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译哪里还能另外有别样的佛法呢？这是拘泥于自己的学说之中而不能醒悟。韩愈的《原性》远远不如李翱的《复性书》，大概是因为将人性分为善恶二端，必定要有知晓的人，然后才会相信。李翱写《复性书》时年仅二十九岁，还没有拜见药山禅师，然而他在儒家学说中探求的内容，都与当时佛教徒的言论没有两样，所以他自己说立志于道已经四年了，可见他治学之久。然而他没有任何一句话接近佛教，反而还略微排斥佛教，将其与老庄并列，大概是因为当时世人正极力诋毁佛教的学说，不可与之争辩，也不必争辩的缘故。我认为唐代善于学习佛教而又能不失去儒家本色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李翱。至于王缙、杜鸿渐以宰相的身份全心投入佛教事务，大概是基于因果报应的学说，还是有意侥幸以求取福报，这是佛教流派的末流。而王维、白居易信奉佛教是可以的，但他们已不是儒家了，这好比招致干戈却想不争斗，虽然想让韩愈不写文章抨击，怎么可能呢？孟简反而想趁此机会使韩愈屈服，也是浅陋的。《复性书》上篇，是儒家和佛教徒常说的话。其中篇认为以斋戒来净化内心，还没有脱离“静”的范畴，知道本性本来没有思虑，那么动与静都脱离了，视听清明而不兴起于见闻，内心寂静，光辉照耀天地，这是儒家未曾说过的，不是从佛教中阐发出来的吗？末篇论述鸟兽虫鱼之类，说它们禀受同一元气，有的成为物，有的成为人，得到人身非常艰难，活在世上又不是长久之年，让人知道寿命不长而人身难得，这就是现在佛教所说的人身难得、无常迅速这两句话。李翱这样说有什么妨害，却一定要采用佛教的术语来教诲世人？难怪追随他的人自己不觉悟，而诋毁他的人也不明白他们的学问是相通的。

译宋武帝与殷仲文谈论音乐时说：“只怕一旦理解了，就会喜爱它。”这话意味深长。世上喜欢喝酒的人必定能喝酒，喜欢下棋的人必定会下棋，没有不懂酒味却硬要喝的，也没有没学过棋却自认为喜欢下棋的。凡事都是这样，想要追求简朴宁静、安闲自在，不如起初什么都不懂；一旦懂了又喜欢上了，除非有极大的勇气，否则无法断绝。我年少时不幸沉迷于广博的见闻，喜欢穷究事理，每有一件事不明白，夜里就睡不着，反复推敲研究，一定要探究到极点才肯罢休，因此世间的事大多知道了其中的曲折。中年时担心流于多事，才猛然醒悟并深深后悔，将一切扫除干净，甘愿做个木头泥塑的人。如果心中刚起一个念头，似乎有了分别，我就立刻用力制止它，就像触碰到锋利的刀刃，又像陷入机关陷阱。几十年来，这种境界稍微熟练了，觉得内心和外界真的好像没有东西一样。没能立刻抛弃的，只有这数百卷书罢了。再等些年岁，应当全部丢弃。从无知追求有知容易，从有知回归无知难。假如我不早点觉悟，遮蔽自己的知识而不回归，即使想求得这片刻的舒适，怎么可能得到呢！

张安道与欧文忠向来不和。庆历初年，杜祁公、韩琦、富弼、范仲淹四人在朝中想要有所作为，文忠担任谏官，协助辅佐他们，而以前吕申公任用的多是不合适的人，于是这些人都被以结党营私的罪名罢免。而安道继任御史中丞，颇为弹劾以前的事，两人于是结下怨恨，大概是因为志向操守各有主张。嘉祐初年，安道任成都知州，文忠任翰林学士，苏明允父子从眉州前往成都，打算求见安道，安道说：“我哪里值得看重？那是欧阳永叔啊！”他不把之前的嫌隙当作忌讳，于是写信并置办行装，派人送他们到京城拜见文忠。文忠得到明允父子所写的文章，也不因为安道推荐他们不是同类而介意，非常高兴地说：“后来的文章应当在这里。”随即极力推崇赞誉，天下于是推崇这两个人。子瞻兄弟后来出入官场四十多年，虽然世人议论对两人各有不同，但也从未敢在中间有丝毫的偏颇。

张友正是邓公的小儿子，年少时喜欢学习书法，不做官，有产业价值三百万，全部卖掉用来买纸。笔迹高古简练，有晋宋人的风味，尤其擅长草书。原来的住所位于甜水巷，一天搬走了，在水柜街租了一间小屋，与染匠为邻，有人问他缘故，回答说：“我想借他们的丝帛来练习书法。”于是与他们约定：凡是有想要染黑色的，先借一端，付二百钱，像这样每天写几端。米元章书法得自天资，然而从少到老笔不曾停歇。有人送纸给他，不问多少，拿到手就写，直到写尽才停止。元祐末年，任雍丘县知县，苏子瞻从扬州被召还，于是准备饭食邀请他，到了之后，就对面摆设长案，各自把精良的笔、好的墨、三百张纸列在上面，而把食物放在旁边。子瞻见了大笑，就坐，每喝一轮酒，就展开纸共同写字一二，小史磨墨几乎供应不上，傍晚酒喝完了，纸也写尽了，于是互相交换携带而去，都自以为平时的书法比不上这次。友正既然不曾做官，他的性格耿介不多与人交往，所以了解他书法的人少，只是不如元章罢了。

建中靖国初年，有以前与绍圣年间共同执政的人想要反对那类人，首先建议全部容忍元祐年间被流放的人回朝，以此作为身谋。不久元祐年间的人一起聚集，不肯为他们所用，就又驱逐他们，而改召那些被反对的人，到了之后，也厌恶他们反复无常，排挤他们尤其用力，那个人最终不能安于职位而离去。张芸叟当时因为元祐年间的人先被罢免居住在长安里中，听到这件事，墙壁上恰好有扇架，戏题在下面说：“扇子懂得招风，本来要在热的时候用。秋天来挂在墙壁间，却被风吹动。”当时我的叔父在关中做官，偶然到长安，听到芸叟说这件事，指着墙壁上的诗当作笑乐。

李翱习之论述山居以怪石、奇峰、走泉、深潭、老树嘉草、新花、视远这七样为胜。现在我的山所缺少的只有深潭、老树罢了，深潭不能没有，松树也不多见。五方地土风气各不相同，古代设立社稷各自以适宜的东西，树木不适宜，即使每天培育也不生长。许州洛州地相接，嵩山松树最多，而许州更没有。王幼安修建宅第，派人取松树苗百余株种植，仅能活一株，才三尺多，看它像婴儿一样，于是唯独适宜柏树，有砍伐用来做椽子的。睢阳靠近亳州，有桧树而被推重，州宅堂前有两株枝干弯曲的，大约高二丈多，是百年的树木。至于杉树则三州都没有。树木中好的没有超过这四种，而我做官四方不曾同时得到，现在这山没有不适宜的，种植得法，十年间就可以长到半抱粗，只有柏树长得稍微慢些。现在环绕我左右的略微有数千株，常常看松树磊落昂藏像孔北海，桧树深密纡盘像管幼安，杉树丰腴秀泽像谢安石，柏树奇峻坚瘦像李元膺。我闲居很久，宾客越来越少，何幸每天能与四君子交往呢？范文正公曾经对我说树木会有年老的时候，只是我不及见罢了。然而习之记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桥下无水，麓山力量不配天奇，灵鹫拥前山不可远视，峡山少平地，泉水出山没有深潭，这五处是天下极奇的景观，尚且不能具备，何况我的居所独自得到七样中的五样呢！人心终究不能没有牵累，我虽然忘记这些，但每次看到潭水清澈，高树郁然，未曾不羡慕圆证寺大

译松树，合抱粗的有三十多株，夹在道路两旁遮蔽了阳光，还是建国初年时的旧物。石桥汇合各条山涧的水，流经朱氏怡云阁的前面，那深处水面宽四五丈，就是张文规所说的金碧潭。它的下游注入朱氏子弟朱嵩的菜园，水势喷涌激荡，向左右分流，离我的住所不到三里，自然可以成为我的别馆。只是寺里的僧人不懂爱惜，近年松树有被砍伐当柴火的，应当祈祷让他们好好保护。朱氏子弟朱约今年庄稼丰收，在泉水上建造三间草堂，闲暇时时常往来，那么习之那里所缺少的，我都可以一并得到了。

译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最为上等，气节次之，学术再次之，材能又次之。想要成就人才，这四个方面不可不兼备；但若论其不足之处，则材能不如学术重要，学术不如气节重要，气节不如德量重要。然而人怎能全都完美无缺呢？只是各有偏重擅长的方面，也要看他们最终成就如何。所以德量不可不培养，气节不可不坚守，学术不可不勤奋，材能不可不努力。如果以此存心，无论随性成就何种境界，也不会沦为中等以下的人物。唐代房乔、裴度在德量方面更为优秀，宋代某公、张九龄在气节方面更为优秀，魏郑公、陆贽在学术方面更为优秀，姚崇、李德裕在材能方面更为优秀。姚崇被权谋术数所蒙蔽，李德裕沉溺于个人爱憎，这就是他们擅长之处反而成了他们的累赘。你们正在读《唐书》，应当用这类标准去探求就有益处，其他琐碎无用、空洞的文章，不值得多讲，只会扰乱人心罢了。

曾从叔祖司空道卿在庆历年间受到仁宗赏识，担任翰林学士，朝廷打算大力任用他，恰逢宋元宪担任宰相，因为同年关系一向交好，有人为此进言，于是他与宋元宪一同被罢免。然而仁宗想要任用他的心意并未减退，后来他再次入朝担任三司使，而陈恭公尤其不喜欢他，恰逢他因母丧离职，守丧期满后没有被召用，就地任命为澶州知州，其风骨节操凛然不可侵犯。我大观年间也荣幸进入翰林院，当面谢恩时略微叙述了陈太上皇（指仁宗）的事，皇上听后高兴地说：“以前兄弟同时交替担任学士的有，但没有宗族在几代之后相继任职的，这不仅说明朝廷得到人才，也可以说是卿家一门的大喜事。”我叩头谢恩。如今我侥幸担任此职，仁宗未能完全施用于司空道卿的恩遇，我又兼得了，却略微没有前人报效国家的一二分心意，每当想起皇上的眷顾知遇之恩，没有不流泪的。

叔祖度支讳温叟，与苏子瞻同年及第，议论常常不相上下。元祐末年，苏子瞻任杭州太守，叔祖任转运使，浙西恰好遭遇大水灾，苏子瞻急于赈济，而告急的人有时施予难免有泛滥之处，况且因为杭州人喜爱他的政绩，暗中想厚待他们。叔祖每次坚持不让步，就亲自巡视辖区一一核实，重新制定条规，上报朝廷，朝廷采纳了叔祖的意见，恰逢发放数百道度牒，交给转运司换米救济百姓，杭州就想取走一半，叔祖说：“使者与郡守职责不同，你有志于天下，何必私心偏袒你的州郡而让我不能行使职权？”最终根据其他州县受灾轻重程度分配。苏子瞻非常愤怒，上奏章极力诋毁叔祖，朝廷议论认为苏子瞻并不正直，于是召叔祖回朝任主客郎中。苏子瞻的志向固然美好，虽然有些泛滥，也不妨碍他是仁人。而叔祖坚守原则不随便对待官职，也是人所难能的，可见前辈做官无不想要自行其志。

仁宗刚即位时，秋天宴会上有百戏表演，有个缘撞竿的人忽然坠地摔破头颅，死了，皇上怜悯他，命令用金帛厚赐他家，并且下诏从此撞竿表演减少三分之一。晏元献写诗记载这件事说：“君王特轸推沟念，诏截危竿横赐钱。”我以前在从班侍宴时看到百戏撞竿才两丈多高，与外面完全不同。一位老宦官对我说，后来我读晏元献的诗，果然看到了，庙号称仁，确实如此！

祖宗时期澶渊之盟尚未修好以前，志向在于夺取燕地，未曾不经营谋划，所以世俗传言中喜欢说但无法实现的事情都说“如获燕王头”。宣和末年北方用兵，那个大酋长夔离不曾经称王于燕地，成为边境祸害，朝廷议论一定要抓住他，不久大将就捕杀了夔离不，把他的头装在盒子里献上来，下诏收藏在大社头库，天下都上表祝贺，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士大夫庆贺时常常相视而笑说：“终于获得燕王头了吗？”

和尚置梳篦也是俗语，意思是必定无用。崇宁年间把僧人改为德士，都加戴冠巾，蔡鲁公不认为这样合适，曾经争辩但没有胜利。第二天有几十个戴冠的人来向蔡公道谢，头发既没有长出来，都戴着假发髻来插戴冠帽，蔡公戏弄他们说：“现在应当梳篦了吗？”不觉哄堂大笑，有冠帽掉在地上的。

崇宁二年霍侍郎端友榜我作为省试点检官，安枢密处厚为主考官，与我父亲交好，一见就以子弟对待我。处厚以前在绍圣年间作为从官被放归田里，这时以兵部尚书召还朝廷。曾经半夜召我谈话，于是说：“我遭受的祸患更重了，将怎样善后？”我说：“您没听说过蔺相如、廉颇、郭汾阳、李临淮、张保皋、郑年的事迹吗？缙绅之间的祸患牵连不解，不仅各自损害自身，国家也受损了。您只要能够一切忘记旧怨，以李文饶为戒，祸患从哪里波及呢？”处厚意动，惊起握住我的手走到庭下，当时是正月望夜，月亮正当中天，仰视星斗灿烂，用手指着天说：“这确实是我的本心。”于是问这六人的大概事迹，说：“四个人我知道，唯独不记得保皋与年是什么事？”我说杜牧所写的新史略记载了。回到室内，取《唐书》检视，很久后说：“我还没有策题，就应当写这个来表明我的志向。”于是论述六人以策进士。

佛家论持戒，认为隔着墙听到钗钏声就是破戒，人们怀疑很久了。苏子由解释说：听到而心不动，不是破戒，心动才是破戒。子由大概自认为深通佛法，却说得如此浅陋，为什么呢？淫坊酒肆，都是道场内外墙壁，当初谁限制隔绝这些呢？本来哪里有什么界限，现在看见有墙隔绝是一重公案，知道声音是钗钏是一重公案，还要问心动不动吗？吴地僧人净端行为见解通达洒脱

译人们认为他是散圣，章丞相子厚听说后召他吃饭。而子厚自己吃荤食，侍从误把馒头当作饺馅放在端前面，端拿到后像平常一样吃下。子厚看到饺馅知道是弄错了，斥责侍从，然后看着端说：“您为什么吃馒头？”端慢慢拿起来看说：“原来是馒头啊？奇怪这饼馅这么甜。”人们认为这位僧人真是持戒的人。

译我向来不会弹琴，但心里喜爱它。年轻时曾跟随信州道士吴自然学习指法，也能弹奏一两首曲子，后来因为懈怠而放弃了。但从此以后，每当听到擅长弹琴的人演奏，虽然不能完全理解，却没有不喜欢的。大观末年，我路过泗州，遇见庐山的崔闲，一起游览南山十多天。崔闲是擅长弹琴的人，每次坐在玻璃泉上，让他弹奏，整天都不觉得疲倦。泉水的声音并不猛烈激荡，而是涓涓细流、潺潺作响，与琴声交织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天籁之音。崔闲弹奏了三十多首曲子，说：“您能为每首曲子作一首词，让我日后带回庐山时，可以倚着琴歌唱，这也足以成为千载难逢的盛事。”我欣然答应，崔闲于是大致用平仄四声分句授给我。琴有指法而没有乐谱，崔闲勉强为之，我当时大致略懂，后来因为懒惰不再创作，如今已经忘记了。去年徐庆忽然得到江外的一首《招隐》曲，用王琚的旧词增删补足，虽然没有弹奏的人，但可以歌唱成声。遇到我有意境的时候，应当稍微依据这首曲子自己创作一篇，以完成崔闲的志向。

《真诰》记载了萼绿华的事迹，仔细考察，接近现在的紫姑神，晋人好奇，稍微加以修饰罢了。紫姑神只作诗文，自托于仙，不与人接触。而萼绿华的事迹却近乎轻慢，哪有真正的仙人像这样呢！有人说：佛教认为到了四禅天才没有欲望，从三禅以下都难免有欲望，萼绿华大概还没有脱离欲界。这也不对，所谓的界难道真的与世人相同，只是偶尔如此，后世沿袭，于是肆意亵渎高真，无所不至，流俗争相相信。唐人甚至有为《后土夫人传》的，现在各地多有后土夫人祠，扬州尤其兴盛，都塑造成妇人像，流俗的谬误如此，也起源于西汉所谓的神媪，称小孤为姑，有什么奇怪的呢！后土夫人大概是为了讥讽武则天，但托论也不应当这样。

酷热连续二十天，泉水旁边的树林下，平日自认为是胜景的地方也感觉被熏灼。忽然自责说：水蚕火鼠，这些本来是什么东西，习惯了自己安适的环境，还不知道异样，现在这热相最初从哪里来，竟然又随意感到苦乐吗？一念刚起，回头看堂室内外，有的阴凉有的阳光，都成了清凉国土。开玩笑告诉孩子们，都不知道回答。第二天忽然下大雨，雷电暴风突然来到坐间，草木飞舞，池水震荡，孩子们高兴都认为痛快，于是问：就这样凉快吗？还是明天又有热？明天又热的话，你们现在的痛快又将变得忧愁了。从我看孩子们固然可笑，但我行于世将近半生，有多少次不成为孩子们，难道没有像我的人又笑我所笑的呢？

佛教论述佛菩萨的称呼都以“南谟”开头，自己不能说出它的意义。夷狄称拜为膜，音谟。《穆天子传》“膜拜而受”，大概三代已有此称，如果说居南方而拜。后来讹传为谟，又因此为南无、南摩，《后汉书·楚王英传》“伊蒲塞之馔”，伊蒲塞即梵语优婆塞。当时佛语还未传到中国，大概西域的翻译如此，如身毒与天竺，国名尚且讹传，何况语言呢？

《唐书·李绛传》记载讨论罢免吐突承璀请求撰写《安南寺圣德碑》的事说：宪宗命令百牛倒石。这件事出自《唐旧史》，欧阳修于是说古碑先立而后书。我家有李绛论事记载此事很详细，说：承璀先立碑堂，并碑石大小准华岳碑。没有说已经立碑。李绛既论，皇帝回复说：已不令建立碑楼，便遣拽倒。于是记载承璀奏楼功绩大，请缓拆，皇帝派遣百牛倒之，那么所倒的是碑楼，不是碑石。新史于是承袭旧史的错误。凡是书写要以方便事情，为什么要先立呢？史书说皇帝初怒，李绛伏奏愈切，于是醒悟。而集本是奏疏从中报，可无怒事，尤其显示其妄。

《列子》书称子列子，这是弟子记录其师的话，不是列子自云。刘禹锡自作传称子刘子，不可解，意是误读《列子》。

天下真理日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驰，自不见耳，惟静者乃能得之。我年轻时常与方士讨论养生，因而涉及子午气升降，累数百言，还有秘而不肯与众共者，有道人守荣在旁边笑着说：这有什么难的，我常坐禅至静定之极，每子午，觉气之升降往来于腹中，如饥饱有常节，我岂知许事乎？惟心内外无一物耳，非止气也。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亦未尝悠然不逆知其萌。我长大后验证，知其不诬。在山居久，见老农候雨十中七八，问之无他，曰：所更多耳。问市人则不知也。我无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户门，往往僮仆皆未兴，其中既洞然无事，仰观云物景象与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为阴、为晴、为风、为霜、为寒、为温，亦未尝不十中七八，老农以所更，吾以所见，其理一也。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宣和年间内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

译遗弃的物品没有敢隐瞒的，全都献给朝廷。而喜好古董的人又争相寻求，不惜出高价，一件器物有的价值上千缗。利益所趋，人们竞相在山泽中搜剔，发掘坟墓，无所不至。往往数千年来埋藏的东西一旦都显露出来，多得不可胜数。吴珏担任光州固始县令，那里是申伯的故国，也是楚国的旧封地，偶尔有奇异的器物，但因为地处偏远，人们不知道，于是下令百姓有罪都可以献上古器来自赎，后来他离任，几乎得到了五六十件器物。他在汴京与我相遇，拿出这些器物给我看，其中几十件还是夏商周三代的器物。后来我的亲戚相继担任太守，听说了这件事，稍微采用他的方法，也得到十几件器物，于是知道这类在世间尚未显露的器物还有很多。范之才担任湖北路察访使，有人谎称沼泽中有鼎，不知道它的大小，但鼎耳露在外面，中间可以穿过六七岁的小孩。急忙上报朝廷，诏令本部使者发动百姓挖掘，境内所有的池塘沼泽都排干了水，挖掘了几十丈深，最终什么也没有找到，范之才不久就被贬谪。

译庆历年间，朝廷在西部边境用兵，全权委托给韩琦、范仲淹两位，他们都担任招讨副使。不久，韩琦因任福在好水川战败，被贬为秦州知州；范仲淹擅自给西夏元昊写信，被调任耀州知州，两人都被剥夺了使职，大概是因为朝中有人乐于看到他们失势。仁宗为边防事务担忧，不知托付给谁，而且尚未决定两位的去留。王文安公刘尧臣当时任翰林学士，于是被任命为陕西体量安抚使，掌权者本意是想让他依附自己，排挤韩、范二人。刘公详细陈述韩、范二人正被夷狄畏惧，忠勇无比，抵御外敌，非此二人不可；又详细辩白任福战败并非主帅之过，请求召回他们，并推荐他们麾下的狄青、种师道等二十多人可以担任大将。这些意见与掌权者相抵触，全部被搁置不予施行。恰逢刘公进言泾原路是贼寇入侵的通道，将来必定由此窥探关中，请求增兵防备，也不被采纳。然而第二年葛怀敏的失败正是发生在泾原路，仁宗这才醒悟，重新施行刘公的策略并召回韩、范二人，最终迫使元昊投降。议论的人说，保全关中地区虽然是韩、范的功劳，但如果没有刘尧臣，也不能成功。

