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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朝廷设立官职，全部由帝师统领。起初设立宣政院，正使以下，必定以僧人为副职；帅臣以下，也必定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予玉印，国师授予金印，他们的宣命所到之处，与朝廷的诏书敕令并行不悖。从西域延及中原，务必屈从法律以顺从其意愿，延续数代，逐渐形成习俗，以至于积重难返。如今根据各种书籍考证，每位皇帝即将即位时，必定先前往帝师处，受戒七次，然后才正式登上大宝之位。后妃、公主，没有不顶礼膜拜的。在正衙朝会时，百官班列站立，帝师独自占据角落而坐。有时降下诏书褒奖答复，就用络珠写成文字，用珊瑚印章加盖御宝。奉命出使，乘坐驿车多达数百辆，所经过的地方供给物资，无人敢怠慢。等到抵达京城，就借用法驾半仗作为前导，省、院、台的官员都前往迎接，礼部尚书专门督责迎候。这种体制的僭越，即使是亲王、太子也比不上。自世祖尊崇帝师八思巴起，就在殿上放置一顶白伞，用泥金书写梵字于其上，每年二月十五日迎接白伞周游皇城，拨给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五百人，杂役五百人。宣政院所辖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管供给幢幡宝盖，共设三百六十个坛，每个坛由二十六人擎执，钹鼓僧十二人。大都路掌管供给金门大社一百二十队，教坊司云和署掌管供给大乐四百人，兴和、祥和二署掌管杂扮男女角戏三百人，仪凤司掌管汉人、回鹘、河西三种细乐各三队，共三百二十四人。所有执役人员，都由官府供给铠甲、仪仗、袍服，出宫从西宫门外垣、海子南岸到厚载门，从东华门经过延春门向西。皇帝及后妃、公主结彩楼观看。夏季六月，上都也这样做。这种仪仗护卫的奢侈，即使是郊坛卤簿也比不上。至元七年，在高良河建造大护国仁王寺。十六年，在京城建造圣寿万安寺。二十一年，在大内树立大法轮，高百尺。二十五年，万安寺佛像建成，窗壁都用金装饰。二十六年，万安寺安置檀香佛像。元贞元年，动用薄敛等库的财物，为皇太后在五台山建造佛寺。至大三年，在大都城南建造佛寺，设立行工部，命令丞相脱脱兼任统领。皇庆元年，大崇恩福元寺建成，设立隆禧院。英宗初年，拨给钞千万贯，建造寿安山佛寺，又冶炼铜五十万斤，在其中制作佛像，命令拜住督管这项工程。又在上都建造金浮图。泰定三年，建造大天源延圣寺，又在五台山建造殊祥寺。天历二年，建造大龙翔集庆寺，拨给钞万锭，命令阿荣、赵世安督造。至顺初年，命令修缮铁幡竿佛寺，赐金百两、银千两、钞万锭。后至元二年，将燕帖木儿的住宅改为大觉海寺，在其中塑千佛。至正六年，再次建立大护国仁王寺，共借贷民钱二十六万余锭。十四年，在清河建造大寿元忠国寺。这些土木工程的耗费，即使是离宫别馆也比不上。中统三年，在圣安、昊天二寺举行佛顶金轮会，历时七昼夜，赐银一万五千两。至元二年，诏令各路设立三禅会。七年，在琼华岛大修佛事。九年，召集都城僧人诵读大藏经九会。十三年，在开元寺设立资戒大会。十六年，敕令一百零八名僧人在圣寿万安寺设斋圆戒。二十二年，召集各路僧人四万人在西京普恩寺，举行资戒会七日夜。二十三年，命令西僧在万寿山完成佛事。二十四年，在五台山举行三十三会佛事。二十五年，命令亦思麻等人在大护国仁王寺坐静，共五十四会。二十六年，诏令天下梵寺所贮藏的经集由僧人看诵，并供给所需费用。二十七年，缮写金藏字经完成，共用金三千二百余两。元贞元年，因国忌饭僧七万人。至大元年，在昊天寺启建水陆大会。延祐五年，敕书金字藏经，用金三千九百两。至治元年，修缮宁夏钦察鲁佛事，拨给钞二百十二万贯。三年，诏令天下诸司召集僧人诵读经书十万部，又在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等寺及金山寺、五台山万圣国寺建水陆大会。泰定元年，命令西僧在寿安山修佛事，三年后才停止。又因顺宗皇后忌日饭僧万人，制造金宝盖藏舍利。至顺元年，在仁智殿举行佛事，年终才停止。又命令江浙印刷佛经二十七藏，派遣使者携带黄金二千两，前往杭州书写佛经。不久又诏令用泥金畏吾字书写无量寿佛经千部及大乘经一藏。至正七年，兴圣宫举行佛事，赐钞二千锭。十四年，命令加喇麻选拔僧人一百零八人，修朵思哥儿好事。在此之前，至元年间内廷佛事的条目，每年仅有一百零二项，大德七年再次设立德司，其条目增至五百余项。延祐四年，宣徽院会计岁供，以斤计算的，面粉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斤，油七万九千斤，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斤，蜜二万七千三百斤，其他物品与此相当（延祐五年，因各寺举行佛事日用羊万头，诏令改为蔬食。那么在未改制以前，每次举行佛事，

译日常消耗数万只羊）。这种供养的费用，即使是官员的俸禄和军队的军饷也比不上。中统初年，赐给庆寿、海云两座寺庙陆地五百顷。至元六年，设立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二十七年，设立江南营田提举，专门掌管僧寺的资产。元贞初年，敕令上都、大都从前拨赐给大乾元寺、大兴教寺、大护国仁王寺的酒店和湖泊，由官府征收后分发给寺庙。将大承华普庆寺总管府改为崇祥监，设立规运都总管，统领大崇恩福元寺的钱粮。大德五年，赐给兴教寺土地一百顷，上都乾元寺土地九十顷，万安寺土地六百顷，南寺土地一百二十顷。皇庆初年，赐给大普庆寺肥沃田地八万亩、宅舍四百间。设立汴梁、平江等地的田赋提举司，专门掌管各寺庙的资产。赐给崇福寺河南土地一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土地二百顷，普庆寺益都土地七十顷。至治初年，大永福寺建成，赐给黄金五百两、白银二千五百两、宝钞五十万贯、各色丝绸一万匹，设立都总管府管理其每年的收入。又赐给西番僧人撒思加黄金一千两、袈裟二万件。泰定三年，赐给殊祥寺土地三百顷，大天源延圣寺吉安、临江两路土地一千顷。（省臣进言说：世祖建立大宏文宣都等寺庙，赐予永久产业已经属于虚耗浪费，成宗又建造天寿万宁寺，耗费比之前更加加倍。如果是武宗的崇恩、福元，仁宗的承华、普庆，那就更严重了！）天历二年，购买已故宋朝全太后的田地作为大承天护圣寺的永久产业，购买已故瀛国公的田地作为大龙翔集庆寺的永久产业。清查盖都、般阳、宁海等地的闲置田地十六万二千九百顷，赐给大承天护圣寺。派遣大禧院监管蔚州广灵县银矿每年的收入，归大承天护圣寺所有。至顺二年，下诏景东府每年拿出黄金五千两，供给上都洪禧崇寿寺。后至元七年，又拨给山东土地十六万二千多顷，供给大承天护圣寺。这就是说寺庙财产的富庶，连藩王和国戚也比不上。等到杨琏真珈发掘宋朝各位皇帝的陵寝，庇护平民不向官府缴纳赋税的有两万多户，并侵占五十多万百姓作为佃户（大德年间才开始释放他们为平民）。白云宗总摄沈明仁强行夺取百姓田地二万顷。上都开元寺的僧人强行夺取百姓的柴薪，百姓向留守李璧申诉，李璧正询问事情的原委，僧人立刻率领党羽手持白木棍闯入官府，隔着案几将李璧拉扯摔在地上，拖回去，关押在空屋子里，很久才得以脱身，李璧跑到朝廷申诉，僧人竟然侥幸免罪。他们的徒众龚柯等人与诸王合儿八刺的妃子争道，拉扯妃子跌倒，〇扑交下，事情上报后，也被释放不予追究。而宣政院正请示旨意，凡是殴打西僧的人就砍掉他的手，侮辱的人就割断他的舌头（仁宗当时在东宫，上奏废除了这一规定）。又每当举行佛事时，往往得到贿赂就上奏释放罪囚，如元贞初年释放大声辱骂者三十人、判处杖刑以下的一百人。凡是奴婢杀害主人、妻妾杀害丈夫，都能通过攀附权贵侥幸免罪，都把它当作常事（皇〇年间御史台进言其弊端，才开始禁止）。这就是说他们的威势蛮横，即使是强大的藩王和悍勇的宰相也比不上。由此看来，朝廷的政令被他们扰乱，天下的财富被他们消耗，议论的人说元朝的天下，有一半毁于僧人，可以作为深刻的鉴戒啊。

译查《北史》记载：北魏孝文帝时期，沙门统昙献上奏：平齐户中，每年能向僧曹输送六十斛谷物的，就定为僧祗户。又请求将犯有重罪的百姓，定为佛图户，供各寺庙洒扫使用。皇帝下诏准许。这又是元代僧寺占有田地、使人脱罪的滥觞。

○ 元代蒙古、色目人随意居住 元代，蒙古、色目人听任其方便散居内地。如贯云石是功臣阿里海牙的孙子，却居住在江南。葛逻禄乃颜跟随其兄做官游历，而居住在浙江鄞县。萨都剌本是答失乃蛮氏，却成为雁门人。泰不华本是伯牙吾氏，其父塔不台开始在台州安家。余阙本是唐兀氏，其父开始居住在庐州。肖乃台本是秃伯怯烈氏，而在东平安家。忽都铁木禄本是赤合鲁氏，而在南阳安家。彻里本是燕只吉台氏，因曾祖太赤被封为徐、邳二州，于是家在徐州。怯烈本是西域人，而在太原安家。察罕本是西域人，铁连本是乃蛮人，而都居住在绛州。孟〇本是西域人，而居住在北平。纥石烈希元本是契丹人，而居住在成都。伯颜师圣本是哈喇鲁氏，而居住在濮阳。石抹宜孙因其父镇守台州，于是家在台州。《明史》记载：道同，河间人，其祖先本是蒙古族。又有赵荣，其祖先本是西域人，元代进入中国，家在闽县，于是成为闽人。像这样的人很多。顾嗣立《元诗选》所说元代漠北各部在朝廷做官的人，大多散居内地，正是如此。查《元史》记载：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因随从官员去南方的大多不回来，派遣使者全部迁徙北还。可见从起初色目人已多散居他邑。不仅如此，更有与内地人联姻的。如伯颜不花的母亲鲜于氏是鲜于枢的女儿（见《元史》），松江人俞俊娶了也先普化的侄女（见《辍耕录》。查《辽史》太宗会同三年下诏契丹人授予汉官的听任与汉人婚姻，则辽代已有此例）。《元史》记载：大德七年，因行省官员长期任职，多与所部人联姻，于是下诏互相迁调那些长期任职的人。（又元代蒙古、色目人有同汉人姓名的，如察罕帖木儿出自北庭，因祖父家在颍州，于是姓李字庭瑞。丁鹤年本是西域人，因其父职马禄丁任武昌达鲁花赤，于是以丁为姓而名鹤年。又有内地人取蒙古名的，如贺胜，〇县人，字伯颜。杨朵耳只及来阿八赤都是宁夏人，刘哈喇不花本是江西人，褚不华本是隰州人，昂甘儿本是张掖人，朵儿赤本是宁州人，杨杰只哥本是宝坻人，李忽兰吉本是陇西人，抄儿本是汴梁阳武人，谢仲温本是丰州人，而其孙名孛完，綦公直是益都人，而其子名忙古台。事都见《元史》，也是一时的风尚。至于如贾昔剌本是大兴人，皇子拖雷因其胡须黄，赐此名。杨赛因不花本是播州土官，世祖因其归附，特赐以国语为名。这又是出于特赐的。《明史·杨〇传》：元末有广西土官岑伯颜，可见元代土官多有以蒙古语为名的，大概又是因播州的特赐，而各土官都效仿）。

○ 元代人名多相同 仁和邵戒《三续弘简录》记载元代人名氏相同的很多。有九个伯颜：一个是世祖时平宋功臣，一个是世祖时江西左丞，一个是成宗时河南平章，一个是武宗时驸马，一个是文宗时左丞相，一个是文宗时河南行省丞相，一个是顺帝时右丞相，一个是顺帝时湖广平章，一个是顺帝时中书平章。十三个脱欢：一个是太祖五世孙安定王，一个是太宗侍臣，一个是宪宗时扎剌儿部人，一个是世祖时福州达鲁花赤，一个是驸马术安傅，一个是武臣苫彻子，一个是成宗时参知政事，一个是丞相哈刺哈孙子，一个是叛王合丹孙，一个是仁宗时西台中丞，一个是泰定时诏书侍御史，一个是文宗时湖广平章，一个是顺帝时佥枢密院，殉难胶州。十五个脱脱：一个是烈祖曾孙，一个是宪宗时皇族，一个是蔑里乞部长，一个是世祖时千户，一个是功臣刘国杰子，一个是木华黎玄孙，一个是康里国族，一个是仁宗初辽王，一个是仁宗时云南王，一个是英宗时南台御史大夫，一个是泰定时中书参议，一个是顺帝时右丞相，监修三史，一个是顺帝时翰林承旨，一个是至正中知枢密院事，一个是至正中萍乡州同知，殉国难。

○ 前明有两北京 《明史》记载：洪武初年攻取河南州郡，于是下诏以开封府为北京，应天府为南京，而以故元都为北平府。等到永乐元年，于是以北平为北京，设置留守，而开封府北京的名号于是废止。十八年迁都北京，下诏改京师（金陵）为南京，而以北京为京师。洪熙元年，仁宗将要还都南京，下诏北京各官署都称行在。正统六年，定都北京，于是下诏文武各官署都去掉行在的称呼。

译○明朝初年用人不拘泥于资历。自古以来打破常规任用人才，有时因一句话投合心意，便立即提拔为卿相。如汉武帝对公孙弘，唐太宗对马周，史书中记载不绝，然而没有像明太祖那样难以揣测的。他曾对吏部说：“资历是为普通人流设的，有才能的人应当越级任用。”所以官职的加授，多出于人们意料之外。洪武十一年，由平民直接提拔的有九十五人。洪武十五年，又因精通经义、品行修养之士三千七百多人，分别授予布政使参议等官职。这是大概的情况。现在查考《明史》各列传，如钱唐由平民因精通经义对策符合圣意，提拔为吏部尚书。秦约因文学被召试《慎独箴》获第一名，提拔为礼部侍郎。曾泰由秀才提拔为户部尚书。严震直由粮长提拔为通政使参议。丁士梅、童权都由秀才提拔为知府。李德由孝廉提拔为应天府尹。陈思道由主事提拔为兵部侍郎。李原名由御史提拔为礼部尚书。詹徽由秀才提拔为都御史。吕震由监生提拔为山东按察使。端复初由经历提拔为刑部尚书。黄福也由府经历提拔为工部侍郎。杨靖由吏科庶吉士提拔为户部侍郎。开济在国子监做官，罢免回家，提拔为刑部尚书。翟善由文选主事提拔为本部尚书。冯坚由典史提拔为佥都御史。李仕鲁由府同知提拔为大理寺卿。王尚贤由宁远尉提拔为广西参政。邹俊由祥符丞提拔为太常卿。元善由静宁州判提拔为佥都御史。李行素由芝阳令提拔为刑部侍郎。诸葛伯衡由肇州吏目提拔为陕西参议。鲍恂、余诠、张长年等人又都因精通经义提拔为文华殿大学士。大概因为在开国之初，急于寻求人才，并且用官爵来震动天下，所以有这种越级任用的举措。而当时的人才，也就从中产生，经世济民的功业和名声品行都卓然有所表现。本来就知道天下的才能，只取决于上位者的选取，并非资历所能完全涵盖的。然而一时的识别提拔，也未必能完全了解其生平，所以也有很快失败的人。皇帝又威严决断难以揣测，稍不如意，诛杀贬谪随之而来。除了胡惟庸、蓝玉两党之外，各位大臣因小事陷入重罪的，数不胜数。所以解缙上书说：“进用人才不选择贤与不贤，所谓索取时连极细微的东西都不放过；杀人不论情节罪状，所谓使用人像泥沙一样随意。”成祖时期还有打破常规的事情。如永乐十八年提拔人才，平民马麟等十三人担任布政司参议等官。又陈济以平民身份被召修撰《永乐大典》，立即授予都总裁官。洪武、宣德以后，大都遵循资历，只有正统初年张凤由刑部主事超授为本部侍郎而已。景泰年间俞山由举人提拔为吏部侍郎，俞纲由诸生提拔为兵部侍郎，都进入内阁参与机密事务，则是因藩邸旧恩的缘故。大概资历既定，天下的人才也就都出于此，并非资历之外另有非凡之才，是网罗所不及的。

译○ 明朝进士地位之尊崇 唐、宋以来，最看重进士。当时所谓的举人，不过是由各府解送，让他们去参加礼部的考试，就像现在的生员想要参加乡试，必须先由学政录送一样。举人在礼部考试落第，仍然必须再次参加乡试（详见“举人”条），本来没有入仕做官的途径。到了前明，才开始有举人三次会试落第，即允许赴吏部就职的先例，吏部另外设立班次进行铨选注录，从此举人得以进入仕籍。现在会试三科不中式的就赴吏部拣选，还是前明遗留的制度。然而明朝一代，终究还是以进士为重。凡是京城清贵重要的官职，举人都不能担任。即使是同样的外放任职，繁剧重要的缺额必定等待甲科（进士），而乙科（举人）只能得到边远简小的缺额。他们升迁调动的办法也各不相同，甲科担任县令的，巡抚、按察使的卓越推荐，部院的选拔，必定首先涉及他们，不出几年就能得到御史、部曹等职位。而乙科沉沦于外僚，只能按常规调动而已。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嘉靖年间给事中陆粲虽然上疏请求变通，隆庆年间内阁大臣高拱也请求科贡与进士并重，但最终没能挽回。甚至万历三年特别下诏给巡抚、按察使：地方官的贤能与否，一体推荐弹劾，不得偏重甲科，但积重难返依然如故。（顾炎武说：万历以来，于是有了定例，州县主官以上等的职位给进士，中等的给举人，最下等的给贡生。举人、贡生做官即使到了方面大员，如果不是广西、云贵，就不安排在那里，这成为吏部铨选的一定制式。）《明史》记载：邱〇舜上疏说：“现在推荐则先推荐进士，而举人、监生没有凭借靠山的不被任用。弹劾则先弹劾举人、监生，而进士即使有非议也很少涉及。于是同样的官职，不敢并排而坐，并肩而立。”贾三近上疏说：“巡抚、按察使各位大臣遇到州县长官，大多看重甲科而轻视乡举。同样是宽容，在进士那里就是爱护百姓，在举人那里就是姑息养奸。同样是严厉，在进士那里就是精明干练，在举人那里就是苛刻暴戾。所以做举人的，除非头发脱落牙齿松动，就不去应选。”这可以看出当时的风尚了。《陈新甲传》说：整个明朝，乙榜做到尚书的只有两人：弘治年间的贾俊、崇祯年间的陈新甲。做到巡抚的，隆庆年间有海瑞，万历年间有张守中、艾穆而已。（按：宣德、正统、成化年间，乙科还有做到大官的。如魏骥、年富都是会试副榜做到尚书，石璞由举人做到尚书，杨信、张骥、彭谊都由举人做到巡抚，《陈新甲传》所说的是明朝中叶以后的事情。大概魏骥等人多是永乐、宣德年间的举人，那时还不拘泥于资格，所以能够进身。等到甲科盛行，而魏骥等人的官位已经崇高，所以不能压制罢了。）到了崇祯年间，破格求才，举人中凡是得到十人，除了陈新甲外，丘民仰、宋一鹗、何腾蛟、张亮以忠义著称，刘可训以武功闻名，刘应遇、孙元化、徐起元、丘禾嘉都以勤劳显赫（见《丘禾嘉传》），而明朝已经无法挽救了。这时朝廷正破格用人，而吴执御因为军情紧急，还请求沿边州县选拔授予精干的甲科，赐予玺书，让他们训练百姓抵御寇贼（见《吴执御传》）。可见风气所形成，见闻长久习惯，即使是朝廷的风旨，也不能骤然改变。后来牛金星以举人身份投降李自成，劝李自成重用举人，贼军所到之处，抓获举人就授予官职。有个举人叫李得笥的，被俘不屈而死，有人告诉贼军说：“这是举人。”贼将害怕，丢弃他的尸体离开了。牛金星的命令竟然如此。有人说他长期困顿于乙科，所以借此来发泄愤恨罢了。

○ 明朝中叶天子不见群臣 明朝中叶以后，各位皇帝很少与大臣相见。《明史·万安传》：成化七年，群臣大多说君臣隔绝，应当时常召见大臣议政。大学士彭时、商辂极力向司礼监宦官请求，于是约定在皇帝临朝的日子召对，并告诫初次见面情意未融洽，不要多说话。到了日期，彭时、商辂和万安一同进见，刚奏报一两件事，万安就高呼万岁想要退出，彭时等人不得已，也叩头退出。宦官戏弄朝臣说：“你们常说召见，等到召见，只知道呼万岁罢了！”一时传为笑谈，称为“万岁阁老”。从此皇帝不再召见大臣了。后来尹直入阁，想要请求见皇帝，万安就阻止他。按尹直入阁是在成化二十二年，那么自从成化七年召见彭时、商辂后，到这时十五六年，未曾与群臣相见。《徐溥传》：弘治十年，皇帝临幸文华殿，召见徐溥及刘健、谢迁，当面商议诸事，赐茶后退出。自从成化年间宪宗召对彭时、商辂等人后，到这时才再次召见，满朝夸耀为盛事。然而直到徐溥在位，也只有这一次召见而已。这是成化七年至弘治十年，两朝天子与廷臣不相见将近二十五六年。《刘健传》：皇帝自从召对刘健后，阁臣很少得以进见。等到他在位久了，多次召见大臣，想要依次革除弊端，于是召见刘健等人时时进见。左右侍从偷偷从屏风后听，只听到皇帝多次称赞“好计策”。这时已在弘治十五六年间，阁臣才开始频繁进见。不久孝宗驾崩，武宗即位，起初与刘瑾等八人亲近，接着

译与江彬等人亲近，沉溺于女色和狩猎，南北游历，以至于让谷大用等人把守居庸关，不许群臣出宫劝谏。那么当时朝廷大臣不能见到皇帝，更是不必说了。世宗起初尚且勤于政事，然而《邓继曾传》说：嘉靖三年，皇帝逐渐疏远大臣，政事多由宫内决断。可见执政不久，就已经疏远大臣了。十一年正月祈求谷神，郭勋代理祭祀事务。可见郊祀已不亲自参加了。二十一年，因为宫婢之变，移居西苑。可见连皇宫大内也不再进入了。《丁汝夔传》记载：俺答逼近都城，皇帝很久不上朝，军情无法上奏。礼部尚书徐阶坚决请求，才获准许。群臣清晨入宫，直到傍晚皇帝才登上奉天殿，不发一言，只命令徐阶捧着敕谕到午门召集群臣严厉责备罢了。查这是嘉靖二十九年，本纪特意记载“开始登殿”，明显说明此前未曾接见群臣。此后更没有召见之事。穆宗即位，在位时间尚短，周宏祖上疏说：“陛下即位两年，未曾接见大臣，咨询政事。”郑履也上疏说：“陛下登基三年，曾当面询问过一位大臣、当面质询过一位讲官吗？”可见隆庆初年已不再接见大臣。神宗初年还有召见大臣的事。《张居正传》记载：皇帝驾临文化殿，张居正侍讲完毕，将给事中陈述灾荒的奏疏呈上。又张居正守丧期满，皇帝驾临平台召见应对，安慰劝谕很久。自万历十七年以后，逐渐不再接见朝廷大臣。本纪记载这一年三次免除升授官员当面谢恩，从此临朝理政就简略了。《王家屏传》说：王家屏守丧期满，被召入内阁，三个月未能得见。王家屏为此进言，皇帝才在万寿节勉强临朝一次。王家屏又请求勤于视朝，皇帝为此登门一次，从此更加深居不出。王家屏上疏才说：“臣一年间两次觐见天颜罢了。”查王家屏守丧期满入阁，是万历十七年的事，本纪又记载十八年正月才开始在毓德宫接见申时行等人，并让皇太子出来见他们。七月召见阁臣商议边防事务（《万国钦传》：万历十八年，因火落赤等部侵犯边境，皇帝在皇极门召见申时行等人，大概就是七月中的事）。一年中两次接见阁臣，竟特意记载作为异事。十九年四月，祭祀太庙，此后太庙祭祀都派人代理。可见十九年以后太庙也不亲自祭祀了。二十四年，大学士赵志皋请求视朝发布章奏，没有回复。直到四十三年，因梃击案发生，才在慈宁宫召见群臣。大概从十七八年至此共二十四年，群臣才得以一睹皇帝容颜。《马孟正传》记载：万历三十九年，怡神殿失火，马孟正上疏说：“陛下二十年来郊庙祭祀、朝会讲学、召对面议都废弛，沟通下情的只依靠章奏，而奏疏进入、旨意发出，全由内侍经手，不知是否真的到达御前？”《吴道南传》记载：万历四十一年，吴道南以大学士身份入阁。旧例，朝廷官员受职，先当面谢恩才到任，皇帝久不上朝，都先到任。吴道南到后，未能得见，不敢入阁。同僚方从哲为此进言，皇帝命令先处理政务。等到梃击案发生，慈宁宫召见群臣，吴道南才得以一见，从此也不再得见。本纪又记载：四十七年，群臣请求视朝理政，没有回复。四十八年，南京科道官说：“皇上深居二十多年，未曾一次接见大臣，天下将有沦亡的忧患。”也没有回复。可见自四十三年因梃击案接见群臣后，直到神宗去世，不再有召见之事。光宗在位短暂，仅在临终时召见刘一景等人。熹宗年幼昏庸，被权阉蒙蔽，更不必说了。总计自成化到天启一百六十七年，其间延访大臣，不过弘治末年几年，其余都是“廉远堂高，君门万里”，难怪上下隔绝，朝政日益败坏！神宗刚即位，高拱请求削减司礼监权力，归还内阁。可见内阁且听命于司礼监了。倦怠政事者权力归于宦官宠幸，独断专行者又被一二权奸窥探脸色、操纵威福而皇帝不知。君主德行如此，为何还能延续这百六七十年天下而不立即丧失，实在不可理解！

译万历年间，皇帝不仅不见群臣，还有听任大臣自行离职而不加过问的情况。《本纪》记载：三十七年九月，左都御史詹沂封存官印自行离职。三十九年十月，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自行离职。四十年正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上疏自行离职。九月，大学士李廷机上疏自行离职。四十一年七月，兵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务的孙玮上疏自行离职。九月，吏部尚书赵焕上疏自行离职。四十二年七月，礼部侍郎孙慎行上疏自行离职，朝廷既没有听说去追召回留，也没有听说去责问追究，听任他们自行来去而不加过问，这是自古以来未曾见过的。查考三十五年给事中翁宪祥进言说：“巡抚、巡按官员解除职务，应当等候命令，不应当听任他们自行离职。”那么在三十五年以前，巡抚、巡按官员中已有投书弹劾自己而自行离职的了，并非从三十七年才开始。

●卷十九○女娲或以为妇人司马贞《三皇本纪》说：女娲氏也是风姓，具有神圣的德行，继伏羲而立，号曰女希氏，以木德称王。这说明女娲是古代帝王中的圣者，古代没有文字，只凭声音称呼，后人根据声音附会成文字，恰好得到“女娲”这两个字，起初并不是因为她是个妇人而加上这个称号的。《风俗通》说：女娲向神祈祷祭祀，为女子设立婚姻、设置媒人，从此开始。《路史》沿袭此说，认为女娲辅佐太昊，向神祈祷，为女子确立婚姻，掌管姓氏，职司婚姻，这就是神媒。那么女娲也只是创设婚姻媒妁制度的人，而不是女性身体。于是后人因为“女娲”这个名字，就有人认为是妇人。王充《论衡》引用董仲舒的说法：雨不停止，就祭祀女娲。说董仲舒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女娲是古代身为妇人的帝王，男为阳女为阴，二气为害，所以祭祀女娲来祈求雨停。王充又说：现在世俗图画中的女娲大多画成妇人的形象。那么女娲被误传为妇人，由来已久了。《北史》记载：祖珽说：陆令萱确实是妇人中的英杰，女娲以来未见其比。程伊川《易传》在解释坤卦六五爻时也说道：妇人居于尊位，女娲氏、武氏就是这样的例子。那么伊川也认为女娲是妇人。○炼石补天皇甫谧《帝王世纪》及司马贞《三皇本纪》都说女娲氏炼石补天，他们的说法本于《列子》及《淮南子》，说女娲炼五色石来补天，言语极其荒诞虚幻，难怪王充要驳斥它。然而王充只是认为天不是玉石之类，哪里是石头所能修补的；况且女娲虽然长寿，怎么能到达天上，不能到达天上，又哪里有阶梯可以上去？这连三岁孩童都能知道，何必烦劳辩驳？必须探明讹传附会的缘由，才是确切的议论。陆深认为古代百姓非常质朴，茹毛饮血，未能完全发挥火的作用。女娲氏炼五色石来通达昏黑的变化，辅助烹饪的适宜，所以弥补天所不及的地方。后世焚膏继晷、小火替代光明，都是这个意思。他的说法稍近情理，然而直接认为上古没有火，到女娲才从石头中取火。这把它归给燧人氏是可以的，但为什么归给女娲呢？况且取火何必用五色石呢？我家乡黄芷御进士说：五金有青黄赤白黑五色，而都生于石头中。草昧初开，没有人能识别，女娲氏开始识别它们，并用火锻炼而取出。其后器物用度、货币无一不需要这些，实在是用来弥补天事的缺失，所以说炼石补天。这个议论虽然新颖但很确切。

蚩尤为黄帝相《战国策》记载：苏秦对秦王说：“从前黄帝攻打涿鹿而擒获蚩尤。”《史记·黄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听从帝命，黄帝于是与他在涿鹿之野作战，于是擒杀蚩尤。这是自古以来都以为蚩尤是被黄帝诛杀的。然而《管子·四时篇》说：黄帝得到蚩尤而明白天道，于是安置他作为六相之首。又说：蚩尤明白天道，所以让他掌管时令。注解说：知道天时应当如何。那么蚩尤也曾做过黄帝的宰相。《韩非子·十过篇》及王充《论衡》也说：黄帝在泰山会合鬼神，毕方并辖，蚩尤走在前面。而《周礼》表祭貊，郑康成说：祭祀黄帝和蚩尤。又《汉书》记载：在沛庭祠黄帝、祭蚩尤。大概也是因为蚩尤开始制造兵器而为黄帝的臣子，所以一同祭祀。难道这个蚩尤是另一个人吗？抑或蚩尤本来有非凡的才能，能观察阴阳，制造兵器，被擒后黄帝仍然赦免并任用他，而司马迁所记载多了一个“杀”字呢？吴仁杰辩驳《汉书》祠黄帝、蚩尤一句，说那是祭祀蚩尤旗这颗星罢了。蚩尤已被黄帝擒杀，怎么能既祠黄帝，又祭蚩尤呢。这只是知道蚩尤与黄帝作战，而不知道黄帝的宰相中有蚩尤。况且天星本来叫什么名字，也是因为这颗星主兵，而蚩尤确实开始制造兵器，所以用他的名字命名这颗星罢了。而说这颗星不是人，难道这颗星自己对人说是“我叫蚩尤”吗！

○湘君、湘夫人非尧女湘君、湘夫人，大概是楚地风俗所祭祀的湘山神夫妻二人，如同后世祭祀泰山府君、城隍神之类，必有一夫一妻，以及《蓼花洲闲录》所载杜拾遗讹传为杜十姨，而用来配伍子胥一样。屈原《湘君篇》明确说“望夫君兮未来”，夫君即指湘君，如果是女

译你就不应该称她为夫君。下文说“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这是屈原自述散布神灵以求感应却尚未得到回应，所以姐姐为我叹息，比喻自己的忠诚不能使君王醒悟，而姐姐加以规劝，并非指湘君为女性。《湘夫人》篇中“帝子降兮北渚”，称帝子，是说天帝的女儿，并没有确切指为尧的女儿。《天问》篇所叙述的舜、禹、夷羿等事，铺陈夸张最多，如果将湘君、湘夫人视为尧的女儿，那么歌中必定也会引用南巡苍梧的事作为波澜。然而两篇中并无一字提及，由此可知屈原原本并未指为尧的两个女儿。《山海经》说：洞庭山，天帝的两个女儿居住在那里。称帝女，也是说天帝的女儿，并未指为尧的女儿。说居住在那里，也是说天帝女儿所居，而非认为她们死后葬于此。《山海经》所附会的舜的事迹很多，如苍梧山，帝舜葬于阳面，宋丹朱葬于阴面；又苍梧山，是舜与叔均所葬之处；以及娥皇生三身之国为姚姓之类，不胜枚举。如果认为尧的两个女儿葬于洞庭，必定又有许多铺陈修饰，而书中并无一字，那么《山海经》也尚无尧女葬于洞庭的说法。自从王逸注《楚辞》湘君、湘夫人，说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舜前往征讨有苗，两个女儿跟随而没有返回，死在路上沅、湘之间，因而张华《博物志》等书都承袭此说，湘君、湘夫人遂成为尧的两个女儿（按《博物志》只说舜的两个妃子叫湘夫人，没说湘君）。王逸的说法，大概本于《史记》秦始皇泛舟至湘山，大风不能渡，问博士说：“湘君是什么神？”回答说：“尧的两个女儿为舜妃，死后葬于此。”这是王逸产生错误的原因（郭璞引《河图玉版》也同此说）。而博士的说法，大概又本于《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三妃未之从”的话，于是认为舜的妃子跟随车驾不及而死于此，成为湘山之神。这又是博士产生错误的原因。殊不知《檀弓》所说的，本意是说古代没有夫妻合葬的制度，如葬舜于苍梧而妃嫔不同葬，明白合葬的制度自周公开始，起初并没有说两个妃子跟随舜不及而死在洞庭。况且《檀弓》说三妃，而这里以二妃当之，尤其显得牵强不相合（刘向谏起昌陵疏也说：舜葬苍梧，二妃不从，那么讹传三妃为二妃已经很久了）。古来只有郭璞识破其错误，而未识破其致误的原因，而且也将湘君视为女神，所以特别辨析之。

译○隶书并非始于程邈。《书断》记载：秦朝下杜人程邈，字元岑，担任县吏，因犯罪被关押在云阳监狱，他精心构思十年，在小篆的基础上增加方圆笔画，创制了三千个隶书字，上奏给皇帝。秦始皇认为很好，任用他为御史。当时因为篆书难以书写，于是采用隶书，让隶人辅助处理文书事务，追求快捷便利，所以称为隶书。因此自古以来都认为隶书是程邈所创。然而《封氏闻见记》引用郦道元注释《水经》的话说：临淄人发掘古墓，得到一口铜棺，棺盖外侧凸起刻有隶字，写着“齐太公六代孙胡公之棺”，其中只有三个字是古篆，其余都与现在的字体相同，由此可知隶书并非始于秦朝。封氏又说：这种字体在春秋之前就已经存在，只是各国有的使用有的不使用，程邈观察到它简省易写，对当时有利，所以加以修改并献上，并非创造。那么隶书就不是起源于程邈了。又查许慎《说文解字·自序》说：秦朝李斯删改史籀的大篆作成小篆，另外还有隶书，是为了追求简约容易等等。似乎隶书也是李斯所作。其下文又说：新莽时期重新规定六书，一是古文，二是奇字，三是篆书，即小篆，是秦始皇命令下杜人程邈所作的。四是佐书，即秦隶书等等。可见许慎并未说隶书是程邈所作，反而说小篆是程邈所作。

○造笔并非始于蒙恬。冯鉴《事始》记载：蒙恬造笔，蔡伦造纸。《学斋占毕》认为：蒙恬是秦朝人，而《诗经》中已有彤管，那是女史记录的笔，又《左传》说史官记载用笔，孔子作《春秋》，该写就写，该删就删，在获麟时绝笔。《尚书·中候》说：元龟背负图纹出现，周公援笔及时将其写成文字。又《尔雅》及《说文解字》说：秦朝称笔，楚国称律，吴国称不聿，燕国称弗，其来源尚早。孙膑引诱庞涓，砍断大树露出白色树干并书写，当时应当也是用竹笔蘸墨所写，如果用刀刻，黑夜中怎么能辨识呢？马大年附会认为简牍上的笔是现在的竹笔，不是毫毛做的，直到蒙恬才开始使用兔毫。不知道《庄子》书中记载宋元君将要画图，众史官都舔笔和墨，那么用毫毛染墨就很明白了。庄子在蒙恬之前，那么笔并非蒙恬所造就很清楚了。《韩非子·饰令篇》也有三寸之管的说法，韩非也早于蒙恬。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笔，用柘木做笔管，鹿毛做笔柱，羊毛做笔被。也并非说是兔毫竹管，那么笔不始于蒙恬就很明白了。或许蒙恬所造的笔比前人精良，于是独占其名罢了。至于蔡伦造纸，也有怀疑并非始于蔡伦的人，说蔡伦是后汉人，而前汉《外戚传》中的赫蹄就是小纸，那么纸字在前汉已经出现了。然而《后汉书·蔡伦传》说古书多编连竹简，那些用缣帛的称为纸，缣帛昂贵而竹简沉重，不便于人，蔡伦于是用树皮、麻头以及破旧的鱼网来造纸，天下都称赞为蔡侯纸。那么古时本来以缣帛为纸，《前汉书》所说的赫蹄小纸，大概也是缣帛制成的，而不是树皮麻头所造的。那么造纸确实始于蔡伦，不像蒙恬之前已有笔那样。王充《论衡》说：竹木在山林中，不知用于何处，截竹为筒，破开成为简牒，加上笔墨的痕迹，才成为文字；砍断木头做成简版，剖开成为板片，用刀削刻，才成为奏牍。查王充与蔡邕同时，已在蔡伦之后，当时还多用简牍，可知蔡伦所造的纸流传尚未广泛。（按古时漆书本来使用竹笔，就像如今木工墨斗中所用的一样，所以笔字本从竹。现在外国也还有使用这种笔的。平定西陲时，文书檄谕外夷，必须使用唐古特字，没有人能书写，只有降酋巴朗能写，于是让他进入军机处缮写。我见过他所用的笔，正与木工的竹笔相似，才知道外国还多用竹笔。）

○左右袒并非始于周勃。《史记》记载：周勃进入北军，下令说：“支持吕氏的袒露右臂，支持刘氏的袒露左臂。”这件事确实有所依据。查《仪礼》凡是吉凶之事都袒露左臂，只有受刑时袒露右臂，这是古制。《左传》记载：吴国阖闾进入楚国时，派人召见陈怀公。怀公询问想与楚国结盟的袒露右臂，想与吴国结盟的袒露左臂。这件事发生在周敬王十四年（也见于《说苑·善说篇》）。《战国策》记载：齐国有一个女子，两家来求婚，母亲对女儿说：“想嫁东家就袒露左臂，想嫁西家就袒露右臂。”女子两臂都袒露，说：“想东家吃饭西家住宿。”因为东家富有但丑陋，西家贫穷但美丽。《史记》记载：周赧王三十六年，齐国淖齿杀害齐湣王，王孙贾到市场中呼喊说：“想跟我诛杀淖齿的袒露右臂。”市场中跟随的有四百人。又《汉书》记载：陈胜起兵，命令他的部下袒露右臂以示区别。这些都在周勃之前。又《晋书》记载：淮南王司马允想要诛杀赵王司马伦，率领帐下士兵径直出来说：“赵王谋反，辅助淮南王的袒露左臂！”于是袒露左臂的人很多。梁朝平定侯景时，群臣多劝元帝还都建业，元帝心里不愿意，于是大规模召集文武官员说：“劝我离开的人袒露左臂。”于是袒露左臂的人超过一半。这又是后世沿袭这种做法的。

○牛耕并非始于赵过。郑樵《通志》说牛耕起源于赵过。古时候只用

译牛用于驾车，不用于耕田。《尚书》说：“开始牵车牛远行经商。”又说：“把牛放牧在桃林的原野。”《易经》说：“驾牛乘马。”《诗经》说：“那牵牛星，不用于拉车。”这些都是以牛驾车而言，否则就是用来祭祀。《周礼》中牛人的职责，只供应祭祀用的牛、食用的牛、慰劳军队的牛、兵车用的牛罢了。否则就像田单放火牛阵、齐王衅钟那样而已，没听说过用牛耕田的。《月令》说：季冬命令百姓计划两人合作耕田的事。《论语》中长沮、桀溺两人合作耕田。大概三代以上，都是两人合力使用一个耜，没听说过用牛耕田的。宋祁《笔记》也说：汉代赵过开始教人使用牛耕，而把王弼注《易经》所说的“牛是稼穑的资具”视为不知汉代以前没有牛耕之事。唯独王应麟《困学纪闻》则认为牛耕不始于赵过，并引用冉伯牛名耕的说法来证明。如果三代不用牛耕，那么冉子为什么名耕字伯牛呢？这个论点很确切。不仅如此，《韩非子·外储说》说：少室周与力士牛子耕角力而不胜。又《史记》中司马牛也名耕，字子牛，《孔子家语》也说司马黎耕字子牛，黎、犁字古通，这就更是牛耕的明证。大概古时原本有人耕、牛耕两种方法。《国语》中耕籍的制度，王耕一耜之发。韦昭注：一耜之发也。王没有搭档，用一耜耕。《左传》说：二五耦。杜预注也说：两耜相耦，宽一尺。共同起一伐，说两人共同开垦，伤害晋室。这是人耕的说法。《月令》中耕籍的制度，天子三推。如果是人耕，那么哪里用得着推？这是牛耕的说法。《管子·形势篇》说：神农教耕，生谷以给民利。这还没指明是人耕还是牛耕。《山海经》说：稷的孙子叔均开始牛耕。《山海经》虽是伪书，但《史记》已引用它，那是汉武帝以前的书，而已有牛耕的说法，那么牛耕不是起于汉武帝时是确凿的。王充《论衡》说：舜葬苍梧，有象为他耕田。这个说法虽然荒诞，但也可见耕田使用兽力。且《易经》说：神农氏揉木为耒。《论衡》也说：神农挠木为耒。耒是牛耕的工具，如果是人耕，哪里用得着揉挠使之弯曲呢？那么推理论之，神农氏已用牛耕了。宋祁、夹漈所引，大概本于崔实《政论》。汉武帝派赵过为搜粟都尉，教民以牛耕，遂以为确据。不知南北风俗不同，有用牛耕的，有不知用牛耕的，赵过只是就那些不知牛耕的人教他们用牛，如后汉《王景传》百姓不知牛耕，王景教以牛犁，于是垦辟倍多；又任延为九真守，也以牛耕教民，都是开这一方农事之所未有，而其实并非自王景与任延创也。赵过之以牛耕得名，大概也是本古法而施之于不知牛耕之地，后世遂以为牛耕之始耳。且宋祁所云，也未深考也。《汉书·食货志》：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为代田，本古法也。后稷始川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圳，一亩三圳。岁代种之，用耜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倍他田。赵过使教田太常、三辅，二千石遣善田者受田器，学种法。民或苦少牛，亡以趋泽，故平都令光教赵过以人挽犁。赵过奏光为丞，教民相与庸挽犁。据此，则二牛三人之法，本始于后稷，赵过第用其法以教人。其后牛不足，而平都令又教以用人挽犁，则以人挽犁转始于赵过与平都令，而非牛耕始于赵过也。宋祁、夹漈徒据崔实《政论》一语，遂以为据，而不复详考，亦太疏矣。至《诗》《书》所云牵车，服箱之类，盖各就其一事以为言，有不可执一以例其余者。即如江以南六朝时皆用犊车，今江南之人语以牛可驾车，必骇异以为无是理，而不知今云南、广西尚有以牛驾车者，大河以北牛车更多。又如驴马之类，江以南知其可以乘骑，而北人兼用以耕。夹漈、宋祁之论，毋亦囿于一说矣。又《涌幢小品》谓：中国耕田必用牛，若铁齿耙土，乃东夷担罗国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国原有此法耶？抑唐以后始仿而为之也？是又以人耕为中国所本无矣。

译○ 云台没有来歙，凌烟阁没有郭子仪。汉明帝在云台画像光武帝的功臣，共有二十八位将领，又增加了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其详细情况记载于《后汉书》。马援没有入选，因为他是外戚。然而光武帝的功臣中还有来歙，他先前出使陇右劝说隗嚣，往返多次，当时的人称他为守信之人。等到隗嚣叛变，来歙固守略阳达一年之久，皇帝赐给来歙特设的席位，位在众将领之上，让他全面监管冯异、耿弇、盖延、马武、刘尚等将领平定陇西诸羌，又进攻蜀地击打公孙述，后来被刺客所杀。这样看来，来君叔的权位重任，以及光武帝对他的倚重信任，都在众功臣之上，而云台画像竟然没有他，实在是一件缺失的事！《新唐书》记载：武德功臣十六人，贞观功臣五十三人，至德功臣二百六十五人。德宗即位，命令史馆考核功勋名声特别高的九十二人，分三等条奏，增加到一百八十七人。每等都以武德以来的宰相为首，功臣次之，至德以来的将相又次之。大中初年又下诏寻求功臣三十七人，续画于凌烟阁。现在都记载在《新唐书》第一百九十一卷。然而功臣如郭子仪、李晟、浑瑊、裴度、李光颜、李愬等，都不在其中。当德宗时，李晟、浑瑊都还没有死，他们不入选画像本来是可以理解的。郭子仪已经死了，为什么也不入图呢？况且大中续录的三十七人中有马燧，而李晟、浑瑊与马燧同时，号称三大功臣，为什么不入选？李光弼虽然入选，却另列在二等。这些都是不可理解的。（《郭子仪传》有图像凌烟阁的话，而《新唐书》凌烟阁画像内却没有他。）

○ 马氏铜柱有三根。马援所立的铜柱在林邑国，《唐书·环王传》记载：本是林邑地，从海路航行三千里到达该国，南面有大浦，马援所立的五根铜柱就在那里。马援留下十户人家在那片土地，到隋末繁衍到三百户，都姓马，俗称为马留人。这是汉朝时所立的铜柱，在交趾。马总担任安南都护，在汉朝旧地建立两根铜柱，刻写唐朝功德，兼以表明伏波将军后裔的身份。这是唐朝时所立的铜柱，也在交趾。《五代史》记载：马希范攻打溪州蛮，使他们投降，于是立铜柱作为标志，命令学士李皋撰写铭文。这是五代时所立的铜柱，在五溪。都是马氏的旧事。查考现在广西太平府镇南关外还有铜柱，根据《明史》记载：广西思明州土官黄广成上奏说：元朝设置思明府，南面以铜柱为界，元末交趾人越过铜柱二百里，侵夺思明土地，请求敕令安南归还侵夺的土地，仍然以铜柱为界。这所说的铜柱，就是现在广西镇南关外的铜柱，与思明相近。然而《唐书》所说的林邑国，则在广东之南，离镇南关很远。难道马援所立的铜柱本来在林邑，而现在镇南关的铜柱则是马总所立的吗？

○ 迁徙铜人不始于魏明帝。《魏明帝纪》记载：将长安的铜人、承露盘之类迁徙到洛阳，铜人太重无法运到，留在霸城。任昉《述异记》记载：魏明帝取汉武帝捧露盘的仙人，既然拆毁了盘子，临行时流下眼泪。这些都是魏明帝的事。然而《汉书·武帝本纪》记载：建造通天台、飞廉馆。应劭注说：飞廉，是神禽。《后汉书》记载：明帝永平五年，到达长安，迎接取回飞廉和铜马，放在上西门外，命名为平乐馆。也见于程大昌《演繁露》。那么移置飞廉、铜马，实际上始于汉明帝，而魏明帝只是仿效他。后赵石虎又将洛阳的飞廉、钟虡之类迁徙到邺城的华林园，则是又仿效魏明帝，而迁徙魏明帝的物品罢了。陈寿《三国志》在《董卓传》中既说董卓迁天子都长安，全部砸碎铜人、钟虡来铸钱，而在《魏明帝纪》中又说：将长安的铜人、承露盘之类迁徙到洛阳，铜人太重无法运到，留在霸城。铜人既然被董卓砸碎，这里所迁徙的又是什么东西？实在不清楚。查考潘岳《关中记》：秦朝铜人十二个，董卓毁坏它们来铸钱，剩下两个，魏明帝想迁徙到洛阳，太重无法运到。任昉《述异记》：魏明帝下诏取汉武帝捧露盘的仙人，盘子既然拆毁，临行时流下眼泪。那么董卓所毁坏的乃是秦朝铜人十二个中的十个，而魏明帝所迁徙的则是汉武帝承露仙人以及董卓毁坏秦铜人后剩下的两个。《后汉书·方术传》：蓟子训抚摸金狄，就是这秦朝剩下的两个。而李石《续博物志》又说苻坚毁坏其中两个来铸钱，其中一个被百姓推入河中。查考董卓毁坏后仅剩下两个，怎么又有一个入河呢？

○ 牛继马不是晋元帝。《晋书》记载：魏明帝时，河西柳谷出现玄石图，有牛继马后的图像。所以司马懿深深忌惮牛氏，制作两个共一个口的容器，用来盛酒，司马懿先喝好的，用毒酒鸩杀他的将领牛金。而他的孙子恭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竟然与小吏牛氏私通而生下元帝。大概当时传闻如此，魏收据此作《魏书》，因此说：僭越称帝的晋司马睿，母亲夏侯氏，字铜环，与牛金奸通而生，冒姓司马，以此应验这块石头。《通鉴》等书都跟随这种说法。

译然而金已经被司马昭毒死，那么夏氏所私通的小吏就是另一个人了，而《拾遗记》中的种种说法，可见都是传闻中荒诞不经的言辞罢了。唐代元行冲则认为：北魏昭成帝名叫拓跋犍，继承晋朝而受命，这正应验了“牛继马”的谶象，他专门为此撰写了论文，这又可以作为另一种说法来参考。

译○ 宫中的屠宰贩卖并非始于东昏侯。东昏侯在宫苑之中，排列店铺，做屠宰卖酒的戏耍，世人多知道齐东昏侯的事。《南史》记载：东昏侯在苑中设立大店铺，让潘妃担任市令，自己担任市吏录事，又在埭上设店，坐着屠宰肉类。民间谣谚说“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就是此事。然而这种戏耍并非始于东昏侯。《通鉴》记载：汉灵帝在后宫设立店铺，让众宫女贩卖，互相盗窃争斗。灵帝穿着商贾的服装，跟随他们宴饮取乐。《晋书》记载：太子〇在宫中设立市场，让人屠宰卖酒，亲手掂量斤两，轻重没有差错。他的母亲本是屠户之家，所以太子喜好此事。又会稽王道子让宫女开设酒肆，在水边卖酒，与亲信乘船前往饮酒取乐。《宋书·五行志》也记载此事，并说道子亲自在其中买卖。又宋营阳王未被废黜时，也在华林园设立店铺，亲自卖酒。这些都是东昏侯以前的事情。

○ 四声并非始于沈约。沈约创作平上去入四声韵谱，因为过去的词人历经千年而不醒悟，唯独他独得胸臆，穷究其妙旨，自认为是入神之作。然而《石林诗话》说：魏、晋之间虽然不知道声律，但陆云互相戏谑的词句“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又与后世的律诗没有不同，可知这种体裁出于自然，不等待沈约才创立。现在查考《隋经籍志》：晋代有张谅撰写《四声韵林》二十八卷，那么四声实际上起源于晋人，而并非石林所说的古人暗中契合。《南史·陆厥传》说：沈约、谢〇、王融以文章互相推崇，汝南周〇善于识别声韵。沈约等人的文章都用宫商相协调，将平上去入四声，用来制定韵脚，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完全不同，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称为永明体。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论述得非常详细。陆厥于是写信辩驳，认为历代众贤，未必都忽略此处。这又是沈约之前已有四声的明证，即使与沈约同时代的人，周〇有《四声谱》流行于世，刘善经有《四声指归》一卷，夏侯永有《四声韵略》十三卷，王斌有《四声论》，都是齐、梁间人。又梁武帝问周扌舍说：“什么是四声？”扌舍说：“天子圣哲就是。”沙门重公拜见梁武帝，武帝问：“在外有四声，哪个是正确的？”重公应声说：“天保寺刹。”出来告诉刘孝绰，孝绰说：“怎么不说天子万福？”那么沈约同时代的人，明白此道的，也不止沈约一人，只是沈约独自选取来成书，于是独占名声罢了。

《东斋记事》说：唐代孙忄面汇集各家韵书作《唐韵》，而从前周〇《切韵》、沈约《四声谱》、夏侯咏《四声韵略》之类都废弃了。宋真宗时，陈彭年、晁迥、戚纶主管科举贡举事务，选取《字林韵略》、《字统》以及《三苍》、《尔雅》等书作为礼部韵书，于是著为定式。景〇年间，贾昌朝说旧《韵略》大多没有训解，又怀疑单声与重送字意义不同，恐怕举人诗赋误用，于是下诏丁度修《礼部韵略》，以唐代各家韵书刊定那些韵部狭窄的地方共三十处，允许附近通用，单声及迭出字都在字下注明。这是《礼部韵略》的始末。吴曾《漫录》又评论丁度等人修韵，既然不能共同开始，只是琐碎地辨析张希文、郑天休修书的先后罢了。

○ 释放囚犯并非始于唐太宗。释放囚犯的事，唐太宗最为著名。白居易所咏“死囚四百来归狱”就是此事。然而并非始于唐太宗。《后汉书》记载，马援担任郡督邮送囚犯，马援哀怜而释放他们，逃亡遇赦。钟离意送囚犯到河内，解开他们的枷锁，任凭他们想去哪里，约定日期，都到了，没有一个违犯的。又县人防广为父报仇，被关押在狱中，他的母亲病死，钟离意允许广回家，让他能够殡葬。广殡葬母亲完毕，果然返回入狱。戴封担任中山相，囚犯四百余人当受刑，戴封哀怜他们，都遣送回家，约定日期，都无违犯者。虞延担任渔阳令，每逢岁时伏腊，就休息，遣送囚徒各自回家，都感激他的恩德，按期返回。《晋书》记载：曹摅担任临淄令，狱中有死囚，除夕夜，曹摅巡视监狱怜悯他们，说：“你们不幸至此，新年是人情所重视的，难道不想暂时回家吗？”囚犯都感动哭泣，曹摅打开监狱放出他们，约定日期让他们回来。掾吏坚决争辩，不听，到日期果然如期返回。范广担任堂邑令，丞刘荣因事当死，家中有老母。到节日，范广就遣送他回家，刘荣按期到达。这些都是汉、晋释放囚犯的旧事。《癸辛杂识》又引用何允、席阐文两人。查考何允在齐代担任建安太守，为政有恩德，人不敢欺骗，每逢伏腊放囚犯回家，按期返回。席阐文在梁代担任东阳太守，冬至全部释放狱中囚犯，按期到达。事都见于《南史》。现在考历代史传，更不止这些。《宋书》记载：谢方明担任南郡相，曾经在年终释放江陵狱囚，让他们过正月三日回来。主簿等坚决劝谏，认为昔人虽然

译有这类事情，或许是史籍记载夸张了。当今人情虚伪淡薄，不能用古人的道义来要求，方明不予采纳，全都遣送囚犯回家。到了约定的日期，有人喝醉了不能来，过了两天才返回，又有一个囚犯迟了十五天才到。五官朱千期谷想要抓捕他们，方明不允许。囚犯在乡里徘徊，不肯立刻到官府，乡里人责备他们，于是把他们送到了。又《梁书》记载：王志担任东阳太守，监狱里有十几个重囚，冬至那天，全都遣送回家过节。都回来了，只有一个人错过了期限，第二天果然到了，是因为妻子怀孕。傅岐担任始新县令，冬至放死囚回家，狱吏坚决争辩说不可，傅岐说：“囚犯如果违背信用，我应当获罪。”最终都按期返回。何子季镇守建安，每逢伏日、腊日，放囚犯回家，也都按期返回。这些都是南朝的事情（只有《陈书》记载张种担任无锡县令，看到重囚在狱中，天气寒冷，叫他们出来晒太阳，于是丢失了囚犯）。后周萧〇担任上州刺史，到了元旦，监狱中的囚犯全都放归家中，允许三天，然后到监狱报到。主管官员争辩反对，〇说：“从前虞延被前史称颂，我虽然德行浅薄，因此获罪，也心甘情愿。”囚犯感激恩德，按期到达。张华原担任兖州刺史，先前有一千多个系囚，华原根据情况判决遣送，到了年底，只有几十个重罪囚犯。华原各自给他们五天假期，说：“期限到了就快点回来。”囚犯都说：“有这样的长官，怎么忍心背叛！”都按期全部到达。孙伏伽押送流囚李参等七十多人到京城，当时规定流犯都要戴枷锁传送，伏伽怜悯他们的痛苦，于是和他们约定，约定某日应当到达，全都解除了他们的枷锁。流犯感激喜悦，按期到达，没有一个逃跑背叛的。隋文帝听说后认为奇异，于是在殿庭赐宴给伏伽，并下诏让所有流犯都参加宴会并赦免他们。这些都是北朝的事情。《白孔六帖》记载：唐代吕元膺担任蕲州刺史，曾经审理囚犯，有人因元旦不能回家探亲而遗憾，元膺全都让他们回家，都按期返回。《新唐书》记载：唐临担任万年县丞，有轻罪囚犯长期羁押，正值春天，农事兴起，唐临全都放归，和他们约定，囚犯按期回来。元德秀担任鲁山县令，有盗贼系在狱中，恰逢老虎作恶，盗贼请求打虎来赎罪，元德秀答应了他。官吏担心盗贼逃跑，元德秀说：“我自己承担责任。”第二天盗贼带着老虎的尸体回来。《宋史·冷豳传》：寒食节放囚犯回家祭祀祖先，囚犯感动哭泣，按期到达。《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年五月，下诏天下监狱囚犯，除了杀人犯等待上报，其余一概疏放，限定八月内按期自行到大都。后来果然按期到达，于是赦免他们，共二十二人。又《陈天详传》：陈天祥任寿昌府知府，抓获作乱的两人在市上斩首，其党羽王宗一等十三人被擒。在冬至日放他们回家，约定三天回来，按期都到了。上报宣慰司，全部释放。《明史》：许文岐担任黄州知府，监狱里有七个重囚，放他们回家探亲，约定日期回来。于是向长官请求，宽恕他们。周〇担任南京刑部尚书，正值暑天，遣送轻罪囚犯，说：“召唤你们就回来。”囚犯欢呼，没有错过期限的。都见于本传。这又是唐代以后放囚的旧事。○图画学士不始于唐太宗《封氏闻见记》：唐太宗为秦王时，让阎立本画秦府学士杜如晦等十八人，褚亮作赞，世上所传的《十八学士图》就是它。然而《南史·王亮传》：齐竟陵王子良开设西邸，延揽才俊，作为士林，让画工画他们的像。《北史·魏收传》：齐孝昭帝修建玄洲苑，在阁上画魏收。那么图画学士，六朝时已经有了，太宗只是仿效罢了。《翰林盛事》：开元年间任命张说等十八人为学士，在东都上阳宫含象亭画他们的形貌，系上御赞。这又是仿效太宗的旧事。

译●卷二十○ 进贡荔枝并非始于杨贵妃《唐书》记载：杨贵妃喜爱荔枝，南海每年进贡荔枝，快马加鞭运送进宫。然而荔枝正值暑热时节成熟，隔夜就会腐烂。这是进贡荔枝的旧例。查考《后汉书·和帝纪》：过去南海进贡龙眼和荔枝，每十里设一个驿站，每五里设一个候望，死在路上的人接连不断。因为临武县长唐羌上书陈述这种情况，于是皇帝下诏停止进贡。那么进贡荔枝并非从唐代开始。《金世宗纪》记载：皇帝对宰相说：“我曾想得到新鲜的荔枝，兵部于是在道路上特意设立驿站传递。不久因为谏官黄久约进言，我才得知此事。”可见金朝也有进贡荔枝的事情。然而荔枝出产于福建、广东、四川三地，金朝都不占有这些地方，不知那设立驿站快马传递的荔枝是哪里出产的呢？

○杨氏五家合队《新唐书》叙述杨氏五家合队，虽然不够明晰。《杨贵妃传》说：因为贵妃受宠，提拔她的哥哥杨锜为鸿胪卿，杨锼为侍御史，而杨钊（即杨国忠）也逐渐显贵。又有三位姐姐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据此，那么杨锜、杨锼、杨钊以及韩、虢、秦应是六家。下文又说：杨锜以上柱国身份在门前排列戟仪，与杨锼、杨国忠、各位姨妈五家的宅第相连不断。皇帝得到的奇珍异宝，分赐给五家一样多。那么所说的五家，是兄弟中缺了一家呢？还是姊妹中缺了一家呢？下文又说：杨锼、秦国夫人早死，所以韩国夫人、虢国夫人与杨国忠显贵时间最长，那么又应是四家了。而在叙述华清宫随驾之处，又为什么说五家车马各自为一种颜色，不久五家合队灿烂如万花呢？《杨国忠传》记载：天宝七年，杨国忠任御史中丞，三位妹妹被封为国夫人，哥哥杨锜提拔为鸿胪卿，与杨国忠都排列戟仪，这就遗漏了杨锼一人，与《贵妃传》不符。查考《旧唐书·贵妃传》：玄宗封韩、虢、秦三位姨妈，又提拔贵妃堂兄杨锜及杨锼，赐宅第连接宫禁，韩、虢、秦与杨锜、杨锼五家，每当有请托之事，严厉如同诏敕。《资治通鉴》也说：天宝六年，将嫁给崔氏的贵妃姐姐封为韩国夫人，嫁给裴氏的封为虢国夫人，嫁给柳氏的封为秦国夫人。三位姐姐与杨锜、杨锼五家权势倾覆天下。这五家是指杨锜、杨锼、韩、虢、秦，杨国忠尚不在其中。等到杨国忠更加显贵而杨锼已死，仍然符合五家的数目，所以当时也称杨氏五家。《旧唐书》虽然叙述杨锜、杨锼、韩、虢、秦为五家，但后来华清宫随驾，说杨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一队，每队一种颜色，这又把杨国忠列入五家之内了。又说：杨国忠的山中宅第与虢国夫人相对，秦国夫人、韩国夫人宅第相接。这说明《新唐书》虽然称秦国夫人早死，但《旧唐书》则记载杨国忠为相后，秦国夫人还在。《资治通鉴》也说：安禄山反叛，玄宗想传位给太子。杨国忠非常恐惧，派韩、虢、秦三位夫人劝说杨贵妃含土请命，于是作罢。等到马嵬坡之变，杨国忠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被军士所杀，虢国夫人逃往陈仓，县令薛景仙捕获并诛杀了她。可见秦国夫人直到马嵬坡才被杀，《新唐书》称秦国夫人早死的说法，恐怕未必属实。那么五家，起初是杨锜、杨锼、韩、虢、秦，后来则是杨锜与杨国忠以及韩、虢、秦。

○五日一朝并非始于裴度五日一朝，现在的人都引用裴度的旧例，其实并非始于裴度。《汉书·孔光传》记载：命令太师不必上朝，每十天赐一次餐。黄门令为太师在宫省中设置坐榻，太师进入宫省使用手杖，赐餐。颜师古注解说：意思是每十天入朝一次，接受这种宠礼。其他日子则在家休养。可见这种礼制确实始于孔光。王莽在哀帝时也是如此。《隋书》记载：文帝忌恨杨素，下诏说：“仆射是国家的宰辅，不可以亲自处理琐碎事务，只要每三五天上一天朝，到官署评论大事。”这又是疏远忌恨功臣的制度。而后来优待老臣，也多采用此制。《唐书》记载：李靖因病，每两三日到中书门下平章事。姚崇年老，玄宗命令他五日一朝，入阁办事。又苗晋卿年老，代宗命令他隔一天到政事堂，入阁不必小步快走。这些都在裴度之前。郑覃年老，因病离职，诏书允许他每五天入中书商量政事。杜佑请求退休，诏书命令他每三五天入中书平章政事。《宋史》记载：赵普再次拜相，按惯例中书每日直到傍晚才退朝，诏书特别允许赵普中午便回家，不久免除他上朝，只到中书视事，重大政事则召见应对。又王旦多病，真宗命令他每五天到中书，遇到军国重事，不限时日，入朝参与决策。吕夷简年老，仁宗也命令他平章军国重事，每五天到中书。王随也是如此。徽宗命令何执中每月只上六次朝参起居，退朝后处理省事。这又是裴度之后的旧例。

○牛、李并非指李德裕唐代牛、李两党，评论者都说牛僧孺、李德裕互相仇怨，各自培植私党。然而《唐书》传赞说：牛僧孺、李宗闵执掌国政，排挤打击所憎恨的人，权势震动天下，人们指着他们说“牛李”。那么当时所说的牛、李，是指牛僧孺及李宗闵，而不是李德裕。《李德裕传》记载：起初李吉甫为宰相，牛僧孺、李宗闵对策，痛斥当权者，李吉甫向皇帝申诉，考官都获罪。李德裕是李吉甫的儿子，宗

译李绅、牛僧孺怨恨李德裕，是从这时开始的。《李宗闵传》记载：钱徽主持科举考试，李宗闵托付亲信给钱徽。李德裕向皇帝禀告，认为今年选拔士人不公，李宗闵因此被贬，从此嫌隙忌恨更加加深。这还只是李绅与李宗闵互相怨恨罢了。等到裴度推荐李德裕可以担任宰相，而李宗闵已经掌权，担心李德裕接着入朝，于是引荐牛僧孺共同执政。从此牛僧孺感激李宗闵而与李德裕作对，这是牛僧孺仇视李德裕，根本原因在于依附李宗闵，这就是所谓的“牛李党争”。《杨汝士传》记载：杨汝士是杨虞卿的弟弟，牛党与李党对待他都非常优厚。更加可以看出“牛李”中的“李”是指李宗闵，而不是李德裕。如果把“李”当作李德裕，那么牛僧孺、李德裕正互相仇视，难道又会都善待杨汝士吗？《资治通鉴》记载：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八年没有升迁，认为是李逢吉排挤自己而引荐牛僧孺为相，从此牛、李之间的怨恨更加加深。这里的“李”又是指李逢吉，但也是说李德怨恨李逢吉、牛僧孺。

译○ 宋金莲烛送归院者六人

金莲烛送归院，始于唐代令狐〇。《唐书》记载：〇入翰林院为学生士承旨，夜间在禁中应对，蜡烛燃尽，宣宗用皇帝专用的金莲烛送他回去。院吏远远望见，以为是天子驾到，等到〇到达时，大家都感到惊讶。这是唐代的旧事。当今世间流传的词林美谈，都指向苏子瞻。不知道宋代金莲烛的故事共有六人：王钦若、王禹玉、晁迥、郑獬、苏轼、史浩。《钱氏私志》记载：王钦若任资政殿大学士，中秋之夜，皇上召他到小殿，相对设两个座位，用宾主之礼，不让他行拜舞之礼。宴会结束，让宫妃各自用领巾裙带乞求题诗。皇上让众妃各自取下头上的珠花作为润笔费，放入他的袖中。宴会结束，命令撤下金莲烛送他回院。王禹玉任学士，被召到内东门小殿。夜深了，赐给台烛双引送他回院。《宋史》记载：晁迥常被夜间召见应对，皇帝命令内侍持烛送他回院。当时正值盛夏，为他免除了值宿的命令。又宋神宗召郑獬在内东门夜间应对，命令起草吴奎知青州以及张方平、赵〇参政事的三道制书，赐给双烛送他回舍人院，外廷无人知晓。苏子瞻任学士，夜间忽然被召入内东门小殿。宣仁太后问：“内翰前年担任什么官职？”回答说：“汝州团练使。”问：“现在担任什么官职？”回答说：“备员翰林学士。”问：“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步？”回答说：“遭遇陛下。”说：“不关老身的事。”说：“必定出自官家（皇帝）。”说：“也不关官家的事。”说：“那么是大臣论荐吗？”说：“也不关大臣论荐。”苏子瞻惊讶地说：“臣虽然无状，不敢通过其他途径进身。”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吃饭时放下筷子，看你的文章，必定感叹说：‘奇才奇才！’只是还没来得及进用就升天了。”苏子瞻哭得失声。随后命令撤下金莲烛送他回院。《玉堂杂记》说：孝宗曾宣召侍读史浩，在澄碧殿赐宴，傍晚用金莲烛送他到玉堂直庐。皇上命令史浩作诗叙述这次聚会，史浩于是进献古诗三十韵，皇上亲自作诗唱和，又命令周必大接着唱和，周必大也作诗进献。

○ 曹彬、伯颜不妄杀人之非

世人传说宋代的曹彬、元代的伯颜都攻下江南，都不妄杀百姓。然而《梅涧诗话》记载曹景建《金陵乐官山诗序》说：南唐刚被攻下时，众将设酒高会，乐人大声痛哭，被杀，聚集埋葬在这座山上，因此得名。诗云：城破辕门宴赏频，伶伦执乐泪沾巾。骈头就戮缘家国，愧死南朝结绶人。而伯颜攻打常州时，役使城外居民运土填壕沟，土运到后，连人一起筑入壕沟。又杀百姓熬膏取油制作火炮，称为人油炮，焚烧城上的杈牌，等到城破后，又全部屠杀，只有七人伏在桥坎下得以幸免。事见《续通鉴纲目》及府志。那么这两位将领也并非不妄杀百姓。

○ 青苗钱不始于王安石

王安石用青苗钱祸害天下，人人都知道。然而青苗钱的名目并非从王安石开始。《宋史》记载：赵瞻对神宗说：“青苗法，唐代在末世实行过。”范镇也说：“唐末的制度不值得效法。”查《通鉴》：唐代宗广德二年秋七月，征收青苗钱来供给百官俸禄。这是青苗钱的开始。《旧唐书》记载：乾元以来用兵，百官缺少俸禄，于是商议在全国地亩青苗上酌情配税钱，命令御史府派官征收，用来充作百官俸禄，于是成为常制。不久又特别设置使者，如崔涣兼任税地青苗使，刘晏兼任诸道青苗使，杜〇充江淮青苗使等。《食货志》记载：大历元年，全国青苗钱共四百九十万缗，每亩税三十文。永泰八年，诏令全国青苗地头钱每亩一律十五文。德宗又增加三文，用来供给〇广骑。《通鉴集览》说：青苗钱，是等不到秋天收获，当禾苗刚青时，就征收。唐代所谓的青苗钱，都与宋代制度不同。宋代制度还有借钱给百姓而加收利息，唐代只是按亩加税罢了。那么王安石虽然沿用了其名，但实质尚不相同。查唐代长安、万年两县有官府设置本钱，分配给各户，收取利息来供给杂费。宋代的青苗钱，正是唐代杂税钱的方法。然而宋代青苗钱虽然说不超过二分利息，但一年征收两次，两次征收则利息已经加倍。又有司约定中等收成作为价格，命令百姓偿还必须用钱币，那么所定的价格必定超过市价，而百姓偿还的利息甚至增加五六倍，这就是危害百姓的原因。

○ 高宗泥马渡江之讹

宋高宗刚到杭州，就命令建立崔府君庙以显示灵异，于是《精忠小说》就有了泥马渡江的说法。查《宋史·宗泽传》：康王再次出使金国，到达磁州，宗泽劝他留下，他不听从，于是借神意来阻止他，说：“这里有崔府君庙很灵验，可以占卜吉凶。”庙里有马，当晚果然衔着车辇等物堵塞去路。宗泽说：“可以见到神意了。”于是停止前行。这是泥马的故事。我曾见过曹勋画的《高宗瑞应图》九幅，其中一幅是崔府君庙，庙中一匹马独立，而车毂之类纵横满地。曹勋有跋文说：厅子马不肯行

译这大概就是堵塞道路的事情。

译○ 关于兀术给秦桧写信一事不可信。世人说秦桧私下与金国勾结，极力主张议和，这确实是事实。然而《岳飞传》中说兀术写信给秦桧道：“你天天请求议和，而岳飞正主张用兵，不杀岳飞，议和就不能成功。”这却是《金陀粹编》等书附会之词。其实秦桧私下勾结的是挞懒，而不是兀术。秦桧得以南归，是挞懒放他回去的。当时挞懒以尊亲身份主持金国政事，必定与秦桧事先有私下约定，让宋朝称臣并缴纳岁币，而金国则归还徽钦二帝、皇后以及河南、陕西之地。所以刘豫被废黜后，立即让王伦回到许昌，以归还二帝、皇后及陕西、洛阳，这都是挞懒主张的，完全按照秦桧的请求办理。等到兀术揣测到挞懒私下偏向宋朝，揭发了他的奸谋，再次兴兵夺取河南、陕西。秦桧也恐惧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派冯楫、王次翁去探听皇帝的旨意，实在是因为失去了强有力的外援，担心议和不一定能成功。不久，挞懒谋反向南逃跑，想要投奔宋朝，这更加证明了他平日对宋朝有恩德的明证。至于王伦出使金国接受土地时，金主先听信了兀术的话，责备他说：“你们国家只知道有挞懒罢了。”由此可知，秦桧与挞懒早有约定，而兀术始终没有参与。有人说挞懒被杀后，兀术主持军务，怎么知道不是秦桧再次勾结兀术，才定下了议和的局面？不知道挞懒主张议和，是用陕西、洛阳之地来交换岁币；兀术主张议和，则陕西、洛阳之地一寸也不给（《高宗纪》记载：议和成功，派郑刚中划分陕西地界，割让商州、秦州的一半给金国，只保留上津、丰阳、天水三县，又放弃和尚原、方山原，以大散关为界），所归还的仅有徽宗、郑皇后、邢皇后的灵柩以及韦后一人，而宋朝称臣缴纳岁币则如约履行。这是金国直接凭借三具灵柩和一个老妇人就坐享宋朝称臣纳币的好处，这有什么乐而不为的，何必等待秦桧私下勾结兀术呢？《金史·郦琼传》记载：宗弼（即兀术）谋划再次讨伐江南，与郦琼商议。郦琼说：“秦桧是个老儒生，是亡国的大夫，仅仅能自保。我率领大军压境，他们君臣正哀鸣不暇。”据此，更可以看出秦桧与兀术本来没有旧约，而《宋史》中兀术给秦桧写信的话是不可信的。勾结挞懒，勾结兀术，对于秦桧的罪过来说原本没有轻重之分，只是读书论世，必须推究当时的情势才是可信的定论。至于丘琼山说南宋的局势也不得不走向议和，秦桧主张议和，不算失策，后来的儒生又跟着讥讽他偏袒秦桧，这也是不通晓当时的时势，只是迂腐的议论。以南宋积弱屡遭挫折之余，聚集伤残之力，仅仅能够自保，却想要抵挡百战正盛的强敌，即使专任韩世忠、岳飞，一切听任他们作为，能必定收复旧疆、迎回故主吗？假如秦桧确实以安定国家为心，委曲求全做成此事，能使帝后归来而陕西、洛阳恢复，还胜过耗尽国力去希望不可知的侥幸。那么秦桧岂不是南渡后的一大功臣吗！只是他心迹奸险，想借议和作为擅权恃势的开端。幸好母后虽然归来，故土终究丧失，他还据为己功，甚至劫持君主，诛杀贤良，流毒遍天下。假如挞懒没有被杀，竟如最初商议，生者死者都归还，领土得以恢复，那么他对外倚仗强援之力，对内夸耀再造之功，更不知道会做出怎样的挟制，尽揽威福，心怀无上之尊而觊觎非常之位，这都是事情必然发展的结果。看那些献媚的人，有的上疏请求加九锡，有的赋诗《秦城王气》，秦桧都安然接受而不以为怪，那么大奸大恶的居心灼然可见。而议论者只以主张议和、辱国事仇来指责他，反而减轻了他的罪责。所以我揭示并论述这些，使人们知道秦桧的罪过在于那里而不在于这里。

○ 南宋的议和起于洪忠宣。南宋议和由秦桧主导，人们都知道。宋《何铸传》记载：金国各位将领都已经厌战想要议和，但难于自己开口，所以放秦桧乘船南归，暗中已有约定。因此秦桧被任用后，就有“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话，后来竟然因此得以迎回梓宫和母后，不能说不是秦桧的功劳。又知道这件事虽然由秦桧完成，但其开端实在起于洪忠宣，事情见于谢枋得《上留丞相书》，说洪忠宣被拘禁在燕山，室惕敬重他，一天问他道：“天下何时太平？”洪忠宣说：“停止战争养育百姓，就太平了。”又问：“怎么样才能停止战争养育百姓？”洪忠宣诵读《孟子》“诸侯将救燕章”说：“天下固然畏惧齐国的强大，现在又加倍土地而不施行仁政，这是发动天下的战争。”又诵读《孟子》“乐天畏天章”来比喻他。室惕非常高兴说：“我的计策决定了！”于是暗中示意给秦桧，让他南归，于是议和成功。金国自丁未年以后享国一百零八年，宋朝自戊午年以后在江左苟安也有九十七年，这不是秦桧的功劳，而是洪忠宣的力量。据此，那么议和的说法，本来发端于洪忠宣，秦桧只是随后促成，据为己功罢了。议论者只以事仇辱国作为秦桧的罪过。按《陈与义传》记载：赵鼎对高宗说：“人多说中原可以恢复，应当立即进兵，恐怕日后责怪现在失策。”皇上说：“现在梓宫、太后、渊圣都在那里，如果不议和，断没有能回来的道理。”陈与义说：“议和成功，难道不比用兵好吗？不成功，那么用兵必然难免。”

译。”当时各位君子也并非一定认为和议是错误的，忠宣公开启这一端绪，固然早就洞察到当时的局势，有不得不采取这种办法的情况，而不是因为他被拘禁，想借此作为南归的计策。

译○拐子马并非始于女真族。《宋史》记载：金人擅长使用拐子马，三匹马相连，一匹马倒下，另外两匹马就无法行动，这都是女真人的做法，号称长胜军，在战斗激烈时才使用。兀术攻打顺昌时，有铁浮图部队，士兵都穿着厚重的铠甲，戴着铁头盔，三人编为一组，用皮绳连接，每前进一步，用拒马枪簇拥着前进。查考《晋书·载记》：穆帝时期，燕国的慕容恪攻打魏主冉闵，挑选五千名擅长射箭的鲜卑人，用铁锁链连接他们的马匹，组成方阵向前推进，于是打败了冉闵。那么古代就已经有这种做法了。

○关于木灯檠的记载不可信。周密《癸辛杂识》和陶宗仪《辍耕录》记载杨琏真伽发掘宋朝会稽诸陵的事情，都说徽宗、钦宗两位皇帝的陵墓空无一物，徽宗陵中只有一段朽木，钦宗陵中只有一枚木灯檠而已。查考宋、金两朝史书：宋高宗绍兴十二年，金朝将高宗的母亲韦太后归还给宋朝，并将徽宗以及郑皇后、邢皇后的灵柩一同送回，这一年将徽宗安葬在会稽，陵号永裕陵。绍兴二十一年，派遣巫伋作为祈请使，请求归还渊圣皇帝（钦宗）及皇族等人，金国皇帝没有答应。绍兴二十六年，即金国皇帝完颜亮正隆元年，钦宗死在金国，而世间流传的《窃愤录》中还有说法称他不得善终，尸体被马践踏埋在土中。三十一年，金国使者高景山来到宋朝，才开始听到钦宗去世的消息。当时正值南北交战，不久金世宗即位，宋孝宗也继位，才恢复和议。当时陈康伯有话说：“尚未决定的事情，是他们想要得到唐、邓四州，而我们以祖宗陵寝以及钦宗灵柩为理由罢了。”这说明宋朝虽然曾经以钦宗的灵柩为请求条件，然而和议达成之后，乾道七年宋朝又派遣中书舍人赵雄出使金国，金世宗对赵雄说：“你们国家舍弃靖康帝（钦宗）的灵柩而请求巩洛山陵，为什么呢？如果不想要靖康帝的灵柩，我应当为你们国家安葬他。”那么宋朝并没有以钦宗的灵柩为请求条件了。这一年三月，金国便以一品礼仪将钦宗安葬在巩洛的原野上，此后再也没有归还灵柩的事情。那么钦宗安葬在金国，未曾将遗骨归还会稽，怎么会有木灯檠的事情呢！由此可知小说家的记载大多不可信。（按：乾道六年，先派遣范成大出使金国，请求陵寝之地，兼以钦宗灵柩为言。而《黄中传》说：当时派遣范成大，只请求山陵，黄中说钦宗灵柩不宜请求，最终搁置不问。又陈良祐也说：“陵寝之地在金国腹地，必定不肯给，不如以钦宗灵柩为请求，还算是有个理由。”这说明宋朝对钦宗的灵柩并无诚意。又《赵雄传》记载：金人将动员河南三十万民众迁移诸陵灵柩归宋，皇上命令赵雄制止他们。）

○杨桓《传国玺考》的错误。传国玺的始末见于《辍耕录》所载元御史中丞崔彧的记录。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去世后，准备迎接皇太孙即位。恰逢有国王速脱真出售玉石，崔彧与御史杨桓见到，知道那是秦玺，于是进献，杨桓并考证其始末说：楚国将卞和献上的璞玉琢成璧后，向赵国求婚，以此作为聘礼。秦昭王请求用十座城池交换却没有得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才得到它，命令李斯篆写文字。玉工孙寿雕刻（卫宏说：秦玺，是用蓝田玉雕刻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太平御览》也认为是蓝田玉所刻）。二世胡亥时，子婴捧着玺印投降汉朝，汉高祖即位，佩带这方玺印，因此世代相传，称为传国玺。后来王莽篡位，玺印在长乐宫王太后处，王莽派安阳侯王舜逼迫索取。太后愤怒，将玺印摔在地上，玺印于是归于王莽。等到王莽失败，商人杜吴杀死王莽，不知道取玺印，校尉公宾得到玺印，献给更始帝。赤眉军杀死更始帝，立刘盆子。刘盆子投降光武帝，玺印归于光武帝。献帝时，董卓作乱，掌管玺印的人将其投入井中。孙坚讨伐董卓，从井中得到。袁术从孙坚妻子手中夺取。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听说皇帝在许昌，将玺印送去。皇帝禅位，玺印归于魏国。常道乡公禅位，玺印又归于晋国。怀帝遭遇刘聪的杀害，玺印归于刘聪。刘聪死后，归于刘曜。刘曜被石勒消灭，玺印落入石勒手中。石勒灭亡，落入冉闵手中。冉闵失败，他的将领蒋干得到。晋征西将军谢尚重金购得，归还东晋。此后宋、齐、梁、陈都相继传承。等到隋朝灭陈，玺印落入隋朝。隋朝灭亡后，萧后与太子杨正道连同玺印一起落入突厥。唐太宗因为宝玺未获，于是自己刻玉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贞观四年，萧后与杨正道奉玺印归来，于是又落入唐朝。朱温篡唐，玺印落入朱温手中。庄宗平定叛乱，玺印落入后唐。等到废帝李从珂自焚，玺印于是不知所在。到宋哲宗时，咸阳百姓段义献玉玺（按：此玺李公麟因其玉色正青，是秦蓝田玉，其篆法确为李斯所作，于是定为真秦玺）。等到徽宗被金人所虏，宝玺都落入金国，共有玺印十四方，其中青玉传国玺一方，其颜色正与现在从拾得家中出来的相同，可知宋朝南迁二百年间没有这方宝玺。现在正值皇太孙将即位的时刻，而这方玺印应期而出，实在是祥瑞之兆。杨桓的论述如此。查考秦玺自冉闵失败后，冉闵的将领蒋干守卫邺城，向晋国乞求援兵。晋

