道不是老子的学说吗？世人多谈论您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曾与尹师鲁等人游嵩山，看见苔藓写成文字，有像“神清之洞”四个字的，别人都看不见。然而如果没有神仙也就罢了，如果真有，不是您这些人做的又是谁呢，这话不足以指责。您既然进入仕途，按规定应当得到坟寺，您认为极难，很久不敢请求，后来才请求建立道宫，凡是执政者中以道宫守坟墓的只有您一人。韩魏公刚看到奏章，戏弄您说：“道家以超升不死为贵，您却让它在坟墓旁边，老君恐怕会推辞吧？”您不觉失声大笑。
欧阳氏子孙奉释氏尤严于它士大夫家。余在汝阴尝访公之子▯于其家，入门闻歌呗钟磬声自堂而发。▯移时出，手犹持数珠讽佛名具谢：今日适斋日，与家人共为佛事方毕。问之，云：公无恙时薛夫人已自尔，公不禁也。及公薨，遂率其家无良贱悉行之。汝阴有老书生犹及从公游，为予言公晚闻富韩公得道，于净慈本老执礼甚恭，以为富公非苟下人者，因心动，时与法师住荐福寺，所谓▯华严者，本之高弟，公稍从问其说，▯使观《华严》，读未终而薨。则知韩退之与大颠事真不诬。公虽为世教立言，要之其不可夺处不唯少贬于老氏，虽佛亦不得不心与也。
《白乐天集》目载李浙东言海上有仙馆待其来之说，作诗云：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则须归兜率天。顷读卢肇《逸史》记此事差详。李浙东，李君稷也，会昌初为浙东观察使，言有海贾遭风，飘海中一大山，视其殿榜曰蓬莱，旁有一院，扃钅巢甚严，花木盈庭，中设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乐天院，在中国未来耳。唐小说事多诞，此既自见于乐天诗，当不谬。近世多传王平甫馆宿，梦至灵芝宫，亦自为诗纪之，曰：万顷波涛木叶飞，笙歌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与白乐天院绝相类。乃知天地间英灵之气，亦无几为人为仙，不在此则在彼，更去迭来无足怪者。
苏子瞻亦喜言神仙，元▯初有东人乔仝自言与晋贺水部游，且言贺尝见公密州道上，意若欲相闻。子瞻大喜，仝时客京师，贫甚，子瞻索囊中得二十缣，即以赠之，作五诗使仝寄贺，子由亦同作。仝去，讫不复见，或传妄人也。晚因王黎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值以为李太白所作赠诗数十篇。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不肖，为父所逐，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好大言，作诗间有放荡奇谲语，故能成其说。浮沉淮南，屡易姓名，子瞻初不能辨也。后复其姓名王绎。崇宁间余在京师，则已用技术进为医官矣，出入蔡鲁公门下，医多奇中。余犹及见其与鲁公言从子瞻事，且云海上神仙宫阙吾皆能以说致之，可使空中立见，蔡公亦微信之。坐事编置楚州，梁师成从求子瞻书帖，且荐其有术。宣和末复为道士，名元城，力诋林灵素，为所毒，呕血死。
张平子作《归田赋》，兴意虽萧散，然序所怀乃在“仰飞纤缴，俯瞰清流”，“落云间之逸禽，悬清渊之▯少▯留”。吾谓钓弋亦何足为乐，人生天地之间要与万物各得其欲，不但适一己也。必残暴禽鱼以自快，此与驰骋弋猎何异？如陶渊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此真得事外之趣，读之能使人盎然觉其左右草木无情物亦皆舒畅和豫。平子本见汉室多事，欲去以远祸，未必志在田园，姑有激而言耳，宜其发于胸中者与渊明不类也。
杨子云言谷口郑子真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师，世以为贤。吾谓子真非真隐遁者也，使真，方且遁名未暇，尚何京师之闻乎？若司马季主、李仲元乃当近之，然犹是世间知有是人也。彼世所不得知，如哭龚胜老人言：“龚生竟夭天年，非吾徒者”，或其人一。乃知此一流世固未尝乏，亦不必在山林岩穴也。自晨门荷┠、长沮、桀溺之徒，孔子固志之矣，虽其道不可以训天下，非孔子所得与，然每相与闻而载其言，亦微以示后世也。但士之涉世，者欲为此不可得，能为黄叔度，其犹庶几乎！盖虽未尝绝世，而世终不能为之累，所谓汪汪若万顷波者，非郭林宗无以知之，似优于子真。管幼安亦其次也，此二三人者幸生孔孟时，必皆有以处之。自唐而后不复有此类，往往皆流入为浮屠氏，故其间杰然有不可援者，惜其非吾党，难与并论。吾谓云门、临济、赵州数十人，虽以为晨门荷┠之徒可也。
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所爱重而不
译欧阳氏的子孙信奉佛教，比其他的士大夫家庭更加虔诚。我在汝阴时，曾拜访欧阳公的儿子〇，进入他家，听到歌咏佛经和钟磬的声音从厅堂中发出。〇过了一会儿才出来，手里还拿着念珠，诵读佛号，并详细地道歉说：“今天正好是斋日，与家人一起做完佛事刚结束。”我问他，他说：“欧阳公在世时，薛夫人就已经这样做了，欧阳公并不禁止。等到欧阳公去世后，于是率领全家，无论良贱都实行这种仪式。”汝阴有一位老书生，还来得及跟随欧阳公交游，他对我说，欧阳公晚年听说富弼（韩公）得道，对净慈寺的本老非常恭敬，认为富公不是随便对别人谦卑的人，因此内心触动，当时与法师住在荐福寺，所谓的〇华严者，是本老的高徒，欧阳公稍微向他请教其中的义理，〇让他观看《华严经》，还没读完就去世了。由此可知韩愈与大颠禅师交往的事情确实不是虚假的。欧阳公虽然为世俗教化立言，总之他不可动摇的地方，不仅没有比老子学说稍减，即使对佛教也不得不内心认同。
《白乐天集》目录记载李浙东说海上有仙馆等待他到来的言论，作诗说：“我学习空门佛法而不是学习仙道，恐怕你这种说法是虚传。海山不是我归去的地方，归去就应当归去兜率天。”近来读卢肇的《逸史》，记载这件事稍微详细一些。李浙东，就是李君稷，会昌初年担任浙东观察使，说有海商遭遇风浪，漂到海中一座大山上，看到殿上的匾额写着蓬莱，旁边有一座院落，门锁非常严密，花木布满庭院，中间设有几案，有人告诉他：“这是白乐天的院落，他在中原还没来呢。”唐代小说的事情大多荒诞，但这既然出自乐天自己的诗，应当不错。近世多流传王平甫馆宿，梦到灵芝宫，也自己作诗记载，说：“万顷波涛木叶飞，笙歌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这与白乐天院极其相似。于是知道天地间英灵之气，也没有多少成为人成为仙，不在此处就在那处，更替往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苏子瞻也喜欢谈论神仙，元〇初年有东地人乔仝自称与晋代贺水部交游，并且说贺水部曾经在密州道上见过苏公，意思好像想要与他相通。子瞻非常高兴，乔仝当时客居京师，非常贫穷，子瞻从口袋里拿出二十匹绢，就赠给了他，作了五首诗让乔仝寄给贺水部，子由也一同作诗。乔仝离开后，终究不再出现，有人说他是骗子。晚年因为王黎又得到姚丹元这个人，尤其觉得他奇特，认为他是李白所作赠诗数十篇的作者。姚丹元本是京师富人王氏的儿子，不成器，被父亲驱逐，侍奉建隆观的一位道士，天资聪慧，于是取来道藏遍读，有的能够背诵，又多得他的方术丹药。大致喜欢说大话，作诗间或有放荡奇谲的语言，所以能够成就他的说法。在淮南一带沉浮，多次更改姓名，子瞻起初不能辨别。后来恢复姓名叫王绎。崇宁年间我在京师，他已经凭借技术进身为医官了，出入蔡鲁公门下，医术大多奇特而准确。我还来得及见到他与鲁公谈论跟随子瞻的事情，并且说海上的神仙宫阙我都能用说法招致，可以让它们在空中立刻显现，蔡公也稍微相信他。因为犯罪被贬谪安置到楚州，梁师成跟随请求子瞻的书帖，并且推荐他有法术。宣和末年又成为道士，名叫元城，极力诋毁林灵素，被林灵素毒害，呕血而死。
张平子作《归田赋》，兴致虽然萧散，但序中所表达的怀抱却在“仰射飞箭，俯瞰清流”，“射落云间的逸禽，悬挂清渊中的〇少〇留”。我认为钓鱼射猎又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人生在天地之间，要与万物各自得到它们的欲望，不只是适意自己罢了。一定要残害禽鱼来让自己快乐，这与驰骋弋猎有什么不同？像陶渊明说“带着幼子进入室内，有酒装满酒杯”，“喜欢亲戚间的情话，乐于琴书来消除忧愁”，这才是真正得到事外的趣味，读起来能使人感到盎然，觉得左右草木无情物也都舒畅和悦。平子本来看到汉室多事，想要离去以远离祸患，未必志向在田园，只是有感而发罢了，所以他发自胸中的与陶渊明不类似也是适宜的。
杨子云说谷口郑子真在岩石下耕种，名声震动京师，世人认为他贤德。我认为子真不是真正的隐遁者，如果真是，正应当躲避名声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京师听闻呢？像司马季主、李仲元才应当接近，但仍然是世间知道有这样的人。那些世间所不知道的，像哭龚胜的老人说：“龚生竟然夭折天年，不是我这一类人”，或许就是其中之一。于是知道这一类人世间本来不曾缺乏，也不一定在山林岩穴中。自从晨门荷┠、长沮、桀溺这些人，孔子本来就已经志在记述了，虽然他们的道不可以训导天下，不是孔子所能参与的，但每次相与听闻并记载他们的言论，也是微微地示以后世。只是士人涉世，想要成为这样的人不可得，能够成为黄叔度，大概还差不多吧！大概虽然不曾绝世，但世间终究不能成为他的拖累，所谓汪汪若万顷波的人，没有郭林宗无法知道，似乎优于子真。管幼安也是其次，这三个人幸好生在孔孟时代，必定都有办法安置他们。自唐代以后不再有这类人，往往都流入成为浮屠氏，所以其中杰出有不可援引的人，可惜他们不是我们这一党，难以与他们并列讨论。我说云门、临济、赵州数十人，即使把他们当作晨门荷┠之类的人也可以。
白乐天与杨虞卿是姻亲而不被杨虞卿连累，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结党于元稹、牛僧孺，被裴晋公所爱重而不
因晋公以进李文饶，素不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处世如是人亦足矣。推其所由得，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有馀也。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时年才五十八，自是盖不复出，中间一为河南尹，期年辄去，再除同州刺史，不拜，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方大和、开成、会昌之间天下变故所更不一，元稹以废黜死，李文饶以谗嫉死，虽裴晋公犹怀疑畏，而牛僧孺、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所谓李逄吉、令狐楚、李珏之徒泛泛非素与游者，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顾乐天所得岂不多哉？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类，赏物太深，若犹有待而后遣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至甘露十家之祸乃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得非为王涯发乎？览之使人太息。空花妄想，初何所有，而况冤亲相寻，缴绕何已。乐天不唯能外世故，固自以为深得于佛氏，犹不能旷然一洗，电扫冰释于无所有之地，习气难除至是。要之若飘瓦之击，虚舟之触，庄周以为至人之用心也，宜乎！
译凭借裴晋公的举荐而进用李德裕，向来不以此自喜，也不被李德裕深深忌恨的人，处世能像这样也就足够了。推究他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只是不急于求取进身，而志向在于退隐，因此能在去留之间安然处之，在爱憎之际常常宽裕从容。自从担任刑部侍郎时因生病请求分司闲职，当时年仅五十八岁，从此大概就不再出仕，中间曾一度担任河南尹，任职一年便离去，再次被任命为同州刺史，没有就任，从容无事，顺遂心意而满足欲望长达十六年。正当大和、开成、会昌年间，天下变故层出不穷，元稹因被废黜而死，李德裕因遭谗言嫉妒而死，即使是裴晋公尚且心存疑虑畏惧，而牛僧孺、李宗闵都未能避免远谪万里的遭遇，所谓李逢吉、令狐楚、李珏等人，不过是泛泛之交而非素来交往的友人，他们之间如冰炭般冷热交替、起伏不定，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回头看白居易所得到的难道不多吗？然而我仍有一点微小的遗憾，似乎未能完全忘却声色酒宴之类的事物，对赏玩外物过于沉迷，好像还有所依赖而后才能排遣，所以小蛮、樊素常常出现在他的歌咏之中。到了甘露之变十家遭祸时，才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的诗句，莫非是为王涯而发的吗？读来令人叹息。空花虚影般的妄想，起初有什么实质呢，更何况冤家与亲人相互追寻，纠缠不休何时才能止息。白居易不仅能够超脱世俗事务，本来也自以为深得佛家真谛，却仍不能彻底洗尽，像闪电扫过、冰雪消融般归于空无之境，习气难以消除竟到了这种地步。总之，就像飘落的瓦片击中、空船碰撞，庄子认为这是至人用心的境界，是适宜的！
世言歙州具文房四宝，谓笔、墨、纸、砚也，其实三耳。歙本不出笔，盖出于宣州，自唐惟诸葛一姓世传其业。治平嘉▯前有得诸葛笔者，率以为珍玩云，一枝可敌它笔数枝。熙宁后世始用无心散卓笔，其风一变，诸葛氏以三副力守家法不易，于是浸不见贵而家亦衰矣。歙州之三物，砚久无良材，所谓罗文、眉子者不复见，惟龙尾石捍坚拒墨，与凡石无异。欧文忠作《砚谱》推歙石在端石上，世多不然之，盖各因所见尔。方文忠时二地旧石尚多，岂公所有适歙之良而端之不良者乎？纸则近岁取之者，多无复佳品，余素自不喜用，盖不受墨，正与麻纸相反，虽用极浓墨，终不能作黑字。惟黄山松丰腴坚缜，与他州松不类，又多漆，古未有用漆烟者，三十年来人始为之，以松渍漆并烧。余大观间令墨工高庆和取煤于山，不复计其值、又尝被命馆三韩，使人得其贡墨，碎之，参以三之一，既成，潘张二谷、陈瞻之徒皆不及。丧乱以来，虽素好事者，类不尽留意于诸物。余顷有端砚三四枚，奇甚，杭州兵乱，亡之。庆和所作墨亦无遗，每用退墨砚磨不黑滞笔墨，如以病目剩员御老钝马。
世不留意墨者多言未有不黑，何足多较，此正不然，黑者正难得，但未尝细别之耳。不论古墨，惟近岁潘谷亲造者黑，它如张谷、陈瞻与潘使其徒造以应人所求者，皆不黑也。写字不黑，视之耄耄然，使人不快意。平生嗜好屏除略尽，惟此物未能忘，数年来乞墨于人，无复如意。近有授余油烟墨法者，用麻油燃密室中，以一瓦覆其上，即得煤，极简易，胶用常法，不多以外料参之。试其所作良佳。大抵麻油则黑，桐油则不黑，世多以桐油贱不复用麻油，故油烟无佳者。
宣和初有潘衡者卖墨江西，自言尝为子瞻造墨海上，得其秘法，故人争趋之。余在许昌见子瞻诸子，因问其季子过，求其法，过大笑曰：先人安有法，在儋耳无聊，衡适来见，因使之别室为煤，中夜遗火，几焚庐。翌日煨烬中得煤数两，而无胶和，取牛皮胶以意自和之，不能挺磊，块仅如指者数十，公亦绝倒。衡因是谢去。盖后别自得法，借子瞻以行也。衡今在钱塘竟以子瞻故售墨价数倍于前，然衡墨自佳，亦由墨以得名，尤用功可与九华朱亻堇上下也。
庆历后欧阳文忠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有抗衡者，刘原甫虽出其后，以博学通经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甫，及书梁入阁事之类，原甫即为剖析，辞辨风生，文忠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每深言经旨，文忠有不同原甫，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原甫复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将死，戒其子弟无得遽出其集曰：后百馀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故贡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谥曰公是先生。贡父子生亦好谐谑，慢侮公卿，与王荆公素厚，坐是亦相失。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谥曰公非先生。原甫百七十五卷，贡父五十卷。
宜兴善权、张公两洞，天下绝境也，壬子夏余罢建康归，大雨中枉道过之。张公洞有观，访其旧事，惟南唐李氏时碑言张道陵尝居尔。善权有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赎寺碑，盖尝废于会昌中，▯以己俸赎之。▯自言太和中尝于此亲见白龙自洞中出，洞之胜处不可尽名，但恨通明处少，略行三十步即须秉火而后可见，大抵与张公洞相似。▯当时藩镇名迹今见于史而略无有，惟碑先载▯奏状，后具敕书云：中书门下牒，牒奉敕云云，宜于所奏，仍令浙西观察使速准此处分，牒至准勒。故牒与今尚书省行事不同，今四方奏请，事出有司者，画旨付逐部符下；因人以请者，以札子直付其人，而逐部兼行，尚书省皆不自行也。敕后列平章事十人，称司徒者三，一曰崔，二曰杜，三曰令狐，称司徒兼太保不出姓，旁书使者一，称左仆射杜者一，称司空夏侯者一，皆带检校，不名司徒。杜者，惊也，令狐者，▯也，左仆射杜者，审权也，司空夏侯者，孜也，
译世人常说歙州具备文房四宝，指的是笔、墨、纸、砚，其实只有三样。歙州本来不出产毛笔，毛笔是出自宣州，自唐代以来只有诸葛一家世代传承这门手艺。治平、嘉祐年间之前，得到诸葛家毛笔的人，都把它当作珍奇的玩物，一支诸葛笔可以抵得上其他好几支笔。熙宁年间以后，世人开始使用无心散卓笔，风气大变，诸葛家因为固守家法不肯改变，于是渐渐不被看重，家道也衰落了。歙州的三样宝物中，砚台很久没有好材料了，所谓的罗纹、眉子石已经见不到了，只有龙尾石坚硬拒墨，和普通石头没什么两样。欧阳修写《砚谱》推崇歙石在端石之上，世人大多不以为然，这大概是因为各人依据自己的见识罢了。欧阳修当时两地旧石还很多，难道他拥有的恰好是歙州的好石而端州的劣石吗？纸张方面，近年所取的，大多没有佳品，我向来不喜欢用，因为它不吸墨，正好与麻纸相反，即使使用极浓的墨，终究写不出黑字。只有黄山的松树丰腴坚实细密，与其他州的松树不同，而且多含漆，古代没有用漆烟制墨的，近三十年来人们才开始这样做，用浸过漆的松木一起烧制。我在大观年间让墨工高庆和去山里取烟煤，不计较成本；又曾经奉命出使高丽，派人得到他们进贡的墨，打碎后掺入三分之一，制成后，潘谷、张谷、陈瞻等人都不如它。战乱以来，即使是素来喜好这些事物的人，也大多不再留意这些物品。我从前有三四方端砚，非常奇特，杭州发生兵乱时，丢失了。高庆和制作的墨也没有剩下，每次用退墨砚磨墨，不黑且滞涩笔墨，就像用患眼病的盲人驾驭老钝的马。
世人不留意墨的人大多说墨没有不黑的，有什么值得多计较的，这正是不对的，墨黑正是难得的，只是人们不曾仔细辨别罢了。不论古墨，只有近年潘谷亲自制作的墨是黑的，其他如张谷、陈瞻以及潘谷让徒弟制作用来应付人们需求的，都不黑。写字不黑，看起来模糊不清，使人不快意。我平生的嗜好几乎都摒弃了，只有这墨未能忘记，多年来向人求墨，再也没有如意的。近来有人传授我油烟墨的制作方法，用麻油在密闭的房间里燃烧，上面盖一片瓦，就能得到烟煤，极其简便，胶用常规方法，不多掺其他材料。试用他制作的墨，效果很好。大致来说，麻油烟黑，桐油烟不黑，世人大多因为桐油便宜而不再用麻油，所以油烟墨没有好的。
宣和初年有个叫潘衡的人在江西卖墨，自称曾经为苏轼在海上传造墨，得到了他的秘法，所以人们争相买他的墨。我在许昌见到苏轼的几个儿子，于是问他的幼子苏过，求取那秘法，苏过大笑着说：父亲哪里有什么秘法，在儋耳无聊时，潘衡恰好来见，就让他到别的房间收集烟煤，半夜失火，差点烧了房子。第二天在灰烬中得到几两烟煤，没有胶调和，取牛皮胶随意调和，不能做成坚硬的块状，只有几十块像手指大小的墨块，父亲也笑得前仰后合。潘衡因此告辞离去。大概后来他自己得了制墨之法，借苏轼的名号来推销罢了。潘衡现在在钱塘，竟然因为苏轼的缘故，墨价比以前高出几倍，然而潘衡的墨本身确实好，也因为墨而知名，尤其用功，可以与九华山的朱亻堇相提并论。
庆历年间以后，欧阳修凭借文章雄冠天下，世人没有敢与他抗衡的，刘敞虽然出身在他之后，以博学通晓经义自许，欧阳修也因此推崇他，编写《五代史》、《新唐书》的凡例，多次向刘敞请教《春秋》的问题，以及书中关于梁朝入阁之类的事，刘敞立即剖析，言辞辩驳生动有趣，欧阳修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刘敞每每深入阐述经旨，欧阳修有不同意见时，偶尔用戏谑的话回应。欧阳修有时心里不平，刘敞又忤逆韩琦，最终没能成为翰林学士，临死前，告诫他的子弟不要立即出版他的文集，说：过了一百多年，世人的喜好确定后，一定会有了解我的人。所以刘奉世编次他的文集，收藏起来不肯出版，私谥为公是先生。刘奉世生性也喜欢谐谑，轻慢侮辱公卿，与王安石向来交好，因此也失和。等到他死后，子弟编次他的文章，也私谥为公非先生。刘敞的文集有一百七十五卷，刘奉世的有五十卷。
