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页

译《陔余丛考》 清代 赵翼

目录

●卷一

○《五经正义》

○画卦并非本于河图

○《易经》不谈论五行

○河图刻在玉上

○《易经》中的缺文与衍文

○《尚书》之名起于伏生

○《尚书》的古文与今文皆出自孔壁之中

○壁中书并非孔襄所藏

○虞、夏、商、周的书目由孔子分类

○宋代儒者怀疑《古文尚书》

○《舜典》应当从“月正元日”分起

○纳于大麓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中的辨析

○陟方

○莱夷作牧

○三正

○《泰誓》的真伪

○帝乙即是成汤

○《康诰》的文字与《左传》不合

○延洪

○《尚书大传》

●卷二

○古诗三千首之说的错误

○《诗序》

○汉代儒者解说《诗经》

○夏屋

○后稷已行郊祀之礼

○坼副

○帝武元鸟

○奚斯所作

○《春秋》

○《春秋》的底本

○《春秋》书法可疑之处

○春季不书王

○春王不书正月

○春秋纪年

○矢鱼于棠

○《左传》所依据的来源

○《左传》叙事中姓氏名号错杂

○《左氏传》的原委

○鹬冠

○曹□即是曹沫

○屠蒯即是杜篑

○杜预注解《左传》

○《国语》非左丘明所撰

○韦昭注解《国语》

●卷三

○《周礼·冬官》补亡之误

○《仪礼》

○五父衢

○伯鱼之母死

○晋文公辞让君位当以《檀弓》为据

○《月令》

○宾雀

○太牢少牢

○醴泉即是膏露

○八十者一子不从政，后世引为终养之误

○郑康成注解□祭之误

○三年丧，王、郑二说不同

○郑康成注解慈母之误

○命妇世妇

●卷四

○《四书》别解数条

○子见南子

○束修二义

○子畏于匡，记载不同

○执圭

○乱臣十人

○彭祖即是老聃

○微生高即是尾生

○公山弗扰召孔子之不可信

○羿、□非夏时人

○浴乎沂风乎舞雩

○挚、干、缭、缺或以为殷人

○其父攘羊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

○尊《孟子》

○五亩之宅

○负戴

○伊尹割烹要汤

○王良即是伯乐

○市井

○七八月之间旱

●卷五

○《史记》一

○《史记》二

○《史记》三

○《史记》四

○《史记》五

○伯益、伯翳一人

○赵氏孤之妄

○宰我与田常作乱之误

○齐〇王伐燕之误

○楚、汉五诸侯

○三户

○广武

○司马贞《史记索隐》

○《汉书》

○汉高祖有后母

○《史记》阙文，《汉书》衍文

○《汉书》古本

○颜师古注解《汉书》

○班书、颜注皆有所本

○《后汉书》一

○《后汉书》二

○《后汉书注》

●卷六

○《三国志》

○《晋书》舛讹

○宋、齐、梁、陈、魏、周、齐、隋诸史及《南、北史》书法各不同

○宋、齐、梁书书南北交涉事

○梁、陈、周、齐、隋五史凡三次修成

○《宋书》书法

○《宋书》叙事及编次俱有失检处

○《宋书》繁简失当处

○《宋书》立传太少

●卷七

○《齐书》书法

○《齐书》编次失当处

○《齐书》繁简失当处

○《齐书》立传太少

○《齐书》原本

○梁、陈二书

○《梁书》编次失当

○《梁书》多载芜词

○《陈书》书法

○《陈书》编次得宜

○《陈书》亦多芜词

○《魏书》

○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

○《魏书》书法

○《魏书》芜冗处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卷八

○《南、北史》原委

○《南史》繁简失当处

○《南史》多用《齐书》原文

○《南史》叙事失当处

○《南史》与齐、梁、陈三书互异处

○《北史》与《魏书》互异处

○《北史》多取魏收书

○《北史》删《魏书》太简处

○《北史》较《北齐书》繁简互有得失处

●卷九

○《北史》与《北齐书》互异处

○《北史》与《周书》繁简各有失当处

○《北史》与《周书》互异处

○《南、北史》夹叙法

○《南、北史》复传

○《南》、《北史》自相〇牾处

○《南》、《北史》亦有繁冗处

○《南、北史》多复句

○《南史》叙事失检处

○《北史》叙事失检处

○《南》、《北史》自叙有失实处

○《南史》编次失当处

○《隋志》应移《南、北史》之后

●卷十

○《新、旧唐书》书年号各有得失

○《新、旧唐书》本纪

译书法各有长短得失。

○《新唐书》与《旧唐书》的本纪，在详略方面各有长短得失。

○《旧唐书》多保留国史的原文。

○《旧唐书》在编订方面的失误。

○《新唐书》在改订方面的优点。

○《新唐书》在编订方面的失误。

●卷十一

○《新唐书》符合史家剪裁的正道。

○《新唐书》列传中引用史事的恰当。

○《新唐书》的文笔。

○《新唐书》多有回护掩饰。

○《新唐书》多有迂回周旋。

○《旧唐书》叙事疏漏错误之处。

○《新唐书》叙事疏漏错误之处。

●卷十二

○《新唐书》列传中所增补的事迹比《旧唐书》多出两千多条，其中琐碎的不必论及，甚至有极重要不可不载而《旧唐书》所没有的。现将它们摘录在后面。

译○《旧唐书》中记载的有些内容本不应删去，而《新唐书》反而将其删削，现在也将这些情况记录在后面。

○《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有彼此记载不同的地方，现在依据《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作考订校正，记录在后面。

○关于南诏渡海以及铜柱的谬误。

○《顺宗诸子传》。

●卷十三

○《五代史》。

○宋、辽、金三朝的正史。

○辽、宋两朝正史记载相合的地方。

○辽、宋两朝正史记载不相合的地方。

○辽、金两朝正史记载不相合的地方。

○宋、金两朝正史记载不相合的地方。

○宋、辽、金三朝正史的旧本。

○《辽史》。

○《宋史》一。

○《宋史》二。

○《宋史》三。

○《宋史》四。

○《宋史》五。

○《宋史》六。

○《宋史》七。

○《宋史》八。

●卷十四

○《金史》。

○《元史》。

○《明史》中多有附录的书籍。

○《明史》中父子、兄弟不列在同一传记。

○《明史》中多载录原文。

○关于大礼议的争论。

○《明史》行文典雅。

○史传中的俗语。

●卷十五

○《资治通鉴》、《通鉴纲目》。

○《通鉴纲目》的书法有所本。

○贾举。

○侠累、韩〇一人两书。

○薄后、陈后不书立。

○太初元将。

○卓茂并非仕于王莽之朝。

○钟繇。

○立曹操之女为皇后。

○周抚。

○恶奴郎。

○高密王恢之。

○记里鼓。

○王陵。

○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

○魏三祖。

○子总管。

○鹿角。

○定杨。

○文成公主。

○列卒。

○四夔。

○王忠烈。

○兖海曹华。

○天〇末纪年分注各镇。

○西平王。

○辽复号改号。

○夏人、辽人。

○昏德公、重昏侯。

○留梦炎及第。

●卷十六

○三皇五帝。

○尧、舜禅让的不同。

○东、西周。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的辨析。

○郡县。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

○汉初分郡之大。

○汉时陵寝徙民之令。

○大臣有罪多自杀。

○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

○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

○两汉、六朝谥法。

○汉、唐食封之制。

○元魏子贵母死之制。

○元魏族诛之法最惨。

○元魏百官无俸。

○华林园有三处。

●卷十七

○三大迁。

○六朝重氏族。

○谱学。

○六朝忠臣无殉节者。

○隋制从驾官带妻子。

○唐初武功之盛。

○唐初多用蕃将。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

○唐制升殿用宫女侍。

○唐制吏部分东选南选。

○唐时簿尉受杖。

○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

○唐时王爵之滥。

●卷十八

○汴京始末。

○宋制武选归吏部。

○宋、元榷酤之重。

○宋人好名誉。

○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

○宋人字名多用老字。

○宋南渡世家多从行。

○南宋将帅之豪富。

○宋、元追褒古贤。

○元初本不欲取宋。

○元时疆域之大。

○元时崇奉释教之滥。

○元制蒙古、色目人随便居住。

○元人名多相同。

○前明有两北京。

○明初用人不拘资格。

○有明进士之重。

○有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

●卷十九

○女娲或以为妇人。

○炼石补天。

○蚩尤为黄帝相。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

○隶书不始于程邈。

○造笔不始于蒙恬。

○左右袒不始于周勃。

○牛耕不始于赵过。

○云台无来歙，凌烟阁无郭子仪。

○马氏铜柱有三。

○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

○牛继马非晋元帝。

○宫中屠贩不始于东昏。

○四声不始于沈约。

○纵囚不始于唐太宗。

●卷二十

○贡荔枝不始于杨贵妃。

○杨氏五家合队。

○五日一朝不始于裴度。

○牛、李非李德裕。

○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

○曹彬、伯颜不妄杀人之非。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高宗泥马渡江之讹。

○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

○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

○拐子马不始于女真。

○木灯檠之不可信。

○杨桓《传国玺考》之误。

○苏州击阉不始于颜佩韦。

○明末阉党有殉难者。

○明人演戏多扮近事。

○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

●卷二十一

○正月元日。

○明月、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竞渡、乞巧、登高。

○古兵器不皆用铁。

○斋戒不忌食肉。

○尚左尚右。

○万岁。

○露布。

○衙门。

○幕府。

○视草。

○禽兽草木互名。

○素王。

○吴会。

○主臣。

○不暇草书。

○罄南山竹。

○日射三十六熊赋。

○敛衽。

●卷二十二

○经史子集。

○诗文以集名。

○诗笔。

○序。

○章句、集注。

○题目。

○破题。

○别字。

○音字用点。

○重字二点。

○

译厶字

○文章忌讳假借

○古人追述前事的文法

○古文的用韵

○汉代谚语的用韵方法

○谜语

○使用《千字文》中的语句

○敕

○旨

○朝

○宅

○次

○宦

○二十八宿

○帐

○饕

○写

○睬

○甄

○员

○犬

○隔

○都鄙

○雅俗

○猖獗

○绝倒

○“饥”和“饿”二字有区别

○□□

●卷二十三

○一、二、三言诗

○三言诗

○四言诗

○五言诗

○六言诗

○七言诗

○八言诗

○九言诗

○十言诗、十一言诗

○五七言律诗排律

○绝句

○三、五、七言诗

○长短句诗

○乐府

○六句律诗

○拗体七言律诗

○律诗不讲究对仗

○律诗兼用两个韵部

○回文诗

译○叠字诗

○联句

○柏梁体

○和韵

○集句

○成语佳对

○借对法

○扇对法

○禁体诗

○双声叠韵

○诗句有全平仄者

○诗词专用本家本人事

●卷二十四

○曲牌名入诗

○番语成诗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题字嵌句首

○数目字入诗

○十二生肖、八音入诗

○药名为诗

○拆字诗

○口吃诗

○双关两意诗

○寿诗、挽诗、悼亡诗

○帖子词

○口号

○元韵、原韵

○即席

○古诗别解

○陶诗甲子纪年

○杜诗金虾蟆

○乞为奴

○李义山《咏史》诗

○唐彦谦《长陵》诗

○聂夷中诗

○紫

○东坡诗咏三良

○《赤壁赋》洞箫客

○陈季常

○元遗山诗多复句

○刘后村诗多用本朝事

○孙ナ诗

○李梦阳诗重韵

○王阮亭柳墓诗

○古今人诗句相同

○诗作□噱

●卷二十五

○年号重袭

○历代正史编年各号

○历代僭窃各年号

○此外有蕃年号见于《唐书》、宋、元、明史及《通鉴》、《玉海》者，今并摘录

○改元

○年号用字

○年号并称

●卷二十六

○翰林

○学士

○侍读、侍讲学士、修撰、编检

○唐时翰林学士不必皆进士出身

○翰林撰文署名

○庶吉士

○前明翰林不必皆由庶吉士

○殿阁大学士

○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

○中书

○中书舍人

○尚书

○侍郎、郎中、员外

○御史

○祭酒

○监司官非刺史

○兵马司

○吏部掣签

○奏本抬头

○行香

○授官表让

○换官不换印

○假守

●卷二十七

○按月分俸

○京官月费

○预借俸钱

○致仕官给俸

○诰敕

○封赠

○父在封母不称太

○贴黄

○仕宦避本籍

○亲族回避

○起复

○未葬亲不许入仕

○一产三男有赏

○旌门法式

○国忌日不决囚

○孕妇缓刑

○听重囚妻孥入狱

○笞臀

○滴血

○税契

○戒石铭

○清慎勤匾

○乡都图

○省

○履历

○民壮

○官府乘轿

○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

●卷二十八

○秀才

○监生

○举人

○进士

○状元、榜眼、探花

○三元

○两次及第

○特赐进士

○棘闱

○礼部知贡举

○殿试

○武科殿试

○试期

●卷二十九

○科举分南北

○前明两京解元不必本省人

○五经中式

○远省举人给驿马

○科场给烛

○乡闱用京官主试

○十八房

○读卷官

○殿试弥封另誊

○科场回避亲族

○乡会试录有序

○程文墨卷

○制科题目

○题名录

○新进士赴国子监拜谢

○座主见门生礼

○同年

○填榜

○寄籍

○关节

○帖括、策括

○及第诗

○甲榜乙榜

●卷三十

○数目用多笔字

○银

○金银以两计

○忽丝毫厘分钱

○一金

○元宝

○短钱

○石

○斗称古今不同

○尺丈古今不同

○量酒用升斗

○火炮火枪

○纸钱

○纸马

○以钱代蓍

○门帖

○名帖

○木棉布行于宋末元初

●卷三十一

○认族

○同姓为婚

○交婚

○姊妹为妯娌

○指腹为婚

○劫婚

○初婚看新妇

○冥婚

○撒帐

○拜堂

○脱袜登席

○着靴

○弓足

○金凤染指

○簪花

○妇人拜

○古人跪坐相类

○高坐缘起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

○上元张灯

○润笔

○避讳

○嫌名

○二名

○古人临文避讳之法

○逮事不逮事

○觌面犯讳

●卷三十二

○三年丧不计闰

○父在为母斩衰

○妇为舅姑三年年丧

○丧次助哭

○避煞

○墓祭

○合葬

○改葬

○久而不葬

○假葬

○洗骨葬

○神道

○碑表

○墓志铭

○碑表、志铭之别

○行状

○乐石

○忌日忌月

○七七

○生圹

○生祠

○祠堂

○宗祠〇素像

○塑像

●卷三十三

○刻书书册

○刻时文

○花押

○烧香

○放生池

○神前设签

○放债起利、加二、加三、加四并京债

○合同

○马褂、缺襟袍、战裙

○帽顶

○袜、膝、裤

○钉鞋

○眼镜

○折扇

○竹夫人、汤婆子

○连枷

○满江红船

○牛皮船

○螺填

○骰子四绯

○叶子戏

○升官图

译不倒翁

扫晴娘

假面

《本草》

水晶

琉璃

料丝

金鱼

京师炒栗子

窖藏蔬菜、反季节花卉

西瓜始于五代

烟草

卷三十四

天干地支

天干地支与五行的配属

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太岁大将军

一日分为十二时辰始于汉代

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起源于东汉

时宪书后列出两个甲子

子平推命术

葬术

测字术

圆梦术

佛

佛经的字数

《谏佛骨表》有所依据

观音像

天王堂

西王母

王子晋

安期生、浮邱伯

容成御女术

八仙

张真人

卷三十五

天、地、水三官

东岳天齐大帝

泰山治理鬼魂

城阳王、秣陵尉

伍子胥神

项羽神

衡岳借兵

关壮缪

汉寿亭侯

天妃

金龙大王

祠山神

文昌神

译灌口神

张仙

钟馗

王灵官

城隍神

韩昌黎担任土地神

五圣祠

晏公庙

常州忠佑庙

常州忠义祠

卷三十六

至尊

寡人

称孤

公

卿

君侯

世父母

太公

继室与侧室称谓的误用

娣

侄

丈夫的哥哥称为伯

丈夫的弟弟称为小郎

如夫人、小妻、傍妻、下妻、少妻、庶妻

夫子

门生

门子

真人、道士

居士

征君、征士

野老

卷三十七

博士、待诏、大夫、郎中

大人

显考

孤哀子

下官

小生、晚生

老先生

官人

官

爷

爹

家祖、家父、家君、家兄、舍弟、家姑、家姊

堂兄弟

尊老、尊兄、令弟

丈人

舅

内兄弟

亲家翁

郎君大相公

哥

卷三十八

娘子

小姐

姨娘

三姑六婆

奶婆

连衿

布袋

家生子

奴才

底下人

阿

僧人的称呼

牙郎◎名贼

奸细

别号

混号

讳龟

杂种、畜生、王八

绿头巾

卷三十九

累世同居

守节而事迹绝域不传者甚多

为法自毙

鞭尸

刮骨

威怖儿啼

千里驹

五月五日生子

同年月日时生

迁官最速

仕宦最久

射石没羽有四人

虎渡河二人

废《蓼莪》两人

谪仙有四人

倒用印有三事

御沟流叶凡四见

捕鳄鱼二人

东西南北道主人

三武信君

四武安君

六万石君

六李杜、二袁刘、二鲍谢、四苏李、三李郭、两元白

三二陆、两三陆

三二宋

四三王

两二苏

三三杨

两赤松子

两洪崖

两四皓

三大小山

三十八学士

二四贵

两王八

二花蕊夫人

四参寥

两辨才

两苏小小

卷四十

五官并用

以官编集

自书奏牍

世擅书名

世擅文字

著述最多

作文最速

书家代笔

文人相轻

窃人著述

武将能诗

古来用兵，兵多者败

取蜀将帅不利

临阵不自标异

解散降兵

兵富难战

纸鸢、木鹅、画狮

火马、火猱

陷敌脱归

事急为仆隶免祸

口打贼

纵敌

悬赏购贼

贼称

卷四十一

李斯本学帝王之术

赵高志在报仇

魏豹、李〇、李守贞皆以妇人谋反

蔡邕女甥多贵显

王羲之为云南先师

唐武后能容直臣

唐中宗复位由张易之兄弟

赵普遇合

沧浪亭

苏东坡、秦少游才遇

东坡、晦庵、南轩皆有贤子孙

孙觌为东坡子

蔡京宅修城

岳忠武之死

岳坟铁像

叶梦得、周草窗

谢皋羽

葛岭大石佛

少林寺僧兵

大忠祠

画角声

凤阳丐者

虎丘卖花

卷四十二

男人女名，女人男名

命名奇诡

女字系姓

女扮为男

男子称佳人

一母生数帝，二后，一母生二名儒，一母生两状元

面首

再醮后

长寿

多子

丑女变美

一门才女

童女生子

老妇生子

卖妻再合

风吹送妻

古妇女不嫌须

内监娶妻

神像配合

男娼、尼站、和尚教坊

妻肉僧

馆师为帝王

奴封侯

九儒十丐

盗贼敬名德

权奸有仙骨

一人杀四王、两大臣

一将军平三国，皆生擒其王

卷四十三

成语

萱堂、桂窟

点心

茅柴洒

绵力

对手

筹马

屠家称姜太公

世界

畔

外后日

登时

钻

暖房

穿孝

杜撰

差

叱气

着力

相打

底

个

生活

扯

你

卖弄

请安

香火

斫丧

门房

马头马门

生口

骒马、骟马、骣马

瓮鼻

拿讹头

回残

毛作无字

吴赵

呼箸为快

岁寒三友

卷一

《五经正义》《五经正义》虽然署名孔颖达，但实际上并非出自一人之手。《颜师古传》记载：太宗认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讹误谬误，命令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完成后，太宗又命令诸儒

译详细核查。各位儒生传习已久，对此提出非议。颜师古引用晋、宋以来古今各种版本，援引证据详尽明确，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各位儒生这才信服。由此可见，颜师古在这部书上的功劳最为深厚。《孔颖达传》也说：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人接受诏命撰写《五经》义训，共一百八十卷，名为《五经正义》。唐太宗命令交付国子监施行。这说明除了颜师古之外，还有司马才章等人参与审定。不久，马嘉运驳正其中的错误。永徽年间，又下诏让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在此基础上加以增删修改，书才颁布施行。那么孔颖达等人的原本又是经过各位大臣审订后才颁布发行的。

○ 画卦不本于河图。伏羲因河图而画卦，大禹因洛书而演畴，古代没有这种说法。《论语》中河图与凤鸟并提，只是说这是帝王的祥瑞罢了。至于画卦的由来，《系辞》下传明确说伏羲氏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察鸟兽的斑纹和地面的适宜状况，近取之于自身，远取之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并没有说因为河图才画卦。《系辞》上传虽然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话，但上文还有“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等语，那么图、书虽然也是画卦所取法的内容，但画卦终究不是专门取法图、书的。汉儒因为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话，就怀疑这是画卦的根本，但也没有将画卦专门归结为河图，将演畴专门归结为洛书。查《礼纬含文嘉》说：伏羲德行契合天地，上天以鸟兽的斑纹回应，大地以河图、洛书回应，伏羲取法并模拟它们，于是创作八卦（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卷首）。《春秋纬》说：黄河流通乾道，吐出天苞；洛水流通坤道，吐出地符。河龙图显现，洛龟书感应（也见《系辞正义》）。这些都是说图与书都是画卦的根本。自从孔安国开始分别论述，他在《尚书·顾命》的“河图”、《论语》的“河不出图”处，都说是“河图，就是八卦”；而在《洪范》的“九畴”处，则说“上天赐予禹洛书，神龟背负文字，龟背上的数字直到九，禹于是依此排列，以形成九类。”从此说流行，刘歆推崇它，也认为伏羲继承天命称王，河出图，取法而画之，八卦就是这样；禹治水，天赐洛书，取法而陈述之，《洪范》就是这样（见《汉书·五行志》）。于是马融、王肃、姚信等人纷纷信奉此说，至今牢不可破。不知道《系辞》所说画卦的根本已经极其明白，汉儒不过是因“圣人则之”的话而强行附会，孔安国又将其析为卦取图、畴取书，其作为主观臆断更不必辩驳。学者不信《系辞》反而相信汉儒，可以吗？即使说禹演畴本于《洛书》，《系辞》中洛书与河图并提，都是上古时期的事，那么神禹千百年以前已有洛书，难道直到禹时才出现吗？《隋书·经籍志》说：圣人受命，则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记载改朝换代的征兆。这也只是将其视为圣王的祥瑞，未曾说是画卦的根本。沈约《宋书·符瑞志》说：龙图出于河，龟书出于洛，授予轩辕。《隋书·经籍志》又说：河图九篇，洛书六篇，相传从黄帝到周文王所受，那么又不将河图专属给伏羲，洛书专属给神禹了。

译○《易经》不谈论五行，五行乃是天地自然的道理，然而《易经》的卦象只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而没有涉及五行。《尚书》中记载舜禹禅让，才开始提到水、火、金、木、土，又将它们列为六府，几乎让人怀疑唐尧虞舜以前尚未将这五种事物定为名称，所谓太皞、炎帝、少昊、颛顼五德轮流称王的说法，都是后人追溯的言辞。然而《洪范》中记载鲧堵塞洪水，扰乱了五行，这又似乎表明鲧之前已经有了五行的名目，为什么《易经》的卦象起初却不涉及它呢？况且泽就是水，坎卦代表水，兑卦代表泽，同一事物却分配给两个卦象，而金、木对天下的作用反而没有涉及，其中的道理实在难以解释。后来的儒者依据《系辞》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说法，将其指认为河图的数字，并将《洪范》中所谓“一曰水”对应河图的“天一”，称之为“天一生水”，而河图的位置一与六居下，所以又说“地六成之”；将《洪范》中所谓“二曰火”对应河图的“地二”，称之为“地二生火”，而河图的位置二与七居上，所以又说“天七成之”（金、木、土都仿照此例）。又拘泥于孔安国认为《易经》卦象本于河图的说法，既然河图已有这五行，那么五行的道理就已经蕴含在《易经》之中了。郑渔仲在《六经奥论》中，因此说《月令》记载四时为木、火、土、金、水，是五行相生的教义，《虞书》记载六府为水、火、金、木、土，是五行相克的数理，只有《易经》与《洪范》所说的五行是天地生成的数理（即所谓天一生、地六成之等），这说明郑渔仲也认为五行在《易经》之中。然而“天一地二”等语本来是说大衍之数，并没有说生水生火。即使将《洪范》所谓一水二火与之对应，恰好相吻合，但这也只是《系辞》推阐河图数字如此，而伏羲画卦只是以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取象，并没有涉及五行。我私下认为伏羲画卦，专门推究阴阳对待变化的道理，谈论阴阳而五行自然包含其中，五行的道理则另出于河图、洛书。唐尧虞舜以前，河图、洛书自是河图、洛书，《易经》卦象自是《易经》卦象，互不混淆。后来的儒者因为阴阳、五行的道理本来相通，所以牵连进入《易经》中，而不知道《易经》起初未曾论及这些。观察这些，那么我所说的画卦不本于河图、洛书，更加不是好为创论了。

○河图刻玉。河图，古人多认为是河中龙马背负的图，其旋毛有八卦的象形。只有元人俞琰则认为玉上有纹理，大概是依据《尚书·顾命》中“天球河图在东序”的记载，认为河图与天球并列，应该也是玉。昆仑产玉，黄河发源于昆仑，所以也有玉，应当是玉上有纹理具备八卦的象形。这个说法颇为新颖。查考《顾命》中河图与大训分别陈列于东序和西序，孔安国的传注认为河图就是八卦，大训就是典谟，历代作为宝物传承，明显这两者都是书册。如果河图是玉上有纹理的东西，难道典谟也是玉上有纹理的东西吗？那么俞琰的论断固然是臆测。然而大训与宏壁、琬、琰同列，河图与大玉、夷玉同列，都是三件玉器一件书册，不应将简册混杂在礼器之中。应当是古人珍视这两者而将其刻在玉上，所以列入宝器。那么并非玉天生就有纹理，而是将纹理摹刻在玉上。

○《易经》阙文衍文。《易经》未遭受秦朝焚书之祸，是最为完整的书籍。然而其中缺失的文字和衍生的文字也不胜枚举。如《系辞》中“能悦诸心，能研诸侯之虑”，“侯之”二字为衍文，这本来就是人所共知的。《汉书》中杜钦给王凤上书，引用《易经》说：“正其本，万事理。”现在《周易》中没有这段文字。沈作喆《寓简》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看孔子说弓矢是器物，射箭的是人，那么“公用”句原文应该有“弓矢”二字，现在没有了。王昭素认为“序卦离者丽也”之下各版本有“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共十四字，现在也没有了。这些都是缺失的文字。《朱子语类》记载：郭京《易》中“即鹿无虞”的“鹿”字作“麓”，其象词则说：“即麓无虞，何以从禽也”，意思是进入山麓而没有虞人引导，怎么能跟随禽兽呢。现在作“即鹿无虞，以从禽也”，这是误写了一个“鹿”字，脱落了一个“何”字。袁楷认为《文言》中有错入《系辞》的部分，“鸣鹤在阴”以下七节，“自天祐之”一节，“憧憧往来”以下十一节，都是《文言》，即“亢龙有悔”一节的重复可以证明这一点。这又是《易经》的错简。王鏊《震泽长语》说：汉文帝时，《十翼》所存的只有彖象、《系辞》、《文言》。到了宣帝时，河上女子挖掘坟墓得到完整的《易经》，献上去。其中《说卦》中、下两篇污损毁坏，无法再辨认，《十翼》于是丢失了两篇，后人用《序卦》、《杂卦》来补足。现在查考《说卦》中乾为天、为圜、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之类，朱子也

译认为其中有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而荀爽、九家等在《乾》卦之下又有“为龙”、“为直”之类的解释，《坤》卦之下又有“为牝”、“为迷”之类的解释，以及《震》、《巽》等卦都是如此，这明显是《说卦》篇已经亡佚，后人杂取其他内容来补缀它，那么《说卦》的原文早就缺失了。又如《上系》第十章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都是孔子的话，其下又有“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此之谓也”这两句话，哪有孔子自己撰写《系辞》，又引用自己的话来证明它的道理呢？那么这“子曰”二字也是衍文。

译○《尚书》这一名称始于伏生。《礼记·经解》说：“疏通知远，是《书》的教化作用”，它与《易》的教化、《诗》的教化并列论述，从未说过《尚书》这个名字。《左传》、《国语》以及战国诸子的著作，凡是引用《书》的，有的称为夏书，有的称为商书、周书，也都没有《尚书》这个名称。称它为《尚书》的，是从伏生开始的。孔安国所说伏生口授二十多篇，因为它是上古时代的书，所以称之为“尚书”，就是这种说法。自从有了这两个字，后来的解释者就纷纷议论。王肃说：上面所说的，史官所记录的，所以叫尚书，那么就把“上”理解为君主了。郑康成说：尚，就是上的意思，尊贵而重视它，如同天书一样，那么就把“上”理解为天了。郑康成又根据《纬书·乾凿度》的说法，认为孔子尊崇而命名为尚书，那么又把尚书当作是孔子所加的了。仅仅这两个字，议论就纷纭杂乱，也可以看出汉代儒生解说经义破碎穿凿的一个方面了。

○《尚书》的古文和今文都出自墙壁之中。孔安国的《书序》说：鲁共王想要毁坏孔子住宅，在墙壁中得到了祖先所藏的虞、夏、商、周之书，这就是《古文尚书》出自墙壁之中的情况。《今文尚书》孔安国说是伏生口授传授的，似乎不是出自墙壁之中，然而《史记》说：秦朝焚书时，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后来战乱兴起流亡失散。汉朝平定天下后，伏生寻找他的书，已经丢失了几十篇，只得到二十九篇，用来在齐、鲁之间教学。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伏生把书藏在墙壁里。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说：伏生的《尚书》最初从屋壁中取出，腐朽折断散乱绝续。这说明《今文尚书》也是出自墙壁之中。所以孔颖达说伏生最初也是从墙壁间得到的，传授教学久了，背诵文章熟练，于是就用口授的方式，而孔安国因此说是口授传授的。刘向《别录》记载：汉武帝末年，民间有人在墙壁间得到《秦誓》，献上去，让博士阅读解说，几个月后都站起来，传授用来教人。又《后汉书》记载：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人说：汉宣帝本始元年，河内有个女子拆毁老人房屋，得到古文《泰誓》三篇。王充《论衡》也说：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发掘老屋，得到《逸尚书》一篇。于是《尚书》二十九篇才确定下来。按《今文尚书》原有二十八篇，增加《泰誓》成为二十九篇，那么所谓的《逸尚书》就是《泰誓》，这说明《泰誓》也是出自墙壁的（按此《泰誓》是伪书，说法见后）。大概因为遭受秦朝有携带书籍的禁令，学者多把书藏在屋壁中，以躲避当时的禁令，而等待后世，本来就不只是孔壁中的一本。《后汉书·杜林传》记载：杜林在西州得到漆书《古文尚书》一卷，虽然遭遇艰难困苦，也握持不离。那时孔氏古文传授尚未流行，所以如此珍视它。大概也是先儒所藏而晚出的，可见秦朝藏书的地方不止一处。

○壁中书不是孔襄所藏 孔壁藏书，《孔安国传》只说我的祖先把家藏的书藏在屋壁中，而没有指明是谁。《家语序》则说是孔子后裔子襄所藏。按《史记》记载子襄是汉惠帝时的博士，后调任长沙太守。而《汉书》记载惠帝废除了携带书籍的禁令，那么子襄出仕，正当开禁之时。况且身为博士，尤其可以表彰先代学问，如果书是他所藏的，哪有不出示来广泛传播，而还禁锢在屋壁中的道理？按《隋书·经籍志》记载汉武帝时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得到他的末代子孙惠所藏的书，字都是古文。陆德明《经典释文》也说：《书》是孔子删选记录百篇，为之作序。秦朝禁止学术，孔子末代子孙惠把书藏在墙壁中。这说明藏书的人名叫惠，不是襄。

○虞、夏、商、周书目 孔子所分的《左传》引用二典三谟，现在都在《虞书》之中。而《左传》称为“夏书”的，是因为典谟原本是夏朝史官追记的，所以春秋时还沿用旧称。把它命名为“虞书”的，蔡九峰说：有人认为这是孔子所定的。这大概是根据孔安国《书序》而推断的。按《书序》说：墙壁中得到了祖先所藏的虞、夏、商、周之书。孔颖达说墙壁内得到的书有这些题目。那么把典谟作为《虞书》，本是孔壁的原题，春秋时尚且把典谟称为“夏书”，而藏书题目为《虞书》，这肯定是孔子删书时所定的无疑。春秋时称之为“夏书”，是因为这本书本是夏朝时所作。孔子题为《虞书》，是因为这些事都是虞朝朝廷的事，就像《隋书》修于唐朝而称为《隋书》，《唐书》修于宋朝而称为《唐书》一样。有人说：伏生《尚书大传》把典谟及《禹贡》等篇统称为虞夏传，这里把典谟作为《虞书》，怎么知道不是出于孔安国的划分？回答说：我正是根据孔安国《尚书传》才知道这不是孔安国所划分的。《尧典》开头就说“曰若稽古”，这是后代追叙的词语，文义清楚明白，孔安国难道不知道吗？却一定要用顺考古道来解释，正是因为他拘泥于卷首有“虞书”二字，据此认为是虞朝史官所作。既然是虞朝史官所作，那么《尧典》就不应该有“若稽古”这样的话，所以不得不曲解来解释。那么把典谟作为虞

译《尚书》必定不是安国所分编，而是出自孔壁中的原文，其为孔子所审定，更加有了依据。由此推论，商、周的《尚书》也应当是孔子所审定。《左传》祁奚举荐贤才篇引用《商书》说：“不偏私不结党，王道广阔平坦。”宁赢评论阳处父篇引用《商书》说：“深沉渐进者以刚强克制，高明显达者以柔和克制。”栾书救援郑国篇引用《商书》说：“三人占卜，听从两人的意见。”这些都是《洪范》中的词句。《左传》称其为《尚书》，如今依照孔壁书的次序，它却在《周书》之中。由此可知，将《洪范》归入《周书》，也是孔子所审定的。九峰认为《舜典》三篇是夏朝史官追记的，这固然足以纠正安国、孔颖达的错误。但对于《尧典》，他仍然认为是虞朝史官所作，这就仍未摆脱两位孔氏（孔安国、孔颖达）的偏见。试想虞朝与唐尧相距多久，还能称之为古吗？《尧典》也是夏朝史官追叙的，由此可以知晓。《大禹谟》也有“若稽古”的字样，大概是夏朝中叶以后史官追记的书籍。

译○宋儒对《古文尚书》的怀疑：《古文尚书》自宋代以来，众多儒者大多怀疑它是伪作。吴才老说：古文都文从字顺，不像伏生所传今文那样诘屈聱牙。上古四代的书籍，作者各不相同，甚至出自一人之手却定为两种文体，这很难说得通。朱熹说：凡是容易阅读的书都是古文，难道有埋在墙壁中数百年而不讹误损坏一字的情况吗？伏生所传的今文都难以阅读，为什么伏生偏偏记住了那些难读的，而容易读的却完全不能记住？又说：孔安国的《书传》是魏晋间人伪造的，只是假托孔安国的名字罢了。又说：孔安国的传注和序言都不像西汉的文字，似乎与《孔丛子》出自同一人之手。吴澄说：伏生所传的今文虽然不能完全通晓，但词义古奥，其为上古之书无疑。梅赜所增补的二十五篇，体制如同出自一人之手，虽然采辑补缀，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但文风平缓卑弱，完全不像西汉以前的文章。这些都是怀疑《古文尚书》为伪作的人的观点。自从这三种说法流传开来，后人附和者纷纷，大抵不出“古文为什么都容易读，今文为什么都难读”这两句话。他们不知道古文之所以容易读的原因，本来就在《史记·儒林传》以及孔安国的《书序》中，只是学者起初没有深入探究罢了。《儒林传》说：孔壁中有《古文尚书》，孔安国用今文去阅读它。孔安国《书序》说：科斗书废弃已久，当时的人没有能认识的。孔安国用所听到的伏生的今文，考证文义，确定那些可以知晓的内容，用隶书加以固定，用竹简抄写，比伏生所传多出二十五篇。由此看来，孔安国本来不认识古文，是用伏生的今文对照阅读，才开始凭推测而认识那些字。既然认识了古文，那么今文中没有的字，就用今文和古文相同的字去读它，偶尔有不认识的，就用文义去贯通理解。大致就像鸠摩罗什及房融等人翻译佛经一样，其义理原本如此，但其词句则有出于翻译时润色的地方，所以与诸书所引用的《尚书》文字反而有参差不完全符合之处。况且所翻译的二十五篇，体制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正是这个原因。大概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原本是从科斗字翻译出来的，并非字字都是科斗原文而毫无改换。后人不在科斗字转为隶字的地方反复推求，只是说古文就是科斗原文，因而对二十五篇为什么都文从字顺产生怀疑，难怪他们混为一谈，牢不可破了。至于吴澄说采辑补缀，没有一个字没有来历，这简直是说伪造者广泛采集各书所引用的《尚书》文字，零星凑集，串插成文。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孟子》所引用的“放勋殒落”“我武维扬”等句，已经一一在被采集之中，而“劳之来之”等句，也应该是《尚书》的文字，为什么又不采集进去呢？况且不止这些，《左传》、《国语》所引用的《尚书》还很多，如《左传》中楚公子弃疾出使晋国，晋国人想不接纳他，叔向引用《尚书》说“圣作则”；又叔向告诉韩宣子断案，引用《夏书》说“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卫献公在夷仪篇引用《尚书》说“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国语》中单襄公论却至将要失败，引用《尚书》说“民可近也，而不上也”（以上都是春秋时人所引用的《尚书》）。《战国策》叙述荀息的话说：《周书》中有：“美女破舌，美男破老”（也见于《汲冢书·武称解》）；苏秦游说魏王，引用《尚书》说：“绵绵不绝，蔓蔓奈何，毫毛不拔，将成斧柯”（这是周庙中金人的铭文，大概周人已经把它写入《尚书》了）；《魏策》中智伯向魏桓子索地，任章劝桓子给他，引用《周书》说“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韩非子·喻老篇》也引用这两句话（按《老子》微明章与此大同小异，大概是周人的书。朱熹说：老子担任柱下史，所以见到这本书。王应麟认为苏秦所读的《阴符经》大概就是这本书）。《韩非子·外储篇》引用《周书》“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也见于《汲书·寤儆解》）。《吕览·听言篇》引用《周书》说：“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孝行篇》引用《商书》说：“刑三百，莫大于不孝”。《慎大篇》引用《周书》说：“若临深渊，若履薄冰”。《适威篇》引用《周书》说：“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仇也。有仇而众，不知无有”。《贵信篇》引用《周书》说：“允哉允哉”。《史记》中蔡泽游说应侯，引用《尚书》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又《蒙恬传》引用《周书》说：“必参而伍之”。（以上都是战国时人所引用的《尚书》）《韩诗外传》哀公取人章引用《周书》说：“为虎傅冀”。（与《韩非子》相同）《史记·楚世家》引用《周书》说：“欲起毋先”。《商鞅传》引用《尚书》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汉书·萧何传》引用《周书》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刘濞传》赞语引用《尚书》

译说：“不要做权谋的首倡者，将会遭受祸患。”《淮南子·泛论篇》引用《周书》说：“上级说的话下级要执行，下级说的话上级要采纳。”《览冥篇》引用《周书》说：“捕捉野鸡没有成功，要顺应风向。”《白虎通》引用《尚书》说：“中央的社坛种植松树，东方的社坛种植柏树，南方的社坛种植梓树，西方的社坛种植栗树。”《汉书·律历志》引用《尚书》说：“先推算其命数。”《主父偃传》引用《周书》说：“国家的安危在于政令的颁布，存亡在于所任用的人。”《平当传》引用《周书》说：“正确地考察古制，建立功业。”董仲舒对策时引用《尚书》说：“白鱼跳进王的船中，有火光复现于王的屋上，化为乌鸦，周公说‘复哉复哉’。”《萧望之传》引用《尚书》说：“戎狄属于荒服。”《王商传》中史丹引用《尚书》说：“用邪道侍奉君主的人要诛杀。”《王莽传》引用《嘉禾篇》说：“周公捧着香酒，站在东阶上，延请登阶赞颂说：‘假借王政，勤勉调和天下。’”王充《论衡》引用《尚书》说：“我率领夷人怜悯你们。”又引用《尚书》说：“伊尹死后，大雾弥漫了三天。”又引用《梓材》说：“强有力的人有王开启贤路，他的表率教化百姓。”《后汉书》杨赐上疏引用《周书》说：“天子见到怪异就修德，诸侯见到怪异就修政，卿大夫见到怪异就修职，士人和百姓见到怪异就修身。”又《刘恺传》引用《尚书》说：“上层的刑罚夹杂轻判，下层的刑罚夹杂重判。”《左传》杜预注引用《作雒篇》说：“千里之内设百县。”（以上都是汉、晋人所引用的《尚书》）像这类，《尚书》的零散章节和断句散见于其他书籍中的非常多，又为什么不一一补缀成篇，而任由它们存在于二十五篇之外呢？那么草庐所说的从各书中采集拼凑成文的说法，终究不能成为定论。《今文尚书》世人因为它出于伏生的口授，很少有人怀疑。但是想想《盘庚》等篇是为了告谕愚昧的百姓，使他们家喻户晓，难道反而写成这种艰涩不可理解的语言吗？如果说当时的语言本来就是如此，那么《左传》、《国语》所引用的《夏书》、《商书》为什么又多文从字顺，完全不这样呢？现在因为它艰涩不可理解，就称它为古奥而深信不疑，这更不是通达的论调了。凭着九十多岁的人，追忆年轻时学习记诵的内容，难道没有遗忘吗？这是第一点。凭着牙齿脱落、口齿不清的年纪，语音难道没有混淆吗？这是第二点。用地方口音传授给异乡人，又让侍女传述字句，难道没有错误吗？这是第三点。那么《今文尚书》也未必字字都是孔门原本，与《古文尚书》完全相同，不能因为容易读就怀疑它，因为难读就深信它。

译按：孔安国在《书序》中说：科斗书废弃已久，当时的人没有能认识的，于是用伏生的今文《尚书》来考校论定文义，定为隶古定等等。阎若璩极力驳斥其伪，说萧何用六体试学童，其中一体叫古文，就是科斗书，这说明汉初已经让人人都学习它，为什么孔壁中的古文却没有人能认识呢？然而卫恒在《书势》中却说古文在秦朝断绝，汉朝兴起后，人们不认识，所以遗留在秘府，没有设立学官。卫恒是晋人，距离汉初不远，他的说法必定有所依据。当秦朝焚书时，用科斗字写的书已经全在焚烧之列，否则藏在墙壁中也不敢学习诵读。当时通行的文字，只有斯篆、邈隶。因此汉初科斗之学已经断绝。等到孔壁中的书逐渐出土，像孔安国等人用今文去读它，解释并传播，才开始有认识的人。到了汉哀帝、平帝年间，刘歆已经喜好古文，想要设立博士，但终究不是人人都懂，所以众儒生尚且畏难而不肯设立。何况孔安国时距离秦朝不久，就已经人人都认识古文了吗？

○《舜典》应当从“月正元日”分开。伏生的《今文尚书》只有《尧典》而没有《舜典》，现在所传的《舜典》自“慎徽五典”以下至“陟方乃死”，根据伏生的今文，都在《尧典》之内，这就是孔安国所说的伏生把《舜典》合于《尧典》的意思。孔壁中的《古文尚书》序中有《舜典》篇目，而孔安国的《书传》散逸不可考，他把“慎徽”以下分为《舜典》，是从东晋开始的。孔颖达说：东晋初年，梅赜献上《孔传》，还缺少“曰若稽古帝舜”等二十八字，多用王肃、范宁的注来补，而都把“慎徽五典”以下作为《舜典》的开头。到齐建武年间，姚方兴在大航头得到《孔传》，于是上表献出，事情没有施行。隋开皇年间搜求遗典，才得到它，这就是事实（陆德明《释文》说梅赜献上《古文尚书》，缺失《舜典》一篇，搜求不能得到，于是取王肃注《尧典》，从“慎徽”以下分为《舜典》来续接。又说《舜典》一篇，本于王肃。那么把“慎徽”以下作为《舜典》，或许从王肃开始）。从此就把“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冠在“慎徽”之首，成为现在的《舜典》。孔颖达作《正义》本于此，蔡沈作《集传》也本于此。然而查考《孟子》“咸邱蒙章”引用《尧典》说“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在焚书之前，必定亲眼见过《尚书》真本，而引用它作为《尧典》，那么这明显是《尧典》的文字。而晋人把它分在《舜典》中，是错误的。《孟子》不足以依据，而晋人反而足以依据吗？何况《史记·尧本纪》直到禅位后二十八年去世才结束，凡是现在《舜典》所载的察玑衡、定巡狩、封山浚川以及制刑法、诛四凶等事，都在《尧本纪》中。班固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孔安国是研究《古文尚书》的人，而司马迁本之作《尧纪》，由此可知古文《尧典》原本不止于“厘降二女”，而必定到“遏密八音”才停止。晋人只因为“慎徽”以下都是舜的事，就分为《舜典》，不知道禅位于舜是尧晚年的一件极大事，叙述舜的功绩，正是显示尧的禅让得人。宾门、纳麓都是尧考察舜的事，而都在“慎徽”以下，如果遽然从“慎徽”截断，那么尧的事没有完结，成什么《尧典》呢？何况《舜典》末尾总叙舜三十岁登庸到陟方乃死作为结尾，以此类推，那么现在《舜典》中“二十有八载”至“四海遏密八音”正是《尧典》的总结。所以《尧典》必定应当以“遏密八音”为止，而不能把“慎徽”以下归属《舜典》。然而近日王西庄尊信伏生今文太过，又完全把现在的《舜典》当作《尧典》，而说应当另有《舜典》一篇已经亡逸，这又属于过激之论（顾炎武说：古时《尧典》《舜典》本合为一篇，所以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后，四岳的咨询必定称“舜曰”，以区别于上文的帝。等到任命禹，才开始称帝曰，问答之词已经明白，就没有嫌疑了。阎若璩也说：本是《尧典》一篇，而兼叙尧、舜事。这尚且都说二典本合在一篇，并没有另有《舜典》一篇的说法）。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即位之后，咨询岳牧，任命九官，都是尧去世后的事。而且此前不称帝，此后都称“帝曰”，明显是《舜典》原文，怎么能都指为《尧典》？其末尾“陟方乃死”一节，更是总结舜的始终，与尧有什么关系，而可以说它是《舜典》吗？又《史记·舜本纪》即位后咨询岳牧，任命九官，就是现在《舜典》月正元日以后的事。司马迁既然从孔安国问故而作《舜本纪》，可知古文《舜典》原本就是这月正元日以后的几节，并非另有《舜典》一篇。而必定拘泥于《今文尚书》的旧说，把现在《舜典》

译撰写《尧典》，也显得窒碍难通。有人怀疑，如果这样，《舜典》不过寥寥数语，似乎不是全文。殊不知舜的功业，全在尧未去世以前，已经叙述在《尧典》内了；等到舜正式即位后，只是君臣互相告诫而已，没有其他大事，虽然有征伐三苗这一节，随即就归顺了，所以孔子也赞叹为无为而治。由此可知《舜典》本来就不多，正不必因为寥寥数语而怀疑。只是这一篇如果只从“月正元日”开始，似乎没有头绪，那么大航头所得到的“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虽然真假不可知，但即便将“乃命以位”冠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上，也属于语气紧接，本来也没有不可行的。总之，现在《舜典》中“遏密八音”以前是《尧典》的文字，“月正元日”以后才是《舜典》的文字。前有《孟子》“咸邱蒙”章作为证据，后有《史记·舜本纪》作为证据。试着平心静气地玩味其文义，就知道此说虽然是创论，但实际上是定论了。

译○ 纳于大麓

宋代儒者对五经注疏的修正，也有不如旧本好的地方。《尚书》中“纳于大麓”一句，孔安国将“麓”训释为“录”，意思是让舜总录万机政务，因而风雨适时。王肃的注解也相同。查考《五帝德》中孔子回答宰予的话：“尧让舜总录万机政务，所以阴阳清和，五星齐备，风雨各应其时，没有迷乱差错。”这正与“烈风雷雨弗迷”的意义相合。《汉书·于定国传》说：“万方之事，总录于君主。”《后汉书·刘恺传》说：“三公调和阴阳，遭遇烈风而不迷，遇到迅雨而不惑，职位没有比这更重的了。”可见古人都是将“大录庶政、调和阴阳”来解释的。只有《尚书大传》说：尧推尊舜，将他安置在大麓的野外，烈风雷雨也不迷乱。《史记》也说尧让舜进入山林川泽，遭遇烈风雷雨，舜行走不迷乱。苏氏并认为洪水为患，尧让舜视察山林，雷雨大至，众人恐惧失常，只有舜不迷乱。现在蔡传实际上推崇这种说法，但这反而显得浅薄了，所以杨慎才有茅山道士斗法的戏言。郑康成注解《尚书大传》，说尧在山麓筑坛，命令舜登位，总录天下事务。这又兼用了“山麓”和“总录”的大义，未免分歧不一。苏氏又说：有人说“纳于大麓”，大概是把他安置在泰山的山麓，让他主持祭祀。恰逢大风雷的变故，祈祷后风雷平息，这就是所谓百神享用祭品。这又是另一种说法。

○ 元、恺、四凶皆在《尚书》

辨析《左传》中的八恺：苍舒、隤敳、祷杌、大临、庞降、庭坚、仲容、叔达；八元：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班固《汉书·古今人表》既列出了这十六人（十六人中无庭坚，有咎繇，伯都写作柏，季狸写作季熊），而又另外列出了契、垂、朱虎、熊罴、柏誉（即伯与）、柏益（即伯益）以及龙、夔。那么《左传》中的元、恺，就不是《尚书》中所任命的九官。孔安国作《尚书传》，才开始将朱虎、熊罴以及殳斨、伯与四人归入元、恺之中，因为《尚书》中的朱虎、熊罴与《左传》中的伯虎、仲熊名字相合。杜预注解《左传》，又将八恺等同于垂、益、禹、皋陶等人，大概是因为《左传》说八恺主管后土，而禹、益确实平定水土，且都是高阳氏的后代，而且皋陶字庭坚。将八元等同于稷、契、朱虎、熊罴等人，也是因为《左传》说八元主管敷施教化，而契确实主管此事，契与稷又都是高辛氏的儿子，而且虎、熊的名字与《左传》相合。然而终究没有确切指出元、恺中的具体某人。况且《尚书》所任命的九官以及所让位的殳斨、伯与、朱虎、熊罴人数较少，不及十六人，所以古来没有人直接将这十六人作为八元、八恺的全部人数。吴仁杰将殳斨分为两人，伯与一人，又将朱虎、熊罴分为四人，加上禹、益、稷、契、皋陶、垂、伯夷、夔、龙九人，凑成十六之数，似乎是巧合。况且杜预注将浑敦对应欢兜，穷奇对应共工，祷杌对应鲧，饕餮对应三苗，那么《左传》的四凶就是《尚书》的四罪，按理说元、恺十六人应该就在《尚书》分命的众官全部之内了。然而孔传将殳斨视为一人，汉表作殳斨，也视为一人，未曾将殳斨分为两人。孔传将朱虎视为一人，熊罴视为一人，也未将朱虎、熊罴分为四人。吴氏一一分析，以凑合十六人之数，终究属于臆测。况且孔颖达《正义》说安国将伯虎、熊罴归入元、恺内，是因为虎、熊名字相合的缘故。皋陶就是庭坚，而益是皋陶之子，都应当在八恺内。垂则不可知。伯夷是姜姓，必定不在元恺之数等语，可见古人存疑的谨慎。而吴氏必定牵强附会来凑足人数，且将苍舒当作禹的字，伯奋当作契的字，未免非要寻求具体的人来充实，这就凿空了。（蔡九峰注《舜典》，也将殳斨、伯与视为三人，朱虎、熊罴视为四人，似乎与吴说相合。然而没有确切指出是元、恺。）

○ 陟方

“陟方乃死”，孔安国认为是巡狩而在苍梧崩逝。韩愈则依据《竹书纪年》凡帝王去世都称“陟”，因此说“陟”是升天，如同说礼制上升天配享天帝；下文说“方乃死”，是用来解释“陟”的意义。地势东南低，如果说巡狩苍梧而死，应该说是“下方”，不能说是“陟方”。蔡传主张这种说法，并将“方”字属上，说“陟方”犹如说“升遐”。据此那么“陟方”就是死了，下文何必又说“乃死”呢，“陟方”终究应该遵从孔传巡守的说法才是对的。舜葬于苍梧，见于《檀弓》、《山海经》、《史记》等书，《孟子》也说卒于鸣条，虽然地名不同，但终究是崩于巡狩，则有明确证据。况且地势东南低的，只是江浙地区，如果古代的苍梧在零陵、九疑一带，正是湘水发源地，地势极高，从吴地溯江而上，步步都是逆流。项羽阳尊怀王

译（有人）为义帝谋划，说：“古代的王者，必定建都于上游之地，”于是将他迁往长沙，建都于郴县。这正好表明楚地南部处于上游位置，怎么能说地势低下而不适宜谈论“陟”呢？韩愈也曾越过岭南，难道不知道地形吗？《孔子家语·五帝德》篇记载：“舜巡视四方山岳，死于苍梧之野。”这里的“陟方岳”就是《尚书》所说的“陟方”，因此《家语》也将此解释为巡狩，这与孔安国传的说法相合。却一定要依据《竹书纪年》中将“陟”解释为死亡的文字来驳斥它，这也太固执了。（按：王鏊在《震泽长语》中说：《孟子》称舜死于鸣条，查考商汤与夏桀在鸣条交战，那么鸣条距离中原地区不远。何孟春注释《家语》说：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距离鸣条不远。由此可知，所谓的苍梧，并不是九嶷山的苍梧。这是将“死于鸣条”和“崩于苍梧”两种说法牵连在一起，也可以作为一种说法供参考。）

译莱夷作牧：关于“莱夷作牧”，孔安国说：莱夷的地方，可以放牧。蔡传沿袭他的说法，认为夷人以畜牧为生。然而游牧是沙漠地区，不生长五谷，所以只是追随水草罢了。莱地在齐国的西部边境，本来就是耕种的地方，难道一定要因为它是莱夷就凭空断定是畜牧吗？况且畜牧何必说“作牧”呢？大概“莱夷作牧”的意思是，即任用莱夷的首领，让他管理那片土地，统领那里的民众，就像后世的土司一样。牧就是伯的牧，《汉官旧仪》说：东莱，周朝时叫莱子国。这更是以莱人为君长的明显证据，而一定要用放牧来解释，也太固执了。

三正：夏朝的正月建寅，商朝的正月建丑，周朝的正月建子，这就是三正。然而《夏书·甘誓》说“有扈氏怠弃三正”，那么夏朝之前就已经有三正了。孔安国因为商、周在夏朝之后，所以不敢用子、丑、寅来解释，只说是天、地、人的正道。王肃也说：只有殷、周改正朔，夏朝以上，都以建寅为正。《尚书大传》说：王者保留前两代后裔，以具备三正。马融注《甘誓》也说：是子、丑、寅。郑康成注《尧典》“正月上日”说：帝王改朝换代，没有不改正朔的，尧的正月建丑，舜的正月建子，这时还没有改尧的正朔，所以说正月上日，即位后才改尧的正朔，所以说月正元日。那么三正交替建立，本来就不始于三代。蔡传也说：唐、虞之前应当已经有了。（按《魏书》记载李业兴出使梁朝，梁武帝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这是什么正？”李业兴说：“夏正。”梁武帝说：“寅宾出日，就是正月。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就是二月。可见《尧典》也是夏正。”这是根据《尧典》证明尧以寅为正月，最为明确。郑康成说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是错误的。）

《泰誓》真伪：汉朝时另外有一篇《泰誓》，其中记载白鱼入舟，火流王屋化为赤乌等事，而与《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所引用的《泰誓》文字没有一句相合。所以马融怀疑它，说：它的文义浅显露骨，我见过的书传很多，所引用的《泰誓》都不在现在的《泰誓》里面。然而汉朝以来这篇《泰誓》盛行，各位儒者所见的《泰誓》都是这一篇。（董仲舒《天人策》、司马相如《封禅书》、司马迁《周本纪》都引用白鱼、赤乌的事，王充《论衡》引用此事，并明确说是《泰誓》的文字。马融说《春秋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两句，《国语》引《泰誓》“朕梦协朕卜”三句，《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五句，荀子引《泰誓》“独夫受”一句，《礼记》引《泰誓》“予克受非予武”六句，都不在现在的《泰誓》里面。杜预注《左传》所引《泰誓》“民之所欲”两句，说现在的《泰誓》没有这段文字。所以各位儒者怀疑它。韦昭注《国语》，引“民之所欲”两句，也说现在考查《泰誓》没有这段文字。可见各位儒者所见的《泰誓》都是武帝时出土的版本，所以反而怀疑《左传》等书所引的是脱简。）到了周、隋之间，孔安国《古文尚书》出现，有《泰誓》三篇，与这一篇完全不同，而且与诸书所引《泰誓》的文字大多相合。于是孔颖达直接斥责这一篇为伪作，而以孔传所出的为真，这一重公案长久定论了。近日王西庄又把颖达所谓真的当作伪，把伪的当作真。他强词夺理、博辩，大概以《史记》及《尚书大传》为依据，说《汉书·儒林传》称司马迁作《史记》多从孔安国问故，而《史记·周本纪》已有白鱼赤乌二事，这一定是从安国古文《泰誓》中来的，那么白鱼赤乌是真《泰誓》无疑了。又《尚书大传》出自伏生，而其中《泰誓》传云：太子发升上船，白鱼进入船中，有火流于王屋，化为赤乌三足。这又与当时所传《泰誓》中的话语相合，更可见白鱼赤乌是真《泰誓》了。他的证据可以说很确凿了。然而这篇《泰誓》本来系别出，刘向说武帝时民间在墙壁间得到它，王充《论衡》说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拆老屋得到它。虽然所传时代不同，但它是单行独出，不是伏生今文中所有的，也不是安国古文中所有的，这是确凿无误的。况且伏生书本二十八篇，而史迁说二十九篇，孔颖达说当时这篇《泰誓》已经盛行，司马迁于是并入伏生书内，而总共为二十九篇。这是司马迁正以此为伏生今文，而西庄反而以为史迁引用安国的古文，其是非更不必辩。至于以《尚书大传》与此《泰誓》相合为证据，按伏生传《书》在景帝时，而这篇《泰誓》出在武帝时，那么《大传》在先，这篇《泰誓》在后，明显是汉儒因为武帝购求遗书，于是依

译仿照《尚书大传》编造了这篇《泰誓》，假托是从倒塌的房屋中发掘出来而进献的。有人质疑说，如果《泰誓》原文本来没有鱼、鸟等记载，那么伏生等人的门徒怎能凭空编撰传文呢？这种说法更加不对。《尚书大传》所记载的内容，有很多与《尚书》正文并不相关，不过是因某朝发生了某事，就附叙在该朝书篇之下（详见“尚书大传”条），不能因此断定这篇传文一定是从《泰誓》真本中衍生出来的。既然如此，这篇《泰誓》前人早已斥为伪作，不必再翻旧案，反而将其视为真本，而认为现今流传的《泰誓》三篇是伪作。至于邢凯在《坦斋通编》中，引用《左传》“纣有亿兆夷人”等句，杜预注解说现今的《泰誓》没有这段文字，邢凯便加以驳斥，认为这段文字明明就在现在的《泰誓》篇中，杜预却说没有，难道是偶然忘记了吗？这又是不知道杜预当时只有包含白鱼、赤乌内容的《泰誓》，而现今的《泰誓》三篇尚未问世，却依据现今的《泰誓》来反驳杜预，这又是宋人的浅陋之处。

译（按：孔颖达所驳斥的《伪泰誓》，如今虽然不再流传，但仍有散见于其他书籍中的内容。董仲舒在《天人策》中引用《泰誓》说：“白鱼进入王的船中，有火焰复燃于王的屋顶，化为赤乌，周公说，复燃啊复燃。”司马迁引用《泰誓》说：“师尚父左手拄着黄钺，手持白旄发下誓辞说，苍兕啊苍兕，聚集你们的民众，给你们船只，后到的斩首。”马融讲述《泰誓》说：“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而同时到达，不谋而辞意相同，火焰复燃于上方，到达王的屋顶，化为雕五，与谷物一同到来，举火。”《汉书·郊祀志》引用《泰誓》说：“正确地考察古代，建立功业和事业，可以长久延年，这是伟大的天律。”《平当传》引用《泰誓》说：“正确地考察古代，建立功业和事业，可以长久延年，流传无穷。”《白虎通》引用《泰誓》说：“太子发登上船。”刘歆在《三统历》中引用《泰誓》说：“丙午日到达师位。”又《汉书·谷永传》引用《书》说“自绝于天”，又引用《书》说“乃用妇人之言”，颜师古注解说这都是今文《泰誓》。以上各条，都是汉武帝时所出土的《泰誓》的文字。）

○ 帝乙就是成汤。《周易乾凿度》说《易》中的“帝乙归妹”，是为了彰显成汤的美德，能够顺应天地之道，确立嫁娶之义。因此引用孔子的说法，说《尚书》从成汤到帝乙，这是成汤的玄孙，而“归妹”中的帝乙就是成汤。殷代崇尚质朴，所以用生日来命名玄孙，亲属关系已尽，所以不忌讳同名，也称为帝乙。《易》中的帝乙是成汤，《书》中的帝乙则是成汤的六世孙。按《世本》和《史记》，成汤本名天乙，只有孔安国注释《论语》“予小子履”时，说履是成汤的名。而孔颖达《正义》说孔安国的意思是成汤本名天乙，等到将要受命时才改名为履，所以有两个名字。皇甫谧想要巧作附会，就说成汤名履，字天乙，这是错误的。根据这几种说法，那么成汤名天乙无疑，后人因为他拥有天下而称他为帝乙，那么《乾凿度》所说的帝乙就是成汤，并非妄说。《尚书》中所说的帝乙本也名祖乙，因为继承帝位，所以也称帝乙。那么因为拥有天下而在名字前冠以“帝”字，所以成汤也称帝乙，祖乙也称帝乙。

○ 《康诰》的文字与《左传》不合。《左传》臼季引用《康诰》说：“父亲不慈爱，儿子不孝顺，兄长不友爱，弟弟不恭敬，罪责不相及。”又在齐侯派公孙青出使卫国篇中，也引用《康诰》说：“父子兄弟，罪责不相及。”两处所引大意相同，那么其为《康诰》原文可知。而现在的《康诰》没有这句话，只说“儿子不恭敬地服侍父亲的事”，“父亲不能抚育儿子”，“弟弟不能恭敬兄长”，“兄长也大大不友爱弟弟”，下面就说“刑罚于此没有赦免”，没有所谓“罪责不相及”的话。如果说错误在《左传》，那么不应两处都错；如果说错误在现在流传的《尚书》，那么不应今文、古文又相同。难道是因为伏生遗漏脱漏，而孔安国用隶书翻译古文时，凡是伏生今文所有的，不再仔细翻译，都保留原样，因而与《左传》所引原文稍有不同吗？

○ 延洪。裴晋公诗：“愿续延洪寿，千春奉圣躬。”毛奇龄引用此诗来证明《尚书·大诰》中“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认为孔传将“不少”断句，“延洪”又断句，“惟我幼冲人”又断句。自从蔡沉注释《尚书》将“不少延”断句，“洪惟”连续，于是导致天壤之间没有这两个字。《汉书·翟方进传》中，翟义举兵讨伐王莽，王莽依据《周书》作《大诰》，其开头说：“不吊天降丧于赵、傅、丁、董，洪惟我幼冲孺子。”由此可知“洪惟”连续，在汉代已然如此，毛氏说创自蔡沉（九峰），也不对。

○ 《尚书大传》。《尚书大传》，汉代《艺文志》说伏生所传的经二十九篇，传四十一篇；郑康成序说伏生死后，弟子张生、欧阳生等，各自论述所闻，用自己的意思弥补其缺漏，另外制作章句，又特别撰写大义，称为传，刘向得到并整理，共四十一篇，到郑康成又编排为八十三篇。这是《大传》乃是伏生弟子所传的。然而也有可疑之处。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共二十八篇，那么弟子所撰的大义应只在二十八篇之内。古文则是孔壁所出，在后，伏生未曾见过。然而《说命》、《泰誓》、《武成》、《旅獒》都是今文所没有的，而《大传》反而有。《九共》、《帝告》、《高宗之训》、《归禾》、《成王政》等篇，不仅今文所没有，即使古文也散佚，孔安国所说的错乱磨灭，无法再知晓的，而《大传》也记载其篇目。应当是伏生年轻时，本学习《尚书》百篇全文，遭遇秦朝禁毁而亡失，汉朝兴起，寻找旧本仅得二十八篇，而其他篇散佚不存，尚能粗略记得篇目及

译大概是因为主旨，所以议论在模糊不清之间，而弟子于是将其记录在书中罢了。就像桑树和谷树生长在庭院这件事，古文《尚书序》说伊陟因此向巫咸赞美怪异之事，作了《咸乂》四篇，而《尚书大传》则将其归入《高宗之训》，认为是祖己借此来警示高宗。《肜日》中的“雉升鼎耳”，孔安国的传注认为是耳朵听不清的应验；刘歆认为鼎是三公的象征，而野鸟来栖息，是小人将要占据公位；郑玄也认为是视力不明的象征。然而《尚书大传》却说：高宗祭祀汤庙，有野鸡登上鼎耳鸣叫。祖己对高宗说：“远方的君子将要到来，否则就是有远方来朝见的人。”不久果然有六个国家经过多次翻译来朝见。孔子说：我从《高宗肜日》中看到了德行得到迅速回报的情形。（王充也引用了这段话，将祖己当作祖乙。）考察篇中祖己多有警戒之词，不知《尚书大传》依据什么这样说。又如《金滕》一篇，明确说武王有病，周公祈祷以身相代，后来武王去世，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避居东方，成王遭遇风雷之变，于是打开金滕柜而召回周公。这件事的真伪不可知，但叙事自然极其明白。然而汉代儒生解说这一篇，只有孔安国的传注与本文相合。《史记·蒙恬列传》却说：成王有病，周公剪下自己的指甲沉入河中，愿意以身相代；于是认为周公是因为成王有病而祈祷。《白虎通》说：周公去世，上天显示异象，成王于是用天子的礼仪安葬周公。王充《论衡》引用张霸《百两篇》也说：上天用雷雨使成王醒悟，成王于是打开金滕柜，知道周公的功劳，决定用天子礼仪安葬周公。这又是将风雷之变归因于安葬周公礼仪不备而设置的。等到考察《尚书大传》，才知道这话也是出自《大传》。《大传》在这一篇中说：周公去世，成王不把他葬在周地，而葬在毕地，毕是文王的墓地，葬在这里，表示不敢把周公当作臣子。这虽然没有说天意想用天子礼仪安葬周公，显示风雷之异，但后人将风雷归因于周公的安葬之事，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考察《肜日》等篇都是伏生今文《尚书》所具有的，《大传》又本于伏生，为什么它与《尚书》文意完全不相合？可知《大传》原本不是诠释经文，而是将某朝的事附在某朝某篇之下，所谓另外撰述大义罢了。

译卷二十 古诗三千之非

司马迁说，古诗有三千多篇，孔子删减为三百零五篇。孔颖达、朱彝尊都怀疑古诗原本没有三千篇，如今用《国语》、《左传》两书所引用的诗来校验，《国语》引用诗共三十一条，只有卫彪〇引用武王“饫歌”（其诗说：“天之所支，不可坏也。”是说武王攻克殷商而作此诗，称为饫歌，命名为支，让后人鉴戒），以及公子重耳赋“河水”这两条，是逸诗。而“河水”这一首诗，韦昭注又说河应当是沔，即“沔彼流水”，取朝宗于海的意思。那么《国语》所引用的逸诗仅有一条，而三十条都是删存之诗，这是逸诗仅占删存诗的三十分之一。《左传》引用诗共二百一十七条，其中有左丘明自己引用以证明其议论的，尚且说左丘明在孔子之后，或许依据删定之诗为本。然而左丘明所述仍有逸诗，则并非专守删后之本。至于列国公卿所引用及宴享所赋的诗，则都在孔子未删之前，如今考察左丘明自引及述孔子之言所引用的，共四十八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成九年，莒恃陋不设备，楚人克其三都。君子引诗说：“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蕉萃。凡百君子，无不代匮。”襄五年，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君子说楚共王失刑，引诗说：“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讲事不令，集人来定。”襄三十年，澶渊之会，以宋灾谋予之财，既而皆不致。君子引诗说：“淑慎而止，毋载尔伪。”）其余列国公卿自引诗共一百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庄二十二年，陈敬仲辞卿，引诗说：“翘翘车乘，召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楚伐郑，郑大夫或欲从楚，或欲待晋，子驷说：周诗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兆云询多，职竞作罗。”昭四年，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子产说：诗说：“礼义不愆，何恤乎人言。”昭十二年，楚子革引祈召之诗说：“祈召之〇〇，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昭二十六年，晏子与齐景公论彗星不必禳，引诗说：“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又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僖二十三年，秦穆纳晋重耳公子，赋“河水”。襄二十六年，晋以卫侯之罪告诸侯，齐国子赋“辔之柔矣”。二十八年，齐庆封来奔，叔孙穆子饮之，使工诵“茅鸱”。昭十年，宋以“桑林”享晋侯，注：殷天子之乐名。二十五年，叔孙昭子聘宋，宋公享之，赋“新宫”）。这是逸诗仅占删存诗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古诗有三千多篇，所引逸诗应当多于删存之诗十倍，哪有古诗十倍于删存诗，而所引逸诗反而不及删存诗二、三十分之一的？由此推知，古诗三千的说法不足凭信。况且史迁说古诗自后稷以及殷、周之盛，幽、厉之衰，则其为家弦户诵久矣，哪有反而删之，而转取株林车辚之近事以充数的呢？又他书所引逸诗，只有《论语》“素以为绚”之句，《管子》“浩浩者水，育育者鱼”四句，《庄子》“青青之麦，生于陵坡”四句，《礼记·射义》“曾孙侯氏，四正具举”八句，《缁衣》“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八句，韩婴诗“有雨无极，伤我稼穑”二句，《大戴礼》“骊驹在门，仆夫具存”四句，《汲冢周书》“马之刚矣，辔之柔矣”二句，其他所引，皆现存之诗，无所谓逸诗也。《战国策》甘茂引诗说：“行百里者，半于九十。”黄歇引诗说：“树德莫如滋，除恶莫如尽。”又引诗说：“大武远宅不涉。”（《史记》作“大武远宅而不涉”。）范雎引诗说：“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吕览·爱士篇》引诗说：“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古乐篇》有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逐之，乃为《三象》之诗。《权勋篇》引诗说：“惟则定国。”《音初篇》引诗说：“燕燕往飞。”《行论篇》引诗说：“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原辞篇》引诗说：“无日过乱门。”汉武诏引诗说：“九变复贯，知言之选。”凡此皆不见于三百篇中，则皆逸诗也。按“行百里”句本古语，见贾谊策。“树德”二句，姚本作引《

译《书》中的篇章，就是《泰誓》。“木实”这两句，吴师道认为是古语，那么它们都不是《诗经》。《吕览》中“君君子”这两句完全不像《诗经》，“将欲毁之”这四句与《战国策》所引用的《周书》中“将欲败之”等话语相同，那么它们也不是《诗经》。只有“大武远宅不涉”以及“燕燕往飞”等几句话，或许是散佚的《诗经》篇章。又如《韩非子》中“先圣有言曰：规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无可奈何”，其句式像《诗经》，但既然说是“先圣之言”，那么它也不是散佚的《诗经》。由此推论，更可以看出孔子删诗之外散佚的《诗经》篇章很少，而司马迁所说的古诗有三千多篇的说法就愈发不可信了。考察《诗经》原本有小序五百一十一篇，这或许就是古诗的原貌，孔子就是从这五百一十一篇中删减为三百零五篇的。《尚书纬》说：孔子得到黄帝玄孙帝喾的书，直到秦穆公，共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减后，用一百二十篇作为《尚书》，十八篇作为《中候》（说法见于孔颖达《正义》）。司马迁所说的古诗三千篇，大概也是纬书中所说的《尚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这一类吧。只有伯夷、叔齐的《采薇》以及介子推的“五蛇为辅”之歌，孔子整理《诗经》时却没有收录，这令人不解。或许是因为《采薇》歌咏本朝之事，有所忌讳，而五蛇之事近乎荒诞，所以一概予以删削吗？

译○《诗序》《诗序》，前代儒者相传认为是子夏所作，毛苌、卫敬仲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润色增补。朱熹解说《诗经》完全废弃《小序》，固然难免是主观臆断。然而后人驳斥他的，如杨慎、毛奇龄、朱彝尊、王士禛等人，也只是徒然浪费笔墨。只要引用季札观乐以及程颐论诗的几句话，道理就无需辩驳而自明了。季札观赏周乐，听到《卫》乐，说：“美好啊，深沉啊，忧愁却不困顿！我听说卫康叔、武公的德行就是这样，这大概就是《卫风》吧！”听到《郑》乐，说：“美好啊，但过于细碎，百姓无法忍受。这大概就是最先灭亡的国家吧！”完全没有一句话提到淫乱，那么一概认为《诗经》是描写淫奔之作，就太过分了。程颐说：《诗小序》必定是当时人所传承的国史，明白记载得失事迹的就是它。如果不了解这个，怎么知道这篇诗是什么意思呢？至于《大序》，则是孔子所作。这两条说法足以证明，不需要多费言语了。又如欧阳修作《诗本义》，其中《序问篇》说：《毛诗》的各篇序言与孟子论诗多相符合，所以我读《诗》常以序言作为佐证；而朱熹《白鹿洞赋》中有句：“广青衿之遗问，乐菁莪之长育。”有人以此发问，朱熹说：旧说也不可废弃。既然如此，那么朱熹也并非一定认为《小序》是错误的。大概朱熹注解《诗经》，也只是自成一家之言，就像欧阳修解说《春秋》、苏轼解说《易经》、王安石《经义》《字说》之类。宋代人的著述往往如此，其本意并非想要完全废弃各家学说，而只是独自伸张自己的见解，将其作为万世的准则。等到后代尊崇朱熹太过分，以至于颁布于学校，专门用来选拔士人，士人中坚守他学说的人于是好像圣经贤传那样不可违背。而其中确实有不安妥的地方，博学之士于是群起寻找漏洞进行攻击。正因为他的书被家家户户诵读，一经批驳，人人都容易知晓。假如朱熹的《诗经》注本不列入科举取士的规定，也就只是像欧阳修解说《春秋》、苏轼解说《易经》之类，不过是备列于各家学说中的一种，谁还会跟着诋毁他呢？就像欧阳修的《春秋》说以及苏轼的《易经》说，其中不当之处也很多，而世人反而没有跟随攻击的。

○汉儒说《诗》《毛诗小序》，在汉代虽然已经广泛流传，但尚未设立学官，所以各位儒者解说《诗经》，各自发表意见，多有与《小序》不同的。《关雎》这首诗，周公制定礼乐时，已列为乡乐。《史记》也说：《易经》以乾坤为根基，《诗经》以《关雎》为开端，《尚书》赞美下嫁。这些都是认为它是教化端正的作品。而杜钦上奏王凤的书信中说：佩玉晚鸣，《关雎》叹息它。李奇注解说：后夫人鸡鸣时佩玉离开君主住所，周康王的王后不是这样，所以诗人叹息悲伤。明帝诏书说：应门失守，《关雎》讽刺时世。《后汉书·皇后纪序》说：康王晚朝，《关雎》作讽。王充《论衡》也说：现在问诗家说《关雎》诗是什么时候作的？他们会说是康王时期。康王在房事上德行有缺，大臣讽刺他晚起，所以作了这首诗。这是竟然把《关雎》当作讽刺晚朝的作品了（欧阳修《本义》也说：《关雎》是周室衰微时的作品）。《苕之华》这首诗，韩婴认为：妻子悲伤丈夫患有恶疾。薛汉章句说：丈夫患有恶疾，所以用苕之华起兴，苕之华虽然有恶臭，我仍然采摘不止，用来比喻她坚守丈夫而不离去。《汝坟》这首诗，薛汉说王政如火，仍然冒着危险前往，是因为父母饥寒，所以做官获取俸禄。《后汉书·周磐传》：周磐生活贫困，无法供养母亲，曾经诵读《诗经》到《汝坟》最后一章，慨然叹息，于是出仕应孝廉的选拔。这些都是把“父母孔迩”当作自己的父母，而不是用来比喻文王了。《甘棠》这首诗，《韩诗外传》说：召伯在朝，有关部门请求营造宫室让他居住。召伯怕劳民，于是住在树下。后来在位者不体恤百姓，耕种桑蚕失时，于是诗人追思召伯休息的树而歌唱思念他。这就好像《黍离》的感慨，应当归入变风了（元人王柏曾将《甘棠》退置于《王风》，见许谦《二南相配图》，他的意思大概源于此）。“驺虞”，《韩诗》认为是掌管鸟兽的官，贾谊则说：天子的园囿，虞官，是管理野兽的人。“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勖古本作畜，郑康成说：这是卫定姜的诗，定姜没有儿子，立庶子伋，这就是献公。畜，是孝的意思，献公对定姜无礼，定姜作诗，说应当思念先君定公，以尽孝道于寡人。《相鼠》这一章，《白虎通》说：妻子可以劝谏丈夫，因为夫妇荣辱与共。《诗经》说“看老鼠有躯体，人却没有礼义，为什么不快点死”，这是妻子劝谏丈夫的诗，于是又把《相鼠》当作妻子劝谏丈夫的诗了。三良殉葬的事，《左传》及《诗序》都说穆公让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史记·蒙恬传》也说：从前穆公杀三良而死，所以谥号为缪（按《史记》秦武公葬，用活人殉葬的有六十六人，到献公元年才停止，那么武公以下十八位君主都用臣子殉葬）。然而《汉书·匡衡传》说：秦穆公崇尚信义而士人多死。应劭注解说：穆公与群臣饮酒

译酒喝得正酣畅时，秦穆公说：“活着时共同享受这欢乐，死后共同承担这悲哀。”奄息、仲行、鍼虎答应了。等到秦穆公去世，这三个人都随之殉葬。这说明是出于这三个人的自愿殉葬，而不是秦穆公的乱命。《黍离》这首诗，《韩诗》认为是伯封所作。伯封是尹伯奇的弟弟。曹植说：尹吉甫听信后妻的话而杀死了孝子伯奇，他的弟弟伯封哀悼他，作了《黍离》这首诗。《新序》又认为是卫宣公的儿子寿怜悯他的哥哥而作的。那么这些说法都不是哀伤周王室衰微了。《行苇》这首诗，班固在《北征赋》中说：仰慕公刘遗留的德行，以及《行苇》中不伤害草木的精神。王符说：《行苇》中不践踏草木，公刘的恩德遍及草木，仲山父饲养牛羊六畜，尚且还能感念恩德。因此汉代的儒者都认为这是歌颂公刘的诗。仲山甫前往齐国，《汉书》中杜钦说：异姓的大臣，与周宣王没有亲属关系，到齐国去受封。那么就把“徂齐”理解为受封于齐国了。当时《毛诗》还没有设立学官，所以各自建立学说，说法各不相同，难怪宋代儒者起来全部扫除这些说法，连《毛诗》也不采用了。○夏屋《诗经》中“夏屋渠渠”，《学斋占毕》说：夏屋，古注解释为大俎（大祭器）；渠渠，勤勉的样子。意思是说对我摆设醴酒和盛大的祭器来款待我，情意非常恳切；并不是指房屋建筑。直到扬雄《法言》中说：狂风暴雨来临，然后才知道夏屋的坚固。这才把夏屋解释为房屋。杨慎依据他的说法，又引用《礼记》中“周人用房俎”，《鲁颂》中“笾豆大房”的注解说，大房是玉饰的俎，它的形制足之间有横木，下面有支柱，似乎堂后有房，所以叫房俎，以此证明夏屋是大俎。又说如果认为是房屋居住，那么房俎也可以说是房室吗？然而《楚辞·涉江》中“曾不知夏之为丘”，《招魂》中“各有突夏”，又《大招》中“夏屋广大，沙棠秀只”，那么屈原、宋玉都已经把夏屋解释为大屋。而一定要用大俎来解释《诗经》中的夏屋，恐怕也是拘泥于古注而追求奇说的过错吧。况且屈原、宋玉既然在辞赋中这样使用，那么把夏屋解释为大屋，也不是从扬雄开始的。

译○后稷已经举行郊祀之礼，《诗经》说“上帝欣然享用”，下文紧接着说“后稷开始祭祀，众人没有罪过悔恨，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明确表明自后稷以来就已经郊祀上帝了。后来的儒生拘泥于周代的制度，说后稷没有称王，怎么会有郊祀呢？查考毛亨认为，尧看见天意因邰地而生下后稷，所以将国家定在邰，就命令他侍奉上天。所以《诗经》说“后稷开始祭祀”，是说自后稷以来都能祭天，就像鲁国人郊祀一样。因此《清庙》这首诗，有堆积燎祭薪柴的记载，文王在酆地郊祀，经文中都有明确的文字。汉儒匡衡也说文王已经郊祀，说法见于《三国志·吴书》注所引用的《江表传》及《志林》。

○坼副“不坼不副，无灾无害”，凡是妇人容易生产的，不过是无灾害罢了，而《诗经》一定要用不坼不副来形容，为什么呢？大概古代妇人生孩子，曾有剖开身体而生的情况。《史记·楚世家》记载：陆终氏娶鬼方女子，怀孕很久不生产，打开左胁，三个人出来；打开右胁，三个人出来。干宝说：谯周作《古史考》，怀疑这件事是荒诞虚妄的，于是废弃不予讨论。然而前代史书所记载的，修已背部裂开而生下禹，简狄胸部剖开而生下契，近日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的妻子王氏生男孩，从右腋下到水腹上方出来，而神色平和自然，几个月后伤口愈合，母子平安无事。用现在的情况推想古代，知道记录的人不是虚妄的。那么《诗经》所说的不坼不副，或许正是因为修已、简狄等人的背裂胸剖是同时发生的事，所以相提并论吧？

○帝武元鸟毛亨笺注“履帝武”，是说姜嫄跟随高辛氏去祭天。笺注“元鸟”，是说春分时节玄鸟降临，当时简狄跟随高辛氏在郊外祈祷。郑康成则依据《史记》姜嫄看见巨人的脚印，踩上去而生下稷，简狄吞下燕卵而生下契，来注解《诗经》。后来解说经书的人都尊崇他的说法。大概两汉时期毛亨的注解没有设立学官，设立学官的都本于《史记》的说法。洪容斋极力斥责其荒诞虚幻，说不如毛亨的注解明白。然而帝王的出生，也有不能用常理来推度的。《汉书·张骞传》记载：乌孙王难兜靡被大月氏攻杀，儿子昆莫刚出生，有人抱着放在草丛中，狼来给他喂奶，又有乌鸦衔肉在他旁边飞翔，后来仍然成为乌孙王。《后汉书》记载：夜郎起初，有个女子在溱水边洗衣，有三节大竹流来，听到里面有号哭声，剖开竹子看，得到一个男孩，带回家抚养。等到长大，有才能勇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又《晋书》记载：鲜卑檀石槐，他的母亲听到雷声仰头看，冰雹进入口中，于是吞下，就怀孕了，生下檀石槐。十四五岁时，勇猛健壮异常，后来成为鲜卑大人。王充《论衡》记载：橐离国王侍婢，有气大如鸡蛋降临，于是怀孕。生下后，扔进猪圈，猪用口气吹她，不死。又移到马厩中，马也用口气吹她，不死。后来在夫余称王。《北史》记载：高句丽的祖先夫余王，曾得到河伯的女儿，关在室内，被日光照射，身体躲避，日影又追逐。不久怀孕，生下一个卵，大如五升，后来有一个男孩破卵而出。等到长大，取名叫朱蒙，到了纥升骨城，于是自称王，以高为姓氏。后魏的祖先诘汾，曾看见辎车从天上下来，有美女自称天女，受命与他匹配，第二天请求回去。一年后再来，把所生的男孩交给诘汾，说：“这是你的儿子，应当世代做帝王。”就是始祖神元皇帝力微。所以谚语说：“诘汾皇帝没有岳家，力微皇帝没有舅家。”《元史》记载：蒙古的祖先孛端叉儿的母亲正守寡，夜里有光明照她的腹部，于是怀孕，生下孛端叉儿，成为有元朝的祖先。虞集《高昌王碑》记载：他家本是畏兀儿人，有天光降在树上，树生树瘤。过了九个月，树瘤忽然裂开，得到五个婴儿，收养他们。其中最小的叫卜吉可罕，成年后，就统治那地方。据此，那么吞卵、踩脚印或许也是有的事。

○奚斯所作《鲁颂》“新庙奕奕，奚斯所作”，是说奚斯建造这座庙。而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说“奚斯歌颂僖公，歌唱他的路寝”。曹植《承露盘铭序》也说奚斯歌颂鲁国，于是竟然认为这首颂诗是奚斯所作的。说法见于颜师古《匡谬正俗》及袁文《瓮牖闲评》。查考扬雄《法言》说：正考父曾经师从尹吉甫，公子奚斯曾经师从正考父。《太尉杨震碑》说：敢羡慕奚斯的追述，在坟道树立石碑。那么认为奚斯作颂，又不止王延寿、曹植了。

○《春秋》《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韩宣子出使鲁国，看见《易象》和《鲁春秋》，这是孔子修订以前的《春秋》。然而不只是鲁国史书以此命名，《国语》记载楚庄王向申叔时询问教导太子的方法，申叔时回答说：“用《春秋》教导他，从而为他推崇善行抑制恶行。”晋国羊舌肸学习《春秋》，悼公让他教导太子。又《管子·法法篇》说：《春秋》的记载，有弑君弑父的人。《权数篇》说：《诗经》是用来记录事物的，《春秋》是用来记录成败的。庄王、

译管子和羊舌�在孔子之前，那么所谓的《春秋》必定不是孔子所修订的鲁国史书，这是可以知道的，因此齐、晋、楚等国都有《春秋》。《墨子》说：“我见过一百个国家的《春秋》。”《韩非子·备内篇》中有《桃左春秋》，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书，但终究也是一部《春秋》。韦昭注释《国语》，认为用天时来记载人事，所以叫《春秋》。房玄龄注释《管子》，认为《春秋》是周公制定的史书体例，是诸侯国的国史。那么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都命名为“春秋”（《墨子》中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又查《吕览·求人篇》说：观察《春秋》从鲁隐公到哀公共十二代，他们所以成功的原因，所以失败的原因，其规律是一样的。《庄子·齐物论》说：《春秋》治理世事，体现先王的意志，圣人议论而不辩论。又说：《诗》用来表达志向，《书》用来记述政事，《礼》用来规范行为，《乐》用来和谐人心，《易》用来阐明阴阳，《春秋》用来辨明名分。这就是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可见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于世了。此后虞卿有《春秋》，吕不韦有《吕氏春秋》，陆贾有《楚汉春秋》，赵长君有《吴越春秋》。袁�有《献帝春秋》，司马彪有《九州春秋》，习凿齿有《汉晋春秋》，王范有《交广春秋》，杜崧有《任子春秋》，孙盛有《魏氏春秋》、《晋阳秋》，臧严有《栖凤春秋》，李公绪有《战国春秋》，王韶之有《晋安帝春秋》，刘允济采集鲁哀公之后十二代并接续战国时期，写成《鲁后春秋》，崔鸿有《十六国春秋》，萧方等有《三十国春秋》，韦述撰写《唐春秋》，梁固、胡旦都有《汉春秋》，尹洙有《五代春秋》，吴任臣有《十国春秋》，这些都是仿照《春秋》的名称而编写的。

译○《春秋》的底本 孔子修订《春秋》，鲁国史官原有的旧文已经无法看到，所以无从参校圣人笔削的地方。现在用《汲冢纪年》来考证，那本书记载鲁隐公和邾庄公在姑蔑结盟，就是《春秋》所说的“公及邾仪父盟于蔑”；记载晋献公会同虞国军队讨伐虢国，灭了下阳，就是《春秋》所说的“虞师灭夏阳”。据此可见当时的各国史书，其行文法则大体本来与《春秋》相似，孔子只是酌情改动几个字，来寄托褒贬罢了。杜预所说的推究这些就可以知道古代各国史册文书的常规，正是这个意思。而孔子删订《春秋》的地方，也就由此可以看见。又如鲁庄公七年星星陨落像雨一样，《公羊传》说原本记载是“雨星不到地一尺又回去了”，孔子修订《春秋》改为“星陨如雨”。这也可见圣人修改删削的痕迹。

○《春秋》书法可疑 《春秋》写成后，乱臣贼子感到畏惧，因为它的笔削极其严厉。笔削的严厉，应当没有超过篡位弑君这类事情的，然而《春秋》的书法确实有不可理解的地方。赵盾不讨伐贼人，许止不尝药，却都记载为“弑君”，固然为了使责任有所归属。楚王麇的死，根据《左传》，公子围进入探问病情，勒死了他，那么公子围确实是弑杀了麇，但经文只记载“楚子麇卒”。解释经文的人说：楚国以疟疾为由报丧，所以不记载弑君。弑君而继承君位的人，谁肯以弑君为由向各国报丧呢？以疾病报丧就不记载弑君，这是反而开辟了一条规避法律的途径。等到楚灵王被弑时，《左传》说灵王在乾〇打猎，听说公子比从晋国回来作乱，于是自缢而死，那么这与被弑杀终究有区别。但经文却记载“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乾』弑杀了他的国君虔”。那么亲手弑杀的人，反而脱掉了弑君的罪名；自缢而死的人，反而让他的臣子背负弑君的名声。又如齐国孺子荼的死，根据《左传》是悼公派朱毛弑杀了他，陈乞不过是先废黜荼而立悼公罢了，那时悼公已经即位，就不能只归罪于陈乞。但经文记载说“齐陈乞弑杀了他的国君荼”。难道经文所记载的是真的，而《左传》所叙述的不可信呢？还是经文只是依据旧的史册来记载，而必须等待作传的人来详细叙述事情呢？如果没有作传的人详细叙述事情，那么首恶之人不是几乎漏网，而从犯之人不是就要蒙冤吗？事情相隔千年，无从订正，以经文为依据，应当是作传的人弄错了。

○春不书王 《春秋》每年必定记载“春王正月”，如果正月没有事情可记，就记载“春王二月”或“春王三月”，这是为了尊崇周王。然而隐公九年、十一年不记载“王”，桓公只有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记载“王”，而三年到十七年都不记载“王”。杜预说：周天子不颁布历法，所以不记载“王”。这恐怕不对。《春秋》以尊崇周王为第一要义，如果不颁布历法就不记载“王”，那么这一年竟然不属于周王吗？况且不颁布历法的情况，应当没有比王子颓、王子带、王子朝之乱更严重的了，朝廷流离失所，哪里有空闲修举旧例，然而那时却记载“王”，而隐公、桓公时反而不记载，难道流离失所的日子还能颁布历法，而太平无事的时候反而缺失这个典制吗？程子则认为：桓公弑君而立，元年记载“王”，是用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过。二年宋督弑君，是用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过。三年不记载“王”，表明桓公心中没有王。这也恐怕不对。如果说因为桓公心中无王而不记载“王”，那么当他弑君立位之初，已经目无君王，为什么反而在元年记载“王”，到第三年才显示他心中无王呢？如果说元年记载“王”，是用王法来纠正他的罪过，那么凡是记载“王”的年份，都是因为国君有罪而记载的吗？宋督弑君，与鲁国什么事，却想用鲁国史书记载“王”来纠正宋国臣子的罪过，有这样的道理吗？何休则认为：十年记载“王”，是十年的终结；十八年记载“王”，是桓公的终结。据此那么记载“王”的体例，只是在人君即位之年、逢十之年、薨卒之年记载，而其余都可以不必记载“王”了，为什么十二公中除了这几年外又大多一一记载“王”呢，这更是牵强附会说不通的。难道不知道《春秋》时周历已经不能普遍推行于列国，有用周历的，有用殷历的，有用夏历的（说法见后）。鲁国虽然奉行周礼，但看它置闰、失闰的参差错乱，就可以知道它不遵从周历。或者虽然不完全遵从周历，但史官执笔还有知道用周月记事的人，那么孔子记载“王正月”来区别它，说这正月是周王的正月，表明他仍然尊崇周王。而史官更换，不是同一人，有时或许竟然用鲁国自己使用的岁月来记事而不符合周历，那么孔子就沿用它所记载的“春正月”而不再记载“王”，说这正月是鲁国自行使用的正月，而不是周王的正月，表明它心中无王。那么记载“王”与不记载“王”，本来是根据旧史的周月、鲁月来确定的。旧史所记载使用周历的就记载“王”，旧史所记载不使用周历的就不记载“王”。明白了这一点，那么各家纷纷的说法都可以不必了。

