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中

译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初一，七日丙戌，大宋皇帝恭敬地向大契丹皇帝宫阙呈递誓书：共同遵守诚信，虔诚地守护友好的盟约，用当地出产的物资，来补助军队的费用，每年提供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不再派遣使臣专门前往北朝，只命令三司派人将物资运送到雄州交割。沿边的州郡军队，各自守卫疆界，两地百姓，不得互相侵犯。如果有盗贼逃亡，彼此都不允许收留隐藏；至于田间的庄稼，南北双方都不要纵容骚扰。所有两朝的城池，都可以依旧存在和守卫；沟渠护城河的修缮，一切照旧。就是不得新建城墙，开凿河道。誓书之外，各自没有别的要求。务必同心协力，希望盟约长久保持。从此安定百姓，谨慎地守卫边疆。以天地神灵为证，向宗庙社稷禀告，子孙共同遵守，世代相传无穷尽。如果有违背这个盟约的，就不能享有国家。明亮的上天鉴察，应当共同诛杀他。远远地陈述这些，专门等待回复，不再多言，恭敬地禀告。”回复的书信说：“维统和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初一，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恭敬地向大宋皇帝宫阙呈递誓书：共同商议停止战争，重新谈论友好往来，并且承蒙您的关照，特别下达誓书。说‘用当地出产的物资，（其下文同前，至）应当共同诛杀他。’我虽然不才，怎敢不遵守这个约定。恭敬地向天地禀告，向子孙发誓。如果违背这个盟约，神明将诛杀他。专门陈述这些，不再多言，恭敬地禀告。”从此，两国一百多年坚守盟书，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而宣和年间与大金结好，也有“不能享有国家”的话，前后都违背了它，以至于被指责失信，改立伪楚政权，天下人的肝胆涂地。孔子认为军队和粮食是可以舍弃的，由此可见（真宗朝时，吕夷简为宰相，因为西夏的事情，契丹正派遣刘六符来索取旧地，又增加银绢各十万。富弼出使，仅仅免除了败坏盟约的结局，只是不用“献”字罢了）。

译朝廷偏安江南，典籍散失殆尽。省、曹、台、阁等机构都命令老吏凭记忆回忆旧事，依照这些记忆作为法令，称之为“省记条”。这些都是临时迎合私意、图谋便利的做法。当时敌军骑兵从浙江中部渡江北归，官军在长江建康段战败，督将却上奏报功，声称敌国四太子几乎被抓获，朝廷也为此推恩赏赐。当时人们讥讽说，这是用“省记条”来推定“几乎”捕获的赏赐。

范觉民担任宰相，政事都委托给都司处理。而郎中王寓、万格刻薄苛细，士大夫多受其害，当时人们编了谚语说：“逢到王寓多龃龉，遇到万格必阻隔。”后来他们想推行讨论法，于是宽恕大奸臣而滥及众人，最终案件送交吏部，范觉民也因此被驱逐。

绍兴年间，因为财政匮乏，凭借军功入仕的武臣很多，俸禄中的米麦，即使是宗室也减半发放。后来减半的数额又再次缩减，反复多次。于是到了正任观察使，才领取两石六斗。只有统兵官员依旧全额发放。像刘光世、韩世忠两位开府仪同三司、张浚太尉、王〇燮承宣使等，算是统兵官员。至于殿前马步三帅，都不能参与全额发放。当时步军都指挥使兰整说：“以前做殿前班长行，领取米四石八斗；现在做了步军太尉，反而不如从前。”而且又不能算作统兵官员，这尤其可笑（大概当时殿前诸军人数才几百人。据殿帅郭仲荀说，编制之外，只有三十八人，每人负责宿卫，随从者只有十五人）。

开府仪同三司刘光世，延安人，他的祖先以夏国将领的身份归顺朝廷。到了建炎年间之后，凭借功臣身份检校太傅、两镇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他的部曲都是西人，有一位斗将王德，勇猛强悍但相貌丑陋，军中称他为王夜叉，最为有名。当时文士济南人王冶，字梦良，也性格木讷刚强少有温和，说话必定厉声，性情又刚毅果决，后来担任大理寺治狱正，人们也称呼他为王夜叉，用来比喻阴间狱卒牛头夜叉。