唐代中期以前，并没有完全用石头制作砚台。端溪石虽然是后来才出现的，在当时并不十分贵重，大概是因为晋宋之间擅长书法的人起初并没有留意砚台，往往只是把它当作盛放墨汁的器具，所以有用铜铁制作的，本意并不在于磨墨。长安李士衡观察家中收藏一方端砚，当时被视为宝物，下面刻有字说：“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刘原甫任长安知州时，取来观看，大笑说：“天宝年间怎么会有‘年’的说法？自从改元之后就称‘载’了。而且当时州都称郡，刺史都称太守，直到至德年间之后才改变，现在怎么唯独这里不同呢？”他急忙取来《唐书》展示给大家，无不惊叹。李家的砚台从此不敢再拿出来。如果不是刘原甫学识精博，本来没有人能与他辩驳，然而李家也不是善于为砚台谋划的人，砚台只论美丑，确实可以成为宝物，何必追问它的年代远近呢？近代有人谈论许敬宗的砚台，也有人因为许敬宗这个人而抛弃它。如果论及李家的砚台，那么许敬宗砚台的真伪也就难以知晓了。然而人们的喜好厌恶竟然如此，那些制作砚台的人，其美丑本来就像最初一样，哪里会预先知道呢？却有人因为年代久远而珍视它，有人因为人物而废弃它，真是可笑。

刘原甫博学多闻，前世确实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在长安时，有人得到一把古铁刀献给他，制作极其精巧，下面是一个大环，用缠绕的龙来装饰，而刀首像鸟，没有人能识别。刘原甫说：“这是赫连勃勃铸造的龙雀刀，就是所谓的大夏龙雀刀，鸟首大概是雀的意思。”询问之下，原来是种世衡修筑青涧城时挖地所得，正是大夏国旧日的疆域。又有人得到一枚玉印送给他，上面的文字是：“周恶夫印。”刘公说：“这是汉代侯爵的印，现在还留存吗？”有人怀疑并询问他，他说：“古代‘亚’、‘恶’二字通用，《史记》中卢绾的孙子他人被封为亚谷侯，而《汉书》中写作恶谷，就是这样。”听到的人这才非常信服。因此怀疑史书中条侯名遂写作“恶父之亚”，读音未必如此。《春秋》中魏国有丑夫，卫国有良夫，大概古人命名都不选择美好的称呼，也有很多用恶名命名的，怎么知道亚夫不是恶夫呢？

韩丞相韩玉汝家中收藏王莽时期的一只铜〇斗，形状像勺子，用现在的尺度衡量，长一尺三寸，它的柄上有铭文说：“大官乘舆十冻铜〇斗，重三斤九两，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十二月工遵造，史臣闳、掾臣岑、掌旁丞相、弘令丞相第二十六。”〇斗，是食器，正是现在的勺子。《史记·赵世家》中赵襄子请代王吃饭，让厨师拿着铜〇斗进食，代王和随从依次斟酒，暗中命令用〇斗击杀他们，就是这种情况。冻，在《周官》中读音为钅东。根据《汉书》，王莽将始建国六年改为天凤六年，但没有说明原因，现在天凤年间仍然冒用始建国的年号，大概是将两个年号通称为一个，未曾去掉旧号，上戊是王莽所作的历法名称，王莽自认为以土德称王，所以这样说。宣和年间，公卿家中收藏的汉代器物杂出，我大多见过，只有这件器物唯独在韩氏家中见到。

本朝监察御史都任用三丞以上、曾经两次担任通判的人。如果有空缺，则由中丞与翰林学士知杂事轮流推举两人，由皇帝从中点选一人任命，宰相不参与。韩公担任中丞时，因为难以从中选出合适的人选，于是请求推举京官作为里行，于是推荐了王观文、陶治平。起初御史有空缺，台臣按照惯例将名字上报英宗，都没有被采用，英宗在内批中自行任命了两人，范尧夫以江东转运判官的身份担任殿中侍御史，吕微仲以三司盐铁判官的身份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制度得到合适人选的效果，竟然在二十年后、第二代人身上显现出来，古代是没有的。

唐代制诰由掌进画负责，翰林学士起初只是撰写文辞，不专管诏命，从校书郎以上都可以担任，班次各自按照其官职，也没有固定名额。所以学士入值都要考试五题：麻、诏、敕、诗、赋，而中书舍人不考试，大概因为舍人是其本职，而且多由学士升迁而来。学士未满一年还不能担任知制诰，不参与撰写诏命，满一年后升任知制诰，然后才开始一同值班。本朝既然重视学士的选拔，大多由知制诰升迁，所以不考试，而知制诰起初也遵循唐代制度不考试。雍熙初年，太宗任命李文正公李沆以及宋〇、王化基担任此职，王化基上章推辞说自己不能胜任，于是才开始在中书省一并召试制诰两首，从此成为惯例。后来梁周翰、薛映、梁鼎也有不考试而被任用的情况，欧阳文忠公记载只有李沆与杨文公、陈文惠公三人，是错误的。

唐代御膳用红绫

译饼饣炎（即胡饼）被视为珍重之物。唐昭宗光化年间，放榜录取进士，得到裴格等二十八人，昭宗认为这是得才俊之士。恰逢在曲江设宴，于是命令御厨特意制作二十八枚饼饣炎赐给他们，卢延让就在其中。后来卢延让入蜀担任学士，年老之后，颇为蜀地人所轻视。卢延让的诗风向来平易近人且略带谐趣，于是作诗道：“莫欺零落残牙齿，曾吃红绫饼饣炎来。”王衍听说后，便命供应膳食也将饼饣炎列为上品，并用红罗包裹。至今蜀地人擅长制作饼饣炎，且用红罗包裹在外面，公家厨房举办大宴时将其设为第一道菜。

译吴正肃公吴育罢免政事，任蔡州知州时，曾在州官邸中建造容斋，并亲自作序阐明其中的用意，认为这是对上被天子所包容，对中为士大夫所包容，对下为吏民所包容。他又说，只有知足且内心虚静旷达，然后才能包容；通达生命真谛，把世间当作寄居之所，那么就没有哪里不能包容，并且作了诗来记述。我担任蔡州知州时，容斋已经不复存在，我四处寻找它的旧址，在西北角仅有四间房屋，深度不满三丈，手可以触到屋檐，我推测这里就是原址，于是稍加修缮，不敢增加原有的规模，以体现吴公的志向。我派人到洛阳寻找吴公的文集，找到了他所作的诗，因此刻在墙壁上。高贤的遗迹世间不多，何况吴公的名声、德行、风节，距今不过百年，后来的人尚且不曾在意，何况去探求他的用心呢！

嘉祐年间，邕州佛寺里的塑像，其手忽然振动，昼夜不停，不久交趾入侵，城池几乎陷落；后来塑像又振动，侬智高反叛，包围城池，最终城池陷落，屠城后离去。熙宁元年塑像又振动，郡守钱师孟知道这是不祥之兆，急忙将塑像投入江中，于是再没有别的灾祸。事物的道理不可理解，佛难道是这样做吗？用《五行传》来推究，大概是土失去了它的本性。我在江东时，宣州大火几乎烧毁了城池的一半，在此之前也有铁佛坐像高丈余，身体忽然前后移动，好像俯身靠近人一样，持续了几天，当地人正感到惊骇，随后大火发生，这大概是与邕州类似的怪异现象。

本朝的大乐沿袭使用王朴的旧律，大体上失于音调太高，声音急促而悲哀，太祖特别下诏让和岘降低一律，景祐年间李照校勘古制，认为高了五格，又请求再降低三格，乐制完成后反而太低，人们不以为然，废弃不用。皇祐初年阮逸、胡瑗再次制定，比和岘只降低一律，议论的人也不认为好。燕乐通常也是唱高音的人每苦于难以接续，而没有人知道原因，熙宁末年教坊副使苑日新才进言说方响尤其严重，与丝竹不协调，于是让他重新制造方响，以校准各种音律，于是依次降低一律，最终沿用到了崇宁年间。

大乐原来没有匏、土两种音色，笙、竽只像如今世俗所用，笙用木头刻制其根部，而不使用匏，埙也用木头制作，这样八音中属于木的就有三种了。元丰末年范蜀公进献乐书对此提出意见，但未及实行，到了崇宁年间重新制定大乐，才开始具备，原来又没有篪，至此也完备了，即使是燕乐也都实行使用。

本朝馆职、制科及进士第一人的试用既有常法，其余都由大臣推荐他们所了解的人，而没有固定的制度，制科既然改用策论，而进士第一人与大臣所推荐的人仍沿用诗赋。治平末年英宗担忧人才少，才下诏宰相、参知政事各举荐五人。当时韩魏公、曾鲁公为宰相，欧文忠、赵康靖公为参政，共举荐二十人，还未及召试而神宗即位，于是先挑选其中一半与府界提点陈子东，奏事符合圣意，特别命令附试的十一人都进入馆职。吴申任御史，说诗赋不足以选拔人才，请求从此夹杂经史、时务试论策，于是命令罢免诗赋，试以策论两道，然而直到神宗去世未曾实行。大概自从更改官制，在内者与职事官混合除授，在外赏劳作为贴职的只是作为恩宠罢了。元祐初年施行治平旧例，而通令知枢密院与同知也举荐，于是采用熙宁的令试策一道，绍圣后不再实行，四十年间只有治平元年、二年两次而已。大概必定想要得到人才而慎重选择，自然不能频繁进行。

世人说不服药胜过中等医生，这话虽然不能普遍适用，然而疾病没有非常痛苦，与其让庸医胡乱投药反而败坏病情，不能说没有益处，我见过的很多了。其次有好服用补药的人，不衡量自己是否适宜，只看到别人有效，就跟着尝试，也有的没有益处反而有害。魏晋间崇尚服用寒食散，通称为服散，这有几种方子，孙真人一并记载在《千金方》中，而皇甫谧服用后，就成了废人。他自己说性情与之相悖，违背错乱了节度，隆冬裸露身体吃冰，盛夏甚至悲愤想自杀，这难道可以不慎重吗！王子敬有帖子说：服散发者亦是□□。说服用的人而不听说有甚大利益，其危害之甚竟像皇甫谧那样，这是好服食的弊端。我年轻时不多服药，中年以后有人劝我稍加留意，过去已经不耐烦，过江后也难得药材，常记《素问》“劳佚有常，饮食有节”八个字，似乎胜过服药。

韩退之《孔〇墓志》说古代在乡间养老的人将自求安逸，不是自找苦吃，邻里田宅都在，亲戚中不仕与倦而归的人不在东阡在北陌，可以拄杖穿鞋来往。说〇没有这些，想留住他，这姑且作为留住〇的说法可以。如果一定要等到这些条件具备然后才能离去，难道是善于为〇打算的人吗？〇当时年七十三，归乡不到一年就去世，如退之所云邻里田宅亲戚，谁且没有呢？只是不必完全具备。能像〇那样毅然刚决固然已经晚了，如果不能这样，终究不能离去吗？王述乞求骸骨，自序其曾祖昶《与魏文帝笺》说：南阳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年老汲汲自励，恐见废弃，时人咸共笑之。如果天假其寿，致仕之年不为此公婆娑之事。述当时年方六十三，辞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践之，不但为美谈也。

阮裕

译他担任临海太守，被征召为秘书监，没有就任，又担任东阳太守，再次被征召为侍中，也没有就任，于是回到剡中养老。有人问：“您屡次推辞征召却治理了两个郡，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我不敢故作清高，我年少时就没有做官的情趣，加上不擅长处理世俗事务，既然不能亲自耕种，必定需要有所依靠，所以勉强担任了两个郡的官职，哪里是为了炫耀才能或谋取私利呢。人情世故千年来变化不大，我自大观年间以来，承蒙恩宠已经很多，未曾不怀念归隐，但家中原本没有百亩田地，不得已才又担任汝南、许昌两个郡的官职，正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就像王裕所说的那样。既然罢免了官职，许昌的俸禄粮食剩余下来，勉强可以安排伏祭和腊祭的费用，从此就不敢再有留恋官位的念头。如今衣食不至于匮乏断绝，这是两个郡的恩赐。只是我归隐后又复出，所得反而比以前更多，这就不能不对王裕感到惭愧。”

译楚州紫极宫有一间小轩，人们未曾去过。一天忽然墙壁上题了一首绝句说：“宫门闲来一入，独自倚栏而立。终日不见人影，朱顶鹤声急促。”相传这是吕洞宾所作。我曾见过，字迹没有异样，也已剥落了一半。当地人有危急重病，刮下这墨迹，像黍粟那样大小的量服用，都能痊愈。近世有个卖鱼的孙某，起初以捕鱼为业，忽然放弃而发狂，人们起初不重视他，稍后他预言灾祸福报无不灵验，于是人们争相信奉他。白天往来于人家，终日不停脚步，夜晚则宿在紫极宫，灾祸福报也不可以询问，有时错误地流露在言语中，有时写在墙壁上，有时笑有时哭，都不可预测，时间久了推究其原因，都是有目的的。宣和年间曾召他到京师，他狂言依旧，有人传他的话有讥讽切责之意，被罢免回家，这确实与当时的同类人不同。战争兴起后不知他的结局。范尧夫每次任职京师，早晚两顿饭从自己到婢妾都在家中料理，往往削减，过分简朴俭省，有不饱食的情况，即使晚年登上政府高位也是这样。外任则交给外厨，增加食材几倍，没有不满足剩余的。有人问其原因说：“人的进退虽然在自己，然而也没有不连累妻儿的人。我想让在朝中则劳苦且不足，在外则安逸而有剩余，所以在我身边的人早晚所说的必定以外任为乐，而没有顾恋京师的意思，对我也是一个帮助。前辈对于出仕和退隐很严格，常常表达这样的意思。”

张湛传授给范宁治疗目痛的方子说：“减少读书一，减少思虑二，专心内视三，简化外视四，早晚起床五，夜晚早睡六。”这六种事物用神火熬炼，用气导引，蕴藏在胸中，七天然后纳入方寸之心，修习一时，近能数清睫毛，远看尺余之外，长期服用不停止，能洞见墙壁之外，不仅明目，而且延年。这虽然是戏言，然而治疗目疾确实没有超过这六种的，我的眼睛昏花已经四年，从去年尤其严重，而今年夏天又加上红眼病。这六种事物终究不能兼用，所以虽然杂服其他药物几个月，还没有平复。因此反省平生所用目力，应当是数十倍于他人，怎能不疲惫，难道草木之味从外面来的所能再补充？张湛历数自阳里子、东门伯、左丘明、杜子夏、郑康成、高唐隆、左太冲七人嘲笑他们，阳里子、东门伯不可知，而丘明以下五人没有不是读书人的，怎能不害怕，必须完全使用他的方子不再加减，才有灵验。

杜牧作《李戡墓志》记载戡诋毁元白诗语，所谓不是庄人雅士所为，淫言秽语入人肌骨者。元稹所不论，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一概称为淫言秽语吗？戡不知何人，而牧称赞过甚，古今妄人不自量，好抑扬予夺，而人辄信之，类尔！看牧诗纤艳淫秽，乃正其所言，而自不知也。《新唐书》取为牧语论《乐天传》，以为救失不得不然，盖过矣。牧记戡母梦有伟男子持双儿授之云：“予孔丘，以是与尔。”及生戡，因字之夫授，晁无咎每举以为戏曰：“孔夫子乃为人作九子母耶？”此必戡平日自言者，其诡妄不言可知也。

李伯时初喜画马，曹韩以来未有比也。曹辅为太仆少卿，太仆视他卿寺有廨舍，国马皆在其中，伯时每过之，必终日纵观，有不暇与客语者。法云圜通秀禅师为言众生流浪转徙，皆自积劫习气中来，今君胸中无非马者，得无与之俱化乎？伯时惧，乃教之使为佛像，以变其意，于是深得吴道子用笔意。晚作《华严经》八十卷变相，李冲元书其文，备极工妙，不及终而以末疾废，重自太息。既不能复画，乃反厚以金帛求其所画在人者，藏之以示珍贵。宣和间其画几与吴生等，有持其一二纸取美官者踵相继，而伯时无恙时但诸名士鉴赏得好诗数十篇尔。

杜牧记刘昌守宁陵斩孤甥张俊事，史臣固疑之，然但以理推，未尝以《李希烈传》考之也。希烈围宁陵时守将高彦昭，昌乃其副，贼坎城欲登，昌盖欲引去，从刘元佐请兵，出不意以捣贼。彦昭誓于众曰：“中丞欲示弱，覆而取之，诚善，然我为守将，得失在生人，今士创重者须供养，有如弃城去，则伤者死内，逃者死外，吾民尽矣。”于是士皆感泣请留，昌大惭，则全宁陵。昌安得全攘其功耶？计刘元佐间能拒守，当在彦昭，不在昌也。牧好其意，欲造作语言为文字，故不复审虚实。希烈围宁陵四十日而谓之三月，城不陷以元佐救兵至，败希烈，而云韩晋公以强弩三千希烈解围，皆非是。士固有幸不幸，高彦昭不得立传，计是官不至甚显而死，故昌得以为名。赵克国云：“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昌为将固多杀，正使有之，犹不足为法，况未必有耶？为辩正以信史

译氏的说法。

译张文孝公张观一生不曾写草书，杜祁公杜衍一生不曾写楷书。文孝公曾自作诗说：“观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可见他的志向。祁公多在地方担任监司及统帅，公家的文书往来、判词都写草书，人们起初不能辨认，不敢直接询问，必定去找擅长草书的人请教，时间久了才稍微完全理解。世人说书信笔迹多像其人的品行，两位公都号称德行厚重，却如此不同，有人对此感到疑惑。我认为文孝公在修身方面谨慎，秋毫之微也不敢逾越法度，自然不应擅长写草书；祁公虽然刚正清廉简朴，但通晓世故，所到之处政事号称神明，迎刃而解，那么通达变化，心意所指向并在书法中流露出来的，应当也与此相似。

唐代擅长书法的僧人有三位：智永、怀素、高闲。智永的书法完全遵守王羲之的家法，一笔不敢稍有出入，《千字文》之外见于世间的也没有其他作品，相传有八百本，我听说士大夫家中尚存七八本，在章申公的儿子章择处亲眼见过一本。王羲之的书法到王献之时稍有变化，父子之间并不互相沿袭，唐太宗对王献之贬低得太过分，所以只收藏王羲之的书法，不及王献之。智永的真迹深沉稳重、精妙深远，不如世间石刻拓本用笔过于拘谨碍手。怀素只传草书，虽然自称遗憾不认识张旭，但未曾丝毫模仿张旭的格局，由此可知万事必须从内心领悟，依傍他人就不能并立了。章申公家也有怀素的《千字文》在其儿子章授处，现在两家各藏一半，可惜不能成为完整之物。高闲的书法极少见到，只有钱彦远家有其“写史书当慎其遗脱”八个字，如手掌大小，神采超逸，自成一家。大概因为得到了韩愈的序文，所以名声更加显重。

叶源余与我同年出生，自称熙宁初年徐振甫榜时已参加省试，当时之前取上舍优等已经很久了。省试中考问交趾的事，茫然不知始末，有人告诉他见于《马援传》，急忙抄录其中的话使用，而没有详细考证，于是误把马援写成马愿，因此被黜落，正值新学兴起之初。当初何曾禁止人读史书，而学者自己如此。叶源余说自己也认为不对，所以过了二十年才考中。崇宁年间设立三舍法，虽然推崇经术，也未曾废弃史书，而学校中担任师长的人本就从其中选出，自己知道不是所学，也庆幸迎合时好来倡导他的门徒，所以凡是谈论史书的都极力诋毁。尹天民担任南京教授，到任那天全部取出《史记》以下直到《欧阳文忠集》在讲堂下焚烧，舆论哗然，没过几天尹天民因言官弹章被罢免。

政和年间有大臣不能作诗，于是建议说诗是元祐党人的学术，不可实行。李彦章担任御史，迎合风向旨意，于是上章论述陶渊明、李白、杜甫以下的人都加以贬低，进而诋毁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人，请求列为科禁。旧例进士闻喜宴通常赐诗以示宠荣，从何丞相何文缜榜之后就不再赐诗，改用诏书以示训诫。何丞相何伯通恰好主管修敕令，于是制定科条说：“凡士庶传习诗赋的杖打一百。”这年冬天初雪，太上皇心中喜悦，吴门下吴居厚首先作诗三篇进献，称为口号，皇上和诗并赐给他。从此圣上的作品时常出现，终究不能禁止，诗于是盛行于宣和年间。何伯通安好的时候有人问当初设立刑名将施加于谁，何伯通无法回答，说：“不是指这些诗，恐怕是作律赋、省题诗妨害经术罢了。”而当时实际上并没有人习练这些。

吴门下喜欢谈论杜甫的诗，每次对客不曾不谈。绍圣年间担任户部尚书，叶涛致远担任中书舍人，待漏院每次官员早晨集合，大多还未睡醒，往往就座倚着墙壁打盹，不再交谈，只有吴居厚到了就强迫他们谈论杜诗不停，人们觉得痛苦，叶致远就迁坐到门外屋檐下。一天忽然大雨飘洒，同僚呼唤他不到，问其原因，说：“怕老杜的诗。”梁中书梁子美也喜欢谈论杜诗，我担任中书舍人时梁子美正在本省，每次同僚一起禀报事务，座位未定就首先诵读杜诗，评议锋芒毕露，话语插不进去，往往逼迫上马来不及禀报就退下。每次让书吏取他的诗稿给客人看，有不理解意思拿着抄本来的，必定怒目怒斥说：“为何不拿我的真本来。”所以近年说杜甫的诗人们共同喜爱，而这两位公知道得尤其深。