春秋时列国多用夏历。《左传》隐公三年夏四月，郑国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禾稻。如果是周历，那么麦子和禾稻都没有成熟，夺取它们有什么用？这是郑国使用夏历。隐公六年，宋国人夺取长葛，经文记载冬天而传文记载秋天，大概宋国本来使用殷历建酉的月份，

译周朝的冬季就是宋国的秋季，这说明宋国使用的是殷历。桓公七年，邾国国君邾伯绥来朝见，邓国国君邓侯吾离来朝见，《春秋》经文记载为夏季，而《左传》记载为春季，这说明这两个国家没有使用周历。僖公五年，晋侯杀死了他的世子申生，《春秋》经文记载在春季，而《左传》记载在上年的十二月。僖公十年，里克弑杀了他的国君晋卓，《春秋》经文记载在正月，而《左传》记载在上年的十一月。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秦伯被俘，《春秋》经文记载在十一月，而《左传》记载在九月。又如《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三年九月晋惠公去世，二十四年正月秦伯护送重耳到晋国，而《国语》则记载十月晋惠公去世，十二月秦穆公护送公子重耳。鲁国的月份与晋国不同，这说明晋国没有使用周历。文公十年，齐国公子商人弑杀了他的国君齐舍，《春秋》经文记载在九月，而《左传》记载在七月，这说明齐国没有使用周历。又《管子·立政篇》记载正月命令农夫开始耕作，《轻重篇》命令百姓在九月播种麦子，这说明齐国使用的是夏历。《史记·秦本纪》记载秦宣公初年才记载闰月，这说明宣公以前都有不设置闰月的情况，由此可知秦国没有使用周历。到了战国时期，更没有不使用夏历的国家了。吕不韦的《春秋》完全使用夏历，杜预记载《汲冢纪年》是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历为首，这说明魏国也使用夏历。不仅如此，鲁国号称是遵循礼制的国家，然而《论语》中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如果按照周历，那么暮春还是夏历的正月，怎么会有换上春衣、沐浴吹风的事情呢？这说明曾点所说的暮春，就是夏历的三月，夏历的三月在周历应该称为仲夏，却称为暮春，这说明鲁国长期以来也使用夏历。又《左传》记载文公元年闰三月，是不合礼制的（夏商周三代的闰月都放在年终，所谓“归余于终”），襄公二十七年再次漏掉闰月，哀公十二年又漏掉闰月，季孙向孔子询问，孔子说：“现在火星还在西方运行，这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了。”杜预注解说：当时还是九月，历官漏掉了一个闰月。十三年十二月又出现蝗虫。杜预注解说：季孙虽然听到了孔子的话但不能纠正历法，漏掉闰月直到这一年，所以十二月又出现蝗虫。这说明鲁国不仅不使用周历，连夏历也弄错了。刘敞认为：《左传》中的月份和日期大多与《春秋》经文不同，大概是因为《左传》杂取了当时诸侯国史书的文字，它们使用三种历法，参差不齐，所以与经文多有分歧。可见当时各国各自使用历法，不遵守周历，这已经很久了。凡是古代的制度如果不是现行制度，经过几十年，没有不废绝的。如果周朝改正历法之后，各国都遵守周历，那么千年以前的夏历为什么还在人间流行且照常使用呢？大概周朝初年虽然改变了岁首，但农事仍然以夏历并行。《微子之命》说：继承先王，修明其礼仪。这是允许他们使用先世的制度，杞国使用夏历，宋国使用殷历，由此可知。《尚书大传》也说：新王保留前两代王朝的后裔，与自己成为三代，用来贯通三统、确立三正。郑康成注解说：让前两代王朝的后裔自行使用他们的历法。这说明前两代王朝的后裔不使用周历，本来就不必多说。即使周朝的制度也有兼用夏历的情况，《逸周书·周月解篇》中有说：还有我周朝改正历法，以垂示三统。至于授民农时，巡狩祭祀，仍然沿用夏历。现在考察“七月流火”这首诗，是周公所作，而授衣、采桑、烹葵、剥枣、凿冰、献韭，一一都以夏历来记录节令物候，然而这还可以说是追述祖宗时代的事情。“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这不是周朝中叶的诗吗？“维暮之春”下文紧接着“于皇来牟，将受厥明”，这难道不是夏历的三月，其下一个月就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吗？《周礼》记载仲春时节会合没有配偶的男女，如果周朝的仲春是现在的十二月，风雪严寒，怎么能让他们在野外会合、对奔者不加禁止呢？这难道不是夏历的仲春吗？由此可知周朝改变历法之初，本来就已经兼用夏历，民间习惯使用既久，到了东周以后，距离开国之时越来越远，王朝又不颁布历法，各国于是都忘记了周历，而各自使用夏历，这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由此推论孔子修《春秋》必定书写“春王正月”，实在是因为当时诸侯大多不使用周历，所以特别注明，说这是周王的正月。如果各国都奉行周历，那么只书写“春正月”就是周王的春正月了，何必再特意标出“王”字呢？（说法见“春不书王”条下）告诉颜回要实行夏历，也是因为夏历本来就是应当遵守的，当时已经有很多私自使用的，与其另建一个历法而不能使天下统一，不如仍然使用夏历，使上下通行。（按《夏小正》一书实际上是《月令》的本源，它之所以称为《夏小正》，大概是因为周朝改变历法之后，这本书仍然允许在民间流行，以便民事，而实际上并非本朝的制度，所以称为夏小正，以区别于周历。）

译○ 春季“王”字下不写“正月”：唐代刘ナ在对策中说，《春秋》定公元年春季“王”字下不写“正月”，是因为先君未能善终，后君也就不能正当其始，所以说定公没有“正”。这也是唐人主观臆测。春季“王”字下没有“正月”，这不过是简册脱落罢了。如果《春秋》每逢四季之首，即使没有大事也必定记载首月。隐公六年秋季无事，记载了“秋七月”；桓公九年夏季无事，记载了“夏四月”，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杜预所说的“即使无事也必定记载首月，具备四季以构成一年”，正是此意。然而桓公四年秋季、冬季无事，却没有记载“秋七月”、“冬十月”，桓公七年、九年以及庄公七年的秋季、冬季也是如此，这显然是简册脱落无疑。那么春季“王”字下没有“正月”，是简册脱落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有人或许说，简册脱落必定脱落一行，像“秋七月”、“冬十月”那样，至于春季“王”字下缺少“正月”二字，难道有在一支简中脱落半段的道理吗？不知道简册也有传抄脱误的情况，比如《左传》庄公六年经文“冬齐人来归卫俘”，而《公羊传》、《谷梁传》经文都说“卫宝”，这就有误在一字的情况了。僖公十年经文“冬十二月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夫人是姜氏，却没有“姜”字，杜注说，这是脱误。那么也有脱落中间一字的情况了。一季之内即使无事，也必定记载首月，而庄公二十二年夏季无事，却没有记载“夏四月”，反而记载“夏五月”，这不是传抄之误吗？推究此理，那么庄公十年的“夏五”，又岂非是脱字呢？却一定要为此解释说：孔子有意保留原样，以传达疑义。 “夏五”是“夏五月”，显而易见，圣人即使添上一个“月”字，难道就是僭越妄为吗？却必定不敢增补，以保存传疑的意义，那么又怎么理解“笔则笔、削则削”呢？可见《春秋》一书，孔子修订之后，仍有简册脱落、文字错误，不一而足。却一定要在其脱误之处曲意解说，难怪越说越陷入穿凿附会。那么“春王”下没有“正月”，是脱误无疑，并非另有深意。

○ 《春秋》纪年：春秋时期，各国虽然号称奉行周王的正朔，但纪年都以本国国君即位之年为纪年。比如《春秋》从隐公元年开始，即使是孔子也没有更改。至于在各国之间称呼，彼此纪年不同，似乎应该以周王的年份为纪年。然而郑国子家对赵宣子说：我们国君即位三年，召蔡侯来侍奉您。十二年六月，归生辅佐我们国君的嫡子来朝见。十四年七月，我们国君又朝见。这都是依据本国的纪年来对他国说话。否则就举出这一年的一件大事来标记，比如鲁襄公朝见晋侯，晋侯询问他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会盟的那一年，我们国君出生，就是这样。绛县老人自述年龄说：我出生的那年正月甲子朔，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师旷说：那是鲁国叔仲惠伯与齐国成子在承匡会盟的那一年。这些都是不以周王的年份为纪年的。即使《左传》叙述旧事也是如此。比如追述晋国封成师的事，就说惠公二十四年晋国开始混乱，惠公四十五年曲沃庄伯弑杀孝侯。追述卫襄公立子元的事，就说晋国韩宣子执政聘问诸侯的那一年。追述郑伯有为厉事，一则说铸造刑书的那一年，再则说齐国平定燕国的那一年。追述齐国乌余带着廪邱投奔晋国的事，就说齐国人修筑郏城的那一年。追述郑伯朝见晋国的那一年，就说溴梁会盟的次年。而对于周王的纪年几乎不涉及。堂堂共主，正朔都遵循，但纪年却没有谁采用，大概当时本来就没有禀奉一王纪年的制度，并非各国都是僭越妄为。（汉代诸侯王尚且可以自称元年，比如《汉书·诸侯王表》中楚王戊二十一年是孝景帝三年，楚王延寿三十二年是地节元年之类。又列侯在本国也可以自称元年，《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中高祖六年是平阳懿侯曹参元年，孝惠六年是靖侯元年之类。可见各国各自纪元，汉初依然如此。）

○ 矢鱼于棠：矢鱼于棠，各家都认为这是陈列鱼供人观看。宋人《萤雪杂说》独自引用《周礼》“矢其鱼鳖而食之”的意思，认为“矢”是射的意思。查秦始皇用连弩等待大鱼出来射杀它，汉武帝也有巡海射蛟的事，用箭取鱼，本是古法，用来解释经义，最为恰当确切。

○ 《左传》所本：《左传》所依据的资料，采择很多，大概古代史官有简策、简牍两种，杜预序所说《周礼》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之事，诸侯也各有国史，大事记载在简策上，小事只记在简牍上。本国的事，凡是重大的政事，以及国君的命令，就记载在简策上，不是这些就另外单独记载。比如公子豫与邾人、郑人在翼结盟，不记载，因为不是公命；新建南门，不记载，也不是公命之类。杜预所说的史官不记载在简策上，所以孔子不记载在经文中，正是此意。然而孔子虽然不记载在经文中，但记载自然存在，所以左氏得以依据这些来推究圣人不记载的本意。至于其他国的事，凡是来告急或告捷的就记载在简策上，不告就不记载。比如隐公十一年郑伯大败宋军，《左传》说灭国不告败，战胜不告克，都不记载在简策上，就是这样。然而虽然不记载在简策上，但列国自

译有记载说，鲁国也有听到传闻而另行记录的人，所以《左传》得以补充孔子未及修撰的内容，从而详尽地叙述事情的始末。杜预所说的“如果不是传达君主的命令，就记录在简牍上”正是这个道理。因此，有些经文原本没有而特别见于传文的情况，是在经文之前以开始事件，在经文之后以终结义理，这些都是另有依据的。也有经文特别记载而传文反而没有的情况，这不一定是因为事情没有关系，比如“郭公”这类，如果传文不说明，而《左传》又没有记载，那么本来就是简牍缺失脱落，没有可以考据的依据，所以不能凭空编造罢了。否则的话，经文没有的尚且一一补上，经文有的反而省略遗漏吗？又如庄公二十六年的经文：春天，鲁公讨伐戎人。夏天，曹国杀了它的大夫。秋天，鲁公会同宋人、齐人讨伐徐国。冬天十二月癸卯初一，发生日食。而这一年的传文：春天，晋国的士〇担任大司空。夏天，士〇修筑绛城，虢国人侵犯晋国。冬天，虢国人再次侵犯晋国。一年之内，经文自是经文而传文自是传文，好像彼此互不相关，大概也是因为经文所记载的事情没有其他简策可以考据来了解详情，所以另外选取其他事情来补充这一年的传文。○《左传》叙事中姓氏名号错杂，《左传》叙事，每一篇中，有时用名，有时用字，有时用谥号，大概是当时的文法如此。然而交错出现，几乎让人茫然无法识别。比如子越椒作乱，一个斗般，忽然叫斗般，忽然叫子扬；一个〇贾，忽然叫〇贾，忽然叫伯赢。泌之战，一个荀林父，忽然叫荀林父，忽然叫桓子；一个士会，忽然叫士会，忽然叫随武子，忽然叫随季，忽然叫士季，其他篇章又称范武子；一个先〇，忽然叫先〇，忽然叫彘子，其他篇章又称原〇；一个荀首，忽然叫荀首，忽然叫知庄子，忽然叫知季；一个韩厥，忽然叫韩厥，忽然叫韩献子；一个栾书，忽然叫栾书，忽然叫栾武子；一个赵朔，忽然叫赵朔，忽然叫赵庄子；一个〇克，忽然叫〇克，忽然叫〇献子。这一篇人物众多，头绪更加杂乱，即使姓名的线索尚且难以清晰，何况又这样错综其词，如果没有后人的注释，岂不是整天困惑而不能抓住要领吗？其他篇章像这样的不胜枚举。又如齐国庆封作乱，派析归父召晏平仲，平仲请求结盟，子家说：你说的话已经说了，又哪里用得着结盟。这个子家是析归父。下面又叙述庆嗣听说祸患将要发生，对子家说赶快回去，这个子家是庆封的儿子。毫无区别，让读者从哪里分析呢？这终究是古人的不足之处，司马迁以后就没有这种情况了。刘勰也说《左传》叙述事情，氏族难以明了，等到司马迁的各篇传记，人才开始区分详细而容易阅览。而黄常明说：《左传》叙事有一个人称呼多达数次不同的，族氏、名字、爵位封邑、号谥都密布其中，用来寄托褒贬，这是深入探求反而不符合古人的本意了。氏、名、号、谥交错出现，自然是另一种文法，有什么褒贬？就像泌之战，晋国的大夫们忽然用名忽然用谥号，一天之间褒贬突然不同，有这样的道理吗？

译○《左氏传》的源流 秦朝焚书之后，汉朝初年只有《左氏传》最先现世，然而只有《左氏传》始终未能设立学官，但它流传于世，却是越受压制越显扬。董勋说《左氏传》是从河间献王那里得到的，而颜师古则引用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北平侯张苍献上了《左氏春秋传》。张苍历经秦朝到汉文帝时担任丞相，这说明《左氏传》的出现比各经书都早。然而汉武帝设立各经博士时，唯独遗漏了它。汉哀帝建平年间，刘歆想设立《左氏传》学官，急忙移书太常，导致众儒生愤恨争辩，皇帝不愿违背众人意愿，于是调刘歆出任河内太守，于是未能设立。光武帝时，韩歆上疏，想设立《左氏传》学官，博士范升等人驳斥他，皇帝最终设立了左氏学，任命李封为博士。不久李封去世，《左氏传》再次被废除。汉肃宗也喜好《左氏传》，于是命令贾逵自行挑选才学高的学生研习，都拜为王国郎。章帝也下诏挑选高才生研习，然而不久也仍然废除了。因此两汉时期《左氏传》终究未曾设立学官。然而自从贾谊为《左氏传》作训诂传授给贯公，其后贾逵作训，服虔作解，谢该作释，等到杜预作集解后，六朝时便进入了经学体系。虽然东汉以来攻击它的人不少，如范升奏陈《左氏传》的过失共十四事，并奏陈司马迁引用《左氏传》、违背五经的事共三十一事，李育也说《左氏传》不得圣人深意，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何休又作《左氏膏肓》，而贾逵则摘出《左氏传》长于《公羊》、《谷梁》的三十事，服虔也用《左氏传》驳斥何休所驳斥的六十条，郑康成又有《针膏肓》之作。《陈书·王元规传》记载：自从梁朝以来，众儒生研究左丘明之学的，用贾逵、服虔的义理难驳杜预，共一百八十条。王元规引证通析，没有疑惑滞碍之处。《唐书·啖助传》记载：啖助喜爱《公羊》、《谷梁》两家，认为《左氏传》解义多有错误，说该书出于孔子门人，且《论语》所引的大多是前世人如老彭、伯夷之类，并非同时代的人；而说“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那么丘明大概是像史佚、迟任那样的人，而不是孔子的门人。因此六朝及唐朝还有斥责《左传》、驳斥杜注的人，然而喜好它的人却更加厉害。大概不仅仅是叙事之书容易流传，而且它的文辞工巧实在自有千古的价值。又汉朝时《古文尚书》及《毛诗》也都未设立学官，然而这两本书与《左传》反而盛传至今，而当时所设立学官的如今都不传了，难道是显晦有时，而晚出的流传更久吗！

○鹬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国子华的儿子子臧出逃到宋国，喜好收集鹬羽做的帽子，郑伯听说后厌恶他，派盗贼引诱并在陈宋之间杀了他。杜预注：收集鹬羽做成帽子，是不合法的服饰。颜师古则认为鹬是水鸟，天将下雨就鸣叫，古人因为它知道天时，于是模仿它的形状做成帽子，让掌管天文的人戴它，所以《逸礼》说：知道天文的人戴鹬冠。大概子臧是子华的弟弟，因为兄长被杀而出逃，常有复仇的志向，所以与知道天文的人交游聚会，有所计议，因此郑伯担心他回国作乱，派人诱杀他。如果只是用鹬羽装饰帽子，何必厌恶而杀他呢？这个议论可以说阐发了前人所未阐发的，然而《左传》原文有“君子说：服饰不恰当，是自身的灾祸。”这是左氏已经将鹬冠作为子臧的帽子，而不是说掌管天文的御士了，难道是左氏的错误吗？师古又认为“君子说”这几句话是后人妄加的，不是《左氏传》原文，这是想伸张自己的意见而强行抹杀古人的说法了。

○曹刿即曹沫 鲁庄公与齐桓公在柯地结盟，《左传》只说开始通好，而不说劫盟。《吕氏春秋·贵信篇》记载齐桓公攻打鲁国，鲁国请求结盟，桓公答应了他。曹刿先前劝说庄公用劫盟的事。结盟那天，庄公与曹刿都怀揣剑到坛上。庄公左手搏击桓公，右手抽出剑以自承，请求在君前受戮。管仲、鲍叔上前，曹刿按剑挡在两阶之间，管仲等人不能上前。庄公说：“在汶水封地就可以。”管仲劝桓公答应他。因此劫盟的是曹刿。《史记》则说二公站在坛上，曹沫拿着匕首劫持桓公。桓公问想要什么，曹沫想要齐国归还鲁国被侵占的土地，桓公答应了他，曹沫才下去就臣位。那么劫盟的又属于曹沫。查《左传》长勺之战有曹刿，而沫的名字不见，那么劫盟的是曹刿无疑，把刿当作沫。司马贞《索隐》说：沫音刿，声音相近而字不同罢了。林注：《春秋》柯之盟也说曹刿劫盟，那么刿就是沫了。

《淮南子·氾论篇》：从前曹子做鲁国将领，三次作战不胜，丢失土地千里。等到柯地结盟，三次作战所丢失的，一朝就得到了，勇名闻于天下。

○屠蒯即杜篑 《檀弓》：智悼子去世，尚未下葬，晋平公饮酒，师旷、李调侍奉。杜篑进酒说：“旷喝这杯。”又进酒说：“调喝这杯。”又进酒，自己喝了。平公问他，说：“子卯不奏乐，智悼子的丧事在堂上。旷做太师，调做亵臣，都不以此告知。篑

译身为宰夫却越职谈论此事，因此大家都喝了酒。”《左传》记载：晋国的荀盈在戏阳去世，尚未安葬，晋侯饮酒作乐。膳宰屠蒯进来，斟酒给乐工喝，说：“你是国君的耳朵，应当掌管听觉。辰位在子、卯，称为病日，你却没有听到，这是听觉不灵敏啊。”又斟酒给嬖叔喝，说：“你是国君的眼睛，应当掌管视觉。你却看不见，这是视觉不明亮啊。”屠蒯自己也喝了酒，说：“我确实掌管味道，两位近臣失职而国君没有命令，这是我的罪过。”《檀弓》和《左传》所记载的本来是同一件事。然而《檀弓》中有师旷、李调的姓名，而《左传》中没有。《檀弓》说杜篑，《左传》说屠蒯，声音固然相近，但各自记录所记的内容，于是连姓名也随之不同，从这里可以看出古代事迹进入记载的，错误谬误大概有十分之六七了。王观国《学林》说：《檀弓》写作杜篑，《左传》写作屠蒯，大概本来是杜篑而《左传》写错了字罢了。袁文《瓮牍闲评》则说：屠是宰杀的意思，蒯是厨师，职掌屠宰，所以叫屠蒯，就像巫咸的巫、师旷的师一样。那么《左传》所说的屠蒯才是本字，而《檀弓》错误地写成了杜篑罢了。

译杜预注释《左传》，大概是综合了各家的长处，不仅地名、人名的考据精审确凿，书法、谱系的援引确切，即使是像时日这样细微之处，也通过长历追算而不遗漏。《隐公元年》记载“春王二月，公会齐侯、郑伯于中丘”。杜预注说：传文中说正月会盟，癸丑日歃血为盟，推演经文和传文中的日期，癸丑日是正月二十六日，可知经文中说二月是错误的。又如《成公十七年》十一月壬申日，公孙婴齐去世。杜预注：十一月没有壬申日，这是错误的。《襄公二年》六月庚辰日，郑伯髡顽去世。杜预注：庚辰日是七月九日，经文写成六月，是经文错误。《襄公九年》十二月癸亥日，晋人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攻打其三门；闰月戊寅日，渡过阴阪。杜预注说：用长历考证，这一年不应该有闰月，怀疑“闰月”二字应当是“门五日”，“五”字与上面的“门”字连在一起，于是讹误成了“闰月”，意思是晋军攻打三门，每门各攻了五天。从癸亥日到戊寅日共十六天，从癸亥日开始攻打，攻打每门各五天，共十五天，第二天就是戊寅日了。《昭公元年》十一月己酉日，楚公子围杀害了他的国君。杜预注：用长历推演，己酉日应当是十二月六日，经文和传文都说十一月，月份错误。古人著书细心到了这种程度，现在的人读书，对于年月时日没有不一看就过去的。

《国语》不是左丘明所撰写。《国语》二十一卷，《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作者的姓氏。当时解说经书的人都称它为《春秋外传》，只有司马迁说过：左丘明失明，于是有了《国语》。班固作司马迁赞，因此说：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之作传，又编纂异同写成《国语》。韦昭也认为左丘明采集周穆王以来，直到鲁悼公时期的史料，其文章不依附于经文，号称“外传”。颜师古依据这些说法，所以在注释《艺文志》时，直接把《国语》当作左丘明所撰。宋庠沿袭此说，也说出自左丘明。现在根据这本书来考证，它其实是左氏用来作传的底本罢了。古代列国都有史官记载时事，左氏作《春秋传》时，必定广泛搜集各国的史书以备考核。其中与《春秋》事件相关的，已经采集用来作传了；那些不相关或虽相关但采集未尽，且原文自成片段的，不忍心完全丢弃，于是删节后并存下来。所以这本书与《左传》有很多不统一的地方，比如襄王伐郑这件事，《左传》认为《常棣》诗是召穆公所作，而《国语》则认为周文公所作。晋文公返国这件事，《左传》记载那年九月晋惠公去世，第二年正月秦伯接纳公子重耳，而《国语》则是十月晋惠公去世，十二月秦伯接纳公子。鄢陵之战，《左传》中苗贲皇在晋侯旁边说：“楚国的精锐，只有中军王族罢了”，而《晋语》中作苗棼皇，《楚语》中则说雍子对栾书说：“楚军可以估量，只有中军王族罢了。”如果真是左氏一人所撰，为什么不统一修改，而彼此差异如此之大呢？可知《国语》本是列国史书的原文，左氏只是筛选保存下来，并非亲手撰写。魏、晋之人因为《国语》多与《左传》相通，就认为是左氏所作。又如长勺之战，《鲁语》中曹刿与庄公论战有数百言，《左传》只用“小惠未遍，小信未孚”几句话概括。鄢陵之役，范文子不想作战，《晋语》叙述他的言辞篇幅很长，甚至分成三四章，《左传》只用“外宁必有内忧，何不放过楚国作为外部的威胁”几句话概括。正可见左氏以此作为底本，而另加锤炼，笔力夺天工，难道他在这里显示巧妙，又作《外传》来显示笨拙吗？我私下议论，左氏采集《国语》，如同仙人脱胎换骨。《史记》在秦、汉以后自出机杼，横绝千古，而在秦、汉以前采取《国语》、《左传》，则像天吴紫凤，颠倒黑白；《汉书》整理《史记》，则像委屈良马来适应车辕。观察这些书籍因袭转换之间，可以领悟作文的宗旨了。（王充《论衡》说：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言辞来充实它。啖助说《国语》不是一个人所作，大概是左氏集合各国史书来解释《春秋》，后人便附会说是左丘明所作，这也是不认为《国语》是左丘明所作。）

韦昭注释《国语》，综合贾逵、虞翻、唐固等人的版本参考校正，号称最详细确凿，但也有错误。晋文公请求隧葬，贾逵说：天子的葬礼，挖地通路叫隧，韦昭则认为这是天子的六乡六隧之地。查考襄王的话说：“如果把先王的大物用来赏赐私人的德行”，又说“叔父如果能改姓换物，以取得完备的器物”，又说“我敢用私人的功劳改变前代的大法吗？”又《晋语》中：文公请求隧葬，不许，说：“这是天子的制度。”大物、备物，大章、王章，都是指礼制中重大的东西，不是郊隧之地可知。况且当时天子正用土地慰劳他，难道又会推辞所赐的土地而另外请求所不赐的土地吗？鲁武公带着他的儿子括和戏去见宣王，宣王立戏为太子。韦昭注：括，是武公的长子伯御；

译戏，是括的弟弟懿公。查考《史记·鲁世家》，懿公九年，哥哥括的儿子伯御弑杀了懿公并自立为君。那么伯御就是括的儿子。《汉书·古今人表》也是如此记载。而郑玄却把伯御当作括，这也是错误的。《左传》说从幕到瞽瞍，那么幕就在瞽瞍之前。郑玄注释《国语》中“虞幕能听协风”一句，却说“幕，是舜的后代，即虞思”。这就把舜的远祖当成了舜的远孙了。又因为东汉明帝名庄，所以凡前代史书中所有的“庄”字都改成了“严”。郑玄是三国吴国人，还有什么忌讳呢？却不加以改正，仍然把鲁庄公称为严公，把曲沃庄伯称为严伯，也不免疏于检点。顾炎武却认为这是作史者意在忠厚，不急于更改前代的避讳，这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罢了。

译卷三十《周礼·冬官》补亡之误

《周礼》缺失《冬官》一篇，刘歆用《考工记》来补它，从汉代到唐代以来都没有不同的说法。到了宋代淳熙年间，临川人余廷椿才首创议论，认为冬官的属官起初并没有缺失，那些官职都混杂在五官之中，于是撰写了《复古司空》一篇，朱熹极力称赞它。永嘉人王次点进一步引申他的说法，撰写了《周官补遗》，也被真德秀所赏识。元代人吴澄、丘葵又沿袭此说，各自有著作，但其中也各有不同之处。现在王次的《周官补遗》已经失传，吴澄所编的则依据《尚书》中司空掌管邦土的说法，认为冬官不应混杂在地官司徒掌管邦教的范围内，于是将掌管邦土的官职列在司空之后，其他的也没有分割。只有余廷椿、丘葵则更加割裂。余廷椿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内的四十九个官职改入冬官，丘葵则认为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如果按照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六十的数量来推算，天官多出三个，地官多出十九个，春官多出十个，夏官多出九个，秋官多出六个，这样五官内总共多出四十七个官职。而他所著的《周礼补亡》一书，又在五官内稍加裁减核定，定为天官六十、地官五十七、春官六十、夏官六十、秋官五十七，并将大司空、小司空内的五十四官改入冬官，与余廷椿大同小异。虽然各自凭主观意见割截旧文，但也可见先儒用心研究。王鏊《震泽长语》说：余廷椿、王次点将五官中凡是掌管邦土居民事务的都分属给司空，那么五官各自得其职分，而冬官也完整了，并且符合三百六十的数量，周官清晰完整没有缺失，确实是千古快事。但我却不敢赞同，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扰乱经典。这说明王鏊也不敢认为这是对的。查《南齐书》记载有人挖掘楚王墓，得到青简书，宽几寸，长二尺，共十多简。王僧虔辨认后说，这是蝌蚪文写的《考工记》，是《周官》缺失的文字。那么《考工记》原本并不混杂在五官内，刘歆用它来补《冬官》也是不对的。

《仪礼》

先儒认为《仪礼》文物彬彬有礼，是周公制作中仅存的部分。就像《聘礼》篇末“执圭如重”、“入门鞠躬”、“私觌愉如”等语，与《论语·乡党篇》相合。晁氏说：定公九年孔子在鲁国任职，到十三年前往齐国，这期间没有朝聘之事，那么《乡党》所记未必都是孔子的实事，应当是门人习礼者根据《仪礼》的旧文而记录其语罢了。由此可见《仪礼》是孔子以前的书，是周公所作无疑。当时必定有全书，现在所传的十七篇，大概是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者。熊朋来说：《既夕礼》是《士丧礼》的下篇，《有司彻》是《少牢馈食》的下篇，那么十七篇实际上只有十五篇罢了。敖继公没有得到全书，于是认为周公此书专为侯国而作，而王朝的礼仪不包括在内。如《冠》、《昏》、《相见》、《乡饮》、《乡射》、《士丧》、《既夕》、《士虞》、《特牲馈食》九篇，都是侯国士人的礼仪。《少牢馈食》上、下两篇，都是侯国大夫的礼仪。《聘》、《食》、《燕》、《大射》四篇，都讲诸侯的礼仪，只有《觐礼》一篇讲诸侯朝见天子的礼仪，但也是以诸侯为主体而言的。《丧服》篇讲诸侯以及公子、大夫、士的丧服最为详细，其中虽然有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丧，但也都是以诸侯和大夫为主体而言的。当时将此书颁行于侯国，让他们各自据此行礼，以此教化人，所以国家没有不同的礼仪，家庭没有特殊的习俗。他的立论固然不是没有见解，但这只是就现有的十七篇，推测它专为侯国设立罢了。查孔壁中所得的《古文礼经》原本有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仪礼》完全相同，其余三十九篇藏在秘府，称为《逸礼》。哀帝初年，刘歆想把它列入学官，但各位博士不肯，于是没能确立。孔颖达、郑玄所引用的《逸礼》如《中霤礼》、《禘于太庙礼》、《王居明堂礼》都是其中的篇目，那么《仪礼》十七篇之外还有三十九篇，王朝的礼仪也必定具备记载如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之类，不能说都是侯国的礼仪。吴澄于是选取大戴、小戴《礼记》及郑玄所引编为《仪礼逸经》八篇，说《小戴》中的《投壶》、《奔丧》篇首与《仪礼》诸篇的体例一样，固然是《仪礼》旧文，《大戴》中的《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朝》三篇虽然已不存此例，但大概是作记者删取正经的节要而保存下来的。其《中霤》以下三篇已经不再流传，但名称还见于注家，所以也编为篇目，并将注家所引的片言只字附在后面，这也可见辑录《礼》者的苦心了。

五父衢

《檀弓》：孔子年少丧父，不知道父亲的墓地，将灵柩停放在五父之衢，询问鄹邑曼父的母亲，然后才找到

译（孔子将父母）合葬在防地。孔子生来神圣，难道在母亲在世时，竟不去探问知晓父亲的墓地吗？况且《檀弓》又记载：合葬于防之后，孔子先返回，弟子们后到。那么安葬母亲时已有弟子协助办理丧事，可见孔子必定不是年少之人，难道有几十岁的人还不知道父亲墓地的吗？所以何晏、夏侯玄、蒋济、王肃都怀疑没有这样的事，而近代高邮的孙氏又说，“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这十个字应当连成一句，殡是浅埋而葬是深埋，孔子的父亲浅埋在五父之衢，孔子想开棺与母亲合葬，却不知父亲的墓是浅埋还是深葬，所以仔细询问不敢轻易开棺，向鄹地的母亲询问，才知道是浅埋而非深葬，于是开棺，与母亲合葬在防地。以前的儒者误读了句读，不知道“其墓”应断句，于是产生了种种妄说。这种议论可以说辨析得很清楚了，然而终究也是牵强附会的解说。灵柩在帷帐厅堂中叫作殡，入土才叫作葬，从未有入土后还称为殡的，怎么能把殡当作浅葬呢？即使说是浅葬，这是多么重大的事情，孔子在母亲在世时难道不去问清楚，非要等到母亲去世后才去问别人吗？这总归是因为记录礼制的学者，从传闻中得知，来不及仔细审订，就随手写进书中，所以才有这样的谬误。看《庄子》以及《说苑》、《新序》、《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所记载的孔子轶事很多，如果一一相信为真，那么圣人反而显得浅薄了。《檀弓》所记载的也是如此，却一定要跟着它编造说辞，难怪越解释越支离破碎了。

译○伯鱼的母亲去世，伯鱼在丧期结束后仍然哭泣，孔子听到后，说：“是谁在哭？”弟子们说：“是鲤（伯鱼）。”孔子说：“唉，太过分了！”疏注认为伯鱼的母亲是被休弃的母亲。这是最大的错误。按照礼制，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这一年本来就是为母亲服丧期满的时候，而伯鱼仍然哭泣，所以孔子认为他过分了。如果是被休弃的母亲，儿子为她服丧一年；如果是继承父亲宗庙的人，那么对被休弃的母亲就没有丧服，这根本就没有一年的丧期。伯鱼本来就是继承父亲宗庙的人，不在丧期内服丧，反而在丧期结束后哭泣吗？由此就可以看出孔子休妻说法的荒谬了。

○晋文公辞让君位应当以《檀弓》为依据。公子重耳辞让君位这件事，《檀弓》记载：晋献公去世时，秦穆公派人吊唁重耳，暗示他夺取君位，舅犯让公子推辞。《国语》则记载：里克杀了夷齐、卓子，派人告诉重耳，想要立他为君，舅犯让公子推辞。秦穆公又派人暗示重耳夺取君位，舅犯也让公子推辞。这原本是一件事，而《国语》错误地分成了里克和秦穆公两件事。从情理推断，应当以《檀弓》的记载为正确。重耳流亡在外，舅犯等人跟随他流亡，都不是没有夺取君位意图的人。看他们后来接纳怀嬴而不顾忌，杀害怀公而不顾惜，就可以知道他们以回国为急迫。如果里克已经杀了两位国君而召他回国，当时动乱不是由他发起，而且他在兄弟中排行最长，道义上本来应当即位，他又何必避嫌推辞以博取名声呢？大概他推辞的时候，是在献公刚去世之后，两位国君还没被杀之前，国家已经有君主，祸乱尚未爆发，如果急于依靠外援以求回国，万一失败，就会身败名裂，这是智者不会做的。《檀弓》将这件事系于献公去世之后，而没有说两位国君已经被杀，自然是如实记录。而《国语》记载在两位国君被杀之后，是错误的。《史记·晋世家》只采纳《国语》的文字，也是没有见识。

○《月令》沈作喆说《礼记》中的《月令》尤其驳杂。古代在某种祭祀时发放爵位赏赐服饰，在尝祭时拿出田邑，而《月令》孟秋却说：不要分封诸侯，不要割让土地。《周礼》龟人在上春衅龟，指的是建寅月，而《月令》孟冬衅龟策，大概是秦朝的正月。三代的官职有司马，没有太尉，而《月令》孟夏命令太尉赞颂杰出人才。这大概是吕不韦的门客所写的吧？考察沈氏的说法，似乎拘泥于蔡邕、王肃以及张华《博物志》认为《月令》是周公所作，所以相信它是周代的制度，而其中又有秦代的制度，于是怀疑是吕氏所写。不知道这篇文章本来就是吕氏的原本，而被礼学家采录入《礼记》中的。现在《吕氏春秋》还在，可以核实。《隋书·牛弘传》说：蔡邕、王肃因为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就是这一篇，所以认为是周公所作，而郑康成已经说这是吕不韦著《春秋》纪的首章，礼学家抄录合并为记。刘勰也说《月令》一篇取自吕氏的纪，束皙又认为是夏时的书，刘歆认为是吕不韦命令诸儒寻找圣王月令之事而记录，牛弘则说不能全称为周书，也不能立即说是秦典，其中混杂有虞、夏、商、周的法度。那么从郑康成以来的诸儒本来就不认为这是周公所作，为什么沈氏还依据它是周书而致疑呢？

○宾雀《月令》“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现在读者都把“宾”字归到雁上，说雁从北向南，像做客一样。行慎注《淮南子》，则将“宾”字归到雀上，说：宾雀，是老雀，栖息在人家堂宇之间，像宾客一样。那么应当以“鸿雁来”为句，而“宾”字连下句读。

○太牢少牢《礼记》“太牢”注：牛、羊、猪。这样羊、猪也在太牢内了。《国语》“乡举少牢”注：少牢，羊、猪。那么羊与猪都称为少牢了。那不兼用两种牺牲而专用一羊或一猪的，则叫特羊、特猪，可知太牢不专指牛，少牢不专指羊。后世却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不知道始于何时。江邻几《杂志》说：掌禹锡判太常，供应祭祀太牢，只判特牛，没有羊猪。问礼官，说：向来惯例如此。这是宋代本来就以牛为太牢了。唐人《牛羊日志》小说称牛僧孺为太牢，杨虞卿为少牢，那么唐代已经以牛属太牢、羊属少牢了。考察《国语》屈到嗜芰篇：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韦昭注说：牛享，太牢也；羊馈，少牢也。那么专以牛为太牢，羊为少牢，其错误大概从韦昭开始。

○醴泉即膏露。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醴泉从地中出来的。《白虎通》也说：甘露，是美露，降下则万物无不茂盛。醴泉，是美泉，味道像甜酒，可以养老。这也是把甘露、醴泉当作两样东西。王充反驳说：《尔雅》说甘露按时降下，没有物体来嘉奖，称为醴泉。那么醴泉就是甘露。如果认为是从地中出来的泉，那么《尔雅·释水》篇有“舅槛泉正出，沃泉悬出”之类，解释水很多，为什么不记载它，反而把它列入四时章呢？那么甘露

译醴泉本来是一种事物，只是记录礼制的人错误地将其分析区分罢了。

译○八十岁的人，有一个儿子不服从政令；后世将此引为“终养”制度的误解

八十岁的人，有一个儿子不服从政令；九十岁的人，全家不服从政令。解释者认为这是让他们的子孙得以在家侍奉赡养，这是后世“终养”制度的开端，却不知道这是错误的。家中有年迈的父母，正需要俸禄来赡养，哪有反而禁止他们做官的道理？况且九十岁的人，全家都不从政，如果是贫寒之家，将如何侍奉早晚、准备美味佳肴？这是教导他们尽孝，反而使他们无法完全尽孝。《北史》中辛雄有《禄养论》，认为《礼记》所说的“不从政”，郑玄注释说：免除他们的徭役，这专门针对平民百姓的力役征发，一概停免，并不是指公卿士大夫。孔子论述五种孝道，从天子到平民，都没有退休的条文。现在应当允许依靠俸禄赡养父母，不限制年龄。魏孝明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辛雄的这个论述，可以说阐发了前人未曾阐发的道理。查考《管子·入国篇》：凡是国都都有掌管养老的官员，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个儿子免除徭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两个儿子免除徭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全家免除徭役。又汉武帝诏书说：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免除其子孙的徭役，让他们能够亲自率领妻妾完成供养之事。注释说：免除，就是免除他们的徭役。又贾山《至言》说：陛下救济贫民，礼遇高龄老人，九十岁的老人，一个儿子不从事劳役；八十岁的老人，免除两口人的赋税。颜师古说：一个儿子不从事劳役，就是免除他的赋役；免除两口人的赋税，就是免除两口人的赋税。那么汉代还没有官员因父母年老而回家赡养的制度。只是平民百姓家中有年迈父母，就免除他们的徭役和口赋罢了。那么，错误地将“不从政”理解为不做官，从而制定父母年老就回家赡养的制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查考《晋书》：庾纯因为父亲年老而没有辞官，被弹劾。又齐王司马攸议论说：“礼制规定八十岁的人，有一个儿子不服从政令；九十岁的人，全家不服从政令。庾纯的父亲八十一岁，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妨碍侍奉赡养。现在命令九十岁才允许全部回家，庾纯的父亲不到九十岁，不算违犯法令。”那么，父母年老回家赡养的制度，大概就是在晋代确定的。《北史》魏宣武帝诏书：凡是有父母八十岁以上的，都允许在任上依靠俸禄赡养。留下父母在身边而追求俸禄，甚至特别烦劳下诏书，可见父母年老回家赡养已经成为定例，到宣武帝时才加以变通。又《南史·张岱传》：张岱的母亲实际年龄八十岁，但登记在册的年龄未满八十，张岱就辞官了。那么当时官员父母的年龄也需要登记在册。

○郑康成注释“禘”祭的错误

《周颂·雍》的序说：“禘，是祭祀太祖。”郑康成因此注释说：“禘，是大祭；太祖，指文王。禘大于四季的祭祀而小于郊祭。”《商颂·长发》的序说：“是大禘。”郑康成因此说：“大禘，是祭祀天。”大概因为《诗序》中“禘”字加了“大”字，所以又认为是祭祀天。于是他在注释《小戴记·祭法》时，竟然把“禘”当作在圆丘祭祀昊天，而在《春秋传》中又把“禘”当作在郊外祭祀灵威仰，并以后稷配享。到处意见不同，始终没有确定的说法，难怪黎庶等人大加驳斥。

○三年之丧，王肃、郑康成两说不同

三年之丧，郑康成与王肃的说法各不相同。查考《礼记·三年问》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檀弓》说：大祥之月穿白色麻衣，这个月举行禫祭，下个月恢复音乐。王肃说：是大祥之月举行禫祭，禫祭的次月可以恢复音乐了。《丧服小记》说：再期之丧，就是三年之丧。《春秋》闵公二年《公羊传》说：三年之丧，实际是二十五个月。这是自古以来三年之丧为二十五个月的明确记载，所以王肃注释《仪礼·士虞礼》“期而小祥”（第十三个月），“又期而大祥”（第二十五个月），“中月而禫，即此月之禫；是月吉祭”，认为再期大祥，是第二十五个月；中月而禫，就是这个月的中间；是月吉祭，那么这个月就已经恢复吉礼了。而郑康成则认为：中，是间隔的意思，与大祥间隔一个月，从丧事开始到禫祭，总共二十七月。晋代人的丧服都遵循王肃的说法，以二十五个月为断。到宋武帝才下诏改依郑康成，二十七月后才除丧。查考当时王淮之的奏章说：“郑康成注释《礼》的三年之丧，二十七月后除去，古今学者多认为符合《礼》的适宜。晋初采用王肃的议定，大祥、禫祭同月，所以二十五个月就除丧。然而朝臣多遵循郑康成”等语。武帝改制，就是依据这个奏章。（查考《隋书·礼志》说：梁天嘉元年，沈洙议论：至亲的丧期断在一年，加重所以再期，断在二十五个月。所以宋元嘉制度以二十五个月为限，这是宋武帝虽然改从二十七月，到元嘉年间又改回二十五个月。《魏书》：梁国使者朱异到魏国，魏国李业兴与他讨论王肃、郑康成《礼》注互相差异的地方。朱异说梁国制度多遵循王肃的意见，这里使用郑康成的意见。李业兴说：“你们那里使用王肃的意见，除禫应该二十五个月，为什么王俭的禫祭用了二十七月”等等。那么宋元嘉改从王肃之后，到王俭又建议改从郑康成二十七月。）唐代又有王元感，著论认为三年之丧应该三十六个月。张柬之驳斥他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是不可更改的典制。查考《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僖公去世，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左传》说：这是合乎礼制的。

译杜预注说：僖公的丧期在当年十一月结束，纳币（订婚）在十二月，所以称为合乎礼制。《公羊传》说：纳币通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表示讥讽。在三年丧期之外娶妻，为什么讥讽？因为三年之内不应筹划婚事。何休注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一年的冬天不满二十五月，所以讥讽他。何休认为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一年的十一月才二十四个月，不是二十五月，所以说未满三年就筹划婚事。综合两家的注释来看，虽然僖公去世的月份说法不同，但所争论的只是一个月的差异，而不是一年的差异，这是《春秋》三年丧期为二十五月的证据。《尚书》说：在元年十二月，伊尹恭敬地侍奉嗣王去拜见他的祖先。孔安国注说：商汤在元年十一月去世，二年十一月举行小祥祭，三年十二月举行大祥祭，所以《太甲》中篇说：在元年十二月，伊尹穿着冕服侍奉嗣王回到亳都。这是十二月举行大祥祭，到十二月就穿吉服，这是《尚书》中三年丧期为二十五月的明显证据。《礼记》说：三年的丧期，二十五月结束，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丧期限以此断定的原因，难道不是因为送死有终结，复生有节制吗？又《丧服四制》说：变化以顺应时宜，所以大祥祭时弹奏素琴，告诉人们丧期已终。又《间传》说：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吃蔬菜和水果；再满一年举行大祥祭，有肉酱和豆酱；中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吃酒肉。又《丧服小记》说：再期的丧服，是三年；期的丧服，是二年。这是《礼记》中三年丧期为二十五月的明显证据。《仪礼》说：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再满一年举行大祥祭，中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这个月举行吉祭。这是周公制定的礼仪，那么《仪礼》中三年丧期为二十五月的明显证据。只有郑康成注“中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把中月解释为间隔一个月，所以从去世到禫祭共二十七月，但过了一个月进入禫祭，禫祭后恢复常礼，那么二十五月就是除丧了。这里主要采纳王肃的说法，更为援引详尽通畅。《朱子语类》也说：丧礼只有二十五月，这个月举行禫祭，下个月奏乐。二十五月大祥祭后就举行禫祭，看来应当如王肃所说。我认为期的丧服十三个月举行小祥祭，间隔一个月为十五个月举行禫祭，三年的丧服是再期，二十五月举行大祥祭，也应当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那么自然应当以二十七月为正确。宋英宗治平二年，礼院上奏说：丧服王肃主张二十五月，郑康成主张二十七月。《通典》采用郑说，又增加到二十七月结束，那么就是二十八月除丧，二十九月开始吉礼，这大概是错误的。天圣年间重新规定五服的年月，诏令以二十七月为断限，希望仍然遵用。朝廷听从了。这又是近世确定二十七月的由来。

译○郑康成对“慈母”的注解有误。康成注解“慈母无服”，指的是庶母中慈爱自己的那一位。这种说法非常混乱。查考慈母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妾生的儿子没有母亲，让没有儿子的妾来抚养他，命定为母子关系，服丧以三年为期，这就是《丧服》齐衰章中所说的“慈母如母”。第二种是正妻的儿子没有母亲，让妾来抚养他，慈爱抚育非常深厚，但正妻的儿子没有把妾当作母亲的道理，然而恩情深厚、事情重大，所以服丧以小功为期，这就是《丧服》小功章之所以不直接说慈母，而说庶母慈爱自己的原因，以明确区别于服丧三年的慈母。第三种是儿子并非没有母亲，而是选择地位低贱的人来照看他，道义上如同老师保姆，并非没有慈爱，所以也有慈母的称呼，《内则》中所说“从诸母和合适的人中挑选，让她们做孩子的老师，次一等做慈母，再次一等做保姆”，明确说的是挑选人来担任这三种母亲，并不是说挑选弟弟的母亲。老师保姆没有丧服，那么这种慈母也没有丧服是显而易见的。子游所问的，自然是老师、保姆那种慈爱，而不是服丧三年或小功的慈爱。康成却不分辨这三种情况，混同注解为慈爱自己，难怪处处都窒碍难通了。此说见于《南史·司马筠传》。

○命妇与世妇。《礼记·丧大记》说“内子未命”，郑玄注解道：内子，是卿的妻子。又说：大夫的内子、士的妻子，特别拜见命妇。孔颖达疏解说：卿的妻子叫内子，大夫的妻子叫命妇。这种说法非常错误。大夫的内子与士的妻子相对而言，那么内子是大夫的妻子就可知了。既然说“大夫的内子、士的妻子，特别拜见命妇”，那么命妇比内子尊贵就可知了。难道有让尊贵的人特别拜见卑贱的人的道理吗？宋人认为卿和大夫的妻子，未受封命叫内子，已受封命叫命妇。这种说法最符合事实。大概卿和大夫的妻子都称为内子，《左传》记载：赵衰的妻子请求赵衰迎接前妻叔隗作为内子，而自己降居其下。《国语》记载：司马子期想把妾作为内子。注解都说：内子，是卿的嫡妻。这是卿妻称为内子的例子。《礼记》说大夫的内子，这是大夫的妻子称为内子的例子。等到她们接受了君主的封命，就称为命妇，所以内子与命妇品级虽然相同，但特别为命妇拜见，是尊重君主的封命。《丧大记》中又有所谓的世妇，注、疏都认为是国君的世妇，地位仅次于女君。然而纵观《丧大记》中的文义，都是指大夫的妻子，比如说道：君夫人死在路寝，大夫、世妇死在适寝，士的妻子都死在寝宫。又说道：招魂时，君主用卷，夫人用屈狄，大夫用玄纁，世妇用裯衣，士用爵弁，士的妻子用税衣。又说道：君主的丧事，三天后儿子、夫人持杖，五天后大夫、世妇持杖。都是把大夫、世妇两两对举，那么世妇也就是大夫的妻子是显而易见的。而郑玄一定认为不是这样，对于“大夫、世妇持杖”以及“世妇用裯衣”，确实是指国君的世妇，但对于“大夫、世妇死在适寝”无法强行解释，于是又解释说：把命妇改称为世妇，说明尊卑相同。把授予大夫、世妇持杖解释为国君的世妇，或许还说得通，如果把世妇用裯衣解释为国君的世妇，那么大夫妻的招魂服饰又是什么？难道竟然没有记载吗？况且国君的正寝叫路寝，路意为大；大夫的正寝叫适寝，适意为主，其实都是正寝。国君既然有路寝作为正寝了，难道又有所谓的适寝吗？难道适寝不是正寝吗？那么所谓世妇死在适寝，不就是大夫的妻子吗？郑氏只是因为国君夫人之下有世妇，就怀疑世妇不是大夫的妻子。不知道古代的称呼下位不可以僭越上位，而上位可以兼称下位，就像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夫人是公侯妻子的名称，妻是士的妻子的名称，世妇正好与大夫的品秩相配，哪里见得不是大夫妻子的名称呢？如果说国君有世妇，大夫的妻子就不应当用这个名称，那么天子有夫人，诸侯为什么也有夫人呢？天子有世妇，诸侯为什么也有世妇呢？我私下认为未受封命叫内子，已受封命叫命妇，这是卿大夫妻子的专称。而世妇则是国君世妇与卿大夫命妇的通称。大夫的命妇与国君的世妇品秩正好相配，所以可以通称。凡是专门指大夫已受封命的妻子，就称为命妇，比如命妇为夫人之命而出，士的妻子不当收敛则由命妇出来，就是如此。指大夫的命妇而兼指国君的世妇，就通称为世妇，比如世妇用裯衣，授予大夫、世妇持杖之类就是如此。这样不仅《丧大记》中的文法很顺畅，而且义理也更加周密了。

●卷四○《四书》别解数条。《四书》经过朱子作注之后，固然已经恰当且不可改变，但后人又有另外的见解，稍微与朱注不同而其道理也优秀的，固然不妨两存，只要以正确为准罢了。现在录下几条于此。《大学》缺少格物致知的一传，董槐认为把“知止能得”“物有本末”两节移到“听讼吾犹人”之下，而结尾说：这就叫做知道根本，这就叫做知识的极致，也自认为完善。那么这一章只有脱简而没有缺文，更不必补了。“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朱注认为是观察儿子的志向和行为，那么下文“三年无改”一句的文

译义理不相贯通，所以注释中只能用“然”字来转折。杨循吉认为应当解释为“人子观察其父”，父亲在世时，儿子应当观察父亲志向所在并委婉体察；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志向不可见，但他生前的行事尚有可记之处，那么就通过他的行事来取法效尤。这样，下面“三年无改”一句正是补充此句的意义，直接承接而下，自然贯通，不需要下面的转折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张凤翼认为能够攻击异端，祸害就可以停止；孙弈在《示儿编》中也认为“攻”如同“攻人之恶”的“攻”，“已”如同“末由也已”的“已”。“宰予昼寝”，李济翁在《资暇录》中写作“画寝”，意思是装饰他的寝室，那么下文“朽木粪土之墙”似乎更相契合。“子罕言利”，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说，利固然不是圣人所谈论的，至于命与仁，《论语》中谈论仁的有五十三条，谈论命的也不止一次，这难道是很少谈论的吗？大概“与”字应当作“吾与点也”的“与”，意思是孔子很少谈论的，只有利罢了，而他所赞许的，却是命与仁。“子路从而后”，吴青坛认为“见其二子焉”一句应当放在“至则行矣”之后，因为子路再次到达时没见到丈人，只见到他的两个儿子，所以用“不仕无义”的话告诉他们；不然，既然没有人了，又和谁说话呢？“不使大臣怨乎不以”，《魏志·杜畿传》中写作“怨何不以”，意思是招致怨恨在于为什么不任用。“孟子去齐，宿于昼”，考察史传，齐地没有叫“昼”的地方。邢凯在《坦斋通编》中说应当作“画”，并引用《史记·田单传》“闻画邑人王〇贤”，刘熙注说：画音护，是齐国西南近邑；后汉耿〇讨伐张步，进军画中，于是攻下临淄，平定它，也就是这个地方。那么“昼”应当作“画”，更有依据。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录》中也说“昼”应当作“画”，并以刘熙的注为正确。“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倪思认为“正心”二字是“忘”字的误写，意思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长也”，重复了一个“勿忘”字。古书如《无逸篇》重叠“生则逸”三字，文辞更有韵味。“冯妇搏虎”一章，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卒为善”作一句，“士则之”作一句，“野有众逐虎”作一句，这样下文“其为士者笑之”正好与“士则之”相照应。以上几条都与朱注不同，其中“父在”及“荷筱”、“冯妇”三章最为优秀。

译○子见南子

《论语》中只有“子见南子”这一章最难以理解。圣贤与弟子之间向来相知甚深，子路难道会因为老师去见那个淫乱之人，认为这足以玷污老师而心中恼怒，并因此产生怀疑吗？即便子路因此怀疑，老师又何必发誓来自我表白，那语气简直像小儿女之间的诅咒呢？杨慎认为，“矢”是直告的意思；“否”是阻塞不通的意思。他说我的道不能推行，乃是上天抛弃了我。这种说法似乎更为优胜。查考这种说法本于《史记索隐》，认为“天厌之”是说我的困顿阻塞乃是天命所厌弃，那么这种观点本来就不是从杨慎开始的。然而杨慎认为子路因为孔子既然不在卫国做官，就不应当再去见卫国的小君（夫人），所以心中不悦，那么老师用“否塞”来开导他，又觉得针锋不相对。我私下认为，子路的不悦，与在陈国时“君子亦有穷乎”的愤懑意思正相同，他认为我们的老师不被世人任用，以至于不得已做出如此委曲迁就的行为，希望万一能得到赏识，不觉愤懑抑郁、失意无聊，流露在言辞神色上。孔子于是直告他说：我的困顿阻塞，实在是上天抛弃了我，无可奈何啊。这样解释似乎觉得神气贯通。（《晋书·夏统传》记载：子路见到夏南，愤恨慷慨。夏南大概是南子的误写，而所谓的愤恨慷慨，也只是失意无聊的意思，并非因为见到淫乱之人而不悦。）

○束修二义

“束修”有两种说法，认为它是十条干肉的人，本于邢昺的疏解，引用《檀弓》中“束修之问不出境”以及《少仪》中“其以乘壶束修一犬赐人者”，还有《公羊传》中“束修之问不行于境中”。而《唐六典》记载国子生初入学时，放置一束帛在一个筐里，酒一壶，干肉一案，作为束修的礼仪。又《开元礼》记载皇子的束修：一束帛五匹，酒一壶二升，干肉一案三条。皇子穿着学生的服装到学门外，将这三样物品陈设在西南方，稍前进说：“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这是干肉作为见面礼的证据。宋代夏英公镇守襄阳，胡旦因眼盲残疾在襄阳，英公用十匹精美的绢赠送给他，胡旦退还了五匹。英公查阅《韩诗外传》以及服虔、贾谊所解释的“束帛戋戋”的意义，与束修相同。束修则是十条干肉，束帛则是将帛卷起来，弯曲成两端，五匹就显现出十端，表示王者屈尊于隐逸之士的意义。这也是十条干肉作为束修的证据。然而《汉书》中光武帝诏书给卓茂说：以前密县令卓茂束身自修，坚守节操诚实坚固。《邓后纪》中有说：所以能够约束修整而不触犯法网。注释用约束修整来解释。又郑均束修安贫，恭敬节俭节操整肃。《冯衍传》中说：圭洁其行，束修其心。《刘般传》中说：太守推荐刘般束修至行。都是以整束修饬为训。即用这个来解释《论语》中“自行束修以上”，谓能修身的人都可以教导，在义理上也通顺。至于杜诗推荐伏湛的疏中说“自行束修，讫无瑕玷”，注释说“十五岁以上”。延笃也说：“我自从束修以来，作为臣子忠孝，交往不谄媚渎乱。”陈崇奏颂说：自初束修，折节行仁。贾坚对荀羡说：我束修自立，未曾改变志向。那么又都是以束修为十五岁以上，大概十五岁是入学的年龄，入学必用束修，于是成为惯例。

○子畏于匡，记载不同

孔子在匡地受到威胁，《史记》说孔子离开卫国，将要到陈国去，经过匡地，颜刻做车夫，用马鞭指着说：“从前我进入这里，是从那个缺口进来的。”匡人听到这话，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残暴对待匡人，匡人于是扣留了孔子。孔子相貌像阳虎，被拘禁在那里。孔子派随从的人去卫国做宁武子的臣子，然后才得以离开。《家语》说：孔子到宋国，匡人简子用甲士包围了他。子路举起戟，将要和他们战斗，孔子制止了他，命令唱歌并应和。曲子唱完三遍，匡人解除铠甲而散去。《韩诗外传》说：赵简子将要杀阳虎，孔子像他，带着甲士包围孔子。子路发怒，举起戟将要下去。孔子制止他说：“我唱歌你应和。”三遍唱完而包围解除。查考宁武子是鲁僖公时的人，距离孔子已经一百多年，孔子怎么能让随从的人假借他的名字来免除灾难呢？司马迁的附会，本来不必讨论。至于赵简子将要杀阳虎，因为孔子像阳虎而包围他，尤其是不合常理。《左传》记载阳虎逃到晋国投奔赵氏，孔子说：“赵氏大概世代有祸乱吧！”《家语》也说：孔子认为赵简子好利，一定会沉溺于阳虎的计谋而听从他的谋划，以致祸败。现在考察阳虎侍奉赵鞅的事情，赵鞅把蒯聩送入戚地，夜间迷失道路，阳虎教他沿着河向南走必定能到达。赵鞅占卜救援郑国，阳虎用《周易》占卜，说：“宋国正吉利，不可与它作战。”于是停止。阳虎侍奉赵简子见于《左传》的就是这些，并没有获罪于赵氏的事情。而《韩非子》又说：阳虎在鲁国被驱逐，在齐国被怀疑，于是到赵国。赵简子迎接他做相，左右劝谏认为不可以，简主说：“阳虎致力于夺取，我致力于防守。”于是执掌权术来驾驭他，阳虎不敢做坏事，很好地侍奉简主，兴起简主的强盛，几乎达到称霸。那么阳虎对赵氏还有功劳，难道会有导致他们攻击包围的道理吗？况且阳虎侍奉简子多年，难道不能识别，而误认孔子为阳虎吗？匡这个地方，《风俗通》认为是鲁国的邑，

译《韵会》认为匡地在陈留，这同样都不是晋国的地盘，赵简子又从哪里去截击他呢？那么《左传》的说法也是荒谬的。而匡地有赵简子这件事，也没有其他典籍记载，那么《孔子家语》的说法也不可相信。朱熹的注释只说：阳虎曾经在匡地施暴，孔子相貌像阳虎，所以匡人包围了他。这确实是斟酌得十分完美啊。

译○执圭《论语》中的“执圭”，注解说是指诸侯受命所持有的圭。查考《考工记》：“玉人的职责，命圭长九寸的叫做桓圭，由公爵持有；命圭长七寸的叫做信圭，由侯爵持有；命圭长五寸的叫做躬圭，由伯爵持有。”郑玄注解说：命圭是天子授予的圭，朝见天子时手持，平时则收藏守护。所谓朝见，是指诸侯亲自朝见天子。朝见时手持，那么不是朝见时就不能手持；不是朝见时不能手持，那么各位臣子出使访问就更不能手持了。又查考《典瑞》及《玉人》篇：“〇彖圭璋长八寸，用于〇聘”，郑玄注解说：〇彖，是文饰；众人一起来叫〇，单独来叫聘。贾公彦疏解说认为：这是上公的臣子手持〇彖圭去〇聘天子，侯、伯的臣子应当用六寸的，子、男的臣子应当用四寸的。凡是诸侯的臣子〇聘，不能手持国君的桓圭、信圭、躬圭，只是用〇彖纹作为装饰罢了。据此，那么诸侯的臣子〇聘天子，使用的是〇彖圭。〇聘天子使用〇彖圭，哪有出使邻国反而使用命圭的道理呢？《聘礼》疏解说：臣子出使不使用国君所手持的，所手持的都比国君降一等，只是对圭、璋进行〇彖装饰罢了。说〇彖装饰，就是所谓的〇彖圭。说比国君降一等，公爵的命圭九寸，〇彖圭就是八寸，侯、伯的命圭七寸，〇彖圭就是六寸。既然如此，那么只有诸侯亲自朝见天子时使用命圭，派遣臣子〇聘天子以及出使邻国都使用〇彖圭。《论语》注解说把出使访问所手持的当作命圭，是错误的。国君只有一块命圭，如果用来出使访问，倘若一时分派出使多个国家，又哪里能拿出那么多命圭呢？

○乱臣十人“乱臣十人”，古本没有“臣”字，唐开成石经上也没有。查考马融、郑康成注释《论语》，都说有文母，而刘原父认为是邑姜。王西庄说：大概是因为唐代俗本误添了一个“臣”字，儿子不能用“臣”来称呼母亲，所以改成了邑姜。然而《北史·齐后妃传论》说：神武开创齐国基业，武明追随周朝乱臣。武明就是神武的妻子娄氏。那么把乱臣当作邑姜，在唐代以前已有这种解释。

○彭祖即老聃《论语》中“窃比老彭”，各家注释不一。包咸说：老彭，是商朝的贤大夫。《正义》认为就是《庄子》所说的彭祖。王弼说：老，是老聃；彭，是彭祖。查考彭祖封在彭城，以长寿著称，那么老彭就是彭祖，这是显而易见的。邢〇疏解说：有一种说法认为是老子。这种说法大概依据《世本》、《史记》。《世本》说：彭祖姓〇名铿，在商朝担任守藏史，在周朝担任柱下史。而《史记·老子传》说：是周朝守藏室的史官。又《张汤传》说：老子担任柱下史。以此参证，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人。查考彭祖的记载古书中不常见，而孔子曾经向老聃问礼。又孔子回答曾子的提问，动不动就说“听老聃说”，可见《论语》中述及古人的老彭，就是《礼记》中问礼的老聃。而有的人说彭祖在殷朝时已经极老极寿，怎么又能活到春秋时期呢？彭就是〇铿，聃就是李耳，既然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有两个称呼呢？况且彭国在殷末灭亡，聃的名字见于周末，如果果真是同一个人，那么在相隔数百年中，为什么不见记载呢？殊不知彭祖是颛顼的玄孙陆终的第三个儿子，事迹见于《风俗通》，而屈原《天问》说“彭铿斟雉，帝何飨”，王逸注解说：彭祖用雉羹进献给尧，而尧享用了它。又《论语》疏解说也认为尧时封在彭城。这说明尧时他已在禹、皋陶之列。他可以从唐尧历经虞、夏直到殷朝，难道就不能从殷朝历经周朝吗？如果认为铿、耳名字不同值得疑惑，古人原本就有一人数名而交错出现的。虞翻说：彭祖名翦，那么就不只是名铿了。太史儋见秦献公，谈论周、秦离合之说，司马迁认为儋就是老子，那么就不只是名耳了。怎么就不能李不可耳、而铿不可耳呢？况且《史记索隐》引商容以舌视老子，老子领悟到舌头因柔软而存，牙齿因刚硬而亡。商容是殷纣时人，以舌悟老子，说明殷末已称老子。《老子内传》说：武王时担任柱下史。说明周初已为史官。临海庙有周成王飨彭祖三事鼎，鼎足篆有“东涧”二字，说明成王时或许还称彭祖。幽王时三川地震，伯阳甫说：“周将亡。”唐固认为伯阳甫就是柱下史老子，王弼也说伯阳甫姓李名耳谥聃，是周守藏室之史。这说明又见于西周之末。《玉清经》说：老子在周平王时见衰败遂离去。这说明又见于东周之初，又怎么会在数百年中绝不经见呢？既然如此，综合各书来看，彭、聃一人，确有明证。此人直接从陶唐时直到周末，入关为关令尹喜著《道德》五千言后离去，不知最终下落。《史记》所称一百六十多岁，或二百多岁，《神仙传》所称七百六十七岁、八百三十八年，以及张守节所称历经十二王、历经三十一王，《论语》疏所说寿七百岁，都只是各自根据所传分别记载，实际上并没有统计他的总寿命。又有人说：唐荆川说：庄生以

译将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等导引之术归于彭祖，而不归于老子，这是因为论述老子时，只听说他闻知古代的道术，却完全未提及长生吐纳之事，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各自属于不同的流派。如今说他们是同一个人，为何所修习的方法如此不同呢？回答说：并非如此。当他是彭祖时，专心致力于养生治身，服用水精，餐食云母，《神仙传》记载他的话：“服用百裹药，不如独自静卧”，近世道家的修炼，实际上就源于此。人们仅仅因为《道德经》五千言中没有这种方术，就认为道家这一流派是假托老子之名，却不知道这正是老子最初所从事的事情。等到他成为老子时，则包容涵摄道德，融会贯通礼制典章，连孔子都发出“犹龙”的赞叹，况且他身上还带有儒者的气象呢。不仅如此，《后汉书·襄楷传》记载：老子进入西域成为佛陀，天神赠送给他美女，他坚决推辞不接受，说：“这不过是皮革囊袋装着血罢了。”又《南齐书·顾欢传》记载老子进入关中的天竺维卫国，乘着日精进入国王夫人净妙的口中，随后降生，佛道由此兴盛。这又是开启了佛教的法门。既然如此，那么这位人物正神奇变化，出没于儒、释、道三教之间，不断变迁演变而没有止息。有人说：史传记载彭祖、老聃各自有延年益寿的奇异事迹，难道有一个人能多次降生吗？回答说：我正是用他们降生的事迹来证明这一点。《风俗通义》说：陆终娶了鬼方氏的女儿女隤，怀孕很久没有生育，打开左胁，三个人出来；打开右胁，又有三个人出来，彭祖就是从左边胁下生出来的。而《元妙内篇》记载老子也是割开左腋而生，又《顾欢传》所记载的净妙怀孕也是剖开左腋，怎么知道这不是同一个女隤剖开身体生人的事件，只是记载者各自系于不同传说的开头，于是分别显现为三次降生呢？写下这些以备博雅之士考证。

译○微生高就是尾生。《庄子》记载：尾生与女子约定在桥下见面，洪水来了也不离开，抱着桥柱而死。《战国策》中，苏氏对楚王说：“这正是他像尾生那样守信的时候。”高诱注释《淮南子》说：尾生是鲁国人。又苏代对燕昭王说：“尾生高，不过是绝不欺骗人罢了。”由此可知尾生名高，“微”与“尾”读音相通，此人向来有正直的名声，大概是曾经坚守某种信约的人，那么尾生就是微生高无疑了。《汉书·古今人表》写作尾生高，吴师道也认为就是《论语》中的微生高。

○公山弗扰召请孔子之事不可轻信。《史记》中公山不狃之名本于《左传》。小司马注引用邹氏的话说：狃一作蹂，《论语》中写作弗扰。由此可见《论语》中的公山弗扰就是《左传》中的公山不狃。《左传》定公五年记载：季桓子出行野外，公山不狃作为费邑的长官，出城慰劳他，桓子对他很恭敬，而家臣仲梁怀却不恭敬，不狃于是唆使阳虎驱逐仲梁怀。这时不狃只是恼怒仲梁怀，并未怨恨季氏。定公八年：季寤、公钽极、公山不狃都对季氏不满，叔孙辄在叔孙氏那里不受宠，叔仲志又在鲁国不得志，所以这五人勾结阳虎想要除掉三桓，打算在蒲圃宴请桓子时杀了他。桓子设计逃入孟氏，孟氏的家宰公敛处父率兵击败阳虎，阳虎于是逃到阳关叛乱，季寤也逃跑出城。这时不狃虽然已有异心，但只是暗中勾结阳虎发动叛乱而已，实际上在旁边坐观成败，所以事发之后，阳虎、季寤都逃跑了，而不狃却安然无恙，大概是因为反叛的迹象尚未暴露，所以不能说他是凭借费邑叛乱。至于他凭借费邑叛乱的年份，是在定公十二年，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将要摧毁三桓的城邑，叔孙氏先摧毁了郈邑，季孙将要摧毁费邑，于是不狃和公孙辄率领费邑的人袭击鲁国，国君与三位大夫进入季氏府第，登上武子之台。费邑的人攻打他们，未能攻克。孔子命令申句须、乐颀率兵下去讨伐，费邑的人败退。国人追击，在姑蔑大败他们，不狃和辄逃奔齐国，于是费邑被摧毁。这才是不狃凭借费邑叛乱，而这时孔子已经担任司寇，正协助国君派遣申句须等人讨伐并最终平定了叛乱，怎么会有想要前往应召的道理？《史记》仅仅因为《论语》中有“孔子想要前往”的话，就将此事附会在定公八年阳虎作乱之下，不知道在未叛乱以前召请孔子或许还有可能，但不能说是凭借费邑叛乱时召请的；既已叛乱之后，孔子正担任司寇，断无召请而想要前往之事。世人读《论语》，从小学习，于是深信不疑，不再参考《左传》，这也太浅陋了！王鏊在《震泽长语》中又说：不狃凭借费邑叛乱，是叛离季氏，并非叛离鲁国。孔子想要前往，怎么知道不是想借此来振兴公室？于是引用不狃与叔孙辄逃奔吴国，后来辄劝吴国攻打鲁国，不狃责备他不该因小故而倾覆宗国，可见他内心尚想效忠，以此来说明孔子想要前往的原因。这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子路摧毁费邑，正是为了振兴公室，而不狃却占据城池抵抗，这还能说不是叛离鲁国吗？大概只是因为他身在吴国时有不忘故国的言语而主观推测，实际上未曾核对《左传》的年月来推究此事的荒谬。战国及汉初人书中记载的孔子遗言轶事很多，《论语》所记本来也属于这类记载，齐、鲁诸儒讨论审定后，才称为《论语》。“语”是圣人的遗言；“论”是诸儒的讨论。在杂乱记载圣人言行、真伪混杂中选取纯粹的部分，编成此书，固然可见其有见识，但怎能保证没有一两条滥收的内容呢？固然不能因为记载在《论语》中就一一相信为实事。《庄子·盗跖篇》中有云：田常弑君窃国，而孔子接受了他的馈赠。陈恒弑君，孔子正请求讨伐，怎么会有接受馈赠的道理，而记载尚且如此。《论语》中“公山不扰”这一章难道不是类似的情况吗？

○羿、浞并非夏朝时人。“羿善射，浞荡舟。”解释为有穷国的后羿及寒浞之子，这种说法始于孔安国，朱熹的注疏沿袭了它。大概是依据《左传》中寒浞取代夏朝政权而倚仗其射术，任用寒浞为相，寒浞于是夺取其民众，杀羿并烹煮了他，寒浞占有羿的妻子，生下浇和浞，让浇灭掉斟鄩。后来夏臣靡收集两国的残余力量，灭掉寒浞而立少康，少康于是灭掉浇和浞。由此可见善射的羿不得好死，事迹显然，而浇与浞读音相近，浇也被少康所杀，于是便将浇解释为浞。查考自古以来名叫羿且善射的人不止一个，《吕览》记载：黄帝时大挠创制甲子，胡曹制作衣服，夷羿制作弓。这是黄帝时有羿。许慎《说文》说：羿，是帝喾的射官。贾逵也说：帝喾赐给羿弓矢，让他主管射事。这是帝喾时有羿。《淮南子》记载：尧派羿诛杀凿齿，杀死九婴，向上射落十个太阳，向下杀死封豨。这种说法虽然荒诞虚幻，但必定是因为尧时有善射名叫羿的人而附会而成，这是尧时有羿。而夏朝也有羿，就是《左传》所说的那样。《淮南子》又说：古代有善射者名叫羿，夷羿仰慕他，于是也名叫羿。这可能就是夏朝的羿，如果认为是一人，那么从黄帝到夏后相的时代，天下有如此长久

译所谓长寿的人吗？况且擅长射箭的羿不得好死的情况也不止一种。《左传》说：杀死羿并烹煮了他。这是一种羿的死法。《孟子》说：逢蒙杀死了羿。这是另一种羿的死法。《淮南子》说：羿死于桃木棒。高诱注释说用桃木做成大杖击杀了他，这又是另一种羿的死法。如果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难道会有一个人多次遭遇非正常死亡吗？由此可知，那些擅长射箭却不得好死的羿并非同一个人。南宫适所说的话并未提及篡夺夏朝政权的事，那么不知道他引用的是哪一代的羿。至于寒浞的儿子名叫浇，《左传》并没有提到“浇”字，孔安国特意因为声音相近，就依据这一点来解释“浇”。查考浇有的读音是骁，有的读音是聊，有的读音是交，《集韵》中虽然有浇的读音，认为是寒浞的儿子。王逸注释《楚辞》，也引用《论语》中“浇荡舟”的说法，这些都是因为孔安国的注释而依附附会，不能认为是确凿的。而浇荡舟的事迹，没有见到出处。《正义》说：孔安国的注释认为能陆地行舟，因为这里说“浇荡舟”，荡，是推的意思，由此知道他力气大，能在陆地上推船。那么孔安国的注释认为浇能荡舟，不过是依据《论语》的原文，而没有其他的依据罢了。而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对于“丹朱傲”说：字又写作“浇”，大概是因为古字少，傲、浇通用。宋人吴斗南因此领悟到，这个荡舟的“浇”，与丹朱是两个人。大概禹的规劝告诫如果只作傲慢的傲，那么既然已经说了“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下文何必又说“做出傲慢暴虐的事”呢？由此知道丹朱与浇是两个人。说：“无水行舟”，正是陆地行舟的明证。说：“在家中与朋辈淫乱”，那么丹朱与浇两人一同淫乐。吴氏的说法，真可以说是铁板钉钉的注脚了。傲不得好死，虽然无法考证，然而傲与浇的声音相同，这就不像浇与浇只是声音相近。况且无水行舟与荡舟更是针锋相对，那么南宫适所引用的“浇荡舟”，实际上是指丹朱所与之朋淫的人，而不是寒浞的儿子，这是可以断定的。那么所说的擅长射箭的羿，或许也是指唐尧时的羿，也未可知。况且引用羿、浇只是说他们倚仗武力而不得好死，原本不必指同时代的两个人。那么即使认为是夏朝时的羿，也没有不可以的。而浇是无水行舟的傲，则是确凿不移的了。

译查考《天问》中“覆舟斟〇”一句，王逸注解说：奄若覆舟取之易也。顾炎武则引用《竹书纪年》记载：帝相二十七年，浇讨伐斟〇，在潍水大战，倾覆其船只，灭掉了斟〇。认为《天问》所说的“覆舟斟〇”正是指这件事。安国当时《竹书纪年》尚未出土，所以注解为在陆地上行舟，那么浇的覆舟与〇的荡舟本来就不相干。

○ 浴乎沂风乎舞雩 《论衡》说：解说的人认为浴，是沐浴沂水；风，是晾干身体。然而周朝的四月相当于夏历二月，天气尚寒，怎么能沐浴并风干身体呢？大概浴乎沂，是涉足沂水；风，是歌唱。咏唱而馈送，馈送是祭祀。这乃是夏历二月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歌诗设乐。冠者、童子，是雩祭的乐人。孔子赞许他们，是想用雩祭来调和阴阳。查考周朝的暮春，相当于夏历正月，而有沐浴与吹风之事，本就容易引起人的怀疑。我另有说法，在“周时列国用夏正”条内，如果像王充所说的雩祭，那就又偏离得太远了。果真像他所说，用雩祭调和阴阳，那也是治国者的事，又何必问求、赤不是治国者吗？又周朝的暮春相当于夏历正月，而王充认为是夏历二月，这是想证实他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的说法。龙星出现在三月，所以牵强附会如此。只有沈约引用蔡邕《月令章句》说：《论语》暮春浴沂，古代有此礼仪，如今三月上巳日在水边祓除，大概出于此。又贾公彦疏解《周礼》“岁时祓除”说：见如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就是。那么浴沂大概就是三月祓除。韩愈注《论语》改为“沿乎沂”，又是另一种解释。阎若璩说曲阜也有温泉，但距离沂水还有七里。朱熹起初想注解浴为盥洗祓除，忽然又接着说“有温泉焉”，于是仍然认为是沐浴。王棠说：在温泉沐浴，难道要在青天白日之下赤身露体在河中沐浴吗？查考这些说法，只有上巳祓除最为近理。至于王棠怀疑是在白日中赤身沐浴，那又不知道凡是温泉可浴之处都有屋宇，如秦朝的骊山等处，何尝露浴呢？

○ 挚、干、缭、缺 有人认为殷人太师挚等人前往齐国，前往楚国，前往蔡国，汉儒多认为挚等人是殷末的人。班固《汉书·礼乐志》说：殷纣王断弃先祖的音乐，于是创作淫声，用来变乱正声，以取悦妇人。乐官师瞽抱着乐器而奔散，有的前往诸侯国，有的进入河海。颜师古即引用师挚等人来证实，并且说齐、楚、蔡，是追记其地，并非说当时已有这些国名。《古今人表》列有挚、干、缭等人，颜师古也认为是纣王时的人。而董仲舒对策说：殷纣王时贤者奔走逃亡，进入河海。颜师古又引用方叔鼗鼓等注解，并且说《汉书》所引经文与近代诸儒家往往不同，那么将挚、干、缭、缺等人视为殷末人，固然不是没有根据的。然而《史记·礼书》说：仲尼死后，受业的弟子沉湮而不被举用，有的前往齐、楚，有的进入河海，那么又是指挚、干等人。况且孔子曾向师襄学琴，又说“师挚之始”，那么八人中已有二人与孔子同时，可知八人都是鲁国乐官，而不是殷人。汉儒只因为《商本纪》有“纣王时太师、少师抱着乐器而奔”的话，于是将这八人视为殷末人，错了。郑玄又认为是周平王时的人，更属没有根据。至于他们远去的缘由，注家都认为是周朝衰微音乐废弛，夫子正乐之后，诸伶人都识得音乐的正统，所以散去而他往。查考《白虎通》说：天子居中央，控制四方，早餐是少阳之始，午餐是太阳之始，晚餐是少阴之始，夜餐是太阴之始。诸侯三饭，卿大夫再饭，是尊卑的差别。那么四饭是天子的制度。如今鲁国也有四饭，那么僭越已甚，诸人离去，大概就是因此，而不只是因为乐职的紊乱吧？

○ 其父攘羊 《吕氏春秋·当务篇》：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而向官府告发，官府将要抓他父亲并诛杀他，直躬请求代替父亲死。将要诛杀时，告诉官吏说：“父亲偷羊而告发他，不也是守信吗！父亲被诛杀而代替他，不也是孝吗！守信而尽孝却被诛杀，不也是悖理吗！”楚王听说后便赦免了他。孔子说：“奇怪啊，直躬的守信！一个父亲却两次获取名声。”这就是叶公所称赞的攘羊之事，而记载不同，也可以参看。《庄子·盗跖篇》也说：直躬证明父亲，尾生溺死，是守信的害处。《淮南子》也说：直躬父亲攘羊而证明他，尾生与妇人约定而死。

○ “人莫知其子之恶”系鲁谚 《吕氏春秋·去尤篇》：鲁国有个丑人，他的父亲出去见到商咄，回来告诉邻居说：“商咄不如我的儿子。”商咄是最美的，最美却不如最丑，是偏于爱的缘故，所以知道美中的恶，知道恶中的美，然后才能知道美恶。当时的谚语，大概就是此事。《淮南子》说：鲁国用偶人送葬而孔子叹息。那么“始作俑”也起于鲁国风俗。

○ 尊《孟子》 《孟子》

译《孟子》一书，在汉代被混杂在诸子百家之中，很少受到尊崇。自从唐代杨绾开始请求将《论语》、《孝经》、《孟子》合并作为一部经典，虽然没有实行，韩愈又加以推崇。后来皮日休请求将《孟子》列为科举科目，他的奏表大致说：“圣人的道理，不超过经书；经书之下，不超过史书；史书之下，不超过诸子。与圣人之道没有区别的，是《孟子》；除了《孟子》之外的诸子，都是圣人的祸害。请求废除《庄子》、《老子》的书，以《孟子》为主，有能通晓其义理的人，其科举选拔待遇与明经科相同。”那么宋代人尊崇《孟子》，其开端始于杨绾、韩愈，其学说发扬光大则在于皮日休。皮日休又曾经请求让韩愈配享太学，那么尊崇韩愈也是从皮日休开始的。

译○五亩之宅《孟子》中“五亩之宅”的说法，注疏家认为二亩半在田中，二亩半在城邑中的观点，起源于赵岐。赵岐又依据汉代《食货志》，说公田内拿出二十亩作为庐舍。而《食货志》大概是又沿袭了《公羊传》的说法：古时候三百步为一里，叫做井田，井田共九百亩，公田占其中一份，公田用来建庐舍，井灶、葱、韭都在那里。于是推测公田既然已经授给百姓作为庐舍，那么城邑中就不应该再有五亩的住宅，应当是田中和城邑各占一半，所以说公田二十亩，由八家分配，每家得二亩半作为庐舍，而城邑中的住宅也是二亩半。然而《孟子》一处说五亩之宅，另一处也说五亩之宅，《周礼》中“宅田”的注也说五亩之宅，并没有说二亩半之宅的，明显是以五亩为一宅。如果城邑中的住宅只有二亩半，为什么不直接说二亩半之宅呢？田中不能种树，既然用二亩半作为庐舍，那么种桑树不过是在城邑中的二亩半上，又怎么能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呢？那么五亩之宅都在城邑中，所谓的庐舍，大概不过是在田垄间搭个茅草棚作为休息的地方，而不是在公田中占据二亩半。《公羊传》的说法也并非没有根据。大概是依据《信南山》诗中“中田有庐”一句，说公田在井田的正中，而有庐舍在里面，明显是把公田当作庐舍。不知道“中田”不过是说田中罢了，古人原本就有这种倒用的文法，不一定指田的正中。从田的角度来说，田中就是田内，从城邑的角度来说，田中也不过是说田间罢了，不一定在田的正中。下面接着说“疆场有瓜”，可见这庐舍靠近田界。说是庐，那就不是宅可以知道了。说有瓜，那就不种桑树可以知道了。而且《七月》这首诗说：“饣盍彼南亩”，说“彼南亩”，是从城邑的角度来说的。如果田中已经有二亩半的庐舍，井灶、葱、韭都具备，又何必从城邑中去送饭呢？如果说从庐舍送饭到田，同在一个井田，庐舍和田相距多远，还要麻烦送饭呢？而且妇孺都住在庐舍里送饭，难道城邑中的住宅竟然没有人居住看守吗？又《孟子》说“商代的助法、周代的彻法，其实都是十分取一”，如果公田中分出去二十亩，又怎么能说是十分取一呢？注疏家所说的又轻于十分取一，难道真的可信吗？用这几点来参证，更加知道五亩之宅在城邑中，而庐舍没有二亩半的说法了。汉代《食货志》说：春天命令百姓全部出野，冬天则全部回到城邑。春天将要让百姓出野时，里胥天刚亮坐在右塾，邻长坐在左塾，全部出去后才回去；回来时也这样。这个说法本于《尚书大传》，所谓春天耕作时，上老天刚亮坐在右塾，庶老坐在左塾，其余的子弟全部出去，然后回去，晚上也这样。有人据此认为农夫全部出野，那么应该有在庐舍送饭的事情。然而说里胥天刚亮等待农夫全部出去后才回去，晚上也这样，那么每天早出晚归，不宿在庐舍可以知道了。而且送饭必定是妇孺，如果从庐舍送饭到田，那么妇孺应该都在庐舍，而上老让百姓出去，只说其余的子弟全部出去，而没有提到妇孺，那么妇孺不在庐舍可以知道了。田中没有二亩半的庐舍，更加可以知道了。

○负戴《孟子》“不负戴于道路”的注：负，是背在背上；戴，是顶在头上。我小时候很怀疑这个说法，因为习惯看到内地人用肩膀挑东西。等到到了云南、贵州，才知道苗族、倮族担东西，都用小架背在背上，架子有两根皮条，用两只手臂挽住，架子上又有形如半枷的东西，附在脖子上，而用皮条从后面绑在额头上，以固定所担的东西；能负重走远路，让他们用肩膀挑，则一步也不能走了。才知道负戴确实有其事。然而这是苗族、倮族的做法，孟子怎么知道的呢？大概当时中国人担东西也这样吧？

○伊尹割烹要汤“割烹要汤”的注，只引用《史记》说伊尹是有莘氏的陪嫁臣，背着鼎俎用美味来说服商汤。按战国以后，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不只是《史记》。《庄子》：商汤用庖厨来笼络伊尹。《楚辞·涉江篇》：伊尹在庖厨中烹煮。《韩诗外传》：伊尹，原是有莘氏的僮仆，背着鼎操着俎，调和五味而成为宰相。《淮南子》也说伊尹背着鼎。说这话最详细的，莫过于《吕氏春秋》，《具备篇》说：伊尹曾经住在庖厨；又《本味篇》说：有莘氏的女子采桑，在空桑中得到婴儿，献给她的君主，就是伊尹。长大后贤能，商汤派人向有莘氏请求。有莘氏不肯，商汤于是向有莘氏娶妇。有莘氏高兴，于是把伊尹作为陪嫁。商汤于是在庙中祓除，用〇火熏烤，用牺犭〇的血涂祭，设朝会见他。伊尹用至味来说服商汤说：“您的国家小，不足以具备这些，成为天子才可以具备。”于是说肉的美味有猩猩的唇、獾獾的炙之类，鱼的美味有洞庭的〇专、东海的〇面之类，菜的美味有昆仑的苹、寿木的花之类，调和的美味有招摇的桂、越骆的菌之类，饭的美味有元山的禾、不周的粟之类，水的

译美味的东西有三危山的露水、昆仑山的井水之类，水果中美味的有沙棠的果实、云梦泽的柚子之类，如果不是先成为天子，就无法具备这些。这就是所谓劝说商汤的言辞。然而当时各种说法也有不同的。屈原《离骚》说：“用天鹅装饰玉鼎，后帝享用。”王逸注解说：“后，指殷商成汤；伊尹起初做官，凭借烹制天鹅羹，修饰玉鼎，来侍奉成汤。”《天问》篇说：“成汤向东巡视，到达有莘之地，为何乞求那个小臣，却得到了吉善的妃子？水边的树木，得到那个小孩，为何厌恶他作为陪嫁，有莘氏的女子？”王逸注解说：“小臣，指伊尹；成汤向东巡视，从有莘氏那里乞求得伊尹，因而得到了吉善的妃子。”他解释“水滨之木”这几句则说：“小子，指伊尹；伊尹母亲怀孕时，梦见神女告诉她说，看见灶台生出青蛙就赶快离开。不久灶台果然有青蛙，母亲于是向东逃跑，回头看她的城邑，全部被大水淹没，母亲因此溺死，化为空桑树林。水退干后，有个小孩啼哭，人们把他抱来抚养。长大后有才能，有莘氏厌恶他从木头中出来，于是把他作为陪嫁女子嫁给成汤。”根据吕氏的说法，是有莘氏不肯把伊尹给成汤，成汤通过结为姻亲友好，才让伊尹作为陪嫁。根据王氏的说法，是有莘氏因为他不是人所生，所以厌恶他把他作为陪嫁。从“乞求那个小臣却得到了吉善的妃子”这句来看，那么吕氏的说法是对的；从“为何厌恶他作为陪嫁，有莘氏的女子”这句来看，那么王氏的说法是对的。大概原本就是无稽之谈，说法各不相同，本来就无法追究谁是谁非。

译○王良就是伯乐。王良因为替赵简子驾车而出名，《孟子》中所说的“赵简子让王良和嬖奚一起驾车”说的就是这件事。《左传》记载：赵简子护送蒯聩进入卫国，邮无恤担任驾车，战斗结束后，赵简子说：“我伏在车前呕血，但击鼓的声音没有减弱，今天我是驾车技术最好的。”邮良说：“我两次拉紧缰绳几乎要断掉，却能控制住马匹，我才是驾车技术最好的。”由此可见，邮良就是邮无恤。而杜预在注释邮无恤时说：他就是王良。那么邮无恤就是王良。《国语》记载：赵简子前往晋阳，因为尹铎没有毁坏城墙，打算杀他。邮无正进谏，赵简子醒悟，于是用免除死罪的赏赐来奖赏尹铎。伯乐与尹铎一向有怨仇，到了这时，尹铎拿着他的赏赐来到伯乐家，说：“您救了我的命，我怎敢不归还俸禄？”由此可见，伯乐就是邮无正。而韦昭在注释邮无正时说：他就是邮良；注释邮伯乐时说：邮无正的字。那么，《孟子》中的王良，就是《左传》中的邮良、邮无恤，《左传》中的邮无恤，就是《国语》中的邮无正，本是同一个人，而伯乐是他的字。《汉书·王褒传》中“王良执靶”的注引张晏说：王良，即邮无恤，字伯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颜师古既然知道邮无恤、邮无正、邮良、王良是同一个人，却又把伯乐另看作一个人，这是为什么呢？

○市井。“市井”这两个字，人们习以为常，却不知其出处。《孟子》中“在国曰市井之臣”，注疏也没有详细辨析。《风俗通》说：市也叫市井，是说人们到市场有买卖交易时，一定要先在井边洗涤干净，然后才进入市场。颜师古说：市，是交易的地方；井，是共同汲水的地方，合起来说就是市井。查考《后汉书·循吏传》“白首不入市井”的注引《春秋井田记》说：依托水井设立市场，交易完毕就退去，所以称为市井。这种说法较为有根据。

○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旱”，朱熹注释说：周历的七八月，相当于夏历的五六月。大概是认为战国时期仍使用周历，却不知道春秋时期各国已经不再使用周历，而晋国使用夏历又在各国之前（说法见“春秋列国用夏正”条内）。魏国从晋国分裂出来，习惯使用夏历已经很久了。杜预记载《汲冢纪年》是魏哀王时人所作，以夏历为首，可见魏国使用夏历本来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魏国使用夏历，那么《孟子》中在魏国对襄王所说的七八月，就是魏国所使用的夏历七八月，而不是周历的七八月，这是可以知道的。有人说，夏历五六月，正是急切盼望下雨的时候，到了七八月就不是那么急切了。不知道处暑以后，禾苗将要抽穗，对雨水的渴望比五六月更迫切。因此，《孟子》所说的七八月，就是夏历，而一定要用夏历五六月来解释它，那就是不知道魏国很久不再使用周历了。