译将戴施送入邺城协助防守，得知传国玺在干所手中，于是用计谋骗得了这枚玉玺，派遣何融以迎接粮草为名，出城秘密将玺送给征西将军谢尚，谢尚随即率领三百骑兵将玺送往建康。此事见于《晋书·载记》及《谢尚传》。这是传国玺归于东晋的确凿证据。然而，《资治通鉴》记载姚苌擒获苻坚时，向苻坚索要传国玺，苻坚骂道：“玺已经送给晋朝了，得不到！”当时冉闵死去不久，玺已被谢尚获得，归于晋朝，姚苌难道没听说过吗，为何又向苻坚索要玉玺？刘定之说：冉闵灭亡后，邺城落入慕容燕之手，应当是苻坚灭燕后，又得到了这枚玺，而谢尚所得的玺，或许是晋人为了掩饰“白板天子”（指冉闵无正统名分）的讥讽而编造的话。那么谢尚所得的玺是否真实就难以确定了。又《南史》记载：宋武帝攻克长安，擒获姚泓，收缴其礼器及秦始皇玉玺送往建康。而沈约《宋书》不记载获得玉玺一事，只说收缴了礼器、土圭之类。难道是因为谢尚在晋时已获得玉玺，怀疑宋武帝所获的不是真玺，所以不再叙述吗？然而《北史》记载魏太武帝在邺城毁坏佛像时，中间得到两枚玉玺，文字都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中一枚旁边刻着“魏受汉传国玺”，那么玺似乎更在北朝，未曾进入南朝，谢尚所得的玺，真伪更加不可信了。即使谢尚所得冉闵的玺是真的，《南史》记载侯景兵败时，带着传国玺随行，让赵思贤掌管，说：“如果我死了，就把它沉入江中，不要让吴地的人得到。”赵思贤经过京口，遇到盗贼，把玺丢弃在草丛中，到了广陵，告知郭元建，郭元建取走它，派辛术送往邺城。而《北史》记载辛术把玺送到北齐后，文宣帝向太庙报告，那么这枚玺又进入了北齐，而陈、隋两朝都没有得到过。现在杨桓说：历经宋、齐、梁、陈、隋都相传，等到隋朝灭亡，萧后携带它北上，到贞观四年又回到唐朝，不知依据什么。这不过是想要含糊其辞，以此显示这枚玺从唐朝到后梁再到后唐、石晋，以及石敬瑭自焚后就不知所在，而宋哲宗时段的段义所献的就是这个，后来徽宗北行玺落入金朝，现在拾得家所藏的，是建国初年灭金时所得，可以相信它是真正的秦玺。不知道《五代史》记载田令孜担任蜀地监军，盗取唐朝传国玺进入蜀地并埋藏，后来王建将要称尊号，有欧阳柔得到它献上，这是一枚玺。黄巢攻破长安，魏州僧人传真的师父得到传国宝，藏起来，后来唐庄宗将要称帝，恰逢传真带着它来献，于是即位，这又是一枚玺。庄宗将要进入汴州，梁主惊慌恐惧，把传国宝放在卧室里，忽然丢失了，已经被左右侍从窃取去迎接唐军了，这又是一枚玺。那么当时蜀、魏、汴同时已有三枚玺了。无论秦玺是否还存在，即使存在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秦玺。又《通考》记载：后唐末帝自焚时，带着传国宝一起烧死，所以晋高祖另外制作了一枚玺。开运末年，耶律德光进入中原，少帝派他的儿子延煦送玺。德光惊讶它不是真玺，少帝上表，详细叙述始末。德光回去，带着它出塞。那么后唐的传国玺已随石敬瑭自焚，而晋玺也已出塞了。金初灭辽时，金主认为玺在辽主延禧那里，延禧诉说兵败时在桑干河丢失了。那么辽的传国玺又已沉没了。《金史·宗望传》记载：宗望追击辽主，全部俘获其妃嫔及传国玺，献给行在。金太祖把它放在怀中，恭敬地谢天地。不知道这又是什么玺？大概辽主所说在桑干河丢失的，就是这枚玺吧？然而金主既然从宗望那里得到了，为何又怀疑玺在延禧那里？这无法解释。又《金太宗纪》记载：天会三年，斡鲁献上传国宝，而宋哲宗时段的段义所献玉玺，以及徽宗所制定的定命宝，也都为金朝所掳掠。然而金朝灭亡时，金主守绪带着传国玺自尽，在幽兰轩被焚毁。这所焚毁的，不知道是宗望所得的辽玺，还是攻破汴京时所得的宋哲宗时段的段义所献之玺？然而也都已在幽兰轩被焚毁了，那么杨桓又怎么知道拾得家所出的是真秦玺呢？考察王莽建国时，派王舜逼迫太后索要传国玺，太后愤怒，把它摔在地上，于是缺了一角。等到汉献帝禅让给魏时，魏用隶书在玺的肩部刻字说“大魏受汉传国之玺”。后来由刘聪传入石勒，石勒又在它的一边刻字说“天命石氏”。这在史传及《宝玺篆文图说》中都有记载，清晰可考。所以宋徽宗检验段义所献的玺，检查没有螭角缺损而怀疑它不是真玺。即使杨桓也说：现在玺背都刻着螭形蟠屈，凹凸不齐，没有地方可以刻字。那么杨桓也自己知道它不是真玺了。大概历代各有制造，不同，传闻也不同。《汉书注》卫宏说：秦玺是李斯所篆，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而《晋书·康帝纪》及杜佑《通典》都说秦得到蓝田玉制作玺，文字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那么两种说法已经不同了。《后汉书·舆服志》注：孙坚所得的玺，文字说“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晋阳秋》说蒋干所得由谢尚送给晋朝的，文字说“昊天之命，皇帝寿昌”。徐广说：传国玺

译文中说“受天之命，皇帝寿昌”，那么三种说法就更不相同了。蔡京等人讨论玉玺的官员十三人共同进言说：“皇帝寿昌”是晋朝的玉玺；“受命于天”是后魏的玉玺；“有德者昌”是唐朝的玉玺；“惟德允昌”是石晋的玉玺。《大学衍义补》又说：“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是东晋自己刻制的。太元末年，从西燕得到，历经六朝直到隋朝的那方玉玺，是慕容氏刻制的。开运末年没入耶律氏手中，后来被金人占有的，上面刻着“受天明命，惟德永昌”，是石晋刻制的。杨桓的论述也说：北齐刻制的，文字是“受命于天，皇帝寿昌”；唐太宗刻制的，文字是“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晋天福年间刻制的，文字是“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太平御览》又记载郄恢上表说慕容永所奉持的玉玺，文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可见自古以来刻制的传国玉玺并不只有一种，不能因为玉玺上的文字偶然与秦篆相符，就指认它是真正的秦代玉玺。拾得家所出的那方玉玺，大概也是后代续刻的东西罢了。杨用修认为：杨桓本来擅长篆书，这方玉玺大概就是杨桓伪造的，让崔〇拿着去迎合皇太妃。道理或许是这样。为什么明成祖听说传国玉玺还在元朝继承者手中，就屡次出兵希望收回玉玺呢？（永乐年间，瓦剌的马哈木攻杀元主本雅失里，派遣使者上奏，想要献出前朝的传国玉玺，后来终究没有送到。）《明史》记载：宣德年间，瓦剌部长脱欢得到前朝的玉玺前来进献，宣宗下诏谕示说：“前代传世已久的玉玺，都不在这里，王既然得到了，可以自行留用，不必来进献。”英宗复辟后，孛来派遣使者想要献玉玺，皇帝也下诏说：“玉玺已经不是真的，即使是真的也是不祥之物，献不献由你决定。”弘治年间，陕西巡抚熊〇又得到一方玉玺，孝宗因为傅瀚的进言，也只是把它收藏在库房里。他们的见识都远远超过了明成祖！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又记载：天启四年，临漳县生员王思极等人，在漳河边得到一方玉玺，上面的文字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河南巡抚程绍上表进献，皇上在皇极殿接受祝贺，得到玉玺的人只赏赐了五两银子。而魏忠贤想让天下各级官员赴京庆贺，因为尚宝卿姜志礼的进言而作罢。明成祖尚且如此，固然不奇怪魏阉夸大这件事了。（夏商周三代以上以禹鼎为重，六朝以上以秦玺为重，大概是风尚如此。）

译○苏州抗击宦官并非始于颜佩韦。苏州周顺昌被捕时，缇骑遭到攻击，至今颜佩韦等五人仍被世人啧啧称道。然而这种风气在此之前已有先例。《寓园杂记》记载：正德年间有妖人王臣，与宦官王敬一同到各省采药。到达苏州后，将江南地区的书画器物搜刮殆尽，又拿出几十本妖书，命令府学诸生亲手抄写，屡次抄写不合心意，实际上是想要索取贿赂。诸生拿不出钱，因此被学官处罚。有生员王顺等几十人大怒，恰逢挑柴的人到来，于是各自取了一根木棍准备击打王臣。王臣害怕躲避藏匿，他的手下人都被殴打。宦官上奏说诸生抗命，幸亏巡抚王恕从中调停，于是上奏这两人不法，王臣最终在市集被斩首（此事也见于《明史·陆完传》，乃是成化年间的事）。又《涌幢小品》记载：萧景腆担任长洲尉。有织造太监张志聪恣意横行，长洲县令郭波约束他，张志聪愤怒，抓住郭波倒拖着跟在车后。萧景腆率领部下官兵径直上前追夺，亲手掌掴张志聪，打落他的帽子。市民观看的人，都鼓起勇气，爬上屋顶扔瓦片，一起向张志聪投掷，张志聪逃跑了。吴中地区在长洲县门为萧景腆立了“仗义英风”的碑（此事也见于《明史·吴廷誉传》，吴廷誉就是因这件事弹劾罢免张志聪的人）。又《明史》本纪记载：万历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死了织造宦官孙隆的随从数人。那么抗击宦官的事，在明朝一代苏州共有四次。

按万历年间，征收税矿的宦官所到之处极为残暴，多有激起民变，被百姓愤怒攻击的。本纪记载：二十七年，临清百姓焚烧税使马堂的官署，杀了他的随从三十四人。武昌、汉阳民变，击伤了税使陈奉。二十九年，武昌百姓又杀了陈奉的随从六人。三十年，腾越民变，杀了税监的委官。三十四年，云南民变，杀了税监杨荣，焚烧了他的尸体。这些都是明末抗击宦官的旧事，附记在此。

○明末阉党中有殉难者。明天启年间，依附魏忠贤的人固然都是小人，然而后来也有为国难而死的人。如张鹤鸣，原本由魏忠贤提拔为兵部尚书，后来被弹劾归乡。流寇攻陷颍州，他被俘，倒吊在树上，骂贼而死。恩县李应荐，天启年间御史，依附阉党，名字列入逆案。崇祯十五年，捐资招募士兵，协助守令守城。城破，身中数刀而死。寿张王大年，也是御史，加封太仆少卿，依附阉党，列入逆案。崇祯十五年，在河间协助官府守城，城破死节。沁水张道〇，担任锦衣卫时，与阉党杨维垣等人交好，接受王永光的指使攻击钱龙锡、成基命等人，被公论所不容。后来论罪戍边，仍私自回家。屡次击破流寇紫金梁等，又擒获满天星，希望以军功自我洗刷。然而言官弹劾他脱离队伍冒领军功，将他戍守在海宁卫。商城杨所修，原是魏党，请求将梃击、移宫、红丸三案编勒成书的人，历任左都御史，后来列入逆案，赎罪为民。崇祯十三年，协助官府守城而死。杨维垣，是魏党中最无耻的人，南都破败时，竟然殉难。有人又说他是假死，实际上是逃走了。传闻不同，无法考证。也有投降贼寇后仍然死难的人。临川傅鼎铨，投降李自成后逃脱回归，恰逢金声桓反叛，傅鼎铨起兵响应。顺治八年到广信，被守将抓获，劝降不从，从容受刑。傅鼎铨投降贼寇，被乡人耻笑，曾想求一个死所，至此得以死去，乡人更加认为他贤德。东莞张家玉也曾拜见李自成，后来在永明王手下做官，据守增城抵抗。众将都请求突围而出，张家玉说：“箭尽炮裂，想战没有器具，将领受伤士兵死亡，想战没有人，何必徘徊不决，用颈血溅在敌人手上呢！”自己投野塘而死。丘之陶，被李自成抓获，任用为兵政府从事。丘之陶写信给孙传庭催促进军，而自己从后面谎报左兵到来以动摇对方。事情泄露，骂贼而死。而东林中也有光时亨跟随贼寇，被马士英、阮大铖弹劾。又魏大中的儿子学濂，是庶吉士，京师破败，受李自成任命为户部司务。不久自己惭愧，写绝命诗上吊而死，距离国变已经四十天了。以上都见于《明史》。（王阮亭又记载：天启年间《朋党录》中有顾秉谦、周延儒、魏应嘉、冯三元，《点将录》有许其孝、郭巩、陈保泰、杨春茂，《同志录》有张我续，《东林籍贯》有张文熙、薛贞后，都是小人，而起初也被阉党忌恨，编入《朋党》等录中，也如同宋朝时李清臣、章〇、曾布、张商英等人被列入党人碑一样。）

○明人演戏多扮演近事。明人演戏，多用本朝的事。《明史》记载：魏忠贤党羽石三畏赴戚畹宴会，喝醉后，误令优伶演出刘瑾酗酒的一出戏。魏忠贤听说后大怒，于是削去他的籍贯让他回家。王阮亭《香祖笔记》又记载姚叔详的话：海盐有优伶金凤，因美色受严东楼宠幸，没有金凤则严东楼寝食不安。严氏败落后，金凤已经衰老，而《鸣凤记传奇》盛行。于是金凤又敷粉涂墨，扮演严东楼。这又是明人演戏不避讳本朝事的明证。又余澹心《板桥杂志》记载：马湘

译柳如是享有盛名，与王伯〇以诗文佐酒。郑应尼科举落第前来游玩，柳如是对他颇为无礼。郑应尼于是创作了《白练裙杂剧》，极尽嘲讽戏谑之能事，并邀请柳如是观看。剧中不仅演绎了柳如是其人，而且让本人当场观看。

译○前明司礼监即枢密院

明朝的司礼监，大致相当于唐朝中叶以后的枢密院。枢密院原本由宦官担任，凡是宰相当面奏事获得皇帝旨意，就退下后交给中书舍人起草诏书；或者皇帝的旨意直接下达给学士院撰写诏词，学士并非都能当面接受旨意，那么枢密院的宦官就粗略写下事项要点送给学士起草诏书，这是唐朝的制度。王西庄认为朱梁、后唐才开始让朝廷大臣担任枢密使，其实并非如此，唐昭宗时宦官被全部诛杀，就任命蒋元晖担任此职，这是枢密使一职转移到朝廷大臣手中的开始。朱梁将其改为崇政院，任命敬翔为崇政使。后唐庄宗又改名为枢密院，任命郭崇韬为枢密使。后唐明宗时由安重诲担任，石晋时由桑维翰担任，后周世宗时由王朴担任。到了宋朝、金朝，枢密使专门掌管军事机密，宰相总管各种政务，被称为“二府”。到了元朝、明朝，就没有这个官职了。明朝的司礼秉笔太监，正与唐朝的枢密使相似。凡是奏章呈给皇帝阅览，固然由内阁票拟意见，或者因为事情降下旨意，不召见阁臣当面告知，就命令司礼监粗略写下事项要点，送给内阁起草。例如明武宗去世，宦官带着皇太后的命令到内阁，询问应当拥立谁，杨廷和回答拥立兴献王的长子。宦官入宫禀报，杨廷和在左顺门等候，不久宦官捧着皇太后的懿旨来到，按照杨廷和的意见办理。明世宗初年，宦官请求派遣官员织造，皇帝催促内阁起草敕书，杨廷和极力争辩，并请求追究拟旨的人是谁，怀疑有人假借御批来行私欲，皇帝为此道歉说没有审慎考虑（这些都在《杨廷和传》中有记载）。明神宗病重，命令沈一贯起草诏书，撤销各地的矿税。宦官捧着谕旨到内阁，沈一贯正在拟旨，而皇帝病情稍有好转，心中后悔，命令宦官到内阁，催促收回之前的谕旨（见《沈一贯传》）。由此可见，内阁起草诏旨，必定是由宦官先写下事项要点送给内阁。大概前代君臣之间不常接见，有所发布诏令，就写下大意交给他们阅览起草。起初应当是皇帝亲自书写，后来就让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写，这正是唐朝枢密使的职责。

●卷二十一○正月元日

岁首为正月固然如此，但也有以建巳之月为正月的。《诗经》中“正月繁霜”，注解说指的是夏历的四月。《左传》庄公二十五年“正月之朔”，杜预的注也说指的是夏历的四月，周历的六月，即建阳之月。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昭子想要用币帛祭祀并击鼓，平子制止他说：“只有正月朔日发生日食才击鼓用币，其余时候则不这样做。”太史说：“就在这个月。”注解说：太史说就在这个月，正是说这六月就是正月。因为夏历的四月，是正阳之月，平子也认为岁首是正月，而不知道正阳之月才是正月。《月令》中说“天子就在元日向上帝祈求谷物”，所谓的元日，也是正月中上辛日，并非岁初的第一天。

○明月、去月

次年叫明年，次日叫明日，而次月没有称为明月的。《左传》记载：郑国人互相惊恐，认为伯有为厉鬼作祟。齐国平定燕国的那个月，公孙段去世，国人更加恐惧。下个月子产立公孙泄为继承人。那么次月也可以称为明月了。隔年叫去岁，月的前一个月没有称为去月的。《北史》记载：萧吉上奏隋文帝说：“上个月十六日，皇后陵前升起黑云。”可见前一个月也可以称为去月。

○上巳、端午、除夜

《韩诗》记载：郑国的风俗，三月上巳日在水边采集兰花，祓除不祥。大概是使用三月中第一个巳日，就像上辛、上丁之类。《后汉书》记载：上巳日，官员百姓都在东流的河水边祓除旧垢。那么当时还使用巳日，后来才只把三月三日作为上巳日，这是错误的（沈约《宋书》认为从魏朝开始）。古时端午也使用五月内第一个午日。《后汉书·郎顗传》记载在五月丙午日派遣太尉，又《论衡》说：五月丙午日正午时分铸造阳燧。那么午节应当使用午日或丙日，后世专用五日，也是错误的。查考《周官》“涿壶氏午贯象齿”，郑玄注：午：旧本写作五。那么午、五本来通用。唐明皇八月五日出生，宋〇表也说：月是仲秋，日在端午。仍然以午为五。后世以五月五日为午节，大概是午、五相通造成的错误。《老学庵笔记》说：《太平广记》有《卢质传》说：这天晚上是冬至除夜。由此可知唐人冬至前一天也称为除夜。陈师锡《家享仪》说冬至前一天为冬住。大概住与除同音，闽音相同罢了。

○竞渡、乞巧、登高

竞渡不仅仅在端午日进行。《新唐书·杜亚传》记载：杜亚担任淮南节度使，正值春天，南方百姓进行竞渡游戏。杜亚想要船行轻快，就给船底涂上漆，让篙手穿上油彩衣，入水不湿。可见春天也进行竞渡。又《丹阳集》说《荆楚记》记载屈原在五月五日投汨罗江，所以武陵在这一天进行竞渡来招魂。现在江浙一带竞渡多使用春月，怀疑这不是本意。等到查考沈〇期《三月二日〇州》诗说“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王绩《三月三日赋》也说“新开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那么以上巳为招屈原之时，也必定有所依据。查考《旧唐书·敬宗纪》：

译宝历二年三月，皇帝驾临鱼藻宫观看竞渡。当时正值春季举行竞渡，这已是沿袭已久的旧例。另外，《穆宗纪》记载：九月在鱼藻宫观看竞渡。那么重阳节也有竞渡活动。文天祥《指南集》中有一首《元夕》诗说：“南海观看元宵，这次出游古来未曾有过。人间盛大的竞渡，水上小小的燃灯。”那么元宵节也有竞渡了。乞巧并不只在七夕这一天。《续博物志》记载：山东的风俗，正月选取五个姓氏的女子，年龄十多岁，共同睡在一张床上，用被子盖住，用簸箕扇风。很久之后像做梦一样，有的想刺绣，有的摆弄笔墨纸砚，有的整理乐器。一会儿就醒了。这叫做“扇天卜”来乞求灵巧。《下黄私记》记载：八、九月间，月亮周围偶尔出现五色的轻云，下黄人每逢这时，就急忙呼唤女子拿着针线，小孩拿着纸笔，向着月亮拜祭，这叫做乞巧。这样看来，五月以及八、九月都有乞巧活动了。登高并不只在重阳节。《昌黎集》中有《人日城南登高》诗。《隋书·元胄传》记载：文帝正月十五日与近臣登高，下诏召元胄，对他说：“你与外人登高，不如来我这里。”这样看来，人日和元宵节都有登高活动了。另外杨慎说：古代有春禊、秋禊。“浴乎沂”的注释说：上巳节祓除不祥，王羲之在兰亭修禊，这是春禊。刘桢《鲁都赋》说：“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禳，国子水嬉。”这是指七月十四日，说的是秋禊。那么七月也有修禊活动了。

译○古代兵器并非全都使用铁。《越绝书》记载：赤堇山崩裂而产出锡，若耶谷干涸而产出铜。欧冶子利用这些材料铸造了纯钩剑。《山海经》记载：昆吾山上盛产赤铜。郭璞注释说用它制作刀，切割玉石如同切泥一般容易。周穆王时期，犬戎进献了这种铜。这就是《尸子》所说的昆吾剑。在汲郡的墓葬中曾发现一把铜剑，就是所谓的干将剑，也不是铁制的。《汉书·食货志》记载：贾谊说，征收铜料不要让百姓用来制作兵器。《韩延寿传》记载：韩延寿担任东郡太守时，取用官府的铜器，等待月食之时，铸造刀剑和刀环。又记载大宛以西到安息国，不知道如何铸造铁器，等到汉朝逃亡的士兵投降后，才开始教他们铸造兵器，得到汉朝的黄金白银就用来制作器物，不把它们当作货币使用。又《难兜传》说：有银、铜、铁制作的兵器。由此可见，古代的兵器并不完全使用铁，到了汉代，外国依然如此。（《魏书》记载：崔鉴担任东徐州刺史，冶炼铜来制作农具。这说明农具也使用铜。）

○斋戒并不忌讳吃肉。《论语》说“斋戒一定要改变饮食”，孔安国注释只说改变日常的饭菜，而没有说不饮酒、不吃荤。只有《庄子·人间世》记载：颜回说：“我不饮酒不吃荤已经几个月了，这可以算是斋戒吗？”孔子说：“这是祭祀时的斋戒，不是心斋。”朱熹注释《论语》大概依据于此。然而古人所说的荤，是指有辛辣气味的蔬菜，斋戒时忌讳食用，这就是所谓的改变饮食，而不是指鱼肉。古人只有在忌日和居丧期间才不饮酒吃肉。《玉藻》记载：在子卯忌日，吃稷米和菜汤，这是忌日去除酒肉的做法。《丧大记》记载：为期一年的丧期和整个丧期都不吃肉、不饮酒。《檀弓》记载：居丧期间如果有疾病，可以吃肉饮酒。这意味着居丧者如果没有疾病，戒除酒肉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居丧期间去除酒肉的做法。而斋戒去除酒肉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有《国语》记载：在耕籍礼前五日，君王进入斋宫，沐浴并饮用醴酒。注释说：沐浴并饮用醴酒。大概是平时饮酒，斋戒时则饮用醴酒，这就是所谓的改变饮食。用醴酒代替酒，记录者尚且特别详细地记载，如果斋戒一定要去除肉类，为什么不同时提及呢？又《荀子》和《孔子家语》都说：穿着端正的礼服和黑色的下裳，戴着冕冠且垂下旒饰，那么心思就不在于吃荤菜；穿着斩衰丧服，拄着丧杖喝稀粥，那么心思就不在于酒肉。注释说：端正的礼服和黑色的下裳，是斋戒时的服装；荤即指辛菜。穿着斋服就不吃辛菜，居丧就不吃酒肉，分别叙述，更可以看出荤不是肉，而斋戒只忌讳辛菜不忌讳肉，这是更明显的证据。程颐、苏轼两位先生在应当斋戒的日子，厨师请示准备荤食还是素食，程颐命令准备素食，苏轼命令准备荤食。戴埴《鼠璞》引用这件事，说两位先生未免把鱼肉当作荤菜。大概因为古代制度中辛菜和鱼肉本是两回事，后人混为一谈，统称为荤，即使是苏轼也只是遵循斋戒不忌讳酒肉的制度，而把鱼肉当作荤菜，那么仍然是沿用时俗的称呼而没有改变。（袁文记载黄庭坚在宜州时，有曹醇老送来肉和子鱼，于是难免吃了荤菜。那么宋人把腥血之物当作荤菜，也不仅仅是程、苏两位先生。）然而自古以来把鱼肉当作荤菜，而斋戒同时忌讳它们，史传虽然没有记载始于何时，但这种习俗由来已久。颜师古《匡谬正俗》说：素食是没有肉的饮食。那么本来就是把肉与素相对而言。唐代制度更有正月、五月、九月斋戒，特别禁止屠宰的规定，白居易《闰九日》诗说：“自从九月持斋戒，不醉重阳十五年。”这是斋戒忌讳饮酒。韦应物诗说：“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这是斋戒忌讳吃肉。这说明唐代斋戒已经禁止酒肉了。《南史》记载谢弘微因为哥哥谢曜去世，除去丧服后仍然不敢吃鱼肉。《梁书》记载：梁武帝信奉佛教戒律，不吃鱼肉，只吃菜汤和糙米饭。刘勰请求二郊、农社祭祀也遵循七庙的制度，不使用牺牲，只供奉蔬果。皇帝下诏听从。郊祀、宗庙尚且不使用腥血之物，那么斋戒的人可想而知，这说明梁代斋戒已经禁止鱼肉了。《汉书·王莽传》记载：每逢水旱灾害，王莽就吃素食。太后下诏说：“今年秋天幸好丰收，您应该按时吃肉。”那么肉与素食相对而言，汉代已经如此。斋戒忌讳酒肉，大概就是起源于汉代吧？

查考《礼记·玉藻》：在君主那里用餐有荤菜和桃。注释说：荤，是指姜和辛菜。《仪礼·士相见礼》：侍坐用餐有荤菜。注释说：荤，是辛物，吃了可以止住睡意。《荀子·哀公篇》的注释也说：荤，是葱和薤。徐铉《说文解字注》：荤，是臭菜，指芸苔、椿、韭、葱、蒜、阿魏之类，方术家所禁止，因为气味不洁净。《尔雅翼》：西方以大蒜、小蒜、兴渠、慈蒜、茖葱为五荤，道家以韭、蒜、芸苔、胡荽、薤为五荤。这些书所说的荤，都不指腥血之物。然而《管子·轻重篇》：黄帝钻木取火，用来煮熟荤臊。荤与臊连用，那么荤似乎就是臊之类。查考《史记》獯粥写作荤粥，獯粥这个称号本来是因为他们专门吃羊肉而得名，而荤、獯同音，司马迁已经通用，后人就把辛菜的荤与血肉的獯混为一谈，所以既忌讳辛菜又忌讳肉。至于苏轼剖开桃核里的硫磺因而著论想要断绝薰血。袁文说他使用薰

译如果字义无法解释，那么就无法知道“荤”与“獯”、“薰”、“〇”原本读音相同，可以通用。

译○ 尚左尚右 尚左、尚右，各家的说法众说纷纭。《老子·经武章》说：君子平时居住以左为贵，用兵作战以右为贵。又说：凶丧之事以右为贵。查考此事，兵事以右为贵，还有明确的证据。《檀弓》记载：孔子拱手而立，偏居右侧，弟子们也都偏居右侧。孔子说：“我这是因为有姐姐的丧事。”这是凶丧之事以右为贵的例证。《左传》记载：楚庄王乘坐左广战车追击晋军，看到右广战车，打算换乘（右广原本就是楚王乘坐的），屈荡制止他说：“君王以此开始，也将以此结束。”从此楚军乘坐广战车以左为贵，这是因为偶然间君王乘坐左广战车获胜，于是改而从尚左，可见平时用兵原本也是以右为贵的。（按桓公八年楚子攻打随国，随国季梁说：“楚国人尚左，君王一定要居左。”这说明楚国的兵事先前也是尚左，后来才改为尚右。）这是军事行动以右为贵的证据。军事、凶丧之事既然以右为贵，那么非军事、非凶丧之事自然应当以左为贵。《诗经》《尚书》所载，凡是提到左与右，必定说“左右”而不说“右左”，由此可知左在右之前。《觐礼》记载：诸侯朝见天子，同姓诸侯面向西，以北为上；异姓诸侯面向东，以北为上。如果从异姓排在后面的意义来论，那么朝见礼仪本来就是以左为贵的。《檀弓》中弟子们因为孔子有姐姐丧事的说法，于是改而尚左。这说明平时原本也是尚左，这是明确的证据。只有《乡饮酒礼》中主人走东阶，客人走西阶。所谓宾客居西北，取天地尊严之气；主人居东南，取生养万物以养育人的意义，这另有其取义。而后人习惯于看到宾客位置在右，认为这是尊敬，于是凡事都以右为贵。《左传》记载：晋国士〇说：“分封土地给他，这是把他置于左边。”王叔与伯舆争夺政权，周王偏袒伯舆。《战国策》记载：赵王任命蔺相如为卿，职位在廉颇之上。廉颇说：“相如只凭口舌之劳，职位却在我之上，我一定要杀他。”苏代对魏王说：“公孙衍将偏袒韩国而轻视魏国，田文将偏袒齐国而轻视魏国。”《说苑·君道篇》记载：郭隗说：“君王如果面向东来寻求臣子，那么只会有仆役之才到来；面向西来寻求臣子，那么会有朋友之才到来。”这些都是战国时期尚右的明确证据。（信陵君率领车骑，空出左座亲自迎接侯生，这是车中的制度，与其他地方不同。《礼记》说：乘坐君王的乘车，不敢空出左座。注解说车上驾车的人在右边，以便于做事，而君王则在左边，所以乘车以左为尊。）《史记》记载：鸿门宴上，项王面向东坐。韩信得到广武君，让他面向东坐，以师礼尊奉他。那么秦朝也是尚右。汉朝继承秦朝制度，也以右为尊。《史记》记载：陈平愿意把右丞相的职位让给周勃，皇帝于是任命周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陈平为左丞相，位次第二。武安侯召见客人，自己面向东坐，认为这是汉相应有的尊贵，理所当然。灌夫遇到权势在自己右边的人必定欺凌，遇到权势在自己左边的人则恭敬对待。《汉书》记载：黄霸起初因为缴纳谷物当吏，冯翊认为他靠钱财得官，不给他安排右职。颜师古说：右职，就是高职。那些获罪被贬降的，就说左迁。《史记》记载：韩王信对汉王说：“项王把好的地方封给诸将，而君王独自远离居住，这是左迁。”《汉书》记载：高祖想任命周昌为赵国相，周昌不肯。高祖说：“我深知这是左迁。”又《诸侯王表序》说：武帝有衡山、淮南之谋，于是制定了左官令。服虔说：在诸侯国做官的叫左官，因为不能在朝廷做官。这说明两汉尊右卑左，早已成为定制。到了汉朝以后，改为尚左，则不知是在什么时候。《梁书》记载：天监六年诏书说：近代元旦朝拜完毕，接着会见群臣，就在西墙下面向东坐。探求古义，君王宴请万国，只应当面向南，为何还要面向东？于是御座面向南，以西方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墙坐的人都靠西边面向东，尚书以下在南边坐的人都靠东边面向西。这说明梁朝虽然确立了面向南的位次，但殿廷宴会上各位大臣仍然以西方为上。然而《南史》记载：宋元嘉六年，任命临川王义庆为左仆射，吏部尚书江夷为右仆射。《北史》记载：齐天统三年，任命段韶为左丞相，贺拔仁为右丞相。武平二年，任命右丞相斛律光为左丞相。都是以左排在右之前，那么六朝时官职序列都已经尚左。而天监会宴群臣，仍然以西方为上，大概专指宴会坐次而言。大致三代以上，朝班官序本来都尚左，只有宴饮之事沿袭乡饮酒礼，以右为尊。其后相习成常，于是全都尚右。到了六朝官序已经尚左，而宴席仍然尚右。唐朝朝制尚左，更有明确证据。颜师古注释《汉书》，对于“左迁”他说：当时尊右卑左，所以称贬秩为左迁。对于“左官之令”他说：汉朝依照古制，朝廷惯例，以右为尊，所以称降秩为左。师古是唐人，而说尊右是汉制，可见唐朝时一切都尚左。宋宣仁太皇太后想让钦圣向太后住在宁寿宫。太后推辞说：“哪有姑姑住西边而媳妇住东边，失去上下之礼的？”于是住在隆〇宫。戴埴《鼠璞》也说：本朝官制如左右仆射，左右丞相、左右丞、左右司谏，

译都不以右边为尊贵，却唯独把“右文”作为秘省的殿名，这是为什么呢？这又是宋代以来崇尚左边的可考证之处。至于元代一代的礼制，则都崇尚右边。《元史》记载：有人推荐赵世延担任参知政事，仁宗说：“赵世延确实可以任用，但雍古氏不是汉人，他的官署应当设在右边。”于是任命阿散为右丞相，赵世延为参知政事。文宗因为燕帖木儿有大功劳，想单独任命他为丞相以表示特别的宠信，于是任命他为右丞相，废除左丞相不设。搠思监先前担任中书左丞相，不久晋升为右丞相。由此可见元代是以右边为尊贵的。现在崇尚左边，是从明太祖开始的。太祖称吴王时还沿袭元代的制度崇尚右边，任命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等到消灭张士诚之后，才改变礼仪崇尚左边，于是任命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为右相国。黄瑜《双槐岁抄》说：这是吴元年丁未十月丙午日制定的规定。

译“万岁万岁”本是古人庆贺的词语。《吕氏春秋》记载：宋康王通宵达旦地饮酒，室内的人呼喊万岁，堂上堂下的人以及全国的人都应和。《韩非子》记载：巫师祝祷时说，让君主千秋万岁的声音震耳欲聋。《新序》记载：梁君出猎归来，进入宗庙呼喊万岁。《史记》记载：优旃怜悯陛下的郎官在雨中站立，过了一会儿，殿上的人向皇帝祝寿，高呼万岁。田单假装与燕国约定投降，燕军都高呼万岁。纪信欺骗楚军说：“粮食吃尽了，汉王投降。”楚军都高呼万岁。项羽将太公、吕后归还给汉军，汉军都高呼万岁。陆贾进献《新语》，左右的人都称赞好，高呼万岁。汉武帝登上嵩山，空中听到三次呼喊万岁。《后汉书》记载：任光镇守信都，光武帝从蓟县返回，不知去向，有人传言只有信都还在为汉室坚守，于是前往那里。任光等人正担心不能守住，光武帝到来，官吏百姓大喜，都高呼万岁。《冯异传》记载：当时军中缺粮，赵臣带兵来援助，并送来丝帛和谷物，军中人都高呼万岁。《田鲂传》记载：光武帝将贼寇延褒等人交给田鲂诛杀，田鲂赦免了他们，众人都称万岁。《马援传》记载：马援被封为侯，属官都称万岁。《耿恭传》记载：耿恭被匈奴包围，断绝水源后凿井，拜祭后，新的泉水涌出，众人都称万岁。匈奴又增兵包围耿恭，军吏范羌从敦煌率兵迎接耿恭，城中夜晚听到兵马声，以为匈奴大军到来，等到见到范羌，都高呼万岁。《李固传》记载：李固蒙受赦免出狱，京城街市里的人都称万岁。《董卓传》记载：董卓被诛杀后，内外士兵都称万岁。《吴志》记载：甘宁进入魏营，斩杀数十人后返回，在营中奏乐，高呼万岁。《魏志》记载：马超攻打冀城，刺史韦康派遣阎温出城告急，被马超抓获，被带到城下，让他告诉城里东方没有救兵。阎温大声呼喊：“大将军不过三天就到了！”城中人都哭泣，高呼万岁。《晋书》记载：张祚淫乱暴虐，张琚杀了他，国人都高呼万岁。《宋书》记载：苍梧王淫乱暴虐，被杨玉夫等人所杀，殿中人都称万岁。《南史》记载：臧质带兵到盱眙，太守沈璞接纳了他，臧质见城中物资丰足，众人都称万岁。《隋书》记载：王世充与李密交战，预先找一个相貌像李密的人，战斗激烈时，有时让人牵到阵前，说：“已经抓到李密了！”士兵都高呼万岁。《唐书》记载：郭子仪拿着酒与回纥发誓说：“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万岁！两国将相也万岁！”《通鉴》记载：唐末王绪诛杀将校，人人自危，王潮埋伏壮士擒获他，军士都高呼万岁。这些都是上下庆贺的通用称呼。又《汉书·翟方进传》记载：李寻因星象变化责备翟方进，而说万岁的期限临近，早晚要小心。颜师古注：万岁的期限，指翟方进的死期。那么也有用来称臣下死期的。《后汉书》中有广宗殇王名叫万岁。《北史》后周时有李远，字万岁。隋朝时有史万岁。《唐书》颜真卿镇守平原时，有将领刁万岁。可见这个词上下可以通称，如果专属至尊的称呼，谁敢用它作为字名呢？然而专门把它作为至尊的称呼，也有其来源。《汉书·宣帝纪》记载：单于来朝见，蛮夷君长王侯数万人夹道，皇上登上渭桥，众人都称万岁。似乎已经属于君上的称呼。《后汉书·韩棱传》记载：窦宪打败匈奴回来，尚书以下的人想拜见他，称万岁。韩棱严肃地说：“礼制中没有臣下称万岁的规定！”那么汉代已经属于至尊的专称了。《后汉书·礼仪志》记载：策封太子的礼仪完毕后，三公上殿贺寿，称万岁。又正月元旦朝贺，都称万岁。那么已经著录为朝廷礼仪。孙盛《献帝起居注》记载：董卓废黜皇帝，立陈留王，宣读完诏书，没有人应和。尚书丁公说：“大臣既然为国家社稷考虑，确实符合天意人心，请称万岁。”《晋书》记载：桓玄篡位，登上郊坛祭天，而礼仪注记不完备，忘记称万岁。《宋书》记载：晋安王子勋在寻阳僭越称帝，行礼那天，群臣忘记称万岁。《魏书》记载：道武帝登基，临幸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献玺绶，百官都称万岁。北齐武成帝经过东郡，孟业作为郡守，率领人吏一起唱万岁，引导皇帝前行。又南安王思好反叛，下诏发兵抵御，军士都说：“南安王来了，我们只应当唱万岁奉迎罢了。”《唐书》记载：昭宗东迁，百姓夹道呼喊万岁。皇上哭着对他们说：“不要呼喊万岁，我不再是你们的君主了！”《五代史》记载：朱友珪弑君叛逆，均王朱友贞晓谕将士讨伐叛逆的意思，军士都高呼万岁，拥戴均王为主。晋王李存勖称帝，众臣都不愿意，苏循从梁朝来投降，立即舞蹈称万岁。石敬瑭担任节度使，军中有拥戴他呼喊万岁的，石敬瑭斩杀了他才停止。后汉隐帝被害，迎接武宁节度使郭威入京即位，在途中仪仗护卫都像王者，左右呼喊万岁，郭威的军队到达澶州，将士呼喊喧哗，认为他是天子，呼喊万岁。《宋史》记载：太祖陈桥兵变，返回京师，范质、王溥一同前往拜见。范质起初不拜，王溥先拜，范质不得已跟随，并且称万岁。《张逊

译《寇准传》记载：寇准与温仲舒并骑而行，有个狂民迎着马头高呼“万岁”，被温仲舒所敬奉。《曹利用传》记载：曹利用的侄子〇喝醉了酒，身穿黄衣，让人高呼“万岁”，被杖责致死。《金史》记载：章宗禁止伶人不得以前代帝王为戏，也不得称“万岁”。这些又都是以“万岁”专称君主的例子。大概古人饮酒时必定祝寿庆贺，说“万岁”，起初上下通用，作为庆贺之词，就像俗话所说的“万福”、“万幸”之类。因为殿廷之间使用它，后来就逐渐成为至尊的专称。而民间口语沿袭未改，所以唐末还有用它来庆贺的，时间久了，就没人敢用了。（庄绰《鸡肋编》记载：广南地区除夕放爆竹，军民环绕聚集，大声呼喊“万岁”，尤其令人感到可惊可骇。这说明宋朝时“万岁”早已成为君主的专称，所以以此事为可骇。）邵二泉在《学史》中说：自从嵩呼之声在汉代传开，“万岁”就成了祝颂君主的词语，除了君主一人之外，谁还敢僭用呢！这是邵二泉不知道“万岁”二字，历经汉、唐尚为通称。查《续文献通考》，元代朝仪中仍有舞蹈高呼“万岁”的制度。《明史》记载：万安在宪宗临朝时，众臣奏事还未结束，万安就回头高呼“万岁”想要退出，众臣不得已都退下了。宦官戏弄朝臣说：“你们常说不会被召见，等到召见时，只知道高呼‘万岁’罢了。”可见前朝臣子见君主还有高呼“万岁”的礼节。现在宫廷中仍有“万岁”之称，但朝贺时已无舞蹈三呼之礼，大概是因为至敬无需文饰，不讲究虚礼吧。

译○露布《三国志·王肃传》注引《世语》记载：马超造反，劫持贾洪撰写露布，钟繇辨认出那篇文章，说：“这是贾洪写的。”《文章缘起》引用此事作为露布的起源。然而“露布”这个名称，汉代已经存在，只是不专门用于军事罢了。《汉书》记载：何武担任刺史，弹劾下属官吏，必须先公开奏章。《汉官仪》记载：凡是皇帝诏书都密封，只有赦免赎罪的命令，由司徒盖印后公开传布到各州郡。《后汉书·礼仪志》记载：遇到重大丧事，诸侯王派遣大夫前往吊唁，驿马传递公开文书。又汉代桓帝时期发生地震，李云公开上书，副本送到三公府。露布也被称为露版。《魏武奏事》说：有紧急警报就公开版文并插上羽毛。《文心雕龙》说：露布，就是公开版文不密封，向众人公开视听。自从贾洪撰写这篇讨伐曹操的露布后，后来就专门用于军事。如《世说新语》记载：桓温北征，命令袁宏倚着马匹撰写露布，手不停笔，很快写成七页纸，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既然用于征讨之时，那么它还是檄文一类，并非专门用来报告捷报的。所以《文心雕龙》又说：露布，天子亲自出征就称恭敬地执行天罚，诸侯统帅军队就称严肃地执行王法，这本是用来声讨罪过、发起征讨的。到了北魏时期，用它来报告捷报，并且还有将文书写在绢帛上挂在竿子上的惯例。查《隋书·礼仪志》及《通典》记载北魏攻战获胜，想让天下人知道，就把绢帛写在漆竿上树立起来。《北史》记载：魏高祖南征，长史韩显宗斩杀齐国将领，高祖说：“为什么不写露布？”韩显宗回答说：“擒获斩杀的不多，如果再高高举起长长的绢帛，虚张声势夸大功绩，罪过就更严重了。我所以收起笔墨卷起绢帛，只是呈报上去罢了。”齐神武帝在芒山获胜，命令杜弼撰写露布，直接写在绢上，甚至不打草稿。这就是证据。所以《封氏闻见记》说：各军打败敌人，就用绢帛书写树立在竿子上，兵部认为不封检而宣布，是想让四方迅速知道。然而《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擒获刘守光，命令王缄起草露布，王缄写在布上，让人拖着走，评论的人反而嘲笑他不懂旧例。而欧阳修也就记载了此事，以显示王缄的浅陋，难道欧阳修也不懂北魏的旧例吗？《初学记》引《春秋佐助期》说：武露布，文露沉。宋均解释说：甘露出现在该国，散布的人崇尚武力，如果是文采的，那么甘露就沉重。这个“露布”字又有别的含义。

○衙门“衙门”本是“牙门”的讹误。《周礼》称之为旌门。郑玄在“司常”注中所说，巡狩时兵车会合，都树立太常旗，就是这种情况。那旗帜两边刻缯如牙齿形状，所以也叫牙旗。后来因此把军营门称为牙门。《后汉书·袁绍传》记载：拔除他的牙门。“牙门”的名称从此开始。《封氏闻见记》说：军中听令，必须到牙门之下，与官府庭院没有区别。近代习俗崇尚武力，所以称公府为公牙，府门为牙门。那么起初只是在军旅中称牙门，后来逐渐移到朝廷官署。然而移到朝廷官署也只称牙，没有所谓“衙”的。衙字《春秋》中有彭衙，《楚辞》中有飞廉之衙衙。《说文》及《集韵》都读作语，没有所谓牙音的。郑康成注《仪礼》“绥泽”说：取其香且衙湿。《群经音辨》说：衙音迓。于是开始有迓音，然而还读作仄声，未作平声。等到如淳注《汉书》“衙县”将衙音读作牙，于是开始有牙音。如淳是魏时人，那么读衙为牙，应当起于魏晋，而讹牙门为衙门，也就是始于这个时候。袁文说许慎《说文》衙字无牙音，而陆德明在《左传》“彭衙”下不注音某字，大概因为德明是唐人，见当时已呼为牙音，而《说文》又无此音，所以不敢注音，由此知道衙之音牙，出于唐人等等，这是尚未考证如淳《汉书注》的缘故。《南史》记载：侯景将帅谋臣上朝，必定聚集行列在门外，依次引进，称之为衙门。那么六朝时又早已讹牙门为衙门。所以李济翁《资暇录》说：武职押衙，本是押牙旗的人。《资治通鉴》采纳他的说法，而将唐制正衙奏事改为正牙奏事。《旧唐书》凡正衙及衙门都作衙字，《新唐书》都改作牙字，大概都是推究本源而言的。然而牙、衙之混淆本来已经很久了。（唐制：天子御宣政殿，称之为正衙；御紫宸殿，称之为内衙。宋太宗时，张洎说朝廷如果修复正衙，应当下达两制，预先加以考订。那么宋代朝廷还称衙。见《梁溪漫志》。）吴斗南又说：汉代制度有金吾、木吾，用来参卫在朝廷官署之前的。吾本读作牙，后世衙门之讹，应当从吾字开始。这也是一说。《封氏闻见录》也说：因为公门外刻木为牙，立于门外，所以称牙门，后来牙讹为衙。

○幕府《汉书·李广传》：“莫府省文书”，晋灼说：莫，大也。卫青征讨匈奴，断绝大漠，皇帝就在大漠中的府邸拜他为将军，所以叫莫府。莫府的名称从此开始。颜师古说：此说不对。莫府，是以军幕为义，古字通用罢了。军旅没有固定居所，所以用帐幕来说。廉颇、李牧的市租都收入幕府，并非因为卫青才开始有

译这是它的称号。那么幕府始于战国时期。但是古代所说的幕府，是指将帅在外时的营帐，而官吏的衙署并没有称为幕府的。《后汉书·班固传》记载：永平初年，东平王刘苍凭借至亲的身份担任骠骑将军辅佐朝政，开设东阁，班固向王上奏记说：“如今幕府刚刚开设，广泛招纳英俊人才。”后世称衙署为幕府，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大概班固原本因为东平王有骠骑将军的称号，所以用幕府来称呼，而实际上它并非将帅在外时的营帐，所以后人便沿袭下来作为对衙署的称呼。

译○ 视草：翰林起草制书，通常称为“视草”。《明史·陈仁锡传》记载：魏忠贤进爵为上公，陈仁锡负责起草诏书，坚持认为不可，说：“世上自有起草诏书的人。”这是竟然把代言起草当作视草，其实是不对的。《汉书·淮南王安传》记载：淮南王刘安擅长写文章，汉武帝每次给他回信，常常召来司马相如等人查看草稿，然后才派人送去。“视草”二字最初见于此处，意思是书信已经写好，让司马相如等人再次查看草稿，才开始遣送，并不是让司马相如等人起草书信。温革《隐窟杂志》引用光武帝给邓禹的诏书说：“司徒，就是尧；赤眉军，就是桀。”认为这类话语必定不是臣下代言所敢写出的。《南史》记载：魏孝文帝有大才，能在马背上口授文章，等到写成时，没有一个字需要修改。自从太和十年以后，诏书策命都是皇帝亲自写的。那么古代帝王本来就有许多亲自撰写诏令的情况。《新唐书·上官仪传》记载：唐太宗每次写文章，派遣上官仪查看草稿。《张说传》记载：唐玄宗喜爱文辞，有所创作，必定让人查看草稿。《徐楚璧传》记载：开元年间担任集贤院学士，皇帝写文章，大多让他查看草稿。这些都是视草的旧例，并不是把代言起草当作视草。（《旧唐书·百官志》记载：翰林供奉，有时皇帝挥毫书写，也借助他们检阅讨论，称之为视草。这更是明确的证据。）

○ 禽兽草木互名：《尔雅》说：两脚有羽毛的叫做禽，四脚有毛发的叫做兽。然而兽也有被称为禽的。《易经》说：君王采用三面驱赶的方式，让前面的禽兽逃逸。孔颖达说：驱赶的对象也称为禽。《白虎通》也说：禽，是鸟兽的总称。曹植的诗说：左手挽弓右手射箭，一松手就射中两只禽兽。王充《论衡》中有说：子时的禽鼠，丑时的禽牛。苏轼《却鼠刀铭》说：猫是猛禽，白天巡视夜晚警戒。这些都是把兽称为禽。所以吴师道回答吴草庐，也说禽就是兽，并引用《礼记》“猩猩能说话，但不脱离禽兽”来证明。只有禽被称为兽，则不多见。《尚书》说百兽都起舞，焦〇认为并非专指走兽，于是推论说：《后汉书·华陀传》中有五禽之术，叫虎、熊、鹿、猿、鸟，这是兽可以称为禽。《考工记》说：天下大兽有五类：脂类的，裸体的，膏类的，有羽毛的，有鳞片的。这是禽可以称为兽，那么两脚的也可以称为兽了。至于郑康成《周礼注》说：凡是鸟兽未怀孕的叫做禽。这是另一层意思。又说飞翔的称雌雄，行走的称牝牡，也有可以通用的。《诗经》说：你的牧人来此，带着柴草和嫩枝，带着雌的和雄的。《左传》说：捕获了雄狐。《焦氏易林》说：雄犬夜里叫。《木兰诗》说：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这是把行走的动物称为雄雌。《尚书》说：母鸡司晨。《山海经》说：带山有一种鸟，名叫奇〇余〇，自己分牝牡。这是把飞翔的动物称为牝牡。又郑瑗《井观琐言》说五行有木而没有草，那么草也可以称为木。《洪范》说各种草茂盛而没有提到木，那么木也可以称为草。又《尔雅·释草篇》说笋，是竹子的萌芽。《山海经》说：那里的草很多，其中多｛〇眉｝。都把竹子归为草类，这是竹子本来也称为草。

○ 素王：《庄子·天道篇》说：虚静恬淡，以此来处于下位，是玄圣素王的道理。《史记》说：伊尹拜见商汤，谈到素王及九主的事情。注释说：素王，是太素之王，他的道质朴。这时还没有专属孔子。大概古来原本有此语，指圣人穷困而在下位的。《孔子家语》说：齐太史子舆拜见孔子，退下后对南宫敬叔说：“上天将要让他成为素王吗？”这是孔子被称为素王的开始。王充《论衡·超奇篇》说：孔子的《春秋》，是素王的事业；诸子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诸子指阳成子作《乐经》，扬雄作《太玄经》。又《定贤篇》说：孔子素王的事业在《春秋》，桓君山素丞相的事迹在《新论》。那么又有素相、素丞相的称呼。杜预《左传序》说：孔子修《春秋》，立素王，左丘明为素臣。

○ 吴会：施宿《会稽郡志》说：《三国志》中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前辈读为“都会”的“会”，恐怕不对。顾炎武则依据《后汉书》来驳斥，说东汉顺帝永建四年，才开始分会稽郡的地域为吴郡，而《史记》、《汉书·吴王濞传》已有“吴会轻悍”的话。（现在版本的《史记》、《汉书》都作“吴会稽”，顾炎武说“稽”字是后人妄增的。）这是西汉已经称吴会，可见吴会这个词，是说吴都罢了。并引用胡三省《通鉴辨误》说太史公以吴为江南一个都会，所以后人称为吴会，那么所谓吴会，不能就认为是会稽的“会”。于是列举陈思王《求自试表》、晋文王《与孙皓书》、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郑冲《劝晋王笺》、陈寿《上诸葛集》等文章，所称吴会都应当读作“都会”的“会”，不能读作“会稽”的“会”。他的说法固然辨析清楚，不知道西汉时会稽郡治所本在吴县，当时习俗把郡县连称，所以说吴

译事情到此便清楚了。查看《汉书·地理志》，自然就会明白。项梁、项籍杀害会稽郡守，率领吴中八千士兵渡江向西进发。郡守驻守在吴县，所以杀害郡守就是起用吴地的士兵。又如朱买臣本是吴县人，出任会稽郡守，这正是他的家乡郡县。由此可见，西汉时期所说的“吴会”，本来就已经读作“会稽”的“会”了。

尤其明显可证的，是魏文帝曹丕的诗说：“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如果“吴会”的“会”字也读作“都会”的“会”，怎么会有两个韵脚连续重复这样的情况呢？况且顾炎武引用陈思王曹植等人的文章作为依据，更是疏漏而不恰当。

东汉已经将吴郡与会稽郡分为两个郡，所以《三国志》中所谓的“吴会”，都是指这两个郡而言。例如《孙策传》记载：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任命朱治为吴郡太守。《孙贲传》记载：孙策已经平定吴、会二郡。《朱桓传》记载：孙权授予朱桓兵权，让他统领吴、会二郡的军队，都是如此。陈思王等人都是三国时期的人，那么他们所说的“吴会”正是指吴郡、会稽郡，怎么能读作“都会”的“会”呢？

至于陆游《老学庵笔记》认为“吴会”应当是吴兴、会稽两郡，这又是在“会稽”上对了，而在“吴”上错了。东汉、三国时期还没有吴兴郡，怎么能用后世的郡名去牵强附会前人的话语呢？这总归是因为没有考证到会稽郡的治所本来就在吴县，西汉时期将郡县连称，已经读作“会稽”的“会”，所以才有了这些纷扰。

另外，东汉以后，虽然将吴郡与会稽郡分为两个郡，但会稽郡管辖的地区在钱塘江以南，钱塘江以北都隶属于吴郡。《程普传》记载：孙策进入会稽，任命程普为吴郡都尉，驻守钱塘。《宋书·沈演之传》记载：东部各郡发生大水灾，义兴郡以及吴郡的钱塘县米价涨到每升三百钱。可见六朝时期钱塘仍然属于吴郡的地界。这正是唐代诗人所说的“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

（按：孟浩然《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诗云：“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幸值西风吹，得与故人会。君学梅福隐，余从伯鸾迈。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上面的“会”字是“会晤”的“会”，下面的“会”字是“会稽”的“会”，所以可以分别押韵。那么唐代人仍然将“吴会”读作“会稽”，顾炎武忽然想要改为“都会”的“会”，这是为什么呢？）

译○主臣《史记》、《汉书·陈平传》记载：汉文帝询问陈平关于审理案件和钱粮收支的情况，陈平谢罪说：“主臣。”张晏解释说：这就像现在的人谢罪时说“惶恐”一样。文颖解释说：这相当于现在说的“死罪”。孟康解释说：“主臣”即“主郡臣”。晋灼解释说：“主”是击打的意思，“臣”是臣服的意思。意思是说击打臣服，是表示惶恐的言辞。然而《文选》中任昉的《弹曹景宗文》在叙述事情完毕后，写道：“景宗即主（句）臣谨案某臣景宗”等等。其奏弹刘整以及沈约弹劾王源的文章也是如此。李善的断句法则是从“主”字处断开句子。洪迈（洪容斋）于是引用《史记》《汉书》作为依据，认为也应当以“主臣”为一句，并指责李善的错误，殊不知这是不对的。因为“某即主”这一句，是总结前面的案情，以表明罪责有所归属，下面再提出自己的意见来判决，“主”字的含义，是说魁首、主犯罢了。如果按照洪迈的说法，那么所谓“某人即惶恐者”，又有什么意义呢？查考《魏书·于忠传》，御史尉元匡上奏说：“前领军将军臣于忠，不能砥砺名节品行，自求多福，反而因为假托诏令，擅自相互任免官职，清要显赫的职位，岁月长久地尊崇，伤害礼制败坏道德。臣于忠即主，谨案臣于忠”等等。又《阉宦传》记载：御史中尉王显上奏说：“传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放纵淫荡不合规矩，换妻通奸，丑恶之声传遍朝野，难听的话流传于路人。立即逮捕审讯，都与传闻没有差错，触犯礼制伤害教化。老寿等人即主，谨案石荣”等等。这两篇文章体例相同，“主”字之下，“谨案”之上，都不使用“臣”字，更加知道李善的断句法另有这种体例了。

○不暇草书《晋书·卫恒传》说：匆忙之中来不及写草书。于是最快的人反而说来不及。苏东坡曾经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没有得到。近代虞虹升认为草书就是起草罢了，不暇草书，是说来不及起草，其中不免有涂抹添改，失去恭敬严谨的意思，所以提及它。这个说法很新颖，然而也是不对的。章草虽然起源于汉代（褚少孙补《史记·三王世家》说：恭敬地论列次序其真书和草书的诏书，编排在左边。这是褚少孙所亲眼看到的简策文字，可见汉武帝时已有草书了，草书并可用于章奏，所以叫章草），而魏、晋之间字体尚未完备，习练的人也少，写草书必须经营构思，摹拟形态揣度气势而后才能完成，所以比真书困难一倍，不像后世那样习用便利容易。看成公绥所记的《草书势》，索靖所描述的《草书状》，其不易作可知。卫恒也有《论草书》一篇，尤其可见结构之难。草书到王羲之才尽善尽美，然而他《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所说的学草书的方法，如点画必须空中遥掷笔之类，自然不是可以苟且写作的。卫恒尚在王羲之之前，那么正当讲求结体用笔的时候，所以作草书很难，而匆忙时有来不及的情况。

○罄南山竹李密《讨炀帝檄》有说：用尽南山的竹子，书写罪过也无穷无尽。大概本于《吕氏春秋·明理篇》“乱世所生的事物，用尽荆越的竹子，还是不能书写完。”然而这句话引用的人很多。齐宣德太后废黜东昏侯的诏书说：“用尽楚越的竹子，不足以言说。”梁武帝《讨东昏檄》也说：用尽天下的竹子，不足以记载他的过错。魏孝庄帝诛杀尔朱荣的诏书也说：拔下头发书写罪过，大概不足以称述；砍下竹子书写罪愆，岂能说尽。这些都在李密之前。

○日射三十六熊赋金主完颜亮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考试进士，当时施宜生廷试第二，所说的“圣天子内敷文德，外扬武功。云屯一百万骑，日射三十六熊”就是此意。查考这本来是辽朝的事。《辽史》记载：兴宗在黄花山打猎，捕获熊三十六只。恰逢在延和殿御试进士，就以《日射三十六熊赋》为题，赐冯立、赵徽等四十九人进士第，并赐绯衣银鱼。金海陵王的命题，大概本于此。（《北史》记载：沙钵略一天亲手杀死鹿十八头。魏暴显一天亲手捕获禽兽七十三只。后周宇文贵十一岁时，一天射杀野马及鹿十五头。窦炽与宇文护分射，窦炽得十七头，宇文护得十一头。杨忠跟随周文帝打猎，独自击倒一只虎，左手挟住它的腰，右手拔出它的舌头。唐裴旻善射，一天得虎三十一只。王武俊一天射杀野鸡兔子九十五只。辽雅里一天射杀黄羊四十只，狼二十一只。）

○敛衽虞世南说：现在世上女人拜称敛衽，而苏子瞻《舟中听大夫弹琴》诗说：敛衽窃听独激昂。那么古人男子也称敛衽了等等。查考《战国策》江乙游说安陵君说：“一国的百姓，见到君主没有不敛衽而拜的。”《史记·留侯世家》：郦生劝立六国后裔，说：“陛下南面称霸，楚国必定敛衽而朝拜。”《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论》：嗣主侧目，敛衽于虚器。《新唐书·后妃传序》：杨氏未死，玄宗扰乱其谋；张后制中，肃宗几乎敛衽。都是就男子而言的，那么男子称敛衽，也不仅仅见于苏诗了。又元熊禾《题东坡集》说：东坡真天

译人们，再次拜谢并整理衣襟。那么元代时，整理衣襟这一动作还尚未专门归属于女性。

译●卷二十二○经史子集古书分类，没有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汉哀帝时，刘歆撰写《七略》。宋元徽年间，王俭撰写《七志》。梁普通年间，阮孝绪撰写《七录》。隋大业年间，许善心撰写《七林》。这些都是以七部分类的。以四部分类的，从晋代秘书监荀勖开始，称为甲部，记载六艺及小学等；第二乙部，则是诸子及兵家、术数等；第三丙部，则是《史记》、《皇览》等；第四丁部，则是诗赋及汲冢书等。其中的编排次序，子部在史部之前，汲冢书又混杂在词赋之中，位置都未免失当，但后来以四部编次的，实际上都源于此。宋谢灵运、殷淳，梁任昉、殷钧等人沿袭此法，各自编制四部书目。竟陵王子良召集学士，依照《皇览》的体例编写《四部要略》，仍然都以甲、乙、丙、丁为部。隋炀帝在观文殿东西厢藏书，东屋藏甲、乙部，西屋藏丙、丁部，也沿用旧称。其名称定为经、史、子、集的，是在唐武德初年，魏郑公（魏徵）收集东都图书，命令司农少卿宋遵贵用船装载，沿河西上，共八万六千九百六十六卷。后来又因为马怀素的奏请，于是命令殷践猷等人整理经部，韦述等人整理史部，毋煚等人整理子部，王湾等人整理集部（见《马怀素传》）。从此经、史、子、集作为四部，就一成不变了。现在《隋书·经籍志》已经分为经、史、子、集，是因为《隋书》本是唐人所修（《宋史·谢泌传》说：唐景龙年间，分经、史、子、集，命令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马怀素分别掌管）。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许又应当分为经、史、子、集、说五部。（《隋书》记载：辛彦之撰写《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礼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这又是私人著作称“部”的名称。）

○诗文以集名《汉艺文志》有辑略。颜师古说：辑与集相同。然而当时，还没有以“集”命名书籍的，所以《志》中所载诗赋等都不叫集。晋荀勖分书为四部，其第四部叫丁。宋王俭撰写《七志》，其第三部叫文翰，也还没有“集”的名称。梁阮孝绪撰写《七录》，才开始有文集录。所以《隋经籍志》把荀况、宋玉等人所著的书及诗赋等都称为集。然而《经籍志序》说：别集的名称，是东汉所创立的。自刘向以来，写文章的人很多，后来的君子想要观察他们的体势而看到他们的心灵，所以分别聚集起来，命名为集。那么“集”的名称又似乎起于东汉。然而据此来看，古代所谓的集，乃是后人聚集前人所作而命名的，并非作者自己称为集。

○诗笔陆游《笔记》：六朝人把文称为笔。顾炎武也引用这个说法。不知道六朝人称文与笔，又自有区别。《文心雕龙》说：现在俗话常说没有韵脚的，是笔；有韵脚的，是文。这是六朝人把韵语称为文，散行称为笔罢了。查《南史·沈约传》：谢元晖擅长写诗，任彦升工于写笔，沈约两者兼有。《庾肩吾传》：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说：“诗既然这样，笔又如此。”又说：“谢朓、沈约的诗，任昉、陆倕的笔。”《任昉传》：任昉以文才被知晓，当时人称“任笔沈诗”。任昉听说后很以为病，晚年转而喜好写诗，想要压倒沈约。用典过多，写辞不能流畅，都下士子羡慕他，反而变得穿凿附会。又刘孝绰称弟弟刘仪与刘威说“三笔六诗”（三个孝仪，六个孝威）。这些都是把诗、笔对举而言。陆游因为把诗与笔对举，就怀疑笔就是文。然而《北史·邢昕传》：杂笔三十余篇。这是专说笔。而《邢臧传》：文笔九百余篇。《刘邈传》：文笔三十余篇。这又是文与笔并提。可见文与笔自是两种，如果笔就是文，为什么有专说笔的，又有兼说文笔的；那么六朝所谓的文笔，应当以刘勰的话为依据。至于老杜《寄贾至、严武》诗说：“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元好问诗也说：“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也是沿袭六朝语汇。

○序孙炎说：序，是端绪。孔子作《序卦》及《尚书序》，子夏作《诗序》，由来尚早。然而何休、杜预为《左氏》《公羊》作序，乃是传经者自己作序。史迁、班固的《序传》，乃是作史者自己作序。刘向为诸书作《叙录》，乃是校书者自己作序。其假手于他人以加重于世人的，从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开始。

○章句、集注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论语、孟子集注》，其名称并非首创。汉《艺文志》：《易经》有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尚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

译《公羊章句》、《梁章句》。张禹担任皇帝的老师，因为皇上难以多次询问，于是编写了《论语章句》呈献上去；后汉杨终撰写《春秋外传》，修订了章句；牟长著述《尚书章句》；赵岐作《孟子章句》；梁武帝作《孔子正言章句》；沈洙通晓《五经》章句。这就是章句体的渊源。晋灼汇集服虔、应劭等人的《汉书音义》合并为一部，命名为《汉书集注》。陶宏景著述《孝经、论语集注》；崔灵恩有《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这就是集注体的渊源。

译○题目《北史·念贤传》记载：魏孝武帝建造的行殿刚刚落成，还没有题名，下诏让侍臣各自命名。念贤拟定名为“圆极”，皇帝说：“正与我的意思相同。”“题目”二字从此开始见于记载。孔颖达在《尚书·大禹谟正义》中说：史官将要记录大禹的事迹，所以写下题名的词句。北齐文宣帝命令辛术选拔百官，当时参加选拔的有两三千人，辛术对士子进行品评，没有人诽谤，这就是品评的意思。

○破题现在八股文开头的两句叫做破题，然而破题并不始于八股文。李肇《国史补》记载：李程应试《日五色赋》，考完走出考场后，杨于陵看到他的破题写道“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断定他一定能考中状元。可见唐代人把作赋的开头部分已经称为破题。刘贡父《诗话》说：有个福建士子作《清明象天赋》，破题写道：“天道如何，仰之弥高。”《萤雪杂说》记载：俞陶作《天之历数在舜躬赋》，破题写道：“神圣相授，天人会同。何讴歌不之尧子，盖历数在于舜躬。”陈元裕主持科举考试，出题“大椿八千岁为春秋”，全场考生破题都搁笔写不出，于是陈元裕自己写道：“物数有极，椿龄独长。以岁历八千之久，成春秋二序之常。”蔡曼卿作《君人成天地之化》，破题写道：“物产于地，形钟自天。赖君人之有作，成化功之未全。”陈尹作《文帝前席贾生赋》，破题写道：“文帝好问，贾生力陈。忘其势之前席，重所言之过人。”陈季陆出《皇极统三德与五事赋》，考中第一名的考生破题写道：“极有所会，理无或遗。统三德与五事，贯一中于百为。”张亢的门客作《坤厚载物赋》，把破题念给张亢听：“粤有大德，其名曰坤。”张亢回答说：“续两句可以赠给和尚，说：非讲经之座主，是传法之沙门。”又范蜀公作《长啸却敌骑》，破题写道：“制动以静，善胜不争。”宋景文破题写道：“月满边塞，人登戍楼。”这些都是赋的破题。诗也有破题。《六一诗话》说，梅圣俞《河豚》诗开头“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仅凭这个破题，就已经道尽了河豚的好处。《萤雪杂说》记载：汤黄中应试《秋燕已如客》诗，破题写道：“近人方贺厦，如客已惊秋。”《石林诗话》也说，骆宾王《灵隐寺》诗只有破题“鹫岭郁〇召〇，龙宫隐寂寥”是宋之问所作，下面都是骆宾王所作。这又是诗的破题。《夷坚志》记载：程觉改学《易经》，拜见老儒张师韩传授《易》义。张师韩教他预先拟定题目，如“圣人作，万物睹”之类。还教他破题及主旨，于是程觉就考中了。这就是经义的破题。

○别字字的读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俗儒不知道，就错误地书写使用，世人所说的别字：这也有一定的依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光武帝命令尹敏校勘谶书，尹敏说：“谶书不是圣人所作，其中多有接近鄙俗的别字，颇像世俗的言辞，恐怕会疑惑误导后生。”

○音字用一个点标注一字多音的情况，汉代只是借用其他字来比拟它的读音，郑康成所说的仓促间没有合适的字，用音类比方假借的就是这种情况。到魏国孙炎才开始制作反音，也就是现在的反切之学。张守节说：最初注音的都是正字，不需要点发。字如果有多个读音，根据意义点发都依据平上去入，如果发平声，每次从左起笔。那么不是本音而假借其他读音的，古人都用点来标注。颜师古《匡谬正俗》说：副本音劈，后人误以为副贰的副，系其本音，而在《诗经》中坼副读作劈的，反而用朱点标注，失去了本意。这也是用点来区别其他读音的证据。现在的人对于读作其他音的字，各自在其平上去入方位，或用点，或用圈，本是古法。

○重字二点凡是重字下面可以作二画的，始于《石鼓文》重字都是二画。后人沿袭它，因此作二点，现在甚至有作一点的。

○厶字《天禄识佘》说：现在人书写某为厶，都认为是俗体为了简便，其实就是古某字。《〇梁》记载：柜公二年，蔡侯、郑伯在邓地会面。范注说：邓厶地。陆德明《释文》说：不知道它的国名，所以说厶地，原本又写作某。

○文章忌假借文章家对于官职、舆地之类，喜欢使用前代名号，以为典雅，这就是李沧溟等人被后人嘲笑的原因。孙樵说：史家记载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应当直接书写当时的制度，让后人知道某个时代是这样，某个时代是那样，不应当取前代名器来凑合简牍。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记载，范文正公曾经替人写墓铭，已经封好将要发出，忽然说：“不能不让师鲁看看。”第二天拿给师鲁看，师鲁说：“希文名声显赫一时，后世所取信，不可不慎重。现在称转运使为部刺史，知州为太守，现在没有这些官职，后人一定会怀疑。”希文怅然说：“幸亏拿给你看，不然几乎

译“失之！”朱熹也说：从前听徐端说，叶梦得曾讲：“当今世上哪里还有真正的文章，不过是减字换字的方法罢了。比如说到湖州，必定去掉‘州’字只称‘湖’，这是减字。不然，就称‘〇上’，这是换字。让人在官名地名上喜好使用前代的名目来显得古雅，将使一个朝代的制度疆域都混乱得无法考证了。”这三种说法是研究古学的人不可不知的。朱国桢也说：近来的文章家多使用换字法，把‘黾勉’写成‘闵免’，把‘尤甚’写成‘邮甚’，把‘新妇’写成‘新负’，把‘┆’写成‘异’，把‘须臾’写成‘须摇’，把‘赤帜’写成‘赤志’。又把不同朝代的死字混用，古称‘殊死’，乃是斩首分为两半的意思。这些都很可笑。空棺叫‘榇’，盛着尸体的棺木叫‘柩’，粗大的叫‘索’，细小的叫‘绳’，自从换字法流行以来，‘扶柩’全都改成了‘扶榇’，而船夫所喊的‘力索’，也写成了‘力绳’。榇里面哪有尸体，而绳又哪有力量呢？又郎瑛记载，嘉靖年间文人多使用换字法，有虞子崖戏改岳飞《送张紫崖》诗说：‘誓律飙雷速，神威震坎隅。遐征逾赵地，力战越秦墟。骥〇柔匈奴顶，戈歼鞑靼躯。旋师谢彤阙，再造故皇都。’查考岳飞原诗乃是‘号令风雷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月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虞子崖逐字替换，用来嘲笑当时喜好换字的人，令人捧腹大笑。查考宋代自从宋祁之后，多效仿涩体以避俗气。欧阳修曾戏改‘夜梦不祥，书门大吉’这八个字为‘宵寐匪祯，扎闼洪庥’，让宋祁看见，作为笑料。这也可见换字之风并非始于明代。

译古人追叙前事的文法，洪容斋认为《武成篇》中周王姬发的话语，当时武王尚未取代商朝，怎么已经称周王了呢？大概是史官追记时的错误。然而不仅如此，《尧典》中四岳推荐舜说：“有个鳏夫在下位，名叫虞舜。”虞，是舜拥有天下后的称号，那时他还在下位，却已经称虞舜。《左传》中卫国州吁弑君，石碏的儿子石厚向石碏询问如何安定君位，石碏告诉他去朝见周王，说：“陈桓公正受到周王的宠信，如果去朝见陈国，让陈桓公代为请求，一定可以成功。”那时陈桓公还在世，却已经称桓公。又楚国公子子干从晋国回国，将要被立为王，晋国韩宣子问叔向：“子干能成功吗？”叔向认为不能。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意思是桓公、文公都是已经流亡在外而最终得到国家的。宣子是晋国臣子，却称他的先君为“晋文”。伍子胥对使者说：“告诉你们平王，想要国家不灭，就释放我的父兄。”那时平王还在世，却称他的谥号。《战国策》：齐国派使者问候赵威后，使者说：“我奉命出使问候威后，却不问大王，先问年成。”这是当面称其谥号。《韩诗外传》：周公对伯禽说：“我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周公那时成王还在世，却已经称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田成子用大斗借出，小斗收回，齐国人歌唱说：“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那时田成子还在世，却已经称成子。（《韩非子·外储说》也叙述这首歌说：“讴乎其己乎，苞乎其往归田成子乎！”）又汉高祖朝见太公，家令劝太公说：“高祖是嫡子，是人主；太公是嫡父，是人臣。”又高祖经过赵国，张敖进献食物，高祖伸开两腿坐着，傲慢地辱骂，赵国相国贯高等劝张敖请求杀掉高祖，张敖说：“我的先人亡国，依靠高祖得以复国，秋毫之力都是高祖的功劳。”那时高祖还在世，却已经称高祖。古人追叙前事，文法往往如此，疏朗简略，文义自然明白，本来就不像后人的严密。

古文用韵，古人文字没有用韵的。《尚书》中的《喜起》及《五子之歌》、《三风》、《十愆》之类，都是歌谣。《洪范》中“无偏无党”之类，也是让民众歌咏的。《左传》中“凤凰于飞，和鸣锵锵，龙尾伏辰，天策焞焞”之类，都是由词。其行文则没有韵脚。散文有韵，顾炎武以《尚书》“帝德广运”一节及《系辞》“鼓之以雷霆”一节，认为都是化工之文，自然成韵的。现在考察《管子·牧民篇》“毋蔽汝恶，毋异汝度，坚者将不汝助。”“言室筹室，言堂筹堂，是谓圣王。”及《小称篇》、《心术篇》、《地员篇》都有韵语。又《国语》中范蠡回答越王“柔而不屈，强而不刚，德虐之行，固以为常”等几段都有韵。这是散文用韵的开始。以后则是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大半用韵。如“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之类，不可胜数。然而那书自成箴铭一类，不是散文。《庄子》“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在谷满谷，在坑满坑，涂却守神，以物为量”等句，《韩非子》“四海既藏，道阴见阳，左右既立，开门而当。勿变勿易，与二俱行，不知其名，复修其形。形名参同，用其所生。二者诚信，下乃贡情”等句，都是散文用韵的。《史记》褚少孙所补《淳于意传》数千字，通篇用韵，尤其奇特，这又是《客嘲》、《宾戏》等文体所仿效的来源。

汉谚用韵法，汉人谚语多七字成句，大抵以第四字与第七字押韵，这是一种体例。《庶物名义疏》记载汉武帝宫中用李少君续膏，一名都肤，妇人涂抹它，肤色都丽，又能接骨。宫中谚语说：“枯容碎躯有都肤，折爪落发有接骨。”《后汉书》贾逵博学，诸儒为他作谚语说：“问事不休贾长头。”杨政善于解说经义，京师为他作谚语说：“说经铿铿杨子行。”鲁丕任赵相，前来求学的人常达数百人，关东称他为“五经复兴鲁叔陵。”井丹通晓五经，善于谈论，京师为他作谚语说：“五经纷纶井大春。”许慎博学，当时人为他作谚语说：“五经无双许叔重”（重读平声，与双通）。丁鸿高才，论辩最明，京师谚语说：“殿中无双丁孝公。”杨震为人所敬仰，当时人谚语说：“关西孔子杨伯起。”召驯以志节自励，乡里称他为“德行恂恂召伯春。”胡广练达朝政，京师谚语说：“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冯豹以《春秋》救人，乡里称他为“道德彬彬冯仲文。”董宣任洛阳令，百姓歌唱说：“桴鼓不鸣董少平。”范丹任莱芜令

译在任官职清廉艰苦，人们歌颂他说：“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郭贺担任荆州刺史，百姓歌颂他说：“厥德仁明郭宪卿。”郭宪以侠义闻名，当时人的谚语说：“关东觥觥郭子横。”戴良起初崇尚侠义，当时人为他编了俗语说：“关中大豪戴子高。”《党锢传》记载：桓帝曾经向周福求学，等到即位后，提拔他为尚书，而周福是河南尹房植的门生，房植很有名望，同乡人为他们编了俗语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逸民传》记载：王君公遭遇乱世隐居起来，当时人称颂他说：“避世墙东王君公。”杨阿若任侠，喜欢替人报仇，当时人议论说：“东市相斫杨阿若。”这些都是顺应那人的姓氏韵脚，并用品评的话语与之协调，也是一时的风气如此。三国时期邓飏贪财，京城里议论说：“以官易富邓元茂。”又吉茂嘲笑苏则说：“仕宦不止执虎子。”《晋书》记载：王坦之字文度，当时人议论说：“江东独步王文度。”裴秀年轻时，人们称赞他说：“后进领袖有裴秀。”江统字应元，当时人议论说：“嶷然希言江应元。”杜预派遣周旨等人直接闯入孙歆的营帐将他擒获，军中谣传：“以计伐战一当万。”荀恺字道明，蔡谟、诸葛恢也都字道明，当时人议论说：“京师三明各有名。”刘宏字终嘏，刘粹字纯嘏，刘潢字冲嘏，当时人议论说：“洛中雅雅有三嘏。”梁朝时贺琛被武帝宠信，说话常常拖延时间，省中议论说：“上殿不下有贺雅。”《魏书》记载：祖莹与袁翻齐名，当时人议论说：“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北齐书》记载：苏珍之、宋世轨都断案公平允当，寺中议论说：“决定嫌疑苏珍之，视表见里宋世轨。”阳休之擅长写诗，当时人议论说：“能诗能诗阳休之。”《后周书》记载：裴汉担任丞相府参军，府中议论说：“日下灿灿有裴汉。”《北史·李义深传》记载：“剑戟森森李义深。”《宋游道传》记载：“见恶能讨宋游道。”《崔暹传》记载：“讲义两行得中郎。”于仲文名字次武，担任安国太守，当时人议论说：“明断无双有于公，不畏强御有次武。”《南史》记载：当时人认为世家子弟做官很顺利，谚语说：“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唐书》记载：贺德仁与兄长贺德基都以文学著称，当时人议论说：“学行可师贺德基，文质彬彬贺德仁。”这些都是沿袭这种体裁。

译○谜，就是古人的隐语。《左传》中申叔展所说的“山鞠穷、河鱼腹疾”，公孙有山呼喊“庚癸”，就是其滥觞（起源）。也叫〇词。《国语》记载：秦国客人作〇词，范文子能应对其中三条。楚庄王、齐威王都喜欢隐语。汉代东方朔射覆“龙云角，蛇无足。生肉为脍，干鱼为脯”之类，尤为擅长。刘歆《七略》中有《隐书》十八篇，于是有人将其辑录成书，然而都不流传下来。只有“卯金刀”、“千里草”之类出自民间歌谣的，略存一二。到了东汉末年仍然盛行，称为“离合体”，如蔡邕在曹娥碑阴题写“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杨修解释说这是“绝妙好辞”四个字。又孔融有一篇四言诗：“渔父屈节，水潜匿方，与时进止，出寺弛张。吕公饥钓。阖口渭旁，九域有圣，无土不方。好是正直，女固子减，海外有截，隼逝鹰扬。六翮不奋，羽仪未彰，龙蛇之蜇，比他可忘。玫璇隐耀，美玉韬光。无名无誉，放言深藏，按辔安行，谁谓路长。”共二十四句，每四句离合出一个字，乃是“鲁国孔融文举”，如前四句“渔”字去掉“水”为“鱼”，“时”字去掉“寺”为“日”，合起来就是“鲁”字。下面都仿照此例。这首诗载于《石林诗话》。又《越绝书》不知是谁撰写的，杨慎根据该书后序说：“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认为是汉人袁康所作。又《越绝篇外传》说：“文字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那是吴平。黄佐说：吴平因袁康所录而成书。又《三国志注》记载：曹操刚建相国府门，亲自去观看，题了一个“活”字。人们都不明白，杨修说：“门中活，乃是‘阔’字，相国嫌门太大罢了。”据此可见东汉末年喜好隐语，然而还没有称为谜。其名称叫谜，是从曹魏开始的。《文心雕龙》说：魏代以来，君子嘲弄隐语，演变为谜语。谜，就是回环交错其词语，使人迷惑。魏文帝、陈思王（曹植）使其简约而严密，高贵乡公又广泛列举各种物品。那么高贵乡公时又曾将其辑录成编了。《南史》记载：孙广任吴兴太守，有个叫高爽的人，曾经有所求而未得，于是用木屐谜来讥讽他，说：“刺鼻不知喋，蹋面不如嗔，啮齿作步数，持此得胜人。”《北史·斛律光传》记载：褚士达梦见有人授给他诗说：“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将留何处人。”祖〇解释说：“角斗，是‘斛’字；津却水，是‘何’字，留人，合成‘律’字，意指斛律。”又魏孝文帝说：“三山横，两人从，妓女白日行青空，屠儿斫肉与秤同，有人辨得赏金钟。”彭城王元勰说：“乃是一个‘习’字。”又咸阳王元禧战败逃跑，对防ト尹龙武说试作一个谜来解忧。龙武说：“眠同同眠，起则俱起。贪如豺狼，赃不入己。”说的是筷子。那么谜作为一种技艺，在六朝更加盛行。唐代苏〇嘲笑姓尹的人说：“丑适有足，甲不全身。见君无口，知伊少人。”宋代陶〇出使南唐，在驿舍写下十二个字，说：“西川狗，百姓眼，马色儿，御厨饭。”宋齐丘说：“乃是‘独眠孤馆’。”《钱记私志》记载字谜说：“目字加二点，不得作贝字猜，贝字欠两点，不得作目字猜。”乃是“贺”、“资”二字。“四个口，尽皆方，加十字，在中央”，乃是“图”字。洪｛艹巽｝《阳谷漫录》记载“俭”字谜说：“一人立，三人坐。两人小，两人大。其中更有一二中，教我如何过？”庄绰《鸡肋编》又说：“兄弟四人两人大，一人立，二人坐，家中更有一两口，便是凶年也好过。”“妇”字谜说：“左七右七，横山倒出。”王安石执政时，有人在相国寺墙壁上题诗说：“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柘条。阿侬去家京洛遥，惊心寇盗来攻剽。”苏轼解释说：“终岁，是十二月，十二月为‘青’字。荒芜，田有草，草田为‘苗’字。湖浦焦，水去，水去为‘法’字。女戴笠，为‘安’字。柘落木，剩‘石’字。阿侬是吴语，吴语为‘误’字。去家京洛，为‘国’字。寇盗，为‘贼’字。民，为‘民’字。大概是说‘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西溪丛语》有一镜隶字说：“一生有十口，前牛无角。”盖指甲午年。这些都是见于书传的谜。前明并有刻印成书的，叫《谜社便览》。又贺从善编了一本书叫《千文虎》，其序言中有说：宋延〇年间，苏轼、黄庭坚、秦观、王安石以隐字互相唱和的很多，刊印成四册，叫《文戏》。金章宗喜好谜语，蜀人杨圃祥为首，编曰《百斛珠》刊行。元至正年间，省掾朱士

译凯编撰的书名叫《揆叙万类》。另外，四明的张小山、太原的乔吉、古イ的钟继先、钱塘的王日华和徐景祥编撰的书名叫《包罗天地》。既然如此，那么这类奇巧的小技艺，被编集成书的，而且不止这一两本了。

译○用《千字文》中的语句，汤若士在创作《牡丹亭》时，有一段石道姑的白话，完全使用《千字文》的语句来插科打诨。其实这也并非无本之木。《太平广记》引用《启颜录》中有一段祭社的祝词说：“社官三老等人，私下听说政事的根本在于农业，应当致力于耕种收割。如果不能云气升腾降下雨水，凭什么征收成熟的赋税、进贡新谷？圣上臣服戎狄羌人，爱护养育百姓，能够设置闰月以补足岁数，用律吕来调和阳气。我等全都仰慕贤德，德行建立名声确立，于是摆设宴席，祭祀祖先，弹瑟吹笙，弦歌伴酒，上下和睦，喜悦安康，礼仪区分尊卑，音乐区别贵贱。酒像河流一样源源不断，肉像兰花一样芳香，不仅菜肴重视芥菜生姜，还有李子和苹果等珍贵水果。无不昂首顿足，共同举杯饮酒。岂止是哀悼逝者、欢送生者，实在是福报源于善行。只是我独自居住闲处，见识浅陋，又恰好听到墙那边的议论，未曾担任官职参与政事。不能坚持高雅的操守，只想追逐外物而心意转移。想吃肉时，手执热物却希望凉爽；想喝酒时，身体污垢却想洗澡。老人吃饱了烹宰的肉食，某乙却饿得厌恶糟糠。仰慕风范，就像空谷传声；仰望恩惠，就像虚堂听响。倘若蒙受仁慈怜悯，或许能救济弱小、扶持倾危。希望垂顾详细答复，感激之情如同渠中荷叶滴下的水珠。我等即刻叩头再拜，最终希望能刻碑铭志。只知道惊恐畏惧，实在如同临近深渊、脚踏薄冰。”据此可知，唐代人已经有以此类文字作为戏谑的了，临川先生（汤显祖）不过是模仿罢了。又唐代阎立本擅长绘画，后来拜为右相，而姜恪凭借战功担任左相。当时的人有“左相在沙漠宣扬威势，右相在丹青（绘画）中驰骋声誉”的嘲讽。这又在《启颜录》之前。