欧阳文忠公作为举子时客居随州参加秋试，考题为《左氏失之诬》，论中说：“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主考官认为是一篇警策之作，于是提拔为第一名。大概当时文体就是这样。胥翰林胥偃也因此了解他，文章的弊端如果不是欧阳公改变，谁能立即革除。词赋以对仗工整而用典切当为难点，张正素说：庆历末年有考《天子之堂九尺赋》的，有人说：成汤站在台阶下，不欠一分；孔子登上台阶，只余六寸。意思是用《孟子》曹交说成汤九尺，《史记》孔子九尺六寸的事，有两个主考官，一个认为好，一个认为不好，争论，很久不能决定，直到上章互相诉讼，传为笑谈。如果论文体，固然可笑，如果一定要说用赋取士，那么与欧阳公的论述有何不同？也不能说对仗不工整而用典不切当。唐代初年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起初相差不远，都帖经考而试时务策。只是明经帖文通

译询问科举考试的大致情况，进士科主要考察策论，在明经科的基础上增加了策论的考核，并用帖经作为辅助考核。永隆年间以后，进士科开始先测试两篇杂文，起初没有固定的名称，《唐书》没有记载诗赋考核的起源，推测大概是从永隆年间开始的。

译吴地全盛时期，是衣冠士族聚集的地方，士人风气淳厚笃实，尊敬侍奉年高德劭的老人，前来担任太守的多是前辈名人，也能顺应当地习俗来成就美好的意愿。旧的通衢大道都立有标志牌匾作为坊名，凡是士大夫中名声德行被人称颂的居所，往往因此得以彰显。元朝参政厚之居住的地方名为衮绣坊，富秘监严居住的地方名为德寿坊，蒋密学□居住的地方曾经出产灵芝草，名为灵芝坊，侍御史师道居住的地方名为豸冠坊，卢龙图秉奉养父母八十多岁，名为德庆坊，朱光禄□居住的地方有园林池沼号称乐圃，名为乐团坊。临水建造的亭台馆舍，用来接待宾客和船只的，也有的因为靠近某位名人而命名，褒德亭是因为德寿坊的富氏，旌隐亭是因为灵芝坊的蒋氏，蒋公大概自己将宅前河流命名为招隐溪，后来的人也不敢随意占据。这种风气只有我们这里能见到，其他地方未必都是这样。

李公武娶了太宗的献穆公主，起初名字犯了神宗的嫌名，加赐“遵”字，他好学，跟随杨大年写诗，以对待老师的礼节侍奉他，杨大年去世时他穿丧服，士大夫因此推重他。他的私宅建有闲燕、会贤两座厅堂，当时的名公卿都跟他交往，死后谥号为和文。外戚中没有得到“文”字谥号的，人们不认为这是过分，后来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又娶了真宗的福康公主。所以世人称李公武为老李驸马，他的居所是各位公主府邸中最好的，他在东边得到百余亩空地，全部疏浚成池塘，极力寻求奇异的石头和名贵的树木，参差排列在左右，号称静渊庄，俗称为李家东庄。宣和年间树木都已合抱，京城里没有他家那样的，后来归还给官府，改名为撷芳园。后来宁德皇后迁居于此，改名为宁德坊。

李公武既然以文词在各位公卿间著称，杨大年曾为他的诗集作序，编成《闲燕集》二十卷。柴宗庆也娶了太宗的鲁国公主，贪婪鄙陋粗暴，听说李公武有诗集，也自己写诗，招揽没有功名的举子一起唱和，举子贪图他的残羹剩饭，争着说可以和李公武并驾齐驱，真宗东封泰山时他也曾献诗，强迫杨大年为他的诗作序，杨大年不得已为他作了序，于是他也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干阳》、《登庸》两集，刻版印行赠送给人，传播的人都以此为笑谈。

《庄子》说涉水有道，叫做：随着急流一起进入，随着漩涡一起出来。郭象认为，磨转着旋入的是急流，回伏着涌出的是漩涡。现在人们说“汨没”应当是浮沉的意思。

太宗大力奖励儒术，起初任命张参政洎、钱枢密若水为翰林学士，高兴地说得到了人才，告诉辅政大臣说：学士是清贵切要的职位，我恨不得自己来做。唐朝旧例学士礼仪上通常有耍猴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建国初年长期废弃不讲，到这时才让在敕设日每天举行，而改用教坊的杂技艺人，后来就把它作为惯例。而我做学士时只是调遣开封府呼喊市井之人，不再使用教坊的人了。既然在禁中，也不敢多招致，只用一两个艺人凑数罢了。大观末年我奉诏重修《翰林志》，曾经详细记录始末，恰逢我被罢免□，没能完成。

吕文穆公的父亲吕龟图与他的母亲不和，连同吕文穆一起将他们赶出家门，他们在外漂泊，衣食几乎不够。龙门山利涉院的僧人看出他是贵人，邀请到寺中，为他开凿山岩作为石龛居住，吕文穆在那里住了九年才出来，参加秋试，一举成为廷试第一。这时太宗刚与赵韩王商议想要广泛招揽天下士人来振兴文治，而志向在于收复幽燕，考试题目是《训练将赋》，吕文穆的辞藻既雄壮华丽，唱名时又见容貌伟岸，皇帝说：我得到人才了。从此七年担任参知政事，十二年后拜相。后来他的儿子们在石龛处建立祠堂，名叫肄业，富韩公为此作了记。

吕文穆公考中进士后，带着母亲去见吕龟图，虽然允许接纳母亲，但最终不与她相见，于是同堂不同室居住。贾直孺的母亲年轻时也被他的父亲赶出，父亲另娶他人，贾直孺考中进士后请求奉养被赶出的母亲回家，与后母一起居住。显贵之后，两位母亲都健在，一并封赠两人。两人都曾是廷试第一，虽然为被赶出的母亲感到荣耀，但在父子之间，按照礼经是没有这种做法的，他们各自处理得合乎人情，是很难做到的。

《唐书·李藩传》记载李藩涂改密诏让王锷兼任宰相的事，《会要》中崔氏论史官的失误，其说法很明白，而新史仍然记载这件事，难道没看过崔氏的论述吗？然而即使根据本传考察，李藩做宰相既然接到密旨，有不可封还的情况，是可以的，何必再涂改字迹，自然可以看出它的错误了。给事中批驳敕书的事也不是这样，唐朝制度给事中对于诏敕有不妥当的可以涂改，奏还称为涂归，这是他的职事，为什么吏员惊慌请求连接其他纸张。李藩是名臣，这两件事尤其伟大，但都不符合事实，成全别人美德的人固然不吝惜，但事情应当真实罢了。我认为这原本出自批敕一事，大概虽然有旧例，以前没有人能履行其职，到李藩实行，吏员所以惊慌，后来赞美李藩的人因而加上连接纸张的话，又增益为王锷的事，不知道正好成为李藩的累赘。根据《王锷传》，从河东节度使加平章事，《会要》认为是元和五年，正是李藩做宰相时，大体上新史自相矛盾类如此。

唐朝以金紫、银青光禄大夫都作为阶官，这是沿袭汉朝制度，金印紫绶、银印青绶的称呼。汉朝丞相太尉都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这是三府官中最崇高的。夏侯胜说：经术如果明白，取得青紫

译拾取地上的芥草。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颜师古错误地将青紫色理解为卿大夫的服饰，汉代卿大夫大概并未穿着青紫服饰，这只是依据颜师古当时所见的情况罢了。古代官员必定佩戴印信，有印信就有绶带，魏晋以后既然没有佩戴印信的制度，唐代设立这个名称本来就已经不对了，而且其品级又在光禄大夫之下。汉代光禄大夫的俸禄等级相当于二千石，原本以掌管宫门为职责，起初并非尊贵的职位，怎么能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呢？古今名号的沿革变化、颠倒错乱大概说不尽，只是奇怪元丰官制中那些考核古今非常详细的儒者，也沿袭旧说而没有醒悟，于是竟然把它作为阶官的首位。

译《汉书·李陵传》说：那些保全自身、保护妻儿的臣子，跟随在后面罗织罪状、夸大他的过失。孟康注释说：用酒酵作为媒，用曲作为蘖。颜师古引用齐地人称曲饼为媒的说法，意思是像酿造酒一样酿成他的罪过。宋景文公喜欢生造词语，《新唐书》记载程元振憎恶李光弼，说“媒蝎以疑之”，不知道这是另有依据呢？还是凭自己的意思随意编造的呢？《春秋外传》中有这样的话：蝎谮，焉避之者。蝎，音曷，是蛀木的虫子。意思是进谗言从内部生出，就像蛀虫一样。有人说“媒蝎”一词取自这里，然而这也太奇特了。

旧说认为崔慎是瓦棺寺僧人的转世，崔慎是在崔慎由担任浙西观察使时出生的，所以七岁时还不吃荤。忽然有个僧人看见他，打他的嘴巴说：既然想要他的官爵，为什么不食肉？从此才开始吃荤。大凡世间富贵人多是从修行中失念而来，或者世俗缘分未断，有必须偿还而无法逃避的业报。房次律是永禅师的转世，前面已经有过论述了。只是崔慎的行为完全没有修行的证据，何止是官爵一念之差呢。以前在丹徒，常记得与叶政远在甘露寺坐谈时，有人提起这件事，致远当时有所感慨，忽然愤怒地变了脸色说：我认为僧人也不是明眼人，不吃肉算什么，为什么不等到他晚年，把他绑在十字路口，狠狠打上百巴掌才痛快。听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宋朝初年，州郡贡举士人还没有限制名额，太宗开始有意广泛招收文士，于是担任州郡长官的人大多以多举士人为荣耀。淳化三年礼部考试，竟然接近两万人，此后没有像这样盛况的，当时钱若水担任知举官主持廷试，录取了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为第一名，而丁晋公、王冀公、张邓公三位宰相都在其中。

晋宋之间佛学刚开始流行，其信徒还没有僧人的称呼，通称为道人，他们的姓氏都跟随所师从的人，比如支遁本姓关，师从支谦，所以叫支帛；道猷本姓冯，师从帛尸梨密，所以叫帛是。到了道安才说佛氏释迦，现在作为佛的子民，应当跟随佛的姓氏，于是请求都姓释。世人用“释”来指代佛，就像说杨朱、墨翟、申不害、韩非一样，现在把它当作称呼的人，自己却不知道它是姓氏。“贫道”也是当时仪制定下的自称之辞，不得不称呼，大概是表示尊敬，允许他们不直呼其名罢了，现在反而用来互相称呼而不避讳，大概从唐代就已经这样了，而“贫道”的说法也就废弃了。

吕许公最初推荐富韩公出使辽国，晏元献担任枢密使，富公不因为嫌隙而推辞，晏公不因为亲故而回避，在爱憎议论之间终究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心窥探其间，这种直道自信不疑的态度，确实难以做到。等到出使回来，接连升任资政殿学士，富公开始以死推辞不接受任命，虽然道义上本来应当如此，他的志向也有所在。不久晏公担任宰相，富公同时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晏公正极力陈述请求离职，不肯与他并立，仁宗不允许，于是两人同处二府，以前大概没有这样的先例。

张司空齐贤最初受到太宗的赏识，迅速升任签书枢密院事，恰逢北伐契丹，代州正处在敌寇冲击的要冲，而杨继业战死，皇帝非常担忧，寻求守卫的人，齐贤主动请求前往，到达后，果然大败敌军。当时母亲晋国夫人孙氏八十多岁，还安好无恙，皇帝多次召她到宫中，恩宠礼遇非常深厚，像对待家人一样。朝散郎仲咨是他的曾孙，曾经拿出皇帝亲自礼遇并赐给孙氏的一首诗给我看说：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说：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齐贤大概是从代州入朝拜相。圣上的言语简朴，不加以文饰，群臣怎么能不尽心呢？诗诏赐给他的家，有石刻，士大夫很少见到。

本朝宰相退休时从容进退，享有高寿，其中最著名的有六人：张邓公八十六岁，陈文惠八十二岁，富韩公八十一岁，杜祁公八十岁，李文定七十七岁，庞颖公七十六岁，文潞公虽然九十二岁但晚节不终，士人议论惋惜他。张邓公仍然从宰相职位上得以退休，尤其可贵。

韩建粗暴好杀却重视佛教，治理华州时，担心僧众庞杂，犯法的人众多，宽恕他们则不行，全部治罪又恐怕伤害善良的人，于是挑选其中有道行的徒弟让他们担任僧正来训导治理。但是选错了人，反而专断好恶、随意赏罚，谨慎守法的人不能伸张，犯法的人更加无所顾忌。韩建过了很久才明白，一天忽然在判牒上写道：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自正。传播的人虽然嘲笑，但也合乎情理。

《明皇幸蜀图》是李思训画的，藏在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中，我曾经见过它的摹本，长宽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峰岭重叠，路径隐现，渺然有数百里的气势，可以想见是天下名笔。宣和年间内府求画非常急切，因为它的名字不好，唯独不敢进献。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大致齐备，道旁瓜田，宫女有在田里采瓜的，有人忌讳它而称为《摘瓜图》。而议论的人怀疑元稹《望云骓歌》中有“骑骡幸蜀”的话，认为仓促之间不应该仪仗器物还如此盛大，于是想认为这不是幸蜀时的事，终究不能改变。山谷间的百姓都戴白巾，认为是蜀人为诸葛孔明服丧，所居深远者

译后来于是就不再任命（他），然而其他史书中没有记载。

译欧阳修起初因为张氏案件，被当权者幸灾乐祸地诬陷，朝廷急忙任命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主持诏狱，并与宦官共同审理，希望他们迎合上意，朝野内外都认为欧阳修必定无法脱罪，但苏安世秋毫无所偏袒，最终证明欧阳修没有其他罪行。当权者大怒，判苏安世贬官泰州监税五年，不得调动，后来审理此案的官员也不过是罗织罪名，说欧阳修借用张氏嫁妆器物以及被贬官罢了。苏安世不久在至和年间去世，最终官至广西转运使，官位并不显赫，世人多不知道他。他为人廉洁正直且办事敏捷，十五年间没有经过磨勘考核，王安石为他写墓志铭，仅仅记载了这件事。

吕夷简在相位时，因郊祀礼仪特加封司空，他极力推辞不接受，后来生病，将政事交还，仁宗对他依然厚待，于是又任命他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每三五天入朝一次，遇到大事及边防机密，允许宰相和执政官到他府第咨询访问，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元丰初年，吕公著辞官，于是沿用旧例，任命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而吕公著也拜司空平章事，于是实现了世袭高官，尤为盛事。

《禹贡》说：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流成为沧浪之水。沧浪是地名，不是水名，孔安国认为汉水的支流在荆州的就是沧浪。《孟子》记载《孺子之歌》所说的“沧浪之水可以濯缨”，屈原《楚辞》也记载了它，这正是楚人的歌辞。苏舜钦在吴地卜居，门前有积水，就是吴王僚开凿作为池子的地方，在上面建亭，命名为沧浪，虽然意在取濯缨之意，但似乎把沧浪当作水波渺茫的样子，而不认为是地名，这就错了。沧浪就像说“沘冢”、“桐柏”一样，现在不说水而直接说“沘冢”、“桐柏”可以吗？大体上《禹贡》中水的正式名称而不可单独列举的，就用“水”字补足，黑水、弱水、澧水之类就是这样。不是水的正式名称而因此命名的，就用“水”字区别，沧浪之水就是这样。沈水伏流到济水才显现，氵允也是地名，可以命名为济水，不可以命名为氵允水，所以也称为氵允水，由此可知圣人的言语一个字都没有不讲究法度的。

桑钦撰写《水经》，记载天下的水非常详细，唯独两浙地区简略。浙江称为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桑钦是北方人，不曾到东南地区，只是拿《山海经》作为证据罢了，《山海经》说三天子都在彭泽，怎么能到这里？现在钱塘江是北江的下游，虽然从彭泽而来，大概是众江汇聚的地方，不应该只取这一条水命名。我推测“渐”字就是“浙”字，桑钦错误地分为两个名称。郦道元注引《地理志》说：浙江发源于丹阳黟南蛮中，这就是现在从分水县流出桐庐号称歙港的河流，与衢州、婺州的溪流汇合后经过富阳流入大江，大江从西边来，这条江从东边来，都汇聚在钱塘，然后向南流入大海。然而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州、婺州诸水与苕溪、霄溪等不见于《水经》的很多，难道是因为小而遗漏，还是不及知晓呢？我任钱塘太守时，曾取两路山水考证其名实，向老辈人求证，颇得其详，想使好事者编为一书，以补桑钦、郦道元的缺漏，恰逢兵乱来不及完成。

颜真卿《吴兴地记》说乌程县境有颛顼冢，《图经》说：晋初衡山出现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在州的东南，《春秋传》所说的楚子伐吴，攻克鸠兹到达衡山就是这里。现在称为横山，有人怀疑颛顼都帝丘，即现在的濮州，是没有理由坟墓在这里的。古今流传虽然不能完全相信，然而舜葬苍梧，禹葬会稽，何必都在都城呢？现在州的西南有杼山，也隶属乌程，旁边有夏驾山王村，相传是夏杼巡狩所到之处。杼，是夏朝的第七位王，禹葬会稽，那么杼来到这里本来不足为怪，庸俗之言不可以说全无根据。越王勾践本是禹的后代，大概吴越在夏朝都是中国之地，后来习惯于使用夷狄风俗，所以商周之间变为夷狄，难道真是夷狄吗？六合之大，自开辟以来迭为华夷，不知道变化了多少次，如幽燕故土沦陷不满二百年，已经不再称为中国了。而闽广陇蜀列为郡县的，又怎么知道秦汉之前都是夷狄呢？

三江既入，震泽底定。孔安国以太湖为震泽，而不命名三江，意思好像以北江、中江与南江为三江，在荆州的分汉、沱参流则分为三，在扬州的分因入于海则合为一，所谓北江现在丹阳以下钱塘都是，孔安国本来不曾到吴地，所以他把北江解释为从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为北江入海，不知道北江本来与震泽相通。以太湖为震泽，也不对。《周官》：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泽薮为具区，其浸为五湖。既然以具区为泽薮，那么震泽就是具区，太湖乃是五湖的总名罢了。凡说薮的都是人资以为利，所以叫薮，以富得名，而浸只是水所汇聚的地方。现在平望八尺震泽之间水弥漫而极浅，与太湖相接，而不是太湖，从这里流入太湖，从太湖流入海。虽然浅而弥漫，所以积水暴至，无法排泄，就溢出而害田，所以称为震，就像说三川皆震一样。然而蒲鱼莲芡之利人，

译所凭借的条件非常广泛，或许可以筑堤围水造田，这与太湖不同，因此称之为泽薮。其他州的沼泽没有洪水突然到来的祸患，所以只用一个名称罢了。而具区与三江的通畅或堵塞利害相关，所以用两个名称来加以区别。《禹贡》以方位已经确定为义，所以只说震泽而不说具区，这并不是吴越之人不知道，而是先前的儒者都是北方人，只是依据文字来解说，理所当然地明显在地理上出错而不自知。

译三江与震泽相通的水道，有的宣泄震泽之水流入大海，有的汇合震泽之水流入大海，其中一条是吴松江，这本来就没有疑问；另一条无法命名，如今青龙、华亭、昆山、常熟都有江流通向大海，并与震泽相连，推测必定在这些地方之间。韦昭说浙江、浦阳、松江是三江，他的荒谬本来就不必辩驳。而王氏说“入”也不能理解为流入大海，凡是说“入于渭”、“入于河”，都是指水流由此前往，说的是它的归宿。三江既然各自是独立的水系，并非从别处流来，前面既然没有说过流入大海，就不能直接说流入海岛，知道“入”字意为流入大海，只是文字恰好相同罢了，应当像“既陂”、“既泽”、“既导”、“既潴”之类，各自就其本源的水流来说，“既入”如果说是从地中穿行，那么所有靠近大海的江流都狭窄，不能与大江相比，海水两潮相往来，刚来时猛烈激荡，就带着泥沙一起到来，退去时缓慢，就留下泥沙而水独自返回，所以不过三五年就淤积浸没阻塞，水如果不进入江中就不能通向大海，知道震泽承受这些水而成为灾害，如果江水自由从地中穿行，各自分流入海，震泽怎么会有决堤泛滥呢？

侯公替项羽游说的事，《汉书》记载始末不太详细，高祖用言语使他远离，确实难能可贵。然而世人有时怨恨他太刻薄寡恩。我家有汉金卿侯长君的碑文说：名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朝兴起时，侯公献计帮助太上皇解除鸿沟的危难，谥号安国君。曾孙黼封为明统侯。光武中兴，玄孙霸任大司徒，封於陵侯，家族枝叶繁盛，有的家在河随，有的住在山泽。这才知道高祖对待侯公也不薄，只是不任用他罢了。汉初群臣没有封侯的，一时立功的都随即赐予美名，号称“君”，有食邑，娄敬封奉春君，享受富贵的衣食。大概高祖对待君子和小人不以私恩，都是高祖能夺取天下的原因。他的恩泽传到曾孙才封侯，还是高祖的遗意吗？《后汉书·侯霸传》：河南密人，不说他是侯公的后代，只说族父渊在元帝时是宦官，辅佐石显等人，掌管中书，号称太常侍。侯霸因为他的缘故任太子舍人。大概是史书的缺漏。汉朝的遗事古书中再也看不到了，而偶然在这里得到，知道收藏碑刻不是没有补益的。