宜兴的善权洞、张公洞，是天下绝妙的风景。壬子年夏天，我从建康卸任归来，在大雨中绕道经过那里。张公洞有座道观，探访它往日的故事，只有南唐李氏时的碑文说张道陵曾经居住在这里。善权洞有咸通八年昭义军节度使李〇赎回寺庙的碑文，大概寺庙曾在会昌年间被废除，李〇用自己的俸禄赎回了它。李〇自称在太和年间曾经在这里亲眼看见白龙从洞中出来，洞中的胜景无法一一列举，只是遗憾明亮的地方少，稍微走三十步就必须举着火把才能看见，大致与张公洞相似。李〇当时作为藩镇的名迹现在见于史书却略无记载，只有碑文先记载李〇的奏状，后详细列出敕书说：中书门下牒文，牒文奉敕说，应当按照所奏的办理，仍命令浙西观察使迅速遵照此处分执行，牒文到达后遵照执行。所以牒文与现在尚书省办事不同，现在四方奏请，事由有司发出的，画旨后交给各部分别下达；因个人请求的，用札子直接交给那个人，而各部分别兼行，尚书省都不自行处理。敕书后列有平章事十人，称司徒的有三人，一个叫崔，一个叫杜，一个叫令狐，称司徒兼太保的不写姓，旁边书写的使者一人，称左仆射杜的一人，称司空夏侯的一人，都带有检校官衔，不称司徒。称杜的，是杜惊；称令狐的，是令狐〇；称左仆射杜的，是杜审权；称司空夏侯的，是夏侯孜，
此皆以平章事，故系姓。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者，岩也，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者，确也，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者，商也，此皆见宰相也。七人与史皆合。惟司徒崔与司徒兼太保无姓，及曹确后有工部尚书韦，旁书使，亦当为又见宰相三人。纪其表皆不载，不应有遗脱，此不可解。余家藏碑千馀帙，多得前世故事与史违，俱尝为《金石类考》五十卷，此后所得不及录也。
译这些人都是凭借平章事的身份，所以连系了姓氏。有称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路”的，是路岩；称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曹”的，是曹确；称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卢”的，是卢商，这些都是曾任宰相的人。这七人与史书记载都相符合。只有司徒崔和司徒兼太保没有姓氏，以及在曹确之后有工部尚书韦，旁边写着“使”字，这也应当是另外三位曾任宰相的人。史书的列传中都没有记载，不应该有遗漏脱漏，这无法解释。我家收藏的碑刻有一千多卷，大多获得与史书记载相违背的前代故事，都曾经编撰为《金石类考》五十卷，此后所得到的来不及收录了。
士大夫子天下事，苟聪明自信，无不可为，惟医不可强。本朝公卿能医者高文庄一人而已，尤长于伤寒，其所从得者不可知矣。而孙兆、杜壬之徒始闻其绪馀，犹足名一世。文庄，郓州人，至今郓多医，尤工伤寒，皆本高氏。余崇宁、大观间在京师见董汲、刘寅辈，皆精晓张仲景方术，试之数验，非江淮以来俗工可比也。子瞻在黄州，蕲州医庞安常亦善医伤寒，得仲景意。蜀人巢谷《出圣散子方》，初不见于世间医书，自言得之于异人，凡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以是治之，无不愈。子瞻奇之，为作序，比之孙思邈《三建散》，虽安常不敢非也。乃附其所著《伤寒论》中，天下信以为然。疾之毫厘不可差，无甚于伤寒，用药一失其度则立死者皆是，安有不问证候而可用者乎？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今医者悟，始废不用。巢谷本任侠好奇，从陕西将韩存宝出入兵间，不得志，客黄州，子瞻以故与之游，子瞻以谷奇侠而取其方，天下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事本不相因而通名者，又至于忘性命而试其药，人之惑盖有至是也。
天下之祸莫甚于杀人，为阴德者亦莫大于活人。世多传元丰间有监黄河埽武臣，射杀埽下一鼋，未几死而还魂云：为鼋诉于阴府，力自辩鼋数败埽，以其职杀之，故得免，而阴官韩魏公也，冥间呼为真人。余始不信，后得《韩氏家传》载其事，云裕陵所宣谕，乃不疑。且杀一鼋犹能诉，而况人乎？兵兴以来，士大夫多喜言兵，人人自谓有将略，且相谓必敢于杀人，余盖闻而惧也。兵事虽以严终，而孙武著书列智、仁、信、勇、严五物，而不以严先四者，盖孙武犹知之。《书》所谓“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者，临敌誓师之言，非平居御众之辞，世每托此以为说，亦未之思也。
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伤西京尤甚，流殍自邓唐入吾境，不可胜计。余尽发常严所储，奏乞越常制赈之，几十馀万人稍能全活，惟遗弃小儿无由皆得之。一日询左右曰：人之无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愿得之，但患既长，或来岁稔父母来试认尔。余为阅法：例凡因灾伤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出。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弃而不育，父母之恩则已绝，若人不收之，其谁与活乎？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印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明书于券付之，略为籍记，使以时上其数，给多者赏，且分常平馀粟，贫者量授以为资。事定按籍给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置之襁褓。此虽细事不足道，然每以告临民者，恐缓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术也。
《老子》、《庄》、《列》之言皆与释氏暗合，第学者读之不精，不能以意通为一。古书名篇多出后人，故无甚理，老氏别《道德》为上下篇，其本意也，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惟《庄》、《列》似出其自名，何以知之？《庄子》以内外自别，内篇始于《逍遥游》，次《齐物》，又其次《养生主》，然后曰《人间世》，继之以《德充符》、《应帝王》而篇尽矣。《列子》不别内外，而首名其篇曰《天瑞》，瑞与符比言，非相谋而相同，自《养生主》而上，释氏言出世间法也；自《人间世》而下，人与天有辨矣。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庄子》谓之符，《列子》谓之瑞，释氏有言信心而相与，然许谓之印可者，其道一也。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庄》，又参之释氏之近似者，与吾儒更相附会，是以虚诞矫妄之弊语实学者群起而攻之，此固学者之罪，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责之也。《逍遥游》何以先《齐物》？曰见物之不齐而后齐之者，是犹有物也，若物未尝有，物则不待齐，而与适则无往而不逍遥矣。《养生主》何以次《齐物》，生者我也，物者彼也，此《中庸》所谓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克之则可赞天地之化育，然则是亦世间法耳，何足为出世间法乎？曰：非也，气之为云也，云之为雨也，由地而升者也，
译士大夫治理天下事务，如果聪明且自信，没有什么不可做的，唯独医术不可勉强。本朝公卿中能行医的只有高文庄一人而已，他尤其擅长治疗伤寒，他的医术从何得来已不可考。而孙兆、杜壬等人只是听闻了他医术的残余，尚足以名震一世。高文庄是郓州人，至今郓州多医生，尤其擅长治疗伤寒，都源自高氏。我在崇宁、大观年间在京城见到董汲、刘寅等人，都精通张仲景的方术，试用多次都很灵验，不是江淮以来那些庸医可以相比的。苏东坡在黄州时，蕲州医生庞安常也善于治疗伤寒，深得张仲景的意旨。蜀人巢谷写出《圣散子方》，起初不见于世间医书，自称是从异人那里得到的，凡是伤寒不问证候如何，一概用此方治疗，没有不痊愈的。苏东坡认为它奇特，为之作序，将其比作孙思邈的《三建散》，即使是庞安常也不敢非议。于是将此方附在他的《伤寒论》中，天下人都相信确实如此。疾病的细微差别不可出错，没有比伤寒更严重的，用药一旦失去法度就会立即致死，哪有不管证候而可以通用的呢？宣和以后，这种药在京城盛行，太学诸生尤其深信，杀死了无数人。现在医生醒悟了，才开始废弃不用。巢谷本来任侠好奇，跟随陕西将领韩存宝出入军队之间，不得志，客居黄州，苏东坡因此与他交往，苏东坡因为巢谷是奇侠而采纳他的药方，天下人因为苏东坡的文章而相信他的话，事情本来没有关联却相通的名声，以至于人们忘记性命而尝试他的药，人的迷惑大概到了这种地步。
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杀人更严重的，积累阴德也没有比救人更大的。世间多传说元丰年间有一位监管黄河埽的武官，射杀了埽下的一只大鳖，不久死去后还魂说：替鳖在阴府申诉，极力辩解说鳖多次破坏埽坝，因为职责所在而杀它，所以得以免罪，而阴间的官员是韩魏公，冥间称他为真人。我起初不信，后来得到《韩氏家传》记载此事，说是神宗皇帝所宣谕，才不再怀疑。况且杀一只鳖尚且能申诉，何况是人呢？战争兴起以来，士大夫多喜欢谈论军事，人人自认为有将帅的谋略，并且互相说一定敢于杀人，我听到后感到害怕。军事虽然以严厉最终取胜，但孙武著书列举智、仁、信、勇、严五种品质，而不把严厉排在前面，大概孙武还知道这一点。《尚书》所说的“威严胜过仁爱，确实能成功；仁爱胜过威严，确实没有功效”，是临敌誓师的话，不是平时统御众人的言辞，世人常借用来作为说辞，也是没有深思熟虑。
我在许昌时恰逢大水灾，西京受灾尤其严重，流民饿殍从邓州、唐州进入我的辖区，不可胜数。我全部发放常平仓和严储的粮食，上奏请求超越常规制度赈济，十几万人稍微能够保全性命，只有被遗弃的小儿无法全部得到救助。一天我问左右的人说：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不收养来自己抚养呢？回答说：人们固然愿意得到孩子，只是担心孩子长大后，或者来年丰收时父母来认领。我查阅法律：规定凡是因灾害遗弃的小儿，父母不得再认领。才知道制定这条法律的人也是仁爱的人。既然他们抛弃而不养育，父母的恩情就已经断绝，如果别人不收养，谁让他们活下来呢？于是制作了几千份空白契约，详细记载这条法律，印发给内外厢界保伍，凡是得到孩子的人让他们自己说明来源，明确写在契约上交给他们，大致登记在册，让他们按时上报数量，给予多的人奖励，并且分发常平仓剩余的粮食，贫穷的人酌情授予作为资本。事情平息后按照名册发放契约，三千八百人都从沟壑中被夺回，安置在襁褓中。这虽然是小事不足挂齿，但每次告诉治理百姓的人，恐怕他们在紧急时不知道有这条法律，或者不能想出这种办法。
《老子》、《庄子》、《列子》的话都与佛教暗中契合，只是学者读得不精，不能用心意贯通为一。古书的名篇多出于后人，所以没有多少道理，老子将《道德经》分为上下篇，是其本意，如果逐章命名则是不对的。只有《庄子》、《列子》似乎出自他们自己命名，怎么知道的呢？《庄子》以内外篇自别，内篇始于《逍遥游》，其次是《齐物论》，再其次是《养生主》，然后说是《人间世》，接着是《德充符》、《应帝王》而篇目结束。《列子》不区别内外篇，而首先命名其篇为《天瑞》，瑞与符相比而言，不是互相谋划而相同，从《养生主》往上，佛教说的是出世间法；从《人间世》往下，人与天有区别了。怎么知道有昭然若揭而契合的呢？《庄子》称之为符，《列子》称之为瑞，佛教有言信心而相与，然而许称之为印可，其道是一样的。自熙宁以来，学者争言《老子》、《庄子》，又参杂佛教近似之处，与我们儒家更相附会，因此虚诞矫妄的弊病话语实在让学者群起而攻之，这固然是学者的罪过，但知道此道的人也不可人人皆责备他们。《逍遥游》为什么在《齐物论》之前？回答说看到万物不齐而后齐之，这是还有万物，如果万物未曾存在，万物则不待齐，而与适则无往而不逍遥了。《养生主》为什么在《齐物论》之后，生者是我，物者是彼，这是《中庸》所说的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克制它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然而这也是世间法罢了，何足为出世间法呢？回答说：不是这样，气成为云，云成为雨，是从地上升起的，
方云雨之在上，谓之地可乎？及其降于地，则亦雨而已。《列子》言其全，《庄子》言其别，此《列子》所以混内外而直言《天瑞》，《庄子》列其序而后见其符，合是三者而更为用，则天与人莫之有间矣。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心独有见于此。为丹徒尉，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本久从佛印了元游，得其聪明妙解，吾常为言之，每抚掌大笑，默以吾说为然，俯仰四十年，今老矣，欲求如宣者，时与论方外之事，未之得也。
译正当云雨在天上时，能说它在地上吗？等到它降落到地面，也就只是雨罢了。《列子》说的是它的整体，《庄子》说的是它的分别，这就是《列子》之所以混同内外而直接谈论《天瑞》，《庄子》则排列次序而后显现其符验的原因。将这三者结合起来更为运用，那么天与人之间就没有间隔了。我当举子时，不免随众人诵读这两本书，心里独自对此有所见解。担任丹徒尉时，甘露寺的仲宣师从圆照学习佛法，本来长久跟随佛印了元游历，得到他聪明巧妙的理解，我常对他讲起这些，他每次拍手大笑，默然认为我的说法是对的。转眼四十年，如今老了，想寻求像仲宣这样的人，时常与他谈论方外之事，却没有得到。
《庄子》言“举天下誉之不加劝，举天下非之不加沮”，又曰“与其誉尧而非桀，不若两忘而化其道”。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自人言虽尧桀无与辨处毁誉者，如是亦足矣乎？曰：此非忘毁誉之言，不胜毁誉之言也。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覆于名实者，故激而为是言耳。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毁誉之来不考其实，而逆以其名折之，以求其当，虽三代无是法也。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为罪，如是而已矣。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至于所不能胜，则孔子亦无可奈何，置之而不言。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孔子正言之，庄周激言之，其志则一尔，叔孙、武叔毁孔子于朝，何伤于孔子乎？
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然人疾苟无大故，贫不可得药，能各随其证而施之，亦不为小补。盖疾虽未必死，无药不能速愈，呻吟无聊者固可悯，其不幸迟延，苟变而生他证，因以致死者多矣。方其急时有以济之，虽谓之起死可也。今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合药散军民，韩魏公为谏官时所请也。为郡者类不经意，多为庸医盗其值，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余在许昌岁适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岁皆忘不及举，可以知其怠也，遂并出千缗市药材京师，余亲督众医分治，率幕官轮日给散，盖不以为职而责之，人人皆喜从事此，何惮而不为乎？自余居此山，常欲岁以私钱百千行之于一乡，患无人主其事，余力不能自为，每求僧或净人中一二成余志，未能也。然今年余家婢多疾，视药囊尝试有验者，审其证，用之，十人而十愈，终幸推此以及邻里乎？陆宣公在忠州集古方书五十篇，史云避谤不著书故事尔。避傍不著书可也，何用集方书哉？或曰：忠州边蛮夷多瘴疠，宣公多疾，盖将以自治，尤非也。宣公岂以一己为休戚者乎？是殆援人于疾，若死亡而不得者，犹欲以是见之，在它人不可知，若宣公此志必矣。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自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有名一世者，其方术皆医之六经，其传直至于今，皆后之好事者纂集之力也。孙真人为《千金方》两部，说者谓凡修道养生者，必以阴功协济，而后可得成仙，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馀岁，固以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今通天下言医者皆以二书为司命也。思邈之为神仙固无可疑，然唐人犹记中间有用虻虫水蛭之类渚生物命，不得升举，天之恶杀物者如是，则欲活人者岂不知之，况宣公之志乎？
古方施之富贵人多验，贫下人多不验，俗方施之贫下人多验，富贵人多不验。吾始疑之，乃卒然而悟，曰：富贵人平日自护持甚谨，其疾致之，必有渐发于中而见于外，非以古方术求之，不能尽得；贫下人骤得于寒暑、燥湿、饥饱、劳逸之间者，未必皆真疾，不待深求其故，苟一物相对皆可为也，而古方节度或与之不相契。今小人无知，疾苟无大故，但意所习熟，知某疾服某药，得百钱鬻之市人，无不愈者，设与之以非其所知，盖有疑而不肯服者矣。况古方分剂汤液与今多不同，四方药物所产及人之禀赋亦异，《素问》有为异法方法立论者，言一病治各不同而皆愈，即此理，推之以俗方治庸俗人，亦不可尽废也。
今岁热甚，闻道路城市间多昏仆而死者，此皆虚人、劳人，或饥饱失节，或素有疾，一为暑气所中，不得泄，则关窍皆窒，非暑气使然，气闭塞而死也。产妇、婴儿尤甚。古方治暑无他法，但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则无能害之矣。因记崇宁己酉岁余为书局时，一养仆为驰马至局中，忽仆地，气即绝，急以五苓大顺散等灌之，皆不验。已逾时，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热土杂研烂，以新水和之，滤去滓，划其齿灌之，有顷即苏，至暮
译《庄子》说：“天下人都称赞他，他也不会更加勤勉；天下人都非议他，他也不会更加沮丧。”又说：“与其称赞尧而谴责桀，不如将两者都忘掉，从而与大道融合。”从自我而言，即使天下人也不能改变我的意志；从他人而言，即使是尧和桀，也没有人能评判毁誉的是非，像这样也就足够了吗？回答说：这不是忘记毁誉的话，而是承受不了毁誉的话。庄周哪里知道有毁誉呢？他大概是承受不了天下人在名实之间颠倒反复的情况，所以激愤而说出这样的话罢了。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谁毁谁誉呢？如果有我所称赞的人，那一定是经过考察验证的。”毁誉到来时不考察实际情况，却预先用名声去折中判断，以求得当，即使是夏商周三代也没有这样的做法。举荐九官的人，看他们所称赞的认为是贤人；斥退四凶的人，审察他们所不赞同的认为是罪人，就是这样罢了。这是中庸之道，也是人们通常实行的方法。至于那些无法承受的情况，孔子也无可奈何，就搁置起来不谈论。搁置不谈论与无所劝勉、沮丧而忘掉它，都是用来深刻表明其不正确的。孔子是正面陈述，庄周是激愤陈述，他们的志向是一致的。叔孙武叔在朝廷上毁谤孔子，对孔子有什么伤害呢？
士大夫固然不可以轻易谈论医术，但是如果人的疾病没有大碍，贫穷得不到药，能够各自根据病情施治，也不算是小补。疾病虽然未必致死，但没有药就不能迅速痊愈，呻吟无聊的情况固然值得怜悯，如果不幸拖延，如果病情变化产生其他症状，因而导致死亡的很多。在危急时刻有办法救助，即使说是起死回生也可以。现在各郡每年夏季支出系省钱二百千，合制药散分发给军民，这是韩魏公担任谏官时所请求的。担任郡守的人大多不在意，大多被庸医盗取价值，或者有药却来不及给贫苦下层的人。我在许昌时，那年恰好多病，让有关部门遵循旧例，而前五年都忘记没有实行，可以知道他们的懈怠，于是并出一千缗钱去京城购买药材，我亲自监督众医分别治疗，率领幕僚官员轮流每天分发，大概不把这当作职责而责成他们，人人都喜欢从事这件事，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自从我居住在这座山，常常想每年用私钱一百千在一个乡里施行，担心没有人主持这件事，我的力量不能自己完成，每次寻求僧人或净人中的一二人成就我的志向，未能做到。然而今年我家婢女多病，查看药囊尝试有效的，审察她们的病情，使用它，十个人有十个痊愈，最终希望推广这个到邻里吗？陆宣公在忠州收集古方书五十篇，史书说这是为了避免诽谤而不著书的故事罢了。避免诽谤不著书可以，为什么要收集方书呢？有人说：忠州靠近蛮夷多瘴气，宣公多病，大概是为了自己治疗，尤其不是这样。宣公难道是以一己的祸福为念的人吗？这大概是拯救人于疾病，如同死亡而不得救的人，还想要用这个来表现，在其他人不可知，如果宣公这个志向必定是这样。古代的名医扁鹊和缓的医术世人不得而知，自从张仲景、华佗、胡洽、深师、徐彦伯有名于一世的，他们的方术都是医学的六经，他们的传承直接到现在，都是后来好事者编纂的力量。孙真人写了《千金方》两部，有人说凡是修道养生的人，必须用阴功协助，然后才能成仙，思邈写《千金前方》时已经一百多岁了，固然已经妙尽古今方书的要点，唯独伤寒没有完全掌握，似乎没有完全通晓仲景的话，所以不敢深入论述。三十年后写《千金翼》，论述伤寒的占一半，大概才开始得到。他用心精审，不随便如此，现在天下谈论医术的人都把这两本书当作司命。思邈成为神仙固然无可怀疑，然而唐人还记得中间有用虻虫水蛭之类伤害生物性命，不能升举，上天厌恶杀害生物是这样，那么想要活人的人难道不知道吗，何况宣公的志向呢？