从前契因为辅佐大禹有功，被封于商，赐姓子氏。周朝封微子启于宋。后来第十一世孔父嘉的孙子，以祖父的字为孔氏。他的儿子孔防叔躲避宋国华督的祸难，逃到鲁国担任大夫，于是在鲁国安家。他的曾孙就是先圣孔子。而郑国有孔张，出自子孔；卫国有孔达，又有孔悝，出自姬姓。都在子氏之前，不是孔子的后代。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己酉岁十月庚子日，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己丑日，即鲁哀公十六年。母亲是颜氏的第三女，名叫征在。娶了宋国并官氏的女子。大中祥符元年，封父亲叔梁纥为齐国公，母亲为鲁国太夫人，妻子为郓国夫人。汉平帝元始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魏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谥为文宣尼父。后周宣帝大象二年，追封为邹国公。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尊为宣父。高宗乾封元年，赠太师。则天天授元年，封为隆道公。明皇开元二十七年，谥为文宣王。宋真宗祥符元年，加号玄圣文宣王，后来改至圣。他的继承者，魏朝封为鲁国文信君；秦朝封为鲁国文通君；汉高祖封为奉嗣君；平帝改为褒成侯；后汉和帝改为褒亭侯；魏文帝改为崇圣侯，晋武帝改为奉圣亭侯；宋文帝封为崇圣侯；后魏文帝封为崇圣大夫；孝文帝恢复为侯；北齐文帝改为恭圣侯；后周宣帝封为邹国公；隋炀帝封为绍圣侯；唐太宗封为褒圣侯；明皇封为文宣公；宋仁宗改为衍圣公，哲宗改为奉圣，崇宁三年，又封为衍圣公，制书说：“孔子的后代，从汉元帝封其爵位为褒成君，以奉祀孔子，到平帝改为褒成侯，开始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褒成，是他的国号；宣尼，是他的谥号；公、侯，是他的爵位。后来的子孙，虽然更改不一，但不失其义。到了唐朝，去掉国号而袭用谥号，这是礼制的失误。认为应该去掉汉朝的旧制，革除唐朝的失误。考察古制以正名，在义理上是合适的。适宜改封至圣文宣王四十六代孙宗愿为衍圣公。”庙中有孔子亲手种植的桧树三株。两株双立在御赞殿前，高六丈多，围一丈四尺。另一株在杏坛东南，高五丈多，围一丈三尺。晋永嘉三年枯死，到隋义宁元年又复活。唐乾封二年又枯死。宋康定年间，一枝又复活。大概已经一千五百多年了。庙中有后汉碑三座，魏碑三座，齐碑一座，隋碑两座，唐碑十四座。林中篆书碑一座，在孔鲤墓前，模糊不可辨认。汉碑九座。孔氏住宅，除了各人居住的以外，祖庙殿廷廊庑，还有三百一十六间。其四十七代孙孔传作《东家杂记》，记载非常详细，这里只是大概。

章谊，字宜叟，侍郎，有田产在明州。绍兴二年出租，预买绢三匹，三年增加到九匹，感叹赋税沉重。堂兄彦武在旁边说：“这是作法自弊的过错。”起初，宜叟担任大理卿，户部侍郎柳庭俊，是他的妻兄，寄住在章家。一天聚会饮酒，酣醉后白天睡觉，直到傍晚还没醒。柳庭俊的弟弟来禀告：“明天要进宫对答。还没有札子。”柳庭俊惊起，立即问章谊有什么事可以议论，章谊戏

译（有人）说：“如今财政用度窘迫匮乏，应当将天下官户的赋税徭役，与平民百姓同等对待，这是当务之急。”柳公绰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第二天，他在朝堂上回答皇帝询问时，详细陈述了这件事，于是立即得以施行。士大夫家庭，既然不能亲自耕种以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分得的租税已经微薄；又没有经商等其他产业，却要与平民百姓缴纳同等数额的租庸调。他们所遭受的损害，大概就源于这一句戏言，‘自弊’（自己给自己带来祸害）这句话，确实意味深长啊。

译杜甫有《义鹘行》。张九龄有《鹰图赞序》说：“凶猛的鸟，叫做鹰和鹘。鹰，名声显扬于姜尚（尚父），道义见于《诗经》；鹘，踪迹隐没于古人，史书缺乏记载。难道是过去见识广博的人，对事物也有遗漏；还是如今美好的生物，才能无不显现，被称呼的变化，与所记载的不同呢？”按：古人称雕和鹗，又说“凶猛的鸟成百上千，不如一只鹗”。而鹗，现在世上已见不到，难道是名称发生了变化吗？然而鹘也不能居于鹰雕之上啊！

杜甫《雕赋》说：“正当深秋凄清之时，看见一只鹗直冲而上。那些凶猛的鸟成百上千，怎敢与它同年而争高下。这是雕的大致情形。”那么杜甫大概把雕当作鹗了。而孟康注释《汉书》说“鹗，是大雕”。颜师古说：“鹰，是隼这一类，不是雕。”《礼部韵》说：“鹗，是雕这一类。”颜师古注释《汉书》说：“隼是凶猛的鸟，就是现在的鹄。解说的人认为是鹞，错了。鹄字音胡骨反，鹄与鹘同。”又《货殖传》说：“隼也是凶猛的鸟，就是现在所称为鹘的。”