高祖终身不见侯公固然好，但史书不应当就此抹去他的事迹。刘原甫曾经代侯公写游说项羽的辞令，文章很美，原甫大概是精通西汉历史的。然而我曾经说太公、吕后在项羽军中两年，凭借兵力互相逃脱，于是胜负相当。高祖安然地表示，好像不急于救太公，广武之战时刚数落项羽十大罪状，即使项羽想烹杀太公也不顾，这难道是真的忘记父亲吗？知道项羽没有战胜我的策略，而我有消灭项羽的计谋，项羽一定不敢害太公。等到杀龙且，斩塞王欣，分封韩信、彭越、黥布为王于关东，厚待军士以收服四方人心，形势已经形成，项羽孤立无援粮草耗尽，所以用平分天下引诱他，大概看出他为人仁弱而贪婪。仁弱就难以轻视我，贪婪就利于分得天下，计谋一定，然后派遣使者，一次不成再派一次，对于太公大概只是直接取回罢了。侯公也恰逢成功，然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也不能实现他的意图，这就是陆贾不能而侯公能的原因。汉初跟随高祖的还有萧公、薛公、枞公，史书都失载他们的名字，知道高祖养士以备缓急之用不止一种途径。

东汉郑均退休，章帝赐给他尚书俸禄终身，当时号称白衣尚书。那么汉朝退休官员没有俸禄，唐朝制度也是这样，而当时有特别供给的。

本朝宰相以三师身份退休的，元丰以前只有三人：赵韩王太师，张邓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丰末年文潞公才以太师继任。

范蜀公向来不喝酒，又诋毁佛教。在许下与韩持国兄弟交往，而韩家兄弟都崇尚这两件事，每次宴集，蜀公没有不和他们尽情饮酒尽欢的，稍有空闲就必定以谈论禅理相勉励，蜀公很为此苦恼。苏子瞻当时在黄州，于是写信问救他应当用什么方法，回答说：酒曲有毒，平地生出醉乡；土偶作祟，眼前妄见佛国。子瞻回复他说：请公试着观察能迷惑人的本性从何而生，想要救人的心作什么形状，这还站立不住，那又依靠什么，正担心黄面瞿昙也要敛衽，何况学习他的人呢？意思也将有办法开导公，而公始终不领会，也可以看出他笃信自守，不肯被外物所夺。子瞻这封信不载于集中。

苏子瞻元丰年间赴诏狱，和他的长子苏迈一起前往，约定送饭只送菜和肉，如果有不测就撤去这两样而送鱼，让苏迈在外间作为信号。苏迈谨慎遵守超过一个月，忽然粮尽，到陈留谋划，委托一个亲戚代送，而忘记告诉他的约定。亲戚偶然得到鱼送给他，不兼送其他东西。子瞻大惊，知道不免，将向皇上祈求哀怜而没有办法直接传达，于是作两首诗寄给子由，祝狱吏送达，大概意思是狱吏不敢隐瞒就一定会上报。后来果然如此，神宗起初本来没有杀意，看到诗大概动心，从此更加想要从宽释放，凡是深文周纳的人都被拒绝。两首诗不载于集中，现在附在这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〇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

译死后只能穿着粗布牛衣，愧对年迈的妻子。日后灵魂游荡不知会去往何方，桐乡大概就在浙江的西边。圣明的君主如天一般恩泽万物，带来春意，而我这愚钝的小臣却因暗自谋划而招致杀身之祸。百年的生命尚未终结，却须偿还罪债，十口之家无处安身，更连累了他人。任何地方的青山都可以掩埋我的尸骨，将来夜雨之中独自伤怀，令人神伤。愿与你世世代代结为兄弟，再续来生未了的因缘。

译北苑茶的正产地是鲁坑，称为正焙；不是鲁坑产的茶是沙溪，称为外焙。两地相距不远，但茶的品质截然不同。沙溪的茶色白，超过鲁坑的茶，只是味道短促且微涩，懂茶的人喝一口就能分辨出泾渭之别。我起初怀疑地气土性不应该突然差异如此之大，等到来到山中，每当开辟道路，挖掘整治岩洞，在寻丈之间的距离内，土色各不相同，肥沃贫瘠、紧实疏松、干燥湿润也随之不同。在两棵树木之间相距几步的地方种植，封土培土和灌溉大致相同，但树木的生死丰歉却像两种不同的东西，这才知道事情没有亲眼见到，不能必然相信。草茶的极品只有双井和顾渚，也不过各自只有几亩地。双井在分宁县，那块地属于黄氏，是黄庭坚的家。元祐年间，黄庭坚极力在京城推崇赞赏，族人纷纷进献，但一年仅得一两斤罢了。顾渚在长兴县，就是所谓的吉祥寺，其中一半属于现在的刘侍郎刘希范家。这两地所产的茶，一年也止于五六斤。近年寺庙僧人索取的多，来不及精心挑选，远不及刘家的茶。我每年向刘家求茶，超过半斤就不再好喝了，大概是因为茶味虽然均匀，其精华在于嫩芽，选取初萌如雀舌的称为枪，稍微展开成为叶的称为旗，旗不是珍贵的，不得已取一枪一旗还可以，超过这个程度就老了。这就是它难得的原因。

柳公权记载青州石末研墨容易，字有时写成氵今。凡是顽石坚硬，磨墨的人用力过猛且快速，那么两块石头相互抵触必然发热而起沫，俗语说磨墨如病儿，握笔如壮夫。又说磨墨如中风的手，都贵在轻缓。冷与冫今两个字的意义不相远，石末本是瓦砚，极不好，至今青州还有。唐代中期不太知道有端砚和歙砚，当时大概是因为瓦质不坚硬，磨墨不起沫罢了，物性相互制约本来就有不可知的，现在有人急于磨墨而起沫，几乎缠绕笔杆无法写字。只要取耳中塞的一粒小米大小的东西投入砚中，不过一点点，磨墨就不再起沫了。近来墨工王湍这样说，试验果然如此，读书人之间也不可不了解这一点。

赐告、予告，孟康解释《汉书》认为是休假的名目，不对。告是指以请假告知上级，上级同意而有时赐予有时给予，因此称为告。《左传》说韩献子告老，难道也是请假吗？颜师古认为是请谒的话，是对的。然而认为谢病、谢事也称为告，则不对。谢，是放下事务和说病而离去罢了。古文都相互关联而成义，自然可以意会相通，而解说者往往穿凿附会，因此越传越失真。

妇女以姓为称呼，所以周朝的女子都说姬，就像宋国说子、齐国说姜一样。自从汉朝以来不再分辨，都认为是妇女的名字。所以《史记》说高祖在山东时，喜欢美姬，《汉书·外戚传》说所宠爱的姬戚夫人之类，本来就已经错了。注释《汉书》的人看到说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都是妾而不是皇后，于是又认为是众妾的称呼。近代称妾的都称为姬，事情的流传失真往往如此。现在称宗女为姬，也是因《诗经》说王姬的错误。

俗语说忍事敌灾星，这是司空图诗中的话。司空图《休休亭记》自述曾经被匪人侮辱，应当以耐辱自我警戒，因此号称耐辱居士，大概是指柳璨，难道白马之祸柳璨将不利于他，有不得已而忍辱以避免灾祸的人，所以这样说吗？《司空图传》见于《五代旧史·梁书》，大概他去世在唐朝灭亡之后。然而绝不能明白他的大节，以至于说他急躁进取、自夸自大，被正直之士鄙视，昭宗复位，召他为兵部侍郎，认为自己应当成为宰辅，被时势所抑制，愤恨而称病离去。世间的毁誉相反如此，像司空图的出处用心，而不被当世所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王禹偁为《五代阙文》开始极力为他辩白，王禹偁的时代距离五代还不远，大概还有所传闻，现在《新唐书》所载的大抵多取自王禹偁。所以知道君子只要强于为善，是非的公正终究不能一直混乱，时间久了必定会定论。

乐君是达州人，出生在巴峡之间，不太与中原士人交往，相貌极其质朴粗野，但博学纯厚，先父少师特别喜爱重视他，所以派我跟随他听读。现在我还能大致记得六经，都是乐君口授的。他家非常贫穷，不自己经营，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跛脚婢女，在城西聚集学生住在三间草庐里，用其中两间安置学生，而妻子儿女住在一间。他乐观平易坦率，多嬉笑，从未见他发怒，一天过了中午还没吃饭，妻子派跛脚婢女告知米吃完了，乐君说：稍等，会有送饭来的人。妻子无法忍受愤怒，忽然从屏风后跳出，拿起桌上的简册打他的头，乐君袒露身体逃跑，倒在屋下，孩子们围着他笑，搀扶起他。不久先父恰好选了三斗米，乐君慢慢告诉他的妻子说：果然没骗你，饿得很，幸好快做饭。回想起来像昨天一样，几乎五十年了。每天早晨起来分授孩子们经书，口诵数百遍不疲倦，稍有空闲必定拖着鞋子慢声抑扬吟诵不绝，跟在后面听，则是延笃的书。孩子们有时偷偷模仿讥笑他，他也不生气。喜欢作诗，有数百篇，先父当时任司理，还记得他相赠的一联说：末路清谈得陶令，他时阴德颂于公。又寄给故人说：夜半梦回孤月满，雨馀目断太虚宽。先父多次称赞他，现在老书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

译也。

从前南方菜肴尚未传入京城，京城里没有会切〇的人，因此把它当作珍美的食物。梅圣俞家里有一位老婢女唯独会做这道菜，欧阳文忠公、刘原甫等人每当想吃〇时，必定提着鱼去拜访圣俞。圣俞得到〇的食材后，一定会储存起来以等待各位朋友，所以他的文集中有《买鲫鱼八九尾，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以给膳》，又有《葵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永叔》等几篇诗作。有一天在蔡州宴请宾客，吃菱角，于是谈论起古今人的嗜好不同，以及屈到喜欢吃菱角、鲁晰喜欢吃羊枣等往事，忽然有人说起欧阳文忠公嗜好鲫鱼，询问原因便举出前面那几首诗的题目说：“见于《梅圣俞集》”，在座的客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译元丰年间，淮河、江浙一带的读书人中有两位因疾病未能出仕，却因品行高尚而在乡里闻名：楚州的徐积，字仲车；苏州的朱长文，字伯原。仲车因为耳聋，伯原因为腿跛，他们起初都考中了进士，患病后就不再出仕。朝廷近臣大多推荐他们，因此得以担任州学教授，领取俸禄，但不限定具体的职务。伯原是我的同乡，他的住所就在我黄牛坊宅第的前面，有园林住宅幽静美好，号称乐□。他与枢密使林子中交情特别深厚，绍圣年间，林子中极力推荐他出任太学博士，后升任秘书省正字，不久去世。仲车非常贫穷，侍奉母亲极为孝顺，父亲早年离家，不知下落，于是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侍奉母亲上。母亲去世后，他绘制了母亲的画像，每天祭祀，吃饭时都拿着七双筷子，举到画像前，好像母亲在进食一样，画像常常被汤汁沾湿弄脏。父亲名叫石，他每次在山间或庭院行走，遇到石头就跳过去，偶尔不小心踩到，必定呜咽流泪。他喜欢写诗，风格颇为豪放奇特，每天不曾停笔，有六千多首。每当有客人来访，他没时间接见，一定以写诗忙为由推辞，最终在家中去世。苏轼往来于淮甸一带，也对他以礼相待，认为他是独行的君子。

钱塘西湖过去有很多喜欢多事的僧人，往往喜欢写诗，其中最出名的是熙宁年间的清顺、可久两人。清顺字怡然，可久字逸老，他们的弟子称清顺为怡然、可久为逸老，他们所住的地方都是湖山胜景，而且生活清贫简约，性格耿介安静，不随便与人交往，没有重大变故不到城市去，士大夫大多前往拜见。当时有人送米给他们，他们索取的不过几斗，用瓶子装着，放在桌子上，每天取两三合来吃，即使是蔬菜也不常有，所以人们更加敬重他们。后来有道潜，起初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跟随文人往来，窃取他们的余绪，借此拜见当世的名士，于是凭借口舌议论时事，讥讽评论人物，因而受到推崇称道，当时有个叫思聪的也类似他，但诗写得稍好一些。近年江西有祖可、惠洪两人，祖可的诗学习韦苏州，优于上述几人。惠洪传授黄鲁直的技法，也有可取之处，但不能没有道潜那样的过错。祖可患麻风病而死，思聪在宣和年间放弃佛学改信道教，后来又因此得到官职，道潜、惠洪都因受牵连被贬谪安置，风俗的变化，即使是这类人也是如此，像清顺、可久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得到的。

枢密使孙固为人方正庄重，气质面貌纯朴古朴，也以至诚厚德闻名天下。熙宁年间，神宗因为他是东宫旧僚，把他当作心腹，每件事必定秘密询问他，虽然多次有直言规劝，但最终不对外张扬，言论一旦确定就不再改变，即使一天往返多次，坚持一种说法不多言。他的儿子孙朴曾对人讲述他家里的话：做人应当以圣贤为师，那么从容间就出于道德；如果急于追求名誉，到老死也不过是固守一节，不值得学习。所以他在元丰、元〇年间执政，未曾不被士大夫推崇尊重，却始终没有惊世骇俗的事情。他给四个儿子取名，长子叫朴，其次叫雍、野、戆，可见他的志向。

住在高山上的人常常担心没有水，京口的甘露寺、吴下的灵岩寺都聚集了数百名僧人，却要到山下买水，有人受不了这种辛劳。现在道场山也没有水，用污水池积蓄雨水，供洗涤灌溉，不得已才饮用。人没有食物还可以，水不能一天缺少，只是有水的人不知道它的珍贵罢了。我居住的地方有东西两股泉水，西泉发源于山脚，茂盛而清淡不流动，它的水流似乎不很强劲，汇聚成池才满一丈，大概其余的水流到了外面。我家内外几百口人，打水的人接踵而至，整天也不能消耗一寸水深。东泉也在山脚，但地下水流冲出形成山涧，经过碧淋池，然后汇入大涧流出，旁边山涧的人用来灌溉园子的都是这水。它发源于上面供我饮用的，也只有五尺深。两股泉水都非常甘甜，不比惠山泉水差，而东泉尤其清凉，盛夏可以冰齿，不煮茶酿酒不常取用。今年夏天不下雨将近四十天，天气很热，草木枯槁，山石都可以熏灼人。山前所有的山涧都断流，有井的不能供应十个男子一天的使用，唯独我的两股泉水略微没有减少。平时没有水的人既担心得不到水，有水但容易干涸的人在水源充足时又习以为常而不珍惜，现在我的泉水在众人艰难得水的时候特别显现出来，所以居住的人开始知道它的好处，大概接近于有常德的人。上天本来让我拥有这居所吗！

李亘字可久，兖州人，考中进士，年少时好学，通晓世事。我认识他最早，知道他卓然独立必定有所成就。我守卫许昌时，有一天他冒着大雪从兖州来，我留他住了十天然后离开，不曾谈及世事，只拿古人出处难以明白的地方向我质疑。后来担任南京宁陵县丞，徐丞相择之作尹，特别喜爱他，择之当权，于是逐渐任用他为郎官。建炎末年，金兵侵犯淮南，李亘来不及避难，很久没有消息，有人说李亘已经向刘豫屈节投降，我深以为不然。后来听说他为刘豫守卫南京，并且升任大名留守。我虽然怅然，但想李亘终究不忍心做到这一步。今年春天徐度从临安来，说见到他的同乡，说李亘谋划归顺本朝，已经被刘豫灭族了。不觉流下眼泪，于是知道我相信他是不错的，李亘有智谋，见识事情快，这其中的曲折必定有可说的，遗憾知道得不详细。

赵俊字德进，南京人，与我同年出生，我自从科举放榜后就没有消息，守卫南京才再次见到他，官职是朝奉郎。新建造的小屋在城北，闭门不出，即使是同乡也不随便交往。刘器之安康时住在河南，闲暇时独自也是□□。说服用的人而不听说有很大的利益，其为害之甚

译于是像嵇康那样，沉溺于服食丹药的弊端。我年轻时并不喜欢多服药，中年以后偶尔有人劝我稍微留意一下，过去我既没有耐心，过江之后又难以获得药材，常常记起《素问》中“劳逸有常度，饮食有节制”这八个字，似乎比服药更好。

译韩愈在《孔〇墓志》中说，古代在乡间养老的人是为了让自己安逸，而不是自找苦吃，因为街巷、水井、田地、住宅都还在，那些没有做官或厌倦官场而归来的人，不在东边的田埂上，就在北边的田埂上，可以拄着拐杖、穿着木屐往来走动。韩愈说〇没有这些条件，想挽留他，这不过是用来挽留〇的托辞罢了。如果一定要等到具备这些条件才肯离去，难道是为〇打算得好的人吗？〇当时七十三岁，回乡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像韩愈所说的街巷、水井、田地、住宅、亲戚，谁没有呢？只是不必全都具备罢了。能像〇那样毅然决然地离去，已经算是晚节了，如果连这样都做不到，难道终究不能离去吗？王述请求退休，在自序中提到他的高祖王昶《给魏文帝的信》说：南阳的宗世林年轻时喜好名声，州里的人都瞻仰敬重他，年老时却急切地自我勉励，怕被废弃，当时的人都嘲笑他。如果上天假借寿命，让他到了退休的年纪，就不会做这种徘徊不定的事了。王述当时才六十三岁，辞官的情意慷慨激昂，出于自己的志向，所以最终能够践行，这不仅仅是一段美谈。

阮裕担任临海太守，被召为秘书监，不去就任，又担任东阳太守，再次被召为侍中，也不去就任，于是回到剡中养老。有人问阮裕屡次辞去征召却治理了两个郡，为什么呢？阮裕说：我不敢故作清高，我年轻时就没有做官的情趣，加上不擅长人际交往，既然不能亲自耕种，就一定需要有所依靠，所以勉强治理了两个郡，难道是为了炫耀才能或谋取私利吗？人情世故千年来变化不大，我自从大观年间以来，冒领俸禄已经很多，没有不怀念归隐的，但家里原来没有百亩田地，不得已还担任了汝南、许昌两个郡的长官，正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像阮裕所说的那样。罢官后，许昌的俸禄结余勉强可以置办祭祀用品，就不敢再有留恋官场的念头。现在衣食不至于匮乏断绝，这是两个郡的恩赐。只是我回家后再次出山，所得比以前更多，就不能不对阮裕感到惭愧。

楚州紫极宫有一个小轩，人们未曾到过。一天忽然在墙壁上题了一首绝句说：宫门闲来一入，独自凭栏而立。终日不见人影，朱顶鹤声急促。相传这是吕洞宾写的。我曾经见过，字迹没有异样，也已经剥落了一半。当地人有重病，刮下墙上的墨迹，像黍粟那样服用，都痊愈了。近代有个卖鱼的孙某，起初以捕鱼为业，忽然放弃而发狂，人们起初不重视他，稍后他说灾祸福报没有不应验的，于是争相信奉他。白天往来于人家，整天不停脚，晚上就宿在紫极宫，灾祸福报也不可以询问，有时错误地发自语言，有时写在墙壁上，有时笑有时哭，都不可预测，久了推究其缘故，都是有原因的。宣和年间曾经召他到京师，他狂言如故，有人传他的话有讥讽切责之意，罢官归去，确实与当时的同类不同。战乱兴起后不知他的结局。范尧夫每次在京师做官，早晚两餐从自己到婢妾都在家里料理，往往削减，过分简朴节俭，有不饱的时候，即使晚年登上政府高位也是这样。外放任职就交给外厨，加料几乎加倍，没有不饱足有余的。有人问其原因，他说：人的进退虽然在自己，但也没有不连累妻儿的。我想让在京城时劳苦且不足，在外地时安逸且有余，所以在我身边的人早晚所说的必定以外地为乐，而没有留恋京城的意思，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辅助。前辈对于出仕和退隐严格，常常这样表达心意。

张湛传授给范宁治疗目痛的方子说：减少读书一，减少思虑二，专心内视三，简化外视四，早晚起床五，晚上早睡六。这六种事物用神火熬炼，用气引导，蕴藏在胸中，七天然后纳入方寸之心，修炼一时，近处能数清睫毛，远处能看清尺余之外，长期服用不停止，能看透墙壁之外，不只是明目，而且延年。这虽然是戏言，但治疗眼睛确实没有超过这六条的，我眼睛昏花已经四年，从去年尤其严重，今年夏天又加上红眼病。这六种事物终究不能兼用，所以虽然杂服其他药物几个月，还没有平复。于是反省平生所用目力，应当是别人的数十倍，怎么能不疲惫，难道是草木的味道从外面进入所能补益的吗？张湛列举阳里子、东门伯、左丘明、杜子夏、郑康成、高唐隆、左太冲七人嘲笑他们，阳里子、东门伯不可知，而左丘明以下五人没有不是读书人的，怎么能不害怕，必须完全使用他的方子不再加减，才有验证。

杜牧作《李戡墓志》记载李戡诋毁元稹、白居易诗歌的话，所谓不是庄重的人雅士所为，淫言秽语入人肌骨。元稹不必论，像白居易讽谏、闲适的词句，可以一概称为淫言秽语吗？李戡不知是什么人，而杜牧称赞他太过分，古今妄人不自量力，喜欢抑扬予夺，而人们就相信他，这类情况很多！看杜牧的诗纤艳淫秽，正是他所言，而自己不知道。《新唐书》取为杜牧的话评论《白居易传》，认为救失不得不然，大概过分了。杜牧记载李戡母亲梦见有伟男子持双儿授予她说：我是孔丘，把这个给你。等到生下李戡，因此字他夫授，晁无咎每次举以为戏说：孔夫子竟然为人作九子母吗？这一定是李戡平日自说的，其诡妄不言可知。

李伯时起初喜欢画马，曹霸、韩干以来没有比得上的。曹辅担任太仆少卿，太仆比其他卿寺有官舍，国马都在其中，李伯时每次经过，必定整天纵观，有不暇与客人说话的。法云圜通秀禅师对他说众生流浪转徙，都来自积劫习气，现在你胸中无非是马，难道没有