释文莹的《玉壶清话》以及《宋史·李至传》记载：宋太宗说：“《千字文》原本是梁武帝得到钟繇的残破碑帖，喜爱他的书法，命令周兴嗣按韵编排而成。”然而《南史·文学传》却说梁武帝有王羲之的书法，命令周兴嗣按韵编排，那么所谓钟繇书法的说法，大概是宋代传记的错误。《刘公嘉话录》也说：《千字文》原本是梁代周兴嗣所撰写，而有王右军（王羲之）书法的，都是当时集字而成的。查考梁代撰写《千字文》的人很多，梁武帝曾经自己制作《千字文》，命令沈众为之作注，见于《南史·沈约传》。又南平王曾经让萧子范制作《千字文》，命令记室蔡〇为之作注，也见于《南史》。而《隋书·经籍志》在周兴嗣《千字文》之外又有两本，一本是梁国子祭酒萧子云注，一本是胡肃注。又有《篆书千字文》一卷，《演千字文》五卷，《草书千字文》一卷，都不记载作者姓名。隋代秦王俊又命令潘徽编写《万字文》。唐代以后又有重新编排《千字文》的人。封演《闻见记》记载：周逖修改《千字文》首句，以“天宝应道”开头，准备进献，先呈给右相陈公。陈公问：“都改完了吗？‘枇杷’二字怎么处理？”回答说：“只有这两个字依旧。”陈公说：“这样还是没改完。”周逖犹豫着退下。明代卓珂月在崇祯年间作《千字大人颂》，又将“枇杷”二字拆开，有“郁尊黄金，膳枇素木（枇音七，意义取祭祀用素木枇）；姑妇任绩，夫男秉杷（杷，农具）”之句。这又都是从《千字文》翻新以显示巧思的人。至于杨文公《谈苑》说《千字文》开头题字为“敕员外郎散骑侍郎周兴嗣次韵”，“敕”字乃是“梁”字传写之误，当时帝王命令尚未称为“敕”，直到唐代显庆年间才开始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等等。这种说法非常错误。皇帝命令称为“敕”，从汉代就是这样，只是唐代以前上下通用罢了，并非朝廷反而不称“敕”（说法见“敕”字条内）。况且这开头的几个字，应该就是周兴嗣自己写的，周兴嗣正在梁代做官，怎么就自己标明梁代呢？

○敕诏 敕是君上的言辞，本于汉代制度。《文心雕龙》说：汉代初定仪命有四种，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大概本于《尚书》中“敕天之命”的说法。又说：戒敕作为文体，实在是诏书中最为切要的。然而汉代以后，“敕”字仍然通用，凡是长官告诫其僚属，尊长告诫其子弟，都称为敕。《汉书·成帝纪》诏令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确申诫太守、相。又诏令公卿申诫百官，深思上天告诫。元帝诏令：官吏妨碍农事，公卿要申诫他们。又王尊发布教令告诫掾史、功曹各自磨砺振奋。丙吉告诫乳母好好照看皇曾孙。《后汉书》：陈宠担任广汉太守，府中堆积很多尸骨，陈宠告诫县里全部埋葬。《魏略》：鲜卑请求互市，梁习与他们约定在空城中相会，于是告诫郡县自己带兵前往。《三国志》：高堂隆因为郡督军直呼太守薛悌的名字，高堂隆立即按剑告诫督军说：“面对臣子直呼君主名字，是义理所讨伐的。”又高贵乡公被杀，司马昭上奏说：“高贵乡公率兵向我而来，我害怕兵器相接，立即告诫将士不得有所伤害，于是成济横冲入阵，高贵乡公于是丧命。我现在擅自告诫侍御史逮捕成济家族，定罪惩处。”庞氵育怀揣匕首想杀太守张猛，张猛知道他是义士，告诫手下不要杀他。这是长官告诫僚属的例子。《汉

译《尚书》记载：韦贤因为长子应当继承爵位，命令他自行免官。《后汉书·张纯传》记载：张纯临终时，命令家丞在他死后不要商议传国玺之事。光武帝下诏让他的儿子张奋袭爵，张奋称是张纯的遗命，坚决不肯接受。《逸民传》记载：向子平儿女婚嫁完毕后，命令断绝家务事。《魏略》记载：曹操征讨陶谦，命令家人说：“我如果不回来，就前去依靠孟卓。”孟卓指的是张邈。又李丰年轻时，声望日益显赫，他的父亲不希望他这样，于是让他闭门不出，命令他断绝宾客往来。《吴书》记载：李衡秘密地在龙门山上种植橘树千株，命令他的儿子说：“千头木奴，不要求你们供给衣食，每年上交绢一千匹。”《世语》记载：薛夏是天水人，临终时命令他的儿子不要回天水。《北史》记载：雷绍临终时，命令他的儿子薄葬。又崔光病重时，命令子侄们说：“我蒙受先帝厚恩，史书未能完成，死后会有遗憾。”这些都是长辈命令子弟的情况。只有北齐乐陵王高百年被害，是因为贾德胄上奏说他曾经写“敕”字，武成帝因此发怒，召他写“敕”字，与贾德胄所封进的字迹相似，于是杀了他，这又似乎专门是君上使用的。大概古代诏敕本出自朝廷，而民间口语沿袭，也能通用。到了唐显庆年间再次制定制度，必须经过凤阁鸾台才称为敕，其禁令才开始严格。然而《唐书》记载安禄山讨伐契丹，命令人拿着两条绳子，想要全部捆绑他们。李〇的生母早逝，由嫡母晋国夫人抚养。晋国夫人去世，父亲李晟因为李〇不是嫡子，命令李〇服缌麻丧，李〇不肯。那么臣下还有使用“敕”字的。这可能是修史者习惯使用古文的字来作文，不一定是当时的实事。（《瓮牖闲评》说：“敕”字从束从文，不从“来”从“力”，或者写成“敕”字，乃是变体书，还可以使用。至于写成“赉”字，那就是“赉”字，不是“敕”字了。）

译○“旨”字，古人并不专门用作对君上的称呼。《后汉书·曹褒传》记载：曹褒担任圉县县令时，有其他郡的盗贼闯入，被抓获。太守马严暗示县里杀掉他们，曹褒告诫属吏说：“皋陶不为盗贼制定死刑，如今秉承旨意而杀了他们，这是违背天意，顺从府衙的意思。”《三辅决录》记载：游殷将他的儿子托付给张既，张既难以违背他的旨意。《宋书》记载：江夏王刘义恭请求将废为庶人的刘义宣归还其宗室属籍，宋文帝下诏回答说：“将表章交给外朝，依照旨意奉行。”这是上级对下级所说的。《梁溪漫志》记载宋代士大夫的名帖末尾称“裁旨”。《瓮牖闲评》说：本朝对君主和宰相称“圣旨”、“钧旨”，太守及以下称“台旨”，再往下称“裁旨”。那么宋代时“旨”字仍然上下通用。

○古人凡是去拜访别人都称为“朝”。《吕氏春秋》中尧在沛泽之中去拜访许由就是如此。秦汉时期，僚属拜见长官也称为“朝”。《史记》中项羽早晨拜见上将军就是如此。《论语》中“冉子退朝”，说明大夫家中也称“朝”。秦汉以来，郡县官员在衙门坐堂办公也称为“朝”。《后汉书·任延传》记载：任延担任会稽都尉，征召龙邱苌为议曹。龙邱苌去世，任延亲自临丧，三天不上朝办公。《刘宠传》记载：刘宠担任会稽太守，离任时，有父老出来送行，说：“我们这些山谷中的鄙陋之人，未曾见识过郡府的朝会。”《南史·范云传》记载：范云担任竟陵王萧子良的主簿，恩宠冠绝府朝，也是这个意思。另外，汉代凡是官署都称为“寺”。《吴志·凌统传》记载：凌统统领军队路过本县，走进官署大门，见到长官恭敬尽礼。这说明在外地的官署也称为“寺”。

○《同话录》说：当今世上达官贵人称府称宅，地位低下的则称家。《尚书》说“五流有宅”，那么“宅”反而不如“家”字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士大夫互相称呼为“宅”，这个名称最为古老。《仪礼·士相见礼》说：“宅者，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敖继公说：“宅，是指未做官而居家的人。”《周礼·地官》载师篇说：用宅田来分配近郊的土地。郑康成注又说：宅田，是退休官员家庭所受的田。那么未做官和退休的家庭都称为“宅”罢了。

○借宿称为“次”。《春秋》庄公三年，冬天，鲁公驻军在滑地。《左传》说：军队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两晚叫“次”。《汉书》记载：周亚夫军队驻军在细柳。臣瓒也引用“过信为次”来解释它。这说明“次”是借宿时间较长的意思。如今人写文章，凡是到达某处，不论时间长短，动不动就说“次某处”，这是错误的。

○《礼记》说：“宦学事师，非礼不亲。”注解说：做官和求学都有老师。这大概是拘泥于《说文解字》以“宦”为“仕”的说法而强行附会的。求学有老师，做官难道有老师吗？不知道“宦”字原本就有做官和求学两种含义。《左传》记载：骊姬之乱后，晋国没有公族，等到成公即位，就让卿的嫡子做官作为公族。杜预注：宦，做官。这是以做官为“宦”的含义。赵盾在翳桑喂养饥饿的人，给他食物，留下了一半，说：“我求学两年了，不知道母亲是否还在世，现在离她近了，把食物留给她。”杜预注：宦，求学。这是以求学为“宦”的含义。

○二十八宿，“宿”字现在人都读作“秀”。然而《礼记》说：“宿离不忒，以初为常。”《说苑·辨物篇》说：天上的五星，运气于五行，所谓的“宿”，是日月五星停留的地方。那么“宿”字仍然应当读本音才是正确的。《说文解字》中“宿”字原本只有入声一个读音。白居易《赠溪翁》诗说：“辞翁向朝市，问我何官禄。虚言笑杀翁，郎官应列宿。”这是唐代人还读入声。《懒真子录》也说：二十八宿，也叫二十八舍，又叫二十八次。“舍”和“次”，都有止宿的意思，现在却读作“绣”，这是什么道理呢？然而庾信《哀江南赋》中“飞狄泉之苍鸟，起横江之困兽。地则石鼓鸣山，天则金精动宿”，说明六朝时已经读作去声。

○账簿，古人写作“帐”字。《北史》记载：宋世良在河内统计丁口，魏孝庄帝慰劳他说：“知道你统计的超过了原本的账册，如果官员都像这样用心，就等于又多出一个天下！”又后周苏绰开始制定计帐户籍的方法。《隋书》开皇十年诏书：“凡是流寓的人，都归属州县，垦田籍帐，都与百姓相同。”又《裴政传》记载：赵元恺制作职名帐，还没完成，刘荣说：“只需要口头奏报，不必制作账册。”等到奏报时，太子问账册在哪里。赵元恺说：“刘荣说不必制作账册。”《唐书·宇文融传》记载：核查账符，发现假造军功和逃亡丁口的很多。都写作“帐”。

○苏轼诗中有“老饕”的话，大概是说贪于饮食。查考以“饕”为贪饮食，只有《韵会》有这种说法，而《左传》中“饕餮”杜预注则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玉篇》也说：饕是贪财。那么“老饕”应当作“老餮”才是对的。然而《山海经》中饕餮本是恶兽名，又《吕氏春秋》说周鼎上的饕餮，有头无身，吃人还没咽下去，祸害就及于自身，用来示警。那么饕餮本是贪食的恶兽。杜注不过是因《左传》有“贪于饮

译“食，昌于货财，谓之饕餮”这句话，所以把“饕”和“餮”两个字分别归属于财和食。其实这种动物本来就是贪吃的野兽，缙云氏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贪婪冒进，就像这种野兽，所以人们借用它的名字来称呼他罢了。不必认为“饕”专指贪财、“餮”专指贪食。既然如此，那么苏东坡所说的“老饕”，也就没有说错了。

译○ 写《曲礼》：清洗过的器皿不再倒出其中的液体，其余的都要倒出。注解说这是指将液体传入其他器皿中。并没有人把“写”字当作别的意思来用。《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武帝设置了抄写书籍的官职，“写”字才开始有抄录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将液体从这个器皿注入那个器皿，含有传递的意思，所以借用来表示传抄书写的含义。《后汉书·窦融传》记载：窦融写信劝隗嚣投降，汉光武帝下诏说：“从天水来的人，抄录了将军责备隗嚣的信。”那么把“写”字当作抄录讲，已经很久了。○ 睬俗语中不理会人叫作“不睬”，也有其依据。《北史》记载：北齐后主高纬的穆皇后母亲，名叫轻霄，原本是穆子伦的婢女。皇后受封后，以陆令萱为母亲，从此不再理会轻霄。

○ 甄“甄”字，许慎《说文解字》注音为居延反，本来与“坚”同音。《吴志》记载：孙坚进入洛阳，在城南的甄官井中探得传国玉玺，孙坚认为“甄”与自己的名字相合，把它当作受命的符瑞。可见三国以前没有人把“甄”读作“之人切”的音。宋代大观年间，甄彻考中进士，当时林摅担任枢密院职务，唱名时把“甄”读作“坚”，皇上认为应当读作“真”音。林摅辩解，于是因不识字被罢免。那么宋代以前很久就读作“真”音了。庄绰《鸡肋编》认为这起源于三国，孙权即帝位，尊孙坚为武烈皇帝，江东的儒生于是避“坚”字的讳，因为读音相近，就把“甄”读作“真”了。《说文解字》中“颠”、“真”以“真”为声旁，“烟”、“咽”以“甄”为声旁，可见“甄”本来的读音是“坚”，而不是“真”。

○ 员吴曾《能改斋谩录》记载：《左传》中的“伍员”，陆德明《经典释文》注音为平声。然而《唐书》记载员半千的十世祖凝之，以忠烈自比伍员，因此改姓为员。《唐书音释》说读作王问切，那么就是去声了。张嘉贞推荐苗延嗣、吕太一、员嘉靖、崔训，他们都身居清要之位，每天参与议论政事。当时的谚语说：“令君四俊，苗吕崔员。”那么把“员”读作去声，从唐代就已经这样了。又《左传》记载：季孙行父修筑郓城。杜预注解说：现在的城阳姑幕县有员亭，员就是郓。员音云，又音运，那么“员”读去声并不从唐代才开始。

○ 犬犬就是狗。《月令》说孟春时节不要杀害幼虫、胎兽、夭折的幼兽和飞鸟。《说文解字》说未出生的叫胎，刚出生的叫夭。《吕氏春秋》却说：不要杀害幼虫、胎犬、飞鸟。高诱注解说：麝的幼崽叫犬，那么又有把犬当作麝子的人。这在《说文解字》、《玉篇》等书中都没有见到。

○ 隔窗户上有稀疏的木格可以采光，古代叫作绮疏，现在叫作〇子。按〇应当写作隔，意思是隔开内外。《夷坚志》说：走廊上排列着金漆凉隔子。《瓮牖闲评》写作亮隔，《渊海》则干脆写作格，说学士院的格子上有火燃烧的地方，太宗曾经夜里来到，苏易简已经睡下，急忙起床没有蜡烛，宫女从窗格递进蜡烛照亮他。后来把这当作玉堂的盛事，于是就不再更换。可见隔、格都有典故，俗写作〇的是错误的。

○ 都鄙世人把文雅的称为都，朴陋的称为鄙，这种说法由来最古。《诗经》说：确实美丽而且都雅。《国语》说：楚灵王建造章华台，让富都那竖来赞美。注解说：都，闲雅；那，美好。《楚辞》说：这种品德喜好闲习而都雅。《史记》说：司马相如的车马随从非常都雅。这些都是把都当作美好讲。《论语》说：说话吐气就能远离鄙陋悖谬。注解说：凡陋。《汉书》说：周勃做平民时，鄙朴庸人。曹大家《女诫》说：鄙人愚昧。这些都是把鄙当作庸陋讲。其实都、鄙两个字，大概原本就是周代的制度。都是天子诸侯居住的地方，声名文物汇聚之处，所以那里的士女仪容举止可观。鄙则是郊外以外的地方，一定多有朴实闭塞的人。就像现在人说的京样、京款、村气、乡气。颜师古则认为鄙字本作否，是蔽固不通的称呼，所以《尚书》说否德忝帝位，《史记》写作鄙德，因为字相同。（按王充《论衡》引用《论语》“子见南子”章“予所否者”，也说“予所鄙者”，是否鄙两个字古本通用。）那么鄙字自有凡陋的本义，不是田野的意思。又都是闲雅的称呼，也不是上京的意思。现在按《论语》说：先进于礼乐，是野人。不是指郊外的百姓吗？质朴胜过文采就是野，不是把郊外的人朴实闭塞，而直接把野当作朴陋的称呼吗？《左传》说：楚国的申舟经过宋国而不借道，华元说：“这是鄙夷我。”杜预注解说：把我等同于他们的边鄙。那么都美本于国邑，鄙朴本于郊野，是有来历的。师古的说法，不可信。况且都是凡建立宗庙的地方的通称，也不是专指京邑。而师古以上京来对应，那么他对都字的本义也没有深入考察。（按《周礼》中大都、小都在王城四百里、五百里之内，公卿及王子弟食采的邑，大司徒凡是建造都鄙。这就是所谓都鄙用助法，都指郊外之地。至于子产使都鄙有章，那么都是邑都，鄙是野鄙。）

○ 雅俗雅、俗两个字相对，见于王充《论衡·四讳篇》引用田文问其父田婴不收养五月子之说，说田婴是俗父，

译田文是雅子。然而，“雅”、“俗”这两个字大概起源于东汉时期。（另外，刘熙在《释名序》中有提到名号雅俗的说法。刘熙是汉末魏初的人，这更加证明“雅”、“俗”二字起源于东汉。）

译○猖獗

今人见到那些放纵横行、不可制约的人，就称之为“猖獗”，史传中也经常这样使用。然而“猖獗”还有别的含义。汉昭烈帝对诸葛武侯说：“我智谋浅薄短浅，于是导致失败。”王彪之对殷浩说：“无缘无故匆忙行事，先自招致失败。”刘善明对萧道成说：“不可以远离根本之地，自取失败。”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说：“你不能在内省察自己，在外听信流言，沉迷于失败之中，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金将张柔被蒙古打败，他的双亲被作为人质，张柔感叹说：“我承受国家深厚的恩德，没想到失败到了这个地步！”所有这些用法都有倾覆、失败的意思，与通常的解释不同。

○绝倒

今人遇到可笑的事情，常说“绝倒”。其实这两个字不仅形容可笑。《晋书·卫玠传》记载：王澄每次听到卫玠的言论，就叹息着倾倒在地。当时的人为此编了谚语说：“卫玠谈论玄理，平子（王澄）倾倒在地。”《世说新语》记载：王敦见到卫玠后，对谢琨说：“没想到永嘉之乱之后，又听到了正始之音。如果阿平（王澄）还在，应当又会说倾倒在地了。”《魏书·李苗传》记载：李苗阅读《周瑜传》，没有不赞叹倾倒的。这些都是说倾倒的意思。《北史·崔瞻传》记载：崔瞻出使陈国，经过彭城，阅读路边的碑文，没读完就倾倒在地。随从远远看见，以为他中了邪气。这块碑是崔瞻的父亲任徐州刺史时所立的，所以他哀伤感动。《隋书·陈孝意传》记载：陈孝意为父亲守丧，早晚哀痛祭奠，每发出一声哀哭，没有不倾倒的地的。这又是极力形容他悲痛的极致。只有《五代史·晋家人传》记载：出帝在守丧期间，纳他的叔母冯氏为皇后，酣饮歌舞，经过灵柩前，冯氏说：“皇太后的命令与先帝不适宜大庆。”左右的人都忍不住笑，出帝自己也倾倒在地。这与捧腹、鼓掌等字的意义相近罢了。然而《宋史·王登传》记载：王登半夜正在整理军务文书，幕僚唐舜申到来，王登忽然倾倒在地，五脏出血而死。元代赵秉文《杂拟》诗说：“不敢上高楼，只怕愁得倾倒。”那么宋元之间也不认为“绝倒”二字专指诙谐大笑。赵与时《宾退录》也引用卫玠的事，论述流俗将“绝倒”理解为大笑是错误的。

○饥、饿二字有别

“饥”和“饿”两个字也有区别。《淮南子·说山篇》说：宁愿一个月饥饿，也不愿十天饿困。注释说：饥，是食物不足；饿，是困乏。沈作喆《寓简》说：饥不是饿，只是没吃饱罢了。

○毫厘

王西庄在《十七史商榷》“毫厘”条中说“差人豪厘，谬以千里”，“厘”、“里”同属一个韵部，但有时写成“豪厘”二字，大概是传抄的错误；而用颜师古将“厘”注音为“离”，认为他不识字。按“豪厘”本是权度（重量和长度）的数值。《孙子算术》说：“蚕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豪，十豪为厘，十厘为分，十分为寸”，后人又将其移用于称重，所以权度都以豪毛起数，其字本应从毛，反而说“厘”字是传抄之误，未免是主观臆断。况且《史记·儒林传》中有禽滑厘，就是孟子所载的禽滑厘，可见“厘”、“里”二字原本相通，古代没有四声的区别，“厘里”是一样的。而一定要说由“厘”讹写为“里”，那就是说古代本来没有“厘”字，“豪厘”的“厘”，只应作“里”，不应作“厘”了。西庄最依据的是许慎的《说文解字》，然而《史记》中的禽滑厘、《汉书》中的刘屈厘，岑元熙任魏郡太守，人们歌颂他说“狗吠不惊，足下生厘”，这些字都在许叔重之前，难道汉人早就创造了别字吗？

●卷二十三○一二三言诗

孔颖达《诗正义序》说：诗用来表达志向，一个字则言语蹇涩而意思不能连贯。所以诗中出现的句子很少少于两个字，即“祈父”、“肇禋”之类。现在按古诗也有一言诗的。顾炎武认为《缁衣》章中“敝”字为一句，“还”字为一句。又《吴志》记载：历阳山石上的文字“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楚”字、“吴”字各为一句。这是一言诗。祚父、肇禋，刘勰也引为二字诗，但尚不是两个字就构成一个韵脚。《老子》“法本”章：“碌碌如玉，落落如山。”“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记》记载：田家的祝词说：“瓯娄满篝，汗邪满车。”以及《吴越春秋》黄竹之歌说：“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竟然以两个字相押韵了。《辍耕录》记载虞伯生咏蜀汉事说：“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暮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欤。”这又是通篇都是两个字一个韵脚，更是前人所未有的。中州韵入声似平声，所以蜀、术等字都与鱼、虞相押韵。古来通篇二言诗只有这一首。

○三言诗

三言诗，《金玉诗话》说起源于高贵乡公。然而汉代《安世房中歌》中的“丰草萋”及“雷震震”两章，《郊祀歌》中的“练时日”、“太乙贶”、“天马徕”等章，已经开创了这种体裁，所以不始于魏末。刘勰又引用《喜起歌》

译三言诗是诗歌体裁之首，而人们说五言诗大多形成于西汉时期。大概《国风》中“山有榛，隰有苓”，《周颂》中“缓万邦，屡丰年”之类的诗句，古诗中原本就有这种句式，只是汉初将其作为全篇，于是三言诗便成为一种独立的体裁罢了。后世也很少有人创作三言诗。《刘伯温集》中有一篇《思美人》。《怀麓堂诗话》记载：罗明仲认为三言诗也可以成为一种体裁，于是拿出“树”、“处”两个韵脚，催促李东阳题写扇子。李东阳提笔题写道：“扬风帆，出江树。家遥遥，在何处。”又有鄞县人金埴专门擅长三言诗，作品多达千篇，如今已经失传。近日朱彝尊、查慎行偶尔也创作三言诗。

译○四言诗 四言诗，应当以《舜典》中的《喜起之歌》为开端，大禹所训诫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等六句，也是其滥觞。《诗经三百篇》之外，如《帝王世纪》所载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尚书大传》所记载的《卿云歌》：“明明上天，灿然星陈。日月光华，宠于一人，鼓长乎鼓之，轩乎舞之。精华既竭，褰裳去之。”又有《涂山歌》：“绥绥白狐，九尾庞庞。”《左传》所载的《虞人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穆天子传》所载的《西王母谣》：“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战国策》所记载的荀卿所作之歌说：“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这些诗歌的音节都简练高贵、古朴典雅，纵然出自后人的拟作，也绝非汉代以后的人所能企及。大概周、秦以上以及汉初的诗歌都是四言体，自从五言诗兴起，四言诗就逐渐减少了。然而汉、魏、六朝时期也还有创作四言诗的人。《文心雕龙》认为韦孟的讽谏诗是四言诗的开创者，此后如司马相如的《封禅颂》、傅毅的《迪志》诗、张茂先的《励志》诗、陶渊明的《停云》诗，都是其中的杰出作品。唐代以后，四言诗就几乎绝迹了，如李白的“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以及柳宗元的《皇雅》，都仅是偶尔可见的作品。苏轼作《观棋诗记庐山白鹤观事》：“不闻人声，但闻落子。”也是偶尔为之。方岳在《深雪偶谈》中说：五言以上的诗歌，世人往往能充分发挥各自的才华，唯独四言诗往往不能写得精巧。刘克庄认为这是因为《诗经三百篇》在前，形成了传统。

○五言 汉初的郊庙乐歌，只有三言、四言以及长短句，没有所谓的五言诗。《文心雕龙》说：汉成帝品评收录了三百余篇诗歌，其中没有五言诗。大概在西汉时期，五言诗还是一种新创的体裁，所以甄录时未能顾及。五言诗断定以《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武、李陵赠答诗》为开端，《十九首》有人说是枚乘所作，其中《孤竹》一篇则是傅毅所作，大概因为汉武帝喜好文辞，所以当时的才子们各自争奇斗艳，创制了这种体裁，这实际上也是天地自然存在的一种形式，到了时候就会显现，无法隐藏。刘勰又说：《召南·行露》已经开启了半章五言的先河，《孺子歌》《沧浪歌》也有完整的五言曲调，那么五言诗的历史就很悠久了。他又说：四字诗紧密而不急促，六字诗舒缓而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言或五言，大概是顺应时机的权衡之道。钟嵘又以夏歌中的“郁陶乎余心”作为五言诗的滥觞。查考《诗经三百篇》中五言的单句固然数不胜数，如《小雅》中的“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齐”，“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等句，都已经连续使用五言，只是没有制成完整的篇章罢了。汉初的人们本此基础将其发展为完整的篇章，于是形成了五言诗体。至于像“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这几句连续使用“或”字，又是韩愈《南山》诗所本。

○六言 任昉说：六言诗始于谷永。然而刘勰说：六言、七言，杂出于《诗经》和《楚辞》。现在查考《毛诗》中的“谓尔迁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等句，已经开启了六言的先端，那么六言诗就不始于谷永了。或许谷永本此体裁创制了完整的篇章，从而自成一家。然而谷永的六言诗现在已不传。《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孔融所著的诗、颂、碑文、六言、策文、表檄。其中所说的六言，大概就是指六言诗，现在也不传了。《北史》记载：阳俊之作六言歌词，在世俗间流传，名为“阳五伴侣”，抄写后出售。阳俊之曾经路过集市，想要取来修改。卖的人说：“阳五，是古代的贤人，您知道什么，竟敢议论！”阳俊之大喜。那么阳五又专门以此见长，而且世俗竞相仿效可知。然而现在也不传了。大概这种体裁本来就不是天地自然的音节，所以虽然精巧，终究不能进入大方之家。古代的六言诗偶尔可见。《文选》注引董仲舒《琴歌》两句，又乐府诗“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边孝先《解嘲》“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满歌行》“命如凿石见火，居世竟能几时。”《三国志注》记载：曹丕答复群臣劝进的书信中，自述所作诗歌说：“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北史·綦连猛传》记载：童谣说：“七月刈禾太早，九月敢羔未好。本欲寻山射虎，激箭旁中赵老。”《唐书》记载：中宗赐宴群臣，李景伯歌唱说：“回波尔持酒卮，微臣职在箴规。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宜。”这些都是六言诗见于史传的例子。至于王维等人又以此创制为绝句小律，也显得波峭可喜。

译○七言诗

《金玉诗话》认为七言诗起源于柏梁台联句。然而刘勰认为七言诗出自《诗经》和《楚辞》，孔颖达举出“如彼筑室于道谋”作为七言诗的开端。然而不仅如此，像“自今伊始岁其有，君子有谷贻孙子”这样的句子还有很多。顾炎武认为《楚辞》中的《招魂》、《大招》去掉“些”“只”等语气词就是七言诗。查考“迁藏就岐何所依，殷有惑妇何所讥”等句子，本来就没有“些”“只”，那么确实是七言诗，只是还没有作为完整的篇章。到了柏梁台联句，全篇都是七言，所以后世认为七言诗始于柏梁台。然而古代也有完整篇章的七言诗。皇娥倚着瑟清唱道：“天清地旷浩茫茫，万象回薄化无方。氵含天荡荡望沧沧，乘桴轻漾著日旁。”这或许是秦、汉之间的人拟作的。至于《灵枢经》说：“凡刺小邪日以大，补其不足乃无害，视其所在迎之界。”宁戚的《饭牛歌》：“短布单衣适至〇，长夜漫漫何时旦。”茅〇之前的民谣说：“神仙得者茅初成，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洲戏赤城，继世而起在我盈。”以及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汉初有《鸡鸣歌》：“东方欲明星烂烂，汝南晨鸡登坛唤。曲终漏尽严具陈，月没星稀天下旦。”《安世房中歌》也有“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的句子，那么全篇都是七言，也并非始于柏梁台。至于《吴越春秋》所载的《穷劫》等曲子，全篇都是七言，那是后汉赵长君所作，不能说吴越时期就有这种体裁。白起是战国时期的人，在伍子胥之后，而《穷劫篇》反而引用白起来比喻伍子胥，尤其明显可以看出是伪作。赵长君的本传说他作了《吴越春秋诗细》，蔡邕读了叹息，更加可以相信这些诗是赵长君所作。

○八言诗

世间很少有八言诗。《汉书·东方朔传》：东方朔有八言、七言诗上下篇。晋灼说：八言、七言诗，各有上篇和下篇。然而现在已经失传。《诗经》中只有“我不敢效我友自逸”一句，顾炎武以“胡瞻尔庭有县〇兮”为八言，然而“兮”字还是语气助词，不是诗中的实字，此外也不常见。《旧唐书》：卢群在吴少诚的宴席上，作歌讽谏他说：“祥瑞不在凤凰麒麟，太平须得边将忠臣。但得百僚师长肝胆，不用三军罗绮金银。”这首是全篇八言。其他如李贺“酒不到刘伶坟上土”，宋人李端叔《题王循书院壁》有云“不爱尔井泉百尺深，不爱尔庭树千丈阴”，元人戴帅初《题范文正公黄素小楷》诗“有耳不听下里巴人，有手不写《剧秦美新》”，都只是一两句，而全篇仍然是七言。

○九言诗

挚虞以《洞酌篇》为九言诗，颜延之则认为诗体本来没有九言的，挚虞的论断不能作为依据。《怀麓堂诗话》又说九言诗起源于高贵乡公，鲍照、沈约也有九言诗。唐代则有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湍”，杜甫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风露寒之玉壶”也是九言。杨慎又引用杜甫“男儿生不成名死已老”作为九言诗的开端，顾炎武则引用“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作为九言诗的开端，然而都不是全篇都是九言。《珊瑚网》记载：元代天目山僧人明本有《梅花诗》说：“昨夜东风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滚入沙滩坳。野树古梅独卧寒屋角，疏影横斜暗上书窗敲。半枯半活几个蓓蕾，欲开未开数点含香苞。纵使画工善画也缩手，我爱清香故把新诗嘲。”这首是全篇都是九言。至于杨慎也有《梅花诗》说：“元冬小春十月微阳回，绿萼梅蕊早傍南枝开。折赠未寄陆凯陇头去，相思忽到卢仝窗下来。歌残水调沉珠明月浦，舞破山竿碎玉凌风台。错认高楼三弄叫云笛，无奈二十四番花信催。”这首又开创了九言律诗。（元好问《答张教授仲文》诗，全篇都是七言古诗，其中唯独有一句是九言，“疑作金荃怨曲兰畹词”云云。自注说：七言长体，其中一句独为九言，韦庄有这种体裁，李贺也有这种体裁。）

译○十言十一言《怀麓堂诗话》又说：诗中有十字句的，李白的诗“黄帝铸鼎于荆山炼丹砂，丹砂成骑龙飞上太清家”就是。有十一字句的，杜甫的诗“玉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苏轼的诗“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就是。

○五七律排五七言律诗和排律虽然由初唐沈佺期、宋之问等人创立，但六朝时期已经开了先河。刘勰说：左边受阻就寻找右边，末尾滞涩就探讨前文。那么声音在口中流转，清脆如玉振，辞藻在耳边柔美，圆润如珠串。似乎已经研究了声律。沈约《八咏诗》说：“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秋至悯衰草，寒来悲落桐。夕行闻野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这已经完全是五言律诗，只有第七、八两句失粘罢了。至于阴铿《安乐宫诗》：“新宫实壮哉，云里望楼台。迢递翔仰，联翩贺燕来。重檐寒雾宿，丹井夏莲开。砌石披新锦，雕梁画早梅。欲知安乐盛，歌管杂尘埃。”则已经完全符合律诗的体制。梁简文帝《春情》一首，温子升《捣衣》一首，王褒《北山》一首，陈后主《听筝》一首，又都是七言诗，对仗极像七言律诗，只是篇末夹杂了两句五言罢了。薛道衡《昔昔盐》：“垂柳覆金堤，蘼芜叶复齐。水溢芙蓉沼，花飞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织锦窦家妻。关山别荡子，风月守空闱。常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盘龙随镜隐，新凤逐帷低。飞魂同野鹊，倦寝忆晨鸡。暗牖通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岁往辽西。一去无消息，谁能惜马蹄。”这又是五言排律的滥觞。蔡孚《打球篇》说：“德阳宫北苑东陬，云作高台月作楼。金锤玉蓥千金地，宝仗绸纹七宝球。窦融一家尚三主，梁冀频封万户侯。容色从来荷恩顾，意气平生事侠游。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红鬣锦环风骤骥，黄络青丝电紫骝。奔星乱下花场里，初月飞来画杖头。自有长鸣须决胜，能驰骏足满先筹。曹王漫说弹棋妙，剧孟休矜六博投。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绕垂旒。”这又是七言排律的滥觞。

○绝句杨伯谦说：五言绝句，是唐初由六朝《子夜歌》体演变而来的。七言绝句，初唐时还很少，中唐时逐渐增多。然而梁简文帝《夜望单雁》一首，已经是七言绝句了等等。现在查考《南史》，宋晋熙王刘昶投奔魏国，在路上慷慨地作了断句诗说：“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梁元帝投降魏国，在被幽禁逼迫时作了四首绝句，其中一首说：“南风且绝唱，西陵最可悲。今日还蒿里，终非封禅时。”称为断句，称为绝句，那么宋、梁时已经称绝句了。柳恽《和梁武景阳楼篇》说：“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流。”陈文帝时，陈宝应起兵，沙门慧标作诗送他，说：“送马犹临水，离旗稍引风。好看今夜月，当照紫微宫。”隋炀帝宫中侯夫人诗：“饮泣不成泪，悲来翻强歌。庭花方烂熳，无计奈春何。”萧子云《玉笥山》诗：“千载云霞一径通，暖烟迟日锁溶溶。鸟啼春昼桃花坼，独步溪头探碧茸。”虞世南《袁宝儿》诗：“学画鸦儿半未成，垂肩大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宠，长把花枝傍辇行。”那时还没有律诗，而音节和谐已经像这样，难道不是五、七言绝句的滥觞吗？《诗注源流》说：绝句，就是截句。如果后两句对仗，就是截取律诗的前半首；前两句对仗，就是截取律诗的后半首；四句都对仗，就是截取中间四句；四句都不对仗，就是截取前后四句。所以唐人把绝句称为律诗。李汉编《昌黎集》，凡是绝句都收入律诗中。白居易也以绝句编入格诗中。

○三五七言三五七言诗起于李白：“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这是它的滥觞。刘长卿《送陆澧》诗说：“新安路，人来去。早潮复晚潮，明日知何处。潮水无情亦解归，自怜长在新安住。”宋代寇准《江南春》诗说：“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金代赵秉文诗说：“秋风清，明月明。白露夜深重，白云秋晓轻。梦回酒渴呼童起，枕上辘轳三两声。”近日查慎行《咏帘》一首，从一字到七字，又是一种创体。

○长短诗《诗经》中间有用长短句的，如“山

译《诗经》中“山有榛，隰有苓”这一章，真是绝妙的曲调。到了汉代，这类作品就更多了。《安世房中歌》中“我定历数”这一章，四言、七言、三言交错纷繁，构成篇章。乐府《日出入》一首说：肃穆地遵循旧典，“太阳的出入哪有穷尽，时代世事与人类不同。所以春天不是我的春天，夏天不是我的夏天，秋天不是我的秋天，冬天不是我的冬天。平静如四海之池，遍观这些现象又能说什么呢？我知道所乐之事，独自以六龙为乐。六龙的调御，使我的心安定。訾黄为何不下来！”这是后世长短句的祖源。又有汉武帝《李夫人歌》：“是她吗？不是她吗？站立着远望，为什么姗姗来迟。”《汉书》中《燕王歌》：“回到空城啊，狗不叫，鸡不鸣。横街多么宽阔啊，深知国家无人。”○乐府《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制定郊祀的礼仪，于是设立乐府，采集诗歌夜间吟诵。有赵、代、秦、楚等地的民歌，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荐司马相如等人创作诗赋，以配合八音的调式，作十九章之歌。颜师古说：乐府的名称，大概起源于此。（按司马迁《乐书》说：当今皇帝即位，作十九章，令李延年次序其声等等。那么十九章乐府中有汉武帝自己创作的作品。按十九章中有不是臣下敢说的话语，如《日出入》中的“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等句，难道是代言者所能做的吗？）又《乐志》说：汉代郊庙诗歌，内有掖廷材人，外有上林乐府，都将郑声用于朝廷，所以哀帝时废除了它。然而百姓浸染日久，依然如故。《文心雕龙》说：汉武帝设立乐府，总括赵代之音，摄取齐楚之气。李延年以曼声协律，朱买臣、司马相如以骚体制作歌辞。桂华杂曲，华丽而不合经典。赤雁群篇，靡丽而非正统。河间献王雅正而不被采用，所以汲黯讥讽天马。那么乐府本来就不是雅乐。又说：轩辕时代的鼓吹，汉代的铙歌挽歌，都出自乐府。所以乐府有铙吹等曲。○六句律诗律诗有六句便成一首的。李白《送羽林陶将军》说：“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怀拔剑舞龙泉。莫道同人无胆气，临行将赠绕朝鞭。”这是六句律诗的首例，以后只有白居易最多。如《寒闺夜》一首，《县西郊秋寄马造》一首，《留题杭州郡斋》一首，《感芍药花寄正一上人》一首，《孤山寺石榴花》一首，《卢侍御妓乞诗》一首，都用此体。《昌黎集》中也偶尔有之，如《谢李员外寄纸笔》一首说：“题是临池后，分从起草余。兔尖针莫并，茧净雪难如。莫怪殷勤谢，虞卿正著书。”这又是五言的六句律诗体。

译○ 拗体七律 拗体七律，如“郑县亭子涧之滨，独立缥缈之飞楼”之类，《杜少陵集》中最多，这是专门采用古体诗法，不协调平仄。中唐以后，李商隐、赵嘏等人创立了一种体式，将第三、第五字的平仄互换，如“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之类，别有一种击撞波折的情致。到了元好问（元遗山）又创立了一种体式，拗处在第五、第六字，如“来时珥笔夸健讼，去日攀车余泪痕”，“太行秀发眉宇见，老阮亡来樽俎间”，“鸡豚乡社相劳苦，花木禅房时往还”，“肺肠未溃犹可活，灰土已寒宁复燃”，“市声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冷猿挂梦山月瞑，老雁叫群江渚深”，“春波淡淡沙鸟没，野色荒荒烟树平”，“青山两岸多古木，平地数峰如画屏”，“长虹夜饮海欲竭，老雁叫群秋更哀”，“东门太傅多祖道，北阙诗人休上书”之类，他的诗集中不可枚举，但后人习用这种体式的很少。

○ 律诗不属对 唐代律诗第三、第四句有不讲究对仗的。如李太白《牛渚西江夜》、崔灏《黄鹤楼》诗之类。然而第五、第六句却没有不对仗的。只有白居易有全首都不对仗，但平仄非常协调的作品，他自己编入格律诗中。如《重题西宁寺牡丹忆元九》诗说：“往年曾向东都去，曾叹花时君未回。今年况作临江别，惆怅花前又独来。只愁离别长如此，不道明年花不开。”那么律诗中又有这一种体式了。然而除了白居易之外，也很少有人作这种诗。

○ 律诗兼用两韵 郑谷与僧人齐己等人共同制定近体诗的格律，一叫葫芦韵，一叫辘轳韵，一叫进退韵。所谓葫芦韵，是先押两个韵脚，后押四个韵脚；辘轳韵，是双出双入；进退韵，是一进一退。《湘素杂记》说郑谷的进退格，两个韵脚押某韵，另外两个韵脚又押某韵，如先押十四寒两个韵脚，再押十五删两个韵脚。然而这种体式是双出双入，而不是一进一退。现在考察黄庭坚《谢送宣城笔》诗说：“宣城变样蹲鸡距，诸葛名家捋鼠须。一束喜从公处得，千金求买市中无，漫投墨客摹科斗，胜与朱门饱蠹鱼。愧我初无草玄手，不将闲写吏文书。”这首诗前两个韵脚押七虞，后两个韵脚押六鱼，这就是所谓的双出双入。苏轼《题南康寺重湖轩》诗说：“八月渡重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千万里，投老得归无。”这首诗以鱼、虞两个韵脚相间押韵，就是一进一退。《清波杂志》说苏轼自己跋语说律诗可以用两个韵，并引用李诚之《送唐子方》两押山难字作为证据，却不知道李诚之本是用进退格。

○ 回文诗 回文诗，世人都认为始于苏蕙。然而刘勰说：回文诗兴起，以道原为始。那么就不是起于苏蕙了。道原不知姓什么，是什么时代的人，按悔庆生注《文心雕龙》说：宋代有贺道庆，作四言回文诗一首，共十二句，从尾读到首，读也成韵。刘勰所说的道原，或许就是道庆的讹误？但道庆是宋人，而苏蕙是前秦人，那么苏蕙仍在道庆之前，而刘勰说始于道原，意思或许是当时南北朝分裂，苏蕙所作尚未传播到江南，而道庆在南朝确实创立了这种体式，所以认为他是首创。现在道庆的回文诗不传，只有苏蕙的诗见于记载，也叫《璇玑图》，其序说：前秦安南将军窦滔带着宠姬赵阳台赴任，而把妻子苏蕙留在家里。苏蕙在锦缎上织回文题诗二百余首，成八百余字，纵横反复，都成为文章，名叫《璇玑图》，寄给窦滔。窦滔被她的深情感动，于是迎回苏氏而遣走赵阳台。这是回文诗的始祖。《北史·邢臧传》：邢臧与裴敬宪、卢观等人一起读《回文集》，只有邢臧最先读懂。《东观余论》说：《璇玑图》读者只懂得外围的七言，至于其中大多不能读。少常沈公也说词句脱落，读不成文。不知道这首诗本来是用五色丝织成，因此区别三、四、五、七言的不同，后人流传，不再使用彩色丝线，所以迷失了句读。我在洛阳，在王晋玉处得到程士南仿效此诗并加以解释，然后才明白，这首诗本来没有错漏。（李淑真《璇玑图记》：璇玑，是天盘；经纬，是星辰运行的道路；中间留一眼，是天心。极星不动，大概运转不离一度之中，所谓居其所而斡旋之。处在中间一方，是太微垣，是迭字四言诗。另外两方，是紫微垣，是四言回文。两方之外，四正方向是五言回文，四维方向是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方向是交手四言诗，其文不回文；四维方向是三言回文诗，可以周流而读的。）苏蕙之后，很少有继承者。《隋书

译《王劭传》记载：有个人在黄凤泉沐浴，得到两块白石，石上颇有纹理。王劭于是依附着石上的纹理，将其视为文字，又将这些文字回环交错，写成二百八十首诗，呈献给朝廷。这大概是模仿苏蕙回文诗的体例，但如今已经失传。唐代只有皮日休、陆龟蒙偶尔创作此类作品，宋代以后则无人不写了。

译○叠字诗 叠字词，如“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等句，连续使用六个叠字，这是创制的体例。《沧浪诗话》说：《古诗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一连六句，都使用叠字，今人必定认为句法重复，古诗正不应该以此论断。韩愈《南山》诗：“延延离又属，〇〇叛还觐。喁喁鱼闯萍，落落月经宿。りり树墙垣，〇献〇献架库厩。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〇。敷敷花披萼，〇〇屋摧ニ。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起起出犹奔，蠢蠢骇不懋。”大概也是仿效这种写法。后人于是转而认为以这种写法为工巧，有在一句中叠用三个字的。吴融《秋树》诗说“一声南雁已先红，槭槭凄凄叶叶同”就是这样。有在一句内连用三个字的，如刘驾说“树树树梢啼哓莺，夜夜夜深闻子规”就是这样。有在两句中连用三个字的，如白居易说“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就是这样。有在两句中叠用四个字的，如柳宗元诗说“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就是这样。又宋代人《咏西溪》说“湾湾湾处复湾湾”，蔡禅师十元诗“了了了时无可了，元元元处亦须诃”，也都是以此取奇，然而不过全诗中一句罢了。只有白居易《题天竺寺》诗说：“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这则是六句都使用叠字，更是创制的格律，然而尚不失为大方。南宋只有杨万里《水月寺》诗“低低桥入低低寺，小小盆盛小小花，”又《红锦黄花》诗说“节节生花花点点，茸茸丽日日迟迟”，则已经纤巧轻佻。方回《石头田》诗：“昼欲求一淘，有灶无灶烟。夜欲求一榻，有屋无屋椽。”颇为峭拔辛辣可喜。至于如金人麻知几《答何正卿》一首，（〇〇蠢蠢何等民，矫矫亢亢为守贞。昂昂藏藏独异俗，落落莫莫不厌贫。归欤归欤且糊口，凤兮凤兮德衰久。乐云乐云无弦琴，命乎命乎一杯酒。匪鳝匪鲔故为藏，避言避色必也狂。至道至刚秣吾马：爱清爱净修我墙。用之舍之时所系，晋如摧如宁复计。暖然凄然任春秋，优哉游哉聊卒岁。）元诗僧明本《松月》诗一首，（天有月兮地有松，可堪松月趣无穷。松生金粉月生免，月抱明珠松化龙。月照长空松挂衲，松回禅定月当空。老僧笑指松头月，松月何妨一处供。）明人舒芬《春景》诗一首，（春风春日竞春花，春水春山春景佳，新柳马头恋莺莺恋柳，好花迷蝶蝶迷花。寻芳事入寻芳伴，买酒人投卖酒家。去是路兮来是路，马头相对日头斜。）《尧山堂外记》记载倭人过西湖诗一首，（天连泗水水连天，烟锁孤村村销烟。树绕藤萝萝绕树，川通巫峡峡通川。酒迷醉客客迷酒，船送行人人送船。此会应难难会此，传今话古古今传。）都庸俗不足供人喷饭了。

○联句 《雪浪斋日记》说：韩愈联句，古时没有这种写法，自韩愈斩新开辟。范景文也说：韩愈联句有跨句的，谓连续作第二三句，如《城南》等作品就是这样。有一人一联的，如《会合》、《遣兴》等作品就是这样。有一人四句的，如《有所思》等作品就是这样。《渔隐丛话》则说，谢宣城有联句七篇，陶渊明有联句一篇。是六朝已有这种写法。然而联句究应当以汉武帝柏梁台联句为始。《文心雕龙》说联句共韵，是柏梁台联句的余制。现在考察六朝联句，也不止陶、谢二人。《南史》：谢晦将被杀戮，与兄子谢世基联句。世基诗说：“伟哉横海鳞，壮矣垂天翼。一旦失风水，翻为蝼蚁食。”谢晦诗说：“功遂侔昔人，保退无智力。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梁元帝与武陵王纪交兵，元帝作诗说：“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纪之子萧圆正被收押在狱中，乃连句说：“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又《沈怀文传》：隐士雷次宗还庐江，何尚之设宴饯行，文士全部聚集，作边句诗，沈怀文所作尤其美好。《北史》：薛孝通等在孝文帝面前，以忠为韵，元翩说：“圣主临万机，享世永无穷。”薛孝通说：“岂惟被草木，方亦乃昆虫。”元翌说：“朝贤既济济，野苗又芄芄。”皇帝说：“君臣作鱼水，书轨一华戎。”孝

译通说：“微臣信庆渥，何以答华嵩。”这些都是六朝人的连句作品，只是当时称为连句，不叫联句罢了。方勺的《泊宅编》又引用刘中垒的话说：“泥中中露卫，二人名式微”这首诗，大概是两个人所作，认为是联句的起源。这未免有些牵强附会。至于古人的联句，大抵是先分定韵脚然后才写成诗。梁武帝在华光殿联句，曹景宗来得最晚，诗韵已经用尽，沈约把剩下的“竞”、“病”两个字给了他。说是剩下的两个韵脚，那就是分韵之后所剩余的韵脚。《陈后主集》中有《序宣猷堂宴集五言》说：剖开竹筒抽取韵脚来赋诗吟咏，按照抽取韵脚的多少，依次使用。在座有江总、陆瑜、孔范等三人。后主诏令抽取到迮、格、白、易、夕、掷、斥、拆等韵脚，众人的诗所用韵脚与所得韵脚的次序前后完全相同，不曾有错乱。由此可知古人联句，先抽取竹筒里的韵字，各自依据所得到的韵脚，按顺序赋诗，正如同后世的韵格一样。（《杜集》中有《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又有《与李之芳宇文或三人联句》，那么唐人的联句也不自韩愈开始。）

译○柏梁体 汉武帝在柏梁台设宴，命人作诗，每人各写一句，每句都押韵，后人便把每句都押韵的诗体称为柏梁体。然而在柏梁台赋诗之前，如汉高祖的《大风歌》、荆轲的《易水歌》，又如《灵宝谣》：“吴王出游观震湖，龙威丈人山隐居。北上包山入灵墟，乃入洞庭窃禹书。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长传百六初。若强取之丧国庐。”可见这种诗体早已存在，并非从柏梁台赋诗才开始。只是联句中每句都押韵的，才不称为柏梁体。

○和韵 刘贡父《诗话》记载：唐代唱和诗有次韵（先后顺序不变），有依韵（同在一个韵部）。如张文潜《离黄州》诗和老杜《玉华宫》诗就是这样。有用韵（使用对方的韵脚但不必和诗），如韩愈使用皇甫湜“山火”韵之类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和诗但不和韵的，如贾至《早朝大明宫》之作，王维、岑参、杜甫都有和诗却不用它的韵脚。次韵实际上始于元稹、白居易。元稹《上令狐相国书》说：韵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白居易能写诗，穷尽声韵之妙，有时千言，有时五百言律诗，互相投寄。我自知不能超过他，往往戏排旧韵，另谐新调，称为次韵，大概是想以难相挑逗罢了。《困学纪闻》也说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没有和韵的。唐代开始有用韵，指同在一个韵部中。后来有依韵，但不按次序，最后有次韵，从元稹、白居易开始，到皮日休、陆龟蒙时这种体式才成熟。《珊瑚钩诗话》也说：前人作诗，从未和韵，自从元稹、白居易任二浙观察使，往来置邮筒互相唱和，才开始依韵，而且多至千言，篇章非常丰富。他们自我炫耀说：“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只有您和我罢了。”难道诗人的豪气，都爱矜夸吗？这是和韵始于元稹、白居易的明证。然而当时刘长卿《余干旅舍》说：“摇落暮天迥，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而张籍《宿江上馆》说：“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未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这两首诗极像次韵，难道是无意巧合吗？还是仰慕元稹、白居易而效仿他们呢？查《洛阳伽蓝记》记载：王肃入魏，舍弃江南故妻谢氏，而娶魏元帝的女儿。故妻寄诗说：“本为筐下蚕，今为机上丝。得路遂腾去，颇忆缠绵时。”他的继室代答，也用了丝、时两个韵脚。叶石林《玉涧杂书》说：《类文》有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忏悔诗，说仍取王筠的韵脚。那么六朝已有这种体式，以后很少人这样做，直到元稹、白居易才确立为格律。

○集句 《梦溪笔谈》说集句从王安石开始，如“风定花犹落（谢贞诗），鸟鸣山更幽（王籍诗）”之类，有多至百韵的。《后山诗话》也说王安石晚年喜欢集句，黄庭坚认为这正堪一笑。然而这种体式实际上不从王安石开始。《金玉诗话》及《蓼花洲闲录》说：宋初已有集句，到石曼卿时遂大著。他曾有落第集句说：“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嫦娥何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沾命，豺虎从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著朱骑马定何人。”石曼卿又以“月如无恨月常圆”对“天若有情天亦老”，那么确实不从王安石开始了。其他集句流传于后世的，孙应以韩诗“排云叫阊阖”对杜诗“奏赋入明光”，蔡天启以“梨园子弟白发新”对“江州司马青衫湿”，“临邛道士鸿都客”对“锦里先生乌角巾”，闽人林震以“与尔同消万古愁”对“劝君更尽一杯酒”，“流水无言草自春”对“青山有恨花初谢”，“杨州十里小红楼”对“天下三分明月夜”，陆游“我亦轻余子，君当恕醉人”，元好问“白首放歌行纵酒，清朝有味是无能”，“黄鹤一去不复返，白鸥万里谁能驯”，“事殊兴极忧思集，天澹云闲今古同”，都拼凑得如无缝天衣。又如孙仲衍《集句挽朝云》诗：“家住钱唐东复东，偶来江外寄行踪。三湘愁鬓逢秋色，半壁残灯照病容。艳骨已成兰麝土，露华偏湿蕊珠宫。分明记得还家梦，一路寒山万木中。”更觉清切浑成，如出一手。而晁美叔曾以集句示刘贡父，贡父说：“你高明的见识，何至于做这种伎俩？集古人句，譬如蓬荜之士，适逢佳客，既无自己的庖厨，而器皿肴蔌悉假贷于人，意欲强学豪奢，而寒酸之气终是不脱。”东坡《答孔毅

译《父集句见赠》中也说：“羡慕你戏作集他人诗句，指挥市井之人如同孩童。天边的鸿鹄不易得到，便让它们与家鸡配对。韩愈惊笑杜甫哭泣，问你长期借用何时归还。世间好事世人共享，明月自然照亮千家的台阶。”贡父、东坡的议论固然恰当，然而因难见巧，也是文人游戏笔墨的一个方面。《萤雪杂说》中又有集杜诗如“扈圣登黄阁（出自《赠严阁老》），亨衢照紫泥（出自《赠太常卿》）。泥融飞燕子，地僻舞〇鸡（均出自绝句）。献纳纡皇誊（出自《赠鲜于京兆》），衣冠拜紫宸（出自《太岁日诗》）。”这又是集杜诗的开端。又如文天祥集杜诗多达二百首。查考晋代傅咸已有集经诗，其《毛诗》一篇说：“聿修厥德，令终有ㄈ。勉尔遁思，我言维服。盗言孔甘，其何能淑。谗人罔极，有腼面目。”这确实是集句的起源，并非从宋代才开始。至于近日朱竹〇《蕃锦集》割裂成句，填入词谱，则是全新的创举，前人未曾有过。

译成语、佳对、集句固然可见巧思，但终究是汇集古人的诗句罢了，至于从经史中摘取成语作为佳对的也有。如《百斛明珠》所载：韩玉汝治理秦州崇尚严刑，百姓说：“莫逢韩玉汝。”有个叫孙临的人，对以“可怕李金吾”。东坡诗：“君特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又一联：“人言卢〇巳是奸邪，我觉魏徵但妩媚。”后来陆放翁使用了它。放翁又有“国家科第与风汉，天下英雄惟使君”的诗句。又梅执礼诗：“天之未丧斯文也，吾亦何为不豫哉。”《后山诗话》“二十四考中书令”，王平甫对以“万八千户冠军侯”。王安中《元旦致语》：“君子有酒多且旨，化国之日舒以长。”朱新仲诗：“此时老子兴不浅，旦日将军幸早临”，“何以报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黄金〇”。吴师道“丈夫不学曹孟德，生子当如孙仲谋”，“平生能著几两屐，长日惟消一局棋”。近日厉樊榭“谁其云者两黄鹄，我欲遗之双鲤鱼”，严海珊“春水方生公速去，桃花净尽我重来”。我的朋友沈佩兰有诗句说：“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此生能著几两屐，一日须倾三百杯”都极为工整。

借对法，三人诗赋多用字音借对的方法。张子容《逢孟浩然》诗：“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借“柏”字作“百”字。张乔《月中桂》诗：“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借“下”字作“夏”字。刘宾客“清秋方落帽，子夏正离群”，不仅“夏”对“秋”，而且“子”也借作“紫”对“清”字。梁揆《雕鹗离风尘》诗：“高腾霄凤渚，下睨塞鸿宾”，借“渚”字作“主”字。杜甫《哭李常侍》诗：“次第寻书札，呼儿检赠诗”，借“第”字作“弟”，对“儿”字。刘禹锡：“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借“鸿”字作“红”字。东坡“通印子鱼，披绵黄雀”，借“子”作“紫”字。沈括说：“自朱耶之狼狈，致赤子之流离”，不仅“赤”对“朱”，“耶”对“子”，而且“狼狈”、“流离”乃是兽名对鸟名。又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也是以“杨”借“羊”字。《萤雪杂说》记载省题诗：“天子居丹〇，廷臣献六箴”，“白发不愁身外事，六幺且听醉中词”，都以“六”借作“绿”字。《东门种瓜》诗：“青门无外事，尺地是生涯”，以“尺”字借作“赤”字。陈傅良《仲秋治兵赋》说：“当诸夏之偃武，必仲秋而治兵”，又《周以宗强赋》：“故苍〇之兴起，始诸姬而阜康”，以“诸”字借作“朱”字。《石林诗话》：王荆公诗：“自喜田园安五柳，但嫌尸祝扰庚桑”，人们只知道“柳”对“桑”，不知道“庚”也是数，大概是以十天干之数而言。陆佃《谢吏部尚书表》说：“六燕相停，试铨衡次轻重；乙鸿辽远，欲审别其飞翔”，“乙”与“六”也是借对。

扇对法，《白氏金针》有四句作一对的。凡是诗四句，以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叫做扇对。但这并非始于白香山。《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四句已开其端。曹子建说：“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古塘上曲》有说：“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桑麻贱，弃捐菅与蒯。”左太冲《咏史》说：“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乔知之《定情篇》：“故岁雕梁燕，双去今来只。今日玉庭梅，朝红暮成碧。”杜少陵《奉先咏怀》诗：“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哭郑司户苏少监》说：“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殁潜夫。”李清莲：“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苍穹浩茫茫，万劫太极长。”韩昌黎：“求观众丘小，必上泰山岑。求观众流细，必泛沧溟深”之类，本来早就有此格律。至于香山则最多，如《书绅》之“岁计莫如谷，饱则不千人。日计莫如酒，醉则兼忘身。”《咏雪》之“我知世无幻，了无干世意。世知我无堪，亦无责我事。”《朱陈村》之“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死者不远离，坟墓多绕村。”《逍遥咏》之“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恨。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短歌行》之“耳目聋暗后，堂上调丝竹。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狂言示诸侄》之“勿言宅舍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

译马匹众多，无法同时骑乘两匹。”《感时》中的“贫贱并非不令人厌恶，但大道所在又何必回避。富贵并非不接受，时机到来自然能够达成。”《遣兴》中的“昔日担任少学士，画像收入集贤院。如今身为老居士，肖像绘入香山寺。”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梅圣俞撰写《续金针》，仅仅引用前人诗句说：“往昔在花下流连忘返地饮酒，温暖的日光中艳丽的桃花间黄莺乱啼。今日在江边轻易地分别，淡淡的烟雾与衰败的草丛中马匹频频嘶鸣。”以此来证明，仍然不够广泛。后来只有《东坡集》中有此类用法，例如《和许朝奉》诗中说：“偶然陪同车马，在谢眺州寻访芳菲。凄凉地遥望故乡，在仲宣楼得到佳句。”《赠张天骥》诗中说：“饥寒交迫的天随子，亲自采摘枸杞和菊花。慈孝的董邵南，鸡狗相互哺育怀抱。”《过淮》诗中说：“早晨离开新息县，初次穿越碧绿的水流。傍晚宿在淮南村，已经渡过赤红的千山。”后来陆游也时常使用这种体式，例如“东皋的客人送来米，米粒晶莹如珠从碓中流出。南山的僧人赠送茶，茶叶细碎如雪落入杯中。”就是如此。又有律诗以四句构成对仗的，也是白居易的诗，例如“新诗每天写成，并非喜爱声名。旧句时常修改，不妨愉悦性情。”又有《酬刘主簿》诗说：“我随着白鹭进入烟云，错误地登上丹墀成为近臣。你如同鸾凤栖息在荆棘中，还穿着青袍担任选人。”这又是五言和七言律诗中的扇面对。

译○禁体诗 禁体诗始于欧阳修任汝阴太守时，因小雪天在聚星堂聚会饮酒赋诗，规定不得使用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等字，这就是欧阳修所说的“摆脱前人陈言，嘲笑尘俗杂乱，搜寻高寒意境，窥探幽深境界”。后来苏轼在颍州，因向张龙公祈雪得到感应，也采用这种诗体。他的诗中说：“汝南先贤有旧例，醉翁诗话谁能解说。当时的号令请你听好，白战不许携带寸铁。”这是沿袭欧阳修的故事。然而《六一诗话》记载进士许洞与各位僧人分题作诗，拿出一张纸，约定说：“不得触犯这个字。”于是各位僧人都搁笔停写。那个字乃是山、水、云、竹、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鸟之类。那么这又是欧阳修所本事的来源吗？

○双声叠韵 双声叠韵，起源于六朝。《南史·谢庄传》记载：王玄谟问谢庄：“什么是双声？什么是叠韵？”谢庄回答说：“玄护是双声，高敖是叠韵”，就是这样。刘勰说：双声隔字使用往往出错，叠韵混杂在句中必定不协调。《谈薮》记载梁武帝曾作五字叠韵诗说：“后牖有榴柳。”命令朝中士人模仿。刘孝绰说：“梁王长康强。”沈约说：“偏眠船舷边。”庾肩吾说：“载匕每碍埭。”徐ゼ说：“臣昨天祭祀禹庙，剩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操的故事说：“模苏姑枯卢。”吴均沉思很久，没有话说。皇帝不高兴，不久下诏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应当交给廷尉。”这是叠韵诗的开端。到了唐末，全句叠韵的最多，皮日休、陆龟蒙曾以此唱和。如陆龟蒙的“肤愉吴都姝眷恋”，“便殿宴琼英轻明”，“生竹石滴沥碧皮”，皮日休的“康庄伤荒凉”，“坐虏部五苦”。又温庭筠《题贺知章故居》说：“废砌翳薜荔，枯湖无菰蒲，老媪宝葆草，愚儒输逋租。”《雨中与李先生期垂钓，先后相失》说：“隔石觅屐迹，西溪迷鸡啼。小鸟扰晓沼，犁泥齐低畦。”都是词人翻新斗巧的作品，虽然不足以谈论大道，但也算是一种格调。至于世间所传的“屋北鹿独宿，溪西鸡齐啼”，则是明代徐〇任郡吏时，郡守所出的题目，〇所作的对句。又双声一体，《北史·魏收传》：崔岩曾用双声嘲笑魏收说：“遇魏收衰曰愚魏。”魏收回答说：“颜岩腥瘦，是谁所生。羊颐狗颊，头团鼻平。饭房苓笼，著孔嘲钉。”这是双声的方法。皮日休《杂体诗序》说：《诗经》说“鳸鳸在东”、“鸳鸯在梁”，是双声的开端。六朝诗如王融的“园衡炫红花”，“湖行烨黄华”，唐诗如温庭筠的“栖息销心象，檐楹溢艳阳”，都是模仿双声而作的。按古人也有不全句叠韵，只是二字叠韵的，也有不全句双声，只是二字双声的。杜甫的诗在这些地方最严格。如支离对漂泊，就是双声。怅望对萧条，就是叠韵。《云溪友议》引用“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说侵簪是叠韵，逼履是双声。又引用“几家村草里，吹唱隔江闻”为双声，说几家及村草，吹唱及隔江，都是二字同音，应当在唇齿喉舌间辨别。金人王寂有《送王平仲》诗：“潦倒少矍铄，〇瞿儒余愚迂。半面便健羡，无渠吾胡娱。袖手久不偶，铺书如枯株。落寞各作恶，呼车姑须臾。放浪曩肮脏，囊装将长扬。偃蹇晚倦献，徜徉藏光芒。著雨苦龃龉，苍茫荒羊肠。黯淡厌渐险，彷徨伤王阳。”高季迪《吴宫词》：“筵前怜婵娟，醉媚睡翠被。精兵惊升城，弃避愧坠泪。”

○诗句有全平仄者 《西清诗话》记载：“晏殊对梅尧臣说：”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如‘枯桑知天风’就是这样，只是遗憾没见到全用仄字的。“梅尧臣分别后，于是作仄体诗寄给晏殊，有”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的诗句。然而古诗中一句全用平仄的，并且有一句平声一句仄声相连成文的。如李白《北上行》的”马足蹶侧石，车轮摧高冈“，《醉起》的”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陈情》的”飘风吹云霓，蔽目不得语“，《安陆》的”飞萝摇春烟，入远构石室“；杜甫《述怀》的”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赴奉先》的”忧端齐终南，Е洞不可掇“，《北征》的”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西枝村》的”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韩愈《南山》诗的”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泷吏》的”官当明时来，事不待说委“；苏轼的”朦胧含高峰，晃荡射石壁“：元人袁桷《梁山泺》诗”交流千寻峰，会合百谷水“，杨载

译《纪梦》诗中“万劫永不死，如循环无端”，范〇亨《甘蔗洲》诗中“暂解雾露毒，因知江山宽”，查初白《庐山》诗中“ㄨ云如奔逃，片片掠面去”，都是一句全用平声，一句全用仄声。至于韩愈《南山》诗中“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辐辏，或错若绘画，或缭若篆籀”，则是两句都全用仄声了。古诗中“罗衣何飘飘，轻裙随旋风”，则是两句都全用平声了。不仅如此，即使是七言诗也有全平全仄的情况。杜甫诗中“有客有客字子美”，“中巴之东巴东山”，韩愈《赠刘生》中的“青鲸高摩波山浮”，《送僧隆观》中的“浮屠西来何施为”，李商隐《韩碑》诗中的“封狼生ァァ生罴，帝得圣相相曰度，入蔡缚贼献太庙”，梅尧臣《木假山》诗中的“形侔三山中雄酋”，苏轼《以清丝绢寄鲁冀州》诗中的“鹅溪清丝清如冰”，赵秉文《太宁山》诗中的“群山西来高崔嵬”，方夔《岩峰》诗中的“岩峰孤尖来何雄”，又《赠郭翼》诗中的“日出众鸟绕屋语”，吴梅村《行路难》诗中的“梁王台成何嵬崔”，《打冰词》中的“霜纨方空张轻烟”，这些又是七言诗全平全仄的例子。至于整首诗以一句平声、一句仄声相间，又始于皮日休、陆龟蒙。现在流传的皮日休诗句“疏杉低通墙，冷鹭立乱浪”就是如此。何景明又模仿这种体式创作了五平五仄诗：“秋原何萧萧，耳目去杂茸。枯荷犹穿塘，苦雾尚抱陇。寒风吹空林，落日落古冢。徘徊观陈踪，露下发忽疏。”并且还有七平七仄诗，如“吐舌万里唾四海，七变入臼米出甲，离〇飞｛髟肖｝垂纤罗，梨花梅花参差开”之类，这又是因五平五仄而扩展为七言了。宋以后的诗，晏殊、梅尧臣两位先生固然无从知晓，但唐代诗中全平全仄的例子数不胜数，晏殊、梅尧臣两位先生都号称博学多识，难道没有见到过吗？另外，律诗中有一句全用仄声的情况，如《元遗山集》中《秀山行》说：“古木冻欲折”，《恶雨》五言排律首句“恶雨复恶雨”，又《病中》五言排律起句说“战胜颇自恃”，萨都刺的“送客月在地，半日不见路”，张仲举的“日色不到地”，也都是全用仄声。

译○诗词专用本家本人事

东坡《赠张子野》诗说：“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十鬓毛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东刺史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这首诗全篇都运用了张姓人物的典故。《送郑户曹》诗说：“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也运用了郑太、郑虔的典故。李俊民《寿王筹堂》诗说：“此生但觉醉乡宽（王绩），谁谓螭犹北海蟠（王猛）。处处相迎皆倒屣（王粲），人人共喜欲弹冠（王阳）。州应向日悬刀梦（王〇），山试今朝拄笏看（王子猷）。仙驭未来缑氏鹤，月明吹彻玉笙寒（王乔）。”“乌衣历历是名家，人物于今比晋多。俗论不侵挥麈话（王衍），壮怀多付缺壶歌（王敦）。虽无金勒堪调马（王济），赖有黄庭可换鹅（王羲之）。见说长江欲飞渡（王〇），那须冰合望滹沱（王霸）。”这两首诗全篇都运用了王家人物的典故。近时查初白《送刘大山》诗说：“持酒刘家代有人，不烦事事乞诸邻。篇章分得随州派，酿法争传白塾神。”也专门运用了刘家的典故。

《梁溪漫志》记载：王安中看见别人家墙壁上题写的名字也叫安中，却没有姓氏，于是在后面题了一首诗说：“蜀客更名缘好尚，汉臣书姓为同官。孟公自合名惊座，子夏尤宜戴小冠。益号文章缘两李，〇书制诰有诸韩。二元各自南分北，付与时人仔细看。”全篇都运用了同名的典故。《夷坚志》记载：杨察侍郎被贬到信州，等到被召回时，有十二位士子为他送行。杨察当即在席间赋诗说：“十二天之数，今宵席客盈。位如星占野，人似月分卿。极醉巫山侧，联吟ㄍ管清。他年为舜牧，协力济苍生。”这首诗全篇都切合“十二”这个数字。政和年间，一位士人去名妓崔念四家游玩，作词说：“识个人人，恰正年年欢会。似睹赛，六只浑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鱼水。两情美。同倚了画栏十二，倚子又还重倚。两日不来，时时在人心里。拟问卜，常占归计。拚三八清斋，望永同鸳被。到梦里，〔原缺此三字〕，蓦然被人惊觉，梦也有头无尾。”这又是全篇切合“二十四”这个数字。又有明月妓柳金南，年二十四，自己作词说：“小妾年方二纪，檀板重敲十二。栏杆倚遍步重移，两度巫山云雨。二十八宿手中轮，数不到星张翼尾。”这也是模仿宋人而作的。

●卷二十四○曲牌名入诗

《客中闲集》记载舒芬的诗说：“为爱宜春令出游，风光犹胜小梁州。黄莺儿唱今朝事，香柳娘牵旧日愁，三捣鼓催花下酒，一江风送渡头舟。嗟予沉醉东风里，笑剔银灯上小楼。”

○番语成诗

《诗话总龟》及《诗史》记载余靖作胡语诗说：“夜筵没罗（意思是后盛）臣拜洗（意思是受赐）。两朝厥荷（意思是通好）情干勒（意思是厚也）。微臣雅鲁（意思是钝）祝君统，圣寿铁摆（意思是嵩高）俱可忒（意思是无疆）。”又沈存中《笔谈》记载：刁约出使契丹，戏作诗说：“押宴移离毕（如同中国的执政官），看房贺跋支（执衣防阁人）。饯行三匹裂（小木罂），密赐十貔狸（形状像老鼠但很大，辽人认为是珍馐）。”

○以古人姓名藏句中

《石林诗话》记载王荆公的诗：“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将古人姓名藏在诗句中。有人认为以前没有这种体裁，查考《权德舆集》中有一篇，说：“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势。年纪信不留，弛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惬，瓜李斯可畏。不顾荣蒙尊，每陈农亩利。家林类岩〇献，负郭躬敛积。忌满宠生嫌，眷宦恬圣智。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丽。涧谷永不暖，山梁冀无累。颇符生肇学，得展禽尚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那么唐代人已经创立了这种体裁。

○题字嵌句首

东坡从杭州将回朝廷，座中有营妓郑容请求落籍，高莹请求从良。东坡题写《减字木兰花》一词，判在文书末尾，说：“郑庄好客，容我尊前先堕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冰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大概是在句首用了八个字，即“郑容落籍，高莹从良”。

○数目字入诗

鲍明远的诗说：“一身事关西，家族满山东。二年从车贺，斋祭甘泉宫。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四牡曜长路，轻盖飞若鸿。五侯相饯送，高会集

译新丰之地。六种乐舞陈列于宽敞的座席，饯行的帷帐在春风中高高举起。七盘舞中长袖翩跹起舞，庭院里排列着歌姬与钟磬。九种珍馐摆满了雕花的祭器，精美的菜肴纷繁交错重叠。九族亲人共同瞻仰期待，宾客朋友仰慕其美好的仪容。十年苦读学业无成，善于做官却在一朝之间通达显贵。

译○十二生肖、八音入诗

《北史》记载：魏太和中，崔光依据宫、商、角、徵、羽的本音创作五韵诗，赠给李彪。李彪作十二次诗回复崔光。崔光又作一百零三郡国诗作答。这种诗体如今已失传，后来的人于是有将十二生肖及八音入诗的。《列朝诗集》记载：明代人胡俨的十二辰诗：“鼷鼠饮河河不干，牛女长年相见难。赤手南山缚猛虎，月中取兔天漫漫。骊龙有珠常不睡，画蛇添足适为累。老马何曾有角生，羝羊触藩徒忿嚏。莫笑楚人冠沐猴，祝鸡空自老林丘。舞阳屠狗沛中市，平津牧豕海东头。”按元代刘因有十二辰诗：“饥鹰吓鼠惊不起，牛背高眠有如此。江山虎踞千里来，才辩荆州兔穴尔。鱼龙入水浩无涯，幻境等是杯中蛇。马耳秋风去无迹，羊肠蜀道早还家。何必高门沐猴舞，豚栅鸡栖皆乐土。柴门狗吠报邻翁，约买神猪谢春雨。”那么元人已经先有这种诗体了。又《丹阳集》说：十二辰入诗，始于沈炯，而黄庭坚也曾写过。我赠莫之用的诗也仿照这种诗体：“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余燠。起来败絮拥悬鹑，谁羡龙须织冰〇。踏翻菜园底用羊，从他春雷吼枯肠。击钟烹鼎莫渠爱，小Ρ自许猴葵香。半世饥寒孔移带，鼠米占来身渐大。吉云神马日匝三，樗蒲肯作猪奴态。虎头食肉何足夸，阴德由来报必奢。丹灶成功无跃兔，玉函方秘缘青蛇。”那么又不始于元人了。又《客中闲集》记载：林清以八音字为句首，说：“金紫何曾一挂怀，石田茅屋自天开。丝竿钓月江头住，竹杖挑云岭上来。匏实晓收栽药圃，土花春长读书台。革除一点浮云虑，木笔题诗酒数杯。”这就是八音诗。

○药名为诗

药名入诗，《诗经》中多有，如“采采〇莒”、“言采其虻”、“中谷有｛艹推｝”、“墙有茨”、“堇荼如饴”之类。此后只在文字中使用。《左传》中的“山鞠穷”，《战国策》中苏秦说“人之所以不食乌啄者”，注：即本草中的乌头。又淳于髡说：“求柴胡、桔梗于沮泽之中，则累世不得。”《庄子》：药有堇、鸡｛广雍｝、豕零。《韩非子》：这味道不是饴蜜，一定是葶苈、苦菜。《吕氏春秋》：仲夏之月，半夏生，又兔丝并非无根，茯苓就是这样。宋玉《招魂》：白芷生。《淮南子》：地黄主属骨，甘草主生肉。又扰乱人的，是芎〇与藁本，蛇床与蘼芜。又蛇床像蘼芜却不能芳香。王褒《九怀》有疑冬生，刘向《九叹》有筐泽泻以豹〇享，王充《论衡·言毒篇》有巴豆、野葛，吃了会杀人。这些都是药名见于文章中的。而将它们入诗的很少。如张籍《答鄱阳客》诗：“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风前半夏枝。”柳宗元：“莳药闲庭延国老，开尊虚室值贤人。”国老，即甘草。雍陶诗：“村园门巷多相似，处处春风枳壳花。”姜夔诗：“土肥抽尽宿沙苗。”陈献章诗：“恰到溪穷处，村村积壳花。”杨慎诗：“常记任家亭子上，连翘花发共衔杯”。这不过是兴致所至，偶尔拈入诗中，并非专门用来斗巧。于是有专门以此显示奇巧的，陆龟蒙有“乌啄蠹根回”及“断续玉琴哀”的诗句，实为滥觞。沈括说“乌啄”是“乌喙”的讹误，药中只有续断，没有断续。《温公诗话》：陈亚郎中以药名为诗多达百首，如“风雨前胡夜，轩窗半夏凉。”“棋怕腊寒呵子下，夜嫌春暖宿纱裁。”又《咏上元夜游人》说：“但看车前牛领上，十家皮没五家皮。”《赠乞雨自曝僧》说：“不雨若令过半夏，定应晒作葫芦巴。”又《咏白发》说：“若是道人头不白，老君当日合乌头。”元代人陈孚也有在交趾驿作的药名诗：“长空青茫茫，大泽泻月色。史君子何来，山椒远于役。虎狼毒草丛，泪如■水滴。更苦参与商，骨肉桂海隔。问天何当归，天南星汉白。”都是游戏笔墨，颇为可喜。《客中闲集》也有“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习心”的句子。

○拆字诗

南宋人《苕溪集》有一首拆字诗：“日月明朝昏，山风岚自起。石皮破仍坚，古木枯不死。可人何当来，意若重千里。永言泳董鹤，志士心未已。”

○口吃诗

《寓简》记载刘元父《嘲吃者》说：“本是昌家，又为非类。但有雄

译声音，只闻到艾草的气味。”这是指周昌、韩非、杨雄、邓艾四人。这里只是选取他们口吃的典故，并非口吃诗。王阮亭在《池北偶谈》中记载了文太青的《戏作口吃诗》：“结子向客苦哆口，添栗笔蜜手柳酒。”查考此事见于《墨客挥犀》：凤州出产三样东西——手、柳、酒；宣城出产四样东西——漆、栗、笔、蜜。这些都是当地特产。然而口吃诗并非从文太青开始，唐代姚合有《葡萄架》诗，写道：“萄藤洞庭头，引叶漾盈摇。皎洁钩高挂，玲珑影落察。阴烟压幽屋，〇密梦冥苗。清秋青且翠，冬到冻都凋。”另外，《冷斋诗话》记载苏轼也有口吃诗：“江干高居坚关扃，耕犍躬驾角挂经。孤航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影各箕踞，击剑高歌几举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可见这种游戏笔墨，古人已经存在了。至于谢在杭与徐兴公的《赠口吃孝廉》之作，谢在杭的两首诗写道：“绿柳龙楼老，林萝岭路凉。露来莲漏冷，雨泪落刘郎。”“黎岭连连路，兰陵累累楼。流离怜冷落，郎辇懒来留。”徐兴公的一首诗写道：“留恋兰陵令，淋漓雨泪流。岭萝凉弄濑，路柳绿连楼。”这又是文太青之后继起仿效的人所作的。

译○双关两意诗

古乐府中有：“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石阙生口中，衔悲不能语。”《子夜歌》说：“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明灯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读曲歌》说：“芙蓉腹里萎，莲子从心起。”唐诗如“高山种芙蓉，复经黄蘖坞。”“未得一蓬时，流离婴辛苦。”“窗外山魈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机底下，摸著是谁梭。”“玉作弹棋局，心中最不平。”又有刘禹锡诗：“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也有情。”“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未知。”李商隐《无题》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陆龟蒙“旦日思双履，明时愿早谐”。皮日休“莫言春茧薄，犹有万重丝。”又《珊瑚钩诗话》：“碧藕连根丝不断，红蘖著子薏何多。”又苏轼“莲子劈开须见薏，楸枰著尽更无棋。”“破衫却有重缝处，一饭何曾忘却匙。”赵彦村注说：这是吴歌的格律，借字寓意。薏与意，棋与期，缝与逢，时与匙，都同音。又苏轼在黄州写了一联：“葑草尚能拦浪，藕丝不解留莲。”也是用这种体式。高启《竹枝词》：“春衣未织机中锦，只是长丝那得缝。”也是以“丝”借作“思”，“缝”借作“逢”。元人徐梦吉《西湖竹枝词》说：“莫为采莲忘却藕，月明风定好回船。”借“藕”作“偶”。

○寿诗、挽诗、悼亡诗

寿诗、挽诗、悼亡诗，只有悼亡诗最古老。潘岳、孙楚都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记载：宋文帝时，袁皇后去世，皇上让颜延之撰写哀策，皇上自己加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个字，这是“悼亡”名称的开始。《崔祖思传》记载：齐武帝何美人去世，武帝经过她的墓，自己写了悼亡诗，让崔元祖唱和。那么起源于齐、梁时期。叶适《题蜀僧北涧集》说：“集中有上生日诗，不可传于后。”可见宋朝时还以写寿诗为戒。郎仁宝说：挽诗在唐朝盛行，并非没有交情而流泪。寿诗在宋朝盛行，逐渐用于官府，也没有不同意见的人。也见于《怀麓堂诗话》。近来这两种诗，不论认识与否，互相征求，动辄成卷，是可耻的。《空同集》、《大复集》中很少这类诗，这是超过常人的地方。

○帖子词

宋朝时八节内宴，翰林院都撰写帖子词。如欧阳修、司马光、司马温公集中都有。《丹阳集》记载春帖子词尤其多。如苏颂说：“璇霄一夕斗杓东，潋滟晨曦照九重。和气黄风摩盖壤，竞消兵甲事春农。”邓绾说：“晨曦潋滟上帘栊，金屋熙熙歌吹中。桃脸似知宫宴早，百花头上放轻红。”蒋之奇说：“昧旦求衣向晓鸡，蓬莱仗下日将西。花添漏鼓三声远，柳吹春旗一色齐。”梁焘说：“东方和气斗回杓，龙角中星转紫霄。圣主问安天未晓，求衣亲护紫宸朝。”都庄重华丽可诵，可见太平景象。然而明朝成化年间，编修黄仲昭、检讨庄昶不肯上元霄词，并且上疏论列后离去。查《宋史》：邹浩任教授，范纯仁委托他撰写致语，邹浩不肯。范纯仁说：“翰林学士曾经做过。”邹浩说：“翰林学士可以，祭酒司业则不可以。”致语与帖子词同类，可见邹浩也并非认为翰林不可以撰写。况且高启诗说：“去岁端阳直禁闱，新题帖子进彤扉。”那么明初还有此例，而黄仲昭等人却不知道，他们不学无术太严重了。润色太平，是翰林的本职，欧阳修、司马光何害其为名臣，又哪里损害朝政呢？

○口号

杜甫诗有题曰：“口号”的，如《晚行口号》之类。然而梁简文帝有《和卫尉新渝侯巡城口号》诗，唐张说有《十五夜衙前口号》诗，那么不始于杜甫。

○元韵、原韵

近代词章家和朋友诗则曰原韵，和御制诗则曰元韵，大概取元音之元以示尊崇，不知道原韵本应作元韵，并非假借。元者本也，本来曰元来，班固《两都赋》“元元本本”是也。若原字则原蚕、原庙，都作再字解，初无所谓本来之义，不知道为何竟然替代了元字。顾炎武《日知录》说：洪武年间，臣下有称元任官者，嫌于元朝之元，故改此字。那么过去以元为本字，而以避嫌改为原。现在反而以原为本字，而以应制特改为元。古今事物迁流、随世转移的，本来不止一端，由此可以类推。

○即席

宋武帝延后进二十馀人，置酒赋诗。萧介染翰即成，文不加点。臧盾以

译诗作不成，罚酒一斗，臧盾将酒饮尽，谈笑自若。皇帝说：“臧盾的豪饮，萧介的文章，都是即席表现出的美好啊！”《南史》记载：梁武帝创作了三十韵的武宴诗给羊侃看，羊侃随即在席上应诏作诗。后世即席赋诗的传统便源于此。○古诗中“人生不满百”一句，通常解释为应当及时行乐。《新唐书》记载：李石对唐文宗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是畏惧生不逢时啊。昼短苦夜长，这是感叹昏暗的时候太多啊。何不秉烛夜游，这是劝勉人们要照亮前程啊。”那么这首诗又可以解释为劝勉激励之意。曹操的乐府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当”字现在的人解释为“适宜”，然而诗中“当”字与“对”字并列使用，那么它们的意义是相类似的。《世说新语》中王长史说“不大当对”，意思是说对方不是自己的对手。元稹《寄白香山书》中有“当花对酒”的话。《学斋占毕》记载《古镜铭》中有这样的话：“当眉写翠，对脸傅红”，可见“当”字都解释为“对”字，曹操的诗正是同样的用法。现在俗语中还有“门当户对”的说法。