唐明皇注释《孝经》、《道德经》、《金刚经》。张曲江有贺表说：“陛下至高的德行效法上天，公平地对待儒术，道家已经广传其学说，僧人又不违背他们的愿望。三教并列，百姓知道归向。”现在《孝经》盛行，《道德经》也有石刻，只有《金刚经》很少见于世。《张文献集》记载《贺上仙公主灵应状》说：“右臣等，听说本月八日，上仙公主灵座有祥风瑞虹的感应。等到启殡，才知道是尸解。又听说特别禀受清虚之气，淡薄于滋味，素来含有真气，自然不吃盐，等到迁神，更标榜奇迹。希望宣告交给史馆，以昭示灵异。仍希望宣告给百官。”诏书说：“道家有默仙，称为形解。古来既然这样，现在也将如此。年幼之时，悲伤其夭折短命；灵变的道理，乃进入玄真。且与方外之人同心，不比人间结念。所谓记载于国史，以继承玄美，你也是史官，任为凡例。兼请宣告的，都依从。”而《新唐书》不记载。难道是因为其妖妄而删削吗？曲江号称端正之士，也这样做，难道不是李林甫等人逼迫的缘故吗？至于上仙的话，现在虽然是帝王的儿子尊贵，也不敢用了！

钓丝的一半，系上荻梗，叫做浮子。看它沉没，就知道鱼中了钩。韩退之《钓鱼诗》说“羽沉知食驶”，那么唐代大概用羽毛做浮子。

唐《张曲江集》记载明皇《敕突殿书》说：“敕儿登里突厥可汗：天不福善，祸患集中在那个国家。〇伽可汗倾逝，听说后心中悲伤。自从二十年间，结为父子，及此痛悼，何异亲生？朕与可汗先人，情重骨肉。既然与朕为子，可汗即合为孙。以孙比儿，似乎疏远少许。现在修先父之业，复继往时之好，此情更重，只可从亲。故欲可汗今者还且为儿。”故其下书皆呼为儿。而宋朝与契丹，开始以年齿约为兄弟，而彼主享国之永，至哲宗时，遂为大父行。与谓汉为丈人，唐敕称可汗呼儿异矣。

唐高宗召大臣，欲废皇后，立武昭仪，李〇称疾不入，褚遂良以死争。他日，绩独入见，帝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帝意遂决。武惠妃谮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帝欲皆废之，张九龄不奉诏。李林甫初无所言，退谓宦官之贵幸者曰：“此人主家事，何必问外人？”帝犹豫未决。九龄罢相，帝召宰相审之，林甫对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预。”帝意乃决。德宗欲废太子，立侄舒王，李泌曰：“赖陛下语臣，使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图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预于卿，而力争如此？”对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今臣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获免。李泌首倡奸言，遂使林甫祖用其策，以逢君恶。至德宗便谓当然，反云“家事”以拒臣下。则作俑者，可不慎乎？卒之长源，能保其家族。而敬业之祸，戮及父祖，剖棺暴尸。忠邪之报，亦可以鉴矣！而蹈覆辙者相接。哀哉！

《常衮集》有《谢赐绯表》说：“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臣学愧聚萤，才非倚马。《典》、《坟》未博，谬陈良史之官；辞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唯知待罪，敢望殊私？银章雪明，朱绂电映，鱼须在手，虹玉

译横穿腰间。只知承奉恩宠荣耀，顿时忘记了惊惧戒慎。《蜉蝣》的诗歌，恐怕是在讽刺国风；蝼蚁般的诚心，难以报答上天的造化。”由此可知，唐代玉带是佩在绯色官服上的，而银鱼袋也悬挂在玉带上。

译本朝宗室，凡是南班环卫官，都在官衔上加上皇伯、皇叔、皇侄等称谓，不再书写姓氏，即使是袒免以外的亲属也是这样。熙宁年间，开始有改任外官的人，就去掉皇属称谓而加上姓氏。宣和年间，又把姓氏一并去掉，当时人们认为这样做不对。靖康年间，才恢复旧制。《常衮集》记载李讠惠《除秘书监词》说：“过去刘向父子世代掌管典籍，现在的秘宝，难道可以避嫌亲属吗？堂从叔正议大夫、守光禄卿同正员、嗣泽王讠惠，幼年继承藩国，早就显扬忠孝。”大概唐代不是期亲（最亲近的亲属）就不加“皇”字，即使是出阁担任外任，也不写姓氏，而在官衔上以堂从来记载，似乎比较得当。然而本朝宗室子弟，都恢复本名并连用字，宗派服属关系，一看就知道，这是汉、唐以来所不及的。