译让他随之变化吗？伯时感到畏惧，于是教导他让他绘制佛像，来改变他的心意，于是（他）深得吴道子用笔的意趣。晚年绘制《华严经》八十卷的变相图，李冲元书写经文，极其工巧精妙，还未完成就因足疾而废置，（他）重重地叹息。既然不能再作画，于是反而用丰厚的金帛求购那些散落在他人手中的画作，收藏起来以显示珍贵。宣和年间，他的画作几乎与吴道子相当，有人拿着他的一两张画去谋取美官，接踵而至，而伯时身体无恙时，只是众多名士鉴赏后写得好诗几十篇罢了。

译杜牧记载刘昌守卫宁陵时斩杀外甥张俊的事情，史官固然对此表示怀疑，但只是从情理上推断，未曾用《李希烈传》来考证。李希烈围攻宁陵时，守将是高彦昭，刘昌是他的副将。叛军挖掘城墙想要登城，刘昌大概想撤走，向刘元佐请求援兵，打算出其不意地袭击叛军。高彦昭向众人发誓说：“中丞想要示弱，然后一举歼灭敌人，这确实好，但我作为守将，得失关乎百姓的生死。现在士兵中受伤严重的需要供养，如果弃城逃跑，那么受伤的人死在里面，逃跑的人死在外面，我们的百姓就全完了。”于是士兵们都感动流泪请求留下，刘昌非常惭愧，这才保全了宁陵。刘昌怎么能独占功劳呢？估计刘元佐暗中能够坚守，应当归功于高彦昭，而不是刘昌。杜牧喜欢这个意思，想要编造言语写成文章，所以不再审查虚实。李希烈围攻宁陵四十天，杜牧却说是三个月；城池没有陷落是因为刘元佐的救兵到来，打败了李希烈，杜牧却说韩愈凭借三千强弩使李希烈解围，这些都不对。士人本来就有幸运与不幸，高彦昭没有立传，估计是因为官职不够显赫就死了，所以刘昌得以成名。赵克国说：“军事形势是国家大事，应当作为后世的法则。刘昌作为将领固然杀人很多，即使真有此事，也不足以作为法则，何况未必有这回事呢？”我写这篇辨析以证实史官的说法。

张文孝公一生不曾写草书，杜祁公一生不曾写楷书。文孝公曾自己作诗说：“观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可见他的志向。祁公大多担任监司及在外地的统帅，公家的文书判词都写草书，人们起初不能辨认，不敢禀报，一定要找会写草书的人询问，时间久了才渐渐完全理解。世人说书信书法多像其人的品行，两位公都号称德行厚重，却如此不同，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文孝公在修身方面谨慎，秋毫不敢逾越法度，自然就不懂写草书；祁公虽然刚正清廉简约，但通晓世故，所到之处政事号称神明，迎刃而解，那么通达变化，心意所向体现在书法上，应当也类似吧。

唐代擅长书法的僧人有三位：智永、怀素、高闲。智永的书法完全遵守王羲之的家法，一笔不敢稍有出入，《千字文》之外流传于世的没有其他作品，相传有八百本，我听说士大夫家中保存的还有七八本，我在章申公的儿子章择那里亲眼见过一本。王羲之的书法到王献之时稍有变化，父子之间不互相沿袭，唐太宗贬低王献之太过分，所以只收藏王羲之的书法，不及王献之。智永的真迹深沉稳重精妙深远，不如世间石刻本用笔太过拘谨。怀素只流传草书，虽然自称遗憾不认识张旭，但未曾丝毫模仿张旭，由此可知万事必须得之于心，依傍他人就不能并立了。章申公家中也有怀素的《千字文》在其儿子章授那里，现在两家各藏一半，可惜不能成为完整的作品。高闲的书法极少见到，只有钱彦远家有其“写史书当慎其遗脱”八个字，如手掌大小，神采超逸，自成一家。大概因为得到了韩愈的序言，所以名声更加重要罢了。

叶源余与我同年出生，自称熙宁初年徐振甫榜时已经参加省试，当时之前取上舍优等已经很久了。省试中策问交趾的事情，茫然不知道始末，有人告诉他看《马援传》，急忙抄录其中的话使用，而没有详细查证，于是误将“援”写成“愿”，就被黜落，恰逢新学兴起。起初何曾禁止人读史，而学者自己如此。叶源余自己也认为不对，所以过了二十年才考中。崇宁年间设立三舍法，虽然推崇经术，也未尝废弃史书，而学校中的师长本就从其中产生，自己知道这不是所学，也庆幸时俗喜好来倡导他的门徒，所以凡是谈论史书都极力诋毁。尹天民担任南京教授，到任那天全部取《史记》以下直到《欧阳文忠集》在讲堂下焚烧，舆论喧哗，没过几天天民因为言论被罢免。

政和年间有大臣不能作诗，于是建议说诗是元祐学术，不可实行。李彦章担任御史，迎合风向旨意，于是上章论述陶渊明、李白、杜甫以下都予以贬低，进而诋毁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等人，请求列为科禁。按照旧例，进士闻喜宴惯例赐诗以示宠幸，自从何丞相何文缜榜后就不再赐诗，改为诏书以示训诫。何丞相何伯通恰好主持修撰敕令，于是制定科条说：“凡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这年冬天初雪，太上皇心中欢喜，吴居厚首先作诗三篇进献，称为口号，太上皇和诗并赐给他。从此圣作时常出现，终究不能禁止，诗于是盛行于宣和年间。何伯通无恙时有人问当初设立刑名将施加于何人，何伯通无言以对，说：“不是说这些诗，恐怕是作律赋、省题诗损害经术罢了。”而当时实际上并没有人习作的。

吴居厚喜欢谈论杜甫的诗，每次对客不曾不谈。绍圣年间担任户部尚书，叶涛致远担任中书舍人，待漏院每当官员早晨集合，大多还没睡醒，往往就座倚着墙壁打盹，不再交谈，只有吴居厚到了就强迫他们谈论杜诗不停，人们觉得痛苦，致远就迁坐到门外屋檐下。一天忽然大雨飘洒，同僚叫他不到，问其原因，说：“怕老杜诗。”梁子美也喜好谈论杜诗，我担任中书舍人时梁子美正在本省，每当同僚一起禀报事务，坐定就首先诵读杜诗，评议锋芒毕露，话语插不进，往往逼迫上马来不及禀报就退下。每次让书吏取他的诗稿给客人看，

译如果有带着抄录本前来询问其中不解之意的，他必定瞪大眼睛怒斥道：“为什么不把我的真本拿来。”所以近年人们说杜诗是众人所喜爱的，而这两位先生对杜诗的理解尤其深刻。

译欧阳修在作为举人时，客居随州参加秋季科举考试，考题是《左氏失之诬》，他的论说文写道：“石言于晋，神降于莘，内蛇斗而外蛇伤，新鬼大而故鬼小。”主考官认为这是一段警策之语，于是提拔他为第一名。大概当时的文体就是这样的。胥偃也是由此被了解，文章的弊端如果不是欧阳修加以变革，谁能立刻革除呢？词赋以对仗工整和使用典故贴切恰当为难点，张正素说：庆历年末有考《天子之堂九尺赋》的，有人说：成汤站在台阶上，不多一分；孔子登上台阶，只余六寸。意思是借用《孟子》中曹交说成汤身高九尺，《史记》中孔子身高九尺六寸的典故，有两位主考官，一位认为好，一位认为不好，争执很久不能决定，甚至上奏章互相诉讼，传为笑谈。如果论及文体，固然可笑，如果一定要说用赋来选拔人才，那么这与欧阳修的论说有什么不同呢？也不能说对仗不确切而用典不贴切。唐初以明经、进士两科选拔士人，起初差别不大，都贴经考试并试时务策。只是明经科贴经通晓后口试大义，进士科主要在于策问，道数比明经科多，用贴经作为辅助罢了。永隆年间以后，进士科开始先试两篇杂文，起初没有固定名称，《唐书》不记载诗赋起源于何时，推测大概是从永隆年间开始的。

吴地全盛时期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士风淳厚，尊重侍奉老人，来担任太守的多是前辈名人，也能顺应当地习俗来成就美好的意愿。旧时的通衢大道都立碑标明坊名，凡是士大夫中有名望德行的人所居住的地方，往往因此而得名。元厚之居住的地方名叫衮绣坊，富严居住的地方名叫德寿坊，蒋氏居住的地方曾出产芝草，名叫灵芝坊，师道居住的地方名叫豸冠坊，卢秉侍奉亲人八十多岁，名叫德庆坊，朱氏居住的地方有园池号称乐圃，名叫乐团坊。临水的亭馆用来接待宾客舟船的，也有的因为靠近某人而得名，褒德亭是因为德寿富氏，旌隐亭是因为灵芝蒋氏，蒋公大概自己命名宅前的河为招隐溪，后来的人也不敢随意占据。这种风气只有我们这里见到，其他地方未必都这样。

李公武尚太宗献穆公主，起初名字犯了神宗的嫌名，加赐“遵”字，好学，跟随杨大年作诗，以师礼侍奉他，死后为他服丧，士大夫因此推重他。私宅建有闲燕、会贤两堂，当时的名公卿都与他交往，死后谥号为和文。外戚中没有得到文谥的，人们不认为过分，后来李用和的儿子李玮又尚真宗福康公主。所以世人称李公武为老李驸马，他所住的地方是诸公主第一，他的东边得到空地一百多亩，全部疏通为池塘，极力寻求奇异的石头和名贵的树木，参列左右，号称静渊庄，俗称为李家东庄。宣和年间树木都长到合抱粗，都城所没有的他家都有，后来归还给官府，改为撷芳园。后来宁德皇后迁居于此，号称宁德坊。

李公武既然以文词被公卿们称道，杨大年曾为他的诗集作序，名为《闲燕集》二十卷。柴宗庆也尚太宗鲁国公主，贪婪鄙陋粗暴，听说李公武有诗集，也自己作诗，招揽没有成就的举人互相酬唱，举人贪图他的剩余恩惠，争着说可以和李公武并驾齐驱，真宗东封时也曾献诗，强迫杨大年为他作序，杨大年不得已为他作序，于是也自己命名他的诗集为《干阳》、《登庸》两集，刻版赠送给人，传为笑谈。

《庄子》说蹈水有道说：与济俱入，与汨偕出。郭象认为磨翁而旋入者是济，回伏而涌出者是汨。现在人说汨没应当是浮沉的意思。

太宗推崇奖励儒术，起初任命张洎、钱若水为翰林学士，高兴认为得到了人才，告诉辅臣说：学士是清切之职，我恨不得担任它。唐代旧例学士礼上通常弄猕猴戏，不知是什么意思。建国初久废不讲，至此才让敕设日举行，而改用教坊杂手伎，后来遂成为惯例。而我担任学士时只移开封府呼叫市人，教坊不再使用了。既然在禁中，也不敢多招致，只以一两个伎人充数罢了。大观末年我奉诏重修《翰林志》，曾详细记录本末，恰逢我罢职，未能完成。

吕文穆公父亲吕龟图与其母亲不相能，连同吕文穆一起将他们逐出，流落在外，衣食几乎不够。龙门山利涉院僧人识破他是贵人，延请至寺中，为他凿山岩为龛居住，吕文穆在其中居住九年才出来，参加秋试，一举成为廷试第一。这时太宗刚与赵韩王商议想要广泛招致天下士人来振兴文治，而志向在幽燕，考《训练将赋》，吕文穆辞藻既雄丽，唱名又见容貌伟岸，皇帝说：我得到人才了。从此七年担任参知政事，十二年而拜相。后来他的儿子们在石龛建祠堂，名叫肄业，富弼为他作记说。

吕文穆公既然登第，带着他的母亲去见吕龟图，虽然允许接纳她，最终不与相见，于是同堂异室而居。贾直孺母亲少时也被其父逐出，另娶他人，贾直孺登第于是请求奉养他的出母而归，与其后母一起居住。既显贵，二母都还健在，一并封二人。都是廷试第一，虽然为出母之荣，而父子之间礼经所没有的，处理得各尽人情，为

译这是很难做到的。

《唐书·李藩传》记载了李藩用笔涂抹密诏、阻止王锷兼任宰相的事情，《唐会要》中崔氏论述史官的失误，其说法非常明确，而新修史书仍然记载此事，难道是没有见过崔氏的论述吗？然而即使根据本传考察，李藩身为宰相既然接到密旨，有不可封还的理由，是可以的，何必还要涂抹上面的字，这就足以看出记载有误了。给事中批驳诏敕的事也不对，唐代制度规定给事中对诏敕如果有不便之处可以涂抹修改，奏请退回称为“涂归”，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什么官吏会惊讶地请求连接其他纸张。李藩是名臣，这两件事尤其显得英伟，但都不符合事实，成全别人的美名固然在所不惜，但事情应当真实啊。我认为这原本出自批驳诏敕这一件事，大概虽然已有先例，但以前没有人能够履行这一职责，等到李藩实行，官吏因此惊讶，后来赞美李藩的人于是添加了连接纸张的说法，又进一步演绎为王锷的事情，不知道这恰好成了李藩的累赘。根据《王锷传》，王锷从河东节度使加授平章事，《唐会要》认为是在元和五年，正是李藩担任宰相的时候，大概新史自相矛盾的情况大多像这样。

译唐代将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都作为阶官，这是沿袭汉朝的制度，即金印紫绶、银印青绶的称呼。汉朝的丞相、太尉都是金印紫绶，御史大夫是银印青绶，这是三公府中官位最尊贵的。夏侯胜说：“经术如果通晓，取得青紫官位就像拾取地上的草芥一样容易。”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颜师古错误地把青紫当作卿大夫的服饰，汉朝的卿大夫大概没有穿青紫服饰的，这只是根据颜师古当时所见的情况而言。古代做官必定要佩印，有印就有绶带，魏晋以后既然没有佩印的制度，唐代设立这些名称本来就已经不对了，而且品级又在光禄大夫之下。汉朝的光禄大夫俸禄比二千石，本来以掌管宫门为职责，起初并不是什么尊贵的职位，怎么能作为升降的标准呢？古今名号的沿革颠倒错乱，大概说不完，只是奇怪元丰官制时那些儒生考核古今非常详细，也沿袭而没有醒悟，所以竟然成为阶官的最高等级。

《汉书·李陵传》说：保全自身和妻儿的臣子跟着罗织他的罪状。孟康注解说：用酒酵作为媒，用曲作为蘖。颜师古引用齐地人称曲饼为媒，说是像酿成他的罪状一样。宋景文公喜欢生造词语，《唐新史》记载程元振厌恶李光弼，说“媒蝎以疑之”，不知道另有依据呢？还是凭自己的意思随意编造呢？《春秋外传》有这样的话：蝎谮，焉避之者。蝎，音曷，是蛀虫。意思是进谗言从内部产生，像蛀虫一样。有人说取自于此，但也很奇怪了。

旧说崔慎是瓦棺寺僧人的转世，崔慎由在担任浙西观察使时出生，所以七岁还不吃肉。忽然有个僧人看见他，打他的嘴巴说：既然想要他的官爵，为什么不吃肉？从此才开始吃荤。大凡世间富贵人多是从修行中失念而来，或者世俗缘分未断，有必须偿还而无法逃避的。房次律是永禅师的转世，前面本来就有说过。只是崔慎的行为略无修行的证据，何止是官爵一念失羌呢。以前在丹徒，常记得与叶政远在甘露寺坐间聚会，有人提起这件事，致远当时有所感慨，忽然愤怒地变了脸色说：我认为僧人也不是明眼人，不吃肉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不等到他晚年，把他抓在十字路口，狠狠地打上百巴掌才痛快。听到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建国初期州郡贡士还没有限制人数，太宗开始有意广泛招收文士，于是做太守的都以多士为贵。淳化三年礼部考试，将近两万人，此后没有像这样盛大的了，当时钱枢密若水主持廷试，录取三百五十三人，孙何为第一，而丁晋公、王冀公、张邓公三位宰相在其中。

晋宋之间佛学刚开始流行，其徒众还没有僧人的称呼，通称为道人，他们的姓氏都跟随所授学的老师，如支遁本姓关，师从支谦，所以叫支帛；道猷本姓冯，师从帛尸梨密，所以叫帛是。到了道安才开始说佛氏释迦，现在作为佛子，应该跟随佛的姓氏，于是请求都姓释。世人以释举佛，就像说杨、墨、申、韩，现在作为称呼的人自己不知道它是姓氏。贫道也是当时仪制定以自名的言辞，不得不称呼，怀疑是表示尊礼，允许其不直呼其名罢了，现在反而以名相呼而不避讳，大概从唐代就是这样，而贫道的说法废弃了。

吕许公最初推荐富韩公出使辽国，晏元献担任枢密使，富公不因为嫌隙推辞，晏公不因为亲属回避，在爱憎议论之际最终没有秋毫的私心窥探其间，这种直道自信不疑，确实难能可贵。等到出使回来，连续提拔为资政殿学士，富公开始以死推辞不拜，虽然义理上本来应当如此，他的志向也有所在。不久晏公担任宰相，富公同时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晏公正极力陈述请求离职，不肯与他并立，仁宗不答应，于是同在二府，以前大概没有这样的先例。

张司空齐贤最初被太宗赏识，很快升到签书枢密院，恰逢北伐契丹，代州正处在敌寇冲击的要冲，而杨继业战死，皇帝非常担忧，寻求守卫的人，齐贤自请前往，到了之后，果然大败敌众。当时母亲晋国夫人孙氏八十多岁，尚且安康，皇帝多次召她到宫中，眷顾礼遇非常深厚，像家人一样。朝散郎仲咨是他的曾孙，曾经拿出皇帝亲自礼遇面赐孙氏的一首诗给我看：往日贫儒母，年高寿太平。齐贤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有一幅说：张齐贤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于家孝，事君忠，婆婆老福，见儿荣贵。齐贤大概从代州遂入相。圣言简质，不加以文饰，群臣怎么能不尽心呢？诗诏其家，有石刻，士大夫罕见之者。

本朝宰相致仕从容进退，享有高寿，其中最著名的有六人：张邓公八十六岁，陈文惠八十二岁，富韩公八十一岁，杜祁公八十岁，李文定七十七岁，庞颖公七十六岁，文潞公虽然九十二岁但晚节不终，士人议论惋惜他。张邓公仍然从相位得以谢职，尤为可贵。

韩建粗暴好杀而重视佛教，治理华州时，担心僧众庞杂，犯法的人众多，想要宽恕他们则不可以，全部治罪则恐怕伤害善良的人，于是选择其中有道行的徒众让他担任僧正来训导治理他们。但是选择的人不对，反而专断好恶予夺，修谨的人不能伸张，犯法的人更加无所忌惮。韩建过了很久才醒悟，一天忽然判牒说：本置僧正，欲要僧正，僧既不正，何用僧正，使僧

译从正。传述的人虽然嘲笑，然而也合乎情理。

译《明皇幸蜀图》是李思训所画，收藏在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中，我曾经见过它的摹本，长宽都不到二尺，然而山川、云气、车驾、人畜、草木、禽鸟没有一样不具备，山峰岭峦重叠，小路隐约显现，渺茫间有数百里的气势，可以想见这是天下的名笔。宣和年间，内府搜求画作非常急切，因为画名不吉利，唯独不敢进献。画中明皇作骑马像，前后的宦官、宫女、引导随从大致齐备，路边有瓜田，宫女中有正在瓜田里采摘瓜果的，有人避讳称它为《摘瓜图》。而议论的人怀疑元稹《望云骓歌》中有“骑骡幸蜀”的话，认为仓促出逃不应该仪仗器物还如此盛大，于是想认为这不是幸蜀时的事情，最终没能改变这个看法。山谷间的百姓都头戴白巾，人们认为这是蜀地为诸葛亮服丧，居住深远的人，后来就不再除去，然而在其他书中没有见到记载。

欧文忠起初因为张氏的事情，被当权者利用来诬陷欧阳公，急忙任命三司户部判官苏安世负责诏狱，与宦官混杂审理，希望他迎合风向旨意，朝廷内外都认为欧阳公一定不能免罪，而苏安世秋毫无所牵就，最终辩明欧阳公没有其他罪行。当权者大怒，判苏安世责守泰州监税五年，不得调动，后来审理案件的人也不过是罗织罪名说欧阳公借贷使用张氏嫁妆器物以及贬官罢了。苏安世不久在至和年间去世，最终官至广西转运使，官位并不显赫，世上没有人知道他。他为人廉洁正直且办事敏捷，十五年没有经过磨勘考核，王安石为他写墓志铭，仅仅记载了这件事。

吕许公在宰相位上，因为郊祀礼仪特别加封司空，他极力推辞不接受，后来生病，交还政事，仁宗对他依然厚待，于是再次任命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每三五天到朝廷一次，遇到大事及边防机密，允许宰相执政到他府第咨询访求，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元〇初晦叔辞官，于是沿用旧例，用文潞公平章重事，而晦叔也拜司空平章事，于是世袭官职，尤为盛事。

《禹贡》说：疏导漾水向东流成为汉水，又向东成为沧浪之水。沧浪，是地名，不是水名，孔氏认为汉水在荆州的支流叫沧浪。《孟子》记载《孺子之歌》所谓沧浪之水可以洗涤帽缨的话，屈原《楚辞》也记载了，这正是楚人的言辞。苏子美在吴地卜居，前面有积水，就是吴王僚开凿作为池塘的地方，在上面建亭，命名为沧浪，虽然意在取洗涤帽缨的意思，然而似乎把沧浪当作水波渺茫的样子，不把它当作地名，那就错了。沧浪就像说冢山、桐柏山一样，现在不说水而直接说冢山、桐柏山可以吗？大概《禹贡》中水的正式名称而不能单独举出的，就用“水”字补足，黑水、弱水、澧水之类就是这样。不是水的正式名称而因此命名的，就用“水”字区别，沧浪之水就是这样。沈水伏流到济水才出现，氵允也是地名，可以命名为济水不可以命名为氵允水，所以也称之为氵允水，于是知道圣人的言辞一个字都没有不讲究法度的。