译○ 陶诗以甲子纪年，自《宋书》及《南史》以及五臣《文选注》都说，陶渊明的诗自晋义熙以后都题写甲子，后世于是沿袭这种说法。（《宋书·陶渊明传》说：陶渊明自认为曾祖父是晋朝宰相，以再次屈身侍奉异代君主为耻，自从宋高祖的功业逐渐兴盛，他就不再肯做官，他所写的文章，义熙以前就书写晋朝年号，永初以后只书写甲子罢了。）王新城《池北偶谈》唯独引用傅平叔《辨陶诗》中凡是题写甲子的十首诗，都是晋朝年号，怎么能先舍弃司马家的年号而书写甲子，认为这个论点阐发了前人未曾阐发的见解。却不知道《宋景濂集》中已有这个论点。景濂《跋渊明像》说：他诗中的甲子始于庚子，终于丙辰，共十七年，都是晋安帝时所作，起初没听说题写隆安、义熙的年号。至于他的《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之语，《拟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必定是宋受禅之后，反而不书写甲子，为什么呢？这说明这个论点发自金华。又查谢枋得《碧湖杂记》说：治平年间，虎丘僧人思悦编撰陶渊明诗，说题写甲子的始于庚子终于丙辰，共十七年，都是晋安帝时所作。到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才开始受禅，从庚子到庚申大概二十年，哪有宋未受禅就题写甲子的道理？《曾裘父诗话》及郎仁宝《七修类稿》也主张这种说法。那么这种论点在南宋时已经有了，并不自金华开始。叠山又说：刘裕自庚子年掌权后，晋室大权完全归于相府。渊明自庚子年后就题写甲子，大概是预先知道祸乱必然发展到这一步。这种说法又是巧妙地附会罢了。后人效仿而这样做的，南唐自显德五年使用中原正朔，士大夫以此为耻，碑文只书写甲子（见《懒真子》）。又归德人赵俊，在伪齐刘豫时拒绝聘命不做官，所有家书文字不使用刘豫僭越的年号，只书写甲子（见《宋史》本传）。

○ 杜诗金虾蟆，杜诗“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蚪。”钱注引用《酉阳杂俎》所载月光属林化金背虾蟆的事，认为月亮是阴精，后妃的象征，借以比喻贵妃与禄山的亲密关系。查《潇湘录》：唐高宗患头风，宫人挖地放置药炉，忽然有虾蟆跳出，颜色如黄金，背上有朱书“武”字。宫人奏报，皇帝惊异，命令放归苑池。那么杜诗所咏，正是这件实事，而不是像注家所说的那样。

○ 乞为奴，《哀王孙》篇“但道困苦乞为奴”，评论者说这是极力言说流离之苦，不知道这也是有所本。《南史》：齐建安王子真，明帝派遣裴叔业就典签柯令孙杀他。子真跑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他，叩头乞求做奴仆。又河东王铉，也被明帝所害，听说收捕的人到了，说：“死生命运罢了，终究不效仿建安乞求做奴仆而不得。”于是仰头服药而死。《梁武陵王纪》：太子圆照被收捕，对陆法和说：“愿为您做奴仆。”法和呵斥遣散他。北齐乐陵王百年，被武成帝所害，将死时说：“乞命愿与阿叔做奴仆。”这些都是王子王孙的事，少陵诗正原本于此，于是更可见他运用典故的精当严谨。

○ 李义山《咏史》诗，李义山《咏史》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查《韩诗外传》：戎王派遣由余出使秦穆公，询问得失的关键，回答说：“古代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不恭敬节俭的；失去国家的人，没有不骄奢淫逸的。”义山的诗大概原本于此，不能因为它明白易懂，就认为它没有来历。

○ 唐彦谦《长陵》诗，唐彦谦《长陵》诗：“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坏〔按今作“抔”〕。”叶石林说一坏可去掉“土”字，三尺不可去掉“剑”字。查《汉书·高帝纪》：皇上说：“我以布衣身份题写三尺取得天下，难道不是今天的命运吗？”鹿门此诗，正用《汉书》成语，不是杜撰。

○ 聂夷中诗，聂夷中《伤田家》诗说：“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学斋占毕》引用它，认为最得风人之体。但二月怎么会有丝，应当是传写之误云云。不这样正是所谓“医疮、剜肉”啊。大概二月丝未出，五月谷未登，而迫不及待，于是指将来所出的丝谷以售卖给人钱，正如陆宣公疏中所说“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啊。现在乡间习俗也有这样的。

○ 紫〇，宋郑毅夫《送程公辟出守会稽》诗：“雪急紫〇催玉勒，日长青琐听董弦。”方回注：紫〇，是虏中馆名。陈继儒《枕谭》则引用《晋书·载记》慕容氏邑于紫〇之野，说诗意以慕容比辽，而说方回注出于臆见。杨用修也引用这个，认为当时辽、宋正和睦，所以臣下赠答之诗也

译（文中）不涉及讥讽刺谏，而方虚谷将其作为馆名，乃是胡乱猜测之词罢了。查考《新唐书·地理志》：平州有十二处戍所，其一叫紫蒙，这也见于《五代史·四夷附录》。而《张守珪传》中记载讨伐契丹驻扎在紫蒙川，大规模检阅军需物资。可见紫蒙作为边境戍所已经很久了。《宋史·章频传》记载：章频任刑部郎中，出使契丹，到达紫蒙馆，去世。契丹派遣内侍到馆舍祭奠。那么紫蒙确实是馆名，注释者没有错误，而陈眉公及杨用修反而弄错了。韩琦《安阳集》中有《紫蒙遇风》诗：“草白风长暮驿赊，朔风终日起平沙”的诗句，更可知紫蒙是辽地地名，而不一定是援引慕容的故事。

译○ 东坡诗咏三良

东坡《凤翔》诗说：“从前穆公活着时不杀孟明，怎么会有死后反而用贤良殉葬的道理。这才知道三位贤士为穆公殉死，就像齐国的两位士人跟随田横自杀一样。”《和陶咏三良》也说：“这生命本如泰山般沉重，忽然却像鸿毛一样被抛弃。三位贤士因一句话而死，所死的缘由实在微小。”这是认为三良之死是出于自愿殉主，而不是穆公的乱命。查《汉书·匡衡传》“秦穆公崇尚信义，所以士人多愿为他而死”，应劭注说：穆公与群臣饮酒尽兴，穆公说：“活着共享欢乐，死后共担哀痛。”奄息、仲行、鍼虎答应了他。等到穆公去世，三人都随之殉死。魏人《哀三良》诗也说：“秦穆公先离世，三位臣子都自残身亡。生前同等享受荣乐，死后共同承担忧患。”东坡的诗确实源自这些记载。杨循吉也认为穆公不杀战败的三位将领，怎么会有让三良殉葬的道理，这又是沿用了东坡的说法。

○ 《赤壁赋》洞箫客

东坡《赤壁赋》中“有一位吹洞箫的客人”，没有记载姓名。吴匏庵有诗说：“西飞的一只鹤去向如何，有客人吹箫名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为之作注，几行石刻旧时曾收藏。”据此，那位客人就是杨世昌。查东坡《次孔毅父韵》诗：“不如西州的杨道士，万里随身只有两膝。”又说：“杨生自己说懂音律，洞箫入手声音清越而哀伤。”由此可知杨世昌擅长吹箫。匏庵收藏的帖文确实不虚。查杨世昌，是绵竹的道士，字子京。见王注苏诗。

○ 陈季常

陈季常建造龟轩，东坡赠诗说：“听说你开辟了龟轩，东栏俯视高大的树木。人们说你畏惧世事，想学乌龟缩头。”这只是说他谢绝尘世事务罢了，与怕老婆无关。后人因为东坡又有《戏季常》诗说：“忽然听到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手心茫然”，王注说：有个叫王达观的人，对东坡说：“季常的妻子柳氏最嫉妒，每当季常宴请客人有歌妓时，柳氏就用棍子打墙大声呼喊，客人都被吓散。”于是传奇小说家演绎这件事，极其可笑。而近代忌讳说“龟”字的人，并附会认为这是怕老婆故事的起源。然而东坡《别季常》诗说：“家里有红颊的歌女，能唱《绿头鸭》。”这说明季常有歌妓。“闭门逗弄小儿子，哇笑混杂着啼哭。”这说明季常本来就有儿子。哪里会像传奇小说那样污秽下流呢！

○ 元遗山诗多复句

古来诗人的佳句，很少有重复出现的，只有任昉《别谢言扬》诗“讵念耋嗟人，方深老夫托。”又《报刘孝绰》诗“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宋璟《和御制，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应制》中有“圣酒江河润，仙文象纬舒”之句，而《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内也有“圣酒江河润，天词象纬明”，只改了三个字罢了。许浑《京日寄友人》诗有“一尊酒尽青山暮，千里书回碧树秋”之句，而《郊园秋日寄友》诗又用了这两句。《呈郭少府》诗有“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之句，而《汉水伤稼》又用了这两句。《送僧归桂州》诗“楚客送僧归桂阳，海门帆势极潇湘。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声春思长”，而《和刘三复送僧》诗也用了这四句，只把“桂阳”改成了“故乡”罢了。苏东坡也偶尔有重复的诗句，如《迩英拜赐御书》有云“捷书夜到甘泉宫”，而《洮西报捷》诗也说“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又“前生自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这一联，既用于《答周循州》诗内，又用于《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诗内，只是赠谢诗把“自是”换成了“恐是”罢了。赵秉文《滏水集·济源绝句》云“树映楼台水映空，溪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远处微茫近处浓”，《题刘德温湖山丰夏图》又说“远处微茫近处浓，岸容林意两溶溶。夏山如醉无人画，更倩刘郎作几峰。”这些都是诗句重复出现的例子。然而除此之外也不多见，只有元遗山重复的诗句最多。如《怀州晚望少室》云：“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重九后一日作》云：“重阳拟作登高赋，一片伤心画不成。”《题家山归梦图》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伤心画不成。”《雪香亭杂咏》十五首内有云：“赋家正有芜城笔，一段伤心画不成。”《玄都观桃花》云：“人世难逢开口笑，老夫聊发少年狂。”《同严公子东园赏梅》云：“佳节屡从愁里过，老夫聊发少年狂。”《此日不足惜》篇：“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高吟大醉穷朝晡。”《送李参军北上》诗内又有“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争似彩衣起舞春衤阑斑”。《桐川与仁卿饮》一律：“风流岂落正始后，诗卷长留天地间。”《题梁都运

译《所得故家无尽藏诗卷》中也有这一联。《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说：“两都秋色皆乔木，三月阿房已焦土。”《存没》一首又说：“两都秋色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答乐舜之》说：“两都乔木皆秋色，耆旧风流有几人。”《东山四首》中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著千金买范宽。”《胡寿之待月轩》诗又有“天公老笔无今古，枉却坡诗说右丞。”《钱过庭烟溪独钓图》：“绿蓑衣底元真子，不解吟诗亦可人。”《息轩秋江捕鱼图》又有“绿蓑衣底元真子，可是诗翁画不成。”《台山十咏》内有云：“恶恶不可恶恶可，未要云门望太平。”《赠刘君用可庵二首》内一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笑杀田家老瓦盆。”次首云：“恶恶不可恶恶可，大步宽行老死休。”《寄希颜》末句“共举一杯持两螯。”《送曹寿之平水》也以此句作结。这是重复诗句最多的例子。此后只有萨天锡《题扬州驿》三四一联云：“寒砧万户月如水，塞雁一声霜满天。”而《雁门集》中有《过广陵驿》一首，又将此二句作五六一联，只是把“塞雁”改作“老雁”罢了。又成廷〇《次李希颜述怀韵》领联云：“诸公莫诮王夷甫，我辈终惭管幼安。”《寄江西宋子与令尹》诗又以此二句作结，只是把“诮”改为“责”、“终”改为“深”罢了。到高季迪时重复诗句又多了，如《饮韵西园公咏梅》有云：“春后春前曾独采，江南江北每相思。”而《和衍师咏梅》第三首也有此二句，只是把“采”改为“看”罢了。《次韵陈留公见贻湖上之作》有云：“叶应随鸟散，山欲趁波流。”《月夜游太湖》排律内也有此二句，则连一个字都没有更换。《晚寻吕山人》有云：“君家最可认，隔树有书声。”《题徐山人画赠内弟周思恭》也说：“君家还可认，为有读书声。”《送思上人》有云：“野饭晨留钵，城钟夜到船。”《送衍师》也说：“村中乞米晨留钵，城外闻钟夜泊船。”虽然把五言化为七言，也没有改变原意。《咏樵》有云：“伐木惊禽起，穿云畏虎过。”另一首《咏樵》说：“穿云冲过虎，伐树起栖禽。”查初白《敬业堂集》卷九《送陈仲夔句》有云：“殷勤百里犹相送，万叠西山一故人。”卷十一中《出都别亲友》诗说：“京华回首无多恋，万叠西山几故人。”又卷九《氵郭县晚泊》诗说：“春水如油滑上篙。”十二卷《渡太湖》诗又说：“秋水如膏滑上船。”这也是诗中重复出现的例子。

译○刘后村的诗多使用本朝（宋代）的典故。诗人中有直接吟咏本朝时事的人，如《长恨歌》、《连昌宫词》之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杜甫《赠韦左丞》诗中说：“李邕求识面，王韩愿卜邻。”《答张舍人》诗中说：“李鼎死岐阳，实以骄贵盈。来〇赐自尽，气豪直阻兵。”《寄刘伯华》诗中说：“学并卢王敏，书偕褚薛能。”又《封氏闻见记》记载：范液命运困顿，作诗说：“南游李邕死，北望守〇殂。”当时范液想要拜见这两个人，恰逢他们已死，所以这样说。这些都是直接使用时事，并非当作列举典故来用。如果把本朝的事作为诗歌素材，供诗人驱使，那么唐以前是没有的，即使是唐代人也很少见。只有《摭言》记载令狐文公上表推荐张祜的诗三百首，请求交付中书门下，正值元稹在相位，上奏将其黜落。张祜用诗自我哀悼说：“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罗隐《湘南春日》诗说：“洛阳贾谊自无命，少陵杜甫兼有文。”这已经开了先河。到了苏轼的诗：“欲问君王乞符竹，但愁无蟹有监州。”这是引用钱昆少监的话。钱昆也是宋初人，这是本朝人使用本朝人的事，然而尚未多见。到了南宋，杨万里有“司马要为元〇起，西枢正坐寿皇知”，“细参六一泉中味，故有涪翁句子香”，“东坡玉糁真穷相，中国如今相司马”，“郑花不得半山句，却参鲁直称门生”之类的诗句。陆游有“酒仅三蕉叶，琴才一履霜”，（自注：苏轼饮酒三蕉叶，范文正好琴，仅能弹《履霜》一曲，当时人称他为范履霜。）又有“委辔看山无铁獭，拾樵煎茗有青猿”，（自注：梅圣俞的马名叫铁獭，王元的小童名叫青猿。）“元〇大苏逝不返，庆历小范今谁知”之类的诗句，竟然供其驱使使用了。而尤其专门以此见长的，没有谁比得上刘后村。《池北偶谈》已经略摘了几条，如“炼句岂非林处士，鬻书莫是穆参军”，“艰虞夷甫方谋窟，老懒尧夫少出窝”，“未爱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为兄”，“山房惜未从公择，书局会闻拟道原”，“立志如欧母，生儿似富公”，“野人只说羹芹美，相国安知食笋甘”，“事先白傅求闲日，衔似温公约史年”，“公闲去伴种司谏，我懒思寻靖长官”，“清于坡老游杭市，俭似乖崖在剑州”，“军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崖”，“贾董奇才无地立，欧苏精鉴与人同”，“安知李チ荐挥门外，不觉刘几入彀中”等句。然而刘后村使用本朝典故不止这几十联，现在再增添摘录如下。《哭季父寂静翁》说：“涪翁旧传七分正，邵子先天一画无”。《和张简簿尉》说：“务观可教供史草，补之不会作宫梅。”《用王去非韵》说：“素无沂国三场志，曾有西山一瓣香。”《次王实父》说：“早亦曾讥秦氏者，晚为与议濮园人。”“向来曾上庆历颂，老去甘为元〇人。”《自和诗》说：“侍读自无迁府分，中丞还有坐船时。”（自注：梅询任侍读时抚摸他的脚说：“这其中有鬼，使我不能做到宰相。”舒〇离开朝廷，雇客船回家。）“钟阜解仇无宿憾（王安石与吕吉甫化解仇怨），荆江感事有新吟（黄庭坚有《荆江书事十绝》）。”《蔡伟叔讲书》说：“举扬霁月光风易，笺注先天太极难。”《挽王华甫》说：“颍滨碑玉局，曲阜状南丰。”《答梁文柏》说：“柳永词堪腔里唱，刘义诗自胆中来。”《晚汤仲甫》说：“零落欧门士，消磨濮议人。”《感昔》说：“旁无公议扶种李，中有流言沮范韩”，“生前上亦知强至，死后人方诔尹洙。”《书感》说：“欲招程子看通典，兼起欧公讲系辞。”《先儒》一首说：“康节易传于隐者，濂溪学得自高僧。”《挽汤仲甫》说：“樗老徒书局，徂徕不谏官。”《哭孙季蕃》说：“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七名。”《怀会景建》说：“碎版一如坡贬日，盖棺不见桧薨年。”《题宋谦父诗卷》说：“苏氏旧称小坡赋，秦家晚重少章诗。”《甲辰书事》说：“往昔曼卿曾夺敕，后来同甫竟成名”，“范老登科犹别姓，余公应举亦更名。”《送实之ヘ庐陵》说：“似开黄谷登迂叟，且向清源访醉翁”，“黄本何堪处秦观，白麻近已拜申公”，“爱莲亦既见君子，看竹不须通主人。”《答李元善》说：“平生陈无已，白首空吟债。未尝交马吕，况肯见章蔡。”单句如《石塘感旧》

译说：“夜里有一段美好的风月，看不见邵雍只见他的安乐窝。”《上巳》中说：“颇想带着鹤去拜访孤山。”《村墅》中说：“邵雍在太平盛世中度过生死。”《别敖器之》中说：“当时乌台要审问我的诗。”《赠豫知子》中说：“精妙得像邵雍预测牡丹那样。”《题陈霆诗卷》中说：“后来有王安石选编百家诗。”《送赵信州》中说：“彩虹贯穿米芾装载画作的船。”《挽连夫人》中说：“泷阡新刻的丰碑精妙。”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用意固然在于争奇求新，然而把本朝的事情当作诗歌素材，运用终究缺乏稳重，后村也很少有这种体裁。只有周密因为莫子山宴请客人不反顾梁栋，被梁栋揭发，说他的诗中有讥讽之语，于是入狱。后来回家病死，周密挽诗说：“秦邸的案子在杯酒间酿成，乌台的祸事因一首诗而起。”他的写法似乎模仿后村。至于杨铁崖《湖州作》中有：“得到诗句时常拜访张外史，学习书法不输给管夫人。”李空同《盗贼》一首说：“紧邻千斤竹查岭，没听说满四石头城。”这也是直接叙述时事，与后村将其用作诗歌素材的做法不同。

译宋人写诗不仅喜欢使用本朝的事例，写四六文也是如此。谢叠山在《谢丞相免追算公赏钱粮启》中说：“假如让辛弃疾的国库屡次空虚，也不会有借口来推脱惩罚；如果是尹师鲁那样的公款使用，就应当辩白他的冤屈。”（这里引用了辛弃疾、尹师鲁的典故。）

○ 孙萇的诗 明代董穀的《碧里杂存》记载：孙萇为蓝玉题画，后来被处死，临刑时随口吟诗道：“鼍鼓三声急，西山日又斜。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明太祖听说后，说：“有这样好的诗却不奏报，是为什么！”于是杀了监刑的人。查考这首诗其实是五代时江为所作。江为是建州人，正值南唐国乱，他的朋友想逃往江南，江为替他起草了投奔江南的表文。他的朋友还没出境就被抓获，搜出了草稿，于是连同江为一起被捕。江为临刑时神色不屈，说：“嵇康临死时，看着日影弹琴。现在我没有时间弹琴了，作一首诗也可以。”于是索要笔来作诗道：“衙鼓惊人急，西倾日易斜。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这件事见于浔阳陶岳所撰《五代史补》第五卷。现在却把它安在孙萇身上，为什么呢？难道是孙萇临刑时吟诵这首诗来寄托哀思，听的人不知道，就以为是孙萇自己作的，而董穀因此记载了下来吗？朱竹垞的《明诗综》不记载这件事，自然是有见识的。《明史》在《孙萇传》中只说：“临刑赋诗，长声歌唱而死”，而不记载他的诗句，较为含蓄。然而说“临刑赋诗”，似乎也是诗为孙萇自己所作。王鏊《震泽纪闻》记载：王朴违背旨意，太祖命令在闹市斩首。王朴临死前作诗，杀完后，行刑的人回报，皇上怜悯地问：“王朴死前说了什么？”把诗的内容报告给他。皇上说：“他有一句半句话，也应当报告，何况是诗呢！”行刑的几个人都被判死刑。根据这个，那么这又是王朴的事。

○ 李梦阳诗重韵 李梦阳在韩愈的《郾城联句》中用重韵，说：“两厢铺氍毹，五鼎调勺药。”又说：“但掷雇笑金，仍祈却老药。”一首诗中用了两个“药”字。袁文说：前面的“药”字本出自《子虚赋》中的“勺药之和具而后御之”，“勺”音酌，“药”音略。后面的“药”字则是读本音。那么字虽然相同但音义各别，本来不妨碍两个都押韵。李梦阳《送徐子将适湖湘》中有：“长安绣陌行麒麟”，末句又说：“归来著书追获麟。”两个“麟”字，没有两个读音和两个意义。

○ 王阮亭柳墓诗 王阮亭说仪真柳屯田的墓，那个地方叫仙掌，所以他的《真州》诗中有“残月晓风仙掌路，何人为吊柳屯田”的句子。然而曾达臣的《独醒志》说柳耆卿死后，葬在枣阳县花山，远近的词人每逢清明节，大多带着酒在他墓旁饮酒，称为吊柳会。那么柳墓在襄阳，不在真州，王阮亭或许没有深入考证罢了。

○ 古今人诗句相同 古人和今人往往有诗句相同的情况。《庚溪诗话》说：赵紫芝有“野水多于地，春山半是云”的诗句，我读《文苑英华》所载的唐诗，这两句都已经有了，只是不在一处罢了。唐代僧人的诗有“河分冈势娄，春入浇痕青”，一位僧人嘲笑他蹈袭前人，说：“河分风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偷古句，古人诗句犯师兄。”大概都是以剽窃为戒。金代赵秉文的诗多触犯古人诗句，李屏山为他诗集作序说：“公诗往往有李白、白居易的话，我都能认出来。”这也是暗中讥讽他袭用前人的话。然而像“河分冈势”、“春入烧痕”，本来不是一个人的诗，而摘取凑成对联，也未尝不可。而在行文落墨间兴致所至，偶然拉入前人诗的一两句，更不足以成为毛病。只有全用一联、一首，稍微换几个字，这就难免受到剽窃的讥讽。现在查考庾信的诗“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而骆宾王的赋中有“隐隐地中鸣鼓角，迢迢天上下将军”。阴铿的诗“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而王维的诗中有“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薛据的诗“省闼开文苑，沧浪学钓舟”，而杜甫的诗中有“独当省署开文苑，兼从沧浪学钓舟”。白居易《寄元九》诗“百年夜分半，一岁春无多”，而黄鲁直的诗中有“百年中半夜分去，一岁无多春暂来”。罗隐《陇头水》诗说“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而于石的诗也说“借问陇头水，终年恨何事。深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唐诗“忍以浮云看世代，悲将流水照须眉”，而刘青田《题太公钓渭图》中有“浮云看世代，流水照须眉”。这些都不能说不是抄袭。又杨铁崖乐府《中湖龙姑曲》有“湖风起，浪如山，银城雪屋相飞翻。白鼍竖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轻一粒。浪花拍碎岳阳楼，万斛龙骧半空立”等句，而张思廉和它的曲也说：“洞庭八月明月寒，湖龙捧出玻璃盘。湖风忽来浪如山，银城雪屋

译互相翻飞。白鼍在树尾对着月亮哭泣，倒卷君山轻如一粒。浪花拍碎了回仙楼，万斛龙骧在半空中矗立，只是起始之处稍有不同罢了。如今各自刻入集中，难道是原本出自张翥的作品，经过杨铁崖删改，后人于是各自刻印他们的诗集吗？又虞道园《挽文丞相》诗中有“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而杨铁崖《洪武初不赴召作》诗中也有“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开”，完全沿用了他的诗句。别本说：“商山本为储君出，黄石终期孺子来。”难道是杨铁崖知道袭用前人诗句是不对的，后来才改了吗？顾侠君说：杨铁崖艳丽的诗句有完全抄写韩冬郎诗句的，这是英雄欺人，不能作为典范。大概就是指这件事。又元人李孝光《墨海》诗：“孤山招得老逋魂，白鹤归来楚云黑”，而同时期的成廷珪也有《墨梅》诗说：“三生石上见逋仙，独鹤归来楚云黑。”这明显也是互相袭用。至于宗楚客有“日映屋岩图画色，风摇杂树管弦声”的诗句，而杜甫“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隔水奏笙簧”与之相似。白居易有“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的诗句，而苏轼“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醉红”也与之相似。又陆游诗“西风吹散朝来酒，依旧衰颜似叶黄”，元人诗“貌似叶红都被酒，头如雪白也簪花”，这又是脱胎变化，另起炉灶，使人不觉其运用之妙。又元好问《感金哀宗入蔡州》诗：“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同时李俊民有《襄阳变后》诗“蛟龙不是池中物，燕雀休嗤垄上人”，也指蔡州亡国之事，似乎也互相袭用，然而各自都极尽对偶之妙。

译○诗作噱头

诗人中有凭借佳句而闻名的，比如赵嘏的“长笛一声人倚楼”，因此人们称他为“赵倚楼”。郑谷咏鹧鸪，有“花落黄陵庙里啼”之句，因此人们称他为“郑鹧鸪”。鲍当以孤雁诗拜谒薛映尚书，其中有“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之句，薛映大为赞赏，因此称他为“鲍孤雁”。谢无逸咏蝴蝶，有“江天春晚暖风细，相逐卖花人过桥”之句，因此称他为“谢蝴蝶”。韦庄遭遇黄巢之乱，作《秦妇吟》说“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当时人称他为“秦妇秀才”。许棠的洞庭诗最为精工，人们称他为“许洞庭”。范镇曾作《长啸却敌赋》，后来曾出使辽国，人们称他为“长啸公”。贺铸字方回，有“江南梅子”之句在人口中流传，人们称他为“贺梅子”。应子和诗中有“腊炬短烧红”、“风过落花红”、“两岸夕阳红”，因此称他为“三红秀才”。梅圣俞因咏河豚诗最为精工，因此称他为“梅河豚”。刘一止因晓行诗得名，称“刘晚行”。参寥僧有“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后来苏东坡在黄州，州里的士大夫问东坡说：“听说有诗僧跟随您，难道就是‘隔林仿佛闻机杼’的那位吗？”东坡对参寥说：“这是和尚的七字号。”元朝人钱塘张叔夏因春水词得名，人们呼他为“张春水”，前明朝袁海叟因白燕诗“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称他为“袁白燕”。张灿为学士联句，得单字，有“细雨斜飞燕子单”之句，马端啸呼他为“燕子单”。学士崔不雕因“黄叶声多酒不辞”之句，王新城称他为“崔黄叶”。这些都是凭借诗句获得美名的人。也有以诗作噱头的。《古今诗话》记载：张昌龄对苏味道说：“我的诗之所以比不上相公，是因为没有‘银花合’。”这是因为苏味道的《元夕》诗中有“火树银花合”之句。苏味道回答说：“我之所以比不上相公，是因为没有‘金铜丁’。”这是因为张昌龄的《赠张昌宗》诗中有“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之句。李义山的诗：“镂月为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态，好取洛川归。”枣强尉张怀庆将其改为七字句：“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性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态，来时好取洛川归。”人们说这是“活剥张昌龄，生吞郭正一”。《摭言》记载：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诗人张祜来拜谒。白居易说：“久仰您的‘款头’诗。”张祜愕然。白居易说：“‘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这不是款头诗吗？”张祜微笑仰头回答说：“也应该记得舍人的‘目连变’吧。”白居易说：“为什么？”张祜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不是目连变吗？”又《北梦琐言》记载：卢廷让《哭边将》诗说：“牒多身上职，碗大背边疮。”人们说这是打脊诗。又有人诗云：“窗下有诗留宿客，室中无事伴僧眠。”人们认为是自落便宜诗。贾岛《哭僧》诗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当时人称这是烧杀活和尚。《抒情集》记载：周繇对罗隐说：“足下有女幛子诗极好。”罗隐不理解。周繇说：“‘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这不是女幛子吗？”罗隐大笑。曹唐《金陵佛寺》诗云：“水底有天春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人们称这是鬼诗。僧人贯休《上蜀王建》诗有“万水千山得得来”之句，王建呼他为“得得和尚”。《刘贡父诗话》记载：韩昌黎《赠玉川子》诗说：“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又说：“先生抱才须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王子直说：“韩愈与处士做牙人商度物价。”《六一诗话》记载梅圣俞曾说：有赠渔者曰：“眼前不见市朝事，耳畔惟闻风水声”，有人以为这是渔人患肝肾风。有咏诗者云：“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有人以为这是此人失却猫儿诗。《百斛明珠》记载杜默有“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之句，说这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胀死牛肉，醉饱而后发的。孙鲂有《夜坐》诗“画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沈彬说这是田舍翁火炉头语。《诗话总龟》记载：张文潜作《虎图》诗云：“烦君卫吾寝，振此蓬荜陋。坐令盗肉鼠，不敢窥白昼。”潘邠老说：“却是猫儿诗也。”《后山诗话》记载：白居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不是富贵人语，乃是看人富贵者。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杨州”，王平甫说这是庄舍牙人解量四至。吴僧《钱塘》诗“到江吴地尽，

译隔岸越山多，有人说这是分界堠子的话。程师孟建造静堂，题诗说：“每天再忙也必须来一次，夜深了还是点灯前来。”人们认为这是登厕所的诗。《悦生堂随抄》记载：僧人法海喜欢写恶劣的诗，郏从事为他作序说：“从前小杜在老杜之下，现在法海又在小杜之下。”《直方诗话》记载：张文潜写大旱的诗说：“天边赵盾更加可畏，水底武侯正醉眠。”人们认为这几乎等于“汤右军”了。从前有人送熟鹅说“汤得右军”。王荆公写《谢公墩》诗说：“我的名字和谢公的字偶然相同，我的房屋和谢公的墩都在眼中。谢公离去我来，墩就属于我，不应名姓还跟着谢公。”人们说这是与死人争地界。辛稼轩镇守越州，派人招刘改之。刘改之在西湖有事，来不及去，作词回答说：“斗酒彘肩，醉渡浙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苏公等，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照台。诸人者，都掉头不顾，只管传杯。白云天竺去来，画图里，峥嵘楼观开。看纵横一剑，东西水绕；两山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疏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蓬莱阁，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刘改之应当把这话告诉岳侍郎倦翁，岳说：“词句固然好，只是遗憾没有刀圭药来治疗你白日见鬼的病罢了。”裴说曾经写《杜工部墓》诗说：“拟凿孤坟破，重教大雅生。”廖凝笑着认为他是掘坟贼。金人张翥有“西风了却黄花事，不管安仁两鬓秋”的诗句，人们称他为“张子却”。赵讽有“好景落谁诗句里，蹇驴驮我画图中”的诗句，人们称他为“赵蹇驴”。

译卷二十五 年号重袭

年号纪元从汉武帝开始，上至朝廷，下至乡里社稷，文书契约记载，没有不便利的，这确实是千古不变的良法。（按：周厉王出居彘地，公卿共同协调修明政治，称为共和。这似乎是年号的开端。又刘贡父《两汉刊误》说：年号的兴起从汉武帝的元鼎开始。吴仁杰说：武帝即位，大约每六年改一次元，也没有年号。到第五个元的第三年，因为有关官员说元应该以天瑞命名，不应该用一二数字，于是追改第一个元为建元，第二个元为元光，第三个元为元朔，第四个元为元狩，而第五个元还没有名字，皇帝心里有所期待。第二年宝鼎出土，于是改为元鼎，并以这一年作为元鼎四年。）然而历代久远，所取的吉祥字只有这些，稍不详细考证，没有不出现重复的。宋太祖年号乾德，认为自古以来没有用过。后来在宫中看见镜子，有“乾德四年”字样，拿此询问窦仪。窦仪上奏说：“这是蜀国末代君主王衍的年号。”查验后，果然镜子是从蜀地来的，于是感叹说：“宰相必须用读书人！”宋徽宗年号建中靖国，中丞王觌说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应当以德宗为戒。宋孝宗即位之初，拟改元重熙。汪应辰说契丹曾经用此纪年。而辽耶律资忠也说兴宗不应当用唐景福年号。由此可知时代久远而年号众多，最容易相互重复。现在历考各朝，不只是乾德、建中、重熙、景福这一两个重复出现。有正统朝代袭用前代旧年号的，有僭越窃位之主袭用前代旧年号的，有僭越窃位之主彼此年号相同的，有正统朝代与僭越窃位之年号相同的。如汉武帝年号建元，而晋康帝、齐高祖也都用建元年号（刘聪、苻坚也相同）。汉宣帝年号甘露，而魏高贵乡公、吴主孙皓也都用甘露年号（苻坚也相同）。汉宣帝又用黄龙年号，而吴大帝也用黄龙年号。汉光武帝年号建武，而晋惠帝、晋元帝、齐明帝也都用建武年号（慕容忠、元颢也相同）。汉明帝年号永平，而晋惠帝、后魏宣武帝也都用永平年号（李密、王建也相同）。汉章帝年号元和，而唐宪宗也用元和年号。汉安帝年号永初，而宋武帝也用永初年号。汉顺帝年号永和，而晋穆帝也用永和年号（姚泓、乞伏慕末也相同）。汉冲帝年号永嘉，而晋怀帝也用永嘉年号。汉桓帝年号永兴，而晋惠帝、后魏明元帝也用永兴年号（冉闵、苻坚也相同）。汉桓帝又用永康年号，而晋惠帝也用永康年号（乞伏炽盘、慕容宝也相同）。汉桓帝又用元嘉年号，而宋文帝也用元嘉年号。魏明帝年号太和，而晋海西公奕、后魏孝文帝、唐文宗都用太和年号（石勒、李势、杨溥也相同）。魏齐王芳年号正始，而后魏宣武帝也用正始年号。蜀后主年号建兴，而吴主孙亮、晋愍帝也用建兴年号（张元靓、李雄、慕容垂也相同）。吴主孙亮又用太平年号，而梁敬帝、辽圣宗也都用太平年号（冯跋、林士宏也相同）。晋武帝年号泰始，而宋明帝也用泰始年号。晋惠帝年号永熙，而后魏太武帝也用永熙年号。晋惠帝又用永安年号，而后魏庄帝也用永安年号（沮渠蒙逊、夏主乾顺也相同）。晋元帝年号永昌，而唐豫王旦也用永昌年号（李自成也相同）。齐明帝年号永泰，而唐代宗也用永泰年号。梁武帝年号大同，而辽太宗也用大同年号。陈后主年号至德，而唐肃宗也用至德年号。唐德宗年号贞元，而金海陵王亮也用贞元年号。唐昭宗年号景福，而辽兴宗也用景福年号。辽道宗年号大安，而金卫王允济也用大安年号。这都是后代年号与前代相同的。汉武帝年号太初，而苻登、乞伏乾归、秃发乌孤、宋元凶劭也都用太初年号。汉宣帝年号五凤，而孙亮、窦建德也都用五凤年号。汉哀帝年号建平，而石勒、慕容望、慕容盛、慕容德、后魏京兆王元瑜也都用建平年号。汉章帝年号建初，而李特、姚苌、李〇也都用建初年号。魏文帝年号延康，而沈法兴也用延康年号。魏明帝年号青龙，而北燕兰汗也用青龙年号。魏齐王芳年号嘉平，而刘聪、秃发亻辱檀也都用嘉平年号。晋武帝年号咸宁，而吕纂也用咸宁年号。梁简文帝年号大宝，而南汉刘钅长也用大宝年号。北齐文宣帝年号天保，而后梁萧岿也用天保年号。北齐后主纬年号武平，而高绍义也用武平年号。后周明帝年号武成，而李希烈、王建也都用武成年号。唐太宗年号贞观，而夏主乾顺也用贞观年号。唐豫王旦年号载初，而安庆绪也用载初年号。唐昭宗年号天复，而辽末回离保也用天复年号。唐昭宗又用天〇年号，而张士诚也用天〇年号。唐昭宗又用大顺年号，而张献忠也用大顺年号。石晋高祖年号天福，而辽末耶律淳也用天福年号。汉隐帝年号乾〇，而夏主仁孝也用乾〇年号。宋英宗年号

译治平年间，徐寿辉也使用治平作为年号。这是僭越窃位的君主年号与前代相同的例子。刘圣公的年号是更始，而慕容冲、乞伏乾归也都使用更始作为年号。孙皓的年号是天册，董昌也使用天册。孙皓又使用天玺作为年号，慕容俊也使用天玺。刘聪的年号是麟嘉，吕光也使用麟嘉。慕容觊的年号是建明，元奕、吕苟儿也都使用建明。慕容垂的年号是燕元，慕容德也使用燕元。梁朝的萧栋使用天正作为年号，萧纪也使用天正，辽朝末期的移刺窝斡也使用天正。萧琮的年号是广运，刘继元、西夏元昊也使用广运。史思明的年号是应天，朱Г、刘守光、西夏主李安全也都使用应天。史思明又使用顺天作为年号，董昌、郝仪也都使用顺天。王建的年号是光天，南汉刘玢也使用光天。这是僭伪草寇的年号彼此相同的例子。慕容永的年号是中兴，齐和帝也使用中兴（元郎也相同）。梁师都的年号是永隆，唐高宗也使用永隆（闽王王曦也相同）。萧〇的年号是大定，周静帝、金世宗也都使用大定。乞伏国仁的年号是建义，后魏庄帝也使用建义（杨难当也相同）。邢杲的年号是天统，北齐后主也使用天统（明玉珍也相同）。南汉刘Ζ的年号是乾亭，辽景宗也使用乾亭。南唐李景的年号是保大，辽天祚帝也使用保大。刘承钧的年号是天会，金太宗也使用天会。南唐的贼寇张遇贤，睦州的贼寇方腊都使用永乐作为年号，而明成祖也使用永乐。西夏主李乾顺的年号是正德，明武宗也使用正德。杨安儿的年号是天顺，元泰定帝的儿子阿速吉八在位数月，也使用天顺，明英宗也使用天顺。梁朝的萧庄、后魏的元法僧都使用天启作为年号，而明熹宗也使用天启。这是建立国家、确立正统的朝代反而与僭窃的年号相同的例子。那些僭伪草寇的朝代，疏漏荒略，来不及详细考证，重复出现，本来不足为怪。如果是太平盛世，典籍完备，文士众多，竟然也如此漫不经心、不加考证吗？尤其令人不解的是，前朝的永乐、天顺、天启都是乱贼的年号。以大一统的朝代，偏偏袭用乱贼的年号，更足以成为千古的笑柄了。元顺帝仰慕世祖的治理，重新纪年至元，意图虽然出于效法祖先，然而御史李好文已经说过：“年号袭用旧称，在古代未曾听说过。”（按：晋惠帝的年号是建武，晋元帝也使用建武。又如唐高宗有上元的年号，而肃宗也使用上元。一朝之中年号相同，也不始于元朝。）如果后魏孝武帝改元永兴，后来因为与先世明元帝年号相同，就改为永熙。桓玄刚篡位时，改年号为建始，因为与赵王司马伦年号相同，就改为永始。而永始又是王莽受封时的年号，于是改为大享。西夏元昊建元开运，有人告知这是石晋亡国的年号，于是改为广运。以偏安一隅、僭窃位号的朝代，尚且知道检点避讳，明朝的大臣反而不如元魏、西夏，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前代正统纪年记载在史册中，容易核查，至于僭窃的年号，则散见于其他书籍，不像正史编年那样可以考证，于是不知不觉暗合而不自知自己的浅陋罢了。从前宋庠有《纪年通谱》，现在已经失传。王应麟《玉海》所载颇为详细，而宋朝以后没有人记述。近日陈景云有《纪元要略》，详细记载史代正史所纪年号。陈景云的儿子陈黄中，又增辑各僭伪国家的年号，颇为完备。然而对于草寇盗贼所建的伪号尚多遗漏，现在摘录各朝纪年及僭窃各年号，分列于后，希望阅览者有所考证。

译历代正史编年，各朝帝号如下：汉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昭帝（始元、元凤、元平）。宣帝（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元帝（初元、永光、建昭、竟宁）。成帝（建始、河平、阳朔、鸿嘉、永始、元延、绥和）。哀帝（建平、元寿。皇帝又因方士之言，想将太初元将四字改为其他年号，中途停止）。平帝（元始）。孺子婴（初始）。

光武帝（建武、建武中元）。明帝（永平）。章帝（建初、元和、章和）。和帝（永元、元兴）。殇帝（延平，又号元延，见《玉海》）。安帝（永初、元初、永宁、建光、延光）。顺帝（永建、阳嘉、永和、汉安、建康）。冲帝（永嘉）。质帝（本初）。桓帝（建和、和平、元嘉、永兴、永寿、延熹、永康）。灵帝（建宁、熹平、光和、中平）。少帝辩（节光、昭宁）。献帝（永兴、初平、兴平、建安、延康）。

蜀昭烈帝（章武）。后主禅（建兴、延熙、景耀、炎兴）。魏文帝（黄初）。明帝（太和、青龙、景初）。齐王芳（正始、嘉平）。高贵乡公髦（正元、甘露）。元帝奂（景元、咸熙）。

吴大帝（黄武、黄龙、嘉禾、赤乌、太元、神凤）。侯官侯亮（建兴、五凤、太平）。景帝休（永安）。归命侯皓（元兴、甘露、宝鼎、建衡、凤凰、天册、天玺、天纪）。

晋武帝（泰始、咸宁、太康、太熙）。惠帝（永熙、永平、元康、永康、永宁、太安、永兴、建武、永安、光熙）。怀帝（永嘉）。愍帝（建兴）。东晋元帝（建武、太兴、永昌）。明帝（太宁）。成帝（咸和、咸康）。康帝（建元）。穆帝（永和、升平）。哀帝（隆和、兴宁）。海西公奕（太和）。简文帝（咸安）。孝武帝（宁康、太元）。安帝（隆安、元兴、义熙）。恭帝（元熙）。

宋武帝（永初。又号大宁，见《玉海》）。营阳王义符（景平）。文帝（元嘉）。孝武帝（孝建、大明）。废帝子业（永光、景和）。明帝（泰始、泰豫）。苍梧王昱（元徽）。顺帝（升平）。

齐高祖（建元）。武帝（永明）。郁林王昭业（隆昌）。海陵王昭文（延兴）。明帝（建武、永泰）。东昏侯宝卷（永元）。和帝宝融（中兴）。

梁武帝（天监、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太清）。简文帝（大宝）。元帝（承圣）。敬帝（绍泰、太平）。

陈武帝（永定）。文帝（天嘉、天康）。临海王伯宗（光大）。宣帝（太建）。后主叔宝（至德、祯明）。

后魏道武帝（登国、皇始、天兴、天赐）。明元帝（永兴、神瑞、泰常。又号咸熙，见《玉海》）。太武帝（始光、神〇、延和、太平真君、太延、正平）。文成帝（兴安、兴光、太安、和平）。献文帝（天安、皇兴）。孝文帝（延兴、承明、太和）。宣武帝（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又号熙平，见《玉海》）。孝明帝（熙平、神龟、正光、孝昌、武泰）。庄帝（建义、永安）。节闵帝（普泰）。孝武帝（太昌、永熙）。孝静帝（天平、元象、兴和、武定）。文帝（大统）。废帝（无年号）。恭帝（无年号）。

北齐文宣帝（天保）。废帝殷（乾明）。孝昭帝（皇建）。武成帝（太宁、河清）。后主纬（天统、武平、隆化）。恒（承光）。

后周明帝（武成）。武帝（保定、天和、建德、宣政）。宣帝（大成）。静帝（大象、大定）。

隋文帝（开皇、仁寿）。炀帝（大业）。代王侑（义宁）。越王侗（皇泰）。唐高祖（武德）。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享、上元、仪凤、调露、永隆、开耀、永淳、宏道）。豫王旦（文明、光宅、垂拱、永昌、载初）。武后（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中宗（嗣圣、神龙、景龙）。睿宗（景云、太极、延和、先天）。玄宗（开元、天宝）。

译肃宗（至德、乾元、上元、宝应）。代宗（广德、永泰、大历）。德宗（建中、兴元、贞元）。顺宗（永贞）。宪宗（元和）。穆宗（长庆）。敬宗（宝历）。文宗（太和、开成）。武宗（会昌）。宣宗（大中）。懿宗（咸通）。僖宗（乾符、广明、中和、光启、文德）。昭宗（龙纪、大顺、景福、乾宁、光化、天复、天〇）。梁太祖（开平、乾化）。末帝（贞明、龙德）。

译后唐庄宗（同光）。明宗（天成、长兴）。愍帝（应顺）。潞王李从珂（清泰）。晋高祖（天福）。出帝（开运）。

汉高祖（乾祐）。隐帝（年号相同）。

周太祖（广顺、显德。《玉海》中还有天和、建德两个年号）。世宗（仍用显德）。恭帝（仍用显德）。

宋太祖（建隆、乾德、开宝）。太宗（太平兴国。雍熙、端拱、淳化、至道）。真宗（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仁宗（天圣、明道、景祐、宝元、康定、庆历、皇祐、至和、嘉祐）。英宗（治平）。神宗（熙宁、元丰）。哲宗（元祐、绍圣、元符）。徽宗（建中靖国、崇宁、大观、政和、重和、宣和）。钦宗（靖康）。高宗（建炎、绍兴）。孝宗（隆兴、乾道、淳熙）。光宗（绍熙）。宁宗（庆元、嘉泰、开禧、嘉定）。理宗（宝庆、绍定、端平、嘉熙、淳祐、宝祐、开庆、景定）。度宗（咸淳）。少帝赵昺（德祐）。端宗赵昰（景炎）。帝赵昺（祥兴）。

辽太祖（天赞、天显。《玉海》中还有神册这个年号）。太宗（会同、大同）。世宗（天禄）。穆宗（应历）。景宗（保宁、乾亨）。圣宗（统和、开泰、太平）。兴宗（景福、重熙）。道宗（保宁、乾亨）。圣宗（统和、开泰、太平）。兴宗（景福、重熙）。道宗（清宁、咸雍、太康、大安、寿隆）。天祚帝（乾统、天庆、保大）。

金太祖（收国、天辅）。太宗（天会）。熙宗（天眷、皇统）。海陵王完颜亮（天德、贞元、正隆）。世宗（大定）。章宗（明昌、承安、泰和）。卫王完颜允济（大安、崇庆、至宁）。宣宗（贞祐、兴定、元光）。哀宗（正大、开兴、天兴。《玉海》中金朝还有天兴这个年号，不知属于哪位皇帝）。元祖元皇帝（天兴）。世祖（中统、至元）。成宗（元贞、大德）。武宗（至大）。仁宗（皇庆、延祐）。英宗（至治）。泰定帝（泰定、致和）。明宗（无年号）。文宗（至顺、至顺）。宁宗（无年号）。顺帝（元统、至元、至正）。明太祖（洪武）。惠帝（建文）。成祖（永乐）。仁宗（洪熙）。宣宗（宣德）。英宗（正统、天顺）。景帝（景泰）。宪宗（成化）。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光宗（泰昌）。熹宗（天启）。庄烈帝（崇祯）。

○历代僭越窃国者各年号：王莽（建国、天凤、地皇。又号初始，见《玉海》）。刘圣公（更始）。刘盆子（建世）。隗嚣（汉复）。公孙述（龙兴）。后汉贼张曼成（神上）。公孙渊（绍汉）。

西晋赵王司马伦（建始）。南阳王司马保（建康）。山都贼丘沈（神凤）。

东晋桓玄（大亨、建始、永始）。桓谦（天康）。巴酋句渠知（平赵，见《玉海》）。

汉刘渊（元熙、永凤、河瑞）。刘聪（光兴、嘉平、建元、麟嘉）。刘粲（汉昌）。

前赵刘曜（光初）。

后赵石勒（太和、建平）。石弘（延熙）。石虎（建武、太宁）。石遵（永宁）。石鉴（青龙）。冉闵（永兴）。石虎时安定贼李子扬僭号大黄帝（龙兴）。前秦苻健（皇始）。苻生（寿光）。苻坚（永兴、甘露、建元）。苻丕（太安）。苻登（太初）。苻崇（延初）。贼帅张琚（建昌）。

后秦姚苌（白雀、建初）。姚兴（皇初、弘始）。姚泓（永和）。窦衡（元光）。

蜀李特（《华阳国志》称晏平，《晋书·载记》称建初）。李雄（建兴、太武、玉衡）。李期（玉恒）。李寿（汉兴）。李势（太和、嘉宁）。又有妖贼李宏伪称李势之子（年号凤凰，见《晋书·周访传》）。

前燕慕容俊（元玺、光寿）。慕容暐（建熙）。被苻秦所灭，苻秦混乱后，慕容氏再次兴起。慕容泓（燕兴）。慕容冲（更始）。段随（昌平）。慕容觊（建明）。慕容望（建平）。慕容忠（建武）。慕容详（建始）。

西燕慕容永（中兴）。

后燕慕容垂（建兴）。慕容宝（永康）。翟钊（定鼎）。兰汗（青龙）。慕容麟（延平）。慕容盛（建平、长乐）。慕容熙（

译光始、建始）。高云（正始）。冯跋（太平）。冯弘（太兴）。

译南燕慕容德（建平）。慕容超（太上）。

前凉张实（永安），张茂（永元、太元）。张重华（永乐）。张祚（和平）。张元靓（建兴、太始）。张天锡（太清）。张大豫（凤凰）。

后凉吕光（太安、麟嘉、龙飞）。吕纂（咸宁）。吕隆（神鼎）。

西凉李暠（庚子、建初），李歆（嘉兴）。李恂（永建）。

西秦乞伏国仁（建义）。乞伏乾归（太初、更始）。乞伏炽盘（永康、建弘）。乞伏慕末（永和）。

南凉秃发乌孤（太初）。利鹿孤（建和）。傉檀（弘昌、嘉平）。

北凉段业（神玺。《玉海》作天玺）。沮渠蒙逊（永安、元始、承元、义和）。牧犍（承和）。

夏赫连勃勃（龙升、凤翔、昌武、真兴）。赫连昌（承光）。赫连定（胜光）氐王杨难当（建义）。

宋元凶劭篡位（太初）。晋安王子勋（义嘉）。武昌王浑（元光。此戏作檄文而有是称，非实事也，后竟以此被祸）。氐帅赵广（秦始。见《宋书·刘粹传》）。南谯王义宣（建平。见《鲁爽传》）。

齐唐寓之（兴平）。雍道晞（建义）。

梁萧栋（昭明太子之子，为侯景所立。天正）。武陵王纪（亦号天正）。萧庄（天启。见《南史·萧方等传》）。萧渊明（天成。见《南史》）。临贺王正德（正平）。交州民李贲（天德。见《梁武纪》）。侯景（太始）。

后梁萧詧（大定）。萧岿（天保）。萧琮（广运）。

后魏南安王余（承平。为宗爱所立者）。博真（承平。太武帝后所立者）京兆王元愉（建平）。汝南王元悦（更兴。梁武策为魏主）。徐州刺史元法僧（天启）。北海王元颢（孝基、建武。亦梁武所立）。长广王元晔（建明。尔朱兆所立）。章武王元朗（中兴。高欢所立）。贼帅鲜于修礼（鲁兴）。杜洛周（真王）。陈双炽（始建）。葛荣（广安）。邢杲（天统）。莫折念生（天建。见《萧宝寅传》）。万俟丑奴（神虎）。萧宝寅（隆绪）。破六韩拔陵（真王）。陈郡贼刘获、郑辨（天授）。山胡刘蠡升（神嘉。见《北齐书》）。汾州胡王巨触（平都。见《北齐书》）。司马小君（圣君。见《道武诸子传》）。吕苟几（建明）、泾州贼陈瞻（圣明。见《景穆诸子传》）。饥胡白亚栗斯（建平）。翟辽（建光。见《玉海》）。

北齐安德王高廷宗（德昌。立二日而灭）。范阳王高绍义（武平。奔突厥后即位）。稽胡贼刘没铎（右平）。

隋末贼帅向海明（白乌）。刘迦（大世）。朱粲（昌达）。操师乞（《北史》谓年号始兴，《隋书》及《唐书》谓年号天成）。林士宏（太平。《玉海》又云天成）。李子和（丑平。《旧唐书》作正平）。窦建德（丁丑、五凤）。王世充（开明）。宇文化及（天寿）。李密（《旧唐书》谓魏公元年，《新唐书》谓改元永平）。李轨（安乐）。薛举（秦兴）。刘武周（天兴）。浮屠高昙成（法轮）。萧铣（凤鸣）。刘黑闼（天造）。沈法兴（延康）。李子通（明政）。梁师都（永隆）。曹武彻（通圣）。辅公祏（天明。《玉海》又有乾德之号）。高开道（开成、始兴）。

唐殇帝（唐隆）。谯王重福（中元克复）。濮王（天寿。见《玉海》）。嗣襄王僴（建贞。《玉海》作永贞）。安禄山（圣武）。安庆绪（载初、天和。《通鉴》作天成）。史思明（应天、顺天）。史朝义（显圣）。李希烈（武成）。段子璋（黄龙。见《通鉴》）。浙东贼袁晁（宝胜、升国）。朱泚（应天、天皇）黄巢（王霸、金统）。裘甫（罗平）。土摩沙（进通）。

五代梁郢王友珪篡位（凤历）。刘守光（应天。见《玉海》）。

吴杨隆演（武义）。杨溥（顺义、乾贞、太和、天祚）。

前蜀王建（武成、永平、通正、天汉、光天）。王衍（乾德。咸康）。

蜀贼张育（黑龙）。程道养（泰始）。

后蜀孟知祥（明德）。孟昶（广政）。

南汉刘䶮（乾亨、白

译龙、大有）。刘玢（光天）。刘晟（应乾、乾和）。刘�（大宝）。

译闽王王昶（年号通文）。王曦（年号永隆）。王延政（年号天德）。

南唐李昪（年号升元）。李景（年号保大、中兴、交泰）。贼帅张遇贤（年号永乐，见《五代史》）。

董昌（《新唐书》记载年号为天册，《五代史》记载为顺天）。

吴越钱镠（年号宝正，见《五代史》。另有天宝、宝大两个年号，见《十国春秋》及洪迈《容斋随笔》。另有广初一个年号，见《玉海》）。

北汉刘承钧（年号天会，见李恽《千佛楼铭》）。刘继元（年号广运）。

西夏元昊（年号开运、广运、大庆、天授礼法延祚，共六个字为年号）。谅祚（年号延嗣宁国、天授垂圣、福圣承道）。秉常（年号乾道、天赐礼盛国庆、天安礼定）。乾顺（年号天仪治平、天授民安、永安、贞观、雍宁、元德、正德、大德）。仁孝（年号大庆、人庆、天盛、乾祐）。纯祐（年号天庆）。安全（年号应天、皇建）。遵顼（年号光定）。德旺（年号乾定）。

辽人皇王倍（年号甘露）。辽末东京详稳大延琳（年号天庆）。渤海将领高永昌（年号隆基）。奚王回离保（年号天复）。耶律淳（年号建福）。耶律淳之妻萧氏称制（年号德兴）。梁王耶律雅里（年号神历）。萧干（年号天嗣）。耶律大石（年号延庆、天德、康国）。耶律大石之妻塔不烟（年号咸清）。不夷列（年号绍兴）。不夷列之妹速普完（年号崇福）。不夷列次子直鲁古（年号天禧）。耶律留哥（年号元统）。

贝州贼王则（年号得圣）。广源酋长侬智高（年号启历，《玉海》另有端懿、景瑞等年号）。蜀贼王均（年号代顺）。睦州贼方腊（年号永乐，见《宣和遗事》）。苗傅、刘正彦拥立皇子赵旉（年号明受）。洞庭贼杨么（年号庚戌，另有大圣王之称）。李顺（年号应运）。金朝刘豫（年号阜昌）。山东贼郝定（年号顺天，见《侯挚传》）。移剌窝斡（年号天正，见《逆臣传》）。辽东贼蒲鲜万奴（年号天泰，见《金宣宗纪》）。杨安儿（年号天顺，见《仆散安贞传》）。信州贼契丹德寿奴锁（年号身圣，见《内族襄传》）。纠军贼（年号天赐，见《完颜佐传》）。

元朝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年号天顺）。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年号宣光。后来又有年号叫天元，见《高丽史》）。陈吊眼占据漳州起兵恢复宋朝（年号昌泰，见《郑所南集》）。耶律厮不（年号天威，本是耶律留哥部下，被乞奴金山推举为辽主）。乞奴金山（年号天德，均见《耶律留哥传》）。锦州贼张致（年号兴龙）。广州贼林桂芳（年号延康）。广东贼朱光卿（年号赤符）。温州贼陈空崖（年号正治）。林儿（年号龙凤）。张士诚（年号天佑）。徐寿辉（年号治平）。陈友谅（年号大义）。陈理（年号德寿）。明玉珍（年号天统）。明升（年号开熙）。

明朝麻城贼李保（年号武烈，见《明史·李辰传》）。西华贼刘千斤（年号德胜，见《明史·白圭传》）。叶宗留之党陈鉴胡（年号泰定，见《明史》张骥及侯恂传）。白莲贼徐鸿儒（年号大成、兴胜，见《明史·赵彦传》）。流贼李自成（年号永昌）。张献忠（年号大顺，均见《明史·流贼传》）。

此外有少数民族年号见于《唐书》、宋、元、明史及《通鉴》、《玉海》者，现在一并摘录：吐蕃赞普（年号彝泰）。

渤海王武艺（年号仁安）。钦茂（年号大兴）。华秀（年号中兴）。嵩邻（年号正历）。元瑜（年号永德）。言义（年号朱雀、太始建兴，《唐书》记载如此，《通鉴》又说是明忠〈太始〉、仁秀〈建兴〉，《玉海》又说是彝震〈咸和〉）。

南诏酋龙（年号建极，见《玉海》）。法（年号贞明承智大同，六个字为年号，见《通鉴》）。舜化（年号中兴。此外又有明圣、保和、政安、明统等年号，又有崇兴大宝、天瑞景星，都是四个字为年号，见《玉海》）。

日本王孝德（年号白雉，见《唐书》）。又有天元、康保、仁平、延历、永延、文治、宽宏、应保、宝龟、白龟、天庆、天历等年号，又有天平宝胜四个字为年号。（均见《玉海》）。平秀吉（年号文禄，见《明史》）。

交趾陈日尊（年号宝象、神武，见《宋史》。而《玉海》作李曰尊。《元史》安南又有绍隆、绍宝等年号）。李乾德（年号太宁。此外又有天纪宝象、彰武嘉庆，都是以四个字为年号。见《玉海》）。

安南黎苍（年号元圣）。简定（年号兴庆）。陈季扩（年号重光）。涂山

译僧范玉（年号永宁）。黎利（年号顺天）。黎麟（年号维宁、大宝）。黎〇（年号大利、延宁）。黎琮（年号天兴）。黎灏（年号光顺、洪德）。黎晖（年号景统）。黎谊（年号端庆）。陈〇篡位自立（年号应天）。黎〇周（年号洪顺）。莫登庸（年号明德）。莫方瀛（年号大正）。黎宁（年号元和）。黎宪（年号光照。以上均见于《明史·安南传》）。

译大理（有保天、道隆、文治、利贞等年号）。

高丽（有延祥、正丰等年号）。

于阗（有同庆年号）。

柔然（有始平年号）。

蜀丛帝（万通。以上五条均见于《玉海》）。

瓦剌也先自立为可汗（添元。见于《明史》）。

（此外道教经籍中有延康、赤明、龙汉、开皇、上皇、无极、永寿等年号，见于《隋书·经籍志》）○关于改元，欧阳修曾说：年号以“一”为“元”，也并非常有定法，大概只是古人的用语罢了。古人说一年的第一个月，不叫一月，而叫正月。《国语》中的六吕称为元间、太吕，《周易》中的六爻称为初九。大致古人说数字大多不说“一”，不仅仅是在年号上如此。后世才开始把孔子书写“元年”作为《春秋》的大法，于是将改元视为重大事件。汉代以后又用“建元”来命名年号，于是年号就多了，多得无法统计。考察欧阳修的这种说法，也是主观推测之词。古人最重视的是“元”，汉代《律历志》说：历法开始称为元。《易传》说：元，是善的统领。又说：是事物的统领。三统合于一个元。古人所说的元祀、元年，大概取意于此。董仲舒也说：《春秋》所谓“一元”的意思，是万物所从开始的地方。元，是说言辞中称为大的。把一称为元，是看重大的开始而想要正本清源。因此建元作为重大事件，由来已久了。古代天子、诸侯都终身只用一个元年，没有所谓改元的事。《史记》记载秦惠文王十四年改为元年，这实际上是后世改元的开始。汉文帝因为新垣平的话，也将十六年改为后元年。景帝又有中元年、后元年的改元。到了武帝时改元十余次。后人只知道改元从武帝开始，是因为武帝有年号，人们都看得见，却不知道改元实际上并非始于汉武帝。历代以来，又有不该建元却已有年号的。如刘渊称汉王，就建元元熙，僭称帝位，又改元永凤。石勒称赵王，就建元太和，僭称帝位，又改元建平。吕光占据姑臧，就建元太安，称三河王，又改元麟嘉，称天王，又改元龙飞。以及各个僭伪政权，如乞伏、沮渠、秃发之类，虽然不称帝却各有年号，就是这种情况。又有不改年号但只改元的。如光武帝仍用建武的年号，而改为中元年。梁武帝仍用大通的年号，而改为中大通元年，就是这种情况。有一年改元两三次的情形。汉中平六年，献帝即位，改元光熹；张让、段珪被诛后，改元昭宁；董卓辅政，改元永汉，这一年有四个年号。晋惠帝太安二年，长沙王司马乂事败，成都王司马颖改元永安；河间王司马颙得政，又改元永兴。魏孝明帝武泰元年驾崩，孝庄帝即位，就改元建义，又改元永安。宋废帝子业即位的第二年，改元永光，又改元景和。唐中宗嗣圣元年，武则天废立皇帝后，改元文明，九月又改元光宅。垂拱五年春改元永昌，十一月又改元载初。天授三年夏四月改元如意，秋九月又改元长寿。等到长寿三年夏五月改元延载，十一月又改元证圣。第二年九月改元天册万岁，十二月又改元万岁登封。第二年四月改元神功，十一月又改元圣历。又过了四年改元大足，十月改元长安。（按武则天以建子月为正朔，凡是十一月的改元，已属于岁首。）等到金哀宗正大九年已改元开兴，又改元天兴。明万历四十八年神宗驾崩，光宗即位一个月后驾崩，熹宗即位，采纳左光斗的建议，以今年八月以前仍为万历八月，以后为泰昌，明年为天启。这些都是一年有两三个年号的情形。有不该改元却立即改元的。蜀先主去世，儿子刘禅继位不到一个月，就改元建兴。吴孙亮、晋惠帝、宋元凶刘劭也是这样。《宋书·五行志》说这几位君主都没有善终，就是这种情况。有应该改元却不改的。君主即位过了一年就改元，而梁末帝、晋出帝、刘承钧都过了一年不改元，又过了一年才改。孟昶即位五年才改，金熙宗即位也是两年才改，唐哀帝、汉隐帝、周世宗都使用先世的年号，终身不改。哀帝、隐帝都年少，且受权臣逼迫，所以来不及顾及，世宗为什么也这样因循呢？难道是因为周太祖刚改元就驾崩，显德的年号起初未曾使用，于是沿袭它来纪年吗？又有年号犯讳却不改的。梁末帝名友贞，而年号贞明；汉隐帝名承祐，而年号乾祐；夏主仁孝的父亲名乾顺，而仁孝也改元乾祐，满朝之人没有听说有人议论，为什么呢？○年号用字年号用字，固然取吉祥之意，但又有应当慎重选择的。晋元帝改元永昌，郭璞说永昌之名有二日的象数。齐郁林王建元隆昌，《南史》评论也说与此谶言相同。梁侯景立萧栋，改元天正。武陵王萧纪僭位，也改元天正。有见识的人认为：“从文字上看，天为二人，正为一止，意思是各自一年就停止了。”永丰侯叹息说：“

译从前桓玄的年号是大亨，有见识的人说“亨”字拆开是“二月了”，而桓玄的败亡确实发生在仲春二月。如今年号叫天正，“正”字在字形上是一个“止”字，这能长久吗？”纪瞻和桓玄果然都被元帝杀害。北齐文宣帝的年号是天保，有见识的人说：“‘天保’这两个字拆开是‘一大人只十’。皇帝大概不能超过十年吧？”文宣帝果然在位十年。后主高纬逃往邺城，命令安德王高延宗镇守晋阳。高延宗被众人推举，即皇帝位，年号德昌。人们认为“德昌”就是“得到两个太阳（两天）”。果然在即位的第二天，被周军包围，过了一夜就败了，正好是两天。萧琮的年号是广运，有见识的人说：“‘运’字拆开是‘走军’。”隋炀帝改元大业，有人认为是“大苦来”。唐僖宗的年号是文明，等到黄巢造反时，人们认为唐朝去掉“丑口”而加上“黄”，“明”字已经可以替代“唐”字，把它当作图谶。宋徽宗改元宣和，有人说“宣和”是“一家有两个太阳（两天）”，果然徽宗、钦宗一同被俘。钦宗改元靖康，有人认为是“立十二月”，果然满一年就失去了国家。又有人说这是“十二月立康王”的征兆，这个谶语果然应验了。明泰昌帝也在位两天，果然这一年天启帝继位。所有这些虽然都是偶然巧合，未必因此就导致不祥，但也不能不加以注意。（沈作喆又说：年号最忌讳与前世皇帝的谥号、陵墓名称相冲突。本朝熙宁、崇宁这两个年号，是南朝章皇后、宣皇后陵墓的名称。这也是当时大臣不学无术的过错。那么年号也应当避开陵墓名称了。这也见于袁文的《瓮牖闲评》。）

译○ 年号并称：宋朝以前的国家年号，从未有过截取一个字而将两个年号并称的情况。从宋朝开始，才有“熙丰”、“乾淳”这样的说法，甚至出现在章奏和著述之中。然而，这还只是一个皇帝改元后的年号，自身形成连贯。到了明朝，才将两位皇帝的年号合并并称，如“永宣”、“成弘”、“嘉隆”、“隆万”、“天崇”之类，甚至还有取下一字并称的，如“化治”、“庆历”、“启祯”。虽然这些并称没有什么实际关联，但这也是民间随意议论的一种表现。本朝虽然没有明确禁止，但自然没有这种习气。一方面是因为历代圣君在位时间长久，另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尊严，人们心存敬畏的缘故。查考唐代德宗思念贞观、开元的治世，于是建立年号“贞元”。宋孝宗兼取建隆、绍兴，于是建立年号“隆兴”；取乾德、至道，于是建立年号“乾道”。宁宗兼取开宝、天禧，于是建立年号“开禧”。（《金史》记载：完颜匡说：“宋朝取用先世的开宝、天禧，纪元为开禧，难道是忘记了中国吗！”）既然如此，那么朝廷之上已经开了这种先例。

● 卷二十六 ○ 翰林：“翰林”这个名字，本源于扬子云的《长杨赋》，所谓子墨客卿问于翰林主人，大概是说文学的丛林，如同“词坛”、“文苑”那样。古代没有把它作为官名的。把它设立为官署，是从唐朝开始的。然而唐朝时翰林本是内廷供奉的名称，不一定都是文学之士。《旧唐书·百官志》记载：翰林是词学经述以及僧道祝卜等等待诏的地方。高宗时，刘〇之等人凭借文词被召入待诏，当时号称北门学士。玄宗时张说、陆坚、张九龄、张〇等人也被召入，称为翰林供奉。凡是表疏批答，或者诏令从宫中发出，皇帝亲笔所挥，也依靠他们进行检讨。这是翰林成为官名的开始。（《吴通玄传》记载陆贽的奏疏说：太平时期，工艺书画都待诏于翰林，而没有学士。至德以来，命令集贤学士进入禁中起草诏书，在翰林院等待进止，因此以此命名官职。那么翰林学士又是从至德年间开始的。然而叶石林说：唐朝的翰林，开元以前没有学士的称号，叫翰林待诏，叫翰林供奉。开元二十六年才开始改供奉为学士，由张〇等人担任。这与《旧唐书·百官志》相合。那么翰林设有学士，实际上始于开元，而不是始于至德。）当初设立翰林，本是为了便于宴饮私游和技艺展示，凡是技术之士都在其中。学士也是技艺的一种，所以也在这里待诏。后来因为撰写诏命，得以参与机密事务，于是成为清贵显要的最高选拔。然而那时翰林中仍有杂流，如天宝年间有嵩山道士吴筠，乾元年间有占星术士韩颖、刘ピ，贞元年间有下棋的王叔文、侍书王亻丕，元和末年有方士柳泌、浮屠士通，都待诏于翰林。柳公权也充任翰林书诏学士。又《顺宗本纪》记载罢免了翰林、医工、相工、占星、射复等冗员四十二人。沈括所说的工艺群官都称翰林，就是这个意思。辽、宋以来，仍然沿袭其制度。辽本纪中有翰林茶酒使。《宋史》记载：安忠掌管翰林司内衣库，提点医官院。韩显符善于占候，下诏任命他为翰林天文。钱惟演擅长书法，太宗命令翰林书学贺丕显到他府上取字。本纪记载：雍熙四年，选拔医术优秀的人为翰林学生。元丰四年，改翰林医官院为医官局。大观三年，下诏将医学并入太医局，书法并入翰林书艺局，绘画并入翰林画图局。这是宋朝时翰林仍然沿袭唐制，杂艺之士都居其中。专门用来安置文学之士，是从明朝开始的。

○ 学士：“学士”这个名字，由来最久。裴松之《三国志注》记载：正始年间，下诏商议圜丘之事，普遍延请学士。这是曹魏时已有学士的称号了。晋、宋以后，增设逐渐增多。宋泰始六年，设置总明观学士，后来省去总明观，在王俭宅第开设学士馆，用总明四部书充实其中。齐高帝下诏让东观学士撰写《史林》三十篇。永明年间设置新旧学士十人，修撰《五礼》。又竟陵王子良召集学士抄录五经百家。梁武帝时，沈约等人又请求修撰《五礼》。各设置旧学一人，每人各举荐学士二人相助。又命令庾肩吾、刘孝威等十人为高斋学士。简文帝为太子时，又开设文德省，设置学士刘孝标撰写《类苑》。梁武帝又命令各位学士撰写《华林遍略》以提高其地位。陈武帝也下诏依照前代设置西省学士。其他散见于南、北史各传中的，如虞荔、张讥都担任士林馆学士，蔡翼、纪少瑜、庾信担任东宫学士，傅纟宰、顾野王、阮卓担任撰史学士，沈峻、孔子祛担任西省学士，陆琰、沈不害担任嘉德殿学士，岑之敬担任寿光殿学士，阮卓又担任德教殿学士。这是六朝时或省，或观，或殿，或馆，随所用各置学士。只是那时所谓的学士，没有固定员额，没有固定品级。《隋书·柳〇传》记载：晋王广招引文学之士一百多人充任学士，以师友相待。当时诸王都有学士，晋王广以庾自直为学士，秦王俊以潘徽为学士。这是藩王也可以设置学士。《韦孝宽传》记载：孝宽虽然在军中

译（他）专心致力于文史之学，晚年患眼疾，仍然让学士诵读给他听。由此可见，节度使也可以设置学士。隋文帝命令段文操督管秘书省的学士，段文操性格刚强严厉，学士们大多保持儒雅之风，段文操就鞭打他们，前后被鞭打的达到上千人。那么学士尚且不免遭受鞭打。大概当时所谓的学士，不过是像文人那样罢了。唐太宗担任天策上将军时，让司勋郎中杜如晦、考功郎中房玄龄、军咨祭酒苏世长等十八人，以原官职兼任学士。司勋、考功等，是他们的官职；学士则是总称。即位后设置弘文馆，全部征召学士轮流值宿休息，参与机密决策，研讨文史，他们的职权逐渐加重。乾封以后，范履冰等人担任学士，起草拟定诏令敕书，地位更加清贵重要。然而《通考》说弘文、集贤学士分别隶属于中书、门下，那么还是有所隶属的。到了开元年间，将翰林供奉改为学士，在翰林院南面另外建立学士院，已经与翰林院分为两职。但因为翰林院靠近皇帝，地位清贵切近，所以还冒用翰林之名，于是有了翰林学士的官名，其职权专门掌管起草诏令。当时认为他们是天子的私人，号称内相。至德以后，又在学士中挑选资历深、声望重的人一人担任承旨，往往做到宰相，于是学士就成为公卿辅臣的前途阶梯了。至于学士品级的高低，则历代各不相同。《通考》说：唐代的翰林学士，只选取有文学才能的人，随其原官职的高低，入院者都称为学士，朝见皇帝时，则各自跟随原官职列班，而学士不曾有固定的品级。现在查考《唐书·高璩传》说：高璩由翰林学士提拔为谏议大夫，近代学士越级晋升为省郎的，只有郑颢因尚主、高璩因受宠而升迁。这说明学士尚且不能立即迁升为省郎。又陆贽以翰林学士身份随从皇帝到奉天，等到返回，升任中书舍人，后来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再次担任学士。李吉甫以考功郎中的身份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升任中书舍人。可见学士本来没有固定的品级。到了宋代才开始制定制度，资历浅的称为直院，暂代职务的称为权直，而真正担任翰林学士的职务才显赫了。金初翰林学士承旨为正三品，贞元三年升为从二品，翰林学士为正三品，侍读、侍讲学士都是从三品，直学士为从四品，待制为正五品。元代制度承旨为从一品，学士为正二品，侍讲为从二品，直学士为从三品，待制为正五品，修撰为从六品。明代洪武初年定翰林院承旨为正三品，学士为从三品，侍读学士为正四品，侍讲学士为从四品，直学士为正五品。十四年废除承旨及直学士，定学士为从五品。十五年设置殿阁大学士，也是正五品。永乐年间定大学士，班次在翰林学士之上。

译侍读、侍讲学士、修撰、编检

《石林燕语》记载：咸平年间，开始设置翰林侍读学士，任命杨徽之担任此职。又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任命邢〇担任此职。王阮亭在《香祖笔记》中将其引为讲读学士的开端。（这也见于《宋史·真宗本纪》。另外《夏侯峤传》记载：真宗二年开始建立讲读之职，任命夏侯峤为翰林侍读学士。）然而《通考》记载开元十三年设置了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唐书》记载郑朗担任侍讲学士。那么讲读学士实际上是从唐代开始的。至于讲读这一名称，原本起源于东汉，桓荣推荐门下学生侍讲，皇帝才允许桓荣退出。桓郁以少府的身份再次入宫侍讲。黄琼因被选拔入宫在禁中侍讲（这些都见于《后汉书》）。这是侍讲的开端。到了六朝时期，又有侍读作为东宫的属官。《南史》记载到洽与陆亻垂共同掌管东宫文书，不久兼任侍读。陈天嘉年间，下诏让顾越在东宫侍读，不久升迁为羽林监，仍保留侍读职务。又记载江泌担任永康王侍读，傅昭担任南郡王侍读。《北史》记载：周文帝任命薛慎为宜都公侍读。这些都是唐代以前侍读的官职。《唐书》记载陆质担任太子侍读。《宋史》记载：真宗时，冯元担任翰林侍读，马宗元担任翰林侍讲，都不带学士头衔。这又是近代翰林侍读、侍讲的开端。修撰这一官职，唐代也已经有了。《旧唐书·百官志》记载国史院有修撰官，学士院也有修撰官。裴坦曾担任史馆修撰。《宋史》记载：哲宗元〇六年，设置国史院修撰官。由此可见，从唐、宋以来，国史院、学士院都有这个官职，并非专门授予廷试第一人的。直到元代，张起岩以进士首选，特别下旨改任集贤修撰，这才是状元被授予修撰的开端。《续通考》说编修原本是枢密院官职，元代才开始改为翰林院的属官。又记载至正年间，因为学士〇夔〇夔的建议，将奎章阁改为宣文阁，艺文监改为崇文监，设置检讨官十六员，这被视为近代编修、检讨的开端。查考《旧唐书》，学士院修撰之下有校理官、检讨官。王彦威因精通典礼，由太常卿特别补任检讨官。《宋史》记载国史院有编修官，枢密院有检讨官，又有官制局检讨官，毕仲衍曾担任此职。《文文山纪年录》记载：文天祥考中进士后担任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金史》记载移刺履担任国史院编修官。那么编修、检讨这两个职务，唐宋时期已经存在，也并非从元代才开始。

唐代翰林学士不必都是进士出身

唐代翰林学士，据《通考》所说，只选取有文学才能的人，各自根据其官职的高低，进入翰林院的都称为学士。官职尊贵的号称内相，可以早晚被召见应对，参与商议政事，或者一升迁就成为宰相。那些出身孤寒、资历浅薄的新进之士，有的从低级官职起步，有的原本没有出身资格，等到试验让他们起草诏书，甚至试验让他们写诗赋，如同考试进士的方法，这些人也都被称为学士。又说：从诸曹尚书以下直到校书郎，都能参与选拔。所以唐代的翰林学士，即使没有出身资格的人也能担任，那些以其他官职进入的，也不一定都通过科举科目。现在查考李德裕凭借父荫入仕，后来提拔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刘邺由幕僚提拔为左拾遗，不久担任翰林学士。吴通玄及弟弟吴通微，以太子友的身份被召为翰林学士。郑覃凭借父荫补任校书郎，后来担任翰林侍讲学士。郑朗由辟署幕僚也担任侍讲学士。王叔文以棋待诏的身份，后来担任翰林学士。这些都是不必进士出身的例子。

翰林撰文署名

《唐书·苏〇传》记载：玄宗喜爱〇的文章，说：“你所写的诏令，另外抄录副本，署上‘臣某撰’，朕将留在宫中。”后来这就成为惯例。后世翰林撰文，惯例署名进呈，大概就是这样吧？

庶吉士

庶吉士，从明初开始，但不仅仅作为翰林院官职。洪武初年，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选拔进士在翰林院及承敕监等近侍机构任职的，都称为庶吉士。二十一年，任命进士解缙为中书庶吉士。这样六科及承敕监、中书都有庶吉士了。永乐二年，在授予一甲三人曾〇、周述、孟简等官职后，又命令从第二甲中挑选文学优秀者杨相等五十人，以及擅长书法者汤流等，都担任翰林院庶吉士。接着又命令解缙等人选拔才资英敏者，在文渊阁学习，共二十八人。周忱自陈年少，愿意学习。皇帝很高兴，增加为二十九人。经过三年考试，留下的人，二甲授予编修，三甲授予检讨，未能留下的人就担任给事中、御史及州县等官。于是庶吉士就专属翰林院了。（张益、王翱都是永乐十三年进士，张益由庶吉士授予中书舍人，王翱由庶吉士授予大理寺丞。那么庶吉士也有改授小京官的。）此后每科选拔的人数，多寡没有定数。永乐十三年选拔六十二人，宣德二年只选拔邢恭一人。又有时几科不选拔，有时合并几科一起选拔。（萧〇考中进士，在家等待任命。宣宗命令三科进士选拔二十八人为庶吉士，萧〇也在其中。）到了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因为连续几科不

译选拔庶吉士，请求遵循祖宗制度来实行。大学士徐溥于是进言说：“自从永乐年间以来，有时隔一科选拔一次，有时连续几科多次选拔，有时合并几科一同选拔，起初没有固定的限额。有时由内阁自行选拔，有时由礼部选拔送呈，有时会同礼部共同选拔，也没有固定的制度。请求从今以后，每开科一次就选拔一次，命令新科进士抄录平日所作的杂文呈送礼部，送交翰林院阅览后，按照编号进行选拔。礼部用糊名的试卷配合内阁大臣出题考试，如果试卷水平与所投呈的文章相称，就收入选拔名单。每科不得超过二十人。孝宗听从了他的请求，将其定为法令。（按照宋代制度，要考试馆职，就先命令从官各自将平日所作的文章五十篇，送交学士院选择，然后召来考试。）这又是每科馆选的开始。至于教导庶吉士，始于正德年间，命令学士担任教导。（《选举志》说由翰林院、詹事府中资历深的人一人来教导。）万历以后，掌管教导庶吉士的人，专门由吏部、礼部两位侍郎担任。（《明史·选举志》：嘉靖八年，皇帝亲自阅览廷试卷，亲手批阅一甲罗洪先、杨名、欧阳德，二甲唐顺之、陈束、任瀚六人的对策，分别加以评奖。大学士杨一清于是选拔唐顺之等二十人为庶吉士。忽然有圣旨说：庶吉士的选拔，近来大臣徇私结党，对国家没有益处。这件事于是停止，直到十一年才再次举行。）

译○ 前代明朝的翰林官职，并非都必须由庶吉士出身。《明史·选举志》记载：从洪武十八年起，廷试选拔一甲进士丁显等人担任翰林院修撰，二甲进士马京等人担任编修，吴文等人担任检讨，进士进入翰林院从此开始。然而明朝初年，翰林官职尚不必都通过科举选拔。例如杨士奇凭借史学才能被推荐进入翰林院，担任纂修官；胡俨由县令被推荐进入翰林院；邹缉由明经被提拔为侍讲；沈度、沈绛因擅长书法进入翰林院，沈存甚至升至学士；刘铉也因擅长书法被召入翰林院，参加乡试后授予中书舍人，晋升为侍进，这些人都不曾是进士。即使是进士进入翰林院，也有不必经过庶吉士阶段的。例如黄淮由中书舍人改任翰林编修，金幼孜由户科给事中改任翰林检讨，就是如此。自永乐年间，在进士榜下选取翰林庶吉士，仁宗、宣宗年间“三杨”掌权，衣钵相传，于是翰林官职没有不是从庶吉士起步的。只有陈继以布衣身份，由杨士奇推荐进入翰林院；杨翥因景帝潜邸旧恩进入翰林院，已是极少见的特例。天顺年间，编修马升、检讨傅宗都不是科举出身。李贤掌权时，就将他们外放，担任参议等官职。资格制度一旦确定，便牢固不可打破。弘治年间，布衣潘辰因才望进入翰林院，当时被称为异数，但初入时不过担任翰林待诏罢了。直到嘉靖年间，张璁、桂萼等人掌权，因自己本是由部曹特赐翰林学士，于是停止选拔庶吉士，而讲读、编修、检讨等职都从吏部推举补授。于是席春由其他部门改任检讨，张邦奇由提学改任右庶子，升任祭酒，甚至黄绾本是国子监生，也因议大礼之事担任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以任子身份担任翰林官职，此前从未有过。霍韬上疏说：“自从杨荣、杨士奇、杨溥，顾东阳、杨廷和等人专权结党，将翰林作为属官，中书作为门吏，所以翰林升迁不由吏部，而中书甚至有人晋升为尚书。”当时张璁、桂萼、霍韬等人持此论调。然而成例突然改变，满朝哗然。当张璁、桂萼、霍韬等人由郎署进入翰林院时，乔宇上疏说：“内降恩泽，前朝仅施于奸佞小人，士大夫一旦参与其中，即不被清议所齿，何况学士最为清贵，让桂萼等人担任，谁肯与他们同列呢！”可见成例进入翰林院极为牢固难变，因此不久便恢复旧例。其后文征明因擅长书法被征召进入翰林院担任待诏，众词臣因他不是科举出身，仍群呼他为“书博士”，不屑与他同列。直到崇祯皇帝认为儒臣迂缓，不熟悉吏事，于是改变旧例，选拔推举卓异者进入翰林院。于是汪伟以知县身份得入翰林（见汪伟传）。成勇以知县身份得任南京吏部主事，谕德黄景为成勇及朱天麟称屈，朱天麟随即得任。成勇未先赴南京，于是不再改任（见成勇传）。这又有明朝一代馆选沿革的源流。（《选举志》记载：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占一半，翰林纂修也杂用各类人才。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从此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以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刚进入时，已被众人视为储相。总计明代宰相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出身的占十分之九。）○ 殿阁大学士 大学士这一官职起于唐代。《旧唐书·李峤传》记载：中宗景龙二年，修文馆设置大学士十四人，以李峤、宗楚客、赵彦昭、韦嗣方担任。这是大学士的开始。然而当时并不常设。唐玄宗想任命张说为大学士，张说曰：“学士本无‘大’称，中宗宠待大臣，才开始有。臣不敢当。”于是免职。德宗想任命李泌为大学士，李泌也援引张说之言极力推辞。到崔圆又引用李泌的话推辞。然而陈希烈在唐玄宗时担任崇元馆大学士，则张说虽曾推辞，而陈希烈仍担任此职。又姚宽《西溪丛语》记载：宋朝制度，宰相出镇，带资政殿大学士，执政官无“大”字。苏易简出镇，被遇独厚，迁紫宸殿，因称呼不便，用观文殿。因此宰执出镇，优待者授予此职。（按《通考》又云：仁宗皇祐元年，诏置观文殿大学士，宠待旧相。今后须曾八任宰相乃得除授。）《春明退朝录》记载：唐代制度，宰相四人，首相带太清宫使，次三相带弘文馆大学士及集贤殿大学士，以此为序。（此制《唐书》不载。）宋朝只有二相，昭文首相领之，集贤次相领之。赵中令虽独相，初只领集贤，久之方迁昭文。据此，则唐、宋宰相原带大学士。明朝初年仿元制，设中书省，左右丞相。洪武十三年，诛杀丞相胡惟庸后，遂罢中书省，政归六部。不久设四辅官，经儒士王本等人担任，不久也罢免。十五年始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殿，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典籍吴沉为东阁。）又置文华殿大学士（耆儒鲍恂等人担任