古方施用于富贵人多有效，贫苦下层人多无效；俗方施用于贫苦下层人多有效，富贵人多无效。我开始怀疑，于是突然领悟，说：富贵人平日自我保护很谨慎，他们的疾病导致，一定有逐渐发作于内而表现于外的，不用古方术去寻求，不能完全得到；贫苦下层人突然得于寒暑、燥湿、饥饱、劳逸之间的，未必都是真病，不需要深入寻求原因，只要一种药相对都可以，而古方的节制或许与之不相契合。现在小人无知，疾病如果没有大碍，只是习惯所熟悉，知道某种病服某种药，得到百钱卖给市人，没有不痊愈的，如果给他们所不知道的，大概有怀疑而不肯服用的。何况古方的分剂汤液与现在多不同，四方药物所产及人的禀赋也不同，《素问》有为异法方法立论的，说一种病治疗各不相同而都痊愈，就是这个道理，推广用俗方治疗庸俗人，也不可完全废弃。
今年热得很厉害，听说道路城市间多昏倒而死的人，这些都是虚人、劳人，或者饥饱失节，或者素有疾病，一旦被暑气所中，不能宣泄，那么关窍都阻塞，不是暑气使然，是气闭塞而死。产妇、婴儿尤其严重。古方治疗暑气没有其他方法，只用辛甘发散，疏导心气与水流行，就没有能害他们的了。因此记得崇宁己酉年我为书局时，一个养仆骑马到局中，忽然倒地，气就绝了，急忙用五苓大顺散等灌他，都不有效。已经过了一个时辰，同舍王相让取大蒜、一把道上的热土混合研烂，用新水和之，滤去滓，撬开他的牙齿灌他，不久就苏醒，到晚上
此仆度中，余御而归。乃知药病相对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县城门忽有板书钉其上，或传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圣美皆著其说，而余亲验之。
译这正是我预料之中的，我驾车回家。这才知道药物与病症相对照竟有如此情形。这个方子原本是在徐州沛县城门上忽然出现，有人把木板钉在上面书写，有人传说是神仙想要用来救人，沈存中、王圣美都记载过它的说法，而我也亲自验证过。
滕达道为范文正公门客，文正奇其才，谓他日必能为帅，乃以将略授之，达道亦不辞。然任气使酒，颉颃公前，无所顾避，久之，稍遨游无度，侵夜归必被酒，文正虽意不甚乐，终不禁也。一日伺其出，先坐书室中，荧然一灯，取《汉书》默读，意将以愧之。有顷，达道自外至，已大醉，见公长揖曰：读何书？公曰：《汉书》。即举手攘袂曰：高帝何如人也？公微笑徐引去，然爱之如故。章子厚尝馆一太学生在门下，元丰末学者正崇虚诞，子厚极恶之，适至书室，见其讲《易》，略问其说，其人纵以性命荒忽之言为对，子厚大怒曰：何敢对吾乱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欲击之，其人哀鸣，乃得释。达道后卒为名臣，多得文正规模，故子瞻挽词云：高平风烈在。而子厚所欲杖者绍圣间为相，亦使为馆职，然终无闻焉。文正之待士与子厚之暴虽有间，然要之亦各因其人尔。
宣和间道术既行，四方矫伪之徒乘间因人以进者相继，皆假古神仙为言，公卿从而和之，信而不疑。有王资息者，淮甸间人，最狂妄言，师许旌阳；王老志者，濮州人，本出胥史，言师钟离先生；刘栋者，棣州人，尝为举子，言师韩君文。三人皆小有术动人，资息后有罪诛死，栋为直龙图阁，宣和末林灵素败，乞归。唯老志狡狯有智数，不肯为已甚，馆于蔡鲁公家，自言钟离先生日相与往来，自始至，即日求去，每戒鲁公速避位，若将祸及者，鲁公颇信之。或言此反而求奇中者也。一日苦口为鲁公言其故，翌日鲁公见之，辄喑不能言，索纸书云：其师怒泄天机，故喑之。鲁公为是力请，乃能于盛时遽自引退。鲁公有妾为尼，尝语余亲见老志事，鲁公每闻其言亦惧，常密语所亲妾，喟然云：吾未知他日竟如何？惜其听之不果也。
刘贡父言杜子美诗所谓“功曹非复汉萧何”，以为误用邓禹事，虽近似，然“邓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语，非邓禹实为功曹，则子美亦未必误用此事。今日见王洋舍人云：《汉书?高帝纪》言萧何为主吏，孟康注：主吏，功曹也。吾初不省，取阅之，信然。则知子美用事精审，未易轻议。
苏明允本好言兵，见元昊叛，西方用事久无功，天下事有当改作，因挟其所著书，嘉▯初来京师，一时推其文章。王荆公为知制诰，方谈经术，独不嘉之，屡诋于众。以故明允恶荆公甚于仇雠，会张安道亦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奸》一篇，密献安道，以荆公比王衍、卢杞，而不以示欧文忠。荆公后微闻之，因不乐子瞻兄弟，两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奸》久不出，元丰间子由从安道辟南京，请为明允墓表，特全载之，苏氏亦不入石，比年必传于世。荆公性固简率不缘饰，然而谓之食狗彘之食、囚首丧面者，亦不至是也。韩魏公至和中还朝为枢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而生变，方阴图以计为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遽为书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咎欧文忠。而富郑公当国，亦不乐之。故明允久之无成而归，累年始得召，辞不至，而为书上之，乃除试秘书省校书郎。时魏公已为相，复移书魏公诉贫，且老不能从州县待改官，譬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种，且言天下官岂以某故冗耶？欧文忠亦为言，遂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同姚癖编修《太常因革礼》云。
杨文公《谈苑》载周世宗尝为小诗示窦俨，俨言今四方僭伪，主各能为之，若求工则废务，不工则为所窥，世宗遂不复作。度当时所作诗必不甚佳，故俨云尔。非世宗英伟，识帝王大略，岂得不以俨言为忤？又安能即弃去？信为天下者在此不在彼也。安禄山亦好作诗，作《樱桃诗》云：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或请以“一半寄周贽”句在上则协韵，禄山怒曰：岂肯使周贽压我儿耶？因读禄山事迹及之，聊发千载一笑。
《唐书》载陆馀庆与赵正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御名、
译滕达道做范文正公的门客，文正公认为他的才能奇特，说将来一定能成为统帅，于是把用兵的策略传授给他，达道也不推辞。然而他任性使气，借酒撒疯，在文正公面前争强好胜，毫无顾忌，过了很久，稍微有些放纵无度，深夜回来必定带着酒气，文正公虽然心里不太高兴，最终也没有禁止他。一天，文正公趁他出门，先坐在书房里，点着一盏灯，取出《汉书》默默诵读，心里打算以此让他惭愧。过了一会儿，达道从外面回来，已经大醉，看见文正公长揖行礼说：“读什么书？”文正公说：“《汉书》。”达道随即举手捋袖说：“高祖是什么样的人？”文正公微笑着慢慢起身离开，然而像以前一样喜爱他。章子厚曾经在门下供养一位太学生，元丰末年学者正崇尚虚妄荒诞，子厚极其厌恶这种风气，恰好来到书房，看见他讲解《易经》，粗略询问他的见解，那人放纵地用性命虚无缥缈的话来回答，子厚大怒说：“怎么敢对我胡说八道！”立刻拿拐杖！命令左右抓住他想要打他，那人哀求呼喊，才得以释放。达道后来终于成为名臣，大多得益于文正公的规范，所以子瞻的挽词说：“高平的风范气节还在。”而子厚想要用拐杖打的那个人在绍圣年间做了宰相，也让他担任馆阁职务，然而最终没有名声。文正公对待士人与子厚的粗暴虽然有差别，但大抵也是根据那个人不同的情况罢了。
宣和年间道术盛行，四方矫饰虚伪的人趁机依附权贵而进用的人相继出现，都假借古代神仙的话来说事，公卿们跟着附和，相信而不怀疑。有个叫王资息的，是淮甸一带的人，说话最狂妄，自称师从许旌阳；王老志，是濮州人，原本出身胥吏，自称师从钟离先生；刘栋，是棣州人，曾经做过举子，自称师从韩君文。这三个人都有一点小法术能打动人心，资息后来有罪被杀，刘栋担任直龙图阁，宣和末年林灵素败落，请求回乡。只有王老志狡猾有智谋，不肯做得太过分，寄居在蔡鲁公家里，自称钟离先生每天和他往来，从开始到后来，每天都请求离开，常常告诫鲁公赶快退位，好像灾祸将要波及一样，鲁公很相信他。有人说这是反过来寻求奇特中的中道。一天苦口婆心地对鲁公说其中的缘故，第二天鲁公见他，竟然哑口不能说话，要纸写说：“他的老师生气泄露天机，所以让他哑了。”鲁公因此极力请求，于是能在权势正盛时突然自己引退。鲁公有个妾是尼姑，曾经告诉我亲眼看见王老志的事，鲁公每次听到他的话也害怕，常常秘密告诉亲近的妾，感叹说：“我不知道将来究竟会怎样？”可惜他听从却没有结果。
刘贡父说杜甫诗里所谓的“功曹非复汉萧何”，认为误用了邓禹的事，虽然近似，然而“邓氏子何不掾功曹”是光武帝的话，并非邓禹真的做过功曹，那么杜甫也未必误用这件事。今天看见王洋舍人说：《汉书·高帝纪》说萧何担任主吏，孟康注：主吏，就是功曹。我起初不明白，取来查阅，确实如此。就知道杜甫用事精审，不容易轻易议论。
苏明允本来喜欢谈论军事，看见元昊叛乱，西方用兵很久没有功效，天下事务有应当改变的，于是带着他所著的书，嘉〇初年来到京师，一时推崇他的文章。王荆公担任知制诰，正谈论经术，唯独不赞赏他，多次在众人面前诋毁他。因此明允厌恶荆公超过仇敌，恰逢张安道也被荆公排斥，两人向来关系好，明允写了一篇《辨奸》，秘密献给安道，把荆公比作王衍、卢杞，而不给欧文忠看。荆公后来隐约听到这件事，因此不喜欢子瞻兄弟，两家的嫌隙于是不可化解。《辨奸》很久没有发表，元丰年间子由跟随安道辟召到南京，请求为明允写墓表，特意全文记载它，苏氏也没有刻在石头上，近年必定流传于世。荆公性格本来简率不加修饰，然而说他是吃猪狗的食物、囚犯的头丧家的脸，也不至于这样。韩魏公至和年间回朝担任枢密使，当时军政长久松弛，士卒骄横懒惰，想要稍微裁减制约，恐怕他们违逆怨恨而产生变故，正暗中谋划用计策来做，恰逢明允从蜀地来，于是探知公的意思，立刻写书公开记载他的说法，并且扬言教公先诛杀斩首。公看了非常害怕，道歉不敢再见，稍微责怪欧文忠。而富郑公当权，也不喜欢他。所以明允很久没有成就而回去，多年才得到召见，推辞不到，而写书进献，于是授予试秘书省校书郎。当时魏公已经做宰相，又写信给魏公诉说贫困，并且年老不能跟随州县等待改官，比喻豫章的橘柚不是老人所种的，并且说天下的官难道因为某个人就冗杂吗？欧文忠也为他说话，于是以霸州文安县主簿，同姚癖编修《太常因革礼》。
杨文公《谈苑》记载周世宗曾经写小诗给窦俨看，窦俨说现在四方僭越伪称，君主各自都能写，如果追求工整就荒废政务，不工整就被他们窥探，世宗于是不再写。推测当时所作的诗必定不太佳，所以窦俨这样说。如果不是世宗英明威武，识得帝王的大略，难道能不认为窦俨的话违逆吗？又怎么能立即放弃？相信治理天下的人在于此不在于彼。安禄山也喜欢写诗，写《樱桃诗》说：樱桃一篮子，半青一半黄。一半寄怀王，一半寄周贽。有人请求把“一半寄周贽”句放在上面就协韵，禄山怒说：“难道肯让周贽压我儿子吗？”因为读禄山的事迹提到它，姑且引发千年一笑。
《唐书》记载陆馀庆与赵正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御名、
郭袭微、司马子微、释怀一为方外子友。正固、袭微名迹不甚显，审言、之问辈皆一时文士杰出，子微超然物外，怀一又佛氏人，固患交游多则多事，然亦何可尽绝，诚使有审言、之间之徒赋诗论文，子微谈方外之事，怀一论释氏之说，朝夕相与从容于无事之境，其乐岂可既乎？史言方武后、中宗时，士多暴贵骤显，其祸败诛死亦不旋踵，独馀庆官太子詹事，虽不甚显，讫无咎悔，观其所处若此，世间忧患其孰能累之？吾去市朝，久窜迹深山穷谷之间，不复与当世士相接，士亦莫肯从吾游，独念有如此十人者，或可庶几馀庆之志，而唯故人子二三辈与门生时时相遇，文采议论灿然可观，求子微、怀一盖沅江九肋也。馀庆有子ロ为中书令萧嵩所知，嵩罢宰相，后来者使阴求其短，ロ乃曰：与人交，过且不可言，而况无有乎？盖ロ犹有馀庆风烈，吾诸儿虽碌碌，亦若修谨厚重者，尚能推吾志为陆ロ否耶？
译郭袭微、司马子微、释怀一，是方外之友。正固、袭微名声事迹不太显赫，沈佺期、宋之问等人都是当时杰出的文士，子超然物外，怀一又是佛教中人，固然担心交往人多则多事，然而又怎能完全断绝呢？假使有沈佺期、宋之问这类人赋诗论文，子微谈论方外之事，怀一论述佛教之说，朝夕在一起，从容处于无事之境，这种快乐难道有穷尽吗？史书记载，在武后、中宗时期，士人多突然富贵显达，他们的灾祸败亡被杀也不旋踵而至，唯独李馀庆官至太子詹事，虽然不太显赫，最终却没有灾祸悔恨，看他这样的处世态度，世间的忧患谁能困扰他呢？我离开朝廷，长久隐居在深山穷谷之间，不再与当代士人交往，士人也不肯跟随我交游，只是想到有这十个人，或许可以接近李馀庆的志向，而只有故人的儿子两三个以及门生时时相遇，文采议论灿烂可观，寻求像子微、怀一这样的人，大概如同沅江中的九肋龟一样罕见。李馀庆的儿子李口被中书令萧嵩所知遇，萧嵩罢免宰相后，后来的人暗中寻找他的短处，李口说：“与人交往，过错尚且不可说，何况是没有过错呢？”大概李口还保有李馀庆的风范气节，我的几个儿子虽然平庸，也像是修谨厚重的人，尚能推举我的志向给陆李口吗？
道士杨大均蔡州人，善医，能默诵《素问》、《本草》及两部《千金方》，四书不遗一字，与人治病诊脉不出药，但云此病若何，当服何药，是在《千金》某部第几卷，即取纸书授之，分两不少差。余在蔡州亲见其事类若此。余尝问《素问》，有记性者或能诵，《本草》则固难矣，若《千金》但药名与分两剂料，此有何义而可记乎？大均言古之处方皆因病用药，精深微妙，苟通其意，其文理有甚于章句偶俪，一见何可忘也？大均本染家子，事父孝，医不受赇谢，积其斋施之馀，葬内外亲三十八丧。方宣和间道教盛行，自匿名迹，惟恐人知。蔡鲁公闻之，亲手以书延致，使者数十返不得，己一往留数日即归，不受一钱。余在南京，尝许余避难来山中，未及行而虏陷蔡州。后闻虏知其名，厚礼之，与之俱去，今不知存亡，使其果来，虽未可遽为司马子微，此亦一胜士也。因论馀庆事，怅然怀之。
晋人贵竹林七贤，竹林在今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由此得名，嵇叔夜所以终不免也。自东汉末，世人以名节为重，而三君八顾之论起，及党锢兴，天下豪杰无一人全者。孔北海虽不在其间，而不容于曹操，亦生名高故也。当时雍容隐显，皆不失其操者，惟管幼安尔。七人如向秀、阮咸亦碌碌常材，无足道，但依附此数人以窃声誉。山巨源自有志于世，王戎尚爱钱，岂不爱官？故天下少定皆复出，巨源岂戎比哉！而颜延之概黜此二人，乃其躁忿私情，非为人而设也。唯叔夜似真不屈于晋者，故力辞吏部，可见其意。又魏宗室婿安得保其身，惜其不能深默，绝去圭角，如管幼安则庶几矣。阮籍不肯为东平相，而为晋文帝从事中郎，后卒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前，自宜杖死。颜延之不论此而论涛、戎，可见其陋也。
《高僧传》略载孙绰《道贤论》，以当时七僧比七贤，竺法护比山巨源，帛法祖比嵇叔夜，竺法乘比王▯中，竺法深比刘伯伦，支道林比向子期，竺法兰比阮嗣宗，于道邃比仲容，各以名迹相类者为配，惜不见全文。七人支道林最著，其馀亦班班见《世说》。晋人本超逸，更能以佛理佐之，宜其高胜不凡。但恨当时未有禅，经文传者亦未广，犹以老庄为宗。竺法深，王敦之弟，贤于王氏诸人远矣，即支遁求买沃州报之，未闻巢由买山而隐者，盖遁犹输此一著，想见其人物也。
陆机以齐王ぁ矜功自伐，作《豪士赋》刺之，乃托身于成都王颖，谓可康隆晋室，此在恩怨爱憎之间尔。处危乱之世而用心若此，又济之以贪权喜功，虽欲苟全，可乎？机初入朝，卢志问陆逊、陆抗于君远近，机曰：如君于卢毓、卢珏。既起，陆云曰：殊邦遐远，客王未相悉，何至于此？机曰：我祖父名播四海，岂不知耶？晋史以为议者以此定二陆优劣，意机优乎？云优乎？度晋史意，不节于云传而书于机传，盖谓机优也。以吾观之，机不逮云远矣，人斥其祖父名固非，是吾能少忍，未必为不孝；而亦从而斥之，是一言之间，志在报复，而自忘其过，尚能置大恩怨乎？若河桥之败，使机所怨者当之，亦必杀矣。云爱士不竞，真有过机者，不但此一事。方颖欲杀云，迟之三日不决，以赵王伦杀赵浚，赦其子骧，而复击伦事劝颖杀云者，乃卢志也。兄弟之祸志应有力。哀哉！人惟不争于胜负强弱，而后不役于恩怨爱憎，云累于机为可痛也！
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闻步兵厨酒美，复求为校尉。史言虽去职，常游府内，朝晏必预，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吾观之，此正其诡谲，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不然籍与嵇康当时一流人物也，何礼法疾籍如仇，昭则每为保护，康乃遂至于是，籍何以独得于昭如是耶？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籍著《大人论》，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衤昆中，吾谓籍附昭乃衤昆中之虱，但偶不遭火焚耳。使王凌、▯丘俭等一得志，籍尚有噍类哉！
译道士杨大均是蔡州人，擅长医术，能够默诵《素问》、《本草》以及两部《千金方》，四部书没有遗漏一个字。他给人治病诊脉时不开药方，只说这病是什么，应当服用什么药，出自《千金方》哪一部第几卷，随即取纸写下交给病人，药量分毫不差。我在蔡州亲眼见过类似的事情。我曾问，《素问》有记忆力的人或许能背诵，《本草》本来就难了，至于《千金方》只是药名和分两剂量，这有什么深意值得记忆呢？杨大均说古代的处方都是因病用药，精深微妙，如果通晓其中的意旨，其文理比章句对偶还要深刻，看一遍怎么会忘记呢？杨大均本是染匠家的儿子，侍奉父亲很孝顺，行医不收受贿赂谢礼，积攒下斋戒布施的剩余钱财，安葬了内外亲属三十八人的丧事。正值宣和年间道教盛行，他隐藏自己的行迹，唯恐被人知道。蔡京听说后，亲自写信延请，使者往返几十次也没请到，蔡京亲自去留他住了几天就回来了，杨大均不接受一文钱。我在南京时，他曾答应我来山中避难，还没来得及走，金兵就攻陷了蔡州。后来听说金兵知道他的名声，以厚礼对待他，和他一起离开了，现在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假使他真的来了，虽然不能立刻成为司马子微那样的人，这也是一个杰出之士啊。因为谈论余庆的事，不禁怅然怀念他。
晋人推崇竹林七贤，竹林在今怀州修武县，起初好像是想避世远祸，然而反而因此得名，嵇康最终没能免祸的原因就在于此。自从东汉末年，世人把名节看得很重，于是产生了“三君八顾”的议论，等到党锢之祸兴起，天下的豪杰没有一个人能保全性命。孔融虽然不在其中，但不被曹操容许，也是因为生前名声太高。当时从容隐居或出仕，都不失操守的，只有管宁罢了。七个人中像向秀、阮咸也是平庸的常人，不值一提，只是依附这几个人来窃取声誉。山涛自己有志于世事，王戎尚且爱钱，难道不爱官职吗？所以天下稍定他们都复出做官，山涛难道和王戎相比吗！而颜延之一概贬斥这两个人，乃是他的急躁愤恨私情，不是为别人设想的。只有嵇康似乎真正不屈服于晋朝，所以极力推辞吏部郎的职务，可见他的心意。又是魏宗室的妻婿怎么能保全自身，可惜他不能深沉沉默，去掉锋芒，像管宁那样就差不多了。阮籍不肯做东平相，却做了晋文帝的从事中郎，后来最终为公卿写了《劝进表》，如果在嵇康面前评判，理应杖责至死。颜延之不评论这个却评论山涛、王戎，可见他的浅陋。
《高僧传》简略记载了孙绰的《道贤论》，把当时的七位僧人比作七贤，竺法护比作山涛，帛法祖比作嵇康，竺法乘比作王戎，竺法深比作刘伶，支道林比作向秀，竺法兰比作阮籍，于道邃比作阮咸，各自以名声事迹相似的人相配，可惜没见到全文。七个人中支道林最著名，其余的也在《世说新语》中斑斑可见。晋人本来超脱飘逸，更能用佛理来辅助，适宜他们高超不凡。只是遗憾当时还没有禅宗，传布的经文也不广泛，还是以老庄为宗。竺法深是王敦的弟弟，比王氏其他人贤明多了，即使支遁请求买沃州，他拒绝了，没听说巢父、许由买山隐居的，大概支遁在这方面输了一着，可以想见他们的人物了。
陆机因为齐王司马冏夸耀功劳自我吹嘘，写了《豪士赋》讽刺他，却投靠成都王司马颖，认为可以匡扶振兴晋室，这是在恩怨爱憎之间罢了。身处危乱之世而用心如此，又加上贪权喜功，即使想苟且保全，可以吗？陆机刚入朝，卢志问陆逊、陆抗与你关系远近，陆机说：就像你与卢毓、卢珏的关系。起身后，陆云说：异国遥远，客居王都尚未熟悉，何必到这种地步？陆机说：我祖父名声传遍四海，难道不知道吗？晋史认为议论者以此判定二陆的优劣，意思是陆机优呢？陆云优呢？揣度晋史的意思，不写在陆云传里而写在陆机传里，大概是说陆机优。以我看来，陆机远远不如陆云，别人斥责他祖父的名声固然不对，这是我能稍微忍耐，未必是不孝；而也跟着斥责别人，是一言之间，志在报复，而忘记了自己的过错，还能处理大的恩怨吗？如果河桥之战的失败，让陆机所怨恨的人承担，也一定被杀了。陆云爱士不争，确实有超过陆机的地方，不只是这一件事。当时司马颖想杀陆云，拖延三天没决定，因为赵王司马伦杀了赵浚，赦免了他的儿子赵骧，又攻打司马伦的事劝司马颖杀陆云的，正是卢志。兄弟之间的祸患卢志应该有力。悲哀啊！人只有不争夺胜负强弱，然后才不被恩怨爱憎所役使，陆云受陆机连累是可痛的！