柳子厚《龙城录》记载：“贾宣伯喜爱金华山，就是现在的双溪别界。它的北面有仙洞，俗称为刘先生隐居的地方。洞内有三十六宝，广阔三十六里。用松炬照亮石刻，上面写着‘刘严字仲卿，汉射声校尉。在恭、显之际极力劝谏，被贬到东方边远之地，隐居在此，不知最终下落’。这是道士萧玉玄所记录的。山口人时常得到玉篆牌。俗传刘仲卿每到中元节就来降洞中。州人祈福，在溪口边找到这个的人将会大富，这也不一定如此。然而仲卿也是梅子真一类的人吧！”我曾经观看《金华图经》，却说刘孝标住在这个洞里编纂《文选》。其错误竟然如此。绍兴年间，欧阳文忠公的孙子欧阳懋任婺州知州，我曾把仲卿的事录给他，让他改正旧时的错误，不知道是否曾经革除这个谬误？

河州凤林县凤林关，襄阳府襄阳县凤林山凤林关，严州遂安县有凤林乡，弘农郡隋代改称凤林郡。婺州金华县、梓州射洪县都有金华山。像龙门、丙穴这类地名，也有多处。

过去四明有一位奇异僧人，身材矮小而肚子白胖，背着一个布囊，里面装着各种物品，在人群中时常倾泻在地上，说“看，看”。人们都称他为布袋和尚，然而没有人能猜透他。临终时作偈语说：“弥勒真弥勒，分身百千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入布袋而圆寂。现在世人就塑画他的像作为弥勒菩萨来供奉。张耒字文潜学士，人们说他的相貌与这位僧人相似。陈无已的诗只说：“张侯便便腹如鼓。”到了鲁直就说：“形模弥勒一布袋，文字江河万古流。”那么东坡对李方叔说：“我相夫子非癯仙。”大概是戏语了。

赵叔问任天官侍郎，肥胖而喜欢睡觉，又讨厌宾客。在官署、回家时，常在门首挂上歇息牌，被称为“三觉侍郎”，是说朝回、饭后、归家时睡觉的缘故。

范觉民任宰相，才三十二岁，肥白如冠玉。早晨起床裹头、戴巾，一定要照镜子，当时称为“三照相公”。

两浙地区过去少有冰雪，绍兴壬子年，皇帝车驾在钱塘，这年冬天大寒多次下雪，冰厚达数寸。北方人于是窖藏冰块，烧地作荫，都按照京师的方法。临安府委派各县都藏冰，大多请北方人教他们制度。第二年五月天中节，天气恰好晴朗炎热，供奉行宫，有关部门大获犒赏。此后钱塘无冰可收，当时韩世忠在镇江，就用船装载到行在，兼昼夜牵拉疾驰，称为“进冰船”。

泉州、福州两地的妇人轿子，就用金漆，雇妇人抬。福州认为由僧人抬，至于其他男子则不肯抬。广州波斯妇人，耳朵周围都穿孔戴环，有二十多枚的。家家用竹篾做门，人吃槟榔，吐在地上像血。北方人嘲笑他们说：“人人皆吐血，家家尽篾门。”又妇女凶悍喜欢斗讼，即使遭受刑责，也不畏惧羞耻，丑陋尤其严重。难道秀美之气，只集中在绿珠一人身上吗？

关右塞上有黄羊无角，颜色类似獐麂，人们取它的皮做衾褥；又那里造〇畜酒，用荻管从瓶中吸饮。老杜《送从弟亚赴河西判官诗》说：“黄羊饫不膻，芦酒多还醉。”大概说的就是这个。

刘光世任浙西安抚大使，父亲刘延庆本是夏人。参议官范正舆任直龙图阁的告词说：“入幕之宾，以折冲尊俎为任；从军之乐，以决胜笑谈为功。高适受哥舒之知，石洪应重祚之辟。”大概翰与乌都是夷人，且讥讽其以尊俎笑谈为功任。又李擢任工部侍郎的词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凡今冬官之属，以予观之，才二十有八，而五官各有羡数。考冢宰官府之六属，各为六十。而天官则六十四，地官则七十，夏官则六十七，秋官则六十六。盖断简失次而然，非实散亡也。取其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汝尚深加考核，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则六职者均一，非特可正历代之违，抑亦见今日辨治之精且详也。非汝其谁任？”这都是洪炎的

译词。后来洪被任命为在京宫祠官，请求给予随从班列并沿袭旧制。而同事赵思诚上奏驳斥，认为士人担任不处理政务的中书舍人，其职责是代言，自建国以来，没有如此荒谬的事。于是洪被罢免为在外宫观官。