译（前文省略），品级都是五品。当时所谓的大学士，不过是侍奉在皇帝左右、以备咨询顾问罢了，并不参与机密政务。然而每天事务繁多，不能没有辅助处理的人。明成祖让侍读解缙、编修黄淮进入文渊阁值班，又命令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以及胡俨一同进入值班，不久胡广、杨荣、金幼孜都升任文渊阁大学士。机密政务交由大学士处理，是从这时开始的。但是当时大学士的品级仍然不过五品，如果按惯例升迁品级就必须改任其他官职，就不再能进入内阁值班了。（胡俨在文渊阁值班后升任国子监祭酒，于是就不能再进入内阁值班。）所以明成祖特别命令吏部，凡是内阁各位大臣考核期满，不要改任其他职务。于是杨荣、杨士奇等人虽然身处机要部门，直到明成祖去世，也不过是五品官。明仁宗即位后，提拔杨士奇为礼部侍郎，杨荣为太常寺卿，金幼孜为户部侍郎，黄淮为通政使，他们仍然兼任殿阁大学士。宣德年间，他们又都晋升为尚书。大概是因为早早就在内阁任职，而官职必须以尚书为尊贵。后来又加授三公的虚衔并统领尚书的实职，地位都清贵显要，兼任的官职又尊贵，于是大学士也就忘记了原本品级低微，而隐隐然成为掌握国家大权的重臣，与百官大不相同了。然而这还都是从翰林院进入内阁的，进入内阁后，凭借资历和年资逐步升任侍郎、尚书，没有先担任侍郎、尚书再进入内阁的情况。宣德年间，陈山、张瑾都以尚书兼任大学士，不久仍然被罢免。正统、景泰年间，苗衷、高谷、俞钢、江渊等人以侍郎身份进入内阁，王文以左都御史身份进入内阁。弘治年间，丘濬以礼部尚书身份进入内阁（尚书入阁是从丘濬开始的）。从此大学士就成了侍郎、尚书升迁的阶梯。（按：景泰年间，彭时还是以修撰身份进入内阁。天顺初年，岳正以修撰身份进入内阁。）

译又，前朝大学士都出身于翰林院，大概是从永乐年间黄淮、胡广等人入值开始，他们本来都是词臣。正统年间，三杨已经年老，他们所提拔的马愉、曹鼎等人也都是由翰林院进入的。从此沿袭成为惯例，进入内阁的没有不是从翰林院出来的。《明史·张至发传》记载：不是翰林出身而进入内阁的，从世宗朝许赞开始。后来到了崇祯年间，张至发才以在外朝任职的身份进入内阁。现在考察，李贤由进士授任吏部主事，本是翰林出身，英宗时兼任翰林学士进入内阁，那么世宗以前也有不是翰林出身而进入内阁的人。即使英宗时张璁由刑部主事，夏言由给事中，都被提拔为礼部尚书进入内阁，那么不是翰林出身而进入内阁的，也不止许赞一人。只是这几个人是偶然打破惯例，其余的仍然没有不是从翰林院出来的，所以沿袭着把内阁当作翰林院的旧制。《职官志》记载：嘉靖、隆庆以前，公文往来还称翰林院，以后就径直称内阁了。万历年间内阁缺人，议论的人说不应当专用词臣，应该与外朝官员参用，但最终没有实行（见《李三才传》）。等到崇祯皇帝因为郑以伟不熟悉票拟，章疏中有“何况”二字，误以为是人名，拟旨提问，经过皇帝改驳，从此词臣被皇帝轻视，而阁臣不再专用翰林出身的人（见《郑以伟传》）。

○阁老

“阁老”本来是中书舍人的称呼，现在俗用以称呼大学士，这是不对的。《唐书·杨绾传》记载：杨绾担任中书舍人，按照惯例，舍人中任职时间长的人称为阁老，其公廨杂料都取五分之四，杨绾全部平均分配给他们。杜甫诗句“生理只凭黄阁老”，也是指严武，并非指宰相。查初白诗自注：旧传文渊阁是翰林院内署，诏册制诰都归它掌管，凡是宣召公文只称翰林院，起初不以内阁命名。每天与阁臣会餐，轮流由一位学士专门掌管诰敕，大多依次进入内阁，所以惯例称为阁老。苏州有阁老坊，是吴宽担任学士时所建。那么翰林院中文渊阁掌管诰敕的人，也可以称为阁老了。

○大学士到任在翰林院

《明史·钱溥传》记载：宣德七年，将原来的鸿胪寺改为翰林院，落成时，各位殿阁大学士都到了，钱溥没有为杨士奇、杨荣设置座位。有人问他（傅维麟《明书》中杨荣作杨溥），他说：“这不是三公府。”二杨将此事上报，皇上命令工部准备座位，礼部排列位次，二杨这才从内阁出来，坐在各位学士之上（也见于《玉堂丛语》）。考察王阮亭记载，明朝洪武十五年，设立内阁大学士，命令都在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令殿阁大学士、左右春坊大学士都作为翰林院官员，所以院中在上位设置阁老的座位，而掌院学士反而坐在旁边，各位学士称阁老为中堂。据此，那么阁老到任在翰林院，洪武时已经制定为制度。宣德距离洪武不远，为什么钱溥不为阁臣设置座位呢？难道洪武旧制在南京，这里将鸿胪寺改为翰林院，在北京是创举，所以不援引旧例吗？然而阮亭说阁老称为中堂，是因为他们的座位在翰林院之中，这是不对的。考察《湘山野录》，钱希白见王钦若，戏说：“中堂竟然有如此宰相。”又《邵氏闻见录》记载：富弼与邵雍吃笋，富弼说：“不如中堂吃的笋美味。”又元代王恽有《中堂事记》，记载元初中书省的事情。那么宰相称为中堂，宋、元时已经如此，本来不是因为座位设在翰林院之中。

○中书

中书这个名称，汉武帝初年用宦官担任。司马迁受刑后，也担任中书令。大概是主管传达诏命的。《成帝纪》“罢中书宦官”注：臣赞说：汉朝初年，中人有谒者令。孝武帝加中谒者令为中书谒者令，设置仆射。宣帝时任命中书官弘恭为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弘恭死，石显代为中书令，专权用事。成帝时因为萧望之的话，于是罢免他们的官职，改名为中谒者令。从此直到东汉，都没有中书这个官职。（《后汉书·朱晖传》：汉朝旧典，设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达书奏。都用姓族士人。和熹太后以女主身份称制，于是用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从此以来，权力超过君主。那么东汉虽然没有中书这个官职，侍中、中常侍就是他们的职责。）曹操为魏公，以刘放、孙资为秘书郎。文帝即位，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监，孙资为令，于是掌管机密。明帝更加信任他们。《魏志》称三祖的诏命，都是刘放所写。这是中书参与机务、撰写诏旨的开始。那时中书监、令号称重要职务。蒋济劝谏说：“现在外面所说的，动辄提到中书，即使让他们恭敬谨慎，不敢与外交往，但只要有这个名称，仍然迷惑世俗。何况实际掌握事务关键，日日在眼前，倘若因疲倦之间，有所变革制度，众臣见其能推移，于是也就因而趋向他。”考察孙资、刘放是名臣，明帝是明君，而蒋济已经有此奏章，可见权力所在，势力就随之而来。所以晋代荀勖由中书监改任尚书令，有人祝贺他，而荀勖有“夺我凤池”的感叹。到晋惠帝时，孙秀为中书监，王威

译担任中书令，权势压倒朝廷内外，那就是更加任用职位极其重要的人了。

译唐朝初年，政事堂设在门下省，长孙无忌以司空的身份，房玄龄以仆射的身份，魏徵以太子太师的身份，都兼管门下省的事务。到了裴炎以中书令的身份执掌政事堂的笔政，才将政事堂迁到了中书省。

○中书舍人 中书舍人这个官职，起初地位很低微。孙资年老退休，齐王曹芳特意为他设置了舍人官骑，这原本是供中书监、中书令役使的人员。（按：舍人的名称，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史记》记载：嫪毐得宠时，请求做他舍人的门客数以千计。李斯做过吕不韦的舍人。《汉书·高祖纪》中关于舍人陈恢的注释，颜师古说：舍人，是亲近左右侍从的通称。审食其以舍人的身份侍奉吕后，在楚军中。晋朝王祥告老还乡，武帝也给他设置了六名舍人，以供使唤。）从六朝以来，中书舍人逐渐变得宠幸显要。《通考》说：南朝宋初年设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宫值宿于阁内，外出传达诏命，凡是有奏章陈报，都由舍人持入，在宫内参与决断。南朝齐永平年间，舍人四员，各住一省，称为“四户”，权势倾动天下。茹法亮长期担任舍人，曾对人说：“何必去寻求外面的俸禄，这户内一年可以办到百万。”等到他出任大司农时，还依依不舍，流泪离去。傅昭担任中书通事舍人，当时担任此职的人权势最盛，唯独傅昭廉洁清静，对权势毫无沾染，明帝认为他有古人的风范。梁、陈时期，中书舍人五人，统领中书十人，书吏一百二十人，分管二十一个局，各自对应尚书省的各个曹司，都成为尚书的上司，尚书只是听命接受而已。由此可见其地位的重要。唐朝初年，诏令敕书仍由舍人专门掌管，自从永淳年间以来，这个职位成为文人的最高选择。《裴坦传》说：按照旧例，中书舍人初次到省视事，四位丞相送他，在堂上放置一张榻，压着角落而坐，其礼仪制度的尊贵可想而知。（宋次道说：舍人上任那天，在庭院铺设紫褥，面向北拜，厅阁长官站立在褥子的东北角，称为压角。这恐怕是传闻的错误。）自从开元以后，由翰林学士专门掌管内廷诏命，而中书舍人的职权稍微减轻。所以陆贽上疏认为：“诏令发出的职责，本来是中书舍人的职务，战争兴起时事务紧迫，暂且由学士代理。现在天下太平，应当归还本职。那些任命将相的制诏，请交付中书省办理。”事情虽然没有实行，也可以看出唐朝初中书舍人的本职。又查唐朝有由中书舍人担任翰林学士的，如陆贽任中书舍人兼兵部侍郎，又任翰林学士就是这样。又有翰林学士升迁为中书舍人的，沈传师、吴融、常哀就是这样。大概因为当时翰林学士没有固定的品级，所以中书舍人的职位常常在其之上。五代及宋朝初年仍然如此。《宋史》记载：窦贞固由翰林学士直接拜为中书舍人，大概是还沿袭唐朝的制度。前明朝则中书舍人的官职已经轻微，不过是大学士的僚属。吕原以荫补国子生，被选为中书舍人，上疏请求参加科举考试。宪宗允许了，于是参加顺天乡试。舍人得以赴考，从此开始（见《明史·吕原传》）。这说明舍人还有由监生充任的，等到在内阁任职年久资深，每逢三年一次的考核，就加授兼官。如尚宝卿等秩级，都是舍人升迁的阶梯。根据霍韬的奏疏，甚至有加至尚书职位的。

○尚书 尚书本是秦朝少府属下的官职，在宫内掌管文书。汉朝沿袭这一制度。汉武帝增用宦官担任中书谒者令，于是尚书与中书的职事多有联系。那时的中书如同唐朝的枢密使，明朝的司礼监。而尚书通达章奏，发出诏命，参与决断各种事务，如同唐朝的中书、门下省，明朝的内阁。宣帝时又有中尚书，见于盖宽饶及石显传，则是由宦官兼任。元帝时，石显任中书令，五鹿充宗任尚书令。成帝初年，萧望之领尚书事，嫉恨石显等人的奸邪，于是上奏认为：“尚书是百官的根本，国家的枢机，应当由通明公正的人担任。”于是确定设置尚书的员额：常侍曹尚书主管公卿事务，二千石曹尚书主管郡国二千石官员的事务，民曹尚书主管吏民上书的事务，客曹尚书主管外国事务（光武帝将二千石曹分为二，又将客曹分为二），其所不掌管的，只有刑罚由廷尉负责，礼仪由太常负责，军马由大司马负责，赋税由大司农负责，纠劾由御史负责而已。而尤其以职掌枢机为清要切近。《霍光传》记载：霍光死后，他家放纵专横，事情逐渐暴露。霍山仍领尚书，宣帝于是命令吏民上书不经过尚书，直接让中书令取来。《魏相传》记载：霍光时，所有上书的人都要封两份，标注其中一份为副本。领尚书的人先拆阅副本，所说的不好，就屏除不奏。魏相因此请求去掉副本，以防壅蔽。宣帝听从了。《董贤传》记载：董贤虽然身为三公，常在宫中侍奉，领尚书事，百官都通过董贤奏事。《王莽传》记载：王莽害怕臣下擅权，凡是吏民上封事，命令宦官左右开启，尚书不得知晓。这可以看出平时章奏必须经过尚书。《窦武传》记载：窦武谋划诛杀宦官，事情泄露，中官曹德请皇帝出德阳殿，召集尚书官属，用白刃胁迫，让他们制作诏版。可见诏命也是从尚书发出的，《文心雕龙》所说的两汉诏命出自尚书，正是如此。

译王允在诛杀宦官之后，因为侍中等人出入宫廷禁地，机密事务多有泄露，于是上奏规定尚书不得随意出入宫廷及接待宾客。这也可见尚书的职务在宫廷禁地附近，所以官阶不高但权力极重。王畅担任尚书令，后来被任命为南阳太守，这是因为尚书令原本只是千石的官阶，但所掌管的全是机密事务。所以李固在奏疏中说：“陛下拥有尚书，就像天空拥有北斗星。北斗星是天的喉舌，尚书是陛下的喉舌。北斗星调和元气，运转四季，尚书传达王命，将政令颁布于四海。”《陈忠传》记载：三公的职权较轻，机密事务专门委托给尚书，但一旦发生灾异变故，却总是罢免三公，当时的舆论认为这不公平。又如孔光担任尚书令，掌管中枢机要十多年。徐防补任尚书郎，职责掌管中枢机要，行事周密谨慎。可见汉代尚书职位的清贵重要。到了魏晋以来，设立了中书省，尚书的权力于是转移，尚书的职务都承接中书省的下达指令，元朝时依然如此。只有桑哥掌权时，让尚书专权，地位凌驾于中书省之上。桑哥败亡后，又恢复旧制。明朝初年沿袭此制。《明史·陈修传》记载：六部的设立，始于洪武元年，起初尚属于中书省，权力较轻，多仰承丞相的意旨。到了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六部的权力才变得专一。这就是古今尚书制度沿革的大致情况。

译自古以来，尚书省只是一个机构，凡是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等类别，都在这个机构内各自分担职务，不像现在这样分为六个独立的衙门。唐代杨嗣复升任礼部员外郎，因为他的父亲杨于陵担任户部侍郎，于是请求回避同省任职，因为礼部和户部虽然分开，但所属的尚书省却是同一个。庞元英《文昌杂录》记载：宋代制度，尚书省共有六个曹司，除了告身账目外有一百六十八个案卷，吏员名额一千四百一十三人，总计五、六两个月的文书有十二万三千五百多件，天下的事务没有不上报到尚书省的。这六个曹司虽然存在，但尚书省仍然是一个整体，将其分为六个独立衙门，也是从明太祖开始的。

○侍郎、郎中、员外郎原本都是秦朝的官职。《战国策》记载荆轲刺杀秦王时，各位郎中手持兵器都在殿下。《史记》记载秦朝的赵高担任郎中令掌权，就是这种情况。又《战国策》中朱英对春申君说：“您任命我担任郎中，就可以杀掉李园。”那么楚国也有这个官职，大概是负责持兵护卫的。侍郎这个官职，到汉朝才开始设立。汉代《百官志》记载：侍郎、郎中没有固定名额，多时达到上千人。侍郎俸禄比六百石，郎中俸禄比四百石，就是这种情况。员外郎，隋朝开皇年间才开始设置，各个部门都有，每个部门有四五人，大概是为了辅助郎中处理繁杂的事务。至于“员外”这个名称，唐代最为泛滥，不一定都是尚书省的属官。它起初源于宦官，后来逐渐波及到选官部门。《唐书·宦官传序》记载：唐中宗时期，七品以上的宦官额外设置了一千人。《魏元忠传》也说：宦官凭借恩宠提升官阶，既然没有正式的缺额，就授予员外郎，于是达到上千人。这是宦官中的员外郎。《李峤传》记载：李峤想要收揽当时的声望，于是奏请设置员外官数千人。《杜佑传》记载：神龙年间以来，参加选拔的人既然没有员额空缺，就设置员外官两千人，从此成为惯例。这是选拔人才中的员外郎。《卢怀慎传》说：京城各机构的员外官数量是原来的几十倍，近代未曾有过。《魏知古传》也说：吏员增加，各机构试补的员外郎、检校官已经超过两千人。这是京城官员中的员外郎。严挺之、卢绚都被李林甫厌恶，被任命为员外詹事，那么高级官员也有员外郎了。唐肃宗乾元二年下诏说：州县现任的员外官，都让他们去适合的地方，可以任用的，上州不得超过五人，中州四人，下州三人，县不得超过一人。这说明州县也有员外郎了。罗希奭被贬为海康员外尉，姚绍之被授予南陵令员外置，来瑱被贬为播州尉员外置，那么小吏也有员外郎了。所以唐、宋以来，“员外”这个称呼几乎遍布民间。

○御史汉代《百官表》说：御史原本是秦朝的官职，掌管监察郡县。然而《周礼》中宗伯的属官中已有御史，由中士、下士担任，不过是传达命令的小臣。到了战国时期，制度稍有变化，不只是秦国有这个官职。《史记·蔺相如传》记载：秦、赵两国会盟，各自命令御史记录事情。那么赵国也有御史。《战国策》记载：安邑的御史死了。这说明魏国也有御史。淳于髡说：“御史在前面，掌管记录事务和综合监察的职责。”那么齐国也有御史。所以张仪替秦国游说韩国、游说赵国时，都说：“秦王派臣下向大王和御史呈献书信。”可知各国都有这个官职，大概是亲近君主的职位，掌管文书和记录事务。张苍起初担任秦朝御史，主管柱下方书。如淳注释说：主管四方文书。那么秦朝御史也专门掌管文书和记录事务，像周代老子担任柱下史那样，原本并不是让他们负责弹劾。后来又让他们监察郡县，大概是让近臣在外面充当耳目，于是职责变为纠察，有了弹劾的任务。汉朝初年沿袭这一制度，于是专门成为风宪官（监察官），而掌管文书记事的职责则归给太史，明确分成了两种职务。查阅《三王世家》中请求立刘闳、刘旦等为王的奏疏，丞相庄青翟排在首位，御史大夫张汤排在第二位。既然奉皇帝旨意批准，那么制书由御史大夫张汤下达给丞相，丞相下达给中二千石，中二千石下达给郡守、国相。这还是沿袭秦制，御史是掌管文书的官员，所以先经过御史，才下达给丞相。王充《论衡·量知篇》也说：御史处理文书，不差分毫，因为他们熟悉且熟练。

○祭酒“祭酒”原本不是官名，古时候凡是同辈中的长者都称为祭酒。大概是因为聚餐聚会时，必定推举长者先祭祀。胡广说：古代礼仪，宾客得到主人的食物，就由一位长者举杯祭祀，表示有先后次序。《史记·荀卿传》记载：齐襄王时期，田骈等人已经去世，荀卿是最为资深的老师。齐国仍然修习对列大夫的敬意，而荀卿三次担任祭酒。《汉书·淮南王传》记载：伍被劝谏说：“吴王被赐号为刘氏祭酒。”注释说：吴王刘濞在宗室中最尊贵，所以称为刘氏祭酒。《后汉书》记载：班超地位低微时，有相士对他说：“祭酒不过是布衣书生罢了，却要在万里之外封侯。”这说明布衣也可以称为祭酒。班固给东平王刘苍上奏记说：“京兆祭酒晋冯，喜好古乐道。”也是以布衣称为祭酒。卓茂担任门下掾祭酒，蔡顺担任郡东阁祭酒，龙丘苌担任议曹祭酒。这说明掾吏都有祭酒。刘宽巡视县邑，总是带领学士祭酒，拿着经书进行讲论。这说明学士也有祭酒。张兴担任侍中祭酒，这说明近侍官员也有祭酒。大概同官中的长者就称为祭酒，所以张鲁以鬼道

译迷惑众人，让他的弟子统领部众的，也都称为祭酒。后汉《百官志》记载：博士祭酒一人，原本就是仆射。光武帝初年改为祭酒。《苏竟传》记载：苏竟因为精通《易经》而被任命为博士讲书祭酒。考察可知，博士共十四人，都是六百石俸禄，博士祭酒也是六百石，可见他们的官阶相同，只是让祭酒作为长官罢了。然而后世国子监设有祭酒一职，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大概汉代博士的官职就是太学中的老师儒者。

译监司官并非刺史。范文正公为人撰写墓志铭，将转运使称为刺史。尹师鲁指出他的错误，他随即改正。如今人们把各巡道比作古代的刺史，这也是不对的。古代的刺史正如同前明代的巡按御史。巡按御史以七品官的身份弹劾督抚以下官员，大概是取其官位低而权力重的特点。官位低则爱惜身家性命的心思就少，权力重则整顿吏治的威严就大。汉武帝设立十三部刺史，正是如此。他们的俸禄仅为六百石，却以六条规定来监察二千石的高官，他们的官职都隶属于御史中丞。《薛宣传》记载：薛宣担任御史中丞时，在殿中执法，对外统领各部刺史，说的就是这个。（《汉官仪》也说：御史中丞，对外督察各部刺史，对内统领侍御史。）这一制度本起源于秦朝。《史记》记载：秦泗川监平。注解说：秦朝时御史监郡，就像现在的刺史。这说明秦朝已有此职，汉惠帝沿袭了它，汉文帝改用丞相的属吏。《汉官旧仪》记载：丞相起初设置属吏十五人，都是六百石，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外出督察各州担任刺史，说的就是这个。改设部刺史，是汉武帝元封元年的制度。凡是刺史乘坐传车，属吏称为从事，没有固定的居所，属吏也不形成主臣关系（见《魏书·夏侯玄传》）。这是大概的情况。郡守不能当面奏事，而刺史可以当面奏事。《京房传》说：“我担任刺史，又应当奏事，而议论的人不高兴，于是任命我为太守，以此来隔绝我”，说的就是这个。（按：汉朝郡守也可以奏事，王温舒担任河内太守时，私自配置五十匹马飞驰奏事就是例子。只是不能当面奏事。而《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刺史每年年底到京师奏事。光武帝改制，于是下诏刺史借由计吏奏事，不必亲自赴京。）有先担任刺史，后来升任郡守的，大概是因为刺史原本品级低，升任郡守并非贬黜。如黄霸由扬州刺史升任颍川太守，陈咸由部刺史历任东郡太守就是例子。这说明刺史原本隶属于御史中丞，品级很低，却可以弹劾惩治大官，与前明代的巡按御史一一相似。稍有不同的是，汉朝刺史专门监察二千石的长吏，而丞尉以下则由二千石监察，刺史不管。《朱博传》记载：朱博担任冀州刺史，吏民拦路申诉事情，朱博下令说：“想要控告县丞尉的，刺史不监察黄绶官，各自到郡里去。想要控告二千石墨绶长吏的，刺史回到治所受理。”这说明汉朝刺史不监察丞尉，而明代巡按则无所不察。其沿革也有可考证的。西汉到成帝时，翟方进认为：《春秋》的道义，是用尊贵治理卑贱，不用卑贱凌驾尊贵。刺史位在下大夫，却凌驾于二千石之上，轻重不相称。于是上奏罢免刺史，改制为州牧。后来朱博担任御史大夫，又上奏恢复刺史。王莽时又设置州牧，如《刘圣公传》记载荆州牧发兵攻打绿林兵，反而被绿林兵打败就是例子。更始帝沿袭此制，也设置州牧，如幽州牧苗曾被光武帝诛杀就是例子。公孙述也假借益州牧的名义起事，而光武帝起初也仍行州牧制度，如任命朱浮为幽州牧，郭弼为雍州牧就是例子。到建武十八年才罢免州牧，仍设置刺史十二人，而其制度比西汉稍有不同。旧制，州牧上奏二千石长吏不称职者，事情都先下达三公，派遣掾史查办验证，然后才罢黜退职。光武帝不再委任三府，而权力归于刺史（见《朱浮传》）。又旧制，各位刺史常在八月巡视郡国，审录囚犯，考核优劣，年底到京师奏事。光武帝改令只借由计吏奏事。这是西、东汉刺史制度的不同之处。灵帝末年，四方兵起，刘焉建议，认为刺史威权轻，宜改置牧伯，选拔重臣来镇守。于是任命刘焉为益州牧，黄琬为豫州牧，刘虞为幽州牧。州任之重从此开始（见《刘焉传》）。献帝时，韩馥担任冀州牧，袁绍担任渤海太守，荀谌劝说韩馥说：“渤海虽然是郡，实际上是一个州。现在将军处于其上，袁氏必定不能处于其下。”韩馥于是将州牧之位让给袁绍。又刘表担任荆州刺史，统领八郡，贡品送到京师，诏书加封刘表为荆州牧。公孙度占据辽东，自称平州牧，分设太守以下官员。这又是汉末将刺史改为州牧的制度。所以《三国志》评论说：汉朝末年以来，刺史总领各郡，在地方施政，不仅仅是像过去那样司职监察而已。魏、晋沿袭此制。刺史中重任者为使持节都督，有一个刺史都督十数个州军事的情况。其次为持节，再次为假节。那时各郡各有太守、丞、尉，而刺史统辖他们。隋朝开皇三年，罢免郡，以州统县，从此刺史之名存在而职权废除，所谓的刺史，不过是太守的互称罢了。唐朝武德年间，改太守为刺史，名称虽然多次更改，而其职权就是郡守的职权。那些大将领担任刺史的，则加封节度使之号，连辖数个郡。而那些属郡担任刺史的，则称为支使，所以刺史的职权更加轻微，不再是汉朝的旧制了。（开元年间设置诸道采访使，得以专断停免刺史。）（顾炎武说：汉朝刺史如同明代的巡按御史，魏晋以后刺史如同现在的总督，隋朝以后刺史如同现在的知府、知州罢了。）

○兵马司

译京城设有兵马司，专门负责处理抓捕盗贼以及斗殴等事务。这一制度起源于元世祖至元九年，当时将千户所改为大都路兵马司，掌管京城捕盗的事务，此事记载于《世祖本纪》。另外，《续通考》记载：京城南北设有两所兵马司，每所人数多达千人。在每个百户所中，挑选一名家产殷实的人担任资发官，若有押送纲运物资或流放、徒刑的犯人到达，便由他持兵器引导护送，除此之外，不敢随意役使，以显示其专门负责捕盗的职责。

译文信国到达京城，被送往兵马司，戴上刑具关押在空宅中十多天。凡是囚禁在兵马司的人，要经过四年才开始执行死刑。

○ 吏部掣签 吏部掣签，始于明朝万历年间。孙丕扬担任吏部尚书时，进行大规模官员选拔，外任官员竞相请托。孙丕扬创立了掣签的方法，将签分为四个方位：东北方以北京为主，附带山东以及河南的汝州、彰德府、归德府，南京的庐州、凤阳府、淮安府；东南方以南京、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为主，附带河南的怀庆府、开封府、河南府、南阳府，湖广的郧阳府；西南方以湖广、四川、云南、贵州为主，附带广西的柳州、南宁、庆远府、浔州府、太平府。至于起复、调任、简拔，地处偏僻、职位孤缺，或者人员多于职位的情况，则又借用附近地区，来疏通掣签的困境。吏部使用掣签，从此开始。见于《明史·选举志》及《东林列传》，也见于顾仲恭《竹签传》。按于慎行《笔墨》说孙公担心宦官请托，所以创立此法，一时间宫中相传，认为极其公正，下到民间巷陌，也一致称颂，却不知道这不符合体制。古人看到任命官员的条格，却拒绝不看，怎么把自己置于一个吏员的职位上，人才的长短，资历的高低，都不考虑呢？顾炎武也主张这种说法。然而吏治弊端日益滋生，自然不得不采用此法，所以二百年来最终不能改变，这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然。

○ 奏本抬头 凡是上奏事务遇到至尊，必定将字抬高在众行之上，大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魏志》记载：景元元年，诏书尊崇燕王的礼仪（燕王宇是常道乡公的父亲），凡是上奏文书称燕王的，都上平。可见古时凡是称君主，高出正文之上，现在叫上平，大概是另行起行而与正文相平，以减轻对天子的格式罢了。

○ 行香 外省文武官员，每逢初一、十五，按例向文武庙行香。按行香之名起源于六朝。《南史》记载：何尚之在住宅设立入关斋，自得香。南齐鱼复侯萧子响被杀后，武帝心中后悔，百日在华林园设斋亲自去行香。岑之敬在重云殿法会，梁武帝亲自去行香，看见他，于是任命他为博士。这是行香见于六朝的情况。唐、宋以来，则都在国忌日行香。（程大昌《演繁露》说国忌行香，本起源于后魏。）《通鉴记事》记载：唐太宗去世，武才人出家在感恩寺做尼姑。忌日，高宗到寺里行香，看见她，才人哭泣，皇上也哭泣。《唐摭言》说：相琮有门下客郭薰应试，相琮为他铺路，主考官赵骘没有办法拒绝他。恰逢列圣忌辰，宰执以下都在慈恩寺行香，忽然有一千多张彩帖随风飘到，都有新及第进士郭薰一事。公卿相视而笑，赵骘因此得以黜落郭薰。《辽史》记载：统和年间，诏令景宗忌日，各道派遣官员行香饭僧。《燕翼贻谋录》记载：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诏令宣祖、昭武帝、昭宪皇后忌日前一天不坐朝，群臣进名奉慰，寺观行香，禁止屠宰、停止政务，著于法令。《王文正遗事》说：旧制，国忌日派遣宰相、参知政事一员，率领文武常参官，赴佛寺行香，内职不参与。景德年间，陈尧叟、王钦若任枢密使，率领内职一同前往，于是允许。《文昌杂录》说：大忌日，百官聚集在相国寺，等待宰相到，百官在庭中列班站立，作揖完毕，然后行香。后来改为在景灵观行香。《道山清话》说：司马光在永兴，一天因国忌行香，幕僚有事想要禀报，误触烛台，弄脏了司马光的衣服。司马光不动，也不问。《容斋随笔》说：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辰，中书枢密院文武百官都赴相国寺行香。根据这几件事，那么行香在唐、宋时都是在国忌日，不一定在初一、十五。《西溪丛语》记载：后梁时，大明节百官行香祝寿。那么又有在祝寿时行的，然而都没有确定初一、十五的制度。至于初一、十五朝拜，那么宋朝虽然有，但不叫行香。钱文僖留守西都，应天院有三圣像，距离府城十里，每逢初一、十五，召集众官朝拜。天没亮就前往，拜完，喝三杯酒就退下。文僖戏作诗句说：“正好睡时行十里，不交谈处饮三杯。”这是初一、十五朝拜也是旧制，而与行香是两件事。王棠《知新录》说：洪武十七年，诏令初一、十五郡县官以下到学宫行香。那么初一、十五朝拜及行香并为一事，是洪武年的制度。

○ 授官表让 古人授官，按例有让表。刘〇说本是唐、虞、禹让稷、契、皋陶的遗意。《文心雕龙》说：从前晋文公接受册命，三次推辞才服从。所以汉末让表，以三次为断。曹操下诏，表不必三次推辞，又不要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现在按晋张华《三让公封表》，羊祜《辞开府表》，庾亮《让中书监表》，任〇有《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表》，都流传于世。《世说》记载：王述转任尚书令，事

译上任便立即拜受。他的儿子王文度说：“本来应当谦让。”王述说：“你认为我不胜任吗？”文度说：“哪里是不胜任，只是谦让本身是好事。”王述说：“既然说胜任，为什么还要谦让？”《宋书·王华传》记载：宋朝时期只有王华和刘湛不讲究虚伪的谦让，得到官职就立即拜受，把这当作常例。《北史·郭祚传》记载：魏孝文帝任命李彪为散骑常侍，随后又后悔了，对郭祚说：“我昨天错误地授予别人一个官职。”郭祚说：“怎么容许圣旨一旦发出，就有反复差异呢。”皇帝沉吟说：“这本来应该有谦让的奏表，趁着他的谦让，我想另外授予他一个官职。”不一会儿，李彪上奏说：“伯石辞让卿位，是子产所厌恶的，臣渴望这个职位已经很久了，不敢辞让。”皇帝感叹对郭祚说：“你的忠诚劝谏，李彪的正直言辞，使我无法自行决断。”于是没有更换李彪的官职。又孝文帝喜爱冯诞，任命官职那天，亲自为他撰写三篇谦让的奏表，将要拜受时，又为他撰写谢恩的奏表。《邢邵传》记载：有一位权贵，初次授官宴请宾客，邢邵和袁翻都在座。袁翻以为主人委托自己撰写谦让的奏表，主人却命令邢邵来写，袁翻非常不高兴。由此可见古人每次授官，必定要撰写谦让的奏表，这固然体现了难进易退的意思。然而沿袭日久，虚伪成为风气，逐渐影响到唐、宋，更加沿袭成为惯例。在上面的人既然授予官职，必定不会因为他的谦让而收回成命；在下面的人也明知辞让不会被允许，只是借此言辞来标榜清高。看唐、宋各位文人的文集，内外制诰中，多有批复不允以及断然拒绝来章不允的诏书，上下互相以虚伪应对，白白浪费笔墨，非常可笑。本朝的体制，凡是三品以上升迁官职的，只有谢恩的折子，没有虚伪辞让的事情，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尊严，风气敦厚朴实，远远超过前代万倍了。○换官不换印古代每次授予一个官职，必定铸造一枚印章，不像后世那样官职更换而印章不更换。《汉书》记载朱买臣担任会稽太守，先穿着旧衣服，怀揣印绶步行回到郡府，与馆舍吏员一起吃饭。吏员偷偷看见他的印绶，感到奇怪，查看他的印章，却是会稽太守的印章。吏员大惊，出去告诉属吏，于是禀报守丞共同迎接他。这时朱买臣尚未到任与旧太守交接，却已经怀揣印章而来，可知汉朝制度每次授予官职，即刻刻制一枚印章给他。汉武帝任命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伏地谢恩不接受印绶，皇帝下诏强行给他。又可见任命官职时立即给予印绶离去，不像后世那样到任才开始接印。又《张安世传》记载：张安世去世，天子赠送印绶。那么印绶甚至用来送葬了。《魏志》记载：王凌被诛杀，一并烧毁了他的印绶。诛杀其人并烧毁其印，更可知印章不必授予后任官员。《魏氏春秋》记载：许允善于相印，将要拜受镇北将军，因为印章不好，让人重新刻制，像这样做了三次。晋朝王莹拜受丹阳尹，铸造印章，六次铸造六次毁坏。等到铸成，头部缺损，修补后使用，任职六天就去世了。更可见更换一个官职必定刻制一枚印章。那尤其明白可据的是，《南史》记载：孔琳之议论说：“官职没有比帝王更大的，爵位没有比公侯更尊贵的。而传国的宝物，历代交替使用，袭封的印章，世代相承。贵在承袭旧制，不取改作。现在世上只有尉这一职位独用一枚印章，至于众官，每次升迁都更改。探求其中的道理，实在不能理解。如果说官职各自姓氏不同，与传袭不同，那还不如不同朝代为殊异。如果是因为有被诛灭的臣子，避其凶秽，那么汉朝使用秦朝的宝物，没听说因为子婴被杀而弃之不用。而终年刻铸，损耗工力物力，熔化金属消耗铜炭的费用，不可胜数。请求众官即使用一枚印章，无须改作。如果新设官职以及官多印少，然后铸造。”更可见古人官印的制度。后世换官不换印，大概就是本于孔琳之的议论吧？

译○ 假守 秦、汉时期，官吏代理职务的都称为“假”，大概是取“借”的意思。《史记》记载：秦王政十六年，征发士兵接受韩国南阳的土地，由代理郡守腾负责。又记载项羽杀了宋义，众将领于是共同拥立项羽，担任代理上将军。陈涉任命吴广为代理王，监领众将领攻打秦军。景驹自立为楚国的代理王。尉佗依法诛杀秦朝官吏，任命他的党羽为代理郡守。韩信攻破齐国，请求担任代理王来镇守那里。《西域传》记载：派遣骑兵中的代理司马担任斥候，隶属于校尉。王莽代理皇位，称为代理皇帝。《后汉书》记载：窦固任命班超为代理司马。所有这些情况都是说代理职务，并非真假之假。那些官吏试用职务的则称为“守”。尹翁归担任东海太守，入京代理右扶风，满一年后转正。张敞以冀州刺史的身份代理太原太守，满一年后转正。王尊以光禄大夫的身份代理京兆尹，后来转正。薛宣由陈留太守入京代理左冯翊，满一年后称职转正。朱博由琅邪太守入京代理左冯翊，满一年后转正。张升担任郡中的纲纪官员，因有能力代理外黄令，论罪杀死了贪赃的官吏。有人讥讽张升代理职务时间短暂，足以迅速彰显威严并执行杀戮吗？卓茂起初担任密县令，郡太守认为他无能，于是为他设置代理县令。所谓的代理县令，也就是代理职务的县令。凡是试用职务的都称为“守”，就像如今初任官员有试俸的例子一样。卫宏《汉官旧仪》记载：丞相史去世，调任御史、少史代理。如果御史、少史因事外出，调任御史、少史的属官代理。这也是代理职务称为“守”的证据。《旧唐书·百官志》记载：文武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各有散官（如文官从光禄大夫到将仕郎，武官从镇军将军到校尉、副将），称为本品，职事官则根据才能录用，有的从闲散职位调入繁忙职位，有的从高职位降到低职位。贞观令规定职事官高的称为“守”，职事官低的称为“行”，仍然各自保留本来的品级。那些低一阶的称为“兼”。永徽以来，低一阶的，有的称为“兼”，有的称为“守”，参差使用。那些兼任两个职事官的，也称为“兼”。咸亨二年开始一律称为“守”。

《文昌杂录》记载：潞国文公代理太尉，皇弟雍王、曹王代理司空，郑国富公、济阳曹郡王代理司徒，三公官职齐备，近世未曾有过。

● 卷二十七 ○ 按月分俸 《南史·阮长之传》记载：宋朝以前，郡邑官员的田禄，以芒种节气为界限。芒种之前离职的，则一年的俸禄全部归后任者所有。到了元嘉末年，才开始改变这项规定，按月份分配俸禄。这是按月分俸，从宋朝元嘉末年开始的。然而《封氏闻见记》记载：按照惯例，接替的人，在五月五日以前到任的，能得到职田的米。高利从濠州改任楚州，想把米让给前任，于是到处停留，等到过了几天才到。士人议论称赞他。那么唐朝的制度又不按月分配了。或许这职田米又是俸禄之外所得，另有规定罢了。

○ 京官月费 京官俸银之外，另有月费一种，起源于前明。明朝初年，各衙门的皂隶、主驺跟随，宣德年间开始有缴纳银两免除役务的。因为杨士奇进言，也说京官俸禄微薄，改名为柴薪银。天顺以来，开始根据官品的高低确定名目和数额，每年银两解送户部。在京各衙门的都出自京畿以及山东、山西、河南的州县，南京各衙门的都出自南畿。这就是月费的由来（见傅维麟《明书·杨士奇传》）。查考宣德时，顾佐担任都御史，有奸吏诬告顾佐收受皂隶的钱财，私自遣散皂隶回家。皇上秘密地把这话告诉杨士奇，杨士奇说：“中央官员俸禄微薄，仆役、马匹、柴草都依靠皂隶。遣散皂隶回家，皂隶得以回家耕种，官员得以获得资费，朝中官员都是这样。大概从永乐年间到现在，先帝本来就知道这件事，因此增加朝官的俸禄。”（《顾佐传》）

○ 预借俸钱 被选中的官员出京，必定要借京城的债，利息最重，到任后就必须连本带利偿还，这是最陋劣的弊病。法令规定：凡是参加选官得到缺额后，预先借支养廉银，以免乞求借贷，这是为了体恤下属、培养廉洁，是非常完善的法令。查考《旧唐书·武宗纪》记载：会昌二年二月，中书奏报：被选中的官员多欠京城债务，到任后填还，导致他们贪求，没有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现在请求让得到官职的人，允许连状担保，户部各自准备两个月的加给料钱，等到支取时扣除。希望初到官任，不带利息债务，衣食稍微充足，可以要求他们清廉。“皇帝听从了。又宋朝元祐年间，孙觉上奏说：“臣在吏部任职，见每一个缺额出现，争夺的人多达一二十人，即使是烟瘴之地也不推辞。曾经探问原因，因为授予远方缺额惯例可以先借料钱，远的三个月能得到四千多，所以如此。”那么这项制度唐朝、宋朝也有。

○ 致仕官给俸 退休官员给予俸禄的例子，起源于汉平帝诏令天下俸禄二千石以上年老退休的官员，将其俸禄的三分之一，给予他终身。大概那时王莽专政，想要收买人心，所以有此举措。（《白虎通》说：七十岁退休，其中有盛德的人留下，赐给他几杖，在家的人给予其俸禄的三分之一。又引用《王记》说：臣子向君主退休，用他俸禄的一半供养他。这是汉朝本来有此说法，而王莽窃取它来博取声誉罢了。）然而《汉书》记载石奋以上大夫的俸禄退休回家，周仁以二千石的俸禄退休回家，张欧请求免职，天子也宠赐以上大夫的俸禄退休回家，那么优待老人的典制，本来不是从王莽开始的，只是没有著令以

译此前官员退休，发放俸禄必须出自皇帝的特别恩赐；既然已经颁布法令之后，那么凡是二千石以上官员退休的，都可以得到俸禄。历代退休官员发放俸禄的惯例，有的被确立为固定法令，有的没有被确立为固定法令。《后汉书》记载：邓彪请求退休，汉章帝赐钱三十万，让他以二千石的俸禄终老。第五伦请求退休，让他以二千石的俸禄终老。刘昆请求退休，下诏赐给他洛阳的宅第，让他以千石的俸禄终老。这说明王莽时的制度，到东汉时已经废除，那些发放俸禄的情况仍然出自特别的恩赐。《唐书》记载：虞世南退休，下诏俸禄赏赐与在职官员相同。许敬宗退休，仍然在初一、十五上朝，继续发放他的俸禄。唐休璟请求退休，给予一品全额俸禄。张仁愿退休也给予全额俸禄。宋璟请求退休，以全额俸禄退居东都。王邱年老，医药费用不足，下诏给予全额俸禄，以表彰清廉的官吏。解琬告老退休，下诏以金紫光禄大夫的身份退休，按照品级给予全额俸禄。杨于陵退休，下诏俸禄和料物全部给予。元时许有壬退休，发放俸禄直至终老。阎复请求归乡，发放半额俸禄直至终老。这些都是没有确立为法令而出自特别恩赐的情况。《后魏书》记载：孝明帝下令，年满七十岁退休的官员，给予半额俸禄。《隋书》记载：大业五年下诏，七品以上官员七十岁以上不能胜任职务的，酌情给予廪禄，直至终老。《辽史》本纪记载，穆宗下诏，左右随从班列中年老体衰的人，增加俸禄让他们在家休息。宋朝初期退休官员发放俸禄也出自特别恩赐。如王彦超退休，宋太祖下诏给予大将军的俸禄。上官正退休，赐予全额俸禄，并且发给现钱。到太宗淳化元年，才下诏凡是退休官员都给予半额俸禄。（《独醒志》说：宋朝自真宗以后，才命令退休者给予半额俸禄。那么太宗时还没有确立为法令，这与《宋史》记载互相矛盾。）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下诏赐予退休官员全额俸禄。仁宗景祐二年，下诏从今以后，两省、大卿、监正、刺史、三司使以上退休的，发放俸禄如同分司官。《金史》记载：熙宗下诏，文武官员五品以上退休的给予半额俸禄。世宗又下诏，职官七十岁以上退休的给予半额俸禄。这些被确立为固定法令，凡是退休的人都能得到，不必随时请求旨意。宋朝又有宫观使，作为退休官员领取俸禄的职位。《神宗纪》记载：设置宫观官，用来安置年老退休的卿监、监司、知州。这个提议原本起于王安石，青苗法实行后，许多老臣多退休离去，所以设置这个职位来安抚他们。然而王旦退休，以太尉身份兼任玉清昭应宫使。起初王旦以宰相身份兼任此职，现在罢免宰相，仍然兼任。专门兼任宫观使从王旦开始，那么退休兼任宫观使在神宗以前就已经有了，又不是从王安石开始。大概神宗以前这仅仅是宰相优养老人的职位，到神宗时才多设立各路宫观的名目，使得卿监以下官员都能借此领取俸禄。又《宋史·谢泌传》说：近来的制度，文武官员告老退休都提升官阶给予半额俸禄。谢泌请求从今以后，七十岁以上请求退休的人，允许退休，因病以及犯赃的人，听任他们自行决定。下诏听从他的建议。然而宋朝时即使是因病离职以及犯赃离职的人，都能请求提升官阶给予半额俸禄了。这又是立法过于宽泛了。明朝初期没有优待退休官员的先例。《明史·杨鼎传》记载：成化十五年，杨鼎退休，赐予敕书让他乘驿车回家，命令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二石，每年供给役夫四人。大臣退休有赏赐，从此开始。此后多有每月供给粮食、每年供给役夫的制度。然而宣德年间顾佐退休，赏赐钞五十贯，命令户部免除他家的赋役，那时已经有优待的情况。又成化七年，御史上奏退休尚书魏骥年纪已经九十八岁，请求仿效前代优待老人的旧例。下诏派遣行人去慰问，有关部门每月供给米三石。命令还没到达他就去世了。这些都是明代优待退休官员的旧例，然而与唐、宋相比就大大减少了。

译○诰敕 本朝的制度，凡是内外文武官员所获得的诰命，都有专门撰定的文字，各自按照品级填写。即使是有大势力的人，想要增减一个字也不能，这是为了杜绝浮夸虚伪的风气。查《宋史·孙洙传》记载：百官升迁叙任，使用固定的辞藻。孙洙建议说：“群臣晋升官阶，事理各不相同，却同样使用一种辞藻。有的一个家族中，数人同时蒙受恩赏，却用同一规格限制，实在过于苟且简略。”皇帝下诏从今以后，封赠荫补，每逢重大礼仪就更换一次，其他都随等级撰定。宋代制度中所谓“大礼一易”，大概也有一定格式的诰词。到了明代就不是这样了。《涌幢小品》说：本朝文臣的诰敕极尽工巧，大大失去了丝纶（指皇帝诏书）应有的庄重体统。高拱、张居正虽然都有禁令，最终也不能改变。只有勋戚武官，勒令采用固定格式，篇篇一律。即使是王府地位极重，但从亲王以下，墓志铭也有固定格式，未免太过拘泥。“如果有应当叙述的功绩，从哪里记载呢？那么前代有固定格式的，只有勋戚武官，而文臣都是随时撰写，难怪谄媚的辞藻满纸都是。”（《明史·许士柔传》：旧例，赠官的诰命，属于诰敕房中书的职责。崇祯初年，追恤被魏忠贤迫害的各位忠臣，则由翰林院中擅长文章的人撰写。后来中书认为这是侵夺职权。崇祯三年，仍然命令诰敕中书撰写。）本朝则诰敕不论文武，都有固定格式，而碑文、祭文，临时命令翰林各位大臣撰拟，在禁绝谄媚虚伪之中，仍然不埋没人的真实情况，可以说是完美无缺了。

○封赠 洪迈说：封赠祖先，从晋、宋以来就有，到唐代才完备。然而唐代赠官的典礼，只有一品官才及于祖父，其余官员只赠父亲。长庆年间以后稍有变通，权德舆罢相，任检校吏部尚书、兴元节度使，上表请求辞去检校吏部尚书，请求将恩赏回赠给他的祖父权垂。皇帝下诏不允许他辞去官职，而赠权垂为尚书礼部郎中。这是后世回赠的开端。《白乐天集》中也有户部尚书杨于陵赠他的祖父为吏部郎中，祖母崔氏为郡夫人的制词。然而权德舆身为检校吏部尚书，而赠他的祖父不过礼部郎中，杨于陵为户部尚书，而赠他的祖父不过吏部郎中，那么也不能用子孙的官职全部赠给祖父。《宋史》记载：李虚己遇到南郊恩封，请求将罢免妻子的封号授予祖母。寇准幼年丧父，由祖母王氏抚养，等到入朝做官，请求将妻子的封号回授给祖母。赵概遇到郊祀，恩赏应当让儿子进阶，请求将恩赏回赠给母亲郡太君。皇帝下诏都允许了，后来就成为了惯例。这就是宋代可以用自己的官职全部赠给祖先，比唐代制度又稍优厚了。元代许有壬说：“现在的制度封赠祖父母，比父母降一等。”那么元代封赠祖先也还有差别。本朝法令：一二品封三代，三品以下封二代，六品以下封一代，都完全使用其本身的官阶，并允许用本身的封典回赠给祖父，那么按规定封一代的，实际上也能封二代。圣朝推及恩泽的仁德，超出前世万万倍了。又前代回赠的惯例，有推及本生祖父的。《旧唐书》记载：崔植有《陈情表》，说：“亡父崔婴甫，是臣的本生父亲，亡伯崔甫，是臣过继的长辈。继承虽然转移，孝心则存在。请求用我身上的官阶，特别乞求回赠给本生父亲。”皇帝下诏赠崔婴甫为吏部侍郎。《容斋随笔》说：宋代李沆幼年过继给叔父。李沆入朝为相，上表请求赠给所生父母的官诰。皇帝下诏赠他的本生祖父李温为太子太傅，祖母权氏为莒国太夫人，本生父亲李超为太子太师，母亲谢氏为郑国太夫人。明代大臣中移封本生祖父母的，有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朱衡、太宰张翰。那些下级官员移封本生父母的，京官始于嘉靖年间修撰诸大绶，外臣始于万历年间长垣县令刘学曾，异途出身者始于嘉靖年间都事欧阳念、鸣赞乔可跻，都见于《涌幢小品》。至于在本生祖父之外另有移封的，唐代李德裕任荆南节度使，遇到应当追赠，上奏乞求回赠给他的兄长已故楚州刺史李德修，皇帝下诏赠李德修为礼部尚书。刘总上奏请求追赠他的外祖父溪州刺史张懿，于是赠张懿为工部尚书，他的妻子李氏为赵国夫人。宋代王曾任参知政事，因为幼年丧父，由叔父母抚养，上奏请求改葬。于是皇帝下诏赠他的叔父王宗元为工部员外郎，母亲严氏为怀仁县太君。欧阳修幼年丧父，他的叔父教他读书。等到显贵，乞求用一个官职回赠。皇帝下诏赠为郎中。这又是恩例中超出祖父范围的了。近日大司寇胡公云坡幼年由嫂子抚养，乞求用本身的诰封回赠，特别蒙受皇帝允许。浩荡的恩德，没有细微处不达到，更有不是臣下意料所敢企及的了。

○父在封母不称太 王溥《五代会要》“母妻叙封事例”：乾祐元年，中书省通知吏部废置司，父亲在世，母亲进封，应当加“太”字的例子上报。废置司以前后格敕中，凡是母亲都加“太”字，在世的和去世的都相同，并没有说不加“太”字。只有晋天福五年，中书舍人艾颖、八年尚书门郎中尹倔，都是父亲在世，母亲封县君，不加“太”字等等。大概因为儿子封母亲，固然应当加“太”，而父亲在世，母亲不称“太”，也是情理之中的当然。

○贴黄 今刑部本

译等到督抚呈递刑名奏本时，按规定要有“贴黄”，因为奏本篇幅繁多，便摘录其要点另写在一幅纸上，贴在奏本后面，以便于阅览。王敬哉在《冬夜笺记》中说，明朝崇祯年间，辅臣李国〇普上奏仿效古人“撮黄”的方法，制定了格式，于是沿袭至今。（顾炎武也说，崇祯元年三月，命令上疏的人自行摘录奏疏中的大意，不超过一百字，附在奏疏末尾。）查考唐代奏本有贴黄的制度，那是用于诏敕的。叶梦得说：唐代颁布敕令都用黄纸，如果有更改之处，也用黄纸贴在上面，这叫做贴黄。宋代奏札都用白纸，如果意思没有表达完，另外用黄纸贴在后面，也叫贴黄。这样看来，宋代的贴黄已经与唐代的贴黄不同。然而宋代的贴黄制度，是将奏札中未能尽述的内容，另列条目，写在黄纸上，附在正文之后。像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文集中都有这种情况，有的奏疏后面多达十几条。现在的贴黄则是只摘录奏疏中紧要的语句贴在后面。由此可见，宋代的贴黄重在详细，现在的贴黄重在简略，现在的贴黄又与宋代的贴黄不同。况且现在奏疏用白纸，贴黄也用白纸。查考江休复《杂志》说：审刑司奏报案件，在贴黄之上还要加“撮白”。王士禛说不知道“撮白”是什么意思。难道不知道现在的贴黄，正是宋代的撮白吗？

译○ 官员任职回避本籍

《汉书》记载：严助是会稽郡吴县人，显贵之后，皇上问严助在家乡时是否曾被作为女婿而受富人所辱。严助说：“希望担任会稽太守。”于是任命严助为会稽太守。又如朱买臣，是会稽郡吴县人，后来出任会稽太守。韩安国是梁国成安人，担任梁国内史。《后汉书》记载：景丹是栎阳人，光武帝因他的功劳封他为栎阳侯，说：“富贵了不回到故乡，就像穿着锦绣衣服在夜里行走，所以封你为侯。”由此可见，汉代还没有回避本籍的成例。杜佑在《通典》中说，汉代县丞、县尉以及各曹掾史多任用本郡人，三辅地区则兼用其他郡的人，但必须特别奏请。可见汉代掾属官员中并没有任用本郡人的惯例。《蔡邕传》记载：朝廷议论认为州县官员结党营私，人情勾结，于是规定有婚姻关系的人家以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监临，于是又制定了“三互法”，禁忌更加严密。蔡邕于是上疏，极力陈述其弊端。那么，回避本籍以及亲属互相回避的成例，大概始于东汉末年。然而从魏晋以来，也有不拘泥于此的情况。《魏书》记载：张既是冯翊人，曹操派他担任雍州刺史，对他说：“让你回到本州任职，可以说是穿着锦绣衣服在白天游玩了。”朱灵是清河人，魏文帝封他为俞阝侯，想让他以“昼锦”为荣。《南史》记载：丘灵鞠是乌程人，担任乌程令，柳元景跟随孝武帝入京讨伐，孝武帝问：“事情成功后，你想要什么？”柳元景说：“希望回到家乡。”等到孝武帝即位，就任命他为雍州刺史，因为柳元景的家在襄阳。张岱是吴郡人，担任吴郡太守。齐高帝下诏让他以家为府。后来他的侄子张绪也担任吴郡太守。柳庆远是襄阳人，梁武帝任命他为雍州刺史，下诏说：“你穿着锦绣衣服回到故乡，我就没有西顾之忧了。”张敬儿是南阳人，因立功请求担任本郡长官，于是任命他为南阳太守。吕僧珍是东海人，梁武帝想让他以本州为荣，于是任命他为南兖州刺史。又任命刘之遴为南郡太守，下诏说：“你母亲年事已高，所以让你穿着锦绣衣服回到故乡，尽到荣耀奉养之道。”侯安都的母亲喜欢居住在家乡，陈武帝于是任命侯安都的弟弟侯晓为东衡州刺史，侯安都的儿子侯秘为始兴内史，都在家侍奉奉养。孙〇是吴县人，陈武帝对他说：“从前朱买臣希望担任本郡长官，你有这个意思吗？”于是授予他吴郡太守。陈武帝本是吴兴人，在梁朝时，他的儿子陈昌担任吴兴太守。皇帝认为乡里父老尊卑有序，特意命令蔡景历作为佐吏辅佐他。《魏书》记载：毛鸿宾是北地人，孝明帝将北地改为北雍州，任命毛鸿宾为刺史，说：“让你穿着锦绣衣服在白天游玩，以荣耀你。”游明根告老还乡，他的儿子游肇请求辞官回家侍奉。孝文帝想让他享受俸禄奉养，于是任命他为魏郡太守，这是他的本州。甄琛是中山人，后来担任定州刺史。《北齐书》记载：封隆之四次担任冀州刺史，那是他的本州，向来深得乡里人心。他的儿子封绘又担任本州长官。《后周书》记载：李穆一家叔侄三人，都在家乡担任牧守。苏亮是武功人，担任岐州刺史。朝廷因为他担任本州长官，特意供给鼓吹仪仗，让他先回家，并供给骑士三千，带着仪仗在乡里游历，欢饮十天，然后才进入州府。令狐熙是敦煌人，担任敦煌太守。晋公宇文护对他说：“你家门之内，必须得到穿着锦绣衣服荣耀的待遇，所以任命你。”王杰是金城人，担任河州刺史。朝廷因为他的功勋威望，所以让他以本州为荣。刘雄是临洮人，周武帝任命他为河州刺史。他先前已担任本县县令，至此又担任本州刺史，乡里人都以此为荣。柳敏是河东人，担任河东郡守。虽然统御乡里，但处理事务公平允当，深得当时赞誉。苏椿担任武功郡守，既然是本郡，只以清廉节俭自处。冯迁担任陕州刺史，冯迁原本出身寒微，一旦担任本州长官，只以谦虚谨慎接待乡邑人士。《隋书》记载：田式，祖父田安兴、父亲田长乐以及田式，三代都担任本郡太守。这是隋代不回避本籍的情况。《唐书》记载：姜〇是上わ人，高祖任命他为秦州刺史，说：“故乡穿着锦绣衣服，用来报答元勋。”丘和担任交趾太守，听说高祖登基，前来朝见。皇帝因为丘和本是稷州人，于是任命他为稷州刺史以奉养自己。张士贵是洛州人，高祖任命他为洛州刺史，说：“让你穿着锦绣衣服在白天游玩。”薛登是常州义兴人，武后任命他为常州刺史。张九龄是韶州人，因亲人年老请求回家奉养，玄宗于是任命他的弟弟张九皋、张九章为岭南刺史。贺知章告老还乡，下诏任命他的儿子贺僧子为会稽郡司马，让他侍奉奉养。（《封氏闻见记》记载：侍郎唐皎主持选官，问被选者哪里方便，回答说：“家在蜀地。”于是注籍吴地。有人说亲人在江南，就注籍陇右。有一个信都人，心里希望去河朔，谎称：“希望得到淮淝地区。”就注籍漳滏之间一个尉官。这是朝廷特别任命的或许不拘泥于本籍，而选官制度原本就有回避本籍的成例。）《宋史》记载：周太祖因为王晏家住在彭城，于是任命他为武宁军节度使，让他荣耀乡里。王仁镐是邢州人，周世宗任命他为安国军节度使，制书说：“眷顾维襄国，确实是你的故乡。授予你龙节之权，成就你锦衣之美。”宋代授予本籍官职的成例，大概有三种：一是为了方便奉养，二是为了优待老臣，三是为了宠信功臣。《太祖本纪》：

译乾德五年，县尉鄢陵人许永，年七十五，自称父亲九十九岁，两位兄长都八十多岁，请求授予一个官职以便奉养父母。于是授予许永鄢陵县令。彭乘，益州人，请求就近奉养父母，得以担任普州知州。蜀地人担任家乡郡守，从彭乘开始。陈希亮，眉州人，起初蜀地人做官，不得担任通判州事，陈希亮因母亲年老，愿意降低资历担任县令，于是任命他担任临津县知县。朱昂家在江陵，退休时，皇帝下诏让他的儿子朱正辞担任公安县知县，以便侍奉奉养，允许他回到江陵。张泳，濮州人，初出仕时，请求掌管濮州市税以便奉养，皇帝批准了。蔡襄，仙游人，因母亲年老担任福州知州，后来又担任泉州知州。杨绘，绵竹人，因母亲年老请求担任眉州知州。刘〇，彭城人，担任广州知州，因母亲年老请求调任内地，于是担任徐州知州。〇高兴地说：“过去布衣随计吏赴京，如今以侍从官三品的身份掌管家乡郡守，超过最初的期望了！”洪皓从金国归来，因母亲董氏八十多岁，请求补任外官。于是以徽猷阁学士的身份出任饶州家乡郡守（见《独醒志》）。文天祥，吉安人，初任湘南提刑，推辞免职，请求就近郡县奉养亲人，于是差遣他担任赣州知州（见《文山纪年录》。这些都是因为亲人年老而不回避本籍的。查《真宗纪》：下诏亲人年老没有兼侍者，特别给予近任。《仁宗纪》：选任官员父母八十岁以上的，暂且注授近官，这是宋朝本来就有法令。）邢〇因年老请求给假回曹州，皇上说：“可以直接暂任本州，何必请假呢？”于是任命为工部尚书、曹州知州。吕大防，蓝田人，罢免宰相后，改任永兴军使，方便他回乡。任中师年老，上书说：“我家本在曹州，希望得以守卫曹州。”于是让他担任曹州知州。范纯夫称病请求归乡，奏章上了十次，才得到批准，以待制的身份担任梓州知州（见《晁氏客语》）。韩子华兄弟是颍州贵族，罢相后，仍然统帅家乡郡守。有人用启文祝贺说：“向来推崇荀氏的龙，仍然招致颍川的凤。”（见《王公四六话》）汤思退担任枢密院事，即将拜相而生病，授予大资政，留守金陵，就是他的家乡。未中第时，兄弟都在府学就食，人们认为这是荣耀（见周益公《玉堂杂记》）。这些都是因为优待老臣，使他不回避本籍。韩魏公，安阳人，后来出镇大名，就是他的家乡郡守。欧阳修为他作《昼锦堂记》。韩琦去世后，他的儿子韩忠彦因坟墓缺乏照管，请求让他的弟弟韩粹彦监管相州酒税。神宗御批说：“韩琦对国家有功，特别依从所请。今后常注任他现任子孙一人，随本资任当相州一差遣。”（见《韩魏公君臣相遇传》）后来韩琦的孙子韩治守卫相州，韩治的儿子韩肖胄请求侍奉父亲疾病，下诏立即任命韩肖胄守卫相州，代替父亲职务。徽宗对他说：“先帝下诏韩氏世代在相州做官，如今父子相代，是荣耀的事。”韩琦守卫相州，建造昼锦堂，韩治建造荣归堂，韩肖胄又建造荣事堂，三世守卫家乡郡守，人们认为这是荣耀。这又是特别宠幸勋臣，而让他世代在家乡做官，不回避本籍的。其他也有不完全关乎优待老人方便奉养，而让他在家乡做官的。王〇，大名人，太祖让他统领大名，对他说：“这是你的故乡，所谓昼锦啊。”范促淹，苏州人，也曾担任苏州知州。汪彦章，徽州人，后来仍然担任徽州知州，他的谢表中有说：“城郭重来，疑千载去家之鹤；交游半在，或一时同队之鱼。”到南宋末年，因军事重要，更多有让守卫家乡郡守的。李芾家在衡州，代理湘潭县，担任永州知州，又担任潭州知州。崔与之，广州人，后来以广东安抚使担任广州知州，就在家里处理政事。陈〇，常州人，初任丹徒县尉，后来代理常州通判，守卫城池而死。这又是因军兴需要人才而不回避本籍的。（查《高宗纪》：绍兴二年，下诏监司回避本贯。那么宋朝制度回避本籍，只在监司。所以应孟明，婺州人，任命为浙东提点刑狱，因家乡郡守引嫌，于是改授江东。）《金史》：李晏，泽州高平人，年老退休，于是下诏他的儿子李昭略担任泽州刺史。张大节，代州人，调任太原府知府，因并代是家乡郡守，所以荣耀他。元世祖时，许衡归老河内，特别任命他的儿子许师可担任怀孟总管以便奉养。吴当，抚州人，担任江西肃政廉访使，左迁抚州总管。赵雍，湖州人，赵孟頫的儿子，担任昌国海宁守。那么金、元时也有偶尔不回避本籍的。回避的条例，到明朝才开始严格。然而太祖初设浙东提刑，就用龙泉人章溢担任佥事，又命令他的儿子章存道守卫处州。而处州人胡深，也担任浙东行中书省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军民事。又洪武四年正月，河南府知府徐麟因母亲年老，家在蕲州，请求终养，下诏立即改为蕲州知府。这是太祖时本来不拘泥乡贯的。《漱石斋闲谈》记载永乐年间。命令御史邵〇巡按两浙，以本籍不当前往推辞。皇上说：“因为你是浙江人，知道浙江利弊罢了。”浙江人授予浙江官职，就必须推辞免职，那么回避本籍已成为成例可知。以后也有偶尔不回避的。叶春，海盐人，宣德、正统年间

译凡是三次担任浙江巡抚，在家乡处理政务。王彰，彰德人，也担任过河南巡抚。《王彰传》说：整个明朝期间，大臣中能够担任家乡巡抚的，只有王彰和胡春两人。然而除此之外，还有王瑜，淮安人，后来镇守淮安，总督漕运；魏源，江西建昌人，宣德年间永新发生民乱，皇帝命令魏源前往安抚；又景泰年间，任命吴人杨翥的儿子担任本县主簿，所以也不只是胡春和王彰两个人罢了。本朝督抚大吏，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大概常规调任官员的条例必须回避，这是为了杜绝徇私舞弊的弊端。至于亲信大臣，原本可以不拘泥于成例，这本来就有举贤不择途径的意思。那些常规调任的官员，仍有因父母年老而改补到邻近省份的条例，这样既不妨碍对下属的管理，又可以方便奉养双亲，可以说通晓人情事理，斟酌得十分恰当了。

译○ 亲族回避

亲族回避制度，始于后汉，这在《蔡邕传》中已有记载。查《晋阳秋》记载：刘弘担任荆州都督诸军事，朝廷下诏任命刘弘的女婿夏侯陟为襄阳太守，而襄阳是荆州所属的郡。刘弘上表指出夏侯陟是姻亲，按照旧制，不得相互监临。于是朝廷罢免了夏侯陟的职务。由此可见，晋代时这一规定已经十分严格。《宋书》记载：刘祗担任中书郎，江夏王刘义恭兼任中书监，因亲属关系不得相互统辖，刘祗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宋孝武帝下诏说：“过去二王两谢，都达到了极高的礼遇，从今以后，三台五省，都遵循这一先例。”《唐书》记载：贾敦颐担任瀛州刺史，他的弟弟贾敦实担任饶阳县令。按照旧制，大功亲属之间不得连任官职。朝廷因为他们的政绩德行都很高，所以不仅仅以此表示恩宠。这是因政绩特别而打破成例，可见亲族回避的制度本身是严格的。杨于陵担任户部侍郎，他的儿子杨嗣复升任礼部员外郎，因为父子同在尚书省任职，杨于陵请求调换其他官职。皇帝下诏规定：同部门的大功以上亲属，如果不是联署判案或勾检的长官，都不必回避；官职相同但职责不同，即使是父子兄弟也没有嫌疑（当时各部同属一个尚书省，所以说同省）。这又是在应当回避的情形中稍作区分，职责不相统辖的，不必回避。韦抗担任御史兼按察京畿，他的弟弟韦拯正担任万年县令，兄弟共同统领本部，当时人们认为这是荣耀的事。这虽然职责相互统辖，但可能是因为按察属于临时差遣，并非长久任职的缘故。《元史》记载：大德七年，因为行省官员长期任职，大多与所管辖的百姓结为姻亲而危害政事，下诏互相调任。然而大德八年又下诏：父子兄弟中有才能的，允许同时担任风宪官职。可见元代亲族回避的制度还比较宽松。

○ 起复

世俗认为服丧期满后补授官职叫做起复，这非常错误。《霏雪录》说：起复，是指在丧期未满时，被朝廷夺情起用任职，如欧阳修所作的《晏元献神道碑》中记载“升任著作佐郎，遭遇父亲丧事离职，不久宋真宗思念他，就在其家中起复为淮南发运使”，以及史嵩之遭遇父亲丧事而谋求起复，都是这种情况。又宋代制度将“起复”列入官衔，如“起复左仆射中书门下平章事臣赵普”就是如此。现在把服丧期满称为起复，是错误的。又赵升之《朝野类要》说：因解官守丧而朝廷特别提拔任用的，名叫起复，也就是夺情。王阮亭也引用此说来证明世俗说法的错误。现在查《南史》：萧坦之守母亲丧，起复担任领军将军。《旧唐书》：苏瑰去世，皇帝下诏让他的儿子苏预起复担任工部侍郎。苏预上表坚决推辞，皇帝下诏允许他守完丧期。张九龄母亲去世，皇帝下诏夺情起复他担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九龄坚决推辞，皇帝不允许。《资治通鉴》记载：唐顺宗时，王叔文掌权，后来遭遇母亲丧事，韦执谊大多不采纳他的意见，王叔文于是日夜谋划起复。唐宪宗时，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遭遇父亲丧事，朝廷没有起复的命令，于是贿赂宦官吐突承璀，请求发动本军讨伐王承宗，以图谋起复。唐昭宗时，韦贻范担任宰相，多接受他人贿赂，许诺给予官职。遭遇母亲丧事，离任当天，被债主喧哗闹事，于是日夜谋划起复。这些都是守丧期间起复的例子。《五代史》记载：郑余庆曾采集唐代士庶吉凶礼仪编成《书仪》两卷，后唐明宗看到其中有起复的制度，感叹说：“儒者之所以推崇孝悌，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起复，可以吗？”《宋史》记载：夏竦遭遇母亲丧事，暗中来到京城，依靠宦官张怀德帮助。王钦若正与夏竦交好，于是起复他担任知制诰，以左司郎中的身份担任翰林学士。杨亿遭遇母亲丧事，哭丧尚未结束，就起复担任工部侍郎。《元史》记载：监察御史陈思谦进言：内外官员如果不是文武全才或有战事需要，不允许夺情起复。可见元代也不把服丧期满称为起复。

按：《宋史》记载向子湮因言官弹劾被降三级官职，起复担任潭州知州。那么凡是降官后恢复职务的，也都叫做起复，又不专指守丧期间授予官职的情况。

○ 未葬亲不许入仕

古代又有亲人未安葬不得入仕的制度。《晋书·载记》记载：常炜说：“魏、晋的制度，祖父未安葬的，不允许担任官职。”查郑默、华谭两人的传记，当时虽然不实行三年丧制，但没有不葬亲人就出仕的人。《南史》记载：兖州刺史滕括、乌程令顾昌，都因为不葬亲人而入仕，被清议所鄙视。《唐书》记载：颜真卿弹劾朔方令郑延祚母亲去世三十年不葬，皇帝下诏终身不予录用。唐代虽然没有定例，但触犯者必定被罢免官职。后周广顺年间，下诏亲人未安葬者不许入仕。《宋史》记载：吴充上奏：士大夫亲人去世，有的草草殡殓几十年，应当限期安葬，定为法令。又刘综上奏：京朝官应当担任远方官职的，大多以父母未安葬为借口，意在谋求免除。请求从今以后，父母已安葬的，允许请假办理丧事，审官院投状，明确说明父母已安葬，才允许按例考核，违者一律罢免官职。朝廷采纳了。可见后周、宋代曾将此定为法令。查《刘敞传》：刘敞与弟弟刘涣都担任侍从官，而亲人丧事未安葬，因此被夺去职务。《王子韶传》：御史张商英弹劾王子韶不葬父母而冒任转运使判官，于是被贬为商邮县知县。又《道山清话》记载：孙莘老入朝为相，不到一年就被罢免，是因为父亲去世未安葬的缘故。后来孙莘老作《家庙记》自我辩白，刘器之为他的文集作序，可见宋代

译当时这项禁令非常严格。

译○一产三男有赏令甲：一次生产三个男孩的，由总督、巡抚上奏章报告朝廷，依照惯例给予赏赐。这是本于古代的制度。《国语》记载：越王勾践时，民间生三个男孩的，公家给他乳母。注解说：乳母。生两个男孩的给他粮食。这说明这种制度本起源于勾践。汉章帝赐给所有怀孕的人胎养谷每人三石，免除其丈夫的赋税，那么就连怀孕时也给予赡养了（见《宋史·韩纲传》）。《晋书·载纪》记载：石勒时，黎阳人陈武的妻子一次生产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赐给乳婢一人、粮食一百石、杂色丝织品四十匹。堂阳人陈猪的妻子生三个男孩，赐给衣服帛布和粮食，乳婢一人，免除三年徭役。《北史·邢邵传》记载：旧例生两个男孩的赏羊五只，不然就赏绢十匹。仆射崔暹上奏革除这一规定。邢邵说：“这个旧例不应该随意废除。”可见从汉、魏以来，这已成为定制。至于各史本纪遇到这种事必定记载，则始于《五代史》。如后唐同光二年左熊威将赵晖的妻子一次生三个男孩，天成元年硖石县民高存的妻子一次生三个男孩，后汉乾祐元年内黄民武进的妻子一次生三个男孩就是如此。欧阳修说这是因为出现变异现象而记载的。《金章宗纪》记载：礼官说：一次生三个男孩，其中有才能德行可以任用的，根据才能酌情录用。如果是奴婢所生，旧制官府给钱一百贯，用来资助哺乳，尚书请求再给四十贯，赎身为良民。皇帝批准。

○旌门法式《五代史·李自伦传》记载：户部上奏说：“以前登州义门王仲昭六代同堂居住，他的厅堂步廊，前面排列屏风树立乌头门，正门门槛一丈二尺，乌头门两根柱子顶端覆盖瓦片，修筑双阙一丈，在乌头门南面三丈七尺处，夹道种植槐树柳树十五步。现在李自伦请求旌表，请照此办理。”皇帝下诏说：“这是旧例，现在的法式中没有。应当根据地势的适宜，加高外门，门上安装绰楔，左右建造台基，高一丈二尺，宽窄方正相称。用白泥涂抹而将四角涂红，使不孝不悌的人可以悔改心意而改变行为。”那么旌门的法式，旧时最为繁重，到五代才开始改为简易，只在门上安装绰楔而已。《宋史·孝义传》记载：旌表郭义家，在他家门前安装绰楔，左右建造土台，高一丈二尺，下宽上窄，装饰以白色，间杂以红色。大概也是沿袭五代的制度，都是由官府建造的。现在的制度：应当旌表的，官府给银三十两，听任其家自己建造牌坊。牌坊有的设在门上，有的另建他处，有的四柱，有的二柱，上面也有使用乌头门的，大概是综合唐、宋、五代的制度而参用之。

○国忌日不决囚国忌日不判决囚犯，从唐代以来已有此制度。查《旧唐书》太和五年御史上奏：均王傅王堪的儿子，在国忌日于私宅对下属施加刑罚。特别下诏：国忌日只禁止饮酒奏乐，至于对官吏施加刑罚，本来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因为那天不适合处理政务，官府就不能判决刑狱，那小小的鞭打责罚，本来没有什么妨碍。今后有这类情况，御史台和府衙不要再上奏，这事也见于《家斋随笔》。这是唐代国忌日，百官因为体恤政务的缘故不判决刑狱，已经沿袭成为旧例了。元稹诗说：“捆绑遣送推究囚犯的御史，囚徒狼籍满地。明天不推究是因为国忌日。”又《唐书·裴宽传》记载：礼部说忌日祭祀宗庙请用音乐，裴宽上奏：“宗庙尊贵忌日卑贱就奏乐，宗庙卑贱忌日尊贵就备而不奏。”于是定为制度。后世忌日不奏乐，大概本于此。

○孕妇缓刑《北史》记载：崔浩制定法律：妇女应当受刑而怀孕的，允许产后一百天才执行。后世孕妇缓刑从此开始。《魏书》记载：北海王元愉因谋反被杀，将要一并诛杀他怀孕的妾李氏。崔光上奏说：“李氏现在怀孕，按例等待分娩，请求停止李氏的狱案以等待孕育。”皇帝听从了。这是崔浩制定法律后的事。然而汉代《刑法志》记载：景帝下诏：“怀孕而未分娩应当审讯羁押的，都宽松地系着。（颂，宽容。宽容她，不戴枷锁。也见于《刑法志》。）又《王莽传》记载：王莽的儿子王宇用血洒王莽的门，被发现，服毒自杀。王宇的妻子怀孕被关在狱中，等到生下孩子才杀。干宝《晋书》记载：毋邱俭起兵被诛，他的孙女嫁给刘氏，因怀孕被关在廷尉狱中。那么孕妇迟刑，本是汉、魏的制度，难道元魏时此律已废，到崔浩时又著为法令吗？

○听重囚妻孥入狱令甲：长期羁押的囚犯，允许妻儿入狱探视。那些没有儿子的，也允许其妻入狱住宿。查《后汉书·吴祐传》记载：安丘男子毋邱长有醉客侮辱他的母亲，长杀了他。已经入狱，吴祐对他说：“赦免你不义，刑罚你又不忍心。你有妻子儿女吗？”回答说：“有妻无子。”吴祐就让他的妻子同宿狱中，妻子于是怀孕。长临刑时，告诉母亲说：“妻子如果生儿子，应当取名叫吴生。”《晋书·曹摅传》记载：有张兑为父报仇，有妻无子，县令乔智明怜悯他，让兑妻入狱，后来遇赦得免。《北史》记载：后周时，裴政任司宪，用法宽平。囚犯犯极刑的，允许其妻子入狱陪伴。到冬天将要执行死刑时，都说：“裴大夫致死于我，死

译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这都是允许重刑犯的妻儿进入监狱探视的旧例。只是当时还没有固定的制度，所以地方长官在法律之外施行仁政。后世将其定为成例，大概就源于此吧？

译○ 笞臀 汉代《刑法志》记载：汉文帝废除肉刑，用笞刑代替割鼻和断足。后来因为笞打次数过多，反而导致很多人死亡，汉景帝于是逐渐减少笞打的次数。又下诏制定法令：“笞刑所用的刑具，长度五尺，用竹子制作，根部直径一寸，梢部厚度半寸，都要削平竹节。受笞刑的人打臀部，不得更换行刑人，打完一项罪行才能更换行刑人。”从此受笞刑的人得以保全性命。丘濬说：“笞刑所用的材料，制作的规格，执行的人员，施刑的部位，都在这里确定了。”《唐书》记载：宇文审因为夏楚（刑具）没有大小规格的规定，开始创制杖架，根据高矮来衡量杖的长短。这又是后世头号、二号杖的起源。《知新录》记载：夹棍起源于宋理宗时期，用木棍和绳索并用，夹住两腿，名叫夹帮。又竖立坚硬的木桩，交叉捆绑两腿，让狱卒在上面跳跃，称为超棍。拶刑见于《庄子》中“罪人交臀历指”，注解说就是现在的背剪拶指。拶，音赞，入声。韩愈的诗中有：“崩胜相排拶。”现在俗读作斩音。○ 滴血验尸 有滴血验亲的方法，其由来已久。查《南史》记载：孙法宗因为父亲被孙恩杀害在海边，于是沿海寻找。听说世人议论，如果是至亲，将血滴在骨头上，应当都会凝结浸透，于是拿着刀，见到枯骨就刻开肉灌入血，这样过了十多年，手臂和小腿没有完好的皮肤。梁朝豫章王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本是齐东昏侯的妃子，梁武帝纳她为妃，七月生下萧综。萧综自己怀疑是东昏侯的儿子，听说俗话讲，将活人的血滴在死人的骨头上渗入，就是父子，于是私自发掘东昏侯的墓，取出尸体，滴血试验。既然有了证据，又自杀了其次子，滴血试验。那么滴血验亲的方法，大概起源于六朝吧？《唐书》记载：王少元在野外寻找父亲的尸体，无法辨认。有人告诉他说：“用儿子的血浸渍而渗入的，就是父亲的尸体。”王少元果然找到了父亲的尸体。

○ 税契 买卖田地房屋，既然立了契约文书，必须投验官府，缴纳契税，发给印信凭证，叫做税契。这起源于东晋时期。查《隋书·食货志》记载：晋朝南渡以后，凡是买卖奴婢、牛马、田地房屋，有契约文书的，每钱一万，缴纳四百文给官府，卖方出三百文，买方出一百文；没有契约文书的，随物品价值，也按百分取四，名为散估。历代于是沿袭不废。然而这种制度卖方出钱多，买方出钱少，很不公平。后来定制，只让买方出钱，不知道始于何时。查洪迈认为“民间投税都是买方独自缴纳，所以数额多的，往往隐瞒减少价格，拖延立契时间，因此滋生了诉讼。请求免除一半，使百姓都乐于缴纳”，交给户部商议搁置。那么买方出钱，在南宋时已经如此了。

○ 戒石铭 郡县官署厅堂的南面有亭子，书写“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叫做《戒石铭》。《留青日札》说是黄庭坚所书。《续通鉴纲目》也记载：宋绍兴二年，将黄庭坚所书的《戒石铭》颁行于州县刻石。然而其实并非起源于绍兴，而是宋太宗书写颁行于天下。（《宋史·本纪》：太平兴国八年夏四月，颁布外官戒谕辞，大概就是这个。）而太宗又是根据蜀国孟昶的文章删节而成。景焕《野人闲话》记载孟昶全文：“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系。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所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切，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为尔戒，体朕深思。”共二十四句。洪迈说孟昶的词虽然多，反而难免挂一漏万，经过太宗删节，更加觉得简练概括而不遗漏。那么此铭文在太宗时已经颁行，后来黄庭坚曾书写，到绍兴年间，又用黄庭坚所书的颁行。《客中闲集》也记载戒石本于孟昶，而宋太宗删节。而欧阳修《集古录》说戒石起源于唐明皇，只是没见到其词罢了。那么又在孟昶之前了。然而欧阳修说明皇的词已经不可见，也是考据疏漏。明皇有《赐诸州刺史题座右》诗云：“眷言思共理，鉴梦想维良。猗欤此推择，声绩著周行。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茕且存抚，老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这就是他的戒石词。查《尚书》制定官刑，警戒在位者。那么戒誓之辞，由来最古。《文心雕龙》说：汉扬雄有卿、尹、州、牧箴二十五篇，崔瑗、胡广又补缀为《百官箴》。《北史》：何妥作《龙州刺史箴》，刻在州门外（也见于《隋书》）。这又是戒石的渊源。《七修类稿》又记载浙江各官厅，另有四句云：“天有昭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这不知道起源于何人。（《瓮牖闲评》记载有人于《

译《戒石铭》每句下面各添加一句，说：“你的俸禄只是不够，百姓的血汗却让你越吃越肥。百姓容易欺压，所以来得方便；上天难以欺骗，他又怎么知道呢？”○清慎勤匾额：各衙门的诉讼堂大多悬挂写着“清慎勤”三字的匾额，这源自《世说新语注》。李秉在《家诫》中说：从前我曾侍奉先帝，当时有三位长史一同觐见，临别辞出时，皇上说：“做官应当清廉，应当谨慎，应当勤勉。修持这三点，还担心什么治理不好呢？”并接受了诏令。皇上说：“如果迫不得已要舍弃其中一项，在这三者中哪一项优先？”有人回答说：“清廉是根本。”皇上看向我，我回答说：“清廉与谨慎的道理，是相互依赖才能成就的，如果迫不得已，谨慎才是最重要的。”皇上说：“你的话说对了。”这就是“清慎勤”三字的来源（也见于《三国志·李通传》注）。

译○乡都图 如今江南各县中，将民居划分为某乡、某都、某图。谢少连撰写《翕县志》，称“鄙”（音鄙），是古代都鄙制度的遗存。赵宦光也说：“都鄙”原本写作“鄙”，俗人误读作“图”。顾炎武对此加以辩驳，并引用《嘉定县志》说：“鄙”就是“里”。因为每里的册籍首页画有一幅图，所以不称“里”而称“鄙”。又引用《萧山志》说：将“里”改为“图”，是从元代开始的。然而顾炎武也考证失当。查考《宋史·袁燮传》：袁燮担任江阴尉、常平使属官时，正值应当赈济灾荒，袁燮命令每个保绘制一幅图，田地、山水、道路全都记载在上面。合并保为都，合并都为乡，合并乡为县。征发徭役、争讼诉讼、追捕逃犯，展开地图就可以立即决断，因此将此作为荒政的首要措施。那么，乡都图的制度起源于南宋。（江南等省又有鱼鳞册，明朝洪武二十年，命令国子监生武淳等人分赴州县，根据赋税划定区域，测量田亩的方圆，依次编号，编类成册，形状如同鱼鳞相次，称为鱼鳞图册。）

○省 现在的制度将天下划分为各省，大概是沿袭前明的制度，而明朝则是因袭元朝的旧制。元朝时各路分别设置行中书省，因此有了“省”的名称。前明将行省改为布政使司，但口语沿袭不改，所以仍然称省。追溯“省”这个名称的起源，则本于汉代。查考《汉书·昭帝纪》：昭帝年幼，昭帝的姐姐鄂邑公主在宫中共同抚养皇帝。注引伏俨说：蔡邕说：原本称为禁中，门阙作为禁卫之处。后来因为孝元皇后的父亲名叫禁，所以避讳改称为省中。卫宏《汉官旧仪》注也说：省中，就是禁中。成帝的外戚王禁地位尊贵，朝廷中忌讳“禁”字，所以称为省。既然如此，那么原本是由禁中改称为省中，后世因为中书、尚书等官署设在省中，于是移用作官署的名称，称为中书省、尚书省。《唐书·杨收传》：汉制，总领群官称为省，分掌事务治理称为寺，就是这样。到了元朝在各路设置行中书省，于是又移用作地方州郡的名称，称为各直省。然而“行省”的称呼，也不自元朝开始。陆游的诗说：“往者行省临秦中，我亦急服叨从戎。”又说：“行省当年驻陇头，腐儒随牒欲西游。”这是南宋已有行省的称呼，然而只有四川安抚大使才这样称呼，其他还没有这个名称。金宣宗时，州县被元军残破，于是随处设置行省，以治理一方。如兴定三年，有东平行省蒙古纲，河北行省侯挚。又《苗道润传》：诏令山东行省晓谕李琛与苗道润和解。又靖安民愿意隶属潞州，诏令河北行省审处。这是金末也已有行省了。