阮籍既然做了司马昭大将军的从事中郎，听说步兵厨的酒好，又请求做校尉。史书说虽然离职，常游于府内，早晚宴会必定参加，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以我看来，这正是他的诡诈，假装想远离司马昭而暗中实际上依附他，所以表示留恋的意思，以加重相互的和谐，结下小人的情伪，有千年不可掩盖的。不然阮籍与嵇康当时是一流人物，为什么礼法之士像仇敌一样憎恨阮籍，司马昭却每每保护他，嵇康却最终到了这种地步，阮籍为什么独独得到司马昭如此厚待呢？至于《劝进》的文章，真情才显现。阮籍著《大人先生传》，把礼法之士比作群虱处在衣襟中，我说阮籍依附司马昭乃是衣襟中的虱子，只是偶然没遭火焚罢了。假使王凌、毌丘俭等一旦得志，阮籍还有活口吗！
《洛阳伽篮记》载河东人刘白堕善酿酒，虽盛暑曝之日中，经旬不坏。今玉友之佳者亦如是也。吾在蔡州，每岁夏以其法造寄京师亲旧，陆走七程不少变。又尝以饷范德孺于许昌，德孺爱之，藏其一壶忘饮，明年夏复见发，视如新者。白堕酒，当时谓之鹤觞，谓其可千里遗人，如鹤一飞千里；或曰骑驴酒，当是以驴载之而行也。白堕乃人名，子瞻诗云：“独看红蕖倾白堕”，恐难便作酒用。“吴下有馔鹅设客”，用王逸少故事，言“请过共食右军”，相传以为戏，倾曰“白堕”，得无与“食右军”为偶耶？
译《洛阳伽蓝记》记载，河东人刘白堕擅长酿酒，即使在盛夏烈日暴晒之下，经过十天也不会变质。如今“玉友”这种酒中的上品也是如此。我在蔡州时，每年夏天都按照他的方法酿酒，寄给京师的亲友，陆路走了七程，酒味没有丝毫变化。又曾送给许昌的范德孺一些，范德孺喜爱这酒，藏起一壶忘了喝，第二年夏天再次打开，看起来像新酿的一样。白堕酒，当时被称为“鹤觞”，是说它可以送给千里之外的人，如同仙鹤一飞千里；或者叫“骑驴酒”，大概是说用驴驮着它行走。白堕本是人名，苏轼诗中说：“独看红蕖倾白堕”，恐怕不能轻易将“白堕”当作酒来理解。“吴下有馔鹅设客”，用的是王羲之的故事，说“请过来一起吃右军”，人们相传以此为戏，既然说“倾白堕”，难道不是与“食右军”相对偶吗？
《续汉?礼仪志》记岁八月民年八十赐玉杖，端以鸠为饰。鸠者，不噎之鸟，欲老人不噎。而《风俗记》又言汉高帝与项籍战京索间，兵败伏丛薄中，有鸠鸣其上，追者不疑，得免，即位作鸠杖赐老人。此绝无稽考，高祖虽败，其肯伏丛薄耶？余亲戚有为光州守，得古铜鸠一，大半掌许，俯首敛翼，具尾足，若蹲伏，腹虚其中，有圈穿腹，正可受杖，制作甚工，以遗余，疑即汉鸠杖之饰。因以为杖饰，盖头轻而尾重，举之则探前偃后，盖如此乃可取力，此所以佐老人也。
陆希声所隐君阳山或曰颐山，在宜兴湖γ，今金沙寺其故宅也。建炎己酉春虏犯维扬，余从大驾渡江，夜相失，从吏皆□亡去，与刘希范徒步间道至常州，南遇溃兵，欲为劫遮，余二人不得去，适有小校驰马自旁过，则余钱塘旧麾下也。亟下拜，馀卒乃其所隶，亟叱去，挽小舟授予，教使入荆溪，走长兴。是日微小校，几不免，夜抵湖γ，因求宿金沙寺，中夕不能寐，起行寺外，月色翳翳然，因记希声旧庐。时予慕此山久矣，望之若不可得，安知今乃与汝曹从容燕息且六七年乎？余家有希声自著《君阳山记》一卷，叙其景物亭馆，略有二十馀处，如辋川即为兵火所焚毁矣。后为相既罢，迫凤翔李茂贞兵，避难死道上，盖不能终有其居也。希声材本无他长，隐操亦无可录，故不量力，幸于苟得，以丧其身。与朱朴、陆鲁望同召，其志趣略与朱朴相类，尚不如鲁望能辞行，即老甫里也。方闲居时内供奉僧▯光以善书得幸，常从希声授笔法，祈使援己，乃以诗寄之云：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僻人。▯光即以名达贵幸，乃得召。昭宗末年求士甚急，其志良可哀，观其倾倒于朱朴，则待希声宜亦然，不得已取之左右，正坐卢携、崔缁郎辈不能致天下贤者故尔。然所获乃如希声，能无愧其君乎？晋事亦见杨文公《谈苑》。国初去唐未远，犹有所传闻，文公之言宜可取信。而修《新唐书》无取以献者，故传辞甚略，后世犹得借其山以为重也。
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杜周士《人物志》云：至德初诏朝臣各举所知，萧昕为起居舍人，荐镐，以褐衣召见，拜左拾遗，来填为赞善大夫，镐荐材堪将帅。《唐书》镐▯传皆不载，而镐传云：天宝末杨国忠执政，求天下士为己重，闻镐材，荐之，释褐拜左拾遗。二书言镐得官略同。若天宝末果已用于国忠，则至德初安得更为昕荐耶？国忠为相在天宝十二载，去乱先一年，正淫湎极恶之际，岂知以天下士为重？亦非子美所谓“征起适值风云”会者也。至填传乃云：始用张镐，荐为颖川太守，以母忧去。禄山反，再用张▯自荐，夺丧复为颍川。今纪书▯自赞善大夫为颍川太守在天宝十四载，即至德元年禄山反后，与《人物志》合。是镐方起家，何能及▯？而张▯自兄弟自京师陷即从禄山，未尝见明皇，亦何为复荐▯？史于▯事谬误如此，则镐之失无足怪。昕亦可谓知人矣！昕本笃厚长者，造次不失臣节，此二事尤奇特，恨史不能表出之，天下多士，左右近臣皆能为国得将相如昕，乱何足平也。
元次山父延祖为春陵丞，辄弃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适饥饱，不宜复有所须，每灌园掇薪以为有生之筱，外此吾不思也。余少观此，未尝不三复其言。今叨冒已过多，乃得复行延祖之志，自安一壑，其愧之深矣。然安禄山反，延祖召次山等戒之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励名节，无近羞辱。则知古之君臣父子相期亦不必皆出一道，但问义所安否如何，故次山出举进士制科，慨然以当世为念，随其所为皆有以表见，岂延祖亦固知次山可语是耶？余老矣，自度无补于世，但恨汝等材不逮次山，不敢为延祖之言，今从吾于此固善，苟自激昂，虽州县簿书
译《续汉书·礼仪志》记载，每年八月，对年满八十岁的老人赐给玉杖，杖头用鸠鸟作为装饰。鸠鸟是不噎食的鸟，希望老人进食不噎。而《风俗记》又说，汉高祖与项羽在京索之间交战，兵败后伏藏在草丛灌木中，有鸠鸟在上方鸣叫，追兵没有怀疑，得以脱险，高祖即位后制作鸠杖赐给老人。这完全没有根据，高祖虽然战败，难道肯伏藏在草丛灌木中吗？我的亲戚中有人担任光州太守，得到一只古铜鸠鸟，大半手掌大小，低头收拢翅膀，具备尾足，像蹲伏的样子，腹部中空，有圈环穿过腹部，正好可以套在杖上，制作非常精巧，送给我，我怀疑就是汉代鸠杖的装饰。于是把它作为杖饰，大概头轻而尾重，举起时就会前倾后仰，大概这样才便于用力，这就是用来辅助老人的原因。
陆希声隐居的君阳山，有人说叫颐山，在宜兴的湖滏，现在的金沙寺就是他的旧宅。建炎己酉年春天，金兵侵犯维扬，我跟随皇帝渡江，夜里走散，随从的官吏都逃跑离去，我与刘希范徒步抄小路到常州，向南遇到溃兵，想要抢劫拦截，我们二人无法脱身，恰好有个小校骑马从旁边经过，是我在钱塘时的旧部属。急忙下拜，其余的士兵都是他管辖的，急忙呵斥他们离去，挽着小船给我，教唆我进入荆溪，逃往长兴。这一天如果没有这个小校，几乎不能幸免，夜里抵达湖滏，于是请求在金沙寺住宿，半夜不能入睡，起来在寺外行走，月色昏暗朦胧，于是想起希声的旧居。当时我仰慕这座山很久了，望着它好像不可得到，哪里知道现在竟然能与你们从容宴饮休息长达六七年呢？我家有希声自己写的《君阳山记》一卷，叙述那里的景物亭台馆舍，大约有二十多处，像辋川一样已经被战火焚毁了。后来他担任宰相被罢免，受到凤翔李茂贞军队的逼迫，避难死在路上，大概没能最终拥有他的居所。希声的才能本来没有其他长处，隐居的操守也没有值得记载的，所以不自量力，侥幸得到官职，因而丧命。他与朱朴、陆鲁望一同被召见，他的志向情趣大致与朱朴相似，还不如陆鲁望能够推辞不去，也就是老甫里。当时闲居时，内供奉僧人圆光因为擅长书法得到宠幸，常常跟随希声学习笔法，祈求希声援引自己，于是写诗寄给他说：笔下龙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变逡巡。寄言昔日不龟手，应念江头圆僻人。圆光随即凭借名声显达受宠，于是得到召见。昭宗末年求取士人非常急切，他的志向实在令人悲哀，看他对朱朴如此倾倒，那么对待希声大概也是这样，不得已将他放在身边，正是由于卢携、崔缁郎等人不能招致天下的贤者才这样。然而得到的却是像希声这样的人，能不使他的君主感到羞愧吗？晋代的事情也见于杨文公的《谈苑》。宋朝初年距离唐朝不远，还有传闻，文公的话应该可以相信。而编修《新唐书》时没有采纳这些来进献，所以传记文字非常简略，后世还能借他的山来增加分量。
杜甫诗说：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这是说张镐，旧史记载张镐风度仪表伟岸豁达，有大志向，喜欢谈论王霸大略，读杜甫的诗还可以想象他的为人。杜周士《人物志》说：至德初年下诏让朝臣各自举荐所知，萧昕担任起居舍人，推荐张镐，以平民身份被召见，拜为左拾遗，来填担任赞善大夫，张镐推荐来填才能堪当将帅。《唐书》张镐传都不记载，而张镐传说：天宝末年杨国忠执政，寻求天下士人来为自己增加分量，听说张镐有才能，推荐他，脱去平民衣服拜为左拾遗。两本书说张镐得到官职大致相同。如果天宝末年果然已经被杨国忠任用，那么至德初年怎么还能被萧昕推荐呢？杨国忠担任宰相在天宝十二载，距离叛乱只有一年，正是淫乱沉溺极恶的时候，哪里知道以天下士人为重？也不是杜甫所说的“征起适值风云”会。至于来填传却说：开始任用张镐，推荐为颍川太守，因为母亲去世离职。安禄山反叛，再次任用张镐，来填自己推荐，夺丧复职为颍川太守。现在纪书自来填从赞善大夫为颍川太守在天宝十四载，即至德元年安禄山反叛后，与《人物志》相符。这是张镐刚刚起家，怎么能来得及来填？而张镐兄弟自从京城陷落就跟随安禄山，不曾见过明皇，又为什么再次推荐来填？史书对于来填的事情谬误如此，那么张镐的失误就不奇怪了。萧昕也可以说是知人了！萧昕本来笃厚长者，仓促之间不失臣节，这两件事尤其奇特，遗憾史书不能表彰出来，天下多士，左右近臣都能像萧昕这样为国家得到将相，叛乱哪里值得平定呢。
元次山的父亲延祖担任春陵丞，就弃官离去，说：人生衣食可以满足饥饱，不应该再有其他需求，每次浇灌菜园拾取柴火作为生存的资用，除此之外我不再思考。我年轻时看到这些，没有不反复思考他的话的。现在冒犯过错已经很多，竟然能再次实行延祖的志向，自安于一隅，内心非常惭愧。然而安禄山反叛，延祖召见次山等人告诫他们说：你们遇到世事多故，不能自安于山林，勉励名节，不要接近羞辱。就知道古代的君臣父子相互期许也不一定都出于一道，只问道义是否心安，所以次山出举进士制科，慨然以当世为念，随其所为都有表现，难道延祖也本来就知道次山可以谈论这些吗？我老了，自量对世道没有补益，只恨你们才能不及次山，不敢说延祖的话，现在跟随我在此固然好，如果自我激昂，即使州县簿书
□□之役，粗有一事可施于民，亦不禁汝曹仕也。若非其义，虽一日九迁，不特为士者耻之，正恐不免羞辱，亦延祖之所畏也。
译在□□之战中，只要有一件事能施惠于百姓，我也不禁止你们去求取官职。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一天之内升迁九次，不仅读书人会以此为耻，恐怕也难免遭受羞辱，这也是延祖所畏惧的。
苏州白乐天手植桧在州宅后池□光亭前，余政和初尝见之，已槁瘁，高不满二丈，意非四百年物，真伪未知也。后为朱冲取献，闻槁死于道中，乃以他桧易之，禁中多不知。又有言华亭悟空禅师塔前桧亦唐物，诏冲取之，桧大不可越桥梁，乃以大舟即华亭泛海出楚州以入汴，即行一日，张帆风猛，桧枝与帆低昂不可制，舟与人皆没。长兴大雄寺陈霸先宅庭亦有大桧，中空，裂为四枝，荫半庭，质如金石，相传以为霸先所植。又欲取以献，会闻悟空桧沉海，乃已。贤者因物幸托以不朽，然此三桧，一槁死于道，一沉于海，一仅以免，盖欲为道旁橛株不可得也。
前辈尝记太宗命待诏蔡裔增琴阮弦各二，皆以为然，独朱文济执不可，帝怒，屡折辱之。乐成，以示文济，终不肯弹二乐，后亦竟废不行。崇宁初大乐缺徵调，有献议请补者，并以命教坊燕乐同为之。□使丁仙现云：音已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意妄增，徒为后人笑。蔡鲁公亦不喜。蹇授之尝语予云：见元长屡使度曲，皆辞不能，遂使以次乐工为之，逾旬献数曲，即今《黄河清》之类，而声终不谐，末音寄杀他调。鲁公本不通声律，但果于必为，大喜，亟召众工按试《尚书》少庭，使仙现在傍听之，乐阕有得色，问仙现何如，仙现徐前环顾坐中曰：曲甚好，只是落韵。坐客不觉失笑。
郑处诲《明皇杂录》记张曲江与李林甫争牛仙客实封，时方秋，上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赐之。九龄惶恐，作赋以献，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将废黜，故方秋赐扇以见意。新书取载之本传，据《曲江集?赋序》云：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九龄与焉。则非秋矣，且通言宰相，则林甫亦在，非特为曲江而设也。所谓“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者，彼自知仙客之忤，而惧林甫之谗，故因致意尔。不然帝□□□黜而迫之以扇？不亟□□□□□□□□□□□□□□□□□□□容，尚何足为□□□□正君子大节进退，而一言之误遂使善恶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说记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轻书也？
祖宗故事：进士廷试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馆，然须用人荐，且试而后除。进士声律固其习，而制科亦多由进士，故皆试诗赋一篇。唯富郑公以茂材异等起布衣，未尝历进士，既召试，乃以不能为诗赋恳辞，诏试策论各一，自是遂为故事，制科不试诗赋自富公始。至子瞻复不试策而试论三篇。
人欲常和豫快适，莫若使胸中秋毫无所歉，《孟子》言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为一乐，此非身履之，无以知圣贤之言为不妄也。吾少从峡州一老先生乐君嘉问学，乐君好举东海延笃，书语人曰：笃云吾昧爽梳栉，坐于客堂，朝则诵羲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姬旦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轩，百家众氏投▯而作，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其所以然者，乃在于自束修以求为□□□□□不忠□□□不陷于不孝，上交不陷，下交不□，因自谓有得于笃者。今士大夫出入忧患之域，艰险百罹，未尝获伸眉一笑，其间虽或出于非意，然推其故，非得罪于君亲，则必不能无愧于上下之交。苟免此四事，未有不休休然者。童子之所闻，久而后知也。
《归去来辞》云：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前辈论贾岛《送炭诗》云“暖得曲身成直身”，盖虽微事，苟出其情，终与摹写仿效，牵率而成者异也。今或内实躁忿而故为阔肆之言，内实柔懦而强作雄健之语，虽用尽力，使人读之终无味。杜子美云：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吾尝三复，爱之，或曰：子美安能至此？是非知子美者。方至德大历之间，天下鼎沸，士固有不幸罹其祸者，然乘间蹈利，窃名取宠亦不少矣。子美闻难□开尽室远去，及一召用，不得志，卒饥寒转徙巴峡之间而不悔，终不肯一引颈而西笑，非有不竞迟
译苏州白居易亲手种植的桧树，位于州官宅邸后池光亭前。我在政和初年曾见过它，当时已经枯槁憔悴，高度不满两丈，推测它并非四百年的老树，真假尚且不知。后来被朱冲取走进献，听说它在运送途中枯死，于是用别的桧树替换，宫中大多人并不知情。又有人说华亭悟空禅师塔前的桧树也是唐代遗物，皇帝下诏让朱冲取来。那桧树太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用大船从华亭出海，经楚州进入汴河。刚航行一天，张帆时风势猛烈，桧树枝与船帆上下起伏无法控制，船和人全都沉没了。长兴大雄寺陈霸先故居庭院中也有一棵大桧树，中间空心，裂成四枝，树荫覆盖半个庭院，质地坚硬如金石，相传是陈霸先所植。又打算取来进献，恰逢听说悟空禅师的桧树沉海，于是作罢。贤人凭借事物寄托以求不朽，然而这三棵桧树，一棵枯死在路上，一棵沉没于海中，一棵仅仅得以幸免，大概连想成为路边的枯木桩子都不可得。
前辈曾经记载，唐太宗命令待诏蔡裔给琴和阮各增加两根弦，众人都认为可行，唯独朱文济坚决反对，皇帝发怒，屡次折辱他。乐器制成后，展示给朱文济看，他始终不肯弹奏这两种乐器，后来这两种乐器也终究废弃不再使用。崇宁初年，大乐缺少徵调，有人献议请求补全，一并命令教坊燕乐一同制作。□使丁仙现说：这种音律早已失传，不是乐工所能制作的，不能凭主观臆想随意增加，只会徒惹后人嘲笑。蔡鲁公也不喜欢。蹇授之曾对我说：看见元长屡次让人度曲，都推辞说不能，于是让按次序的乐工来做，过了十天献上了几首曲子，就是现在的《黄河清》之类，但声音终究不和谐，尾音寄托在其他调式上结束。鲁公本来不通晓声律，只是果断地非要去做，大喜之下，急忙召集众乐工在《尚书》少庭按试，让仙现在旁边听。乐曲结束，鲁公面露得意之色，问仙现怎么样，仙现慢慢上前环顾在座的人说：曲子很好，只是落了韵。在座的人不觉失笑。
郑处诲《明皇杂录》记载，张九龄与李林甫争夺牛仙客的实封，当时正值秋天，皇上命令高力士把白羽扇赐给他们。张九龄惶恐，作赋进献，意思好像是说唐明皇因为违背旨意将要废黜他，所以正值秋天赐扇以表明心意。《新唐书》将其载入本传，根据《曲江集·赋序》说：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张九龄也在其中。那么就不是秋天了，而且通称宰相，那么李林甫也在其中，并非特意为张九龄而设。所谓“纵使秋气转移剥夺，终究在箱中感恩”的话，是他自己知道牛仙客违背旨意，而惧怕李林甫的谗言，所以借此表达心意罢了。否则皇帝难道因为废黜而逼迫他赐扇？不迅速□□□□□□□□□□□□□□□□□□□容，尚何足为□□□□正君子大节进退，而一言之误遂使善恶相反，不可不辨，乃知小说记事，苟非耳目所接，安可轻书也？
祖宗旧例：进士廷试第一名以及制科一任回来必定入馆，但需要有人推荐，并且经过考试后才授职。进士声律本来就是他们的习业，而制科也多由进士出身，所以都考试诗赋一篇。只有富郑公以茂材异等从布衣起家，未曾经历过进士考试，既然召试，就以不能写诗赋为由恳切推辞，诏令考试策论各一篇，从此就成为旧例，制科不考诗赋从富公开始。到了苏东坡又不再考策论而考论三篇。
人想要常常和悦舒适，不如使胸中毫无遗憾，《孟子》说仰不愧天，俯不怍人是一种快乐，这不是亲身经历过，就无法知道圣贤的话不是虚妄的。我年轻时跟随峡州一位老先生乐君嘉问学习，乐君喜欢举东海延笃的例子，写信告诉人说：延笃说我在天亮时梳洗，坐在客堂，早晨诵读伏羲文王的《易经》，虞夏的《尚书》，经历姬旦的典礼，阅览仲尼的《春秋》；晚上则在室内台阶上逍遥，在南轩吟咏《诗经》，百家众氏投笔而作，不知道天是盖子，地是车舆，不知道世间有人，自己有躯体。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修身以求为□□□□□不忠□□□不陷于不孝，上交不陷，下交不□，因此自称从延笃那里有所收获。现在士大夫出入忧患之境，遭遇各种艰险，未曾获得舒展眉头一笑，其中虽然有时出于非意料，但推究其原因，不是得罪了君亲，就是必定不能无愧于上下之交。如果免除了这四件事，没有不悠闲自在的。童子所听到的，很久以后才知道。
《归去来辞》说：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是陶渊明出处的大节，不是胸中实在有此境界，不能说出这样的话。前辈评论贾岛《送炭诗》说“暖得曲身成直身”，大概即使是小事，如果出于真情，终究与摹写仿效，牵强而成者不同。现在有的人内心其实浮躁愤怒却故意说阔达肆意的话，内心其实柔弱怯懦却强行说雄健的话，虽然用尽力气，使人读来终究无味。杜子美说：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我曾经反复诵读，喜爱它，有人说：子美怎么能达到这种境界？这不是了解子美的人。正当至德大历年间，天下动荡，士人固然有不幸遭遇祸患的，然而乘间蹈利，窃名取宠的也不少。子美听闻战乱□开尽室远去，及一召用，不得志，最终饥寒转徙巴峡之间而不悔，终不肯一引颈而西笑，非有不竞迟
杜▯为司徒，年过七十未请老，裴晋公为舍人，因高郢致仕命，辞曰：以年致仕抑有所闻，近代寡廉，罕由斯道。盖议之也。元▯初诏起范蜀公为提举万寿观，力辞不至，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抑有前闻，七十四而复来，岂云得体？蜀公性真纯，暮年文字尤简直，不甚经意。时文潞公方以太师入为平章军国重事，览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知其意不在己也。