桑钦撰写《水经》，记载天下的水非常详细，唯独两浙地区简略。浙江称为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桑钦是北方人，不曾到东南地区，只是取《山海经》作为证据罢了，《山海经》说三天子都在彭泽，怎么能到这里？现在钱塘江是北江的下游，虽然从彭泽而来，大概是众江汇聚的地方，不应该只取这一条水来命名。我猜想“渐”字就是“浙”字，桑钦错误地分为两个名字。郦道元注引《地理志》：浙江发源于丹阳黟南蛮中，就是这样，即现在从分水县发出桐庐号称歙港的，与衢州婺州的溪流汇合经过富阳流入大江，大江从西边来，此江从东边来，都汇聚在钱塘，然后向南流向大海。然而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州婺州诸水与苕溪霄溪等不见于《水经》的很多，难道是因为小就遗漏了吗，还是来不及知道呢？我守钱塘时，曾经取两路山水考证其名实，向老辈人求证，颇得其详，想使好事者编为一书，以补桑钦、郦道元的缺漏，恰逢兵乱来不及完成。

颜鲁公《吴兴地记》说乌程县境有颛顼冢，《图经》说：晋初衡山出现颛顼冢有《营丘图》。衡山在州的东南，《春秋传》所谓楚子伐吴，攻克鸠兹到达衡山的地方。现在称为横山，有人怀疑颛顼都城在帝丘，即现在的濮州，是没有理由坟墓在这里的。古今流传虽然不能完全相信，然而舜葬在苍梧，禹葬在会稽，何必一定要在他的都城呢？现在州的西南有杼山，也隶属乌程，旁边有夏驾山王村，相传认为是夏杼巡狩所到之处。杼，是夏朝的第七位王，禹葬在会稽，那么杼到这里本来不足为怪，庸俗之言不能认为完全没有依据。越王勾践本是禹的后代，大概吴越在夏朝都是中国之地，后来习惯于使用夷狄风俗，所以商周之间变为夷狄，难道真是夷狄吗？六合之大，自开辟以来交替为华夏夷狄，不知道变化了多少次，像幽燕故土沦陷不满二百年，已经不再称为中国了。而闽广陇蜀列为郡县的，又怎么知道秦汉之前都是夷狄呢？

三江已经流入，震泽得以安定。孔氏以太湖为震泽，而不命名三江，意思好像以北江、中江与南江为三江，在荆州的分汉水、沱水参流则分为三，在扬州的分流因为入海则合为一。

译所谓北江的，如今从丹阳以下到钱塘江一带都是。孔氏原本未曾到过吴地，所以他将北江解释为从彭蠡江分流为三，流入震泽成为北江入海，不知道北江本来与震泽是相通的。将太湖等同于震泽，也是不对的。《周礼》记载：九州有泽薮、有川、有浸，扬州的泽薮叫具区，其浸叫五湖。既然将具区定为泽薮，那么震泽就是具区，而太湖不过是五湖的总称罢了。凡是称为“薮”的地方，都是人们依靠它来获取利益，所以叫作“薮”，以富饶得名；而“浸”则只是水汇聚的地方。如今平望八尺震泽之间的水域弥漫且极浅，与太湖相连，却并非太湖，水从这里流入太湖，再从太湖流入大海。虽然水浅但弥漫广阔，所以一旦积水暴雨骤至，无法排泄，就会溢出危害农田，因此称之为“震”，就像说“三川皆震”一样。然而蒲草、鱼类、莲藕、芡实等对人们的利益，所依靠的范围很广，有时也可以筑堤围成农田，这与太湖不同，所以称之为“泽薮”。其他州的泽薮没有水势暴涨的祸患，就只有一个名称罢了。而具区与三江的通畅或阻塞关系着利害，所以用两个名称来区分它。《禹贡》以“既定”为义，所以只说震泽而不说具区，这并不是吴越之人不知道，而是先前的儒者都是北方人，只根据文字来解说，难怪他们明显在地理上出错却浑然不觉。

译三江与震泽相通的地方，有的宣泄震泽之水流入大海，有的汇合震泽之水流入大海，其中一条是吴松江，这毫无疑问；另一条无法命名，如今青龙、华亭、昆山、常熟都有江河通海，并与震泽相连，推测必定在其中。韦昭说浙江、浦阳、松江是三江，他的荒谬本来就不必辩驳。而王氏说“入”也不能理解为入海，凡是说“入于渭”、“入于河”都是由那里前往，说的是最终归宿。三江既然各自是独立的水系，并非从别处流来，前面既然未曾说流入大海，就不能直接说流入海岛，知道“入”是入海，只是文字恰好相同罢了，应当像“既陂”、“既泽”、“既导”、“既潴”之类，各自就其本水而言，“既入”如果说由地中穿行，那么所有傍海的江河都狭窄，不能与大江相比，海水两潮往来，初到时猛烈激荡，就与泥沙一起到来，退去时缓慢，就留下泥沙而水独自返回，所以不过三五年就淤积浸没阻塞，水不流入江河就不能通到大海，知道震泽承受这些水而成为灾害，如果江水自由由地中穿行，各自分流入海，震泽怎么会有决堤泛滥呢？

侯公替项羽游说的事，《汉书》记载始末不太详细，高祖用言辞使他远离，确实难能可贵。然而世人有的怨恨他太缺乏恩义。我家有汉金卿侯长君的碑文说：名叫成，字伯盛，山阳防人，汉朝兴起时，侯公献计帮助太上皇脱离鸿沟的困境，谥号安国君。曾孙黼封为明统侯。光武帝中兴时，玄孙霸任大司徒，封为於陵侯，枝叶繁盛，有的家在河随，有的住在山泽。然后才知道高祖对待侯公也不薄，只是不任用他罢了。汉初群臣没有封侯的，一时立功的都随即赐予美名，号称“君”，有食邑，娄敬封为奉春君，享受富贵的衣食。大概所以对待君子和小人不以私恩，都是高祖能夺取天下的原因。他的后代传到曾孙而得封侯，还是高祖的遗意吗？《后汉书·侯霸传》：河南密人，不说他是侯公的后代，只说族父渊在元帝时是宦官，辅佐石显等人，掌管中书，号称太常侍。霸因为他的仕途做了太子舍人。大概是史书的缺漏。汉朝的遗事古书中不再可见，而偶然在这里得到，知道收藏碑刻不是没有补益的。

高祖终身不见侯公固然好，但史书不应当就此淹没这件事。刘原甫曾经代侯公写游说项羽的辞令，文章很美，原甫大概精通西汉历史。然而我曾经说太公、吕后在项羽军中两年，用军队互相逃脱，于是胜负相当。高祖安然表示，好像不急于太公，广武之战正列举项羽十大罪状，即使想烹杀太公也不顾，这难道是真的忘记父亲吗？知道项羽没有战胜我的策略，而我有消灭项羽的计谋，项羽必定不敢害太公。等到杀龙且，斩塞王欣，分韩信、彭越、黥布去王关东，厚待军士以收四方之心，形势已成，项羽孤立无援粮食耗尽，所以用平分天下引诱他，大概察看他为人仁柔而贪婪。仁柔就难以轻视我，贪婪就利于分天下，计谋一定，然后派遣使者，一次不成功就再来，对于太公大概只是直接取回罢了。侯公也恰逢成功，然而如果不是那个人，也不能成就他的意图，这就是陆贾不能而侯公能的原因。汉初跟随高祖的还有萧公、薛公、枞公，史书都失掉了他们的名字，知道高祖养士以备缓急之用不是单一途径。

东汉郑均退休，章帝赐尚书俸禄终身，当时号称白衣尚书。那么汉朝退休没有俸禄，唐朝制度也是这样，而有时有特别供给的。

本朝宰相以三师退休的，元丰以前只有三人：赵韩王太师，张邓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丰末文潞公才开始以太师继任。

范蜀公向来不饮酒，又诋毁佛教。在许下与韩持国兄弟交往，而诸韩都崇尚这两件事，每次宴集，蜀公未尝不与他们尽情饮酒尽欢，稍有空闲就必定以谈禅相劝勉，蜀公颇感厌烦。苏子瞻当时在黄州，于是写信问救他应当用什么方法，回答说：酒曲有毒，平地生出醉乡；土偶作祟，眼前妄见佛国。子瞻回复说：请公试着观察能迷惑的本性从何而生，想要救助的心作什么形状，这还站立不住，那又依靠什么，正恐怕黄面瞿昙也须收敛衣襟，何况学习他的人呢？意思也将有办法开导公，而公始终不领会，也可以看出他笃信自守，不肯被外物改变。子瞻这封信不载于集中。

苏子瞻元丰年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苏迈一起前往，约定送食物只有菜与肉，有不可测知的事就撤去这两样而送鱼，让他在外面等候作为信号。苏迈谨慎遵守超过一个月，忽然粮食耗尽，到陈留谋划，委托一个亲戚代送，而忘记告诉他约定。亲戚偶然得到鱼〇送去，不兼其他物品。子瞻大骇，知道不能免祸，将向皇上祈哀而没有办法直接传达，于是作两首诗寄给子由，祝狱吏送达，大概意思狱吏不敢隐瞒就必定上报。不久果然如此，神宗起初本来没有杀意，看到诗大概动心，从此更加想要从宽释放，凡是做深文周纳的人都拒绝。两首诗不载于集中，现在附在这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〇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

译死后只能穿着粗布牛衣，愧对年迈的妻子。将来灵魂游荡定会去往何处，想必是在浙江西部的桐乡。圣明的君主恩泽如天，让万物沐浴春晖，而我这微臣愚昧暗昧，只能自取灭亡。百年人生尚未了结，还需偿还旧债，一家十口无家可归，更加拖累他人。任何地方的青山都可以埋葬我的尸骨，只是日后在夜雨中独自伤感神伤。愿与你世世代代做兄弟，再结下来生未了的因缘。

译北苑茶的正宗产地是鲁坑，称为正焙；不是鲁坑产的茶，如沙溪所产，称为外焙。两地相距不远，但茶的品质却截然不同。沙溪茶色泽偏白，胜过鲁坑茶，但滋味淡薄且略带涩味，懂茶的人喝一口就能分辨出泾渭之别。我起初怀疑地气和土壤适宜性不应该突然差异如此之大，等到来到山中，每当开辟小路、挖掘岩石洞穴时，发现方圆几丈之间的土色各不相同，肥沃贫瘠、紧实疏松、干燥湿润也随之不同。即使在几步之间种植两棵树，培土灌溉大致相同，但树木的生死盛衰却像两种不同的植物。至此我才明白，事情如果没有亲眼见到，是不能轻易相信的。

草茶的极品只有双井茶和顾渚茶，而且各自也不过只有几亩产地。双井茶在分宁县，那地方属于黄氏，是黄庭坚的家。元祐年间，黄庭坚极力向京城推崇赞赏它，族人纷纷进献，但一年仅能得一两斤。顾渚茶在长兴县，即所谓的吉祥寺，其中一半属于当今刘侍郎刘希范家。这两地所产的茶，一年也只有五六斤。近年寺僧索取的多，来不及精心挑选，远不及刘家的茶。我每年向刘家求茶，超过半斤就不再好喝了。大概茶的滋味虽然均匀，但精华在于嫩芽，选取刚萌发的如雀舌般的称为“枪”，稍展开成为叶片的称为“旗”，“旗”并不珍贵，不得已取一枪一旗还可以，超过这个程度就老了。这就是它难得的原因。

柳公权记载青州石末研墨容易，字有时写成“氵今”。凡是顽石坚硬，磨墨的人用力过猛且速度快，那么砚台和墨锭相互抵触必然发热而起沫，俗话说磨墨像病弱的孩子，握笔像强壮的男子。又说磨墨像中风的手，都是贵在轻柔。“冷”与“冫今”两个字的意义相差不远，石末本是瓦砚，极不好，至今青州还有。唐代中期不太知道端砚和歙砚，当时大概是因为瓦质不坚硬，磨墨不起沫吧，物性相互制约本来就有不可知的地方。现在如果急于磨墨而起沫，几乎缠绕笔头无法写字。只要取一粒小米大小的东西投入其中，不过一点点，磨墨就不再起沫了。近来墨工王湍这样说，试验果然如此，读书人之间也不可不了解这一点。

赐告、予告，孟康解释《汉书》认为是休假的名称，这是不对的。“告”是把请假的事报告给皇上，皇上同意而有时赐予或给予，因此称为“告”。《左传》说韩献子告老，难道也是请假吗？颜师古认为是请托拜谒的话，这是对的。然而认为谢病、谢事也称为“告”，则是不对的。“谢”是放下事务和说自己有病而离开罢了。古文往往互相引申为义，自然可以意会相通，而解说者常常穿凿附会，因此越传越失真。

妇女以姓作为称呼，所以周朝的女子都称姬，就像宋国称子、齐国称姜一样。自从汉朝以来不再区分，大多认为是妇女的名字。所以《史记》说高祖在山东时，喜好美姬，《汉书·外戚传》说所宠爱的姬妾戚夫人之类，本来就已经错了。注释《汉书》的人看到薄姬、虞姬、戚姬、唐姬等都是妾而不是皇后，于是又认为这是众妾的称呼。近代称妾的于是都叫姬，事情的流传失真往往如此。现在称宗室女子为姬，也是因《诗经》说王姬的错误。

俗语说忍事能抵灾星，这是司空图（表圣）的诗句。表圣在《休休亭记》中自述曾经被小人侮辱，应当以耐辱来自我警戒，因此号称耐辱居士，大概是指柳璨，难道白马之祸中柳璨将不利于他，有不得已而忍辱以避免灾祸的情况，所以这样说吗？《表圣传》见于《五代旧史·梁书》，大概他去世在唐朝灭亡之后。然而绝不能明白他的大节，甚至说他急躁进取、自夸，被正直之士鄙视，昭宗复位，召他为兵部侍郎，他认为自己应当做宰相，被时局所压抑，愤恨而称病离职。世间的毁誉相反如此，像表圣这样的出处用心，不被当世所知，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王禹偁（元之）为《五代阙文》开始极力为他辩白，王禹偁的时代距离五代还不远，大概还有传闻，现在《新唐书》所载大多取自王禹偁。所以知道君子只要坚持行善，是非的公正终究不能一直混乱，时间久了必定会定论。

乐君是达州人，出生在巴峡之间，不太与中原士人交往，相貌极其质朴粗野，但博学纯正，先父少师特别喜爱重视他，所以派我跟随他听读。如今我尚且略能记住六经，都是乐君口授的。他家非常贫穷，不善于管理家务，有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跛脚婢女，在城西草庐三间聚集学生，把其中两间给学生们住，妻子和孩子住一间。他乐观平易坦率，多嬉笑，从未见过他发怒。有一天过了中午还没吃饭，妻子让跛脚婢女报告米吃完了，乐君说：稍等，会有人送饭来的。妻子忍不住愤怒，忽然从屏风后跳出，拿起桌上的竹简打他的头，乐君袒露身体逃跑，倒在屋下，孩子们围着他笑，扶起他。不久先父正好选了三十斗米，乐君慢慢告诉妻子说：果然没骗你，饿得很，幸好快点做饭。转眼之间像昨天一样，几乎五十年了。每天早晨起来给孩子们分配讲授经书，口诵数百遍不疲倦，稍微空闲一定拖着鞋子慢慢声音抑扬顿挫地吟诵不停，跟在后面听，则是延笃的书。孩子们有时偷偷模仿讥讽他，他也不生气。喜欢作诗，有几百篇，先父当时做司理，还记得他相赠的一联诗：末路清谈得陶令，他时阴德颂于公。又寄给故人云：夜半梦回孤月满，雨馀目断太虚宽。先父多次称赞他，如今老书生没有能比得上他的。

译也。

从前南方菜肴尚未传入京城，京城里没有能切〇的人，因此将〇视为珍馐美味。梅圣俞家中有一位老婢女唯独会做这道菜，欧阳文忠公、刘原甫等人每当想吃〇时，必定提着鱼去拜访圣俞。圣俞一旦得到〇的食材，必定储存起来以等待各位朋友，所以他的文集中有《买鲫鱼八九尾，尚鲜活，永叔许相过，留以给膳》，又有《葵仲谋遗鲫鱼十六尾，余忆在襄城时获此鱼，留以迟永叔》等几篇诗文。有一天在蔡州宴请宾客，吃菱角，于是谈论起古今人的嗜好不同，以及屈到嗜好菱角、鲁晰嗜好羊枣等往事，忽然有人提到欧阳文忠公嗜好鲫鱼，询问缘由便举出前面那几首诗的题目说：“这是见于《梅圣俞集》的。”在座的宾客都笑得前仰后合。

译元丰年间，淮浙一带的读书人中有两位因疾病未能出仕，却因品行高尚而在乡里闻名：楚州的徐积，字仲车；苏州的朱长文，字伯原。仲车因为耳聋，伯原因为跛足，他们起初都考中了进士，患病后便不再出仕。朝廷近臣大多推荐他们，于是得以担任州学教授，领取俸禄，却不限制具体的职务。伯原是我的同乡，他的住所就在我黄牛坊宅第的前面，那里有园林住宅，幽静胜景，号称乐□。他与枢密使林子中关系尤为深厚友好，绍圣年间，林子中极力举荐他出任太学博士，后升任秘书省正字，不久去世。仲车非常贫穷，侍奉母亲极其孝顺，父亲早年离家，不知下落，他便全力侍奉母亲。母亲去世后，他绘制了母亲的画像，每天祭祀，饮食都拿着七根筷子，举到画像前，仿佛母亲在进食，画像往往被汤汁沾湿弄脏。父亲名叫石，他每次在山间或庭院行走，遇到石头就跳过去，偶尔不小心踩到，必定呜咽流泪。他喜欢写诗，风格颇为豪放奇特，每天不曾停笔，共有六千多首。每当客人来访，他没时间接待，一定以写诗忙碌为由推辞，最终在家中去世。苏东坡往来于淮甸一带，也对他致以礼敬，认为他是独行的君子。

钱塘西湖过去有很多喜欢多事的僧人，往往喜欢写诗，其中最出名的是熙宁年间的清顺、可久两人。清顺字怡然，可久字逸老，他们的弟子称清顺为怡然、可久为逸老。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湖山的胜景之处，而生活清贫简约，耿介安静，不随便与人交往，没有重大事故不到城市去，士大夫大多前往拜访他们。当时有人送米给他们，他们索取的不过几斗，用瓶子装着，放在桌子上，每天取两三合来吃，即使是蔬菜也不常有，所以人们尤其敬重他们。后来有道潜，起初没有什么才能，只是跟随文人往来，窃取他们的余绪，借此结识当世的名士，于是凭借口舌议论时事，讥评人物，因此被推崇称道。当时还有思聪，也类似他，但诗写得稍好一些。近年江西有祖可、惠洪两人，祖可的诗学习韦苏州，优于这几个人。惠洪传授黄鲁直的笔法，也有可喜之处，但不能没有道潜那样的过错。祖可患癞病而死，思聪在宣和年间抛弃佛学当了道士，后来又因此得到官职，道潜、惠洪都因受牵连被贬谪安置。风俗的变化，即使是这些人也是这样，像清顺、可久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得到的。

枢密使孙固为人方正庄重，气质相貌纯正古朴，也以至诚厚德闻名天下。熙宁年间，神宗因为他是东宫旧僚而将心事托付给他，每件事必定秘密询问他，虽然多次有直率的议论，但始终不在外面自我显露，言论一定就不再改变，即使一天往返多次，也坚持一个说法不多言。他的儿子孙朴曾对人讲述他家里的话：做人应当以圣贤为师，那么从容间自然出于道德；如果急于追求名誉，到老死也不过坚守一节，不值得学习。所以他在元丰、元〇年间执政，都未曾不被士大夫推崇尊敬，而始终没有出现惊世骇俗的事情。他的四个儿子，长子叫朴，次子叫雍、野、戆，可以看出他的志向。

住在高山上的人常常担心没有水，京口的甘露寺、吴下的灵岩寺都聚集了几百个僧人，却要到山下买水，有的人受不了这种劳累。现在道场山也没有水，用污水池积存雨水，供给洗涤灌溉，不得已才饮用。人没有食物还可以，水不可一天缺少，只是有水的人不知道它的珍贵罢了。我居住的地方有东西两股泉水，西泉发源于山脚，茂盛而清澈但不流动，它的来势似乎不很强劲，汇聚成池才满一丈，大概其余的水流到了外面。我家内外几百口人，打水的人接踵而至，整天也不能消耗一寸水。东泉也在山脚，但伏流冲决成涧，经过碧淋池，然后汇入大涧流出，沿涧的人用来灌溉园子的都是这水。它从上面发出供我饮用的，也才五尺深。两股泉水都非常甘甜，不亚于惠山，而东泉尤其清凉，盛夏可以冰齿，不煮茶酿酒不常取用。今年夏天不下雨将近四十天，热得很，草木枯槁，山石都可以熏灼人。山前所有的涧都断流，有井的不能供给十个人一天的使用，唯独我的两股泉水稍微没有减少。平时没有水的人既担心得不到水，有水而容易干涸的人在有水的时候又习以为常而不珍惜，现在我的泉水在众人艰难得水的时候特别显现出来，所以居住的人开始知道它的好处，大概接近于有常德的人。上天本来让我拥有这居所啊！