译自熙宁年间划分三省职权以来，所以命令的发出，必定出自中书省。宰相进呈拟定的官员任免，以及应当请示旨意后施行的事务，也都由此开始。门下省只掌管审核封驳，尚书省奉行而已。所以士大夫有请求差遣的，如果得到判定的“中”字，就没有得不到的道理。然而蔡京担任宰相时，想要博取当时的声誉，凡是有人乞求差遣，他都当着那人的面书写“中”字。人们无不欢欣称颂，而“中”字又有真书、行书、草书的区别，堂吏暗中领会他的旨意，得失的迟速，不用说话就已经明白了。到了王黼掌权，一概书写这种“中”字，必须再次呈报，那些不给予的，就加一笔写成“申”字。弄虚作假用心劳苦，于是使得原本可以得到的人，起初也怀疑而不高兴。这又有什么博取声誉的作用呢？

凡是天下的狱案审理，其诉状前面贴着方寸大小的纸。当笔的宰相查看后，在上面书写字。房吏摘录案词的大致内容，粘贴所判定的字，用尚书省的印盖在上面。该案根据所得的旨意交付刑部施行。即使是涉及数百条人命的案件，也只用一两个字来决断。得到“上”字的，都宽贷；“下”字的，都依法处理；“中”字则奏请有所轻重；“聚”字则跟随左右宰相所兼任的省官商议；“三聚”则会同三省共同商议。不过这几个字而已，这难道是所谓化笔吗！

宋〇字元实，是春明坊宣献公的族孙，〇盾身材魁伟且肤色黝黑，没有其他才能，在扬州时曾搀扶高宗登船渡江，所以被记录功劳，历任转运使，以殿撰的身份担任临安府知府。士民都诋毁厌恶他，称他为“油浇石佛”，更甚的称他为“乌贼鱼”，说他是肤色黑，政令残暴，性情愚钝。又作赋说：“身穿紫袍，则容貌服饰相称；乘坐乌马，则人与牲畜没有区别。”仍然用谜语辱骂他说：“临安府城里两个活畜生：一个在上面坐，一个在下面行。”因为他常乘乌马的缘故。曾经有船夫杀害士人一家，于是向府衙陈述说，“经过风浪损失”，〇更不再追问，便判决状令执照。后来事情在严州败露，他还拿着这张状纸来自我辩白。审讯后，前后这艘船共杀害了二十多家。他在临安时，两次遭遇火灾，几乎烧尽全城。人们说府中有“送火军”，所以导致火灾。这是取他的姓名，移析为此语。最终因为言官弹劾他的谬政而被罢免。不到几个月，就任命为沿海制置使。终究因为扶持有功，被皇上简记在心。言官不罢休，任命才没有实行。

徐〇犀，是豫章南昌人。陈蕃担任太守时，在郡中不接待宾客，只有〇犀来，特意设一张床榻，离开后就悬挂起来。陈蕃传记载，担任乐安太守（本名千乘，和帝时更名），“郡人周ギ，是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请，不肯到来，只有陈蕃能招致他。称字而不称名，特意为他设一张床榻，离开后就悬挂起来”。陈蕃从乐安左迁为修武令，升任尚书，出任豫章太守。那么为孺子下榻，是在周ギ到来之后，而不被记载的，难道是因为周ギ没有其他事迹而徐〇犀有传记，而且又载于《世说》与《滕王阁序》，所以在后世显赫吗？也如同“鸷鸟累百，不如一〇”，本是邹阳的书，元初中，樊准上疏推荐庞参已经使用过，而人们只称为孔融推荐祢衡的话。“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这是刘陶的疏，而世人只知道是范蔚宗的论。

京师新门里向氏南宅，是丞相的旧居。后来钦圣宪肃另外建造居所，所以有南北之称。那南宅，屡次遭遇火灾，唯独厅堂没有烧毁。后来因为翻修瓦片，在屋脊中得到了《华严经》一卷。我曾经刊刻《净行品》施舍给人，贴在屋柱间，几十年，已经一万多本了。后来送给一司敕令所删定官张博南叟贴在竹窗上。绍兴二年腊月八日，临安大火，烧了数万家，张氏的居所也全部被焚毁，那竹窗半烧，直到所贴经书的地方以上。上面一间屋子也独自保存。这都是奇异的事情。

绍兴三年七月，朱胜非以右仆射的身份为母亲守丧，还没有哭完，就降旨起复，词是吏部侍郎、权直学士院陈与义写的。因为“兹宅大忧”四个字，命令翰林学士綦崇礼改为“方服私艰”，陈与义待罪而被放逐。议论的人说麻制中有“于戏！邦势若此，念积薪之已然；民力几何，惧奔驷之将败。朕之论相，何可以不备？卿之图功，亦在于攸终”。同僚厌恶他的话，所以用“宅忧”来挑剔他。从前杨文公因为真庙御笔改“邻壤”一字，就辞职离去。后来许□□作哲宗哀册，说“攀灵舆而增痛”，上皇改“攀”为“抚”、“痛”为“怆”，也因为不称职而辞位。挽留再三，最终改任礼部尚书。现在让他人窜改，只待罪而已。又富郑公凡十九章，最终不起用，最后才一札子，就不允许收接文字。都不是旧例，大概是时势不同不能相同。