●卷五○《史记》一。班彪评价司马迁说：叙述帝王称为本纪，公侯传承国统称为世家，卿大夫特别崛起称为列传。这大概认为本纪、世家、列传是司马迁创立的体例。然而《文心雕龙》说：司马迁取法《吕览》设立本纪，用来叙述帝王。那么司马迁作纪，本来就有依据了。现在查考《吕览》的十二月纪，并非专门叙述帝王之事，而《史记·大宛传·赞》却说：《禹本纪》说黄河发源于昆仑山，高五百里。又说：《禹本纪》以及《山海经》中所有的怪物，我不敢谈论。可见司马迁作纪，并非依据《吕览》，而是汉代以前另有《禹本纪》一书，正是司马迁所依据的。又《卫世家·赞》说：我读世家之言云云。那么司马迁作世家也有依据，并非特别创立。只有列传叙事，则是古人所没有的。古人著书，凡是阐发义理，记载故事，都称为传。《孟子》说：在传中有记载。指的是古书。左丘明、公羊高作《春秋传》，是为了传述《春秋》的宗旨。伏生的弟子作《尚书大传》，孔安国作《尚书传》，是为了传述《尚书》的意义。《大学》分经、传，《韩非子》也分经、传，都是为了传述经书的意思。所以孔颖达说：大致在秦汉之际，解释书籍的人多命名为传。又汉代称《论语》、《孝经》也都称为传。汉武帝对东方朔说：传书上说：时机恰当才说话，人们不讨厌他的话。东平王给他的太师策书说：传书上说：施展才能就任职，不能胜任的就停止。成帝赐给翟方进的书说：传书上说：地位高而不危险，所以能长久保持尊贵。可见汉代所说的传，凡是古书及解说经书都这样命名，并非专门用来叙述一个人的事迹。专门用来叙事且每人各有一传，是从司马迁开始的，而班固以后的史书都沿袭他。那么本纪、世家并非司马迁所创立，而列传则是司马迁创立的。班彪却认为都是司马迁创立的体例，为什么呢？又司马迁的书名《史记》也有依据，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孔子世家》所说的“依据史记作《春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史记》二。《史记·高祖本纪》先总叙高祖的一段，等到叙述他起初起事时称刘季，得到沛县后称沛公，称王于汉后称汉王，即帝位后则称上。后代各史都沿袭这种做法。其实这种方法本于《舜典》，未即位以前称舜，即位之后，分命九官，

译于是称帝说。古代虽然质朴简略，但史笔却严谨到如此地步。在分派九官之前，起初咨询四岳，尚且有一个“舜说”的记载，正是为了引出下文“帝说”的体例，表明这位帝就是舜。又如《顾命》篇中，康王未即位以前称子钊，即位后即称王，也是同样的体例。○《史记》三：孔子没有公侯的地位，但《史记》却独独将他列入世家，这是尊崇孔子。凡是各国世家与孔子毫无关联的，也都记载“这一年孔子相鲁”、“孔子去世”，因为他的生死关乎天下的轻重。其传记中写孟子，虽然与荀卿、邹忌等人并列，但在叙述邹忌等人受尊宠之处，就说：难道能与仲尼在陈蔡遭遇饥荒、孟轲在齐梁受困相比吗！又说：卫灵公问军事阵法，孔子不回答；梁惠王谋划攻打赵国，孟子称引太王迁都的例子，难道有意迎合世俗苟且求合而已吗！都将孔子、孟子并称，尊崇孟子也是从司马迁开始的。○《史记》四：《史记·淮阴侯传》全文记载蒯通的话，正是为了显示韩信的心在于为汉，虽然用蒯通的话百般劝诱，最终确实不变，而他日后被诬告谋反而被灭族的冤痛不可言说。班固的《汉书》则在《韩信传》中全部删去蒯通的话，而另外为蒯通作传，将这些话叙述在蒯通的传记中。似乎详略得当，殊不知蒯通本来不是必须立传的人，将他的话载于《淮阴传》，则韩信的心迹显现，而蒯通作为辩士也附带显现，司马迁之所以不再另立《蒯通传》，正是为了阐明韩信的心迹，同时节省无限笔墨。班固却反而因此话而特意为蒯通立传，反而在《韩信传》中略去这些话，是舍弃重要的而重视次要的，并且开了后世史家一事一传的坏例，难怪后世的史书日益繁杂。又如冒顿遗吕后的书信极其污秽下流，《史记》不记载，是为本朝避讳。班固的《汉书》则详细叙述，并将回信的丑恶也详细记录不遗漏，其缺乏见识更为严重。司马迁优于班固，难道仅仅在文字之间吗！只是《史记》不立《楚怀王孙心传》，实在是一个缺笔。陈涉已经列入世家，项羽已经列入本纪，孙心虽然起于牧羊，但汉高祖与项羽曾经北面事奉他，汉高祖进入关中实际上是奉他的命令行事，后来又与诸侯王共同尊奉他为义帝，而汉高祖攻打项羽时，还为他发丧，那么孙心固然是当时的共主。而且这个人也不是平庸不足数的，因为项梁在定陶战败，他就合并项羽、吕臣的军队亲自率领；因为宋义预知项梁将要战败，就拜他为上将军；因为项羽残暴，就命令汉高祖扶义向西进军；等到汉高祖先入关中，项羽以强兵随后到达，他也居有灭秦的功劳，派人向孙心报告，孙心仍然坚守先入关中者称王的旧约，而毫不徇私。他的智略信义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不是刘圣公等人所能比及的，自然应当专门立传。然而《史记》遗漏了他，难道因为他的事迹附见于项羽等传中，所以不再叙述吗？但按照史法，终究是不妥当的。班固的《汉书》只是将陈胜、项羽改为列传，而怀王孙心也遗漏了，终究属于疏漏。《后汉书》列出更始帝等人的传记，《明史》列出韩林儿、郭子兴等人的传记，较为周密了。○《史记》五：《史记·尧纪》全部采用《尧典》成篇，《舜纪》采用《舜典》及《孟子》，《禹纪》采用《禹谟》、《禹贡》及《孟子》。其《自叙》说选择那些言辞特别雅正的，所以其他书籍不旁涉。又如周穆王西巡会见西王母之事，《周本纪》不记载，而在赵造父驾车的事中见到，也可见详略得当。然而其中也有很多矛盾之处。《舜纪》说：父亲瞽叟宠爱后妻的儿子，常常想杀舜，舜顺从地侍奉父亲及后母和弟弟。下文又说：舜是冀州人，父亲愚顽、母亲凶狠、弟弟傲慢，都想杀舜。其文法不是太重复了吗？尧派遣九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侍奉舜，是在四岳推荐舜之后，而四岳的推荐，是因为他“能以孝和谐，……，不陷于邪恶”，那时愚顽的父亲、凶狠的母亲、傲慢的弟弟都已经喜悦了，难道还会有让他修补粮仓、疏通水井，谋杀他、瓜分他的财产、夺取他的妻子之事吗？只是徒然因为《孟子》书中有这些话，就曲意附会，那么还看不出他能选择。尧既然已经亲睦九族了，根据《史记》所叙述的世系，舜是尧的族孙，还在五服之内，竟然不加以收恤，而致使他从事制陶、捕鱼、耕种，所谓亲睦族人又在哪里呢！而且族中有这样圣德的子孙，尧竟然不知道，反而等待四岳的推荐。知人则哲的帝尧，何至于糊涂到如此地步呢！《左传》说：从幕到瞽叟没有违背天命。《国语》说：幕能率领颛顼的后人，有虞氏报答他。那么舜的先祖有名叫幕的人，而《史记·舜本纪》没有记载。又《左传》说少康逃奔到有虞，虞思将两个姚姓女子嫁给他。注说：思，是舜的后人。那么舜的后人在夏朝时有封于虞的。《左传》说：舜将德行置于遂。注说殷朝封舜的后人于遂，那么舜的后人在殷朝时有封于遂的。子产说：从前虞阏父担任周朝的陶正，武王将元女大姬嫁给他的儿子胡公，那么胡公满的父亲。而《史记·陈世家》都不记载。又如契、稷，都是帝喾的儿子，契到纣王四十三世，而稷到文王仅仅十五世

译伊尹辅佐商汤，商汤传位七代到太戊，而伊尹的儿子陟竟然担任太戊的宰相。这些都是明显错误混乱的地方。刘知几说《史记》在周朝以前的记载大多简略缺乏体例，秦、汉以后才开始条理贯通有章法。确实如此！因为上古的事情遥远难以考证，史书流传下来的已经残缺不全、次序混乱，如果一定要凭主观臆想去贯穿附会，自然会有很多不通畅的地方。

不止这些，刘累以驯养龙的事迹侍奉孔甲，这话本来荒诞虚幻，却被载入《夏本纪》。而夏朝时有穷国的后羿篡夺帝相的位子取代他，后羿又被寒浞所杀，寒浞的两个儿子浇、殪，一个封在过地，一个封在戈地，夏朝大臣靡起兵消灭寒浞并拥立少康，这些事在《左传》中都有记载。这是《夏本纪》必定应当记载的内容，却反而一字未提，仅在《吴世家》伍子胥的话中见到，而且只说：过国灭了帝相，少康逃到有虞氏，凭借一成之地、一旅之众中兴复位。却又遗漏了后羿篡夺帝相这一件事。况且《左传》记载后羿篡位后，帝相还依仗斟灌、斟𩵷，等到寒浞杀了后羿，因为后羿的妻子而生了浇，浇已经长大能够用兵，才开始攻打斟灌、斟𩵷而灭了帝相。帝相的妻子后缗正怀着孕，逃回有仍氏，生下少康，少康长大后，才消灭浇等人。那么从后羿篡位到少康复国，总共几十年，而本纪只说“仲康去世，儿子相即位。相去世，儿子少康即位”，这是为什么呢？

《商本纪》记载：商汤说：“我很勇武。”于是自称为武王。这与尉佗自称南越武王有什么不同？《周本纪》记载：武王讨伐纣王，纣王逃到鹿台自焚。武王到了他死的地方亲自射他，射了三箭之后用轻剑击打他，用黄钺斩下纣王的头，悬挂在太白旗上。这即使是刘裕、朱温之流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武王会这样做吗？

《甫刑》说穆王在位一百年，《史记》说穆王在位五十五年去世。《左传》记载晋献公的儿子有九个，《国语》也说：同母所生的九个儿子，只有重耳还在，而《史记·晋世家》却说有八个。鞍之战，《左传》记载栾克想用萧同叔的儿子做人质，而《史记》却认为是萧同侄子。都不符合。赵武的母亲庄姬，《左传》注认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史记》却认为是晋成公的姐姐。按说成公是景公的父亲，景公即位十七年才有杀赵同、赵括的事。如果是成公的姐姐，那时应当已经五六十岁了，还能生下遗腹子吗？

《吴世家》记载楚国边邑卑梁氏的处女，与吴国边邑的处女争采桑叶，两女家愤怒互相残杀，两国边境长官于是起兵互相攻打，《伍子胥传》也说两个女子争桑。而《楚世家》却说吴国边邑卑梁与楚国边邑钟离的小童争桑。争桑这一件事，有的说是女子，有的说是小童。而且《吴世家》把卑梁归属楚国，《楚世家》又把卑梁归属吴国。

又《楚世家》记载：楚庄王即位三年不发号令，下令国内，敢进谏的人处死。伍举进谏说：“有一只鸟三年不飞不鸣，为什么呢？”庄王说：“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于是诛杀数百人，提拔数百人，国家大治。《滑稽传》又认为是齐威王即位时荒淫混乱，左右没人敢进谏，淳于髡进谏说：“国中有大鸟，三年不飞不鸣，为什么呢？”威王说：“不飞则已，飞则冲天；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于是召集各县县令，赏赐一人，诛杀一人，国家大治。这又是同一人所写的书，却把一件事安在两个人身上。

《淳于髡传》末尾说：那以后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优孟是楚庄王时的人，在淳于髡之前二百多年，反而说优孟在淳于髡之后一百多年。又子贡已经列入《孔子弟子传》了，而《货殖传》又列入他。淳于髡已经列入《孟子、荀卿传》了，而《滑稽传》又列入他。这些都是文章失于检核的地方。

大概司马迁搜集旧闻，只是编辑成书，来不及校勘，所以还有很多疏漏错误。看景帝、武帝两纪以及《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列传》、《三王世家》和《傅靳列传》，都没有完成，到元帝、成帝年间，褚少孙才补写完成，那么《史记》本来就不是完整的书。

译○伯益与伯翳实为一人。《史记》记载伯益辅佐大禹，而《秦本纪》记载秦的祖先大业，娶了华氏女子为妻，生下大费。大费辅佐大禹治理水土，辅助舜驯服鸟兽，舜将姚氏的玉女嫁给他，这人叫做伯翳，却未提及伯益。因此后人皆将伯翳与伯益视为两个人。然而，如果辅佐大禹治理水土的另有柏翳一人，那么《尚书》记载时，应当与稷、契、皋陶并列，但《尚书》所载有伯益，没有柏翳，且伯益担任虞官，其职责是管理上下的草木鸟兽，这与《史记》所说的驯服鸟兽恰好吻合。那么，《史记》中治理水土、驯服鸟兽的柏翳，就是《尚书》中管理草木鸟兽的伯益，无疑。只是《史记》中的大费不见于《尚书》。胡应麟根据《汲冢书》中有费侯、伯益的记载，认为大费是伯益的封国。《史记》既然说大费就是柏翳，而伯益确实封在费地，可见柏翳就是伯益。又查《国语》说：嬴姓，是伯翳的后代。韦昭注解说：就是伯益。《汉书·地理志》又说：秦的祖先叫伯益，辅佐禹治水，担任舜的虞官。那么伯翳与伯益是同一人，更加明白可证。大概是因为“翳”与“益”读音相近而产生的讹误。《路史》将伯翳、伯益分为两人，说伯翳是少昊的后代，皋陶的儿子；伯益是高阳氏的第三个儿子，这哪里说得通呢？金仁山则说：伯翳就是伯益，秦地语音将入声读作去声，所以把益读作翳。如果认为伯翳是皋陶的儿子，那么在楚人灭蓼的时候，秦国正兴盛于西方，臧文仲怎么能说“皋陶、庭坚不祭祀就被忽视”呢？又如果把益当作高阳的儿子，那么到夏启时他应该二百多岁了，禹又从哪里推荐他呢？可见金仁山也是认为翳、益是同一人。

○赵氏孤儿之事是荒诞的。《春秋》记载：鲁成公八年，晋国杀了大夫赵同、赵括。《左传》说：赵婴私通赵朔的妻子庄姬，赵同、赵括将赵婴放逐到齐国，庄姬因为赵婴被放逐的缘故，向晋景公进谗言诬陷赵同、赵括，说他们要作乱，晋景公于是杀了他们。赵武（赵朔之子，庄姬所生）跟随庄姬在晋景公的宫廷中生活，赵家的田产被赐给了祁奚。韩厥对晋景公说：“赵衰的功勋，赵盾的忠诚，如果没有后代，行善的人就会恐惧了。”于是立赵武为赵氏继承人，并归还他的田产。《左传》叙述赵氏孤儿的事情就是这样罢了。《国语》记载：赵简子的臣子邮无恤进言说：“从前先君年少时遭遇祸难，跟随庄姬在宫廷中生活。”智伯劝谏智襄子也说：“赵家有孟姬的谗言。”又韩献子说：“从前我在赵家生活，孟姬进谗言，我能避开兵祸。”这些都是说庄姬进谗言导致赵同、赵括被杀，并没有所谓屠岸贾这个人。里克杀死夷齐、卓子时，曾派屠岸夷去通知重耳，想立他为君。屠岸这个姓氏最初见于此处，其后也没有再见到姓屠岸的人在晋国做官。即使《史记·晋世家》也说：景公十七年，诛杀赵同、赵括，灭其族。韩厥陈述赵衰、赵盾的功劳，于是恢复赵庶子赵武为赵氏继承人，归还他的封邑。这也还与《左传》、《国语》相合，没有所谓屠岸贾。然而在《赵世家》中却忽然说：屠岸贾担任景公的司寇，将要诛杀赵氏，先告诉韩厥。韩厥不肯，暗中让赵朔出逃。赵朔不肯，说：“你必定不会断绝赵氏后代。”屠岸贾果然杀了赵朔以及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怀有遗腹，逃匿在宫廷中。后来生下孩子，屠岸贾听说后，又在宫中搜捕。赵朔的妻子把孩子放在裤子里，孩子不啼哭，才得以逃脱。赵朔的门客程婴、公孙杵臼担心屠岸贾再次搜捕，公孙杵臼便抱来别人的孩子，假装是赵氏孤儿，藏在山中，让程婴出去，率领屠岸贾的士兵进山杀了那孩子，连同公孙杵臼一起被杀。而程婴实际上藏匿着赵氏真正的孤儿。十五年后，韩厥向景公进言，立他为赵氏继承人，就是赵武。赵武与程婴于是杀了屠岸贾，也灭了他的族。而程婴也自杀，以在地下报答公孙杵臼。查《春秋》经文以及《左传》、《国语》都只说晋国杀了赵同、赵括，从未提及赵朔。那时赵朔已经死了，所以他的妻子私通赵婴，而赵同、赵括驱逐赵婴。《史记》说赵朔与赵同、赵括、赵婴齐同日被杀，已经互相矛盾。赵武跟随庄姬在宫廷中生活，那么遭难时赵武已经存在，并非庄姬入宫后才生下，而《史记》说是遗腹子，又相矛盾。按常理推断，晋景公并未丧失国政，赵朔的妻子是他的姐姐，国君的姐姐在宫中生子，屠岸贾是什么人，竟敢向宫中搜捕，像曹操拘捕伏皇后那样吗？况且那时还有栾武子、知庄子、范文子以及韩献子共同主持国事，区区一个屠岸贾，职位不是正卿，官职不是世族，怎么能逞威施毒到这种地步呢！而且即使按《史记》的说法，赵武是庄姬所生，那么赵武就是赵氏的嫡子。而《晋世家》又认为是庶子。《晋世家》：景公十七年，杀赵同、赵括，仍恢复赵武的封邑。晋《年表》在景公十七年也说恢复赵武的田邑。而《赵世家》又说十五年后，那么他亲手写的书已经自相矛盾，更加可见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司马迁采录荒诞之说不足为凭。《史记》各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作为文章依据，唯独这件事完全不用这两本书而独取异说，却不自知。

译那些抵触（常理）的行为，确实是过于追求奇异的过错啊！

译○关于宰我与田常作乱的错误

《史记》和《孔子家语》都记载宰予担任临淄大夫，与田常一起作乱，导致全族被灭，孔子为此感到羞耻。据此看来，宰予似乎是曾经帮助叛逆的人。等到查阅《吕氏春秋》，并与《左传》相互印证，才知道这不是宰予的事，而是传闻的错误。《吕氏春秋·慎势篇》说：齐简公有一位臣子叫诸御鞅，他对简公说：“陈常与宰予非常憎恨对方，如果互相攻击就会危及君主，希望您除去其中一人。”简公没有听从。不久陈常果然攻打宰予，在宗庙里杀死了简公。简公叹息说：“我没有采纳鞅的话，以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这件事也见于《淮南子·人间篇》。而《左传》记载：哀公十四年，齐简公在鲁国时，阚止受到宠爱，等到回国即位，让阚止执政。陈成子害怕他。诸御鞅对简公说：“陈常和阚止不能并存，您应该选择其中一人。”简公没有听从。子我（杜预注：阚止的字）遇到陈逆杀人，于是逮捕了他。陈氏让陈逆假装生病，并赠送酒肉，让看守的人喝醉，然后杀了看守的人让陈逆逃跑。陈成子兄弟四辆车来到公宫，子我在帐幕中，出来迎接他们。陈成子进入宫中，把子我关在门外。简公拿着戈将要攻击陈氏，太史子余说：“这不是为了不利，而是要除去祸害。”子我回去，召集徒众攻打宫门，没有成功，于是出逃，陈氏追赶并在郭外杀死了他。陈桓（即田常）随后在舒州抓获简公，简公说：“我早点听从鞅的话，就不会落到这个地步。”这两本书记载的是同一件事，但一个说是阚止，一个说是宰予，这是因为阚止字子我，宰予也字子我，所以《吕氏春秋》就误将此事归在宰予身上。而《史记》和《家语》并不了解详细情况，又认为宰予与田常作乱而被灭族。辗转传讹，就像“钟盘烛”的递误一样，竟然使名贤无辜遭受诬蔑，成为千古冤案。由此看来，《韩非子》所说的宓子贱不争斗而死在别人手中，《韩诗外传》所说的柳下惠杀身以成全信义，都是战国以后误传的话，并非事实。

按：田常杀死子我这件事，《史记》在《齐太公世家》中完全沿用了《左传》的原文，应该也知道子我就是阚止。但在《田敬仲完世家》中，又把阚止写成监止，把子我写成监止的宗人，下面又说田氏的党徒追杀子我和监止。这是司马迁既误把阚止、监止当作两个人，又误把阚止、监止、子我当作三个人，难怪会把子我当作宰予。然而即使把子我当作宰予，那么宰予的死也是因为攻打田常失败而被杀，并非依附田常。那么《宰予传》为什么又说他与田常作乱呢？更加可以知道《史记》追述战国以前的事，矛盾错谬，大多不可信。（又按：《史记》中李斯上书给秦二世，说田常是简公的臣子，布施恩惠德行，暗中夺取齐国，在朝廷上杀死了宰予。《东坡志林》引用这段话，来证明《弟子传》中宰予与田常作乱的错误，认为李斯是荀子的弟子，距离孔子时代不远，所引用的应该符合事实。这也只是说明了宰予并非依附田常，却不知道宰予本来就没有被杀这件事。）

○关于齐湣王伐燕的错误

齐国攻打燕国这件事，孟子亲自著书，认为是齐宣王，这怎么会有错误呢？然而《史记》却认为是齐湣王，于是导致后人纷纷怀疑。按《战国策》“韩、齐为与国”篇记载：燕王哙把国家让给子之，国内大乱，恰逢秦、魏攻打韩国，田臣思说：“秦攻打韩国，那么楚、赵必定救援，而齐国可以趁燕国的混乱，这是上天把燕国赐给齐国啊。”齐王于是起兵攻打燕国，三十天就攻克了燕国。这篇所说的齐王，尚未明确指明是宣王，而“燕王哙即立”篇则明确说子之的动乱，储子劝齐宣王趁机推翻他，并记载了孟子劝王伐燕的话，宣王于是命令章子率领五都的军队攻打燕国。因此伐燕的是宣王是无可怀疑的。《史记》之所以把它系在湣王身上，是因为湣王的出走死亡，确实是因为乐毅攻打齐国。而乐毅攻打齐国，确实是因为齐国攻破燕国，为燕昭王报仇。猜想齐伐燕与燕破齐的事情相距不太远，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燕、齐互相报复不应该这么久，所以不得不把伐燕归在湣王身上。不知道这也在《战国策》中有记载，只是司马迁没有详细考证罢了。《战国策》说齐国攻破燕国之后两年，燕昭王才即位。又“昭王筑宫事郭隗”篇说：昭王与百姓同甘共苦二十八年，然后任命乐毅为将，攻破齐国七十多座城。这是齐破燕到燕破齐的年份相隔本来有三十多年，那么破燕的是宣王，而被燕所破的是湣王，《战国策》原本就明白。大概宣王破燕之后，不久就去世了，湣王继位二十九年，才被燕国攻破，计算其年岁，正好与齐昭公二十八年之数大致相符。司马迁不加详细考证，所以在《燕世家》中说：子之的动乱，孟子对湣王说：“这是文王、武王那样的时机，不可错过。”王于是命令章子领兵攻打他。而《田敬仲完世家》中宣王、湣王两代都不记载伐燕之事，忽然在湣王二十九年突出乐毅为燕伐齐的一段，可见司马迁并没有仔细核对年岁，于是难以叙述次序，强行把它系在湣王身上，而不知道《战国策》的文字原本就

译这与《孟子》的记载是相吻合的。况且，率领军队的那位章子，就是匡章。匡章在齐威王时期就已经率军讨伐秦国，如果按照《史记》所说，那么他就经历了威王三十六年、宣王十九年、湣王二十六年或二十七年，这个人难道要在官场任职八九十年吗？哪有这种道理呢？（《资治通鉴》认为《史记》的记载与《孟子》不符，于是将威王、宣王的去世时间各向后推移十年，称讨伐燕国是宣王十九年的事。然而宣王在位只有十九年，而燕国人拥立太子平又在伐燕之后的两年，那么燕国叛乱仍然发生在湣王时期，这与《孟子》中记载的宣王因孟子而感到惭愧的话不相符合。因此顾炎武又说，应当将宣王的去世时间再向后推移十二三年。这种说法更加武断。古代国君在位的年数，难道是后人可以凭空增减的吗？这都是因为不曾留意“燕昭王即位二十八年才报怨”这句话，才导致这些纷纭的争论。以这句话为依据，那么《孟子》所记载的宣王伐燕正是实事，而《史记》将其移作湣王时期的错误自然不言而喻，无需等待各家强行改动年岁了。）

译○楚、汉五诸侯《汉高纪》记载：高祖刚平定三秦，出函谷关，胁迫五诸侯的军队，向东讨伐楚。应劭注解说：五诸侯，是雍、翟、塞、殷、韩。如淳说：是塞、翟、魏、殷、河南。韦昭说：是塞、翟、韩、殷、魏。颜师古则认为诸说都不对，这一年十月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都投降，三月魏王豹投降，又俘虏了殷王司马卬，那么五诸侯就是常山、河南、韩、魏、殷。当时雍王章邯还被围困在废丘，必定不在五诸侯之列。吴仁杰又说，当时投降汉王的诸侯共有七个：河南王申阳投降，殷王司马卬被俘，都把他们原来的封地改为郡；韩王郑昌投降，把他的封地封给韩王信；张耳脱身归附汉王，起初没有军队跟随，都不能算在五诸侯之内。只有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投降汉王后就率领军队跟随。而《魏豹传》记载：汉王平定三秦，魏豹就率领军队归属汉王，跟随在彭城攻打楚；《韩王信传》记载：韩王信击败并降服郑昌，于是封信为韩王，也率领军队跟随。陈余虽然没有亲自到来，但汉王送给陈余假造的张耳头颅，陈余就派遣军队跟随攻打楚。这样看来，五诸侯，乃是塞、翟、韩、魏以及陈余派遣的军队。颜师古、吴仁杰两说相比，吴仁杰的说法似乎更有根据。然而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既然投降后，就把他们的封地设置成陇西、北地等郡，与申阳、郑昌等人相同，并没有继续让他们做那里的王，那么就不能再称他们为诸侯了。况且彭城战败后，这两位王就逃跑投降了楚，那么他们在汉军中未必率领军队。而《淮阴侯传》说：汉王平定三秦，出函谷关，收编魏、河南、韩（即郑昌）、殷（即司马卬）王，都投降了，联合齐、赵一起攻打楚于彭城。五诸侯之中又有齐、赵了。那么汉王胁迫的五诸侯，乃是魏、河南、韩、齐、赵。至于《项羽赞》说：三年就率领五诸侯灭秦。吴仁杰也没有分辨清楚。查考项羽本纪，救赵时只说诸侯军队救巨鹿的有十多座营垒，而不说是什么国家，只有《陈余传》说当时燕、齐、楚都救赵，项羽既然打败秦军，自然也会统领这些军队，但只有燕、齐及赵三国。如果灭秦后，所封的诸侯有十八九人，那么又不止五诸侯了。大概项羽所率领的五诸侯，应当以六国后裔已经立为王的为界限。当项羽救赵引兵西进入秦地时，韩王成没有跟随，跟随入关的，魏王豹亲自率领军队，燕王韩广派遣他的将领臧荼，赵王歇派遣他的相国张耳，齐国也有将领田都，这四国在五诸侯之列无疑。其中一个则是另有齐王建之孙田安，攻下济北几座城池，率领军队投降项羽，被封为济北王，这是田齐的嫡孙，应当也在五诸侯之列。那么当时田荣虽然背叛楚，但项羽所率领的五诸侯，齐国实际上占了两个。

○三户楚南公说：楚即使只剩三户人家，灭亡秦国的必定是楚。苏林说：只要有楚地三户人家存在，他们的怨恨深重足以灭亡秦国。凌以栋以及项羽派遣蒲将军率领军队渡过三户，击败秦军，于是把南公所说的三户当作地名，实在太过拘泥了。说“即使三户”，是为了显示人少，仍将报仇击败秦军。所渡过的三户，颜师古注说在邺西三十里，如果南公所说的三户就是此地，楚的遗民怎么会住在邺西呢？又查考《左传》赵孟命令士蔑执持蛮子以边界楚军于三户，杜预注说现在丹水县北有三户亭，这又是另一个地方了。

○广武楚、汉之时。有两个广武。汉王、项羽在广武之间相对而语，这个广武在荥阳，孟康说：荥阳修筑西城相对，名叫广武，在敖仓西，三宝山上。韩王信害怕被杀，逃入匈奴，与冒顿谋划攻打汉。匈奴派遣左、右贤王率领万余骑兵驻扎在广武以南到晋阳。又《娄敬传》：皇上因为娄敬说匈奴不可攻打，认为是妄言阻碍军队，于是给娄敬戴上刑具押送到广武。这个广武在晋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有广武县就是这里。《后汉书》周党及王霸都是太原广武人。《杜茂传》：诏令杜茂在晋阳广武屯田，以防备胡人侵扰。这是晋阳的广武。

○司马贞《史记索隐》《史记》：高祖每次买酒留下喝，卖出的价钱加倍。《索隐》说：高祖气量大度，既然买酒喝，就付给他加倍的价钱。查考“雠”与“仇”、“售”同义，是卖东西接受钱的意思，武负、王媪都是酒家，每当高祖买酒喝，人们就争相购买，他们的获利比平常加倍。宣帝小时候从民间买饼，所从买饼的人家就大卖，正与此类似。大概《高祖本纪》从泽陂遇神到芒砀云气，都记载高祖微贱时的祥瑞，而这只是其中一端。《索隐》却说是买酒喝而偿还高价，那么下文“折券”句又怎么解释呢？又沛公攻取南阳郡，南阳守陈恢逃跑保卫宛城，沛公夜里率领军队从其他道路返回，更换旗帜，黎明时包围宛城三圈。《索隐》说：黎，就是比的意思，是说等到天亮。这大概是本于徐广《音义》。《史记》：如意死，黎明，孝惠帝出猎回来。《音义》说：黎，比也，是将要明亮的时候。

译查考“黎”字意为黑色，“黎明”一词相当于《尚书》中所说的“昧爽”，以及《诗经》中所说的“昧旦”。《楚汉春秋》记载：汉高祖攻打宛城时，隐藏旗帜，士兵口中衔着木杖，马匹被捆住舌头，在天鸡尚未啼鸣之时，已将宛城包围了三圈。这里说“鸡未鸣”，正是天色将明但尚且昏暗的时刻。《索隐》一定要援引徐广的说法将“黎”解释为“比”字，这就太固执了。又见《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中有“诸侯子弟若肺腑”一句。《索隐》说：“葭，是木札；莩，是木皮。用来比喻君主疏远的亲属，就像木札从木头中长出、树皮依附在树木上一样。”根据这个解释，那么“肺腑”的含义就如同中山王所说的“葭莩”以及蔡邕《独断》中所说的“瓜葛”一样。然而，《魏其武安侯传》中“得为肺腑”一句，《索隐》解释说：就像肝脏和肺脏相互依附一样，这就与前面的注释自相矛盾了。查考《史记》原文本作“肺腑”，而《索隐》将“肺”转写为“葭”，将“腑”转写为“莩”，并用木札和树皮来解释，反而显得牵强附会了。

译《汉书》与《史记》都通记古今人物，这与专门记载一个朝代历史的史书不同，所以设立了《陈涉世家》和《项羽本纪》，大概是将他们编入列朝的事迹中。然而尊崇项羽列入本纪，置于本朝帝王之上，终究不合体例；陈涉称王几个月就失败了，身死无子，也难以列为世家。班固在《汉书》中将陈涉、项羽都改为列传，确实是万世不可改变的体例。

又《史记》在《高祖本纪》之后紧接着《吕后纪》，而孝惠帝在位七年，竟然没有记载。虽然当时朝政都由吕后掌握，但《春秋》对于鲁昭公出逃，尚且每年记载“公在乾侯”，哪有嗣君在位，又没有遭受像庐陵王那样的废黜，却竟然删削不载的道理！班固在《汉书》中补上了孝惠帝的事迹，义例精当。

《史记》中鸿门宴樊哙入帐护卫沛公一事，叙述在《项羽本纪》中，而樊哙的本传反而稍显简略。班固在《汉书》中则在樊哙传中详述，而在项羽传中从略。以樊哙的功劳，适宜在樊哙传中叙述，这样可以省去两处重复叙述。

齐悼惠王刘肥入朝，吕后用毒酒让他为皇帝祝寿，打算毒死他，孝惠帝想和他一起起身祝寿，吕后害怕，于是自己起身倒酒。赵幽王刘友娶了吕氏女为后，不喜欢她，宠爱其他姬妾，吕氏女向吕后告状，于是吕后召来赵王，将他饿死。这两件事《史记》都在《吕后本纪》中详细叙述，想要以此彰显吕后的残忍，班固在《汉书》中则分别叙述在齐王、赵王的本传中，这也较为得体。

大概著作这件事，开创者难，而继任者必定更加精审。然而班固也有疏漏的地方。

《项籍传》说：田荣怨恨楚国，于是自立为齐王，授予彭越将军印，命令他反叛梁地。这是说彭越的印信是田荣授予的。而《彭越传》却说：齐王田荣背叛项王，汉王于是派人赐给彭越将军印，让他攻下济阴来打击楚军，这又说印信是汉王授予的了。

《项籍传》说：项梁派使者催促田荣发兵，共同攻打章邯。田荣说：“楚国杀了田假，赵国杀了田角、田间，我才发兵。”项梁说：“田假是盟国的君王，走投无路来归附我。”于是项梁不忍心杀他。这是项梁说的话。而《田儋传》却记载楚怀王说：“田假是盟国的君王，走投无路来归附，杀他不义。”这又变成怀王说的话了。

齐哀王刘襄起兵诛杀诸吕，派祝午欺骗琅邪王刘泽到齐国，暗中命令祝午发动齐国军队率领他。刘泽不能返回封国，于是游说齐王，愿意先入长安，与各大臣商议立齐王为皇帝，齐王于是资助送他到长安。这是起兵始于齐哀王，刘泽被欺骗，才开始设计进入长安。而《刘泽传》又说：太后去世，刘泽说：“皇帝年幼，诸吕掌权，刘氏孤立弱小。”率领军队与齐王合谋向西进军，到了梁地，听说灌婴屯兵荥阳，刘泽回兵防备西界，于是驱军到长安，这又好像起兵是由刘泽开始的。

《吴王濞传》说：七国反叛，周亚夫到达洛阳，向邓都尉问计。邓都尉教他放弃梁国给吴国，只派轻兵切断吴国的粮道，让吴国和梁国互相疲惫，然后用全力制服他们，周亚夫没有听从他的策略。这是说放弃梁国给吴国的计策，是周亚夫到洛阳后遇到邓都尉才确定的。而《周亚夫传》却说，周亚夫刚受命时，就向皇上请求说：“楚兵轻捷，难以争锋，希望放弃梁国给吴国，切断他们的粮道，才可以制服他们。”皇上允许了。这是说此计策是周亚夫出长安时早就定在胸中，不需要等到洛阳问邓都尉。

考察吴、楚倾尽锐利攻打梁国，梁国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不去。梁王上书向天子报告，天子下诏让周亚夫去救梁国，周亚夫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如果不是先向皇帝奏报，他敢抗旨吗？那么放弃梁国给吴国的计策，应当是周亚夫早就定下的，而《吴王濞传》所说问计于邓都尉，不免前后矛盾。

《武帝本纪》说：元光元年策问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人脱颖而出。考察董仲舒对策在建元初年，并不与公孙弘同时。本纪所说也是错误的。

《平当传》说：汉朝兴起，韦贤、平当父子做到宰相。考察绛侯周勃做文帝的宰相，他的儿子条侯周亚夫做景帝的宰相，也是父子宰相，班固为什么忘记了呢？

武帝陈皇后被废，用百金奉给司马相如，相如为皇后作《长门赋》以感动皇帝，皇后重新得到宠幸。这件事应当记载在《陈皇后传》中，却竟然没有写。钩弋夫人被遣送监狱，夫人叩头，皇帝说：“快走，你活不了！”正可见皇帝惩戒吕后的祸患，刚毅决断如此，应当记载在《钩弋夫人传》中；也竟然没有写，只说有过失被谴责而死。

《史记·酷吏传》赵禹、张汤、义纵同传，所以《张汤传》末尾写“赵禹免官后十多年死在家中”，显示赵禹用法尚且公平；《义纵传》末尾写“一年后张汤也死了”，显示张汤与义纵的酷烈相似。《汉书》既然将张汤另入列传，不在酷吏传内了，于是《义纵传》末尾仍然写“一年后张汤也死了”。有什么来历照应呢？

又《史记》不专门记载汉朝的事，所以古今人物罗列无遗，班固既然作《汉书》，所记都是汉朝的事，于是班昭续写，又作《古今人表》，为什么呢？其所列人品的等级更多不恰当。张晏说：老子玄默，是孔子所师从的，文伯的母亲，通达典礼，却在第四等。田单凭借孤城保全齐国，鲁仲连

译对于追求荣华利禄的，蔺相如在秦国施展威势，退让廉颇，却都被列在第五等。而大姬搞巫术怪诞，喜好祭祀鬼神，寺人孟子因怨恨讽刺而作诗，反而被列在第三等。其余杂乱错谬之处，更是数不胜数。《货殖列传》中的范蠡、子贡、白圭都不是汉朝人，却仍然沿袭《史记》的旧例，一并列入，这哪里像是《汉书》呢？这实在是班固著作中最大的画蛇添足。

又比如王莽篡位，班固没有把他列入本纪，而是单独列为《王莽传》，附在卷末，这本来是对的。但其体例仍然像本纪那样叙事。后汉张衡认为，《王莽传》只应记载篡位之事，至于编年纪月，应当另立《元后本纪》，这也是创见。然而元后去世后，王莽尚未败亡，那么这段时间应当记载在哪里呢？张衡又认为应当以更始帝的年号立于光武帝之前，似乎简直是想为更始帝作本纪，这却是谬论。

我认为当时不必立《元后纪》，而立《孺子婴本纪》才是正确的。孺子婴被更始帝杀害的那一年，正是光武帝建元建武的那一年，年月大致没有空缺，更不必担心像《史记》那样在秦楚之际特立年月表的问题。（我既然创立了这个观点，自以为掌握了作史的方法，等到阅读《文心雕龙》，其中有这样的话：“子宏虽然是伪太子，但终究是孝惠帝的继承人；孺子婴虽然卑微，怎能继承平帝的帝位呢？这两个儿子可以立纪，哪里会有两个皇后立纪的道理呢！”这说明认为《王莽传》应当改为《孺子婴纪》的观点，确实有人先我而得。只是关于孝惠帝之后应当立《子宏本纪》的说法，则不通情理。子宏既然不是刘氏之子，怎么能舍弃真正的母后反而为伪主立纪呢！）

译后世修撰史书，于是成为官方著作。古代像司马迁、李延寿等人，则是自己创立一家学说进行著述。班彪将《史记》改为《汉书》，也是私人修史。等到他的儿子班固想要继承完成这项事业，被人告发，诬陷他私自篡改国史。汉明帝拿过他的书，阅览后认为很好，于是让班固最终完成先前所著的史书。这样《汉书》就已经属于官方史书了。其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又下诏让班固的妹妹班昭继续编写，又命令马融的哥哥马续接替班昭完成它。这样续写《汉书》的不仅仅是班昭，还有马续。至于体例上删去世家而保留纪、传，陈胜、项籍都列入列传中，这些都是班彪所确定的，不是班固所做的。见班彪的本传。

○汉高祖有后母《汉书·高祖纪》记载：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去世。秋七月癸卯日，太上皇去世，安葬在万年。如淳说：《王陵传》中楚军俘获太上皇和吕后作为人质，没有提到有母亲。高祖五年追尊母亲媪为昭灵夫人。《汉仪注》说：高帝的母亲在起兵时死于小黄北，后来在小黄建造陵庙。由此推断，不应该有太上皇后去世的事。晋灼也说：五年已经追尊先媪，显然她已经去世，这里说“夏五月太上皇后崩”，这八个字是衍文。查考《史记》，高祖十年春夏没有大事，七月太上皇去世，安葬在栎阳（即万年邑），那么《汉书》中“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八个字是衍文无疑。荀悦《汉纪》中五月没有“后”字，七月没有“崩”字，意思是“夏五月太上皇去世，秋七月太上皇安葬在万年”，这尤其清楚明白，可见高祖没有太上皇后。然而李奇说：太上皇后，是高祖的后母。查考《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在沛县俘获汉王的父母妻子，安置在军中作为人质。等到鸿沟之约，项羽又把汉王的父母妻子归还。虽然父母妻子不过是家属的泛称，但如果没有母亲，为什么一定要说父母呢？陆机作《汉高祖功臣颂》也说：侯公伏轼，皇媪来归。是说侯公说服项羽，于是把他的父母归还。又《楚元王交传》说：交，是高祖同父弟弟。颜师古说：说同父而不说同母，是异母弟弟。那么太公当时大概有后妻了。被俘在楚军时，必定与太公同在军中，所以说项王俘获汉王父母作为人质。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后去世，大概就是这位后母。《史记》在《王陵传》中只说太上皇及吕后，是明确这两人是高祖所急切关心的，所以不记载其他人。在《项羽传》中记载俘获汉王父母妻子，是统而言之，以记录事实。（又《史记》、《汉书》都不记载高祖的父亲太公的字名，查考《后汉书》章帝建初七年西巡，祭祀高庙，派遣使者祭祀太上皇。注：高祖的父亲，名〇〇，一名执嘉。又司马贞《史记索隐》说高祖的母亲是温氏，这就是昭灵夫人。）

○《史记》阙文，《汉书》衍文《史记·赵世家》记载：成侯二十二年，魏惠王攻占我邯郸。二十四年，魏国归还我邯郸。邯郸是赵国的都城，都城既然失守，那么君主寄居在何处？楚昭王失去郢都时，记载他奔逃到陨、奔逃到随。齐〇王失去临淄时，记载他奔逃到卫、奔逃到鲁、奔逃到莒。现在两年之内不记载成侯在何处，这是缺文。《汉书》记载：景帝中元三年正月，皇太后去世。如果说这是景帝的母亲窦太后，那么她去世在孝武帝时期，而不是景帝时期；如果说这是景帝废后薄氏，那么不应当称太后，而且废后去世不记载。那么这“皇太后崩”四个字是衍文。《司马相如传》中“其为祸也，不亦难矣”，“亦”字是衍文。《刘向传》中“上欲用向，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上面的“不”字也是衍文。

○《汉书》古本《汉书》还有古本，现在流传的不是原来的样子。《南史·刘之遴传》记载：梁鄱阳王范得到班固《汉书》真本，献给昭明太子。太子让刘之遴及张缵、到溉、陆襄等人参校，与通行本不同的有几十处。其大略说：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通行本没有上书之年月日。又查考古本《叙传》称为《中篇》，通行本称为《叙传》。又通行本《叙传》记载班彪的事迹，而古本说班彪自有传记。又通行本纪及表、志、列传不合并排序，而古本合并排序，总共合成三十八卷。又通行本《外戚传》在《西域传》后，古本《外戚传》排在《帝纪》后。又通行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中，古本诸王都排在《外戚传》下，在《陈、项传》上。又通行本《韩、英、彭、卢、吴》述说：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说：淮阳毅毅，伏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

译三十七卷解释音义，以辅助雅正的训诂；现在的版本中没有这一卷。查考《萧琛传》，这部古本《汉书》是萧琛在宣城时，有一位北方的僧人南渡，只携带一个葫芦，里面装着《汉书叙传》。僧人说：“三辅地区的老人相传，认为这是班固的真本。”萧琛坚决求得此书，其中内容大多与现在不同，文字既不是隶书也不是篆书，萧琛对此非常保密，于是把它送给了鄱阳王。那么这部古本《汉书》原本是萧琛从北僧那里得到，送给鄱阳王，鄱阳王又转献给昭明太子的。所说的今本，大概就是指梁代通行的版本，与现在刻印的版本没有差异。至于将古本改为今本，不知道始于何时，大概就是在班昭续成时所重新编次的。宋祁校刻时，他所校勘的旧本中还有“曹大家本”，卷数和文字都与现在相同，那么今本就是曹大家所确定的无疑了。

译○颜师古注《汉书》颜师古注释《汉书》，考核固然详尽，但也存在错误。《韩信传》记载：项梁渡过淮河，韩信持剑跟随他。颜师古说：只是带着一把剑，再也没有其他资财。这不过是依据上文历数韩信贫困的境况，从而顺势做出的解释罢了。查许慎《说文解字》：杖，持也。那么《韩信传》中的“杖剑”，与《张耳传》中的“杖马〇”，《苏武传》中的“杖节牧羊”，不过是同一个执持的意思罢了。又《赵充国传》记载：两府上奏派遣义渠安国巡视各羌人部落，分辨善恶。安国到达后，斩杀先零羌首领三十多人，放纵军队攻击他们的族人，斩首一千多级。于是那些投降的羌人以及归义羌侯杨玉等人，恐惧愤怒，不知该信任归向谁，于是劫掠小种羌人，背叛朝廷侵犯边塞。所谓“恐怒无所信乡”，是指各羌人因为安国肆意逞威，都恐惧愤怒，不知该信任归向谁，于是激愤而形成抗拒朝廷的变故罢了。《王莽传》记载：五威将师出巡，改句町王为侯，王邯怨恨愤怒，不肯归附。正与此类同。颜师古注释却说：各羌人害怕汉朝泛怒，不相信他们的心意而接纳归向。他的解释为何如此迂曲呢？又《萧望之传》记载：萧育担任茂陵令，考核成绩排在第六，而漆县令郭舜垫底，被问责。萧育为他求情，扶风太守发怒。等到退朝出来，传召萧育到后曹，应当以职务之事对答。萧育径直走出曹署，书佐跟随拉扯萧育，萧育按住佩刀说：“萧育是杜陵男子，何必去曹署！”这是萧育自负的话，不能顺从上官，去曹署琐碎应对，就像孔文举对曹操说：“孔融是鲁国男子，明天就拂衣而去。”韦孝宽对祖〇说：“孝宽是关西男子，绝不会做降将军！”语气正相类似罢了。颜师古注释却说：萧育自称想要免官离去，就是杜陵的一个男子，何必召我去曹署呢？觉得反而失去了语气的神韵。男子之称固然有作为无位之人称呼的情况，如《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河间男子赵腾，《晋书·忠义传》中的吴兴男子沈劲，但不能一概而论。又《赵禹传》记载：赵禹为人廉洁倨傲，公卿前来拜访，他始终不去答谢，致力于断绝知友宾客的请求。这不过是说公卿有来拜访的，赵禹始终不去回访答谢罢了。颜师古注释却说：以此意告知公卿。这竟然把“报谢”二字归入下句，说是赵禹向公卿表明此意，岂不是太迂远了吗！又《路温舒传》记载：元凤年间，廷尉光因审理诏狱，聘请温舒担任奏曹掾，代理廷尉史。张晏说：光，是解光。查《百官公卿表》昭帝元凤六年廷尉是李光。这就是举荐温舒为掾史的人。如果是解光，哀帝初年因精通经学灾异得宠（见《孝寻传》），后来任司隶，曾上奏赵昭仪贼害王子，又弹劾王根、王况，距离元凤年间已六十多年，也没听说他担任过廷尉。张晏的解释也错了。

○班书、颜注皆有所本葛洪说：家中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刘歆想撰写《汉书》，编录汉朝事迹，没完成就去世了，所以书没有宗本，只是杂记罢了。试着用来考校班固所作的《汉书》，几乎是全部取自刘歆的书，所不取的只有两万多字罢了。王鏊因此推论，说班书确实有史才，然而其他文章如《文选》中所载大多不称职，为何长于史而短于文？等到看葛洪所说，才知道《汉书》全取自刘歆。《新唐书》记载：颜游秦，是颜师古的叔叔，曾撰写《汉书决疑》，颜师古注《汉书》，多取其义。许观因此追论，说游春（许观称游春）所作的《决疑》十二卷，当时称大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尽取其义。是师古的注，实为游春的注。查古人著述，往往有先创者不得名，而集大成者反出其上，于是凭借此擅名的，固不只有这两本书。《北史》记载：萧该撰写《汉书音义》，又有包恺，也精通《汉书》，学者以萧、包两家为宗。《新唐书·姚班传》记载：班祖察撰写《汉书训纂》，后来注《汉书》的人往往窃取他的文句作为自己的说法，班于是著《绍训》来阐明它。是唐以前注《汉书》的人已多，并不止游秦。师古同时又有刘伯庄、刘讷言及秦景通兄弟，都是名家。景通，晋陵人，与弟弟〇都精通《汉书》，当时号称大秦君、小秦君，学习《汉书》的人如果不是他们传授，认为无法掌握。这又是师古同时精通《汉书》的人。又房玄龄因为师古注太繁琐，令敬播撮其要点为四十篇，后来王勃因为师古注多错误，又作《指瑕》来摘取他的过失。

○《后汉书》一《后汉书》撰述家最多，所以范蔚宗易于借手。其先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纪》，及光武时功臣列传。后有刘珍、李尤杂作建武以后至永初间纪传，伏无忌、黄景又奉命作诸王、王子恩泽侯、单于、西羌、《地里志》，边韶、崔〇、朱穆、曹寿又作《皇后外戚传》、《百官表》及《顺帝功臣传》，成一百

译共十四篇，称为《汉纪》。熹平年间，马日〇、蔡邕、杨彪、卢植续写《东观汉纪》，吴国武陵太守谢承撰写《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朝散骑常侍薛莹撰写《后汉纪》一百卷，泰始年间秘书丞司马彪开始采纳各家说法，从光武帝到汉献帝，撰写《续汉书》。散骑常侍华峤删定《东观汉记》为《汉后书》九十七篇，祠部郎谢沈撰写《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秘书监袁宏撰写《后汉纪》三十卷，袁宏自述所采书籍除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外，还有《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的《先贤传》等书。此后记载东汉历史的著作不下数十种。成书既然众多，采择自然容易，加之有司马迁、班固作为成例，更得以斟酌，以求最为恰当。例如将《外戚传》改为《皇后纪》，而将外戚之事附于其后。又增设文苑、方术、列女、宦者等传，都是前代史书所未涉及的，而实际上是史家不可缺少的。他自负认为传记论赞都有精妙的意旨，循吏以下及六夷的序论实为天下奇作。然而他的编纂也有很多不妥当之处。比如郑康成是一代大儒，郑兴、贾逵也深通经学，却未列入《儒林传》。郑兴、贾逵在朝廷做官，有事迹可记，列入列传还可以，郑康成屡次被征召而不做官，不列入儒林而编入列传，可以吗？卓茂、鲁恭、郭〇、张堪、廉范，都因吏治政绩显著，却不列入《循吏传》。或许是因为他们并非以吏职终老，但班固《汉书·循吏传》中黄霸不也曾做过丞相吗？朱邑不也曾做过大司农吗？阳球上奏诛杀宦官王甫等人，刚正嫉恶，不避权势，本应与李固、杜乔等人同传，却列入酷吏，可以吗？既然已有《逸民传》，孔休、刘宣等人避乱新莽而不做官，终身隐居，为何不列入，而仅附在《卓茂传》末尾呢？既然已有《方术传》，而《杨厚传》通篇都叙述他占卜验应的精妙，又为何不列入方术呢？光武帝起兵时二十八岁，次年为更始元年，再次年为更始二年，再次年光武帝才即帝位，这一年他三十一岁；在位共三十三年，那么光武帝应是六十三岁。而本纪却说六十二岁，这是错误的。《虞诩传》记载：中常侍张防擅弄权柄；虞诩弹劾上奏，反而被其诬陷，下狱拷打。宦官孙程、张贤知道虞诩无罪，于是上奏申辩其冤屈。当时张防在皇帝身后，孙程就斥责道：“奸臣张防，为何不下殿！”那么孙程就是宦官中的贤者，此事至今读来仍令人凛然振奋。孙程既然另有传记，此事为何不载于他的本传中，反而详载于《虞诩传》呢？《徐〇犀稚传》记载：陈蕃任豫章太守，聘请徐〇犀担任功曹，陈蕃在郡不接待宾客，只有徐〇犀来时特意设一榻，离开后就悬挂起来。《陈蕃传》却说：陈蕃任乐安太守，郡人周ギ是高士，前后郡守都不能招致，只有陈蕃能招致，特设一榻，离开后就悬挂起来。而叙述陈蕃任豫章太守时，完全未提及徐〇犀之事，为什么呢？又《陈蕃传》记载：小黄门晋阳人赵津乘势犯法，太原太守刘〇质查办其罪并杀了他，那么这是刘〇质的事。而《王允传》却说：王允任郡吏，晋阳人赵津放纵妄为，成为一郡祸患，王允讨捕杀了他。那么又成了王允的事。大概当时刘〇质任郡守，王允任郡吏，共同完成此事，而传记没有清晰说明，竟像两件事一样。又“十志”是刘昭取司马彪所作以补范书者，增补百官及舆服志，是对的，刑法、艺文也是史书应当记载的，却不为之作志，那么东汉的刑名及诸人著述从何考证呢？这又是补注者的过失了。

译○《后汉书》司马迁在《史记》各纪传之后，都有“太史公曰”的论断一段，班固的《汉书》仿效这种做法，也在各纪传之后作赞，所以班固的赞就是司马迁的论。然而范晔的《后汉书》在论之后又有赞，赞的体裁采用四字韵语，自认为体大思精，没有一个字是虚设的，以此显示独创，实际上仍然是仿效《史记》、《汉书》末卷的叙述，只是将其分散到各纪传之下，以掩盖其沿袭的痕迹罢了。不知道《史记》、《汉书》的叙述，每篇都有引词，用来表明自己作书的本来意图，说明为此事作某本纪，为此事作某年表，为此事作某世家、列传。班固的《汉书》沿袭这一做法，又谦逊地将“作”改为“述”，也是用来表明作某纪、某传的意图，所以在论赞之外，将这些叙述系于卷末，并不嫌重复。范晔的赞，却不是为此目的，只是在已经作了论之后，又将论词排比成韵语罢了，难道不是浪费言辞吗！

○《后汉书注》《后汉书注》，是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召集张太安、刘讷言、格希元、许叔牙、成元一、史藏诸、周宝宁等儒生共同完成的，见于《唐书·章怀太子传》。查考梁代时有王规，曾辑录后汉众家异同，注释《续后汉书》二百卷。又有刘昭辑录后汉同异，注释《后汉书》一百八十卷。吴均又注释《后汉书》九十卷。那么唐代以前注释此书的人已经很多，章怀太子的注大概也是依据这些书而成的。

●卷六○《三国志》陈寿的《三国志》虽然号称善于叙事，有良史之才，然而也有错误。《魏武帝纪》记载：建安元年，汝南、颍川的黄巾军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各有数万人，太祖进军讨伐并击败他们，斩杀了刘辟、黄邵等人（《于禁传》记载相同），何仪及其部众都投降了。这样刘辟已经授首了。然而建安五年又有汝南投降的贼人刘辟等反叛响应袁绍，侵掠许下。这是同一篇文章中前后矛盾的地方。《蜀后主传》记载：延熙十六年，大将军费祎被魏国降人郭循所杀（《费祎传》记载相同），而《魏齐王芳纪》及蜀《张嶷传》都写作郭修（孙盛的《魏氏春秋》也写作修）。《关壮缪传》记载：将军傅士仁派人迎接孙权，而《吴主传》及《吕蒙传》都写作士仁（杨戏的《季汉辅臣赞》也相同）。这是一个人的姓名彼此互异的地方。《魏武帝纪》记载：建安十三年冬，孙权为刘备攻打合肥，曹操亲自从江陵征讨刘备，派遣张熹救援合肥，孙权于是撤退。曹操到达赤壁，与刘备作战不利，于是率军撤退。这样救援合肥在先，而赤壁之战在后。然而《孙权传》记载：这一年命令周瑜、程普与刘备一起进军，在赤壁遭遇曹操，大破曹军。曹操于是向北撤退，留下曹仁等人守卫江陵、襄阳。孙权亲自率领众军包围合肥，超过一个月不能攻克。曹操派遣张熹来救援，孙权撤退。这样又是赤壁之战在先，而合肥之围在后了。逐一考证各位将领的传记，先赤壁后合肥是正确的，《吴志》是正确的。既然是陈寿一人所撰写，为什么错误到这种地步！《吕蒙传》记载：孙权与吕蒙讨论夺取徐州，吕蒙回答说：“现在曹操远在河北，刚刚打败各袁氏，安抚集结幽州、冀州，无暇东顾。徐州守兵，听说不足挂齿，前往自然可以攻克。然而地势陆路相通，骁勇骑兵所驰骋，曹操必定来争夺。不如夺取关羽，完全占据长江，形势更加壮大。”查考曹操打败各袁氏在建安九年、十年间，到关壮缪镇守荆州则在十八年，这时曹操平定幽州、冀州已经很久了，怎么还会有“刚打败各袁氏，无暇东顾”的话？这更不用辩驳就能看出其矛盾了。汉高祖的母亲在起兵时死于小黄，高祖即位五年，追谥为昭灵夫人，到吕后七年又尊为昭灵皇后，事情见于《汉书》。那么皇后的称呼是吕后所加的。然而《蜀志·甘后传》说：高皇帝追尊太上昭灵夫人为皇后。这样又把皇后当作是高祖所追尊的了。又在魏、晋的事情上多有回护。高贵乡公被弑杀时，只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去世，享年二十岁。而贾充奉司马昭旨意派成济刺杀皇帝的事情，略无一字提及。虽然陈寿在晋朝做官，不得不为本朝避讳，然而齐王芳被废黜，先叙述司马景王打算谋废皇帝，向皇太后报告，那么高贵乡公被弑杀也何妨略见端倪？却只记载去世的月日，使得如果没有裴世期引用《汉晋春秋》及《世语》来注释，竟然像是寿终正寝在寝殿一样了。还可以说是为本朝避讳，如果是魏郭后的死，由于明帝追怨她谗言杀害自己的母亲甄后，所以逼迫她自杀，让她披头散发、蒙面下葬，如同甄后的旧例。又有华歆奉曹操命令率兵进入帝宫，收捕伏后，伏后藏在夹壁中，华歆打开夹壁拉出伏后并杀害了她。这些都是魏朝的旧事，又有什么忌讳，却在《郭后传》中只说“青龙三年皇后在许昌去世”，完全不及被逼之事，而《华歆传》也没有一语提及弑后。于是使得暴毙者等同于寿终正寝，施行弑杀者泯灭了逆节，所谓善于叙事的人在哪里呢？如果作史的人凡有忌讳都不记载，必定等待后人的追注，那么哪里还用得着作史呢？至于裴松之注释《三国》，号称详实严谨，他的进书表

译说：奉旨寻访详查，务必周全细致。《宋书》记载文帝翻阅他的书时说：“这可以成为不朽之作。”然而钟繇的书法，精妙绝伦，超越古今，本传中没有记载，注释中理应补入，而裴松之的注释却一字未提。华歆追随逆乱的奸臣，管幼安看待他几乎如同粪土，那么他们先前割席断交、捉金拒受的事情也应当附载，以显示两人品格见识的巨大差异。本传既然遗漏，而注释也都没有提及，那么世期的脱漏也就很多了。

译○《晋书》错乱讹误《旧唐书》记载：房玄龄与褚遂良奉诏重新编撰《晋书》，于是奏请许敬宗、来济、陆元仕、刘子翼、令狐德棻、李义府、薛元超、上官仪等八人分工撰写记录，以臧荣绪的《晋书》为基础，参考各家著作而成。其体例大多由令狐德棻所确定。书成，共一百三十卷。唐太宗亲自撰写宣帝、武帝以及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于是总题为“御撰”，当时号称详尽完备。李淳风深明天文历数，所修撰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尤其精密详实，然而评论者仍认为史官多是擅长文辞的人，喜好采录怪异荒谬的琐碎之事以扩大奇异见闻。又史论竞相追求艳丽文风，这是其体例的短处。现在再取该书加以查考，尚有很多错乱讹误之处。《怀帝纪》记载：永嘉五年，东海世子司马毗及宗室四十八王死于石勒之手。而《东海王越传》记载：司马毗及宗室三十六王都死于贼手。这两处记载不同，必定有一处错误。又《安帝纪》记载：义熙十三年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去世。十四年六月，刘裕任相国，进封宋公。十一月，赫连勃勃在青泥大败王师，雍州刺史朱龄石战死（这一年十二月皇帝驾崩）。而《天文志·星变事验》却说：十四年，刘裕回到彭城，接受宋公封号。十一月，左仆射前将军刘穆之去世。第二年，西虏侵犯长安，雍州刺史朱龄石各军陷没。纪、志所记载的，互相违背错乱，现在以《宋书·武帝纪》以及刘穆之、朱龄石两传参考对照，则刘穆之先去世，高祖后回朝，接着接受宋公九锡之命，以及朱龄石被俘的年月，与《安帝纪》无不吻合，那么志文中叙事颠倒显然可知。又《天变事验》说：隆安五年闰月，天东南方向发出声响。十六年九月戊子日，天东南方向又发出声响。查考隆安年号只到五年，而这里说十六年，尤其错乱。又《和峤传》记载：太傅从事中郎庾亮见到和峤赞叹说：“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然枝干多节瘤，但用于大厦，有栋梁之用。”那么这话本是称赞和峤的。而《庾亮传》却又把这话说成是称赞温峤的话。大概因为和峤、温峤两人名字相同，于是不知不觉两传出现错误。现在考据和峤历任官职多在武帝之世，他去世在惠帝元康二年，而《庾亮传》说参与东海王越太傅军事。《惠帝纪》司空司马越任太傅在永兴二年，和峤辅佐府署正当此时。计算和峤去世已过十二年，怎么还能见面赞叹呢？当时温峤官品很低，庾亮知道他的才能堪当大任，所以为他延誉。那么这话应属于温峤。而《和峤传》所说的应当删去（《晋书》的错误，本源于《世说新语》）。《卞壶传》记载：王式继母前夫去世，改嫁王式父亲，父亲将死，母亲请求离去，父亲答应，于是服丧完毕回到前夫家。前夫后妻的儿子奉养她直到终老，于是合葬于前夫。此事很不明晰，王式的继母既因前夫死而改嫁王式父亲，那么她的前夫怎么还会有后妻？应当是前夫的妾有儿子奉养她直到终老。却称为后妻，措辞特别混乱。又《王坦之传》记载：简文帝驾崩，下诏大司马桓温依照周公居摄故事，王坦之持诏入内，在皇帝面前毁掉诏书。《王彪之传》又说：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桓温依照周公居摄故事，王彪之全部封还诏书，事情于是停止。查考王坦之既已在皇帝面前毁掉诏书，怎么又有降诏之事？这必定是一件事而分系于两人，也是《晋书》失于检核之处。

○宋、齐、梁、陈、魏、周、齐、隋诸史及《南、北史》书法各不相同宋、齐两史，只记载本国，而邻国之事仅记载其与本国交涉者，其他即使有兴灭崩立也不记载。即使是与本国交涉之事，对于魏则称索虏，对于魏主则称虏伪主，或称虏帅拓跋某。而《宋书》列传后并立《索虏传》，与鲜卑、吐谷浑同列。《齐书》列传后也立《魏虏传》，与芮芮、氏、羌同列。这是宋、齐两史的体例。《魏书》则详记本国，而邻国大事也附记。然而对于东晋诸帝已直呼其名，对于宋、齐、梁诸帝则称岛夷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对于西魏及周也直呼其名曰宝炬，曰黑獭。列传后也立岛夷刘萧诸传，与匈奴刘聪、铁弗刘虎等同列。这是《魏书》的体例。梁、陈两史则不再称索虏，而称国号，并且对于魏、齐、周诸帝都称谥号。然而《梁书》也只详记本国，而对于北朝之事，除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帝、孝明帝诸帝的崩立，以及大通三年尔朱荣弑胡太后，立庄帝，中大通二年庄帝杀尔朱荣，又为其党所弑等事，一概不记载。《陈书》则兼记萧詧一国，如天嘉三年梁王萧詧死，子萧岿代立，则记载，而天嘉元年周明帝去世，武帝立，二年齐孝昭帝去世，武成帝立等事，也一概不记载。

译这又是《梁书》、《陈书》的体例。至于《齐书》、《后周书》这两部史书，不仅兼记邻国的大事，并且将邻国的君主称为某帝。例如《周书》在大统十三年记载齐神武帝去世，儿子高澄继位，这就是文襄帝；在武成元年记载陈武帝去世，兄长的儿子陈蒨即位，这就是文帝，就是这类情况。《齐书》在天保七年记载魏国宰相宇文觉接受魏朝禅让，在天保八年记载陈霸先杀害其君主自立，这就是陈武帝，也是这类情况。这又是《周书》、《齐书》的体例。《南史》、《北史》则更为周密。《南史》不仅兼记北魏的事，凡是燕、凉等国的兴废也都记载。例如宋永初元年记载这一年西凉灭亡，景平元年记载这一年北魏明元帝去世，就是这类情况。又兼记邻国的年号，使读史的人一目了然。例如宋元嘉二年记载这一年是北魏神䴥元年，就是这类情况。《北史》也兼记南朝的事，例如魏泰常五年记载晋恭帝禅位给宋，就是这类情况。至于《高齐纪》则兼记南朝的事，并且涉及后周的事。例如天保七年记载魏恭帝禅位给周，天保八年记载梁主禅位给陈，就是这类情况。《周纪》也兼记南朝的事，并且涉及北齐的事。例如明帝元年记载梁敬帝禅位给陈，武成元年记载齐文宣帝去世，就是这类情况。其他如燕、凉等国的兴灭，也都一一附记。这又是《南史》、《北史》的体例。至于各史所记载的帝号，又有不同的地方。《宋书》、《齐书》、《魏书》这三部史书，对于本国的皇帝都记载庙号，如太祖、高祖、世祖之类；而对于邻国则直呼其名。《梁书》、《陈书》、《周书》、《齐书》这几部史书，则对于本国记载庙号，对于邻国记载谥号。《南史》、《北史》则本国和邻国都记载谥号。这又是各史记载帝号的体例。各史的书写方法又有不通畅的地方。《史记》中汉高祖微贱时称为刘季，被封为沛县令时称为沛公，在汉中称王时称为汉王，即位后才称为皇帝。这原本依据《尚书·舜典》及《康王之诰》，是最为古雅的法则。《齐书》则从萧道成微贱时直到成为皇帝都称为太祖，《梁书》从萧衍微贱时直到成为皇帝也都称为高祖，完全没有分别。《宋书》在萧道成未封王以前就记载为齐王，例如升明二年记载赐给太傅齐王三望车，升明三年记载加封太傅齐王羽葆鼓吹，而下面才记载诏令太傅总领百官，封十郡为齐公。《齐书》在萧衍未封王以前也即记载为梁王，例如中兴二年记载诏令太司马梁王进位相国，封十郡为梁公，那么就是先记载王，后记载封公，书写方法混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梁书》在陈霸先未封爵时，都记载其官号，是司空就记载司空陈霸先，是丞相就记载丞相陈霸先，这较为合乎法度。《北齐书》的书写方法也有失误的地方。魏庄帝时，孝武帝及文帝尚为王，不应立即称其追尊的帝号，然而《高隆之传》说：太昌初年，高隆之任骠骑将军，与西魏文帝饮酒发生争执，文帝因此被罢免。竟然像是高隆之与帝王对饮而帝王被废黜了。孝静帝时，高欢、高澄都是臣子，不应立即记载其追尊的帝号，然而在记载高欢时已称神武，记载高澄时已称文襄，那么似乎东魏同朝有两个皇帝了。西魏时宇文泰也是臣子，不应立即记载其追尊的帝号，然而也记载为周文帝。例如河阴之战，记载西魏帝与周文一起来赴救，那么也似乎西魏同朝有两个皇帝了。《周书》也是如此。这都是书写方法失于检点的表现。《北史》在《魏纪》中记载渤海王高欢、安定公宇文泰，较为斟酌得宜。又南、北史兼记邻国大事，固然属于周密，然而也略无分别。凡是本国的事情以及邻国交战、通使与本国相关涉的，自然应当按照月日依次记载。如果邻国的兴灭、君主去世或即位之类，与本国无关的，就只在一年之末附记这一年某国某事，用来区别内外。然而《南史》、《北史》将邻国的事也与本国的事情一样，顺次记载在每月每日之下，完全没有界限了。这个体例只有《魏书》最为得法，周、齐二书也与《南史》、《北史》相同。（按：齐、梁书从微贱时到成为皇帝都称太祖、高祖，也有依据，《汉书·高祖本纪》也是如此。）

译○《宋书》、《齐书》、《梁书》记载南北交涉之事：《宋书》称北魏为“索虏”，称魏主为“伪主”、“虏帅”，前文已说过。对于交战及通和之事，也多所掩饰。如檀道济败退，则记载为“道济引军还”；魏主从瓜步撤退，则说“索虏退走”；其经过盱眙，则说“索虏自盱眙奔走”；大明四年魏使派遣使者来聘问，则说“索虏遣使请和”；泰始三年魏人来聘问，则说“索虏使献方物”（元徽三年魏人来聘问，又记载为“北国使至”，赵伦之、王懿等传中又称魏太武帝为“魏主”，体例也不统一）。《齐书》也是这样，如建元二年“索虏寇淮泗”，建武二年“索虏寇朐山”之类。而对于魏人来聘问以及派遣使者聘问魏国之事，则完全不记载。如永明二年魏人来聘问，九年派遣裴昭明聘问魏国（事见《南史》），一概删去。《梁书》则不再称“索虏”，如天监二年“魏寇司州”之类，都记载为“魏”。然而在南北交兵之处，遇到胜利就记载，失败就不记载。如天监五年魏宣武帝的弟弟率领部众来投降，将军刘思效在肥水击败魏军，张惠绍攻克魏国的宿预城，韦睿攻克合肥城，裴邃攻克羊石城，桓和攻克朐山城，本纪一一记载。而这一年临川王萧宏军队到达洛口，大败，损失数以万计，萧宏单人匹马逃回（事见《南史》），则不记载。第二年曹景宗、韦睿等在邵阳洲击败魏军，斩杀俘获数以万计，则大书特书。其后大同年间南北通好，只记载魏人来聘问，而梁派遣使者回访则不记载。如大同三年记载魏派遣使者来聘问，而不记载派遣张皋回访。大同四年派遣刘孝标回访，五年派遣柳豹回访，六年派遣陆晏子回访，都一概不记载（各位回访使者都见《南史》）。大概当时国史所记载的，各自夸大，本来就是这样，修史者沿袭旧文，不再修改订正。

○梁、陈、周、齐、隋五史共三次修成：《旧唐书》记载：令狐德棻对高祖说：“近代以来，大多没有正史，梁、陈、齐还有文献，周、隋遭遇大业年间的动乱，多有遗缺，应当趁现在耳目尚能接触，及早修撰。”高祖于是下诏让萧璃、王敬业、殷闻礼修撰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庾俭修撰周史，封德彝、颜师古修撰隋史，崔善为、孔绍安、萧德言修撰梁史，裴矩、祖孝孙、魏徵修撰齐史，窦琮、欧阳询、姚思廉修撰陈史。这是第一次修史。萧璃等人接受诏命，历经数年未能完成而停止。贞观三年，太宗又下诏让令狐德棻、岑文本修撰周史，李百药修撰齐史，姚思廉修撰梁、陈史，魏徵修撰隋史，与房玄龄共同总监各史。众人议论认为《魏书》有魏收、魏澹两家，于是不再修撰。令狐德棻又奏请引崔仁师协助修撰周史。而魏徵与令狐德棻又总知梁、陈、齐各史，隋史的序论都是魏徵所写，梁、陈、齐书魏徵又各作总论。这是第二次修史。李延寿自序说：贞观十七年，褚遂良因为《隋书》十志未完成，奏请李延寿协助修撰。那时梁、陈、周、齐、隋正史虽然已经成书，因为十志未完成，尚未颁布施行。而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已经完成，于是先上表进呈，那么隋志的完成，又在李延寿进呈《南史》、《北史》之后。查《旧唐书》高宗显庆元年五月长孙无忌等人进呈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这是第三次修史。

○《宋书》的书法：《宋书》对于武帝的即位，先记载晋恭帝禅位的诏书、策书、玺书，下面才说王奉表辞让，晋帝已经退居琅琊王第，表章无法送达，于是群臣都上表劝进，于是即位，封晋帝为零陵王，让他食一郡，使用天子旌旗，行用晋朝正朔，上书不用表，答表不用诏。第二年八月，记载零陵王去世，皇帝三次临朝，率领百官在朝廷举哀，完全依照魏明帝服侍山阳公的故事，太尉监护，以晋礼安葬。这是武帝对于晋帝，可谓有始有终了。查恭帝禅位，有关部门起草诏书，草成呈给皇帝，皇帝立即拿起笔对左右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又因刘公而延续将近二十年，今日之事，本来心甘情愿。”这是禅位虽然迫于不得已，尚是恭帝所愿。至于逊位后，居住在秣陵宫，常害怕被害，与褚后共处一室，自己在床前煮食。高祖命令褚后的兄弟褚淡之等人监视褚后，褚后出到别室相见，士兵于是翻墙进入，进药给皇帝。皇帝不肯喝，说：“佛教说自杀者不得再投人身。”于是用被子蒙头杀死他。这是恭帝之死，是由宋武帝弑杀所致。然而本纪绝不记载一字，使后人不阅读褚淡之等人的传，谁还会知道恭帝被弑，宋武帝不就侥幸逃脱篡逆之罪了吗？（《南史》改为：零陵王殂，这是宋史的体例。）文帝的去世，也不记载元凶刘劭的弑杀，只说二月甲日在上崩于含章殿，时年四十七。如果不参阅刘劭及徐湛之、江湛等人的传，也竟似

译考终寝殿者（《南史》改作：元凶刘劭谋逆，皇帝崩于合殿）。《前废帝纪》记载太尉沈庆之薨逝，当时废帝凶残暴虐，想要诛杀何迈，担心沈庆之不同意，于是派遣沈攸之先带着毒药赐死沈庆之，现在只说“薨”，这与考终天年有什么不同呢？（《南史》记载杀太尉沈庆之。）又《孝武帝纪》记载泰始七年建安王刘休仁有罪自杀。查考刘休仁地位亲近贤能，孝武帝病重，为身后事忧虑，所以召他住宿在尚书省，派人带着毒药赐死他。《刘休仁传》已经详细记载了，本纪怎么能说是有罪自杀呢？（《南史》记载鸩杀建安王刘休仁。）升明年间，袁粲、王宜兴、黄回都因为谋划诛杀萧道成而被杀。《宋书》则记载袁粲占据石头城谋反，伏法被杀；王宜兴、黄回也都记载为有罪伏法。所谓谋反，是反刘氏呢？还是反萧氏呢？所谓有罪，究竟是什么罪呢？（《南史》则说：袁粲谋划诛杀萧道成，未能成功，随即覆灭。黄回对执政者怀有二心，被赐死。王宜兴对执政者怀有二心，被诛杀。）然而这还可以说是忌讳其名而在本纪中隐去，而在列传中记载其实情，可以互相参看。顺帝禅位于萧道成时，当天皇帝在内宫，听到消息，逃到佛盖下面。太后害怕，亲自率领宦官搜寻。皇帝出来后，宫中的人行走哭泣。皇帝居住在丹徒宫，齐国人看守着他。建元元年五月，监守的人杀了皇帝，而以生病去世报丧。齐国人感激他，赏赐封邑。宋室的王侯无论老少，都被幽禁而死。这件事见于《南史》。而《宋书》则只说：皇帝逊位到东邸，齐王即位，封皇帝为汝阴王，以对待非臣属的礼节对待他。建元元年五月，在丹阳宫去世。竟然好像权力交接合乎正道，完全没有一丝叛逆的痕迹。本纪如此，又没有别的列传互相参看记载此事，如果不是《南史》记载，千载之后谁还会知道顺帝被篡位、被弑杀的惨状如此呢！又孝武帝的母亲路太后，到明帝时还在世，听说义嘉之难爆发（晋安王刘子勋谋反），太后心里庆幸，邀请明帝饮酒，在酒中下毒进献。侍从拉扯明帝的衣服，明帝醒悟，用那个酒杯向太后祝寿。当天太后去世，秘不发丧，丧礼按礼制办理。这件事也见于《南史》，自然是当时的实事。而《宋书·路淑媛传》（即路太后）只叙述明帝的孝顺，太后的慈爱，而这件事略无一字提及，也没有在其他列传中互相参看记载，可见《宋书》的笔法大多回护忌讳而少有直笔。查考沈约曾经历任宋、齐、梁三朝官职，他撰写《宋书》，是在齐武帝永明年间，所以在宋、齐易代之际，自然不敢直笔。即使单独记载宋朝的事，也有不能不稍加回护的地方。沈约曾经打算为袁粲立传，武帝说：“袁粲自然是宋室的忠臣。”沈约又大量记载明帝许多鄙陋淫乱的事，武帝说：“我过去曾侍奉明帝，你可以考虑忌讳恶行的义理。”于是删减了很多。这件事见于《齐书·王智深传》。那么沈约所撰写的原文已经多有删削了。又殷淑仪本是南郡王刘义宣的女儿（孝武帝的堂姐妹），刘义宣败亡，孝武帝秘密娶了她，宠爱冠绝后宫，等到她去世，命令谢庄写诔文，让巫师在帷帐中召见她的魂灵，等到将要握手时，突然去世（这件事见于《南史》）。《宋书》并没有为她立传，大概也是为孝武帝忌讳的缘故。然而何迈尚新蔡公主，被废帝纳入后宫，谎称公主薨逝，杀了一个婢女送还何迈家。赵倩尚文帝女儿海盐公主，始兴王（文帝的儿子）出入后宫，与公主私通。赵倩愤怒，肆意辱骂殴打，扯断帐带。文帝于是下诏离婚，杀了公主的生母蒋美人。这两件事如果遵循殷淑仪的例子，也应该忌讳而不记载，却在新蔡公主的事上详细记载于《何皇后传》，在海盐公主的事上详细记载于《赵伦之传》，为什么呢？

译○《宋书》在叙事和编排次序上都有疏漏不严谨的地方。《宋书》叙事有容易混淆之处。例如《刘穆之传》记载：高祖攻克京城，向何无忌索要一名军吏。这里的京城是指京口城。下文又说：跟随平定京邑。这是指打败桓玄军队后，跟随进入建邺。然而京城、京邑有什么分别呢？《南史》先叙述攻克京城，接着叙述进入建邺，较为清晰。又，少帝司马皇后本是晋恭帝的女儿，那么只说晋恭帝之女就可以了，但《后传》先说她是河内温人，晋恭帝之女。司马氏称帝已一百多年，难道还必须标明她的家族声望吗？王僧绰是王昙首的儿子，王昙首已有传记，那么王僧绰只说是王昙首之子就可以了，但书里又说他是琅琊临沂人，左光禄大夫王昙首之子，这难道不是多余吗？何偃是何尚之的儿子，何偃编在第十九卷，何尚之反而编在第二十六卷。沈攸之是沈庆之的侄子，沈劭之在第三十四卷，沈庆之反而在第三十七卷。其他如张劭的儿子张畅及侄子张敷，一家人却分别系于三卷。檀道济、檀祗、檀韶是兄弟，却各自分卷。谢晦、谢瞻是兄弟，也各自分卷。《南史》则为一人立传，而其家中的兄弟子孙都附在后面。欧阳修《新唐书》于是仿效这个体例。

○《宋书》繁简失当之处。前代史书对于名臣的奏疏之类，原本有记载全文的。如贾谊的《治安策》，董仲舒的《天人策》，不是关乎政治，就是关乎道学。至于司马相如《大人赋》之类，是因为他本来以才学著称，所以留存一两篇以见一斑，其他就不全部收录了。《宋书》则凡是有文字，没有不收入的。如《王弘传》记载他关于建立屯田的一个建议，弹劾谢灵运的一道奏疏，辞官的一道表章，引咎逊位的一道表章，请求解除州录职务的一道表章，以及文帝的一道答诏，又辞官的一道表章，琐碎地写了近三千字。他关于同伍犯法及主守偷盗两条建议，既全部记载原议，又兼载王淮之的一个建议，何尚之的一个建议，王弘再次折中的一个建议，又共两千多字。《徐羡之传》记载他归政的一道表章，答诏一道，再次辞官的一道表章，文帝列举罪状的一道诏书，共三千多字。《傅亮传》记载《演慎》一篇，《感物赋》一篇，共三千多字。《王微传》记载他与江湛的一封信，与王僧绰的一封信，与何偃的一封信，答复王僧谦的一封信，共四五千字。《郑鲜之传》记载他关于滕羡父亲尸骨未归而仕宦不辍的一封信，举荐谢绚代替自己的一封信，弹劾刘毅的一道奏疏，关于沈叔任因父病去官的一道奏疏，劝谏讨伐赫连的一道奏疏，共三千多字。《裴松之传》记载他请求禁止私碑的一道奏疏，派遣使者巡行的一道诏书，使者回复的奏疏一道，共两千多字。《何承天传》记载他的《安边论》共三千多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至于《谢灵运传》记载他的《撰征赋》一篇，《山居赋》一篇，共一万多字。《顾恺之传》记载他的《定命论》一篇，三千多字。郑鲜之的建议及何承天的《安边论》，尚且说是关乎时事；谢灵运记载赋作，尚且说是谢灵运本来以才华著称；其他有什么关系，却连篇累牍如此，岂不是白白浪费笔墨吗？《谢晦传》记载他举兵朝向京城时给文帝的一道表章，略微显示他不得已的心迹就可以了，但书里又记载他晓谕台省的一道檄文，以及打败到彦之之后再次给皇帝的一道表章，共八九千字，又为什么不怕辞费呢？既然这样细微详尽都必定记载，王弘主持国政，将要加封爵位给人，必定先进行谴责，如果美好的面相互相迎接，必定不会和谐。有人问缘故，他说：“王爵加封给人，又互相抚慰慰劳，便是与君主分享功劳。如果请求者断绝了官职叙录的分别，又不稍微借助脸色示意，就会成为怨恨的根源。”这是王弘相业中最大的事（事见《南史》），《宋书》本传反而不记载，为什么呢？檀道济起初与谢晦等人一同参与废立之事，后来文帝反而任用檀道济讨伐谢晦，这其中另有转折关键。《南史》说皇帝想要檀道济领兵，王华认为不可以，皇上说：“檀道济是跟随别人的人。过去不是谋划的首创者，现在安抚并让他做事，必定没有顾虑。”这正显示文帝任用檀道济以及檀道济讨伐谢晦的原因，应当是当时的情实。但《宋书》反而不叙述及此，只说皇帝讨伐谢晦，檀道济率军继到彦之之后到达，到彦之战败，檀道济到达，谢晦的军队不战而溃。这样那么檀道济才与谢晦共事，忽然又举兵讨伐谢晦，读史的人从何明白呢？

○《宋书》立传太少。史书立传，原本不取太多。如《汉书》一部，除王子外共只二百四十多人，未尝不是良史。《宋书》则芜杂的文字太多，而立传又太少。如汝南太守陈宪，当魏太武帝来攻打悬瓠城时，陈宪竭尽全力拒守，箭石无时不交加，城中背着门板打水，杀死的贼人尸体与城墙平齐。贼人踩着尸体而上，又用短兵拒击，共四十多天，贼人才退去。又参军刘泰之，以一千多骑兵袭击魏军，转战数百里，杀三千人。等到战败，不屈而死。青州刺史竺灵夔，守卫东阳，抗拒魏军，濒临危险多次，最终能够保全城池。徐州刺史王仲德，守卫虎牢，魏军攻

译围攻共历时二百天，将士们眼中生疮，身体全都干枯，患有疮疾的人不再流血。檀道济等人不敢救援，于是被敌军攻陷，始终没有屈服，后来死在北魏。这些都是将帅中的忠勇之士，为何不各自立传？竟然只有宪附见于《南平王铄传》，泰之等人仅附见于《索虏传》，这是为什么呢？鲍照的文才在当时堪称第一，《宋书》既然没有设立《文苑传》，为何不将他列入列传？竟然也只在《临川王义庆传》中附带提及。既然附在《义庆传》里，却又全文收录他的《河清颂》一篇，篇幅冗长不尽，这岂不是喧宾夺主吗？文帝潘淑妃最受宠爱，自从元皇后去世后，后宫没有主事之人，潘淑妃总揽内政。她的儿子〇依仗宠幸作恶，皇帝打算赐死他，却将此事泄露给潘妃。潘妃告知〇，于是促成了元凶刘劭弑君篡位的祸乱。这难道可以不记载吗？而《宋书》中却没有《潘淑妃传》，尤其显得疏漏。而在“八志”中却增设了“符瑞”一门，徒增荒诞。况且又不专门记载刘宋一代，反而将伏羲、神农以来所传说的怪异不经之事，毫无遗漏地罗列出来，更加虚妄不实了。

译卷七十《齐书》书法：《齐书》在宋、齐政权更替之际，详细记载了宋帝禅位的策文一道、玺书一道，齐高帝坚决推辞，宋王公以下坚决请求，高帝才答应。高帝即位后，封宋帝为汝阴王，在丹阳为他建造宫室，沿用宋朝的正朔，汝阴王上书不用表，高帝回复不用诏。当年五月，汝阴王去世，追谥为宋顺帝，终礼依照魏、晋旧例，几乎没有篡夺的痕迹。大概当时国史原本就是这样记载的，而且有沈约《宋书》作为成例。然而在顺帝逊位时，仍记载当天皇帝逊位到东邸，备齐仪仗，乘坐画轮车，出东掖门，问：“今天为什么不奏乐？”以此显示顺帝的禅让，都是齐人所为，而顺帝起初并不知情，这还保留着微妙的笔意。书中记载齐明帝弑杀海陵王说：海陵王有病，明帝多次派遣御医占卜观察，于是海陵王死去。这就更为直笔了。因为萧子显本是齐朝宗室，对于明帝的篡逆以及杀害高帝、武帝子孙几乎殆尽，固然不免有隐恨，所以特意记载以彰显其罪恶，并非刻薄。至于齐和帝禅让给梁朝，则记载皇帝车驾从荆州东归，禅位给梁王，夏四月禅诏到达，皇太后退居外宫。梁王奉皇帝为巴陵王，居住在姑熟，沿用齐朝正朔，完全依照旧例。戊辰日去世，享年十五岁，追尊为齐和帝。也绝对没有一个字涉及篡夺。查《南史》记载，梁武帝起初想将和帝迁往南海，沈约用曹操“不可慕虚名而受实祸”的话来应对，于是派遣郑伯禽进献生金。和帝说：“我死不需要金，醇酒足够了。”于是饮酒一斗，郑伯禽上前将他勒死。《齐书》却完全隐瞒此事，因为萧子显当时正做梁朝臣子，自然不得不如此，本来不足为怪。唯独对于对齐朝怀有二心的宋臣，也一一隐瞒，实在毫无意义。比如王俭在齐高帝尚未建国之前，早就劝说他“功高不赏，以您今天的地位，不能再做别人的臣子”，并代为游说褚渊等人，以促成禅位之事，这在《南史》中记载得很详细，而《齐书·王俭传》却没有一个字。对于不忘故君的宋臣，也一并隐瞒。崔祖思在齐高帝辅政时，朝廷商议将加九锡，祖思说：“君子爱人以德，不应该这样。”高帝听后很不高兴。王琨在顺帝逊位时，拉着车痛哭说：“人们以长寿为乐，老臣以长寿为忧。既然不能先于蝼蚁死去，却频繁见到这种事。”呜咽不能自持。这些事也都见于《南史》，而《齐书》崔祖思及王琨传一概不叙。袁粲死后褚渊辅佐齐朝，当时民间有“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的话，《齐书·褚渊传》也不记载，甚至《褚渊传》的论赞说：“恩惠并非一人独有，却要求别人以死相报，这是君主所误解的，是世俗情理的偏差。”这就更明确地说身事二姓，本属时势当然，而无可指责了。这是萧子显显然的悖谬，大概因为他自己也以齐臣身份仕于梁朝，如果在这等处直笔褒贬，那么自己就更加无处容身，所以为这些臣子隐瞒，正是为了为自己隐瞒。

○《齐书》编次失当处：《齐书》中衡阳王道度等人是高帝的兄弟，自然应该编在高帝诸子之前，却反而编在武帝诸子之后。萧景先、萧赤斧、萧谌、萧坦之，也是宗室，却不列入宗室，而另立列传。其排列诸帝子传，又先将文惠太子排在豫章王嶷之前。嶷是高帝之子，文惠是武帝之子，对于嶷来说是堂弟，怎么可以扰乱次序呢？

○《齐书》繁简失当处：《齐书》多记载词章，少记载事实，大概也是仿效《宋书》的体例。《豫章王嶷传》记载他辞让殊礼的一表，回复的一诏，又辞让侠毂队仪仗的二表，回复的一诏，又请求将东府新斋拆奉太子的一表，回复的一诏，又因唐〇之反请求去除州县苛碎条制的一表，以及死后竟陵王子良请求加殊礼的一表，回复的一诏，又乐蔼与竟陵王子良的一笺，共一万五六千字（萧子显就是豫章王的儿子，为他父亲作传，所以特别多有表扬）。《王俭传》记载他谏改紫极殿为宣阳门的一疏，请求解除领选的一表，再次请求解除领选的一表，共二千余字。《王僧虔传》记载他请求正声乐的一疏，请求废除狱中汤杀人的一疏，又檀〇乞官的一书，僧虔回复的一书，〇又乞官的一书，共三千余字。《萧颖胄传》记载他起兵时的檄文一道，共二千余字。《竟陵王子良传》记载他谏遣台使征租的一疏，请求赦免逋逃、省刑、息役、谏射雉等疏，共三千余字。《崔祖思传》记载他崇节俭、省刑狱、定乐律、开屯田、设史官、招贤才等疏，共二千余字。虽然多有关涉时事，但何妨节选保存，却连篇累牍，不减一字，为何白白浪费笔墨如此！又《张敬儿传》忽然记载沈攸之责备齐高帝的一书，齐高帝回复攸之的一书。《王敬则传》忽然记载竟陵王子良请求罢免塘役折钱的一表，《苏侃传》忽然记载齐高帝《塞客行》一首，更觉得没有什么关联，难怪愈发显得芜杂了。等到叙事，则又有应当详细

译然而反而简略的（情况）也有。明帝杀害高帝、武帝子孙中留在京城外的人，都命令典签去杀他们。典签率领的权力重大到了这种地步，这是当时矫枉过正的一大弊政，《南史》在《巴陵王子伦传》中叙述得非常详细，而《南齐书》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明帝病重时，急忙命令竟陵王萧昭胄等六十多人进入永福省准备几十具棺材，打算在三更天结束时将他们全部杀死。皇上暂时躺下休息，恰逢萧子恪逃到外面，这时他光着脚奔跑至建阳门。皇上听到消息，惊醒问道：“还没有赐给各位王爷死命令吗？”等到见到萧子恪，皇上询问情况并流下眼泪，于是都赦免了各位王爷，使他们免于被杀。《南史》因此特意设立《萧子恪传》来记载这件事，而《南齐书》中没有萧子恪的专传，仅在《豫章王萧嶷传》中附带了几句话。这些都是繁简处理不当的地方。

译○《齐书》立传太少

《齐书》所立传记也太少了。例如朱买奉命领兵戍守甬城，对人说：“我这一子应当能得官。”别人问他缘故，他说：“如果不杀贼，就会被贼杀。我弱小的儿子不做世子，就做孝子。”这是说杀贼则有功受封，被贼杀则有抚恤荫庇。后来守城，果然与魏军交战，被斩杀，他的尸体还伏在马鞍上奔回。这难道能不立传吗？却仅在《周盘龙传》中附带提及。董僧慧任晋安王子懋的防阁，当明帝贼杀诸王时，董僧慧想起义向朝廷，说：“这州虽小，孝武帝曾凭借它起事。如今兴兵请求讨伐苍梧王的罪过，谁能抵挡！”子懋犹豫不决，兵散被杀。董僧慧号哭为他治丧，王元敛想抓他，董僧慧说：“晋安王起兵，我确实参与谋划。古人说：‘不是死难，是死得其所难。’我能为主人死，没有遗憾了。希望等到主人大殓完毕，我退下受汤镬之刑。”王元邈答应了他。子懋的儿子昭基，年仅九岁，用小绢写信询问消息。董僧慧见了说：“这是郎君的信。”悲恸而死。《南史》记载得很详细，而《齐书》既不入《孝义传》，也不附见于《子懋传》后。又如魏孝文帝到寿阳，崔庆远出城，与魏主反复酬答，最终使魏军收兵离去。他的应对实在足以增光国家，与张畅在彭城对魏军李孝伯的话语前后正相辉映。张畅既已在《宋书》中立传，这难道能不立传吗？却仅附见于《萧遥昌传》，这又是省略了不该省略的。

○《齐书》原本

《齐书·檀超传》记载：齐初设置史官，檀超与江淹充任其选，上表请求确立条例，说封爵详情见本传，不必烦劳年表，应立十志：律历、礼、乐、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艺文依班固，朝会、舆服依蔡邕、司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蔚宗，并请求立帝女、处士、列女传。诏令内外详议，王俭认为应增加食货，省去朝会，而《帝女传》不必立。檀超史功未成而死，江淹撰成之。那么萧子显所撰《齐书》，大概是本于檀超、江淹的旧稿而删订成书的。然而《齐书》只有礼、乐、天文、州郡、百官、舆服、祥瑞、五行八志，食货、艺文、刑法仍然缺失。