司马温公作独乐园，朝夕燕息其间，已而游嵩山叠石溪而乐之，复买地于旁以为别馆。然每至不过数日复归，不能常有，故其诗有“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之句，今余既家于此，客至留连，未尝不爱赏顾恋不能去，而余浩然自以为主，有公之适而无公之恨，岂不快耶！
旧学士院在枢密院之后□□□与枢密后廊中分，门乃西向，主堂虚以待皇帝行幸，非学士所得常居。惟礼上之日得□，岂其冀受院吏参谒而已，其后为主廊，北□□出质殿，则所谓北门也，学士仅有直舍分于门之两旁，每□院受诏，乃与中使坐主廊。余为学士时始请癖□直舍各分其一间与北门通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间命待诏鲍询画花竹于上，与玉堂郭□《春江晚景》屏相配，当时以为美谈。后闻王丞相将明为承旨太上皇眷爱之厚，乃旁取西省右正言厅以广之，中为殿曰右文，则非复余前日所见矣，同时流辈殆尽为之慨然也。
欧文忠《内制集序》历叙其为学士时事，幸藏其稿以为退居谈笑之资，略云：凉竹簟之暑风，曝茅檐之冬日。睡馀支枕，顾瞻玉堂，如在天上。时览所载，以夸田夫野老。士大夫争诵之，盖愿欲为公而不可得也。然公屡请，得谢归，不及年而薨，未必能偿此志。而余向者辱出公后，亦获挂名于石刻之末，暑风冬日，享之此地，乃十有一年，如公所云实饱之矣。但比岁戎马之馀，触事兴念，不能尽终前日之志，为可恨。每念为学士者不为不多，未必皆知此，适如公知之而不及享，余享之而不得久，则天下如意事岂易得耶？
晁任道自天台来，以石桥藤杖二为赠，自言亲取于悬崖间，柔韧而轻坚，如束筋。余往自许昌归，得天坛藤杖数十，外圆，实与此不类，而中相若，时余年四十三，足力尚强，聊以为好，而非所须，置之室中不及用，悉为好事者取去。今老矣，行十许步辄一歇，每念之，不可复致而得，任道之惠，盖喜不自胜也。门生邵大受复遗淳安木竹杖六节，密而内实，略如天坛，藤间有突起如鹤滕者，非峭劲敌风霜不能尔也。此即赞宁《笋谱》：本出钱塘灵隐山。今不知有否，当求其种，植之以为后计。晋人谓许远游健于登陟，不特有胜情，亦有济胜之具。今吾所以济胜者不求之足而求之杖，亦安知杖之非吾足乎？若遇远游，当不免一笑，使孔光见之，可免为灵寿之辱也。
欧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累年未成，范丞相兄弟数促之，文忠以书报曰：此□□□作敌兵尚□□□□□之业□□□□□□□客尚□也。余尝于范氏□□此□□后□□初为西帅时与许公释憾事□□□□□□相约□□□相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也，请□□易之。文忠怫然曰：此吾所□巩□□少年何□□□□相即自刊去二十馀字□□□既以碑□□□文忠却之曰：非吾文也。□□载□献太后文正□谓仁宗，欲率百官拜殿□□□□□□苏□□修《因革礼》见此礼实尝行，公□□□其误，则铭志书事固不容无误，前辈所以不□许人也。范公忠义，欲以身任社稷，当西方谋帅若不受命则已，苟任其责，将相岂可不同心，欢然释憾乃是美事，亦何伤乎？然余观文正奏议每诉有言，多为中沮，不得行，未几例改授观察使，韩魏公等皆受而公独辞，甚力至欲自械系以听命，盖疑以俸厚□之，其后卒以擅答元昊书罢帅夺官，则许公不为无意也。文忠盖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两者自不妨，惜文忠不能少损益之，解后世之疑。岂碑作于仁宗之末，犹有讳而不可尽言者，是以难之耶？
译杜公担任司徒，年纪超过七十岁却没有请求退休，裴晋公担任舍人时，因为高郢退休的命令，推辞说：因为年老而退休，我有所听闻，近代缺乏廉耻，很少走这条路。大概是在议论这件事。元公起初下诏起用范蜀公担任提举万寿观，范蜀公极力推辞不到任，他的表章说：六十三岁退休，也有前例可闻，七十四岁又复出任职，怎么能说得体？范蜀公性情真诚纯朴，晚年文章尤其简练直白，不太在意修饰。当时文潞公正以太师身份入朝担任平章军国重事，看了表章笑着说：景仁啊，不看脚下。知道他的心意不在自己身上了。
司马温公建造独乐园，早晚在那里宴饮休息，后来游览嵩山叠石溪并喜爱那里，又在旁边买地作为别馆。然而每次去不过几天就回来，不能长久居住，所以他的诗中有“暂来还似客，归去不成家”的句子，现在我已经在这里安家，客人到来留连，没有不爱惜欣赏、顾念眷恋而不愿离去的，而我浩然自认为主人，有温公的适意而没有温公的遗憾，难道不快乐吗！
旧学士院在枢密院后面，与枢密后廊中间分开，门向西开，主堂空着等待皇帝驾临，不是学士所能常居的。只有礼仪上奏的日子才能使用，难道只是希望接受院吏参拜而已，后来作为主廊，北边通向出质殿，就是所谓的北门，学士只有值舍分在门的两侧，每次入院接受诏令，就与中使坐在主廊。我担任学士时才开始请求将值舍各分出一间与北门相通作为三间，用照壁限制在中间，屏间命令待诏鲍询在上面画花竹，与玉堂郭某的《春江晚景》屏风相配，当时认为是美谈。后来听说王丞相将要明升为承旨，太上皇眷爱深厚，于是旁边取用西省右正言厅来扩建，中间建殿叫右文，就不再是我从前所见的样子了，同时的流辈几乎都为此感慨。
欧文忠《内制集序》详细叙述他担任学士时的事情，幸好保存草稿作为退居谈笑的材料，大致说：凉竹簟的暑风，茅檐的冬日。睡醒后支着枕头，顾盼玉堂，如在天上。时常阅览所记载的，向田夫野老夸耀。士大夫争相传诵，大概愿意成为公那样的人而不可得。然而公屡次请求，得以谢归，不到年限就去世，未必能实现这个志向。而我从前承蒙在公之后，也获得挂名在石刻的末尾，暑风冬日，在这里享受，竟然有十一年，如公所说确实饱受了。只是近年战乱之后，触事兴念，不能完全实现前日的志向，令人遗憾。每次想到担任学士的人不少，未必都知道这个，恰好如公知道而不能享受，我享受而不能长久，那么天下如意事难道容易得到吗？
晁任道从天台来，赠送石桥藤杖二根，自称亲自从悬崖间取来，柔韧而轻坚，像束筋。我从前从许昌回来，得到天坛藤杖数十根，外圆，实际上与这个不类似，而中间相似，当时我年纪四十三，脚力尚强，暂且作为喜好，而不是所需，放在室内不及使用，全被好事者取去。现在老了，走十步左右就休息一下，每次想到，不可再得到，任道的恩惠，真是喜不自胜。门生邵大受又赠送淳安木竹杖六节，紧密而内实，大致像天坛，藤间有突起像鹤滕的，不是峭劲抵御风霜不能这样。这就是赞宁《笋谱》说的：本出钱塘灵隐山。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应当寻求其种子，种植作为后计。晋人认为许远游善于登山，不仅有胜情，也有济胜的工具。现在我用来济胜的不求于脚而求于杖，又怎么知道杖不是我的脚呢？如果遇到远游，应当不免一笑，使孔光见到，可以避免为灵寿的耻辱。
欧文忠作《范文正神道碑》，多年没有完成，范丞相兄弟多次催促，文忠写信回答说：这……敌兵尚……之业……客尚……也。我曾在范氏……后……初为西帅时与许公释憾事……相约……相得之曰：无是，吾翁未尝……也，请……易之。文忠怫然说：这是我……巩……少年何……相即自刊去二十馀字……既以碑……文忠却之说：非吾文也。……载……献太后文正……谓仁宗，欲率百官拜殿……苏……修《因革礼》见此礼实尝行，公……其误，则铭志书事固不容无误，前辈所以不……许人也。范公忠义，想以身任社稷，当西方谋帅若不受命则已，苟任其责，将相岂可不同心，欢然释憾乃是美事，又有什么伤害呢？然而我观察文正奏议每次诉说有言，多被中沮，不能实行，不久例改授观察使，韩魏公等都接受而公独自推辞，很坚决甚至想自械系以听命，大概怀疑以俸厚……之，其后终于因为擅答元昊书罢帅夺官，那么许公不为无意。文忠大概记录其本意，而丞相兄弟不得不正其末，两者自不妨，可惜文忠不能稍加损益，解除后世的疑惑。难道碑作于仁宗末年，还有忌讳而不能尽言的，所以难吗？
子瞻《山光寺诗》“野花鸣鸟亦欣然”之句，其辩说甚明，盖为哲宗初即位，闻父老颂美之言而云。神宗奉讳在南京，而诗作于扬州。余尝至其寺，亲见当时诗刻，后书作诗日月，今犹有其本。盖自南京回阳羡时也，始过扬州则未闻讳，既归自扬州，则奉讳在南京事不相及，尚何疑乎？近见子由作《子瞻墓志》载此事，乃云公至扬州，常州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而作诗，有“闻好语”之句，乃与辩辞异，且闻买田而喜可矣。野花啼鸟何故而亦欣然，尤与本意不类，岂为志□未尝深考而误耶？然此言出于子由，不可有二，以启后世之□。余在许昌时志犹未出，不及见，不然当以告□□过也。
译子瞻《山光寺诗》中“野花鸣鸟亦欣然”这一句，他的辩解说明得很清楚，大概是因为哲宗刚即位，他听到父老乡亲颂扬赞美之语才这样写的。神宗皇帝在南京去世，而这首诗作于扬州。我曾经到过那座寺庙，亲眼见过当时刻在石上的诗，后面还写着作诗的日期，现在还有它的拓本。这大概是他从南京回到阳羡的时候，刚经过扬州时还不知道皇帝驾崩的消息，从扬州回来之后，才知道皇帝在南京去世的事，两件事时间上不相及，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近来看到子由写的《子瞻墓志铭》记载这件事，却说子瞻到了扬州，常州的人为他买田的信到了，子瞻高兴而作了诗，其中有“闻好语”的诗句，这与他之前的辩解不同，况且听到买田的消息而高兴是可以理解的。野花啼鸟为什么也欣然自得，尤其与原本的意思不类，难道是因为撰写墓志时没有深入考察而弄错了吗？然而这话出自子由之口，不能有两种说法，以免开启后世的疑惑。我在许昌时墓志尚未刊行，没来得及看到，不然应当去告诉子由纠正这个错误。
子瞻在黄州病赤眼逾月，□□或疑有他疾，过客遂传以为死矣。有语范景仁□许昌者，景仁绝不置疑，即举袂大恸，召子□□□□遣人□其家子弟徐言此传闻，未□□□□□□□□否得实吊之未晚，乃遣仆以往子瞻□□大笑，故后□□汝州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或相传为已死。未几复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所谓“夜阑风静后，▯纹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者，与客大歌数过而散。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孥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亦闻而疑之。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连夕会客达旦，帐下卒倦于应待，有违言忿起，折其井亭，共烧以御寒。守衙军将以闻，公曰：今夜诚寒，更有一亭，可折以付馀卒。复饮至常时而罢，翌日徐问先折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沈翰林文通喜吏事，每觉有疾，药饵未验，亟取难决词状连判数百纸，落笔如风雨，意便欣然。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辄求避，屡徙不如意，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或颔首抚掌，与之相应，往往不复挥扇。范德□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筝二婢，每就枕即使杂奏于前，至熟寐乃方得去。人性固不能无嗜好，亦是不能处闲，故必持一物而后遣。余少时苦上气，每作辄不能卧，药饵起居须人乃能办。侍先君官上饶，一日秋晚游鹅湖，中夕疾作，使令既非素所知，箧中适不以药行，喘懑顷刻不度，起吹灯据案，偶见一《易》册，取读数十板，不觉遂平。自是每疾作，辄用此术，多愈于服药，然均不免三公之累也。
前辈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经语，恶其近赋也。然意有适会，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强用之尔。子瞻作《吕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乃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气象雄杰，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刘丞相莘老旧以诗赋知名，晚为表章，尤温润闲雅。《青州谢上表》云：虽进退必由其道，每愿学于古人。然功烈如此，其毕终难收于士论。何伤其用经语也？自大观后时流争以用经句为工，于是相与□次排比，预蓄以待问，不问其如何，粗可牵合则必用之，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
孙龙图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汉、《左氏》等数书，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读于傍，终一策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难。今吾虽力屏俗事，然至书帙则习气未除，亦不能遽忘此累，幸左右无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顾一二村童，殆是良药也。
□都观在缙云县东四十里，旧传黄帝炼丹其上，今为道观。唐李阳冰为令时书“黄帝祠宇”四大字尚存，山水奇秀，见之图画，殆不可名状。己酉冬避地，将之处州，道缙云，暂舍于县南之灵绛院束丛，欲往游，闻溃兵入境，遽止。其东十里有崇道院，谓之小仙都，一日可往返。兵既退，乃乘闲冒微雪过之，时腊已穷矣，迂折行山峡中，两傍壁立，溪水贯其下，多滩濑，遵溪而行，峻厉悍激，与雪相乱。山木搀天，每闻谷中号声，风辄自上下，雪横至击面，仆夫却立，几不得前，既至山，愈□□愈猛，溪流益急，旁溪有□石拔起数百丈，不相倚附，其最大者二□，如人行俯而相先后，俗名新妇阿家石，望之如玉笋拥□。仰视神观，耸然欲与之俱升。寒甚，不可久留，乃还至家，已入夜。四山晃荡尽白，不能辨道，索酒饮，无有，燃松明半车仅得温。今日热甚，聊为一谈，望梅尚可止渴，闻此当洒然也。
唐制取七甲进士，明经二科。本朝初唯用进士，其罢明经不知自何时。仁宗庆历后稍修取士法，患进士诗赋浮浅，不本经术。嘉▯三年始复明经科，而限以间岁取士。旧进士工于诗赋，有声场屋者，往往一时皆莫与之敌，如壬沂公、郑毅夫数人
译子瞻在黄州患红眼病一个多月，□□有人怀疑他得了别的病，过往的客人便传言他已经死了。有人告诉范景仁□许昌，景仁毫不怀疑，立即举起袖子大哭，召来子□□□□派人□他的家眷，慢慢告诉他们这是传闻，未□□□□□□□□是否属实，去吊唁还来得及，于是派仆人去。子瞻□□大笑，所以后来□□汝州谢表中有这样的话：疾病连年，有人传言我已经死了。不久又和几个客人在江边饮酒，夜里回来，江面与天相接，风露浩荡，正合他的心意，于是创作了歌辞，就是所谓“夜阑风静后，〇纹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的那首，和客人高歌几遍后散去。第二天喧传子瞻夜里作了这首词，把官服挂在江边，雇船长啸离去。郡守徐君猷听说后又惊又怕，认为州里失去了罪犯，急忙驾车前去拜访，只见子瞻鼾声如雷，还没起床呢。然而这话最终传到了京城，连裕陵也听说并怀疑这件事。
文潞公任成都知府时，恰逢大雪，心里很喜欢，连续几晚宴请客人直到天亮，帐下的士兵因应接侍奉而疲倦，有人出言不逊，愤怒之下拆了井亭，一起烧火取暖。守衙的军将上报此事，公说：今夜确实寒冷，再拆一个亭子，可以拆给剩下的士兵。又喝到平常的时间才罢休，第二天慢慢问先拆亭子的人是谁，都杖责脊背并流放他们。
沈翰林文通喜欢处理政务，每当感觉有病，药物还没见效，就急忙拿来难以决断的案卷连判几百张，落笔如风雨，心里便欣然高兴。韩持国喜欢音乐，遇到极热的时候就想躲避，屡次搬家都不如意，就躺在一张榻上，让婢女拿着拍板缓缓唱歌不停，辗转听着，有时点头拍手，与之呼应，往往不再挥扇。范德□喜欢琵琶，晚年苦于夜里睡不着，家里有琵琶、筝两个婢女，每次上床就让她们在前面合奏，直到熟睡才让她们离开。人的本性本来就不能没有嗜好，这也是不能忍受清闲，所以必须持有一物然后才能排遣。我年轻时苦于上气，每次发作就不能躺下，药物和起居都需要人才能办理。侍奉先君在上饶做官时，一天秋晚游览鹅湖，半夜病发，使唤的人不是平时熟悉的，箱中恰好没带药，喘闷片刻难以忍受，起来吹灯靠在案边，偶然看见一本《易》书，取来读了几十页，不知不觉就平静了。从此每次病发，就用这个方法，大多比服药更有效，然而都不免三公的拖累。
前辈写四六文，不肯多用完整的经书语句，厌恶它接近赋体。然而意思有恰好相合的，也有不得不用的，只是不能强行使用罢了。子瞻写《吕申公制》说：既然得到了天下的大老，他将归向哪里？乃至国人皆曰贤，然后任用。气象雄杰，格律超然，确实不可企及。刘丞相莘老早年以诗赋闻名，晚年写表章，尤其温润闲雅。《青州谢上表》说：虽然进退一定遵循其道，常常愿意向古人学习。然而功业如此，其最终难以被士人舆论所接纳。这有什么妨碍他使用经书语句呢？自从大观以后，时人争相以使用经句为工巧，于是互相□次排比，预先积蓄等待提问，不问如何，粗略可以牵强附会就一定使用，即使有非常工巧的，但文气扫地了。
孙龙图莘老喜欢读书，晚年眼病，于是挑选士兵中识字稍懂事的两人，让他的儿子端取西汉、《左氏》等几本书，教他们句读，每次闭目端坐室中，命两人在旁边轮流朗读，读完一卷就换一人，给他喝一杯酒，让他退下，士兵也自己高兴不觉得难。现在我虽然极力屏除俗事，然而到了书卷则习气未除，也不能立刻忘记这个拖累，幸好左右没有这种狡猾的人来加重我的病，每次看一两个村童，几乎是良药。
□都观在缙云县东四十里，旧传黄帝在上面炼丹，现在是道观。唐李阳冰任县令时写的“黄帝祠宇”四个大字还在，山水奇秀，见于图画，几乎无法形容。己酉年冬天避乱，将去处州，路过缙云，暂时住在县南的灵绛院束丛，想去游览，听说溃兵入境，急忙停止。其东十里有崇道院，称为小仙都，一天可以往返。兵退后，于是趁闲暇冒着微雪去过，当时腊月已尽，迂回曲折行走在山峡中，两旁壁立，溪水贯穿其下，多滩濑，沿着溪行走，峻厉悍激，与雪相乱。山木参天，每听到谷中号声，风就从上下吹来，雪横着打来击面，仆夫退立，几乎不能前进，到了山上，愈□□愈猛，溪流更急，旁溪有□石拔起数百丈，不相倚附，其中最大的二□，如人行俯而相先后，俗名新妇阿家石，望去如玉笋拥□。仰视神观，耸然欲与之俱升。寒冷得很，不能久留，于是回家，已入夜。四山晃荡尽白，不能辨认道路，找酒喝，没有，烧松明半车仅得温。今天热得很，聊作一谈，望梅尚可止渴，听到这个应当洒然。
唐制取七甲进士，明经二科。本朝初只任用进士，废除明经不知从何时开始。仁宗庆历后稍修取士法，担心进士诗赋浮浅，不本经术。嘉〇三年开始恢复明经科，而限制以间岁取士。旧进士工于诗赋，有声场屋者，往往一时皆莫与之敌，如壬沂公、郑毅夫数人
取解者试皆为第一，谓之三元。王签书岩叟记问绝人，首应明经乡贡，及南省殿试亦皆第一，复科以来一人而已，谓之明经三元。
译被录取者尝试都考为第一名，称为三元。王签书岩叟的记诵学问远超常人，首先应考明经科乡贡，等到南省和殿试也都考了第一，自复科以来只有他一人，称为明经三元。
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世传《碧云▯▯》一卷为梅圣俞作，皆历诋庆历以来公卿隐过，虽范文正亦不免。议者遂谓圣俞游诸公间，官竟不达，怼而为此以报之。君子成人之美，正使万有一不至，犹当为贤者讳，况未必有实。圣俞贤者，岂至是哉？后闻之，乃襄阳魏泰所为，嫁之圣俞也，此岂特累诸公，又将以诬圣俞。欧文忠《归田录》自言以唐李肇为法，而少异者不记人之过恶。君子之用心当如此也。
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一人而已。自后太宗始欲广致天下之士，以文治，是岁一百九人，遂得吕文穆公为举首，与张仆射齐贤，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广，得士益多，百馀年间得六人者一榜：杨真榜王岐公、韩康公、王荆公、苏子容、吕晦叔、韩师朴。得四人者二榜：苏参政易简榜李文正、向文简、寇莱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荆公皆连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刘辉榜刘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后焦韬榜徐择之、白蒙亨、郑达夫，毕渐榜杜钦美、唐钦叟、吕元直。中间或一人两人而□辉、刘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连名，盖莫多于苏杨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连名尤为盛也。