曾巩字子固担任越州知州，作《鉴湖图序》说：“鉴湖，一曰南湖，南边靠着山，北边属于州城漕渠，东西距离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溱所建造的，到现在九百七十有五年了。”

译它的周长三百五十八里，凡是发源于东南的水流都汇聚于此，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田地九千顷。并非这湖只能灌溉九千顷田地，而是直到江边的田地总共只有九千顷罢了。它的东面有曹娥斗门、蒿口斗门。沿着南堤向东流的水，通过它们流入东江。它的西面有广陵斗门、新径斗门。沿着北堤向西流的水，通过它们流入西江。它的北面有朱储斗门，距离湖面最近。大概是因为在三江之上、两山之间，疏通出一个闸门，并按时观察田中的水位。水位稍高就打开一个闸门，水位很高就全部打开闸门，让水流入三江的出口。所谓湖面比田地高出一丈多，田地又比海面高出一丈多。水少时，就排泄湖水灌溉田地；水多时，田里的水就流入大海。所以没有荒芜废弃的田地，也没有水灾旱灾的年份。从汉朝以来几千年，这种水利便利从未废弃。宋朝建立后，才开始有人盗占湖面改为农田。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有两户，侵占田地四顷。当时，三司和转运司还下达文书严厉责备州县，命令将田地恢复为湖面。然而从此以后，人们更加怠慢法令，奸民日益增多。到了治平年间，盗占湖面改为农田的共有八十多户，侵占田地七百多顷，湖面几乎完全荒废了。仅存的湖面，东面作为漕运渠道，从州城到东城六十里，南面通向若耶溪。从樵风泾到峒〇乌十里都是水，宽度不超过十丈。每年雨水偏少，田地还未受害，湖面大概已经先干涸了。从此以后，人们争相提出各种计策议论”云云。宣和年间，王仲嶷担任太守，于是将湖面农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顷二十五亩全部登记造册，献给官府。那么百姓盗占湖面的行为，就不再被禁止遏制。此前蒋堂、杜祀、吴奎、范师道、施元长、张伯玉、陈宗言、赵诚关于恢复湖面的建议，以及钱Α留下的法规，后世便不再能考证了。

译本朝祭祀法令，在京师的大、中、小祭祀，一年总共五十次。立春祭祀青帝，亥日祭祀先农，丑日祭祀风师，都在东郊。孟春上辛日祈求谷物、祭祀昊天上帝，这天祭祀感生帝，都在南郊。享祭太庙、后庙。仲春上丁日在至圣文宣王庙释奠。上戊日在昭烈武成王庙释奠。戊日祭祀太社、太稷，在东郊祭祀九宫贵神，祭祀五龙祠。刚日在西郊祭祀马祖。春分在东郊朝拜太阳，这天祭祀东太一宫，开冰祭祀司寒于冰井。季春吉巳日在东郊祭祀先蚕。立夏在南郊祭祀赤帝。申日在西郊祭祀雨师、雷师。孟夏在南郊举行雩祭昊天上帝。享祭太庙、后庙。五年一次大祭，就停止当季的祭祀。夏至在北郊祭祀皇地祗，这天祭祀中太一宫。季夏土王日，在南郊祭祀黄帝，在太庙庭院祭祀中溜。立秋在西郊祭祀白帝。辰日在南郊祭祀灵星。孟秋享祭太庙、后庙。仲秋上丁日在至圣文宣王庙释奠。上戊日在昭烈武成王庙释奠。戊日祭祀太社、太稷，在东郊祭祀九宫贵神。刚日在西郊祭祀马社。秋分在西郊拜月，这天祭祀太一宫，在南郊祭祀寿星。季秋在明堂大享，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立冬在北郊祭祀黑帝。亥日在北郊祭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孟冬在北郊祭祀神州地祗。享祭太庙、后庙。三年一次祫祭，就停止当季享祭。在北郊祭祀司寒。刚日在西郊祭祀马步。冬至在南郊祭祀昊天上帝，这天祭祀中太一宫。季冬戊日，在南郊蜡祭百神、大明、夜明。腊祭享祭太庙、后庙，祭祀太社太稷。藏冰时在冰井祭祀司寒。以上各项都由司天监在一个季度之前，选择确定日期上报太常礼院，参详完毕，返回司天监，然后发文书给尚书祠部，详细画出日期申报并下发。