○梁、陈二书

《新唐书·姚思廉传》记载：他的父亲姚察在陈朝时，曾修梁、陈二史未成，托付给姚思廉。姚思廉入隋，上表父亲遗言，有诏允许续修。到唐朝，又奉诏与魏徵等修梁、陈二书。于是采谢炅、顾野王诸书以成之。《旧唐书》说姚思廉采谢炅诸家著《梁史》，又推究陈氏，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成之。现在以事迹推究，则姚察已有成绪，姚思廉不过取谢、顾诸家重为订正罢了。如《梁书》王茂、曹景宗、萧颖达、张宏策、韦睿等传，都载有姚察旧论，《陈书》《武帝纪论》、《文帝纪论》也是姚察原文。可见这些纪传编排卷数，也是姚察亲手确定的，那么文字可知了。《姚察传》也说：梁、陈二史本姚察所撰，其中序论纪传有缺者，临死时以体例告诫其子姚思廉博访撰续。这是姚思廉自撰其父之传，大概是纪实。两朝数十卷书，经父子两世纂辑之功才成，大概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所以不能速成。至于其文笔，也足以称为良史。所可嫌的，只是多载诏策表疏之类，稍觉繁冗。而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也不能超过。宋祁说《南史》超过本书远甚，不是确论。又《宋、齐书》传论多四六体，大概六朝文笔相习如此。到姚察则全作散文，姚思廉因之亦然，虽魏郑公所撰《梁纪总论》也不及了。

○《梁书》编次失当

《梁书》编次也有失检处。《武帝郗皇后传》后接着以简文王皇后次之，而武帝丁贵嫔、阮修容反而次于王皇后之下。按丁是昭明太子及简文帝之母，阮是元帝之母、简文庶母，怎么能反而叙于后？其意不过先皇后而次妃嫔罢了，然而既叙武帝郗后，则丁、阮两妃次于后之下，正合体裁，为何改先媳而后姑呢？丁、阮既以帝母立传了，敬帝母夏太后及敬帝王皇后为何又都无传？其于宗室诸王及帝子编次也多失序。昭明太子统、哀太子大器、愍怀太子方矩反编在前，而临川王宏、安成王秀等，是昭明的叔父，南康王绩、庐陵王续等，是大器、方矩的叔父，却都编在从子从孙后，可以吗？贞阳侯明为齐人所立，入主梁祀，建号称尊，不久废死，不立传也可以。昭明之子萧詧称帝于江陵，历三世，共三十三年，纵不便附于本纪后，何妨别立一传，著其兴亡。却竟略不叙及，并《昭明传》中亦

译没有记载他的名字。这难道不是萧梁的后代、延续一脉相承的血统的人吗？梁武帝起兵之初，倚仗萧颖胄同心协力提出建议，所以没有后顾之忧。萧颖胄留守镇守西台，派弟弟萧颖达跟随武帝向东进军，于是攻克建邺，这是功臣中的首位。既然萧颖达已有传记，而萧颖胄反而没有立传。王琳辗转奔波、经历百战，始终效忠梁朝，不肯向陈朝屈服，这也是忠于梁朝的人，《梁书》也没有为他立传，这都是疏漏。《简文帝纪》记载：大宝二年冬十月壬寅，皇帝驾崩。《元帝纪》又说：大宝二年九月，简文帝驾崩的消息传到，元帝大哭三日。简文帝既然在十月驾崩，怎么会在九月中先有驾崩的消息？这又是严重的错误。至于《梁书》只有纪、传而没有表、志，是因为当时共同编修《隋书》，各朝的志书都已增入《隋书》中，所以不再重复记载罢了。

译查考《梁书》不记载萧岿，大概是因为梁敬帝国亡，梁朝的正统已经断绝，萧岿三世虽然在江陵称帝，但都臣属于北周、隋朝，既然难以作本纪，如果把他们当作元帝的逆臣，与正德等人同传，那么萧岿本来并非叛逆，只是因为教导河东王萧誉与元帝结怨，为了逃避死罪而依附北魏，这与正德等人反叛依附侯景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又不便列入《逆臣传》，因此无处安置，最终被隐没而不加记载。令狐德棻将他们附在《周书》中，似乎合理，然而萧岿向北依附时还是北魏朝代，他去世时却在北周，而他的儿子萧岿、孙子萧琮又历经隋朝成为附庸，那么又怎么能只附在《周书》中呢？只有李延寿的《北史》另外设立“附庸”一门，将萧岿等人列入其中，较为妥当。然而《北史》兼叙各朝，所以可以这样立传，《梁书》专门记载萧氏，那么萧氏子孙建国称帝的，怎么能就这样删削呢？这终究是《梁书》的缺憾。认为应当在《昭明太子传》后面补载萧岿以下三世，这样位置就合适了。《明史》中伪福王以及伪鲁王朱以海、伪唐王朱聿键、伪永明王朱由榔等，各自附在其祖父的传记之后，既不给予他们继承正统的地位，又不隐没他们的事实，这才知道修史诸臣的斟酌是尽善尽美的。

○《梁书》多载芜词《梁书》叙事虽然简洁，但所记载的文词仍遵循《宋书》、《齐书》的旧式，所以也不免繁冗芜杂，如《武帝纪》先记载齐和帝封梁公备九锡的一道诏书，又记载策文一道，百僚劝进的书信一篇，又劝进的书信一篇，武帝请求严格选拔人才的表文一篇，和帝进封梁王的诏书一道，又禅位的诏书一道，策文一道，玺书一道。《元帝纪》记载南平王萧恪等人劝总百揆的笺文一篇，皇帝回信一道，王僧辩等人劝进的表文一篇，皇帝回信一道，王僧辩等人再次劝进的表文一篇，皇帝再次回信一道，又讨伐侯景的檄文一篇，侯景平定后王僧辩等人再次劝进的表文一篇，徐陵劝进的表文一篇。《丁贵嫔传》记载张缵的哀册文。《昭明太子传》记载王筠的哀册文。以及诸臣赠谥，都记载其诏书。如王茂去世时，诏书起语说“旌德纪勋，哲王令轨；念终追远，前典明诰”，这已经属于浮词，而南平王伟、柳庆远、郑绍叔、吕僧珍、孔源休等人死后加恩的诏书，无不雷同，令人作呕。《南史》列传只书写赠谥，全部删削诏词，因此比本书最为醒目。

○《陈书》书法《陈书》避讳的地方太多。如本来继承梁敬帝的禅让，先记载封武帝为陈公的诏书一道，加九锡的策文一道，又禅位的诏书、策文各一道，于是武帝才接受禅让。随即以江阴郡奉梁王为江阴王，车旗、正朔一如旧例，宫馆、资给务求极其优厚隆重。永年二年，江阴王去世，诏命派遣太宰吊祭。完全不见篡弑的痕迹。这固然遵循《宋书》、《齐书》、《梁书》的旧例，然而其事终究不可隐没，则应错见于列传中。查考《南史·沈恪传》：武帝想让沈恪领兵护卫敬帝出宫，沈恪叩头说：“我经历侍奉萧家以来，不忍心见到这种事。”武帝于是派王僧志代替他。又《刘师知传》：武帝命令刘师知去杀害敬帝，敬帝发觉了，绕着床跑说：“我本来不需要做天子，为什么想杀我？”刘师知抓住敬帝的衣服，行刑的人加刃杀了他。这是敬帝被害的情况。然而《陈书》在《沈恪传》中还记载他叩头的几句话，而《刘师知传》完全不记载此事，那么本纪与列传都隐没了它。衡阳王萧昌的死，实际上是文帝派侯安都杀了他，所以《南史》本纪记载衡阳王萧昌沉死于江夏，而《萧昌传》也记载中流而殒，以溺死上报，《侯安都传》则更明确记载侯安都前往迎接，而溺死于江中。这就是所谓的纪实。然而《陈书》本纪只记载衡阳王去世，《萧昌传》也说中流船坏，以溺死去世，《侯安都传》也说侯安都请求亲自迎接萧昌，渡过汉水而去世，都隐约其词，而不明确记载他被害。始兴王萧伯茂，是文帝的儿子、废帝的弟弟。宣帝废黜废帝而夺取他的位置，因为萧伯茂有怨言，派人杀他在路上。然而《陈书》本纪并不记载萧伯茂去世的事，《萧伯茂传》也只说萧伯茂出宫，路上遇到盗贼，殒命。本纪所避讳的，依靠有列传错见其事，现在连列传都避讳，那么怎么传信于后世呢？姚思廉修《陈书》已在唐代，为什么还这样做委曲回护？难道都是其父姚察的原本，姚察曾在陈朝做官，所以不忍心直书，而姚思廉就因循父亲的旧稿，而不敢改订吗？又《魏书》，孝静帝天平七年三月，侯景攻克建业，梁朝江北郡国都来归属，大行台慕容绍宗遭遇暴风溺水而死。侯景弑杀梁主萧衍，立他的儿子萧纲为主，这是慕容绍宗的死在梁武帝未被杀害之前。而《陈书·鲁悉达传》说：梁敬帝即位，加鲁悉达征西将军，齐朝派遣行台慕容绍宗以三万军队攻打他，鲁悉达大败齐军，慕容绍宗仅以身免。查考慕容绍宗既然死于梁武帝被害的那一年，梁武帝之后还有简文帝、元帝，共六年敬帝才即位，那么怎么敬帝时还有慕容绍宗在呢

译这更是错讹得极其严重的地方。

译○《陈书》编次得宜

《陈书》也是由姚思廉所撰写，但其编排次序却不遵循《梁书》的体例。例如《诸王传》，先列衡阳王陈昌、南康王陈昙朗，接着是宗室成员，然后是文帝诸子，再是宣帝诸子，最后是后主诸子，这比《梁书》更有条理，所以《南史》也沿用了它的旧例。然而《南史》将衡阳王、南康王二王并入宗室之中，这是不对的。衡阳王是武帝的儿子，本应继承大位，因为陷于北魏未能归来，所以没能即位，等到归来时文帝已经即位，于是被文帝杀害，这怎么能仅仅把他归入宗室之中呢？《陈书》特意在宗室之前为他单独立传，并将南康王附在其中。南康王也是武帝的堂侄，作为人质留在南齐，被南齐杀害，附在《衡阳传》中，位置安排也很得当。那么《陈书》的编排比《南史》更为精当准确了。

○《陈书》亦多芜词

《陈书》也有很多冗杂的言辞。例如《武帝纪》记载了梁敬帝封武帝为陈公的一道诏书，加九锡的一道策书，禅位的一道诏书，策书一道，武帝登基的一道诏书，又敕令州郡的玺书一道，封诸王的一道诏书，各官进爵的一道诏书，南郊大赦的一道诏书，又赦罪的一道诏书，赈济饥荒的一道诏书。《文帝纪》记载了登基的一道诏书，天嘉元年恩赦的一道诏书，南郊的一道诏书，平定王琳后大赦的一道诏书，体恤士兵的一道诏书，减免租税的一道诏书，求贤的一道诏书，命令侨居户籍改为土断的一道诏书，崇尚节俭的一道诏书，春夏停止刑罚的一道诏书，二年周文育、侯安都等人配享太庙的一道诏书，三年南郊恩赦的一道诏书，六年修缮前代王侯坟墓的一道诏书，曲赦京师的一道诏书，天康元年改元大赦的一道诏书，废帝光大元年大赦的一道诏书，二年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的一道诏书，宣帝太建元年登基的一道诏书，二年送流民回乡的一道诏书，军士年满六十免除役务的一道诏书，四年颁布兵制十三条的一道诏书，举荐贤才的一道诏书，派遣诸将率领所部充实姑熟的一道诏书，建立东宫的一道诏书，六年大赦的一道诏书，免除租税的一道诏书，赈济借贷的一道诏书，九年赦免租税的一道诏书，十年节约财用、停止工程役使的一道诏书，十一年审慎刑罚的一道诏书，大赦的一道诏书，崇尚节俭的一道诏书，十二年免除租税的一道诏书，后主登基的一道诏书，重视农业的一道诏书，求才的一道诏书，求言的一道诏书，禁止奢靡妖妄的一道诏书，送流民回乡的一道诏书，至德元年改元的一道诏书，二年大赦的一道诏书，三年修缮孔庙的一道诏书，四年荐举贤才的一道诏书，大赦的一道诏书，征明元年大赦的一道诏书，二年审讯囚犯的一道诏书，三年隋兵到来戒严的一道诏书。《南史》在《武帝纪》中只记载了进位相国加九锡的一道诏书一道策书，梁帝禅位的一道策书，武帝登基的一道诏书，《废帝纪》记载了慈训太后废帝为临海王的一道诏书，其他一概删削，只是简略地叙述其事，因此叙述较为简练干净，宋祁之所以极力称赞它，原因就在这里。

○《魏书》

《魏书》自从道武帝下诏让邓渊著《代记》十余卷，太武帝又下诏让崔浩撰写《国书》三十卷，都采用编年体，孝文帝下诏让李彪、崔光改作纪传体，后来又有崔鸿、王遵业继续撰写，宣武帝又命令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又有济阴王晖业撰写《辨宗室录》。这是魏收著书所依据的底本。魏收在魏末就因高澄奏请而修撰国史，直到齐文宣帝时才完成，众口沸腾，被称为“秽史”，文宣帝敕令《魏书》暂且不要施行。这是魏收初成的版本。孝昭帝又下诏让魏收更加研究审订，魏收奉诏颇有改正，于是《魏书》才得以施行。这是魏收初次修改的版本。武成帝又敕令魏收再次审订，魏收又有改动，于是为卢同立传，先前特别为崔绰立传，至此崔绰反而被附出，而《杨〇传》又增加了“有魏以来一家而已”八个字。这是魏收再次修改的版本。后主高纬在天统五年，任命魏收为尚书右仆射。武平四年，又下诏史馆重新撰写《魏书》。按照《魏书》中李纬改作李系，大概是因为后主名讳的缘故而避讳，由此可知后主时又经过修改。这是魏收第三次修改的版本。那么《魏书》在魏收一人手中已经四次易稿，而其书仍然如此芜杂，确实可以说作史之难啊。隋朝时又有魏澹所撰写的《魏史》，隋文帝认为魏收的书褒贬失实，下诏让魏澹另外撰写。其义例与魏收不同，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伪朝，凡是邻国之帝不称其名，太子则称其字，平文、昭成、献明三帝称谥号，其余不称谥号，太武帝、献文帝被弑杀都直书其事，不存隐讳，纪传后不立论赞，这些在《魏澹传》中都有记载，当时被称为良史。隋朝时又有卢彦卿撰写《后魏纪》三十卷，唐朝时又有张大素《后魏书》一百卷，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现在都不传于世。

○魏收书有后人所补者

《魏书》有不全是魏收原文的地方。例如《孝静帝纪》：武定二年，任命齐文襄王领侍中，任命今上为仆射；五年任命太原公今上为尚书令。所谓“太原公今上”者，就是文宣帝高洋。魏收作史时正值文宣帝在位，所以追叙魏朝之事而称今上。元象元年记载侯景、高敖曹在金墉城围困独孤如愿，按独孤如愿就是独孤信，他的名字叫信，乃宇

译这是文泰所改定的。当金墉被围时，高欢尚未改名，所以书中记载他的原名，这似乎不是后人追述的，因此可以相信是魏收的原本。又凡是高欢辞让相国、辞让九锡，高澄辞让相国等事，都大书特书，以显示他们不失臣子的节操。而对于高欢在玉璧受挫一事，则记载齐献武王包围玉璧以挑衅，宝炬、黑獭不敢出战，几乎看不出失败的痕迹，似乎是为北齐遮掩。对于高澄之死，记载齐文襄王在府第去世，几乎看不出被刺杀的痕迹，似乎是为北齐隐讳，这就更可以相信是魏收在仕于北齐时所作的。然而试着用《北史》来核对，凡是《北史》所采录的《魏书》，大致保留了十分之六七，而文法也多有改动。现在这一卷除了所记载的北齐之事外，其余与《北史》字字相同，毫无窜改，而且《静帝纪》后面还记载了高澄对待孝静帝无礼的事，斥责皇帝为“狗脚朕”，令崔季舒殴打皇帝三拳，以及高澄入宫责问皇帝反叛、退位后遇毒酒而死的事。如果认为是魏收所作，那么魏收当时正忙于谄媚北齐，怎敢记载这些事呢？又《孝静后传》记载皇帝被毒死后，皇后改嫁杨遵彦为妻。这位皇后就是高欢的女儿，文宣帝的姐妹。魏收怎敢记载这些事呢？那么《魏书·孝静帝纪》一卷及《皇后传》一卷，必定不是魏收的原本，而是后人反过来抄录《北史》来补全的。然而《魏书·孝静帝纪》中如高欢辞让相国等事，是《北史》所没有的，那么又不是完全抄录《北史》。刘贡父说当时还有《高氏小史》及《修文殿御览》（也是北齐时的书），后人取《北史》及这类书杂凑成篇，以补《魏书》的缺漏，道理或许是这样。《孝静帝纪》及《皇后传》之外，如《昭成子孙传》一卷，《明元六王传》一卷，《景穆十二王传》上卷，也都与《北史》相同，毫无增删，大概也是取《北史》来补《魏书》的。只有贡父说第三卷《太宗纪》史馆旧本上有白签写着“此卷是魏澹史”，但考察其书写体例，与《魏澹传》所载的体例又不相合，与《北史》比较也不相同，那么这一卷难以确指不是魏收的原本。

译○《魏书》的书法

《魏书》本纪兼载邻国兴亡、继位等事，最为明晰。但其书法妄自尊大，只有西晋诸帝尚称其帝号，因为拓跋氏祖先本受职于司马氏，所以记载晋怀帝封禄官为代公，晋愍帝封猗卢为代王，不能抹杀。至于记载东晋元帝，则已说司马睿在江南僭越称帝。其他如汉、赵、秦、燕诸国，斥之为僭伪，更不用说了。然而翳愧出奔，尚且依托石虎，石虎派兵接纳他，才得以回国，那时还算是石氏的附庸，却先记载石勒派使者求和。拓跋〇年幼时，国家破败，人口离散，依靠苻坚分派刘库辰、卫辰两部，〇得以依附库仁而成长，那时还算是臣服于苻氏，而《燕凤传》已记载苻坚派使者朝贡。〇因刘显来逼迫，派安同等向慕容垂乞求援军，那时还算是仰承慕容氏的命令，却已记载慕容垂派使者朝贡。这类书法，在道武建立国号以后尚且还有说法，道武以前，部落尚且微弱，追叙历史难道不能稍微贬损以符合事实吗？至于建立国号以后，南、北朝通使等事，对于南朝使者的到来，则记载为某派遣某人朝贡，如登国六年，晋司马德宗派使者朝贡就是这样；对于北朝使者的离去，则记载为派遣使者到某处，如始光二年诏令龙骧将军步堆出使刘义符就是这样；对于宋、齐诸帝都记载为岛夷，如天赐元年岛夷刘裕起兵诛杀桓玄就是这样。查《节闵帝纪》：与梁国通好，诏令有司不得再称伪梁。可见节闵帝以前国史所记本是如此，然而修史时何不加以订正？《北史》对于道武建立国号以前，凡是列国之事都不记载，因为魏当时与列国并列；道武以后才开始兼载列国，而记载南、北两朝都改为邻国，体例较为得当了。平文帝去世，《魏书》既说桓帝后因为皇帝得众心，恐怕不利于自己的儿子，于是害死了皇帝，然而穆帝被长子六修所杀，只记载皇帝讨伐六修失利，微服民间，于是驾崩；昭成帝被皇子实君所杀，也只记载皇帝到云中驾崩。道武帝被清河王拓跋绍所杀，也只记载皇帝在天安殿驾崩。太武帝被中常侍宗爱所杀，也只记载皇帝在永安宫驾崩，而都不见致死的原因。这正如魏澹所说“遭遇非命却与正常死亡无异，让乱臣贼子从何而来”那样。《北史》对于昭成帝则记载皇子实君作乱，皇帝暴崩；对于道武帝则记载清河王拓跋绍作乱，皇帝暴崩；对于太武帝则记载中常侍宗爱构陷叛逆，皇帝驾崩，大概不至于成为曲笔了。又《魏书》对于高齐的事尤其心存回护。高欢起兵，以讨伐尔朱氏为名，则记载齐献武王因为尔朱氏逆乱，在信都兴起义兵。又在魏朝加授高欢官爵等事上，记载齐献武王坚决推让的不止一次。孝武帝被逼入关，又记载皇帝被斛斯椿、元毗、王思政、魏光谄媚奸佞阻隔，于是对齐献武王产生二心，而绝不记载高欢跋扈犯上的痕迹。对于京兆王拓跋瑜的儿子宝炬，说其轻浮急躁没有德行，沉溺酒色，这时宝炬已是西魏文帝，正与齐国交战，所以极力诋毁他。大概魏收正仕于齐，自不得不曲意袒护，本来不值得指责。

○《魏书》芜冗处

《魏书》最为芜杂冗长，尤其令人厌恶的是，一个人立传，则其子孙不论有官无官，有功绩无功绩，都附缀在后面，有的多达数十人。如《陆俟传》记载其子孙陆馥、陆〇等十六七人，《李顺传》记载其子孙李敷、李式等二十余人，以及卢元、李灵、崔逞、封彝都记载其子孙宗族数十人，好像替人写家谱一样。所记载的人别无可记述，只叙述其官职门第一二句话而已，那何必多费笔墨呢？当时陆操曾批评其叙述各家旁支过于繁碎，魏收说因为中原丧乱，谱牒遗失，所以详细记载支派。这虽然可见其采辑的本意，但并不完全如此。大概传中诸人的子孙，多与魏收同时，魏收特意以此周旋罢了。《齐书·魏收传》称魏收修史时，凡是同修者的祖宗姻戚多被书录，用美言修饰。与阳休之友善，则为其父阳固作佳传，阳固曾以贪虐被中尉李平弹劾，而魏收记载说阳固在北平很有惠政，李平深深敬重他。又曾收受尔朱荣儿子的贿赂，所以减轻尔朱荣的恶行，传论说：“如果修德行义，那么韩信、彭越、伊尹、霍光又哪里值得称数！”可见魏收修书完全以公事来谋取私情。而当时同修史者亦互相牵附。《北史·刁柔传》说刁柔与魏收同修《魏史》，志在偏袒，凡是其内外通亲都虚美过实。这都是当日阿徇情面的事。然而李延寿修《北史》已在唐代，与诸人子孙渺不相接，可以无所瞻徇，为什么也沿袭《魏书》的旧例，罗列不遗呢？

○《北齐书》

《北齐书》也有几卷亡失，而后人取《北史》来补之。试以《北史》核对，便自然明白。大概《北史》虽然依据各史修成，而其间剪裁增损，必定大同小异，断没有一字不差的情况。

译如今《北齐书》本纪中，只有《文宣纪》与《北史》在繁简上互有差异，这无疑是原书；而神武及文襄纪的前半篇，以及废帝、孝昭、武成、后主纬等人的纪传，则与《北史》字字相同，这必定不是原书。《文宣纪》后有一篇论赞，《孝昭纪》后也有一篇论赞，但孝昭论的前半篇仍是文宣论，核对《北史》中文宣、孝昭二帝的总论，则一字不差，大概《北齐书·孝昭纪》及其论赞都已亡佚，后人便从《北史》中选取《孝昭纪论》来补入，而论赞中又未删去文宣的那半篇，以致在两卷之间，文宣的论赞重复出现。《武成纪》一卷没有论赞，《后主纪》一卷有论赞，而其论赞是将武成、后主合为一论，核对《北史》中二帝同卷的总论，也一字不差，这也是从《北史》中补入的，只是分了卷却没有分论赞。《皇后传》也与《北史》字字相同，只是《北史》在皇后传之外兼传妃嫔，这里只有皇后传没有妃嫔传，大概也是从《北史》中摘出皇后传而不及妃嫔罢了。其《诸王传》，《北齐书》将高祖十一王合为一卷，没有论赞，文襄六王合为一卷，也没有论赞，文宣、孝昭、武成、后主诸子合为一卷，则有论赞，其论赞却将文襄诸子也合在内。核对《北史》，也字字相同，大概《北史》自文襄诸子至后主诸子本合为一卷，所以合为一论，而补书的人只取《北史》各传分为二卷，而论赞未及分开，所以文襄诸子有传没有论赞，文宣以下诸子有论赞而又兼及文襄诸子。其《宗室传》中，赵郡、清河二王另为一卷，其文字与《北史》繁简各不相同，传后有一篇论赞，专为二王而作，其为《北齐书》原书无疑。其他则也是从《北史》中抄出，只是分卷略有不同罢了。《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书》抄出，只是分卷略有不同罢了。《北史》齐宗室与神武诸子同卷，《北齐书》以神武诸子为一卷，列于文襄诸子前，而《宗室传》另为二卷，排在后主诸子之后。除赵郡、清河一卷外，其余诸传也与《北史》字字相同。大概北齐原书纪传多有亡失，而目录尚存，补书的人摘取《北史》以凑合原书的卷数。只有《文襄纪》后半篇与《北史》迥异，又语无伦次，也必定不是《北齐书》原书。自武定五年文襄辞去丞相以后，据《北史》记载尚有两年之事，至武定七年八月才被刺杀而死。如今《文襄纪》则在辞去丞相后接着叙述他致侯景的信及侯景的回信，下面接着叙述文襄对魏静帝无礼之事，又不写明年月，只说“七月回到晋阳，遇盗而死”，则似乎文襄之死在武定六年了。而且文襄死于邺，而这里说“回到晋阳遇盗而死”，则又似乎死于晋阳了。查文襄与侯景往复书信本在《梁书·侯景传》内，文襄对静帝无礼之事本在《北史·静帝纪》内（此事本在《北齐书·高德政传》内，《北史》在《高德政传》中删去而记载于纪中），他被兰京刺杀一事，也在《北史·文襄纪》内。大概补书的人全用《北史》，怕人看出其抄袭的痕迹，所以在此纪中杂取诸书成篇以示略有不同，而不知其芜杂不伦。查唐初虽修成梁、陈、周、齐诸史，自有《南、北史》出而诸史皆不流行，除非是大力藏书家，很少有能备齐的。如今所传的《后魏书》、《北齐书》都是宋初取内府本，并招募天下善本进行校正刊行。看胡安国等人序《后周书》，说仁宗拿出太清楼本合史馆秘阁本，又招募天下献书，得到夏竦、李巽两家本，才开始校正镂板刊行。内府之藏，天下之大，不过这几本。《周书》如此，魏、齐书也可以知道，有宋镂板时，度也必定购募以校其缺佚，而已经遗失到这种地步，可见唐时诸史流传于世本来就不多。如今诸史遍天下，而世人很少有知道其残缺取《北史》补成之事，则是不曾取《南、北史》核对罢了。○《周书》《周书》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也极简劲，本是令狐德棻所撰。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由他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武德中诏修各史，德棻已奉敕与庾俭修《周书》。贞观中再诏修诸史，德棻又奉敕与岑文本修《周书》。继又引崔仁师佐修，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李延寿南、北二史也先就正于德棻，然后敢表上，则可知德棻宿学，为时所宗矣。今试取《北史》核对，当后周时区宇瓜分，列国鼎沸，北则有东魏、高齐，南则有梁、陈，迁革废兴，岁更月异，《周书》本纪一一书

译这样做，使阅读者一目了然。《北史》虽然也兼记邻国之事，但有记载有不记载的，比如高欢之死、高澄篡位，都是北邻的大事；侯景叛乱、梁武帝、简文帝、元帝的更迭，都是南邻的大事，而《北史·周纪》却一概不记载。《周书》本纪则在大统十三年记载齐神武去世，其子高澄继位，是为文襄帝；十五年记载文襄帝被刺客所杀；十六年记载齐文宣帝废掉魏帝而自立。对于萧梁之事，则在魏废帝元年总括记载说：侯景攻克建邺时，奉梁武帝为主，梁武帝因愤怒忧郁而死，侯景又立他的儿子萧纲，不久废掉萧纲而自立，萧纲的弟弟萧绎讨伐侯景并擒获他，这就是梁元帝；在恭帝元年，又记载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立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为主。这些都是《北史·周纪》中没有记载的，而《周书》则记载详尽无遗，以醒目提神，这是史书笔法中最得当的地方。宋、齐、梁、陈以及北齐的史书，凡是朝代更替之际，必定有九锡文、禅位诏，陈陈相因，令人作呕。西魏禅位于周，当时也一定会有这类虚文，而《周纪》不记载，更显示出其剪裁的干净利落。其他如赵贵等人传记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见一代策封功勋的典制；《苏绰传》记载其六条诏书及《大诰》全篇，可见一代创立制度的事迹；《宇文护传》记载其母子相寄的书信，千载之下神情如在眼前；《王褒传》记载其寄给周宏让的书信，《庾信传》记载其《哀江南赋》，这两人都是以才华著称，所以特别保存下来，以见一斑，也不像《魏书》那样广泛辑录芜杂言辞，只是用来填充卷帙。只有魏孝武帝之死，是因为周文帝因为他与明月公主私通而毒死他，《周书》只记载魏孝武帝去世，而不见被毒杀之事。王罴在元颢进入洛阳时，曾接受他的伪职，而《周书·王罴传》也不记载此事，未免有意隐讳。《宇文导传》：侯景派遣使者请求援助，朝廷商议将要答应，于是征召宇文导为陇右大都督。按侯景在河南，距离陇右两千多里，有什么关联？根据《北史》，当时本来命令陇右大都督独孤信前往援助侯景，所以调宇文导去陇右，《周书》少了这几句话，于是就没有头绪。又《独孤信传》说：侯景侵犯荆州，于是任命独孤信为大使，抚慰三荆地区，不久任命为陇右大都督。这就好像独孤信先前往荆州，后任陇右一样。拿《北史》参较，则独孤信原本督管陇右，因为侯景之事，所以派遣他去荆州，等到侯景已进入梁朝，所以独孤信仍回陇右，《周书》也没有叙述明白。宇文贵的儿子宇文昕入隋成为功臣，《周书》因为他为隋臣，不列入周朝传记是可以的，却又附在《宇文贵传》后，既然附传了，那么宇文昕在周武帝时为武帝决策攻克晋州及并州之战，武帝因失利想撤退，宇文昕说“破竹之势已成，怎么可以舍弃？”于是再战，随即攻破晋阳。这些都是在周朝时的功绩，而《宇文昕传》又不记载，未免取舍失当。又《皇后传》每后必记载其策立的文书，也毫无意义。至于编排各传，宇文测、测子宇文深以及宇文神举，都是宗室，却不列入《宗室传》。宇文孝伯，是宇文深的儿子，又不附在《宇文深传》，而另为一卷。王雄、王谦，是父子，侯莫陈崇与侯莫陈顺，尉迟迥与尉迟纲，李贤与李穆，赵贵与赵善，都是兄弟，却也各自分卷，未免多费笔墨了。

译○《隋书》《隋书》最为简练，大概因为当时修史的人都是唐初的名臣，而且史书修成后呈献给皇帝，所以文笔如此严谨洁净。《南史》《北史》虽然工整，但增添色彩的地方多在于琐碎的言论和细小的事件，至于依据事实直书，用一句话概括十几句话的内容，则尚不如《隋书》。有人怀疑《隋书》记事多有遗漏，比如薛道衡死时，炀帝说：“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吗？”以及李密牛角上挂着《汉书》，并在皇帝退朝后侍立，炀帝斥责他是“黑色小儿”之类的事情，列传中都没有记载，似乎显得疏漏简略。然而这些都不过是《世说新语》及诗话中的佳话素材，本来就不是正史应当收录的内容，删去它们正显示出取舍得当，不可轻易非议。又如裴矩入唐后任民部尚书，何稠入唐后任将作匠，陈茂入唐后任梁州总管，这些人本应等待日后编入唐臣列传。但因为他们的功绩多在隋朝，所以在《隋书》中为他们立传，更可见当时公论在人心，毫无忌讳。虞世南在贞观年间受宠遇极厚，但其兄虞世基的传记中直书其罪恶，没有丝毫掩饰，尤其可见史笔的严厉。只有房彦谦在隋朝本无事迹可记，却特意记载他与张衡往来书信数千言，写成佳传，未免是因为他的儿子房玄龄当时正任宰相，且总管各史修撰，所以稍存私情偏袒罢了。张衡与晋王杨广谋划篡位，文帝病危时，杨广派张衡侍奉病榻，不久文帝去世。这是何等重大的事，而《张衡传》却不记载，仅在《宣华夫人传》中附带提及，这也算不上直笔。至于韦孝宽虽然在北周立有功劳，但隋高祖摄政时，尉迟迥怀有异心，韦孝宽奉命急速前往察探变故，得知其反状后，便急忙西返，每到驿站就驱赶驿马离去，又对驿吏说：“蜀公（即尉迟迥）将至，应迅速准备酒食。”尉迟迥果然派骑兵来追，每到一个驿站都没有马匹，却有丰盛的酒食，于是追赶不及，而韦孝宽得以返回，使高祖严密防备，由此可知韦孝宽对高祖的尽心程度，这本应在《隋史》中为他立传，却竟然不记载，难道是因为《周书》中已有他的传记，所以不再重复吗？然而他的儿子韦寿正在《隋书》中立传，那么韦孝宽对隋朝有功的地方，何妨在《韦寿传》中叙述进去，结果《韦寿传》既不叙述，又在其侄子《韦艺传》中提及，真是两方面的失误。李密归顺唐朝，被封为邢国公，因为他在隋末曾臣服于越王杨侗，所以也在《隋书》中立传。然而李密入唐后不久又被诛杀的事，为何又不记载？这令人不解。伊娄谦一生的事迹在北周，应编入《周书》；卢思道的事迹一半在北齐，一半在北周，却都编入《隋书》，也让人觉得没有道理。《北史》记载：源师认为孟夏时节龙星出现应当求雨，高阿那肱听说后，以为是真龙出现，惊起询问龙在哪里。源师说：“这是龙星出现，并非另有真龙。”高阿那肱怒道：“汉人惹事，硬要知晓星宿。”《隋书》则叙述高阿那肱的话说：“为何要干预知晓星宿？”这句话远不如《北史》明白爽快。《资治通鉴》记载：来护儿奉命由海道征讨高丽，突然听说杨玄感造反，回兵攻打他。众将领以这不是诏书旨意为疑，来护儿说：“高丽的事小，杨玄感的祸患大，如果因违抗命令被责罚，我自己承担。”于是回师，击破杨玄感。《隋书》只说杨玄感作乱，来护儿率兵与宇文述等人击破他。这句话似乎不如《资治通鉴》有生气。

●卷八○《南、北史》原委《南史》《北史》的渊源见于李延寿的自序：他的父亲李大师，年轻时就有著述的志向，因为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方称北方为索虏，北方称南方为岛夷，各史都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想要仿照《吴越春秋》的体例编年纪事。他客居在侍中杨恭仁家，那里有宋、齐、梁、魏四代史书，于是逐渐编辑，未完结便去世了。李延寿想继承父亲的志向，恰逢在颜师古、孔颖达手下协助修撰各史，因此得以见到齐、梁、陈等五代旧史中未曾目睹的史料，结合家中旧本，参订编次，尚有许多缺失。贞观十五年，令狐德棻奏请李延寿参与修撰《晋书》，因此又得以进入内府考察宋、齐、魏三代的史料。十七年，褚遂良又奏请李延寿协助修撰《隋书》“十志”，因此更加得以披阅校勘。当时史局中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已经修成，因为“十志”未完成，所以尚未颁布发行。李延寿不敢派人抄录，于是亲手缮写，又在此正史之外参考杂史一千多卷，然后才成书，前后共十六年。事情完成后，呈给令狐德棻阅毕，才上表进献，当时已是在高宗时期。这就是《南史》《北史》的始末。按李延寿修史时，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齐书》、魏收和魏澹两家的《魏书》，都已流传。梁、陈、周、齐、隋五史且未颁布发行，而李延寿同在纂修之列，所以得以抄录，作为底本，而参考杂史以成书。删去芜杂的词句，专门叙述实事，大体上较原书内容更多而文字更省，确实堪称良史。然而其中增删也有不同之处，现在以各原书核对，李延寿对宋、齐、魏三史的删汰最多，因为这三史本来芜杂太甚。

译对于梁、陈、周、齐、隋这五代史，增删都不算多，因为这五部史书本来就是唐初名人所修，李延寿也在编纂之列，原本就是善本，所以如此。○《南史》繁简失当之处《南史》对于宋朝的事，只有刘穆之、谢晦、檀道济等人的大传多有删改，确实繁简得宜。其余大多仍然沿用《宋书》原文而稍加节略，如王懿、张劭、张敷、张畅、刘敬宣、朱龄石、毛修之、傅宏之、胡藩、刘康祖等人的传记可以核对。其中比《宋书》增加的内容，大多新奇可喜，容易打动观者视听。如《孝武帝纪》增加他作为皇子守卫彭城时，北魏太武帝大举进攻到城下，长史张畅出城与北魏李孝伯对话，孝武帝换装跟随张畅出城。李孝伯目不转睛地看着孝武帝，出城后对人说：“张侯旁边有个人，风骨非凡，不是普通士人。”又孝武帝晚年喜欢通宵饮酒，每天早晨洗漱后又命人斟酒，不一会儿就喝了几斗，靠着几案昏睡。有人来奏事，他就立刻整理仪容，肃然起敬，不再有酒色之态，内外臣下都佩服他的神明。《废帝纪》增加他作为太子时常常被孝武帝斥责，即位后想要挖掘孝武帝的陵墓，并辱骂孝武帝为“鼻查奴”。《刘穆之传》：增加他贫穷时向妻舅乞求槟榔而受侮辱的事。《刘述传》增加他探视侄子刘俣的病，命人取酒肉，说礼制规定生病时可以饮酒吃肉等事。《刘〇传》增加他与何偃并驾齐驱落后时，有牛驾车技艺精湛等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虽然足以让读者动容开颜，兼可作为谈资。然而《南史》的好处在于删繁存要，而不在于这些琐碎的言语轶事。其删节旧史之处，也有过于简略的毛病。《王镇恶传》：武帝讨伐司马休之，王镇恶作为先锋，听说武帝将至，就先攻杀了休之的将领朱襄这一段功绩，完全不记载。檀道济先前跟随武帝讨伐卢循、徐道覆，积累战功很多，《南史》一概不载，直接从武帝病重，道济接受顾命开始叙述。又刘道规在峥嵘洲追击桓玄，兵力不满一万，而桓玄的数万大军突然到达，诸将害怕想要撤退，道规极力坚持不可，于是大战击败敌军，又攻打桓仙客的偃月垒等功绩显著，《宋书》一一叙述。而其下说：江陵平定后，道规推举刘毅为元功，为何忌为次功，自己为末功，这正是显示他有功不夸耀。《南史》对战功一概删去，只保留元功、次功、末功几语，那么竟然好像道规的功劳本来很少了。《刘真道传》，《宋书》叙述他与裴方明等讨伐击败杨难当及其子杨虎，战功显著；《孟龙符传》，《宋书》叙述他在广固之战中以单骑冲击贼军，先夺取占据水源，功劳第一。《南史》都不记载。《宋书·文穆王皇后传》记载她的弟弟王藻尚临川公主，因被嫉妒而离婚，因此历数宋世公主嫉妒的恶行，并记载江革辞婚的一篇奏疏，《南史》全部删去，因为这与王皇后无关。然而《宋书》、《南史》都不设立《帝女传》，那么这些宫闱恶习在哪里可以看到呢？《宋书》在《王皇后传》中牵连记载，并非没有用意，《南史》不载，反而无法垂示警戒，这又是过分追求简净的过失。

译○《南史》多采用《齐书》原文。《南史》对于萧齐时期的史事，也只是在各位重要人物的传记中有所增减、删改或替换，以显示其考证的广博和叙述的精工，其余部分大多沿袭《齐书》的旧文，并非每一篇都有修改订正。例如《齐书》本纪说萧氏出自汉代萧何之后，萧望之是其先祖的次子，于是依次叙述从萧何以下直到齐高帝世系的次序。《南史》则说《萧望之传》没有记载齐朝的典章制度，所记恐怕违背实录，颜师古注解《汉书》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所以删去不录，只从高帝的高祖淮阴令开始叙述，这是它注重纪实的地方。其他如《郁林王何妃传》增加了萧坦之请求杀害何妃所私通的杨珉一事；《褚渊传》增加了他父亲褚湛之的牛掉进井里，他亲自挽绳拉牛，而褚渊读书不停止的事。父亲去世后，有两厨宝物在他生母郭氏那里，嫡母索要，郭氏想不给，褚渊极力劝说才给了。山阴公主欣赏褚渊的美貌，向皇帝请求召他入宫，公主夜里去亲近他，褚渊坚决拒绝没有乱来。明帝临终前，把顾命托付给褚渊，有“想让他穿黄罗椤”的话。四贵辅政时，有齐高帝让增加户邑的一封信，褚渊与袁粲共同回复的一封信，以及在丧期在袁粲家里啸咏等事。《王俭传》增加了他劝说齐高帝接受禅让，以及代替向褚渊关说的事；齐国建立后，斟酌确定朝仪以及百官向世子致敬的礼节；齐受禅后，斟酌确定郊祭、殷祭的礼节；皇太子妃去世，斟酌确定宫臣的丧服等事。《刘善明传》增加了他年轻时砥砺清高节操，以及母亲陷落于魏国，于是颇为贪婪，有人问他，才知道是为了将母亲赎回，母亲回来后，清高节操更加严峻等事。这些都有重要关系。其他仍多沿用《齐书》，没有什么大的改动。观看垣荣祖、焦度、张岱、褚炫、何戢、张绪、张融、周显、王晏、萧谌、萧坦之、江攸、徐孝嗣、萧缅、张欣泰等人的传记，可以核对得知。即使较原书稍有增加的，也不过是琐碎的言论和细小的事情。如《高帝纪》增加了他少时的符瑞，《皇后传》增加了高后陈氏先前与裴氏议婚，后来梦见有迎亲的车队到来，像常人的礼节，高后不肯离去，接着有龙旗豹尾迎接的人，于是高兴地顺从了，后来裴氏果然没有成婚而嫁给了皇帝，以及炒胡麻没点火柴自己就烧起来等事。《郁林王纪》增加了高帝曾经拔白胡须，因为郁林王在旁边，称呼皇帝为太翁，于是停止不拔。豫章王萧嶷死后显形给沈文季。曹虎向来知道梁武帝不是凡人，曾借钱十七万。曹虎已死，梁武帝即位，忘记了这事，忽然梦见曹虎来责问，于是送钱还给他的儿子，仍然提拔任用他。《谢超宗传》刘道隆听说武帝称赞谢超宗特别有凤毛，于是出来问谢超宗身上是否有异毛。像这类事情，大都新奇可喜，其实与朝政大局无关。

○《南史》叙事失当之处。柳元景抵抗魏军时，薛安都瞪着眼睛横持长矛，单骑冲入敌阵，四面奋击，左右的人都退避。于是众军一起鼓噪前进。魏军放出突骑来，薛安都非常愤怒，于是脱下头盔，解下所带的铠甲，只穿着红色的纳裆衫，马也去掉具装，驰入贼阵，猛气咆哮，所向无前，抵挡他锋芒的人，没有不中刀而倒下的。这事应该叙述在《薛安都传》中，却反而详细记载在《柳元景传》里，而《薛安都传》只说跟随柳元景向关陕进军，所向克捷。宋苍梧王被杀后，齐高帝召集朝中贵族商议立谁为帝。王敬则拔刀指挥众人说：“天下的大事，都应当关涉萧公，敢有开口说话的，血染敬则刀。”袁粲想说话，王敬则又呵斥他，于是停止。这事应该叙述在《王敬则传》中，却反而详细记载在本纪里，而《王敬则传》不记载。齐高帝因为荀伯玉奏报太子过失，于是发怒，有更换太子的意思。白天在太阳殿睡觉，王敬则直接进去叩头，请求前往东宫安慰太子，皇帝不回答。王敬则大声呼喊宣敕前往东宫，并索要轿子，轿子到了，皇帝毫无动意。王敬则拿衣服给皇帝穿上，仍然拉着他上轿，于是驾临东宫，与诸王宴饮尽欢，太子得以无恙。这事也应该叙述在《王敬则传》中，却反而详细记载在《荀伯玉传》里，而《王敬则传》不叙述。

○《南史》与《齐书》、《梁书》、《陈书》互异之处。《南史》对于萧齐的事多采用《齐书》原文，纵然有增删，也没有很大的差异。只有《高帝纪》中吴喜送酒一事，《齐书》说宋明帝怀疑高帝不是人臣的相貌，派吴喜封银壶酒赐给他。高帝出迎，酌饮了酒。吴喜回去奏报，明帝心意才喜悦。《南史》则说高帝害怕被毒死不肯饮，吴喜告知诚意，先饮了酒，高帝才酌饮。吴喜回去奏报，明帝才喜悦。《齐书·庾杲之传》武帝感叹他风韵之美，王俭认为“蝉冕所映，更生风采，陛下当与以即真”，《南史》则把这话当作柳世隆说的。《齐书·崔慧景传》说崔慧景起兵向京城进发，经过广陵，崔恭祖开门接纳他。崔慧景停留两天，渡江到京口。当时江夏王萧宝寅镇守京口，作为内应。于是合并两镇兵马，奉萧宝寅向京师进发。《南史》则说崔慧景与崔恭祖没有平日的约定，崔慧景到广陵，崔恭祖闭城不出，崔慧景夜袭广陵占据它，派儿子崔觉赴京口。萧宝寅见他兵少，恐怕不成事，反而攻击崔觉使他逃走。等到崔恭祖与崔觉

译率领八千人渡过淮河，柳惔等人劝萧宝夤与慧景联合，结果却以萧觉为先锋，萧恭祖紧随其后，慧景担任都督。《北史》记载梁武帝攻破建业，抓获萧宝夤，准备杀他。萧宝夤逃奔到北魏，历任显赫官职，多次与梁朝交战，后来因谋反被杀。这说明萧宝夤在北魏做官三十多年后才死去。而《南齐书·萧宝夤传》却说齐和帝中兴二年因谋反被杀，这意味着萧宝夤在梁武帝尚未称帝时就被处决了，大概是萧子显编撰《南齐书》时在梁朝，有所忌讳吧。《梁书·元帝纪》记载承圣二年，北魏派遣郭元建在合肥整顿水军，《南史》却记载是齐朝派遣郭元建。考察当时东魏已经衰微，政权出自高氏之手。《梁书》依据名分来记载，所以写北魏；《南史》依据事实来记载，所以说齐朝。《梁书·邓元起传》说邓元起不出兵救援晋寿，导致城池陷落，萧渊藻前来接替，上表弹劾他逗留不前，于是将他逮捕下狱，邓元起自缢而死。《南史》却说萧渊藻到达后，向邓元起索要良马，邓元起不给，萧渊藻便杀了他。后来梁武帝知道他是冤死的，责备萧渊藻说：“邓元起为你报仇，你却为仇人报仇。”据此来看，应当以《南史》的记载为准确。其中差异最大的，是《梁书》对于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大败而归，损兵折将、辱没国家，以及通奸公主等事，一字不写，反而大力褒扬赞美。《南史》则一一如实记载，毫无讳饰。大概《梁书》多采用国史记载，粉饰原文，而《南史》则是参考了实际事实。《陈书·后主沈皇后传》说隋朝灭亡后，皇后从广陵渡江回到故乡，不知最终下落。《南史》说渡江到毗陵天静寺出家为尼，法号观音，贞观初年去世。《陈书·吴明彻传》说吴明彻战败，被北周军队俘虏，因忧愤成疾而死。《南史》说北周封吴明彻为怀德郡公，官位大将军。《陈书》大概是认为他保全了节操。《陈书·徐陵传》说徐陵去世，谥号为章。《南史》说陈后主还是太子时，把自己写的文章假托为别人所作拿给徐陵看，徐陵说：“不成词句。”后主对此怀恨在心。等到徐陵去世，后主已经即位，于是给他谥号为章伪侯。《姚察传》，《南史》说姚察的父亲姚僧坦精通医术，梁朝时担任大医正，两宫赏赐的物品，都作为姚察兄弟外出求学的费用。《陈书》不记载姚僧坦因医术得宠，只说他在梁朝有名望，两宫礼遇优厚，每次得到赏赐，作为姚察外出求学的费用。大概是姚察自己忌讳父亲行医的事。

译○《北史》与《魏书》记载不同的地方：《魏书》记载泰常三年，赫连屈丐僭越称帝，《北史》则记载在泰常四年。《魏书》记载始光三年柔然入侵，下诏尉普文率领骑兵讨伐他们，《北史》则说皇帝亲自率领轻骑兵讨伐他们。《魏书》记载始光四年灭掉赫连昌，赫连昌的尚书听说战败，夜里带着赫连昌的母亲出走，皇帝车驾进入城中，掠夺了赫连昌的众兄弟以及诸母、姐妹、妻妾，这说明赫连昌的母亲没有被掳走；《北史》没有记载其母出逃的事，只说掠夺了赫连昌的众兄弟及其母、妹、妻妾，这就意味着连赫连昌的母亲也被掳走了。《魏书》记载太平真君七年，皇帝亲自率军讨伐薛永宗，薛永宗的男女老少都投水而死；《北史》则说擒获薛永宗并斩首，其男女老少都投水而死。太和十七年，下诏员外散骑侍郎刘承叔出使萧赜，《北史》则说散骑常侍邢峦出使南齐。按照惯例，派遣使者必定是两人，《魏书》凡是派遣使者都两人一并记载，《北史》只记载正使一人，这次《魏书》只记载刘承叔，大概是遗漏了正使邢峦。《魏书》前废帝恭，《北史》记载为节闵帝。《魏书》后废帝朗，《北史》记载为废帝。《魏书》出帝修，《北史》记载为孝武帝。《魏书》记载崔潜擅长书法，二百年后姚元标也擅长书法，看到崔潜的遗迹，认为超过了自己；《北史》则说姚元标认为超过了自己的祖父崔浩。《魏书·穆绍传》记载元颢进入洛阳，任命穆绍为兖郡刺史，走到东郡，听说元颢失败而返回；《北史》没有记载他接受元颢官职的事，大概是想要保全他的节操。《魏书·苟颓传》记载李〇、李敷被诛杀，苟颓都进谏；《北史》则说李惠、李新被诛杀，苟颓都进谏。太武五王之中，《魏书》有广阳王名建闾，《北史》则单名建。皮豹子的儿子，《魏书》名喜，《北史》名怀喜。长孙翰的儿子，《魏书》名平成，《北史》名成。长孙翰的弟弟，《魏书》名陈，《北史》名陵。穆崇的孙子，《魏书》名乙九，《北史》名九。这些都是记载不同的地方。

○《北史》多采用魏收的《魏书》：唐初修撰各朝诸史，本打算兼修《魏书》，因为秘书省上奏说《魏书》有魏收、魏澹两个版本，于是就不再修撰。这说明唐初魏收、魏澹的两个版本都还在。现在考察李延寿的《北史》魏朝纪传，似乎完全是依据魏收的书编成的。魏收的书将太武、景穆、文成、献文各为一篇论赞，《北史》将这几位皇帝合为一篇论赞，而都采用魏收的论赞概括成篇。《孝文纪论》及《皇后传序》前半篇，都完全使用魏收的话，并且一字不改。景穆诸子平阳王以下一卷的传论，前半篇也完全使用魏收的话。列传中如丘堆、娥清、刘尼、王洛儿、车路头、司马楚之、王慧龙、卢鲁元、陈建、陆俟、长孙嵩等，都使用魏收的原文，略有删节，可以核对。又魏收的书作于齐文宣帝时期，所以他称高欢为齐献武王，高澄为齐文襄王。《北史》则记载为渤海王高欢、渤海世子高澄，史书的体例本来就是这样。而《北史·元孝友传》说魏静帝在华林园宴请齐文襄王，《元晖业传》说齐文襄王曾问元晖业近日阅读什么，《元瑾传》说谋杀齐文襄王的事泄露而被诛杀，这竟然完全使用魏收的原文，连这些也没有检查修改。又本纪“太平真君五年二月行幸庐”，此处下面必定有缺文，而《北史》也记载“行幸庐”。太和六年下诏将安昌殿作为内寝，皇信堂作为中寝，四下作为外寝。“四下”二字必定有讹误，而《北史》也说“四下为外寝”。《王琼传》有说：李崇的小儿子青肫曾“盛服宠势”，这四个字必定有讹误，而《北史》也说“盛服宠势”，更可见《北史》完全依据魏收的书。只有魏末先叙述西魏，再叙述东魏。以及孝武帝入关一事，魏收的书只说皇帝在河桥统领六军，被斛斯椿等人胁迫，于是前往长安，其下接着说齐献武王进入洛阳，派遣官员向西迎接车驾，而不记载高欢先起兵，导致孝武帝西奔的踪迹，这固然是魏收为齐朝避讳。《北史》则说皇帝在河桥统领六军，高欢率军东渡，皇帝率领南阳王宝炬等以五千骑兵宿营于〇西。众人知道皇帝将要出走，夜里逃亡的超过一半。宇文泰派遣骆超、李贤、和来赶赴。高欢进入洛阳，派遣娄昭等人追赶皇帝，请求回驾。皇帝鞭打马匹长驱而去，过河后对梁御说：“这水向东流，而我向西上。”这段文字是魏收的书所没有的，应当是取自魏澹的书。

○《北史》删减《魏书》过于简略的地方：《南、北史》本就由各朝原史删减而成，然而《南史》在原史之外尚多有增加，《北史》对于元魏的纪传则只有删减罢了。现在一一核对。《北史》所增加于《魏书》的内容，只有《元湛传》增加了他与尔朱荣争论迁都洛阳一事，《元和传》增加了他年少时被孙天恩殴打，后来出任东阳太守，杀光孙家报仇的事，《薛辨传》增加了他父亲坚决拒绝桓温、苻坚征召一事，《卢怀仁传》增加了他善于

译论及人际交往，有“太丘道广，稽生峭立，皆非中道”等语，《李显甫传》中增加了他聚集宗族、开凿李鱼川以躲避贼寇这一件事。其他内容则只是删削原书，大约保留了十分之五六，绝无增补辑录。其中删削原书较为简练洁净的，如《刘文晔传》，《魏书》记载他申诉父亲刘休宾功大赏薄，酬答之辞多达两千余字，《北史》只用一句话概括了它。《唐景先传》，《魏书》记载他的《五经疑问》十余条，《北史》全部删去。《李孝伯传》，《魏书》记载他与张畅的对话将近两千字，《北史》仅保留了一半。这些都比旧书好得多，然而又失之过于简略。庄帝时群盗蜂起，各有名号，于是全部不予记载。以冀州等七郡封尔朱荣为太原王，这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却也不予记载。元某挟持梁军进入洛阳，不久战败逃走，《北史》虽然略加记载，但元某被县卒江丰斩首之事则不记载。孝武帝永熙元年，高欢攻破并擒获尔朱天光、尔朱度律，押送京城斩首，也不记载。这是本纪的失误。尉古眷有击破蠕蠕、擒获赫连昌、追击秃发保周致其穷迫自杀的功劳，和跋有攻取滑台及击破慕容德的功劳，奚斤有从洛阳攻打滑台、击破宋将毛德祖的功劳，原雅有袭击高车东部的功劳，长孙肥有击破慕容农、慕容普某的功劳，《北史》都不予记载。这些人都是北魏的创业之人，因此被列入《功臣传》，而功绩全部删去，那么凭什么将他们列为功臣呢？郦范跟随慕容白曜南征，击破无盐，劝降肥城，以及不发兵接应沈文秀之事，都取得了胜利；薛彪子请求建立屯田，请求减免靠近南边百姓的租绢，也是当时的重要事务，但传记中都不记载。又如奚眷有镇守虎牢、镇守长安、讨伐山胡俘获其妻儿、讨伐沮渠得宜攻克其两城等功劳，周观有跟随讨伐赫连昌、跟随讨伐蠕蠕、跟随征讨平凉、跟随击破离石胡等功劳，因此两人都列入《功臣传》。等到《北史》全部删去这些内容，《奚眷传》只记载他征讨蠕蠕，另走道路迟到而被伏诛之事，《周观传》只记载他安抚驾驭失和，导致部民薛永宗射死他之事。这样的话，两人就成了有罪无功的人，凭什么列入《功臣传》呢？这又是列传过于简略的失误。又其在南北交兵之事上尤为简略：太平真君三年，宋将裴方明等讨伐杨难当，魏派遣古弼、皮豹子等救援；四年，大破宋军；九年，氐人杨文德接受宋的官号，魏又派遣皮豹子讨伐他，击退宋将郎启元等；兴光四年，宋将殷孝祖在清水筑城，魏派遣敕文攻击他；天安元年，宋将薛安都以彭城内属，常珍奇以悬瓠内属，宋派遣张永、沈攸之讨伐薛安都等，魏派遣尉元、孙伯恭等大破张永、沈攸之；二年，宋冀州刺史崔道固、平原守刘休宾举城投降；延兴元年，宋将垣崇祖侵犯东兖州，魏派遣于洛侯讨伐并击破他。四年〔点校者按：应是太和四年〕，魏将元琛攻克齐马头戍，梁郡王嘉在朐山击破齐将虞绍；太和十二年，齐将陈显达侵犯边境，诏令元斤、莫亮等抵御；景明四年，刘思祖在邵阳洲击破梁军，擒获其将张惠绍、赵景悦，《北史》本纪内都不记载。那些应当记载在列传中的，如临淮王元谭击破宋军邹山寨，缴获米三十万，又造筏渡军，斩杀宋将胡崇及其士兵万余人；任城王元澄弟弟元某击破梁将杨公则等；中山王元英与萧懿诸将交战，克敌获俘甚多；齐将陈显达攻陷醴阳，魏派遣穆亮讨伐他，陈显达败走；梁将马仙某在关南筑城，司马悦派遣将领焚烧其城，擒获刘灵秀；叔孙建攻打东阳时，城中竺灵夔挖地道准备逃跑，刁雍对叔孙建说应该速入城，迟了人将要跑光；梁将王茂先入侵，魏派遣刁整为杨大眼军司，大破王茂先，斩杀梁将王花等；元显达以郢州投降梁，魏派遣源子恭讨伐他，击败梁将夏侯夔，又击败梁将夏侯某，又击败梁将胡智达，擒获梁将阎次洪。这些都记载在《魏书》各传中，而《北史》《任城王澄传》、《中山王英传》、穆亮、司马悦、刁雍、刁整、源子恭等传全部不记载。难道《魏书》所载本来就不真实吗，还是南、北两朝国史各自夸耀胜利、隐瞒失败，如果一一保留，则《南、北史》核对多有不符合，所以宁可全部删去，以避免歧互之迹呢？

译○《北史》与《北齐书》相比，在繁简方面互有得失。《北史》对于《魏书》，大致上是删减的多而增补的少，这是因为《魏书》原本就芜杂的缘故。而对于周、齐诸史，则增补得很多，大概是因为周、齐诸史修撰于贞观年间，且每部史书都必须进呈御览，加之有魏徵等人作为总撰官，所以落笔不敢苟且。其中那些琐碎言论、细微事迹，稍有轻慢不敬之处的，大多予以删削，史书的体例本来应当如此。然而也有过于简略严正，以至于不足以传达人物真实面貌的情况。

《北史·高乾传》记载：河阴之战时，高昂轻敌，带着仪仗伞盖随行。西魏军队倾尽全力攻击他，全军覆没，高昂单人匹马逃到河阳，太守高永洛与高昂有私怨，闭门不让他进入。高昂想求绳索也没得到，用刀凿穿阁楼，还没凿穿追兵就到了，于是躲在桥下。追骑逼近，高昂奋起头说：“来，让你见识见识开国公！”于是斩杀追兵离去。神武帝听说高昂死了，如同失去肝胆，杖打高永洛二百下。西魏军队悬赏高昂首级，赏布绢万段，年年支付，直到西魏灭亡还没付清。这段文字，千载之下依然充满生气，而《北齐书》只说高昂逃奔河阳城，没能进入，于是被西军杀害；真是索然无味。

又《北史·慕容绍宗传》记载：神武帝临终时对世子高澄说，能抵挡侯景的，只有绍宗。等到神武帝去世，侯景果然反叛，高澄派遣各位将领前往讨伐，都失败了，于是派遣绍宗与高岳去讨伐他。侯景起初听说韩轨前往，说：“敢来？猪肠小儿。”听说高岳前往，说：“这军队精锐但将领平庸罢了。”等到听说绍宗前往，于是说：“谁教鲜卑小儿派这个人来，如果是这样，高王还没死吗！”这可见绍宗向来有令侯景畏惧的地方。而《北齐书》只说：前后各位将领前往的，没有不被他轻视的，等到听说绍宗与高岳将至，于是对他的部属说：“高岳所统领的军队精锐，绍宗是旧将，应当谨慎对待。”言语也缺乏生气。

《斛律光传》记载：文宣帝时，西魏人每逢冬月就凿开河冰以防备北齐军队，等到武成帝时，北齐人每逢冬月就凿开河冰以防备西魏军队。这可以看出两国先后强弱的迹象。又斛律光被诬陷死后，派邢祖信抄没他的家。邢祖信问得到了什么，祖信回答说得到了宴射箭和打奴仆的枣木杖，邢祖信非常惭愧。这正说明斛律光没有谋逆的迹象。

《崔暹传》记载：高澄的妃子本是魏静帝的妹妹，高澄宠爱王昭仪，想立她为正妃。崔暹说：“天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无罪，不宜废黜侮辱。”这显示崔暹持守正道。

《薛修义传》记载：神武帝在沙苑战败，想把家眷迁到定州，薛修义说：“如果晋州守不住，定州也不可保全。”神武帝发怒。薛修义请求自己守卫晋州，斛律金说：“还是仰仗这个汉子去守卫，扣留他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神武帝于是让薛修义代理晋州事务。这也显示薛修义忠于为国谋划。而《北齐书》的《斛律光传》、《崔暹传》、《薛修义传》都没有这些记载，这些都是《北史》增补而胜过原书的地方。

其他如《高慎传》增补了他休妻崔氏的事，崔氏是崔暹的妹妹，崔暹后来得到高澄宠幸，高澄隆重地嫁了他的妹妹。而高慎后来的妻子李氏容貌美丽，高澄引诱她她不从，等到高慎叛逃到西魏，妻子落入高澄手中，才顺从高澄。

《高昂传》增补了他母亲张氏先前有一个儿子，让婢女烧水，将要给婴儿洗澡，婢女偶然离开，有只养猴解开绳索，把婴儿投入热水中烫死，张氏堆积柴薪把婢女和猴子一起烧死。又他哥哥高乾向崔氏求婚没成功，高昂与高乾劫持崔氏女儿放到村外，就劝高乾在野外合欢后回家。等到高昂死后，东方老人塑他的像祭祀，头总是裂开，再塑又裂开。

《崔暹传》增补了他教导子弟做郡守时说“莫做贼”的话，说：“我家做贼，只抓一个天子下殿，推一个天子上殿，不做偷驴摸犊的贼。”又崔暹的妾冯氏，邢子才等人都与她私通，等到她入狱，又与各位囚犯奸淫。

《王昕传》增补了他与崔昂一起听鲜卑人说话，崔昂问王昕懂不懂，王昕说：“楼罗楼罗，实在难以理解。当时唱染干，似乎是在说我们。”统计《北史》所增补的，像这类情况，不胜枚举，这些与史实无关，只是以新奇可喜来眩惑人耳目，即使不增补也可以。

然而《北史》也有过于简略的失误。如《北齐书》记载赵郡王高睿上奏把和士开出任刺史，胡太后不肯，有人劝高睿暂且缓和以安慰太后，高睿正色拒绝，说：“嗣君年幼，怎么能让奸臣在侧？应当以死坚守。”这显示他嫉恶如仇、刚正不阿，而《北史》删去了。

《司马子如传》记载：尔可荣被诛杀后，尔朱世隆等人想返回北方，司马子如说：“应当回兵指向京城，或许可以导致他们离散溃败；即使不然，还可以显示强势。”这也显示司马子如应变的谋略，而《北史》删去了。

《蔡亻隽传》记载：任济州刺史时，魏孝武帝对神武帝有二心，想派心腹担任济州刺史，命令御史弹劾蔡亻隽的罪行。神武帝上奏请求恢复他的职务，皇帝不允许，任命贾显智代替他。蔡亻隽严阵守卫，贾显智于是不敢进入。这是魏帝与神武帝交恶的开始，那么《蔡亻隽传》怎么能不记载，而《北史》删去了。

《慕容俨传》记载：沙苑战败后，慕容俨守卫雍州，与西魏作战二百多天，昼夜拒守，大破魏军，擒获其将领郭他。这显示慕容俨忠于职守，而《北史》删去了。

《孙腾传》记载：神武帝起

译在沙苑之战中，高欢认为朝廷遥远，如果不权宜立一位君主，众将士就会沮丧离散。高神武于是拥立了中兴之主，这是元朗得以被拥立的原因，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但《北史》却将其删去了。《斛律金传》记载：沙苑战败后，高神武尚不肯退兵，斛律金用马鞭拂打高神武的马，高神武才退兵。那天如果没有斛律金，高神武几乎就危险了，《北史》也没有记载。又如《尉长命传》，《北史》既然附载了他的儿子尉兴敬，却只记载了尉兴敬的官职爵位，而尉兴敬在芒山战死的事情却没有记载，这又是《北史》过于简略的失误之处。

译卷九十《北史》与《北齐书》互异之处：《北齐书·段韶传》记载，芒山之战中，神武帝被西魏将领贺拔胜所困，段韶一箭射死贺拔胜的前驱，追击的骑兵畏惧不敢前进，神武帝因此脱险，这说明段韶射杀的是贺拔胜的前驱。而《北史》则说段韶射死了贺拔胜的马，追击的骑兵不敢进逼，神武帝才得以免祸。查考《神武帝纪》，神武帝逃跑时，贺拔胜率领十三名骑兵来追，长矛即将刺中神武帝，段韶横射一箭，射死贺拔胜的马，神武帝于是脱险。《后周书·贺拔胜传》也说贺拔胜追击神武帝很急，刀刃几乎就要刺中神武帝，恰逢贺拔胜的马被流箭射中而死，等到副将的骑兵赶到，神武帝已经远去。那么段韶射中的就是贺拔胜的马。《清河王高岳传》记载，高岳因为被皇帝责备，忧惧惊慌不知所措，几天后死去，所以当时的舆论认为他是被赐毒酒而死。这时尚未确指为赐毒酒。而《北史》说：皇帝派高归彦赐给他毒酒，高岳说：“臣无罪。”高归彦说：“喝下去。”高岳于是喝下毒酒而死。那么赐毒酒就是事实了。《金祚传》记载，金祚跟随尔朱天光的军队，尔朱天光来讨伐神武帝，留下金祚督管东秦州军事。尔朱天光战败，金祚便投降了神武帝。这是金祚跟随尔朱天光，天光战败就投降，只投降了一次。《北史》却说金祚受贺拔岳派遣讨伐仇池氐族，平定了那里，还没有返回，贺拔岳就被杀害，金祚无处归附，神武帝招纳他，于是投降。后来跟随孝武帝进入关中，宇文泰任命金祚为晋州刺史，神武帝又派遣尉景攻打并迫使他投降。这是总共两次投降，而且不是因为尔朱天光战败而投降。《卢询祖传》记载，邢邵极力称赞卢思道，认为卢询祖比不上他。《北史》中高欢父亲的名字叫树，《北史》中叫树生，《北齐书》中叫薛循义，《北史》说魏收极力称赞卢思道，认为卢询祖比不上他。这也是细微的差异。又《北史》中写作薛修义。《北齐书》中尔朱荣有个孙子叫白鹞，《北史》中写作白鸡。《北齐书》中李义深父亲的名字叫绍宗，《北史》中说名字是绍，字是嗣宗。《北齐书·段韶传》中有梁将尹思令，《北史》中写作尹令思。

《北史》与《周书》繁简各有失当之处：《北史》关于后周的事情大概全部依据《周书》。比如韦孝宽、韦睿、杨侃、元定、杨荐、王庆等人的传记，都完全沿用《周书》原文，没有删改。其中比《周书》增加的内容，《文帝纪》中记载皇帝刚到平凉时，齐神武帝派侯景来招降，皇帝想留下侯景，侯景不屈服，于是打发他走，斛斯椿问皇帝为何不留下侯景，皇帝后悔，急忙追赶，已经来不及了这件事。《王罴传》中增加了刺史崔亮举荐王罴为长史，朝廷不批准。等到梁人侵犯峡石，崔亮又举荐他，果然立下战功。又增加了河桥战败后，各州郡没有坚守的意志，大多怀有二心，王罴于是大开城门，任凭他们去留，众人感激他的诚信，都没有异心。《冯景传》中增加了贺拔岳派冯景出使齐神武帝，神武帝与他结盟，想与贺拔岳结为兄弟。冯景回来，把话告诉贺拔岳，贺拔岳知道神武帝的奸诈，于是不同意。《尉迟迥传》中增加了他起草反对隋文帝的檄文，当时州郡据地起兵响应他的共有几十人，一一记载下来，以显示同声相应。《卢辩传》中增加了节闵帝派卢辩持节慰劳神武帝，神武帝已经拥立中兴主，想让卢辩去见，卢辩不屈服，于是作罢。《长孙绍远传》中增加了他与裴正讨论音乐，以八音为正的全部文章。《斛斯徵传》中增加了他与郑译讨论音乐意见不合所上的奏表全文。《贺若敦传》中增加了他因意气用事被宇文护逼死，临死前对他的儿子贺若弼说：“我立志平定江南而没有实现，你应当完成我的志向，我因舌头而死，你应当谨慎。”于是绰用锥子刺贺若弼的舌头以作为警戒。这些都是《周书》所没有而《北史》增加的，比较详细完备。然而又有删减不当的地方。《罗协传》，《周书》记载他击败杨辟邪的功劳很详细。《贺拔岳传》，《周书》记载尔朱荣在河阴杀害朝臣后，齐神武帝劝尔朱荣称帝，贺拔岳劝谏尔朱荣才停止，贺拔岳又劝尔朱荣杀神武帝以谢天下。《独孤信传》，《周书》记载独孤信任荆州刺史，到达武陶，东魏派遣田八能抵抗他，又派遣张齐民从独孤信后方出击。独孤信因为兵力少，如果先击败张齐民，东魏就会认为他退走，更加增兵来追，于是先击败田八能，张齐民也溃败。《宇文贵传》，《周书》记载宇文贵年轻时协助刺史源子雍守卫夏州，战功显著，又跟随源子雍守卫邺城，奋力抵抗不敌，秘密出城求援，极其危苦。《李贤传》，《周书》记载万俟丑奴战败后，万俟道洛还占据原州。李贤派万俟丑奴的党羽阿宝，欺骗万俟道洛出城，于是攻克原州。万俟道洛又来围城，城中有贼党作为内应，引万俟道洛入城，李贤奋力作战，万俟道洛才退走。《贺若敦传》，《周书》记载有击败蜀地蛮族下属几十座营寨等功劳。《陆腾传》，《周书》记载有击败蜀地贼寇蔺休祖等功劳。《伊娄传》，《周书》记载有击败蜀地贼寇王令公、邓抚，以及击败郢地贼寇王道肯等功劳。《刘雄传》，《周书》记载齐人违背约定，斛律光来修筑通关城，周派刘雄出使斛律光，责备他违背约定。刘雄又与齐王宪攻克齐地伏龙等五座城，以及率领二十多骑兵击败吐谷浑七百骑兵等功劳。《北史》一概不记载。又凡是军事行动，作为别将有功劳，本来应当记载，

译那些没有担任其他将领职务而跟随征讨立下功劳的人，也不被埋没，像厍狄昌、辛威、田宏、梁椿、梁台等人的传记，都记载了他们随军征讨建立的功绩，而《北史》却一概不予记载。那么，凡是被称为功臣的人，他们的功劳究竟在哪里呢？又如寇洛本是贺拔岳的偏将，等到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杀害，众人共同推举寇洛统领军队。寇洛自认为没有才能，于是与赵贵等人商议迎接周文帝主持军事。《北史》没有记载他迎奉周文帝的缘由。只是说众人推举寇洛为盟主，统领贺拔岳的部众，周文帝到来后，任命寇洛为右都督。寇洛既然已经是盟主了，周文帝到来，为什么突然位居寇洛之上，而把寇洛降为都督呢？于谨跟随广阳王击败斛律野谷禄等人，当时群盗像蜂群一样兴起，于谨向广阳王请求，愿意迅速前往晓谕他们。于是铁勒的首领都来归附。这是在击败野谷禄之后另外去晓谕群贼。《北史》删去了“群贼蜂起”这一句，只说跟随广阳王击败斛律野谷禄等人，于谨请求迅速前往晓谕他们，这就好像再次去晓谕野谷禄了。既然已经击败了他，何必再次去晓谕呢？这些都是《北史》喜好简略的失误。

译○《北史》与《周书》记载互异之处：《周书》中破六韩拔陵的将领有卫可孤，《北史》则作卫可瑰。《周书》列传中有蔡携，《北史》作蔡亻隽（按《北齐书》也作蔡亻隽）。《周书》记载芒山之战中有太守慕容思庆，《北史》作慕容思度。《周书·宗室传》中广都公名真，《北史》名贡。《周书》记载叱罗协之子名金，《北史》名金刚。《周书》记载齐王宪死时年三十五，《北史》记载年四十。《周书》记载宣帝之子衍封为邺王，《北史》封为莱王。《周书》记载贪贤不载其籍贯，《北史》说是金城χ罕人。《周书》记载李弼是辽东襄平人，《北史》说是陇西成纪人。《周书》记载李弼长子辉，次子耀，《北史》说是耀居长，次子辉尚文帝女，所以立为嗣子。《周书》记载独孤信第三子穆，封文成县侯，《北史》说是必要侯。《周书·王谦传》中有隆州刺史阿史那瑰，《北史》作高阿那肱。按《北齐书》高阿那肱本是齐朝宠臣，入周后跟随王谦起兵被诛杀，可知王谦起兵时的阿史那瑰就是《北齐书》中的高阿那肱。又按《北史·阿那肱传》末尾说：齐文宣帝时，有阿那瑰亡国的谣谚，所以文宣帝屡次击打蠕蠕主阿那瑰，却不知道亡齐的竟是阿那肱，他的名字虽然写作肱字，世人皆称为瑰音。那么《周书》大概是依据当时所称呼的名字来记载的。《周书》记载田宏之子名恭，《北史》名仁恭。《周书》记载贺若敦是代人，《北史》说是河南洛阳人。

○《南、北史》夹叙法：《南、北史》往往采用夹叙法，大概是因为如果每人各立一传则不胜其多，而事情中值得称道的又不忍割爱，所以顺着主线旁及其他。如《齐豫章王嶷传》中忽然插入荀丕的一小段传记。《虞玩之传》中忽然插入唐寓之反叛一事。《王僧虔传》中忽然插入陈天福预先建造寿墓，墓成却遭遇刑罚，随即葬入其中；刘镇之少年时病重，已准备好丧具，后来活到九十多岁才死，才使用了这些丧具。《崔慧景传》中忽然插入东阳女子娄逞改换男装为丈夫，做官至议曹从事，事情败露，便换上妇人衣服离去。《曹景宗传》中忽然插入钟山蒋帝神一事。《始兴王憺传》中忽然插入穰城有人活到二百四十岁，上津有人活到一百十六岁等事。《北史·斛律光传》中因斛律光死，命邢祖信抄没其家，祖〇问抄得何物，祖信以宴射箭、挝仆枣木杖回答，祖〇大为惭愧。人们都责怪祖信，说：“好宰相尚且被杀，我何足惜。”这里叙述祖信正是为了表明斛律光无罪。顺便叙述祖信年轻时，父亲被李庶所辱，祖信也去见李庶说“暂来见您，回去再辞别您”一事。《李元忠传》中忽然附记其女名法行，自誓不嫁，出家为尼。弟弟宗侃与族人争田，法行用自己的田地偿还，因此两家感念其义，都不再争田一事。这些事迹与本传起初并无太大关联，却牵连记载，可以看出这是事繁文省的方法，也可见其好奇之过了。

○《南、北史》复传：《南、北史》重复立传很多，如蛮、貊等诸国在南方的，适宜记载于《南史》，间或有与北朝通使之事，就附见于本传中，而《北史》不必立传。在北方的则适宜记载于《北史》，间或有与南朝通使之事，也附见于本传中，而《南史》不必立传。然而林邑等诸国既已在《南史》中，而《北史》又为之立传；蠕蠕等诸国既已在《北史》中，而《南史》又为之立传；宕昌、高丽也在两史中各自出现，以及刘昶、薛安都、萧宝寅、萧综、萧大圜、萧祗、萧泰也在南北两史中各自立传，实在属于繁复。如果因为他们本是南朝人投奔北方受官，那么在北方立传，而在传中叙明其先前在南朝的世系功绩就可以了。如羊侃曾在魏立功，后归梁，于是立传于南，而《北史》不再立传；裴叔业在齐立功，后降魏，于是立传于北，而《南史》不再立传，未曾不是繁简得当。况且《南史·崔慧景传》末尾说：旧史《慧景传》后有《裴叔业传》，现在因为他的事迹终于魏，所以不再在《南史》中立传。李延寿自己也以南、北并传为戒，却可以在刘昶等人身上再次出现这种情况，岂不是自乱其例吗？又羊侃归梁后，立功显著，自然适宜立传于南；叔业则生平功绩都在萧齐，后虽兵败降魏，实际上并未赴任就死了，那么在北朝本无事可记，不像羊侃入梁立功那样，自然应该仍然立传于南。而在传末写明降魏未赴任就死之事，反而不在南立传而在北立传，也是编排不当（据《南齐书·东昏纪》永元二年二月，裴叔业病死，兄子植以寿春投降敌人，是降魏的乃是裴植，而叔业本人并未降魏，却反而在北立传，尤其觉得失当）。萧摩诃在隋立功，又与汉王谅作乱，如果遵循裴叔业的例子，那么应该

译张丽华在《北史》中有传，却又在南朝流传而在北朝不流传，由此可见《南史》《北史》的体例也不统一。○《南史》《北史》自相矛盾之处：《南史·张丽华传》记载：张丽华跟随陈后主躲入井中，隋军将她救出，晋王杨广命令在青溪斩首。而《北史·高颎传》记载：晋王想纳张丽华为妃，高颎说：“周武王伐纣时杀了妲己，如今平定陈国不宜娶此人。”于是将她斩首。这样，《南史》认为是晋王所杀，《北史》认为是高颎所杀。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一处。《北史·徐之才传》记载：徐之才与朝中士人出游，远远看见一群狗竞跑，众人试着让他辨认，徐之才就说：“是宋鹊？是韩卢？是追逐李斯向东跑？是背负帝女向南去？”那么这话并非出自徐之才。等到他自己叙述先世家传时，又说李神俊在路上看见狗，温子升戏弄他说：“是宋鹊？是韩卢？”李神俊随即应声说：“是追逐丞相向东跑？是共帝女向南去？”那么又把这番话当作温子升、李神俊二人的言语了。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二处。《北史·齐孝昭帝纪》记载：幼主在位时，皇帝身为常山王，因为杨愔等人猜忌，被排斥居住在藩邸，于是他在尚书省中逮捕了杨愔及燕子献、可朱浑天和、宋钦道，进入云龙门，遇见郑子默，又逮捕了他，一同在御府内斩首。到了东阁门，成休宁呵斥阻止他们，不得入内，高归彦晓谕他，才放下兵器。皇帝来到昭阳殿，见到幼主及太皇太后，奏报杨愔等人的罪行，请求承担专断擅行的罪责。当时卫士都披甲待命，武卫娥永乐武力超群，又受到文宣帝的恩遇，手按刀刃想着效忠。幼主结巴迟钝，不知说什么，于是收起刀哭泣。《杨愔传》却说：常山王在尚书省逮捕杨愔等人，拳打脚踢乱殴，各由十人按住他们，又逮捕郑子默，于是拥着杨愔等人进入云龙门，来到太皇太后及幼主面前，详细陈述“杨愔等人将造成祸乱，臣等为了国家大事，共同逮捕杨愔等人，不敢擅自刑戮，专断擅行的过失，罪该万死。”当时领军刘桃枝等人按刀仰视，幼主不看他。太皇太后对幼主说：“为何不抚慰你的叔叔？”幼主说：“天子也不敢爱惜叔叔，哪敢爱惜这些汉子！任凭叔叔处置。”于是都把他们斩首。根据本纪，常山王是先斩首杨愔等人而后入宫奏报；根据《杨愔传》，则是拥入见后主后才被杀。又本纪说武卫娥永乐按刀想着效忠，《杨愔传》说领军刘桃枝按刀仰视，也不统一。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三处。《齐神武纪》及《段韶传》记载：贺拔胜追赶神武几乎追上，因为神武马倒而得以逃脱之事，是芒山之战。而《贺拔胜传》又说：齐神武攻打玉璧，贺拔胜跟随周文帝，看见神武的旗帜，于是持长矛追赶神武，刀刃几乎触及他。那么又把这当作玉璧之战了。这是自相矛盾的第四处。沙苑之败，《齐纪》说神武因地势险狭稍微退却，西魏军队鼓噪前进，齐军于是大乱。而《周纪》却说齐军看见周军少，竟然聚集在左军，周文帝鸣鼓而起，于谨等都来合战，于是大败。这是神武正竞相前进求利而失败，并非因地势险狭稍微退却而失败。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五处。

译○《南史》、《北史》也有繁冗之处《南史》、《北史》本是李延寿继承其父李大师的遗愿，考订研究南北各朝的事迹，编纂成这部书。《新唐书》说它有条理，删去浮辞，比原来的各朝史书好得多。现在考察他的书，比起各朝史书确实更为简练洁净，然而也有采录新奇荒诞之事，比旧史增多的情况。例如叙述宋武帝、齐高帝微贱时的符瑞各达数千字，梁武帝、陈武帝的符瑞则又不总括叙述在前面，而是分段插叙在纪传之中，也各达数千字，这都是好奇心的过错。史书记载宋武帝微贱时多有符瑞，等到显贵后，史官根据所听到的情况询问，他都拒绝回答。李延寿的见识反而不及这一点吗？又叙述齐东昏侯荒淫放纵的事，也比《齐书》增多了数千字。《沈约传》叙述沈约的祖先几乎达到三千多字。《魏收传》叙述祖先也是如此。《李谧传》后面也叙述他的祖先，篇幅累赘不尽，都未免繁琐浪费。

○《南史》、《北史》多用重复句式《南史》、《北史》虽然善于叙事，然而句法重复的地方太多。如《何远传》：何远回到家乡，口中不说荣辱之事，士人因此更加称赞他。《任孝恭传》：任孝恭凭借才能凌驾于人，对流辈多有轻视，世人因此轻视他。《何子平传》：何子平学问品行坚贞明达，不追求荣禄晋升，好退让的士人因此更加尊重他。《戴〇传》：〇不故作清高，众人因此称赞他。《诸葛璩传》：诸葛璩教导弟子勤勉讲诵不停，当时的人因此更加尊崇他。《刘苞传》：刘苞与人交往，当面指出对方的错误，退下后称赞对方的美德，等到去世，士友因此感叹惋惜。《王敬则传》：王敬则与王俭同日拜为三公，王俭有“老子、韩非同传”的戏言，王敬则听后不怨恨，朝中士人因此称赞他。《江┙传》：┙担任重任，却不忘财利，议论的人因此轻视他。《豫章王妃庾氏传》：王妃擅长烹饪，香气洁净适口，又不嫉妒，皇上因此尊重她。《萧子云传》：萧子云风度神采闲适旷达，但兄弟不和，当时舆论因此轻视他。《虞〇传》：〇与人交往，都有始有终，世人因此称赞他。《梁安成王秀传》：萧秀与皇帝是布衣时期的兄弟，却小心敬畏，皇帝因此更加认为他贤德，《杨公则传》：杨公则虽然在军中，手不释卷，士大夫因此称赞他。《夏侯夔传》：夏侯夔性情豪奢，但喜爱士人，宾客常满座，当时人也因此称赞他。《曹景宗传》：张敬儿诛杀曹景宗，派人收葬他的尸体，乡里因此认为他讲义气。《邵陵王纶传》：萧纶轻视财利喜爱士人，士人也因此归附他。《郑绍叔传》：郑绍叔矜持急躁，但能倾心待人，士人也因此归附他。《江革传》：江革身边没有姬妾侍从，家徒四壁，当时人因此推崇他。《王琳传》：王琳虽然原本图谋未遂，齐人也因此重视他。《刘彦节传》：刘彦节保护他的弟弟刘遐，不肯作证他毒害母亲的事，众人因此称赞他。又刘彦节显贵后，士人如果不是三署官员不得上坐榻，当时人因此轻视他。《彭城王义康传》：刘义康聪明见识过人，一听就能记住，人物因此更加推服他。《徐羡之传》：徐羡之擅长下棋，观看棋局常像不懂一样，当世因此加倍推崇他。《何敬容传》：何敬容搬出宅第，竟没有剩余财产，当时人也因此称赞他。《荀伯子传》：凡是所弹劾的，无不深深诋毁，有时牵连到祖辈父辈，世人因此非议他。《庾仲容传》：庾仲容喜欢危言高论，士友因此轻视他。《江智深传》：江智深承受孝武帝的深厚眷顾，从未有喜色，议论的人因此称赞他。《沈攸之传》：沈攸之平定寻阳，约束部下，不侵犯丝毫，诸将因此称赞他。《江湛传》：江湛在选职任上，颇为苛刻但公平无私，议论的人因此称赞他。这是《南史》中的重复句式。《魏广阳王建传》：王建爱敬人物，当时人因此称赞他。《谷浑传》：谷浑不以富贵骄人，当时人因此称赞他。《唐和传》：唐和决断诉讼不加〇楚，获得实情的人很多，世人因此称赞他。《裴骏传》：裴骏的儿子裴修居丧以孝闻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抚养训诲，很有义方，当时人因此称赞他。《宇文贵传》：宇文贵喜好施舍爱护士人，当时人颇因此称赞他。《裴伯茂传》：裴伯茂与兄长分居，几乎像路人一样，世人因此贬低他。《杨素传》：杨素贪恋财货，议论的人因此鄙视他。《宇文深传》：宇文深抚慰堂弟宇文神举、宇文神庆，情义如同同胞，世人也因此称赞他。《窦毅传》：窦毅虽然身兼出纳重任，从未有骄傲怠惰的样子，当时人因此称赞他。《阎庆传》：宇文护的母亲，是阎庆的姑母，宇文护虽然专权朝政，但阎庆从未依附，武帝因此重视他。《韦孝宽传》：韦孝宽侍奉兄嫂非常谨慎，亲族中有孤弱遗孤的，必定加以救济，朝野因此称赞他。《韦〇传》：皇帝赐给他缣帛，他只取一匹，皇帝因此更加重视他。《梁椿传》：梁椿喜好节俭朴素，不经营资产，当时舆论因此称赞他。《唐永传》：唐永性情清廉，妻子儿女不免饥寒，世人因此称赞他。《唐瑾传》：唐瑾救济宗族，留给子孙的都是贫瘠

译土地肥沃，朝廷和民间因此称赞他。《张烈传》记载：张烈遇到荒年，煮粥来喂养饥饿的人，同乡因此称赞他。《颜之推传》记载：他喜欢喝酒，常常放纵狂悖，当时的舆论因此轻视他。《李业兴传》记载：他性情急躁狭隘，没有儒者的风度，当时的人因此厌恶他。《柳昂传》记载：柳昂谦虚自处，不曾对人骄傲，当时的舆论因此看重他。《豆卢宁传》记载：豆卢宁没有儿子，收养弟弟的儿子豆卢绩作为继承人，后来生了儿子豆卢赞，有人请求让豆卢赞做继承人，豆卢宁说：“兄弟的儿子，就是自己的儿子。”仍然让豆卢绩做继承人，当时的人因此赞美他。《陆通传》记载：陆通虽然身处机密要职，却更加恭敬谨慎，周文帝因此看重他。《杨侃传》记载：杨侃军队战败，于是被俘，以求苟且免死，当时的舆论因此鄙视他。《赵肃传》记载：赵肃廉洁谨慎自守，不经营产业，当时的人因此称赞他。《李彦传》记载：李彦喜好施舍，爱护士人，当时的舆论因此称赞他。《宋懔传》记载：宋懔博学而有才华，口中不曾赞誉别人，朋友们因此轻视他。《辛术传》记载：辛术得到法书名画，用来赠送给权贵要人，舆论因此轻视他。《襄城景王传》记载：襄城王颇能招引文艺之士，当时因此称赞他。《段孝言传》记载：段孝言招致名士，遇到美景良辰，不曾虚度浪费，当时的舆论又因此赞美他。《邢晏传》记载：邢晏为他的兄弟的儿子们都请求官职，而自己的儿子却没有做官，当时的人因此赞美他。这些是《北史》中的重复句式。虽然卷帙繁多，自然不能没有重复，然而哪里至于成百上千地重复用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呢？看《史记》、《汉书》随手写成文章，不拘泥于一种格式，才华高下的差距，本来不能用里程来计算了。

译○《南史》叙事失检处

《南史》叙事也有很多疏漏不严谨的地方。例如《江┙传》既然说明帝辅政并改立皇帝，┙常常用君臣大义来劝谏他，这说明┙是不希望明帝篡位的。下文又说明帝肩胛骨上有赤痣，这是日月的象征，┙常常秘密不对外宣扬，┙却劝他拿出来给人看，这说明┙又是助逆的首恶了。《庾域传》既然说庾域在巴西，魏军包围了他，庾域坚守，粮食吃尽，将士都吃草吃土了。下文又说魏军撤退，庾域上表请求赈贷，不等诏令就擅自开仓。既然有粮仓，那么在吃草吃土的时候为什么不救济饥饿的军队？如果说没有诏令不敢开仓，那么兵退后为什么又不等诏令就擅自开仓呢？《萧摩诃传》：贺若弼渡江，摩诃向陈后主请求出兵迎战，后主不允许。等到贺若弼到达，摩诃请求趁敌军阵型未列好时攻击，后主又不允许。等到将要交战，后主对他说：“你可以为我决一死战。”摩诃说：“历来行军打仗，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自身，今天的事，兼为妻子儿女。”这说明摩诃立志决战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下文却说后主与摩诃的妻子私通，所以摩诃虽然率领八千精兵，起初没有战斗意志。后来摩诃被俘，又对贺若弼说：“现在身为囚虏，性命只在顷刻之间，希望再见旧主一面，死也无憾。”贺若弼允许他，于是入见后主，俯伏流泪。从前文来看，摩诃请战的意志非常坚定，怎么会到临阵时中途变卦？从后文来看，既然因为后主私通其妻而没有战志，为什么又眷恋后主而涕泣求见呢？大概李延寿喜欢猎奇，凡是听到的事迹，都想罗列在传记中，于是不知不觉杂乱成这样。《章昭达传》既然说昭达出征，厨房和驿站的饮食都与部下相同，士兵因此归附他，这说明昭达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下文又说昭达出征，每次饮食必定盛设女妓，音律姿容，都极其美妙，即使临敌也不废弃，难道妓乐佐食能供应全军吗？《陈书·武帝纪》：杜僧明等围攻广州，武帝率兵救援广州，贼众大败，僧明于是投降。《南史》却说：贼众大败，僧明后有功业，于是投降。其意思不过是顺带叙述一句，说僧明投降后能立功罢了，却说“僧明后有功业，于是投降”，这是什么话呢？难道僧明预知日后有功业才投降吗？这些都是叙事疏漏不严谨的地方。

○《北史》叙事失检处

《赵郡王元谌传》既然说谌与尔朱荣争论庄帝迁都洛阳的事，荣怒道：“这关你什么事？况且河阴诛杀大臣，你也应在其中。”谌说：“天下事，天下人议论，何至于用河阴之役来恐吓人！元谌是宗室近亲，位居常伯，活着既无益处，死了又有什么损失！”这说明谌也是能坚持志向对抗暴政的人。那么传记末尾为什么又说“谌无才识，时人忽视他”呢？元遥讨伐擒获妖僧法庆，连同他的妻子尼姑惠晖等斩首，传首京师，后来擒获他的党羽李归伯，在都市处死，《魏书》记载得很清楚。《北史》却说：斩法庆，传首京师，在都市处死。这就好像法庆一人既被斩首又在都市处死一样。《魏书·安同传》：同被诬陷，太宗释放了他。世祖监国，任命同为左辅。《北史》却只说：群臣请求治同的罪，世祖监国，任命同为左辅，这就遗漏了太宗释放他的情节，竟然好像世祖违背群臣的意见提拔使用他一样。《元嶷传》：城中人王奉伯等煽动叛乱，嶷出走，吊门落下，斩断了嶷的腰才出来。诏令尉景讨平叛乱，嶷于是恢复职务。腰既然断了，还能逃出并恢复职务吗？《毛修之传》：修之跟随太武帝讨伐和龙，宋故将朱修之也跟随皇帝，谋划造反。把这事告诉毛修之，毛修之不听，于是作罢。朱修之于是投奔冯弘。毛修之因军功升任特进。投奔冯弘的是朱修之；升任特进的是毛修之。名字相同应该用姓氏区别，而《北史》一概写修之，让读者怎么辨别呢？《陆俟传》：太武帝征讨赫连昌，诏令俟督军防备蠕蠕，与西平公安颉攻克虎牢。按蠕蠕在北，虎牢在南，为什么防备北方却攻克南方呢？《魏书》则是防备蠕蠕后，太武帝已经返回，俟又与颉南征。《北史》不分析说明，于是导致这个错误。《刁雍传》，《魏书》说刘裕微贱时被刁畅鞭打，掌权后，先诛杀刁氏。雍被畅的旧吏藏匿，于是投奔姚兴。《北史》删去“所匿”二字，只说“雍为畅故吏于是投奔姚兴”，这就好像雍本来就是畅的吏员一样。而且上文既然说先诛杀刁氏，那么雍的逃跑，是因为诛杀刁氏而逃跑，如《北史》所说，就好像因为做畅的吏员害怕株连而逃跑一样。司马消难娶齐神武帝的女儿，后来叛逃入魏，他的妻子也随行。《北史》本传说：消难与公主不和，公主曾经向文宣帝告状。这是在齐时已经不和。下文又说：他的妻子是神武帝的女儿，在邺城极尽礼敬，入关便互相嫌弃。这就好像先前和睦而后产生嫌隙。《段韶传》：太和谷之战，《北齐书》说周人用步兵上山迎战，韶且退且引，等待他们力竭，于是下马攻击。上山的是周人。《北史》却说：韶为左军，兰陵王为中军，斛律光为右军，上山迎战，韶且退且引。