李亘字可久，兖州人，考中进士，年少时好学，通晓世事。我认识他最早，知道他卓然必定有所成就。我守卫许昌时，有一天他冒着大雪从兖州来，我留他住了十天然后离开，不曾谈及世事，只拿古人出处中难以明白的地方向我质疑。后来担任南京宁陵县丞，徐丞相择之做京兆尹，特别喜爱他，择之执政后，于是逐渐任用他为郎官。建炎末年，金兵侵犯淮南，李亘来不及避乱，很久没有消息，有人说李亘已经向刘豫屈节投降，我深以为不然。不久听说他替刘豫守卫南京，并且升任大名留守。我虽然怅然，但想李亘终究不忍心到这一步。今年春天徐度从临安来，说见到他的同乡，说李亘谋划回归本朝，已经被刘豫族诛了。不觉流下眼泪，才知道我信任他没有错，李亘有见识谋略，看事情迅速，这其中的曲折必定有可说的，遗憾知道得不详细。

赵俊字德进，南京人，与我同年出生，我自从科举放榜后就没有消息，守卫南京时才再次见到他，官职是朝奉郎。新造了小庐在城北，闭门不出，即使是同乡也不随便交往。刘器之安好时住在河南，闲暇时独自去拜访他一次。徐择之对同乡人最厚道，也善待赵俊，等到赵俊做县丞

译宰相，同乡的人大多凭借各自的才能被任用，杨俊却从未前去谋求，被选拔时也忘记了他，唯独没有得到官职。建炎末年，金兵南侵，有人劝他迁往别处避难，杨俊说：“只要坚守我们的职责罢了，生死是命定的，逃避又能到哪里去呢？”士大夫在路上颠沛流离、接连不断，杨俊却安然居住在家中，始终没有离开。刘豫僭越称帝，起用他担任虞部员外郎，他称病推辞不接受，刘豫把告身（任命状）送给他家，他最终还是拒绝了，像这样反复多次，刘豫也不再勉强。凡是家中的书信文字，一概不使用刘豫的僭越年号，只写干支纪年，后来三年去世，这也是徐度所说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常常遗憾没有看到以大节闻名于世的人，在建康遇到一个人，叫通判府事杨邦。又曾经向朝廷上表，为他求得谥号，并建立庙宇祭祀。现在又听说杨亘和杨俊都是老朋友，确实值得推崇，世上还没有人能稍微阐发他们的德行。将来应当寻求他们的事迹，分别为他们作传。

译蒋侍郎堂家中收藏有杨文公写给王魏公的一封信，用的是半幅纸，上面有折痕，我记下它的大意说：昨夜有进士蒋堂带着他所写的文章来，非常令人欣喜，不敢不告知您，恭敬地封好拜呈。后面有苏子瞻的跋文说：夜里得到一位贤士，天亮就告诉别人，观察他的神情像是高兴得睡不着觉的样子。蒋家不知从哪里得到这封信，是在他的孙子蒋彝那里。世人说杨文公是王魏公的门客，魏公治理国家的大计，别人不知道的，只有杨文公能参与观看，这封信不仅显示出杨文公急于喜爱贤才、乐于接纳士人，而且一旦得到贤士就一定急切地告知魏公，他对魏公的补益本来也就很多了。一张纸折叠封好，尤其显示出前人至诚相待，简单平易朴实不尚虚文，哪里还会有隐瞒真情不尽、不得已而勉强顺从的情况呢，这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

房次律担任宰相，正当安史之乱初期，虽然没有大功，也没有明显的过错，被罢免贬黜大概不是他的罪过，一跌倒就再也振作不起来，以至于死，世人大多哀怜他。这固然不幸，然而我认为陈陶之战的失败也足以招致这样的结果，杜甫《悲陈陶》诗说：孟冬时节十个郡的良家子弟，血染红了陈陶泽中的水。原野空旷天色青苍没有战尘，四万义军同日战死。悲哀啊！这难道是小事吗？用兵成败固然不能完全责怪主将，总之不是自己擅长却强行去做，侥幸取胜是幸运，失败则是必然的道理，这与故意杀人没有什么不同。房次律的志向难道不想取胜吗，但强行做不擅长的事，那么这四万人的死谁来承担呢？看来一次跌倒还不足以抵偿。陆机在河桥之战中不战而溃的有二十多万人，固然不一定都死了，但死的人也很多了。替他们鸣冤的人谁不对孟玖切齿痛恨呢？然而不知道当时陆机凭什么自信而敢贸然承担这个重任。军队在七里涧战败，死者堆积如山，涧水因此断流，如果没有孟玖，陆机将怎么处理呢？我年老出入军旅之间，从未敢有丝毫尝试的念头。我曾经说陆机河桥之战、房次律陈陶之战都可以作为书生轻信军事的警戒，不是说当时的是非对错。

战争兴起以来，盗贼和夷狄所到之处没有活口，有事先逃难躲藏在山谷树林中的，有的侥幸得以保全。忽然婴儿的啼哭声从外面传来，也因此暴露了藏身之处，于是躲避贼寇的人凡是婴儿不懂事不能告诫的，大多丢弃在路边离开，尸体累累相望，有人教他们做成棉球，根据婴儿大小制作绑在口中，大致让满口而不憋气；有的有力气的人预先储备甘草末，临系时量些水浸湿让婴儿咀嚼味道，婴儿口中有东西，自然不能出声，而且棉软不伤婴儿口，有人刻成木板在饶州道上张贴。己酉年冬天，敌人从江西侵犯饶州，信州所在地的居民都空城离去，颠仆流离在道路上，而婴儿因此保全活命的很多。

三十年间士大夫大多以忌讳谈论军事为贤能，大概是纠正以前喜好挑起边境战事的弊端。这虽然是仁人的用心，然而因此四方军事防备松弛，不再整顿器械，教场变成菜园。我在许昌亲眼见到，心里颇不以为然，军事只是不可轻易使用，难道应当连防备也废弃吗？于是新建甲仗库，督促掌管军事的官员恢复教场，每天检阅操练。一天王幼安来拜访说：您没听说邢和叔吗？不合时宜地进入甲仗库检察，有人秘密揭发，于是获罪被贬。我当时朝廷中不喜欢我的人很多，因此害怕而停止，后来听说有人想用危言陷害我偶然没有这个机会，也是天意。然而自从夷狄突然兴起，东南州郡大多因为兵力不足，而且没有武器装备，望风而溃的到处都是，悔恨我以前的志向没有坚持到底，然而那时我即使想忘身去做，也不过是获罪，最终也一定没有补益。

孔孟都极力批评乡愿之人，我年轻时不能明白，认为他们居处好像忠信，行为好像廉洁，终究比不忠信不廉洁的人好，有什么害处呢？而孔孟却深深地厌恶他们。后来广泛观察古今君子小人情伪的区别，然后知道圣贤的话不是随便说的。那些不忠信不廉洁的人他们的恶不过限于自身，人们已经清楚地知道，那么是非也就不足以迷惑他们。如果是违背本心而矫饰为之，那么名实颠倒，内外相反，如果用来助长奸邪，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在孔孟时代先王遗留的风气恩泽还没有远去，还有能察觉并知道的人，所担忧的只是败坏道德罢了。后世知道先王之道的人很少，不幸沾染这种习气而不醒悟，那么将举世跟随，《庄子》所说的小迷惑改变方向，大迷惑改变本性，它的祸患岂止说得完呢！

子贡问：全乡的人都喜欢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全乡的人都厌恶他，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不如全乡的好人喜欢他，坏人厌恶他。一乡的人未必都好，也未必都坏，现在不区分善恶而都喜欢他，不是乡愿吗？如果反过来不幸没有罪过而坏人厌恶他，那么孟子所说的自我反省符合仁与礼的人，即使把他当作禽兽也可以。如果好人也厌恶他，那就不行了。所以君子不怕坏人所厌恶，而重视好人所喜欢，两者各自符合其本分，那么在好恶上还有什么可选择的呢！然而只有仁者能爱人，能恶人，那么好恶不是仁者不容易得其正道，也一定要自知者明，自反者审慎，然后不被外部的喜好厌恶所左右。

翻阅所晒的碑册，见到李邕所作的《张柬之碑》，读着偶然读完，五王与刘幽求等都有社稷大功，然而五王沉勇忠烈不像幽求辈险诈贪婪

译张柬之、敬晖等人能够成就大事，其中桓彦范与张柬之尤为奇才，可与姚崇相先后，大概都根源于学问，然而他们不幸智慧不及薛季昶、敬晖，不能免于灾祸，也是由于书生的习气，仁爱而不能果断。崔玄暐能够劝谏桓彦范诛杀武三思，并非有什么超过那两人的地方，正是因为他一心向前，无所顾忌罢了。张柬之、桓彦范既想成就此事，又想保全那人，他们的志向难道不令人哀怜吗？然而天下事总有不得已的时候，形势必定不能两全，如果以张柬之、桓彦范的才能，辅以崔玄暐的决断，岂止最终能保全自身，怎会有景龙年间的事情呢？世人说废黜崔玄暐等人是因为姚崇不喜欢他们，并非姚崇不能容纳他们，而是为了保全他们。乡村私塾中教小孩诵读诗歌，多有“心为明时尽，君门尚不容。田园迷径路，归去欲何从”这一篇，起初不知是谁所作，大观年间三馆曝晒书籍，昭文库墙壁间有一个破旧的箱子，放着几十册书，虫蛀腐烂几乎无法阅读，打开其中一册说：《玉堂新集》记载这一篇，是崔玄暐咏怀之作，难道不是他贬迁为杭州、郴州刺史的时候吗？然而崔玄暐哪里是安于田园的人，不过是愤懑而言罢了。

译按旧例，制科选拔必先由两位从官推荐，呈上候选人的五十篇文章到学士院考核，考中后才会召试，能获召试的人不超过三分之一。只有欧阳文忠公任学士时所推荐的都是天下名士，没有不在高选之列的，苏子瞻兄弟、李中书邦直、孙翰林巨源就是如此，世人于是称赞欧阳公善于举荐贤良。科举考试既然不过策论，所以呈上的文章也以策论占一半，然而大多难免还是考场应试的辞藻，只有孙巨源直指当世弊政，列出条目，援引祖宗旧制，追溯源流本末，用历史故事作为佐证，反复论述，都可施行，没有一个字是虚浮之辞。韩魏公一见便说：“痛哭流涕地议论天下大事，这难道是当今的贾谊吗？”当时他正任於潜县令，恰逢因父母丧期未到而未能参加考试，丧期结束后，魏公仍当权，立即任命他为崇文馆编校书籍，于是得到提拔任用，不再外放任职，这大概比正常登科还要好。

李育字仲蒙，吴地人，在冯当世榜中第四名登第，能写诗，性格高洁简淡，所以官位不太显赫，了解的人也少。他与我的外祖父晁公交好，尤其喜爱他的诗，先父曾从晁公那里得到他亲笔书写的《飞骑桥》一篇，字迹也清丽，作为珍玩收藏。《吴志》记载孙权征讨合肥，被魏将张辽袭击，骑骏马登上津桥，桥板被撤去一丈多，他跳过去得以脱险，因此用这个典故命名此桥，现在位于庐州境内。这首诗原本后来丢失了，大致追忆记录附在这里：魏人野战如鹰扬，吴人水战如龙骧。气吞魏王惟吴王，建旗软到新城傍。霸主心当万夫敌，麾下仓皇无羽翼。途穷事变接短兵，生死之门不容息。马奔津桥桥半撤，汹汹有声如地裂。蛟怒横飞秋水空，鹗惊径度秋云缺。奋迅金羁汗沾臆，济主艰难天借力。艰难始是报主时，平日主君须爱惜。这首诗是我五七岁时先父口授让我记住的。

钱塘西湖、建康钟山都是士大夫愿意游览却未能成行的地方，做官恰好到了那里，没有不满足的，我想要的两个郡我都屈居任职。在钱塘住了十月，恰逢敌寇侵犯京师，消息不通，每天盼望流泪哭泣，伸长脖子向北张望，哪有空闲顾及其他，仅仅为了祈晴去了一次天竺罢了。在建康也住了半年，正值冬春之间，出兵等待敌人，寝食都废弛了，钟山虽然经过兵火残破，形势依旧存在，六朝遗迹故事清晰可数，城中只看见它屹立在旁边罢了。而我年少时跟随先父入峡，瞿塘、滟滪、高塘、白帝城都是天下极险奇异的地方，竟然一一纵观，至今还历历在目。晚年往来浙东七里濑、金华三洞等胜景，每到一处就停留几天，不是兴致未尽不归，这才知道山林丘壑也各有缘分，不是身居高位的人所能常得的，上天本来就把它们托付给山人野老。

皇上所好所恶固然不可不慎重，何况在选拔人才方面。神童本来不只在于背诵书籍，起初也不把它作为常规科目，恰好有这样的人就举荐罢了，所以可以借此得到非凡的人才。看元献不因平时所练习的题目而自隐，文公不因一篇赋恰好写成而自喜，童子如此，将来难道会不成大器吗？大观年间实行三舍法，到政和初年小人迎合时好谬称学校培养人才，人材已经能像三代那样。于是把能背诵书籍的童子称为小子，有造作这种近乎俳优的行为，而执政者乐于听闻，凡有上报的，都任命为官，以证实他们的说法。所以下层庸俗的父母兄弟侥幸于苟且得到，常常苦于子弟以此作为买卖，这哪里还有人才呢？宣和末年我在蔡州与许州，看见江外以童子入贡的有几辈，大都是老书生挟带两三个人拿着状纸站在庭下请求考试，与倡优经过献艺差不多。起初也奇怪，抱着他们让他们升堂，坐定问他们，才知道志向在于得到公厨几十千钱作为路费。为此怅然，后来听说有得官的，现在不知都在哪里，道理本来就是这样。

景修与我同任郎官，夜晚宿在尚书新省的祠曹厅，在步月庭下，他对我说以前曾在九月望夜路过钱塘，与诗僧可久泛舟西湖，到孤山时已夜半，这一年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银，傍山松桧参天，露水落在叶间，嶷嶷皆有光，微风吹动，湖水晃漾，与林叶相映。可久清癯苦吟坐在其中，凄然不胜寒，索要衣服没有，空米囊覆盖在背上，说平生得到这样的景致没有几次。我作诗记录这件事说：霜风猎猎将寒威，林下山僧见亦稀。怪得题诗无俗语，十年肝鬲湛寒辉。这景象在暑天想象，也可以使人一洒然。

读书而不参加科举就算了。读书而参加科举，参加科举而希望登科，登科而做官，做官而按资历晋升，如果不违背道义，都是可以的。而世上有一种人，既做官而得到俸禄，反而惺惺作态以不做官为高，好像想要抛弃它。这难道是他们的本意吗！所以他们经营得比想要做官的人更甚，或者找不到机会而入仕，或者故意做出小异以离去，借此拖延，往往于是窃取名声以得到美官而不推辞，世人终究不醒悟。有说穷书生不认识馒头，计无从得，一天看见市场有陈列售卖的，就大呼仆地，主人惊问，说：我害怕馒头。主人说：哪有这种道理？于是摆设馒头百许枚，空室关闭他，在外面慢慢观察，寂静不

译听到声音，便挖开墙壁偷看，只见他正用手抓取食物，已经吃了一半以上。急忙开门责问其中的缘故，那人说：“我见到这情形忽然就不害怕了。”主人知道他在撒谎，愤怒地斥责道：“你还害怕吗？”那人说：“怕，还怕两碗腊茶罢了。”这哪里是真正请求不做官的人呢。

译东林位于我住所东南五十多里，沈氏世代是当地的大姓。元丰年间有位名叫□的人，字东老，家中藏书颇丰，喜爱接待宾客。东林地处钱塘往来交通的要冲，所以士大夫和游客听说他喜好行善，必定会去拜访，沈东老也应酬接待不知疲倦。曾经有一位穿着布裘、戴着青巾的人，自称回山人，风度神采超群脱俗，与他一起饮酒，整天也不醉。傍晚时分，他取来吃剩的石榴皮在石壁上题写了一首绝句，说：“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馀。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随即长揖告辞，出门越过石桥离去，追赶他时已经看不见身影，推测他可能是吕洞宾。当时许多名士都唱和了他的诗，流传于世。苏子瞻担任杭州通判时，也唱和了这首诗，引用韩退之《毛颖传》的典故说：“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虽然是用事实来记录，但其中也另有深意。

橘子极难种植，我居住在山中十年，一共种了三次，三次都枯死了。起初移栽的橘子树都有三四尺高，一年就结果实，累累可爱，没过多久恰逢那年严寒多雪，橘子树立刻枯死，即使厚厚地用草席覆盖、用草堆拥护，也无法挽救。大概是因为橘子极怕寒冷，而我居住在山腰，又面朝北方，北风很多，与平地的气候完全不同。山前的梅花以及桃树、李树等通常都比别处早开半个月，大概五到七年间都是这样。如今吴中的橘子也只有洞庭东西两山最为茂盛，其他地方喜好种植的人的园圃中仅有少量，不如洞庭人将其作为产业。一般来说，一亩橘子的收益比一亩田地高出数倍，而培育治理的功夫也比田地多出数倍。橘子树下的土壤几乎要用筛子筛选，不曾稍微掺杂瓦片砖块。田地从种植到收割不过耘草一两次，而橘子树终年都要耘草，任何时候都不让细小的杂草露出地面，土地必须朝南并修成阶梯状，依次让阳光照射。每年严寒时，就在上风处焚烧粪土来温暖它，我不如老农，确实是这样啊。

我的住所虽然大致齐备，但木材不够坚固粗壮，估计撑不过三十年就要更换一次。人生不能没有劳役，闲暇时种树也是一种乐趣。现在山上的松树已经很多了，土地既然都已开垦，应当每年多种一千棵松树，梧桐、杉树各三百棵，竹子凡是见到空地都种植，满五年为止，可以再增加五千棵松树，梧桐、杉树各一千五百棵。三十年后让居住的人看到我的房屋破旧就砍伐旧材重新建造，竹子只取那些被风霜毁折以及侵占道路妨碍行人的，可以不向外寻求而足够。今年积蓄增加，这座山的竹子大概增加了数千竿，松树杉树长不满三尺的处处都有，梧桐种子已经成熟，等待它们落下，多储存一些。冬春之间应当和你们每天拄着拐杖在山中行走，自己督促挑选仆人中健壮且愿意干活的两人来服役，我就不是无所事事了。然而这住所究竟有什么呢？我年纪六十还想着预先种植良材为后代打算，柳子厚诗中说：“晚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如果柳子厚在世，难道会不笑我吗？

人的操守品行没有比不虚伪更重要的，能够不虚伪，即使是小善，也有值得看的地方，积累起来，必定可以成就大德。如果出于虚伪，即使是很好的善行，不仅长久不能欺骗别人，也一定会有懈怠而自我无法掩盖的时候。我经历世事很久，见过这类人很多。他们正用大话来掠取美名，用勉强造作的行为来夸耀众人，谁不能窃取片刻的赞誉？或者因此得利，然而外表虽然不知道，没有不先被奴婢窥视背后而窃笑的，即使想长久，可以吗？如今我父子相处，固然是在家内，而跟随我交往的宾客未曾不早晚左右进入我的房间并坐在我的席位上。我固然没有值得称赞的善行，然而整天的言语如果有一丝一毫相违背，何止是愧对乡邻，还能使你们心服吗？曾经记得欧阳文忠给弟弟侄子信中说：凡人在外面勉强做作，有什么做不到的？只有考察他的私生活，才能看出真伪，这不是家人没有不知道的，可以写在衣带上。

□史记载王逸少生性喜爱鹅，世人都这样认为。人的喜好本来各有偏颇，不容易一概而论，像崔铉喜欢看水牛斗之类，这□是什么喜好，然而也一定与性情相近类似，逸少风度超然□□于鹅。张素正曾经说：善于书法的人贵在手指实在手掌空虚，手腕运动而手不知道，鹅颈有手腕的法度，大概就在这里吧？如今鹅千百成群，其中必定自有特别出众的，畜牧人都能辨别，人们就高价出售它们作为种鹅。大概万物都有超出同类的，逸少就是心意有所寄托，因而□欣赏它们的善处，正素能书法，识得古人行笔的意趣，他的话似乎有道理。

司空国史有传记记载他的重大节操，大概已经完备了，而他平生的出处，每篇奏章议论国事见于谋略的，遗失遗漏很多。先父、太师兄弟三人都凭借司空的恩荫入仕，到老也不敢忘记。我年轻时还记得太师亲手书写他的遗事一卷三十四条，如今不知道原本在哪里，本院子孙既然衰微，大观末年我曾经向他求取家集和手书稿章，还得到五六十卷，本想编次并撰写家传，很久没能完成。丧乱以来图书典籍零落，今年晒书追寻，还有从前的一半，喜不自禁，稍凉笔砚可以亲近，最终应当完成这个志向，也想让你们知道我家以前在朝廷任职的人如此卓越，不像你们父亲平庸退让无能。