凡大祠、中祠使用音乐。其中中祠的风师、雨师、雷师，五龙堂、先蚕，都不使用。天地、日月、九宫遇到忌日，不妨碍演奏音乐。太社、太稷以下则备而不作。天地、宗庙、神州地祗、太社、太稷、五方帝、日月、太一、九宫贵神、蜡祭百神、太庙奏告，都算作大祠，散斋四天，致斋三天。先农、风师、雨师、雷师、至圣文宣王、昭烈武成王、五龙堂、先蚕、先代帝王、岳镇、海渎，都算作中祠，散斋三天，致斋两天。马祖、先牧、中溜、灵星、寿星、马社、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司寒、马步，都算作小祠，散斋两天，致斋一天。

曾子固在《书魏郑公传》后说：“我观察郑公把谏诤之事交付史官，而太宗因此发怒，淡薄对他的恩礼，失去了始终如一的道义，我不曾不反复感叹惋惜，恨他不思考，而更加知道郑公的贤德。伊尹、周公深切谏诤他们的君主，他们的言论极深，而事情极紧迫。记录在书中，不曾掩盖。至今称颂太甲、成王为贤君，伊尹、周公为良相，是因为他们的书可以看见。假使当时删削而抛弃它，成就小小的谦让，那么后世凭什么依据来谏诤？又凭什么知道他们的贤良呢？有人说《春秋》的法度，为尊贵、亲近、贤德的人隐讳，这与它相违背吗？《春秋》所隐讳的，是恶行。采纳谏诤，难道是恶行吗？然而有焚烧草稿的，不对吗？回答说不是伊尹、周公做的，是近代追求小小清白的人做的。把焚烧草稿当作掩盖君主的过错，而后世传颂，这就是让后世看不见草稿的是非，而一定认为过错常在于自己，这难道是爱君主的说法吗？孔光删去草稿而迷惑后世，怎能知道不是谋取自己的奸计呢？有人说向君主进言，用委婉的话出来，不同吗？回答说这不是圣人曾经说过的。现在万一有这个道理，也是说不想把他的话泄露给当时的人罢了。难道要杜绝他告诉万世吗？唉！用诚信对待自己而侍奉君主，不欺骗万世的，是郑公，更加知道他的贤德。”

王令逢原在《上刘莘老书》中论诗的弊病说：“古代作《诗》的人有道：礼义政治，是《诗》的主旨；风雅颂，是《诗》的体裁；比赋兴，是《诗》的言辞；正与变，是《诗》的时势；鸟兽草木，是《诗》的文采。礼义政治的道理得到，那么君臣的道义端正，家国的道义安适，天下作为父子夫妇的道义确定，那么风者本来以此作为风，雅者用此作为雅，颂者取此作为颂。那么赋者，是赋写这些的；比者，是直白而彰显这些的；兴者，是曲折而阐明这些的。正与变，得失在于这些；鸟兽草木，是文饰这些的。这是古代作《诗》的人有主旨，那么赋比兴、风雅颂来成就它，而鸟兽草木来文饰它罢了。后世的诗人，不思考根本，只取鸟兽草木的文采，来纷乱更改，怎么不浅陋呢！”

曾子固作《厄台记》说：“淮阳的南边，地名叫做厄台，询问那里的父老，是夫子断绝粮食的地方。天地想要通泰而先闭塞，日

译月亮将亮之前，先显得昏暗。天地若不经历闭塞，万物怎能知晓伟大的德行？日月若不经历昏暗，万物怎能知晓伟大的光明？天下最圣明的人，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和孔子。尧遭遇洪水的灾难，舜承受下井和积粮的困苦，禹面临杀鲧的祸患，汤遭受大旱的困厄，文王蒙受羑里被囚的耻辱，武王受到伯夷、叔齐的讥讽，周公遭受管叔、蔡叔的诽谤，孔子遭遇断粮的危难。唉！圣人继承万古的美名，难道是以自身尊贵为贵吗？由此可知，与天地之德相合，不能逃避天地的定数；与日月之明相齐，不能违背日月的规律。只有通达而没有闭塞，怎能显现圣人的志向？只有光明而没有昏暗，怎能显现圣人的道理？所以孔子在陈国时，讲习诵读、弹琴唱歌，不改变平常的性情。等到突破包围而出，随从列队而行，安然自在地歌唱，以能保全性命为幸运。又说：君子不经历困顿，就不能成就王业。真是这样啊！孔子去世之后，圣人的光辉皎然明亮，崇尚文明的君主，对他的祭祀从未断绝。有所开创必先有所困顿，确实如此。唉！先师孔子出仕于当时，百姓不闭塞；隐遁于世间，百姓不通达。闭塞只是一时的，通达则是万世的。这使得后来的君王知道，我老师的道，舍弃它就会违背正道，遵循它就会昌盛，学习它就会尊贵，败坏它就会灭亡。道的美好如此，哪里算是困厄呢？