译那么上山的人又是齐国人呢。

译○《南史》、《北史》自叙中有失实之处。李延寿撰写《北史》，在自叙家传中，记载邢子才为李礼之撰写墓志铭说：“饮食有奇异美味，互相等待才进餐；衣服没有固定的主人，交换穿着然后出门。赵郡人李荣前来吊唁，感叹道：‘这种家风风范，是海内所称道的，如今我才见到。’”等等。然而《魏书·李冲传》记载：李氏自从初入魏朝，地位兼且卑微，因为李冲受宠遇，于是成为当世的显赫门第。但他们的性情礼义浅薄，即使是期功之丧，几乎也没有悲戚的神色，互相看到窘迫匮乏，也不加以救济，有识之士因此贬低他们。那么李延寿的自叙又不可深信。或许是李氏向来以家风著称，而魏收诬蔑他们呢？

○《南史》编次失当之处。始安王萧遥光谋反时，刘讽、柳叔夜虽然甘愿为他而死，终究属于助逆，却把他们列入《孝义传》。董僧慧因为晋安王萧子懋死得非其罪，奋身殉难，而《孝义传》反而没有他。吉翰担任刺史时，典签想救活一个囚犯，趁着吉翰八关斋的日子呈报此事，因为斋日不执行刑罚。吉翰第二天对典签说：“你的心意是想救活这个囚犯，但这囚犯罪行深重，不能全部宽贷，既然想施加恩惠，你就应当代替他承担罪责。”于是命令左右逮捕典签杀了他，特别赦免了这个囚犯。如果囚犯确实该死，不听典签的话也可以，即使典签想违法释放他，也自有应得的罪过，不至于到死的地步。反而释放重囚而杀掉典签，实在是轻重失当。却反而把这件事列为吉翰在循吏之首，多么荒谬啊！

○《隋书》的志应当移到《南史》、《北史》之后。陈寿的《三国志》、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都没有志，所以沈约的《宋书·志》把前代所缺的补上了。《南史》、《北史》也只有纪、传，没有表、志，《隋书》的各志则兼载梁、陈、周、齐各朝的制度。大概唐初修梁、陈、周、齐、隋五代史时，如果每部史书各附以志，未免繁琐，而且各朝制度多属相同，合修一书，更能看出沿革的痕迹，所以梁、陈、周、齐只作纪、传，而志则总列在《隋书》中。然而既然叫《隋书》，纪、传专记隋朝的事，制度却兼及四朝，名实很不相称。这样，《南史》、《北史》没有志，既属于缺典，而《隋书》兼志前代，又多赘词。似乎应当把《隋书》的各志移到《南史》、《北史》之后，以成为完整的书。那么阅读《南史》、《北史》的人，应当参考《隋志》。

●卷十○《新唐书》、《旧唐书》书写年号各有得失。各史遇到一年中多次改元的情况，书法不一，有的以最后所改的年号冠于岁首，而其下仍按月写明所改年号于每月之下。顾炎武说司马光《资治通鉴》首创此例，不对，乃是司马光仿效宋祁《新唐书》，而《新唐书》又本于李延寿《南史》、《北史》罢了。唐以前各史，凡是改元的，都以下诏之日为始，按月顺次书写。如陈寿《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上写嘉平六年十月庚寅，下写正元元年十月壬辰，《吴书·三嗣主传》上写太平三年十月己卯，下写永安元年十月壬午。沈约《宋书》前废帝即位的次年写改元永光，八月写改元景和，十一月被杀，明帝即位，写改元泰始。刘昫《旧唐书》中宗即位，正月写改元嗣圣，二月武后废黜他，写改元文明，九月写改元光宅，都是这样。这最符合实际，但也有不明确的地方。就像唐高宗显庆六年三月改元龙朔，这一年既然以六年书写岁首，而三月以后就是龙朔元年，所以次年岁首就以二年起，竟好像六年之后接着二年，几乎让读者不太明白。《南史》、《新唐书》、《资治通鉴》以最后所改的年号书写于岁首，确实足以醒目，然而又有阻碍而难以实行的情况。如宋前废帝永光元年，正月以下用永光，八月以下用景和，十一月明帝即位，用泰始。如果以最后所改的年号冠于岁首，那么这一年就应当写泰始元年。然而那时废帝还在，明帝未立，怎么能抹杀一个皇帝？所以《南史》以废帝后改的景和书写于岁首似乎对了，而十一月以后则另写泰始元年，不几乎把一年当作两年吗？《南史》又害怕这样，于是在泰始元年之下写道：这一年就是大明九年。大明是孝武的年号，只有八年，并没有九年。《南史》即使想醒目，只应写这一年就是景和元年，却虚构大明九年的年号，不也是诬妄吗？《新唐书》则并不忌讳抹杀一两个皇帝，以迁就其成例。就像睿宗即位的这一年，五月以前是中宗神龙的年号，六月韦氏杀中宗立少帝李重茂，改元唐隆，这是少帝的年号，七月少帝被废而睿宗立，才改元景云。那么景云以前还有中宗、少帝两位君主，怎么能全部抹杀，而预先在岁首写景云呢？终究不如旧史的书法正确。如果担心所改年号不见于岁首，像唐高宗显庆、龙朔的故事，本年既然以六年

译起初，次年又用两年起算，不写明年号，恐怕读者产生疑惑和错误，那就不如每年岁首都书写年号，这样就绝对不用担心让人眼花缭乱、产生误解了。

译查考《旧唐书》，其中也有自乱体例的地方。高宗开耀二年二月改元为永淳，如果遵循顺次书写的体例，那么岁首应当书写二年（即开耀二年），到了二月才书写改元永淳。然而这一年的岁首不再书写二年，而是直接从永淳开始，这又是为什么呢？等到永淳二年十二月改为弘道元年，当晚皇帝驾崩，那么弘道这个年号仅仅有一个月，而且已经书写在永淳二年内了，而《中宗纪》却又特别书写弘道元年，另起一行，这岂不是把一年当作两年了吗？

又武后从载初元年开始，把十一月改为正月，十二月改为腊月，第二年的正月改为一月，《新唐书》和《旧唐书》都遵循这个体例，所以岁首从正月开始，其次是腊月，再次是春季的一月，到了十月就是岁末，因此历年记载都没有十一月的事情，因为十一月就是次年的岁首正月。直到久视元年才恢复唐朝制度。然而《旧唐书》在万岁登封二年尚未恢复唐朝制度时，却书写十一月孙万斩陷落瀛州属县，而第二年又书写正月，这岂不是把一个月当作两个月了吗？

昭宗乾宁六年八月改元光化，而这一年的正月就已经书写光化。等到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复，而这一年的正月就已经书写天复。天复四年闰四月改元天〇，而这一年的正月就已经书写天〇，这不又是自乱体例吗？《新唐书》在书写年号的地方也有不明确之处。《旧唐书》武后的长安年号只有四年，第二年就书写神龙元年，因为这一年有张柬之等人讨伐叛乱，中宗复位，改元神龙，这正符合《新唐书》以最后所改的年号冠于岁首的体例。然而《新唐书》在这一年的岁首反而书写长安五年，而《中宗纪》又特别书写神龙元年，岂非自乱体例，而且也是把一年当作两年了吗？

○《新、旧唐书》本纪的书写法则各有得失

《旧唐书》的书写法则多有不合于古法的地方。《史记》高祖起初起事时称刘季，等到封为沛公时称沛公，在汉中称王时称汉王，登上皇位后才称帝，这是古法。《旧唐书·高祖本纪》：高祖起初为唐王时，秦公李世民改封为赵公，于是书写说“改封太宗为赵国公”。又高祖进位相国时，隋帝命令他建立四亲庙，那时高祖还没有称帝，却写道“在长安通义里的府邸建立皇帝祖以下四庙”。这些都是书写法则的失误。

《新唐书》对于秦公的改封，则书写“改封秦公世民为赵国公”；对于立庙，则书写“高祖进位相国，建立四亲庙”。又《旧唐书》叙述高祖先世的地方，就说“皇祖虎，武德初年追尊为景皇帝，庙号太祖，陵墓叫永康；皇考〇丙，武德初年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世祖，陵墓叫兴宁”。先把武德初年登极追尊的尊号叙述在这里，所以在武德初年难以再书写，只说追谥妃子窦氏为太穆皇后，陵墓叫寿安而已，好像登极时只追谥窦氏，而没有追尊祖考。《新唐书》则叙述先世的地方，只书写祖考原本的官职，而在高祖即位后才书写追尊四代祖父母及妃子窦氏。

又《旧唐书》太宗没有称帝以前，在《高祖本纪》内就称太宗，这固然不对，等到太宗称帝后，本纪内或者称帝，或者称上是可以的。然而贞观三年又书写“夏四月太宗开始在太极殿听政”，这都不符合史法。《新唐书》则在《高祖本纪》内太宗都称名字，在《太宗本纪》内都称太宗。

又高祖传位后，太宗在东宫显德殿即位，高祖还在太极殿，直到贞观三年才迁居到大安宫。然而《旧唐书》在《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传位后就说“尊皇帝为太上皇，迁居宏义宫，改名为大安宫”，好像传位当天就迁宫了；而《太宗本纪》内贞观三年又书写迁宫的事，反而让人产生怀疑。《新唐书》则在《高祖本纪》内叙述清楚贞观三年才迁宫，所以对于太宗贞观三年太上皇迁居大安宫的事自然一目了然。

高宗上元二年皇太子李弘的死，实际上是武后杀死的。《旧唐书》只书写“皇太子李弘去世”，《新唐书》则书写“天后杀死皇太子李弘”（《旧唐书·李弘传》内也不记载被毒杀的事，只说上元二年跟随皇帝到合璧宫，不久去世，《新唐书·李弘传》明确记载了这件事）。

《旧唐书》武后垂拱三年封王子李成义为恒王，李隆基为楚王。查考李成义等人都是睿宗的儿子，那时睿宗已经立为皇帝，那么他的儿子不应书写为王子。《新唐书》则说“封皇帝之子李隆基为楚王”。

又中宗的反正，是张柬之等人起兵讨伐叛乱，将武后迁至上阳宫，而拥立中宗复位（《新唐书·李多祚传》：敬晖等人定计后，王同皎请太子到玄武门，斩关而入）。然而《旧唐书》说：张易之等人造反，皇太子率领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人诛杀了他们，当天皇帝将皇位传给皇太子，迁居上阳宫，竟然好像中宗自己能够讨伐叛乱，并且传位出自武后。《新唐书》则书写：春正月，张柬之等人率领羽林军讨伐叛乱；甲子日，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日复位。

又开元二十五年，皇太子李瑛、鄂

译王瑶、光王李琚都被废为平民。《旧唐书》没有记载他们被杀，看来只是被废黜罢了。《新唐书》却记载他们都已被杀。史思明投降之后，在至德三载（即乾元元年）四月再次反叛，《旧唐书》没有记载此事，只在这一年十二月记载安庆绪被朝廷军队包围，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出兵救援，再次攻陷魏州，看起来好像史思明并没有反叛，而是因为安庆绪求援才反叛的。《新唐书》则在这一年夏四月先记载史思明杀害范阳节度副使乌承恩而反叛，然后才记载救援安庆绪的事情。

又唐朝从唐穆宗以后历经八代，其中由宦官拥立的皇帝有七位。比如唐武宗的即位，是由仇士良趁唐文宗病重矫诏拥立的。然而《旧唐书·文宗纪》却说：正月，皇上身体不适，下诏立亲弟弟颍王李瀍为皇太弟，暂时代行军国大事，皇太子李成美恢复为陈王。这竟然好像是出于唐文宗的本意了。唐宣宗的即位，也是由马元贽趁唐武宗病重拥立为皇太叔的。《旧唐书》也只说遗诏让皇太叔在光王灵前即位，竟然好像是唐武宗临终前的诏令了。唐懿宗的即位，也是由王宗实、丌元实矫诏拥立的。《旧唐书》只说宣宗遗诏立他为太子。唐昭宗的即位，也是由杨复恭在唐僖宗死后，率领军队迎接拥立的。《旧唐书》只说皇上突发急病，下诏立弟弟寿王李杰为皇太弟，当晚皇帝驾崩，皇太弟即位，这就更好像是权力交接合乎正道了。这些重大事件，都不据实直书，怎么能够起到警示惩戒的作用呢！《新唐书》一一记载清楚，这些都是《新唐书》在史法上超过《旧唐书》的地方。

然而《新唐书》的史法也有值得议论的地方。《旧唐书》记载秦王与薛举作战，战败。《新唐书》不提及秦王，只说刘文静与薛举在泾州作战，战败，这是因为当时秦王卧病在床，刘文静主张出战而导致失败。但是军令的责任在于主帅，怎么能推卸给副将呢？既然据实记载了副将主张出战而失败，那么副将如果有功劳，也应该据实记载他的姓名。贞观四年，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可汗，《新唐书》却记载李靖俘获颉利可汗献俘，而不记载张宝相，这是因为李靖是主帅的缘故。参照刘文静的记载方式，不是几乎自相矛盾吗？

又天宝十五载安禄山反叛，鲁炅与叛将武令珣在汜水作战，战败；哥舒翰与叛将崔乾祐在灵宝作战，战败。都不是与安禄山直接作战，而《新唐书》都记载为与安禄山作战。至德元年，房琯与叛将安守忠在陈涛斜作战，战败，《新唐书》也记载为与安禄山作战。叛将阿史那承庆攻破颍州，俘虏太守薛愿，《新唐书》也记载为安禄山俘虏薛愿。等到郭子仪在潼关击败叛将崔乾祐，却又记载崔乾祐而不记载安禄山，那么《新唐书》的史法也就没有统一标准了。

又《新唐书》对于退休、守丧、降职贬谪都记载为“罢”。刘仁轨、许敬宗等人退休都记载为“罢”，房玄龄因为母亲去世离职也记载为“罢”，姚崇出任刺史也记载为“罢”，武三思辞去司空，武攸暨辞去司徒，也记载为“罢”，于是使得光荣离职的人与降职革职没有区别，为什么如此漫无分别呢？又房玄龄因为守丧离职，不久又被起用复职，《旧唐书》的记载非常清楚。《新唐书》在他守丧时，只记载房玄龄“罢”，接着又记载房玄龄起复。“起复”是指没有守满丧期就被授予官职，现在只先记载“罢”，那么“起复”这两个字从何而来呢？

《旧唐书》：神龙三年七月，皇太子李重俊与羽林将军李多祚等人率领军队诛杀武三思、武崇训，于是率领军队从肃章门进入。皇帝登上玄武楼面对众人晓谕他们，众人散去，于是杀死了李多祚。李重俊出逃，被部下所杀。这是在诛杀武三思、武崇训之后才失败的。《新唐书》只说皇太子率领羽林军诛杀武三思，没有成功而死亡，这就好像武三思等人没有被杀一样，这又是《新唐书》过于追求简略的过错。

《旧唐书》：元和五年，定州将领杨伯玉作乱，拘禁行军司马任迪简。别将张佐元杀死杨伯玉，任迪简谋划归顺朝廷，三军害怕，于是杀死了张佐元。这是作乱的人是杨伯玉，不是张佐元。而《新唐书》说义武兵马使张佐元反叛，被诛杀，这就好像张佐元是作乱的首领了。

《新唐书·张弘靖传》：刘总将所辖地区内属朝廷，下诏让张弘靖担任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到达幽州，不能协调军心，被士兵囚禁。几天后，士兵们稍微后悔，到张弘靖那里谢罪，愿意改过并侍奉他。张弘靖不回答，众人说：“您不赦免我们了！”于是拥立朱克融为留后。这是军吏囚禁张弘靖在先，拥立朱克融在后。然而《新唐书》本纪记载卢龙军兵马使朱克融囚禁他的节度使张弘靖而反叛，这就又是本纪与列传自相矛盾了。

又镇州军队作乱，节度使田弘正遇害，军中推举牙将王廷凑为留后。《新唐书》本纪记载成德军大将王廷凑杀死他的节度使田弘正而反叛，大概《新唐书》的意思是把罪责专门归于占据职位的人。然而首谋作乱与趁机夺取职位终究是有区别的，如果一概记载为作乱首领，怎么能够区别于李茂勋等人驱逐主帅窃据职位的行为呢？这又是《新唐书》的错误。

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被他的牙将陈仙奇毒杀，陈仙奇率领淮西归顺朝廷，下诏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六月，淮

译西兵马使吴少诚杀害了陈仙奇，自称留后，朝廷随即下诏任命吴少诚担任节度留后。于是《旧唐书》对于吴少诚杀害陈仙奇一事并未记载，只是说任命淮西兵马使吴少诚为蔡州刺史并兼任节度留后，那么陈仙奇去哪里了呢？《新唐书》既然记载了吴少诚杀害其节度使陈仙奇并自称留后，而在记载李希烈之死时，只说李希烈被处死，却没有记载陈仙奇杀害李希烈之事，那么陈仙奇担任节度使，是凭借什么受任的呢？这就是《新唐书》和《旧唐书》两书都失实的地方了。

译○《新唐书》与《旧唐书》的本纪在繁简方面互有得失：《旧唐书》以详实明了为主，《新唐书》以简练概括为主。例如二十一帝的本纪，《旧唐书》将近三十万字，《新唐书》仅九万字，这就是大概的情况。然而《旧唐书》本纪中凡是涉及生杀予夺的事情，都略微记载了其缘由，而《新唐书》则必须一一考证列传后才能知晓，这也是两本书各自有得有失的地方。现在仅从本纪来看，《旧唐书》在唐太宗身为秦王时，降服薛仁杲、击败宋金刚、击退刘武周、擒获窦建德、降服王世充、打败刘黑闼，都详细叙述了他的武功，正好显示出太宗年轻英武，谋划没有遗漏。《新唐书》却只用几句话概括这些事迹，虽然本纪的体例贵在简练严谨，但是太宗登基后派遣将领出征，都有主帅承担功过，自然可以在各列传中看到；而在登基以前，他身为总指挥，如果不详细记载在本纪中，那又该记载在哪里呢？前代史书对于汉高祖在成皋、广武的战役，光武帝在昆阳、邯郸的战役，没有不详细记载的。另外，《旧唐书》记载武德元年追谥隋朝太上皇为炀帝，这是大事，而《新唐书》没有记载。这一年李密的旧将徐世勣率领黎阳及河南十郡投降，赐姓李氏，这是徐世勣归附唐朝的开始。三年，秦王大败宋金刚，伪总管尉迟敬德投降，这是尉迟敬德归附唐朝的开始。《新唐书》也没有记载。秦王擒获窦建德、王世充，献俘京城，在街市斩首窦建德，流放王世充到蜀地。《新唐书》只说窦建德伏法被杀，却没有记载流放王世充的事。贞观四年李靖大败突厥，俘获隋朝皇后萧氏及炀帝的孙子杨正道，送到京城。《新唐书》只记载打败突厥，却没有记载俘获萧后等人的事。这一年皇帝与群臣讨论说：“隋文帝怀疑群臣不可信任，所以事情多由自己专断决定，我认为天下如此广大，怎么能独自决断于一人的思虑呢？只应当选拔天下的人才，委任他们并责成其完成任务，各尽其用，才差不多能治理好国家。”《旧唐书》记载了这件事，正好显示出太宗治理国家的根本，而《新唐书》也没有记载。十六年，下诏恢复隐王建成的封号为隐太子，改封海陵刺王元吉为巢刺王，这是太宗对过失感到惭愧悔恨的表现。这一年高丽大臣盖苏文杀害其君主高武，这是征讨高丽的缘由。《新唐书》都没有记载。高宗咸亨元年追封武士彟为王，安葬他的妻子，命令文武官员及外命妇送到便桥，这显示出武则天权势宠爱逐渐兴盛，《新唐书》也没有记载。仪凤二年，派遣高丽王高藏为朝鲜郡王，扶余隆为带方郡王，各自回国安抚残余部众。这两人本是高丽、百济的君主，被俘入朝，至此被遣返，于是世代拥有其国，这也是一件大事，而《新唐书》没有记载。圣历二年，起初为宠臣张易之、张昌宗设置控鹤府，不久改为奉宸府，班次在御史大夫之下，这两位幸臣出现在本纪中是从这里开始的，《新唐书》也没有记载。中宗在东都即位，神龙二年正月才得到武则天的灵柩运回长安，《新唐书》也没有记载。睿宗景云元年追废韦后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这是国法应当记载的，《新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中宗纪》说皇帝去世是因为韦后及安乐公主进献毒酒，而《安乐公主传》反而没有明确记载这件事）。玄宗开元十三年初次设置彍骑，这是府兵制变革的开始。十七年八月五日皇帝生日，百官请求定为千秋节，这是后世生日设节的开始。二十四年开始将考功贡举事务移交给礼部侍郎主管，这是侍郎主持贡举的开始。二十八年将寿王妃杨氏度为女道士，号太真，这是接纳杨妃的开始。二十九年任命幽州节度副使安禄山为平卢军节度使，兼押两番、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这是宠信任用安禄山的开始。天宝九载安禄山进封东平郡王，节度使封王从此开始。十三载安禄上奏有功将士，请求破格授予官职文书，于是权将军有五百多人，中将有二千多人，这显示出安禄山权势宠爱的极点。十五载肃宗在灵武即位，太上皇在蜀地，派遣韦见素、房琯、崔涣携带册书及传国玉玺前往，这也是肃宗正式即位的大事。《新唐书》都没有记载。至德二载太上皇从蜀地返回，肃宗奉迎，父子相见，臣民悲喜交加的情状，《旧唐书》记载最详细，《新唐书》全部删去。这类事情不在本纪中详细叙述，又将在哪里记载呢？另外《资治通鉴》记载：肃宗借回纥兵收复京城，与回纥约定说：“攻克城池之日，土地百姓归唐，金玉丝绸子女归回纥。”等到收复长安，叶护想要按约定行事，元帅广平王在叶护马前拜谢说：“现在刚得到西京，如果立刻掳掠，那么东京的人都会替贼寇守城。希望到了东京再按约定行事。”叶护立即听从命令，百姓军士都哭泣说：“广平王真是华夷的主君啊。”这正好显示出代宗做太子时能委屈自己为民着想，有君主的度量，应当在《代宗纪》中详细叙述，而《新唐书》没有记载。代宗广德二年，宰相及内侍鱼朝恩与吐蕃在兴唐寺结盟。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希烈各自僭号称王，相互勾结叛逆。这是何等大事，而《新唐书》都没有记载。这些都是《新唐书》的

译这是过分追求简练洁净而失之于过于简略的情况。又查《旧唐书》本纪，穆宗以前尚且稍微保留史笔书法，穆宗以后竟像腐烂的朝廷公报，凡是内部如拾遗、补阙，外部如刺史、观察使，他们的升迁罢黜、生卒情况也都一一记载，真不成史书体例。又如李绅、李德裕因吴湘案获罪被贬，《宣宗纪》中叙述此案几乎有三千字，尤其显得杂乱芜秽。《新唐书》鉴于它过于烦琐，于是另立体例，只记载宰相的任命罢免，而方镇只有发生军乱更换主帅时才记载，其他则不记，因此纪载简练严谨，绝无冗长拖沓。然而它的体例也有有时行不通的地方。如《文宗纪》太和元年下诏命横海节度使乌重胤讨伐李同捷，十一月又说横海节度使李寰讨伐李同捷，大概乌重胤去世，由宫中任命李寰，让他讨伐叛贼。《新唐书》不记载生卒，那么同一个横海节度使，忽然变成乌重胤，忽然变成李寰，读者不几乎昏乱吗？宰相的任命罢免，既然在所必记，会昌元年二月任命李绅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中七年任命郑朗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以及蒋伸、高璩、刘邺、王铎、崔彦昭等人入相，都一概不记，那么连自己创立的体例也更多删削，未免太简略了。至于各帝诏命及唐初九锡文、禅位诏，《旧唐书》一一记载，篇幅累牍不尽，《新唐书》全部删去，一扫繁芜，这是仿照《南史》《北史》的体例，又不可以太简略来指责它。然而《旧唐书》也有失之于简略而《新唐书》补其未及的地方。高祖起兵，本非素来志向，乃是太宗与刘文静、裴寂定下计谋，后来因为裴寂向高祖告发，并用晋阳宫人私侍之事逼迫他，高祖才听从。这是太宗本谋不可抹杀，看刘文静等人的传记可见。《旧唐书》在高祖、太宗本纪中绝不叙述，《新唐书》却详细记载。《旧唐书》叙述高祖起兵时隋室大乱，只说这时群盗蜂起，《新唐书》则逐一叙述刘武周、林士宏等四五十人，一则显示当时群盗鼎沸，一则群盗中杰出者可略为立传，其余则只在此见姓名而不必一一立传，这是虽然繁复而实际简练。《旧唐书》只用“群盗蜂起”四字概括，而列传中仍不逐一立传，那么诸反者大半不见姓名，成什么记载呢？又顺宗即位不到几个月就传位，在位时间短，本无事可记。而他为太子时，身历危疑，几乎被废黜，依靠李泌调护才得免。以及阻止裴延龄、张渠牟等人入相之事，韩愈所谓天下暗中受其福者。又德宗时宫市之弊最甚，顺宗太子想劝谏，王叔文说：“恐怕有小人在中间挑拨，说殿下收买人心。”太子谢罪说：“没有先生我听不到这话。”这也显示他留心时事，并乐于听取谏言之德。又《朱泚传》：朱泚围攻奉天，德宗处境极危，皇太子督兵苦战，贼军才败。这是顺宗为太子时多有可记之事，自应总叙以见其为人。于是《旧唐书》并无一字。穆宗未为太子时，吐突承璀想立丰王恽，而恽母身份低贱，不当立，于是立穆宗为太子。宪宗去世，陈弘志杀承璀及恽，穆宗才即位。《旧唐书》也不记载。其他如武后永昌元年任命薛怀义为新平道大总管，延载元年又任命怀义为朔方道行军大总管，至令凤阁侍郎李昭德为长史，鸾台侍郎苏味道为司马，这显示武后宠幸怀义到了极点。而《旧唐书》都不记载。天宝十四载颜真卿在河北起兵讨伐安禄山，张巡起兵与贼军在雍丘作战，以及永王璘在丹徒反叛，至德三载郭子仪等九节度之师有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以及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杀安庆绪，这些也都是当时大事，而《旧唐书》一概不记，这又是《旧唐书》的疏漏简略之处。

译○《旧唐书》多保留国史原文《旧唐书·武士𪟝传》的赞语说：查阅其他传记，往往有过分的褒扬之词，考虑到这些可能是武后时期阿谀之辞出自敬宗笔下，凡是涉及虚浮赞美的，都删削而不记载。这说明修史时并非没有甄别选择，然而仍有完全抄录旧文而未加考订的情况。例如《唐临传》说：唐临的孙子唐绍任给事中，先天二年，当今皇上在骊山讲武，唐绍因修订仪注不合旨意获罪被斩。当时当今皇上已经发怒，便将唐绍绑在旗旗下，李邈急忙请求宣旨斩首。查先天是睿宗的年号，所谓“当今皇上”，据《新唐书》则是玄宗的事，大概是因为玄宗时身为太子才讲武。又《徐有功传》说：徐有功死后，中宗已追赠他为越州刺史，当今皇上即位，窦希𪟝请求将自己的官职让给徐有功的儿子徐伦，以报答旧日的恩泽。《王上金传》也有“当今皇上”的字样，都是指玄宗。《窦威传》：窦氏自武德至今，两次成为外戚，一品官三人，三品以上三十多人，尚公主的八人，女儿为王妃的六人。其中所谓“今”，也是指开元时期。可见这四篇传记都是玄宗时期的国史原文，所以说“当今皇上”。《陈少游传》：代宗更加厚待陈少游，皇上即位后，屡次加官至尚书。所谓“皇上”，指的是德宗。《曲环传》：曲环因战功加官特进太常卿，皇上刚继承皇位，吐蕃入侵，曲环又击破他们。所谓“皇上”，也是德宗。这些也都是德宗时期的国史原文。其他如《郭元振传》说：修筑定远城，作为行军计议集结之所，至今依赖它。五代修史时定远城早已属于塞外，怎能说至今依赖它？这也必定是开元时期的国史原文。又《崔元翰传》李𪟝公在滑台，征召崔元翰为从事。查史传惯例都称名字，哪有称𪟝公的？这也必定是崔氏家传原文。

顾炎武认为《旧唐书·职官志》称唐为皇朝、皇家、国家，《经籍志》称唐为我朝，认为是修史诸臣不忘唐朝的厚意。殊不知这些都是唐代国史原文，来不及改订罢了，并非修史者故意保留忠厚之意。近日王鸣盛又说此书修于后唐，后唐自认为继承唐之后，所以以唐为本朝，并非沿袭唐代史官的笔法。这也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后唐时期还能称玄宗、德宗为当今皇上吗？这不是国史原文吗？

○《旧唐书》编订的失误《旧唐书》列传七十二卷已有杨朝晟，却在九十四卷又有杨朝晟；五十一卷已有王求礼，却在一百二十七卷又有王求礼。考察他们的事迹，实为一人两见，并非两人偶然同名。又列传目录韦安石下有韦况，而传中竟没有韦况。《韦安石传》末尾说其兄韦叔夏另有传，然而列传中竟没有《韦叔夏传》。编订如此，则修史的草率可见。又张士贵是唐初功臣，却被编入高宗时诸将程务挺等人的传内。元献杨皇后在杨贵妃之前，却被编在贵妃之后。这些都是《旧唐书》的不当之处。《新唐书》李渤、裴𬱟、李中敏、李甘、白居易都是元和、长庆时人，却被编在张柬之等五王之前，这又是《新唐书》的失误。○《新唐书》改订的长处《旧唐书》没有《兵志》，那么唐代一代府兵、彍骑等制度记载在哪里？没有《选举志》，那么明经、进士各科的沿革在哪里查考？列传内没有“公主”一门，那么柴绍妻子辅助成就帝业，安乐公主弑君叛逆，太平公主谋变，记载在哪里？没有“奸臣”一门，那么李林甫、卢杞、崔昭纬、崔缁郎、柳璨等人的奸邪，在哪里示警？《新唐书》增加这些门类，一一传述，较为详备。《旧唐书》有志无表，《新唐书》增加《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也更加周密。又《旧唐书》将武后编入本纪，所以《皇后传》内不再立传。《新唐书》则既有《武后本纪》，又有《武后传》，有人怀疑欧阳修作纪，宋祁作传，各不相谋，导致重复。殊不知本纪专门记载改元易号、用人行政等重大事件，而淫秽琐碎的事迹，本纪中既不便书写，又不能完全抹去事实，所以纪、传两存。看传中所叙都是本纪所不记载的，不能说欧、宋二公彼此不相参订。《新唐书》又增设《藩镇传》，使各镇传袭杀夺，展卷一目了然，尤为明晰。各传中又有各自归类、较为妥当之处。杜伏威、李子和，《旧唐书》都列在群雄中，李子和附在《梁师都传》后。然而杜伏威降唐，最终在长安去世，李子和虽僭称帝号，及归唐后，能以臣节终老，到高宗时才退休，怎能还列在群雄内呢？《新唐书》改入唐臣列传，恰当。武士𪟝，《旧唐书》列在功臣内。查武士𪟝是武后的父亲，唐初起兵，并未参与谋划，又无战功可记，怎能入功臣传？《新唐书》改入外戚。杨国忠，《旧唐书》在列传，《新唐书》也改入外戚。李湛为李

译李义府的儿子李湛，李义府谄媚依附武则天，而李湛却与敬晖等人诛杀二张，恢复中宗的帝位，可以说是能够纠正武则天弊政的人。《旧唐书》却把他附在《李义府传》后面，未免黑白不分。《新唐书》既然把李义府列入《奸臣传》，而李湛则另附在《李多祚传》后面。《旧唐书》把狄仁杰、王方庆、姚崇合为一传。狄仁杰、王方庆都忠于唐朝，合传本来适宜；姚崇不过醇厚谨慎，始终被武则天信任，怎么能并列书写？杨再思最谄媚武则天，《旧唐书》却让他与朱敬则等正直之人同传，《新唐书》则改为狄仁杰、朱敬则、郝处俊等人同传，而杨再思与窦怀贞、祝钦明等依附武后、韦后的人同传。豆卢钦望，《旧唐书》也让他与李敬则同传，《新唐书》因为他依顺迎合以求容身，改与苏味道同传。《旧唐书》张说、郭元振同传，《新唐书》因为张说与苏颋在当时并称燕、许，所以让张说与苏颋同传。陈希烈旧附在《张说传》后面，因为张说的儿子张均、张垍都投降叛贼，陈希烈也投降叛贼，所以连类而书。然而这些奸佞之徒与名臣燕公同传，可以吗？《新唐书》则因为他依附李林甫，于是与李林甫一同进入《奸臣传》。《旧唐书》张九龄、王琚、王毛仲与李林甫、杨国忠同传。考察张九龄等三人都是在玄宗危难时尽心竭力的人，怎么能与李林甫等奸权同传？《新唐书》改与刘幽求、陈元礼等人同传。王鉷本是王方庆的孙子，如果依照《新唐书》孙子附在祖父后面的体例，则应附在王方庆传后。《新唐书》因为他侮辱权贵导致败亡，另与杨慎矜等人同传，则是各自按类别归附，而且王鉷与杨慎矜的事多有关联。吉顼在《旧唐书》中列入《酷吏传》，《新唐书》因为他能判定来俊臣的死罪，以及上奏称皇太子为元帅应募者每日有数千人，又劝说张易之劝武则天召庐陵王（李显）回朝，所以改入列传，与魏玄同等同卷。孔颖达、颜师古、啖助、马怀素，都对经史有功，《旧唐书》列入列传，《新唐书》改入“儒学”类。李淳风精于术数，《新唐书》改入“方伎”类。刘太真、邵说、于劭、崔元翰、于公异、李益、李贺等人，都以辞藻著称，没有其他事迹可记，《新唐书》改入“文艺”类。符令奇是田悦的将领，密令其子符义归朝，而自己被害，临死骂田悦不绝口，这是忠节最显著的人，《旧唐书》仅附在其子符义传后，《新唐书》改入“忠节”类。蜀人朱桃椎隐居不仕、沉浮玩世，《旧唐书》附见在《高士廉传》，《新唐书》则另入“隐逸”类。仆固怀恩、梁崇义、李怀光等人，明显是叛逆，朱玫、王行瑜，擅自拥立襄王李煴，《旧唐书》都在列传，《新唐书》都改入《叛臣传》。李绮，《旧唐书》附在《李国贞传》后，《新唐书》因为他叛逆，也改入《叛臣传》。《旧唐书》姚令言、张光景、源休、乔琳、蒋镇、洪经纶、彭偃七人都列入列传。考察这七人都是臣服于朱泚的人，朱泚因反逆，已传于末卷，这些从逆之徒反而列入列传，可以吗？《新唐书》全部削除，而附在《朱泚传》后。这些都是《新唐书》改正旧失，斟酌尽善，更无可议之处。又有《旧唐书》有传而《新唐书》删去的。乐彦玮、赵仁本、赵德兴、张光辅、刘从一、顾况、张敬则等人，本来没有事实可记。祖孝孙的事详于《乐志》中；傅仁均的事详于《历法》中，所以也不立传。有《旧唐书》无传而《新唐书》增加的。如姜宝谊被刘武周所俘，逃归，又跟随裴寂讨伐宋金刚，被俘不屈而死。这怎么能没有传记？《旧唐书》却不立传，《新唐书》增加了他。昭宗母亲王氏，虽然听政很少，但毕竟是皇帝母亲，怎么能没有传记？《新唐书》增加了她，并记载其弟王瑰任黔南节度使，被杨复恭沉入桔柏江的事。萧颖士是一代文儒，海内称萧夫子，外夷也愿意请萧夫子为师，《旧唐书》却没有传记，仅在《韦述传》后附几语，《新唐书》增入《文艺传》。嗣襄王李煴被朱玫所立，僭越称帝共九月，最终伏诛，这怎么能不记载？于是《旧唐书》无传。《新唐书》则附在嗣襄王李煴之后，这尤其体现欧阳修考订精博，固然不可轻率议论。

译○《新唐书》编订的失误

《新唐书》的编订也有值得议论的地方。设立《宗室世系表》，李唐一代的宗族支派，固然显得灿烂明晰，然而列传中既然已有《诸王传》，那么他们的子孙已经附在祖先之后，即使没有世系表也自然可以查考。至于《宰相世系表》，像萧氏、崔氏这样一门出过数位宰相的家族，为之梳理其支派，尚且说得过去；那些一个姓氏只出一位宰相的，却一定要详细叙述其家世，这难道不近乎替人家编写族谱吗？如果是要借此显示谱学的广博，那么又不仅仅只编宰相的谱系就够了，这是欧阳修喜好广博的过失。宋祁又另外设立“蕃将”以及“宗室、宰相”两卷，也属于没有意义。既然设立了“蕃将”一门，就不论时代，凡是蕃将都收入卷内，比如尚可孤是代宗、德宗时期的人，却与太宗、高宗时期的蕃将同卷，反而使读者容易混淆时代。那些宗室、宰相也可以各自附在祖先之后，否则在祖先的传记内写明某人另有传记，而将这些人分别列在各朝宰相的传记中，自然清晰明了，现在却合并为一卷，究竟有什么取义呢？又“卓行”这一门类尤其属于画蛇添足。阳城担任谏议大夫，撕毁诏书一事，足以成为名臣，那么列入列传就可以了。司空图生逢末世，隐居并拒绝征聘，列入“隐逸”就可以了。《旧唐书》将阳城列入“隐逸”，司空图列入“文苑”，固然不对，《新唐书》另外用“卓行”来安置他们，也非常没有意义。马三宝，《旧唐书》放在《柴绍传》末尾，《新唐书》改列在裴寂等功臣传内。然而马三宝本是柴绍的家奴，自然应该附在《柴绍传》才是对的。苑君璋，《旧唐书》在群雄内，附在《刘武周传》后，《新唐书》因为他投降唐朝，改入列传，与罗艺等人同卷，这是对的。然而高开道也曾投降唐朝，被封为北平郡王，《新唐书》却又将他列在群雄内，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他既投降又叛变吧？然而罗艺投降唐朝后仍然因谋反被杀，《新唐书》却又编入列传，也不统一标准。贺知章以诗闻名，年老才退休，《旧唐书》列在“文苑”，恰当，《新唐书》却将他列入“隐逸”。欧阳询父子品行虽然端正，然而在经义上没有阐发，王绍宗也只是擅长书法，孔若思也只是多识古今之事，却都列在“儒学”。李百药、令狐德棻、李延寿等都是精通史学的人，却不入《文艺传》。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并称。《旧唐书》都将他们列入“文苑”，《新唐书》则专门列出李商隐，而将温庭筠附在《温彦博传》后，因为温庭筠是温彦博的后代。然而《新唐书·李商隐传》又说李商隐本是李𪟝的后代，那么又为什么不附在《李𪟝传》后呢？（按：《旧唐书》记载李𪟝子孙因徐敬业之乱，被诛杀殆尽，贞观年间有吐蕃将领徐舍人，自称是李𪟝的五世孙，武后时期他的祖先逃往吐蕃，族人多不能归国，那么李𪟝子孙已没有在中国的了，《新唐书》说李商隐是他的后代，恐怕也不确切。）况且《新唐书》的体例，凡是祖孙父子相继做官的，都在祖先传记后牵连书写。如《萧瑀传》直到萧遘等，《杜如晦传》直到杜让能等，《刘政传》直到刘崇龟等，《于志宁传》直至于琮等，《温彦博传》直到温庭筠等，《韩休传》直到韩洄等就是这样。那么褚亮及儿子褚遂良，杨于陵及儿子杨嗣复，为什么又不连传而各自分卷呢？李齐运也是宗室之后，《新唐书》因为他因谈论利禄而进身，所以不附在祖先传记后？这岂不是自己乱了体例吗？王𬀩是王方庆的后代，《新唐书》因为他擅长谄媚，所以也不附在《王方庆传》，而与杨再思等人同传。然而杨再思是武后、中宗时期的人，王𬀩则是肃宗时期为相，将他们同传可以吗？张易之、张昌宗自应另立《嬖幸传》，然而《新唐书》将他们附在《张行成传》后。张行成是唐朝名臣，张易之兄弟不是他的儿子，不过是同族子弟罢了，轻率地附在一起，尤其不伦不类。刘全谅本来没有什么可记载的，本传内不过几句话，而他的父亲刘客奴在安禄山反叛时，为国家立功，他的事迹在《刘全谅传》中记载的有几百字不止，那么应该立《刘客奴传》，而将刘全谅附在后面。然而《新唐书》反而将刘客奴附在《刘全谅传》内，也是轻重倒置。既然设立了《藩镇传》，那么就不必再作区别，只需依次作传，据事直书，而那个人的贤与不贤自然显现。然而田弘正、李洧尽忠王室，特意摘出另编列传，那么其余的难道都是叛臣吗？刘济恭顺不失臣节，而且出兵协助讨伐王承宗。刘总将卢龙归附朝廷，请求天子设置官吏，想要革除藩镇世袭的弊端。张仲武始终坚守节操，为国家立功。王士真每年贡品常达数十万，比起幽州、魏州两镇最为恭顺。王元逵出兵协助讨伐刘稹，王景崇也出兵协助讨伐庞勋、黄巢，都有功劳。田弘正既然另入列传，这些人为什么还在藩镇内呢？然而还可以说他们身未离开本镇；李载义归朝后又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为什么仍然列在卢龙藩镇内呢？程怀信的儿子程权入朝后，又移任邠宁节度使，为什么仍然列在横海藩镇内呢？李维简斩关赴

译难，身为国家的忠臣，为什么仍然附在《李宝臣传》后面呢？这又是《新唐书》自乱其体例的地方。况且又有不必立传而《新唐书》却为之立传的情况。裴矩的功绩都在隋朝，进入唐朝时已经年老，没有什么事迹可记载。《隋书》已经有他的传记了，《新唐书》为什么又为他立传？赵光逢担任后梁的宰相，赵光嗣担任后唐的宰相，对于唐朝皇室没有什么事迹可联系，这让他们进入《五代史》就可以了，《新唐书》为什么把他们列在赵隐的传记之后？氏叔琮、朱友恭都是朱全忠的臣子，是来朝廷监国的人，所以欧阳修把他们列入《五代史·梁臣传》中，《新唐书》为什么把他们列在《柳璨传》之后呢？又有应当立传而《新唐书》反而不立传的情况。薛怀义在武则天朝专宠，威震天下，《旧唐书》把他列入“外戚传”，固然不对，《新唐书》因为他没有类别可归属，于是就不为他立传，仅在《武后传》内记载他。中宗四个儿子中最小的是殇皇帝李重茂，当韦后（韦庶人）被诛杀时，李重茂还在帝位上，太平公主废黜了他，睿宗才开始即位，这怎么能没有传记呢？《新唐书》缺漏了这一点。《旧唐书·方技传》有僧人玄奘以及神秀、惠能等人，《新唐书》因为他们不属于“艺术”类，于是删去了他们，竟然使这几个人不列入史书。难道不知道神仙可以列入“方技”，唯独佛教不可以列入“方技”吗？况且《晋书》中佛图澄、鸠摩罗什、昙霍等人都列入《艺术传》，这难道不是前史的成例，而一定要去掉玄奘等人不列入“方技”吗？又唐朝末年，李茂贞起兵侵犯宫阙，韩建拦截皇帝车驾使其临幸，杀害十六宅的诸王几乎杀尽，这件事对王室关系最重大，怎么能没有传记呢？于是《新唐书》只有李克用叙述在《沙陀传》内，其余都没有。难道因为时间涉及五代，应当列入《五代史》吗？然而同时期的杨行密、刘仁恭、罗绍威等人，《新唐书》又为他们立传，为什么呢？况且氏叔琮等都是梁臣，尚且列入唐传，李茂贞等人本是唐臣，反而不立传吗？设立《叛臣传》是对的，然而唐朝帅臣中叛变的人不少，比如刘辟因谋反被诛杀，仅附在《韦皋传》后面，刘展也因谋反被诛杀，也不列入《叛臣传》。而陈少游叛逆的迹象不是很显著，只是私下依附李希烈，死后还追赠太尉；董秦始终讨伐贼寇立功，晚年才失身于朱温，似乎也可以稍微减轻他的罪责，却都编入叛臣内，也很失当。黄巢没有入仕就起兵反叛，与在官位上而叛逆的人不同，应当另立《流贼传》，却与安禄山、朱温等人同列在逆臣中，似乎也不同类。《明史》将李自成、张献忠另立为《流贼传》，觉得斟酌得非常完善。又庞勋的反叛，骚动半壁江山，历时两年才被消灭。其后高仙芝、黄巢等人相继而起。唐朝的灭亡实际上开始于此，应当与黄巢等人同立一传。却仅附见在《康承训传》中，这也是《新唐书》检阅疏漏的地方。

卷十一 《新唐书》得史裁之正

吴缜《纠缪》说《新唐书》多采唐人小说，只求博取，所以所载有的全篇违背常理。然而李泌的儿子李繁曾为李泌撰写家传十篇，《新唐书·李泌传》虽然采用了它，但传后的赞语说：李繁的话多不可信，按照其中接近事实的记载在传中。这说明《新唐书》并非不严格辨别选择。现在考察唐人小说所记载的轶事很多，而《新唐书》起初并不滥收。比如《王播传》不记载他“〇黎饭后钟”的事，《杜牧传》不记载他在扬州狎游，牛奇章派人暗中保护，以及湖州水嬉、绿树成阴的事，《温庭筠传》不记载他令狐〇问故事，回答出自《南华经》，于是遭到排斥压抑的事。《李商隐传》不记载他被〇排斥，因此作诗说“郎君官贵，东阁难窥”的事。这些都记载在诗话及《北梦琐言》等书中，脍炙人口，而《新唐书》一概不收，那么它的谨严就可以知道了。然而这还是稗官野史。刘秩被房〇所器重，〇出兵时，曾说：“贼兵曳落河虽然多，怎么能抵挡我刘秩？”郭暧娶升平公主，夫妻有违言，被公主告状，代宗安慰郭子仪，有“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的话。这类事司马光及范淳甫曾采入《资治通鉴》，那么这不是传闻可知。而《新唐书》《刘秩传》、《郭暧传》、《公主传》都不记载。然而这还可以说是旧书所没有的。杨绾四岁时，坐客各举一物，用四声呼唤，杨绾指着铁灯树呼唤说“灯盏柄曲”。钱起客居湖湘间，遇到鬼吟“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诗句，后来入试，用此句押官韵，于是登第。傅孝忠善于占星，姜师度喜欢开凿漕渠，当时人说“孝忠两眼看天，师度一心穿地”。史思明攻打太原，李光弼派人挖地道，突出擒贼，贼兵惊呼为“地藏菩萨”。这些都是《旧唐书》所载，《新唐书》因为它们稍涉于细碎且俚俗，于是削去不写。那么它的立言有体例，与《晋书》、《南、北史》专门以新奇取悦人耳目的相比，它的卓识固然不同了。《段秀实传》则采用柳宗元所撰《逸事状》来增补。《鱼朝恩传》则采用苏鹗《杜阳杂编》

译用以增补它。《旧唐书·良吏传》中没有韦丹、何易于，于是采录杜牧《樊川集》来补入韦丹，采录《孙樵集》来补入何易于。这难道能说只是搜集野史小说吗？也有琐碎的言论和细微的事迹，《旧唐书》中没有，而《新唐书》反而增补进去的。比如《韦皋传》：李白作《蜀道难》以讥讽严武，陆畅作《蜀道易》以赞美韦皋，这也显示出韦皋善于爱慕士人。《李贺传》：韩愈、皇甫湜到他家，李贺当即赋诗《高轩过》，以及出游时得到诗句，就投入古锦囊中的事。《陈谏传》：曾经阅览染署的账簿，全都能够记住其中的尺寸。李贺与陈谏本是文人，没有其他事迹可记载，这正显示出他们的才华，并非猎奇。

译○《新唐书》在列传中处理史事恰当，优于《旧唐书》。《旧唐书·张柬之传》记载了张柬之驳斥王元感关于三年丧期应为三十六个月的论点，全文收录了他的论述。《新唐书》将其全部删去，因为张柬之的功绩在于社稷，这个论点并非重点。但该论点终究不可废弃，于是反而收录在《王元感传》中。《旧唐书·李宝臣传》记载了田承嗣被讨伐时，私下派人游说李正己的一段文字。查此事本应详细记载在田承嗣、李正己的传记中，《李宝臣传》何必详细叙述？《新唐书·李宝臣传》只说田承嗣用甜言蜜语欺骗李正己，李正己停止屯兵，各路军队也不敢前进。又说天子派宦官马希倩慰劳李宝臣，李宝臣赠送他百匹绢，马希倩生气地将绢扔在地上，李宝臣感到惭愧，于是部将王武俊劝说李宝臣私下与田承嗣勾结。此事本应记载在《李宝臣传》中，但《旧唐书》反而详细记载在《王武俊传》中，《新唐书》则在《李宝臣传》中详细记载，而在《王武俊传》中略写。又王武俊后来成为李惟岳的部将，当时被李惟岳猜忌，于是自贬身份，出入身边不过三四人。此事本应收入《王武俊传》，《旧唐书·王武俊传》却不叙述，反而叙述在其子《王士真传》中，更觉无谓，《新唐书》改入《王武俊传》。这些都是《新唐书》处理史事详略得当之处。又韩愈《平淮西碑》说“明年平夏”，指的是宪宗即位的第二年，即元和元年杨惠琳被诛杀。下文说“又明年平蜀”，那应是元和二年了。然而《新、旧唐书》本纪及《通鉴纲目》都记载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被诛杀，十月刘辟被诛杀，那么平夏、平蜀都在这一年，而不是次年才平蜀。所以《梁溪漫志》指出韩愈“又明年”一句有误。《新唐书·吴元济传》全文收录此碑，却删去“明年平夏”句，并删去“又”字。只说“明年平蜀”，指即位的第二年，尤可见其下笔不苟如此。

○《新唐书》文笔优于《旧唐书》。《旧唐书》列传的文笔高低不等，那些简当完善的，大多是国家史馆的原文。如《郭子仪传》本是裴𬱟所撰就是如此。一旦经过修史诸人的手，往往芜杂不伦，甚至有市井俗语，也一概混入，绝不检点。现在略摘几条于此。如《王武俊传》：王武俊与朱泚、田悦、李纳一同僭称帝号。《高尚传》：安禄山到东都，见官军四处集结，害怕而责备高尚说：“你原来向我保证万全，现在四边如此，向西到关，一步不通，万全何在？再不必见我。”《史思明传》：史思明临死骂曹将军说：“这胡人误我！”这些话简直是戏曲中的插科打诨，岂可用于史书文字？宋祁极力纠正这种弊病，宁可简略也不冗长，宁可生僻也不俗套，对《旧唐书》各传没有一篇不修改更换的，大约事多而文省，语短而意长，远超《旧唐书》，一经对照，优劣自见。其中有模仿古人逼真者，如《刘济传》谭忠激怒刘济讨伐王承宗一段文字，极似《战国策》，刘总谋杀刘济一段文字，又似《左传》。至于使用古语之处，如叙述战功，只用一个“多”字概括，这是本于《周礼》战功曰多及《国语》董安于多是。《齐映传》：皇上命令前马传达诏旨。不说马前，而说前马，也是本于《国语》勾践为夫差前马。《奸臣传赞》：三宰啸凶牝夺晨，皇甫将蕃黄屋奔，思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张表臣《珊瑚诗话》说七字韵语，不是史书所载应有的。不知道这正是沿用《汉书·蒯通、伍被、息夫躬传》赞的体例。因为蒯通、伍被等人都是奸佞，所以宋祁在《奸臣传》中也模仿它。《藩镇传序》全用杜牧的《罪言》，这也是模仿司马迁《秦本纪赞》全用贾谊《过秦论》的例子。可见前辈学问有本源，下笔不苟，难怪欧阳修佩服他用功深。《旧唐书》纪传后有论，尚仍四六体，只有《顺宗纪》则全用韩愈的散文，且论后有赞，虽模仿范晔《后汉书》，终究也繁复。《新唐书》改四六为古文，又删除韵语，尤为得体。张巡、许远同功共事，叙述张巡的功绩则许远在其中。《新唐书》在《张巡传》中既详细叙述战功，所以《许远传》不再重复叙述，只辨明他死后被诬陷，并引用韩愈的说法来阐明，更见剪裁之妙。《朝野佥载》记载李畲母亲的事，有御史禄米不出脚钱的说法。《新唐书·列女传》记载李畲母亲的事，则将脚钱改为车庸，《王伾传》又曰脚直，这都是避俗就雅的方法。《通鉴》记载裴度讨伐蔡州，临行对宪宗说：“臣若灭贼，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新唐书》则说：贼未授首，臣无还期。较《通鉴》语言更为简劲。这可见其炼字炼句之工。只是他过分追求简净，有时不免晦涩。《旧唐书》记载武后阅览骆宾王的檄文，至“一抔之土”两句，感叹说：“有此才而不用，宰相罪也。”《

译《新唐书》则叙述后语说：“宰相怎么能失去这个人！”《旧唐书》记载杨师道妻子前夫的儿子赵节，《新唐书》改为杨师道妻子的异姓子，虽然似乎是为了避俗，然而不如“前夫之子”容易理解。况且“前夫子”三字也有典故依据：《魏书·长孙稚传》中有“以后妻罗前夫女妻陈兴恩”的记载，那么并非没有典据，而“异姓子”三字反而没有典据。《资治通鉴》记载董昌将要僭越称帝，对人说：“谶语说：兔子上金床。我出生在太岁在卯之年，明年太岁又在卯，二月卯日卯时，是我称帝的时机。”《新唐书》改为：“我生于卯年，明年岁星旅次其位，二月朔日的第二天都是卯日，我在那个时候就应当即位。”话语虽然稍微文雅，然而不是武人的口吻，而且又遗漏了卯时。又如《资治通鉴》记载宦官杨复恭给养子杨守亮的信说：“我披荆斩棘拥立寿王，既然得到皇位就废弃定策国老，有如此负心的门生天子！”《新唐书》改为“奈负心门生何”，则更加颓废软弱无味了。又有完全代替古人作文的情况。《姜皎传》，《旧唐书》记载玄宗宣布他功劳的诏书是四六骈文，乃是唐时的原文。宋祁既然不想把四六文写入史书，那么只摘录其大意就可以了，竟然改写成全篇散文，首尾完善，好像翻译作品一样。《薛登传》，《旧唐书》记载他劝谏选举的一篇奏疏，《新唐书》既然想保留它，那么使用原疏就可以了，竟然通篇完全代为创作，如“陈篇希恩，奏记誓报”等语，原本所没有，独出心裁。取古人的意思，自成一家之言，这又是从前修史者所没有的先例。又如《王〇传》，《旧唐书》〇任中丞，与左仆射李绛相遇，不回避道路。李绛上疏议论此事，事情下达两省。两省上奏，元和中伊慎居师长之位，太常博士韦谦削去旧仪，现在李绛所议论的，于礼非常恰当。这是两省因为李绛的奏疏而有此议论。《新唐书》却竟然把两省所引用的韦谦之事并入李绛的奏疏中，未免自作聪明，而且诬蔑古人了。至于其造语用字，尤其多有新奇之处，现在略举如下。《太子瑛传》：李林甫屡次称赞寿王的美德，以迎合妃子的意旨（揠意为迎合。当时武惠妃专宠，寿王是她的儿子。李林甫想倾覆太子而立寿王，所以说迎合）。《诸公主传》：懿宗女儿卫国公主去世，允许群臣祭祀用金贝焚烧，百姓取灰烬以提炼金宝（谓取灰炼出金宝。《资治通鉴》说取庭院祭祀的灰烬提炼其中的金子）。《柴绍传》：唐军与桑显和交战，柴绍绕出其背后，击败了他（谓绕出贼后）。《苑君璋传》：衿肘变生（谓变起肘腋）。《李回秀传》：挠意谐媚（谓曲意阿附）。《裴矩传》：池酒休〇（即酒池肉林）。《宇文士及传》：通淳勤（即通殷勤）。《萧〇传》：亡不旋跬（即不旋踵）。《萧廪传》：厉止夜行（即禁示夜行）。《李峤传》：无所嫁非（谓无所委罪）。《苏〇传》：朝鼎夕玷（谓迅速伏诛）。《张说传》：逭暑（谓避暑），祈陈哀到（谓陈情切至）。《李甘传》：啮疽刳〇┩（谓孝子吮痈割股）。《李朝传》：胖然无避屈（谓泰然无所顾）。《裴胄传》：蔓劾峭诋（谓株蔓以劾且丑诋）。《王〇传》：良金厚革（谓坚甲利兵）。《康承训传》：痍痕士（谓创残之兵）。《孔巢父传》：铲迹民伍（谓晦迹于编氓内）。《藩镇传序》：肱髀相依。《李正己传》：辅牙相依（皆谓互为唇齿）。《李宝臣传》：嫁急热为表里（言急难相救）。《李载义传》：扌失＜疒只＞邮人（谓鞭责邮人成疮）。《李正己传》：矢液流离（谓溲溺俱下）。《藩镇传赞》：引妖就螟（即谓即聋从昧）。《吴兢传》：不殊如带（谓不绝如带）。《李光弼传》：揠贼本根（谓拔其本根）。《李嗣业传》：以长柯斧堵进（谓军士列如堵竞进。《资治通鉴》说军士执长刀如墙而进）。《马〇传》：漂血丹渠（谓血流满沟皆赤）。《房〇传》：十年不谐际人事（谓不交涉世务）。《史思明传》：筑城未〇冥（谓以泥涂衅）。这些全都是极力避俗，独出心裁的作品，未免好奇之过，然而尚多新辟可喜。至于他喜欢用“叵”字代替“不可”二字，如《桑道茂传》福寿叵涯，《薛颐传》卒叵之测，《张巡传》时人叵知，《贾饣束传》叵耐何，《安禄山传》叵可忍，又如《承天皇帝传》以没奈何为末耐何，《李泌传》以率尔为帅尔，这则徒以新巧避陈俗，未免同卉犬筱骖之诮张矣。子京于《郑余庆传》谓其奏议好用古语，如”仰给

译县官马万蹄，有关部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时的人讥笑他不合时宜。为什么宋祁明明讥讽这种说法，却又自己沿袭使用呢？《旧唐书》也有晦涩的语句，比如《韦渠牟传》中写道：朝士都削去蹄甲、甘愿作乱来依附韦渠牟。

《新唐书》多有掩饰之处。对于名臣中保持节操的人，即使有小瑕疵，在传记中也多删去，大概也是为贤者隐讳的意思。比如褚遂良厌恶刘洎，竟然诬陷他至死，这是褚遂良生平最大的罪过。然而他的本传中完全没提及，仅在传赞中略微提及，而在《刘洎传》中详细记载了此事。褚遂良又与江夏王道宗有嫌隙，诬陷他与房遗爱谋反，导致道宗被流放到象州。他还曾构陷卢承庆、李乾祐，两人都因此获罪被贬。等到他低价购买中书译语人的土地，被韦思谦弹劾。这些都是褚遂良的短处，《新唐书》分别记载在道宗、承庆、思谦等人的传中，而褚遂良的本传却不记载。

马周起初任御史，韦挺任大夫，马周对韦挺不以礼相待。等到马周任中书令，就阻挠韦挺入朝为相，又在韦挺运送粮食到辽东时从中作梗，这些事见于《韦挺传》，而《马周传》却不记载。张易之诬陷魏元忠有不臣之语，拉张说作证，将在朝廷上辩明。张说惊慌想要顺从，宋璟对张说说道：“名节道义最为重要，不可陷害正直的人。如果遭遇不测，我将与你一同赴死。”张说于是据实回答，魏元忠得以免死。这件事见于吴兢、宋璟传及《资治通鉴》，而张说的本传只说张易之诬陷魏元忠，拉张说作证，张说在朝廷上回答称魏元忠没有不顺从的话，违背了皇后的旨意，被流放到钦州，却完全没提及宋璟劝张说的事。

张嘉贞与张说同任宰相，张说厌恶他，趁其弟张嘉轨犯罪，恐吓张嘉贞穿素服待罪不入朝值班，于是将他外放为幽州刺史，张说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事见于《张嘉贞传》，而《张说传》也不记载。张嘉贞任定州刺史，在恒山、岳山立颂，庙中有祈赛钱数十万，张嘉贞认为是颂文的功劳，收下了数万，这事见于《旧唐书》，而《新唐书·张嘉贞传》也不记载。

姚崇推荐李巽由黄门侍郎升任侍郎，表面上是提拔重用，实际上是剥夺他纠察驳正之权。姚崇又因为韩思复阻挠捕蝗的事，将韩思复出任为德州刺史，这事见于李巽及韩思复传，而《姚崇传》不记载。玄宗想要任命韩休为相，李林甫知道了，于是推荐韩休。韩休既已为相，感激李林甫，就引荐李林甫为相，这事见于《李林甫传》，而《韩休传》不记载。

《资治通鉴》记载郭子仪因为副使张昙性格刚直，认为他轻视自己，听信吴曜的谗言，上奏诛杀了他。田承嗣投降后，郭子仪应对迟缓，田承嗣又叛逃离去。而《新唐书·崔光远传》记载郭子仪与贼军在汲县作战，崔光远救援不力，等到崔光远守卫魏州，与贼军作战，郭子仪也不救援，所以战败。这几件事都是郭子仪的短处，而郭子仪的本传不记载。

赵憬与陆贽同任宰相，陆贽倚仗长期在禁中侍奉，以国政为己任，就将赵憬调任门下侍郎。姜公辅向德宗上奏说：“窦参曾经对我说，皇上对我的怒气还未平息。”皇帝大怒，于是杀了窦参。当时人说姜公辅上奏窦参的话，是从陆贽那里得知的，说窦参之死，陆贽有力。又陆贽一向厌恶于公异、于劭等人，既然辅政，就将他们驱逐，这事见于赵憬及姜公辅、于公异等传，《旧唐书·陆贽传》也记载了，而《新唐书》本传不记载。

这都是想要把完美的节操给予这些人，不忍心用白璧的瑕疵来连累他们，固然用心忠厚，也是作史的通例。对于文士尤其多有掩饰。比如《王维传》不记载他入侍太平公主，弹奏《郁轮袍》以求及第的事。郑虔受伪朝任命为六等官，定罪贬谪为台州司户，而《郑虔传》末尾却说“始终不臣服于贼寇”。邵说向德宗上奏，自述陷入史思明势力的始末，大概是为了洗雪他陷身贼寇的丑事。刘禹锡自作《子刘子传》，叙述他与王叔文交好被贬的始末，也是为了掩盖他失身的错误。柳宗元写给萧俛、许孟容的两封信，也是为了辩白他被罪的缘由。《旧唐书》都不记载，《新唐书》一一补上，全文记载，正是为了代为昭雪。

《旧唐书·韩愈传》说韩愈文章不当之处，如柳宗元《罗池神碑》、李贺不应考进士的《讳辨》，以及《毛颖传》近乎讥讽戏谑，又当时推崇韩愈有史笔之才，等到撰写《顺宗实录》，叙事拙于取舍，被当代人所非议。文宗曾经下诏让史臣添改，韩愈的女婿李汉、蒋系正处在显要职位，众公难以处理，只有韦处厚独自另撰进呈。《新唐书》对这段议论全部删去，只说“韩愈文章奥博宏深，充沛有余，他的门徒李翱、李汉、皇甫湜跟随效仿，相差甚远”，而几乎没有一句稍加贬低的话。大概宋祁本身是文人，所以有同类相感之情，读者可以由此知道他的用意所在。

译○《新唐书》多有周旋之处。《新唐书》将人物的美德记载于其本传，而将其瑕疵另见于其他传记，固然不失褒扬之意。但有时数人共同做了一件善事，却分散记载在数人的传记中，使各自独占功劳，如果不将几篇传记对照参看，就似乎是一人独自所为，与他人无关。这虽然是出于“善善欲长”（对善行极力褒扬）的用心，终究不符合信史的原则。吴缜在《新唐书纠缪》中已经摘出数条，例如颉利被擒一事，《李靖传》认为是张宝相所擒，《江夏王道宗传》则认为是道宗所执。一张昕之死，《高固传》认为是高固伺机斩杀，《杨朝晟传》则认为是杨朝晟之父杨海宾所斩。一刘辟叛乱一事，《杜黄裳传》说只有杜黄裳坚决劝谏不要赦免，《严绶传》又说严绶认为天子新即位，不可丧失威严，请求务必诛杀，《李吉甫传》又说李吉甫独自请求不要赦免。吴缜所纠举的，已经大致显露一端了。然而不止于此。《苏颋传》记载玄宗平定内难时，文书诏令堆积如山，唯独苏颋在太极殿后阁，口授笔录，功绩事迹纷繁复杂，轻重处理毫无差错。书吏说：“求您慢一点，不然手腕都要脱臼了。”这是说玄宗诛杀韦后时，只有苏颋一人执笔。而《刘幽求传》又说：那晚的号令诏敕全出自刘幽求之手。《李峤传》又说：韦氏之变时，诏令紧急急促，多由李峤起草审定。那么同一件事却系于三人，究竟不知谁说的是对的。查《旧唐书·刘幽求传》记载玄宗讨伐韦庶人，那晚所下的制书都出自刘幽求，而《李峤传》并没有诛韦时执笔之事，只说神龙年间文诰都出自他手而已。那么李峤起草制书敏捷迅速，本就在当时享有盛名，而诛韦之夜，他实际上并未当值，是欧阳修强行将此事归在他名下罢了。又《资治通鉴》记载：穆宗得了风疾，裴度极力请求入宫觐见，并上疏请求立太子。李逢吉进言说：“景王已经成年，请立为太子。”裴度与李逢吉以及两省官员共同促成了此事，这也见于《敬宗本纪》。而《裴度传》却说：穆宗风眩，裴度独自到内殿，请求立太子，于是以景王为嗣。这就将此事的功劳全归于裴度了。《李逢吉传》又独将此功归于李逢吉，而略不及裴度，那么立敬宗究竟是谁的功劳呢？朱泚之乱，德宗想幸临凤翔却中途停止，《萧复传》说：萧复对皇上说：“凤翔是朱泚旧部曲，恐怕有同恶之人。”于是没有前往。不久，其将领李楚琳果然作乱。而《姜公辅传》又说：皇帝想赴凤翔，姜公辅说凤翔节度使张镒是文官，军队且将生变，于是去了奉天。那么德宗舍弃凤翔，究竟是谁劝止的呢？敬宗驾崩，是被苏佐明所杀，刘克明矫诏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等人迎立江王李涵，并讨伐刘克明等人斩杀之，由裴度代理冢宰，百官在紫宸门外廊下谒见江王。这是说文宗被立，全属王守澄等人的功劳，裴度起初并不知情。《新唐书》在《文宗纪》中叙述此事，略不及裴度。而裴度本传却说：敬宗被杀，裴度定策诛杀刘克明等人，迎立江王，这就是文宗，又略不及王守澄等人，这就与《李本纪》自相矛盾了。大概欧阳修作纪，据事直书，宋祁作传，认为此事正当裴度作相时，不能束手旁观，所以将此事归在他名下。其实并非当时实事，反而不免阿谀偏好了。○《旧唐书》叙事疏误之处《刘幽求传》既叙述他在武后时为相，骞味道每每将过错归于皇上，刘幽求则引为己咎，因此获得武后的倚重。下文又说：仪凤年间，吐蕃成为边患，高宗询问侍臣对策，刘幽求独自劝谏持重养威，以缓解百姓的急难。这是高宗时事反而叙述在后，武后时事反而叙述在前，不免倒置。《韦安石传》既详细叙述其先世，其子韦陟即附在《韦安石传》后，就不必再述家世了。却又说：世代为关中著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一传中两次叙述先世，何其不怕麻烦呢？《张九龄传》：玄宗在东宫时，张九龄拜校书郎，当时皇帝未亲自主持郊祀，张九龄于是上疏请求郊祀。查既说在东宫，何以说皇帝未亲郊？那么所谓皇帝，是睿宗呢，还是玄宗呢？《新唐书》说玄宗即位，未亲郊，这才明晰。

《李巽传》既说郎官来问疾，李巽不言疾，只与校对文书功课，当晚就去世了；下文又说元和四年四月去世，也太重复。

《李嗣业传》既说安禄山反叛，皇上在灵武，诏令李嗣业赴行在，到凤翔谒见，于是与郭子仪、仆固怀恩等常互为犄角做先锋；下文又说安禄山之乱，两京未复，肃宗在凤翔，李嗣业跟随广平王收复京城，也太重复。

《元载传》既说收捕元载时宦官董秀先在禁中杖死，下文又说中使董秀、主书卓英倩因元载之故都处以极刑。

《李光弼传》中洹水之战，既说擒获其大将徐璜玉、李援、周挚，其下杯州之拔，又说生擒安太清、周挚、杨希文等，那么周挚一人不几乎两次被擒吗？《李正己传》既说侯希逸之母即是李正己的姑母，那么李正己与

译希逸是外兄弟这一点可以知晓；下文又说节度使侯希逸就是他的外兄。又说李正己去世，他的儿子李纳擅自总揽兵权政务，隐瞒了几个月才发布丧讯，下文又说李正己去世，李纳隐瞒丧事总揽父亲改任的职务，仍然作乱。

译《吕〇传》记载：庞承鼎被申泰芝诬陷，〇命令严郢审理此案，严郢上疏陈述意见，皇帝发怒，将严郢流放至建州，庞承鼎最终得以昭雪。查考《新唐书》记载：皇帝不听严郢的话，赐死庞承鼎，后来申泰芝因贪赃败露，庞承鼎才得以平反。这说明庞承鼎是被诬陷致死，并连累了严郢。而《旧唐书》却没有记载庞承鼎被赐死的事，竟然好像庞承鼎安然无事，只有严郢独自受其牵连。

○《新唐书》叙事疏漏错误之处：《王雄诞传》中，王雄诞本是杜伏威的部将，王雄诞擒获李子通，投降江华，并都用国家的威德晓谕闻人遂安投降，这些都在杜伏威投降唐朝之后，所以擒获李子通就送往京城，他晓谕闻人遂安所说的“国家威德”，也是指唐朝的威德。那么《王雄诞传》应当先叙明杜伏威投降唐朝这一语，才能看出王雄诞为唐朝尽力。《新唐书》并没有叙明这一点，那么所谓“以国家威德”，是指杜伏威呢，还是指唐朝呢？又在擒获李子通的地方，也不说送往京城，那么好像王雄诞的战功全是替杜伏威出力了。

《襄邑王神符传》，《新唐书》既然在神符之后增记了他的五世孙从晦，又从从晦追溯他的祖父王模，实在颠倒失序。

《徐圆朗传》，徐圆朗勾结刘世彻，当时盛彦师刚被擒获，在徐圆朗那里，恐怕徐圆朗与刘世彻合流则势力更加壮大，于是用李密杀害翟让的事来阻止徐圆朗。这正显示出盛彦师对唐朝的忠诚。《新唐书》既然为盛彦师立传，那么这件事应当写入《盛彦师传》，却反而叙述在《徐圆朗传》中，而《盛彦师传》却不记载。

《狄仁杰传》，《新唐书》既然叙述他回答武后说：“匈奴侵犯边境，派武三思招募士兵，没有人响应，庐陵王代替他，不到十天就招到五万人。”那么这是迎接庐陵王之后的事。然而传内这件事反而叙述在前，而迎回庐陵王反而叙述在后。

《高适传》，高适在哥舒翰那里，因为哥舒翰战败而逃跑。《新唐书》说天子西行幸蜀，高适走小路，在河池赶上皇帝，极力陈述哥舒翰的忠义。这是高适未曾到长安见过皇帝。然而上文先说哥舒翰战败，皇帝问“对策将如何”，高适以“竭尽内库财物招募士兵”回答。那么好像哥舒翰战败后高适已经在朝廷先见皇帝了。下文又怎么说“走小路，在河池赶上皇帝”呢？

《王〇传》，《新唐书》增补〇出兵帮助李克用讨伐李存孝，李存孝多次出兵攻打，沟垒没能建成。袁奉纟舀欺骗他说：“壕沟建成，晋王就要返回，各位将领不是你的敌人。”于是不再进攻。等到壕沟建成，李存孝陷入困境，于是被捆绑。查考此事本来与〇无关，何必在《〇传》中详细记载？

《新唐书·张九龄传》，安禄山起初担任张守〇的副将，因战败，张守〇将他抓送京城。张九龄说安禄山有反相，请求玄宗杀他。玄宗不听，说：“你不要因为王衍知道石勒的旧事而害了忠良。”这是安禄山获罪时曾被抓送京城。而《安禄山传》却只说安禄山偷羊被抓获，张守〇想杀他，他喊说：“您不想消灭两番吗？为什么要杀我？”张守〇认为他的话豪壮，于是释放了他。《旧唐书·安禄山传》也相同。那么安禄山免死，就是在张守〇帐下，并没有抓送京城的事。而《张九龄传》为什么说呢？查考张九龄进献《千秋金镜录》的表中有说：“开元二十四年，幽州节度使张守〇抓送败军将领安禄山到京城，我批驳张守〇的军令如果执行，安禄山不应免死。皇上爱惜他的才勇而赦免他。我极力争辩，说安禄山有反相。皇上责备我不要像王夷甫识破石勒那样害了忠良”等等。等到安禄山反叛后，玄宗思念张九龄的先见之明，派遣中使祭祀他。那么先前抓送京城，张九龄请求诛杀，自然是实事，而《安禄山传》错误了。

《新唐书》在《仆固怀恩传》中完全叙述他的功劳，而不见悖逆的迹象，竟然好像辛云京、骆奉先激使他反叛。查考《资治通鉴》等书，当仆固怀恩击败史朝义后，贼将田承嗣等都捧着马脚乞求投降。仆固怀恩担心贼平定后宠信衰落，于是秉承制命全部保留他们的原官，让他们统领兵权，从此河朔各镇直到唐末成为祸患。《纲目分注》：当时薛嵩以相、卫、〇、邢降于李抱玉，张忠志以恒、赵、深、定、易降于辛云京。李抱玉等人进入他们的军营，薛嵩等人都已接受替代。不久，仆固怀恩都命令他们恢复原职，于是李抱玉、辛云京各自上表说仆固怀恩有二心。又《旧唐书·马燧传》：仆固怀恩送回回纥归国时，私下与太原将领李竭诚通谋，打算夺取太原。辛云京发觉，于是斩杀李竭诚，加固城池自守。然而仆固怀恩的异心早已有之，不待辛云京等人激变。

《新唐书·高仙芝传》：讨伐小勃律，在土番边境的云堡会合。堡的南面依山为栅，士兵九千人守卫，城下占据娑勒川，河水上涨不能渡。高仙芝杀马祭祀，于是渡河并排成阵，太阳未过中天，就击破了敌军。《李嗣业传》说：土番士兵十万驻屯娑勒城，依山临水，连接木头作为城墙。高仙芝夜间袭击，到中午击破敌军。查考《高仙芝传》所说的依山为栅，城下占据娑勒川，就是《李嗣业传》所说的娑勒城连接木头作为城墙。而《高仙芝传》却说士兵九

译千，《嗣业传》则云兵十万。

译《萧铣传赞》：唐朝初年的各路群雄中，只有萧铣最没有罪过。当赵郡王李孝恭等人包围城池时，城还没有被攻破，萧铣就出来投降，从而免去了百姓遭受战乱之苦，这有什么罪过，而唐高祖却要杀他？这是最失当的刑罚。然而《新唐书·萧铣传赞》却说萧铣诡辩容易穷尽，最终被杀，唐高祖真是圣明啊！这种评论也非常不公平。

《李淳风传》：唐太宗得到秘密的谶语，说唐朝中期会衰弱，有姓武的女子取代帝王。太宗拿这事问李淳风，李淳风回答说：“征兆已经形成，人已经在宫中。再过四十年就会称王，李唐的子孙将被杀尽。”太宗说：“我找出来杀了她。”李淳风回答说：“天命不可违背。况且陛下所亲近喜爱的人，四十年后会变老，老了就会仁慈，即使改朝换代也不会断绝李唐的皇统。如果杀了她，再产生年轻力壮的人，大肆杀戮以逞私欲，那么陛下的子孙就没有遗留下的后代了。”查考当时武则天已经在宫中，而李淳风的话果然如此，这是明显指向宫中姓武的女子，太宗难道没有觉悟还肯留着她吗？如果说因为李淳风的话而不杀她，太宗因为李君羡小名叫五娘，封为武连郡公，他的封邑都有“武”字，恐怕应验了谣言中“女武王”的话，于是借故杀了他，这说明太宗并非不想铲除祸根。为什么他在铲除宫外的功臣时那么果断，而在铲除宫内的侍妾时却如此糊涂呢？这不过是写传记的人想要神化李淳风的术数而附会出来的。《旧唐书》既然记载得很详细，《新唐书》也全部照录，为什么见识如此浅陋！

●卷十二○《新唐书》列传中增加的事迹比《旧唐书》多两千多条，那些小事不必论说，其中有些绝对不能不记载而《旧唐书》没有的。现在摘录在后面。《杨贵妃传》，《旧唐书》不记载她先前是寿王妃的事，只说武惠妃死后，后宫没有让皇帝中意的人，有人进言说杨元琰的女儿有姿色，于是召见。贵妃穿着道士服装，号叫太真，皇帝非常高兴等等。《新唐书》补上了这段，说皇帝让杨氏自己提出做妃子的意愿，请求成为女官，号太真，又为寿王聘娶韦昭训的女儿（《旧唐书》大概是国史的旧文，所以有隐讳）。

宪宗郭皇后，历经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四朝为太后，等到宣宗即位，宣宗的生母郑氏原本是郭皇后的侍婢，有旧怨，所以宣宗奉侍郭皇后的礼节稍微淡薄。郭皇后忧郁苦闷无法排解，登上高楼将要自杀，左右侍从一起拉住她，才得以免死。宣宗听说后不高兴，当晚郭皇后突然暴毙。这是郭皇后不能善终的原因。《资治通鉴》记载得很详细。而《旧唐书》却说宣宗继承皇位后，对郭皇后的恩宠礼遇比前朝更加隆重，这比较符合事实。另外郭皇后死后，太常寺官员王〇请求将郭皇后合葬于宪宗陵墓。宣宗不高兴，让宰相白敏中责备他。王〇说：“郭皇后是宪宗在东宫时的原配夫人，顺宗的儿媳，历经五朝成为天下之母，不容许有不同意见。”事情于是定下来。这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然而《旧唐书》也没有记载。

武宗王贤妃，《旧唐书》说这件事缺失，所以不记载。然而王贤妃在武宗服用丹药追求长生而皮肤干枯时，唯独她为此担忧。等到武宗病重，王贤妃发誓以身殉葬。武宗驾崩，她就自缢而死。平时嫉妒她的妃子，也都认为她的行为合乎道义。这件事见于《资治通鉴》，说明宋朝时还有记载流传于世。这虽然是小事，然而《旧唐书》既然为她立传，为什么毫无事实呢？《新唐书》补上了这段，也体现了考据之功。

《韩王元嘉传》，《新唐书》增加了武则天诏令宗室朝拜明堂，韩王元嘉告知诸王，说大享之后一定会尽数诛杀诸王，不如事先起事。于是琅〇牙王李冲就起兵造反。这也是武则天朝的一件大事。《旧唐书》没有记载。

《苏良嗣传》：苏良嗣做宰相时，在朝廷遇到薛怀义，薛怀义态度傲慢。苏良嗣发怒，喝令左右掌掴薛怀义的脸颊，拖他出去。武则天听说后，告诫薛怀义说：“你只出入北门，那些南衙的宰相行走时，不要冒犯他们。”这也显示出武则天虽然淫乱狠毒，但仍然能任用正直的人，《旧唐书》却不记载，《新唐书》补上了。

《曹王明传》：他的母亲原本是巢刺王的妃子，唐太宗想立她为皇后，魏徵劝谏才作罢。这显示出唐太宗开国之初内德有亏，后来李唐皇室屡次因沉溺女色而荒废朝政，未必不是由此开始。《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了。

《懿德太子李重润传》：唐高宗立李重润为皇太孙，裴敬彝、王方庆认为晋朝立愍怀太子之子为皇太孙，齐朝立文惠太子之子为皇太孙，都住在东宫，现在既然有了皇太子，又立皇太孙，古代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个议论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了。

《狄仁杰传》：武则天想立武三思为皇太子，狄仁杰极力进言说人心尚未厌弃李唐，匈奴侵犯边境，让武三思招募士兵，过了一个月没有响应的人，庐陵王李显代替他招募，不到十天就招到五万人。武则天发怒停止了议论。后来武则天又和王方庆因为下双陆棋极力进言说姑侄关系不如母子关系亲近，以此使武则天醒悟，于是迎回庐陵王。这显示出狄仁杰对李唐的忠诚，《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了。

《王〇传》：李德裕称赞王方庆（即〇）做宰相时，他的儿子任眉州刺史，武则天说：“你在宰相之位，为什么儿子在那么远的地方？”王方庆回答说：“庐陵王是陛下的儿子，现在还在远方，我的儿子怎么敢靠近？”想要以此感悟武则天。这也显示出王〇对李唐的忠诚，《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了。

《桓彦范传》

译敬晖、桓彦范等人斩杀张易之之后，太后命令太子回宫。桓彦范说：“太子不能再次回去，陛下应当传位。”太后于是躺下不再说话，中宗因此恢复帝位。这是庐陵王复位时的一件大事，《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补充了它。

译《姚崇传》记载：唐玄宗想要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事先用十件事来要求并劝说皇帝。这是姚崇宰相事业的开端，后来的功勋都由此建立。《旧唐书》竟然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了这一内容。

《宋璟传》记载：《新唐书》增补了郝灵佺出使斩下默啜首级献上的事迹，宋璟担心天子喜欢边功，压制郝灵佺不予提拔。这体现了宋璟识大体的品格。《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这一内容，确实是有深意的。又增补了后来张嘉贞担任宰相时，查阅堂案，看到宋璟直言切论，没有不叹息出声的。这尤其体现了宋璟的生平品格。《李林甫传》记载：李林甫有座堂屋形状像偃月，想要构陷别人时，就进入堂中思考中伤的方法，如果高兴而出，那么那家就破碎了。又告诫各位言官说：“立在仪仗中的马整天没有声音，吃饱了三品的饲料，一旦鸣叫就被斥退。”从此谏疏断绝。这些都是老奸巨猾、积恶已久的行迹。《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增补了这些内容。查考《旧唐书》说李林甫没有文学修养，曾经把宋璟读作杖杜，把弄璋写成弄獐，这些琐碎的事情既然详细记载，而偃月堂、立仗马等事反而不记载，为什么呢？《新唐书》对于宋璟读杖杜、弄璋的事反而删去，因为所看重的不在此，可以说抓住了要害。

《刘晏传》记载：《新唐书》增补了刘晏辞去永王璘官职的事迹，永王璘反叛时，刘晏镇守余杭，极力抗拒他。等到刘晏被抄家后，只有杂书两车，米麦几斛。这与刘晏的品行有关，《旧唐书》没有记载。

《田神功传》记载：田神功起初接受安禄山的伪官职，后来率领众人归顺朝廷。又因为兵败，投降了史思明，不久又自行脱离归顺。《旧唐书》完全不记载，竟然好像他未曾失身于贼寇，《新唐书》补上了这一内容。

《段秀实传》记载：《新唐书》增补了郭晞军士放纵暴虐，段秀实斩杀十七人；以及大将焦令谌责求农租，段秀实卖马代为偿还，焦令谌羞愧而死这两件事。这两件事都是《旧唐书》所没有的。查考这两件事出自柳宗元所记的《段太尉逸事状》，称为逸事，必定是国家史书原本没有的，柳宗元大概曾见过国家史书的本传，所以另外作状来记载。由此推论，可见《旧唐书》完全抄录国家史书原本，《新唐书》则是参考其他书籍编纂而成，也可见欧阳修用功之深。

《卢杞传》记载：卢杞因私怨陷害颜真卿，派他出使李希烈，颜真卿被害。又崔宁因播迁之灾归咎于卢杞，卢杞就诬陷崔宁反叛，皇帝杀了他。这些事正体现了卢杞的奸恶，《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了这些内容。《郑注传》记载：中丞王守澄死，在十一月安葬，郑注上奏说愿意入宫护丧，实际上是想要等待群阉送丧时用镇兵全部擒获诛杀他们。李训害怕郑注独占功劳，于是提前五天举事，于是发生了甘露之变。这样的大事，《旧唐书》竟然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了这些内容。

《夔王滋传》记载：昭宗命令夔王滋统领侍卫诸军，皇帝将要前往太原，韩建在途中拦截驻扎在华州，厌恶诸王带兵，用其他话语诬陷他们，于是罢免了他们的兵权，让他们回到十六宅，假传诏令用兵包围并杀害了他们，共十三位王爷。这是什么样的事，《旧唐书》竟然没有记载，《新唐书》记载于此。

《朱玫传》记载：宰相萧遘秘密召见朱玫迎接皇帝，朱玫奔赴凤翔，田令孜劫持皇帝逃走，朱玫追赶不及，于是拥立襄王李煴。这是什么样的事，《旧唐书》没有详细记载，《新唐书》补上了这些内容。

《仇士良传》记载：甘露之变后，仇士良更加恣意横行，刘从谏将李训所移的诛杀宦官书信传遍朝廷，请求为王涯等人定罪，想要以死清除君主身边的奸邪，屡次指出仇士良等人的罪恶。文宗依靠他的话稍微振作。仇士良愤恨文宗与李训、郑注同谋，半夜命令直学士崔慎由起草废立诏书，引到皇帝面前，当面列举皇帝的过失，皇帝只是低头而已。崔慎由以死发誓。仇士良说：“不做学士，就不能再坐在这里。”送崔慎由出去，说：“不要泄露，祸患会波及你的家族！”崔慎由记下这件事藏在箱子里，将要去世时，把它交给他的儿子崔缁郎，所以崔缁郎最终与朱全忠一起尽诛宦官。仇士良请求退休回到府第，宦官们送他，仇士良告诫说：“侍奉天子不能让他闲暇观看书史、见到儒臣，只以声色狗马迷惑他的心就行了。”这几件事都是当时宦官祸乱可以垂戒后世的，《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增补了这些内容。

《田令孜传》记载：田令孜专权，所作所为不法。拾遗侯昌蒙弹劾他，反而被赐死。黄巢之乱，田令孜引导皇帝前往蜀地，赏赐劳苦不及黄头军，军将变乱，皇帝与田令孜依靠车城自守。拾遗孟昭图上疏：应该与宰相群臣共同承担安危。田令孜假传诏令贬谪孟昭图，派人把他沉入江中。杨复光的党羽曹知悫派人进入长安，攻打贼营。皇帝将要回京，曹知悫拥众散关，想要检阅群臣中可归顺的人接纳他们。田令孜嫉妒他，密令王行瑜用兵袭击杀害他的众人。田令孜又招募新军，以一千人为一都，共五十四都，分左右为十军统领。这些都是田令孜的罪状，《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补上了这些内容。

《来俊臣传》记载：来俊臣的儿子诬陷樊戬谋反被诛杀，樊戬的儿子在宫阙下申诉，不能上奏，于是自刎而死。上巳日，来俊臣与他的党羽聚集在龙门，把缙绅的名字题在石上，推倒而仆倒的先告发，推李昭德没有中。李昭德知道了，于是命令卫遂忠揭发他的奸恶，说来自比石勒，想要告发皇嗣及庐陵王与南北卫谋反。

译周俊臣掌权时，假托天官之名选拔了二百多名官员，等到他败落，有关部门官员自首。武后责问他们，他们回答说：“违背陛下的法令，我自身遭受杀戮；违逆周俊臣，会灭我全族。”这些都是记载周俊臣恶行的内容，《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予以补充。《颜泉明传》记载：颜杲卿的儿子颜泉明，先前跟随颜杲卿讨伐叛贼，颜杲卿兵败后，颜泉明客居寿阳。史思明抓获了他，戴上刑具押送幽州。历经艰险得以脱免，后来担任郫县县令，升任彭州司马，都有良好的政绩。孤苦无依地带领着百余口人，连稀薄的粥都供应不上，却没有丝毫悔恨叹息。这是忠臣之后能够继承家风的例子，《旧唐书》没有记载，《新唐书》予以补充。○《旧唐书》所载也有不应删除而《新唐书》反而删削的内容，现在也记录在后面。《和思赵皇后传》，《旧唐书》记载她死后不知埋葬在哪里，打算招魂安葬，〇在中宗陵墓旁。彭景直上言：招魂不是古代的法度，应当依据《汉书·郊祀志》中埋葬黄帝衣冠于桥山的先例，用皇后的〇衣〇安葬。按此可以作为变通礼仪的用途，应当保留，《新唐书》没有记载。

译《顺宗王皇后传》，《旧唐书》记载皇后去世后，公卿大臣进呈谥号议定，想要向天地和宗庙报告。礼院上奏说：“《曾子问》中说：地位低贱的人不为尊贵的人作诔文，年幼的人不为年长的人作诔文。所以古代天子称天意来为皇后作诔文，皇后的谥号则在宗庙中宣读。《江都集礼》引用《白虎通》说：皇后在哪里定谥号，认为是在宗庙。又说：皇后没有外朝的事务，不在郊外行事。所以天子在郊外定谥号，皇后在宗庙定谥号。”皇帝下诏听从了这个建议。又起初称谥号为庄宪王太后，礼仪使郑〇引用开元年间关于昭成皇太后谥号的议论，说：“进入宗庙称后，道义上联系丈夫；在朝廷称太，道义上联系儿子。现在各官府移文公文，恐怕不应该去掉‘太’字。等到神主进入宗庙，才应当去掉它。”这也是讨论礼仪的旧例，《新唐书》没有记载。

《封常清传》，《旧唐书》记载他临刑时遗表的全文，大概是为了表明他的心迹，并且彰显他的冤屈。《新唐书》删节了它，不过一两句，虽然觉得简练干净，却大大减少了意味。

《李嗣业传》：香积寺之战，李嗣业拿着长刀冲入敌阵，确实是战功第一。等到收复长安后，进取东都，新店之战，官军又战败，郭子仪已经被贼兵包围，依靠李嗣业与回纥夹击，贼兵才逃去。这也是李嗣业的大功劳，《旧唐书》详细记载了，《新唐书》却不收录。

《浑〇传》，《旧唐书》记载〇作为会盟使，与吐蕃在梨树园会盟，被吐蕃劫持的事情很详细。《新唐书》只说被结赞劫持，副使以下都陷落，只有〇得以幸免。查考梨树园劫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〇作为会盟使，那么这件事不在《〇传》中详细记载，又在哪里详细记载呢？《新唐书》大概是怕显露〇的失策，所以略去了言辞罢了。

《李吉甫传》，《旧唐书》李吉甫监修国史，皇上问《时政记》记载什么事，回答说：“这是宰相记录天子的事，用来授予史官作为实录。古代左史记言，就是现在的起居舍人，右史记事，就是现在的起居郎。永徽年间，宰相姚〇担心造膝之言或许不能上达听闻，请求随着奏对记录在仗下，授予史官，现在的《时政记》就是这样。”这与朝廷制度有关，但《新唐书》删去了。

《张〇传》〇建议讨伐李克用，《旧唐书》全文记载了克用的诉状，正显示出〇的轻率生事。等到克用负气不恭敬，《新唐书》全部删去了，难道是为〇避讳吗，还是为克用避讳呢？

《王处存传》，《旧唐书》黄巢占据京师，处存挑选五千骁勇士兵，以白〇为号，夜间进入京城，贼兵已经逃遁。军人都放下兵器，争抢占据宅第，坊市少年多带着白号劫掠。贼兵侦察知道了，从灞上再次袭击京师。市民以为是官军，欢呼迎接他们。处存被贼兵逼迫，收兵回营。贼兵愤怒，召集两市壮丁七八万人杀了他们，血流成渠。这也是件大事，《新唐书》没有记载。