韩退之写《毛颖传》，这本是南朝俳谐文《驴九锡》、《鸡九锡》之类，只是稍微变化罢了。俳谐文虽然出于游戏，实际上是用以讥讽当时封爵的泛滥。而退

译我所注重的，正是中书君年老不能胜任事务，如今“中书”等寥寥数语，并非随意写就。文章最忌讳沿袭前人，这种体裁只能尝试一次罢了。《下邳侯传》世人已怀疑不是韩愈所作，而后世却因此借机模仿，傲慢不止。司空图写了《容成侯传》，之后又有《松滋侯传》，近年《温陶君》、《黄甘》、《绿吉》、《江□柱》、《万石君》等传纷纷出现，多得不胜枚举，甚至有人假托为苏轼所作，那些狂妄庸俗之徒便争相相信。苏轼难道会如此浅陋吗？其中只有《拔仲》一篇杂用药名来写，体制不同，有人认为是苏轼在黄州时为了出奇戏弄客人而作，并不署名。我曾询问苏轼的几位儿子，他们也认为不是苏轼所作，然而这种作品，如果不是在文学上游刃有余、有余力进行戏谑创作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译神仙在人间出没，不能说没有，但那些一心想要遇见神仙并拜师学道的人，都是狂妄无知的人。神仙本来也是由人修成的，谁不可以成为神仙呢？不先追求自己成仙，却等待别人让自己成仙，道理上哪有这样的事呢？如今乡里的善良人见到不善的人，尚且羞于与他交往，哪有神仙会轻易向狂妄无知的人传授道法的。古今记载中凡是说曾经遇到神仙的，必定是天下第一等的人，但未必都传授给他们道法，然而有时事先告诉人们祸福，让他们有所避就，有时给他们药饵，让他们长寿康健，这并不是神仙主动去见他们，而是他们自己因为同类相求而遇到的。唐朝人多说颜鲁公是神仙，近世传说欧阳文忠公、魏公也都是神仙，这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自古以来夷狄扰乱中原，没有比刘元海更严重的，他得志的时间不长，刘和最终被杀，刘聪随即灭亡，甚至不到二十年。其次是安禄山，不到两年，也被安庆绪所杀。阿保机虽然勉强免于被杀，还没来得及反叛，就带着帝位回去了。元昊在西方起兵才五六年，最后被佞令哥所杀。上天对于善恶逆顺的报应，不可欺骗到如此地步。夏桀、商纣暴虐，所杀害的中原人还可以数得过来，却都因此丧失了天下，商纣还免不了被杀身死。哪有异族长驱直入，使百姓陷入水火，毒害流遍四海，因此而死的人多得无法计算，却能善终的呢？如今金贼违背顺理也已经十年了，从天道来说，是一个周期的结束，难道会有像安禄山、刘元海那样的变故吗？

《孟子》中说“乌是何言也”，“乌”大概是齐鲁地区表示否定的发语词，至今还在使用，读作鼻音，在汝颍地区也通用。《汉书》记载故人见到陈涉时说：“夥，涉之为王耽耽者”，“夥”是吴楚地区表示惊讶赞叹的发语词，现在也能见到。应邵说：也读作祸音。不对，这是唇音，与“坏”相近。《公羊传》记载州公到曹国，把齐人说的“过我”说成“化我”，现在齐人都把“过”读作〇音。欧阳文忠记载“打”音原本读作谪耿切，而世人误读为丁雅切，不知道现在吴越地区的百姓正把互相殴打读作谪耿音。

吴越的风俗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不知道依据是什么，在此之前夏雨按时降下，雨水所到之处必定广阔，自从分龙之后，有的地方有雨有的地方没雨，好像有命令分配一样。所以五六月之间每当雷起云聚，忽然下雨，通常不超过一个时辰，称为过云，雨水即使在二三里之间也不同，有时在浓云中看见像尾巴一样坠地蜿蜒屈伸的东西，也只下一方的雨，称为龙挂。深山大泽是龙蛇居住的地方，它们长久存在而有神灵，应该有接受职司的，本来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房屋树木之间有时被雷电击中而出现，往往有缝隙洞穴可以看到它们进出的痕迹，有人说这是懒惰而隐藏起来的龙。佛道书籍多说道龙行雨非常辛苦，因此害怕而逃跑，由此推断，龙的种类更加不一，一次降雨分配任务也像现在的人有长官、副手、佐属，他们的勤勉懒惰、才能与否，由长官各自考察治理吗？

崔唐臣是福建人，与苏子容、吕晋叔同学且交好，两位公先考中进士，唐臣于是放弃科举，很久没有消息。嘉〇年间两位公在馆阁任职，一天忽然看见船停靠在汴河岸边，坐在船窗里的是唐臣。急忙去见他，邀请他一起回去，他不肯，问他别后的事情，他说：起初箱子里有一百贯钱，用一半买了这艘船，在江湖间往来，心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起初没有定规，正好用另一半做买卖，偶尔取利润来供给自己，基本满足就停止，不追求多余，比起应考求官的时候要好一些。两位公相视叹息而去，第二天从官署回来，唐臣留下了名片，于是带着酒具再去拜访他，船却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回去看名片末尾有一首小诗：集贤仙客问生涯，买得鱼舟度岁华。案有黄庭樽有酒，少风波处便为家。最终再也没有见到他。近来听王仲亏说起这件事。

山林园圃只要多种竹子，不问其他景物，望去自然使人心情潇洒，竹子的种类很多，尤其令人喜爱的是{〇圭}竹，颜色更深而叶子更密。我刚开始得到这座山就分散种植竹子，大概有三四千竿，各种颜色的都有，心想几年后到处都会是竹子了。戊申己酉年间两浙的竹子都开花而死，俗称为米竹，于是我所种的也全部枯死，现在剩下的只有几百竿介竹。正当它们刚开花时，老园丁就能识别，告诉我赶紧全部砍掉，保留根部明年还可以再生，但我终究不忍心，直到枯死后才砍，结果连根都腐烂了。后来虽然又补种，但竹种已经难得，达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然而还需要三五年才能指望它们高耸入云遮蔽太阳。今天有人告诉我种竹子的方法，只要取大竹子，小心挖掘它的根茎，不要使残断折断，从根部切断取三节，在竹林里烧断处，使不泄气，种下一年就会发出细笋，挖掉不要保留，次年出的笋就可以赶上母竹，这确实有道理，插柳时烧上面一头则枝条长得加倍长，卖牡丹的烧花柄或用蜡封住就不枯萎，大概是一种方法。应当立即尝试，但种竹子应该在五六月，虽然烈日无害于轻微枯萎，久了就会复苏。世人说五月十三日是竹醉可以移栽，不必在这一天，凡是夏天都可以种。杜甫诗云：西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我过去听从他的话，每次在腊月种，没有一竿活下来的，这也是我迷信书本的弊端而见识迟缓啊。

刘忄炎在盛暑时见到王导，王导用腹部熨弹棋

译《局方》说：何乃轰。炎出，有人问王公情况如何，炎说：没见他有什么异常，只听到他说吴语。应当把“轰”理解为“冷”，这是吴地人的方言。如今两浙地区已经没有这种说法了。

译世人把科举及第称为“折桂”，这是指邵诜在东堂对策，自称是“桂林一枝”。自从唐代以来就用这个说法，温庭筠的诗说：“犹喜故人新折桂，自怜羁客尚飘蓬。”后来因为月亮中有桂树，所以又称之为“月桂”，而月亮中又说有蟾蜍，所以又把“桂”改为“蟾”，把科举及第称为“登蟾宫”。使用邵诜的典故本来就已经很可笑了，辗转传讹更是如此，然而文人也往往沿袭因循，不加醒悟。

丁仙现自称曾经见过前朝的老乐工，其中有的以优伶的诙谐以及人们不敢说的话，不仅仅是为了谐谑，往往借此传达下情，所以仙现也时常效仿，不是为了演戏，那么容貌就俨然像士大夫。绍圣初年修筑天津桥，由右司员外郎贾种民督工，种民当时穿着朝服坐在道旁，拿着马鞭亲自指挥，做工的人看见大多讥笑。一天桥修好了，还没有通行，仙现恰好来到，向来认识种民，就呵斥阻止他，说：“我的桥修好了，没有敢先过的，如果能说一句善意的玩笑话，就让你先于众人。”仙现应声说：“好桥好桥。”就上马急匆匆地过去，种民以为不是玩笑，派人急忙追赶，已经来不及了，很久才明白他是在讥讽自己。

韩忠宪公罢免政事，曾经对康公兄弟说起马伏波评论少游的事说：“我已经来不及赶上你们了，将来能像少游说的那样做乡里的善人，守护坟墓也就足够了。”康公下葬后，忠宪在许昌任职，逐渐显达，一天回家扫墓，用王逸少的故事，约定六十岁就挂冠归隐，以完成公的志向，写文章自我发誓。元丰末年被贬守邓州，第二年六十岁，就详细陈述以前的话，请求退休的奏章上了十次。当时裕陵对康公的眷顾还没有衰减，苦苦挽留他，派中使传达旨意说：“先臣如果有知，看见你为国事尽力，也一定会认为是对的。”康公还是不停地请求，于是改任许昌，说：“可以守护坟墓了。”公不得已拜受任命，不久再次入朝为相。

韩宗武说杜甫的诗：“自平宫中吕太一，收珠南海千馀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复恐征戍干戈密。蛮溪豪族小动摇，世封刺史非时朝。蓬莱殿前诸主将，才如伏波不得骄。”《代宗纪》：广州市舶使吕太一反叛，驱逐节度使张休，有人怀疑“宫中”二字恐怕是误读。《韦伦传》说宦官吕太一，那么大概是宦官在岭南做宫市的，所以称为市舶使。这首诗似乎是为哥舒晃作的，吕太一在广德二年反叛，哥舒晃在大历八年以循州刺史反叛，杀死岭南节度使吕崇贲，相距大约十年。从这首诗往上到《青丝》五篇，怀疑都失去了题目，所以只用句首的话命名，因此读者大多不能立刻明白。《魏□古传》又有推荐洹水令吕太一在开元年间，与大历也相反，这是另一个人，姓名恰好相同罢了。

浙东溪水陡峭湍急，多滩石，鱼随着水流撞击石头都死了，所以有溪没有鱼，当地人大多用陂塘养鱼，趁着春天鱼刚出生时从江外取鱼种，长不过半寸，用木桶放在水中，细细切碎萆作为食物，像喂蚕一样，称为鱼苗，一个男子可以弄到数千枚，投入陂塘，不到三年长可以盈尺。只是水不广阔，鱼劳累而瘦弱，不能像江湖间的美鱼那样。《大业杂记》记载吴郡送太湖白鱼种子，放在苑内海中水边，十几天就生了。那方法是取鱼产在菰荇上的子，割下来晒干，也是这一类。只是不知道既然晒干了，怎么能再生？必定另有方法。现在吴中这种方法不传，而太湖白鱼确实冠绝天下。

虎丘山，是晋王〇的故居，〇曾经担任吴国内史，所以和他的弟弟珉都在吴下卜居，旧传宅子在城内日华里，现在景德寺就是，虎丘是他的外宅罢了。〇和珉分东西二宅，本来在山前，后来舍为寺庙，叫东西寺。现在寺庙在山巅下，俯瞰剑池，父老认为是会昌寺，废了那块地，归还给百姓，现在种田的人还能指出原来的地方。大中寺又迁到上面，就不再是〇的旧居了。寺庙的西面也有小院，称为西庵，大概只保存了名字。我祖父的旧庐与景德寺相邻，自从虏人入侵，景德寺都被烧毁，而虎丘偶然独自保存了胜景，概略还是吴下第一。

徐复所谓冲晦处士是建州人，起初也考进士，《京房易》世久没有人通晓它的术数，复曾经遇到隐士得到了它，而杂以六门遁甲，自己占卜终身没有禄位，于是放弃科举。范文正公知苏州，曾经怀疑夷狄当有变故，让复占卜，复说西方用兵从某年月开始，盛于某年月，天下当骚然。所以文正更加议论边事，□元昊叛乱没有不验中的。仁宗听说召见，问以兵事，说：“今年直小过，刚失位而不中，只有加强君德才能成功。”任命为大理评事，不就任，赐号而归杭州万松岭，那是他的旧庐。当时林和靖尚且无恙，杭州称二处士，而和靖死后才得到谥号。与复同时的还有郭京，也通术数，好言兵而任挟不伦，所以不显达。

道家有言三尸，或称三彭，认为人身中都有这三虫，能记人过失，到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谗言上帝，所以学道的人到庚申日就不睡觉，称为守庚申，或服药以杀三虫，小人的妄

译竟然有达到这种地步的！学习道术的人依据其教义，本应通过积累功德善行，以求得升仙，却不追求没有过错，反而厌恶三尸虫记录自己的过错，甚至不睡觉来守候，炼制药物来杀死它们，难道是有意犯过错，却侥幸掩盖隐藏，欺骗蒙蔽上天，就能成为神仙吗？上天照耀四方，将三尸虫暗中告发称为谗言，其荒谬悖理之处尤其明显。然而凡是学道的人，没有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柳宗元号称最为刚直不阿，也写了《骂尸虫文》，况且唐末还有道士程紫霄，一天朝廷官员在终南山太极观守庚申，程紫霄笑着说：“三尸虫有什么好怕的？这是我师父用来让人畏惧作恶的借口罢了。”他靠着床求来枕头，作诗给众人看说：“不守庚申也不怀疑，此心长久与道相依。玉皇大帝早已知道我的行为，任凭你们三彭神说是非。”放下笔后鼾声如雷。诗句虽然粗俗，但自古以来他的门徒中没有人肯说这样的话，谁说柳宗元还不如这位道士呢。

译我在建康时，有个李家的儿子自称是唐朝宗室的后代，拿着五代以前的告身（任命文书）向五通神祈求赦免并谋求官职。虽然绢帛已经破旧，但字迹笔画却像新的一样。其中最高级别的广川郡公、汾州刺史李暹的告身尤为精美。起初书写旧职衔赵州刺史，接着写“右可汾州刺史”等字样，然后书写告身正文，开头说“门下”，结尾说“主者施行”，就像现在的麻词一样。开元二十年七月六日下达后，低项排列银青光禄大夫、守兵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殿学士等职衔的萧嵩宣读，中书侍郎、阙知制诰的王丘奉行。这些是中书省的官员。再起项排列侍中、兼吏部尚书、弘文馆学士臣光庭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说“制出如右，请奉制付外施行，谨言”，年月日。画“制可”的是门下省的官员。再排列尚书左丞相、阙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等职衔，〇侍中等。大概是光庭的前任职衔而不写名字。接着排列吏部侍郎林甫、肜，告某官奉被制书如右，符到奉行，年月日。下面的是尚书省的官员。〇与林甫、肜三个名字都是亲笔书写，大如半个手掌，极其奇伟，大概是裴光庭、宋广平、李林甫，肜应当是韦肜，中书省官员书写姓氏，而门下、尚书省则不写姓氏，光庭因为兼任吏部尚书，所以在尚书省官员中再次出现而不写名字，萧嵩、裴光庭学士的结衔都在官职之下。我见过的唐代告身大多都是吏部颁发的，只有这是中书省任命的，像现在的堂除一样，所以有辞但前面不说敕而说门下，这是不同的地方。战乱以来，前代遗迹留存的不多，可以用来给后生乐闻多见的人看。

晏元献担任参知政事，仁宗亲政，与同僚都被罢免，任亳州知州。先前有人摘取他为章懿太后墓志铭中不说皇帝是章懿太后所生以自结的话，然而也不能避免一起被罢免。一天游览涡水，看见青蛙有跳跃登上树木捕捉蝉的，已经捉到了，嘴巴容纳不下，于是相互坠地，于是写了《蜩蛙赋》，大致说：隐藏微小的躯体以潜进，跳跃轻薄的躯体而猛烈吞噬。虽然多口以连获，最终扼住喉咙而不能制服。欧阳文忠被贬到滁州，写了《憎蝇赋》，晚年因为濮庙事也厌恶言官屡次困扰不停，又写了《憎蚊赋》，苏子瞻在扬州题诗被诽谤写了《黠鼠赋》，都不能没有芥蒂在心中而发泄在言语上，想要吞下却不可，所以只有知道道理的人才能忘心。

赵康靖公起初名叫〇，直史馆，黄宗旦善于识人，一见公说：您他日应当以笃厚君子称于世。于是让他改名约己，忽然梦见有人拿着文书给他看，像公牒一样，大字写着赵概二字，起初不理解，后来又梦见有人给他书，题云：秘书丞通判汝州赵概，开始怀疑这或许是在暗示自己，于是改后名。后来六年登科，果然以秘书丞通判海州，只是汝字不同罢了。议论的人或许汝字篆文与海字相近，公梦中或许不能详细分辨。后来稍微显达，又梦见与王文安公一同进入一座佛寺，文安题壁说：刑部郎中知制诰赵概。后来十年也以此官入掖垣，于是成为学士。礼部王文安公担任三司使同会。偶然为书题名记说：自刑部郎中知制诰召入两人。相顾大笑，这尤其奇怪。所以康靖平生尤其相信梦，晚年写了《见闻记》，其中一篇记载当时诸公间的梦事非常详细。

刘原甫廷试本为第一，王文安公是他的舅舅，担任编排试卷官。已经拆号，看见他的姓名，于是自陈请求降下名次。仁宗起初认为高下在初覆考官，编排官不参与，只是按号次第排列罢了。文安仍然极力推辞不停，于是升贾直孺为魁，以原甫为第三。

陆龟蒙写了《怪松图赞》，说草木的本性本来没有怪异的，生长不得地，有物遏制它，而阳气在内发作，于是愤懑而成为怪异。范文正公起初屡次因言事惊动朝廷，当权者不喜欢，每每称他为怪人。文正知道了，后来复用为西帅，上疏请求修筑京城以防备敌人，说：我又要成为怪人了。于是书写《龟蒙赞》送给当权者，说：朝廷正太平，不喜欢生事，某在〇绅中独如妖，言语既龃龉不得伸展，言辞因此乖戾，难道不像龟蒙的松树吗？当时虽然知道他在讽刺自己，终究不能完全采纳他的言论。

世人说迟久有待的叫做宿留，从汉代就有这个词语。二十八星叫做舍或者叫做宿，宿，是止其所居的意思。留作去音，古一字而分二义的多数以音别之，如自食为食，食人则音伺，自饮为饮，饮人则音荫之类是矣。大概应留而留则为平音，应去而留则为去音，逗遛也同此义。

颜鲁公真迹宣和年间存留的还可以有数十本，其中最著名的是《与郭英〇论坐位书》在永兴安师文家，《祭侄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观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阁待制王质家，《寒食帖》在钱穆甫家，其余《蔡明远帖》、《卢八仓曹帖》、《送刘太真序》等不知道在谁氏，都有石本。《坐位帖》安氏起初析居分为二，人多见其前段，师文后来才合并得到，相继都入内府，世间无复遗

译了。

钱穆甫担任如皋县令时，恰逢当年大旱且蝗灾爆发，而泰兴县令却欺骗郡守说：本县境内没有蝗虫。不久蝗灾大规模爆发，郡守责问泰兴县令，县令理屈词穷，于是说本县原本就没有蝗虫，是从如皋县飞来的，于是发公文给如皋县，请求严格捕杀蝗虫，不要让它侵入邻县境内。穆甫收到公文，就在公文末尾回复说：蝗虫本来就是天灾，并非县令无能，既然从我们县飞走，就请贵县把它押送回来。不久这消息传到郡守那里，没有人不笑得前仰后合。

译《左传》记载晋平公梦见黄熊的事，也见于《国语》，两个版本都写作“熊”字，韦昭在《国语注》中于是认为这是熊罴的“熊”。杜预在《左传》注中没说明是什么东西，世人大多怀疑“熊”应当像《尔雅》中“鳖三足为能”的“能”，认为传抄时有衍文，依据陆德明《左传释文》直接认为是“能”字，音奴来反，那么本来就已经这样说了。不知道是凭主观意见删减了文字呢？还是另有依据呢？我考证古文，“熊”、“能”二字本来通用，所以贤能的“能”字，字书把它当作兽名，说它坚硬在中而强力，那就是熊，所以“熊”字有时作“能”，“能”字有时作“熊”，起初并没有区别。熊罴的“熊”，能鳖的“能”，两种动物共用一个名字，各自随其所称，那么何必再讨论衍文，正应当读作“能”罢了。宋代的宋庠兄弟留心小学，虽然补注《国语》大致能辨明这一点，以纠正韦昭的错误，但意思没有完全透彻，终究不免把“熊”改为“能”。

我明年六十岁，今年春天整治西坞的空地，在其中建造厅堂，取蘧伯玉的意思，命名为“知非”。赵清献五十九岁时，听到雷声而得道，自号知非子，这才是真正的蘧伯玉。现在我沒有赵清献那样的听闻，却匆忙用这个名字命名我的居所，姑且是记录我的年龄呢？还是将追求成为蘧伯玉呢？蘧伯玉又哪里可以追求成为呢？南郭子綦有话说，现在靠着几案的人，不是过去靠着几案的人了，古人在一个靠着几案的细节之间尚且有所分辨，何况六十年的光阴，难道不知道那与万物一起变迁而独自存在的吗？如果知道存在的是对的，那么变迁的没有一样不是错的。从这方面看，那么我也可以在这个厅堂稍作停顿了。起初我任蔡州太守时刚三十九岁，第二年我在州衙的西厢建造厅堂，命名为“不惑”，我认为这是僭越，但我有志于学习。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庆幸我所愿学习的未曾废弃，也大致认为不至于颠迷流荡而丧失本心，虽然追求成为蘧伯玉也可以了。

汉末五斗米道出自张陵，就是现在世人所说的张天师，凡是受道的人出五斗米，所以叫五斗米道，也叫米贼，与张角大致相同。张鲁大概是张陵的孙子，但他的法本以诚信不欺诈为根本，而张鲁担任刘焉的督义司马，于是与别部司马张修一起攻打汉中太守苏固，接着袭击杀死张修并夺取他的军队，这哪里是不欺诈呢？王羲之父子向来信奉这个道，王羲之人物高尚超群，必定不是被妖妄迷惑的人，他的用意所以不可知。然而卢循进入会稽，他的儿子王徽之任太守，因为进入静室求鬼，军队没有防备，于是被卢循屠杀全家，也可以看出来了。近世江浙有吃菜事魔的人说：他们的源头出自五斗米，而诵读《金刚经》，他们的说法都与现在佛教徒的话不同，所以有人叫它金刚禅，然而还是以“角”字为讳而不敢说。

扬雄称严君平为蜀庄，是避汉武帝的讳，他称李仲元更是与严君平一样的人。班固作《王吉传序》记载严君平与郑子真的事很详细，而没有提到李仲元。颜师古根据《三辅决录》说严君平名遵字子真，郑子真名朴。我读《蜀志》秦宓《与王商书》论严君平、李弘立祠的事说：李仲元不遭遇《法言》，现在名字必定沦没。又由此知道李仲元大概名弘，只是可惜他的行事不显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