国朝状元为宰相，自吕文穆公蒙正后五十年间，相继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宪，元宪后百馀年间未有继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缜始为之。梓州临潼当两蜀之冲，有庙极灵，凡蜀之举子入贡京师者，必祷于祠下以问得失，无一不验。文缜尝语余顷欲谒而忘之，翌日行十馀里始悟，亟下马还望默祷而拜，是夕梦入庙庭，神在帘中以诰投帘外授文缜，发视之，略如今之诰，亦有词文，缜犹能成诵，略□有云：朕临轩策士云云，得十人者今汝褒然为举首云云，具结衔具所授官。文缜觉而思曰：今廷试无虑五百人，而言十人殆以是戏我耶？既唱名，果为魁，而第一甲傅崧卿以南省魁升附前甲，末始悟十人谓第一甲也。其所授官与诰略同，文缜又言尝询他日历历具告，而不肯言，然为相不久，遂委身沙漠，亦尝预知之否耶？
本朝官称初无所依据，□一时□□者自为，后遂因之不改。观文、资政殿皆有大学士，观文称大观文，而资政称大资，此何理耶？宣和间蔡居安除宣和殿大学士，从资政学士称大宣。是时方重道术，驺唱声于路，听者讹为大仙，人以为笑，遂改为大学士。学士有三，而此独以大名，又何以别耶？龙图阁学士旧谓之老龙，但称龙阁，宣和以前直学士、直阁同为称，未之有别也。末年陈亨伯为发运使，以捕方贼功进直学士，佞之者恶其下同直阁，遂称龙学，于是例以为称。而显谟阁直学士、徽猷阁直学士欲效之，而难于称谟学、猷学，乃易为阁学。阁学士有三，亦何以别耶？然阶官皆二字，而中大夫独一字，举世称中大不以为非，则大学、阁学亦何足怪也。
古者举大事皆避月晦，说者以阴之穷为讳。《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特书“甲午晦”以见讥，鲁震夷伯之庙书“乙卯晦”以见异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礼也。圣▯四年当郊而日至适在晦，宋元宪公为相，预以为言，遂改为明堂，议者以为得礼。有国信不可无儒臣，艺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无知之者，至期窦俨始上闻，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举，讲之不素也。
晏元宪公虽早富贵，而奉养极约，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顷有苏丞相子容尝在公幕府见每有嘉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数行之后案上已灿然矣。稍阑即罢遣歌乐曰：汝曹呈艺已遍，吾当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幸以为常，前辈风流未之有比。
晏元宪平居书简及公家文牒未尝弃一纸，皆积以传书，虽
译士大夫撰写小说杂记，所听闻见闻本是为了消遣游戏，却有人揭露别人的短处，私下表达个人的喜怒，这是什么道理呢！世间流传《碧云〇〇》一卷是梅圣俞所作，其中都逐一指责庆历年间以来公卿大臣隐藏的过错，即使是范文正公也不能幸免。议论的人于是说圣俞在各位公卿之间交往，最终官位没有显达，怨恨而写这些来报复他们。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即使万一有不到的地方，也应当为贤者隐瞒，何况未必有实据。圣俞是贤者，难道会到这种地步吗？后来听说，这是襄阳魏泰所作，嫁祸给圣俞的，这难道只是连累各位公卿，又将要诬陷圣俞。欧文忠的《归田录》自称以唐代李肇为法则，而稍有不同的是不记载别人的过错罪恶。君子的用心应当像这样。
建国初期仍然崇尚武备，廷试进士，大多不超过二十人，少的只有六七人。从建隆到太平兴国二年更换了十五次榜单，所得到的宰相只有毕文简公一人罢了。从此以后太宗开始想要广泛招揽天下的士人，用文治来治理，这一年录取了一百九人，于是得到吕文穆公作为举首，与张仆射齐贤，两位宰相。从此取人更加广泛，得到的士人越来越多，一百多年间有一榜得到六人的：杨真榜的王岐公、韩康公、王荆公、苏子容、吕晦叔、韩师朴。得到四人的有两榜：苏参政易简榜的李文正、向文简、寇莱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荆公都连续中举。得到三人的有三榜：王沂公榜的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刘辉榜的刘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革科举后焦韬榜的徐择之、白蒙亨、郑达夫，毕渐榜的杜钦美、唐钦叟、吕元直。中间有的是一人两人而□辉、刘莘老、章子厚。两人榜也连续中举，大概没有比苏杨两榜更多的，而王岐公等三人都在第一甲，而且连续中举尤为兴盛。
本朝状元做宰相，自从吕文穆公蒙正之后五十年间，相继得到的有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宪，元宪之后一百多年间没有继承的人。到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缜才开始担任。梓州临潼处在两蜀的要冲，有一座庙非常灵验，凡是蜀地的举子入京参加贡举的，一定在祠下祈祷来询问得失，没有一次不灵验的。文缜曾经告诉我说以前想要去拜谒却忘记了，第二天走了十几里路才醒悟，急忙下马回头默默祈祷并拜谢，当晚梦见进入庙庭，神在帘中把诰命投到帘外交给文缜，打开看，大致像现在的诰命，也有词文，文缜还能背诵，大致□有说：我临轩策问士人云云，得到十人现在你褒然作为举首云云，具备结衔具备所授予的官职。文缜醒来思考说：现在廷试大概有五百人，说十人大概是用这个戏弄我吗？等到唱名，果然成为魁首，而第一甲傅崧卿因为南省魁首升附前甲，最后才明白十人是指第一甲。他所授予的官职与诰命大致相同，文缜又说曾经询问其他历年都详细告知，而不肯说，然而做宰相不久，就委身沙漠，也曾预先知道吗？
本朝官称起初没有依据，□一时□□的人自己制定，后来于是沿袭不改变。观文、资政殿都有大学士，观文称大观文，而资政称大资，这是什么道理呢？宣和年间蔡居安被任命为宣和殿大学士，跟随资政学士称大宣。这时正重视道术，驺唱声在路上，听的人误听为大仙，人们以此为笑，于是改为大学士。学士有三个，而这个独用大名，又怎么区别呢？龙图阁学士旧称老龙，只称龙阁，宣和以前直学士、直阁同为称呼，没有区别。末年陈亨伯做发运使，因为捕捉方贼的功劳进升直学士，阿谀他的人厌恶他下面同直阁，于是称龙学，于是惯例作为称呼。而显谟阁直学士、徽猷阁直学士想要效仿，而难以称谟学、猷学，于是改为阁学。阁学士有三个，又怎么区别呢？然而阶官都是两个字，而中大夫独一个字，举世称中大不认为是错的，那么大学、阁学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古代举大事都避开月晦，解说的人以阴气的穷尽为忌讳。《春秋》晋楚鄢陵之战特别记载“甲午晦”以示讥讽，鲁地震夷伯的庙记载“乙卯晦”以示怪异就是这样。南郊祭祀一定用冬至的日子，这是周礼。圣〇四年应当郊祀而冬至恰好在晦日，宋元宪公做宰相，预先为此进言，于是改为明堂，议论的人认为符合礼制。有国信不能没有儒臣，艺祖四年郊祀，冬至也在晦日，先前没有人知道，到期窦俨才上报，不得已于是用十六日甲子，不是冬至而郊祀，只有这一次，讲习不预先准备。
晏元宪公虽然早富贵，而奉养极其简约，只喜欢宾客，不曾一天不宴饮，而盘馔都不预先准备，客人到了才临时办理。以前有苏丞相子容曾经在公的幕府见到每当有嘉客一定留下，但每人设一个空案、一杯，既然命酒，果实蔬茹逐渐到来，也一定用歌乐相佐，谈笑杂出，几行之后案上已经灿烂了。稍微阑珊就罢遣歌乐说：你们呈艺已经遍，我当呈艺。于是准备笔札相与赋诗，幸以为常，前辈风流没有能比的。
晏元宪公平时书信及公家文牒不曾丢弃一张纸，都积累以传书，虽然
封皮亦十百为沓，暇时手自持熨斗贮火于傍炙香匙亲熨之，以铁界尺镇按上，每读得一故事则书以一封皮，后批门类按书吏传录，盖今类要也。王莘乐道，尚有数十纸，余及见之。
译封皮也是以十张或百张为一沓，闲暇时亲手拿着熨斗，在旁边盛上火，用炙香的匙子亲自熨烫，用铁制的界尺压在上面，每读到一个故事就写在一张封皮上，后来按门类批注，让书吏传抄记录，这就是现在的《类要》。王莘乐道，还有几十张纸，我得以见到。
赵清献公自钱塘告老归钱塘州宅之东消暑堂之后旧据城▯横为屋五间，下▯间虚白堂，不甚高大而最超出州宅及园圃之中，故为州者多居之，谓之高斋。既治第衢州，临大溪，其傍不远数步亦有山麓屹然而起，即作别馆其上，亦名高斋。既归，唯居此馆，不复与家人相接，但子弟晨昏时至。以二净人、一老兵为役，早不茹荤，以一净人治膳于外功德院。号馀庆，时以佛慧师法泉主之，泉聪明高胜禅林，言泉万卷者是也。日轮一僧伴食，泉三五日一过之，晚略取肉及▯脯于家，盖不能终日食素。老兵供扫除之役，事已即去，唯一净人执事其傍，暮以一风炉置大铁汤瓶，可贮斗水，及列盥漱之具，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寝，鸡鸣净人治佛室香火，三击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额面，趋佛室。暮冬尚能日礼百拜，诵经至辰时。余年二十一尝登高斋，尚仿佛其处，后见公客周竦道其详，欣然慕之。今吾居此，日用亦略能追公一二，但不能朝食素，精进佛事，愧之尔。
赵清献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辄数月香不灭。衣未尝置于箩□□□□方五六尺设薰炉，其下常不绝烟，每解衣投□□▯乌人节气，四体诚不可不使洁清。《孟子》言：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违之。故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非独为喻者设也。佛氏言众香国，而养生炼形亦必以香为主，故焚柴以事天，燔萧以供祭祀，达神明而通幽隐，亦一道耳。章子厚自岭表远为余言神仙升举事云：形滞难脱，临行亦须假名香百馀斤焚之，佐以此行，幸能办。意自言必升举也，坐客或疑而未和，公举近岁庐山有崔道人者积香数斛，一日尽发，命弟子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旁，烟盛不相辨，忽跃起已在峰顶上。语虽近奇，然理或有是。
传禅者以云门、临济、沩仰、洞山、法眼为五家宗派，自沩仰、而下其取人甚严，得之者亦甚少，故沩仰、法眼先绝，洞山至大阳警延所存一人而已。延仅得法远一人，其徒号远录公者，将终以教付之，而远言吾自有师，盖叶县省也。延闻拊膺大恸，远止之曰：公无忧，凡公之道吾尽得之，顾吾初所从入者不在是，不敢自昧尔。将求一可传公道者与受之，使追以嗣公，可乎？许之，果得清华严，清传道楷，楷行解超绝。近岁四方谈禅唯云门、临济二氏，及楷出，为云门、临济而不至者，皆翻然舍而从之。故今为洞山者几十之三，斯道固无彼此，但末流不能无弊。要之与之严者，其得之必精，得之精者，其传之必远，此洞山所以虽微而终不可泯也。
人之学问皆可勉强，惟记性各有分量，必禀之天，譬之著棋极力，不过能进其所能，至于不可进，虽一著终老不能加也。制科六论以记问为主，然前辈独张安道、吴参政长文题目终身不忘，其馀中选后往往即忘之，盖初但熟记耳。吴正肃公登科为苏州签判，至失心，几年医饵，以一醉膏乃差，暮年复作，遂不可治。晏元宪、杨文公皆神童，元宪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皆亲试以九经，不遗一字，此岂人力可至哉！神童不试文字，二公既警绝，乃复命试以诗赋，元宪题出适其素尝习者，自陈请易，文公初试一赋，立成，继又请至五赋乃已，皆古所未闻也。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
镇江招隐寺戴▯宅、平江虎丘灵岩寺王▯宅、今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皆为寺，犹可仿佛其故处。何山无甚可爱，浅狭仅在路傍，无岩洞，有泉出寺西北隅，然亦不甚壮。招隐虽狭而山稍曲复幽邃，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皆不能为流。唯虎丘最奇，盖何山不如招隐，招隐不如虎丘。平江比数经乱兵，残破，独虎丘幸在，严陵七里濑在洞下二十
译赵清献公从钱塘告老还乡，在钱塘州宅东边消暑堂的后方，原来靠着城墙横向建了五间房屋，下面一间叫虚白堂，虽然不高大，却最突出于州宅和园圃之中，所以担任州官的人多住在这里，称之为高斋。后来他在衢州修建府第，临近大溪，旁边不远处几步之外也有山麓耸立而起，便在山脚下建了一座别馆，也命名为高斋。归隐后，他只住在这座馆舍，不再与家人接触，只有子弟早晚按时前来问安。用两名净人、一名老兵作为仆役，早上不吃荤腥，由一名净人在外面的功德院准备膳食。功德院号馀庆，当时由佛慧师法泉主持，法泉聪明高胜，是禅林中号称“万卷”的人。每天轮流派一名僧人陪伴吃饭，法泉每三五天来一次，晚上稍微从家里取些肉和干脯，大概是不能整天吃素。老兵负责打扫，事情做完就离开，只有一名净人在旁边执事，傍晚用一个风炉放在大铁汤瓶上，可以装下一斗水，并摆放洗漱用具，随后也离开。清献公安坐直到初夜才就寝，鸡鸣时净人整理佛室的香火，敲三下磬，清献公才起床，自己用瓶中的水洗脸，快步走向佛室。深冬时节还能每天礼拜一百次，诵经直到辰时。我二十一岁时曾登上高斋，还依稀记得那个地方，后来听清献公的客人周竦详细讲述，心中欣然仰慕。如今我住在这里，日常用度也能大致追随清献公的一二，但不能做到早餐吃素、精进佛事，对此感到惭愧。
赵清献公喜欢焚香，尤其喜欢熏衣，他离开住所后，往往几个月香气不灭。衣服不曾放在衣箱里，而是放在方圆五六尺的地方设置熏炉，下面常常烟雾不绝，每次脱下衣服投入其中。乌人顺应节气，四肢确实不能不保持洁净。《孟子》说：西施蒙受污秽，人们都会捂着鼻子避开她。所以即使是有恶行的人，只要斋戒沐浴，也可以侍奉上帝，这不仅仅是为了比喻而说的。佛家说有众香国，而养生炼形也必定以香为主，所以烧柴来侍奉上天，焚烧萧艾来供奉祭祀，通达神明而沟通幽隐，也是一条道理。章子厚从岭南远方为我讲述神仙升举的事，说：形体滞重难以脱离，临行时也需要借助一百多斤名香焚烧，辅助这次行动，幸好能够办到。意思是说自己必定能升举，在座的客人有的怀疑而不附和，章子厚举出近年庐山有个崔道人，积攒了几斛香，一天全部发出，命令弟子放在五老峰下慢慢焚烧，自己默坐在旁边，烟雾浓盛看不清，忽然跃起已经在峰顶上了。话虽然接近奇异，但道理或许有这样的事。
传授禅法的人以云门、临济、沩仰、洞山、法眼为五家宗派，自从沩仰以下，他们选取弟子非常严格，得到真传的人也很少，所以沩仰、法眼先断绝，洞山到大阳警延时只剩下一个人而已。警延只得到法远一个弟子，他的徒弟号称远录公，将要临终时把教法托付给他，而法远说我自己有老师，大概是叶县省吧。警延听后捶胸大哭，法远制止他说：您不要担忧，凡是您的道我都完全得到了，只是我最初所跟随进入的不在此，不敢自欺欺人罢了。我将寻找一个可以传承您道的人来接受，让他追认继承您，可以吗？警延答应了他，果然得到了清华严，清传道楷，楷的修行和解悟超绝。近年四方谈论禅法只有云门、临济两家，等到楷出现，对于云门、临济而不到的人，都翻然舍弃而跟随他。所以现在属于洞山宗的占十分之三，这道本来没有彼此之分，只是末流不能没有弊端。总之，与之严格的人，他得到的必定精纯，得到的精纯，他传承的必定久远，这就是洞山虽然微弱但最终不可泯灭的原因。
人的学问都可以勉强做到，只有记忆力各有分量，必定禀赋于天，好比下棋尽力，不过能增进自己的能力，至于不能增进的，即使是一着，到老也不能增加。制科六论以记忆为主，然而前辈中只有张安道、吴参政长文题目终身不忘，其余中选后往往就忘记了，大概起初只是熟记罢了。吴正肃公登科后担任苏州签判，到了失心，几年吃药，因为一醉膏才稍微好转，晚年复发，于是不可治疗。晏元宪、杨文公都是神童，元宪十四岁、文公十一岁，真宗都亲自用九经考试他们，不漏一字，这难道是人力能达到的吗！神童不考试文章，二公既然警绝，于是又命令考试诗赋，元宪题目出来恰好是他平时练习过的，自己陈述请求更换，文公初试一赋，立刻完成，接着又请求直到五赋才停止，都是古代未曾听说过的。
饶州自从元丰末年朱天锡以神童得到官职，世俗争相羡慕，小孩不论如何，粗略能念书，从五六岁起就依次教他们五经，用竹篮让他们坐在树梢，隔绝他们的视听。教的人预先定好价格，读完一经给多少钱，昼夜苦逼他们。中间这个科目长期废止，政和年后稍微恢复，于是也有偶然考中的，流俗因此说饶州出神童，然而孩子如果不是那种资质，苦逼他们以至于死的大概比考中的多。
镇江招隐寺戴宅、平江虎丘灵岩寺王宅、现在何山宣化寺何楷宅既然都成为了寺庙，还可以依稀辨认原来的地方。何山没有什么可爱的，浅狭只在路旁，没有岩洞，有泉水从寺庙西北角流出，但也不很壮观。招隐虽然狭窄但山势稍弯曲幽深，有虎跑、鹿跑二泉，略如何山，都不能形成水流。只有虎丘最奇特，大概何山不如招隐，招隐不如虎丘。平江接连经历战乱，残破，唯独虎丘幸运地还在，严陵七里濑在洞下二十
馀里，两山耸起壁立，连亘七里，士人谓之泷，讹为笼，言若笼中。因为初至为入泷，既尽为出泷。泷本音申江反，□□□以为若笼，谬也。七里之间皆滩濑，今因沈约诗□为一名□是严陵滩最大居其中。范文正公□□□中作祠堂山上，命僧守之，山峻无□□□□□□□□□□钓□乃□□□□与滩不相及，突□□□□仆略如□，上平可坐数十人，因以名尔。郭□居天柱峰在余杭县界，今为洞霄官，有大涤洞天，见《晋书?隐逸传》。此五者天下所共闻，仅在浙江数州之间，其四皆吾熟游，而洞霄宫距吾山无三百里，吾领官事二十年，独未暇一至，孰谓吾为爱山者耶？
译再行几里，两座山峰耸立如壁，连绵延伸七里，读书人称之为“泷”，误传为“笼”，说是像笼子一样。因此把刚进入的地方称为“入泷”，走完的地方称为“出泷”。“泷”原本读音同“申江”的反切，（有人）误以为像笼子，这是错误的。七里之间都是急流浅滩，如今因为沈约的诗（而）有一个名字（叫）严陵滩，其中最大的就是严陵滩。范仲淹在（此处）山上建造祠堂，命令僧人看守，山势陡峭没有（路），（无法）到达，（只能）在远处眺望，（那地方）与滩岸不相连接，突兀（耸立），（形状）大致像（什么），上面平坦可以坐几十个人，因此用这个名字命名。郭璞居住的天柱峰在余杭县境内，现在叫洞霄宫，有大涤洞天，见于《晋书·隐逸传》。这五处是天下共同听闻的，仅仅在浙江几个州之间，其中四处我都曾经熟游，而洞霄宫距离我的住所不到三百里，我担任官职二十年，唯独没有空闲去一次，谁说我是喜爱山水的人呢？
张景修字敏叔，常州人，笃厚君子，少以赋知名，而喜为诗，好用俗语，尝有《谢人惠油衣》云：何妨包裹如风橐，且免淋漓似水鸡。久在选调，家素贫，晚始改官，既叙年，得五品服，作诗寄所厚云：白快近来逢素发，赤穷今日得朱衣。人或以为笑，然此其性所好，他诗多佳语，不皆如是也。
司马文正公在洛下与诸故老时游集，相约酒行、果实、食品皆不得过五，谓之真率。会尝见于诗。子瞻在黄州，与邻里往还，子瞻既绝俸，而往还者亦多贫，复杀而为三，自言有三养，曰：安分以养福，宽胃以养气，省费以养财。今予所居，常过我者许▯誉□餐□□之三□□□□□□客之道□□□肯远来者至□□□一二，然山居馔具不时得，吾又不能多饮，乃□□二者而参行之，戏以语客曰：古者待宾客之礼有燕有享，而享其杀也，施之各有宜；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以当享非时而特会者，用温公以当燕遇所当用必先举以告客。虽无不笑，然亦莫吾夺也。
石长卿眉州人，尝从黄鲁直黔中数年，数为予诵鲁直晚年诗句得意未及成者数联，犹记其一云：人得遨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尤所珍爱者，不肯轻足成之。
士大夫家祭多不同，盖五方风俗沿习与其家法所从来各异，不能尽出于礼。古者修其教，不易其俗，故周官教民，礼与俗二者不偏废，要不远人情而已。韩魏公晚年裒取古今祭祀书，参合损益为《祭仪》一卷，最为得中，识者多用之。近见翟公巽作《祭仪》十卷，而未之见也。问其大约，谓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皆非是，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其他大抵类此，援证皆有据，公巽博学多闻，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每过人也。
俞澹字清老，扬州人，少与鲁直同从孙莘老学于涟水军，鲁直时年十七八，自称清风客，清老云：奇逸通脱，真骥子堕地也。尝见其赠清老长歌一篇，与今诗格绝不类，似学李太白，而书乃学周越。元▯间清老携以见鲁直欲毁去，清老不肯，乃跋而归之。黄元明云：鲁直□□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