○新、旧《唐书》有彼此互相差异的地方，现在根据《通鉴》、《纲目》、《唐鉴》、《贞观政要》、《五代史》、《北梦琐言》等书稍加订正如下：〇阝国公去世，《旧唐书》在武德二年五月，《新唐书》在八月。查考《纲目》皇泰二年八月唐〇阝国公去世。隋朝的皇泰二年就是唐高祖武德二年。去世在八月，与《新唐书》相同。

突厥杀刘武周，《旧唐书》在武德三年秋，《新唐书》在武德五年秋。查考《纲目》记载秦王世民击宋金刚，打败了他，刘武周和宋金刚逃跑死亡，在武德三年夏四月。而《分注》说这时武周听说金刚战败，害怕而逃往突厥，很久之后谋划逃亡回到马邑，事情泄露被突厥所杀。那说“很久之后”，那么原本不是一时的事。大概武周逃跑在三年，而被杀在五年。

皇太子建成打败刘黑闼，《旧唐书》在武德五年冬，《新唐书》在六年春。查考《纲目》武德五年冬淮阳王道玄击黑闼，战败身亡。十一月才派遣建成攻击他。十二月军队到达昌乐，黑闼逃跑。六年正月，诸葛德威擒获黑闼献上来，斩首。所以打败黑闼在五年冬，斩首黑闼在六年春，《旧唐书》合并为一时，错误。

《旧唐书》元和四年十月立邓王宁为皇太子，大赦天下。《新唐书》立太子在当年闰三月，大赦在十月。查考《纲目》当年闰三月下诏释放囚犯、免除租税，这就是大赦。这个月又记载立邓王宁为皇太子。所以立太子在闰三月，与《新唐书》相同。然而《纲目》大赦在前，立太子在后，不是因为立太子而大赦。三本书都不符合，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李密致信唐公，想要自己做盟主，以及唐公回信，假装推举奉戴的事情，《旧唐书》叙述在杀翟让之后，《新唐书》叙述在杀翟让之前。查考李密自从杀了翟让后，声势更加盛大，败给高祖应该在这个时候。然而《通鉴》、《纲目》都记载这件事在杀翟让之前，李密自从夺取兴洛仓，翟让推举李密称魏公，就已经是群雄中的巨擘，而唐祖这时才起兵，胜败还不可知，

译所以李密凭借势力互相凌驾，有自任盟主的意思。唐高祖也假装推举尊奉他来使他骄傲，等到李密杀死罗让时，唐高祖已经攻取了长安，李密哪里还敢凭借势力互相凌驾呢？查阅《纲目》所记载的内容，先后的次序自然明白，《旧唐书》应当是错误的。

译《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记载：征讨高丽时，道宗与李靖同为先锋。《新唐书》则说与李〇同为先锋。查考《李靖传》，征讨辽东时李靖已年老，太宗虽然想任用他，但因他年老而未果。而李〇确实随军出征，那么道宗所同僚的李〇并非李靖，《旧唐书》记载有误。

《旧唐书·魏元忠传》记载：魏元忠陷入周兴的狱案，被押赴刑场即将行刑，武则天因他平定徐敬业的功劳免其死罪，流放贵州。正当临刑时，武则天先派人传话，监刑官急忙想释放他，魏元忠说：“不知诏令真假，岂可轻率行事。”慢慢等待正式诏书，然后起身谢恩。不久下诏让他回来担任御史中丞，后来又遭来俊臣、侯思止陷害，再次流放岭南。《新唐书》则把这次临刑传赦的事归为来俊臣陷害所致，而在来俊臣狱案之前，先因周兴陷害被判死刑，因平定扬楚的功劳得以流放；在来俊臣狱案之后，又遭侯思止陷害，仍然贬谪到岭南。这样魏元忠总共三次被流放，周兴狱案是一次，来俊臣狱案是第二次，侯思止狱案是第三次。《旧唐书》只记周兴一次，来俊臣、侯思止合为一次，总共两次被流放。然而《旧唐书》又说：前后三次被流放，武则天问他说：“你为何屡次遭受诽谤？”那么魏元忠在武则天时期被流放共三次，应当以《新唐书》为是。

《旧唐书》记载：敬晖等人诛杀张易之兄弟时，薛季昶劝他们一并诛杀武三思等人，敬晖与张柬之不肯。等到武三思依附韦后掌握权柄，张柬之感叹说：“皇上过去称赞勇烈，我留下武氏诸人，希望皇上亲自诛杀他们。”这不诛杀武氏诸人是敬晖和张柬之的错误。《新唐书》敬晖及桓彦范传则说，薛季昶劝谏时，敬晖也极力劝谏，而桓彦范不从，意思是敬晖也想诛杀武氏诸人，错误在于桓彦范。又把“留下武氏诸人等待皇上亲自诛杀”的话归为桓彦范所说。现在查考《资治通鉴》，诛杀二张时，薛季昶对张柬之、敬晖说：“两个奸凶虽然被除，武承嗣、武三思还在，除草不除根，终究会再生。”两人说：“大事已定，他们不过是案板上的肉罢了。”这说明敬晖和张柬之都不肯诛杀武氏诸人，与《旧唐书》所记相同。那“留下武氏诸人等待皇上亲自诛杀”的话，也认为是张柬之所说。那么应当以《旧唐书》为是。

《旧唐书》记载王同皎谋诛武三思，被同谋者冉祖雍告发，于是被杀。《新唐书》说宋之逊的哥哥宋之问曾与王同皎同舍，在张仲家询问谋事，知道了这件事，让宋之逊的儿子宋昙秘密告发武三思。查考《资治通鉴》，宋之问和弟弟宋之逊于是秘密告发武三思，于是派人告发王同皎与武当丞周憬等人谋害武三思，废黜皇后，都因此被斩首。宋之问、宋之逊都被授予京官，据此，那么告发王同皎的是宋之逊兄弟，况且冉祖雍本党附武三思，在“五狗”之列，王同皎岂肯与他同谋呢？应当以《新唐书》为是。

《旧唐书》说王鉷权势显赫时，即使是李林甫也畏惧他。《新唐书》说王鉷虽然得宠，但畏惧李林甫，恭敬地侍奉他。查考《旧唐书·安禄山传》：李林甫为相，朝臣无人敢与他抗衡，安禄山来拜见，不太弯腰。李林甫召见王鉷，王鉷到来，快步拜见非常恭敬，安禄山于是惊恐屏息。这说明王鉷侍奉李林甫确实非常恭敬，《旧唐书》既然在《安禄山传》中详细记载了这件事，而在《王鉷传》中反而说李林甫也畏惧他，为什么呢？《旧唐书·韦见素传》：安禄山、杨国忠争宠时，韦见素不辨是非，于是导致凶逆犯上，不说一句话。《新唐书·韦见素传》则说：安禄山请求用三十二名番将代替汉将，韦见素极力向皇帝进言，说安禄山反叛的迹象非常明显。查考《纲目分注》，当时韦见素对杨国忠说：“安禄山反叛的迹象明显了。”第二天入朝拜见，皇帝迎上前说：“你们怀疑安禄山吗？”韦见素极力进言反叛已有迹象，皇帝不高兴，最终听从了安禄山的请求，与《新唐书》相同，应当以《新唐书》为是。

《旧唐书·安禄山传》：杨国忠屡次上奏安禄山必定反叛。天宝十二载，皇帝派辅ギ琳去窥探，他得到厚礼，回来极力称赞安禄山的忠诚。杨国忠又说：“召他必定不来。”于是召他，十三载，安禄山在华清宫拜见，于是任命为左仆射，遣回。《新唐书》：十三载安禄山来华清宫拜见，第二年杨国忠谋划授予安禄山宰相，诏令未下，皇帝派辅ギ琳赐大柑，借机观察他。缪琳得到厚礼，回来报告没有异心，皇帝于是没有召见。根据《旧唐书》则辅ギ琳被派遣在十二年，根据《新唐书》则在十四年。现在查考《资治通鉴》、《纲目》两书：十三载安禄山入朝，皇帝想加授他平章事。杨国忠说安禄山目不识丁，于是任命为左仆射。十四载，杨国忠又请求授予安禄山平章事，召他入朝，而让贾循等人分别统领安禄山的部众。皇帝听从了，已经起草诏令而未发出，又派辅ギ琳去窥探。辅ギ琳得到贿赂，回来报告安禄山没有二心。皇帝对杨国忠说：“安禄山必定没有异志，朕亲自担保，你不要担忧。”于是停止。正与《新唐书》相同，应当以《新唐书》为是。

贞元三年，射生将韩钦绪等与妖僧李广宏谋反，《旧唐书》本纪说韩钦绪因为是游瑰的儿子特别赦免了他，《新唐书》本纪则说韩钦绪伏法被杀。查考《旧唐书。

译《游瑰传》记载李广宏谋反案发，德宗命令宦官逮捕其同党并斩首，却未明确说明李钦绪是被杀还是被赦免。《新唐书·游瑰传》记载：李钦绪逃往〇州，宦官将其捕杀，并将情况告知游环，游环恐惧，一并拘捕李钦绪的两个儿子送往京师，皇帝赦免了他们。既然说捕杀后已将情况告知游环，那么李钦绪已被斩首是可以推知的。况且游瑰害怕被诛杀，连同李钦绪的儿子一起送往京师，怎敢隐瞒李钦绪呢？《资治通鉴》记载：李钦绪逃亡抵达〇州，被戴枷押送京师，与软奴（即李广宏）等人一同被腰斩。由此可见，李钦绪被处死的情况，《资治通鉴》与《新唐书》是一致的。《旧唐书》所说的赦免，大概是误将赦免李钦绪的儿子当作赦免李钦绪本人了。

译鱼朝恩的死，《旧唐书》记载：皇上罢免了鱼朝恩的观军容使职务，恰逢寒食节入宫赴宴，有诏命留下他，鱼朝恩害怕，言语颇为悖逆，皇上也没有责备他。当天，他回到府邸自缢而死。《新唐书》则说：宴会结束后，鱼朝恩将要回营，有诏命留下他。皇帝责备他有异心，命令左右将他擒获并勒死，外面的人不知道。第二天下达诏书，罢免他的观军容使职务。外面的人都说是他接到诏书后才自缢的。《资治通鉴纲目》所记载的也与《新唐书》相符，那么《旧唐书》所说的罢官后自缢而死就不对了。大概是因为唐代国史本来对此有所避讳，《旧唐书》仍然沿袭旧文，来不及修改订正罢了。《旧唐书·第五琦传》记载：贺兰进明派遣第五琦到蜀中奏事，玄宗大喜，立即任命他为江淮租庸使。《新唐书·第五琦传》却说肃宗在彭原时，第五琦奏事完毕，就说当今急务在于财用，皇帝于是命令他掌管江淮租庸使。根据《旧唐书》则是玄宗所任命，根据《新唐书》则是肃宗所任命。查考《资治通鉴》：贺兰进明派遣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第五琦说：“现在正用兵，财赋最为紧急。财赋出产的地方，江淮最多。请求借给我一职，可以使军队不缺费用。”太上皇高兴，任命他为租庸使。《资治通鉴纲目》也将此事记载在太上皇派遣使者以册宝传位给肃宗之前，那么第五琦担任租庸使，还是玄宗所任命的，应当以《旧唐书》为正确。

《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对李泌说：“人们说卢杞是奸邪之人，我完全不知道。”李泌说：“这正是卢杞之所以为奸邪的原因。”《旧唐书》的卢杞传及李勉传都将这句话记为李勉所说，而李泌传中没有记载。查考《资治通鉴》及《资治通鉴纲目》，德宗与李泌讨论即位以来的宰相，说：“卢杞忠诚清廉刚直，人们说他是奸邪，我完全没察觉。”李泌说：“这正是卢杞之所以为奸邪的原因。倘若陛下察觉了，哪里会有建中之乱呢？”这与《新唐书》相同。《旧唐书》说是李勉说的，应该是错误的。

《旧唐书》本纪记载：贞元元年正月，才听说颜真卿被李希烈杀害，追赠司徒，谥号文忠。《新唐书》本纪则记载：贞元元年八月，李希烈杀害宣慰使颜真卿。根据《旧唐书》，这一年正月已经听说颜真卿被害，那么被害时还在正月之前。根据《新唐书》，则是这一年八月才被害。查考《资治通鉴纲目》，兴元元年八月颜真卿被李希烈杀害，贞元元年正月赠颜真卿司徒，谥号文忠。这是颜真卿被害于兴元元年八月，赠谥于次年正月，与《旧唐书》相同。《新唐书》大概是将上年八月误作是年八月了。

《旧唐书》记载：武宗会昌元年九月，幽州军乱，驱逐了节度使史元忠，推举牙将陈行泰为留后。八月，雄武军使张绛上奏说陈行泰残酷暴虐，不能做主帅，请求用本镇的军队讨伐他。皇帝允许了，于是诛杀了陈行泰，下诏让张绛担任兵马使。第二年二月，命令他代理留后事务，并赐名仲武。这是张仲武就是张绛。《新唐书》则说：卢龙军将陈行泰杀害了节度使史元忠，自称留后，闰月，军将张绛杀害陈行泰，自称留后。十月军乱，驱逐张绛，雄武军使张仲武进入幽州。那么张仲武与张绛显然是两个人。查考《藩镇传》，陈行泰请求节度使任命未得到答复，副将张绛杀害陈行泰谋求帅位，武宗自己任用张仲武代替他。又《资治通鉴》记载：卢龙军乱，杀害节度使史元忠，推举陈行泰主持留后事务。不久又发生变乱，杀害陈行泰，拥立张绛。恰逢雄武军使张仲武起兵攻击张绛，并且派遣官吏奉表。李德裕认为他的言辞道理较为顺当，可以允许，于是下诏任命张仲武为留后。这是《资治通鉴》所记载的与《新唐书》相符，张仲武与张绛明显是两个人。《旧唐书》说张绛就是赐名张仲武的人是错误的。

《旧唐书》记载：宣宗大中四年九月，幽州节度使周〇去世，军中拥立牙将张允伸为留后。《新唐书》则说：卢龙军乱，驱逐了节度使张直方，牙将张允伸自称留后。查考《藩镇传》，也说张仲武去世，儿子张直方继承留后，担心部下生变，逃奔京师，军中推举张允伸为留后。这是张允伸之前是张直方，而没有所谓的周〇。然而《旧唐书·张允伸传》记载：大中四年，戎帅周〇卧病，上表推荐张允伸为留后。那么张允伸的留后职位是从周〇那里得到的，而不是从张直方那里接任的，显然明白。又《资治通鉴》说：卢龙节度使周〇去世，军中上表请求张允伸为留后。这与《旧唐书》相合。这是张允伸之前有周〇，《新唐书》说张直方之后张允伸即为留后是错误的。《旧唐书·郑畋传》记载：郑畋镇守凤翔，抵抗黄巢，恰逢卧病，因为地方处于贼军冲要，应当使用武将，于是推荐李昌言代替自己，而亲自前往行在。《新唐书》则说：郑畋在军府，司马李昌言袭击他。郑畋好言说：“你能收敛军队爱护百姓，为国家消灭贼寇，那么守住这里就可以了。”于是委托军队离去，李昌言自己担任留后。这是郑畋的离去，实在是李昌言驱逐了他。《资治通鉴纲目分注》也说：李昌言在兴平，因为犒赏稍薄，激怒了他的部众，率领军队返回袭击府城。郑畋告知守城的好言安抚他，于是委托他代理留后事务，当天向西前往行在。与《

译《新书》所记载的相同。《旧书》有误。

译《旧唐书》本纪记载：宝应元年冬天，叛贼范阳尹李怀仙斩下史朝义的首级前来进献，请求投降。《史朝义传》也说：史朝义逃往幽州，叛军首领李怀仙在莫州将他活捉，送款归降，将首级悬挂示众后送到京城。《新唐书》本纪却说：史朝义自杀，他的部将李怀仙献出幽州投降。《史朝义传》也说：史朝义先逃到莫州，田承嗣欺骗他返回幽州，让李怀仙的军队再次交战。史朝义于是出城，而田承嗣随即献城投降官军。史朝义到达范阳，李怀仙的部将李抱忠不接纳他，他谋划逃往契丹、奚两族。李怀仙召见他。到达幽州后，史朝义自缢而死。李怀仙斩下他的首级，传送到长安。根据这些记载，史朝义是先到了莫州，后来又到了幽州自缢而死，并非在莫州被擒。《资治通鉴纲目》记载此事说：叛将田承嗣献莫州投降，李怀仙杀死史朝义，将首级传送到京师。《分注》也说：史朝义屡战屡败，田承嗣劝说他前往幽州起兵。史朝义出城后，田承嗣立即投降。当时史朝义任范阳节度使的李怀仙已经投降，史朝义到来，无法进入，于是向东逃跑，想要进入契丹。李怀仙派兵追赶他，史朝义于是自缢，李怀仙斩下首级进献。所记载的虽然与《新唐书》略有不同，但都认为他到了幽州自缢而死，并非在莫州被擒。应当以《新唐书》为准。

《旧唐书·杨复光传》记载：黄巢侵犯江西，杨复光派遣吴彦宏晓谕招降他，黄巢随即命令尚君长奉表归顺朝廷。宋威嫉妒他的功劳，攻击黄巢。黄巢发怒，再次叛乱。朝廷诛杀了尚君长。《新唐书·杨复光传》却说：宋威攻打王仙芝，杨复光派遣使者约定叛贼投降。王仙芝派遣尚君长如约前来。宋威嫉妒他的功劳，秘密请求诛杀尚君长，所以王仙芝怨恨，再次反叛。《黄巢传》也说：杨复光派遣吴彦宏持诏书晓谕叛贼，王仙芝派遣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前来投降。宋威表面答应，上报说与尚君长交战，擒获了他，于是斩了尚君长。王仙芝发怒，回师攻打洪州。根据《旧唐书》，派遣尚君长的是黄巢；根据《新唐书》，则是王仙芝。查考《资治通鉴纲目》明确记载乾符四年冬天，王仙芝派遣尚君长请求投降，宋威逮捕他进献，将他斩首。而在三年冬天，《分注》说王仙芝攻打蕲州，刺史裴渥答应为他奏请官职，授予左神策军押牙。王仙芝非常高兴，黄巢大怒，说王仙芝独自谋取官职离去，让这五千多人的部队将归于何处。王仙芝于是没有接受任命，分出他的军队两千多人跟随王仙芝和尚君长，两千人跟随黄巢，各自分道扬镳。这是蕲州分兵之后，尚君长一直跟随王仙芝，不再在黄巢那里，那么派遣尚君长投降的，是王仙芝，不是黄巢。应当以《新唐书》为正确。

《新唐书·沙陀传》记载：天复元年，李克用被汴州军队打败。朱友宁长驱直入包围太原。李克用与李嗣昭、周德威谋划逃往云中，李存信说不如逃往北番。李国昌的妻子刘氏对李克用说：“大王曾经嘲笑王行瑜失城逃跑而死，为什么要效仿他？”李克用醒悟，于是停止。根据这些记载，劝止李克用的是李国昌的妻子。李国昌是李克用的父亲，他的妻子就是李克用的母亲。然而《五代史·唐家人传》说：李克用的正室刘夫人，聪明敏捷富有智谋，当李存信劝告逃往北番时，夫人说：“李存信是放羊的孩子，哪里值得计较成败？您曾经嘲笑王行瑜弃城被人擒获，现在竟然自己这样做吗！”那么刘夫人就是李克用的妻子。《资治通鉴》和《北梦琐言》也说李克用的妻子刘夫人劝李克用固守。下面又说：夫人没有儿子，姬妾曹氏生了李存勖，夫人对待曹氏很优厚。由此可见刘夫人是李克用的妻子是很明确的。于是《新唐书》认为她是李国昌的妻子，不知依据什么。又《资治通鉴》说当时李克用非常恐惧，李嗣昭、周德威说：“我们在这里，一定能固守。”《五代史·李嗣昭传》也说：李存信劝告逃往云州，李嗣昭争辩认为不可。可见这两个人也不主张出逃的策略。而《旧唐书》说与这两个人谋划逃往云州，也是错误的。

《旧唐书·朱瑄传》记载：汴州军队来攻打，朱瑄与妻子出逃，被乡野之人杀害，首级传送到汴州，妻子到达汴州做了尼姑。《新唐书》：朱瑄出逃，乡野之人逮捕他进献，朱全忠斩了他并纳了他的妻子。《资治通鉴纲目分注》又说：朱瑄弃城逃跑，乡野之人逮捕他进献。他的弟弟朱瑾当时镇守兖州，留下他的部将康怀贞守城，自己外出掠夺粮食来供给军队。朱全忠派遣将领袭击兖州，抓获朱瑾的妻子儿女。朱瑾逃往淮南。朱全忠将朱瑾的妻子带回来，张夫人请求见她，朱瑾的妻子拜见，张夫人也拜见并且哭泣说：“兖州、郓州与司空约定像兄弟一样，因为小事起兵互相攻打，使我嫂子受辱在这里。将来汴州失守，我也像嫂子今天这样吗！”朱全忠于是放出朱瑾的妻子并斩杀了朱瑄。《五代史·梁家人传》：太祖已经打败朱瑾，纳了他的妻子回来。张后见到朱瑾的妻子说（与《纲目》相同），太祖于是送朱瑾的妻子去做尼姑，后来常供给她衣食。综合两本书来看，朱全忠所纳的是朱瑾的妻子，而不是朱瑄的妻子。《旧唐书》说朱瑄的妻子到汴州做尼姑，《新唐书》说朱全忠斩杀朱瑄并纳了他的妻子，那么都认为那是朱瑄的妻子。唯独《五代史》本是欧阳修所作，《新唐书》也是欧阳修主持编修，为什么都不加参订呢？又查考《五代史·朱瑾传》：朱瑾回到淮南后，因为杀害徐知训被灭族，妻子陶

译陶氏临刑时流泪哭泣，她的妾室说：“为什么哭泣呢？现在就要见到公公了。”陶氏擦干眼泪，高高兴兴地走向刑场。这大概是逃奔江南之后再娶的妻子（《北梦琐言》也认为她是李瑾的妻子）。

译○南诏渡海及铜柱的错误《南诏传》记载：杨国忠掌权时，派李宓率领十万军队攻打南诏，渡海时因瘟疫死亡的人接连不断。查考南诏虽然有滇池、洱海，但是从蜀地到大理都是陆路，起初并没有渡过这些水域。又记载：唐玄宗派何履光率兵平定南诏，重新树立马援的铜柱。铜柱位于林邑国，相距七八千里，南诏怎么会有呢？这都是传闻的错误。大概因为宋朝时南诏已不在版图之内，所以宋祁无从考证订正罢了。

○《顺宗诸子传》《旧唐书》记载：冀王李求本名李淮，初封宣城郡王。和王李绮本名李胥，初封德阳郡王。福王李绾本名李�，初封河东郡王。《新唐书》则记载李求本名李胥，初封岐阳郡王，李绮本名李�，初封河东郡王。

●卷十三○《五代史》宋、金时期，《五代史》仍使用薛居正所修撰的版本。金章宗才开始下诏删削薛史，专用欧阳修的史书，此事见于《章宗本纪》。如今欧阳修的史书被列入正史，是从章宗开始的。其笔法严谨洁净，确实是各史中最优秀的。然而韩通忠义，却未为他立传，前人已经议论过。这或许还是为本朝避讳的缘故。《宋史·张昭传》记载：后唐张宪任北京留守，当唐庄宗遇难，唐明宗将要入京时，有人劝张宪上表奉迎。张宪不肯，于是殉节而死。可见张宪是唐庄宗保全节操的大臣，欧阳修的史书既不把他列入《唐臣传》，又不收入《死节传》，也属于疏漏。朱温篡位时，唐朝宰相杨涉担任押送国玺的使者，他的儿子杨凝式对杨涉说：“大人作为唐朝宰相，却让国家落到这般地步，不能说是无罪。况且拿着天子的玉玺给别人，虽然能保全富贵，但面对千载之后又该如何呢！”杨涉大惊说：“你要灭我全族！”神色不安了好几天。这件事《唐书》虽然没有记载，但《资治通鉴》记载得很详细，那么这应该是宋初众人共见共闻的事情。然而欧阳修的史书完全不叙述，未免有意庇护。又袁文《瓮牖闲评》说：南唐李后主投降后，宋太祖因为他抵抗坚守很久，封他为违命侯。欧阳修的史书凡是说到后主的地方，都写违命侯。查考陈寿《三国志》对孙权直接称名，至于蜀汉则一定称先主、后主，大概因为陈寿本是蜀人，出于对父母之邦的缘故。欧阳修是吉州人，正好属于南唐地区，他的祖父都是南唐的臣民，却忍心斥责他为违命侯吗？那么《五代史》也有很多值得议论的地方。

○宋、辽、金三史宋、辽、金三史，总裁官都列有脱脱的官衔，因为脱脱是都总裁。其余则是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四人，都担任三史的总裁。吕思诚只担任《辽史》的总裁，不参与另外两史；揭�斯则担任辽、金两史的总裁，不参与《宋史》；李好文、王沂、杨宗瑞担任宋、金两史的总裁，不参与《辽史》。如今三史卷首都详细记载，可以考证。《续纲目》只记载铁睦尔达世等四人，而不记载吕思诚、李好文等人，未免疏漏。又《元史·阿鲁图传》记载：修撰三史，都担任总裁官。那么阿鲁图也是总裁。如今《宋史》卷首进表还署名阿鲁图，而三史所列总裁官衔名不记载他，却另外列为领三史，大概是因为他的官位在都总裁之上。至于纂修人员，三史各有专门官员，不相混淆。《辽史》四人，是廉惠山海牙、王沂、徐�、陈绎曾。《金史》六人，是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宋史》二十三人，是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王思诚、干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翰、陈祖仁、王仪、余贞、张翥、吴当、危素〔按：张翥之前应补谭�一人〕。卷帙繁多，时间也极其紧迫，从至正三年三月开局，到至正五年十月就告成。以如此多的卷帙，在两三年间完成，适宜其疏漏芜杂。况且纂修人员各修一史，无暇汇集三朝，参互考订，所以凡是南北交涉的事情，一经核对，就出现矛盾。现在只摘取几条在后面，略可见当时漫无订正的情况。（明朝臣子柯维骐将宋、辽、金三史合为一书，以辽、金附于宋，而将两位帝王列入本纪，义例非常严谨，阅读二十年才成书，名叫《宋史新编》。见《明史》本传。又周叙认为宋、辽、金三史体例不当，想要重修，正统年间向朝廷请求，下诏允许他自撰，几年没来得及完成就去世了。）

○辽、宋二史相合处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是辽景宗乾亨元年，这时宋朝征伐北汉，辽国救援北汉。《宋史》记载这年三月郭进在关南大破契丹军队，《辽史》记载这年三月耶律绪等与宋军在白马岭作战不利，冀王敌烈及节度使都敏、黄皮室详稳唐�都战死了。这就是郭进在关南战胜的事情。刘继元投降，六月，太宗乘胜亲自率领军队讨伐契丹。《宋史》说皇帝驻扎在幽州城南，契丹军队在城北，皇帝率领众

译击退他们。七月，皇帝率领各路军队与契丹在高梁河进行大战，大败。《辽史》记载六月宋主来侵犯，北院大王奚底、统军使萧讨古、乙室王撒，合兵在沙河作战，不利（这就是《宋史》中击退契丹军队的事）。七月耶律沙等与宋兵在高梁河交战，稍退，休哥、斜轸横击，大败宋军，宋主仅以身逃脱（这就是《宋史》中高梁河大败的事）。《辽史》记载这年十月韩匡嗣与宋兵在满城交战，大败。《宋史》记载十一月关南报告击败契丹，斩首一万级（这大概就是韩匡嗣大败的事，只是月日稍有差异）。《宋史》记载太平兴国五年，各路军队与契丹在莫州交战，大败。《辽史》记载休哥在瓦桥关击败宋兵，守将张师出战，休哥奋力击败他。宋兵又在水南列阵，休哥涉水攻击他们，追到莫州，杀伤很多（这就是《宋史》中莫州大败的事）。《辽史》记载统和十七年十月，攻打遂城没有攻克，萧继远攻打狼山镇石寨，攻破它。驻扎在瀛州，擒获其将领康昭裔。驻扎在遂城，将宋兵杀得几乎殆尽。《宋史》记载咸平三年，契丹侵犯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战死（这件事相符，只是日月稍有差异）。《辽史》记载统和二十一年四月，萧挞凛在望都俘获宋将王继忠。《宋史》记载咸平六年契丹来侵犯望都。《宋史》记载咸平六年，契丹来侵犯望都，副都部署王继忠陷于敌手。以上几件事，两史都相符。

译○辽、宋二史不相合处

《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四年宋军攻取燕地失败撤回之后，七月刘廷翰在遂城西部与契丹交战，大败契丹军，斩首三百级。《辽史》不记载此事，却说十月太保矧思在火山与宋军交战，击败了宋军。

《宋史》记载，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潘美在雁门击败契丹军，杀死了契丹驸马侍中萧咄李，俘获都指挥李重诲。十一月，在关南与契丹交战，大败契丹军。此事《辽史》都不记载，只说十一月宋军夜间袭击营地，萧干等人交战击退了宋军。

《辽史》记载，乾亨四年四月皇帝亲自率领军队南征，到达满城，战事不利，太尉奚瓦里（原文漏掉“瓦”字）中流箭而死，统军使善补被敌军包围，斜轸将他救出。而《宋史》这一年不记载此事，只记载五月崔彦进在唐兴击败契丹，潘美在雁门击败契丹。

《宋史》记载，咸平二年九月，镇定都部署上言在廉良路击败契丹军，杀伤俘获很多。十二月，冀州上言在城南击败契丹军，杀死一千多人。契丹又进攻威虏军，威虏军击败了他们，杀死了他们的酋帅。三年正月丁亥日，范廷召等人追击契丹到莫州，斩首一万多级。此事《辽史》都不记载。

《宋史》记载，咸平四年十月，张斌上奏在长城口击破契丹军。十一月，王显上奏击破契丹军，杀死两万人，俘获统军铁林等人。这一年是辽统和十九年，《辽史》并不记载此事，只说十一月宋军出益津关来侵犯，招古击败了他们。

《辽史》记载，统和二十年四月，太和达里底在梁门击败宋军，萧挞凛在泰州击破宋军。而《宋史》咸平五年并没有交战之事，只有契丹大林寨的王昭敏来投降。

纵观这几件事，宋朝胜利时辽朝不说失败，辽朝胜利时宋朝也不说失败，彼此各自夸耀自己的功劳而隐瞒自己的耻辱（大概国史本来就是这样）。

到了景德元年澶渊之战，《宋史》记载有威虏军大破契丹军；萧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亲进攻定州，宋军在唐河攻击他们的游骑；石普、高继祖在岢岚军击败契丹数万骑兵；契丹进攻瀛州，李延渥击败他们，杀伤十多万人；契丹兵到达澶州，他们的大帅萧挞览炫耀兵力出阵，中伏弩而死。而《辽史》这一年却说：在唐兴与宋军交战，大败宋军；萧挞凛在遂城与宋军交战，大败宋军；进攻瀛州，未能攻克；耶律课里在〇州遭遇宋军，击败宋军，萧排押俘获宋将田逢吉、郭守荣等人；驻扎在澶渊，萧挞凛中伏弩而死。

两史所记载的同一时间的事情，只有萧挞凛中弩而死这一条相合。瀛州之战，《宋史》说杀伤十多万人，《辽史》只说进攻瀛州未能攻克，其余则是各自说胜利而不说失败。这都是修史者仅仅依据本国国史的原文，而没有来得及互相参订的缘故。

又如派遣使者议和一事，《宋史》说太祖开宝八年三月，契丹派遣使者克沙骨慎思，带着书信来议和，《辽史》说景宗保宁六年三月，宋朝派遣使者来议和。那么不知道是谁先派遣使者的。

又《辽史》记载圣宗统和十二年八月乙酉日，宋朝派遣使者求和，不许。辛酉日，宋朝又派遣使者求和，不许。而《宋史》淳化五年并没有派遣使者议和之事。

到了澶渊之盟，《辽史》说宋朝派遣使者送给王继忠弓矢，秘密请求议和，圣宗下诏让王继忠与使者会面，答应议和，宋朝于是派遣曹利用前来，辽朝随即派遣韩〇巳持书信回访。而《宋史》却说契丹驻扎在阳城，通过王继忠给莫州送信，王继忠又快马奏报说契丹请求议和，于是派遣曹利用前往商议，契丹随即派遣韩〇巳前来。那么又不知道是谁先请求议和的。

大抵交战时请求议和就隐瞒失败，议和时隐瞒谁先提出，两朝修国史时，本来就已经各自争强好胜像这样了。

列传中更有不相合的地方。《宋史·尹继伦传》记载：契丹入侵，李继隆率领一万多士兵护送辎重前往威虏军，契丹将于越侦察到这一情况，率领数万骑兵打算在路上拦截，遇到尹继伦，不屑一顾地离开了。尹继伦说：“敌人认为我们兵力少，轻视我们罢了。他们如果得胜，就会乘胜驱赶我们向北；不得胜，也会向我们发泄怒气，不会留下活口。现在应当卷起铠甲快速前进，出其不意。”于是命令士兵衔枚夜行，到达徐河，天还没亮，于越正与李继隆对阵尚未交战，尹继伦从后面急速攻击，杀死了契丹皮室一人，众人惊慌溃散，于越正在吃饭，骑着好马先逃跑，众人大大溃败。契丹从此不敢窥探边境，他们平时互相告诫说：“应当避开黑面大王。”

按：于越是契丹大官的称号，当时担任于越的是休哥。而《辽史·休哥传》并不记载徐河战败之事。

《宋史·富弼传》记载：富弼在契丹商议岁币，辽主想用“献”字，否则就用“纳”字。富弼坚持不行。辽使刘六符等人前来，宋朝最终用“纳”字给他们。这是宋朝输送岁币仅仅说“纳”。《辽史》本纪及刘六符、耶律仁先传，却说刘六符等人到宋朝，确定岁币进贡的名称，宋朝听从了他们，岁币称为“贡”。那么宋朝最终用了“贡”字了。这又是各自隐瞒失败、称雄的表现。

比如一个康保裔，《宋史》写作康保裔，《辽史》则说康昭裔。一个萧挞凛，《宋

译《辽史》写作萧挞凛，《宋史》则称挞览。“于越”是官名，并非人名。《尹继伦传》中称契丹于越，下文又说“越”距离大军四五里，这就好像姓于名越的人了。这些也都是南北传闻中的错误，来不及仔细审订罢了。

译○辽、金二史不相合处

辽天祚帝与金人交战及议和等事，辽、金两史所载大多相合。如辽天庆五年，对应金收国元年，黄龙府及护步答冈之战，六年蒺藜山之战，八年、九年与金议和，往返封册之事，保大元年余睹叛降金，二年辽主出逃，耶律淳在燕地僭位，病死，其妻前往天德军，金主进入燕地，以及保大五年辽主被擒，核之《金史》，大体都相合。

只有《辽史》天庆四年本纪记载：起初，女真起兵，因纥石烈部人阿疏不服，派遣撒改讨伐他。阿疏的弟弟狄故保前来告密，诏令使者不要讨伐，不听，阿疏来投奔辽。到了这时，女真派遣使者来索要阿疏。辽派遣阿息保询问边境上多建城堡的缘故，女真用傲慢的话语回答说：“如果归还阿疏，朝贡如旧，不然，建城不会停止。”于是起兵攻打宁江州。辽派遣高仙寿、萧奉先讨伐他们，被击败。又派遣萧嗣先、挞不也调发契丹、奚军及禁兵讨伐，女真暗中渡过混同江，袭击辽军，辽军大败。

《金史》记载太祖（即阿骨打）派遣习古乃、银术可等人前往辽地索要阿疏，习古乃等人回来，详细陈述辽王骄横放肆、政事废弛的状况。太祖于是产生伐辽的念头，准备冲要之地，建立城堡。辽派遣阿息保来责问，太祖说：“如果把阿疏给我，请事奉朝贡，如果不得已，岂能束手受制！”阿息保回去，辽人才开始防备，命令萧挞不野在宁江州调集各军。太祖于是号令各部，率领二千五百人，进军驻扎在宁江州，大败辽军。十一月，辽萧纠里及挞不野率领步骑兵十万到达鸭子河，太祖又大破他们。这就是《辽史》天庆四年的事。

然而《辽史》说天祚帝乾统元年阿骨打袭任节度使，那么到这时已经过了十四年，而《金史》将此事系于阿骨打袭位后的第二年，竟然抹去了中间十二年。大概《金史》世纪尚未编年，只是总叙起事的缘由，于是无暇查核年份，导致有此错误。

又《辽史》记载天祚帝天庆二年巡幸混同江，外界生女真在千里内的，按旧例都来朝见。遇到头鱼宴，酒酣时，命令各酋长依次起舞，只有阿骨打推辞说不能。再三劝谕，始终不从。后来天祚帝对枢密使萧奉先说：“阿骨打意气雄豪，可以托付边事诛杀他，否则将成为祸患。”萧奉先说：“粗人不懂礼，暂且容忍他。”阿骨打疑惧，于是起兵，先兼并旁近部族，掳掠赵三等家属。赵三申诉，萧奉先仍当作常事上报。后来多次召见，阿骨打称病不到。第二年，阿骨打忽然率领五百骑兵到达咸州，与赵三等当面争执，阿骨打不屈服，一夜之间遁去。派人向天祚帝申诉，说咸州详稳司想要杀他，所以不敢停留。从此召见不再到来。而《金史》世纪内不记载此事，大概金源修国史时已经自我避讳了。

又《金史》记载：宁江州战胜后，群臣都劝进。第二年正月，太祖于是即皇帝位，国号大金，建元收国，这是辽天庆五年的事。而《辽史》这一年不记载，直到天庆七年本纪内才称：这一年，阿骨打采用杨朴的策略，即皇帝位，建元天辅，国号金。那么竟然将金主建国之事下移两年了。金主天辅七年，为辽主保大三年，秋八月，金主死于部堵泺。而《辽史》这一年不记载，却在保大四年八月记载金主阿骨打死了，这又下移一年了。难道是编订者误算年份吗？

至于《辽史》张〇占据平州。《金史》作张觉，大概是〇与觉音相近的缘故。《辽史》保大二年记载迁州刺史高永昌降金，《金史》作高永福。按高永昌在天庆六年占据东京，已经被金将挞不也所杀，怎么到这时又投降？《辽史》错误，应当以《金史》为准。

○宋、金二史不相合处

宋、金两史，凡是南北交涉之事，以两朝本纪参考，大多相合。只有《宋史》重和元年正月派遣武义大夫马政由海道出使女真，约定夹攻辽，以两国年号核算，这一年是金天辅二年。然而《金史》天辅无年十二月宋派遣登州防御使马政带着国书来，二年正月派遣散睹如宋报聘。那么马政到金反而在前，而宋派遣马政反而在后了。

宋宣和元年为金天辅三年，《宋史》这一年金使李善庆来，而《金史》这一年使人没有李善庆，只有孛堇辞列、曷鲁等，《宋史》则孛堇等来聘又系于宣和二年。纵观这几年聘使之事，不是《宋史》后移一年，就是《金史》前移一年。

又《金史》天会七年五月，拔离速在扬州袭击宋主。按《宋史》这一年是建炎三年，二月金兵已到天长，高宗在扬州，即赴杭州，金人于是焚毁扬州。三月高宗遭遇苗、刘之乱，四月平定，五月再次幸临建康。如果五月拔离速来袭扬州，

译高宗怎敢冒险前进呢？应当以《宋史》为准，《金史》大概是把三月的事情误记为五月了。王伦作为宋朝使者，在金国被杀，那么《宋史》应当为他立传，而《金史》则不必立传。宇文虚中出使金国被扣留，随后在金国做官，官至太常卿，封为河内郡公。那么《金史》应当为他立传，而《宋史》则不必立传。然而《宋史》既为王伦立传又为宇文虚中立传，《金史》既为宇文虚中立传又为王伦立传，两者都失当了。关于韩常被箭射中左眼一事，《金史》说是宗弼与张浚在富平交战，宗弼陷入重围，韩常被流矢射中眼睛，他拔出箭矢，用泥土堵塞伤口奋力作战，宗弼得以突围而出，这是建炎四年的事。《宋史·吴玠传》则将其系于仙人关之战，说是吴玠与弟弟吴璘奋力作战击败金兵，射中韩常的眼睛，这又属于绍兴四年的事了。至于黄天荡之战，《金史》说挞懒在潍州派遣移剌古来援救，而《宋史·韩世忠传》则说挞懒派遣孛堇太一来援救。《宋史》记载建炎二年金国将领窝裡衍攻陷潍州，《金史》却说斡离不攻克潍州。那么南北双方传闻的误差，也就不必深究了。

译○宋、辽、金史旧本 脱脱等人修史时，原本就有旧日的史稿，各位臣子不过是沿用其文字而稍作编排整理罢了。查《元史》记载，伯颜攻克临安后，董文炳主持留守事务，说：“国家可以灭亡，但史书不可灭亡。宋朝十六位君主，统治天下三百多年，其太史所记载的史料，都还在史馆。”于是全部收集起来，连同各种笔记五十多册，送回国史院。这就是《宋史》的依据。世祖中统二年，王鹗请求修撰辽、金两朝史，诏令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中统三年，又诏令史天泽与耶律铸一同监修。而《宋史·道学传序》说：旧史将邵雍列在“隐逸”类，不恰当，现在把他放在《张载传》之后。《外国传序》说：前《宋史》有《女直传》，现在既然作了《金史》，按义理应当删去。这可以看出三史旧本的情况。查阿鲁图等《进宋史表》说：世祖皇帝提拔宋朝臣子列入仕途，载入宋朝史书并归入秘府。既然编纂了平定宋朝的功勋，随即奉命纂修史书。《进金史表》说：张柔先将金朝史书归还，王鹗后辑录金朝事迹。脱脱等《进辽史表》说：国家已经荒废，史书也杂乱无章。耶律俨的话多有避忌，陈大任的文辞缺乏精详。五代史附在篇末，宋旧史等同于载记。世祖皇帝敕令词臣撰次三史，首先涉及辽史。六十多年，因循等待。更加可以看出宋、金两史本取自宋、金两朝，元世祖时已经尝试修辑。只有辽代国史已经失去原本，所以记载最为简略。然而说世祖“撰次三史，首先涉及辽史”，那么世祖时大概也有成绪。只因三史都有旧本，所以不到三年，就能宣告完成。现在其原本也略可推测。如《宋史·牛皋传》后总叙岳飞之功，说岳飞命令牛皋及王贵、董先、杨再兴等人经略东西京、汝、颍、陈、蔡诸郡，又派遣梁兴渡河，纠合忠义社，夺取河东北州县，不久李宝在曹州获胜，董先在颍昌获胜，刘政在中牟获胜，张宪收复淮宁府，王贵部将杨遇收复南城军。梁兴会合太行忠义军，在垣曲及沁水击败金人，金张太保、成太保等人率领部众投降，又夺取怀、卫二州，大败兀术军队，金人大乱。不久岳飞回朝，下狱而死，世人以此为恨。查这是总叙岳飞之功，并非叙述牛皋之功，而在《牛皋传》末，可见旧史原本将《牛皋传》附在《岳飞传》之后，所以在《牛皋传》末又累叙岳飞之功，并以岳飞下狱而死作结。现在将《牛皋传》另为一卷，而《牛皋传》末却仍用旧文，又没有将此总叙移到《岳飞传》后，竟好像此功出自牛皋一样。《康保裔传》：保裔战死，前来救援的只有张凝、李重贵。后来李重贵官至郑州防御使，改任左领军大将军，退休。张凝加授殿前都虞侯，死后追赠彰德军节度使。大概旧时原本张凝与李重贵二人也不另立传，所以附见于《康保裔传》后。现在张凝与李重贵各有专传，那么《康保裔传》后自无必要赘叙此二人历任官职，却并不删去，而仍其旧。又《陈隆之传》后附文州守刘锐、通判赵汝向誓死守城，被围十五天，取水之道断绝，兵民半个月水米不进，甚至吮吸妻子儿女的血。城池即将陷落，赵汝向还提着双刀入阵，中十六箭，被俘而死。刘锐先杀其妻，父子三人登上文王台自刎而死。这也是旧时原本，刘锐与赵汝向不另立传，所以附见于《陈隆之传》后。现在刘锐、赵汝向各有专传，那么《陈隆之传》后也不必赘叙，却也不删去，可见当时纂修诸人只是凭意割裂，无暇参订，实在难逃卤莽草率的批评。

○《辽史》《辽史》最为简略。以二百多年的事迹，而卷帙竟然不及《宋史》的十分之一。柯维骐说辽代事实，经过金、元两朝，岁月已久，更加散失。此论固然。然而耶律氏兴起于朔方，来不及重视文教，所以记述本来寥寥。圣宗时才命令刘晟、马保忠监修国史，而先世事迹直到兴宗、道宗时才收集成书。《耶律孟简传》说：本朝兴起将近二百年，应该有国史。于是编纂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的行事进献。兴宗命令设置局所编修。《萧韩家奴传》说：提拔为翰林监修国史，于是记录从遥辇以来到重熙年间，共二十卷，进献。当时又有耶律合欲、耶律庶成与萧韩家奴共事，编纂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大概圣宗以前的事都是这时追述的。道宗大安元年，史臣进献太祖以下七帝实录，大概又是依据萧韩家奴的底本审订而成。当时刘辉对道宗说：“宋朝欧阳修编《五代史》，将我朝附在四夷，妄加贬低。臣也请求将赵氏初起时事详细附于国史，那么不仅诸帝有实录，而且更有全史了。”《金熙宗本纪》：皇统八年，《辽史》修成，熙宗曾在宫中阅览五代及辽史。可见《辽史》

译原本有全书，但大多出自兴宗之后的追述，所以记载极为简略。又金朝时，党怀英与郝俣担任辽史刊修官，移刺益、赵讽等七人担任编修官，凡是民间辽代的碑铭墓志及文集，或者记忆辽代旧事的，都全部送交官府。这是章宗即位初年的事。章宗又命令移刺履提控纂修《辽史》。泰和元年，又增加辽史修撰官三员，有改任他职的，允许带着书稿随行。党怀英退休，又下诏让直学士陈大任继承完成。那么熙宗时《辽史》已有成书，章宗时又加以修订，元末修史时，不过是沿用旧文，稍作编排罢了。然而修史各位大臣的草率也略有可见之处。既然修的是《辽史》，那么本国出兵的事，不应自称“辽兵”，但本纪中贝州之战记载说：军校邵珂打开城门接纳辽兵；戚城之战记载说：辽军包围晋的别将于戚城，晋主亲自率领军队救援，辽军撤退；邺都之战记载说：慕容彦超遭遇辽军数万，到达榆林，辽军又至，彦超等人奋力作战，辽军才退去。此类情况，不胜枚举，反而像是他国记载而称契丹为辽军的样子。又萧塔刺葛是太祖、太宗时的人，耶律敌禄是世宗、穆宗时的人，不应编排在道宗诸臣萧陶隗等人之下，这也是编排上的疏漏。凡是叙事，本纪应当简略，列传应当详细。《耶律斜轸传》记载：宋将杨继业出代州，斜轸命令萧挞凛在路上埋伏军队。第二天，继业到达，斜轸聚集军队摆出作战阵势。继业挥动旗帜前进，斜轸假装撤退，伏兵发动，斜轸进攻，继业败逃到狼牙村，众军都溃散。继业被流箭射中，被擒获。斜轸责备说：“你与我国较量胜负三十年，今天有何面目相见！”继业只称死罪罢了。起初，继业在宋朝以骁勇闻名，号称杨无敌，首先建立梗边之策。到了狼牙村，心里厌恶，想避开却不可得，被擒后，三天后死去等等。这件事既然在《斜轸传》中已经详细记载，那么本纪只说“斜轸击败宋兵，擒获其将杨继业”就可以了，但本纪又详细叙述，比本传更为详尽，这难道是史家的体例吗？○《宋史》一《宋史》卷帙最繁多，其中确实有不必立传却杂乱列入的。如侯益、张从恩、扈彦珂、药元福、赵昂、李〇、窦贞固、李涛、赵上交、张锡、张铸、边归谠、刘涛等，都历任五代官职，宋朝初年不过是保留他们的旧官职，毫无功绩，何必一一列入？他们的意思认为《五代史》既然不记载，不得不于《宋史》中保存他们。然而如李〇、李涛等在五代尚有事迹可记，其余本不值得记载，却一概列入列传，仍然不过是叙述他们的历任官职，如同如今仕途的履历而已，这又成为什么史册呢？况且薛怀让等人并未在宋朝做官，却列入《宋史》呢？又如《王〇传》既然叙述他拒绝卢多逊倾害赵普的阴谋，又以全家百口担保符彦卿无罪，以及手植三槐，占卜其后代必定昌盛等事，那么其子《王旦传》不必再叙述了，但《旦传》又详细叙述。神宗时新法实行，全部斥卖坊渡、祠庙。张方平担任南京留守，管辖内有阏伯、微子庙，也在所卖之中。方平让刘挚起草奏章，说：“阏伯迁居商丘，主管大火，火是国家盛德所凭借；微子，是宋开始封爵的君主，本朝开国建号在此，请求保留他们的祭祀。”神宗惊骇，急忙在纸尾批注说“慢神辱国，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件事既然记载在《方平传》中，那么《刘挚传》只可用一两句概括，却又一详细叙述，为什么呢？李定以秀州判官推荐授予御史，宋敏求、苏颂、李大临都极力争辩，那么详细记载此事于一人传中，其余各传只说“言语在某人传”就够了。但既然在《颂传》中详细记载，而《大临传》又详细记载。石介的死，夏竦挟持旧怨，诬陷他未死，向北逃往契丹，奏请派遣中使查验《吕居简传》则说：中使来查验很急，居简说：“打开棺材却是空的，那么向北逃跑无疑。不然，那么国家无故剖开人冢墓，何以为训？”使者说：“那么怎么办？”居简说：“介死必定有会葬的亲族及棺敛的人，召问没有异议，可以立即让他们具军状以应对。”中使同意，事情于是停止。而《龚鼎臣传》则说：郡守杜衍已经奉诏会问。椽属都无言以对，鼎臣独自说：“介哪有这种事！愿以全家百日保证他的死。”衍拿出怀中奏章给他看说：“我已经担保介了。你年少见义如此，不可限量。”那么一事而出两人之保证，固然不妨各自记载，但二传既详细记载，而《石介传》又一一铺陈叙述，不损一字，为何不嫌麻烦呢！至于《王旦传》则全部取用《王文正公遗事》一书抄撮成篇，略无删订。《李纲传》多达二万余言，分上、下二卷，尚有奏议裁入，李全是大贼，为何也分上、下二卷呢？难怪其卷帙繁多。

译○《宋史》二《宋史》的弊病，往往在于数人共同完成一件事，但在立传时却将此事分别归系于各人之下，好像各自做不同的事一样。贝州王则作乱，讨平他的是明镐、文彦博，但《郑骧传》却说：“王则反叛，（郑骧）讨平了他。”竟然像是郑骧一个人的功劳了。不止如此，《杨燧传》说杨燧攻打贝州，挖地道进入城中，贼寇平定，功劳第一。《刘＜门贝＞传》又说刘＜门贝＞跟随攻打贝州，挖地道进入城中，刘＜门贝＞率先进入，众人这才跟随，于是登上城墙，拉着绳索而上。天快亮时，军队全部进入，贝州平定，功劳第一。那么即使是挖地道这一件事，又各自独占第一功劳了。夏竦被赐谥号文正，司马光、刘敞都驳斥这件事，于是《司马光传》就说：司马光说“谥号中最美好的，没有比得上文正的，夏竦是什么人，足以担当这个谥号？”于是改谥号为文庄。完全没提到刘敞，好像只是司马光一个人驳斥的一样。而《刘敞传》又说：刘敞三次上疏，于是改谥号为文庄。也完全没提到司马光，又好像只是刘敞一个人驳斥的一样。宋高宗因为邢后父亲邢焕的缘故，任命他为徽猷阁待制，因为孟太后兄长儿子的缘故，任命忠厚为显谟阁学士，卫肤敏、刘珏都极力进言说这不合制度。于是《卫肤敏传》没提到刘珏，《刘珏传》也没提到卫肤敏，也好像两人各自争辩一件事一样。大概是写传记的人想让每个人各自记录自己的功劳，从而不知不觉地错杂到这种地步。

○《宋史》三《宋史·杨延昭传》：杨延昭去世，皇帝派遣中使护送棺材回去，河朔地区的人大多望着棺材哭泣。按没有尸体叫榇，有尸体叫柩，中使护送回去的就是柩。于是既说榇，又说柩，意在稍微变换一个字以避免重复，却不知道已经失去了字的本义了。《韩世忠传》：韩世忠驻扎在焦山，说金兀术到了，必定登上金山龙王庙观察虚实，于是命令一百人埋伏在庙中，一百人埋伏在岸边。果然有五骑闯入庙中，士兵高兴，先击鼓出击，只抓获两人，逃掉三人，其中有穿着绛红色袍子、系着玉带、坠马后骑马逃跑的人，查访得知，就是金兀术。按金山在水中，怎么能骑马进入又骑马逃跑？这一定是错误的。《舆地纪胜》说伏兵在北固山龙王庙，这比较合乎情理。于是《宋史》在这些地方也完全不加以订正。《岳飞传》说：绍兴六年，太行山忠义社梁兴等人仰慕正义来归顺。其后又说：在此之前绍兴五年，岳飞制造梁兴等人招结两河豪杰。梁兴既然在六年才开始来归顺，怎么能在五年先奉命去？一个撒离喝，《吴〇传》写成撒离喝，《李显忠传》又写成撒里曷。一个兀术，韩世忠、岳飞等人的传记写成兀术，宋汝为、叶梦得、向子韶的传记又写成完颜宗弼。史嵩之就是史弥远的侄子，于是传记只说他是庆元府鄞县人，好像与史弥远另属一族互不相干一样。他在宋与元交战的地方，余〇、谢枋得等人的传记称大元兵，《忠义传》则说北兵，也大多不统一。叶梦得既然列在《文苑传》，那么他生平著述如《石林燕语》、《避暑录话》之类也应该叙述进去，于是本传转而谈论政绩，完全没提到文学，那么为什么把他列在文苑呢？《曹勋传》：绍兴二十九年，曹勋拜昭信军节度使，副王伦作为称谢使到金国。金主将要侵犯淮河，曹勋与王伦回来，说和好没有别的意思等等。按《王伦传》建炎元年王伦就作为通问使到金国，绍兴二年粘罕派王伦回来报告，七年再次出使金国，回来八年又前往，偕同张通古来到南方。九年，再次充任使节奉迎梓宫、太后，被拘禁在河间十四年，金人想让他做官，王伦不从，于是被勒死。那么王伦的死在绍兴十四年，怎么能在二十九年还有与曹勋出使金国的事？又《曹友闻传》：元兵攻打我们的休关，打败都统李显忠的军队，于是进入兴元。按李显忠是绍兴年间归顺宋朝，死于乾道年间，距离曹友闻与元兵交战时已经六七十多年，怎么能还统领军队呢？或者是另一个李显忠，然而史书又不分析说明。《陈宜中传》：派遣张全合尹玉、麻士龙救援常州，尹玉、麻士龙都战死，张全不发一箭逃跑回来。文天祥请求诛杀张全，陈宜中释放他不加追究。《文天祥传》也说：朱华、尹玉等人在五牧战败，兵败如水，张全挽着全军的船只，张全断掉他的手指，都淹死了，张全不发一箭逃跑回来。那么张全并没有曾经作战。而《尹玉传》却说：淮将张全、广将朱华在五牧大战，那么张全又在奋力作战之中了。功罪混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又刘师勇与姚〇守卫常州，被围困数月，城被攻陷，刘师勇拔除栅栏，边战边行。他的弟弟马掉进壕沟，跳跃不能出去，刘师勇举手与他诀别然后离开。那么刘师勇守卫常州，到城破才开始离开。事见《张世杰传》及《元史·伯颜传》并《郑所南集》。而《王安节传》却说刘师勇收复常州后，就前往平江，让王安节在常州拒守，又好像刘师勇不曾经历常州之难一样。这些都是文字失于检核的地方。

○《宋史》四《宋史》卷帙虽然繁多，而事迹又多有遗漏的。太宗雍熙元年，是辽景宗乾亨四年，这一年景宗去世，圣宗即位。于是《宋史》本纪竟然不记载。《东轩笔录》：王曾为

译三元，刘子仪对他说“一辈子吃穿都用不完”，曾子以“志向不在于温饱”来回答。这可以看出他平素的人品已定，但《曾子传》中没有记载。范仲淹派他的儿子范纯仁南归，范纯仁见到石曼卿的丧事尚未安葬，于是把所带的四十斛麦子连同船一起给他，帮助支付丧葬费用。这也可见他的高尚情谊，但《范纯仁传》中没有记载。蔡襄在泉州时，新造了密云龙团茶进献给皇上，欧阳修听说后说：“蔡君谟是读书人，也做这种事吗！”《蔡襄传》也没有记载。《朱子语类》记载：苏过为梁师成的妻子服丧，《苏过传》也没有记载。《名臣言行录》记载：狄青讨伐侬智高，到达宾州时，夜晚宴请将领和官吏，狄青忽然起身更衣，命令亲信官吏传令劝酒，狄青已经悄悄出昆仑关攻破贼军。这件事《狄青传》也没有记载。俞文豹《清夜录》记载：靖康之变时，太上皇将前往金军营地，中书舍人姜尧臣极力劝谏不可前往，番邦使者用骨朵将他打死。曹勋《北狩录》记载：金国四太子请求王婉容做粘罕的儿媳妇，王婉容自刎而死。这两件事是必须应当记载的，但列传中都没有。蜀地贼人王均作乱，讨平他的功劳，杨怀忠居多，却不为他立传，仅在《雷有终传》中附带提及。《张浚传》说他的父亲张泌自有传记，但列传中并没有张泌。《涌幢小品》说徽宗生于五月五日，因为世俗忌讳的缘故改寿辰为十月十日，但本纪也没有记载。《钱氏私志》记载：泰州徐神翁有道术，蔡京常向他询问国运，徐神翁说：“上天正派遣许多魔君来败坏世界，太师也是其中一个。”又哲宗派使者以后嗣之事询问，徐神翁写下“吉人”二字来答复。后来徽宗登基，才知道“吉人”即御名“佶”字。这应当收入《方技传》，但“方技”部分也没有记载。

译○《宋史》五《宗史》中又有是非判断失当的地方。南唐清淮节度使刘仁赡死守寿州，周世宗攻打他未能攻克，他的儿子刘崇谏谋划出城投降，刘仁赡将他斩首示众。等到刘仁赡病重垂死时，副使孙羽伪造刘仁赡的书信来投降，当天刘仁赡去世。那么刘仁赡实际上并没有投降，欧阳修《五代史》因此特意将他列入《死节传》中。然而《宋史·袁彦传》中有刘仁赡投降的记载，《张保续传》也说刘仁赡率领将卒出城投降，为何如此严重地诬蔑古人！蔡确《车盖亭》诗引用唐代郝处俊的事例，将武则天比作宣仁太后，事情败露后，将被贬谪到岭南。《苏轼传》说苏轼上奏请求哲宗下达手诏，想要严厉惩处蔡确，而太后下达手诏宽恕了他，这样仁孝两全；下文又说：太后心里认为苏轼的话好但不能采纳。查考宣仁太后对大臣说：“皇帝即位，是儿子继承父亲，有什么闲言碎语？而蔡确自认为有定策之功，图谋为日后迷惑人心之地，我不忍心明说，姑且借讥讽君上的名义来驱逐他罢了。”这正显示出宣仁太后防患于未然、铲除奸邪毫不迟疑的英明决断，而《苏轼传》说太后“心里认为他的话好但不能采纳”，好像苏轼的话是对的而太后不听从，这样的是非判断不也错谬吗！

○《宋史》六王明清《挥麈录》和王铚《默记》，都说滁州之战，太祖的军队已经战败，询问村民得知有个赵学究，在乡塾教书，多有奇计，于是去请教他，就是赵普。赵普为他谋划计策，太祖就任用赵普做向导，趁夜从小路取道清流关侧的芦子崆，渡过西涧进入北门，直捣郡治。皇甫晖正坐在帐中处理军务文书，听到变故立即跃马奔向东郊，太祖追上他，一剑挥去，人马都坠落，于是皇甫晖被擒，姚凤随即率领部众投降。但《本纪》说：皇甫晖、姚凤的军队十五万人堵塞滁州，太祖击退他们，追到城下。皇甫晖说：“愿意摆开阵势决一胜负。”太祖笑着答应了他。皇甫晖整队出战，太祖抱着马颈直冲而入，亲手用刀砍中皇甫晖的脑袋，并擒获了姚凤。这与《挥麈录》等书记载不同。《独醒杂志》记载：方腊失败后，只与一千多人进入剡溪洞死守抵抗。童贯无可奈何，于是命令部将假装是朝廷招安的人，用官职引诱他。方腊出来后，就被捆绑，父子都被囚车押送京师处死。而《宋史·韩世忠传》说：方腊进入青溪洞，韩世忠挺着长矛独自进入，擒获他出来。这是根据《清溪志》的记载，而与《独醒杂志》互相矛盾。又《绍熙行礼记》记载：孝宗去世，光宗因为生病不去宫中成服，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宰相留正长期离开职位，枢密使赵汝愚计无所出，宗室赵彦逾责备他说：“同姓之卿，不能坐视不管。”赵汝愚说：“怎么办？事情紧急，拿着刀到朝天门叫几声，自己割杀罢了。”赵彦逾说：“没有用。”于是为他谋划计策，请求太皇太后，让嘉王赵扩即位（宁宗），而尊光宗为太上皇，让韩侂胄等人共同完成这件事。这最初的谋划者是赵彦逾。现在《宋史》赵彦逾和赵汝愚传说：赵汝愚谋划立嘉王即位，想倚靠殿帅郭杲发挥作用，告诉赵彦逾。赵彦逾曾经有恩于郭杲，于是接受命令，把赵汝愚的谋划告诉郭杲，郭杲于是领兵护卫宁宗即位。这是说这个谋划本出于赵汝愚，与《绍熙行礼记》又不同。查考《叶适传》：当时朝廷内外议论纷纷，赵汝愚计无所出，叶适责备知阁门事蔡必胜不能坐视不管，蔡必胜于是与宣赞舍人傅昌朝、知内侍省关礼、知阁门事韩侂胄三人定下计议。叶适急忙告诉赵汝愚，赵汝愚于是派遣韩侂胄、关礼以内禅之事上奏太皇太后，第二天趁着禘祭立嘉王即位。可见这个谋划本不是始于赵汝愚。又《尤延之传》记载：朝廷确定高宗庙的配享人选，洪迈请求用吕颐浩、韩世忠、赵鼎、张浚，而杨万里也说张浚应当配享。查考《诚斋挥麈录》说洪景卢（洪迈）常因为张浚杀曲端一事停止他的配享，那么洪迈是停止张浚配享的人。而史书却说洪迈请求让张浚配享，为何如此矛盾呢？查考《杨万里传》：高宗去世，洪迈不等集议配享，独自将吕颐浩等人的名字上报。杨万里上疏抨击他，极力主张张浚应当参与。根据这个，那么洪景卢本未将张浚列入配享，《尤延之传》所说的或许是张俊。又《文天祥传》记载：元主想要招降文天祥，文天祥不肯，说：“不得已以黄冠侍奉酒席也可以。”这是沿袭野史的讹误。查考郑所南《心史》：有人告诉元主说：“汉人想挟持文丞相，拥戴德祐嗣君为主。”元主召见文天祥当面质问。文天祥怒骂，只求刀下死。元主还想释放他，让他做僧人或道士，又想放他回乡。文天祥痛骂不止，元主才杀了他。所以黄冠归故乡是元主的意思，不是文天祥的意思。而《宋史》把它移作文天祥的话，难道不是严重诬蔑吗？

○《宋史》七《宋史》芜杂最严重，即使在一部史书中，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徽宗内禅一事，《李纲传》说：皇太子担任开封牧，李纲对吴敏说：“建立牧守难道不是想委托他留守吗？然而不传位号不行。”吴敏说：“监国可以吗？”李纲认为肃宗在灵武建号不是出于明皇，使后世惋惜

译（前文）作为对答。第二天，吴敏便以禅位之事进言劝说，并说李纲也有此议。这样看来，传位的议论，原本起于李纲。然而《吴敏传》却说：徽宗将要内禅，蔡攸探知皇上心意，引荐吴敏入宫对答，吴敏于是连带推荐李纲入见。这又似乎内禅本出于徽宗的本意。查考张端义《贵耳录》称徽宗听说金兵入侵燕京，夜里下诏给当直学士黄中，让他起草罪己诏，并传位给太子。第二天罪己诏颁布，宋钦宗即位。并记载徽宗的话，说“诏书中处置蔡攸，都说不是，只有传位这一件事，要算作他的功劳。”《宋史·蔡攸传》记载：皇帝想要内禅，亲手写下“传位东宫”字样交给李邦彦。李邦彦不敢接受，转交给蔡攸。蔡攸嘱托他的门客吴敏，于是定下计议。而《李熙靖传》也记载：道君皇帝说：“外人认为内禅是吴敏的功劳，不知道这出自我的本意，不然，进言的人就要灭族了。”由此可见内禅本出自徽宗，而《李纲传》所说，只是根据《靖康传信录》编排成篇，恐怕没有符合事实。或者是李纲的议论恰好与徽宗相合，于是成就此事吗？又如靖康围城之事，《姚平仲传》称姚平仲想要劫营，以士兵不能迅速作战为理由。李纲支持他的计议，命令城外军队都听从姚平仲指挥调度，于是导致失败。这样看来，劫营之计，李纲确实参与其中。而《李纲传》却说姚平仲秘密上奏劫营，半夜中使传达旨意，让李纲策应，这又似乎李纲起初并不知道。又《李纲传》记载：绍兴二年，李纲出任潭州知州，荆湖一带群盗不可胜数，李纲全部荡平他们。查考当时还有曹成等人占据湖湘道、贺州等地，而杨幺在洞庭湖，直到绍兴五年才被消灭，都是岳飞平定的，怎么能全部归功于李纲知潭州的那一年呢？韩世忠固然被称为名将，然而他起初也有很多可议之处。刘光世的部将王德杀死韩世忠的部将，恰逢诏令刘光世移兵驻屯，韩世忠派兵袭击其后，并夺取建康宗府官署。此事见于赵鼎及季陵传。而《滕康传》又称韩世忠的军队夺取御用器械，逼迫谏臣至死，常同也以此弹劾他骄横狠毒、肆无忌惮。《魏〇工传》又称内侍李е在家中宴请韩世忠，韩世忠用刀伤了弓匠。这些都是韩世忠的过错，而本传绝不记载。张浚因为李纲诛杀宋齐愈，弹劾他凭私意杀害侍从官员，李纲于是罢相。此事见于《高宗纪》及《李纲传》。张浚又曾经推荐秦桧可以担当大事，见于《赵鼎传》。又曾经与岳飞议论吕祉、王德、郦琼的军务不合，于是发怒，岳飞因此解兵奔丧回家，张浚还说他不能合并兵力，以离去要挟君主，于是命令张宗元暂代其军。此事见于《高宗纪》。汪伯彦被贬后，皇帝念及他。张浚因为汪伯彦旧日曾经引荐自己，与秦桧援引郊祀恩泽起用他知宣州，见于《汪伯彦传》。陈东伏阙上书，黄潜善等人已经杀了他，张浚又上奏胡〇呈删削陈东的书信，想要以布衣身份挟制大臣的进退权，于是追夺官职编管安置。大概张浚是黄潜善的门客，而胡〇呈则是李纲的门客。此事见于戴埴《鼠璞》。然而《张浚传》在这些地方没有一句话，只有杀曲端略微见于传中，而又说曲端的部将张忠彦投降金人，所以将他下狱。对于郦琼的叛变，又说派遣间谍持蜡书送给郦琼，金人怀疑，于是废黜刘豫，又几乎要把金人废黜刘豫的功劳归于张浚了。至于杨幺的被擒，都是岳飞的功劳，而《张浚传》中全部归功于张浚，说贼兵二十多万相继投降，湖寇全部平定，绝不及岳飞一字，为什么呢？何铸曾经与罗汝楫弹劾岳飞，见于《罗汝楫传》。何铸又曾经上奏秦桧弹劾王居正是赵鼎的党羽，赵鼎于是被夺职奉祠，见于《王居正传》。又弹劾张九成结党赵鼎，见于《张九成传》。又弹劾廖刚与陈渊等人互相勾结，见于《廖刚传》。这样看来何铸的奸邪，不一而足，然而《何铸传》没有一字提及，反而说审理岳飞案件时，极力辩白他的冤屈，说不应当无故杀害一位大将，竟然像是正直的人。其他如文彦博用灯笼锦讨好张贵妃，见于《唐介传》，而本传不记载。建炎元年，叶梦得知杭州，军校陈通作乱，叶梦得被俘，见于《高宗本纪》。叶梦得起初是蔡京的门客，蔡京倚为心腹，曾经为蔡京设立元〇党籍，分三等定罪，后来知应天府，因为蔡京党羽身份被罢职，见于毛注、强渊明、胡安国等传，而本传不记载。吕颐浩引荐朱胜非以倾覆秦桧，胡安国弹劾朱胜非不应当复用。胡安国请求离职，秦桧三次上章挽留他。见于《秦桧传》，而《胡安国传》不记载。李显忠攻破宿州，私吞金帛，又与邵宏渊忿怒争执，于是导致溃败而归，见于《胡铨传》，而本传也不记载。岳珂守当涂，横征暴敛层出不穷，安置贪婪刻薄的官吏，打开告发揭发的门户，以欺骗百姓而吞没他们的财产，见于《徐庆卿传》，而本传也不记载。辛弃疾附和韩〇胄开启兵端，见于《〇胄传》，而本传也不记载。又《虞允文传》记载：金主完颜亮南侵，王权从和州逃回，诏令以李显忠代替王权，命令虞允文催促李显忠赶赴王权军中。虞允文军队驻扎采石，王权已经离去，李显忠未来，我军三五星散，解鞍坐在道旁。虞允文想到坐等李显忠就会误国事，于是召集诸将，以忠义勉励他们。诸将

译双方都死战，宋军获得大捷。第二天又在杨林口打败敌人，王显忠才到达。因此，采石之战的胜利，王显忠实际上并没有参与。而《王显忠传》却说：金国皇帝将要渡江，朝廷下诏让王显忠代替王权，命令虞允文催促王显忠交接军队，于是有了采石之战的胜利。这就把采石之战的功劳分给了王显忠。《王显忠传》又说：当时王显忠派遣一万军队渡江，全部收复了淮西的州郡。完颜亮严厉斥责各位将领，各位将领便杀了他。这就把完颜亮被杀的原因归结为是由于王显忠收复了淮西。查考事实，完颜亮因为采石无法渡江，就赶往瓜洲，定下日期渡江，还没渡江就被杀，起初并不是因为王显忠收复淮西而斥责各位将领。况且当时完颜亮离开采石就到瓜洲，中间不过几天时间，王显忠怎么可能全部收复淮西？应当是完颜亮被杀后，趁着金兵撤退才收复的。而一定要说完颜亮的死是因为这个，又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史弥远诛杀韩�胄，本来是因为杨皇后与韩�胄有嫌隙，秘密派她的哥哥杨次山与朝臣谋划，史弥远于是命令结参知政事钱象祖、中军统制夏震，在六部桥埋伏士兵，等候韩�胄早朝，拥着他到玉津园捶打杀死。史弥远、钱象祖到延和殿报告，皇帝还没有说话。过了几天，才下诏公布韩�胄的罪状（见《杨皇后传》）。这件事应当详细记载在《史弥远传》中，然而《史弥远传》并没有记载，反而说：史弥远因为用兵，极力陈述危急紧迫的形势，皇子赵询听说了，也上奏，于是罢免了韩�胄、陈自强。而台谏官员仍然议论不停，韩�胄才被杀，召史弥远到延和殿应对。这就完全抹去了史弥远擅自杀人的情节，似乎是先上奏得到旨意后才执行诛杀。理宗被立为皇帝时，宁宗早年收养宗室子弟赵贵和为皇太子，赐名赵�。史弥远买来擅长弹琴的美人进献给赵�，让他监视皇子的动静。赵�宠幸她，有一天指着舆地图说：“这里是琼崖州，将来应当把史弥远安置在这里。”又曾经在几案上写：“史弥远应当被发配到八千里外。”美人把这些告诉史弥远，史弥远害怕，于是阴谋立沂王赵昀为帝，让郑清之辅佐他。宁宗去世，史弥远在宫中，派遣快行官宣召皇子，对他说：“现在宣召的是沂王府中的皇子，不是万岁巷的皇子。”赵昀到了，就引他到灵柩前，举哀完毕，然后召赵�封为济王。见《济王传》。这是史弥远废立君主的罪行，上通于天，本传中自然应当一一详细记载，然而只说“宁宗去世，拥立理宗”，而这些奸诈阴谋、叛逆节操，完全没有一字记载，这成什么可信的历史呢？像这类情况，不胜枚举。这不是修史的人心存忠厚，想要在本传中详细记载他们的善行，而在其他传记中错误地看到他们的恶行，认为褒扬善行要长久而贬斥恶行要短暂。大概是因为宋人的家传、表志、行状以及言行录、笔谈、遗事之类的书籍，流传于世很多，都是子弟门生用来标榜他们父师的，自然会宣扬他们的善行而隐藏他们的恶行，遇到有功的地方没有不附会迁就来分取他们的美名，有罪则用隐约的言辞来回避。修史的人本来应当参互考证以核实真相，然而不及考订真伪，只是依据那些书籍抄撮成篇，难怪是非颠倒错乱到这种地步。

译○《宋史》八《宋史》的卷帙还有应当更改确定的地方。张宪、杨再兴、牛皋，都是岳飞的部将，为什么不附在《岳飞传》之后？况且《牛皋传》末尾详细叙述了岳飞分派诸将收复东西京州郡的事迹，这些并非牛皋所派遣却写在他的传记里，可见旧史原本是将《牛皋传》附在《岳飞传》之后，等到编排次序时，忽然将它们分开了。解元、成闵，都是韩世忠的部将，为什么不附在《韩世忠传》之后？至于刘子羽、胡世将与吴璘兄弟在蜀地同功共事，为什么不与吴璘、吴玠相次排列？郭浩、杨政又都是吴氏的部将，用兵与吴氏始终相伴，为什么不附在吴璘、吴玠之后？王友直、李宝都是从北方起义来归顺的，既然已经同列一卷。李显忠也是从延安起义，辗转经过几个国家，冒死向南投奔，功名尤其显著。魏胜在涟水起兵，占据海州来归顺，与李宝共事，为什么不汇列一卷，以李显忠为首，魏胜、李宝、王友直依次排列？秦桧专权十九年，凡是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没有不因为轻微违逆而被斥退的，只有王次翁始终被秦桧怜爱，那么王次翁应该附在《秦桧传》之后。陈自强依附韩侂胄，与王次翁依附秦桧是一样的，那么陈自强也应该附在《韩侂胄传》之后。却都编入列传，不标明他们是奸党，为什么呢？权邦彦是徽宗、钦宗时的人，死于高宗绍兴三年，却排在宁宗各位臣子的行列中。汪若海、张运、柳约也都是钦宗、高宗时的人，却排在理宗各位臣子的行列中。林勋、刘才邵等都是高宗、孝宗时的人，却排在德宗未造李庭芝等臣子之后，这不是几乎颠倒了时代吗？徐清叟、徐荣叟，是兄弟，人品官位也大致相同，为什么不毗连相次，而各自置于一卷？宣缯、邹应龙、别之杰、金渊、张阐、饶虎臣、戴庆珂等人的传记，只叙述履历，绝无一言一事，那么立传做什么？《五代史》没有为韩通立传，《宋史》补上了，确实是对的。彭义斌从山东起义，跟随李全来归顺，随即与赵范、赵葵等人击败金兵，彭义斌独自追击到下湾渡，在淮河掩杀金人（见《贾涉传》）。后来因为李全擅自杀害制置使许国，彭义斌就斩杀李全的使者，大骂道：“逆贼受国家厚恩，擅自杀害制使，我必报此仇！”恰逢李全攻打恩州，彭义斌就出战击败李全。李全请求制置使徐戕稷写信给彭义斌联合和解，彭义斌写信给赵善湘说：“不诛杀逆贼李全，恢复大业不能成功。只要能派兵扼守淮河，切断他的南路，必定可以消灭贼寇。贼寇平定之后，彭义斌在河北作战，盱眙诸将在河南作战，神州可以恢复。”赵范也对赵善湘说：“彭义斌逼迫李全，如同山压鸡蛋，然而一定要请示后才讨伐，是知道尊重朝廷。”（见《赵范传》）彭义斌攻打真定，招降金将武仙的部众多达数十万，向北开拓疆土，与元兵在内黄的五马山交战，兵败不屈而死（见《李全传》）。那么这个人怎么能不立传，而《宋史》竟然遗漏了他？又第一百六卷已有李熙清，常州晋陵人，靖康之变时，因为拒绝张邦昌的伪命，忧愤不食，索要笔书写王维“百官何日再朝天”的诗句而死。第二百十二卷又有李熙靖，晋陵人，张邦昌让他直学士院，忧愤不食，对朋友说：“百官何日再朝天呢！”这是同一个人，却竟然重复出现，为什么如此漫不经心没有审订！又《南唐世家》已经立了《韩熙载传》，刘仁赡、皇甫晖、姚凤都是南唐保全节操的臣子，为什么不为他们立传，以附在韩熙载之后？南唐徐铉、北汉杨业，后来都在宋朝做官，既然列入宋朝臣子列传了，南唐的周惟简，西蜀的欧阳迥，也都在宋朝做官，历任官职多年，为什么不列入宋朝臣子列传，而附在南唐、西蜀世家之后呢？这都是自乱体例。

●卷十四○《金史》《金史》原有成书，修史时又参以刘祁《归潜志》、元好问《野史》，所以文笔最简洁。然而也有过于简略的地方。《卫绍王本纪》赞语说：卫绍王被弑后，记录遗失。元中统三年，王鹗采集当时的诏令。又有金朝令史窦详，年纪九十多岁，询问他得到二十多条。又有礼部尚书杨云翼日录四十多条，陈老日录二十多条。又有金朝女官所记载的资明夫人授玺之事。因此根据这几种资料编成。所以《卫绍王纪》本属事后追述，应当疏略。其他则各有原文，应该也详细完备，然而本纪天会三年宋徽宗内禅，钦宗即位，七年宋高宗被苗、刘所废，传位太子，改元明受，这些都是邻国大事，而《金史》竟然不记载，难道是授予《春秋》列国不赴告则不书的体例吗？十年，刘豫徙居汴京，这又是本国的大事。十一月〔年〕，宋潘致尧南还，说金想要派遣重臣以取信，宋朝于是命令韩肖胄等出使金朝。这是两国议和的开始，也都不记载。刘豫僭位后，与宋朝交战，这与金朝无关，不记载也可以。天会十二年，金、齐合兵入宋，韩世忠在大仪镇击败他们，论者以此举为

译宋朝中兴时期武功第一，但《金史》却没有记载。绍兴十五年，王伦回到宋朝，说金国答应归还宋徽宗的灵柩和太后。天眷二年，王伦从金国接受土地，获得了东、西、南三京以及陕西、京西的地区。这也是金国的大事，只是因为没过多久就反悔了之前的议定，拘禁了王伦，于是连这件事也没有记载，那么王伦又为什么会被拘禁呢？归还土地之后，宋朝再次出兵收复旧地，命令兀术进军汴京，撒离喝进军陕西。根据《宋史》记载，有刘锜顺昌之战的胜利，岳飞在郾城、蔡州、颍昌、朱仙镇取得的胜利，韩世忠在淮阳军的胜利，王德在宿州的胜利，吴玠、李师颜等在扶风的胜利，王德在青溪的胜利，各位将领因为奉诏班师，于是再次失去了旧地。而《金史》都没有记载，只说：秋七月，宗弼派遣使者上奏河南、陕西的胜利。第二年，兀术再次出兵，则有杨沂中、刘锜等在柘皋的胜利，王德在昭关的胜利，李显忠在舒城的胜利。《金史》也都未记载，只说：兀术派遣使者上奏胜利，秋天，和议达成，兀术根据权宜之计划定淮河为界。而当时确定的每年进贡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也都未记载，岂不是太简略了吗？庆山奴，就是承立。传记中忽然说庆山奴，忽然说承立，竟然像是两个人。又张觉既然已经列入《逆臣传》了，他的儿子张仅说，在世宗朝始终如一，恩惠礼遇都很周到，何不另外列入列传？却排在《张觉传》之后，竟然像是逆党附带的记载。又韩庆民在辽朝尽忠，他的妻子又为韩庆民尽忠，那么应该编入《辽史》，却反而载入《金史》。这是编排上的疏忽。又查《宋史》岳飞、刘锜、吴玠等人的传记，兀术用兵都与韩常一起。如富平之战的失败，韩常将兀术从重围中救出；仙人关之战，兀术在东面布阵，韩常在西面布阵；顺昌之战的失败，韩常作为大将也被枷责；柘皋之战，王德先在昭关击败韩常的军队。《金史》宗弼等人的传记中也错杂地记载了这些事。又《高福昌传》记载：许州都统韩常用法严厉，派遣官吏送囚犯到汴京，有人中途逃跑，监吏害怕法律，于是全部杀死囚犯以灭口。那么韩常，本来是金朝的大将，历次都有战功，自然应该单独立传，但《金史》中却没有这个人。这又是编辑上的疏漏。至于其书法上的直笔，则有值得肯定之处。凡是本朝人修前代史，对于前代与本朝交涉的事情必定多有回护。然而元人修《金史》，如《完颜陈和尚传》叙述太昌原之战，陈和尚率领四百骑兵击破元军八千，《杨沃衍传》野猪岭德安寨之战，奋力击破元军，《禹显传》扼守龙猪谷，进攻元军，俘获元帅韩光国等人，都直接叙述不避讳，这还保留了古法。

译○《元史》列传三十卷及三十一、二卷已具载元末死事诸臣泰不华、余阙等传矣，乃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时耶律楚材、刘秉忠、史天倪、张柔、张弘范等传编入，几于前后倒置。

《元史》列传第三十卷以及第三十一、三十二卷，已经详细记载了元末为国殉难的各位大臣，如泰不华、余阙等人的传记；然而在第三十三卷之后，又将开国时期的耶律楚材、刘秉忠、史天倪、张柔、张弘范等人的传记编入其中，几乎造成了前后次序颠倒。

盖《元史》本两次修成。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八月成书。后又以顺帝无实录，再遣使行天下搜采史事，至明年二月开局，七月成书。

大概《元史》原本是分两次修撰完成的。明洪武二年二月开始修史，八月书成。后来因为元顺帝没有实录，再次派遣使者到天下搜集史料，到第二年二月再次开局，七月书成。

今三十二卷以前，当是初次进呈，三十三卷以后，则第二次进呈者。诸臣以太祖威严，恐干烦渎，遂不敢请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耳。

现在第三十二卷以前的部分，应当是初次进呈的，第三十三卷以后的部分，则是第二次进呈的。各位大臣因为太祖威严，担心冒犯亵渎，于是不敢请求将前后两书重新编订。

期日迫促，疏误尤多。列传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第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顾宁人已尝言之。

修史期限紧迫，疏漏错误特别多。列传中第八卷的速不台，就是第九卷的雪不台。第十八卷的完者都，就是第二十卷的完者拔都。第三十七卷的石抹也先，就是第三十九卷的石抹阿辛。顾炎武先生曾经指出过这一点。

然不特此也。《直脱儿传》既详载其从子忽刺出矣，乃后又有《忽刺出传》。《杭忽思传》既详叙其子阿塔赤矣，乃后又有《阿答赤传》。可见其匆遽不暇复校也。

然而不止这些。《直脱儿传》既然已经详细记载了他的侄子忽刺出，后面却又有了《忽刺出传》。《杭忽思传》既然已经详细叙述了他的儿子阿塔赤，后面却又有了《阿答赤传》。可见当时匆忙急促，来不及再次校勘。

又如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人事太祖，当时号为掇里班曲律，华言四杰也。

又如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人侍奉太祖，当时号称“掇里班曲律”，汉话就是“四杰”。

其后子孙为四怯薛，世领宿卫，则四人之勋勤相等可知。乃木华黎等三人皆有传，而赤老温独无。

后来他们的子孙担任四怯薛，世代统领宿卫，由此可知这四人的功勋劳绩是相等的。然而木华黎等三人都有传记，唯独赤老温没有。

按《太宗本纪》元年赤老温帅师围庆阳，金移刺蒲阿来救，围始解。六年，太宗欲自将伐宋，赤老温请行，许之。

查考《太宗本纪》，太宗元年赤老温率领军队围攻庆阳，金将移刺蒲阿来救援，包围才解除。六年，太宗想要亲自率军攻打宋朝，赤老温请求前往，太宗允许了他。

由此以推，则赤老温亦非无事迹可纪者，乃独遗之，何也？

由此推断，赤老温也并非没有事迹可以记载，却唯独遗漏了他，这是为什么呢？

孟珙《蒙达备录》谓：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辽史》有磨古斯国，即珙所称蒙古斯，磨、蒙声相近也。又《辽史。挞不也传》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则磨古斯只阻卜酋长之名）。

孟珙在《蒙达备录》中说：先前有蒙古斯国，在北边称雄，后来断绝衰亡（《辽史》中有磨古斯国，就是孟珙所说的蒙古斯，“磨”、“蒙”读音相近。又《辽史·挞不也传》记载阻卜酋长磨古斯来侵犯，那么磨古斯只是阻卜酋长的名字）。

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此可见建国号之由，而本纪亦不载。

成吉思汗起兵时，仰慕蒙古作为雄强的国家，于是改称为大蒙古国。这可以看出建国号的由来，但《本纪》也没有记载。

《续通鉴纲目》：严实据青崖崮，其将李信乘实出，杀其家属降宋。而《严实传》但云有王义深者尝害实族属，而不载李信其人。

《续通鉴纲目》记载：严实占据青崖崮，他的部将李信趁严实在外，杀害了他的家属投降宋朝。而《严实传》只说有个叫王义深的人曾经杀害严实的族人，却没有记载李信这个人。

贾良伯《死节记》谓余阙妻蒋氏从阙死，而《阙传》作耶律卜氏。

贾良伯的《死节记》说余阙的妻子蒋氏跟随余阙殉节，而《余阙传》却写成耶律卜氏。

按张毅所记，耶律卜氏乃阙妾也，今以当其妻，而反遗蒋氏，亦属疏漏。

查考张毅的记载，耶律卜氏是余阙的妾室，现在把她当作妻子，反而遗漏了蒋氏，这也属于疏漏。

按《扎儿传》谓木华黎家所出玉玺，杨桓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杨桓传》则曰“受天之命，既寿永昌。”一事也，而何以岐互若此，

查考《扎儿传》说木华黎家拿出的玉玺，杨桓辨识其文字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杨桓传》却说“受天之命，既寿永昌。”同一件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呢？

《床兀儿传》：至大二年受封句容郡王，《武宗纪》则以此事系于至大三年，而《仁宗纪》延〇三年复载此事。一事也，而何以重复若此？

《床兀儿传》记载：至大二年受封为句容郡王，《武宗纪》却把这件事系于至大三年，而《仁宗纪》延祐三年又记载了这件事。同一件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重复呢？

又如一乃蛮酋长也，《太祖本纪》作太阳可汗，《塔塔统阿传》又作太〇攵可汗。

又如一位乃蛮部的酋长，《太祖本纪》写作太阳可汗，《塔塔统阿传》又写作太斡可汗。

一博尔忽也，本纪作博罗浑，本传作博尔忽。

一位博尔忽，《本纪》写作博罗浑，本传写作博尔忽。

一班珠尼河也，本纪作班珠尼河，《速哥传》又作班术居河。

一条班珠尼河，《本纪》写作班珠尼河，《速哥传》又写作班术居河。

一笃列河也，《雪不台传》作笃列河，《速不台传》又作秃刺河。

一条笃列河，《雪不台传》写作笃列河，《速不台传》又写作秃刺河。

又拔都者，本勇士之称，即今国语所谓巴图鲁也，乃史天泽、赵阿哥潘等传则曰拔都，《拜延传》则曰八都鲁，阿术鲁及苫彻传则又曰拔都儿，亦何其不划一也。

又“拔都”本来是勇士的称号，就是现在国语所说的“巴图鲁”，然而在史天泽、赵阿哥潘等人的传记中却叫拔都，《拜延传》中叫八都鲁，阿术鲁及苫彻的传记中又叫拔都儿，为什么如此不统一呢？

诏令有用蒙古字者，当时译以汉字，固不免近俗。然既以入史，自宜稍加改订，乃泰定帝登极一诏，最为村俗（另载“史传俗语”条内），独不可稍加润色乎？

诏令中有使用蒙古字的，当时翻译成汉字，固然难免接近俗语。然而既然载入史书，自然应当稍加修改订正，然而泰定帝登极的一道诏书，最为粗俗（另载于“史传俗语”条内），难道不能稍加润色吗？

顺帝本宋德〇帝遗体。德〇降元，封瀛国公，后学佛于土番，娶迈来的，有娠。适明宗（和世疏）。逃于漠北，与瀛国善，索迈来的为妻，遂生顺帝。

元顺帝本是宋德祐帝的遗腹子。德祐帝投降元朝，被封为瀛国公，后来在吐蕃学佛，娶了迈来的，迈来的有身孕。恰逢明宗（和世㻋）逃到漠北，与瀛国公交好，索要迈来的为妻，于是生下了顺帝。

见陈克勤《宋遗民录》及权衡所撰《庚申帝大事记》、余应所撰《合尊大师》诗、袁忠彻所撰《符台外集》，是皆元末明初人所共见闻者。

这见于陈克勤的《宋遗民录》以及权衡所撰的《庚申帝大事记》、余应所撰的《合尊大师》诗、袁忠彻所撰的《符台外集》，这些都是元末明初人所共同见闻的。

即《元史》本纪亦载：文宗至顺元年，以顺帝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长子非己子，命翰林书其事于史馆。明年，复召奎章阁学士虞集作诏，播告中外。

即使《元史》本纪也记载：文宗至顺元年，因为顺帝乳母丈夫的话：明宗在世时，一向说长子不是自己的儿子，命令翰林院将这件事记录在史馆。第二年，又召奎章阁学士虞集起草诏书，向中外宣告。

顺帝登极，因此事彻去文宗庙主，诏曰：“文宗私图传子，乃构邪言，谓朕非明宗子，俾出居遐陬。”

顺帝登极，因为这件事撤去了文宗的庙主，下诏说：“文宗私下图谋传位给儿子，于是捏造邪说，说我不是明宗的儿子，使我被放逐到遥远的边陲。”

《虞集传》亦见此事。是则顺帝之非明宗子，当时已播人口，故文宗崩后，卜答失里后宁立明宗次子宁宗（名懿〇质班），而不立顺帝。

《虞集传》也记载了这件事。

译这也就是所谓的“因有疑问而保留疑问”的原则。然而这里却完全不记载，难道是因为这件事不合常理吗？但是《南史》记载梁武帝纳东昏侯的妃子，八月生下豫章王萧综，也没有不记载啊。又如泰定帝的皇后被燕铁木儿娶作夫人，《燕铁木儿传》已经记载了这件事，而《八不罕后传》却不提及此事。虽然修史者意在保持忠厚隐讳，但《北史》记载魏孝静帝后再嫁杨〇为妻，也没有不记载啊。（按元朝制度，宫中被称为皇后的非常多，泰定帝皇后八不罕之外，还有亦怜真八刺皇后、忽剌皇后、也速皇后、卜颜怯里迷失皇后、失烈帖木儿皇后，都列在表内。修史时大概是不清楚燕铁木儿所娶的是哪一位皇后，所以不便记载罢了。）

译《庚申帝大事记》记载：瀛国公投降归附后，在白塔寺出家为僧，后来迁居到甘州。有一位赵王怜悯他，赠送给他一名回回女子。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夜，生下一个男孩。明宗恰好经过此地，看见寺上有五彩龙纹，查问得知原委，便请求收为儿子，并带着他的母亲一同回去。