○履历 查考《魏书·源子恭传》：当时有逃亡的人许周，假称是梁朝黄门侍郎。源子恭怀疑他，上表说：“根据他的履历清显华贵，那么家眷应该不轻。如今来归顺教化，为何如此孤零？”“履历”二字开始见于此处。《宋史·王彦超传》：太祖想要罢免各位老将的兵权，从容地摆设酒宴，召武行德等人宴饮，说：“你们长久镇守重镇，不是优待贤才的意思。”王彦超领会旨意，立即请求退休。武行德等人尚且陈述过去的战功以及履历的艰苦。《雷德骧传》：太宗对宰相说：“我想选拔转运使，所担心的是不了解他们的品行。可以命令雷德骧记录京朝官的履历功过状况，以便引见对答。”《毕士安传》：有人推荐张洎的文学，太宗说：“张洎看士安的词艺经历固然不减少，但品行远在下位。”《卢知原传》：担任吏部尚书，将官秩次第履历总汇为一本书，功过优劣，打开书卷就一目了然。《石豫传》：左肤担任御史，履历与石豫大致相同。这是“履历”二字，到宋朝时才开始成为官场成语。

○民壮 如今州县官衙前供差遣的人，有民壮，由官府供给粮食而服役，其名称则起源于前明。天顺初年，命令招募民壮，鞍马器械全部由官府供给，本户有粮免除五石，仍然免除户丁二名。到了弘治年间，又命令州县选取年龄在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人，每里签派二名或三名、五名，春、夏、秋每月操练一次，冬天操练二歇三，遇到警报调集，官府供给行粮。后来王阳明平定氵利头等贼寇以及平定宸濠之乱，都用了他们的力量。此说见于《涌幢小品》。而《明史·兵志》则说：正统二年，招募军余民壮，愿意自我效忠的人，每人给予布二匹、月粮四半。景泰初年，招募直隶、山东、山西的民壮，守卫大同、紫荆等关隘。弘治二年，确立签派民壮的法令。州县七八百里以上的里签派五人，五百里的里签派四人，三百里的里签派三人，一百里的里签派二人。由有司训练，遇到警报调发，供给行粮。富民不愿意，则向官府缴纳直钱，官府代为雇募。隆庆年间，又规定一家有三丁的籍录一人，州与大县可得到一千五六百人，小县可得到千人。隶属抚臣操练，每年不超过三个月，每月不超过三次，练毕归农，恢复其身份。

○官府乘轿 轿子原本起源于南方习俗，山中行走非舟车可通，所以有此器具。《史记·河渠书》引用《夏书》说：禹在山中行走就使用桥。桥就是轿子。《汉书》：

译淮南王刘安在《谏武帝伐越书》中说：“乘坐轿子翻越山岭。”臣瓒注释说：“这就是现在的竹舆车。”江南地区制作竹舆车用来在云间行走（形容其轻便或用于山地）。由此可见，轿子这种器具，在夏、商、周三代时就已经存在了，但都只在南方使用，而且是用竹子制作的，就像现在的兜子之类。而在北方则有辇。《诗经》说：“我乘坐辇车。”《说文解字》说：“辇，是拉车，由‘车’和‘夫夫’组成。”‘夫夫’在车前牵引，就像现在的手拉车。手拉车下面有轮子，不像后世的肩舆那样由人抬着。然而《左传》记载，栾盈将要作乱，范宣子派两个妇人用辇车把他送到公宫。南宫万从宋国逃到陈国，用乘车拉着他的母亲，一天就到了。这说明古代只有妇人才可以乘坐辇车，如果不是妇人，即使是天子也都乘坐车，所以周穆王还使用八匹骏马。《吕氏春秋》说：“出门就乘车，进门就乘辇。”这可能是秦代的制度中有使用辇车的情况，但还不是肩舆。《史记》记载：汉朝初年，天子不能配备四匹毛色相同的马，将相有时乘坐牛车。而且凡是征召贤士，多使用安车蒲轮。黄霸担任扬州刺史，政绩考核第一，赏赐的车盖特别高出一丈。宣帝时，蔡义在将军幕府供职，家里贫穷，经常步行，门客们共同为他买了一辆犊车。可见西汉时期官员都乘车，或者贫穷不能配备马匹，就用牛驾车。阴就用人抬辇，被井丹斥责，说明东汉也都乘车。魏、晋以来，乘车改为使用犊车。《世说新语》记载：石崇、王恺一同出游，天色晚了，争着进入洛阳。石崇的牛走了几十步后快得像飞鸟，王恺的牛拼命跑也赶不上。又《太平广记》记载：王异害怕妻子嫉妒，私下把众妾安置在别馆。妻子曹氏侦察得知，率领二十多个婢仆，拿着刀想要出去。王异急忙命令驾车，亲自用麈尾柄帮助驾车人打牛，才得以先离开。《宋书》记载：何偃乘在前面，刘�在后面。刘�对何偃说：“你的缰绳怎么这么快？”何偃说：“因为牛跑得快，驾驭技术精良罢了。”朱修之拜为户部尚书，牛狂奔，他从车上摔下来摔断了腿，于是辞去尚书职务。《南齐书》记载：陈显达的儿子们都精通驾车和养牛，当时最快的牛有陈世子的青牛、王三郎的乌牛、吕文显的折角牛、江瞿昙的白鼻牛，全都聚集在陈显达的府邸。《南史》记载：商悝在张侯桥浦中得到了金佛像，用车装载着走长干巷，牛不肯前进。于是让牛人任凭牛往哪里走，牛竟然走到了阿育王寺。梁武当齐明帝时，躲避猜忌，经常乘坐折角小牛车。刘之遴梦见自己将担任折臂太守，后来牛狂奔，他从车上摔下来，伤了右手，于是掌管郡事。颜延之经常乘坐瘦弱的牛车，路上遇到他儿子颜竣的仪仗队，就躲到路边以羞辱他。《北史·晁崇传》记载：道武帝攻克姚平时，牛发生大瘟疫，道武帝所乘车的牛几百头，也在同一天死掉。彭城王勰遭遇祸患时，被召入东掖门，牛不肯前进，于是去掉牛让人拉着车进去。明山宾家里经常缺乏用度，因此卖掉所乘车的牛，卖出去后，仍然告诉买家牛蹄漏气。《北齐书》记载：中尉出行清道，王公都远远停下牛车，去掉牛轭顿在地上，等待他过去。《隋书》记载：牛弘的弟弟牛弼喝醉了，射杀了牛弘驾车的牛。牛弘回到宅第，他的妻子迎上来说：“叔父射杀了牛。”牛弘并不奇怪，只说做成肉干。这是六朝时期，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都乘坐牛车。所谓的短辕犊车、长柄麈尾，也是一时风尚使然。然而那时南朝也有偶尔乘坐肩舆的。《晋书》记载：陶渊明让一个门生和两个儿子抬着轿子。《宋书》记载：武帝与范泰登上彭城，范泰有脚病，特别命令他乘轿。檀道济讨伐魏国归来，兵少敌众，于是命令军士都穿上铠甲，自己乘坐轿子，慢慢走出包围圈。《南史》记载：桂阳王休范造反，乘坐肩舆到达垒南。江夏王宝元造反，乘坐八�冈舆，手执红色麾幡，跟随崔慧景到达都城。王敬则起兵，到达武进陵口痛哭，乘坐肩舆前进。垣崇祖守卫寿春，魏国人攻打他。垣崇祖乘坐肩舆登上城墙，亲手决开堰水，魏国人淹死无数。梁天监年间，益州百姓焦僧护作乱，萧渊藻年纪未满二十岁，自己乘坐肩舆，巡视贼军营垒，击平叛乱。又韦�身体一向虚弱，不曾骑马，每次作战常乘坐板舆，督促激励将士，勇气无敌。这些都是六朝已经乘坐肩舆的证据。大概轿子本是南方习俗，逐渐波及王公士大夫，或者私下使用，尚未确立为固定的法令。唐朝都城在长安，继承北朝的制度，百官都骑马。《唐书》记载：刘知几议论释奠礼仪说：“古代大夫以上都乘车，以马作为�服。魏、晋以后用牛驾车，江左尚书郎就骑马，那么御史就会弹劾他。颜延年罢官，骑马出入，世人称他放诞。这是骑马适宜于穿亵服的明证。现在陵庙巡谒，王公册命，士庶迎娶，就穿盛服官履乘坐辂车。其他事情没有车，所以贵贱都骑马。近来法驾所到之处，侍臣都穿着朝服骑马，这不仅不效法古代，也是惊动世俗。”这是唐初官僚都骑马。李靖与侯君集一同回省，侯君集的马过了门几步才发觉，李靖知道他有异心。武元衡担任宰相，遇到盗贼被刺杀，马回来了，才知道这件事。裴度马上被砍，毡帽厚，得以不死，还断了马缰绳离开。程大昌《演繁露》也记载唐时朝官出使，都乘驿马，偶尔有乘担子的，夫役都是自己雇佣。这是

译这都是官员骑马而不坐轿的明确证据。然而当时也已有乘坐肩舆（轿子）的人。马怀素、褚无量在宫中侍奉讲读，被允许坐肩舆到内馆。苗晋卿年老，被允许坐肩舆到中书省。这些都是特殊的恩典。此后张弘靖镇守幽州，用人抬的轿子出入。杨复恭坐肩舆直到太极殿。又《文昌杂录》记载：令狐绹推荐裴坦掌管制诏，并非裴休的本意，裴坦入朝时见到裴休惭愧谢罪，裴休说：“这是令狐丞相的举荐，我有什么功劳。”于是回头叫左右人抬轿子出来。《北梦琐言》记载：杜审权出任江西节度使，坐肩舆出京城，门生在灞桥为他饯行。《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将要称帝，张承业从太原坐肩舆到魏州极力劝谏。又庄宗任命卢程为宰相，卢程接受任命的那天，坐肩舆出行，随从喧哗呼喊。庄宗听说后，询问左右侍从，回答说：“这是宰相的担子进门。”《宋史》记载：李谷做后周太祖的宰相，因病请求退休，周太祖不答应，赐给他白藤做的肩舆，召到便殿勉励告诫。那么宰相及大臣乘坐肩舆，大概从唐初有特恩赏赐的开始，后来互相模仿沿袭，逐渐形成习惯，沿袭到五代，就成为常规制度了。宋朝初年百官也骑马，王旦有牵马的士卒，年满后辞职离去。王旦问他牵马几年了，回答说：“五年。”王旦说：“我不记得有你这个人。”士卒走后，又呼叫问他说：“你是某某人吗？”大概是因为每天牵马，只看见他的背影，没看见他的脸，至此因为他离去而看见他的背影，才想起来。刘敞初入馆阁，骑一匹母马。有人规劝他，刘敞打算用青布做小旗系在马尾巴后，说：“我的俸禄微薄，因此就买这匹便宜的马代步，没想到各位责备得太深，姑且这样做来堵住批评者的嘴罢了。”王安石在金陵时，曾经骑驴。有人进献肩舆，王安石发怒说：“怎么能用人代替牲畜！”由此可见北宋时有百官骑马的制度。《建炎朝野记》说：东都旧制，德高望重的大臣或宗室中地位尊贵的人，特恩允许坐肩舆。高宗到磁州，宗泽把自己乘坐的轿子进献，黑漆紫褥，高宗推辞了。因为旧制在京百官不用肩舆，所以避开至尊。高宗这时还未即位，所以推辞不坐。（按：宗泽有所乘轿，难道这时外任官已有乘轿的制度吗？）建炎元年，皇上驻跸维扬，因为砖路滑，允许坐轿。《〇呈史》说唐宰相都骑马，五代才开始用担子。本朝只有文彦博年高，以太师平章军国事，司马光因病不能骑马，才允许坐担子。《云麓漫抄》也说：旧例，百官入朝都骑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因为雪路滑，暂时允许乘车轿，不得进入宫门，等路通了，仍按常制。高宗南渡后才坐轿，于是沿袭不改。所以近代坐轿，实际上始于宋朝南渡。筌翁《贵耳集》说：自从渡江以前，没有现在的轿子，只是骑马。洪迈记载绍兴三十年做参详官，各自骑马去贡院。到淳熙十四年主持科举考试，则坐轿的人十有九人了。大概南方本来马少，而且砖石铺地，不便骑马，又没有朝廷明确禁止，于是不知不觉日益趋向安逸罢了。朱国祯说：明朝初年三品以上坐轿，四品以下骑马，在外自大使以下都骑马，武官勋戚也这样。只有年老的公侯及拜三公的人赐轿，然后才能坐。嘉靖、隆庆以来，南京无论大小官员都坐轿，只有两人抬和四人抬的区别。而北京也用肩舆出入，即使兵马指挥也这样。在外只有典史骑马，恐怕不久也会改变。《明史·霍韬传》：南京给事中曾钧，骑马不避让尚书刘龙、潘珍的轿子。刘龙、曾钧互相弹劾上奏，霍韬因此弹劾曾钧，并且请求禁止小臣坐轿。朝廷议论按照霍韬的奏章，而南京给事御史坐轿依然如故。又嘉靖年间，郭宗皋做巡按行部，骑马不坐肩舆。因为不坐肩舆就成为美谈，以至于写入本传，那么当时都坐肩舆就可知了。王新城《池北偶谈》说：现在江宁、开封各官都用暖轿施帷，其他各省各官不施帷，大概还保留着古代掀开帷帐的意思。

译○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

顾炎武认为，漏泽园的设立始于蔡京，但不能因为人的缘故而废弃这项制度。查考《宋史·徽宗纪》记载：崇宁元年设置安济坊，供养贫病百姓，并命令各郡县供给饮食。崇宁二年，又设置漏泽园。《夷坚志》也说：崇宁年间，设立孤老院以供养孤寡老人，设立安济坊以供养病人，设立漏泽园以埋葬死者。《资治通鉴》也记载：崇宁年间设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朝廷将其作为考核政绩优劣的标准。谚语说：“不供养健壮男子，却供养乞丐。不关心活人，只管死尸。”计算那个时期，正是蔡京掌权，所以顾炎武说始于蔡京。然而《管子·入国篇》记载：凡是国都都有掌管孤儿的官员，凡是孤儿幼童不能自食其力的，都归他管辖。他的亲戚故旧收养一个孤儿的，一个儿子免除赋税；收养两个孤儿的，两个儿子免除赋税。患有顽疾不能自存的，官府收容并供给衣食。这说明抚恤孤儿、供养病人，本属于古代的制度。《南齐书》记载：文惠太子与竟陵王萧子良都喜好佛教，建立六疾馆以供养穷人。《梁书》记载：普通三年，下诏设置孤独园，以抚恤老人和幼儿。《后魏书》记载：宣武帝下诏让太常寺建立一所馆舍，让京畿地区患病的人全都居住在那里，以便医治。《旧唐书·武宗纪》记载：废除天下僧寺，不久因为悲田养病坊由僧尼主持，僧尼还俗后无人主持，担心残疾者无法自给，于是命令两京酌情拨付寺田，各州或七顷，或十顷，选择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管理（大概唐代养病坊属于寺僧经营）。这说明抚恤孤儿、供养病人，在六朝及唐代已经确立为法令。而《宋史》记载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募集盈余钱两千缗、黄金五十两，建造病坊以安置病人。常秩任广德军知军时，也设置了慈幼局。那么宋代在蔡京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些机构。至于漏泽园的设立，《礼记·月令》中已有掩埋枯骨的规定。《后汉书·桓帝纪》记载：下诏说京师死者相枕藉，如果没有亲属的，可以在官有荒地上安葬，标记姓名，设立祠庙祭祀。那么东汉也早有此制度。而宋初又已颁布法令：贫穷无地安葬的人，允许用官地安葬。见于范镇的奏疏。天禧年间，在京城外四禅院购买土地，埋葬无主骸骨，每具骸骨官府给六百文钱，幼童减半。见于《韩魏公君臣相遇传》。又《宋仁宗纪》记载：嘉祐七年，下诏开封府在四郊购买土地，给钱埋葬无力安葬的贫民。《神宗纪》记载：元丰二年，下诏给地安葬京畿地区寄居且丧事无处归依的人，由官府埋葬。韩琦镇守并州时，也用官钱购买田地数顷，供给百姓安葬。这说明义冢的制度，在蔡京之前就已经有了，也不是从蔡京开始的。大概蔡京只是沿袭此法，遍行于州郡以博取声誉，并纳入考核项目罢了。叶梦得任许昌知州时，有押运使宋升，因为营造西内需要灰布，竭尽牛羊骨仍不足，甚至取漏泽园中人的骨头捣碎成灰使用。那时正是蔡京在朝，如果蔡京真的力行善政，那么权相刚设园埋葬骨头，臣下怎敢立即取骨作灰呢？顾炎武也没有深入考证，而说善政始于蔡京，不免被蔡京所欺骗。宋淳熙七年，创立慈幼局，哺乳被遗弃的婴儿。民间有愿意收养的，官府聘请贫苦妇女到局中哺乳照看，官府供给钱米。这又是后世育婴堂的开端。《香祖笔记》记载：杭州养济院，祭祀严嵩为土地神。有人说严嵩籍没家产后，寄食于养济院而死，所以在院中祭祀他。查考《清波杂志》：蔡京死在潭州，几天不能入殓，用青布裹尸，草草葬在漏泽园。那么蔡京也可以被祭祀在漏泽园做土地神吗？

●卷二十八○秀才

《礼记》中有秀士。《汉书·贾谊传》记载：河南守吴公听说贾谊是秀才，召他置于门下。秀才的名称开始见于此处。公孙弘上奏：博士弟子中有才能优异出众的，就立即上报姓名。这都是指才能优秀的人，并非专门作为士子的称谓。晋代开始有秀才的举荐。永宁初年，王接被举荐为秀才，在回复友人的信中说：“并非荣耀此行，实在是想极力陈述我的观点，希望有所觉悟罢了。”这是士子专门称为秀才的开始。元帝时，所举荐的秀才都不能通晓经义，尚书孔坦请求延长五年期限，让他们讲习，下诏准许。那么秀才有不能通晓经义的。后魏命令中正官掌管选举，其中秀才对策等级居中的，上表叙用。北齐命令中书省策问秀才，滥劣的有罚墨汁的先例。南朝也重视这一科目，王融、任昉都有策问秀才的文章载于《文选》，可以考证。到了隋代，秀才的举荐更加重要。《杜正玄传》记载：开皇年间，天下举荐秀才只有杜正玄一人。杨素说：“周公、孔子再生，尚且不能成为秀才，刺史为何如此妄举！”杨素想试探黜退他，于是亲手出题让他模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王褒的《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的《燕然山铭》、张载的《剑阁铭》、《白鹦鹉赋》，命令到未时全部完成。杜正玄果然如期全部完成。杨素大惊说：“真是好秀才！”后来他的弟弟杜正藏、杜正伦也被举荐为秀才。隋代天下举荐秀才不到十人，而杜氏一门三人中秀才，这是极盛时期（也见于《唐书·杜正伦传》）。唐高宗永徽二年停止秀才科，开元十

译四年之后又有这样的举措。主考官因为这一科目废止已久，不想奖拔人才，大多将其黜落，这一科目于是就被废止了。《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初秀才科考试方略策三道，后来举人畏惧方略这一科目，考秀才的人几乎绝迹，而大多趋向明经和进士科。然而唐代凡是举子都称为秀才，可见于李肇的《国史补》。又韩愈有《讠燕河南府秀才》诗。当时秀才科早已停废，却仍有这样的称呼，可见凡是乡贡持牒到州县应试而谋求举荐的人，都称为秀才。《容斋随笔》说：秀才这个名目，自魏晋以后是贡举科目中最高的，而现在的俗世却把它作为互相轻视的称呼。那么宋代凡是应举的人本来没有不称为秀才的了。元代虞集为文宗起草诏书，说顺帝不是明宗的儿子。顺帝登基后，想杀他，脱脱在旁边说：“他有文名，后世只会说陛下杀了这个秀才。”于是放了他。明太祖洪武年间选拔国子监中才学高超的学生，命令他们博览群书，以备大用，皇帝称他们为“老秀才”。可见自元、明以来，秀才是读书人的通称。现在俗世仍然把府县学的生员称为秀才，大概也是沿袭旧称吧。府县学生员的制度，始于明太祖。想要让人才都出自学校，于是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自配备副职训导。生员的数额，府四十人，州、县依次递减十人；每月廪米每人六斗。后来命令增广员额不拘定数。宣德年间，又确定了增广的定额，于是最初设立廪食的称为廪膳生员，增广的称为增广生员。正统年间，因为杨缵的奏疏，又请求在额外增取，附在诸生之后，称为附学生员。

译○监生 汉代天下的读书人都聚集在太学，因为太学设有五经博士，各专一经，自成一家，学问有根本渊源，所以向往学问的人都前往那里。学业完成的人被授予郎官以及文学掌故等职。这是由太学选拔任用的。其他郡国所推举的孝廉、有道，以及征辟担任掾史、功曹等职的，大抵也太学出身的人居多。因此到了东汉末年，游学的人多达三万多人。《唐书·儒学传》记载：唐太宗扩建学舍一千三百间，四方优秀的人才云集，连蛮夷也派遣子弟前来求学，总共八千多人。后来读书人参加礼部考试，先经过两监（国子监、太学）然后才是乡贡。京兆府录取的两监考生十名以上，礼部大多倚重他们作为选拔对象，考中进士的大约有十分之七八。这话见于《文献通考》。宋代制度：太学有积分法，分为上舍、中舍、下舍，以此依次升降黜陟，人数也多达数千人。而成均（太学）考试太学生，另外设有状元的称号。《癸辛杂识》记载：初次授官的制度：下等上舍生先免除解试，后免除省试，等到三年后参加殿试；中等上舍生直接参加殿试，或者特别旨意直接授官。其中授官恩数优厚的称为状元。选定日期在崇化堂击鼓，召集众学生分列两廊按次序就坐，状元穿着礼服站在同舍生的班列中，等行礼完毕，到堂上香案前，面向朝廷谢恩，就是这种情况。明代承袭宋代制度，命令天下选拔学业品行优秀者，送国子监就学，以培养他们的才能。或者举人参加会试不中，也允许进入国子监。（如贾三俊、练钢、姚显都以乡试举人身份进入国学，杨守阯以乡试第一名进入国学，杨继盛考中乡试，在国学完成学业。都见于他们的本传）。而在洪武年间，监生甚至有奉命出使采访民事、公正审理诉讼案件，甚至直接授予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官职的。（洪武二十六年，选拔国子监生六十四人担任布政使等官。第二年，又派遣监生分赴天下，督促官吏百姓兴修水利。）那纳粟入监的例子，从景泰年间开始。朱国祯《涌幢小品》说：近来百姓通过纳粟这一途径入监，人们颇轻视它。然而罗圭峰因七次考试不中，通过捐资进入北雍（国子监），考中解元、会元。既然已有这条途径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那么人才也就出自其中，本来不可以一概而论。

○举人 汉代选拔士人，没有考试的方法，都命令郡国守相推荐，所以称为举人。后汉章帝建初元年下诏说：“前代举人贡士有的起自田野。”举人的名称开始见于此处。现在世俗另外称呼参加会试的举人为孝廉，因为孝廉本是郡国所推举的。然而汉代举人的名目很多，如贤良、方正、文学、有道、直言极谏、茂材异等、明阴阳、明兵法、能治狱、有行义之类，都是郡国所推举的，而孝廉只是其中一种途径罢了。现在专门用这个称呼举人，大概是因为孝廉是每年常规推举的，其他则是随时下诏推举的缘故。和帝十三年规定：郡国人口十万以上的，每年推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的，两年推举一人；五万以上的，三年推举一人。这可以看出汉代推举孝廉的常规制度。又汉代成帝下诏：北边二十二郡，各推举勇猛懂得兵法的人一人。平帝又下诏：推举武勇有节操、通晓兵法的人，每郡各一人。这又是后世武举的开端。唐代、宋代的举人则与前代不同。前代推举孝廉等就是入仕的途径，唐代、宋代只重视进士一科，所谓的举人，不过是由此可以参加进士考试罢了，所以又称为举进士。那时读书人参加礼部考试的，在京城由京兆府考试录取送考，李肇《国史补》所说的京兆府考试并提升他们，称为等第就是这样；在地方由各府申报送考，称为乡贡，就不再考试，《国史补》称为拔解就是这样。到了宋代，地方府县解送，也必须先考试。苏东坡在杭州有《监试呈诸试官》诗及《催试官考校》诗就是证明。（按韩愈《宴河南秀才》诗说：于是选拔二十个县，试官得到鸿生。那么唐代解送，也必须先考试，大概是中叶以后的制度。）举人参加礼部考试不中，仍然需要再参加乡试。《宋史》记载：刘章四次夺得乡试魁首。又元好问《送靖达卿》诗序说：先生曾经以乡试两次夺得郑州魁首。许瑗在至正年间，两次以《易经》在乡试中举，都是第一名，会试却总是不顺利。可见宋、金、元的举人都像唐代制度，只是由此可以考进士，而不能入仕。现在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即使会试不中，也不必再参加乡试，而且可以依据科次参加选官。这是前明代的制度。大概唐代、宋代的举人称为举进士，并没有另外设立举人的科目。前明代则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会试考中的称为进士，于是与进士分为甲、乙科，而举人也可以入仕，所以举人另外成为一个名目。（现在会试考中的，礼部放榜，只说会试中式举人，必须等到殿试后赐予进士及第、出身、同出身，才称为进士。如果有事故来不及参加殿试的，还是中式举人，不得称为进士，大概是还沿袭唐代、宋代的旧制。）

○进士 进士的名称，见于《王制》，秦、汉以来，没有这个名目。直到隋炀帝才设立这个科目，唐代沿袭它。起初虽然有各种科目，但大体以明经、进士两

译科举中科目以进士为重，后来更是专门重视进士科。这是后世进士科的开端。唐朝初年规定，考试时务策五道，帖经一部大经。经义和策论全部精通的列为甲第。策论通四道，帖经通过四道以上的列为乙第。永隆二年，因为刘思立进言说“进士只背诵旧策，都没有实际才能”，于是下诏让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晓文律的然后再试策论。这是进士科试诗、赋的开始。开元二十五年下诏：进士以声韵为学问，大多缺乏对古今的了解，从今以后加试大经十帖。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暂代主持贡举，又用箴、论、表、赞代替诗、赋。太和八年，又恢复诗、赋。这是唐朝一代进士科考试内容的概况。然而唐朝制度有与后世不同的地方。后世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试，唐朝则是每年都考试。后世录取进士多则三、四百人，少也有一百多人，唐朝则每年录取进士不过三、四十人。见《通考》所记载的《登科记》。宋朝初年还每年考试一次，仁宗至和二年才定下法令改为隔年举行科举，英宗二年又定下法令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这是后世三年举行一次乡试、会试的开始。（《封氏闻见记》记载：唐朝的风尚，最重视进士，制举虽然地位高，还在进士之下。御史张瑰兄弟八人，其中七人都考中进士，一人是制科出身，每当亲友聚会宴饮，兄弟同坐一榻，还让制科出身的那位另坐，称为杂色，当作笑谈。当时的习俗就是这样。）南宋又有类似省试的考试，大概是因为战乱兴起路途遥远，举子难以前往，就在本路权且举行省试，如绍兴二年，川陕宣抚使在陕西举行类试选拔发解进士，录取周谟等十三人，以便宜行事的名义赐予进士出身。绍兴五年，又下诏在川陕举行类试进士，合格的，第一名依照殿试第三名的例子推恩，其余都赐予同进士出身。度宗在守丧期间，命令宰执举行类试，阮登炳以下依照惯例赐予出身。那么类试也并行于朝廷，这又是因为理宗去世而权宜制定的制度。

译○ 状元、榜眼、探花：世人称进士殿试第一甲的三人为状元、榜眼、探花。查考“状元”这一名称，唐代就已经有了。自从武则天初次在殿前考试贡士，区分等第，门下省按惯例有奏状，位居首位的人因此被称为“状头”，也叫“状元”。《资治通鉴》记载：唐僖宗对优伶说：“我如果参加击球进士的科举，必定能考中状头。”《酉阳杂俎》记载：李固言考中状元，诗赋中有“芙蓉人镜”的条目。又有郑谷《登第》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这些都是唐代称状元的故事。

“榜眼”、“探花”的名称，《明史·选举志》说：是朝廷制度所规定的。似乎认为这三种名目，是明太祖所定的。然而元人欧阳圭斋记载，泰定丁卯年状元到国学谢师，榜眼刘思诚、探花郎徐容，也在一旁拜见。又高则诚的《琵琶记》也已有榜眼、探花的名称。那么元、明以来，本来就有这样的称呼。又查考《宋史·陈思让传》：陈思让的孙子陈若拙，向来没有文才，考中第二名。当时把第二名称为榜眼，于是就把陈若拙称为“瞎榜”。那么榜眼的名称起源于北宋是无疑的。然而魏道辅《诗话》记载：宋人宗时，朱严以第三人及第，乘船赴任，王禹偁送诗说：“赁舟东下历阳湖，榜眼科名释褐初。”那么北宋时第三人也被称为榜眼。大概因为眼睛必定有两个，所以第二、第三名都称为榜眼。后来把第三人称为探花，于是就专门把第二人称榜眼了。

“探花”的称呼，唐代曲江宴本来是以榜中最年轻的人担任。《秦中记》记载：探花宴，选两名年轻俊秀的人为探花，让他们遍游名园。如果别人先得到名花，这两人就要受罚。宋初仍然如此。《翰苑名谈》记载：西方琥登第，年纪最轻，告诉状元郑毅夫请求做探花郎。郑毅夫说：“已经派了两个人。”西方琥说：“这没有固定名额，多添一个人有什么害处？”这是宋初尚未以第三人为探花的证据。《挥麈录》记载：宋宗谔的儿子宗昭遘，十八岁登第。宗昭遘的儿子宗果卿，宗果卿的儿子宗士廉，三代都以这一年为探花郎。这也是说三代登第都是十八岁，所以都因年少而担任探花郎，并非必定三代都是第三名及第。戴埴《鼠璞》说：本朝旧例：吴旦榜冯拯为探花，太宗赐诗说：“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宽夫诗话》也只说在期集时挑选年轻人做探花，而现在唯独用来称呼鼎魁（即状元），不知是什么意思。戴埴是宋末人，他的说法如此，那么宋南渡后本来就以第三人为探花了。

查考宋代第一甲不止三人（洪迈《容斋随笔》记载：真宗三年，第一甲陈尧咨以下六人授将作丞，四十二人授评事，第二甲一百三十四人授节度推官及军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团军事推官。又梅圣俞《喜谢师厚及第》诗，自注：第一甲二十八人，你名字排在第二十三。又《夷坚志》记载：淳化三年，大殿唱名，当时宫中恰好生下皇子，皇上高兴，回头对侍臣说：“第一甲可以多放几名。”于是依次传呼，皇上也忘了这事，直到三百名才醒悟，急忙说：“停！”这一年孙何为状头，而第一甲有三百二人），但三人最为尊贵。苏洵说：如今进士三人之中，在脱去布衣做官的那天，天下人都期望他们成为卿相，不到十年，没有不担任两制（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苏轼《送章子厚序》也说：仁宗朝十三榜，数一数上面的三人，共三十九人，其中没做到上卿的只有九人罢了。那么当时第一甲虽然不止三人，但以三人为贵就可想而知了。周密《唱名记》：第一名授承事郎，第二、三名授文林郎。第一甲赐进士及第，二甲同进士及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五甲同进士出身。其制度与现在略有不同。然而第一甲三人即授承事、文林之阶，近代第一甲三人先授职的制度由此而来。（查考《宋史·吕蒙正传》：考中进士第一，授将作监丞，品级九品。这是宋初状元授职尚不过九品官。）

《宋史》记载：蔡齐考中进士第一，仪表俊伟，真宗特别命令金吾卫给七个骑马随从传呼以宠幸他。这又是后世状元列仗游街的制度由此而来。《金宣宗纪》记载：诏令词赋进士第一甲第一人特迁奉直大夫，第二人以下及经义进士第一人并授儒林郎，第二甲以下授征仕郎，同进士出身授从事郎，经童授将仕郎。那么金代的制度比宋代更优厚。《元史》记载：张起岩延祐乙卯进士第一，除授同知登州事，特旨改任集贤院修撰。至治元年，宋本廷试第一，也即授修撰。这又是近代状元授修撰的开始。（查考：练子宁，洪武十年第一甲第二名，授修撰。其后胡广、王艮、李贵三人皆第一甲，也都授修撰。那么明初修撰不止授给状元一人。又天顺年间，检讨邢让因修实录晋升为修撰，成化年间杨廷和也因检讨晋升为修撰，那么修撰本是翰林院中的官名）

译，并非专门为了状元而授予的。）《续通鉴》注解说：第一名授予从六品官职，第二名以下以及第二甲授予正七品，第三甲授予正八品。这又是近代状元授予从六品官职的开始。另外，元代时一甲的人都赐予“及第”称号，顺帝癸酉年稍微改变了这一制度，赐予一甲三人“及第”，其余人赐予“出身”、“同出身”。这又是后来以一甲三人为“及第”，二甲为“出身”，三甲为“同出身”的开始。（《元史·宋本传》记载：宋本担任读卷官，将第一甲增加为三人。难道元代廷试一甲原本只有一个人，到宋本时才增加到三人吗？传记恐怕有误。）元人宋〇有《登第》诗五首，其中《赐章服》一首，自注说：从泰定元年甲子科开始，才赐予幞头花、带靴银、木简，都具备简册，仍然刻上御赐字样，用金填充。《明史·吴伯宗传》记载：洪武四年，吴伯宗廷试第一。当时是开科取士的开始，皇帝得到吴伯宗非常高兴，特别赐予冠带袍笏。这又是近代状元赐予冠服、进士赐予袍缎的起源。《涌幢小品》记载：明洪武二十一年廷试，皇上亲自提拔任亨泰为第一，在石坊上题写名字以宠幸他。这又是近代状元等人建立牌坊的开始。《明史·曹鼐传》记载：新进士在礼部赐宴，从宣德八年开始。这又是近代在礼部赐宴的开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宋代新进士赐宴赐诗，从太平兴国二年吕蒙正榜开始。分甲第及赐予同出身，从太平兴国八年王世则榜开始。赐予袍笏，从祥符年间姚晔榜开始。唱名，从雍熙二年梁颢榜开始。弥封誊录，始于景德、祥符年间。）

译○三元《摭言》记载：唐大中年间，张又新号称“张三头”，指的是进士科状元、宏词科敕头、京兆府解元。《说储》又记载唐代崔元翰是京兆府解元、礼部状元、宏词科敕头、制科三等敕头，那么他就同时中了四元。《宋史》列传第七十六卷的评论说，宋代进士从乡试到廷试都考第一的，王曾、宋庠成为名宰相，冯京成为名执政。这是说宋代考中三元的一共有三人。然而《王岩叟传》记载他以明经科在乡试、省试、廷对中都考第一，那么他也是一个三元，只是明经科不是进士科罢了。至于《孙何传》记载他考进士，开封府、礼部都首荐及第，又获得甲科，那么进士科三元又多了孙何。《杨〇传》记载：他考进士在京师，国子监、礼部考试都考第一，廷试时，仁宗亲临殿前拆封，看到名字喜形于色，于是提拔他为第一，那么〇也是三元。（《宋史》评论只称王曾等三人，而孙何、〇二人都不提及，大概是因为孙何、〇都没有官运亨通罢了。查孙何官至制诰、掌三班院，而《〇传》说他的朋友梦见〇作龙首山人，〇自己说：“龙首，是我在士林中居首位；山人，是没有禄位的称呼。他最终会这样吗？”不久果然去世。）《金史·杨伯仁传》记载：孟宗献发解第一，杨伯仁读他的考卷，说他会成大名。这一年孟宗献府试、省试、廷试都考第一，当时称为孟四元。大概金朝时还多一个府试（也见于《归潜志》及《中州集》）。《辍耕录》记载：元朝三元一人，王宗哲，字元举，至正戊子科三元进士，任湖广宪佥，后来投降了贼寇。有吊唁四位状元的人说：“四榜状元逢此日，他时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泰不花死在台州），公平（李齐任高邮知府，游说张士诚，后被杀）争似子威高（李黼死在江州）。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陶九成说：论优劣江州第一，台州次之，高邮又次之，宪佥不值一提，那么王宗哲愧对这三元了。《明史·商辂传》记载：商辂乡试第一，正统十年会试、殿试都第一。整个明朝，三试都第一的，只有商辂一人。然而《鸡窗剩言》记载黄观洪武甲子年南京解元，辛未年会试第一，廷对《御戎策》，太祖提拔他为状元，后来殉建文帝之难。也见于傅维麟《明书·忠节传》。那么洪武年间已有一人，不独商文毅。（查《明史·黄观传》只说以贡生入太学，洪武二十四年会试、廷试都第一，而不说乡试也第一。又《选举志》也说三试第一，明代只有商辂一人。那么黄观又似乎只是会元、状元两元，而不是三元。）本朝一百多年来，没有考中三元的。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苏州钱〇以己亥年解元考中辛丑年会元、状元，于是具备这件盛事。大概是因为气运宏大明朗，长久教化成功，所以灵秀显露，蔚然成为上瑞，由此可以窥见文明的治理。查《闻见录》，欧阳修以监元、省元参加廷试，决心魁首天下。等到唱名，却是王拱辰第一。明代小说：王鏊以解元、会元参加廷试，人们都必定认为他会三元。恰逢商文毅阅卷，不想让人与自己相同，于是把他排在第三。这些都是两元而得不到状元的。

○两次及第《金史》记载郑子聃初次考中天德二年进士一甲第三人及第，已经官任书画直长了，自负其才，以没有得到第一人为遗憾。海陵王发怒，于是命令他与进士混合考试，果然以一甲第一人及第，于是授翰林修撰。本朝有马提督名〇泉，山西人，先考中壬申科武进士一甲第三名。及第后任参将，因事被罢官。再次应试，考中庚辰科武进士第一名及第。一文一武，为何数百年如出一辙！

○特赐进士《封氏闻见记》记载：李林甫女婿王如Г以技艺供奉，玄宗想给他改官，李林甫上奏说如Г现在应进士举，乞求圣恩给他一个及第。皇上允许，交给礼部给他及第。侍郎李〇说：“明经、进士，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地方。圣恩优异，可以稍微给他官职，不应该给他及第。”如Г正与宾客朋友宴饮聚会，忽然中书下发文书给礼部：王如Г可依例考试。于是都愕然失措。可见唐朝时没有赐进士的。唐末才开始有追赐及第的先例。《通鉴纪事》记载：宰相张文蔚上奏名儒不得志的方干等五人，请求赐及第，以安慰他们的灵魂。然而这是加恩于已死的落第举子，不是现在的举子。天复元年，命令新及第进士中长久在名扬、年纪已高的，不拘常规，各授一官。于是陈光问、曹松等都因年高授秘书省正字等官。这又是加恩于及第进士中的老者，而不是落第的老举子。宋朝时才开始有特奏名的先例，年老者或得赐同出身，后来有不必年老而也赐的，《神宗纪》赐布衣陈知

译这是指通过进士科考试而获得出身的人。另外，还有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出身，已经身居高位，而特别赐予进士出身的，《神宗纪》中记载赐予知县王辅同进士出身；《理宗纪》中任命史宅之为太府少监，史宇之为将作少监，一并赐予同进士出身；赵葵任同知枢密院事，赐予进士出身；李曾伯任四川宣抚使兼京湖制置大使，赐予同进士出身；德祐年间，谢堂任知枢密院事，赐予同进士出身，这些都是例子。金朝的制度，对于已经身居显要官职而特别赐予进士出身的人，又必定指定为某科进士。例如移刺履，明昌初年任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士，特别赐予大定三年孟宗献榜下的进士及第；韩锡，天德年间任尚书工部员外郎，特别赐予胡砺榜下的进士及第；胥持国拜任参知政事，特别赐予孙用康榜下的进士及第，这些都是例子。又有武职官员被赐予文进士出身的，《宋史·曹勋传》记载曹勋因恩荫补任承信郎，特别命令他参加进士廷试，赐予甲科，但依然保持武吏身份。这更是历代所没有的。我朝宽宏大量的恩典，时常施予格外恩宠，康熙年间如查慎行因供奉侍从的劳绩，由举人身份赐予进士出身，庄令舆等人因精通五经，由监生身份赐予举人出身。当今皇上每逢恩科，对年长者的加恩尤其优厚；乡试落榜者，特别赐予举人出身；会试不中者，有时授予翰林检讨等官职，以荣耀其身。这又是千古未有之旷达大典了。

译○ 棘闱贡院四周的高墙都插着荆棘，这是为了杜绝传递作弊和人员随意进出的弊端，但古代的制度并非为此目的。《五代史·和凝传》记载：当时进士大多轻浮浅薄，喜欢喧哗吵闹，以此惊动主考官。主考官每次发布榜单，就用荆棘围起来，关闭省门。和凝主持贡举时，撤去荆棘，打开大门，而士子们都严肃安静，没有喧哗，所录取的人被称为得才。由此可见，设置荆棘是为了在放榜时防止士子喧噪。

○ 礼部主持贡举：唐初，明经、进士都由考功员外郎主持考试。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被举人诋毁辱骂。皇帝认为员外郎声望轻，于是将贡举事务移交给礼部，由侍郎主持。后世礼部主持贡举从此开始。然而那时主持贡举的人就是主考官，后世主持贡举的人只管理考场事务，而主持考试则另外任命大臣。按照唐制，主持贡举也不专用礼部侍郎，也有另外任命其他官员的情况。德宗时，萧昕以礼部尚书身份主持贡举，可见不必是侍郎。又任命国子祭酒包佶主持贡举，宪宗时任命中书舍人李逢吉主持贡举，穆宗时任命中书舍人李宗闵主持贡举，武宗时任命太常卿王起主持贡举，宣宗时任命中书舍人杜审权主持贡举，五代时也有任命其他部的尚书、侍郎担任的。这又是近代另外任命大臣主持考试的开端。又唐时主持贡举的大臣有不一定是进士出身的。《旧唐书·李麟传》记载：李麟凭借恩荫入仕，不是通过科举考试出身。后来担任兵部侍郎，主持礼部贡举。又李德裕与李宗闵有嫌隙，杜某想为李宗闵消除怨恨，对李宗闵说：“李德裕有文才但不是通过科举出身，如果让他主持贡举，他一定会高兴。”这说明唐制中非科举出身的人也可以主持考试。

○ 殿试：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在洛阳策问贡举人，几天后才结束。这是殿试的开始。然而其制度与后世不同。当时举人都在考功员外郎处考试，武后自负文才，所以在殿阶间行使考功主试的职权，这殿试就是考功的考试，不像后世会试后再赴殿试。武后以后，此事仍归考功，不再有殿试。开元年间，改命礼部主持贡举，所以主持贡举的人所录取的第一名即为状元，《摭言》记载裴思谦通过仇士良的关系拜见礼部侍郎高锴请求状元之位，说“不是状元请侍郎不要放榜”，就是此意。穆宗时，才开始命令主持贡举的官员先将所录取的及第进士姓名和试卷呈送中书省官员，然后放榜，但也只是命令礼部所取的试卷全部送中书省复核，并非另外在殿阶再行考试。宋太祖开宝五年，礼部考试录取进士安守亮等人，皇上召他们在讲武殿对策，才开始下诏放榜。这是殿阶放榜的开始。开宝六年，李昉主持贡举，有徐士廉击鼓鸣冤，皇上于是亲临讲武殿，登记终场举人再次考试诗赋，任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人为考官，录取进士二十六人，连同李昉所录取的人，都赐予及第。那么殿试实际上是从宋太祖开始的。（《通考》说李昉所录取的人仍然都赐予及第，《文昌杂录》说李昉所录取的人复查落榜十人，责授李昉为太常少卿。）但是这科殿试尚且合并被黜落的举人再次考试，以决定取舍，并非专门考试主持贡举所录取的士人。开宝八年又在殿内考试贡院合格的举人王式等人，以王嗣宗为第一，而王式为第四。从此省试后再有殿试，遂成为常制。元朝没有殿试，只是省试后再在翰林国史馆考试罢了。洪武年间仍然恢复殿试的惯例。

《宋史·范镇传》记载：旧例，廷试唱名，超过第三名，那么礼部考试第一名的人，必定越级高声自陈，得以置于前列。吴育、欧阳修也这样做。只有范镇不这样，直到第七十九名才听到呼唤出来应答，从此这种风气于是革除。

○ 武科殿试：武科始于成化十四年，太监汪直奏请武举设立科、乡、会试如同进士例，当时还没有殿试。崇祯四年，因为武会试中式的王来聘、徐彦琦都能运用百斤大刀，等到榜单发出，两人未被选中，于是将考官下狱，特别命令词臣倪元璐等复查，录取百人，参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将前三十卷进呈，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首，即授副总兵。武榜有状元从此开始。后来王来聘感念皇恩，攻打登州城受伤而死。一甲第三名贺秉钺为参将，崇祯十六年，护送父亲灵柩至临清，与大清兵巷战而死。王阮亭记载这科因为考官方逢年的奏请，所以实行殿试。按武举汉朝已有，如成帝诏令北边二十二郡举荐勇猛懂兵法的人各一人就是。唐武后长安二年又设立武举科，其后郭子仪也由武举出身，但没有殿试的惯例。殿试实际上是从宋朝开始。《通鉴》记载：神宗熙宁六年九月，初次策问武举士人。在此之前，武举在秘阁考试义策，在殿前司考试武艺，殿试则又考试骑射，又在庭院策问。策问、武艺都优秀，为右班殿直，次优为三班奉职，再次为借职，末等枢密院初议：不能对策的人回答兵书墨义。至此因为王安石的建议，才开始策问武举士人。《哲宗纪》记载：绍圣四年，御集贤殿策问进

译士人，次日，举行武举考试。宋孝宗时期，又命令武举进行廷试，依照文举的惯例，颁发黄牒，第一名称为武举及第，其余的都赐予武举出身。这是宋代原本就有武科和武殿试的成例，大概到了元代已经废除，等到明代成化年间才恢复武举，崇祯年间又恢复了殿试的成例罢了。

译○试期沈作〇《寓简》：宋朝初年，各州府选拔解送进士，大都在秋季举行考试，没有固定的日期，所以许多考生多占取邻近地区的户籍，甚至有人参加几次考试，希望在这多次考试中，必定有一次能够考中。绍兴年间，于是规定各州府的考场都在八月一日封闭考场，十五日进行考试。《夷坚志》：春季会试向来惯例在正月举行。淳熙十四年庚戌年，因为初春雪寒，担心远方来的人误了期限，特别延长了半个月。这是宋朝时期秋试在八月、春试在二月的渊源流变。元仁宗因为李孟的建议，也确定在八月举行乡试。二月举行会试（乡试的日期是八月二十日第一场，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为第二场、第三场；会试二月初一日为第一场，初三日、初五日为第二、三场），明朝沿袭此制（八月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二月会试的日期也相同）。万历戊戌年，御史乔璧星认为举子穿着厚重的皮衣进入考场，便于夹带作弊，请求将考试日期改到三月，穿着单薄的夹衣，那么弊端就可以清除。李九我驳斥了他。张幼于也有一篇《会试移期议》，说国家初年定都金陵，位于南北中间，所以规定二月举行会试。后来迁都北京，距离南方有三千里远，应该移到三月举行（都见于《涌幢小品》）。然而整个明朝，未曾更改过。直到本朝才开始改在三月，远方的士子既避免了匆忙赶路，而且天气暖和没有呵气暖手的痛苦，衣服单薄没有夹带作弊的弊端，是最为善政。至于殿试的日期，元朝在三月初七日，明朝初年在三月一日；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改在十五日，后来就成为了惯例。然而二月举行会试，而三月初一就举行殿试，那么礼部阅卷的日子就没有几天，岂不是太紧迫？本朝殿试在四月二十五日，宣布名次在五月初一。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奉旨改在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二十五日宣布名次。

●卷二十九○科举分南北《明史·选举志》：明朝初年，礼部选拔人才，不分南方北方。洪武丁丑年，考官刘三吾、白信蹈所录取的宋琮等五十二人都是南方士子，殿试陈安阝第一。皇帝怀疑录取有偏颇，命令张信等十二人重新阅卷，陈安阝也参与其中。皇帝全部诛杀了张信、白信蹈以及陈安阝等人，将刘三吾流放边疆，亲自阅卷，录取任伯安等六十一人，殿试以韩克忠为第一，都是北方士子。然而直到永乐、洪熙年间，未曾区分地域。洪熙元年，才命令杨士奇等人确定录取的名额，南方十六人，北方十四人。宣德、正统年间，又分为南、北、中卷，这是科举分南、北、中卷的开始。（《七修类稿》说：仁宗时，杨士奇奏请分南、北卷，以及蹇义等人议定各处的名额。奏议呈上，皇帝驾崩。到宣宗才开始实行。傅维麟《明书》说宣德年间皇上曾经论及科举必须兼顾南、北士子，只是北方人的学问不及南方人。杨士奇于是请求将试卷照例密封姓名，在封面上书写南、北二字。南方十六人，北方十四人，那么似乎出自宣宗的谕旨，而不是仁宗时的事。）

○前明两京解元不必本省人前明南北两京的解元，不完全是本省人担任。查《两京求旧录》记载南京解元：洪武甲子年廖孟瞻，丙子年尹昌隆，辛卯年徐则宁，嘉靖壬子年孙溥，都是江西人；洪武庚午年黄文忠，永乐戊子年黄寿生，都是福建人；正德庚午年许继先，嘉靖戊子年许仁卿，都是浙江人。北京解元：景泰丙子年徐泰，正德丙子年周光雷，嘉靖戊子年马一龙，辛卯年马从谦，癸卯年沈绍庆，隆庆丁卯年庄允中，都是南直隶人；正统辛酉年章以占，甲子年司马恂，天顺壬午年郑宏，弘治戊午年孙青，辛酉年谢丕，嘉靖壬午年周礻Э，己酉年孙铤，都是浙江人；成化丙午年罗〇，江西人；宣德壬子年宋雍，隆庆庚午年李廷机，万历癸酉年柯挺，都是福建人；嘉靖丁酉年郑光溥，山东人；宣德己卯年邹冕，河南人；嘉靖乙卯年杨濂，四川人。自从万历壬子年宋凤翔以浙江人考中解元，此后必定是北直隶人居首了。

○五经中式乡、会试由五经中式者，有明一代仅二、三人。洪武二十三年福建人黄文忠，在南畿应试，五经题目全部作答，因为违反格式请示圣旨，特别置为第一，免除会试，授予刑部主事。这是五经中式的开始。到崇祯甲戌年会试，则是福建颜茂猷（《明史·选举志》：崇祯甲戌年会试，举人颜茂猷通作五经文，皇帝允许送入内帘，考中副榜，特别赐予进士，将其名字另列一行，刻在试录第一名之前），丁丑年则是江西揭重熙（见本传），癸未年则是浙江谭贞良、冯元飙（见顾炎武《日知录》，吕种玉《言鲭》，钮玉樵《觚剩》）。入本朝则指不胜屈。顺治丁酉年乡试山东法若真，因为全作五经，监临主司共同推荐为异才，诏令在玉芝殿考试，官以内阁中书，一体参加会试，丙戌年成为进士馆选（见《寄园所寄》）。康熙丁卯年顺天乡试，海宁查嗣韩、侯官林文英，都全作五经，以

译违反规定不准誊录，监试御史陆祖修特意上疏从中调解，得到皇帝旨意允许他一同参加会试，戊辰年都考中进士并被选入翰林院（见《见觚剩》）。壬午科顺天府乡试，有两位五经监生，一位是庄令舆，一位是俞长策，起初因违反规定被张贴告示取消资格，后来仍然上奏得到皇帝旨意，都授予举人身份，准许参加会试。此后对于考五经的人不必禁止，制定什么定例，由九卿等详细商议后上奏（见《香祖笔记》）。从此这成为法令，各省在定额之外增加录取两名五经考生，于是学习五经的人越来越多。康熙癸未年，清苑的张秉ツ、泰州的宫懋言、山东的李颂，都考中了。而各省乡试也多以此录取，如王阮亭《分甘余话》所记载的直隶、陕西等省，甚至有凭借五经考中解元的。而尤其以戊子科江西解元李绂的五经文章以及第二、三场文章，都博大精深，说他具有万夫之资。到了雍正丙午科，常州徐景曾在乡试中凭借五经考中副榜，也蒙受恩准一同参加会试，于是考中庚戌科进士。这尤其超出了常规格式。然而文思敏捷的人，用两天一夜的精力，完成这二十三篇文章，实在也不难。我也凭借五经考中乾隆庚午科顺天府乡试，辛未年参加会试，奉皇帝旨意停止五经录取的定例。（按《汇书》记载，宋代郑侠的父亲郑晕同以五经出身，大观二年莆田黄泳以童子身份赐五经及第，又蔡齐、孙〇都考中九经状元，那么前代就已经有了）。

译○ 远方省份举人提供驿马 如今云南、贵州、四川的举人赴京参加会试，按规定提供驿马，这大概从宋朝时就有此制度。《燕翼贻谋录》说：远方的贫寒士子，虽已获乡试荐举却无法到达礼部，实在令人怜悯。开宝二年十月丁亥日，下诏四川、山南、荆湖等道所荐举的举人，一律提供往返的公家凭证，命令枢密使制定条例施行。大概从出发到回乡，费用都由公家供给。

○ 科举考场提供蜡烛 袁文《瓮牖闲评》说：唐朝时科举考场不允许见蜡烛，五代时窦贞固因为白天时间短，考生不能充分发挥才能，于是请求夜间考试，允许使用三条蜡烛。所以韦贻永诗云：“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这是五代时的故事。然而晚唐时有“更报第三条烛尽，文昌风景画难成”的诗句，那么唐朝时已有提供蜡烛的先例。

○ 乡试任用京官主持考试 宋朝时乡试都由有文采的外地官员主持。《宋史》记载：萧燧以进士身份任平江推官，有秦桧的亲信密告他必定主持漕司乡试的文章评阅，说：“丞相将把儿子托付给你。”萧燧拒绝了。不久接到命令，刚要进入考场，忽然换了一位官员，秦桧的儿子果然考中前列。《夷坚志》记载：天台人丁可考中进士，在家等待补缺，漕使念他贫穷，发公文让他担任常州考官。《续通考》记载：元朝制度，选拔考试官，上都、大都由中央省部选派，各行省由行台及廉访使共同选派，每处考试官一人。《元史》记载：熊朋来，江西人，延祐年间开设科举，行省请熊朋来担任考官。熊朋来因为应试者多是他的学生，于是没有就任，而接受了其他省份的聘请。吴澄有《江西秋闱分韵》诗，序言说：“延祐四年，江西中书省举行进士考试，主管评阅文章的人有七位，有的来自千里之外，有的来自千里之内，一时都到齐了”等语。可见宋、元两朝乡试主持文章评阅的人都不任命京朝官员。（按《元史》记载畅师文任翰林学士，延祐四年主持河南考试，归来后死在旅舍。那么又似乎是用京官出京主持考试。难道是临近省份用京官，而偏远省份就近征聘吗？）明朝初年仍沿袭宋、元制度，各省乡试，都由监临官会同提调官聘请外省有文名的教职官员及在家的士大夫主持。甚至有任用儒士的。《棘闱记》记载：永乐年间各省乡试，有儒士担任主考官，而品级官员反而担任同考官。《明史·选举志》记载：景泰三年，命令布政使、按察使二司会同巡按御史推举现任教官，于是教官主持考试，成为定例。后来有关部门徇私聘请，监临官又往往侵夺他们的权力。弘治年间，谢铎进言：考官都是御史方面征召的，职位既低，只能听从他们的指挥。请求命令部属等官，每省差派二人担任主考官。当时没有被采纳。到了嘉靖七年，因为张璁的建议，于是差派京官担任主考官，但戊子、辛卯两科又罢免。到了万历十一年，又派遣京官，从此成为定例。（《选举志》也说景泰以后，专用教职担任主考官。然而也有不完全如此的情况，如正统年间邝野在陕西做官，长久思念父亲，想聘请父亲担任陕西乡试考官。父亲生气说：“儿子是宪司官员，父亲是主考官，如何防备嫌疑！”于是作罢。又少卿杨濂因守丧期满主持浙江考试，主事王守仁因病愈主持山东考试，都不是教官。吴青坛《读书质疑》说：弘治甲子年，礼部议定各省主试由进士担任，不拘现任、退休。大概因为谢铎的奏议，稍变其例，不专用教官了。）《涌幢小品》说：嘉靖戊子、辛卯两科，差派京官担任各省主考官，不用翰林院官员，都由科道部院及行人司官员担任。其中的给事中，不仅在浙江、江西使用，在山东、两广、云南、四川也使用。到了万历乙酉、戊子年，差派京朝官则用翰林词臣三员或四员，给事中也同样数量，都用在浙江、江西、福建、湖广，而其他省份则用部寺以下官员。关于乡试同考官的惯例，按明朝《选举志》记载，两京房考多用教职。嘉靖七年，因张璁的建议，增加科部官员一员。二十五年，听从给事中万虞恺的建议，各省乡试房考精心聘请教职，不足则聘请外省推官、知县。四十三年，又听从御史奏议，两京同考用进士京官，《易》、《诗》、《书》各二人，《春秋》、《礼记》各一人，其余则参用教官。万历四年，又议定从京同考教官中，衰老者遣回，从观政进士中补足，南京从附近推官、知县中补足，于是教官不再使用了。

○ 十八房 本朝会试及京闱乡试所用的同考官共十八人，称为十八房。按分经始于宋理宗绍定二年，但不记载房数。现在的十八房，大概是沿袭前明制度。然而明朝制度也有不固定十八房的。《明史·选举志》记载：起初制度会试同考八人，其中三人用翰林，五人用教职。景泰年间都用翰林、部曹。正德年间用十七人，翰林十一人，科、部各三人。万历十一年，因为《易》卷多，减少《书》的一人增加到《易》。十四年，《书》卷又增多，于是增加翰林一人来补充，这十八

译这是房制的开端。四十四年，又因为余懋学上奏，《易经》、《诗经》各增加一房，于是就有了二十房。（顾炎武说：天启乙丑年，《易经》、《诗经》仍然各设五房，《尚书》设三房，《春秋》、《礼记》各设一房，共十五房。崇祯戊辰年，又恢复为二十房。辛未年，《易经》、《诗经》仍然各设五房，共十八房。癸未年又恢复为二十房。）本朝斟酌确定适中的制度，《易经》、《诗经》各设五房，《尚书》设四房，《春秋》、《礼记》各设二房，共十八房，沿袭已久。近日因为同考官按经书分房，有私情关节的人容易按经书寻找目标，特旨不再按经书分房，只以第一、第二为次序，仍然使用十八人。这不仅可以防止弊端，而且各经书的试卷数量多少不等，如果限制在房中，那么试卷少的房非常清闲，而试卷多的房几乎忙得连白天都不够用。我担任壬午年乡试分校官，抽签抽到《诗经》五房，总计京城考场试卷八千多份，而《诗经》独占五千卷，这五位考官所阅的试卷比十三位考官所阅的试卷还多出三分之二。不得已，将八百多份试卷分给《春秋》、《礼记》四房协助校阅。然而《诗经》每房仍要阅八百多卷，相比之下，《易经》、《尚书》等房每房不过二三百卷，清闲与繁忙大不相同。现在不按经书分房，那么各房所阅试卷的数量恰好均衡，可以从容校阅，不至于草率简略了。

译○ 廷试进士时，按惯例会指定大臣担任读卷官。如今对策呈上后，都由皇上亲自阅览，不再劳烦大臣代读。古时候则确实是在御前跪着诵读。《宋史》记载，王沔最善于诵读，仁宗每次考试举人，经过王沔诵读的试卷，大多能入选高等。举子交卷时，必定说：“能被王楚望诵读，真是幸运啊！”吕陶在对策中极力直言新法的不便，王安石诵读不到一半，神色就很沮丧。神宗察觉到了，于是命令冯京读完。胡安国参加廷试，对策以推崇阐明《大学》、逐步恢复三代制度为主旨，宰臣因为他没有诋毁元祐党人的话语，想把他列为下等。哲宗命令重新诵读，将他提拔为第三名。《王应麟传》记载：廷试进士时，皇上想把第七卷定为第一卷。王应麟诵读后说：“这份试卷的古道义理如同龟镜般明察，忠肝义胆如同铁石般坚贞，臣敢为得到贤才而祝贺！”于是定为第一，这就是文天祥。《金史·李晏传》记载：世宗在后阁，召李晏诵读进士的对策。又《尧山堂外纪》记载：罗伦考中后，在礼部参加会试，分发试卷时，他请求增加纸张以写完想要陈述的内容，礼部允许了，罗伦于是写成了三十幅。李文达进宫诵读，跪了很久，以至于不能起身，皇上命令宦官搀扶他，罗伦最终考中状元。由此可见，自古以来诵读试卷，都是在御前跪着诵读，现在只是拟定高下，将前列十卷呈上，等候皇上亲自裁定，已经没有所谓诵读试卷这件事了。阮亭《池北偶谈》说：现在的制度是内阁九卿诵读试卷，等候旨意命令诵读就诵读，不命令就不诵读。这是本朝法令中也有必须诵读的明文规定，所以仍称为读卷官，而不称为阅卷官。只是因为圣上的学问高深，一览无余，无需劳烦大臣捧读罢了。

按古人奏事，都是在御前跪着诵读，不仅仅是诵读试卷。《汉书》记载：霍光等人向皇太后奏请废黜昌邑王，尚书令诵读奏章说……诵读到一半，太后说：“停下！作为臣子，应当悖乱到这种地步吗！”昌邑王离开席位伏地，尚书令接着诵读……六朝以来，也有在朝堂上对着奏章诵读弹劾文书的制度。《南史》记载：徐陵上奏弹劾安成王，王琐进宫诵读奏状，安成王在殿上吓得流汗失色。《唐书·毕构传》记载：敬晖等人上表说武三思等人不宜封王，毕构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应当诵读奏表，他高声分析句读，左右的人都听明白了。王义方因为李义府放纵囚犯淳于氏，逼死大理卿毕正，王义方于是戴上法冠，在朝堂上呵斥李义府下跪诵读状纸。《宋史》记载：司马光、吕诲上疏建议建立储君，韩琦在皇上面前诵读（《韩琦传》）。富弼在皇上面前诵读张方平的疏文，直到漏壶滴尽十刻（《富弼传》）。唐炯弹劾王安石，上殿安置好王安石说：“王安石靠近御座听札子！”于是高声宣读，共六十多条，皇上屡次制止他，唐炯诵读自如（《唐炯传》）。林栗入宫奏事，诵读到“君主常担心权力在臣下手中”，皇帝称赞好。林栗说：“臣的意思还在下文。”于是再次诵读（《林栗传》）。高宗刚任命李纲为相，李纲以十件事要上奏，每份札子当面诵读完毕，又陈述其理由（《建炎进退志》）。孝宗想要实行三年丧礼，沈清臣论述丧服六事，诵读了很久。知阁张嶷屡次呵斥他，皇上让他不要退下，张嶷上奏说：“恐怕妨碍进膳。”沈清臣正色说：“这是谈论天下大事。”于是诵读完毕（《癸辛杂识》）。明代吕震兼任礼、户、兵三部尚书，凡是奏事，其他尚书都拿着副本，又与左右侍郎交替进奏。吕震独自奏报三部事务，背诵如流水，从未有误（《明史·吕震传》）。英宗被俘北去，成阝王在午门监国，群臣弹劾王振的罪行，诵读弹劾文书尚未起身，马顺厉声呵斥他们出去，王〇愤怒，于是击杀马顺（《王〇传》）。这些都是御前诵读奏章的旧例。按《明史·魏元传》记载：旧例，谏官的弹劾章疏，如果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宣读，就密封进呈，没有不诵读而当面呈递的。成化年间，给事中董〇等人弹劾商辂，疏文直接呈递御前。皇帝愤怒他们不遵循旧制，呵斥他们。看来明代制度当面奏事没有不诵读的，不能当面诵读就密封进呈。然而天顺年间，杨〇、周斌等人弹劾石亨、曹吉祥，皇帝大怒，扔下弹劾章疏让他们自己诵读。周斌一边诵读一边应对，神色自若。这又似乎是当面奏事即进疏不需要诵读的，大概是因为他们的疏文先密封进呈，等到皇帝愤怒召周斌等人诘问，又命令他们自己诵读罢了。

○ 殿试弥封另誊《独醒杂志》记载：绍兴庚辰年殿试，皇上亲自阅卷，问对读官说：“‘鹤鸣’却写成‘鹤呜’，‘呜呼’却写成‘鸣呼’，为什么呢？”对读官李浩说：“臣读到此处也怀疑，但因为是正本如此，不敢更改。”于是取来正本查看，果然如此。这说明宋代殿试也是弥封后另誊抄进呈的。《渑水燕谈录》也说廷试弥封誊录始于景德、祥符年间。《宋史·常安民传》记载：常安民考试第一，主考官拆封后，见他年轻，想把他降等。常秩不同意说：“糊名比较才艺，岂能随意更改？”这大概是礼部试，不是廷试。

○ 科场回避亲族《通考》记载：唐开元二十四年，将贡举移到礼部，由侍郎主持考试，如果是侍郎的亲属故旧，则移到考功司考试，称为别头试。这是后世科场回避亲族及另设回避卷的开始。然而《唐书》记载沈绚主持春闱，他的母亲说：“近日崔、李两位侍郎都让宗族盟友及第……”

译“你在众多考生中打算录取谁呢？”回答说：“不如录取沈先、沈擢。”他的母亲说：“这两人早已享有声望，科举功名不一定非你莫属。沈儋出身孤寒，很少有人了解他。”沈绚不敢违背，于是录取了沈儋登第。那么宗族似乎又不回避，查《齐抗传》：礼部侍郎主持贡士考试，他的亲戚故旧都改在考功员外郎处考试，这叫做别头试。齐抗认为侍郎等大臣都是皇上任命的人，不必另外考试，于是上奏废除了这一制度。沈绚录取沈儋，或许是在齐抗上奏废除之后吗？否则沈先、沈儋等人与沈绚原本同姓但不同宗族吗？《宋史·张士逊传》记载：科举考场最初采用糊名法，张士逊担任巡捕官，因为进士中有亲戚党羽，请求回避。从此有亲属嫌疑的人都要考试，定为法令。而宋代的制度规定，应当回避的人，甚至包括门客。《夷坚志》记载：江义和参加乡试，淳熙辛丑年，他的弟弟江义端担任文院点检试卷官，江义和的考卷被送到别头试，于是奏名以黄甲榜登第。这是亲族回避的例子。黄若纳因为穿着丧服不能参加大院的考试，等到办理事务时，以某公门客的身份按避嫌的惯例，在别处考试，于是登科。这是门客回避的例子。

译乡会试录有序：乡试、会试的录取名册进呈给主考官时，按规定要撰写序文，这一惯例始于明代洪武年间陶凯担任主考官时。洪武三年，陶凯确定了科举考试的格式。第二年举行会试，陶凯担任主考官，录取了吴伯宗等一百二十人。考生的文章进呈给皇帝审阅，陶凯在首篇试卷上作序，从此成为定例。此事见于《明史》陶凯本传。

程文墨卷：乡试、会试考场中按规定刊刻状元试卷，始于明代万历年间。《续通考》记载：万历十三年乙酉科，朝廷批准科举程式文字，将考生中试卷纯正典雅、符合规范的，按制度刊刻，不允许主考官代写。后来考场中有学问渊博的人，也允许甄别收录。这是刊刻状元试卷的开始。（王阮亭《池北偶谈》也说：旧制科举考场进呈录取名册，主考官自己撰写程式文章，只是稍加修改考生的文章，从万历乙酉年开始改变。）按古代程式文章本是由官府颁布确定的。《五代史·李怿传》记载：张文宝主持贡举，所录取的进士中有被复核落选的，于是请求下诏学士院，作诗赋作为贡举的格式标准。学士窦梦征、张砺等人所作不工整，于是命令李怿来写。李怿说：“我年轻时考中进士，不过是偶然罢了。后生可畏，后来者正不可限量。假使我再参加礼部考试，未必不会落第，怎么能与英才们制定标准呢？”这就是学士院所作的程式文章。明代洪武初年确定科举制度，命令宋濂、詹同等人撰写经义格式，提前在礼部颁布下发。这就是礼部颁布的程式文章。成化年间，詹事黎淳奏请规定科场作文格式，说洪武年间曾颁布近年所刊印的程式文章，纯正的少，驳杂的多，请求追究考官的责任。这就是主考官所作的程式文章。因此明朝以来，都称主考官的作品为程式文章，考生的作品为墨卷。其实自古以来考生的作品也称程式文章。叶石林说：唐代礼部主持贡举，有得到优秀程式文章的，就按已登第的名次安置他。比如和凝以第十三名登第，后来得到范质，喜爱他的文章，也安置为第十三名。那么将考生的作品称为程式文章，从唐、五代时就已经这样了。元怀《拊掌录》记载：科场进士的程式文章有很多可笑的，国学考试题目为“体貌大臣”，有进士对策说：“像文相公、富相公，这是有大臣体格的；像冯当世、沈文通，都是有大臣外貌的。”黄常明《诗话》记载：士人的程式文章，穷尽一天之力写一篇文章，尚且难以反复曲折地表达通畅。洪景卢《夷坚志》记载：余镛的族子余狃千一郎虽然能写程式文章，但学问技艺远远低于余镛。又福州名士张楠向土地神祈祷说：“我虽然不才，但学业和程式文章不在同辈之下。”又刘尧夫带病参加考试，随意填塞空白，忽然清醒过来，自己读写的程式文章，大笑，全部抹去，重新改写，于是考中第一。谢叠山《送程汉翁序》也说：科举程式文章的士人。《金史·章宗纪》记载：诏令进士程式文章，只要合格的，就录取，不限人数。《杨伯仁传》记载：进士吕忠翰廷试第一，海陵王将他的程式文章给杨伯仁看，杨伯仁说：“应该列入优等。”又《郑子聃传》记载：廷试后，海陵王将郑子聃的程式文章给丘行看，丘行回答说：“可以列入甲乙等。”正隆二年会试结束，海陵王将进士第一人的程式文章给郑子聃看，郑子聃轻视他。《癸辛杂识》记载：陈揆文集中有《忸怩集》，是作为举子时所作的程式文章。《明史·陶凯传》记载：洪武四年会试，陶凯担任主考官，录取吴伯宗等一百二十人，程式文章进呈皇帝。这些都是将考生的作品称为程式文章的例子。顾炎武说：宋代以来多取考生的作品作为程式文章，明初也用考生的程式文章刊刻记录，后来多用主考官的作品，于是又将考生的作品分为墨卷。

制科题目：宋代考试博学宏词科，题目多使人疑惑误判以难为考生。沈作喆《寓简》记载：有十字诀，曰明，曰暗，曰疑，曰顽，曰合，曰揭，曰坼，曰包，曰胎。暗如“因民常而施教”就是。《周官》说“依据这五种事物是民众的常情而施行教化”，题目中不见数字，却将五与十二隐藏其中。若明数，则如“既醉备五福祭有十伦”就是。疑则如“尧舜汤禹所举何如”，看似唐、虞、夏、商，其实是《魏相传》中记载天子所服，说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倪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事。又如“汤周福祚”，疑若二代，其实是《杜周传赞》中张汤、杜周并起于小吏，追溯他们的福祚，元功儒林之后莫及。这专门以疑惑误判困住人，实在难以捉摸。然而叶石林说：从前有人研习大科文字十多年而成才的。马端临也说有个叫巽岩的人，将各书中可作为制科题目的抄录成一编，揣摩几乎无遗漏。那么制科也有拟题了。宋高宗设立博学宏词科，共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其中杂出两题，分三场，每场一古一今。

题名录：一榜进士放榜后，翰林衙门按规定刊刻《题名录》，这大概是本于唐代进士《登科记》的惯例。《封氏闻见记》说：当时认为进士登科如同登龙门，脱去布衣多拜清要官职。

译轻薄的人说：“考中的进士傲视中书舍人，落第的进士向蒲华长马作揖。”好事的人于是记录下他们的姓名，从神龙年间以来，直到今天，称为《进士登科记》，用来昭示前贤、激励后辈。张弹落第，双手捧着《登科记》，把它当作千佛名经一样珍视。又元代、明代以来，进士惯例在国子监刻碑，全部列出一榜的姓名，这也是仿效唐代慈恩寺题名的例子。《嘉话录》记载：题名始于进士张莒偶然游览慈恩寺，在雁塔下题名，后来考中的人便沿袭为惯例，于是写在木板上，宋代进士题名则在相国寺、兴国寺两寺刻石，见于《文昌杂录》。在国子监刻石，则从元仁宗时开始。

译○新进士赴国子监拜谢

新进士考中后，按惯例要前往国子监拜见祭酒、司业，这一习俗的由来已不可考证。看元朝人《欧阳圭斋集》中有四首绝句记载进士谢师礼成之事，序言说：“泰定丁卯年八月十二日，在崇天门宣布殿试结果，赐予右榜第一名阿察赤、左榜第一名李黼，两人都在国学日新斋学习，是我的学生。当天京城长官设置鼓乐旗帜引导两位状元入学谢师，拜见我于明伦堂。榜眼刘思诚、探花徐容，曾因为同年黄晋卿、彭幼元跟随我学习，也在旁边拜见。其余以门生礼节来拜谢的进士不计其数”等等。据此，元朝时状元拜见祭酒，似乎是因为曾在国学学习，所以有谢师的礼节。那些不在国学学习的人，或许不在此例。后来便沿袭成为惯例，凡是考中进士的人，无论是否在国学学习过，都实行拜谢的礼节。（《明史·选举志》记载：明朝初年，宋纳、吴讷担任国子监祭酒，历科进士大多出自太学。而戊辰年任亨泰在殿试中获第一名，太祖召见宋纳加以褒奖赏赐，撰写题名记，在国子监门口立石。辛未年许观也如此。进士题名碑从此不断，由此可以想见前朝新进士拜见国子监的缘由。而在国子监中立进士题名碑，也是因为进士多由国子监考中，所以创立此制，后来便沿袭成为成例，凡是新进士每科都必须在国子监立碑）

○座主见门生礼

门生的礼节，汉朝与六朝各不相同，说法见“门生”条内。至于考中举子对座主自称门生，则从唐朝开始。《唐书》记载：权德舆的门生有七十人，推崇沈传师为颜回般的人物。又《权璩传》说：宰相李宗闵，是我父亲的门生。《萧遘传》记载：萧遘被王铎录取为进士，等到与王铎同为宰相时，常上奏皇帝说：“我是王铎的门生。”这是座主与门生关系见于史册的例子。门生拜见座师、房师，将要离开时，老师送到二门外，不送出大门。等到门生担任主考官、同考官时，按惯例必须亲自率领所录取的士人去拜见自己的座师、房师，这也有先例。《五代史》记载：裴皞以文学在朝廷任职很久，宰相马嗣孙、桑维翰都是裴皞在礼部时录取的进士。后来马嗣孙主持贡举，带领新进士去拜见裴皞。裴皞高兴作诗说：“门生门下见门生。”世人传颂以为荣耀。桑维翰任宰相时，曾拜访裴皞，裴皞不迎不送。有人问起此事，裴皞说：“我在中书省见桑公，他是下属官员；他在私宅见我，我是他的老师，有什么可迎送的呢？”这是门生拜见座主的先例。《唐书》记载：杨嗣复主持贡举，他的父亲杨于陵从洛阳入朝，杨嗣复率领门生出迎，在家中设酒宴。杨于陵坐在堂上，杨嗣复与各位门生坐在两侧。而杨于陵以前在考功司时录取的李师稷，当时任浙东观察使，恰好也在场。人们称杨家为“上下门生”，世人以为美谈。这又是门生拜见座主父亲的先例。（座主也称主文，《通鉴》中王铎是韦保衡考中时的主文即是此意。按古时只有考中进士时座师才称座主。张籍《寄苏州白使君》诗“登第早年同座主”即是此意。查初白诗中将乡试主考也称座主，恐怕没有根据。）

按《通考》记载：宋太祖建隆三年，下诏考中的人不得拜见知举官，也不得称为恩门、师门，并自称门生。（此前唐会昌三年，中书省上奏考中进士不得称呼有司为座主。后唐长兴六年，中书省又上奏考中的人不得称呼春官为恩门、师门及自称门生。）本朝初年，因为御史杨雍建言，也曾禁止。所以现在考中的士人拜见主考官，只在名片上写姓名，不称门生。这又是近时科场的惯例。（《明史》记载：霍韬考中进士，出自毛澄门下，一向执弟子礼。等到议论大礼不合，便不把毛澄当作座主。等到霍韬总裁己丑年会试，也不把唐顺之等人当作门生。）

○同年

同年的称呼起于唐朝。按《唐书·许孟容传》记载：京兆尹元义方弹劾宰相李绛与孟季（许孟容的弟弟）同举进士，成为同年才几个月就迁徙宫室。皇帝以此询问李绛，李绛说：“进士、明经，每年大概有一百人，吏部授官，每年多达千人。私下称为同年，本来不是亲属与旧交。”然而那时吏部同岁选官的人也称同年。《通鉴》记载：令狐楚与皇甫镈同年进士，所以皇甫镈引令狐楚为宰相。后来宪宗去世，穆宗想诛杀皇甫镈，令狐楚与宰相萧俛都是皇甫镈同年进士，极力救他，于是贬为崖州司户。李绛虽然说“同年非亲与旧”，但那时同年的情谊已经亲密。按《后汉书·李固传》有同岁生得罪于梁冀。陈寿《魏志》说：魏武帝与韩遂父亲同岁孝廉，所以临阵时与韩遂交谈许久。同岁即同年，那时同岁举孝廉的人已有情谊，这又是后世同年风俗的起源。近世又有先后同年的说法。《文昌杂录》记载：太子太师张升，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年登科，到熙宁九年丙辰年去世，前一年是乙卯年，见到登科的新进士。这是先后同年的由来。我庚午年乡试中举，宛平黄叔琳开府，系

译此前庚午科的举人，曾与先后两科的同年举行过聚会，大学士史铁崖也得以见到先后两科的进士同年，这真是一件盛事。

译○填榜 如今科举考试拆阅试卷、填写榜文，是从第六名开始填写的，这大概是沿袭古制。《唐摭言》记载，杜黄门主持贡举考试，第三场考试时五百多名考生都在场，还没有填写榜文的人。举子尹枢请求承担这项工作，于是杜黄门让他卷起帘子，给他纸笔，每写下一个名字，就高声唱出姓名，大家都称赞他的公正。只是空缺了状元的位置没有填写，尹枢说：“状元非老夫不可。”杜黄门笑着答应了他，于是让他亲自写下状元之名。由此可见，唐代填写榜文时已经空缺状元之位了。然而填写榜文何愁没有人，竟然让举子自己书写？恐怕唐代的制度也未必如此，《摭言》所说的，未必可信。又李肇《国史补》记载：李程应试《日五色赋》，考完后去见杨于陵。杨于陵看到他的破题句是“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对李程说：“你今年必定能中状元。”第二天放榜没有李程的名字，杨于陵非常不平，另外用旧册子抄写他的文章给主考官看。主考官赞叹不已，说：“考场中有这样的文章，应当列为状元。”杨于陵这才说：“这是李程的作品！”主考官急忙让人取出李程的试卷对照，一字不差，于是提拔李程为状元。由此可见，唐代主考官在放榜前可以会见客人，但放榜前怎么知道李程没有上榜呢？难道穆宗以后，原本就有先将考中者的试卷姓名送交中书省复核，然后再放榜的惯例，所谓第二天没有名字，或许就是送交中书省复核、尚未放榜的时候呢？但既然已经送交中书省复核确定，又怎么能在填写榜文时突然更改状元人选呢？这些说法都不可信。

○寄籍 《摭言》记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江东的进士多前往杭州参加解试。当时张祜负有盛名，以考中解元为己任。不久徐凝到来，白居易请他朗诵所作的诗，张祜说：“我的《甘露寺》诗：‘日月光先见，江山势尽来。’”徐凝朗诵《匡庐瀑布》诗：“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张祜大惊失色，徐凝于是考中解元。苏叔党本是苏东坡的儿子，籍贯是蜀地，却在杭州参加解试。由此可见，唐宋时期解试送举，不一定都是本籍人士。或许解试送举虽然不一定限于本籍，但人的籍贯也不必改为取解之地。查《闲居诗话》说：福州人周总，天禧二年恰逢诏书下达，参加乡试来不及了，有一位故人的父亲三代名讳也与他相同，结果那人做了谯郡太守，周总前去投靠。但朝廷严申条约，不许寄籍，于是用该郡的周吉代替他参加荐举。周总的父亲听说后，寄诗说：“文章不及林洪范，德行全亏李坦然。若拜他人为父母，直须焚却蓼莪篇。”周总于是郁郁而死。由此可见，宋代籍贯制度本来很严格。洪容斋《随笔》说：偶然得到延平元年孙仅榜的一份小录，一榜共五十人，从第一名到第十四名都籍贯开封府，只有第九名刘烨是河南人，下面又有二十五人都籍贯开封，说不应该京城人士中选这么多，怀疑都是外地人寄籍，以便谋取进取之利。这大概是因为籍贯制度严格，所以都寄籍在京城尹管辖之地。又《元史·胡长孺传》：胡长孺本是永康人，宋咸淳年间跟随岳父徐道隆入蜀，铨试第一。那么宋代乡试又有不拘本籍的情况，大概是仍用本籍乡贯而在其他府参加乡试。月鲁不花本是蒙古逊都思氏，跟随父亲任职在江浙参加乡试，乡试中右榜第一。那么元代制度蒙古人也可以到各省参加乡试了。如今江南人多有寄籍顺天的，屡禁不止，大概是因为时逢太平盛世，士人都想在功名之路上奋发，本来就不是条令教化所能完全杜绝的。

○关节 “关节”二字，起源于唐代，但并非全指科举考场。《杜阳杂编》：元载宠幸他的妾薛瑶瑛，瑶瑛的父亲叫宗本，哥哥叫从义，母亲叫赵娟。赵娟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人广泛收受贿赂，被称为关节。由此可见，凡是营私舞弊的信息都叫关节。（宋代包拯任开封府尹时，京城俗语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也不专指科举考场。）李肇《国史补》叙述进士科说：拜访权贵要人，称为关节。牛轲《牛羊日历》说：轻薄之人奔走，扬鞭驰骋，以关节的紧慢来分甲乙。杨汝士、钱徽主持贡举，段文昌对皇上说：“今年礼部特别不公，所录取的士人都是靠关节得到的。”于是命令复试。李景让最孝顺友爱，他的弟弟嘱托他请托主考官，李景让说：“朝廷选拔人才，自有公道，怎么可以效仿别人求关节呢？”《摭言》：高锴第一榜裴思谦，靠着仇士良的关节来谋取状元，高锴在朝廷上斥责了他。又广明之乱后，各郡国不再重视贡举，只有江西钟传急于推荐人才，四方举子有靠着公卿的关节不远千里来求取首荐的。这些都是指科举考场的关节。所谓关节，是说请托书信如同过关时使用符节一样。（查唐代又有通榜的惯例，洪容斋说唐代不糊名，有交情深厚的朋友为之推荐，称为通榜，所以选拔人才时畏惧讥议，大多公正审慎。也有被权势胁迫，被亲友干扰的情况。如果主考官贤明则不然，在考试之前，心中就已经确定了取舍云云。今查《摭言》贞元十九年权德舆主持文试，陆员外参通榜，韩昌黎向陆参推荐了十人。权公共放三榜，共录取六人，其余不出五年都考中了。这就是所谓的通榜。那些被权势

译所谓“势”，就像裴思谦凭借仇士良的书信谋求考中第一名，这就叫作“关节”，正是李肇所说的“拜访权贵称为关节”的意思。到了后世，考生所说的“关节”，则是在试卷中使用特定的字眼作为识别标记。《宋史·刘师道传》记载：刘几考中进士，因为廷试时试卷实行糊名（隐藏姓名），陈尧咨担任考官，就教刘几在试卷中秘密设置标记。这就是近代科举考场中“关节”所仿效的做法。然而唐代的“关节”多出于人情面子或权势，还没有用贿赂的。《宋史》记载：王钦若主持贡举考试，有任懿通过王钦若所宠信的僧人惠秦，许诺送银三百五十两。恰逢王钦若已进入贡院，惠秦让王钦若的门客转达给王钦若的妻子李氏，李氏让奴仆祁睿将任懿的名字和银两数目写在手臂上，进去禀报王钦若。放榜时，任懿果然考中。后被御史中丞赵昌言弹劾。这就是宋代科举考场的弊端，比唐代更加严重了。明朝成化年间，万安担任宰相二十多年，每逢考试，必定让他的门生担任考官，他的子孙、外甥、女婿多有考中的。弘治十二年会试，大学士李东阳、少詹事程敏政担任主考官，给事中华昶弹劾程敏政向举人唐寅、徐泰出售考题。于是命令李东阳独自阅卷，而程敏政被贬官，唐寅、徐泰都被斥责遣返。嘉靖四十年，应天乡试的主考官无锡人吴情，录取了同乡十三人，被弹劾后贬谪到外地。万历四年，顺天乡试的主考官张汝愚，录取了张居正的儿子张嗣修、张懋修以及张居正党羽侍郎王篆的儿子王之衡、王之鼎。张居正死后，御史丁此吕追究此事。万历三十八年会试，庶子汤宾尹担任同考官，御史孙居相弹劾他徇私录取韩敬。吏部尚书孙丕扬因此将汤宾尹、韩敬列入考察名单予以惩处。而当时进士邹之麟担任顺天乡试的分考官，所录取的童学贤也有徇私行为，被孙居相弹劾。又有吴道南主持会试，吴江举人沈同和与同乡赵鸣阳共用号舍，赵鸣阳代沈同和作文，放榜时沈同和第一名，赵鸣阳也考中。京城大为哗然。吴道南急忙检举，皇帝下诏复试。沈同和整天只写出一篇文章，于是被发配到烟瘴之地，赵鸣阳被除名。天启二年，中允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录取了举人钱千秋的试卷，其中七篇大题的结尾部分，迹象涉及“关节”，放榜后被人揭发，钱谦益自行检举，钱千秋被贬谪戍边。后来钱谦益被推举为阁臣，温体仁以此事上疏攻击，于是罢免了推举。这些都是科举考场舞弊的近事。