诸葛孔明材似张子房学学不同，子房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方秦之末可与图天下者非汉高祖而谁，项羽决不足以有为也，故其初即归高祖，不复更问项羽，异□□之徒，异矣。然而黄老之术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谋而不主夺，图终而不图始，阴行□□而不□□□□□□□帝得天下而己不与也。孔明有志于汉者，而度曹操、孙权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观其人，唯施之刘备为可，其过荀文若远矣。以备不足与驱驰中原而吞操，宁远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矫汉末颓弱之失，一齐之以刑名，错综万务，参▯名实，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贷，则以申韩为之也。惟所见各得于心，非因人从俗以苟作此，所以为黄老而不流于荡，为申韩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辅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张子房不尽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韩彭以为用，而终覆灭之。子房□□谋矣，其可复以身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间，则不肯深与，乃托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办，其间曲折，子房实教之也。然而与人谋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后，以开万世之业，皆谢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为之。若孔明则不然，刘备初未必有意复汉，盖自孔明发之，方委己以听，而内则费▯、蒋琬，外则张飞、关羽之徒，材皆出已下，可役使不争，则何惮而不□□□□在前是以姑□于□隅顾二人皆已老，苟□□经营，以及丕、登之世，犹反掌尔。不幸备先死，继之者禅则无可言矣。使初视二人如高帝之于项籍，则据中原而令四方，何刘璋之足窥乎？暮年数出关陕，岂其本意，知无可奈何，不得不为此以保朝夕。盖为黄老则近道，为申韩则近术，黄
译张景修字敏叔，是常州人，为人笃厚，是一位君子。他年轻时凭借辞赋闻名，又喜欢写诗，喜好使用俗语。曾经有一首《谢人惠油衣》写道：“何妨包裹如风橐，且免淋漓似水鸡。”他长期在选调中任职，家境一向贫寒，晚年才改任官职。等到按资历叙官，获得五品官服，作诗寄给关系亲密的朋友说：“白快近来逢素发，赤穷今日得朱衣。”有人因此嘲笑他，然而这是他本性所好，他的其他诗作中多有佳句，并非全都是这样。
司马文正公在洛阳与各位故交老辈时常游宴集会，约定饮酒、水果、食品都不得超过五种，称之为“真率”。这种情形曾在诗中见到。苏子瞻在黄州时，与邻里往来，子瞻已经断绝俸禄，而往来的人大多贫穷，于是又削减为三种，自称有“三养”，即：安守本分以养福，宽缓胃气以养气，节省费用以养财。现在我居住的地方，常来拜访我的许〇誉□餐□□之三□□□□□□客之道□□□肯远来者至□□□一二，然而山居饮食不时能备齐，我又不能多喝酒，于是□□二者而参行之，开玩笑对客人说：古代接待宾客的礼仪有燕有享，而享是简省的，施行各有适宜之处；如今偶然聚集的，用子瞻的方法来当作享；非时特别会面的，用温公的方法来当作燕。遇到应当使用的，必定先举出来告诉客人。虽然无不发笑，然而也没有人能改变我的做法。
石长卿是眉州人，曾经跟随黄鲁直在黔中数年，多次为我诵读鲁直晚年诗句中得意而未及完成的几联，还记得其中一联说：“人得遨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他认为这是特别珍爱的，不肯轻易补全它。
士大夫家的祭祀大多不同，大概因为五方风俗沿袭以及家法来源各异，不能完全出于礼制。古代修明教化，不改变习俗，所以周官教化百姓，礼与俗二者不偏废，总之不远离人情罢了。韩魏公晚年搜集古今祭祀书籍，参合增减制定为《祭仪》一卷，最为得中，识者多采用它。近来见到翟公巽作《祭仪》十卷，但还没有见到。询问其大概，说如或祭于昏，或祭于旦，都不是正确的，应当以鬼宿渡河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须使人仰观等待。其他大抵类似，援引证据都有依据，公巽博学多闻，不肯碌碌同众，所见必每过人也。
俞澹字清老，是扬州人，年轻时与鲁直一同跟随孙莘老在涟水军学习，鲁直当时十七八岁，自称清风客，清老说：奇逸通脱，真是骥子堕地也。曾经见到他赠给清老的一首长歌，与现在的诗格绝不类似，似乎学习李太白，而书法却学习周越。元〇间清老携以见鲁直欲毁去，清老不肯，乃跋而归之。黄元明说：鲁直□□诗千馀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刊定，止三百八篇，而不克成，今传于世者尚几千篇也。
诸葛孔明材似张子房学学不同，子房出于黄老，孔明出于申韩。方秦之末可与图天下者非汉高祖而谁，项羽决不足以有为也，故其初即归高祖，不复更问项羽，异□□之徒，异矣。然而黄老之术不以身易天下，是以主谋而不主夺，图终而不图始，阴行□□而不□□□□□□□帝得天下而己不与也。孔明有志于汉者，而度曹操、孙权不在于是，故退耕以观其人，唯施之刘备为可，其过荀文若远矣。以备不足与驱驰中原而吞操，宁远介于蜀，伺二氏之弊，乃矫汉末颓弱之失，一齐之以刑名，错综万务，参〇名实，用法甚工，而有罪不贷，则以申韩为之也。惟所见各得于心，非因人从俗以苟作此，所以为黄老而不流于荡，为申韩而不流于刻，故卒能辅其才而成其志者也。
张子房不尽用其材，知高祖非三代之主也，彼假韩彭以为用，而终覆灭之。子房□□谋矣，其可复以身为之乎？至惠帝父子之间，则不肯深与，乃托之商山四老人。吾意卒能羽翼太子者，非四老人所办，其间曲折，子房实教之也。然而与人谋而得天下，又有以定其后，以开万世之业，皆谢而不有，非近道者孰能为之。若孔明则不然，刘备初未必有意复汉，盖自孔明发之，方委己以听，而内则费〇、蒋琬，外则张飞、关羽之徒，材皆出已下，可役使不争，则何惮而不□□□□在前是以姑□于□隅顾二人皆已老，苟□□经营，以及丕、登之世，犹反掌尔。不幸备先死，继之者禅则无可言矣。使初视二人如高帝之于项籍，则据中原而令四方，何刘璋之足窥乎？暮年数出关陕，岂其本意，知无可奈何，不得不为此以保朝夕。盖为黄老则近道，为申韩则近术，黄
王荆公初未识欧文忠公，鲁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嫌。及在政府，荐可为宰相者三人同一札子：吕司空晦叔、司马温公与荆公也。吕申公本嫉公为范文正党，滁州之谪实有力，温公议濮庙不同，力排公而佐吕献可，荆公又以经术自任而不从公。然公于晦叔则忘其嫌隙，于温公则忘其议论，于荆公则忘其学术，不如□安能真见三公之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荐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虽欲荐之亦不能知也。
东方朔始作《答客难》，虽杨子云亦因之作《解嘲》，此犹是《太玄》、《法言》之意，正子云所见也。故班固从而作《答宾戏》，东京以后诸以《释诲》、《应间》纷然迭起。枚乘始作《七发》，其后遂有《七启》、《七摅》等，后世始集之为《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唯韩退之、柳子厚始复杰然知古作者之意，古今文辞变态已极，虽源流不免有所从来，终不肯屋下架屋，《进学解》即《答客难》也，《送穷文》即《逐贫赋》也，小有出入，便成一家。子厚《天问》、《晋问》、《乞巧文》之类高出魏晋，无后世因缘卑陋之气，至于诸赋更不蹈袭屈宋一句，则二人皆在严忌、王褒上数等也。
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远过裴晋公，错综万务，应变开阖，可与姚崇并立，而不至为崇之权谲任数。使武宗之材如明皇之初，则开元不难，至其卒不能免□□□□□□者，特怨恩太深，善恶太明，及堕朋党之累也。推其源流，亦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于裴▯自尚以恩为怨，况牛僧孺、李宗闵辈实相与为胜负者哉？故知房杜诚不易得，天下唯不争长、不争功则无事不可为，而房杜实履之。世但言房乔能以己谋资杜如晦之断为难，不知彼既无所争，何但如晦视天下无不可容者，英卫王魏固优为之，使一毫彼此有萌于中，岂特不能容天下，虽如晦且将日操戈之不暇也。
五代梁、唐、晋、汉四世人才无一可道者，自古乱亡之极未有乏绝如是，盖唐之得士不过明经、进士两途，自郑畋死，大臣无复有人，而四世之君皆起盗贼攘夺，故相与佐命者亦皆其徒，天下贤士何从而进哉？至周世宗承太祖之业，初非自取以兵，而得王朴佐之，李▯之徒遂以类至，便郁然有治平之象，北取三关，南定淮甸，无不如意，而中国之兵亦少弭，其不克成业者，君臣皆早死尔。天固以是开真主之运欤？自是及本朝，硕大俊杰之人继起相望，岂相距五六十年间，前四世独无有而今有之？其所以为天下者异也。禅代之际，尤人臣所难处，非其有圣智，未必能善后，而范鲁公质从容复相艺祖者三年，晏然无纤毫之隙，前辈名公皆心服其人，则虽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也。惜其谦慎隐晦，行事不尽见于后世，只如群臣除议一事，自唐以来皆宰相自除而进书旨，常朝进见，非君国大事不议，至鲁公始正之，皆请面受旨而后行，至今以为故事。此非特自谨嫌疑，严君臣之分，将以革千载之失也。
天地英灵之气钟为山川，山川之气降而为人，皆有常限，不可加损，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则在彼，譬人之元气皆有所禀，养之善则为寿考康宁，不善则为疾病，未有无元气而能为人者也。是以治世多皆材，乱世多奸雄，均一气尔。秦乱而后有陈胜、吴广、项籍，汉乱而后有曹操、袁绍兄弟、孙权父子，晋乱而后有苻坚、石勒、刘渊之徒，唐乱而后有黄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此岂偶然而生哉？亦各有所授之，非若寻常龌龊庸流，泯然以为死生者也。晋以前不可详考，唐自僖后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谓之空国无人可也。虽其□宜在黄巢等，然吾观浮屠中乃有云门、临济、德山、赵州数十辈人卓然超世，是可与扶持天下，配古
译王安石起初不认识欧阳修，鲁宗道极力推荐他，欧阳修愿意让他拜入门下，但王安石始终不肯主动去结交。至和初年，王安石担任群牧判官，欧阳修回朝后才开始了解他，于是有了“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的诗句，然而王安石仍然认为欧阳修不是自己的知己，所以酬答他说：“如果将来能够窥见孟子的境界，我这辈子怎敢奢望成为韩愈那样的人。”王安石以孟子自期，把欧阳修比作韩愈，欧阳修也不以为意。等到欧阳修在朝廷执政时，推荐可以担任宰相的三个人在同一份奏章中：吕公弼、司马光与王安石。吕公弼本来嫉妒欧阳修是范仲淹的党羽，欧阳修被贬滁州，吕公弼确实出了力；司马光在濮安懿王庙议上与欧阳修意见不同，极力排斥欧阳修而辅佐吕公弼；王安石又以经术自任而不听从欧阳修。然而欧阳修对吕公弼忘记了嫌隙，对司马光忘记了议论，对王安石忘记了学术分歧，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能真正看到这三个人成为宰相呢？世人不高尚，不能像欧阳修那样推荐人才并佩服他知人善任，如果内心有一丝遮蔽，即使想要推荐他们，也不能真正了解他们。
东方朔开始创作《答客难》，虽然扬雄也据此创作了《解嘲》，这还符合《太玄》、《法言》的意思，正是扬雄所见的。所以班固接着创作了《答宾戏》，东汉以后各种《释诲》、《应间》纷纷兴起。枚乘开始创作《七发》，其后就有《七启》、《七摅》等，后世开始将它们汇集为《七林》。文章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衰败呢？只有韩愈、柳宗元才再次杰出地懂得古代作者的意思，古今文辞的变化已经极尽，虽然源流不免有所由来，终究不肯在屋下架屋，《进学解》就是《答客难》，《送穷文》就是《逐贫赋》，稍有出入，便自成一家。柳宗元的《天问》、《晋问》、《乞巧文》之类高出魏晋，没有后世因循卑陋的气息，至于各种赋作更不蹈袭屈原、宋玉一句，那么这两个人都在严忌、王褒之上数等。
李德裕是唐代中期第一等人物，他的才能远远超过裴度，处理繁杂事务，应对变化开合，可以与姚崇并立，而不至于像姚崇那样权谋诡诈。假使唐武宗的才能像唐玄宗初期那样，那么开元盛世不难实现，至于他最终不能避免某种结局，只是因为恩怨太深，善恶太分明，以及陷入朋党的拖累。推究其源流，也是由于他家的家风使然，他的父亲李吉甫对裴度尚且以恩为怨，何况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实际上是与他争胜负的呢？所以知道房玄龄、杜如晦确实不易得到，天下只有不争长短、不争功劳，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而房玄龄、杜如晦确实做到了。世人只说房玄龄能把自己的谋略资助杜如晦的决断很难，不知道他们既然无所争，何止杜如晦视天下无不可容之人，英卫王魏固然也能做到，如果心中有一丝彼此之争，岂止不能容纳天下，即使对杜如晦也将日日操戈都不暇了。
五代梁、唐、晋、汉四代人才没有一个值得称道的，自古乱亡之极没有像这样缺乏人才的，大概唐代选拔士人不过明经、进士两条途径，自从郑畋死后，大臣中再没有人，而四代的君主都起于盗贼掠夺，所以共同辅佐他们的人也都是他们的同类，天下贤士从哪里进用呢？到了周世宗继承太祖的事业，起初不是靠武力夺取，而得到王朴辅佐，李谷之类的人于是接踵而至，便郁然有太平治世的景象，北取三关，南定淮甸，无不如意，而中原的兵祸也稍息，他不能成就大业，是因为君臣都早死罢了。上天难道是用这个来开启真主的运势吗？从此到本朝，硕大俊杰的人相继兴起相望，难道相距五六十年间，前四代唯独没有而现在有了吗？他们治理天下的方式不同罢了。禅代之际，尤其臣子难以处理，如果不是有圣智，未必能善后，而范质从容复相太祖三年，安然没有一丝缝隙，前辈名公都心服其人，那么即使姚崇、李德裕未必能及。可惜他谦慎隐晦，行事不完全见于后世，只如群臣除议一事，自唐以来都是宰相自行决定而进书旨，常朝进见，非君国大事不议，到范质才开始纠正，都请求当面受旨而后行，至今以为故事。这不仅是自己谨慎嫌疑，严君臣之分，还将要革除千载之失。
天地英灵之气凝聚为山川，山川之气降而为人，都有常限，不可加减，君子小人兼得之，不在此则在彼，譬如人的元气皆有所禀，养之善则为寿考康宁，不善则为疾病，没有无元气而能为人的。所以治世多皆材，乱世多奸雄，均是一气罢了。秦乱而后有陈胜、吴广、项籍，汉乱而后有曹操、袁绍兄弟、孙权父子，晋乱而后有苻坚、石勒、刘渊之徒，唐乱而后有黄巢、朱全忠、李克用之徒，这难道是偶然而生吗？也是各有所授之，不像寻常龌龊庸流，泯然以为死生者也。晋以前不可详考，唐自僖宗后人才日削，至于五代谓之空国无人可也。虽然其气宜在黄巢等，然吾观浮屠中乃有云门、临济、德山、赵州数十辈人卓然超世，是可与扶持天下，配古
名臣，苟得一人，必能办一事。然后知其散而横溃，又有在此者也，贤能之无有，尚何足怪哉！
译有名望的臣子，如果得到一人，必定能办好一件事。然而知道他们分散而横溃，又有这种情况存在，贤能之人没有，还值得奇怪吗！
欧文忠在滁州通判，杜彬善弹琵琶，公每饮酒，必使彬为之，往往酒行遂无算▯，故有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此诗既出，彬颇病之，祈公改去姓名，而人已传，卒不得讳。政和间郎官有朱维者亦善音律，而尤工吹笛，虽教坊亦推之，流传入禁中。蔡鲁公尝同执政奏事，及燕乐将退，上皇曰：亦闻朱维吹笛乎？皆曰不闻，乃喻旨召维试之，使教坊善工在傍按其声。鲁公与执政会尚书省大厅，遣人呼维甚急，维不知所以。既至，命坐于执政之末，尤皇恐不敢就位，乃喻上语，维再三辞。郑枢密达夫在坐，正色曰：公不吹当违制。维不得已，以朝服勉为一曲，教坊乐工皆称善，遂除维为典乐。维为京西提刑。为予言之，琵琶以下拨重为难，犹琴之用指深，故本色有轹弦护索之称。文忠尝问琵琶之妙于彬，亦以此对，乃取使教他乐工试为之，下拨弦皆断，因笑曰：如公之弦，无乃皮为之耶？故有“皮作弦”之句，而好事者遂传彬真以皮为弦，其实非也。唐人记贺怀智以▯鸡筋作弦，人固疑之，筋比皮似有可作弦之理，然亦不应得许长，且所贵者声尔，安在以弦为奇耶？
熙宁以前，洛中土大夫未有谈禅者，偶富韩公问法于▯华严，知其得于圆照大本。时本方住苏州瑞光寺，声振东南，公乃遣使作颂寄之，执礼甚恭，如弟子，于是翻然慕之者人人皆喜言名理，惟司马温公、范蜀公以为不然。既久，二公亦自偶入其说，而温公尤多，蜀公遂以为讥，温公曰：吾岂为天下无禅乎？但吾儒所闻有不必舍我而从其书尔。此亦几所谓实与而文不与者。观其与韩持国往来论《中庸》数书可见矣。末因蜀公论空相，遂以诗戏之曰：不须天女散，已解动禅心。蜀公不纳，及复，以戏之诗曰：贱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云：到岸何须筏，挥锄不用金。浮云任来往，明月在天心。此道极致，岂大聪明而有差别，观此谓温公不知禅，可乎？
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语，故有“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是鲁公”之言，人以为戏谈，今蜀人多称之。崇宁末安国同为郎，成都人詹某为谏官，故以安国尝建言移寺省，上章击之，其辞略云：谨按某官人材▯冗，临事冬烘。盖以其蜀人，闻者无不笑之。安国性隐而口吃，每戟手跃于众曰：吾不辞谴逐，但冬烘为何等语。于是传之益广，遂目为冬烘公。
李文靖公沆为相，专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尤不乐人论说短长附己。胡秘监旦谪□州，久未召，尝与文靖同为知制诰，闻其拜参政，以启贺之，历诋前居职罢去者云：吕参政以无功为左丞，郭参政以失酒为少监，辛参政非材谢病□拜尚书，陈参政新任失旨退归两省。而誉文靖甚力，意将以附之。文靖愀然不乐，命小史封置箧曰：吾岂真有优于是者，亦适遭遇耳。乘人之后而讥其非，吾所不为况欲扬一己而短四人乎？终为相，旦不复用。
妇人疾莫大于产蓐，仓猝为庸医所杀者多矣，亦不素讲故也。旧尝见杜任作《医准》一卷，记其平生治人用药之验，其一记郝质子妇产四日，瘛疯载眼、弓背反张，任以为癔病，与大豆紫汤、独活汤而愈。政初间余妻才分娩，犹在蓐中，忽作此证，头足反接，相去几二尺。家人惊骇，以数婢强拗之不直，适记所云，而药囊有独活，乃急为之，召医未至，连进三剂，遂能直，医至则愈矣，更不复用大豆紫汤，古人处方神验类尔。但世用之不当其疾，每易之。自是家人有临乳者应所须药物必备，不可不广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赵康靖公概厚德长者，口未尝言人短，与欧文忠公同为知制诰，后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谤，康靖密申辩理，至欲纳平生诰敕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岁常置黄黑二豆于几案间，自旦数之，每兴一善念，为一善事，则投一黄豆于别器，暮发视之，初黑豆多于黄豆，渐久反之。既谢事归南京，二念不兴，遂彻豆无可数。人强于为善，亦要在造次之间每日防检，此与赵清献公焚香日告
译欧阳修在滁州任通判时，杜彬擅长弹奏琵琶，欧阳修每次饮酒，必定让杜彬演奏，往往酒过三巡便不计杯数了。因此他有诗说：“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这首诗传出后，杜彬对此颇为不满，请求欧阳修删去自己的姓名，但当时人们已经传诵，终究无法隐讳。政和年间，有一位名叫朱维的郎官也精通音律，尤其擅长吹笛，即使是教坊也推崇他，名声流传进宫中。蔡京曾与执政大臣一同奏事，等到宴乐将退时，太上皇说：“也听说朱维吹笛吗？”大家都说没听说过，于是传达旨意召朱维来试奏，让教坊中技艺高明的乐工在旁边按着曲调。蔡京与执政大臣在尚书省大厅集会，派人急切地叫朱维，朱维不知何故。到了之后，命令他坐在执政大臣的末位，朱维非常惶恐不敢就位，于是传达太上皇的话，朱维再三推辞。郑枢密郑达夫在座，严肃地说：“你不吹就是违抗圣旨。”朱维不得已，穿着朝服勉强吹了一曲，教坊的乐工都称赞好，于是任命朱维为典乐。朱维后来担任京西路提刑，对我说起这件事。他说，琵琶以下拨用力重为难点，就像弹琴手指用力深一样，所以本色琵琶有“轹弦护索”的称呼。欧阳修曾向杜彬询问琵琶的妙处，杜彬也是以此回答，于是欧阳修让其他乐工试着这样做，下拨时弦都断了，因此笑着说：“像你的弦，莫非是用皮做的吗？”所以有“皮作弦”的诗句，而好事之人就传说杜彬真的用皮做弦，其实并非如此。唐人记载贺怀智用鸡筋做弦，人们固然怀疑，筋比起皮似乎有可以做弦的道理，但也不应该有那样长，况且所珍贵的是声音罢了，哪里在于以弦为奇特呢？
熙宁以前，洛阳的士大夫中没有谈论禅学的，偶然富弼向华严宗僧人请教佛法，知道他得法于圆照大本。当时大本正住在苏州瑞光寺，名声震动东南，富弼于是派遣使者作颂寄给他，礼节非常恭敬，如同弟子一样，于是人们纷纷仰慕，人人都喜欢谈论名理，只有司马光、范镇认为不对。时间久了，这两位也偶然陷入禅学之中，而司马光尤其多，范镇于是以此讥讽他，司马光说：“我难道是因为天下没有禅学吗？只是我们儒家所听闻的，不一定舍弃自己而遵从他们的书罢了。”这也近乎所谓的“内心赞同而表面上不赞同”。看他和韩持国往来讨论《中庸》的几封信就可以知道了。后来因为范镇谈论空相，于是用诗戏弄他说：“不须天女散，已解动禅心。”范镇不接受，等到回复时，用戏弄的诗说：“贱子悟已久，景仁今日迷。”又说：“到岸何须筏，挥锄不用金。浮云任来往，明月在天心。”禅道的极致，难道大聪明人会有差别吗？看这些，说司马光不懂禅，可以吗？