《宋遗民录》记载：瀛国公投降后，元世祖将公主嫁给他。元世祖夜里梦见金龙环绕殿柱，第二天瀛国公来朝见，正好站在所梦见的柱子下。元世祖暗中想除掉他，公主将此事告知瀛国公，瀛国公害怕，于是请求皈依佛门，法号合尊大师。余应诗写道：“皇宋第十六位飞龙天子，元朝降封为瀛国公。元君诏令公尚公主，当时蒙赐宴于明光宫。酒酣时舒展手指爬金桂，化为龙爪惊动天颜。侍臣献计将加害，公主夜泣沾湿酥胸。幸而脱出虎口遁入方外，改名合尊在沙漠中。此时明宗在沙漠，与合尊结交情谊颇浓。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着帐幕听到笙镛之声。请求带回抚养作为嗣子，皇考去世时年仅孩童。文宗下诏迁往南海，五年后仍归居皇宫。至今儿孙主宰沙漠，唉叹宋德何其崇高！”

《西湖志馀》记载：虞集在文宗时起草诏书，其中有这样的话：“明宗在北边时，自称并非其子。”等到顺帝即位，逮捕虞集到大都，用皮绳捆绑他的腰，用马尾缝合他的眼睛。到达后，虞集拿出文宗亲自修改的诏书草稿呈上，于是得以释放。

《庚申外史》记载：顺帝时，尚书高保哥上奏说：“文宗在世时，说陛下不是明宗的儿子。”皇帝大怒，追究当时起草诏书的人，想要杀掉虞集、马祖常二人。二人呈上文宗御笔，脱脱在旁边说：“他们负有天下盛名，后世只会说陛下杀害了这些秀才。”于是赦免了他们。按：至元十三年瀛国公投降，时年六岁。至元二十五年，瀛国公在土番学佛，时年十八岁。延祐七年，顺帝出生的那一年，瀛国公五十岁。野史所说的，或许未必没有根据。

◎《明史》○《明史》多附书《明史》记载的事情多而文字简省，最为简练严密。其中方法特别好的，莫过于附书的体例。比如忠义、文苑等传，一传之内，牵连记载的人往往有几十人，大概是因为如果每人各立一传则立不过来，而传此舍彼又担心挂一漏万，所以各自按照类别，一一附载，既不埋没其人，又不显得冗杂，这是史家的剪裁方法。比如在《陈友定传》后附载元末死节的各位大臣，凡是《元史》没有记载的都具备。而明初南昌死节的十四人，康郎山死节的三十五人，则分类叙述在《赵普胜传》后。正统年间死于土木之难的，只有张辅等人另有专传，其他则分类叙述在曹鼐等人的传后。正德年间劝谏南巡被杖责的一百多人，则分类叙述在舒芬、夏良胜、何遵等人的传后。嘉靖年间议论大礼被杖责的几百人，则分类叙述在何孟春等人的传后。李福达案中获罪的四十多人，则分类叙述在《马寻传》后。都是这种方法。又如建文帝从亡的各位大臣，如台州樵夫、乐清樵夫、河西佣工、补锅匠、马二子、云门僧、若耶僧、玉山樵、云庵和尚之类，都依据《从亡录》、《致身录》（史仲彬撰）、《革除录》（宋瑞仪撰）、《忠贤奇秘录》（王诏撰）等书采录。这些野史，其真伪虽然不可知，但都附在殉节各位贤臣的传后，所谓与其过分而删去，不如过分而保留，又可见修史者的用意。

○《明史》父子兄弟不同传《南、北史》、《新唐书》的体例，凡是一人有传，那么他的子孙应该立传的都附在这个人之后。《明史》却不是这样，比如周忱与其子周金，耿九畴与其子耿裕，李遂与其子李材，陈以勤与其子陈于陛，郑晓与其子郑履仁，王世贞与其子王世懋，刘显与其子刘廷，都是父子，却各自立传。大概是因为分传则时代清楚，使读者一目了然，这也是作史的旧法。又如马思聪有传，而他的儿子马明衡反而附在《邓继曾传》后，因为马明衡与邓继曾同谏昭圣太后传免朝贺一事同获罪。瞿景淳的儿子瞿汝稷、瞿汝说，附在《景淳传》后，而瞿汝说的儿子瞿式耜又另立传，与何腾蛟同卷，因为瞿式耜与何腾蛟都是明末关系重大的人物。而《张居正传》后却又附载他的曾孙张同敝，《马芳传》也附载他的儿子马林及孙子马广，似乎自己改变了体例，但这大概是有意附载，以显示张居正有贤能的子孙，而马氏则三代都死于国难。

○《明史》多载原文《明史》对于各位大臣的奏议，凡是切合当时利弊的多有记载。比如蒋钦弹劾刘瑾，沈炼、杨继盛弹劾严嵩，吴中行、赵用贤、邹元标弹劾张居正，杨涟弹劾魏忠贤，都记载其全文，不遗漏一字。这正是修史者表彰的深意。嘉靖年间大礼之议，毛澄等主张考孝宗的，张璁、桂萼、方献夫等主张考兴献王的，各自有各自的道理，就并存他们的奏疏，使读者彼此参看，于是是非自

译可见。这正如《李善长传》末尾记载王国用为李善长申冤的一篇奏疏，以此显示李善长被杀之冤枉。《于谦传》末尾记载成化年间恢复官职并赐予祭文的诰词，以此显示于谦被害之冤屈。《熊廷弼传》末尾记载韩〇广请求将熊廷弼首级归还安葬的一篇奏疏，文情恳切，议论公平，熊廷弼的功过由此而定，并非随意抄录，这可以看出修史者的用意。至于像《扩廓传》中记载蔡子英给明太祖的一封信，《方国珍传》中记载詹鼎代写的乞降表文，《明升传》中记载杨谕降的一封信，则是因为这些文章都具有先秦、西汉的风范而一并收录，读者细心阅读，就可以知道取舍的恰当了。○关于大礼之议，《明史》传记赞语所持论点虽然基于忠厚，但都符合是非的公正。例如嘉靖年间的大礼之议，天下后世众口一词，都认为是杨廷和正确而张璁等人错误。《明史》传记赞语却独独认为杨廷和等人只是拘泥于司马光、程颐关于濮园的学说，英宗在宫中长大，名分早已确定，世宗奉诏继位，继承武宗之后，情势各不相同。各位大臣只看到先贤大儒的成说可以作为依据，而没有酌情理以求最恰当的处理，争辩得越激烈，失误就越严重。这个论点足以破除当时随声附和的谬误。查考杨廷和等人所依据的，是汉代定陶王、南顿君以及宋代濮园这三件事。汉成帝立定陶王为皇太子，立楚孝王孙刘景为定陶共王后，共王是太子生父，这是第一个依据。汉光武帝中兴汉室，先立四亲庙，推尊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后来根据张纯、窦融等人的建议，用宣、元、成、哀、平五帝代替四亲庙，而另外为南顿君立皇考庙，这是第二个依据。宋仁宗立濮安懿王的儿子在宫中为皇太子，这就是英宗，英宗登基后，司马光认为濮王应当尊以高官大爵，称皇伯而不直呼其名，范镇也说：“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父，如果再以濮王为父，在道义上不恰当。”程颐又说：“为人后者，称所后的人为父母，而称生身父母为伯父母。”这是第三个依据。他们不知道汉哀帝、宋英宗早已被成帝、仁宗预立为嗣子，他们不能以共王、濮王为父本是应当的。汉朝到了哀帝、平帝，国统中断，光武帝崛起，重兴汉室，虽然说是继承统绪，实际上是重新开创，原本不必以宣帝、元帝以下作为亲庙，他舍弃生父而立宣帝、元帝以下亲庙，本来就是汉代儒者的谬误。即使立了宣帝、元帝亲庙，而他另外立南顿君庙，仍然称为皇考庙，并没有去掉皇考这个称呼。至于明世宗入继大统，是因为武宗没有儿子，而祖训有兄终弟及的道理，所以世宗按伦序得以即位。如果认为继承统绪就应当以所继承的君主为父，那么就应当以武宗为父了；因为武宗是从兄而不应当以他为父，却以孝宗为父，这就抹煞了武宗一代。孝宗在世时，自有武宗，并没有立世宗为嗣。世宗出生时，孝宗已经去世，并没有奉孝宗之命为嗣。所以杨廷和起草武宗传位遗诏，也只说“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某，按伦序应当即位，遵奉祖训兄终弟及的条文，告于宗庙，迎接继承皇帝之位。”他起草世宗即位诏，也说“奉皇兄遗诏入奉宗庙”，都不敢明言以世宗为孝宗之子，怎么能让他舍弃生父而以伯父为父呢？这本来是杨廷和等人自相矛盾，难怪张璁等人伺机而动。张璁的论点是：汉成帝对于哀帝，宋仁宗对于英宗，都预先立为嗣子，养在宫中，他们为人后的道义非常明确。现在武宗没有嗣子，大臣遵奉祖训，按伦序立陛下，怎么能和预先立为嗣子的情况同等而论呢？方献夫的奏疏说：程颐的濮议认为英宗既然以仁宗为父，不应当再以濮王为亲，这不是宋代儒者的学说不好，实在是今天的事情不同。因为仁宗曾经养育英宗在宫中，孝宗未曾立陛下在宫中。孝宗未曾以陛下为后，陛下也未曾以孝宗为后。这两个说法明白恰当，自然是千古不变的定论，所以他的奏疏一出，杨一清也早就心服口服。世人只认为以兴献王为父的多是小人，以孝宗为父的多是正人，于是忘记了立论的是非应当折衷于最恰当的道理，这怎么能算是确切的议论呢？宋高宗将要立孝宗为嗣，命令朝廷大臣集议生父的封爵。汪应辰确定称呼为太子本生之亲，高宗亲笔降旨说“皇太子所生父，可以封为秀王。”这是何等光明正大。高宗在宫中养育孝宗，命他为子，尚且不抹杀他生父的称呼，何况世宗是由藩王入继，向来没有储君的称号，却要让他舍弃生父而以伯父为父呢！可见杨廷和等人只是拘泥于濮议，连高宗封秀王的事情也不知道，杨廷和等人的浅陋自然明白。史传赞语一出，这件事的是非才确定了。

译○《明史》行文典雅。《王越传》记载：王越提督军务，秦王设置妓乐来宴请他。王越说：“下官为王家做看门狗很久了，难道没有用来酬谢我的吗？”于是全部索要那些妓乐带回去。有人怀疑“下官”这两个字，自唐、宋以来史传中很久没有这种称呼，不知道这正是士大夫对藩王的称呼。宋孝武帝制定制度，各位受封王国的诸侯王，其封地内的官员只称下官，不允许称臣。《明史》正是引用这个典故，即使是细节也可见其用词严谨不苟且。（《明史·范辂传》记载：太祖制定制度，王府属僚称官职之后才称臣，其余文武官员及京城出使的官员都称官职。这是朝廷官员见藩王自称官职，正是明朝的制度。）

○史传中的俗语。史传中有使用极通俗口语的，《唐书》以前不多见，只有《南齐书》记载：齐文帝驾临豫章王萧嶷的宅第，必须经过宋长宁陵，于是路过，皇帝说：“我便是进他家里墓穴找人。”《薛安都传》记载：京城没有百里之地，如果不能取胜，就应当拍手笑死。《北史》记载：宇文化及对许善心说：“我好想放了你，竟敢如此无礼！”又宇文化及对李密说：“我与你谈论互相残杀的事。”《隋书》记载：太子杨勇说：“母亲不给我一个好女人，也是可恨。”《旧唐书》记载：郑綮听说将要拜相，说：“万一如此，笑死别人。”史思明将死时，骂曹将军说：“这胡人误我！”宦官刘季述废黜昭宗，手持银挝，历数皇上罪状说：“某事你不顺从我定夺。”这几句话都是以俗口入文，此外不再见到了。到了宋、辽史才逐渐增多。《辽史·伶官罗衣轻传》记载：兴宗曾与太弟重元玩双陆，当时重元有异心，罗衣轻指着棋局暗讽说：“双陆休痴，和你都输去也。”又罗衣轻因诙谐将被杀，太子说：“打诨的不是黄幡绰。”罗衣轻应声说：“行兵的不是唐太宗。”于是笑着释放了他。《宋史》俗语尤其多。《邵雍传》记载：程颢与邵雍谈论术数，说：“先生的术数只是加一倍法。”邵雍惊讶说：“大哥怎恁地聪明！”又谢良佐说：“富郑公身兼将相，尧夫只当他是小孩。”谢良佐又对程颐说：“一年只去得个矜字，仔细检点，得来的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病，方有进向处。”《张九成传》记载：蔡京对张九成说：“觉得眼前尽是当面阿谀骗取官职去的人。”《王旦传》记载：叶祖洽追论建储之事，王旦对李清臣说：“他自家事，外廷不当管。”《苏云卿传》记载：漕帅说：“朝廷仗张魏公了此事。”苏云卿说：“此事恐怕他未便了得在。”《施全传》记载：施全刺杀秦桧，被抓获，秦桧说：“你莫是心风否？”施全说：“我不是心风，满朝都要杀虏，你偏要与虏和，故此我要杀你。”《汪立信传》记载：汪立信对贾似道说：“平章，平章，瞎贼！今日更说一句不得，今江南无一寸干净地，我去寻一片赵家地上死耳。”《文天祥传》记载：文天祥到燕京，阿合马对左右说：“此人生死由我。”文天祥说：“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又《元史》泰定帝即位的一道诏书，全系翻译蒙古文，今录出，以见一时文诰之体。诏书说：“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刺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著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什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著，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刺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上的诸王附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著：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馀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著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等等。这些都是从蒙古字译出，极为俚俗。昔宋子京修《唐书》，凡唐时四六奏疏悉改为散文，意欲变今从古，固属好高之过。乃宋景濂等修《元史》，于此等诏词不稍加润色，竟以之编入本纪，

译莫非太过草率了吗？还是有意保留它，以显示当时语言的粗俗浅陋呢？

译卷十五○《通鉴》、《纲目》

《通鉴》仿效《左传》的编年体例，虽然由司马光首创，但在司马光之前已有做过此类史书的人。晋代习凿齿已撰写《汉晋春秋》，南朝宋时刘允济选取鲁哀公之后十二世接续战国时期，写成《鲁后春秋》，北魏时张始均将陈寿的《魏志》改为编年体三十卷。唐代裴光庭引荐李融、张琪、司马利宾等人在弘文馆任职，撰写《续春秋经传》，从战国到隋朝，上表请求天子修经，裴光庭等人作传。又有太子詹事姚康撰写《统史》三百卷，上起开天辟地，下至隋朝，都采用编年体。柳仲郢的儿子柳璞，著《长祚长历》一书，从汉武帝纪元开始编年，闰位者附在左边。萧颖士认为孔子《春秋》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法度，而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不足以作为训诫，于是从汉高祖元年开始，到隋朝义宁年间结束，依据《春秋》的义例分类编年，写成传百篇。记载魏高贵乡公去世，则说“司马昭在南阙弑杀皇帝”；记载梁敬帝退位，则说“陈霸先反叛”。这些都在司马光之前，那么《通鉴》一书也是有其渊源的。观察萧颖士的书法，则同时也开启了朱熹《纲目》的体例了。

○《纲目》书法有所本

《通鉴》记载三国史事，还沿袭陈寿的旧例，以曹魏继承汉朝为正统。直到朱熹作《纲目》，才改以蜀汉继承汉献帝。然而习凿齿的《汉晋春秋》早已以蜀汉为正统，他的论著中说：“如果认为魏有取代王室的德行则不足，有平定乱世的功劳则孙、刘鼎立共尊为王，秦政尚且不被列入帝王，何况暂时控制几个州郡的人呢！”这又是朱熹所本来的依据。（章俊卿《山堂索前有集》十六卷记载司马温公与刘道原的信说：周、秦、汉、晋、隋、唐都曾统一天下，其余蜀、魏、吴、宋、梁、陈、魏、齐、周、五代各国，土地相当、德行平等，不能互相统属，都采用列国的体例。刘备虽然继承汉朝，但宗族疏远，是非难以辨明，现在一并同列为国，不能与汉光武帝、晋元帝相比等等。这是司马光修《通鉴》时也曾斟酌正统与闰位的问题。）《纲目》对于唐中宗被废居住在房州，每年岁首必定记载“帝在房州”，虽然是朱熹的特笔，但唐人沈既济也已有此论，认为汉高后临朝称制，只有封吕氏为王是违背盟约，没有迁鼎革命的事，况且当时考惠帝已死，儿子不是刘氏，所以不得已而记载吕后，议论者尚且认为不可。现在中宗在初年即位，晚年恢复帝位，虽然尊名居中守成，但天命未改。《春秋》每年记载鲁昭公出逃说“公在乾侯”，表示君主虽然失位不敢废黜。请求省去天后合并《中宗纪》为一，每年岁首必定记载所在之地以统摄之，宜称帝不称庐陵王。这是此论确实发自唐人。又朱熹《纲目》使用中宗嗣圣年号至二十四年，此例也不自朱熹开始，范祖禹《唐鉴》已是如此。

（按《癸辛杂识》：欧阳修修《唐书》作《武后纪》，依照前汉体例。天授以后，唐朝虽然改国号为周，但史书不以周称呼它，这是贬黜它。朱晦翁认为唐经乱周，史书于是有嗣圣二十四年的年号，每年之首，记载“帝在某”“帝在某”，这是用《春秋》之法正名。每年之下又详细记载武氏所改年号，垂拱则说“武氏垂拱”，天授则说“武氏天授”，此意甚严。但武氏既然革除唐命，国号为周，有周则无唐，无唐则无帝。同一疆域，而帝与周同书，则民有二王，岂无窒碍吗？若《春秋》“公在乾侯”，则鲁国未尝有他号等等。这是又以《纲目》所书为稍乱。然而以《春秋》书法衡量，终究以《纲目》为正。）

《通鉴》、《纲目》所记载以及《集览》、《质实》、《书法》、《发明》、《正误》等书所注释，多有谬误之处，现在摘录在后面，以资考证。

○贾举

《纲目》前编：周灵王二十四年，齐国崔杼之乱，一时之间有两个贾举：侍人贾举，是崔杼的党羽；随同赴死的贾举，是庄公所宠爱的人。《左传》两书侍人贾举于前，而下叙贾举、州绰等八人都死了，明确说明不是两个贾举……《通鉴》对于崔党之贾举，初书“侍人”而后删去，直接说“贾举率领众人进入，闭门甲兴，于是弑杀庄公，贾举等八人都死了。”那么两个贾举几乎无法区别了。叙事之明，由于书法之密，如果可以使省略，《左传》岂喜好重复累赘之词哉！

○侠累、韩傀一人两书

《纲目》正编：周安王五年，盗贼杀害韩相侠累。《分注》记载严仲子派聂政刺杀他。烈王五年，韩严遂弑杀其君。分注记载哀侯以韩傀为相，而宠爱严遂，二人互相陷害，遂在朝廷刺杀韩傀，并击中哀侯。按《战国策》严仲子即严遂也，《战国策注》侠累名傀，《韩非子》作傀，则侠累即

译韩严这个人。怎么会有一个人的身体，前面被聂政杀死，后面又被严遂刺杀呢？考察《史记·韩世家》记载：烈侯三年，聂政杀死了韩国相国侠累。十三年，烈侯去世，儿子哀侯即位。六年，韩严弑杀了他的君主哀侯。由此可见，派聂政杀侠累的是严遂，而弑杀哀侯的是韩严。这两件事相隔将近二十六七年，《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为什么既记载“盗贼杀了侠累”，又记载“韩严遂弑杀了他的君主”，难道不是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吗？大概《通鉴纲目》的错误沿袭自《资治通鉴》，而《资治通鉴》的错误又沿袭自司马迁。《聂政传》说严仲子侍奉韩哀侯，与韩国相国侠累有仇怨，于是派聂政在相府刺杀了侠累。而《史记》的错误，又源于《战国策·韩傀相韩篇》：在东孟的宴会上，聂政径直冲入杀了韩傀，韩傀逃跑时抱住哀侯，聂政一并刺中了哀侯。《韩非子》也说严遂派人刺杀韩傀于朝廷，韩傀逃跑抱住君主，严遂一并刺杀了哀侯。这就是《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所依据的来源。然而《史记·韩世家》记载，烈侯三年聂政杀侠累之后，烈侯又过了十年才去世，那么聂政杀侠累时并没有杀死君主。《战国策·韩人攻宋篇》又说：聂政刺杀相国并波及君主，许异踢了哀侯使他假死（说是让他的君主假装死去以躲避祸患）。因此哀侯作为君主，而许异终身担任相国。如果哀侯被杀就死了，那么儿子懿侯即位，许异又是在谁的朝代终身为相呢？那么《战国策》实际上是错误地把烈侯时期的事安在了哀侯身上。聂政刺杀韩傀时一并刺中了烈侯，许异踢了烈侯让他假装死去以躲避灾难，当时烈侯实际上没有死，又在位十年，所以许异在烈侯整个在位期间一直担任相国。之所以错误地归在哀侯名下，是为什么呢？《史记索隐》引用《竹书纪年》说韩山坚弑杀了他的君主哀侯，注释说：山坚，就是韩严。这才知道弑杀哀侯的是韩严，而不是严遂。《战国策》和《史记·聂政传》因为韩严、严遂姓名相近，就把两人当作一人，所以有了这个错误。《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也没有考证订正，就沿袭了这个讹误。只有《史记·韩世家》在烈侯时期记载盗贼杀了侠累，在哀侯时期记载韩严弑杀了他的君主哀侯，这区分得清晰明确，最可依据。王充《论衡》说：传言聂政为严翁仲刺杀韩王，不对。聂政的时候，韩国君主是烈侯，烈侯三年，聂政刺杀韩国相国侠累，十二年烈侯去世。严翁仲刺杀韩王的事与聂政杀侠累相隔十七年，短小的书籍和小传不可信到这种地步等等。这说明《史记》、《战国策》的错误，王充已经曾经辩驳过，但没有指出导致错误的缘由，所以《资治通鉴》等书仍然沿袭以前的错误。

译○ 薄皇后、陈皇后未记载册立 景帝七年，废黜皇后薄氏。武帝元光五年，皇后陈氏被废。此前不记载她们的册立，随后却径直记载她们的废黜，这无疑是遗漏脱漏。然而考察《汉书》各位帝王的纪传，凡是即位之后必定记载“册立皇后某氏”，唯独薄、陈两位皇后没有记载，实在令人不解。倘若因为夫妻缘分未尽而省略，那么宣帝的霍皇后，不过五年就被废黜，为什么在她刚刚册立时却大书特书呢？《纲目》的漏记，大概是沿袭了《通鉴》的缺略，而《通鉴》又是沿袭了《汉书》的缺略罢了。

○ 太初元将 哀帝建平二年，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太初。按照《汉书·哀帝纪》：待诏夏贺良等人进言赤精子的谶语：汉朝的历运中途衰微，应当再次接受天命，适宜更改年号、变换称号。于是下诏将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号称陈圣刘太平皇帝。太初元将，是四个字的年号。后世如光武帝的建武中元，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唐武后的天册万岁及万岁通天，宋太宗的太平兴国，真宗的大中祥符，徽宗的建中靖国，都是这类例子。如果去掉“元将”二字，就会与武帝年号相冲突了。哀帝更改年号，虽然不久就恢复原状，但在更改之初，必定不会自行恢复先朝的年号。“元将”二字，应当按照本纪增补进去才是正确的。

○ 卓茂并非在王莽朝廷做官 延熹八年，下诏毁坏各种淫祀，特意保留洛阳王涣、密县卓茂两座祠堂。冯氏《质实》说：卓茂，宛人，王莽时任密县令，教化盛行等等。现在考察卓茂本传：他担任县令，是在王莽掌握政权之前；他离职，是在王莽居摄开始之时。他见微知著而行动，不玷污伪朝的名分。冯氏竟称他在王莽时担任县令，岂不是严重诬蔑正直之士吗？应当立即纠正。（齐武帝永明五年，魏高〇说：卓茂施行教化，蝗虫不入境，《集览》认为是在光武帝时，也是错误的。）

○ 钟繇 献帝初平三年，分注：黄门侍郎钟繇。《集览》说：繇，古由字，或音宙。按照《世说新语》，晋文帝嘲笑钟会说：“与人约定同行，为什么迟迟不动？望着故乡遥遥不至。”刘孝标注：钟会的父亲名叫繇，所以用遥遥来戏弄他。又景王嘲笑钟毓说：“皋繇是什么样的人？”钟毓回答说：“古代的贤士。”据此那么繇字应当读余韶切。

○ 册立曹操女儿为皇后 西汉平帝元始三年春，迎娶安汉公王莽的女儿为皇后。刘氏《书法》说：册立皇后记载姓氏，是常例；记载安汉公王莽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权柄所在。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年春正月，册立贵人曹氏为皇后。《书法》说：这里不记载册立魏公曹操的女儿，为什么呢？因为命令出自皇帝。伏皇后被杀，皇帝更加恐惧，于是册立曹操的女儿为皇后，想要以此讨好曹操。按照刘氏的说法很好，但还有未尽之处。魏公曹操纳三个女儿为贵人，已经在十八年七月大书特书，次年又记载杀害皇后伏氏，那么现在所册立的，只称曹氏，就知道是魏公曹操的女儿，实际上与元始年间所记载的没有不同。唯独王莽的女儿因为父亲篡位而称病不起，甚至赴火自焚。曹操的女儿因为兄长篡位而涕泪横流，知道上天不保佑曹氏。《纲目》记载王莽女儿的节操，却竟然隐没曹操女儿的贤德，实在是缺漏啊。

○ 周抚 元帝大兴元年，彭城内史周抚叛变投降石勒，下诏让下邳内史刘遐、泰山太守徐龛讨伐他。二年春，刘遐、徐龛攻击周抚并斩杀了他。《质实》在元年条下注说：周抚，浔阳人，周访的儿子。按照《晋书·周访传》：周访长子周抚，刚毅有父亲的风范，起初是王敦的爪牙，后来跟随温峤讨伐苏峻，又多次平定蜀地叛乱，官至镇西将军，哀帝兴宁三年去世（《纲目》在兴宁三年六月记载益州刺史周抚去世），何曾有叛变投降石勒的事？又考察刘遐及蔡豹传：沛人周坚，一名周抚，凭借彭城叛变，石勒派遣骑兵支援他。下诏让刘遐与蔡豹、徐龛共同讨伐周抚，在寒山交战。周抚战败逃跑，徐龛的部将于药斩杀了他。那么叛晋而被诛杀的是沛地的周抚，不是浔阳的周抚。《质实》不分清浊，混注为周访的儿子，于是让周道和蒙受反贼的名声，错误不也太严重了吗！后来到了永昌元年，王敦杀害甘卓，让从事周抚代替甘卓镇守沔中，《质实》又说：周抚，浔阳人，周访的儿子。既然是同一个周抚，哪有已经被斩杀却又镇守沔中的道理呢？真可让人一笑。

○ 恶奴郎 孝武帝太元八年，慕容垂背叛苻坚，派人告知他的儿子慕容农等人，让他们起兵。慕容农于是率领几十名骑兵微服出邺城，逃往列人，停留在乌桓人鲁利家。鲁利为他准备饭食，慕容农笑着不吃。鲁利对他的妻子说：“恶奴郎是贵人，我家贫穷无法款待他，怎么办！”妻子说：“郎君有雄才大志，不是为饮食而来的。”《集览》说：恶奴，是鲁利称呼他妻子的名字。《正误》则说：这是戏骂他妻子的话，不是名字。按照《晋孝武帝纪》：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慕容垂派遣他的儿子恶奴侵犯廪丘，载纪则说：派遣慕容农攻取河内地，进攻廪丘，攻克了它。可见恶

译那奴仆就是慕容农。《陆龟蒙小名录》记载，慕容农的小字是恶奴，那么“恶奴”这类称呼，就如同“棘奴”（冉闵）、“胡奴”（吕超）一样，而称他为“恶奴郎”，则如同“买德郎”（桓冲）、“镇恶郎”（桓石虔）之类，并不是鲁利对妻子的称呼。王、陈两人的说法都错了。

译○高密王 安帝义熙十二年，下诏派遣司空高密王司马恢之修缮并拜谒五陵。定宇陈氏说：“高密是郡名。《纲目》没有这样的体例，这两个字应当删去。”考察此句如果去掉“高密”二字，就是直接把王恢之当作姓名了，却不知道这是晋朝的宗室，高密王是他的爵位，恢之是他的名字。《晋书·宗室传》记载：彭城穆王司马权的玄孙司马俊过继给高密王司马略；司马略去世，儿子司马纯之继位；司马纯之去世，儿子司马恢之继位，义熙末年以给事中的身份兼任太尉，修缮并拜谒洛阳的园陵（太尉，《安帝纪》记载为司空。考察当时刘裕担任太尉，难道会让高密王谦让吗？应当以帝纪的记载为正确）。由此可知，高密王是司马恢之的封爵，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依照上文所记载的琅邪王德文修缮敬奉山陵的体例，那么此句应当去掉“司空”二字，而不应当去掉“高密”二字（当时德文担任大司马并领司徒）。大概因为修缮拜谒园陵是朝廷的大事，所以在讨伐后秦之初，已经命令琅邪王与刘裕一同前往，等到此时攻克洛阳，又特别派遣宗室藩王来表达他们的诚敬之心罢了。陈氏想要去掉“高密”二字，也是考虑得太不周详了。

○记里鼓 义熙十三年，刘裕灭掉后秦，收缴其彝器、浑仪、土圭、记里鼓、指南车送往建康。《集览》注释记里鼓，引用宋仁宗天圣五年内侍卢道隆创制记里鼓车的事情。考察《晋书·舆服志》记载：记里鼓车，由四匹马驾驭，形制如同司南（即指南车），车中有木人拿着槌子对着鼓，行驶一里就打一下鼓。可见记里鼓的形制由来已久，《集览》不引用《晋书》，反而向后世寻求证据，为什么呢？

○王陵 宋顺帝升明元年，荆襄都督沈攸之举兵讨伐萧道成。分注记载：沈攸之见萧道成专断朝政大权，心中不平，对元琰说：“我宁愿像王陵那样死去，也不愿像贾充那样偷生。”关于王陵这一句，《集览》引用安国侯劝谏立诸吕的事情，然而将萧道成比作诸吕，实在是不伦不类。况且王陵没有讨伐逆贼的谋划，沈攸之难道会拿自己来比拟吗？“陵”应当是“凌”字。考察魏主曹芳继位，受制于司马懿，扬州都督王凌对司马懿有二心，谋划立楚王曹彪。司马懿袭击并逮捕了他，押回京师。途经贾逵庙，王凌呼喊说：“贾梁道，王凌是大魏的忠臣，只有你有神灵，知道这件事。”于是仰头喝药自杀。大概当时司马氏擅权，满朝都是他的羽翼，而王凌唯独因为不顺从而被杀害，所以自许为忠臣。如今顺帝年幼，而萧道成专断国政，朝廷大臣都愿意效命奔走，沈攸之唯独想要举起义旗，所以将萧氏比作司马氏，而以王凌自比，用贾充来比喻萧道成的党羽。“陵”是“凌”的误写，毫无疑问。

○鲁文公七年无卫献公 梁武帝普通元年，左将军冯道根去世。当时梁主春季祭祀二庙，刚出宫就听到了死讯，梁主问朱异说：“吉凶同日，可以吗？”朱异回答说：“从前卫献公听说柳庄死了，不脱祭服就去哭吊他。冯道根对王室有功劳，去哭吊他是合乎礼节的。”梁主听从了他的建议。《质实》说：《左传》文公七年，卫献公祭祀太庙，听说大夫柳庄去世，不脱祭服就去哭吊他。考察《左传》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成公十四年，卫定公去世，儿子卫献公继位，上距鲁文公七年已经四十三年了。所以在鲁文公的时代，卫国还没有卫献公，怎么会有去哭吊柳庄的事情呢？这件事本见于《檀弓》，是学者们共同知晓的，怎么可以移到《左传》中，又胡乱指定其年份呢？

○魏三祖 隋文帝开皇四年，李谔上书说：“魏朝的三位先祖，崇尚文词，于是形成了风俗。江左的齐、梁，其弊端更加严重。”《质实》说：魏平文帝庙号太祖，昭成帝庙号高祖，太武帝庙号世祖。考察这种说法不对，李谔所说的乃是曹魏，而不是元魏。三祖指的是：太祖曹操、世祖曹丕、烈祖曹叡。陈寿《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记载：景初元年，有关部门上奏说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文皇帝顺应天命受命，为魏高祖；明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可见在明帝在世时，已经确定了三祖的称号。后来孙盛甚至讥讽他们生前预先自尊显贵。可见李谔所说的魏三祖，正是指曹魏。史书称曹操手不释卷，登高必赋诗。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曹叡自从在东宫，潜心研读书籍。从钟嵘《诗品》来看，三祖并列。刘勰《文心雕龙》也说：魏朝的三祖，气爽才丽。由此可知他们崇尚文词，确实是江左文风的倡导者。至于元魏的平文帝、昭成帝、太武帝，武略虽然优秀，但文风并未振兴，哪里有空闲以雕琢辞藻为务呢！

○子总管 开皇十年，江南发生叛乱，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去讨伐平定。分注中有“子总管来护儿”，《集览》引用《正义》说：子，是人的美称。《正误》说：子总管，犹言小总管，即副将。考察《新唐书·百官志》：凡是军镇五百人有一名押官，一千人有一名子总管。而《突厥传》记载：武则天派遣沙吒忠义等人攻击默啜，将军扶余文宣等六人担任子总管。推测隋朝时的官制也与此类似。又考证古人以“子”命名官职的很多。有称为子都将的。《魏书·尉元传》记载：尉元上表说：

译刘〇将任用农夫陈显达率领三千士兵来到循宿豫，我派遣子都将于沓干、刘龙驹等人前往迎战。又上表陈述：先前镇守徐州时，胡人子都将呼延笼达因为背负罪责，便随即叛乱。又团城子都将胡人王敕勤因结怨而向南叛逃等等。《孔伯恭传》记载：宋将沈攸之等人救援下邳，伯恭派遣子都将侯汾奚升等人在南北两面拦截他们，沈攸之引兵撤退。又命令子都将孙天庆等人切断清水路，沈攸之顺流退下，伯恭部署各将领夹着清水南北两岸，追踪沈攸之军队的后路，于是大败敌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称为“子使”的。《北齐书·卢文伟传》记载：文伟之孙卢询祖，在天保末年担任筑长城子使。《祖鸿勋传》记载：元擢担任东道大使，任命封隆之、邢邵、李浑、李象、鸿勋都作为子使。《新唐书·韦挺传》记载：太宗将要讨伐辽东，让韦挺主管粮饷运输，命令他自行选择文武官员中四品以下的十人作为子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称为“子都督”的。《周书·达奚武传》记载：凭借战功被任命为羽林监子都督。《李贤传》记载：李贤的曾祖在魏太武帝时担任子都督，讨伐两山屠各时战死在阵前（此外韩果、梁椿、梁台、宇文深、王杰、伊娄穆、乐逊都曾担任子都督，各自见于本传）。《隋书·达奚长孺传》记载：因为质朴正直、恭敬勤勉而被授予子都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称为“子将”的。《新唐书·玄宗纪》记载：大武军子将郝灵〇杀死了突厥默啜。《藩镇传》记载：魏博节度使乐彦祯的儿子乐从训，聚集亡命之徒五百人号称子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有称为“子司”的。《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尚书省六部尚书，兵部、吏部为前行，刑部、户部为中行，工部、礼部为后行，每行统领四个司，以本行的为首司，其余的为子司，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云麓漫抄》记载：唐代太常寺有四个院，天府院、御衣院、乐悬院、神厨院，都是子司罢了）。所有这些称号，都不是褒扬美善的词汇。陈氏解释“子”为“小”，在义理上极为恰当，如果再引用《唐志》作为证据，那就更加有根据了。

译鹿角十九年，派遣杨素等人讨伐突厥。在此之前，各位将领与突厥交战，担心突厥骑兵冲击，都用车兵、步兵和骑兵相互参杂，设置鹿角组成方阵，骑兵在方阵内部。杨素说：“这是自我固守的方法，不足以取胜。”于是改为骑兵阵型，大败突厥。《集览》引用《通鉴释文》说：鹿角，是阵名，就像春秋时期的鱼丽阵一样。到了唐僖宗咸通十一年，南诏入侵，攻打成都，恰逢救兵赶到，南诏才撤退。颜庆复教蜀人修筑雍城，挖壕沟引水灌满，种植鹿角，分设营寨铺位。蛮人知道已有防备，从此不再侵犯。《集览》又说：鹿角，是用连枝树木环绕军营种植，形状像鹿角一样。为什么这两种说法如此不同呢？考察鹿角，是军中守卫的器具，三国时期，司马懿上奏罢免曹爽，曹爽不能上奏，留住皇帝车驾在伊水南岸，砍伐树木做成鹿角，调发屯兵数千人来守卫。五代时期，契丹包围幽州，晋王派遣军队救援。李存审命令步兵砍伐树木做成鹿角，每人手持一枝，停止时就形成寨栅。契丹骑兵环绕寨栅而过，寨中发射万弩射击，人马死伤堵塞道路。看这里，鹿角的制度，正好与《集览》后面的说法相合。《三余赘笔》说：现在官府衙门在外面排列树木，称为鹿角，大概是因为鹿性警觉，群居时就用角环绕成圆形像阵势一样，以防备人和物的侵害。军中的寨栅，埋设树木向外，也叫鹿角。这种说法最明白，足以证明《释文》的错误。

定杨炀帝大业十三年，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质实》说：定杨，是郡名。考察杨，是国姓，定是平定的意思，不是郡名。又过了一年，流人郭子和在榆林起兵，向北依附突厥，始毕可汗封郭子和为平杨天子。可见定杨、平杨都是取平定杨氏的意思，也就像驺力称吞汉将军（见《史记·东越传》），石勒称平晋王（见《晋书·后赵载记》），尚让称平大唐将军一样（见《新唐书·黄巢传》）。杨字是木旁，不是阜旁，冯氏混为一谈，解释为郡名，可以说是不辨毫毛了。

文成公主唐贞观十五年春，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质实》说：公主，是高祖的女儿，段纶的妻子。考察《新唐书·诸公主传》：高祖有十九个女儿，其中第四女高密公主，下嫁长孙孝政，又嫁段纶。不是文成公主。《吐蕃传》：贞观十五年，将宗女文成公主嫁给他。既然说是宗女，那就明显不是高祖的女儿。大概玄宗以前虽然常与外蕃和亲，没有皇帝亲生女儿亲自前往的。所以开元年间鸿胪卿袁振出使突厥，默棘连对他说：“我也知道入蕃公主都不是天子的亲生女儿。”自从乾元元年，肃宗将宁国公主嫁给回纥可汗，于是德宗、宪宗的女儿相继嫁到异国。

列卒代宗广德二年，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任命段秀实为都虞候。郭晞的军士作乱，秀实排列士兵，全部取下他们的头插在长矛上，树立在市门。《质实》说：列与裂通，是车裂的意思。他的意思大概是说秀实车裂了乱卒。考察列，是陈列的意思；卒，是秀实所统领的士兵。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状》：晞的军士十七人进入市场，取酒刺伤酒翁，毁坏酿酒器具，太尉排列士兵抓获这十七人，都砍下头插在长矛上，树立在市门外。《新唐书》秀实本传完全沿用其文，事情本来容易明白，怎么能把列卒解释为车裂乱卒呢？

四夔德宗贞元二年，任命刘滋、崔造、齐映同平章事。分注说：崔造年轻时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以王佐之才自许，当时人称他们为“四夔”。《质实》说：夔，是兽名，又是山鬼。这种说法不对。夔字应当是夔龙的夔，大概是因为四人自许过高，所以当时人根据他们的自命将他们比作舜的臣子，不是取鬼与兽的意思来讥讽他们。刘宾客《嘉话录》：崔丞相造，布衣时，江左人称他为白衣夔。如果是以鬼与兽讥讽他，何必称他为白衣呢？由此可以领悟当时品评的本意。

王忠烈宪宗元和十五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去世，军士拥立他的弟弟承元。承元说：“各位没有忘记先人的德行，不因为承元年少，让我代理军务。承元请求为天子尽节，以遵循忠烈王的志向，各位肯听从吗？”众人答应。《质实》说：王承宗去世，谥号忠烈。考察《新唐书·藩镇传》：王武俊担任恒冀深赵节度使，封琅玡郡王，德宗贞元十七年去世，有关部门谥号威烈帝，改为忠烈。儿子士真继承，士真的儿子就是承宗。武俊虽然起初叛乱后来归服，但宪宗有忠节茂著的褒奖，所以承元想要遵循他的志向。至于承宗，囚禁天子任命的官吏，勾结蔡州、郓州的逆藩，甚至侵犯园林，杀害宰相，这难道是承元愿意效法的吗？冯氏不深入考察，随意将忠烈作为承宗的谥号，哪里知道承宗本来没有谥号呢！

兖海曹华穆宗长庆二年，宣武押牙李㝏作乱，忠武李光颜、兖海曹华，都派兵讨伐㝏，屡次击败他。《质实》说：兖、海、曹、华，是四个州名。考察《新唐

译《穆宗纪》记载：长庆二年七月戊申日，李〇攻陷宋州。丙辰日，兖郓节度使曹华与李〇在宋州交战，击败了他。《曹华传》记载：曹华担任兖海节度使时，李〇叛乱，率兵夺取宋州，曹华没有等待朝廷命令，便率兵迎击，击溃了叛军。冯氏没有仔细考察，误将人名当作地名，实在令人捧腹。另外，《纲目》在元和十四年记载任命隶州刺史曹华为沂海观察使，《质实》解释说：曹华是宋州楚丘人。那么，担任隶州刺史的曹华，就是击败李〇的曹华，然而前面依据本传详细考证，后面却凭主观臆断进行解释，这是为什么呢？

译○天〇末纪年分注各镇 唐昭宣帝天〇四年，朱梁已经篡位，《纲目》在纪年处虽然分注说：这一年唐朝灭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共五国，吴越、湖南、荆南、福建、岭南共五镇。然而当时河朔各藩镇尚存，镇冀由王〇统领，魏博由罗绍威统领，易定由王处直统领，卢龙由刘守光统领，这些都是唐朝时的藩镇。唐朝灭亡而各藩镇尚未被消灭，就应当与吴越等一同分注在纪年甲子之下，不应当竟然删削，而只专书吴越等五镇。如果说河朔各藩镇都曾接受梁的封爵（梁封王〇为赵王，罗绍威为邺王，刘守光为燕王，王处直为北平王），与梁的属郡没有区别，所以不再分注。那么吴越各藩镇何尝不接受梁的封爵呢？（梁封钱谬为吴越王，马殷为楚王，高季昌为渤海王，王审知为闽王，刘隐为南海王，刘隐死后，又封其弟刘岩继承爵位。）况且高季昌又是朱温所授的节度使，在朱温时并未窃据自立，却已列为藩镇。而河朔各自拥兵据地的，反而不书为藩镇吗？如果说钱谬的吴越王、王审知的闽、马殷的楚、高季昌的南平（初封渤海）、刘岩的南汉（初封南海，又封越），都有国号，那么王〇的赵、刘守光的燕、罗绍威的邺、王处直的北平，又何尝没有国号呢？有人说：《纲目》本依据欧阳修《五代史·十国世家》作为判断标准，有世家就书写，无世家就不书写，所以吴越等分注，而河朔各藩镇独自省略。然而李茂贞称王于岐，欧阳修的史书中并没有岐的世家，而《纲目》将其列在梁、晋之下，为何唯独遗漏河朔呢？《纲目》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吴越等都历经数代传承，李茂贞也稍久，而河朔各藩镇，则在唐朝灭亡后不久就依次被消灭，因此如此分别。然而既然列为藩镇，那么吴越等固然是藩镇，而河朔也是藩镇，不应当在未消灭时就不书为藩镇，似乎应当在纪年甲子之下统一分注。例如在天〇四年丁卯岁下，就说这一年唐朝灭亡，梁、晋、岐、淮南、西川共五国，镇冀、魏博、易定、卢龙、吴越、荆南、湖南、福建、岭南共九镇。以后某藩镇在某年灭亡，就在某年下注某藩镇灭亡（魏博在壬申年灭亡，卢龙在癸酉年灭亡，镇冀、易定都在辛巳年灭亡），较为符合事实。又高季昌直到梁末帝时才断绝进贡，自成一镇，那么丁卯以后五六年不应当立即书写荆南为一镇，应当在梁末帝时才列为藩镇。又夏州李仁福一镇，历经五代到宋朝直至元朝才灭亡，那么在五代纪年下似乎也不可不在各藩镇中列出。

○西平王 后唐庄宗同光四年杀害李继麟（即朱友谦），当时李绍琛（即康延孝）在蜀地，他所率领的河中士兵，河中将领焦武等在军门号哭说：“西平王有什么罪，全家被屠杀！我们回去就一同被杀，决不再向东去了！”李绍琛于是反叛。《质实》说：郭崇韬追谥西平王。按此说不对。当时郭崇韬刚遭枉杀，庄宗绝无抚恤之典，怎么会有西平王的追赠？诸将所称的，乃是说朱友谦。朱友谦自朱温时镇守河中，后来依附于晋，晋封他为西平王，郭崇韬并没有此封爵。《五代史·康延孝传》记载朱友谦旧将的话说：“朱公无罪，二百口被诛。”其文如此明白，而《质实》妄指为郭崇韬，杜撰也太严重了。

○辽复号改号 《纲目续编》：宋英宗治平三年，契丹复改国号为辽。按石敬瑭天福二年，契丹改号为辽，朱子大书于册。然而此后有事只书契丹，所以《续编》也沿袭之。等到耶律隆绪刚即位时，复国号为大契丹（太宗太平兴国七年）。过了八十多年，而耶律洪基复改称辽，此后就以辽书写了。改号、复号，是国家的大事。如今耶律氏两次改号而中间复号，就应当特别书写复号为契丹于前，接着书写改称辽于后，其事才有顺序而可查考。耶律隆绪复号为契丹，为何不特别书写在太平兴国年间，而仅见于分注呢？

○夏人、辽人 哲宗元符元年，夏人侵犯平夏城，章〇大败他们。《发明》说：夏称人，是贬低他们。夏人轻举妄动入侵，并非无罪，理亏在夏而理直在宋。二年，辽人为夏请求讲和。《发明》说：辽有救灾恤邻之意，所以特别进称为人，恩予在夷狄则责任在中国。如果说理亏在夏，那么既然认为宋的应战没有过错；说责任在中国，又似乎认为宋的加兵不仁，为何恩予与贬斥如此无常呢？况且只是一个“人”字，对夏说是贬低，对辽说是进称，那么夏人来归还永乐的俘虏（元〇元年），这是什么罪而贬低他们？辽人又来商议疆界之事（神宗熙宁八年），又有什么德行而进称他们呢？大概夏人、辽人，都是常用的称呼，周氏的说法反而穿凿附会了。

○昏德公、重昏侯 建炎二年，金主吴乞买废上皇为昏德公，靖康帝为重昏侯，迁徙他们到韩

译州。绍兴十一年，金朝追封昏德公为天水郡王，封重昏侯为天水郡公。查考朱熹《资治通鉴纲目》，晋朝记载怀帝永嘉五年，汉人将怀帝迁往平阳，封为平阿公；六年又记载汉朝封怀帝为会稽郡公，并非是不仁将平阿公降封为会稽郡公。五代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记载契丹封晋主重贵为负义侯，将他迁徙到黄龙府。隐帝乾祐二年，又记载契丹将前晋主重贵迁往建州，并没有说迁徙负义侯重贵到建州。史书记录所封的爵位，是为了彰显事实，而保留原有的称号，是为了维护其体统，朱熹的这种权衡尺度非常精当。如今《续编》的书法像这样，与前书的义例相比，完全不统一。

译○留梦炎考中进士是在宋理宗淳祐四年，皇帝赐礼部进士留梦炎及第。《发明》说：《纲目》凡是记载赐及第的，分注有时记载同榜的人，有时记载他所上的策论，现在都省略不存，这一定是同榜的人都不值得记载，或者他所上的策论不值得收录罢了。周氏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国家以国士对待我，我就以国士报答他。如今及第是出于皇帝赐予，这是以国士对待留梦炎啊。后来他掌管枢密院事务，晋升为台司，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次恩遇。等到他立身于元朝，毫无匡正补救之举，贾似道专权他就顺从，国家局势危急他就逃跑，敌军兵临城下他就投降，所谓国士的报答，究竟在哪里呢？《纲目》特意用特笔记载这件事，是为了表明他入仕之初，所受恩宠极重，而他日后变脸侍奉仇敌，真是连猪狗都不如，哪里还顾得上计较他的对策是否平常，以及同榜的众多士人呢！有人说：这倒是如此。那么宝祐四年文天祥及第，其书法与留梦炎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信国公也是状元宰相，特意记载他赐第，正是为了表明他没有辜负科名。

●卷十六○三皇五帝《大戴礼记·五帝德》以及司马迁的《五帝本纪》，都专门谈论五帝而不谈论三皇。然而三皇的称号见于《周礼》，外史掌管三皇五帝的书籍，不能说三代以前没有这个称呼。只是没有专门指出他们名字的人，见于秦博士所议论的，只说天皇、地皇、人皇罢了。孔安国的《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司马迁则将黄帝列入五帝之中，而没有少昊。郑康成依据《运斗枢》注解《尚书·中候》，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司马贞据此作《三皇本纪》，也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孔颖达注解《尚书》最尊崇安国，所以他驳斥郑注说女娲只是修习伏羲之道，没有改作，不能列入三皇。既然不数女娲，那就不能不取黄帝为三皇。又说：安国的意思按月来考察，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次作为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颛顼，从此以下合上高辛、尧、舜才是五帝罢了。然而孔颖达又说：诸儒谈论三皇，有的数燧人，有的数祝融，用来配合伏羲神农，他们的五帝都从轩辕开始，不数少昊。《帝系本纪》、《家语》又都把少昊当作黄帝之子青阳，这说明孔颖达虽然尊崇安国，也不敢竟然把黄帝列入三皇之内，少昊列入五帝之中，从而明显与《史记》相违背（唐天宝年间祭祀三皇则是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则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大概采用了孔颖达的说法）。宋代五峰胡氏直接断定孔子《系辞》所述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申，说《孔子家语》自伏羲以下都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的称呼，《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的文字，可见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本来都称帝，秦以前未曾把他们列入三皇。其三皇的称号，终究不能泯灭，那就仍然用秦博士所说的天皇、地皇、人皇来对应，而不必附会具体的人。这个论点较为直截了当。然而近日王西庄说：《系辞》把伏羲神农作为上古圣人，黄帝、尧、舜作为后世圣人，那么伏羲、神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只是三皇中少一人，那么司马贞依据康成的说法，用女娲充数，也并非没有根据。王西庄最尊崇郑学，所以持论如此。总之，离古代越远，典籍无从查考，传闻说法不一，最终没有定论。又如《三皇纪》说炎帝神农氏，那么神农就是炎帝，而谯周《古史考》则把炎帝与神农当作两个人。《史记》说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那么轩辕就是黄帝，而罗泌《路史》又把轩辕与黄帝当作两个人。歧说纷纭，学者固然不便妄加臆断了。○尧、舜的禅让不同。舜在文祖接受终命，摄位之后，又过了二十八年，尧才去世，《舜典》记载得很清楚。禹在神宗受命，如果像帝之初那样，也是当舜在世时就已经摄位了。那么禹摄位后，舜处于什么位置，以及享寿多少年，典谟都没有记载，只说“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为什么呢！大概舜的禅让与尧的禅让不同，尧禅让后竟然完全把天下托付给舜，而自己一无所与，所以舜摄位后，观察玑衡，祭祀上帝，收集瑞玉巡狩，封山浚川，一切都行天子之事。舜虽然命令禹摄位，但自身仍然临朝执政。所以禹既摄位之后，他征伐苗人，还是奉命而出，等到班师回朝，又劝舜修德来安抚他们。可知传位虽然有成命，尚不同于尧退居闲养。直到苍梧去世，还在帝位，所以书说“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大概尧禅让时已经年老且厌倦政事，舜禅让时还健康无恙。看他在百岁高龄，还远行江汉，其精神矍铄可见，所以不敢因为托付有人，就自

译不过是贪图安逸、喜爱清闲而辞谢政事罢了。○东、西周武王在郏鄏定鼎，周公营建作为都城，这就是王城，也就是河南。周公又营建了下都，用来迁徙殷商的顽民，这就是成周，也就是洛阳。平王东迁，定都在王城，那时所谓的西周，是指丰镐；所谓的东周，是指王城。等到王子朝作乱，敬王迁都到成周，《公羊传》说：“王城是什么？是西周。成周是什么？是东周。”那么这时王城就是西周，而成周就是东周了。等到考王把他的弟弟揭封在王城，这就是河南桓公。桓公的孙子惠公，又把自己的小儿子班封在巩，号称东周，那么这个东周又是从西周的王城分出来的，而不是敬王所都的成周了。分封在巩的称为东周，而河南惠公本来就在王城，所以仍然沿用西周的称号，这东周、西周都在河南境内，而周王的都城在成周依然如故。《战国策》所说的周王，是定都在成周的王。所谓的东周君、西周君，则是河南定都在王城以及分封在巩的人。东周对韩王说：“西周，是过去的天子之国。”说它是过去的天子之国，明确表明这时西周已经不是天子所都了。显王二年，赵国和韩国把周分为二，于是东、西各自成为诸侯国的，就是河南的东、西周。而显王徒有虚名，还在成周，直到赧王才灭亡，那么仍然是敬王所迁的东周（说法见于《吕氏大事记》）。所以高诱在《战国策》中仍然把东周列在首位，大概是因为敬王所迁的东周在这里，所以首篇就记载秦王求九鼎一事，明确表明鼎虽然在西周，但王却在东周，鼎是王的鼎，西周不能主宰它。鲍彪不知道敬王以后周王常常定都东周，却改以西周为首，所以导致吴师道等人纷纷辩驳。

译○关于周、秦改正朔而不改月次的辨析 ▲改正朔不改月次的说法 蔡九峰在注解《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时说道：商、周、秦三代都改正朔而不改变月份的次序。周朝以子月为岁首，而《诗经》中说“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这是从寅月开始计数，周朝并没有改变。秦朝以亥月为岁首，而《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将腊祭改名为嘉平。腊祭必定在建丑之月，秦朝以亥月为正，那么腊祭就是三月，而文中说十二月，这是从寅月开始计数，秦朝也没有改变。到了三十七年记载十月癸丑秦始皇出游，十一月到达云梦，接着记载七月丙寅秦始皇去世。九月葬于郦山，先记载十月、十一月，接着记载七月、九月，由此可知秦朝以十月为岁首，而从寅月开始计数，并没有改变。汉朝初年沿袭秦朝的历法，也记载为元年冬十月，这说明岁首改变了而月份的次序仍然没有改变。由此可知《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见厥祖”，后来复辟，也是在十二月朔日奉嗣王回到亳。两件大事都在十二月举行礼仪，明确说明商朝将建丑之月作为岁首，而说十二月，仍然是从寅月开始计数，到了丑月就是十二月，并不是把丑月当作正月。蔡传又在《泰誓》“十有三年春”的注解中说：这个春是建寅之月，不是周历建子之月，冬天不能称为春，寒冷不能称为温暖。于是认为春夏秋冬四季，周朝时也同夏历一样，从寅月开始。

郎瑛《七修类稿》说：《史记》秦、汉纪年都以十月开始，依次到正月，而在闰年，余数归于年终，又都称为后九月。可见秦朝及汉朝初年只改变了岁首，而没有改变月份的次序，大概是以建亥之月为岁首，而建寅之月仍然称为正月。

▲改正朔即改月次的说法 《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国传说道：这是周朝的孟春。孔颖达说：之所以知道是周朝的孟春，根据《三统历》，殷朝的十二月武王发兵，到二月甲子日消灭了商王，所以知道那十二月就是周历建子之月。

《诗经》：维暮之春。郑康成的注解也认为是周朝的季春。

《周礼·大司徒》：正月吉日开始和布教令于邦国都鄙。注解说：周朝正月的朔日。“正岁令于教官”，注解说：夏历正月的朔日。这说明周朝时以周历正月为正月，夏历正月为正岁。

《杂记》：正月冬至，七月夏至。这说明节气依旧，而月份已经改变了。

《孟子》：七八月之间干旱。朱子的注解也说：周历的七、八月，是夏历的五、六月。《明堂位》：季夏六月用禘礼祭祀周公于太庙。按禘礼在孟夏四月，而说季夏六月，这是把孟夏当作季夏，把四月当作六月。

《吕氏春秋》：季秋之月为来年接受朔日。高诱注解说：秦朝以十月为正月，所以在这个月接受明年的历日。这说明《吕氏春秋》的月令虽然遵循夏历，但已经显示出秦朝以十月为正月。

《史记·秦本纪》每年都以十月开始，而叙述汉高祖初为汉王，纪元开始，也就说汉元年十月，接着叙述十一月项羽攻破函谷关，十二月项羽到达戏水。《汉书》也说：秦二年十月沛公攻打胡陵，十一月攻打薛，十二月雍齿投降魏，正月张耳等人立赵王歇为赵王，最后以九月怀王任命沛公为砀郡长结束。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沛公军队到达霸上，子婴投降，下面说春正月项羽表面上尊奉怀王为义帝。颜师古注解道：“所有这些月份称呼，都是太初改历之后记事者用夏历追改的，不是当时实际的称呼。以十月为岁首，那么十月就是正月。现在的正月，实际上是当时所说的四月。”

《白虎通》引用《尚书大传》说：夏朝以孟春之月为正月，殷朝以季冬之月为正月，周朝以仲冬之月为正月。夏朝以十三月为正月，殷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夏朝以十三月为正月，就称为正月，不称为十三月。殷朝以十二月为正月，就称为正月，不称为十二月。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就称为正月，不称为十一月。洪迈说：十三月是承接十二月而言，就是正月。

蔡邕《月令问答》说：孟夏，《月令》说蛰虫开始震动，在正月。

《后汉书·陈宠传》说：天正建子，周朝把它当作春。熊朋来说道：阳气生于子，就是春；阴气生于午，就是秋。

以上两种说法，各有依据，那么如何折衷？回答说：应当以孔子的《春秋》作为判断标准。《春秋》所记载不合时宜的变异，不胜枚举，现在暂且摘取最容易看到的来证明。如隐公九年春三月大雨雷电，《左传》说：记载是因为失时。杜注：夏历的正月，不可以有雷电，所以记载。桓公八年冬十月下雪，十四年春没有冰。十月是夏历的八月，不应该下雪却下雪了，春是夏历的冬，应该有冰却没有冰，所以记载。庄公七

译那年秋天发大水，没有麦苗。麦子怎么会关系到秋天呢？正因为周历的秋天相当于夏历的五月，所以即将收割的麦子以及刚种下的麦苗都被大水所害。《春秋》定公元年冬天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豆类，就是大豆，周历的十月相当于夏历的八月，所以豆类还在田里就遭受了霜冻；如果是夏历的十月，那么豆类早就收割了，怎么会被霜冻死呢？况且那时的霜冻正符合时令，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由此看来，周朝确立子月为正朔，即以子月为正月，是可以知道的。不仅月份数改变了，春、夏、秋、冬四季的名称也随着月份数的改变而改变，这也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既然确立子月为正月，那么秦朝确立亥月为正朔，即以亥月为正月，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史记》、《汉书》在记载秦朝及汉初的年份时都从十月开始，颜师古说司马迁等人是用夏历来追述前代的事情，确实没有错。太初年间改历，本是司马迁和洛下闳提出的建议，所以在改从夏历之后，就用夏历来追述前代的事情，而把秦、汉的春季正月当作冬季十月。不然的话，怎么会有以冬季十月作为一年开头的呢？孔安国也是汉武帝时的人，亲身经历了太初改历，看到从前沿袭秦朝的旧制，以亥月为正月，所以知道周朝也必定以子月为正月，并在《尚书·泰誓》的注中加以说明。由此可以断定，蔡沈《书集传》所说的商朝和周朝只改正朔而不改月数的说法，终究是主观臆断。然而为什么《诗经·小雅》中有“四月维夏”、《论语》中有“暮春者”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之类，周朝、秦朝也有夏历交错出现的情况呢？回答说：我本来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子月代表天统，丑月代表地统，寅月代表人统，古来原本就有这三种正朔，交替使用。所以《甘誓》中已有“怠弃三正”的话，起初并不是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的。商朝、周朝虽然改立丑月、子月为正，但三种正朔仍然同时并行而不违背，就像《尚书大传》所说，君王保留前两代王室的后裔，听任他们仍然使用本国的旧历。民间的农事活动，大概也听任按照夏历来进行。等到习惯使用久了，周王室衰微，不再颁布正朔，于是人们只知道有夏历，甚至忘记了本朝的正朔。所以朝廷虽然在上面实行周历，民间在下面自行使用夏历。到了战国时期，各国也没有不使用夏历的了。这就是夏历、周历在经书中交错出现的原因。太初改历之后，司马迁不仅用夏历改叙秦、汉的事情。查《史记》记载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出生，而《公羊传》则认为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孔子出生，司马贞《索隐》说《公羊传》使用周历，而《史记》使用夏历，所以把周历的十一月归入第二年。后来称孔子享年七十二岁，也少了一年。那么司马迁叙述周朝的事情，也全部用夏历追改了。

译郡县田汝成认为郡县制度并非始于秦朝，并引用《左传》中晋国将祁氏的田地划分为七县、羊舌氏的田地划分为三县的记载，此事发生在周敬王八年，以此作为秦朝设立郡县之前已有此制的明证。这大概是依据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将小乡邑聚集为县，以及秦朝统一天下后设置三十六郡，从而认为秦朝设立郡县的开端在周敬王之后。殊不知“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及“五鄙为县”的制度，在《周礼》中已有记载，那么设置县制本来是从周朝开始的。这大概是周天子王畿千里范围内的制度，而未推广到诸侯国。至于诸侯国设置县制，则确实是从秦朝开始的，并非各国在此之前就有这种制度。《史记》记载，秦武公十年讨伐邽、冀戎，首次将其设为县；十一年首次将杜、郑设为县（大概是因袭周制中王畿内有县的先例，所以加以仿效，每占领一地，就设置县，作为王畿内的属地）。查考秦武公十年相当于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此事发生在周敬王之前一百七十八年。那么各国设置县制没有比这更早的了，怎么能以一百七十多年后晋国设置县制的事情，来认为它早于秦朝呢？只有《国语》中管仲对齐桓公提到过“十乡为县”的说法，齐桓公与秦武公同时代，那么齐国与秦国设置县制谁先谁后尚不清楚。然而考证《管子》一书，只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的名称，没有所谓“县”的说法，那么《国语》所说的“十乡为县”，或许是后人追记时的讹误，齐桓公时尚无县制（《管子·山国篇》中有“某县之田若干”的话）。那么设置县制始于秦武公，更不必辩驳了。《国语》记载晋惠公许诺贿赂秦穆公以河外五座城邑，说：“您确实拥有郡县。”当时各国都没有这个名称，而秦朝先有，这尤为明显的证据。此后各国拥有县制，大概都是因袭秦制而仿效的。秦、楚两国相邻，所以楚国设置县制也最早。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肉袒牵羊来迎接，有“夷于九县”的话（注解说庄王十四年楚国灭息，十六年灭郑之类）。又庄王灭陈，杀夏征舒，于是将陈国设为县。那么秦武公设置县制后不久，楚国也设置了县制。秦、晋两国相邻，所以晋国设置县制也较早，如将祁氏、羊舌氏的田地设为县就是例子。然而这些都在秦武公之后，所以不能说设置县制不是从秦朝开始的。至于设置郡制的开端，秦朝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惠文君十三年，秦夺取汉中地区，才开始设置汉中郡。而惠文君十年，魏国已经献出上郡，这说明魏国有郡在前，秦国有郡在后，所以吴师道说：或许是山东诸侯先改变古制，而秦朝效仿他们。然而根据晋惠公所说的“您自有郡县”这句话发生在鲁僖公九年，那么有郡制也没有比秦朝更早的，不能说设置郡制不是从秦朝开始的。只是古代县大而郡小，战国以后则郡大而县小。《左传》记载赵鞅与郑国作战，向众人发誓说：“战胜敌人的人，上大夫受封县，下大夫受封郡。”注引《周书·作雒篇》说：千里之内设百县，县下设郡。这是县大于郡的证据（据此那么郡也是周朝的旧制）。《战国策》中甘茂说：宜阳是个大县，名义上是县，实际上相当于郡。尉缭说：秦国的强大，诸侯就像郡县的长官一样。《史记》记载魏国献出上郡十五县。这是郡大于县证据。吕氏《大事记》也说：春秋时郡隶属于县，战国时县隶属于郡。这又是郡县大小不同的源流所在。

两汉时期求学的士人都前往京师。汉朝时，凡是从师求学的人都要去京师。大概是因为遭受秦朝焚书坑儒的破坏，天下既没有书籍，又缺少老师儒生。自从汉武帝推崇儒学，设立五经博士，并为他们设置弟子员。汉宣帝沿袭此制，继续增设。于是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的《易经》，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的《尚书》，齐诗、鲁诗、韩诗的《诗经》，庆普、大戴、小戴的《礼记》，严氏、颜氏的《公羊春秋》，瑕丘江公的《谷梁春秋》，都在太学讲授。汉成帝末年，增加弟子员至三千人。光武帝中兴，修建太学博士的宿舍。汉章帝又下诏选拔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然没有设立专门的学官，然而都提拔成绩优异者。汉顺帝时，又修缮校舍一千八百五十间，梁太后下诏令大将军至六百石官员，都派遣子弟入学。从此游学之风兴盛，达到三万余人，士人向往学问的，一定以京师为归宿。《汉书·翟方进传》记载：翟方进想到京师求学，他的继母怜惜他年幼，跟随他到长安，织草鞋来供给他。《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光武帝起初到长安学习《尚书》。杨终十三岁担任小吏，太守惊奇他的才华，派遣他到京师求学。周磐年轻时游历京师，学习《古文尚书》、《左氏传》。申屠蟠起初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张衡进入京师，游历太学，于是诵读五经。魏朗也到太学学习五经。任延年十二岁成为诸生，在长安学习，精通《诗》、《易》、《春秋》，在太学显名。鲁恭十六岁，与母亲及弟弟鲁丕一起居住在太学，闭门讲诵。包咸年轻时在长安求学，拜博士右师细君为师。魏应到博士处求学，学习《鲁诗》。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大概当时郡国虽然已经设立学校，如文翁治理蜀地，修缮

译建立学馆，招收子弟担任官府的童子；宋均担任辰阳令时，设立学校；任延担任武威太守时，设立校官，命令属吏的子孙都到学馆接受教育；李忠担任丹阳太守时，兴建学校，练习礼仪容止。然而，在经义方面成为专门学派的，只有太学最为兴盛，所以士人没有不去太学游学的。等到东汉中叶以后，学业有成而回乡的人，各自教授门徒，每一位资深儒者的门下登记在册的学生多达千百人，从此学术遍布天下。

译○郡国守相得以自行设置属吏。汉代郡国的太守、国相都自行设置属吏，这大概是沿袭周代的制度。《唐书》中魏玄同的奏疏说：周穆王任命伯ぁ为太仆正，并告诫他说：“谨慎地挑选你的僚属。”这就是命令他自行选择下属官吏。《周官》中，太宰和内史共同掌管爵位、俸禄以及官员的任免，司徒和司马则掌管举荐贤才和发布政令，这是将职权分配给群臣，由几个主要职位统领。汉代诸侯王自行设置四百石以下的属吏，其傅相大臣则由朝廷任命；州郡的掾吏、督邮、从事则由州牧、郡守自行设置。查《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王得以自行设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的官员，朝廷只单独为他们设置丞相。这说明诸侯王也能设置御史大夫等官职。杜佑《通典》说：景帝鉴于吴、楚七国之乱的祸患，于是罢免了御史大夫以下的官职，不再允许诸侯王自行设置。武帝又下诏规定，凡是王侯府中秩禄为二千石的官吏，不得自行设置。那么禁令逐渐严格；然而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仍可自行设置，所以《通鉴》说诸侯王自行设置四百石以下的官吏。这是诸侯国自行设置属吏的旧例。《后汉书》记载：和帝问陈宠：“你在郡中如何治理政务？”陈宠回答说：“我任用功曹王涣来简拔贤才、选拔能人。”鲍宣担任豫州牧，郭钦弹劾他举措烦琐苛刻，代替二千石长官署任官吏。这说明设置属吏是二千石长官的职责，连州牧也不得侵夺。这是郡守自行设置掾属的旧例。又，郡守设置掾属，全都任用本郡的人。杜氏《通典》说：汉代只有三辅地区允许兼用其他郡的人。查《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任左冯翊二百石的卒史。如淳注释说：三辅郡可以使用其他郡的人，其余郡则不行。京房担任魏郡太守，自己请求允许任用其他郡的人。因为想用其他郡的人而特别上奏请求，尤其可以看出掾属没有不任用本郡人的。魏晋六朝仍然沿袭牧守自行设置属吏的制度。《后周书·苏绰传》说：如今刺史的府官由朝廷任命，其州吏以下都由牧守自行设置。可见宇文周时还是这样。《隋书》记载：刘炫回答牛弘说：过去州只设置纲纪官员，郡设置太守、郡丞，县设置县令而已，其余僚属都由长官自行征辟；如今无论大小官员，全都由吏部选拔。据此，那么天下官员全部归吏部选拔的制度，实际上是从隋朝开始的。唐代也还兼用汉代制度。沈既济的奏疏说：如今各道的节度使、都团练使、观察使、租庸使等，从判官、副将以下，都由使臣自行选择。那么征辟属吏的方法，已经在当今试用，只是还没有推广到州县罢了。《韩〇传》说：〇担任桂管观察使，辖下二十多个州，从参军到县令三百多个吏员，吏部补授的才十分之一，其余都是观察使根据才能补任职务。那么连州县也是观察使自行设置的。顾宁人引用此事，认为古代设置官吏能够得到人才，都是由于这个原因。然而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说法。官吏归吏部选拔，那么朝廷的权力就不会下移；如果听任长官自行征辟，无论末世的浇薄风气，攀附贿赂的风气必定很盛，即使其中号称贤智的人，也多因意气用事、微小恩惠而使其产生私下的感激。看史书记载，属吏对于长官已经有君臣的情义，降及后世，如果实行这种制度而不改变，没有不形成党援门户、背离公义趋向私利的。春秋时，晋国杀栾盈，命令栾氏的家臣不要跟随。栾氏的家臣辛俞行说：“为家族服务三代的，视为主君；两代以下的，视为主人。从我的祖父开始，世代隶属栾氏，到现在已经三代了，敢忘记死节而背叛我的主君吗！”鲁昭公攻打季孙氏，孟孙、叔孙谋划救援。叔孙的驾车人说：“我是家臣，哪里知道公室的事？有季孙氏和无季孙氏对我哪个有利？”大家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驾车人说：“那么就救援他。”于是撞开西北角进入，昭公于是失败。可见春秋时家臣为了效忠主人而忘记公室已经如此，降及东汉，气节互相标榜，甚至有人甘愿以身殉主。王充《论衡》说：会稽人孟章的父亲孟英担任郡决曹掾，郡将杖杀无辜，孟英引为己罪，代替郡将受死。孟章担任郡功曹，跟随太守讨伐盗贼，被贼人逼迫，也代替太守受死。《后汉书》记载：臧洪担任太守张超设置的功曹，张超派他前往幽州，半路上被袁绍留住，任命臧洪为东郡太守。恰逢曹操围攻张超，臧洪向袁绍请求出兵救援张超，袁绍不答应，张超最终被灭。臧洪于是与袁绍决裂，袁绍起兵围攻他。到城破被俘也不后悔，最终殉死。公孙瓒起初担任刘太守的郡吏，太守因事被贬谪到日南，公孙瓒祭祀祖先坟墓，说：“过去为人子，现在为人臣。应当前往日南，现在向北与祖先辞别。”于是跟随太守前往（也见于《魏志》）。太守欧阳歙想举荐督邮繇延，主簿将要把繇延的名字上报，郡吏郅恽站起来说：“繇延资质贪婪邪恶，明府把恶当作善，主簿把直当作曲，这既没有君，也没有臣！”那么显然有君臣的称呼了。刘表派遣从事韩嵩前往许都，想要观察虚实。韩嵩说：“如果到了京师，天子授予我一个职位，那么就成为天子的臣子、将军的旧吏了，不能再为将军效死了。”更可见未仕于朝廷的人还是私人臣属。甚至有为举主和长官服丧的。荀爽被司空袁逢征辟为有道，没有应召，等到袁逢去世，荀爽服丧三年。桓鸾被太守向苗举荐为孝廉，任命为胶东令，刚到任而向苗

译官员去世后，鸾随即离职奔丧，守孝三年。这是下属为上级服丧的例子。王吉被杀，老朋友中没有人敢去吊唁，只有属吏桓典为他收殓安葬，并守丧三年。刘〇质因冤屈而死，王允曾是〇质的属吏，独自跟随灵柩到京城，护送丧事回到他的家乡，守孝三年后才返回。这是上级为下级服丧的例子。《后魏书》记载：公孙邃任青州刺史时去世，佐吏对服丧制度有疑问，皇帝下诏说：“主簿一职近代以来沿袭服斩衰之礼，葬礼结束后就除服，可以依照旧例。其余人员没有服丧义务，显得过于冷清，可以服齐衰三个月。”那么，出于感恩知己、私自制定丧服的例子，竟然上报朝廷听取意见，甚至由皇帝下诏定为法令。《南史》记载：宋武陵王讠延谋反，有人劝他的长史范义逃走，范义说：“我是他的属吏，属吏不可以背叛君主。”《柳庆远传》记载：梁武帝起初任雍州刺史时，征召柳庆远任别驾。柳庆远对人说：“天下正将大乱，平定霸业的人大概是我的君主吧？”于是竭诚协助辅佐，最终成就了帝业。由此可见，六朝时期仍然沿袭汉代长官可以自行任命属吏的制度，而被任命的人往往与长官形成君臣关系，坚守节操的人虽然能在患难中周旋，究竟对公家有什么好处？奸诈狡猾的人甚至对长官倾心效忠，像柳庆远等人拼死效力来对抗朝廷，这又是长官自行任命属吏的流弊。世人只看到后世的选拔方法不能尽得人才，认为不如古代制度，哪里知道古代制度有不可再沿用的地方。唐朝时固然也曾兼用辟召属吏的方法，然而像韦皋在蜀地时，幕僚虽然官位显赫，却不让他们入朝，即使任命为属州刺史，竟有终身不能见到天子的人。不仅如此，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上表推荐李光弼为副职掌管留后事务，白敏中任〇宁节度使，也上表推荐蒋伸为副职，这说明节度副使也可以由藩镇自行任命了。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叛乱，难道不是因为几年前请求用蕃将替换汉将，所以得以广泛培植亲信，一旦起事，众人争相效力，以至于倾覆两京，唐朝国运几乎灭亡！因此德宗晚年，方镇的副职大多由朝廷自行选拔，以防备一旦有变，就授予他们节制之权，大概是深深忧虑威权下移，容易导致尾大不掉的局面。

译○汉初分郡之大

大汉初年设置郡县，所重视的是中原地区，所以布置密集而辖区较小。除了京兆、冯翊、扶风所管辖的地区外，如河东、太原、上党、云中、雁门、代郡、定襄，就是今天的山西省；河南、河内、陈留、颍川、汝南、南阳、魏郡，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齐、燕地区也与此类似。计算起来，今天一个省的辖区，汉代本来就有八九个郡，其间还夹杂着王侯封国，原本并不稀疏辽阔。像会稽郡，几乎相当于今天的江苏、浙江两省；南郡、江夏两郡，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就是今天的湖南省；庐江、九江、豫章三郡，就是今天的江西省；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四郡，就是今天的广东、广西两省；辽东、辽西、玄菟、乐浪四郡，就是今天的关东地区及高丽一国。大概是因为当时蛮夷之地刚刚开辟，人口稀少，赋税诉讼也都从轻减免，所以辖区如此稀疏辽阔（《懒真子录》也说：汉代郡域之大，仅以会稽一郡来考察，有二十六个县，吴就是苏州，乌伤就是婺州，毗陵就是常州，山阴就是越州，由拳就是秀州，太末就是衢州。乌程是湖州，余杭是杭州，鄞是四明。以此考察，今天的浙东、浙西地区不过是汉代的一个郡罢了）。到了三国时期，郡县逐渐分裂，如《吴志》记载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任命朱治为吴郡太守，那么汉代时会稽一郡的辖区已经分为二部分。又如《夏侯玄传》记载，万户以上的县称为郡守，五千户以上的称为都尉，千户以上的令长依旧，那么其辖区之小更加可见了。

○汉时陵寝徙民之令

汉代制度：天子即位，就营造陵墓，并迁徙富裕百姓去充实那里。《汉书》记载：景帝五年建造阳陵，招募百姓迁徙到陵邑，每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年设置茂陵，赐给迁徙者每户钱二十万、田地二顷。昭帝为母亲建造云陵，招募迁徙者，赐给钱、田地和住宅。大概当时只是迁徙百姓，并不都是富人。皇帝又迁徙三辅地区的富人到平陵，这才逐渐涉及到富人了。宣帝时招募官吏百姓中资产百万以上的迁徙到昭帝的平陵，用水衡钱为他们建造宅第。宣帝自己建造杜陵，迁徙丞相以下的将军、列侯、二千石官吏以及资产百万以上的人，这就连达官显贵也涉及到了。元帝建造寿陵却不再迁徙百姓，下诏说：“安居故土、不轻易迁徙，是百姓的本性，现在让他们抛弃祖坟，破产失业，不是好的计策，现在所建的陵墓，不要设置县邑，让天下人都能安居乐业。”成帝建造初陵，接着又改新丰戏乡为昌陵，又迁徙郡国中豪杰且资产五百万以上的人。哀帝建造义陵，开始又下诏不再迁徙。现在查考《主父偃传》，主父偃上奏说：“茂陵初建，天下的豪杰兼并之家，都可以迁徙到茂陵，对内充实京师，对外消除奸猾之人。”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似乎这个建议是主父偃首创的。然而《车千秋传》记载：他的祖先齐地的诸田氏，迁徙到长陵。那么高祖的陵墓已经迁徙百姓了。《史记》记载籍孺、闳孺都迁徙到安陵，那么惠帝的陵墓也迁徙百姓了。现在见于列传的：朱云，鲁地人；魏相，定陶人，都迁徙到平陵。何并的祖父，平舆人，以二千石官吏的身份迁徙到平陵。平当、郑崇的祖父都以资产百万迁徙到平陵。萧望之，兰陵人；史丹，鲁地人；尹翁归，平阳人；韩延寿，燕地人；冯奉世，潞地人，都迁徙到杜陵。又有一家多次迁徙的，《金敞传》所说的近臣都随着陵墓建造而建立园邸。张汤原本居住在杜陵地，儿子张安世在武帝、昭帝、宣帝时辄随陵墓迁徙，共迁徙三次，又回到杜陵。杜周迁徙到茂陵，到杜延年又迁徙到杜陵。韦贤在昭帝时迁徙到平陵，他的儿子韦玄成另迁徙到杜陵。张敞的祖父迁徙到茂陵，张敞又迁徙到杜陵。这些都是迁徙百姓的旧例。查考汉代制度，人君即位，就营造陵寝，固然是事先储备。然而多征收贡赋，来充实其中，那么立法非常荒谬。《晋书》记载：建兴年间盗贼发掘霸陵、杜陵，获得很多珍宝。皇帝问索〇说：“汉代陵墓中的物品为什么这么多？”索〇说：“汉代天子即位一年就建造陵墓，天下供给的赋税三分之一进入陵墓。武帝在位长久，等到去世时，茂陵已经容纳不下物品。赤眉军乱取陵墓中的物品，不能取尽，现在还有堆积的珠玉。这霸陵、杜陵还是节俭的陵墓罢了。”查考《史记·孝文纪》说治理陵墓都用瓦器，不能用金银铜锡装饰。刘向谏止昌陵的奏疏也说：孝文帝薄葬，足以作为典范。而《汉书·张汤传》有人盗掘孝文帝陵墓瘗钱，《晋书·索〇传》又有盗掘霸陵金玉的事情，那么文帝陵墓藏物也已经很多。《唐书》虞世南也说汉代即位之初，就营造陵墓，三分贡赋，取一分进入陵墓，后来赤眉进入长安，取用数月不尽。大概汉代制度本来就是这样。这仅仅是耗费天下的钱财，反而招致摸金、发丘之祸罢了。

○大臣有罪多自杀

《史记·宁成传》记载：当时九卿犯罪判死就自杀，很少受刑的。大概是因为当时大臣多自珍自重，不肯屈辱于狱吏的缘故。仲长统说：贾谊感于绛侯的困辱，因而陈述大臣廉耻的分别，开启了自裁的端绪。

译从此以后，便形成了习俗。查考贾谊的奏疏：大臣犯下重罪，就戴上白帽、系上白绳（这是丧服），拿着水剑，前往请室请求治罪（表示准备自刎）。汉武帝初年，因文学才能提拔任用赵绾、王臧。窦太后不喜欢儒家，于是暗中查究赵绾、王臧的罪状，下令审讯，赵绾、王臧当天就自杀了。张汤获罪，皇上派赵禹去责问张汤，张汤不服。赵禹说：“天子特意把你送到监狱，是想让你自己打算，何必对簿公堂呢？”张汤于是自杀。后来皇上知道张汤是被三位长史陷害，便将三位长史全部诛杀。而丞相庄青翟也与三位长史有勾结，庄青翟也自杀了。李广违背军令，被召去对簿，李广不肯对簿，自杀了。李蔡身为丞相，侵占了宗庙的用地，应当交付司法官吏审理，也自杀了。周阳由与郡守胜屠公互相揭发，胜屠公认为受刑不义，于是自杀。萧望之被逮捕入狱，呼唤朱游说：“朱游！快去和药来！”于是饮鸩而死。朱博任丞相，因事获罪，应当前往廷尉府受审，于是自杀。冯参因为是中山太后的弟弟而被牵连，前往廷尉府受审，于是自杀。东汉司徒刘芳被策免，自杀。窦宪被收缴印绶，当天就自杀。杨震被罢官回家，走到城西夕阳亭，饮鸩自杀。这些人都是不肯屈居下位、有失大臣体面，宁愿轻生以避免受辱，也是一时的风尚使然。后来于是有人以此为例子，逼迫大臣在家中自杀。《翟方进传》记载：成帝赐策说：“现在赐给你上等美酒十石，牛一头，你好好考虑吧。”翟方进当天就自杀了。如淳说：丞相犯有大罪，皇帝派侍中持节乘坐四匹白马拉的车，赐给上等美酒十斛，牛一头，用策书宣告灾祸罪过，使者走到半路，丞相就称病，使者回来还没报告事情，尚书就已经以丞相病重不起奏闻。这就是赐死的制度，也见于卫宏的《汉官旧仪》。查考赐牛酒，本来是朝廷优待大臣告病时的礼节。《史记·公孙弘传》记载：公孙弘因病请求退休，皇帝赐假让他治病，赐给牛酒和杂色丝帛，过了几个月，病好了，仍然起来处理政务，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赐大臣死也用这个方式，让他好像病死一样，以此来保全大臣的体面。○刺史、太守、县令杀人不待奏报《汉书》记载：义纵任定襄太守，突然逮捕狱中重罪犯二百多人，以及私自进入监狱探视的宾客兄弟二百多人，全部逮捕审讯，以谋反死罪解脱的罪名定罪，全部杀死，共四百多人。尹赏任长安令，治理案件，挖地深达数丈，用大石头盖住洞口，称为虎狱。逮捕数百名少年恶棍，全部投入狱中，几天后打开查看，都互相枕藉而死。何并任长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何并急忙追捕，王林卿让奴仆戴上他的帽子代替自己。何并到了，挑开他的头，悬挂在都亭下。《后汉书》记载：史弼任河东太守，应当举荐孝廉，中常侍侯览派书生带着书信嘱托他，史弼立即把他交给监狱拷打致死。董宣任北海相，有大姓公孙丹建造宅第，占卜的人认为应当有死人，公孙丹于是杀死路人，把尸体放在宅第下来镇压。董宣立即逮捕公孙丹父子，杀了他们。他们的亲属党羽三十多人拿着兵器喊冤，董宣又全部杀了他们。可见当时太守、县令杀人，不等待奏报。不仅如此，严延年任涿郡太守，派属官赵绣查办乡豪高氏，赵绣轻重两案都弹劾，想先报告轻的，如果严延年发怒，再拿出重的弹劾。严延年预先知道他的意思，等他报告轻案时，搜查他的怀里，得到重的弹劾，立即逮捕入狱，杀了他。李膺任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的弟弟张朔任野王令，贪赃枉法，害怕李膺的威严，逃回张让府第，藏在夹墙中，李膺拆墙把他抓出来杀了。桥玄任汉阳太守，上报上邽令皇甫真有赃罪，桥玄逮捕拷问，最终在集市上鞭打致死。王宏任恒农太守，有宦官买爵位的事，即使是二千石的高官也拷打杀死。那么就可以专断杀死职官了。又有小黄门赵津、南阳大恶棍倚仗宦官势力犯法，南阳、太原两郡太守查办他们的罪行杀了他们。杜诗任侍御史，安抚洛阳，将军萧文纵容士兵暴掠，告诫晓谕不改，于是击杀萧文。那么就可以专断杀死宦官及武臣了。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刚到任，命令郡里准备私马五十匹，设置驿站，奏请所逮捕的豪强恶棍，大的灭族，小的处死，得到批复两天就到，所诛杀的人流血十余里。大概豪强灭族不是常法，所以特别奏请，如果罪行符合常法的，就不奏请了。《元后传》记载：绣衣御史暴胜之奏请杀死二千石，诛杀千石以下的官员。这是诛杀二千石需要奏请，诛杀千石以下不等待奏请。查考汉代制度，戟就是斧钺，所以凡是列戟的，就可以专断生杀（见《后汉书·郭躬传》）。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南齐书》记载：王敬则枉杀路氏，路氏家属诉冤，皇上责备王敬则：“人命至重，为什么不启奏？”王敬则说：“臣知道什么科条法律？看见背后有节，就认为应当可以杀人。”这是六朝凡是刺史持节的也都得以专断杀人。所以历代虽然有诏书申明禁令，如宋孝武帝诏书：非临阵不得专断杀人，那些罪人重刑，都先上报，必须得到批复才执行，违者以杀人论罪。告诫未尝不严厉。然而《南史》记载吉翰任刺史典签，想救活一个囚犯，趁吉翰八关斋日报告此事。吉翰第二天对典签说：“你心里想救活这个囚犯，只是囚犯罪重，你想救活他

译便应当代替他承担罪责。”于是逮捕典签并将其处死。由此可见，刺史也拥有处决签帅的权力。沿袭至隋、唐，仍然沿用旧制。《隋书·陈孝意传》记载：太守苏威想要处死一名囚犯，陈孝极力劝谏，苏威不听，陈孝便脱下衣服请求先受死，苏威这才释放了囚犯。这说明隋朝时刺史也有杀人的权力。《唐书》记载：刘仁轨担任陈仓尉时，有折冲都尉鲁宁暴虐横行，刘仁轨将其拷打致死。唐太宗认为他刚正不阿，提拔他为咸阳丞。《封氏闻见记》记载：崔立担任雒县县令，当地豪族陈氏担任县录事，向来历任县令以下官员都接受他的馈赠，都与他平起平坐。崔立到任后，陈氏仍用旧态相见，崔立命令差役将他拖出去杖杀。陈氏的子弟相继号哭，围堵台阶屏风，崔立将他们一一收捕，全部处死。这说明唐朝时县令、县尉仍然拥有专断杀人的权力。至于在军旅战事期间，更不必多言。李光弼因为侍御史崔众狂妄失常，将其逮捕关押，恰逢使者到来，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李光弼说：“崔众有罪，此前已经关押，现在只斩侍御史；如果使者宣读诏书，也斩御史中丞。”使者收起诏书不敢宣读，于是李光弼斩了崔众示众。兵马使张用济赴军逗留，李光弼也将其斩首示众。真源县令张巡坚守雍丘，有六位大将，官职都是开府特进，因为力量不敌贼军，劝张巡投降。张巡在厅堂设置天子画像，于是斩杀了这六人。张镐在河南巡视军队，因为刺史闾丘晓不救援睢阳，导致张巡陷落身亡，也杖杀了闾丘晓。这是因为军事形势严峻迫切，不能用常法来论处。直到宋朝，州郡不得专断杀人的规定才开始严格。《宋史·本纪》记载：宋太祖曾说：“五代时期诸侯跋扈，枉法杀人，朝廷不过问。从今以后，各州死刑案件要记录案卷上报朝廷，交给刑部复核。”于是定为法令，从此各州死刑案件都要上报刑部审核复核。然而《宋史》记载李及担任秦州知州时，有禁卒白天在市场上抢夺妇女的金钗，官吏将他抓来。李及正在看书，简单问了几句话，就命令将他斩首。王诏担任汝州知州时，有铸钱卒辱骂大校，王诏立即将其斩首示众。舒亶担任临海尉时，有酗酒辱骂后母的人，舒亶命令将他抓起来，他不肯服罪，舒亶立即将其斩首。这说明宋朝时州县仍然有专断杀人的先例。○汉代大臣不服父母丧汉自孝文帝遗诏以日铁月，遂著为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丧。《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遭遇母亲丧事，自认为身为宰相，不敢逾越制度，于是三十六天除丧，立即起身处理政务，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有想要行丧的，就必须奏请。《后汉书·赵熹传》：赵熹遭遇母亲丧事，请求辞官行丧，明帝不允许，派遣使者为他解除丧服。《桓焉传》：桓焉担任太傅，因母亲丧事自行请求，诏令以大夫身份行丧，超过一年就剥夺丧服。《桓郁传》：桓郁也因母亲丧事请求辞官，诏令以侍中身份行服。邓骘遭遇母亲丧事，请求辞官行服，奏章连续呈上，才获允许。直到元初年间，才开始改令持服。《刘恺传》：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因此都废除了丧礼。元初年间，邓太后临朝，诏令长吏以下不为亲人行服的人，不得担任地方长官和主持选举。当时有人上书说牧守也应实行此制，诏令下达公卿商议，多数认为不便。刘恺独自上奏说：“刺史是一州的表率，二千石是千里的师长，认为应该以身作则，而议论者认为不便，这就像弄浑源头却想澄清水流一样。”太后于是听从了他。然而《赵岐传》：赵岐担任司空掾，议论二千石可以辞官为亲人行服。又《荀爽传》：荀爽上奏说：“孝文皇帝过于谦抑，所以遗诏以日易月。如今公卿大臣，是政教所仰仗的，却不能在父母丧事时奔赴，拿什么来教化天下？”因此元初以后行丧的制度又被废除。考查安帝建光元年再次禁止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桓帝永兴二年又允许刺史、二千石行丧服，延熙二年再次禁止此制，因此整个汉代，行丧与不行丧始终没有定规。正因为有不服丧的制度，而士大夫中有独自坚持己见、持服三年的，就因此得名。如《铫期传》：铫期父亲去世，服丧三年，乡里称赞他，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因兄弟丧事而辞官的，如杨仁担任什邡令，因兄长丧事辞官；谯玄担任太常丞，因弟弟丧事辞官，就是这种情况。（《晋书》：郑默担任大鸿胪，遭遇母亲丧事，旧制，安葬后返回职位。郑默恳求终丧，于是改变，定下大臣终丧的制度，从郑默开始。又华歆都督河北诸军事，父亲生病就返回，随即遭遇丧事。旧例，安葬后复职，华歆坚决辞谢违背旨意。这说明晋朝时大臣也不行三年丧，直到郑默奏请才定下终丧的制度。）

译○两汉、六朝谥法

自汉代以来的谥法，都与官爵连称，尊贵的称为某王，次一等的称为某侯，这大概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留制度。《汉书》记载：霍去病谥号为景桓侯，周绁谥号为贞侯，靳歙谥号为肃侯，傅宽谥号为景侯等。当时凡是赐谥的人，原本都是列侯，所以都称某侯，而没有称伯、子、男的。到了六朝时期，又按照官位的大小来分别王、公、侯、伯、子。例如王琳谥号为忠武王，刘秀之谥号为忠成公，王弘谥号为文昭公，王俭谥号为文宪公，沈庆之谥号为忠武公，王敬弘谥号为文贞公，徐勉谥号为简肃公，王茂谥号为忠烈公，褚渊谥号为文简公，刘π谥号为昭公，王广之谥号为壮公，柳庆远谥号为忠惠侯，萧颖达谥号为康侯，曹世宗谥号为壮侯，吕安国谥号为肃侯，萧景先谥号为忠侯，刘善明谥号为烈伯，萧赤斧谥号为懿伯，沈君理谥号为敬子，沈君高谥号为祁子，陆缮谥号为安子，沈炯谥号为恭子，陆杲谥号为简子，庚杲谥号为贞子，凡是谥号都连同爵位一起称呼，不像后世只赐给某个谥号。又《裴子野传》记载：在此之前，五等爵位中的君以及侍中以上才有谥号，裴子野因为声望卓著，特别赐谥号为贞子。陶弘景赐谥号为贞白先生，刘〇赐谥号为贞简先生。《北史》记载：李谧赐谥号为贞静处士。这些是官位按规定不应得谥号，而是出于特别恩赐的，这是后世特别赐谥的开始。《后汉书》记载：夏恭去世，众儒生私下谥他为宣明君。朱穆的父亲去世，朱穆与众儒生考察依据古义，谥他为贞宣先生。等到朱穆去世，蔡邕又与门人共同叙述他的品行，谥他为文忠先生。范冉去世，大将军何进发信给陈留太守，列举品行评定谥号，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谥为贞节先生。陈实去世，全国前来吊唁的有三万多人，共同谥他为文范先生。这又是后世私谥的开始。然而私谥终究不合礼制，所以荀爽曾经著文纠正它，见《后汉书》荀爽本传。又《宋史》记载：张载去世，门人想谥他为明诚夫子。司马光说：《礼记》说古代活着没有爵位，死了没有谥号。《檀弓》记载礼制之所以丧失，是说士人有诔文，是从县贲父开始的。曾子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只有天子才称天来作诔。诸侯互相作诔尚且不合礼，何况弟子为老师作诔呢？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没听说弟子再为他定谥号。“这是司马光也认为私谥不合礼，与荀爽相同。