译○帖括、策括《唐书·选举志》记载：杨绾上疏说：“明经科只是死记帖括。”查《文献通考》，唐代制度中用帖经考试士人，后来因为应试的人太多，甚至用孤章绝句来迷惑他们，应试的人于是探求深奥隐晦的内容，编成诗赋，不过几十篇，难的都具备。这就是所谓的帖括。又《薛登传》记载：后生们都拼凑小文章，叫做策学。而苏轼《议学校贡举状》也说：近世士大夫编纂经史，缀辑时务，叫做策括。可见策论也有括本了。不仅如此，《文献通考》又说：宋代制科，最难的是六论。有个叫巽岩的人，把各书中可以作为论题的材料抄录成一编，揣摩得几乎没有遗漏。那么论也有括本了。又范仲淹以馆职推荐富弼，富弼以不熟悉为由推辞。范仲淹说：“已经为你准备了大科的文字。”所谓大科文字，大概也是巽岩所编的那一类。可见诏策也有括本了。学术日益浅薄，士人都以快捷应对为务，近世馆阁的类书，科场的策略，传递往来频繁，本来不足为怪。（《明史·汤礼敬传》记载：宋末有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意、讲章等刻本，也是帖括一类的东西。）○及第诗《池北偶谈》引用苏子美《及第与同年宴李丞相宅》诗说：“拔身泥滓底，飘迹云霄上。气和朝言甘，梦好夕魂旺。轩眉失旧敛，举意有新况。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说中一个进士就如此津津乐道，难怪他早早就被废弃不得志了。查此事古人很多，《竹坡诗话》说孟郊落第诗“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等到登第，则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一次进士得失的忧喜如此，难怪他即使得到了也不能享受。阮亭的说法，也是这个意思。又唐代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说：“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宋代张虞登第，用刘昌言诗题兴国寺壁说：“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有人续诗说：“君看姚奕并梁固，不得朝官未可知。”后来果然如他所说。陆游《家世旧闻》记载：张中中第四名，非常高兴，在廷试时拉着朋友的手说：“怎么让乡里知道呢？”后来任象山县官，因事被罢免，终身流落。这些都是器量小不能享受厚福的验证。然而得意诗也有不完全关乎日后福泽的。黄常明《诗话》记载白居易及第诗：“得意减别恨，半酣轻远程。翩翩马蹄疾，春日归乡情。”《宋史·吕大忠传》记载：马涓以进士第一入幕府，当时自称状元。吕大忠说：“状元是及第未授官时的称呼。既然做了判官，不能再称状元。”又《六一诗话》记载吕文穆未中举时，薄游一县，县令的儿子胡旦对待他很轻慢。有人说吕文穆擅长写诗，应该稍加礼遇。胡旦问他的警句，客人举了一首，末句说，“挑尽寒灯梦不成。”胡旦说：“不过是个嗜睡的人罢了！”吕文穆听说后非常怨恨。第二年考中甲科第一名，派人传话说：“嗜睡的人状元及第了！”《夷坚志》记载：董体仁多次科举不中，经过临江郡守彭子从那里，彭子从是他的同乡，看到他的名帖说：“老榜官罢了。”第二年南省奏名廷试第一，任镇南军判官，回来路过临江。彭子从派人迎接，董体仁在纸尾写道：“黄纸初开墨未干，君恩重许拜金銮。故乡知己来相迓，便是从前老榜官。”彭子从非常惭愧后悔。《独醒志》则认为这是董体仁寄给家人的作品，不是寄给彭子从的。查白居易和吕文穆都享有名位，马涓后来做大监卿，董体仁后来也做了宰相，那么这件事本来不能一概而论。只是在进身之初，就沾沾自喜，那么器量小就不言而喻了。王沂公状元及第，郡帅命令乐伎在郊外迎接，王沂公于是换衣服，从其他门进去拜见郡守。郡守惊讶地说：“已经派人去迎接了！”王沂公说：“我不才偶然忝列科第，敢劳郡守父老前来迎接，这是加重我的罪过了！”郡守叹息并预料他前程远大。明代罗洪先作状元，岳父曾太仆说：“喜我女婿干了这件大事。”罗洪先脸红说：“大夫的事业还有更大的在。这种三年一人的事，哪里值得称为大事呢？”当天还袖着米借何、黄两位公的床铺在萧寺中讲学。看这些就可以知道两位公所志向的远大了。

○甲榜乙榜现在世人称进士为甲榜，因为他们曾经参加殿试，列名于一、二、三甲。举人称一榜，后来因为进士有甲榜的称呼，于是以一为乙，而称举人为乙榜，这是不对的。《汉书·儒林传》记载：每年考核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丙科四十人。杜佑《通典》记载：进士有甲、乙两科，武德以来，考进士只有乙科。《旧唐书》记载：玄宗亲自考试，下诏说：“近来没有甲科，我将保留上等名次。”《杨绾传》记载：玄宗考试举人，登甲科的三人，杨绾为首。乙科共三十多人。

译甲科、乙科都称为进士。宋代时，在进士三甲之外，还有四甲、五甲。绍兴十八年，赐予王佐以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共三百三十人，其中第一甲十人，第二甲十九人，第三甲三十七人，第四甲一百二十二人，第五甲一百四十二人。朱文公（朱熹）乃是该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宝祐四年，文天祥那一榜共有六百零一人，第一甲二十一人，第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第一，陆秀夫为第二十七，第三甲七十三人，第四甲二百四十八人，第五甲二百十三人。

译《陔余丛考》卷三十：数目使用笔画多的字。陆容《菽园杂记》记载：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传始于尚书开济，因为钱粮数目如果使用本来的字，奸人就容易窜改，所以才这样。然而宋代边实的《昆山志》中已经有了这些字。洪迈在《容斋随笔》中也说，九与久、十与拾、百与柏的情况也是如此。可见笔画多的字在宋代已经使用了。

而且不仅如此，古书中一与壹、二与贰、三与叁，它们的意义本来相同。《鸱鸮》序言中讽刺不专一，而正文则是“其仪一兮”。《礼记·表记》中“节以壹惠”，注解说：声誉虽然众多，但节制以他行为中最大的善作为谥号罢了。《孟子》中“市价不贰”，赵岐说：没有两种价格。原文用大写的贰字，注释用小写的二字，二与贰是通用的。《大学》中“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也使用大写的壹字。《系辞》中“叁天两地”，《释文》说：参音三。《周礼》中“设其叁”，注释说乡官三人。那么三与参是通用的。

又宋代袁文说：十千为万，是万字；到了万字，就是蝎字。这两个字的意义本来各别，只是钱粮数目害怕被改移，所以借用万字作为万字罢了。然而《诗经》《尚书》中如“万方有罪”、“万福攸同”之类，《左传》中“万，盈数也”，凡是十千的万，都已经写作万。《汉书·项籍传》赞引用贾谊《过秦论》“起阡陌之中”，《史记》写作“千百”，那么千百与阡陌是通用的。

又查梁天监年间，东钱以八十为陌，西钱以七十为陌。沈括说：称为陌的，本是百字，借陌字使用，如同什与伍一样。综合来看，那么数目使用笔画多的字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陆容说始于开济，是不对的。

至于廿、卅、〇等字，有人认为这是俗体字的省文。查《说文解字》说：廿音入，是二十的合并。卅先合反，是三十的省略。卅先立反，是四十的省略。那么廿、卅、〇正是古文字。《国语》中“行玉廿〇”，正写作廿字。《史记》记载秦始皇碑文：“皇帝临御二十有六年”。洪迈说应该写作“廿有六年”，碑文都是四字句，司马迁改为二十有六年，所以唯独这一句成了五字。由此类推，往往有流俗指为俗体字，而其实却是本字的情况。

如礼字、处字、与字，许慎解释礼字说：古文；解释处字说：止也，得几而止，或从处；解释与字说：赐予也，与舆通。那么现在所谓的俗字，其实是正体字。又如弃与弃、饥与饥、烟与烟、棋与棋、栖与栖、┺与笋、个与个，也都是正体字。至于确实属于俗体字，不可使用的。宋祁《笔记》说：后魏、北齐俗体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辨，文子为学之类。隋代有柳〇，则又因巧言而讹误为巩了。这才是真正的俗体字。

当时俗体数目字，又有故意省去笔画，以便书写的。《贡父诗话》说：现在把万写作万，把千写作丿，人人都能说得出。那么把千写作丿，宋代人已经这样了。至于王巩认为万是俗字，则是考证失误。

○银。王西庄《十七史商榷》中“金银布帛”一条，说专用银钱作为货币，直到明代中叶才确定。这个说法很不正确。查银作为货币，古人原本就使用。虞、夏、商的货币，金分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然而太公九府圜法规定：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外圆内方，轻重以铢计算，布帛宽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那么周代只以黄金及钱帛为货币，而不使用银。《管子·国蓄篇》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又说：没有金就用绢，绢三十三当金一镒；没有绢就用布，布百两当一镒。《国语》中晋夷吾请求回国，许诺贿赂秦公子絷黄金四十缢。《战国策》中：秦国派唐睢用五千金散给众人，不到三千金而天下的士人就争斗了。那么春秋、战国时期使用的只有黄金、刀、布。

秦统一天下，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其余都用钱。那些珠玉、龟贝、银锡只作为器物装饰，不用于货币。汉初沿袭秦制，然而晁错说：“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在于把握，可以周四海而无饥寒之患。”那么这时虽然不使用银，但银与金珠同样贵重可知。汉武帝元狩四年，开始铸造白金作为货币。白金是银锡所造，有三品：其一曰“白撰”，重八两，纹饰为龙，值三千；其次曰以重〔应补“差小”二字〕，纹饰为马，值五百；再次曰复小，纹饰为龟，值三百。官吏百姓盗铸的不可胜数，那么已经有使用的人了，然而一年多后最终废弃不行。王莽时又制定为银货，与钱货并行（朱担银八两为一流，值钱一千五百八十，其他银一流值一千），而民间仍然用五铢钱交易。魏文帝时并罢用钱，命令百姓用谷物布帛交换。六朝时期则钱、帛兼

译使用，而帛的使用较多。（《北史》记载魏国张普惠的奏疏说：高祖废除了长尺、大斗、重秤，后来因为军国需要，所以在绢上增加绵八两，在布上增加麻十五斤。这说明缴纳赋税都是以绢布为标准的。孝文帝开始制定百官的俸禄，每户增加调绢三匹、谷二石九斗，作为俸禄之用。夏侯道迁每年的俸禄三千多匹，李冲一家每年的俸禄一万匹，这说明官员的俸禄都是以谷物和丝织品支付的。张谠的妻子被魏国俘虏，张谠用一千匹绢赎回她，这说明赎罪也是用绢帛的。高允去世，朝廷赐给他粟米五百石、绢一千匹。高澄生了儿子，魏孝静帝赐给他锦缎彩布等丝织品一万匹。这说明赏赐都是以谷物和丝织品进行的。西魏赏赐擒获高敖曹的人布绢一万端。这说明悬赏也是用布绢的。）这是历代没有使用白银的证据。《文献通考》记载：萧梁时期，交州、广州一带完全用金银进行交易。后周时期，河西各郡有时使用西域的金银钱币。这大概是使用白银的开始。然而这只是行用于边远地区，中原地区尚未通行。（按：刘宋时期，徐豁因为采银户陷入困境，请求按照银的课税标准征收米粮。梁朝武陵王纪把黄金一斤做成饼，一百个饼装成一箱，甚至有上百箱的；银的数量是黄金的五倍。那么六朝时期虽然不使用白银，但白银已经贵重，就像现在俗世虽然不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但金价自然昂贵一样。）唐初租税缴纳谷物，庸役缴纳绢，调役缴纳缯布，从未征收过钱币。天宝年间，杨国忠请求让各道的义仓以及丁租地课都兑换成布帛充作国库储备，唐玄宗下诏让百官参观仓库，物品堆积如山。这说明当时仍然主要使用布帛。宪宗元和三年，下诏说天下有银矿的山就有铜矿，铜可以用于铸造钱币，银对百姓生活没有益处，命令现存的银矿一律禁止开采。李巽又上奏请求五岭以北开采一两银的就流放到其他州，官吏治罪。那么连银都禁止使用了。（韩愈的奏状中说：五岭地区买卖都用银。张籍《送南迁客》诗中说：诲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可见当时只有岭外使用白银。）然而《唐书·齐映传》记载：藩镇最初进献高五尺的银瓶，李兼镇守江西时，开始进献六尺高的，到齐映又进献八尺高的。《太平广记》记载：御史苏某因为洛阳寺庙中有银佛，于是取回据为己有，当时人称他为“苏扛佛”。那么当时虽然不使用白银，但已经竞相看重其价值；既然竞相看重其价值，那么逐渐用于市场交易，也是势所必然。顾炎武认为金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用白银交易，是后世上下使用白银的开始，却不知道这也是不对的。《五代史》记载：后唐庄宗将要失败时，告诉军士说：“刚才报告魏王平定蜀地，得到金银五十万，应当全部发给你们。”又李继韬反复投降，他的母亲杨氏善于积蓄财富，于是携带几十万两白银到京城，厚赂庄宗的宦官、伶人，并贿赂刘皇后，李继韬因此得以释放。慕容彦超喜好聚敛，制作伪银，以铁为芯而外面包银，人们称之为铁胎银。想来当时民间已经都用白银，所以彦超甚至制作伪银来牟利；如果不能用于市场交易，那么何必这样做呢？宋真宗澶渊之盟，约定以银、绢各三十万两匹。徽宗大观三年，将要改行当三钱，预先知道这件事的宰相和执政大臣，恐怕所积蓄的钱币贬值亏损，于是全部用来购买金银。不到两个月命令下达，当时传为笑谈。《李忠定公传信录》记载：李忠定担任亲征御营使，皇上赐给他银、绢、钱各一百万两贯匹。南宋时赐给秦桧建造宅第的银绢一万匹两。贾似道的母亲去世，赐给银绢四千两。《金史》张行信的奏疏称，买马官在洮州购买马匹，用白银一百锭，几乎得到马一千匹，请求捐赠白银一万两，可以得到良马一千匹。这也可见白银已经通用。按《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诏书：福建、两广每年输送的缗钱兑换成白银。这是岁赋征收白银的开始。绍熙年间，臣僚说现在生产绢的，一倍折算成钱，再翻倍折算成银，银越贵重，钱越难得到。这又是南宋时期折绢收银的开始。金章宗承安五年，因为旧例白银每绽重五十两，价值钱一百贯，民间有时有截凿使用的，其价格也随重量高低而波动，于是改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凡是官员俸禄、军需都白银和纸币兼支。这是朝廷使用白银的开始。宣宗兴定三年，省臣上奏：向来犯赃罪按钱计算定罪，那么太重，于是以银为标准，每两作钱二贯。现在收受通宝赃（纸币）达到三十贯的已经判处死刑，如果按照金银价格折算才值钱四百多，那么应当杖责，实在觉得轻重悬殊，于是按照犯罪时的银价定罪。这是以银计算赃款的开始。这时又下诏解除市场交易使用白银以及白银与宝泉相互兑换的禁令。后来哀宗正大年间，民间只用白银交易，连钱钞也废弃了。元宪宗五年，规定汉民包银额征四两的，一半缴纳白银，一半折纳丝绢等物。因为张晋亨说各地土产不同，一定要求缴纳白银，有破产也不能办到的，于是下诏允许百姓缴纳土产物品，不再征收白银。又《续通考》记载：文宗天历元年，天下课税的数量，黄金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两，白银七万七千五百一十八两。那么这还是土产所出，而不是用来充当赋税的。《明史》记载：洪武初年，天下田赋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七百石，钱钞三万九千八百绽，绢二十

译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四百五十石，钱钞五千七百三十锭，绢五十九匹。当时所征收的只是米、麦、钱钞以及绢，还没有征收银两。洪武九年才开始有折纳的政令，其制度多次有增减。（洪武九年，银一两、钞十贯、钱一千文，都折合米一石。十八年，钞五贯折合米一石，绢一匹折合米一石二斗，金一两折合米二十石，银一两折合米二石，棉布一匹折合米一石，苎布一匹折合米七斗。三十年又改为金一两折合米二十石，银一两折合米四石，绢一匹折合米一石二斗，棉布一匹折合米一石，苎布一匹折合米七斗，棉花一斤折合米二斗。）但是当时的政令规定，凡是愿意折纳的听任其便，不愿意的仍然缴纳实物，因为钞法不行，并且禁止民间金银交易，所以并非专门主张征收银两。违反禁令的人以奸恶论处；有举报捕获的，就用交易来的金银赏赐他。由此可知赋税并不征收银两。宣德四年，偶然有秋粮折银送往户部的政令，于是成为征收银两的开始。正统元年，下令南京粮米愿意折色缴纳的，听任用布帛银两折纳，那么也还没有完全征收银两。（永乐年间迁都北京，而各官员的俸禄还持帖前往南京请领俸帖，七八石米仅能换银一两。周忱巡抚江南，奏请贫户纳粮，每银一两当米四石，解送京城兑取俸禄，所以有此政令。）七年，下令夏税绢每匹折银五钱解送京城，又下令各省不通河道之处的粮米折银（天顺十年，下令浙江绢每匹折银六钱，十一年又下令江南等处粮每石折银八钱五分），此后各省夏税大多征收银两。然而王鏊《震泽长语》记载，正德以前各处税银、马草折银、税课折银入京共二百四十万。又《明史·韦商臣传》记载：国初夏、秋两税麦四百七十万，米二千四百七十三万，现在麦减少九万，米减少二百五十万。这是嘉靖年间的事，那么正德、嘉靖时所征收的银两也还很少。隆庆年间，葛守礼说：近来实行一条鞭法，按亩收取银两。那么夏税一概征收银两，实际上始于隆庆年间。西庄的说法也相符合，但这是指钱粮专门征收银两，而非民间专门使用银两。

译○金银以两计

汉代以来，金、银都是以斤来计算的。例如汉高祖赐给陈平黄金十万斤，赐给田肯黄金五百斤，汉文帝赐给周勃黄金五千斤，赐给陈平、灌婴黄金各二千斤，汉武帝因为东方朔劝谏不要修建上林苑，赐给他黄金百斤。以及南北朝时期，仍然以斤来计算。例如北魏孝文帝赐给抱睹生办理丧事的黄金八千斤，梁朝武陵王用金银百斤做成饼之类的情况就是这样。侯景围困城池时，羊侃率领军队抵御，朝廷下诏送去黄金五千两、白银一万两赏赐给战士。那么金银以两来计算，始于梁朝。此后陈朝将领周罗睺在彭城之战中，从重重包围中救出萧摩诃，因功被赐黄金、白银各三千两。梁睿平定剑南，隋文帝赐给他黄金二千两；又平定王谦之乱，赐给他黄金二千两、白银三千两。王谦作乱，王述抓获他的使者并上书，文帝也赐给黄金五百两。又文帝曾经赐给萧岿黄金五百两、白银一千两。周法尚击败李光仕，文帝赐给他黄金一百五十两、白银一百五十斤。那么黄金以两计算，白银仍然以斤计算。隋炀帝以来，因来护儿击败杨玄感的功劳，赐给他黄金一千两；因王辨击败山东盗贼的功劳，赐给他黄金二百两，这些事都记载在《南史》、《北史》中，那么金银以两计算，始于梁、隋两代。《通考》说萧梁年间交州、广州用金银进行交易，既然是民间交易，那么零星的多少不齐，自然要细致到铢、两。又《宋书·徐豁传》中记载，宿县的俚民征收银税，一子缴纳半两，那么国家制度征收银税也以两计算。因而上下通行，都论两不论斤。况且古代金银价格很便宜，所以以斤计算，后世金银日益昂贵，所以不得不以两计算。

○忽丝毫厘分钱

王西庄说：分、寸、丈、尺，分本来是长度单位的名称，现在的人却把它当作重量单位的名称，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十忽为丝，十丝为毫，十毫为分，十分为钱，都不详细知道它们的起源。查考这件事见于《宋史》：度量衡都以十作为进位基数，只有重量则以一龠容纳一千二百粒黍，重十二铢，两作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后世于是将铢改为钱，十钱为两，从此往上，十两、百两、千两、万两，而重量的数值也以十作为进位基数，大概是为了使用方便。其实“钱”字是借用钱币的“钱”，并非数学家正式的名称。唐朝开元通宝钱每枚重二铢四分，累积十枚钱，恰好重一两，所以后人就把钱作为两中的十分之一。分与厘、毫、丝、忽本来也是长度单位的名称，《孙子算术》说：蚕吐出的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十分为寸。宋太宗下诏重新确定权衡的样式，崇仪使刘蒙、刘承珪等人于是将乐尺积黍的方法移用于权衡，于是权衡中有了丝、忽、毫、厘、分、钱的数值。这就是近代两、钱、分、厘、毫、忽、丝的由来。现在俗人称量货物叫作“称”，称量金银叫作“等子”，宋朝初年都叫作“称”。刘承珪所确定的二十四铢遂成为它的“称”就是这样。元丰以后，才有了“等子”的名称。李焘《师友谈》记载邢和叔说：“秦少游的文章铢两不差，不是在秤上称出来的，而是在等子上称出来的。”宣和年间又有玉等子。

○一金

现在人们写文章，把白银一两称为一金，大概是随着世俗用银以两计算的习惯，古人的一金则不是一两。《汉书》注：应劭说：秦朝以一镒为一金，汉朝以一斤为一金。那么古代的一金就是一斤罢了。

○元宝

各省解送户部的正课银，每锭五十两，名叫元宝。查考《辍耕录》记载，至元十三年，元军平定宋朝，回到扬州，伯颜命令搜查将士所得的撒花银子，熔铸成锭，每锭重五十两，其字号叫作扬州元宝。回朝献给皇帝，世祖大会诸王公，用它来颂扬赏赐。后来朝廷也有自己铸造的，至元十四年的重四十九两，十五年的重四十八两，又有辽阳元宝，是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讨东方所得的银子铸成的。又《续通考》记载：至元三年，杨奂上言：平准行用白金出入，有偷盗的弊端，请求将五十两铸成锭，上面刻文叫作元宝。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现在的元宝，大概源于此。查考金章宗承安五年，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为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都同现钱使用。按照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价值百贯，民间有时有截凿的，所以改铸小锭。凡是俸禄军饷都银钞兼支。那么金朝时已有五十两一锭的元宝了，然而元宝的名称，其实不始于银，而始于钱。唐高祖武德四年铸造开元通宝钱，其文字是欧阳询所书。后晋天福三年铸钱，以天福元宝为文字。宋太宗铸钱常常亲自书写，淳化元宝作真、行、草三体。后来每次改元，改铸以年号元宝为号。仁宗时改年号曰宝元，钱文应当叫作宝元元宝，于是改铸皇宋通宝四字（从此钱文则叫作通宝，历代沿袭）。可见元宝的名称，本属于钱文，因而后代制造纸币也使用它，铸造银锭也使用它。（元中统二年，王文统请求制造中统元宝交钞，从十文到二贯共十等。）

译又查考，钱币上铸有年号，是从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开始的，其文字一面铸“四铢”，另一面铸“孝建”。后来去掉了“四铢”二字，只铸“孝建”。这又是历代铸钱使用年号的开端。

译○短钱

自古以来，使用的钱币从未有过以一百文为一百的足额情况。梁朝天监年间，破岭以东地区，八十文当作一百文使用，称为“东钱”；江郢以上地区，七十文当作一百文使用，称为“西钱”；京城地区，九十文当作一百文使用，称为“长钱”。大同末年，甚至出现了三十五文当作一百文使用的情况。唐朝盛世时使用足额的钱币，天宝年间因战乱窘迫匮乏，才开始下令以八十文当作一百文。后唐天成年间又减少了五文。后汉乾祐年间，王章担任三司使，又减少了三文。宋朝初年，缴纳官税的人也使用八十文或八十五文当作一百文，而民间甚至低至四十八文当作一百文。太平兴国二年，才下诏规定民间以七十七文当作一百文，然而民间使用的多寡终究并不统一。（《五代史》又说王章担任三司使时，一贯钱原本以八十文为一百，王章又减少了三文，因此宋朝时以七十七文作为官定钱数）。《续通考》记载：金世宗大定年间，民间用钱以八十文为一百，称为“短钱”；官方使用足额的一百文，称为“长钱”。有大名府男子干鲁补上书，认为官府所用的钱，都应当以八十文为一百，于是成为定制。高江村《天禄识余》说京城以三十三文为一百，近来又减少到三十文为一百，在席间赏赐给人，人们也不觉得奇怪。按京城习俗，官板钱一枚当两枚使用，凡是贸易议定一百文，实际上只用五十文。《续通考》记载嘉靖三年诏令：每银一钱值好钱七十文，劣钱一百四十文。这说明明朝前期已经有劣钱两枚当一枚使用的法令了。犒赏之类的情况，有时以三十五文为一百。三十五文相当于七十文，与古代七十文为一百的数额已经相差不远了。

○石

“石”本来是衡量重量的单位。汉代《律历志》记载：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所以“石”是衡量重量的最大单位。至于十龠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那么“斛”就是衡量容量的最大单位。然而世俗以五斗为一斛，两斛为一石，这是把衡量重量的最大单位当作衡量容量的最大单位，实在是混淆错误。但是汉代计量米谷时已经以“石”来计算，比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的官职，不曾以“斛”来计算。叶石林说以“斛”为“石”是从汉代开始出现的，这是对的。《管子·禁藏篇》说：百姓平均每人三十亩地，每亩收获一石，那么每人就有三十石；水果蔬菜素食相当十石，糠秕喂牲畜相当十石，那么每人就有五十石。《战国策》记载：燕哙把国家让给子之，把三百石以上的官吏全部交给他。又《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的论述说：一个农夫耕种一百亩地，每亩每年收获一石半，一百亩就是粟一百五十石，除去十一税十五石，剩余一百三十五石。那么斗、斛以“石”来计算，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这样了。当时世俗所称，大概是沿用了旧有的名称。又按：古代一石重一百二十斤，与一斛的数量相差不远。《汉书·成帝纪》注如淳说：中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八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二千一百六十石；真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五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一千八百石；二千石每月得到一百二十斛，一年总共得到一千四百四十石。虽然官职名称与所得俸禄的实际数量多少略有不同，但大致不离一斛等于一石。大概古代十斗为一斛，一斛就是一石。后世五斗为一斛，而两斛的数量是十斗，这仍然是沿用一石的旧名称罢了。按《苇航纪谈》记载：宋代韩彦古担任户部尚书，孝宗问他说：“十石米有多少？”韩彦古回答说：“一万合、一千升、一百斗、二十斛。”然而五斗为一斛，在宋代已经如此了。

○斗称古今不同

《说文解字》说：一斛粟舂出九斗米。张晏则说是七斗。《九章算术》则说是六斗。大概古代十斗为一斛。《淮南子》说：十石而有堵塞，那么百斗就足够了。北齐因为童谣中有“百升飞上天”的话，于是杀了斛律光。这说明齐朝时仍然以百升为一斛。董斯张《碧里杂存》说现在官制五斗为一斛，大概是取其轻便容易，实际上只是古代的一半斛，不知道不是现在的斛比古代大，而是现在的升、斗比古代大。《汉书·匈奴传》记载：一个人三百天的食用需要十八斛，那么人每天吃六升。王充《论衡》说：中等体质的人，每天吃一斗饭，喝一斗汤才能饱。那么人每天吃一斗，如果按照现在的升、斗计算，人怎么能承受得了呢？由此可知当时的升、斗小，所以以十斗为一斛，后世的升、斗大，所以不得不以五斗为一斛。董斯张所说的，大概是没有深入考察。然而历代逐渐变化的原委，也大致可以考察。沈存中《梦溪笔谈》说：秦、汉以前，六斗相当于现在的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相当于现在的十三两。汉代的一斛，相当于现在的二斗七升，一百二十斤为一石，相当于现在的三十二斤。可见汉代斗、称的制度已经比古代大。孔颖达《左传正义》说：魏、齐的斗、称与古代相比，二合一。这说明魏、齐已经比古代大一倍了。又说：周、隋的斗、称与古代相比，三合一。那么周、隋又比魏、齐大。（《隋书·律历志》记载：隋朝以古代三斗为一斗，古代三斤为一斤。顾炎武说三代以来的斗、称到隋朝发生了巨大变化。）杜佑《通典》说六朝的量器三升相当于现在的一升，称器三两相当于现在的一两。那么唐代的斗、称又比

译六朝了。《珊瑚钩诗话》记载：刘仲原得到两个铜斛，一个是始元四年制造的，一个是甘露元年制造的，都写着容量为十斗，后来刻着重量为四十斤。用现在的度量衡来比较，容量是三斗多，重量是十五斤，斗的容量是三斗有余，斤的重量是三斤不足。陈无择说：二十四铢为一两，每两相当于古文的六铢钱四个，开元通宝钱三个。到了宋代，用开元通宝钱十个为一两，现在的三两相当于古代的十两，这说明宋代的斗和秤比唐代又更大了。《元史》记载：元世祖平定江南后，命令缴纳粮食的人仍然使用宋代的斗斛，因为宋代的一石相当于当时（元代）的七斗。那么元代的斗斛又比宋代的大了。然而这还是从官斗、官秤的角度来说的，至于市斗、市秤，又有随地不同的情况。比如现在四川的斛比湖广的大，湖广的斛又比江南的大，秤则有行秤、官秤的不同，库平、市平的差别，也不是禁令所能完全统一的。而市侩牙行自然能够参校，锱铢必较，分毫不差，那么虽然不完全统一但仍然通行。

译现在的斛式，上面窄下面宽，这是宋代贾似道遗留下来的制度。明代人《农田余话》说：现在所说的斛，起源于贾似道。元代至元年间，中丞崔〇上奏说：这种斛的样式口狭底宽，在出入粮食时，盈亏相差不大。于是颁布实行（这也见于《崔〇传》）。宋代胡琦《耕录稿·拟木斛除度支使诰》中有这样的话：现在选拔你，因为其中通而外直，体圆而用方。又《代木斛谢表》说：天圆地方合制，大致保持均平。这说明宋代以前的斛是圆形的，像现在的圆斗，然而《山堂考索》说，斛的制度是方一尺深一尺，那么古代的斛也有方形的。

○ 尺和丈古今不同，后世的权量大约比古代大三到四倍，只有尺度不像权量那样差异巨大。《晋书》中挚虞论述音乐，说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将近半寸。乐府使用它，所以律吕不合。将作大匠陈勰挖出古尺。尚书上奏说现在的尺比古尺长，应该以古尺为标准。这是晋代尺度已经比古尺长，但也还不到三倍。程大昌《演繁露》说唐尺一尺相当于六朝尺一尺二寸。沈存中《笔谈》说古尺二寸五分相当于现在的一寸八分。周祈《名义考》说周尺才相当于现在尺子的六寸六分。《稗史》说宋代司马侑刻制的布尺，比周尺长一尺三寸五分。丘琼山说周尺比现在的钞尺长六寸四分。王棠说明代钞尺与现在的裁缝尺相近。列举这几种说法来看，可以大致看出历代尺度的长短，大概比古尺只多出三寸有余。

《新唐书·张孝忠传》、《李晟传》都说身高六尺四寸，马燧、杨收《传》都说身高六尺二寸，《高力士传》说身高六尺五寸。顾炎武说：过去的人认为六尺是矮，现在认为六尺是高，其他书中没有见到。大概宋祁用唐尺来记载，所以六尺就是高个子了。

○ 量酒用升斗，现在的人量酒都用斤两计算，古人则不论斤，只用升斗计算。《考工记》：梓人制作酒器，爵是一升，觚是三升。《韩非子》：宋国有个卖酒的人，量酒的升斗非常公平。《韩诗内传》：一升叫爵，二升叫觚，三升叫觯，四升叫角，五升叫散。这是自古以来量酒都用升斗。《史记》中淳于髡一斗也醉，一石也醉。李白诗：兰陵美酒斗十千。杜甫诗：速来相就饮一斗。苏轼赋：我有斗酒。那么唐代、宋代也还沿袭旧制。现在酒肆虽然论斤，但〇酒时也用竹筒倒出，仍是升斗的遗法。

◎ 火炮火枪，军中的火器，古代就已经有了。《周官》中有火射、枉矢之类，已经开了头。然而燧象、火牛、赤壁之火、秭归之火，都是用草木芦苇浇上油脂，不是用火药制造的武器。至于所谓的炮，都是用机械发射石头。《范蠡兵法》：飞石重十二斤，用机械发射三百步。《三国志》：袁绍堆起土山高橹，射击曹操军营，曹操于是制造霹雳车，发射石头攻击，袁绍的楼都破了。《南史》：黄法〇攻打历阳，炮击其楼堞，攻克了它。《通鉴》：秦王李世民在洛阳城中围困王世充，制造大炮飞石，重五十斤，掷出二百步。《唐书》：李光弼守卫太原，制造大炮飞巨石，一发打死数十人。《通鉴》：周世宗攻打寿春，亲自从马上抱一块石头到营寨，供炮使用。《宋史·张雍传》：蜀中王小波作乱，张雍守卫梓州，贼人来攻，就发射机石击退他们。《独醒志》：靖康年间被围，金人发射炮攻破城池。有人献计想用绳索编织网来阻挡。那人从太原回来，看见张孝纯设置这个而炮无处施展。《金史》：元兵围困洛阳，金巡警使强伸创造遏炮，用不过数人能在百步外发射大石。等到元兵攻打汴京，金龙德宫制造炮石，取艮岳太湖灵壁假山来做，大小各有斤重，其圆如灯球的样子。元兵用炮则不然，打破大〇或碌碡为二三，都用攒竹炮，有至十三梢的。《毛〇传》：何〔阿〕驴、樊乔仕金为司炮，后降元军，仍司炮，告诉元人说：“炮利于短，不利于长。”让他们截去木头数尺、绳子十余握，从此机械虽然起伏，所击无力。这是历代炮法还多用机械发射石头。然而火炮确实起源于南宋、金、元之间。《宋史》：虞允文采石之战，发射霹雳炮，用纸做，装满石灰、硫磺，投入水中而火从水中跳出，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迷住金人马，于是打败了他们。又魏胜创造炮车，施放火石可二百步，其火药用硝石、硫磺、柳炭做成。这是近代用火器的开始。《续通鉴》：金人守卫汴京，在城上风板之外，用牛皮做屏障。蒙古用火炮攻击它，随即延〇。城中也有火炮叫震天雷的，用铁罐装药，用火点燃，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〇围半亩以上，铁甲都穿透。蒙古做牛皮洞屋，直到城下，掘城。城中用铁绳悬挂震天雷而下到掘处，火发

译人和牛皮都迸裂粉碎。又有飞火枪，注入火药，用火点燃，就能向前燃烧十余步。蒙古人只畏惧这两种武器。又《金史》及《续通考》记载：金哀宗时，蒲察官奴用火枪击败敌人，用十六层纸做成筒，填入柳炭、铁屑、磁石末、硫磺、砒石和硝石，用绳子系在枪端，用铁罐藏火，临阵时点燃。火从枪口喷出丈余远，元兵无法抵挡，于是溃败。后来阿里海牙攻打樊城时，元世祖得到回回人亦思马因献上的新炮法（《元史》记载：世祖征召西域炮匠阿老瓦丁及其徒弟亦思马因到来，制造大炮竖立在午门前，试射时，声音传遍数十里），命令送到军前。于是进攻樊城，樊城被攻破，又移炮指向襄阳。一炮击中谯楼，声音如震雷。世人所说的襄阳炮就是这种。大概火炮的制造，到这时更加精良。而且来自西域，所以世人传说为西洋炮。至于宋开宝年间张和仲所记载的岳义方火箭，以及曾公亮编纂的《武经总要》中有虎蹲炮、旋风炮，蒺藜球、霹雳球，那本来就不如后世大火炮的用途广泛。明初有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炮，以及碗口铜铳、手把铜铳、佛郎机等种类。建文帝在东昌之战中，燕军被火器所乘，死者万余人。征讨南方时，张辅用神铳击破交趾的象阵。也先包围京城，于谦想要发射大铜铳，挖掘土坑藏身，亲自点燃药线以击敌。这些都是火器在实战中应用的例子。而鸟枪则起源于嘉靖年间。郎瑛《七修类稿》说：嘉靖年间，倭寇侵入内地，有被擒获的，一并缴获了他们的铳，于是让被擒的倭寇教演中国人，于是传开了这种方法，如今已经遍布天下。查《续通考》所记载的前明军器，只有弓弩、盔甲、枪刀、铜铳之类，而沿弹则是嘉靖四十三年才开始使用。唐顺之的奏疏说：建国初期只有神机火枪一种，而佛郎机、子母炮、鸟嘴铳都是后来出现的。鸟嘴铳最猛烈锋利，用铜铁做管，木托承托，中间装填铅弹。其发射方法是，两手握住枪管，手不动而药线点燃枪管。背后设置两个准星，用眼睛对准准星，用准星对准想要击打的人，没有打不中的（这就是现在的鸟枪）。火器技术到此达到极致。这是倭人用来在中国施展其巧技，而中国人学习他们的说法。据此则鸟枪起源于嘉靖年间，传自倭人是很明显的。然而《续通考》中参将戚继光说：以前署理卫所印信时，在卫所库房见到鸟嘴铳，那是倭乱未发生时就已有的。那么又并非起源于嘉靖年间。查丘濬说：神机火枪，在永乐年间平定南方交趾时，交趾人所制造的尤为精巧，命令宦官按照其方法监造。王鏊《震泽纪闻》也说：明成祖北征时，初次得到安南神枪，敌人一人直冲上前，两人跟随，都被枪击中而死。又明代制度：凡是火器由内府兵仗局掌管，在外不允许制造。那么前明征讨交趾后已有鸟枪，只是明代禁止外间学习使用最为严格，所以太平日子久了，都不知道使用它。直到嘉靖年间倭寇侵入中国，又得到了它的传承。

译查考《明史·兵志》“火箭”条记载，永乐年间征讨交趾，获得了神机枪炮的制造方法，特意设立神机营来操习。大的用火炮用车载，次一等的用小架、用木桩、用手托。所谓用车载的，就是现在的大炮。用架、用桩的，大概就是现在的鸟机炮。用手托的，大概就是现在的鸟枪。由此可见，鸟枪的形制在永乐年间就已经有了，然而没有流传到外面。永乐二十年，虽然听从张辅的请求，在大同等关隘设置火炮以抵御敌人，但利器不示于人，朝廷每每谨慎爱惜。宣德年间，又敕令宣府总兵谭广说：“神铳是国家所看重的，用来壮大军威，不要轻易发放。”正统六年，边将黄真在宣府设立神铳局，皇帝还因为火器在外部制造，担心传习泄露，特意下敕令制止。因此，在正统以前，鸟枪未曾流传到外面，直到嘉靖以后才开始在军营中使用。

○纸钱欧阳修说五代时礼制废弛，寒食节在野外祭祀，焚烧纸钱，认为纸钱是从五代开始的，其实并非起源于五代。《汉书·张汤传》记载：有人盗掘汉文帝陵园中埋藏的钱币。如淳注释说：在陵园中埋钱，用来送葬死者。《南史》记载：吴苞临终时，对他的弟子说：“我今晚就要死了，壶中有一千个大钱，用来打通九泉之路。”可见汉代及六朝本来都使用真钱。然而《汉书·郊祀志》规定，祭祀进献五牲牢具，都用木制的马代替活驹，以及各名山祭祀用驹的，都用木马代替。那么祭祀用牺牲，已经有用木头模拟形状的，只是没有用于钱币罢了。《事林广记》和《困学记闻》都说汉代以来有埋钱习俗，后来民间风俗逐渐用纸代替钱，但没有说明起源于哪个朝代。唐临《冥报录》、曾三异《同话录》说，唐代以来才开始有，名叫寓钱，意思是把形状寄托在纸上。《法苑珠林》则认为起源于殷长史，洪庆善《杜诗辨证》则认为起源于南齐东昏侯喜好鬼神方术，剪纸为钱，用来代替束帛。两种说法虽然不同，但《封氏闻见记》说纸钱在魏晋以来就已经有了，现在从王公到士人百姓没有不用的。封演是唐德宗时的人，距离六朝不远，所见必定不是没有根据的，那么纸钱起源于魏晋是没有疑问的。《旧唐书·王玙传》记载：开元二十六年，王玙担任祠祭使，于是用纸钱用于祠祭。《资治通鉴》也说王玙用纸钱，类似巫觋，习礼的人感到羞耻。这又是朝廷祀典使用纸钱的开始。大概自古以来只是民间风俗所用，而朝廷祭祀使用则从王玙开始。然而说习礼的人感到羞耻，那么当时还有不使用的人。《唐书》记载：范传正说：颜鲁公、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到了宋代，钱邓公还不烧纸钱。大概古人祭祀，本来使用玉币，汉代以来才开始用钱。后世鬼神之事繁杂，于是改用纸，所以一两个守礼的士人非议它，因为它起源于祈祷以求福。其实按照《檀弓》中明器的意义，纸钱本来也不是不可以。邵康节春秋祭祀也焚烧纸钱，伊川怪问此事，他说：“如果有益处，难道不是孝子顺孙的心意吗？”朱子说：“建国初年谈论礼制的人看错了，只制作纸衣冠而不制作纸钱，不知道纸衣冠与纸钱有什么区别？”戴埴《鼠璞》也说汉代的埋钱，接近于对待死者像对待生者一样，改用纸钱，很符合涂车刍灵的意义。袁褧《枫窗小牍》记载宋高宗灵车出发时，谏官认为世俗用纸钱，是佛教使人超度亲人，恐怕不是圣主所适宜的。孝宗把纸钱扔在地上，说：“邵尧夫是什么样的人，祭祀祖先也用纸钱，难道生人处世能不用一个钱吗！”《清异录》记载周世宗出殡那天，金银钱宝都模拟形状，纸钱大得像杯口，印文黄色的叫“泉台上宝”，白色的叫“冥游亚宝”（也见于都穆《听雨记谈》）。这又是后世黄白纸钱的开始。查考《北梦琐言》：王司徒王潜与武相武元衡交好，武元衡被刺杀，王潜曾四季烧纸钱祭祀他。有个叫许琛的人突然死亡，见到冥官，冥官说他不该死，于是放他回去，因而让他传话给王司徒，说：“我就是武相公。感激司徒曾经资助我纸钱，只是大多穿破了。替我告诉司徒，必须加以检查。”杨收被杨元琰诬陷致死，一天忽然拜访郑愚借十万钱，郑愚答应借一半。杨收说：“不是铜钱，烧的时候希望不要沾地。”郑愚如数烧了。南岳道士秦保言偶然说：“真君已升仙，何须纸钱？”夜里梦见真人说：“这是冥吏所借用的，我何须要用。”于是人们都相信使用纸钱。《夷坚志》记载：邹智明得了急病，请僧人诵《孔雀明王经》，看见有孔雀来追逐鬼。鬼对邹说：“我们应当离去，希望你多烧冥钱给我。”于是叫仆人买纸钱焚烧，众鬼全部离去。项明的妻子胡氏已经死了，她的魂魄仍然来和女儿同宿，并且对项明说：“我父亲房屋破旧，打算建造新居，求钱资助费用。”于是焚烧纸钱数百束。又说：“钱多没有人运送。”于是画了两个力士焚烧。这才离去。又赵天羽小说记载：明崇祯末年，市集上人与鬼混杂出现，有用纸钱买东西的，起初来不及辨别，到晚上才发现。于是设置水盆，让交易者把钱投到水中，以辨别真伪。

译《东轩述异记》记载：高阳长发堂记：有一个人梦见已故的朋友来访，向他索要银钱，他便答应给予。朋友又说：“银锭必须足金足银，成串的纸钱必须完整无损。”又有沈耀先死后，他的朋友忽然看见他，与他谈论阴间的事情，问道：“世间的纸钱在阴间也有用吗？”回答说：“也有用。”那么纸钱冥镪在阴间是真的可以使用的了。难道是人世间所想象制作的东西，鬼神就随之认可接受吗？

译○纸马《天香楼偶得》记载：世俗在纸上画神像，涂上彩色，祭祀完毕后就焚烧，称之为甲马。因为认为这纸是神灵凭依的载体，似乎像马一样。然而《蚓奄琐语》记载：世俗祭祀，必定焚烧纸钱和甲马。有一位穹窿山的施炼师（名叫亮生），召请温帅降临，温帅临走时索要马匹，连烧几张纸马也不肯退去。炼师说：“献上的马已经很多了。”温帅判词说：“马脚有疾，不适合骑乘。”于是取出未烧尽的纸马查看，发现模板折坏，马脚断裂而不相连。于是用笔将断处续接上，温帅这才退去。由此可知，过去在纸上画神像，都配有马作为骑乘之用，所以称为纸马。

○以钱代蓍《辍耕录》记载：如今的人占卜，用铜钱代替蓍草，是因为使用方便。然而不清楚这种习俗始于何时。储泳在《祛疑》中也只是说近代用铜钱掷出爻象，是为了简便罢了。查考贾公彦的《仪礼疏》说：古人用木棍在地上画卦，现在则用铜钱，三个反面为重钱，重钱对应九；三个正面为交钱，交钱对应六；两个正面一个反面为单钱，单钱对应七；两个反面一个正面为拆钱，拆钱对应八。陈继儒在《群碎录》中引用此说并加以阐明，认为两个背面一个正面为拆，两个正面一个背面为单，全是正面为交，全是背面为重。贾公彦的疏解如此，那么唐代人就已经使用这种方法了。查考《耳目记》：王庭凑召请五明道士占卜，掷出的三枚铜钱都跳动不止。这是唐代用铜钱占卜的证据。如今考据《朱子语类》，发现这种方法并不始于唐代，实际上是从汉代开始的。《语类》说：如今的人用三枚铜钱代替蓍草，这是汉代焦赣、京房的学问。又说：用铜钱占卜，用甲子起卦，始于京房。项平甫也说：根据《京易》考证，世间所传的火珠林，就是京房遗留的方法。火珠林就是交、单、重、拆，那么铜钱占卜始于京房是无疑的了。唐诗中有“君平掷卦钱”的诗句，更加可以看出严君平已经使用铜钱占卜。储泳又说：自古以来，把铜钱有字的一面当作阴，无字的一面当作阳，朱熹则把有字的一面当作面，无字的一面当作背。凡是物体的面都属于阳，背都属于阴，因此他反用旧法。所以建安地区的学者都主张他的说法，直到今天术数家都是如此。查考古代铸造金属为镜，其背面有时记载国号，所以有字的应当为阴。然而镜子有正面，所以背面有字；铜钱没有正面，那么自然应当把有字的一面当作正面。如果是本朝的铜钱，一面记载年号，一面记载省局，那么以年号为正面，更是不用多说了。

○门帖门帖本是古代的桃符。《后汉书·礼仪志》“新春用桃符”的注引《山海经》说：度索山有一棵大桃树，树上有两位神人，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能够驱除百鬼。所以黄帝仿照他们，在冬月驱傩仪式结束后，在门上树立桃梗。王充在《论衡》中也说：在门户树立桃木制成的人像。那么桃符的制度，起源非常古老。《风俗通》说：桃梗，就是更替的意思，年终更始，接受福祉。然而古代使用桃梗，后世则改用红纸，在上面书写吉祥语，不知道始于何时。陈云瞻在《簪云楼杂话》中说：春联的设置，始于明太祖。当时都城在金陵，除夕前忽然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必须加贴一幅春联。皇帝微服出巡观看，偶然发现一家没有贴，询问得知是屠夫，还没请人写。皇帝亲自书写“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直接离开，校尉们一拥而去。不久皇帝又出来，不见悬挂，问其原因，回答说：“知道是御笔亲书，高悬在中堂，作为新年吉祥的象征。”皇帝大喜。又太祖赐给陶安门帖说“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见于《列朝诗集》。又赐给廖永忠漆牌，书写“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字，悬挂在门首，见于《明史》本传。那么门帖起源于明太祖，道理或许是这样的。然而《辍耕录》说：张之翰由翰林学士出任松江知府，自己题写桃符说：“云间太守过三载，天下元贞第二年。”这一年他就去世了。元贞是元成宗的年号。《癸辛杂识》记载：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甲午年题写桃符说：“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包宏斋致仕后，作园居，题写桃符说：“日短暂居犹旅舍，夜长宜就作祠堂”。廖药州桃符说：“喜有宽闲为小隐，粗将止足报明时。”“桃花流水之曲，绿阴芳草之间。”又《夷坚志》记载湘乡学长王仲淹在孙庙题写桃符说：“竟说素王颜有喜，定知黄甲捷先通。”不久王仁伯改名颜，于是考中解元。下一科仲淹又改孔庙桃符说：“素王颜色津津喜，黄甲科名鼎鼎来。”不久王南强又登第。那么宋、元时已经有门帖了。不仅如此。《说苑》记载：五代时伪蜀每年除夕在诸宫门，各给桃符，书写元亨利贞四字。当时孟昶的儿子擅长书法，取本宫策勋府的桃符书写说：“天垂余庆，地接长春。”第二年王师平定蜀地，任命吕余庆掌管军府事务，即以策勋府为治所，而长春乃是太祖的圣寿节。也见于黄林复《茅亭客话》

译而杨亿在《谈苑》中又认为这是孟昶的学士辛寅逊所题写的桃符，那么门帖的习俗也就并非始于宋、元两代，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译○ 用纸张通报名姓，称为拜帖。刘冯在《事始》中说：古代削木片来书写姓名，所以称为“刺”。后世用纸张书写，称为名帖。考察这种说法也有可疑之处。既然说削木为刺，那应该是在没有笔墨之前的事，然而六经以及先秦、西汉的书籍中，并没有“刺”这个字，汉初还称之为“谒”。《史记》记载，郦食其登门递上名帖，按剑呵斥使者，使者害怕得丢掉了名帖，跪着捡起来，跑回去报告沛公。《汉书》记载，高祖谎称名帖上写着：“贺钱一万。”颜师古注解说：所谓名帖，就是书写名帖来自报爵位和籍贯，就像现在拜见尊贵之人而通报名字一样。又记载石奋担任中涓，接收书信和名帖。《袁盎传》记载：呈递名帖。《娄敬传》记载：传达命令的人惊慌得丢掉了名帖。又记载隽不疑戴着进贤冠，佩带剑具，呈递名帖给暴胜之。注释都说：谒，就像现在的投刺一样。可见汉代都称之为谒，没有所谓刺的说法。怀刺始于祢衡，又《后汉书·循吏传》记载郭林宗带着名帖去太学，拜见仇览。又《童恢传》记载：杨赐被弹劾，各位掾属都投下名帖离去。那时已经在蔡伦造纸之后，如果像刘冯所说，那么没有纸之前称为谒，有了纸反而削木为刺，似乎不合事理。鱼豢《典略》记载：皇甫规居家时，有位雁门太守也回到故乡，拿着名帖来拜见，皇甫规不礼遇他，用那名帖刮腿。那么刺又似乎是削竹木制成的。我私下认为，古代有通名的习俗，本来是用削木写字，汉代称之为谒，汉代以后称之为刺，汉代以后虽然用纸但仍沿袭称为刺。所以《事林广记》说：拜见长辈用名纸，拜见平辈以下用刺，上面书写某郡姓名，有爵位的并书写爵位，称为爵里刺，其实都已经用纸了。六朝时名纸只称为名。《南史》记载：何思澄每天晚上制作一束名帖，天亮就驾车出门，朝中官员没有不与他亲近的。晚上回家，所携带的名帖必定用完。《通鉴集览》记载：唐代百官在ト门呈递榜子。榜子用纸宽四五寸，在其中书写乡邑姓名。刺则用纸宽二三寸，在纸的前面书写姓名，反卷像筷子一样，用红绒系住。凡是拜见他人，必须先托门人通传进去，称为投刺。说反卷像筷子，大概是还保留着削木的遗制。李济翁《资暇录》说李德裕任宰相时，人们每次通名，改为具列官衔起居，称为门状。这是后世门状的开始。（沈括《梦溪笔谈》说现在的门状称“牒件状如前，谨牒。”这是唐代在都堂拜见宰相的礼节，其格式先具列事由，申请处分，宰相在状后批示引见，才允许拜见。后人逐渐将其用于执政官的私宅。小说记载用于私宅从李德裕开始。近代谄媚之人，无论高低一律使用，称为大状。《北梦琐言》又说：大中年间薛保逊刚作门状，后来又把所怀内容列于启事，号为门状启，其格式说“谨〇候起居”等等。又费兖《梁溪漫志》说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拜见的名帖，在年月前加一行说“牒件状如前，谨牒”，政和、宣和年间才去掉这一行，末尾称“裁旨”，这可见宋代门状的格式。）皇甫庸《近峰闻略》记载：刘瑾掌权时，百官的门状启礼全用红纸，所以京师红纸价格顿时上涨十倍。那么古来名纸门状尚且都用白纸，现在所用的红帖是从刘瑾开始的。（王阮亭《香祖笔记》说，翰林院的旧例，坊局以上才用红柬作名帖，庶吉士只用白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这大概是不知古人姓名帖本用白纸。翰林院用红用白，大概是从用红帖以后稍有区别罢了。）郎瑛《七修类稿》也说：我年轻时看见公卿的名帖纸不过像现在的白录纸二寸，偶尔有一二张苏笺，可以说是奇异了。又《迪吉录》记载海瑞任南冢宰时，有人送财物行贿的都不接受，名帖用红帖的也认为奢侈而厌恶。又可知当时还没有全用红纸，而奔走钻营的人则更加踵事增华。《啸虹笔记》记载，茅浔阳每次拜见严嵩，用赤金缕写姓名，怀疑是用红绫作名帖，严嵩认为这是尊重他，而门人贪图他的金子，每次传报后就取走金子，因此严嵩败落，茅浔阳竟免去了交通律的罪名。那么还有用红绫金字的了。《涌幢小品》记载张江陵得势时，阿谀奉承的人名帖用织锦，用大红绒写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张江陵见了嘻笑，却不认为不对。张江陵不贪贿赂，只喜欢尊崇自大，所以人们以此媚悦他。那么又有用红绒织锦的了。又王〇州《觚不觚录》说：亲王投名帖，惯例不称名，有写王的，有写别号的，体现至尊的地位，只有鲁王则一切通名。自从分宜（严嵩）掌权，亲王无不称名了。到了张江陵，则无不称晚生了。在张江陵时，袭封者甚至称门生了。（《觚不觚录》又说：旧例，投制式名帖正面都写一个正字，万历丙子年入朝投名帖都不写正字，是为了避张江陵的讳。明代小说又记载，正德年间一位大臣拜见刘瑾的名帖，称“门下小厮”。嘉靖年间一位仪部官员拜见翊国公的名帖，称“渺渺小学生”。又有自称“将进仆”、“神交小子”、“未面门生

译）由此一事的历史沿革，也可以观察社会风气的变迁。翰林的名帖惯例写大字，这大概始于明朝中期。《涌幢小品》说：翰林的字大得几乎与副都御史相等。我在姚画溪公家中，见到公的座师王槐野的单名帖，自称“友生”，字只有蝇头大小。同科的甲辰会元瞿文懿也有单名帖，自称“年侍生”，与王槐野的字大小略相等。可见前辈谨慎质朴到了这种地步。据此可知，嘉靖以前尚且不使用大字。《涌幢小品》又记载，御史与主事之间的公文往来，御史的署名颇大。王伟任职方郎中时，随口吟诗道：“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后来王伟升任兵部侍郎，有客人祝贺说：“大名现在属于您了。”他又吟诗道：“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如今一纸糊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冬夜笺记》说：从前见到前辈往来的名帖，亲戚则写“眷”，世交则写“通家”，同年子弟写“年家”。自从明末崇尚声气，即使只有半面之缘的人也自称结社结盟，现在则改为“同学”，而且无论有没有科举功名，都写“年家”了。《分甘余话》记载：顺治年间结社之事盛行，京师往来投递名帖，无不称“社盟”的。杨雍建上疏陈述此事，有关部门议定责令禁止，于是停止不再使用。二十年来，京师通名拜谒没有不用“年家眷”这三个字的，有人戏作词道：“也不论医官道官，也不论两广四川，但通名，一概年家眷。”

译木棉布在宋末元初开始流行，古代没有棉布，所有的布都是用麻制成的。《礼记》说：“处理麻和丝，用来制作布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关于木棉做布，丘濬认为是在元代才传入中国，而张翀在《浔梧杂佩》中引用《通鉴》记载梁武帝赠送木棉皂帐的事，依据史书《释文》说：木棉在二三月播种，到夏天开黄花结出果实，等到成熟时果皮裂开，中间露出像棉絮一样的东西，当地人用铁器碾去棉籽，取出棉花用小竹弓弹松，细细卷成筒状，放在纺车上纺纱，自然抽出丝线，织成布，所说的就是这种东西。查史书《释文》所说的正是现在棉花织成的布，那么梁武帝时就已经有这种布了。有人说《汉书》注中孟康说：闽地人把棉花叫做吉贝，而《正字通》和《通雅》都说：吉贝是木棉树。《南史·林邑传》也说：吉贝是一种树，它的花像鹅毛，抽出丝线纺纱织布，与麻布没有区别。这样看来，六朝以前的木棉布是用吉贝树的花制成的，属于木本植物而不是草本植物。现在广东的木棉树，它的花正是红色的，等到凋落时则白得像鹅毛，正是《南史》所说的吉贝树。但它的花只能用来填充褥垫，而不能织布。查《南史·林邑传》把吉贝称为树，《旧唐书·南蛮传》却说：吉贝草采摘花来织布，名叫白紵。《新唐书·林邑传》并不叫吉贝，而叫古贝，说古贝是一种草。那么《南史》所说的吉贝树，就是《唐书》所说的古贝草，起初称之为木棉，大概是为了区别于蚕茧的绵。而那时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原，不知道它是木本还是草本，因为南方有木棉树，就推测这种布是用这种树的花织成的。等到宋祁修《唐书》时，已经知道它是草本植物，所以不说木而说草。史书《释文》的作者是北宋人（见《文彦博传》），又在宋祁之后，并且熟悉碾、弹、纺、织的技术，所以注解更加详细。由此推断，梁武帝的木棉皂帐就是用草本棉花制成的，而不是木棉树的花。再进一步推断，《禹贡》中“厥篚织贝”，蔡沈注解说：现在南方少数民族把木棉中精细的叫做吉贝，那么夏代的织贝也就是现在的草棉布，这样三代时就已经有了。记载在史传中的，《南史》记载姚察有门生送他一端南布，姚察说：“我穿的只是麻布，这东西我没有用处。”白居易《布裘》诗说：“桂布白似雪。”又《以布裘赠萧殷二协律》诗说：“吴绵细软桂布白。”叫桂布，大概是桂管地区出产的。孙光宪《南越》诗：“晓厨烹淡菜，春杼织〇童花。”（草棉也叫〇童花。）李琮诗：“腥昧鱼吞墨，衣裁木上棉。”苏轼诗：“东来贾客木棉裘。”以及《五代史》记载马希范制作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棉。《宋史·崔与之传》记载琼州用吉贝织成衣被，工作出自妇女之手。都是这种东西。那么棉花布自古就有，为什么丘濬说元代才传入中国呢？大概是因为过去棉花布只有交州、广州有，它的种子和织法都没有传入中原。看姚察门生送的只有一端，白居易把它送给别人并写成诗歌咏叹，就可以知道它是稀有而珍贵的。等到宋末元初，它的种子传入江南并织成布，利益于是普及天下。谢枋得有《谢刘纯父惠木棉》诗说：“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厥土不宜桑，蚕事殊艰辛。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江东易此种，亦可致富殷。奈何来瘴疠，或者畏苍〇。吾知饶信间，蚕月如岐〇。儿童皆衣帛，岂但奉老亲。妇女贱罗绮，卖丝买金银。角齿不兼与，天道斯平均。所以木棉利，不畀江东人。”根据这个，宋末棉花的利益还在闽中，而江南没有这种作物。元人陈高有《〇童花》诗，说：“炎方有〇童树，衣被代蚕桑。舍西得闲园，种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时，料理晨夕忙。挥锄向烈日，洒汗成流浆。培根浇灌频，高者三尺强。鲜鲜绿叶茂，灿灿金英黄。结实吐秋茧，皎洁如雪霜。及时以收敛，采采动盈筐。缉治入机杼，裁剪为衣裳。御寒类挟纩，老稚免凄凉。”陈高是元末人，而在隙地刚开始种植，就可以知道它传入不久。陶宗仪《辍耕录》记载松江乌泥泾土地贫瘠，谋生不足，于是到闽广寻找木棉种子，起初没有踏车椎弓的工具，都用手法去籽，用线弦竹弧，按压拨动而成，功夫很艰难。有黄道婆从崖州来，教他们纺织，人们于是大获其利。不久道婆去世，就立祠祭祀她。三十年后祠堂毁坏，乡人赵愚轩重新建立。陶宗仪是元末人，当时所记载的立祠始末如此，更可见黄道婆的事不久远，而松江有木棉布确实是从元代开始的。《琅〇牙代醉编》又说棉花是番使黄始所传，现在广东人立祠祭祀他。综合各种说法来看，大概它的种子本来来自外番，先传到广东，接着传到

译福建地区，是在元朝初年才将棉花种植推广到江南，而江南地区的棉花种植又始于松江。《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六年，设立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规定百姓每年缴纳木棉布十万匹。程钜夫的文集中有《送人赴浙东木棉提举》一诗。程钜夫在元朝初年出仕，而当时专门设立木棉提举这一官职，由此可知起初棉花种植确实有利于民生。丘濬所说的“棉花在元朝时才传入中国”，并非没有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太祖建国之初，就下令拥有五亩至十亩田地的百姓，种植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种植。此外，赋税粮食也允许用棉布折算成米来缴纳。

译卷三十一 认族

世俗喜好与同姓的人认作同族，不问宗族派别，就随意相认，这种习气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李唐皇室自认为是老子的后代，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并将《史记·老子传》提升到列传的首位。郭崇韬以汾阳王（郭子仪）为远祖，西征时，路过河中，祭祀汾阳王的墓，哭得非常悲哀。南唐国王李璟因为唐吴王李恪有功，李恪的儿子李岘做过宰相，于是以吴王为祖先，从李岘以下五代人的名字都是由有关部门撰写的。这些都是攀附显赫的道德声望，以此作为荣耀的人。然而狄武襄（狄青）官至枢密使，有人献上狄梁公（狄仁杰）的画像和诰敕给他，武襄说：“一时的际遇，怎么敢远远地攀附梁公呢？”他的见识很卓越！又有本来不是同姓，却强行联宗的人。《北史·唐瑾传》记载：周文帝赐给唐瑾宇文姓氏，燕公于谨向周文帝说：“唐瑾学问品行兼修，希望与他同姓，结为兄弟，或许子孙能承继他的余论，对教化有益。”周文帝于是改赐唐瑾纽于姓氏，于谨于是与他深相结交，敦睦长幼的次序。这是非同姓而认族，实在是千古所未有的。然而于谨是想以自家的家法来效法他，不是后世依仗光宠、攀附权势的人所为。《晋书·石苞传》记载：曾孙石朴没于敌寇，石勒因为石朴与自己同姓，且都是河北人，把他引为宗室，官位做到司徒。《南史·侯瑱传》记载：侯景因为侯瑱与自己同姓，托称为宗族，对待他非常优厚。宋代小说记载：罗绍威做节度使，因为罗隐是名士，拜他为叔父，赠送的礼物很丰厚。《宋史》记载：蔡京与蔡襄虽然是同郡但蔡京晚出，蔡京想攀附蔡襄，自称是蔡襄的族弟。这还只是以门第声望相攀附，不完全是出于势利之心。（杜正伦与城南的杜氏昭穆关系素来疏远，请求合谱，不被允许。杜氏所居的地方叫杜固，世代相传那里有壮气，所以世代都是衣冠之家。杜正伦于是请求凿开杜固通水以便利百姓。这是想攀附门第声望不得，反而导致互相伤害的人。）《晋书》记载：孙弼及弟子孙髦、孙辅、孙琰四人，与孙秀合族。《南史》记载：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周石珍是建康的仆役，担任梁朝制局监，于是攀附他。《旧唐书》记载：李义甫显贵后，自称本出自赵郡李氏，开始与各李氏排定昭穆次序，而无赖之徒凭借他的权势，拜他为兄叔的很多。《李辅国传》记载：宰相李揆，是山东甲族，见到李辅国行弟子礼，称他为五父。《宋史》记载：史正志与史浩异族，拜史浩并以父礼侍奉他，王十朋弹劾他的奸邪。这是专门以权势夤缘攀附的人了。又更严重的，《宋史》记载：蔡嶷尊蔡京为叔父，蔡京命令他的儿子蔡攸、蔡修等出来相见，蔡嶷立刻说：“大错！您乃是叔祖，您的儿子乃是伯父辈。”立刻排列拜见他们。又《温公琐语》记载：张洎做举人时，张亻必已经显达，张洎每次求见，称侄孙。考中进士后，称侄。等到执掌政权，就把张亻必当作庶僚对待了。这是势利之最可笑的了。

同姓为婚

《史记》记载：帝尧与舜都是黄帝的后代，计算他们的世数，那么尧的女儿对于舜来说是曾祖姑，却把她嫁给舜。那时虽然没有同姓不婚的制度，但也可能是远古传说的讹误，《史记》没有明察，就写进书中，不能完全相信。同姓为婚，没有比春秋时期更多的了。《论语》记载：鲁昭公娶了吴国的女子，同姓，称为吴孟子，本来就已经不对了。《国语》记载：富辰劝谏襄王，有话说：“聃娶了郑姬。”注：聃，是文王的儿子，姬姓，娶郑国女子为夫人。《左传》记载：晋献公从戎族娶了两个女子，大戎狐姬生了重耳，小戎子生了夷吾。注：唐叔的子孙分封在戎狄的。又献公讨伐骊戎，骊戎女子以骊姬进献，也是姬姓。郑国叔詹说：“男女同姓，他们的后代不繁盛。重耳，是姬姓所出，却到了今天。”齐国崔杼看见棠姜美丽，对姜的弟弟东郭偃说，想要娶她。偃说：“您出自丁公，我出自桓公，不可以。”注：是说同姜姓。子产对叔向说：“内官不娶同姓，他们的后代不繁殖，所以买妾不知道她的姓氏就占卜。现在晋君内有四个姬姓女子，他的病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庆舍把女儿嫁给卢蒲癸，有人说：“男女辨别姓氏，您不避忌宗族，为什么呢？”癸说：“宗族不避忌我，我独自避忌什么呢？”庆氏、卢蒲氏都是姜姓。这些都是春秋时期的乱俗。汉朝以后这种事逐渐减少。《汉书》记载：王莽认为姚、妫、陈、田、王氏都是黄、虞的后代，与自己同姓，命令元城王氏不得与这四姓互相嫁娶。然而《王咸传》记载：王咸有女儿为王莽的妻子，号宜春氏。注张晏说：王莽忌讳娶同姓，所以用侯邑作为姓氏。师古说：王莽认为自己与王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别，所以娶她。然而虽然不同宗，终究属于同姓。《魏志》记载：陈矫本是刘氏的儿子，过继给舅氏而娶刘族女子，徐宣常常非议他。太祖爱惜他的才能，于是下令丧乱前的事一概不过问。（《晋书·刘颂传》记载：刘颂嫁女儿给陈峤，陈峤本是刘氏的儿子，与刘颂近亲，过继给姑母，而姓陈。他的朋友曾经讥讽他，刘颂说：“舜的后代姚、虞、陈、田本同根叶，而世代都互相通婚，法律不禁止。”）《白孔六帖》记载：

译魏国司空王基，是当世的大儒，却为儿子娶了司空王沉的女儿，这是因为虽然同姓但渊源不同。《晋书·载记》记载：刘聪想娶太保刘殷的女儿，询问刘景等人，大家都说：“太保是周朝刘康公的后代，与皇上的宗族本源不同，娶她是合适的。”李弘也引用王基为儿子娶王沉女儿的事作为证据，于是刘聪便娶了刘殷的女儿。刘曜的妻子刘氏临死前，对刘曜说：“我叔父刘皑的女儿刘芳有德行和美貌，希望能在后宫侍奉您。”刘曜于是娶刘皑的女儿为皇后。按：刘聪和刘曜都是匈奴后裔，他们娶刘氏本来就不是同宗，如果王基、王沉确实是同姓，那就不符合礼制了。北魏原本没有禁止同姓通婚的规定，直到孝文帝才开始禁止，下诏说：“夏、殷两代不忌讳同族通婚，周朝才开始禁止同姓通婚。皇朝初建，来不及改革，从今以后全部禁止，有违犯者以不道罪论处。”《唐书》记载：李光进的母亲姓李。

译○交婚《魏书》记载：慕容元真将妹妹嫁给魏昭成帝为后，慕容又请求继续通婚，昭成帝于是将烈帝的女儿嫁给了他。

○姊妹为妯娌《北史》记载：崔长谦年幼时聪明敏捷，卢尚之想把女儿嫁给他。崔忄〇又替长谦的弟弟向卢尚之求娶他的次女，说：“家中的风气多由妇人决定，我想让姐妹成为妯娌。”卢尚之感念他的情义，于是让两对新人同日完婚。如今民间也有姐妹结为妯娌的习俗，这就是它的典故来源。

○指腹为婚《南史·韦放传》记载：韦放与张率都有妾室怀孕，于是指着腹中胎儿约定结为婚姻。后来各自生下一男一女，而张率去世。韦放便让儿子娶张率的女儿，让女儿嫁给张率的儿子。《北史》记载：崔浩的女儿是尚书卢遐的妻子，崔浩弟弟崔恬的女儿是王慧龙的妻子。两个女儿都怀有身孕，崔浩对她们说：“你们将来所生的孩子，都算是我的亲生骨肉，可以指腹为亲。”等到王慧龙的儿子王宝兴将要娶卢家女儿时，崔浩亲自撰写礼仪，并到场监督，对各位宾客说：“这是家中的礼事，应当尽善尽美。”

○劫婚民间风俗中有因议婚谈财不成而纠集众人劫夺女子成婚的，称为抢亲。《北史·高昂传》记载：高昂的哥哥高乾请求娶博陵崔圣念的女儿为妻，崔家不答应，高昂与哥哥前去劫夺，将女子安置在村外，对哥哥说：“为何不行婚礼？”于是两人在野外结合后回家。这说明劫婚之事，古代也有。然而如今民间的劫婚，都是已经许配过的，高昂所劫的则是未许配的，本来就不一样。

○初婚看新妇世俗新婚三天内，不问亲疏故旧，都可以去看新娘。这固然是陋习，但自从六朝以来就是这样。《南史·徐ゼ传》记载：晋、宋以来，新婚三天，新娘拜见公婆，众宾客都列队观看。唐代李涪《刊误》说：婚礼次日，新娘在庭院拜见公婆，接着拜见丈夫的长辈及内外故旧，通称为拜客，所以有拜客的名称。如今并非亲故的人，都列坐观看新娘容貌，这哪里合适呢？可见这种习俗由来已久。《汇书》记载：近来娶媳妇，用红帕蒙头，按照《通典》杜佑的议论说：自从东汉、魏、晋以来，时局艰难，遇到良辰吉日，急于嫁娶，于是用纱〇蒙住女子头部，由丈夫揭开，接着拜见公婆，便完成婚礼，六礼全都省略，合卺后便同乘一车。这样蒙头的做法，也相传已久，只是古代是因为失时急娶才使用，如今则成为通行的礼仪了。

○冥婚《周礼》地官中有禁止嫁殇（为夭折者配婚）的规定。注解说：生前不是夫妇，死后埋葬在一起。曹操幼子仓舒去世，掾属邴原有女儿早亡，曹操想请求与仓舒合葬，邴原推辞说：“嫁殇，不合礼法。”然而最终还是聘娶甄氏亡女与仓舒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去世，娶甄后的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他置立后嗣继承爵位。陈群劝谏说：“八岁以下的殇，礼制上不备。”《北史·穆崇传》记载：穆崇的玄孙平城早逝，孝文帝时始平公主在宫中去世，追赠平城为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记载：中宗聘娶国子监丞裴粹的亡女为冥婚合葬。《萧至忠传》记载：韦庶人为亡弟韦洵与萧至忠的亡女冥婚合葬，等到韦氏败落，萧至忠发掘坟墓，带着女儿的棺柩回家。《建宁王琰传》记载：代宗即位，追念琰死得冤枉，于是追谥为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的亡女张氏为恭顺皇后，冥配给他。所有这些，都是极不合理的。《五代史》记载：郑余庆作书仪，将冥配定为制度。唐明宗深知其非，下诏删正。然而康誉之《咋梦录》记载：北方风俗，男女未婚而死的，两家请媒人求合，称为鬼媒人。互通家世情况，各自以父母之命占卜，得吉兆便制作冥衣，媒人在男墓前设酒果，以合婚。两座坟并列，各立一面小幡，祭奠完毕，两面幡微微摆动，像是互相靠近。如果有不动的，就认为是不喜欢。两家各自用币帛酬谢鬼媒，鬼媒常借此自给。《元史》记载：郭三从军而死，他的妻子杨氏守节，公公念及儿子，不忍心让他在地下一人孤单，想聘娶邻家亡女合葬，杨氏于是自缢而死。那么元代还有冥婚的习俗。而杨用修《丹铅录》也说：如今民间还有实行冥婚的，却没有禁止。那么前朝还有这种习俗了。

《魏书·高允传》记载：古代祭祀必定立尸（代表死者受祭的人），让亡灵有所依托。如今已葬的灵魂，人们只求相貌相似者，侍奉他如父母，燕好如夫妻，败坏风化，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那么北魏时又有所谓的魂人。

○撒帐《知新录》说：汉代京房的女儿，嫁给翼奉的儿子，京房认为那天三煞在门，触犯会损害尊长。翼奉认为不是这样，用麻豆谷米禳解，那么三煞可以避开。从此以后，凡是新人进房，都用麻米撒之。后世撒帐的习俗起源于此。按此说不对。撒帐实际上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次到来，皇帝迎入帐中，预先告诫宫人远远撒下五色同心花果，皇帝与夫人用衣襟盛接，说：“多得子多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铸造撒帐钱重六铢，文字曰“长命富贵”，每十文系一条彩绦。如今民间婚姻嫁妆内多刻有“长命富贵”等字。

译（前文所述之事），也根本于此。

○拜堂 新婚后的第三天，新娘拜见公婆，俗称为拜堂。查《封氏闻见记》记载：近代的婚嫁习俗，有拦车、下婿、却扇以及拜堂等仪式，当今皇上（唐德宗）下诏让有关部门参照古礼与今仪进行规范。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人上奏说：“拦车、下婿、却扇，都请依照古礼；新娘在堂上拜见公婆，进献枣、栗、段、修等礼物，没有拜堂的仪式。”当今皇上，指的是唐德宗。由此可见，“拜堂”这个名称由来已久，但颜真卿等人所规定的进献枣、栗、段、修以拜见公婆的礼节，就是现在俗话所说的拜堂。然而他们又说没有拜堂的仪式，难道唐代所说的拜堂是另一种不同的礼节吗？

译○脱袜登席

古人席地而坐，所以登上席子必定要脱掉鞋子，《礼记》所说的“门外有两双鞋”就是这个意思。然而臣子拜见君主时，不仅脱鞋，还要连袜子也脱掉。《诗经》中说：“红色的蔽膝在股间，绑腿在下。”绑腿是行军时用的，因为脱去了袜子，所以绑腿显露出来。《左传》记载，卫出公辄建造灵台，与各位大夫饮酒，褚师声子穿着袜子登上席子，卫出公发怒，褚师声子回答说：“臣有脚疾，如果显露出来，君主将会呕吐，因此不敢脱袜。”卫出公更加愤怒，想要砍断他的脚。杜预注解说：这是说有脚疾，呕，是呕吐的意思。注又解释说：古代臣子拜见君主时要解下袜子。那么古人以赤脚为最恭敬的表现。汉朝制度虽然关于脱袜没有明文规定，但优待萧何，特别允许他佩剑穿鞋上殿，由此可知群臣上殿时都还要脱鞋。卫宏《汉官旧仪》记载：属官拜见丞相要脱鞋，丞相站在席后答拜。《魏志》记载：曹操下令说：“祭祀宗庙上殿应当脱鞋，我受命佩剑穿鞋上殿，现在在宗庙有事却脱鞋，这是尊崇先公而废弃王命，所以我敢不脱鞋。”可见当时祭祀祖先、拜见长官仍然都要脱鞋。（三国时期，吴国的贺邵容貌举止美好，坐着时常穿袜子。这说明当时居家也有很多人不穿袜子的。）宋朝更改诸王国的制度，其中有一条规定：藩国官员在冬天不得赤脚登上国殿。（当时藩国朝拜其王尚且都要赤脚，所以诏令更改，以削减其礼仪规格。）梁朝天监年间，尚书议论说：“礼制规定：赤脚穿袜登席，是因为闲坐的缘故。”（阎若璩根据这句话，认为古代只有宴饮时才赤脚以示欢乐，祭祀时不赤脚。查考《韩诗》说：不脱鞋就坐席，称为礼；赤脚上坐，称为燕。那么古代行礼时还穿着鞋，宴饮时才赤脚脱袜，阎若璩的说法大概源于此。）现在则是极其恭敬的地方，没有不赤脚的。宗庙庄严崇高，即使断绝常规礼仪，凡是穿鞋行走的人都应该赤脚脱袜。（大概是当时宗庙祭祀中有不赤脚脱袜的人，所以重申禁令。）说极其恭敬的地方没有不赤脚的，那么当时朝会、祭祀都还赤脚脱袜。陈祥道《礼书》所说的汉、魏以后朝会祭祀都赤脚，就是指这个。《唐书》记载：刘知几因为释奠典礼都穿着衣冠骑马，上奏说冠履只能配合乘车，现在穿着袜子绑腿登车，赤脚骑马，实在不符合古制。这说明唐朝时祭祀还有赤脚脱袜的制度，至于平常入朝，则已经有穿鞋的人了。《唐书》记载：棣王李琰有两个妾室争宠，请求巫师秘密把符咒放在李琰的鞋里。有人告发李琰厌魅，皇帝暗中观察他上朝，派人取他的鞋查验，果然如此。大概古代本来以脱袜为最恭敬，其次则脱鞋，到了唐朝，除了祭祀外就没有脱鞋的制度了。然而朝会时还穿着鞋，这是唐初的制度。

○着靴朝会

朝会时穿靴，大概兴起于唐朝中叶以后。《唐书》记载：皇甫镈用旧丝绸供给边兵，军士将其烧毁。裴度奏报此事，皇甫镈在宪宗面前伸出脚说：“这靴子也是内府的物品，坚韧可用。”韦斌每次朝会，不敢离开站立的位置，曾经在大雪天站在庭院中，不移动脚步，雪几乎淹没了靴子。崔戎任华州刺史，调任兖海，百姓拦路挽留不能前行，抱住他抢走他的靴子，崔戎单人单骑逃走。温造任兴元节度使，杀了作乱者八百人，监军杨叔元抱着温造的靴子乞求饶命，才得以免死。这说明唐朝时已经很多人穿靴。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和凝用三千钱买靴，问冯道靴子多少钱，冯道举起左脚说：“一千。”和凝于是责怪他的仆人。冯道慢慢举起右脚说：“这也一千。”这又是五代时穿靴的证据。宋朝以后，朝靴甚至被写入歌咏之中，而《朱文公家礼》中“冠仪”一条，并有襕衫带靴的制度，那么靴子早已成为公服了。查考靴子本是北方习俗，从赵武灵王开始使用，然而秦、汉、魏、晋尚且很少穿靴的人。《晋书·儒林刘兆传》记载：有人穿靴骑驴到门外，询问刘延世。又《毛宝传》记载：毛宝与祖焕作战，血流满靴。这大概是骑马的人用的。靴字从革，大概都是用皮革做的，便于骑马。只有齐朝豫章王萧嶷不喜欢听人过错，有告发揭发的人，就把状纸放在靴子里不看。梁朝王俭在乐游苑宴请宾客，萧琛穿着虎皮靴，径直走到他的座位。陈朝徐陵任吏部尚书，陈暄袍袖拂过膝盖，靴子到膝盖，也径直上他的座位。南朝穿靴见于史书的，只有这几件事而已。当时多穿木屐。齐明帝辅政时，百官都脱掉木屐到席上，只有蔡约穿着木屐不改，那么当时拜见尊长尚且以脱木屐为敬，更不用说穿靴了。然而当时北朝则靴子已经盛行。《北史》记载：慕容永被擒入长安，夫妻常卖靴子自给。北齐娄太后生病，童谣中有“紫纟延靴”的话。徐之才说：“紫，是此下丝，纟延，是熟，应当在四月中。”太后果然去世。高澄被刺杀时，杨愔逃出，遗落一只靴子。《任城王高湝传》记载：有妇人入水洗衣，一个骑马的人用旧靴换她的新靴离去。又乐陵王高百年被害后，有人在那地方挖得一只脚穿着靴子。琅琊王高俨被害，也不脱靴子就埋葬了。等到北齐灭亡后，嫔妃入周，也以卖靴为业。这是北朝穿靴，累代盛行。大概自从刘、石之乱，接着是燕、秦、元魏、齐、周，各自遵循其本俗，所以中原长久以穿靴为常服。沿袭到唐朝，于是逐渐成为朝制。

译人们所趋附的礼仪，随着时代而变化。古代以脱去袜子为表示敬意，后来不脱袜子而只脱鞋，再后来则连鞋也不脱，最后靴子成为朝服，而鞋子反而成了便服。如果有穿着鞋子进入朝廷集会或拜见长官的人，反而被视为极大的不敬，更不用说赤脚拜见了。有人怀疑古人脱袜登堂，近乎裸露亵渎。然而常常见到暹罗人入朝拜舞，用布包裹膝盖和脚，色彩斑斓颇为可爱。推想古人束腿布在下，也是这样的，那么也就算不上污秽了。查考《明史》，洪武初年制定制度，朝服、祭服都配白黑两色的袜履，只有公服才用黑色靴子，所以有赐予状元朝靴的制度。洪武二十五年，命令文武官员的父兄子弟及女婿都允许穿靴；校尉力士当值时穿靴，外出时不许；平民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扎〇翁；北方地区严寒，允许穿牛皮直缝靴。

译○弓足妇女

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人说是起于五代，《道山新闻》说，李后主命令宫嫔窅娘用帛缠绕脚，让脚变得纤小呈新月状，从此人们都效仿她。唐缟有诗说：“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这是因窅娘而作的。张邦基《墨庄漫录》也说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又有唐诗：“两足白如霜，临流濯素足。”陶南村说唐人题咏很多，但略不提及纤小。又《郡阁雅谈》引用五代刘克明《蒲鞋》诗说：“吴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帘离玉指，便随罗鞋步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说这首诗通篇咏妇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纤之状，那么那时时尚未缠足。并引用《太平御览》说：从前制作鞋子，妇人圆头，男子方头（见《宋书·五行志》），似乎不知道裹足，只是以方圆来区别罢了。胡应麟因此，力主起于唐末五代之说，说古人言妇人弓腰，而不说弓鞋，言纤腰而不说纤足。古人风俗如堕马、愁眉等妆，史传都不断记载，而脚却独无明文，李白甚至以素足咏女子，那么唐时尚未裹足是明明白白的。这些都是主张弓足始于五代之说的。然而伊世珍《嫏嬛记》说马嵬老媪拾得太真袜以致富，她的女儿名玉飞，得到雀头履一只，长仅三寸。《诗话总龟》也载明皇自蜀回，作杨妃所遗罗袜铭，说：“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细细圆圆，地下得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脱履露纤圆，恰似同衾见时节。方知清梦事非虚，暗引相思几时歇。”又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周达观引用这些作为唐人亦裹足的证明。韩偓《香奁》诗说：“六寸肤圆光致致。”《花间集》词说：“慢移弓底绣罗鞋。”杨用修因此，并引用六朝《双行缠》诗，所谓“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认为六朝已裹足。不特此也，《杂事秘辛》记载汉保林吴绫句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记》说：临淄女子弹弦纟徒足。又说揄修袖，蹑利屣。利屣者，以首之锐言之也。那么缠足之风，战国已有之。高江村《天禄识余》也祖述其说，说弓足相传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贴地，行其上，谓之步步生莲花，然而石崇屑沉香为尘，使姬人步之无迹，已先之。而《史记》并有“利屣”之语，那么裹足之风由来已久云云。这是主张弓足起于秦、汉之说的。这两种说法固然都有依据，然而《嫏嬛记》及《诗话总龟》所说的，恐怕是后人附会之词。而李白之咏素足则确有明据，即使杜牧诗之“尺减四分”，韩偓诗之“六寸肤圆”，也尚未纤小。只是诗家已咏其长短，那么那时风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至于五代才盛行扎脚。《湛渊静语》说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辍耕录》说扎脚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这两说都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现在俗世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不裹。滇黔之倮苗、夷亦然。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大概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本朝康熙三年，有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事见《蚓庵琐语》）。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事见《池北偶谈》）。这也是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凤染指