唐人说“冬烘”是糊涂不清的意思，所以有“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是鲁公”的话，人们认为是戏言，现在蜀地人多称引它。崇宁末年，安国同为郎官，成都人詹某为谏官，因为安国曾建议迁移寺省，所以上章弹劾他，他的奏辞大致说：“谨按某官人才平庸，遇事冬烘。”大概因为他是蜀人，听到的人没有不笑的。安国性格隐忍且口吃，每次在众人面前举手跳跃说：“我不怕被谴责放逐，只是‘冬烘’是什么话。”于是传得更广，于是称他为“冬烘公”。
李文靖公李沆做宰相，专门以方正严肃厚重来镇服浮躁的人，尤其不喜欢别人议论长短来依附自己。胡旦被贬到□州，很久没有被召回，曾经与李沆一同任知制诰，听说李沆拜为参政，写信祝贺他，历数诋毁以前任职被罢免的人说：“吕参政因为没有功劳做左丞，郭参政因为失酒做少监，辛参政没有才能称病□拜尚书，陈参政新任职失旨退归两省。”而极力赞誉李沆，意图以此来依附他。李沆脸色不悦，命令小吏封好放在箱子里说：“我难道真的比这些人优秀，也只是恰好遇到罢了。趁别人之后而讥讽他的过失，我不做，何况想抬高自己而贬低四个人呢？”最终李沆做宰相，胡旦不再被任用。
妇人疾病没有比产褥更严重的，仓促间被庸医杀死的很多，也是因为平时没有讲习的缘故。以前曾见杜任作《医准》一卷，记录他平生治人用药的验方，其中一条记录郝质子妇产后四天，抽搐、眼睛上翻、弓背反张，杜任认为是癔病，给大豆紫汤、独活汤而痊愈。政和初年，我的妻子刚分娩，还在产褥中，忽然出现这种症状，头脚反接，相距几乎两尺。家人惊恐，用几个婢女强行掰直也不直，恰好记得所写的，而药囊里有独活，于是急忙煎药，召医生还没到，连着进了三剂，于是能伸直，医生到了就痊愈了，不再用大豆紫汤，古人处方神奇灵验类似这样。只是世人用得不对症，常常更换。从此家人有临产的需要，应该必备的药物，不可不广泛告知他人，这两个方子都在《千金方》第三卷。
赵康靖公赵概是厚德长者，口中不曾说别人的短处，与欧阳修同为知制诰，后来也一同执政，等到欧阳修被诽谤，赵概秘密申辩道理，甚至想要拿出平生的诰敕来担保他，而欧阳修不知道。中年时常在几案间放置黄黑二豆，从早晨开始数，每兴起一个善念，做一个善事，就投一颗黄豆到别的容器中，晚上打开看，起初黑豆多于黄豆，渐渐久了反过来。既然辞官回到南京，两种念头都不兴起，于是撤去豆子无可数。人强于为善，也要在仓促之间每日防范检点，这与赵清献公焚香日告
今夏不雨四十日，自江左连湖外皆告旱，常岁五六月之间梅雨时，必有大风连昼夕，逾旬乃止，吴人谓之舶▯风，以为风自海外来，祷于海神而得之，率以常。今岁特无有，故暑气犹烈，六月二十日晚忽雨至夜中，明日又雨。其晚卧池上，河汉当空，梧竹飒然，遂有秋意。盖前一日立秋，气候不应如是速也。余比岁不作诗，旧喜涌前辈佳句，亦忘之，忽记刘原甫诗云：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虽复夏夜短，已觉秋气多。若为余言者，起傍池徐步环绕数十匝，吟咏不能自已，僮仆皆已睡。前此适有以酴▯縻新酒相饷者，乃▯戚起，取连三杯饮之，意甚适，不知原甫当时能如此否？然诗末云：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作意，奈此粲者何。则与吾异，此诗当是在长安时作，恨此一病未除也。
石介守道与欧文忠同年进士，名相连，皆第一甲。国初诸儒以经术行义闻者但守传注以笃厚谨修表乡里，自孙明复为《春秋发微》，稍自出己意，守道师之，始唱为辟佛老之说，行之天下。文忠初未有是意，而守道力论其然，遂相与协力，盖同出韩退之。及为庆历《圣德诗》，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贷。议者谓元和《圣德诗》但奖用兵之善，以救正元姑息之弊。且时已异用，推宪宗之意而成之，固不害为献纳，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孙明复闻之曰：为天下不当如是，祸必自此始。文忠犹未以为然，及《朋党论》起，始悟其过。故嘉▯治平之政施行与庆历不同，事欲求成，亦必历更而后尽其变也。
卢怀慎好俭，家无金玉锦绣之饰，此固美事，然史言妻子至寒饿，宋▯等过之，门不施箔，风雨至，引席自障，则恐无是理。今身为宰相，俸廪非不足，不以富贵宠禄为淫侈，足矣，何至于妻子寒饿乎？门不施箔，尤非是宰相所居，纵无箔，客至亦为少引于内，必不至风雨侵坐。怀慎虽无甚过人，亦不全为奸伪，此事盖出郑处晦《明皇杂事》，史臣妄信之。天下自有中道，遂不远人情，君子行之，非专区区以取名，前世士大夫乃有过为矫饰。自谓怀慎所常行者，子瞻兄弟深不以为然，因制科论题出《魏志?和洽传》“大教在通人情”，盖有所讽。
四明温台间山谷多产菌，然种类不一，食之间有中毒，往往有杀人者，盖蛇虺毒气所薰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搅之令浊，少顷取饮，皆得全活。此方自见《本草》，陶隐居注谓之“地浆”，亦治枫树菌食之笑不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间不可不知此法。
士大夫服丹砂死者前此固不一，余所目击林彦振平日充实饮啖兼人，居吴下，每以强壮自夸。有医周公辅言得宋道方炼丹砂秘术，可延年而后无害。道方拱州良医也。彦振信之，服三年，疽发于脑，始见发际，如粟，越两日项颔与胸背略平，十月死。方疾亟时，医使人以帛渍所溃脓血，濯之水中，澄，其下略有丹砂，盖积于中与毒俱出也。谢任伯平日闻人蓄伏火丹砂，不问其方，必求之，服唯恐尽，去岁亦发脑疽，有人与之语，见其疾将作，俄顷觉形神顿异，而任伯犹未之觉，既觉，如风雨，经夕死。十年间亲见此两人可以为戒矣。
杜子美诗“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免兴孤”，何▯后汉人，见《党锢传》，盖义侠者，与诗不类。当意作周▯，周、何字相近而讹。周▯奉佛，有隐操，其诗云：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则此意当在▯也。
张丞相天觉喜谈禅，自言得其至，初为江西运判，至抚州见兜率从悦，与其意合，遂授法悦。黄龙老南之子，初非其高弟，而江西老宿为南所深许，道行一时者数十人，天觉皆历诋之。其后天觉浸显，诸老宿略已尽，后来庸流传南学者，乃复奔走推天觉，称相公禅，天觉亦当之不辞。近岁遂有为长老开堂承嗣天觉者，前此盖未有。势利之移人，虽此曹亦然也。初与老南同得道于慈明者有文悦，住云峰，其行解坚高
译今年夏天四十天没有下雨，从江东到洞庭湖外都报告旱情。往年五六月梅雨时节，必定有大风昼夜不停，超过十天才停止，吴地人称之为舶〇风，认为风是从海外吹来的，向海神祈祷就能得到，这通常是惯例。今年特别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暑气依然猛烈。六月二十日晚上忽然下雨直到半夜，第二天又下雨。那天晚上我躺在池上，银河当空，梧桐和竹子飒飒作响，于是有了秋天的意味。大概前一天刚立秋，气候不应该这么快就变化。我近年不作诗，以前喜欢背诵前辈的好诗句，也忘记了，忽然想起刘原甫的诗说：凉风响高树，清露坠明河。虽然夏夜短暂，已经觉得秋气很多。好像是在对我说的一样，我起身沿着池子慢慢走，环绕几十圈，吟咏不能停止，仆人都已经睡了。之前刚好有人送给我新酿的酴〇縻酒，于是〇戚起身，取连三杯喝下，心情非常舒适，不知道刘原甫当时能否如此？然而诗末说：艳肤丽华烛，皓齿扬清歌。临觞不作意，奈此粲者何。这与我不同，这首诗应当是在长安时所作，遗憾这一毛病没有改掉。
石介守道与欧文忠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名字相连，都是第一甲。建国初年的儒者凭借经术和道义闻名，只是遵循传注，以笃厚谨慎修身来表率乡里，自从孙明复写了《春秋发微》，稍微表达自己的意思，守道师从他，开始倡导辟佛老的说法，推行于天下。文忠起初没有这个意思，而守道极力论证其正确，于是两人协力合作，大概都出自韩退之。等到写庆历《圣德诗》，就傲慢地肆意褒贬卿相毫不宽贷。议论的人说元和《圣德诗》只是奖赏用兵的好处，用来纠正元姑息的弊端。况且当时已经改变用法，推崇宪宗的意思而完成它，本来不妨碍作为进献，哪有天子在上方想要有所作为，而平民崛起，擅自参与决断于其间呢？孙明复听说后说：治理天下不应当这样，祸患必定从此开始。文忠还不认为对，等到《朋党论》兴起，才明白自己的过错。所以嘉〇治平时期的政令施行与庆历不同，事情想要成功，也必定经历变迁而后穷尽其变化。
卢怀慎喜好节俭，家中没有金玉锦绣的装饰，这固然是好事，然而史书说妻子儿女甚至寒冷饥饿，宋〇等人超过了这个程度，门上不挂帘子，风雨来了，拉起席子遮挡，恐怕没有这样的道理。现在身为宰相，俸禄粮食不是不足，不以富贵宠禄为淫侈，足够了，何至于妻子儿女寒冷饥饿呢？门上不挂帘子，尤其不是宰相所居住的地方，即使没有帘子，客人来了也会稍微引到里面，必定不会让风雨侵袭座位。怀慎虽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也不完全是奸诈虚伪，这件事大概出自郑处晦的《明皇杂事》，史官妄信它。天下自有中道，于是不过分远离人情，君子实行它，不是专门以区区小事来求取名声，前世的士大夫乃有过分矫饰。自认为怀慎常常这样做，子瞻兄弟深不以为然，因为制科论题出自《魏志·和洽传》“大教在通人情”，大概有所讽刺。
四明温台之间的山谷多产菌类，然而种类不一，食用之间有时中毒，往往有杀人的，大概是蛇虺毒气所薰蒸的缘故。有僧人教掘地，用冷水搅动让它浑浊，过了一会儿取来饮用，都能保全性命。这个方子自见于《本草》，陶隐居注称之为“地浆”，也治疗枫树菌食用后笑个不停，俗话说的笑菌，居住在山间不可不知道这个方法。
士大夫服用丹砂死去的以前固然不止一个，我亲眼所见林彦振平时身体充实饮食兼人，居住在吴下，常常以强壮自夸。有医生周公辅说得到宋道方炼丹砂的秘术，可以延年而且没有害处。道方是拱州的好医生。彦振相信他，服用了三年，疽发于脑部，开始见于发际，像粟米，过了两天项颔与胸背略平，十月死去。正当疾病危急时，医生让人用帛浸渍所溃烂的脓血，在水中洗涤，澄清，下面略有丹砂，大概积聚在体内与毒一起排出。谢任伯平时听说有人蓄积伏火丹砂，不问其方，必定求取，服用唯恐用尽，去年也发脑疽，有人与他说话，看见他的疾病将要发作，一会儿觉得形神顿时不同，而任伯还没有察觉，既然察觉，如风雨般迅速，经过一夜死去。十年间亲眼见到这两个人可以作为警戒了。
杜子美诗“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〇免兴孤”，何〇是后汉人，见于《党锢传》，大概是义侠者，与诗不类。应当意作周〇，周、何字相近而讹误。周〇信奉佛教，有隐逸操守，他的诗说：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那么这个意思应当在〇也。
张丞相天觉喜欢谈论禅，自认为得到其精髓，起初做江西运判，到抚州见兜率从悦，与其心意相合，于是传授法悦。黄龙老南的儿子，起初不是他的高徒，而江西老宿被南所深深赞许，道行一时者数十人，天觉都逐一诋毁他们。其后天觉渐渐显赫，诸老宿大致已经去世，后来庸俗流传南学者，又奔走推崇天觉，称相公禅，天觉也接受不辞。近年于是有为长老开堂承嗣天觉的，以前大概没有。势利之移人，虽然这类人也一样。起初与老南同得道于慈明的有文悦，住在云峰，他的行解坚高
世传王迥芙蓉城鬼仙事，或云无有，盖托为之者。迥字子高，苏子瞻与□姻家，为作歌，人遂以为信。余澹清老云：王荆公尝和子瞻歌，为其兄紫芝诵之，紫芝请书于纸，荆公曰：此戏耳，不可以诵。故不传，犹记其首语云：神仙出没藏杳冥，帝遣□鬼驱六丁。余在许昌与韩宗武会，坐客有言宗武年二十馀时有所遇如子高，是时年八十馀，余质之，宗武笑而不肯言。客诵其人往来诗数十篇，皆五字古风，清婉可爱，如《玉台新咏》。宗武见余爱，乃笑曰：荆公尝亦甚称，云非近人，当是齐梁间鬼。遂略道本末云：见之几二年，无甚苦，意但恍惚，或食或不食。后国医陈易简教服苏合香丸半年馀，一日忽不见，未知为药之验否也？
●卷下
光禄师孟吴下人，乐易纯质，喜为诗，效白乐天，而尤简直，至老不改吴语。与王荆公有场屋之旧，荆公颇喜之，晚相遇犹如布衣时。自洪州致仕归吴，过荆公蒋山，留数日，时已年七十馀，荆公戏之曰：公尚欲仕乎？曰：犹可更作一郡。荆公大笑，知其无隐情也。
元丰间道士陈景元博识多闻，藏书数万卷，士大夫乐从之游，身短小而伛。师孟尝从求《相鹤经》，得之，甚喜，作诗亲携往谢，末云：妆得一般潇洒物，龟形人送鹤书来。徐举首自操吴音吟讽之，诸弟子在傍，皆忍笑不能禁。时王侍郎仲至在坐，顾景元不觉失声，几仆地。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初举进士登科为睦州掾，□旧初□官，荐举法不限成考，永到官郡，将知其名，与监司连荐之，物议喧然。及代还至铨，有摘以言者，遂不得调。自是诏初任官须满考，乃得荐举，自永始。永初为《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之句传，禁中多称之。后因秋晚张乐，有使作《醉蓬莱》辞以献，语不称旨，仁宗亦疑有欲为之地者，因置不问。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永终屯田员外郎，死旅，殡润州僧寺，王和甫为守，时求其后不得，乃为出钱葬之。
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本隋炀帝诗也，少游取以为《满庭芳》辞，而首言“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为当时所传。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善，岂特乐府然？犹以气格为病，故常戏云“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柳永《破阵子》语也。
富郑公为枢密副使，坐石守道诗，自河北宣谕使还，道除知郓州，徙青州，谗者不已，人皆为公危惧。会河北大饥，流民转徙东下者六七十万人，公皆招纳之，劝民出粟，自为区画，散处境内，屋庐、饮食、医药纤悉无不备，从者如归市。有劝公非所以处疑弭谤，祸且不测，公傲然弗顾曰：吾岂以一身易此六七十万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麦大熟，始皆襁负而归，则公所全活也。于是虽谗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挠，而疑亦因是浸释。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适当此变，尝见其与一所厚书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数万人，胜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张侍郎舜民尝刻之石，余旧有模本，今忘之不复见。
裴休得道于黄蘖《圆觉经》等诸序，文皆深入佛理，虽为佛者亦假其言以行，而吾儒不道，以其为言者佛也。李翱《复性书》即佛氏所常言，而一以吾儒之说文之，晚见药山，疑有与契，而为佛者不道，以其为言者儒也。此道岂有二，以儒言之则为儒，以佛言之则为佛，而士大夫每患不能自求其所闻，必取之佛，故不可行于天下，所以纷然交相诋，卒莫了脱其实也。韩退之《答孟简书》论大颠，以为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胸中无隔碍。果尔，
译世人传说王迥芙蓉城鬼仙的事，有人说没有这回事，大概是有人假托编造的。王迥字子高，苏轼与他家有姻亲关系，为他作了一首歌，人们于是信以为真。余澹清老人说：王安石曾经和过苏轼的那首歌，给他的哥哥王雱（字紫芝）诵读，王雱请求把歌词写在纸上，王安石说：这只是戏作罢了，不值得诵读。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我还记得开头的几句说：神仙出没藏在幽深昏暗之处，天帝派遣鬼卒驱役六丁神将。我在许昌与韩宗武相会，座客中有说起韩宗武二十多岁时曾有过像王迥那样的遭遇，当时韩宗武已八十多岁，我向他求证，韩宗武笑着不肯说。座客朗诵了那人往来唱和的几十首诗，都是五言古风，清丽婉约可爱，像《玉台新咏》里的诗。韩宗武见我喜欢，于是笑着说：王安石也曾非常称赞，说这不是近代人的作品，应当是齐梁时期的鬼魂所作。于是大致讲述了事情的始末说：见到那人将近两年，没有什么痛苦，只是心意恍惚，有时吃饭有时不吃饭。后来国医陈易简教他服用苏合香丸半年多，有一天那人忽然不见了，不知道是不是药物的功效？
●卷下
光禄寺丞师孟是吴地人，性格和乐平易、纯朴质朴，喜欢作诗，效仿白居易，而且更加直白简练，到老也不改吴地方言。他与王安石有科举考试时的旧交，王安石很欣赏他，晚年相遇还像平民百姓时一样。师孟从洪州退休回到吴地，路过王安石在蒋山的住所，停留了几天，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王安石戏弄他说：你还想当官吗？师孟说：还可以再做一个郡守。王安石大笑，知道他没有什么隐瞒的心思。
元丰年间道士陈景元博学多闻，藏书几万卷，士大夫乐于与他交往，他身材矮小且驼背。师孟曾经向他求取《相鹤经》，得到后，非常高兴，作诗亲自带着去感谢，诗末说：装扮成一个潇洒的人物，乌龟形状的人送来了鹤书。然后抬起头用吴地口音吟诵这首诗，旁边的弟子们，都强忍着笑不能自禁。当时王侍郎王仲至在座，看着陈景元忍不住笑出声来，差点跌倒在地。
柳永字耆卿，当举子时经常出入妓院，擅长写歌词，教坊的乐工每当得到新的曲调，一定请求柳永填词，才开始流行于世，于是他的名声在当时传遍。起初考中进士担任睦州掾吏，因为以前初任官职，荐举法不限定考核成绩，柳永到任后，郡守将要了解他的名声，与监司联合推荐他，舆论哗然。等到任期结束回到铨选部门，有人摘取他的短处进言，于是不能授职。从此诏令初任官必须满考核期限，才能得到荐举，从柳永开始。柳永起初作《上元辞》，有“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的句子流传，宫中很多人称赞它。后来因为秋晚奏乐，有人让他作《醉蓬莱》词来进献，语句不合皇帝心意，仁宗也怀疑有想替他说话的人，于是搁置不再过问。柳永也擅长写其他文章，但偶然先以此得名，开始后悔成为自己的累赘。后来改名柳三变，但最终不能挽救，选择行当不可不慎重。我在丹徒做官时，曾经见到一个西夏归顺的官员说：凡是有井水饮用的地方，就能唱柳永的词。说的是他的词流传之广。柳永最终官至屯田员外郎，死在旅途中，灵柩停在润州的僧寺，王和甫做润州太守，当时寻找他的后代没有找到，于是出钱安葬了他。
秦观字少游也擅长写歌词，语句工巧而合于音律，懂音乐的人称他为行家，在元丰年间盛行于淮楚地区。“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本是隋炀帝的诗句，少游取来作为《满庭芳》的词句，而开头说“山抹微云，天粘衰草”，尤其被当时的人传诵。苏轼在四学士中最赏识少游，所以他的其他文章不曾不极力称赞，难道只是歌词如此？还认为他的气格有毛病，所以常戏称“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露花倒影”是柳永《破阵子》里的语句。
富弼任枢密副使，因为石守道的诗，从河北宣谕使任上回来，途中被任命为郓州知州，调任青州，进谗言的人不停止，人们都为富弼担忧害怕。恰逢河北大饥荒，流民辗转迁徙向东的有六七十万，富弼都招纳他们，劝告百姓拿出粮食，自己规划安排，分散安置在境内，房屋、饮食、医药等细微之处无不具备，跟随的人像回到集市一样。有人劝富弼这样做不是消除嫌疑、平息诽谤的方法，祸患将要不可预测，富弼傲慢地不顾忌说：我难道会用一个人的身家性命去交换这六七十万人的性命吗？最终实行得更加努力。第二年河北小麦大麦大丰收，人们才都背着孩子回家，这些都是富弼保全活命的。于是即使进谗言的人也没有不敬畏佩服的，知道不可动摇，而嫌疑也因此逐渐消除。富弼在政府任职不久，而青州正好遭遇这次变故，曾经见到他给一位关系深厚的朋友信中说：在青州两年偶然能保全活命几万人，胜过二十四考中书令远矣。张侍郎张舜民曾经把它刻在石头上，我旧时有拓本，现在忘记了不再见到。
裴休从黄蘖禅师处得道，《圆觉经》等序言，文章都深入佛理，即使是佛教徒也借他的话来推行，而儒家不讲，因为说话的人是佛教徒。李翱的《复性书》就是佛教徒常说的，而全用儒家的说法来文饰，晚年见到药山禅师，怀疑有契合之处，而佛教徒不讲，因为说话的人是儒家。这道理难道有二吗，用儒家来说就是儒家，用佛教来说就是佛教，而士大夫常常担心不能自己探求所听到的，一定要从佛教中获取，所以不能行于天下，因此纷纷互相诋毁，最终不能明了其实质。韩愈《答孟简书》论述大颠，认为他确实能超脱形骸，以理自胜，不被事物侵扰扰乱，胸中没有隔阂。果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