查《左传》记载：楚太子商臣杀害成王，先谥他为灵，成王不闭眼；谥他为成，才闭眼。那么古人的谥号，有在将死时定的（按：《国语》记载楚共王将葬时商议谥号，子囊谥他为共，那么古法上谥号一定在将葬时定，商臣在成王死时就立即定谥，这是悖逆的行为，不是常规。）。卫灵公出逃，北宫喜和析朱Θ让他复位，灵公赐给北宫喜谥号贞子，赐给析朱Θ谥号成子。那么又有生前定谥的。楚共王临死前，对众臣说：“我死后，请谥我为灵或厉。”大概是自谦，那么又有生前自谥的。又古代谥法多用一个字，偶尔有两个字的，如考烈、慎静之类。也有用三个字的，如贞惠文子。然而大体上用一字居多。近代谥法大多用两个字，大概是便于子孙称呼。《唐书》记载：吕〇去世，博士独孤及谥他为肃。严郢认为按旧例宰相谥号都是两个字。独孤及说：“意义在于美恶，不在于名字多，文王、周公、晋重耳谥号为文，冀缺、宁俞、随会谥号为武，两个字的谥号不是古法。汉代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因为一个字不能尽述其善，所以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的谥号。唐朝兴起，魏徵以王道辅佐时政，接近文；爱戴君主忘记自身，接近贞，这两者不可偏废，所以叫文贞。萧〇端正刚直，接近贞；性格多猜忌，接近褊狭，所以叫贞褊。如果事迹没有不同的称呼，就用一个字容易，所以杜如晦、王、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都是当时的宰相，谥号不过一个字。而说按旧例应当两个字，实在没听说过。”于是没有改变。后来郑〇瑜去世，博士徐复谥他为文献。李巽说：“两个字的谥号不是古法。”徐复说：“两个字的谥号，周、汉以来就有：威烈、慎静，是周代的；文终、文成，是汉代的。”于是下诏听从徐复的意见。这是后世两个字谥号的开始。又古人定谥号的制度，必定考核这个人的生平，不曾专门称颂其美而隐瞒其恶。秦、汉以上不详细论述，《晋书》记载：陈准死，太常商议谥号。嵇绍说：“谥号是用来流传不朽的，大的德行受大的名字，小的德行受小的名字，陈准应该谥号为缪。”何曾死，商议的人因为他每天吃饭花费万钱，谥号为缪丑。谢石死，范宏之商议认为因事有功叫襄，贪婪导致败坏官职叫墨，应该谥为墨襄公。《宋书》记载：何勖谥号为荒公。《南史》记载：萧子显死，请求谥号，手诏说：“倚仗才华傲视他人，应该谥号为骄。”萧〇死，谥号为替侯。沈约死，谥号为隐侯。徐陵死，谥号为章伪侯。周敷被周迪欺骗被害，谥号为脱。《北史》记载：郑羲死，尚书上奏：“《谥法》说博学多见叫文，不勤奋而成名叫灵。”于是谥为

译文灵。魏于忠谥武丑。穆崇死后，请求赐谥，太祖查阅《谥法》，认为他“述义不克”（阐述道义而不能坚持到底），于是赐谥为丁公。后周薛善谥缪。宇文直谥刺。《唐书》记载：许敬宗死后，博士因为他抛弃儿子在荒远边地，将女儿嫁给蛮族，赐谥为缪。他的孙子对此提出诉讼，这才改谥为蔡。宋庆礼死后，太常寺因为他喜好巧辩、自以为是，赐谥为专。其他如李程谥缪，房式谥倾，马畅谥纵，韩宏谥隐，韦绶谥通丑，于ν谥厉，高璩谥刺，裴延龄谥缪。元载起初赐谥为荒，德宗改为成纵。杨炎起初赐谥为肃愍，孔〇驳斥这一谥号，于是改为平厉。宋朝夏竦起初赐谥为文正，司马温公驳斥这一谥号，因而改谥为文庄。陈执中死后，韩维上疏，请求赐谥为荣灵。由此可见，唐、宋时期赐谥仍然兼有褒贬。近代获得谥号的人，只是在美谥之中稍微区分轻重，而不再加上恶谥了。大概古代三品以上官员，按惯例都追赠谥号，而这些人贤与不贤各不相同，所以考察品行、定名赐谥，不可能没有褒贬。近代大臣去世，是否应当追赠谥号，礼部必须先奏请，奏请而获得谥号的人，必定是朝廷所眷顾爱惜的人，他的谥号自然只有褒扬而没有贬斥了。（谥号中最丑恶的莫过于“炀”。《左传》、《史记》所记载的不必细论，汉代只有东平王刘云、长沙王刘旦，北魏初年有纥那被追谥为炀帝。陈后主死于隋朝，被追赠为长城公，谥号为炀。此外还有隋炀帝、金海陵炀王，都是名实相符。只有后周齐王宇文宪，身为贤王却含冤而死，死后也被赐谥为炀，这是最冤枉的。）

译○汉唐食封制度

秦汉时期，没有封国的列侯称为关内侯。那些有封地的，就享用某地的户口租税，并自行派人督收租赋。到了唐代依然如此。《史记》记载：吴、楚七国叛乱时，应当跟随征战的列侯，其封邑都在关东，想要借贷子钱（高利贷），而放贷者因为胜负未卜，不肯借贷。这就是汉代封邑收取租税的大致情况（《后汉书》注：封邑每户缴纳二百钱）。《唐书》记载：霍王元轨常常派遣国令督收封租，国令请求通过贸易获取利润，霍王说：“你应当纠正我的过失，反而用利益来诱惑我吗？”《王嗣立传》记载：中宗时期，受恩赐食邑的人很多，封户遍布五十四州县，都占据天下的肥沃之地，根据土地适宜的情况，牟取利益收入，对于被封户的人来说，比军队出征还要紧迫。王嗣立极力陈述其弊端，请求将丁税全部送往国库，封家向左藏库支取，禁止自行征收，以消除沉重的困苦。宋务光也说：“滑州有七个县，其中五个县分封给诸侯。国家赋税少于诸侯租税，进入私家的加倍于上缴国家的。请求将封户平均分配到其余州县，并附在租庸使名下每年送往国库，停止封使，免除驿传费用。”由此可见，征收租税的人竟然乘坐驿车。《宋〇传》记载：武三思的封户在河东，遭遇大水灾。〇上奏请求免除灾区租税。有谄媚武三思的人，说谷物虽然毁坏但蚕桑还在，请求用蚕桑代替租税。被〇驳斥。《张廷〇传》记载：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人的封户在黄河南北，暗示朝廷下诏两道适宜蚕桑的地方，即使有水旱灾害也可以用蚕桑折抵租税。张廷〇坚决争辩才得以免除。可见唐代封户受到的困苦，即使是国家赋税也不至于这样。宪宗时期才开始确定实封制度，节度使兼宰相的，每百户实封每年供给绢八百匹、绵六百两；不兼宰相的，每百户供给绢一百匹；诸卫大将军每百户供给绢三十五匹。大概到这时才开始改制，封家不得自行征收，而全部由官府统一供给。

○元魏子贵母死制度

汉武帝确实打算立昭帝为太子，先赐死其母钩弋夫人，大概是惩戒吕后的祸患。元魏于是将此作为定制。道武帝晚年生下明元帝，将要立为太子，就赐死其母刘贵人。道武帝对明元帝说：“从前汉武帝立其子而杀其母，不让妇女参与国家政事，使外戚作乱。你应当继承皇统，所以我远效汉高祖，为长远打算。”明元帝哀痛哭泣不能自持。《道武刘皇后传》说：魏朝旧例，后宫生下儿子，将要立为储君，其母亲必须先赐死。刘皇后因此法而死。刘皇后就是刘贵人。又明元帝杜后也是如此。世祖即位，转奉乳母窦氏为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起初是宫嫔，生下献文帝，将要立为太子，冯太后依照旧例，让她记录南是只弟临决，捶胸痛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下太子恂，皇帝仁慈宽恕，不想沿袭前事，也因冯太后的意思，仍依照旧制惨死。只有世宗灵后胡氏在怀肃宗时，宫廷中依照旧例只祈求生诸王公，不愿生太子，唯独胡氏说：“天子怎能没有太子？怎么可以畏惧一人的死，而让皇家不养育宗嗣呢？”同列又劝胡后做打算，胡后不听，曾经发誓说：“所怀的是男孩，将成为长子，儿子立为皇帝我死，所不辞也。”于是生下肃宗，胡后竟然没有被赐死。肃宗即位，尊为皇太后，于是临朝称制，恣意行为秽浊，并鸩杀肃宗，而魏朝随之灭亡，胡后也被尔朱荣沉入河中而死。子贵母死，本属矫枉过正。汉代的马氏、邓氏，宋代的章献、宣仁，何尝没有对国家有功？却一定要让君主先断绝天性之亲。这就大大违背了以孝治天下的道义，凭什么君临天下？最终防患虽然严密，而偶尔破例，前此数代的冤祸，就集中在这一个人身上报复，以至于破家亡国。由此可知，灭绝天性以防祸患的，没有不转而招致祸患的！

○元魏族诛之法最惨

夷灭三族，本是秦朝的酷法，汉文帝开始废除收孥相坐律。然而景帝对晁错，武帝对郭解、主父偃等人，都还是族诛。沿袭到三国、六朝，此刑不废，而元魏尤其最惨。卫王仪的弟弟觚出使燕国，被杀害。太祖平定中山，收捕杀害觚的傅高霸、程同等人，夷灭五族。崔浩被诛杀时，清河崔氏无论远近都死，又波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那么母党、妻党及女家都诛杀了。当时浩等一百二十人都被族诛，依靠高允劝谏，所以仅施之于浩。世祖说：“如果不是高允的话，应当有两三千人流血了。”崔颐、崔模与浩同族，因为浩平素常轻视其家世，崔模说：“桃简（浩的小名）只可以轻视我，难道可以轻视周儿（颐的小名）吗？”这话流传很久，两家才得以幸免。崔宽因为是远来疏族，也得以幸免。可见当时族诛的命令，如果是同族，都不免。刑罚的滥施，到了极点！等到孝文帝才开始减刑，夷灭五族的降为同祖，三族的止于一家，门诛的止于其身。常员与常禽诬谤朝政，有司上奏夷灭五族，诏书定罪止于一家，稍微减轻了一些（孝文帝时崔挺劝谏说：“一人有罪，牵连全家，那么司马牛受桓〇的惩罚，柳下惠受盗跖的诛杀，不也太悲哀了吗？）

译啊！”因此皇帝削减了它的制度）。然而一人犯法，连累门族，做官时未必共同享受福分，被诛杀时却共同承受祸患，衡量“罪人不孥”的道理，真是令人痛心！最终在河阴之役中，诸元被尔朱氏几乎歼灭殆尽。北齐文宣帝又因为光武中兴是因为王莽没有杀尽刘氏，于是大肆杀害元氏子孙。《本纪》说杀了三千多人，《元韶传》说死了七百二十多人，这难道不是当时族诛的报应吗！后世只有谋反者诛灭门族，谋叛者其家属仅被流放迁徙，可以说是仁义尽到了。（唐李〇谋反，被诛杀，诏令削去一房的属籍。宰相问蒋〇：“一房是从大功开始吗？”蒋〇说：“大功，是〇的堂兄弟。他们的祖父神通有功，可以埋没他的功勋吗？”宰相说：“从期亲可以吗？”蒋〇说：“期亲，是〇的亲兄弟。他们的父亲若幽死，社稷可以尽削他们的儿子吗？于是只诛杀〇本人及其子息。可见门房之诛也尚无定制。）○元魏百官无俸北魏的制度，百官都没有俸禄。高允在世祖时，还让诸子砍柴以自给。到了孝文帝才开始发放俸禄，每户增加调三匹、谷二斛九升，作为官吏的俸禄，以十月为首，每季一次请领。又《于忠传》记载：高祖因为国家用度不足，百官的俸禄减去四分之一，等到于忠掌政，才恢复。可见制定俸禄后又有减削。《北齐文宣纪》记载：自魏孝庄帝后，百官断绝俸禄，文宣帝即位，才开始恢复供给。那么在于忠恢复俸禄之后，孝庄帝时又停止，直到齐文宣帝再次供给。

译华林园有三处。六朝时期，华林园共有三处。其中在洛阳的，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说：本是东汉的芳林园，魏明帝青龙三年在其中修筑池塘，划船歌唱越地歌曲。又《魏略》记载：明帝在芳林园西北角堆筑土山，让群臣都背土堆成山，在上面种植松柏竹木，在其中捕捉山禽杂兽。等到齐王曹芳即位，因为“芳”字犯讳，于是改名为华林。后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又加以修缮。《魏书·崔长文传》记载：孝文帝迁都洛阳，命令崔长文经营购置华林园。又《茹皓传》记载：茹皓统领华林园的各项工程，在天渊池西堆筑土山，采集北邙山的佳石，从汝水、颍水地区移植竹子，颇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皇帝驾临华林园，在都亭审理诉讼。八月，又驾临华林园，亲自审录囚犯。二十二年八月，在华林园检阅军事。孝明帝熙平元年，下诏将华林园的野兽放归山泽。孝昌二年，下诏让直言敢谏的士人聚集在华林园东门，分别引见，共同讨论得失。尔朱兆击败元颢，孝庄帝渡过黄河，先入居华林园。又南安王元正担任相州刺史，皇帝在华林都亭为他饯行，下诏让众人赋诗，不能赋诗的允许射箭。北海王元详常单独住在华林园西角，宣武帝每次秘密前往那里纵情饮酒整天。杨椿告老还乡，孝庄帝在华林园设宴，走下御座握着他的手流泪。《杨津传》记载：咸阳王元禧谋反，宣武帝驰入华林园，只有杨津不参与叛逆。《高肇传》记载：宣武帝在华林园召见高肇，高肇惶恐畏惧，举动失礼。这就是洛阳的华林园。其中在邺都的，《晋书·载记》记载：石虎派张群征发附近郡县十六万男女、十万辆车，运土在邺城北面修筑华林苑，又凿开北城墙引水灌溉，大概是仿照洛阳的华林园而建造的。后来东魏迁都邺城，仍然把它作为游幸的地方。孝静帝天平四年，驾临华林园审理诉讼。元象元年，驾临华林都堂审理诉讼。又曾在华林园宴请高澄。北齐孝昭帝篡位时，命令平秦王高归彦率领侍卫将士在华林园斩杀高永乐。武成帝宠爱他的儿子高俨，任命他为中丞大司徒，让他带着卤簿仪仗出行，皇帝与胡太后在华林园东门隔着帷帐观看。这就是北邺中的华林园。其中在建业的，《金陵新志》说在华林园在台城内，本是吴国旧时的宫苑。晋朝南渡后，仿照洛阳园名而加以修缮。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在华林园审理诉讼。少帝在华林园开设店铺，亲自卖酒卖肉。文帝又在华林园修筑景阳山。齐东昏侯在华林园设市，所谓皇帝亲自杀肉，潘妃卖酒。梁武帝命令在华林园总集佛教经典。简文帝游览华林园，对左右说：“领会心意之处不必在远方，遮蔽的林木，便自然有濠水濮水间的遐想。”这就是建康的华林园。三处都有华林园，阅读史书的人几乎因此混淆迷惑，所以在这里加以分析。大概起初本来只有洛阳有华林园，于是晋朝南渡后仿照吴国旧宫苑而建造，就有了建康的华林园。石虎定都邺城，也仿照洛阳的规制，于是有了邺都的华林园。古代宫苑多有仿照旧名而建造的。比如长安有乐游原，是汉宣帝在那里建乐游庙，因此有了这个名字。后来隋文帝将长安城迁到旧城北面二十多里，而唐代太平公主在乐游原上修筑池观，那就一定不是汉代乐游的旧地可以知道，地点改变而名称依旧。又金陵也有乐游苑。《建康实录》记载：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在乐游苑。顾野王《舆地志》所说的覆舟山在乐游苑内就是这里。汉武帝在上林苑凿昆明池，用来训练水军。而金陵的玄武湖也称昆明池。《太平御览·京都记》记载：齐武帝在其中训练水军，称为昆明池。沈约《登覆舟山》诗所说的“南瞻储胥馆，北望昆明池”就是这里。

卷十七

三大迁

盘庚迁都到殷，担心百姓不愿意，多次告诫晓谕，还是不能平息流离失所的怨恨。北魏孝文帝将要迁都洛阳，也担心群臣不听从，于是以南伐为名，从平城出发，骑兵三十多万。到了洛阳，催促前军先出发。群臣苦苦劝谏，魏主说：“现在兴师动众不小，行动而没有成就，拿什么昭示后人？如果不南伐，就应当迁都到这里。”群臣不得已，才确定迁都的计划。可见动员大众、兴办大工程是如此艰难啊！于是董卓迁献帝定都长安，商议的那天，就催促皇帝车驾西行，命令部将烧毁洛阳城外百里，又亲自率兵烧毁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居，一扫而空。迁徙洛阳数百万人口，步兵骑兵驱赶逼迫，互相践踏，尸体堆积在路上，没有敢不听从的。高欢因为洛阳西面靠近西魏，南面靠近梁国边境，于是商议将魏帝迁到邺城。文书下达三天就出发，四十万户人家狼狈上路，也没有敢抗拒的。朱温劫持唐昭宗迁都洛阳，派寇彦卿逼迫请求，就驱赶长安居民向东，人们都拆房子做筏子，浮渭水而下，虽然号哭充满道路而都城终究迁了。劳民伤财之事，往往有无道行之而能成功的情况。

六朝重氏族

六朝最重视氏族。大概自从魏以来，九品中正法实行，选拔任用多用

译世族之中，下品没有高门，上品没有寒士，当他们初入仕途之时，地位的高低就已经区分开了。《谢弘微传》记载：晋代的名门望族，自身拥有国家封爵的，初任官职大多拜为散骑侍郎。《张缵传》记载：秘书郎四个职位是甲族出身者的选拔之选，其他人不得参与。徐坚的《初学记》也说秘书郎与著作郎，自东晋以来多为贵族子弟初任官职之选，所以当时谚语说：“上车不落马就能做著作郎，身体安好就能做秘书郎。”齐明帝规定：寒门之人不得使用四幅伞。《梁武帝纪》记载：旧制，甲族子弟二十岁即可登朝做官，后门子弟要通过立始试吏才能任职。北魏孝文帝在光极堂大规模选拔八族以上的士人，品级分为九等，九品之外，小人的官职又有七等。王俭嘱咐王琨任用东海郡的吏员，王琨说：“三台五省，都是郎官任用的人。外方小郡，应当乞求寒贱之人，省官为什么要再夺取他们？”这就是大概的情况。因此，矜持门第的人把自己标榜得很高。崔�曾对卢元明说：“天下的盛门，只有我和你。”荀伯子也对王融说：“天下的膏粱子弟，只有使君和下官罢了。”他们看待后门寒素之人，简直就像良民与贱民一样不可混淆逾越。赵邕当时受宠显贵，想与范阳卢氏联姻。卢氏有个女儿，她父亲早亡，叔叔答应了她，但她母亲阳氏不肯，带着女儿到母家藏匿躲避。崔巨伦的姐姐一只眼睛失明，他家商议想把她下嫁，崔巨伦的姑姑悲伤地说：“我哥哥德行盛大，怎么能让这个女儿委屈地侍奉卑贱的家族！”右军将军王道隆当时权重一时，到了蔡兴宗面前，不敢就座，过了很久才离开，蔡兴宗也不喊他坐下。何敬容与到溉不和，对人说：“到溉还有余臭，竟然学着做贵人。”因为他的祖父彦之曾担粪。偶尔有不倚仗门第，肯降低身份屈就卑职的，如羊欣、王筠之类，已被传为盛德之事。（《羊欣传》记载：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写扇子，元显于是任命羊欣为后军舍人。这个职位本来任用寒门之人，羊欣不以为意。《王筠传》记载：王氏过江以来，没有人在郎署任职的，王筠初仕为尚书郎，有人劝他不要就任，王筠说：“陆平原、王文度都曾担任过这个职位，我能追随古人的足迹，还有什么遗憾！”）而单门寒士，也于是自视微贱，不敢与世家大族相抗衡。如吴逵有极高的品行，郡守王韶之提拔他补任功曹，吴逵因为门第寒微坚决推辞不就任。宗越本是南阳次等门第，因事被贬为役门，后来立下军功，启奏宋文帝请求恢复次等门第。那些发迹达到显贵，得以与世族相攀附的，已经是荣幸到了极点。王敬则与王俭一同被拜为开府仪同三司，徐孝嗣对王俭说：“今天可以说连璧了。”王俭说：“没想到老子竟然与韩非同传！”王敬则听说后说：“我是南沙的小吏，侥幸得以与王卫军同日拜为三公，还有什么遗憾！”会稽郡最看重望计和望孝，蔡兴宗任郡守时，举荐孔仲智的儿子为望计，贾原平的儿子为望孝。仲智本是高门，而原平是邦国中品行最高的人，于是与高门相匹敌。孙搴出身寒贱，齐神武帝赐给他韦氏为妻。韦氏是士人之女，当时的人以此为荣。郭琼因罪而死，他的儿媳是范阳卢道虞的女儿，没入官府，神武帝把她赐给陈元康。陈元康门第寒微，人们认为这是特殊的赏赐。可见当时的风尚，崇尚豪族而轻视寒门，南北都是如此，牢不可破。高允请求各郡设立学校，选取郡中清望高尚、行为修谨的人为学生，先尽高门，其次及中等。魏孝文帝因为贡举过于泛滥，于是下诏州郡慎重举荐，也说门第要尽选州郡的高门，才能要极选乡里的优秀者。杨公则在湘州时，全部断绝单门通过贿赂求取州职的人，所征辟的都是州郡的著姓。梁武帝甚至颁布到各州作为法令。宋弁任本州大中正，世族大多被抑制降等，反而被当时的人所非议。张缵、李冲、李彪、乐运、皇甫显宗等人，想要极力矫正这种弊端，最终也不能挽回万一。（张缵任吏部尚书，后门寒素都被引拔，不为贵门屈意。李冲因为魏孝文帝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的诏令，上疏说：“不知道上古以来，设置官位，是为了给膏粱子弟提供地盘，还是为了辅助时政？”李彪上疏说：“陛下如果专门以门第为标准，不知道鲁国的三卿，哪里比得上孔子的四科？”皇甫显宗说：“陛下不应该让贵者继承贵者，贱者继承贱者。”乐运说：“选举应当不限资历门荫，只在于得到人才。如果得到了人才，自然可以从厮养之人提拔为卿相。”）甚至习俗所趋，积重难返，即使是帝王想要改变它也不能。宋文帝宠信中书舍人弘兴宗，对他说：“你想做士人，能坐在王球的位置上，才算是判定了。如果去拜访王球，可以称奉旨意就座。”等到到了那里，弘兴宗将要坐下，王球举起扇子说：“你不能这样。”弘兴宗回去奏报，皇帝说：“我也没办法。”后来皇帝把这话告诉王球，想让他与弘兴宗相知。王球推辞说：“士人与庶人的区别，是国家的常制，臣不敢奉诏。”纪僧真从寒官历任至尉军府参军主簿，宋孝武帝曾目送他，说：“人生何必计较门户？纪僧真堂堂正正，贵人也比不上！”他受宠信到了这种地步。等到纪僧真启奏皇帝说：“臣是小人，出自本州的武吏，其他没有什么要求，只向陛下乞求做士大夫。”

译皇帝说：“这件事是由江攸、谢瀹造成的，我没法插手，你可以亲自去他们那里。”僧真奉旨去见江攸，登上床榻坐定，江攸命令左右侍从：“把我的床移开，给客人让座！”僧真丧气地退下，去见皇帝说：“士大夫本来就不是天子所能命令的。”路太后的哥哥路庆之的孙子路琼之去拜访王僧达，王僧达完全不跟他说话。路琼之离开后，王僧达竟然烧掉了路琼之所坐的床。太后哭着向皇帝诉苦，皇帝说：“路琼之年少轻狂，去拜访王僧达受到侮辱，是理所当然的。”中书舍人狄当、周赳都担任枢要官职，想去拜访同省的张敷，担心被他轻视，狄当说：“我们已经是员外郎了，还担心不让我们坐吗？”等到两位客人入座，张敷呼唤左右侍从说：“把我的床移开，远离客人！”周赳等人吓得变了脸色而离去。建元年间，朝廷想任命江谧掌管选官，下诏说：“江谧出身寒微，不能与华贵门第的人相提并论，但他很有才干，可以升任吏部尚书。”任用一名寒门之人，竟然特别颁布明诏，似乎有不得已的苦衷。侯景向王、谢两家求婚时，梁武帝说：“王、谢两家门第太高，可以在朱、张以下的人家里寻找。”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显著，但出身低微，希望名字能列入士流，请求上报籍贯出身，担任州从事。始兴王萧憺命令庾荜任用他，庾荜认为不可，萧憺不能说服他，于是作罢。后来庾荜的儿子庾乔担任荆州别驾，州人范兴话以寒微低贱的身份跻身九流，被选为州主簿。梁元帝命令庾乔听从范兴话到职，庾乔说：“我愧居端右之位，不能与小人范兴话并列。”梁元帝于是停止了范兴话的任命。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氏妹妹为妃，敕令使者说：“好好讲究礼法，不要让崔家笑话我们！”纵观各种史书，可以看出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沿，他们视高门子弟无需仕进为理所当然，这与国家的选拔任命无关。难怪改朝换代之际，没有人不抛弃朝廷，而我们的门户依然如故，甚至把改朝换代作为晋升的阶梯，传记所载，竟然没有一个保全节操的人。而一两个捐躯殉国的士人，反而出自寒门。世风至此，国家依靠谁立足？实在令人浩叹！《唐书·高士廉传》记载：唐太宗因为山东人士喜好崇尚门第，下诏让高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遍征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先列宗室，后列外戚，抑制新贵，褒扬旧望，推崇膏粱子弟，轻视寒门子弟，分为九等，而崔氏仍然列为第一，唐太宗将其列为第三。下诏说：“过去南北分裂，所以以崔、卢、王、谢为重。现在天下一家，应当朝中提拔任用。古称立德、立功、立言，其次就是有爵位。于是合并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编成《氏族志》，颁行天下。”然而这种风气在唐初尚未止息，唐太宗固然曾想极力纠正其弊端。然而看高士廉及李义府传记载，自从魏太和年间定下望族七姓，子孙世代通婚，唐初作《氏族志》，全部降低他们的地位，后来房玄龄、魏徵、李勣等人仍然与他们通婚，所以声望不减，李义府为儿子求婚不成，于是上奏禁止。此后他们反而更加自视高贵，称为禁婚家，凡是男女，暗中聘娶，天子也不能禁止。《杜羔传》记载：唐文宗想把公主嫁给士族，说：“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崇尚门第。我家二百年天子，反而不如崔、卢吗？”可见唐中叶以后，民间仍然沿袭这种风气。《五代史·崔居俭传》记载：崔氏自后魏、隋、唐以来为甲族，吉凶之事，各有家礼，到了他们的子孙，仍然以门第声望自高。又唐庄宗因为卢程不能起草文书，于是任用冯道为掌书记。卢程是名族，于是大怒说：“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吗！”那么五代时期仍然有这种风气。《袁朗传》记载：袁氏自汉司徒袁滂到袁朗共十二世，担任司徒、司空者四世，袁淑、袁粲、袁察都死于国难。袁朗自认为虽然人地不如琅邪王氏多公卿，但特别因为累朝佐命有功，鄙夷不与他们为伍。袁朗的孙子袁谊也说：“门户者，历世名节，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东人尚婚媾，重利禄，何足重哉！”这是以节行为门户，较胜于以势位相高者了。

译○谱学《南史》记载：王僧孺受命编撰谱牒，却不知谱牒起源于何时，便去询问刘杳。刘杳说：“桓谭在《新论》中说：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都是效仿周谱。由此推论，谱牒应当起源于周代。”按周代小史的职责是确定世系，辨别昭穆，所以谱学起源于周代是毫无疑问的。唐代柳芳的论述说：“按周代小史确定世系，辨别昭穆，谱学起源于周代是毫无疑问的。三代时期多由世代担任官职，其后代有的以国名为氏，如齐、鲁、秦、吴；有的以谥号为氏，如文、武、宣、成；有的以官职为氏，如司徒、司马；有的以爵位为氏，如王孙、公孙；有的以字为氏，如孟孙、叔孙；有的以居住地为氏，如东门、北郭；有的以志向为氏，如三乌、五鹿；有的以职业为氏，如巫、乙、匠、陶。汉高祖出身平民，所以不看重氏族，然而汉代邓氏已有官修谱牒，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中也有《姓氏》一篇。到了魏代实行九品中正制，于是权力归于高门大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都由著名士族担任。有关部门选拔人才，必定查考谱牒，所以官职有世袭的贵族，谱牒有世袭的官职，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便出现了。晋太元年间，贾弼编撰《姓氏簿状》，朝廷提供令史抄写，收藏在秘阁及左右户曹，共七百十二篇。宋代的王宏、刘湛喜好这本书。何承天也有《姓苑》两篇，刘湛又编撰《百家谱》以辅助选拔排序。齐永明年间，王俭又加以扩充。而贾弼所撰写的传给了儿子贾匪之，贾匪之传给了儿子贾希镜，贾希镜编撰《姓氏要状》十五篇。贾希镜传给了儿子贾执，贾执传给了孙子贾冠，所以贾氏谱学最为擅长。梁代沈约说：晋咸和以后，所记录的谱牒，都详细真实，存放在下省户曹前厢，称为晋籍（这就是贾弼所撰写的）。宋元嘉年间，开始用七条标准征发徭役，于是伪造的状貌和巧妙的户籍增多。齐代设置郎令史来掌管此事，更加盛行奸诈和贿赂，昨天还是卑微细民，今天就成了士族。宋、齐两代士族与平民不分，实际上是由于这个原因。梁武帝因为沈约的话，下诏让王僧孺改定百家谱，依据贾弼的旧本考订编撰成书，共《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南北谱集》十卷，所以又有王氏谱学。这是南朝谱学的源流。北朝虽然专门研究的人少，然而魏太和年间，下诏各郡中正分别确立本土姓族的次第，作为选拔举荐的名方司格。又魏收编撰《魏书》完成，杨〇对魏收说：“这可以作为不可更改的书，只是遗憾论及各家亲姻，极为繁琐。”魏收说：“自从中原丧乱，人士的谱牒遗失殆尽，所以详细记载他们的支派。”这也把这件事看得很郑重。唐代兴起，谈论谱学的以路敬淳为宗师，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也精通此学。后来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被世人所称道。按《唐书·路敬淳传》：路敬淳通晓姓系谱牒，自魏、晋以来，都有条理次序，著有《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柳冲传》：太宗已命令诸儒编撰《氏族志》，其后门第兴衰不常，柳冲请求改修，于是下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〇、徐坚、刘宪、吴兢与柳冲共同订正。先天年间，又下诏柳冲等人编撰《姓系录》。开元初年，又下诏柳冲与薛南金再次刊定。《韦述传》：韦述喜好谱学，在秘书省私下抄写柳冲的《姓系录》，回家后仔细玩味，所以对百氏源流很详细，又编撰《开元谱》二十卷。《李守素传》：李守素精通姓氏，虞世南曾与他谈论江左人物，虞世南还能记忆，至于北地诸侯的次第，李守素都有依据。虞世南只是笑而不答，说：“肉谱可畏！”于是号称“肉谱”。《孔至传》：孔至与柳冲、韦述等人编撰《百家类例》，把张说等人作为近世新族，删去他们。张说的儿子〇正受宠，听说后非常愤怒。孔至害怕，想要增减。韦述说：“大丈夫奋笔写成一家之书，怎么能被人动摇！”（也见于《封氏闻见记》）这是李唐重视谱学的大概情况。当时有以私意抬高或贬低的人，人们就非议他。许敬宗因为贞观年间所定《氏族志》不记载武后的本望，李义府也耻于先世不被叙录，又上奏删正，把在唐做官五品以上的都升为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晋升的也能进入，士大夫嗤笑他们，认为是勋格。又可见谱学的严格，虽然有当朝势力，也不能轻易升降。按郑樵《通志》谱系共有六种一百七十部，到了马端临《文献通考》，所保存的不过几家了。大概五代以后，不崇尚门阀，所以此学就不再讲求，又可以看见各朝风尚不同。

按：六朝时贾氏、王氏谱学已不可考，见于《唐书》的，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为首。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

译于、陆、源、窦四家为首。在郡姓之中，三代有三公的称为膏梁，有令仆的称为华腴，尚书、领军以上为甲姓，九卿、方伯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丙姓，凡能入选的称为四姓。北齐沿袭这一制度，选拔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拔之列。江左地区凡郡中的上姓称为右姓，太和年间以郡四姓为右姓，北齐僧人昙刚在《类例》中凡甲门为右姓，北周建德年间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朝以上品茂姓为右姓，唐贞观年间《氏族志》凡第一等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为右姓。

译○六朝忠臣无殉节者

自魏、晋以来，在朝代更替之际，能够不忘记旧君的人，要数司马孚和徐广。所以王琳的旧部朱〇请求安葬王琳，在奏疏开头写道：“司马氏即将灭亡时，徐广是晋朝的遗老；曹魏已经谢世后，司马孚被称为魏室的忠臣。”

查《晋书·司马孚传》记载：晋武帝接受禅让时，陈留王出来前往金墉城，司马孚拜辞时流着眼泪说：“我死的那一天，仍然是大魏的纯臣。”

《宋书·徐广传》记载：徐广在晋朝担任大司农，宋武帝接受禅让，晋恭帝退位，徐广哀伤感动得流泪。谢晦说：“徐公难道没有小过错吗？”徐广说：“您是新朝的辅政大臣，我是晋室的遗老，悲欢的情致，本来就不相同。”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懂得君臣大义了。然而司马孚进入晋朝后，仍然受封为安平王，食邑四万户，晋升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徐广进入宋朝后，也担任中散大夫。为什么他们如此眷恋旧君，却又仍然拜受新朝的封爵呢？

大概自从汉、魏改换姓氏以来，前朝的臣子就为新朝辅政，早已习以为常。他们看待国家的禅让更替，仿佛与自己无关，反而借此作为升官受赏的资本。所以偶尔有一两位老臣，不忍心立刻背叛旧君，就已经被众人啧啧称奇，不必要求他们以身殉节。

又如谢ف，当齐朝接受禅让时，谢ف担任侍中，应当解下传国玉玺，谢ф假装不知道。传诏催促他解玺，谢ф说：“齐朝自然应该有侍中。”于是没有去解玺。然而齐朝接受禅让后，谢ф仍然以家臣身份请求出任郡守，担任义兴太守。

王琨在宋顺帝退位时，拉着车痛哭流涕说：“人们以长寿为欢乐，老臣以长寿为悲哀。既然不能先于蝼蚁死去，却频繁见到这种事！”哽咽得无法自持。然而齐高帝即位后，王琨仍然加任侍中，高帝去世，王琨又不侍奉灵车而步行入宫。

然而袁昂在梁武帝起兵时，独自据守。听说东昏侯死后，举哀痛哭。马仙〇卑起初也与梁武帝对抗，对部下说：“我受人托付重任，道义上不允许投降，你们各自有亲人，我为忠臣，你们为孝子。”于是把部下全部遣散，只与几十名壮士据守。后来都被俘送到建康，袁昂仍然在梁朝做官担任侍中，马仙〇卑也担任梁将，并且说：“小人就像失去主人的狗，后来的主人喂养它，就再次为他效力。”

《北史》记载：裴让之在魏静帝退位时，握着他的手流泪，进入北齐后，仍然担任清河太守。北齐的傅伏镇守东雍州，周武帝攻破并州后，派他的儿子傅世宽来招降。傅伏不接受，说：“这是不忠不孝，希望立刻斩了他。”等到听说后主被俘，才投降，进入北周后仍然担任岷州刺史。

窦炽在隋文帝将要接受禅让时，自认为世代受北周恩惠，不肯在劝进表上署名，然而进入隋朝后仍然拜为太傅，加赐特殊礼遇。柳机在隋文帝任丞相时，北周的旧臣都劝他禅让，只有柳机义正辞严，没有陈述请求，然而进入隋朝后仍然拜为卫州刺史，封为建安郡公。

颜之仪在周宣帝去世时，郑泽假传诏命让隋文帝辅政，颜之仪不肯在诏书上署名。文帝索要符玺，颜之仪又拒绝。然而文帝登基后，仍然拜为集州刺史。

文帝将要接受禅让时，对荣建绪说：“暂且一起谋取富贵。”荣建绪说：“明公这个旨意，不是我所能听到的。”于是赴任离去。等到开皇年间来朝见，文帝说：“你也后悔了吗？”荣建绪说：“臣的地位不像徐广，心情类似杨彪。”皇上笑着说：“朕虽然不懂书上的话，也知道你这话不敬。”荣建绪仍然历任始州、洪州刺史。

陈朝的许善心出使隋朝，恰逢隋灭陈，礼仪完成而不能返回，许善心穿着丧服在台阶下哭泣，垫着草席向东哭了三天，隋朝下诏慰问他。第二天有诏书拜他为散骑常侍，许善心哭尽哀后，进房换衣服出来，流着泪拜受诏书，入朝伏在地上，哭泣得不能起身。文帝说：“我平定陈朝只得到这个人，既然能怀念旧君，就是我的纯臣。”

这几个人，史书已经记载他们的行为义举，认为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曾经没有人议论他们先守义而后失节，即使当时的君主也认为这很难得稀有，而没有把必死作为完美人格的标准。

比如梁武帝在马仙〇卑被俘时，让等待袁昂到来一起入见，说：“让天下人看到两位烈士。”周武帝对傅伏也亲自握着他的手说：“我平定北齐只看到这一人。”后来都宠信他们授予官职，恩宠特别深厚，起初并不因为他们再为新朝做官而轻视他们为人。

由此可知习俗沿袭，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延续到李唐，仍然不以为怪。颜常山、张睢阳、段太尉等人，一代也不过几个人。直到宋朝，士大夫才开始把节义看得很重，实在是因为儒学昌明，人们都相互维系于礼义而不忍心背离，那么《诗经》《尚书》对世教的功效，确实不小啊！

《后汉书》记载：杨彪在汉朝退休十多年，曹丕接受禅让，想任命他为太尉，他坚决推辞，于是授予光禄大夫，赐给几杖。因为朝会，让杨彪穿着布单衣、戴着鹿皮冠然后入朝，以宾客之礼对待他。查杨彪虽然推辞太尉，仍然授予光禄大夫，也不免有瑕疵。

○隋制从驾官带妻子

隋朝时，随从皇帝出行的公卿允许带着妻子儿女随行。《北史·周法尚传》记载：炀帝喜欢巡行，周法尚请求组成方阵，四面向外抵御，六宫妃嫔及百官家眷都安置在方阵内部。《赵才传》记载：皇帝每次巡幸，赵才常在途中担任斥候，遇到公卿妻子儿女有违犯禁令的，就用丑恶的语言大声斥责。

译责骂（以上两件事也见于《隋书》）。

另外，皇帝在太原时，准备返回京城，宇文述说：“随从官员的妻子儿女都在东都，顺路前往洛阳，从潼关进入京城也可以。”

杨玄感造反时，首先攻打东都，对李密说：“跟随皇帝的百官妻子儿女都在东都，攻打那里不能没有震动。”

许善心跟随皇帝到江都，宇文化及发动叛乱时，他被杀害，他的母亲当时九十二岁，面对丧事不哭泣，说：“能够为国难而死，我有这样的儿子了！”于是躺卧不再进食，十多天后也去世了。

这些都是跟随皇帝出行携带家属的证据。

另外，皇帝征讨高丽时，任命宇文述为将军，允许他带着家眷随行，这就是所谓项羽“虞兮”那样的旧例。

那么行军作战也是允许携带妻子儿女的。

查考《魏书》：孝文帝想要造船前往邺城，高道悦说：“跟随皇帝的群臣，允许他们携带妻子家眷，在船只之间，更没有阻隔，男女混杂，内外不分。”

《北齐书》记载：裴泽与妻子魏氏感情非常深厚，每次跟随皇帝出行，他的妻子也一同前往，当时的人认为他是“健妇夫半”（意指妻子能干，分担了一半丈夫的职责）。

这说明从魏、齐以来，跟随皇帝出行的官员原本就允许携带家眷，并非从隋朝才开始。

至于李克用击败黄巢返回时，发生上源驿之难，凭借刘夫人的计谋得以保全军队返回。

又唐庄宗先得到符道昭的妻子侯氏，在军中专宠，称她为夹寨夫人，出兵四方，常常让她跟随。

后来得到刘氏，又宠爱她，攻下魏博，征战河北，十多年未曾让主君离开左右。

这说明李克用父子行军都携带妻子儿女。

又唐庄宗在杨刘时，将要前往郓州，下令军中，将所有的家属都送回魏州。

这说明军士也是允许携带妻子儿女在军中的。

译○唐初武功之盛，《唐书·土蕃传赞》说：唐初四方边远地区若有不服从的，都调遣军队去讨伐，捣毁他们的巢穴、犁平他们的庭院才肯罢休。《渤海传赞》又说：四海之内，都尊奉天子为天可汗。外族君长，等待唐朝的印玺才能建国，一旦有不臣服的，立刻遭到诛灭和捆绑。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武功的强盛、疆域的广大了。现在查考太宗时期，李靖攻打突厥，擒获颉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前已经来投降，被封为北平郡王；车鼻可汗不朝见，右骁卫将军高侃讨伐并斩杀了他。侯君集攻打高昌，俘虏其国王智盛，将该地改为廷州。都支十姓可汗叛乱，裴行俭用计擒获了他。又使突厥伏念可汗投降，彻底平定突厥残余势力，击败突厥泥熟匐，俘获其首领归来，盖嘉运又俘虏了吐火仙骨啜可汗。李〇击灭薛延陀，使其可汗咄摩支投降，入朝授官，于是铁勒十一部都归顺。郭孝恪讨伐焉耆，俘虏其国王。龙突骑施讨伐铁勒九姓，单人匹马进入劝降，铁勒于是捆绑伪叶护来投降。后来焉耆又拥立那支，阿史那社尔又进攻击杀了他。社尔又与契〇何力讨伐龟兹，擒获其国王诃梨布失毕。其部将那利叛乱，又被擒获，总共攻破五大城，劝降小城七百余座。又讨伐西突厥，擒获其酋长处蜜时健俟斤归来。杨宏礼击败处蜜，斩杀焉耆王，使〇及支投降，俘获龟兹、于阗国王归来。薛仁贵讨伐契丹，擒获其国王阿卜固，又平定九姓蕃。其中最奇特的是，僧人玄奘从天竺归来，太宗派遣王元策前往其国，该国发兵来抵抗。元策随从才几十人，都战死。元策只身逃往吐蕃，发檄文召集邻国军队，击败敌军，擒获其酋长阿罗那顺，降服城邑五百八十座。这即使是班超、傅介子也比不上！自从攻破龟兹，开始将安西都护府迁到那里，统辖于阗、碎叶、疏勒，号称四镇。自从擒获车鼻可汗后，突厥全部成为边疆臣属，开始设置单于都护府，统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又设置瀚海都护府，统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又设置松漠都督府，统辖达稽、纥便等部。党项拓跋赤辞不朝见，刘师立劝降了他，又将松州设为都督府。于是从黄河源头积石山以东都成为中国的土地。自从铁勒十一部都归顺，于是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多览葛部为燕然都督府，仆骨部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部为幽陵都督府，同罗部为龟林都督府，思结部为卢山都督府，都号称都督府，在原来的单于台设置燕然都护府来统辖它们。后来改燕然都护府为瀚海都护府，统领回纥，将原来的瀚海都护府迁到古云中城，号称云中都护府。沙漠以北隶属瀚海，沙漠以南隶属云中。高宗、武后时期，余威仍然振奋，苏定方在伊丽水大败贺鲁，使其五弩失毕投降，派遣将领萧嗣业到达石国，擒获贺鲁，疆域于是延伸到西海。而思结阙俟斤都曼拥据其部众及邻部葱岭等国作乱，定方又进攻击擒了他，葱岭以西都平定。又平定百济，俘虏其国王义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〇攻破高丽，执拿其国王藏、其子建等，共五部一百七十六城，将其地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又设置安东都护府，于是唐朝疆域又延伸到东海（后来仍派遣藏与隆各自回本国安抚残余部众）。武后时，还命令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四镇，仍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而契丹孙万荣入侵，又在途中斩杀了他，将首级传送到东都。开元、天宝时期，高仙芝越过葱岭讨伐小勃律，使其国王苏失利之投降，于是平定其国，而大食等七十二国都来归附。又讨伐石国，俘虏其国王归来。夫蒙灵〇讨伐突骑施，斩杀其国王。莫贺达干回纥攻击突厥白眉可汗，将首级传送到京城，突厥毗伽可敦来投降。程千里追击阿布思，劝降葛逻禄叶护执拿阿布思献俘。《通鉴》说当时声威教化所覆盖的州有三百三十一，羁縻州有八百，确实疆域的强盛，即使是西汉也比不上！等到安史之乱后，即使是河北也沦为盗匪之地，直到唐朝结束，都不能恢复了！

○唐初多用蕃将，史大奈，本是西突厥特勒。冯盎，本是高州土著酋长。阿史那社尔，本是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忠，本是苏尼失的儿子。契〇何力，本是铁勒莫贺可汗的孙子。黑齿常之，本是百济西部人。泉男生，本是高丽盖苏文的儿子。李多诈，也是〇〇酋长的后代。论弓仁，本是吐蕃族人。尉迟胜，本在于阗国王。尚可孤，本是鲜卑别种。其他如李光弼、浑〇、裴玢等，也都是外蕃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唐一代，内外官的轻重先后不同，有相差悬殊的。太宗时，马周上疏说：朝廷只重视内官而轻视刺史、县令，刺史多是武夫，或是京官中不称职的人。边远地区的任命，用人更轻。这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的弊端。武后时李峤、唐休〇说：朝廷重视内官，轻视外

译任职时，每当任命州郡长官，都反复申诉，所派遣到地方任职的人，大多是因罪被贬或连累的人。现在请求选拔贤能的人分别掌管大州。王嗣立也说：县令、刺史不加挑选，京官因犯罪或名声不好的才去掌管州郡，吏部年老不擅长写字的人才被拟任县令。卢怀慎也说：近来看到官员犯赃罪的，被任命到江淮、岭南、沙漠等地，只是粗略地表示惩罚贬谪，这些人内心自暴自弃，贪财聚敛，更加没有悔改之心。让有罪的官吏治理远方，这是叫作恩惠奸邪而遗弃远方。远方的州县，哪里辜负了圣上的教化，却独自承受这种恶政呢？唐明皇时，张九龄上奏说：现在的刺史，京城附近有声望的大郡，还稍微加以选择，江淮、陇蜀、三河等大府之外，由京官出任的，或者自身有罪累，或者政绩无状，把州郡长官的职位当作排斥放逐的地方。有的人先前依附高位，等到权势衰落，就说他不能胜任京官职务，外放去做州官。武夫、流外官，积累资历而得到职位，不考虑他们的才能。刺史尚且如此，何况县令！古代刺史入朝可以做三公，郎官出外可以治理百里之地。现在朝廷士人入朝而不出外，京城是衣冠所聚集、声名所发出的地方，从容依附逢迎，不勤劳就能成功，这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有智慧才能的人怎么会肯出外做刺史县令呢？当时源乾曜因为大臣的儿子多担任京职，英俊的人才多担任外官，这不是公平施行的道理，请求把自己担任京职的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外放，以显示亲近的人率先开始。皇帝下诏褒奖他。《倪若水传》也说：当时天下太平，朝廷尊荣，人们都看重内任。即使是自冗官提拔为方面大员，都自认为是降职。班景倩从扬州采访使入朝担任大理少卿，倪若水在郊外送行，看着左右的人说：“班公这次出行如同登仙，我恨不得做他的马夫。”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年间内重外轻的风气。等到肃宗、代宗以后，京城凋敝，俸禄微薄，就有大大相反的情况。《通鉴》记载：元载掌权，因为做官的人多喜欢京城，厌恶他们逼近自己，于是制定俸禄厚待外官而薄待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常向外官乞贷。杨绾、常兖虽然上奏增加京官俸禄每年约十五六万缗，但风气所积，利益常在外，京官的贫穷依旧。《唐书·嗣曹王皋传》说：皋担任秘书少监，上元年间京城饥荒，一斗米值数千钱。皋请求外放，不被允许，于是故意触犯轻微的法律，被贬为温州长史。《李泌传》也说：当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没有限度，而京官俸禄微薄，从方镇入朝担任八座，甚至认为是罢免权位。薛邕由左丞贬为歙州刺史，家人怨恨贬谪得太晚。崔裕甫担任吏部员外郎，甚至请求做洪州别驾。节度使府中的宾佐有悔改的，被推荐为郎官。应当升迁台阁的，都以不赴任获罪离去。李泌认为外官太重，内官太轻，请求根据官职的闲忙普遍增加俸禄，被窦参阻止而停止。这距离开元、天宝时不到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到了这个地步，也可以观察世道的变化了！

译○唐代的制度，皇帝升殿时使用宫女侍奉。《文昌杂录》记载：唐代制度，天子坐朝，由宫人引导至殿上。所以杜甫诗中有“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仪”的诗句。大概是从武则天临朝称制开始，女官随侍在侧，后来便沿袭成为定制。《宋史》中吕大防的奏疏说：唐代入阁的图谱中有昭容的位置，可见当时已定为朝仪，甚至绘制在图画中。查考《唐书》，天〇二年十二月诏书说：宫妃女职，本来是为了备办宫内事务，今后每逢延英殿坐朝之日，只让小黄门祗候引导跟随，宫人不得出内廷，从此便废止了。那么唐代末年开始革除这一制度。

○唐代吏部分为东选、南选。唐代制度，吏部分为三铨：尚书一人称尚书铨，侍郎二人称中铨、东铨（见《五代史·姚ダ传》）。东铨也称东选。贞观元年，因为京师粮食昂贵，开始将人员分流到雒州设置选官。到高宗开耀元年，因为关外道路遥远，而河雒地区处于天下中心，于是下诏东西二曹在两都分别简选，这就是所谓的东选。《旧唐书·魏知古传》记载：皇帝命令知古前往东都主持吏部尚书主选事务，他非常称职，皇帝手诏嘉奖他。又卢怀慎与知古分别统领东都选官，苏晋与齐浣轮流掌管两都选官。代宗广德二年，任命杨绾主持东京选官，贾至主持东都举荐，都见于《新唐书》。东选之外又有南选，其选官地点有多处。《旧唐书》记载高宗上元三年设置南选，派遣使者简选补授交州、广州、黔州等州的官员。《百官志》记载：岭南、黔中每三年设置一次选补使，称为南选。如《啖助传》记载：仲子陵掌管黔中的选补事务，乘驿车路过家乡。这是在黔中设置选官的例子。张九龄任桂州都督兼岭西按察选补使，柳泽任侍御史监岭南选，徐浩以都官郎中的身份任岭南选补使，韦〇任桂管观察使，管内县令三百多员，由吏部补授的十分之一，其余都由使者量才补授。这是在岭南设置选官的例子。至德元载，任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旧唐书》记载：兴元二年，刘滋以吏部侍郎的身份前往洪州主持选举，当时战乱饥荒之后，候选官员不能赴任调职，于是任命刘滋在江南主持选官，以方便江岭地区的人。又李岘罢政任吏部尚书，主持江淮选举，在洪州设置选官。这是在江西设置选官的例子。

○唐代簿尉受杖。《Т斋闲览》引用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愈《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侄阿宜》诗：“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认为唐代的簿、尉有过错，就受笞杖，如同现在的胥吏一样。不知道唐代制度不止于此。《新唐书·刘晏传》记载：刘晏任转运使，代宗曾命令考核他管辖的官员，五品以上立即弹劾，六品以下先杖打然后上奏，那么不仅仅只是簿尉了。又张镐杖杀刺史闾邱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那么节度使也可以杖杀刺史了。杨炎任河西节度使掌书记，因为县令李太简曾经醉酒侮辱他，杨炎命令左右反绑李太简，杖打二百下几乎打死，那么节度书记也可以杖打县令了。《旧唐书》本纪记载：元和元年，观察使韩皋杖打安吉令孙〇致死，罚一个月俸禄。《新唐书》记载：穆宁任转运使，杖死沔州别驾，因此被贬为平集尉。虽然有所降罚处分，但因为杖打至死所以稍加处罚，而长官杖打僚属的制度依然存在。《裴耀卿传》记载：刺史杨〇犯赃，皇帝下诏杖打六十，流放到古州。裴耀卿说：“刺史、县令不同于一般官吏，现在让他们裸露身体受笞，事情太过逼迫侮辱。”又御史蒋挺犯法，皇帝下诏在朝堂杖打。张廷〇上奏说：“士人可杀，不可辱。朝廷大臣有罪应当杀，其余或者剥夺俸禄，或者收赎也可以。”广州都督裴〇先抵罪，张嘉贞请求杖打他，张说曰：“刑不上大夫，如果罪应死就斩首，不应当在朝廷侮辱，以对待士兵的方式对待他们。”当时朝臣都为此进言，但最终没有听说停止这一制度。而Т斋只根据杜甫、韩愈的诗说唐代簿尉受杖，这还没有详细考证。查考百官受杖，本起源于汉光武。《后汉书·申屠刚传》记载：光武时，尚书近臣甚至在前被捶扑牵曳，申屠刚每次极力劝谏。《宋均传》记载：宋均每次删减疑案，皇帝认为他有奸诈，逮捕郎官捆绑将要杖打。《钟离意传》记载：明帝怒郎官药崧，用杖撞他，药崧跑伏在床下，说：“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没听说人君，自己起来撞郎官。”又司农上奏事，误将十写成百，皇帝召郎官将笞打他。钟离意自己引罪，立即解衣就格，皇帝才免了他。《左雄传》记载：大司农刘据被谴责，召到尚书省，传呼催促快步走，又加捶扑。左雄上言：“九卿大臣，行为有〇玉之节，孝明帝开始有扑罚，都不是古典。”顺帝听从并改正，于是九卿没有遭受扑打的。那么杖罚官僚确实始于光武，明帝甚至加于九卿，顺帝才停止。而《魏书·何夔传》记载：魏武帝性情严厉急躁，掾属公事，往往如

译杖刑，只有夔常蓄积毒药，以死明志，所以最终没有遭受侮辱。那么官僚受杖，魏武帝也曾实行过。《后魏书》记载：陈建在州任上贪婪暴虐，文成帝派遣使者罚他杖二十。皮怀喜在州任上因饮酒荒废政务，孝文帝派遣使者用杖刑处罚他。《高允传》记载：魏初法律严厉，朝廷官员大多遭受杖刑。高允历经五位皇帝，五十多年，起初没有受到谴责和过错。《北齐书》记载：唐邕以从事中郎的身份，因征收官钱超过期限，被杖二十。《隋书》记载：燕荣担任幽州总管，性情严酷。元宏嗣被任命为幽州长史，害怕被他侮辱。文帝知道后，命令燕荣说：“宏嗣受杖十下以上，都必须上报。”燕荣于是借故鞭打他，每次鞭打不满十下，但一天之中，有时达到三四次。又赵仲卿镇守平凉，鞭打长吏，动辄达到二百下。《卢思道传》记载：卢思道请求朝臣犯笞刑的罪行，可以按赎罪论处。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这说明在卢思道请求之前，朝臣犯笞刑还是确实执行的。这又是北朝及隋朝杖刑的制度。只有南朝稍有不同。查《齐书·陆澄传》：郎官过去判处杖刑，都是有名无实，明帝用法严厉，尚书郎有受杖刑的，因为萧琛进言依照旧例不执行。这说明南朝杖刑的制度比北朝稍轻。唐朝的制度大概是沿袭北朝及隋朝的旧制。宋朝时这种风气逐渐减少，然而《宋史》记载：明镐知并州，当时边防将领多是无能子弟，明镐挑选其中最不称职的杖打他们。这说明当时也并非没有确实执行杖刑的制度。《理宗本纪》记载：淳祐二年，下诏今后州县官员有罪，各统帅不得随意加杖责罚。禁止杖打官吏，直到频繁颁布明诏，说明当时统帅府本来是可以杖打官吏的。金、元两朝，这种风气尤其盛行。文惟简记载金国上自宰相执政，下至制置使司的簿尉，有罪的都杖责。州县官员有罪，就派遣天使到那里杖打他们，名叫监断。《金史》记载：海陵王杖打张浩、萧玉说：“大臣受刑责打，痛苦如同我身受，事情不得已，你们都要知道。”世宗元妃李氏安葬时，都水监高杲修路不合规格，乌古论元忠杖打他四十下。皇上对元忠说：“六品官有罪应当奏报，竟然擅自决断吗？”然而也没有听说治元忠的罪。《张行信传》记载：当时监察御史杖刑大多确实执行，因为张行信极力争辩，才改为赎罪。洪皓《松漠纪闻》说：我到达河阴，县令因病离职，只有县丞出来迎接，不肯坐下。于是因为军饷延误期限，县令被柳条鞭打一百下，县丞也受此罚，所以疮伤不能坐。又《金史·蔡松年传》记载：蔡松年担任户部员外郎，因高元鼎的事受牵连，笞刑四十下。除了官赎之外仍然确实执行，那么郎署卿监也不能免了。《宣宗纪》记载：下诏州县官员即使积阶升到三品，因缺乏军储获罪，听任行部者决断责罚。《归潜志》记载：赵秉文被术虎高琪厌恶，奏请代理南京转运司，果然延误粮草，应当杖打。宣宗说：“学士难道应当杖打吗？”高琪奏称不这样不足以示惩戒，于是杖打四十下，赵秉文非常怨恨。这又是因军兴催饷严急的缘故。哀宗时，高琪又立法，职官有犯都确实执行杖刑。许古劝谏，不被听从。那么不是延误军饷的也杖打了。元初比金制更严重。《元史·世祖本纪》记载：下诏军士所过之处，不得鞭打侮辱官吏。这说明军士也曾殴打官吏。《桑哥传》记载：曾经因为检查文书簿籍笞打御史四人，从此御史到省部，掾令史都与他平礼相待。《赵孟頫传》记载：桑哥专政，六曹迟到者被笞打。赵孟頫迟到，断事官也引受笞打。叶李解救他，才得以免除。这说明御史、学士也例行受杖。赵孟頫又曾经奉命到江南，责问行省壅滞钞法，下诏凡是左右司及诸路官员，允许竟加笞责。这说明外台官员也例行受杖。至元二十年，桑哥败亡，世祖因为他鞭打御史，虽然命令省台论他的罪，然而大德七年，成宗又禁止诸王驸马随意杖打州县官员。可见官吏受杖的惯例仍未停止。《阎复传》记载：阎复上奏说：“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现在郡守如此尊贵，因征收租税受杖，这不是用来激励廉洁方正的做法。”那么元朝官吏杖刑的制度，比前代更严厉了。前明又有廷杖的制度。洪武年间，杖死永嘉侯朱亮祖，因为他的父子鞭死工部尚书夏祥。那么太祖已经开了端，其后逐渐不再使用。正统年间宦官擅权，借以示威，于是殿陛行杖，遂成为惯例，并有荷校及罚跪的法令。黄尊素上疏说：“正统、正德年间，廷杖由王振、刘瑾所为，嘉靖、万历年间，廷杖由张璁、严嵩、张居正所为。”现在查《明史》，也有不完全出于权奸的。正统年间，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镒，祭酒李时勉，司业赵琬，有的荷校，有的受杖，都是王振所为。成化年间，因科道不弹劾马文升，杖打给事中御史李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下，又杖打刑部郎林俊，都是汪直所为。正德年间，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等弹劾刘瑾，各杖三十下，杨源再次上疏，杖六十下；蒋钦继上疏，每疏杖六十下，共三疏，于是杖死，这确实是刘瑾所为。嘉靖年间，周怡、沈炼、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被杖；

译徐应丰、叶经被严嵩构陷，遭受杖刑而死；厉汝进、查宗彝、徐养正、刘起宗、刘禄因弹劾严世蕃而遭受杖刑；严嵩又借河套之事激怒皇帝，在朝堂上杖打给事中和御史，这本来就是严嵩所为。万历年间，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都因议论张居正夺情之事而遭受杖刑，这本来就是张居正所为。除此之外，如景泰年间廖庄、章纶、钟同遭受杖刑，是因为请求恢复沂王太子之位。成化年间章懋、黄仲昭、庄昶遭受杖刑，是因为劝谏元宵张灯。崔升、王纯遭受杖刑，是因为请求任用王恕以及劝谏罢免王恕。吴文度又遭受破杖，是因为议论妖僧纪晓。张泰遭受杖刑，是因为劝谏万贵妃干预朝政。姜昂遭受杖刑，是因为弹劾李孜省。董〇遭受杖刑，是因为请求罢免商辂。正德年间因劝谏南巡杖打舒芬等一百七人，杖打黄巩等二十九人，死者共十一人。当时刘瑾已死，这是江彬等人所为。嘉靖年间因争论大礼杖打丰熙等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当时张璁尚未掌权，这本来就是皇帝自己做的。张选遭受杖刑，是因为劝谏派遣郭勋代替祭祀太庙，当时严嵩也尚未掌权，这也是皇帝自己做的。其他如杨爵、杨最杖死，是因为劝谏服用丹药。周天佐、浦钅宏遭受杖刑，是因为营救杨爵。刘魁遭受杖刑，是因为劝谏建造雷殿。乌从谦杖死，是因为劝谏斋醮。杨久绳、纯巽言遭受杖刑，是因为胡膏诬陷他们轻视元品之物。何光裕、龚恺遭受杖刑，是因为弹劾史道、仇鸾。甚至公卿大臣也多不能幸免，如总督郭宗皋、翟鹏，巡抚陈耀、朱方，都因边防之事遭受杖刑。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因议论丁汝夔案件从轻处理而遭受杖刑。陈耀、朱方死于杖下，彭黯、屠侨、沈良才等人杖刑完毕后仍催促他们处理政事。林俊说：成化时杖打一两名臣子，通常允许用厚棉重毡层层包裹，逆瑾专权，才开始命令脱去衣服，嘉靖时尤其多杖毙。自古以来百官受辱，没有超过前朝的。起初权奸窃据权柄，创立这种刑罚来胁迫朝臣，后来习以为常，君主逞一时之怒，在殿廷上使用这种刑罚并认为理所当然。朝廷既已失刑，而遭受殊杖的人反而因此得名，凡是拜杖出城门的，海内士大夫都仰慕其风范，不以为辱而以为荣，于是国法不足以抵挡公论了。至于大吏杖打僚属，虽然不是法令规定。但也偶尔有实行的。正统年间，王来任山西左参政，因公事杖死不称职的县令十人，被逮捕下狱。景泰年间，赵荣外出勘验河道，曾经鞭打侮辱官吏，三司上奏弹劾他。成化年间，李裕任副都御史，想要整顿台纲，御史有过错，有的遭受〇挞。雍泰任山西按察使，因太原知府尹珍不回避道路，召他跪下，尹珍不服，竟鞭打尹珍。后来雍泰巡抚宣府，又用大杖决打参将李稽。嘉靖年间，胡缵宗因事鞭打阳武知县王联。萧鸣凤任广东提学，因愤怒鞭打肇庆知府郑章。虽然都因违制被弹劾，但也可见国法松弛，外僚倚仗权势，竟敢有实行的。如今武官仍有杖罚之例，而文官则没有，保全士大夫的廉耻多矣。○唐代国史允许随任修撰，宋子京修《唐书》，司马温公修《通鉴》，都是修前代书，随任修撰，本来没有妨碍。唐代则国史也有允许人随任修辑的。《旧唐书》：吴兢出任荆州司马，当时国史未完成，诏书允许他带着史稿随行。萧嵩主管国史，奏请派遣使者到吴兢那里取书，得到六十余篇。张说任天兵大使，敕书允许他在军中论撰国史稿。等到张说退休，又诏书让他在家修史。令狐〇亘撰《代宗实录》未完成，恰逢被贬外任，诏书允许他在外完成书稿。元和年间，他的儿子献上。沈传师修《宪宗实录》未完成，出任湖南观察使，监修杜元颖援引张说、令狐〇亘的先例，请求将史稿残稿付给沈传师在官署下完成，诏书同意。然而国史允许人携带，终究不是慎重之道。所以张说在家修史，李元〇说：“史馆在禁中，所以秘密严肃。请求勒令张说带着书稿到史馆，参与撰录。”吴兢修《唐春秋》未完成，请求官府提供笔札，大臣奏报国史不宜在外，于是诏令吴兢赴史馆撰录。而刘子玄修国史，恰逢天子在洛阳，将西还，刘子玄自请留在东都。有人说不宜，于是驿召至京。

译○唐代王爵滥授的情况

自古以来王爵的滥授，没有像唐代中期以后那样严重的。唐初如李靖、李勣、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凭借战功，都只封为公；那些获得王爵的，只有外族君主归附的情况，如突利被封为北平郡王，思摩被封为怀化郡王，以及群雄中前来投降的人，如高开道被封为北平郡王，罗艺被封为燕郡王罢了。自从武则天想要壮大武氏家族，武氏被封为王的有二十多人，于是王爵开始变得低贱。中宗复位后，于是也封敬晖、张柬之等人为五王，连同李多祚也封为王，韦后的外戚中被追封为王的也有五人，然而不久都被革除。开元以来，不再有这种事，直到天宝末年，安禄山被封为北平郡王，哥舒翰被封为西平郡王，火拔归仁被封为燕山郡王，于是又有圭爵的制度，然而也还没有滥授。自从肃宗在灵武起兵，当时府库空虚枯竭，专门用官爵来奖赏功劳，各位将领出征，都发给空名的任命文书，从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都听任临事时注授，甚至有封为异姓王的。等到德宗遭遇奉天之难，危险状况万状，爵位赏赐尤其频繁。曾经授予浑瑊一千多道诏书，从御史大夫实封五万户以下，招募士兵打击贼寇。又赐给浑瑊笔，让他根据功劳签署诏书，不够的话就签署在衣服上授予。这时王爵几乎遍布天下，稍有出力的人，没有不封王的。大概肃宗以后，被封为王的共有几种情况。那些凭借大功被封的，如郭子仪、李光弼、李晟、马燧、浑瑊，是最著名的。那些功绩不必很大也封王的，如河阳怀州之战，李光弼是统帅，而列将白孝德因为擒获刘龙仙被封，侯仲庄因为擒获安太清被封，郝廷玉因为擒获徐璜玉被封；平定刘辟时，高崇文是统帅，而副将郦定进、高霞寓都受封；其他如陈利贞因为救援睢阳被封，柏良器因为救援宁陵被封，曹华因为攻克凌云栅被封，王智兴因为夺取隶州被封，张子良因为擒获李㝏被封，卫伯玉因为击败李归仁被封，刘海宾因为斩杀刘文喜被封等。还有不必有战功也封王的，如辛云京只是守卫太原，李国臣只是跟随李光弼守卫河阳，李元谅只是守卫华山，段秀实只是历任三位节度使的佐官等。甚至奉天之难时，杜希全带兵前来奔赴就受封，朱忠亮带四十骑兵到来也受封，李维简带三十骑兵到来也受封，冯河清带军械到来也受封，贾隐林只身到来也受封等。有从贼军中自行脱身来归顺而受封的，乌承玼劝史思明投降，不被听从，脱身逃跑归来而受封，薛嵩是史朝义的将领，来归顺而受封，李洧是淄青的将领，凭借徐州投降而受封。有的虽然未能自行脱身，但只是表示归顺就受封的，如阿史那承庆、安守忠都是从安庆绪那里先表示归顺而受封，李㝏跟随李希烈上表归朝而受封等。有贼将前来投降而先受封的，如史思明刚投降就受封，田承嗣、李怀仙都是史朝义的部将，史朝义失败，才乞求投降也受封；刘悟本是李师道的将领，反兵擒获李师道投降也受封等。有藩镇跋扈，不得已而封他们的，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纳、田悦、田绪、何简之类等。有藩镇兵力强盛，想要他们立功而先封的，如李希烈未叛乱前，想要他讨伐梁崇义就受封，吴少诚未叛乱前，因为献计防备梁崇义也受封等。甚至符璘的受封，是因为他的父亲符令奇死在田悦之难，而封他的儿子为王来安慰他。路应的受封，是因为他曾经对李泌有恩，而封王来酬谢他。更可见王爵的不怎么爱惜。考察当时被封为王的，不一定都是高官显贵，如王虔休封王时刚担任李抱贞的都虞候，张孝忠封王时刚担任李宝臣所属的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时也是李宝臣的牙将，陈楚封王时刚担任张茂昭的牙将，史宪诚祖父道德、父亲周洛以及史宪诚三代都封王，而都担任田氏的牙将，段秀实、谷从政封王时都只不过担任刺史，伊慎封王时官职只不过别驾，李惟简封王时官职只不过太子谕德。甚至高固本是浑瑊的家奴，也封王。裴玢本是论惟明的奴仆，也封王，仍然担任论惟明牙坊的牙将。《通鉴》说这时军中只凭职任来统摄，不能计较爵位的高低，甚至有僮仆穿着金紫官服、称做大官却依旧执行低贱役使的。现在考察郭子仪麾下数十位老将，都是王侯尊贵，郭子仪颐指气使如同对待部曲，家人也把他们当作仆隶看待。李光弼担任元帅时，仆固怀恩已封为大宁郡王，河阳之战稍微退缩，李光弼就下令斩首，仆固怀恩害怕，于是战死在敌手。而张巡守卫雍州，只不过是一个真源令，他手下的大将六人，官职都是开府特进。可见这时爵位任命虽然荣耀，人们都不以为尊贵，即使身受者也不以为荣耀，所以大将军的任命文书才换得一醉。爵位赏赐驾驭人的权柄，于是穷尽了。这也足以观察世道的变迁了！

●卷十八○汴京始末

王西庄《十七史商榷》第九十四卷说：从古没有以汴为都城的，没想到朱全忠凶恶丑劣忽然在此创建都城。按汴作为京城，虽然是从后梁开始，然而朱全忠由此创业，他建立都城则仍然在洛阳

译（朱温）是阳人。天〇元年，朱温催促唐昭宗迁都洛阳，以便进行禅让，这一年便杀害了昭宗。次年正月，唐朝派遣百官到汴州，捧着传国玉玺和诏书劝进，朱全忠于是将汴州升格为东都，洛阳为西都。开平二年，在西都举行郊祀。开平三年，前往西都，从此常居住在洛阳。朱友〇被弑杀，也是因为朱全忠将传国玉玺交给朱友文的妻子王氏，前往东都召见朱友文，所以朱友〇杀害了他。当时朱友贞担任东京留后，派遣军队诛杀朱友〇，群臣请求他进入洛阳即位。朱友贞说：“夷门本是太祖兴起王业的地方。”于是就在东都即位，从此汴州开始成为帝京。然而唐庄宗进入汴州后，仍然定都洛阳。等到明宗发动兵变时，庄宗率领军队到汴州抵御，而明宗已经先入汴州，庄宗于是返回洛阳，被郭从谦杀害。明宗建立政权时，也是从汴州到洛阳，在庄宗的灵柩前即位。愍帝、废帝都定都洛阳。石敬瑭也定都洛阳。天福二年，前往汴州，因为那里便于漕运。天福三年才将汴州升格为东京，并定都于此。耶律德光也曾在此登基然后离去。后汉、后周、宋朝都沿袭此制。靖康年间被迁徙后，金朝封刘豫为齐帝，刘豫又将都城迁到汴州。后来金主完颜亮因为侵犯宋朝，又定都于此。金宣宗、金哀宗为了躲避蒙古军队，又定都于此。哀宗进入蔡州后，崔立率领汴州投降元朝，从此汴州就被废除帝都地位，降为州。这就是汴京的始末。

译○宋代制度中武官选拔归吏部管辖。《文昌杂录》记载御史台进言说：文德殿上朝礼仪中，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东西相对而立，这是因为唐代制度中武官选拔由兵部掌管。如今吏部左选掌管文官，右选掌管武官，请求从今以后上朝时，由吏部左右侍郎分立殿廷。皇帝下诏批准。这可见宋代制度中武官也由吏部选拔。查考《宋史·苏颂传》：唐代制度中吏部主管文官选拔，兵部主管武官选拔。宋神宗认为夏商周三代、两汉本来没有文武的区别，议论者不知如何处理，苏颂说：“唐代制度，吏部有三铨之法，按品级分别掌管选拔事务。如今想要文武官选拔都归吏部，就应当分左右曹司掌管，每次选拔再按品级分别管理。”于是吏部才开始实行四选法。

○宋代、元代对酒类专卖的重视。酒类专卖本起源于汉武帝时期。查考《汉书》，桑弘羊建立酒类专卖法令。应劭说：这是官府自己卖酒。《汉昭帝纪》：始元六年废除酒类专卖官，允许百姓按法律估算租金纳税。刘攽说：允许百姓卖酒，按所获利润估算并缴纳租税。丘濬说：虽然废除了酒类专卖，但还是允许百姓自酿而官府收取其税。王莽又制定官府酿酒的法令，以二千五百石酒为一均，粗米二斛、酒曲一斛可酿出酒六斛六斗。这又是恢复武帝时期的官府卖酒制度。《唐书》记载：王仲舒任江西观察使。起初，江西实行酒类专卖，百姓私自酿酒者判处死刑却不断绝，几斛粮食仅能换得一斗酒。王仲舒到任后，才开始免除酒税。可见唐代也实行汉武帝时期的酒类专卖法令。《唐本纪》：贞元二年，京城附近地区实行酒类专卖，每斗酒专卖税一百五十文，免除酒户的差役。这又参用了汉昭帝按法律估算租税的制度。而史籍所载历代酒类专卖，没有比宋代更严酷的。《宋史》记载：宋太祖建隆二年颁布制造酒曲的法律。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实行酒类专卖。《王嗣宗传》记载：王嗣宗任澶州知州，上奏说：“本州酒类专卖使用的量器比省定标准斗小，不足七升，而百姓私自酿酒三石以上依法判处死刑，刑罚太严酷。请求参照省定标准斗定罪”等等。私自酿酒三石即入死刑，可见宋代制度的严酷。周密《癸辛杂识》记载：他的祖先侨居吴兴，即使是吃醋，也必须从官府购买。一天与客人持蟹饮酒，醋的味道很奇异，询问后得知是乳母所做，以备不时之需。于是急忙扔掉，说：“毕竟是官府禁物。”又记载束元嘉任海陵郡知州，禁止醋非常严格，在郡门大书“束手无措”。可见宋代制度连醋也禁止！赵节斋任京兆尹时，派沈次卿提督十三座酒库。沈次卿命令酒户在本府缴纳钱款，发给凭证前往各酒库打酒，允许自行选择去向，年终则合并各酒库销售的多寡来评定优劣，所以税收增加而人们没有怨言。这是宋代官府卖酒的大概情况。《夷坚志》记载：鄱阳百姓许二多酿酒，每天向官府缴纳酒税，稍致富裕。这又有允许百姓缴纳酒税自酿，如同汉昭帝制度按法律估算租税的情况。至于赵开在蜀地，因军需紧急，于是变法：酒曲与酿酒器具都由官府购买，允许酿酒户各自带米到官府场所自酿，凡一石米缴纳钱三千，加上杂用二十二文，多少只看钱数，不限定数量。一石米不过酿酒二石多，而先须缴纳酒税三千多文，那么当时酒价之贵可知，比较杜甫诗所谓“一斗酒费三百青铜钱”，觉得唐代制度尚且轻缓（然而《宋史》洪拟奏疏说：酒类专卖立法很严，犯者抄没家财充作赏赐。高官世臣公然卖酒，则不敢过问。可见执法只波及孤弱之人。那么酒类专卖的弊端，又不只是剥削民财而已）。元人刘诜作《万户酒歌》说：“城中禁酿五十年，目断吹秫江东烟。务中税增价愈贵，举盏可尽官缗千。”那么元代官酒之贵，更甚于宋代。与今日相比，才知道太平盛世，人人能享有生活的乐趣，大概是千百年来没有这样的欢畅了！

○宋代人喜好名誉。历朝以来，《宋史》最为繁复。而且正史之外又有野史杂说，层出不穷。大概因为当时士大夫多崇尚名誉，每一个显赫人物，其子弟及门下士必记录其行事，私下撰述。如《王文正公遗事》、《丁晋公谈录》、《杨文公谈录》、《韩忠献遗事》及《君臣相遇传》、《钱氏私志》、《李忠定靖康传信录》、《建炎进退志》、《时政记》之类，刊刻流传，而又有如朱熹《名臣言行录》之类推波助澜，所以宋代士大夫事迹传世者很多，也是一朝风尚使然。

○宋代士大夫多不回归本籍。张齐贤由曹州迁居洛阳，杨亿由浦城迁居颍州，韩亿由真定迁居雍丘，杜衍由会稽迁居睢阳，范仲淹由苏州迁居许州，范镇由蜀地迁居许州，文彦博由汾州迁居洛阳，吕公著由寿州迁居洛阳，欧阳修由吉州迁居颍州，二苏由眉州迁居颍州及阳羡，司马光由夏县迁居洛阳，王旦由大名迁居开封，周敦颐由道州迁居九江，邵雍由范阳迁居洛阳，朱熹由新安迁居建安。前明如李东阳本是茶陵人，退休后就定居京师，杨一清是云南人，定居镇江。

○宋代人字和名多用“老”

译字唐臣的有薛廷老，又范传正字西老，这是偶然见到的情况。宋代人取字时喜欢用“老”字。那些把“老”字用在名字里的，比如胡唐老（靖康年间的御史）、王同老（王尧臣的儿子，见于《富弼传》）、孟唐老（宋末人，与元军作战）、孟元老（撰写《东都旧事》的人）、苏元老（苏辙的族孙，见于苏辙传）、王廷老（字伯〇攵，见于刘挚的奏疏及《王古传》）、陈朝老（太学生，见于何执中及蔡京传）、赵学老（赵野的儿子，见于赵野传）、杜莘老（《宋史》中有传）、王涣老（王回的儿子，见于《邹浩传》）、胡唐老（胡宿的曾孙）、刘唐老（见于《任伯雨传》）、高商老（见于《黄干传》）、刘德老（见于《李翼传》。以上都见于《宋史》）；李商老（李公择的侄孙，见于《东莱诗话》）、曹醇老（见于《瓮牖闲评》）、俞冯老（见于《萤雪杂说》）、郑唐老（见于陆游的诗）、李汉老（见于《隐窟杂志》）。那些把“老”字用在字里的尤其多，比如孙莘老（名觉）、刘莘老（名挚）、许菘老（名翰）、赵德老（名彦逾）、李延老（名寿朋）、吴敦老（名居厚）、钱醇老（名藻，是钱明逸的堂弟）、彭岩老（名汝霖）、彭宜老（彭汝霖的弟弟）、张宾老（名廉国）、吕安老（名祉）、胡茂老（名松年）、薛直老（名弼）、黄通老（名中）、程冬老（名松）、李汉老（名邴）、薛德老（名徵言）、张渭老（名〇）、徐商老（名梦莘）、程惠老（名迪。以上都见于《宋史》）；李商老（名彭，江西诗派中人）、潘〇老（名大临，见于苏轼的诗）、吴才老（名〇或，有《韵书》传世）、俞秀老（名紫芝，见于《石林诗话》）、俞清老（名子中，见于《直方诗话》）、尹商老（名躬，见于《独醒杂志》）、陆蒙老（名元光，见于《庚溪诗话》）、钱正老（见于胡程的《苍梧集》）。其他如《夷坚志》中所称的吕辨老、张茂老、邹圆老、安行老、何国老、杨吉老，就不知道他们是名还是字了。

译○宋朝南渡后世家多随驾南渡 宋朝南渡时，凡是世家大族中在朝廷做官的人，大多跟随皇帝南迁。比如韩肖胄、韩胄，都是韩琦的曾孙。王伦，是王旦的后代。吕本中、吕祖谦、吕祖俭、吕祖泰，都是吕公著的子孙。常同，是常安民的儿子。晏敦复，是晏殊的后代。曹友闻，是曹彬的后代。叶石林记载：南渡之后，皇帝下诏允许随驾官员携带家属的，准许在寺庙中居住。

○南宋将帅的豪富 唐朝中叶以后，担任将帅的人都被授予节度使的职位，征收赋税、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富裕奢侈本是理所当然。宋朝用文臣担任知府，赋税有固定的制度，稍微革除了藩镇聚敛财物的弊端。然而南渡后各位将帅的豪奢，又有超过前代的。看宋人《玉照新志》、《夷坚志》、《驾幸张府纪略》等书，可以大致看到。张俊每年收取租税六十四万斛，偶然游览后花园，看见一个老兵白天睡觉，询问得知他善于经商，就立即把一百万钱交给他。那人果然前往海外，大获利润后回来。宋高宗曾经驾临他的府第，张俊进献的服饰玩物、珠玉锦绣都价值巨万，从宰相以下都有赏赐赠送。延及他的孙子张，园林池沼、歌妓舞女冠绝天下，每次宴请，十个歌妓为一队，每队衣服颜色各不相同，一共更换十次才结束。客人离开时，姬妾侍女一百多人送客，烛光花香雾气缭绕，如同游历仙窟。而杨和王杨沂中在洪福桥建造府第，想用西湖水环绕他的住所，向皇帝奏请。皇帝命令秘密迅速办理，怕外朝有人议论，于是督促濠州士兵连夜挖掘完成。有老朋友从北方来投奔他，杨沂中派人押送到常州本府的庄园里，支取一百贯钱给他，秘密派人陪同前往代郡，为他购置千亩田地，对他说：“当今不再用兵，没有机会建立功名，杨王派来替你打理生计罢了。”他的女儿嫁给湖州的向子丰，把妾室所生的儿子秘密当作自己的儿子，上报给杨王，杨王立即拨出昆山良田千亩作为煮粥买米的资金。偶然闲暇时在郊外行走，遇到看相的人，杨沂中用拐杖在地上画了一画，让他看相。看相的人说：“土字上面一画，就是王字。”杨沂中很高兴，立即判给五百万钱，让他去国库取钱。国库官员吝啬不给，对杨沂中说：“王您已经开了王社，何必再看相？恐怕会招致物议！”杨沂中更加高兴，就把五百万钱给了国库官员。韩忠武韩世忠偶然游览湖上，遇到李晦叔改任官职来京城，却丢失了举荐文书，坐在冷泉亭叹息。韩世忠询问他，他详细告知，韩世忠于是问他的姓名和官阶，第二天派吏员填写一份举荐文书送给他，又资助钱三百千。至于他的子孙迁居到苏州的，购买沧浪亭花费百万，其他可想而知。这是经营财富、增殖产业，即使是贤者也不能避免。只有岳飞被抄没家产时，仅有几条金玉腰带以及锁子甲、头盔、铜弩、镔铁刀、弓剑、马鞍缰绳、布绢三千匹、粟麦五千多斛、钱十多万、书几千卷。孝宗时追复他的官爵，命令归还原来的资财，主管官员列出当时没收的数量，总共九千缗。那么岳飞不仅忠义过人，即使他在治家的小节上也比一般人高出一等！陆游《入蜀记》记载：到金陵会见秦桧的孙子侍郎秦伯和，探访他的家事，他说家门衰败，年收入不过十多万缗，渐渐担忧生计窘迫。以十多万的年收入，已经说家门衰败，那么以前他的豪富可想而知。这又是权奸剥削公家来肥私，本来不值得指责。曾记得宋人野史记载，绍兴年间有人以功臣财产为题进言，高宗为此下诏说：“南渡之初，州县都被盗贼占据，任命将领征讨，我当时发誓立誓，只期望收复失地，而盗贼的子女玉帛任凭各位将领处置。”那么各位将帅的富有，大多是从盗贼那里获得的。而岳飞攻破盗贼最多，资产却最少，那么他平日为国捐躯、忘却私事，尤其不是其他将领所能比及的！

○宋、元追褒古贤 历代有追崇前代名贤的，比如唐初加封老子为玄元皇帝，唐玄宗加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元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庚桑子为洞虚真人。宋神宗封马援为忠显王，宋徽宗时封庄子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元成宗封伍员为忠孝威惠显圣王，元英宗封诸葛亮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元文宗封汉长沙王吴芮为文惠王，秦蜀郡太守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他的儿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王，泰定帝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元顺帝封张飞为武义忠英烈灵惠助顺王，郭璞为灵应侯，周处为英义武惠正应王，曹娥为慧感灵孝昭顺纯懿夫人，危全讽为南庭忠烈灵惠王。这只是为了崇奉神道起见，不是怀念贤者、褒扬德行的举动。唐太宗征讨高丽，路过比干墓，赠予太师，追谥忠烈，这是表彰前代贤人的开始。宋真宗录用周世宗、高季兴、李煜、孟昶、刘继元、刘鋹的后代，以此来复兴灭亡的家族、延续断绝的宗祀。又录用唐时长孙无忌、段秀实的后代，授予官职。宋仁宗录用张九龄、郭子仪、颜真卿的后代，授予官职；而长孙无忌的后代再次受到追录。宋神宗录用魏徵、狄仁杰的后代，又因为魏徵的后代名叫正道的，打算免试直接授官，而段秀实也再次受到追录。又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在绛州立庙。封屈原为忠洁侯。时代相近

译对于年代久远的官员，追封其后代；对于年代较近的，尊崇其封号，以此鼓励忠义、表彰德行，可以说是非常优厚了。元世祖追封伯夷为昭义清忠公，叔齐为崇让仁惠公（宋徽宗曾封伯夷为清惠侯，叔齐为仁惠侯），屈原为忠节清烈公。顺帝封微子为仁靖公，箕子为仁献公，比干为仁显忠烈公，这也是为了彰显宏大的典章制度。至于追谥杜甫为文贞公，刘琨为文节昌平侯，又是前朝所未曾做到的。近日阅览邸报，得知我皇上因为明朝大臣熊廷弼、袁崇焕尽心于职守，却含冤而死，特别下令寻访他们的后代并授予官职。宋代追录唐代大臣的后代，尚且只是因为他们贤能罢了；像熊、袁两位大臣，曾经抗拒过我们朝廷，皇上不仅不介意，反而嘉奖他们的忠诚并录用其后代，这种旷达宽宏的恩德，更是高出前代万万倍了！

译○元朝初年本不想攻取宋朝。《宋史·谢枋得传》记载：郭少师跟随瀛国公入朝，不久南归，与谢枋得谈论时事，说：“大元本来无意夺取江南，屡次派遣使者命令军队停止深入，只要归还每年的贡币就议和。张晏然上书请求收敛军队、休养生息，皇帝下诏就批准了。交战两年，没有一个使节往来，竟然导致亡国。”于是两人一起痛哭。这大概是当时的实事。现在考察宋、元交涉的事情，元世祖以前暂且不论，当世祖还是皇弟时攻打鄂州，贾似道秘密派遣宋京到军前，请求称臣纳贡，以江南为界，每年进奉银绢二十万匹两。世祖恰好听到宪宗去世的消息，于是答应了他，并率兵北撤。这一年兀良合台从大理出兵静江，经由宋境北归。贾似道派夏贵截击他殿后的士卒一百七十人，就谎报大捷，满朝都不知道有和议的说法。世祖即位后，想要修好，于是派遣郝经来征询前日的约定。贾似道正把援救鄂州当作自己的功劳，担心郝经到来泄露实情，就把他拘禁在真州的馆舍。当时李全的儿子李〇〇在济南（李全的儿子，投降了元朝），请求发兵向南讨伐，世祖还以正在通和议和为由晓谕制止他。又过了几年，南宋使者不到，于是命令阿术向南征讨襄樊。又过了六七年，樊城陷落、襄阳投降，才命令伯颜大举进攻。攻克鄂州后，率兵东下，陈奕以黄州投降，吕师夔以江州投降，范文虎以安庆投降，大军进入建康，势如破竹，然而世祖仍然命令缓兵。伯颜在建康驻军，亲自入朝，极力陈述可以攻取的情况。世祖才答应，又派遣廉希贤、严忠范先来晓谕。到了独松关，被守将张濡杀害，于是军队就无法停止了。假使在世祖从鄂州撤军后，就通和定约不改变，宋朝的国运或许还能延续几十年也未可知。那么贾似道误国的罪过，岂是诛杀所能抵偿的！

○元朝疆域之大。元朝西北疆域最大。蒙古本来兴起于沙漠，自太祖十四年西域杀害使者，太祖于是西征。十六年，军队驻扎在铁门关，又命令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等分兵攻打玉龙杰赤、马鲁察叶可等城。十七年，攻打木刺彝国，渡过搠搠阑河，与太祖在塔里寒寨会师。十八年，于是平定西域。十九年，到达东印度国，见到角端兽，才班师回朝（《耶律楚材传》记载：皇帝西征到铁门关，有一种兽能说人话，对侍卫说：“你们的主人应该早点回来。”耶律楚材说：“这名叫角端，喜好生养厌恶杀戮，上天派遣它来告知陛下。”于是班师）。太宗九年春，蒙哥征讨钦察，击败他们，擒获其首领八赤蛮（蒙哥就是宪宗。有钦察部，距离中国三万里，夏夜极短，太阳暂时落下就出来，风俗勇猛，青眼红发。蒙哥攻破他们，其首领八赤蛮逃到海岛，蒙哥迅速进军到宽田吉思海，恰逢大风刮起海水变浅可以渡河，蒙哥高兴地说：“这是上天为我开路！”于是进军擒获他。刚班师水就涨起来，后军有浮水渡河的）。宪宗二年，命令太弟忽必烈征讨大理，诸王旭烈兀等征讨西域。八年，旭烈兀平定西域各国，又向西渡海，转战万里，于是让旭烈兀留在那里镇守（《郭宝玉传》记载：他的孙子郭侃跟随旭烈兀西征，初到木乃兮国，攻下一百二十八座城。又向西到乞石迷部，是西戎的大国，地方八千里，传位四十二世，也被郭侃攻破，降服其三百多座城。又向西到大房，攻下一百八十五座城。又向西渡海，到富浪国及石罗子等十几个国家，得到的城数以千计。元人刘郁的《西使记》记载得很详细）。而世祖（即忽必烈）征讨大理时，军队从临洮出发，经由六盘山越过吐蕃，经过剑门关外二千多里。到了忒刺，分三路进至满陀城，渡过大渡河，乘坐革囊及木筏渡河，又渡过金沙江，于是进入大理，留下兀良合台镇守后返回。宪宗八年，世祖奉命攻打鄂州，宪宗又诏令兀良合台从交广引兵来会合。兀良合台由横山寨象州进入静江府，接连攻破辰州、沅州，包围潭州，于是到达鄂州，与世祖会师。那时还没有得到南宋的土地，宋人正防备蒙古在北边，而蒙古军队忽然从南边来，举国都震惊，这是因为蒙古先得到西域，已经入据大理。后来元顺帝北归，梁王把匝刺瓦尔密镇守云南，还派遣使者与漠北互通。明太祖派王〇到云南，恰逢北使也到，于是逼迫梁王杀害王〇。那时四川、陕西都为明朝所有，而云南与漠北还信使往来不绝，可见四川以外还是元朝的土地，那么元朝的疆域就可以想见了。

有人说元朝初年起兵，每得到一个国家，就封子弟在那里称王，所以虽然改朝换代但其子孙不绝。现在考察宪宗封诸王旭烈兀在富浪国，迁徙合丹到别失八里，迁徙蔑里到叶儿的石沙，迁徙海都到海押立，迁徙别儿哥到曲儿只，迁徙脱脱到叶蜜立。不知道现在的酋长，还是所封的子孙吗？

○元朝崇奉佛教的泛滥。自古以来佛事的兴盛，没有像元朝这样的。邵戒三说：元朝兴起于朔方，本来崇尚佛教，等到得到西域，世祖想顺应他们的风俗来安抚他们，于是就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