俗以凤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杂识》：凤仙花，红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直至退甲，方渐失之。回回妇人多喜此云云。现在俗世则不特回回妇人也。

○簪花

现在俗世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其见于诗歌，如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醉插茱萸来未尽”，杜牧之“菊花须插满头归”，邵康节“头上花姿照酒卮”，梅圣俞《谢通判太博惠庭花》诗“欲插

译（古人）为之沉醉，惭愧之情渐渐生出如白发般的星星点点。苏东坡《吉祥寺赏牡丹》诗云：“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又《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诗云：“头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诗云：“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陈无已诗云：“白发簪花我自羞”，黄山谷词云：“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陆放翁诗云：“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之类，不胜枚举。查《羯鼓录》记载：汝阳王李琎随唐明皇游幸，常戴砑绡帽打曲，皇上摘下一朵木槿花为他簪上，李琎舞《山香》一曲而花不掉落。可见唐代已有簪花的习俗。宋真宗将要东封泰山，任命陈尧叟为东京留守，马知节为大内都巡检使。圣驾未出发前，先召二人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两位大臣都戴着牡丹花。随即让陈尧叟摘下所戴之花，真宗亲自将自己头上的一朵为陈尧叟簪上。又《盛事美谈》记载真宗在宜春殿设曲宴，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牡丹才十余朵，所赐仅止于亲王和宰臣。皇上特意顾念晁迥、钱文僖，各赐一朵。又按旧例，只有亲王和宰臣由中使（宦官）代为插花，其余人都自己佩戴。一日侍宴，皇上特意命令中使为晁迥戴花，观看的人都以此为荣。又《宋稗类编》记载寇准侍宴，皇上特意命令用千叶牡丹为他簪花，说：“寇准年少，正是赏花饮酒的时候。”沈括记载韩魏公镇守扬州时，恰逢芍药生出金缠腰四朵，延王韩琦、王荆公王安石、陈秀公陈升之开宴，各簪一枝，后来四人都做了宰相。《司马温公家传》记载：司马光二十岁登第，在闻喜宴上，唯独他不簪花。同科进士说：“君主的恩赐不可违背。”于是才簪上一朵花。《宋史》记载：颜师鲁担任显仁皇后遗留使，到达金国，极力推辞簪花听乐。莫俦担任贺金正旦使，赐宴那天，因为是本朝忌辰，不敢簪花听乐。又陈随隐记载：孟冬时节祭祀后圣驾回宫，丞相以下都簪花。姜夔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薄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杨诚斋诗云：“赐花新剪茜香罗，遍乌纱未觉多。花重纱轻人更老，抬头不起奈春何。”那么连剪彩的花也簪戴了。《古今诗话》记载：孙周翰小时候，侍奉郡侯宴饮，恰逢座客簪花，郡侯出对曰：“口吹杨叶成新曲。”孙周翰对曰：“头戴花枝学后生。”这些都是宋代簪花的典故。金代赵秉文有《戴花》诗云：“人老易悲花易落，东风休近鬓边吹。”又元好问诗云：“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元人贡师泰诗云：“忽见草间长十八，众人分插帽檐前。”又黄庚诗云：“插花归去蜂随帽。”《漱石闲谈》记载，明成祖时迎春，监生应当代为簪花，众人都畏缩不前。有个叫邵宝的人径直上前取花，为成祖簪上。傅维麟《明书》记载：明武宗南巡回銮，到达淮安，身穿戎装簪花，鼓吹前导。那么金、元以来也还有簪花的例子。现在的制度，殿试传胪之日，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按例在东长安门外设宴，为他们簪上金花，大概是还沿袭古制吧。

译○ 妇人拜礼：妇人举行吉礼时的拜礼，即使是君主赏赐，也只用肃拜。肃拜是《周礼》中太祝所掌管的九种拜礼之一。郑玄注解说，肃拜是俯身下手，就像现在的“揖”。按：推手向前叫揖，引手向后叫揖（此处原文“扌壹”通“揖”，指引手之揖）。肃拜如同引手之揖，正是现在世俗妇人双手拢起向下行礼的样子。至于妇人拜礼时是跪还是不跪，各家说法纷纷。洪迈（洪容斋）等人认为，古礼中妇人的拜礼本来就不跪，《战国策》记载苏秦到了洛阳，他的嫂子匍匐在地行了四次拜礼，自己跪下来谢罪，这是畏惧到了极点，过分地加重礼节，所以史书特意记载。《史记》记载周昌因为易太子之事劝谏高帝，吕后见到周昌时行了跪礼。这也是特意加重礼节，那么如果不是加重礼节就不跪，由此可知。周天元帝下诏说：县级命妇拜宗庙和天台，都应当像男子一样伏地。想要妇人像男子那样拜，特意下诏书，那么妇人本来没有跪拜之礼就更可以知道了。这是拜而不跪的说法。《清波杂志》则认为，古代的男女都跪拜。古诗说“长跪问故夫”就是证据。罗大经《鹤林玉露》也引用朱熹的话说：古代妇女以肃拜为正礼，双膝齐跪，手触地但头不低下。拜手礼也是如此，古乐府所说的“伸腰再跪拜”就是如此。这是拜而必跪的说法。不知道古人席地而坐，伸直身体就是跪，那么妇人拜礼也没有不跪的。古诗“伸腰跪拜”正是事实。伸直身体长跪，拢手向下，就是伸腰拜跪。虽然是长跪，但拜的动作只是肃拜，不像男子那样俯伏在地。《朱子语录》所说的直身长跪，拜的时候也只是俯手如揖，就是肃拜。妇人首饰很多，自然难以俯伏在地上。这是在席地而坐时，妇人有跪拜之礼的情况。等到后来坐用床榻，妇人的跪拜就不方便了，所以不再有伸直身体长跪的仪节，只保留拢手肃拜的礼节，这就是有拜而无跪的原因。周天元特意下诏让妇人像男子那样拜，是因为当时妇人很久没有跪拜之礼而知道。而说这是因为唐武后想要尊崇妇人，所以不让她拜跪，终究是主观臆测。（《宋史·王贻孙传》：宋太祖曾问赵普：“为什么男子跪而妇人不跪？”赵普不能回答。王贻孙回答说：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也是跪的。唐武后时，妇人才开始拜而不跪。并用太和年间张建章《渤海国记》作为证据。赵普很看重他。这也见于《玉壶清话》及《爱日斋丛钞》。）总之，席地而坐时，妇人拜礼必定兼有跪。坐用床榻后，妇人有拜无跪。拿古诗“伸腰跪拜”以及周天元的诏书彼此参看，自然就可以明白了。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稍作鞠躬虚坐的样子，这也有一定的依据。宋太祖问赵普“为什么男子跪，妇人不跪”。又明代肃太后垂帘听政，想要穿戴衮冕，亲自祭祀太庙，薛简肃问：“陛下应当行男子拜礼吗？”议论于是停止。可见宋代妇人本来也没有俯伏拜跪之礼。而《爱日斋丛钞》说：古代男子的拜礼，只像现在的揖，那么妇人的拜礼怎么能像现在的伏地呢？现在的男子把古代男子的拜礼当作揖，所以他们的拜礼，加上跪伏作为稽首的样子。现在的妇人也把古代妇人的拜礼当作揖，所以她们的拜礼，加上拳曲虚坐的姿态。那么拳曲虚坐，也是从宋代就这样了。只是妇人对于公婆，以及命妇对于君主皇后，自然有不能用常礼表示敬意的情况。《隋书·礼仪志》：皇帝册封皇后，皇后先拜后起。那么隋代皇后受册，本来就有跪拜。唐代李涪《刊误》说：现在郊祭天地，只行再拜，而妇人拜见公婆，拜礼必定四次。详细考察其来源，起初是再拜，接着是跪献衣服，公婆跪着接受，应当在这个授受之际多有失误，所以四次拜礼相连罢了。那么唐代妇人初见公婆也有跪拜。又王建宫词说：“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拜跪谢君王。”那么唐代宫人对于君主皇后也有拜跪。大概家庭中对于公婆，宫廷中对于君主皇后，都属于至尊，自然应当加重礼节，所以沿袭至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仍然只是肃拜。

○ 古人跪坐相类 朱熹作《跪坐拜说》寄给白鹿洞的学生，说古代的坐和跪相类似。汉文帝不知不觉膝盖前移到席子前面，管宁坐时不叉开腿，榻上膝盖接触的地方都磨穿了。各种所说的坐，都是跪。大概用膝盖隐伏在地，伸直腰和股，危险而不安稳的，是跪。用膝盖隐伏在地，用臀部着地，而身体方便安稳的，是坐。现在成都学宫所保存的文翁礼殿刻石上的各种雕像，都是膝盖着地危坐，两个臀部隐约可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其足以证明这一点。又《后汉书》记载向栩坐在板床上，积久板床就有膝盖、脚踝、脚趾的痕迹。据此那么古人的坐与跪，都是以膝盖着地，只是区分臀部着地与不着地罢了。那些傲慢伸脚而坐的，就叫做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直两脚像簸箕形状。佛家盘膝而坐，就叫做趺坐，都不是古人常坐的方法。那么古人为什么臀部不着地，而这样做危坐呢？大概从小习惯，就认为理所当然。就像现在南方人都垂脚而坐，让他们盘膝就不习惯；北方人多盘

译跪坐着，让（人）垂下脚来也不习惯。（近日王西庄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古人端正坐着不伸出脚，正像现在所说的盘腿坐。这又是错误的。如果是盘腿坐，那么向栩、管宁的榻上怎么会有膝盖骨留下的痕迹呢？）

译○高坐的起源：古人席地而坐，倚靠的器具叫几，《诗经》中所谓“授几有缉御”说的就是这个；睡觉则有床，《诗经》中所谓“载寝之床”说的就是这个。应劭《风俗通》记载：赵武灵王喜好胡服，制作了胡床。这是后世高坐的开端。然而汉代仍然都席地而坐，汉文帝听贾谊说话，不知不觉膝盖向前移到了席子前面；暴胜之登上厅堂坐定，隽不疑趴在地上以示尊敬，就是这种情况。到了东汉末年才开始砍削木头制作坐县（坐具），它的名称仍然叫床，又叫榻。如向栩、管宁所坐的就可以证明。又如《三国志·魏书·苏则传》记载魏文帝靠着床拔刀，《晋书》记载桓伊靠着胡床取笛演奏三弄，《南史》记载纪僧真去拜访江革，登上榻坐下，江革让左右移动自己的床让给客人，狄当、周赳去拜访张敷就座，张敷也让左右移动床远离客人。这些都是高坐的证据。然而侯景登上殿堂，蹲坐在胡床上，垂着脚而坐，《梁书》特意记载这件事，认为这是异族习俗令人惊骇，那么当时坐在床榻上，大概都是盘腿而坐没有垂脚的。到了唐代又改进了木榻，用绳子穿连，名叫绳床。程大昌《演繁露》说：唐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在紫宸殿接见群臣，皇帝坐在大绳床上，就是这个。但还没有椅子的名称。称它为椅子，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丁晋公谈录》记载：窦仪雕刻了两把起花椅子，以备右丞和太夫人同坐。王铚《默记》记载：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去见他，李后主最终取来椅子相待。徐铉说：“只要正衙的一把椅子就够了。”李后主拿出宾主之礼，徐铉推辞，把椅子挪到旁边，才坐下。张端义《贵耳录》记载：交椅就是胡床，向来只有栲栳形状，秦桧偶然仰靠时头巾掉落，吴渊于是制作了荷叶托首来讨好他，于是号称太师样。这又是近日太师椅的由来。然而各书中椅子有时还写作倚字，近代才改为从木的椅字，大概是借用桐椅字的假借用法。至于杌子、墩子的名称，也起源于宋代，见于《宋史·丁谓传》和周益公《玉堂杂记》。

○再拜、三拜、四拜、五拜：古人跪拜，即使是臣子对君主，也只是再拜。《孟子》所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说的就是这个。申包胥九顿首，是因为求救心切，本来不是常规礼仪。到了后周天元帝下诏：所有应当跪拜的人，都以三拜完成礼仪。于是开始有三拜。然而唐代李涪《刊误》说，郊祀天地，只行再拜之礼。可见唐代郊庙祭祀尚只行再拜。前朝明代《会典》规定：臣子见君主行五拜礼，百官见亲王、东宫行四拜礼，儿子对父母也行四拜礼。大概礼仪制度久了就习以为常，成为上下通行的惯例，所以必须加重以示差别，这也是风气演变不得不然的缘故。（按《乐记》中有“百拜”的话。古人的拜礼，就像现在的鞠躬，所以统计一次宴会之间，宾主互相拜礼繁多到如此程度。注解说：说百拜，是用来比喻次数多的。）

○上元张灯：朱弁《曲洧旧闻》说：上元张灯，是从唐代沿袭汉武帝祭祀太一神从黄昏到天亮的旧例。梁简文帝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代光天年间在东都设灯，迎接三宫太后。可见唐代以前还不常设。本朝太宗时期三元节不禁夜，上元节皇帝在端门，中元、下元节在东华门。后来废除了中元、下元两节，而上元节游观的盛况超过了前代。据此可知上元张灯实在宋代最兴盛。然而唐诗中已有“金吾不禁夜”的话，这自然是唐代的旧例。

○润笔：隋朝郑译受封沛国公，位居上柱国。高颎为他起草诏书，开玩笑说：“笔干了。”郑译回答说：“出任地方长官，拄着拐杖辞官归来，没有得到一文钱，用什么来润笔？”这就是润笔二字由来的典故。然而《北史》记载袁聿修任信州刺史，有善政，离任后，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人凑集缣帛数百匹，委托中书侍郎李德林写文章，以记录功德。皇帝下诏允许。这又在郑译之前。所以洪迈说作文受谢，从晋、宋以来就有了。而王观《野客丛书》又说：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用黄金百斤送给司马相如，让他作《长门赋》以感动皇帝。这是润笔的开始。见于史书和记载的，唐代《李邕传》：李邕尤其擅长碑颂，朝廷官员及天下寺观多带着金帛，去求他的文章，前后接受的馈赠达到巨万，当时议论认为自古卖文没有李邕这样的人。所以杜甫《八哀诗》李邕一首说：“干谒满其门，碑榜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骥织成衣。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唐书》：李华不著书，只应人写墓版传记及州县碑颂，时常获得金帛。柳公权擅长书法，公卿馈赠巨万。管理藏物的奴仆偷了他收藏的怀盂一箱，标记如故。奴仆妄言难以推测。柳公权笑着说：“银杯羽化了。”不再追究，只是笔砚自己秘密收藏。李商隐记载刘义拿着韩愈的金子离去，说：“这是谀墓中人得到的，不如送给刘君祝寿。”刘禹锡《祭韩愈文》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湜为裴度作

译福光寺碑，度赠以车马绢彩甚厚。〇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盖唐时风尚已如此。

福光寺碑，李德裕赠送车马、绢帛、彩缎等礼物非常丰厚。〇（指李德裕）大怒说：“碑文三千字，一个字三匹绢，为什么对待我这么微薄呢？”李德裕笑着酬答给他九千匹。大概唐代的风尚已经如此。

《玉壶清话》：李翰为和凝门生，同为学士。会凝作相，翰草制罢，悉取凝旧阁图书器玩而去，留一诗于榻云：“座主登庸归凤阙，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

《玉壶清话》记载：李翰是和凝的门生，两人同为学士。恰逢和凝担任宰相，李翰起草诏令完毕后，把和凝旧日官署中的图书、器物、玩赏之物全部拿走，并在床榻上留下一首诗说：“座主受重用回归朝廷，门生批阅诏书立于鳌头。玉堂旧阁中珍玩众多，可否当作西斋的润笔费呢？”

欧阳公请蔡端明书《集古录序》，以鼠须栗尾笔、铜丝笔格、大小龙团茶、惠泉等物为赠。君谟笑其清而不俗。后闻欧得清泉香饼，惜其来迟：“使我润笔少此种物！”

欧阳修请蔡卞书写《集古录序》，用鼠须笔、栗尾笔、铜丝笔架、大小龙团茶、惠泉水等物品作为馈赠。蔡卞笑他清雅而不庸俗。后来听说欧阳修得到了清泉香饼，惋惜它来得太迟：“让我润笔的礼物中缺少这种物品！”

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参以古法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试卷其一也。

王珪撰写《庞颖公神道碑》，庞家除了赠送金帛外，还夹杂着三十种古代法书名画，杜荀鹤考中进士的试卷就是其中之一。

张孝祥书多景楼扁，公库送银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合诸妓宴会，以红罗遍赏之。

张孝祥书写多景楼的匾额，官府仓库赠送白银三百星，张孝祥推辞了，只要求红罗百匹。于是召集众妓女宴会，用红罗普遍赏赐她们。

张端义《贵耳录》：席大光葬母，乞吴传朋书，预供六千缗为润笔。人言传朋之贫可脱矣，一夕而光死。此又可见宋时士大夫风尚。

张端义《贵耳录》记载：席大光安葬母亲，请求吴传朋书写碑文，预先提供六千缗作为润笔费。人们说吴传朋的贫困可以摆脱了，结果席大光一夜之间就死了。这又可见宋代士大夫的风尚。

盖作文受谢，宋时并著为令甲。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

大概写文章接受酬谢，在宋代甚至被定为法令。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太宗设立润笔钱，多次下诏在金人院刻石记录，每逢朝谢之日，发文督促执行。

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曰例外，则有常例可知也。

杨亿撰写寇准拜相的麻词，其中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之语，寇准认为这正是表达他心中的想法，破例赠送黄金百两。既然说是破例，那么有常规例子就可以知道了。

蔡忠惠与欧阳公书曰：“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襄作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可乎？”亦见待诏书碑受馈之有例也。

蔡襄写信给欧阳修说：“有功勋德行的人家，向朝廷请求，发出敕令让襄来书写。襄认为近世书写碑志，就有资财利益，如果是朝廷的命令，有主管的部门，那是待诏的职责。现在与待诏争利，可以吗？”这也可见待诏书写碑文接受馈赠是有惯例的。

《祖无择传》：词臣作浩命，许受润笔物。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乃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之不悦。

《祖无择传》记载：词臣撰写诏命，允许接受润笔物品。祖无择与王安石同任知制诰，王安石推辞一家所赠送的礼物未能成功，于是把它放在官署的梁上。王安石因忧虑离去，祖无择把它用作公费，王安石听说后不高兴。

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赍赐上所常御笔砚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一，金华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研滴虾蟆一，贮粘｛麦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人二，荐研紫柏床一。

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说：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夜起草四道诏令，第二天有宦官携带皇帝赏赐的常御笔砚等十三件物品，紫青石砚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个，宣和殿墨两块，斑竹笔一支，金华笔架一个，涂金镇纸天禄两个，涂金砚滴虾蟆一个，贮放粘胶的涂金方奁一个，镇纸象人两个，垫砚的紫柏床一个。

周益公《玉堂杂记》：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赐砚尤奇。以宫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许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

周必大《玉堂杂记》记载：汤思退起草刘婉仪晋升贵妃的诏令，高宗赏赐润笔钱将近一万缗。赏赐的砚台尤其奇特。因为宫中事务命他起草诏令，尚且有这么多的恩赐，那么臣下按惯例有馈赠就更不用说了。

唐时虽未必有定制，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彩绢三百匹，亦特奏闻。

唐代虽然未必有定制，然而韩愈撰写《平淮西碑》，宪宗把石碑的拓本赐给韩宏。韩宏寄送绢五百匹，韩愈不敢私自接受，特意上奏请示旨意。又撰写《王用碑》，王用的儿子寄送鞍马和白玉带，也特意上奏请示旨意。杜牧撰写《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送彩绢三百匹，也特意上奏报告。

穆宗诏萧亻免撰《成德王士真碑》，亻免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

穆宗下诏让萧俛撰写《成德王士真碑》，萧俛推辞说：“王承宗的事迹没有什么可写的。而且撰写进献后，按惯例会得到馈赠，如果勉强接受，就不符合我一生的志向。”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

以区区文字馈遗，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

因为区区文字而馈赠，推辞与接受都要上奏请示，那么这已经成为朝野通行的惯例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有不肯卖文及虽受馈而仍他施者，韦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其父，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

那些不肯卖文以及虽然接受馈赠却转而施予他人的，韦均的儿子拿着万匹绢帛到韦贯之处请求为其父撰写铭文，韦贯之说：“我宁愿饿死，怎么忍心做这种事呢！”

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返再三，讫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

白居易《修香山寺记》说：“我与元稹在生死之间定交，元稹将死时，把墓志铭托付给我。不久元家的老人列举其奴婢、车马、绫帛、银鞍、玉带等物品，价值六七十万，作为谢文的礼物。我念及平生的情分，礼物不应当接受，往返再三，最终没能得到。不得已，转而施舍给这座寺庙。凡是这些利益功德，都应该归于元稹。”

又柳〇比善书，顾彦晖请书德政碑。〇比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

又柳公权擅长书法，顾彦晖请求书写德政碑。柳公权说：“如果以润笔费作为馈赠，就不敢听从命令。”

《司空图传》：图隐居山中，王重荣父子雅重之，尝因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听人取之，一日而尽。

《司空图传》记载：司空图隐居山中，王重荣父子非常敬重他，曾经因为撰写碑文赠送绢数千匹。司空图把它放在虞乡集市上，任凭人们取用，一天就取完了。

《容斋随笔》又记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为作铭。其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义也。”

《容斋随笔》又记载曾子开与彭器资是挚友，彭器资死后，曾子开为他撰写铭文。他的儿子用金带和绢帛作为酬谢，曾子开再次推辞说：“这篇文章本来是为了尽朋友的情义，如果用财物相赠，就不是您对待父亲挚友的情义了。”

《东坡集》亦有得润笔钱送与王子立葬亲之事。

《东坡集》也有得到润笔钱送给王子立安葬亲人的事情。

又元时胡汲仲贫甚，赵子昂为介罗司徒，请作其父墓铭，以钞百锭为润笔。汲仲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耶！”是日无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却愈坚。

又元代胡汲

译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清高的节操了。然而利益所在之处，习俗便逐渐趋向于鄙陋。唐文宗时期，长安城中争相撰写碑志，就像市场买卖一样。高官去世，其家门庭若市，甚至有人喧哗竞争着去写碑文，而不经过丧家的同意。《侯鲭录》记载王仲舒担任郎中时，对马逢说：“贫困得难以忍受，为什么不找些碑志的活计来救急？”马逢笑着说：“刚才看见人家骑马呼叫医生，可以立刻等到报酬。”又明代唐子畏有一大册文稿，自己抄录所写的文章账簿，封面上题写“利市”二字，此事见于《戒庵漫笔》。这些都是急于出售文章以牟利的鄙陋行为。杜甫《送斛斯六官》诗中说：“故人前往南郡，去索取撰写碑文的钱。本想靠卖文为生，反而让家室陷入困境。”又欧阳修《归田录》记载馆阁撰写文章惯例有润笔费，到了后来，竟然有不按时送钱而派人催索的情况。这又是那些求取文章却吝啬馈赠者的鄙陋行为了。

译○避讳 避讳是周代的制度，《左传》所说的“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人死后名字要避讳”就是指的这个。然而周公制定礼制时，恐怕还没有这种规定。虽然《金〇》中有“用‘旦’字代替‘某’字”的说法，但《金〇》的真伪无法确知，而且祭祀文王的诗中说“能够昌盛其后代”，告诫农官的诗中说“迅速开发你的私田”，都直接冒犯了文王、武王的名字。虽然说是“撰写文章时不避讳”，但所谓撰写文章时不避讳，只是指阅读古书时遇到应当避讳的字不必避讳罢了，并不是说自己撰写文章也不必避讳。而周初的诗却如此，由此可知避讳并非周公所制定。现在凭推测，大概起源于东周初期。晋国因为僖侯废除了司徒官职，宋国因为武公废除了司空官职，鲁国因为献公、武公废除了具敖官职。考察这几位国君的生平，都在西周时期，如果那时已经有避讳的惯例，难道会故意触犯而让后来更改官职及山川的名字吗？想必他们命名时还没有禁令，等到后来避讳法实行，才不得不废除官职及山川名。孔子门下之后，研习礼制的人更加讲求，如《礼记》所载的嫌名不避讳，双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侍奉父母则避讳祖父母，不侍奉父母则不避讳祖父母，君主所在地没有私人避讳，大夫所在地有公共避讳，撰写文章不避讳，宗庙中不避讳之类，可以说情理道义都兼顾到了。然而朝廷之上，还没有听从私人避讳来更改官名的制度。所以汉代孔安国担任侍中，因为王瑜的名字触犯他的私人避讳，不肯联署，请求解除官职。有关部门以君主所在地没有私人避讳为由驳斥他，于是没有准许。到了晋代江统上疏说：“旧例：祖父名字与官名相同的，都允许更改；如果本人名字与官名相同，不在更改选任的例子里。但本人死后，子孙难以称呼其位号，应当允许一并回避。”诏令听从了他的建议。这时已经著录为法令了。《宋史·贾黯传》：律法记载府号官称，触犯祖父名字而冒领荣耀担任的，有罪。那么就有不避讳而判罪的律法了。雍熙年间，诏令除授官职如果触犯私人避讳的，三省御史台五品、文官四品以上，允许用格式奏请更改。那么更有因私人避讳而更改官职的律法了。综合来看，大概从晋、六朝直到唐、宋，没有不把避讳著录为律文的。见于史传的：《宋书》范蔚宗担任太子詹事，因为父亲名泰，于是没有拜受。《陈书》孙奂想任命王廓为太子詹事，后主说：“王廓父亲名泰，不能担任太子詹事。”《唐书》源乾曜升任太子少师，避祖父名改授少傅。裴胄授任京兆少尹，因为父亲名没有拜受，改任国子司业。萧俨拜任太仆少卿，因为父亲名没有拜受，改任太子右卫率。李涵担任太子少傅，吕渭说他父亲名少康，应当避讳。《宋史》仁宗命令胡瑗修撰国史，胡瑗因为避祖父名没有拜受。李建中直昭文馆，因为父亲名昭恳切推辞，于是改任集贤院。吕希纯提拔为著作郎，因为父亲名公著，没有拜受，于是改授。这些都是因私人避讳而改授官职的。（《宋史》：张亢授任庆州，张亢因为父亲名余庆，极力推辞，不准许。李若拙授任太子赞善，李若拙因为父亲名光赞推辞，不准许避讳者。）晋代咸和年间，任命王舒为会稽内史，王舒因为父亲名会，没有拜受，诏令改会为郐。后唐因为郭崇韬父亲名宏，于是改宏文馆为崇文馆。宋代慕容延钊父亲名章，太祖于是授任廷钊同中书门下三品，去掉平章二字。吴延祚也因为父亲名章，授任同中书门下三品。程元凤拜任右正言兼侍讲，因为祖父名推辞，诏令暂且以右补阙系衔。这些都是因私人避讳而一并更改官名的。

张世南《游宦记闻》说：活着叫名，死了叫讳，世俗往往有台讳、尊讳的说法，这是称活着的人也叫讳，乃是非常不吉利的。现在时俗口语也还多如此，不可不检点。

○嫌名 嫌名不避讳，韩昌黎《讳辨》已经详细论述了。然而隋文帝因为父亲名忠，凡是官名中有中字的，都改为内，已经著录为法令。到了唐代避讳嫌名的更多，贾曾提拔为中书舍人，因为父亲名忠，引嫌没有拜受，议论的人引用《礼》驳斥他，才接受。萧复担任晋王行军长史，德宗因为他父亲名衡，于是改为统军长史。那么朝廷之上尚且为臣子避嫌名，难怪李贺应进士举，当时流俗因为他父亲名晋，就同声指责议论了。然而《唐书》卫洙担任郑颍观察使，卫洙因为官号内有一字与臣家讳相同，想请求改授。诏令说：“嫌名不避讳，著录在礼文中。成命已经施行，固然难以依允。”《李〇奚传》：宦官摘取〇奚奏疏中的话触犯顺宗嫌名，〇奚上奏说：“《礼》不避讳嫌名。”没有治罪。那么唐律本来有嫌名不避讳的条款。

○二名 《旧唐书》：太宗诏令说：“依照《礼》双名不避讳其中一个字，近代以来，两个字都避讳，废缺已经很多。从今以后官员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个字不连续的，都不必避讳。”太宗的诏令很明白，然而唐人凡是遇到这两个字，虽然不连续的也避讳。避世为代，如代宗本是世宗的称呼就是这样。避民为人，如民部改为户部，李安民改为李安人就是这样。只有虞世南不改世字，大概世南死于太

译太宗时期，（他）正遵奉诏旨罢了。后来李世〇只称李〇，那么在高宗时期就已经避讳“世”字了。

译○ 古人写作时避讳的方法：司马迁的父亲名叫谈，所以《史记》中将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这是用“同”字来代替名字。有的因为别人的名字触犯了宗庙的避讳，就只称呼他的字。例如北齐因为高欢的祖先中有名叫泰的人，所以对于宇文泰只称呼他的小字黑獭；有名叫隐的人，所以对于赵隐只称呼他的字彦深。唐朝避讳“虎”字，所以对于石虎只称呼他的字季龙；避讳“渊”字，所以对于刘渊只称呼他的字元海，邓渊只称呼他的字彦海；避讳“治”字，所以对于长孙稚只称呼他的字承业（这些都是避讳嫌名）就是这样。有的因为避讳而改用文义相通的字来代替。例如汉明帝避讳“庄”字，而东汉人凡是旧书中所有的“庄”字都改为“严”，把鲁庄公称为严公，楚庄王称为严王，庄助、庄子陵也都改姓为严。王羲之的祖先避讳“正”字，法帖中正月都写作一月，或者写作初月。到了唐朝更加沿袭这种方法，例如把虎改为武，渊改为泉，又改为深，世改为代，民改为人。因此连古人的名字也改了，萧渊明改为深明，李安民改为安人。又因为嫌名而把长孙稚的名字改为幼，甚至另外称呼虎为猛兽，为于菟。（《隋书》记载赵仲卿施政严厉，当时人称他为猛兽。《北史》又说：当时人称他为于菟。）这些都是用文义相同的字来代替。隋朝刘臻喜欢吃蚬，因为父亲名叫显，于是改称为扁螺。这是用自己的避讳来改变事物的名称，实在让人觉得可笑。苏东坡因为祖先避讳“序”字，凡是替人作序都用“叙”字，这是用读音相同而意义可以相通的字来代替。然而有时虽然有同音的字但意义无法相通，就不免显得生硬滞碍，近代省略笔画的方法，最为简单易行且值得遵循。

○ 赶上侍奉与没赶上侍奉：《礼记》说：赶上侍奉父母就避讳祖父母的名字，没赶上侍奉父母就不避讳祖父母的名字。这只是避讳祖父的名字，而又以是否赶上侍奉作为区别。然而《礼》又说：既过了卒哭祭，用木铎巡行告诫，说舍弃旧讳而避新讳。杜预注解《左传》引用这段话，认为舍弃亲缘已尽的祖先，而避讳新近的祖先，从祖父到高祖都不敢直呼其名，那么避讳应当延伸到五代。《吴志》记载：张昭著论，也引用赶上侍奉的道理，说六代亲属关系已经竭尽，就不必避讳。周穆王名叫满，后来有王孙满；厉王名叫胡，而庄王的儿子也名叫胡。这又是避讳延伸到五代的证据，那么避讳私讳应当以五代为界限。（唐朝宗庙制度：已经迁出宗庙的不避讳。所以高宗避讳“治”字，而韩愈在《湖州上表》中“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里多次使用“治”字，大概是因为宪宗时高宗已经迁出宗庙了。）

○ 当面触犯避讳：六朝时最重视触犯避讳。《南史》记载谢凤的儿子谢超宗，因为刘道隆问他是否有凤毛，他就逃跑躲藏不敢回答。后来谢超宗对王僧虔的儿子王慈说：“你的书法和王虔公的书法相比如何？”王慈回答说：“就像鸡和凤相比。”谢超宗狼狈地退下。这是因为各自触犯了父亲的避讳。殷钧娶了永兴公主，公主讨厌他，每次召他进来，满墙都写着她父亲睿的名字。殷钧就流泪离去。《北史》记载：熊安生见到徐之才、和士开两个人，因为徐之才避讳“雄”字，和士开避讳“安”字，于是自称“触触生”。虽然被当时的人嘲笑，然而当时避讳的严厉，大概就是这样。董〇《燕闲常谈》说：许将任西京知州，有一个吏员禀报事情说：“某项钱若干，已有指令许将来年春天充当预买钱。”许将厉声说：“许将怎么能充当预买钱！”那个人才醒悟。元绛任杭州知州，一个吏员禀报事情：“应当依据元绛下达的指令。”元绛拱手说：“元绛何曾下达过指令？”吏员惶恐地退下。这未免当面触犯避讳，所以应酬接待时也有不可不留意之处，古人之所以有进门询问避讳的礼节。●卷三十二○ 三年丧期不计闰月：法令规定：三年的丧期，以二十七月为断限，遇到闰月不计算在内。这大概是本于古制。《白虎通》说：三年的丧期，不计算闰月，为什么呢？一年的丧期，是恢复其时节，大功以下的丧服按月数计算，所以用闰月来除服。《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母亲穆皇后去世后，那年九月有闰月，小祥祭时，怀疑应该计算闰月，王俭议论认为：“三百六十天，《尚书》有明确的议论；文公纳币，《春秋》加以讥讽。所以先儒对于一年的丧期，年数不计算闰月，大功以下的丧期，月数计算闰月。所以吴商说：舍弃闰月以端正一年之期，确实符合情理”。诏令听从了他的意见〔按：以上引文应有《南齐书·礼志》中〕。既然一年的丧期尚且不计算闰月，那么三年的丧期就更不用说了。

○ 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斩衰：古礼规定：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一年的丧。《礼记·杂记下篇》：一年的丧期，十一个月举行练祭，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注解说：这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的情况。《丧服篇》说：一年的丧期，是父亲在世时为母亲，传文说：为什么是一年的丧期呢？是因为委屈，至尊的父亲在，不敢伸展对母亲的私亲之尊。《丧服四制》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一年的丧期，是因为体现没有两个至尊。汉朝以来都遵循这个制度。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则天呈上奏表，请求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三年的丧，朝廷听从了她的请求。然而仍然只是齐衰。明太祖制定制度：儿子为父母，庶子为自己的母亲，都服斩衰三年的丧；嫡子、众子为他们的庶母，都服齐衰杖期一年的丧。

译从此以后，便成为固定的制度。

译○ 妇为舅姑三年丧

媳妇为公婆守孝三年的制度，始于宋太宗时期。《燕翼贻谋录》记载：《礼经》规定，女子出嫁后，将原本为父母守孝三年的期限折半，因此对公婆和父母都只守一年之丧。宋太宗的孝明皇后在守昭宪太后的丧期时，穿着齐衰服守孝三年。查考乾德二年，判大理寺尹拙、少卿薛允中等人上奏说：“古代礼制以及《开元礼》都规定媳妇为公婆守孝一年，但近世多改为重丧，请加以裁定。”魏仁浦等人议论说：“古礼有守孝一年的说法，直到后唐才定为三年。我们私下认为，在三年丧期内，灵位尚存，丈夫身处悲痛之中，而妻子却穿着华丽的服饰，夫妻本为一体，哀乐却不均等。请求规定公婆去世，媳妇跟随丈夫，穿齐衰服守孝三年。”皇帝下诏采纳，于是成为定制。据此可知，后唐时已经实行这一制度了。

○ 丧次助哭

世俗人家办丧事时，吊唁的客人一到，就常常派遣老妇婢女协助哭泣，甚至有人完全让她们代替哭泣。《南史》记载，王秀之的遗令中说：“世人让仆妾在灵前协助哭泣，大概是丧主悲痛不够深切，想用嘈杂的声音来掩盖。如果亡魂有灵，我定会嘲笑这种行为。”由此可见，六朝时已有这种陋习。

○ 避煞

丧家避煞的说法，俞文豹的《吹剑录》引用唐代太常博士李才百所记载的《丧煞损害法》。例如，在己日去世的人，煞气为雄煞，四十七日后回煞。十三、十四岁的女子，雄煞从南方第三家出来。煞气表现为白色男子，可能姓郑、潘、孙、陈，在第二十天和第二十九天两次回到丧家。因此世俗相传，到了那个日期一定要躲避。据此可知，唐代已有此风俗。洪迈的《夷坚志》记载：董成二郎死后已经入殓，家人用民间俗法在灶前筛上细灰，想查验死者灵魂的去向。不久看见灰上有鹅的足迹，大家都怀疑董二郎已堕入畜类。又侯甸的《西樵野记》记载：乡人顾纲去世，煞气回返，恰逢半夜，他的妻子在灵位前摆设香烛纸钱和祭品，屋内用彩绸遮挡，全家都躲到邻居家，只留一个老妇守家。老妇看见一个像猿猴但像狗那么大的东西，趴在案子上吃祭品。那东西看见老妇，连连殴打她，老妇呼救，家人赶来救援，那东西已经不见了。又储泳论述男女生煞说：人如果在某日死亡，就会受到某日的煞气影响。阴阳家所载，有雌煞，有雄煞，有煞气外出，有煞气不出。这种说法似乎不可信。然而，如果雌煞不出，死者的右足就会弯曲向左；雄煞不出，左足就会弯曲向右；如果都不出，左右足都会弯曲相对；如果都出，两足都不会弯曲而向外。逐一考察各种说法，雄煞、雌煞的说法，道理上或许存在。但如果拘泥于习俗，甚至倾家荡产去躲避，那就是迷惑了。陈东山的议论很好：“哪有在守父母丧期时，想要保全自身远离灾祸，却把灵柩锁在空屋子里的？又哪有父母肯害自己孩子的？”于是独自睡在草垫土块上，安然无事。这可以破除世俗的说法。

○ 墓祭

古代没有墓祭，前代儒者已经详细论述过。其中最明确切要的是晋代博士傅纯说：“圣人制定礼制，是根据事情来顺应情感。制作坟墓棺椁来藏匿形体，所以用凶礼来侍奉；建立宗庙来安顿神灵，所以用吉礼来供奉。送形体而去，迎精神而返。这是墓和庙的大区别，是形体和神灵的不同制度。至于室内、宗庙、寝殿、祧庙，是用来广泛寻求神灵的方法，唯独不在墓前祭祀，明确表明墓不是神灵所在的地方。”韩愈的《丰陵行》也说：“臣听说神道崇尚清静，三代的旧制保存在书籍中。墓藏庙祭不可混乱，我想说但这不是我的职责，又能如何呢？”又程子说：生前不在野外苟合，死后不在墓前祭祀。唐顺之也说：墓祭不是古制。查考《周礼·小宗伯》虽然有“安葬后进行墓祭”的文字，那是安葬当天孝子先回家举行虞祭，而让官员在墓前，祭祀一次地神，实际上并不是祭祀祖先。《冢人》所说的凡是祭祀墓地为尸，《檀弓》所说的官员在墓左设置酒器也是如此。那些在野外祭祀祖先的，只是《曾子问》中提到的望墓筑坛按时祭祀罢了，那也是因为宗子出逃，庶子不敢在宗庙主持祭祀的缘故。那些吊丧而没赶上殡殓的，也先去墓地，主人接待他们，就在墓左就位，妇人在墓右，完成踊礼尽哀，这又是因为赶不上吊唁的缘故，都不是常规礼仪。《史记》记载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马融认为毕是文王墓地的地名，后来武王、周公也都葬在这里。然而司马贞、林有望认为这是祭祀毕星而不是祭祀墓地。又查考《竹书纪年》记载纣王六年，文王初次在毕地祭祀。那么文王已经祭祀毕星，并非墓祭就可知了。只有《吴越春秋》说：夏少康担心禹的墓地断绝祭祀，于是封他的庶子在越地，号曰无余，居住在秦余，春秋时在会稽祭祀禹墓，似乎夏代已有墓祭。然而《吴越春秋》是后汉赵长君所作，其文字多摘取《左传》、《国语》、《史记》附会成篇，不可轻信。大概三代以上，本来没有墓祭，所以辛有看见披头散发在野外祭祀的人而认为怪异。欧阳修说：五代礼制败坏，寒食节野外祭祀并焚烧纸钱。论者引此为近代墓祭的开始。查考寒食上坟，本是唐开元二十年的诏令，编入五礼，永远作为常式，事见《旧唐书》，那么并非起于五代，而实际上也并非起于唐代。（宪宗元和七年诏令：常参官寒食拜墓，在京城附近的允许请假前往

译返回，其他州府上奏请示如何处置。）《孟子》中提到的东郭和番地之间的祭祀，虽然是假设之辞，但当时必定已有这种习俗。《史记》记载：孔子去世后，鲁国世代相传，按时节祭祀孔子的坟墓。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开了先河。秦朝在坟墓旁边修建寝殿。西汉时期，渭北原庙每月取出高祖的衣冠，颜师古解释说：这是从高帝陵寝中取出衣冠，每月出游一次。苏武从匈奴回来，皇帝下诏让他用太牢之礼谒见武帝的园庙。元帝追念萧望之，经常派遣使者祭祀他的坟墓。这是西汉时期的墓祭。光武帝命令各位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人，都回家上坟，又派遣使者祭祀窦融父亲的坟墓。明帝于是确立了上陵的制度，（永平元年春正月，皇帝率领公卿以下官员在园陵朝拜，礼仪如同元会。每逢正月上旬的丁日祭祀郊庙完毕后，依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正大夫、外国侍子、郡国计吏都聚集在陵前。八月饮酎礼也是如此）。蔡邕看见灵帝谒见原陵，于是说：“我听说古代不在坟墓祭祀。朝廷有上陵的礼仪，起初我认为可以废除，现在看到威严的仪仗，考察其本意，才知道孝明皇帝至孝恻隐，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说上陵作为朝廷制度，是从东汉明帝开始的。大概从西汉时早有上坟的习俗，明帝于是据此确立了制度。其他如楼护担任谏议大夫，出使郡国经过齐地，上书请求去先人的坟墓上祭。鲍永杀牛祭祀苟谏的坟墓。曹操祭祀桥玄的墓，又赐给徐晃牛酒，让他去先人的坟墓上祭。庞德公也有上坟的事。两汉以来，见于史书的例子不胜枚举。大概又因为上陵的制度，士大夫仿效它，都在墓所建立祠堂，平民百姓不能立祠，就在坟墓祭祀，相沿成俗。孔子说：死后归于土地称为鬼。周丰说：在废墟坟墓之间，虽然没有对百姓施加哀悼之情，但百姓自然哀伤，用生者的哀情侍奉死者的鬼魂，也是情感自然而无法抑制的。李济翁《资暇录》记载唐代寒食节出城拜扫，即使是已经除服的人，仍然穿着丧服，白衫麻鞋。这大概是还沿袭古代凶祭的意思。○合葬《檀弓》记载：季武子建成寝宫，杜氏的葬地在西阶之下，请求合葬。季武子说：“合葬不是古制，自从周公以来，没有改变过。”又说：“周公大概……”那么合葬的制度，起源于周公。考察古人合葬，不仅同穴，而且同椁，大概是取相亲之意。《礼记》说：亲之也者，亲之也，活着既然同室，死后自然不容分离，所以卫人合葬时分开，鲁人合葬时合并，而孔子只称赞鲁人的做法。然而所谓分开的，也不是不同的椁，只是一个椁内分为两室罢了。合并的则两棺之间没有任何间隔，而孔子所称赞的正是这一点，那么合葬应当同椁是确定的了。后世古法逐渐消亡，同椁的制度很久不再讲究，所谓合葬，只是同穴罢了。然而古制也有不适应时俗的地方。人的生死时间不一致，时代的贫富也不同，所以朱子说古人椁大，可以容纳两棺，今人椁小，不能容纳，也不曾认为异椁是错误的。司马光作《程夫人墓志》说：蜀人合葬，同垄而异圹。那么甚至有隔开墓穴的了。

译○改葬《中庸》记载：周武王在晚年接受天命，追封太王、王季为王。疏文说：武王追封他们为王，周公又改用王礼为他们改葬。查考《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惠公去世时，正值宋国军队入侵，太子年幼，所以葬礼有所欠缺，因此后来改葬。《战国策》记载：魏惠王去世，大雪纷飞，太子没有改变改葬的日期。惠施对太子说：“从前王季葬在禁山脚下，栾水侵蚀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材的前端。周文王说：先王想要再见群臣百姓一面。于是将棺木取出，在露天设朝三日，然后重新安葬。”那么改葬的习俗始于周文王。（《吕氏春秋》说葬在涡山脚下，《初学记》作呙山，《论衡》作滑山。）然而古人改葬，大概都是出于不得已。郑康成认为坟墓因其他原因崩坏，将要丢失尸柩的；韩愈也说山崩水涌毁坏坟墓，以及安葬时礼仪不完备的；敖继公也说有的因为以前的安葬不能合乎礼制，像晋惠公对待共世子这类情况就是这样。后世为了迁就风水，轻易移动祖宗的遗体，这是错误的！改葬在丧期结束后进行的，服丧穿缌麻。《梁传》说：改葬的礼仪，穿缌麻是因为关系疏远且久远。《丧服记》说：改葬服缌麻。戴德、郑康成都认为：服缌麻的，是臣为君，子为父，妻妾为夫，以及孙子为祖父后嗣的情况。那么主持丧事的人仅服缌麻，不是主持丧事的人就没有丧服了。卫司徒文子改葬他的叔父，向子思询问丧服。子思说：“礼制规定：父母改葬，服缌麻；已经安葬而除去丧服，是不忍心没有丧服送别至亲。”不是父母改葬就没有丧服，没有丧服就穿吊唁的服装，韩愈说：吊唁的服装，是加上麻布。

○久而不葬《礼》规定：士和庶民超过一个月就安葬，依次类推，最多到七个月为止，没有长期停放灵柩不葬的。《丧服小记》说：长期不葬的，只有主持丧事的人不除去丧服。这必定是有其他原因，不得已而为之，不像后世停放灵柩的做法。司徒文子问子思说：“丧服已经除去，然后才安葬，那么穿什么丧服？”子思说：“三年的丧期没有安葬，丧服不变，除去丧服有什么理由呢？”韩愈所说的改葬与未葬是不同的，这是长期不葬的丧服制度。

○假葬世俗有将灵柩攒放在居住的屋子里，就把它当作安葬地方的，古人称之为假葬。《通典》有假葬三年就恢复吉服的议论。郗诜母亲去世，就在尝北壁外下葬，三年就恢复吉服。卫〇以不应除去丧服来议论他，郗诜说：“这里地势低洼潮湿，只有城中地势高，所以就在居住的宅子里安葬，在供养的厅堂祭祀，不知道这样做不可以。”（也见于《晋书》）。程〇《三柳轩杂说》：胡楷买屋修理，在夹壁中发现一具旧攒堂的尸体，僵硬躺着像活人一样，触碰它就应手化为灰烬，于是报告有关部门，迁移安葬它。这大概就是古人假葬的制度。

○洗骨葬时俗愚民有火化先人骨头的，称为火葬。顾炎武已经详细论述了它的凶险惨烈。然而还有洗骨葬的。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安葬二三年后，就打开棺材洗骨头使其干净，另外贮存在瓦瓶里埋起来，因此争夺风水的人，往往多有盗骨的弊端。我的朋友沈倬担任上饶县令，看见库房中有几十具骨头，都是因盗葬打官司而贮存在库房的。查考《南史·顾宪之传》：顾宪之担任衡阳内史。当地风俗，人生病，就说先亡者作祟，于是打开坟墓剖开棺材，水洗枯骨，名为除祟。那么这种风俗由来已久了。

○神道吴曾《能改斋漫录》说：墓路称为神道，从汉代就是这样。并引用《襄阳耆旧传》光武帝建立苏岭祠，刻两只石鹿夹在神道两旁，又《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作为证据。张氵昊又引用《汉书·高惠文功臣表》说戚国侯李信成，因担任太常丞相时侵占神道而沦为隶臣，又《霍光传》说霍光夫人奢侈扩大墓制，建两座幽阙，修筑神道，说这两件事又在前。那么神道大概兴起于西汉。

○碑表《仪礼·士婚礼》入门对着碑作揖，《聘礼》宾客在碑内听命，又说东西北上的碑南，《礼记·祭义》牺牲进入庙门，系在碑上。贾氏认为宗庙都有碑，用来识别日影。《说文注》又说：宗庙的碑用来系牺牲，后人因此在上面记载功德。《檀弓》公室看丰碑，三家看桓楹。注：丰碑用大木头制成，桓楹形状像大柱子。《丧大记》：国君安葬用四绋二碑，大夫安葬用二绋二碑，凡是封土下棺用〇去碑。注：在墓穴前树立碑，用绋绳缠绕，用辘轳下棺。查考这几种说法，那么古人宫寝坟墓都种植大木头作为碑。而它的字从石，孙何说：取它坚硬且长久的意思；刘勰则认为：宗庙有碑树立在两楹之间，事情止于系牺牲，没有刻录勋绩，后代从庙到坟，用石头代替金属；司马光说：古人勋德多刻在鼎钟上，藏在宗庙，安葬时有丰碑用来下棺罢了，秦汉以来，才开始写文章褒赞功德，刻在石头上，也叫碑。这两种说法似乎认为刻石的碑与下棺的碑没有关系，然而唐封演《闻见记》：丰碑本是天子、诸侯下棺的柱子，臣子有时在书上写君父的勋伐，又立在隧道口，所以称为神道。

译古碑上往往有孔，这是穿系绳索的形象。孙宗鉴在《东皋杂录》中说：周、秦时期都用碑来悬挂棺木，材质或是木头或是石头，下葬之后，碑就留在墓穴中，不再取出了。后来渐渐有人在碑上书写姓名、爵位和籍贯，到了后汉，便在碑上刻写文字。李绰在《尚书故实》中也说：古碑都有圆孔，大概是原本用于墓地的器物，用来悬挂棺木下葬的，后人便借此来记述功德，于是就有了碑表。几十年前有人树立德政碑，也设置了圆孔，后来醒悟这样做不对，便改掉了。而孙何也说：从前在颍州，曾见过许多荀氏、陈氏的古碑，都在碑首凿有孔穴，像是用来穿系绳索的。他以此询问起居郎张观，张观说：“汉代距离古代不远，还保留着丰碑的遗制。”又去请教柳仲涂，柳仲涂也这么说。那么墓道中树立刻有文字的碑，原本是由于用来悬挂棺木的丰碑，后来有的改用石头罢了。流传于世的古碑，汉代有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又有蔡邕所作的郭有道、陈太邱墓碑文，收录在《文选》中。《后汉书》记载：崔实去世，袁隗为他树立碑颂扬功德。所以刘勰说东汉以来，碑碣如云般兴起。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也说碑文始于东汉。而朱竹〇又引用元初五年谒者景君开始有墓表，其高四尺，圭形碑首方形碑座，文字从左向右书写。按表就是碑这一类，那么西汉已有碑的形制。推究而论，应当以孔子为延陵吴季子题写的“十字碑”为开端。有人怀疑季子碑是后人伪托，唐代李阳冰起初擅长峄山篆书，后来见到这块碑，于是笔法变化开合，气势如龙如虎，由此可知这不是后人所能伪造的。自此以后，像峄山、之罘、碣石等，虽然并非坟墓，也模仿这种形式来记述功德了。

译○墓志铭 墓志铭的起源，王阮亭在《池北偶谈》中说：《事祖广记》引用《炙〇果子》，认为始于王戎、冯鉴。《事始》认为始于西汉杜子春，而高承的《事物纪原》认为始于比干。槎上老舌又引用孔子去世时，公西赤为之作志；子张去世时，公明仪为之作志，以此作为墓志的起源。不知道《檀弓》中所说的“志之”，不过是像现在的主持丧事罢了，不可以改作“志”字。只有《封氏见闻录》记载：青州古冢中有石刻铭文，写着“青州世子东海女郎”，贾昊认为这是东海王越的女儿，嫁给荀〇之子的。又东都殖业坊王戎墓中有铭文说：“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墓铭”。共有数百字。又有魏侍中缪袭在父母墓下题写版文。那么，将志铭放入墓穴中的做法，起源于魏晋时期是毫无疑问的。阮亭所依据的封氏的说法固然确凿，然而《南史》记载齐武帝裴皇后去世时，当时议论想要立石志。王俭说：“石志不出自《礼经》，起源于宋元嘉年间，颜延之为王球作石志，因为素族没有铭策，所以用来记录行迹。从此以来，大家互相沿袭。现在储妃身份尊贵，既然已有哀策，就不需要石志了。”这是墓志起源于元嘉年间的明确证据。（宋建平王刘宏去世，宋武〔孝〕武帝亲自为他作墓志铭。）司马温公也说南朝才开始有将铭志埋入墓中的事情。然而贾昊辨识“东海王越之女”一事，也见于《南史》，那么晋代已有墓志的先例。又《宋书·何承天传》记载：文帝开凿玄武湖，遇到一个大墓，得到一只铜斗。皇帝以此询问群臣，何承天说：“这是新莽时期的威斗，三公去世，都赐给这种斗下葬。当时三公居住在江左的只有甄邯，这一定是甄邯的墓。”随后墓中又得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铭文：“大司徒甄邯之墓。”又张华《博物志》记载，西汉南宫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的葬铭，说：“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也见于《学斋占毕》。）那么西汉时已有墓铭。《金史·蔡〇传》记载：金海陵王想要扩展都城，有两座燕王墓，原来在东城外，现在在扩展的范围内，命令改葬到城外。这两座墓民间传说是燕王及太子丹的葬地，等到打开墓穴，东面墓的棺木前端题写着“燕灵王旧”，“旧”即古“柩”字通用，乃是汉高祖的儿子刘建。西面墓大概是燕康王刘嘉的葬地。〇作《两燕王辨》非常详细。这又是西汉在棺木上题识的方法。不仅如此，《庄子》说：卫灵公占卜葬地在沙丘，挖掘得到石椁，上面有铭文说“不凭其子”，灵公于是夺取并埋葬了他。那么春秋以前已有在墓中刻铭的了。（《唐书·郑钦说传》记载：梁任〇于大同四年七月，在钟山墓穴中得到铭文，说：“龟言土，蓍言水，甸服黄钟启灵址。瘗在三上庚，堕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浃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当时没有人能解释，告诫子孙世代以此访求能人。〇的五世孙写下来问郑钦说，郑钦说正出使，在长驿得到它，走了三十里，到敷水驿，才领悟：这墓葬于汉建武四年三月十日，毁于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解释在《钦说传》内。那么汉代铭墓又有这一种，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的石椁铭之类。）由此几件事来看，那么墓铭的来源已经很久了。而王俭说始于宋元嘉年间颜延之，这又是什么说法呢？我私下认为古来铭墓，只是书写姓名官位，偶尔在上面铭刻几句话，而撰写文章叙述事迹，罗列生平，则是从颜延之开始的。

○碑表、志铭的区别 《曾子固文集》中有说：碑表立于墓上，志铭则埋入墓穴中，这是志铭与碑表不同的制度。各书所载，如庾子山作《崔公神道碑铭》所说的“思传旧德，宜勒黄金之碑”，杨盈川作《建昌王公碑铭》所说的“丘陵标榜，式建丰碑”，这是立于墓上的碑。贾昊所辨识的东海女郎及甄邯等事，都是从打开墓穴中看到的。又《神僧传》记载宝志公去世，梁武帝命陆亻垂在墓内制作铭文。司马温公为吕诲作志，说吕诲将死，嘱咐为他埋下志文。张仲倩说：撰写所听到的，放入墓穴中。这是志铭藏于墓中的。所以碑表有在安葬后作的，《王荆公集》中马正惠葬于天禧年间，而碑立于嘉〇年间，贾魏公的碑也立于安葬后的第二年。而墓志的写作，一定在安葬前。温公为其兄周卿及昭远作铭，都说因为安葬日期临近，来不及请求他人，而亲自作铭，以供安葬时使用。只有宋景濂作《常开平神道碑铭》也说序而铭诸幽，实在不可理解。神道碑没有放入墓穴的先例，只有《南史》记载裴子野去世，宋湘东王作墓志铭藏于墓穴内，邵陵王又作墓志列于羡道，羡道列志从此开始。又范传正作李白新墓铭，刻两块石头，一块放入墓穴中，一块立在道路上，景濂或许效仿这个吧？（温公说：碑犹立于墓道，

译人们得以看见它，是因为志铭藏在墓穴中，如果不发掘，谁能看到它呢？所以说志铭是不可不用的。费兖则引用韩魏公四代祖先葬在博野，子孙因避乱迁徙，于是忘记了葬地所在。韩公显贵之后，才开始寻找，命令他的儿子祭祀并打开墓穴，各自找到了志铭才确信。那么设置志铭，也是孝子慈孙的深意，不能完全否定。

《涌幢小品》说：刘宋时期，裴松之因为世人设立私碑，违背事实，上奏认为：立碑的人应当上奏，得到朝廷议论的允许，然后才能立碑，或许可以防止没有证据的虚夸，彰显真实的功德。从此普遍禁止并遵行（见《南史·裴松之传》）。到了隋、唐，凡是立碑的，都要奏请。到了五代就松弛了，现在更是遍布天下。

又朱竹垞说：古代丧葬法令规定五品以上立碑，低于五品立碣，这是规制应当审慎的。（按：这原本是根据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高度不得超过四尺，记载在丧葬令中。）碑有叙有铭，称之为碑文是可以的。称之为碑铭也可以，但直接称之为碑就不对了。孙何说：蔡邕撰写郭有道、陈太邱碑，都有序冠于篇首，而没有用铭来混淆，不曾直接命名为碑。（《北史·樊逊传》：魏收为《库狄干碑序》，让樊孝谦作铭，陆邛不知道，以为都是魏收作的。这是又有两人合作序、铭的情况。）等到李翱写商愍女碑，罗隐写三叔碑、梅先生碑，那么序与铭都混杂而不分，其名称也不再叫文，而直接叫碑。这竟然用拴牲口挂绳索的器具来命名文章了。古代嘉量有铭，称之为量铭，钟有铭，称之为钟铭；鼎有铭，称之为鼎铭，没听说过去掉铭字而直接称之为量、钟、鼎的，这是名目应当审慎的。（按：《南史·虞荔传》：梁武帝在城西设置士林馆，虞荔于是制作碑文上奏，皇帝立即命令刻在馆中。那么六朝时已经单名曰碑。）

《癸辛杂识》引用赵松雪的话说：北方多唐以前的古墓，所谓的墓志，都在墓中，方形上面有盖，盖子上部宽大下部窄小，上面写着某朝某官某人墓志，这就是所谓的书盖。后来在墓前立碑，其篆书题额应当只称为额，现在误称为盖，是不对的。这是题额应当审慎的。

又夫妇合葬墓志，近代如王遵岩、王渔洋文集中，都写着“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识者非议，认为古人合葬，题额不写妻子，现在说“暨配某”，是李梦阳以后不合典制的言辞。而考察唐、宋书法，则并没有合葬二字，只说“某君墓志”而已。他妻子的名字，则在志文中体现。这是书法应当审慎的。

又古人对于碑志的文章不轻易写作，苏轼回答李方叔说：“只是因为子孙想要追述其祖辈而作的，我未曾动手。”他如此慎重。现在号称能文的人，高文大篇，可以用一醉来交换，风气就衰落了！唐荆州说：近日屠夫酒贩等小人物，有一碗饭吃，死后必有一篇墓志，这也是流俗中最可笑的事。

杜子夏临终作文说：魏郡杜邺立志忠诚，犬马之劳未能陈述，忽然先于草露凋零，骨肉归于土，灵魂无处不到，何必回到故乡然后才能变化，长安北郭，就在这里安息。王阮亭引用它，认为这又是后人自作祭文及自撰墓志的开始。

又《后汉书·赵岐传》：赵岐久病，嘱咐侄子可在墓前立一块石头，刻上：“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这也与杜子夏临终作文相同。

译○行状 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自从唐代以来，撰写墓志铭之前，必须先有行状。其实六朝以来就已经有了。查考《梁书》，江淹曾为宋建太妃周氏撰写行状，任昉、裴子野也都写过行状。《南史》记载袁昂临终时，命令儿子们不得呈上行状。徐孝嗣任吴兴太守时，王俭赠给他四言诗，人们将其比作蔡子尼的行状；《北史》记载邢臧为甄琛撰写行状，世人称赞其工巧。而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用前贤行状最多，这说明汉代末年就已经有了行状，并非始于六朝。然而古人的行状，原本是用来呈报太常、司徒以商议谥号的。《魏书》说：旧有制度，凡是去世的人，由大鸿胪、本州大中正列举其生平事迹，移送公府，下达太常博士商议谥号。如果不符合谥法，博士就按选举不实治罪。如果行状不实，中正就按博士的罪责治罪。《封氏闻见记》说：唐代制度，太常博士掌管谥号，三品以上官员去世，旧部属记录行状，申报尚书省考功司校勘，再下达太常博士商议拟定后申报省部，省部商议完毕，然后奏报皇帝。这说明古人对行状原本就有核实的方法。然而人已经死了，由子孙和旧部属来撰写，自然会多有溢美之词，而主持议谥的人也大多本着“善善欲长”（希望善行能长久流传）的心态，谁肯去做苛刻核实的事情呢？虽然有中正、博士的处分以及考功司的校勘，但滥竽充数的情况还是接连不断。北魏袁翻说：现在的行状，都出自私家，臣子自己称颂君父的德行，不再分辨是非。现在的博士又与古代不同，只知道依据行状来议定谥号。请求敕令太常，对于言辞浮夸、没有节制限度的行状，不得接受。唐代李翱也说：行状和谥牒，都是旧部属和门生随意虚夸赞美，希望敕令考功司，虚夸的不予接受。查考当时行状有中正、博士的处分，考功司的校勘，尚且不免多有虚誉，何况近代的行状，不必经过太常和考功司，人人都可以自行撰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虚词滥调，连篇累牍！俞文豹在《吹剑录》中说：自古以来记载妇女事迹的只称碑或志，从未称为行状，近来有人为母亲撰写志铭却称为行状，不知依据何在。查考江淹为宋建太妃周氏撰写的行状，已见于《唐史》（此处原文疑有误，江淹为南朝人，应见《梁书》或相关史籍，但依原文直译），那么就不能说妇女行状没有依据了。

○乐石 世俗志铭的文章，常说“刻之乐石”，大概是沿用了峄山碑文中“刻之乐石”的说法，不知道这是引用错误。《禹贡》说：“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意思是泗水岸边有可以做磬的石料，秦始皇在峄山刻石，就是用的这种磬石，所以称为乐石（因为磬是演奏音乐的器具）。其他地方刻石的文章，并不称乐石。文士通用在碑碣上，是错误的。说法见于颜师古的《匡谬正俗》。

○忌日忌月 《礼记》说：君子有终身的丧事，指的就是忌日。大概每逢父母去世的日子，一定要穿素服、撤去音乐，整天哀悼怀念。六朝以来，更有忌日请假的制度。沈约在《答庾光禄书》中说，忌日请假。这应该是晋、宋之间的事，时间不久。《封氏闻见记》则认为古代制度忌日只是不饮酒、不作乐，至于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则是礼制的过度。并引用《晋书》记载会稽王世子忌日送客到新亭，主人作乐，王便起身离开，拿着弹弓打鸟。桓玄忌日，与宾客游宴，只在当时哭了一声。认为古代没有忌日不见客的例子。那些不见客的，实在是因为不能悲痛，所以自我隐藏罢了。这话虽然想要纠正弊端，但遇到忌日仍然像平时一样宴请宾客、会见客人，实行久了，这种礼制将会被废弃，这正好方便了那些背弃死者、忘记亲人的人。那么与其过度而废除它，不如过度而保留它。《文昌杂录》记载宋代元丰年间法令规定，私人忌日给假一天，侍奉祖父母的以此为准。这大概是还沿袭古代制度。六朝时又有“忌月”的说法。晋穆帝将要纳后，因为康帝忌月而怀疑，下达议论。荀纳、王洽等人说：“古代只有忌日，如果有忌月，那么更应当有忌时、忌年，这就更加无礼了。”《南史·张融传》：张融有孝义，忌月期间，三十天不听音乐。《唐书·王方庆传》：议论者因为孝明帝忌月，请求献俘时不作乐。王方庆说：“礼制有忌日，没有忌月。”也引用荀纳等人关于忌时忌年的说法来驳斥。《韦公肃传》：旧制，忌日前三天、后三天都不处理政务，韦公肃也引用礼制没有忌月的说法来证明其错误。

○七七 俗信认为人死后每七天为一个忌日，到七七四十九天则卒哭，这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田艺衡在《春雨逸响》中说：人刚出生时，以七天为腊，死后以七天为忌，一个腊日形成一个魄，一个忌日消散一个魄。杨用修也说：人生四十九天七魄完全形成，死后四十九天七魄完全消散。郎仁宝说：天以二气五行化生万物而有七政，人获得阴阳五常而有七情。天的道数只有七，而气运行六天有余为一个候；人的气也只有七，凡六天有余运行十二经。又引用《论衡·订鬼篇》说：鬼，是甲乙之神。甲乙，是天地的别气。人病重将死，甲乙之神就到了。假如在甲乙日生病，那么死者就是庚辛之神，大概是甲乙鬼，庚辛报，所以在甲乙日生病的人……

译死亡的日子常常在庚辛日。于是据此推演五行相克的道理，比如木日遇鬼则金为它的主杀之神，金日遇鬼则火为它的主杀之神，都是相隔七日。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大抵阴阳往来，多以八日作为一个节候。比如世人患伤寒病，病情的轻重每七日便有一个变化，或是一候、二候、三候，有按节候丝毫不差的情况。《易经》说“七日来复”，这本来就是天的规律。《礼记》中说“水浆不入口者七日”，这难道是后世做七习俗的起源吗？然而以七七四十九天为限，经传中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王棠说：古代礼制中诸侯有七虞之礼，以七日为节。春秋末期，大夫都僭越使用七虞之礼。现在每逢七日必定祭祀，总共七次祭祀，大概是因虞礼而误用所致。又引用皇甫某所撰写的《昌黎神道碑》说：遗命丧葬，没有不合礼制的。凡世俗习惯绘制佛像、写经念佛，以七为计数，以及阴阳家所说的吉凶，一概不玷污我云云。王棠说“日以七数之”就是指现在世人逢七设奠。然而七七之祭，实际上并非始于唐代。查考《北史》，胡国珍去世，魏明帝为他举哀（胡国珍是胡太后之父，所以死后太后为他行丧礼）。诏令从刚去世到七七四十九天，都为他设千僧斋，每次斋会令七人出家。宦官孟栾去世，灵太后在他去世后的第七日设二百僧斋。北齐武成帝宠幸和士开，将要前往晋阳时和士开的母亲去世，皇帝允许他过了七日后再出发。又孙灵晖担任南阳王元绰的老师，元绰去世，每到七日，孙灵晖便请僧人设斋。这就是做七习俗的明确证据，大概起源于元魏、北齐时期。查考元魏时道士寇谦之的教法盛行，而道家炼丹拜斗，通常以七七四十九天为断限，于是将这种方法推及到送终之事，从而有了这七七之制。唐代《李翱集》中有杨垂撰写的丧仪，其中一篇提到七七斋，李翱认为这不合礼制，特意论述并去除了它。《韩琦君臣相遇传》记载：宋仁宗驾崩，英宗刚即位，光献后对韩琦说：“当初立他为皇子时，臣僚中有很多人说不应立他，恐怕他即位后心里不高兴，昨天因为斋七并焚烧纸钱于炉中（以此化解）。”斋七就是做七，这又是近代做七的典故。

译○ 生圹 司空图建造生圹，每逢春秋佳日，便邀请宾客朋友在上面游览吟咏，这件事记载在《唐书》中。然而，生圹并非从司空图才开始。《后汉书·赵岐传》记载：赵岐为自己建造寿藏，绘制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的画像作为引导宾客的位次，自己画自己的画像居于主位，都配有赞颂之辞，这是生圹的开端。《唐书》记载姚勖在万安山为自己建造寿藏，标记墓穴叫“寂居穴”，坟墓叫“复真堂”，削土做成床，叫“化台”，并刻石告知后世。卢照邻隐居在具茨山下，预先划定墓区，躺卧其中。李适营造墓地种了十棵松树，在未生病时，经常前往睡在石榻上，把所撰写的《九经要句》和素琴放在面前。这些都在司空图之前。

○ 生祠 官吏有遗留的恩德，死后百姓为他们立祠祭祀的，大概从文翁、朱邑开始。《汉书》记载：文翁死在蜀地，官吏百姓为他立祠堂，每年按时祭祀不断绝。朱邑先前担任桐乡令，后来入朝担任大司农，临死时嘱咐他的儿子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桐乡。子孙怀念我，不如桐乡百姓。”他的儿子遵从遗命，把他葬在桐乡，桐乡人果然为他立祠，每年按时祭祀不断绝。《后汉书》记载：周嘉担任零陵太守，死后，官吏百姓歌颂他遗留的恩德，为他立祠。王涣担任洛阳令，死后，百姓在安阳亭西为他立祠，每次祭祀都弦歌伴奏。许荆担任桂阳太守，死后，桂阳人为他立庙树碑。祭彤在辽东，有恩信，死后，官吏百姓为他立祠。这些都是死后立祠的。至于立生祠的，《庄子》记载庚桑子居住的地方，人们都把他当作神来祭祀，这已经开了先端。《史记》记载：栾布担任燕国相，燕、齐之间都为他立社，号称“栾公社”。石庆担任齐国相，齐人为他立石相同。这是生祠的开端。《后汉书》记载：任延担任九真太守，九真官吏百姓为他立生祠。王堂担任巴郡太守，韦义担任广都长，官吏百姓都为他们立生庙。又李宪被诛杀，余党仍然据守，光武帝想要讨伐他们，庐江人陈众担任从事，乘坐单车，驾着白马，前往晓谕招降他们，于是共同为他立生祠，号称“白马从事”。《唐书》记载：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县人为他立生祠。调任魏州，州人又为他立祠。吕〇治理荆州，有恩惠仁爱，荆州人建造生祠。吕〇死后，人们又出钱十万把祠堂迁到府西。《宋史》记载：李〇入朝为相，淮阳几千百姓到朝廷请求立生祠。《张亢传》记载：他的祖父张全义，镇守洛阳四十年，洛阳人感激他的恩德，立生祠。韩魏公在定州，几州的百姓到朝廷请求为他立生祠。事见《君臣相遇》。自唐代以来，镇守魏州的只有狄梁公有生祠，到了韩魏公也在熙宁佛寺为他立祠，仪态形貌宛然可见。这些都是活着时立祠的。（按《旧唐书》记载狄仁杰在魏州有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晖担任魏州司功参军，贪婪暴虐，被人厌恶，于是毁掉了狄仁杰的祠堂。）

○ 祠堂 现在士大夫家的家庙称为祠堂。查考三代没有祠堂的名称。苏东坡《逍遥台》诗自注说：庄子祠堂在开元，这可能是后人因为他的葬地而建造的，不是漆园时期的制度。然而王逸序《天问》说：屈原看见楚先王的庙以及公卿的祠堂，画着天地山川神灵奇诡的形状，于是写在壁上呵问它们。那么战国末年已经有祠堂了。《汉书》张安世及霍光传记载：将作大匠挖掘填土起冢建造祠堂。那时祠堂多在墓地，所以司马光说汉代公卿贵人多在墓所建造祠堂，在都邑则很少，如成都外的诸葛祠堂，大概一两个而已。《光武纪》记载：建武十七年冬，光武帝驾临章陵，为舂陵宗室全部建造祠堂。因为谒陵而建造祠堂，那么也可能在墓所。《后汉书》记载：巴郡太守在任十七年，使夷人和睦，死后，夷人爱慕，送他的灵柩回乡。诏书嘉奖赞美，为他立祠堂。又清河王庆想为母亲宋贵人作祠堂，不敢上奏，常认为是终身遗憾。《魏略》记载：明帝东征，经过贾逵的祠堂，诏令打扫祠堂，有穿漏的地方修补治理。《北史·崔士谦传》记载：崔士谦担任荆州刺史，死后，全境痛惜他，立祠堂，四季祭祀。《周书》记载：司马裔死后，家室卑陋，丧庭无处安放，于是诏令为他建造祠堂。这就不在墓所，然而当时还沿用祠堂的名称。唐以后，士大夫各自建立家庙，祠堂的名称就废弃了。如果唐代所传的家庙碑、先庙碑之类，很少有名祠堂的。《宋史·宋庠传》记载：曾经请求恢复群臣家庙，说：庆历元年赦书，允许文武官立家庙，而有司不能奉行，因循观望，使王公荐享，与平民百姓相同，请求下有司论定施行。王曙也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恢复唐代旧制；文彦博也请求定群臣家庙的制度。苏颂说：“大夫士有田则祭，无田则荐。现在不能拥有土田，请求考订唐人寝室燕飨的礼仪，只用燕器常食。”皇〇中于是著令臣下立庙。那时也没有以祠堂为名。近世祠堂的称呼，大概起于元代。查考《元史》仁宗建阿术祠堂，英宗建木华黎祠堂。朝

译朝廷所建立的祠堂，也以名号来称呼，那么士大夫私人的庙宇也就可想而知了。○宗祠○素像古代祭祀必定要有“尸”（代表受祭者的活人）。《孟子》中提到弟弟担任“尸”。这说明战国时期还有这种制度。然而宋玉的《招魂》中已有“像设君室”的文字，那么○素像实际上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顾炎武说：“尸礼废除而像事兴起，也是风气使然。”近世的祠堂都设置神主牌位，不再有○素像了，祖先的真实容貌则有画像，在岁时节日展拜致敬。唐、宋时期则还多有○素像。陆龟蒙建立祠堂，○素像已经立于其中。咸淳年间，有人喝醉后扑倒了那尊像，发现腹中装满了他生平的诗文稿。前明时期士大夫家的祠堂也有○素像。陆深的《溪山余话》说：“我被贬谪到延平时，路过兰溪，拜谒章枫山的祠堂，祠中的○素像穿着公服，不太像本人。”

译○塑像 自从佛法兴盛，塑像便遍布天下，然而塑像实际上并非始于佛家。《史记》记载：帝乙制作偶人来象征天神，并与之博弈。那么商代已经开了先河。《国语》记载：范蠡离开越国后，越王用黄金铸造他的形貌来祭祀他。《战国策》记载：宋王偃铸造诸侯的雕像，让他们侍立在屏风厕所旁。那么当时也有用金属铸造的。《孟子》中有“作俑”的说法，宋玉的《招魂》也说“像设”。魏文侯说：我所学习的，不过是土做的偶像罢了。又《战国策》记载：秦王说：“宋王无道，制作木偶人来象征我，并射其面部。”又孟尝君将入秦，苏代劝阻他，说：“土偶与桃梗相遇，桃梗说：‘你是西岸的泥土，被抟弄成人形，每年八月雨水降临，你就要残毁了。’土偶说：‘我是西岸的泥土，泥土残毁了我仍回到西边。如今你是东国的桃梗，被削刻成人形，雨水降下洪水到来，会把你漂流而去，我不知道你将停泊在何处。’”那么泥塑木刻，在战国时都已经有了。又《韩非子》记载桓赫削刻的道理，鼻子没有比大的更好的，眼睛没有比小的更好的。鼻子大了可以改小，小了不能改大；眼睛小了可以改大，大了不能再改小。这又是塑像的秘诀。至于佛像，自从汉武帝击败休屠王，才开始得到祭天的金人带回。那么佛像原本是用金铸造的，后来有用土木制作的，则是传入中国后，依照中国的方法制作的罢了。《宋史·方伎传》记载：僧人志言在盛夏去世，身体不坏，仁宗命令用他的真身在寺中塑像。这又是后世真身塑像的开始。

●卷三十三 ○刻书 书册 《池北偶谈》引用《五代会要》：后唐长兴三年，任命太子宾客马缟等人担任详勘九经的官员，在诸选人中召募能书写的人，写好后交给工匠雕刻，每天刻五纸，给予减少一选级的优待。后汉乾祐年间，《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开始雕版。后周广顺三年，尚书左丞田敏进献印板九经。马端临《文献通考·书籍门》也记载刻书始于后唐。沈括《梦溪笔谈》及《孔氏杂说》也都认为始于冯道奏请雕版五经。又和凝有文集百余卷，自行雕版发行于世。广顺年间，蜀人毋昭裔拿出私财百万，刻印九经版，又刻《文选》、《初学记》、《白孔六帖》发行于世。可见刻书始于五代是明确的。然而叶梦得又说唐柳公权《训序》当时在蜀地见到字书的雕版，而元稹序白乐天《长庆集》也说：缮写摹勒，在街市炫卖。摹勒就是刊刻，那么唐代已经开了先河吗？《梦溪笔谈》也说雕版印刷书籍在唐代时尚未兴盛。说尚未兴盛，那么就已经有了。《河汾燕闲录》又说：隋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令废弃的佛像遗经，都命令雕撰。王阮亭引用此说，认为这是刊书的开始。刊书与抄书难易程度相差百倍不止，如果隋代已有雕刻，为什么唐代时尚未盛行，直到五代时才有。应当是隋、唐时习得此技艺的人少，刻书非常艰难的缘故罢了。胡应麟《笔丛》也说雕版始于隋，行于唐，扩于五代，精于宋。郎瑛《七修类稿》又说，唐代不过少有一二，到五代才开始兴盛，宋代则群集皆刻，大体不错。当今世上的刻工有活板法，也起源于宋代。沈括说：这种方法用泥土刻字，每字为一印，火烧使其坚硬，想要印刷就用铁框放在板上，而在其中密布字印，顷刻间印千百本，这就是活板法。但宋代还用泥刻字，现在则并用木刻，尤其适用罢了。陆深《金台纪闻》说：近日毗陵人用铜铅做活字，比起板印更加巧妙方便。那么又认为活字起源于明代，大概不知道宋代已有刻泥活字的方法罢了。又程大昌《演繁露》说：古书都是卷轴，到唐代才开始成为叶子，即现在的书册。这恐怕未必，唐代如邺侯插架三万轴，白乐天说“新诗三十轴，轴轴金玉声”，元稹序乐天诗也说“前后数十轴”，可见当时还使用卷轴。《笔丛》也说：唐末宋初，抄录变为印摹，卷轴变为书册。

○刻时文 《云谷卧余》记载杨常彝说：十八房的刻本，从万历壬辰年《钩玄录》开始。旁边加批点，从王房仲选程墨开始。其后坊刻逐渐众多，大约有四种：叫程墨，则是科场主司及士子的文章；叫房稿，则是十八房进士的旧作；叫行卷，则是举子的作品；叫社稿，则是诸生会课的作品。每科房考的刻本，都出自苏杭，而北方商人购买带走，天下人共同奉为准则。《戒庵漫笔》说：我年轻时未见有房稿刻本，有书商从利考朋友家抄得窗课，每篇酬钱数文，拿去发刻。唐荆州中会元，其稿是门人蔡瀛所刻。薛方山中会魁，其三试卷也是门人钱梦玉用东湖活板印行的。现在则满眼都是坊刻了。《七修类稿》也说：明代以前，世上没有刊本时文。杭州通判沈澄刊印《京华日抄》一册，获得重利。后来福建效仿，逐渐到各省

译这是提学官考核试卷。（查《明史》记载，万历十五年礼部上言：科举应试文章的流弊太严重，请求选取弘治、正德、嘉靖初年考中的文章，挑选其中特别优秀的，刊刻后分发到各地的学校，使考生知道努力的方向。这又是官方刊刻时文的开始。）

译○花押 顾炎武引用《集古录》中有一卷记载帝王将相署字，说署字就是草写自己的名字，即模仿俗话所说的画押。并依据《魏志》中司马懿统领军队抵御蜀军，许允等人谋划趁他入宫时，请求皇帝杀他，已经写好诏书，优伶在皇帝面前唱“青头鸡”，“青头鸡”指的是鸭，是想让皇帝迅速在诏书上画押，以此作为帝王画押的开始，这当然是对的。然而说当时帝王的画押就是自己署名，恐怕不是这样。汉代长官批阅属吏的公文，只写一个“诺”字。《后汉书·党锢传》所说的南阳太守宗资只是画“诺”。王府的僚属上笺启，也用这种制度批答。晋元帝即位，心存谦抑，仍沿用藩王的礼仪，凡是笺奏都批“诺”。“诺”字中间若有凤尾婆娑的形状，所以叫“凤尾诺”。可见画“诺”实际上是写一个“诺”字，不能与后世花押署名相比。那么长官及藩王批答僚属，尚且只写一个“诺”字，而帝王的画押反而自己花押署名吗？《北史·齐后主纪》记载：穆提婆等人卖官，请求书写诏书，后主连续判批文书二十多张，每张都写“依”字（《北齐书》记载每张都写“花”字）。那么北齐帝王画押，尚且只写“依”字，而不自己署名，难道魏时帝王的画押已经自己署名了吗？大概汉、魏时帝王已有画押诏书的惯例，但必定另有字作为画押，如“依”字、“可”字之类，而不是自己花押署名。唐末董昌僭越称帝，下达制诏都自己署名。有人说：“帝王没有画押诏书的惯例。”董昌说：“不亲自署名，怎么知道我是天子？”可见唐末尚无天子自己署名的惯例，而说汉、魏帝王的画押就是自己花押署名，必定不是这样。《集古录》所说的五代帝王署字一卷，大概是五代帝王都起于人臣，他们未登极以前，本来就有署名的画押，即位后便沿袭不改罢了。至于士大夫的画押，从六朝到唐、宋，固然没有不署名的。（齐太祖在领军府时，也命令纪僧真学习自己的笔迹，署名回答报表疏。又陆倕戏弄何敬容：“苟既太大，父亦不小。”斛律金不能署“金”字，齐神武帝指着屋角示意他。库狄干署“干”字，于是逆着笔画写，当时人称为穿锥。这些都是花押署名的故事。）而宋代则有以画押代替署名的例子。袁文《瓮牖闲评》记载张乖崖的一封书信，后面写“知升州张”，画押出自亲手而不署名。方勺《泊宅编》也记载张安道写信不称名，只画押。所以周密《癸辛杂识》说：前辈的简帖都在前面署名，后面的画押就用来代替名字，不再署名了。近世士大夫不以画押代替署名，才一百多年的事罢了。曾见先朝进呈的文字，往往只画押而不署名，起初怀疑是检阅底稿，但后来有御批，实在不能理解。后来看到前辈所载，乾道、淳熙年间礼部有申呈秘省的状文画押而不署名，有人认为是互相轻视导致怨恨。范成大听说后，笑他们浅陋。据此，宋代进呈文书及属吏申呈长官的文牒，后幅也都以画押代替署名。然而《韩琦君臣相遇传》记载：韩琦在魏州时，府僚路拯呈报事务，状文末尾忘记署名，韩琦就用袖子遮住，路君惭愧信服。那么古人进呈状文，状文末尾本来有署名的惯例。

○烧香 赵彦卫《云麓漫抄》说古代没有烧香的事，《尚书》中“至于岱宗，柴望大告武成”，《礼记》中“焚柴于泰坛”，《周礼》中“升烟燔牲首”，都是焚烧柴火升烟来降神。后世烧香，大概起源于佛教和道教。李相之《贤已集》因此说烧香始于佛图澄。襄国城护城河的水源突然枯竭，石勒问佛图澄，佛图澄说：“现在应当命令龙取水。”于是烧安息香，念咒数百言，水大量涌出。然而烧香实际上不从此开始。《三国志》记载：孙策说张津戴红色头巾，烧香读道书；又《江表传》记载：道士于吉来到吴地，建立精舍，烧香读道书。那么汉末道家已经使用烧香了。又查《汉武故事》记载：昆邪王杀休屠王，率领部众来投降，得到了他的金人神像。祭祀不用牛羊，只烧香礼拜。那么烧香始于佛教可知了。高似孙《纬略》也这样说。

○放生池 放生本于佛教戒杀的意义。唐乾元年间，命令天下设置放生池八十处。颜真卿碑文说：环绕土地为池，周天布施恩泽。动物植物依循仁德，飞禽走兽受益。宋天禧年间，王钦若奏请将杭州西湖作为祝圣放生池，郡守王随作了记。苏轼奏陈西湖不可废弃的五条理由，这是其中之一。他的奏状说：郡中人数万，聚集在湖上，所救活的羽毛鳞介以百万计。然而考察《艺文类聚》记载梁元帝时荆州有放生亭碑，那么唐以前已经有了。又《南史》记载梁武帝时谢微作《放生文》，被世人赞赏。大概梁武帝信奉佛教戒杀，甚至以面食作为牺牲，那么放生起源于此时无疑。根据颜真卿“飞潜受获”及苏轼“羽毛鳞介”等语，那么放生池中不单单种鱼。宋人生日多以放鸟鸽为寿，苏轼诗“记取金笼放雪衣”，自注：杭州人以放鸽为太守祝寿。又《倦游录》说：王丞相生日，巩用笼子装雀鸽来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