译李邦直撰写《韩太保墓表》说：“公名惟忠，户籍登记在真定。他是灵寿人忠宪公的曾祖父，也是当今定州丞相的高祖父，因忠宪公的恩荫被追赠为太保。太保的儿子名处均，封韩国公；韩国公的儿子名保枢，封鲁国公；鲁国公的儿子就是忠宪公，封陈国公。忠宪公有八个儿子。从太保到丞相仅仅四代，到了第五代孙子辈尤其众多。从忠宪公往上追溯到高祖，四代中每一代都获得一次追赠，上下七代都是官宦人家。大概从唐末经过五代，天下百姓遭受兵火毒害二百多年，直到太祖、太宗兴起于河北而拥有天下，铲除祸乱，扶持幼弱，将他们安置在太平安乐的地方，历代圣君相继，以休养生息为要务，他们顾盼左右、驾驭驰骋的，无不是当时的豪杰。考察《国史》，则历代将相，河北人很多。像赵韩王赵普，确实是保塞人，曹冀王（此处文字有脱漏），王太尉王旦是莘县人，张尚书张咏是清丰人，柳公是元城人，李文靖公李沆是肥乡人，张文节公张知白是清平人，宋宣献公宋绶是平棘人，韩忠献公韩琦是安阳人，其余有名望的公卿在朝廷中相继任职的，无法一一列举。我私下曾推究其中的缘故，河北方圆二千里，太行山横亘在中国中部，号称天下的脊梁；而黄河从积石山出发，流经万里，出砥柱山，沿着太行山旁侧流到大伾山，曲折向东，向下流入大海。长长的山冈巨大的山丘，蜿蜒盘曲，相互拱卫怀抱。小的绵延一个州，大的连接几个郡，其气象如此。而且当地风俗浑厚，人性质朴，那么慷慨忠义之士，本来就应该从这里产生。即使有的人不得志，没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们的才华也必然深藏积蓄，声音发出更加宏大，恩泽浸润更加深远，施及子孙，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元丰元年秋九月，丞相从太原改任镇定武，于是前往灵寿，在墓前祭祀拜谒后，便嘱托清臣撰写碑表，而由阳翟人孙曼叔书写在石碑上。这不仅是为了记载太保公的世系，也将以此向天下为人子孙的人普遍展示。”忠宪公名亿，侍奉仁宗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八个儿子：韩绛、韩缜担任宰相，韩维担任门下侍郎，韩四担任员外郎，韩一担任寺丞早逝。所以黄鲁直为子华写的挽诗说“八龙归月旦，三凤继天衢”，大概是如实记录。

蔡京《太清楼侍宴记》说：“政和二年三月，皇帝下诏，臣蔡京宽恕过错反省罪愆，恢复官职回到府第。诏令在这个月八日开启后苑，在太清楼设宴。召臣王执中、臣王黼、臣梁师成、臣蔡京、臣蔡攸、臣朱勔、臣李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居中、臣洵武、臣俅、臣贯在崇政殿赐座，命令宫女击鞠，于是从景福殿西序进入苑门。诏令臣蔡京说：‘这里几步路就到宣和殿，就是进言的人所说的金柱玉户，严重诬蔑宫禁。让儿子蔡攸搀扶着进入观看。’向东进入小花径，向南渡过碧芦丛，又向东进入便门，到达宣和殿。殿只有三间，几案台榻，漆成黑色，屋檐下纯红，屋梁上纯绿，装饰边缘没有花纹。东西两侧廊屋各有殿，东边叫琼兰，西边叫凝芳，后面叫积翠，南边叫瑶林，北边的洞叫玉字。后面有水池，叫环碧。两旁有亭子，叫临漪、华渚。水池旁边有山，殿叫云华，阁叫太宁。左右有台阶道路可以登上，中间道路有亭子叫琳霄，接着叫会春。阁下面有殿叫玉华。玉华的旁边，有御书匾额叫玉洞琼文之殿。旁边有种玉绿云轩相对峙。臣蔡京上奏说：‘宣和殿阁亭沼，如此整齐清虚，雅致素净，那么进言的人没有根据，大概不值得忧虑。’中午，谒者引导王执中以下的人进入。女童乐四百人，穿着靴袍系着五带，排列在场地下方，宫女戴着珠笼巾、玉束带，拿着扇子、拂尘、壶、巾、剑、钺，手持香球，簇拥着御床依次站立。酒过三巡，皇上看着群臣说：‘承平无事，君臣同乐，应该略去繁琐礼节，饮食起居应当自便没有隔阂。’不久，群臣全都喝醉了。”蔡京又在《为皇帝幸鸣銮堂记》中说：“宣和元年九月，金芝生长在道德院。二十日，皇帝从景龙江乘船由天波溪到达鸣銮堂，淑妃跟随。臣蔡京在朝堂下，移动班列拜见妃子，内侍接连呼喊说‘妃子回拜’。臣想要谢恩，内侍搀扶起身，膝盖没能跪下。皇上说：‘今年四次驾临鸣銮堂了。’臣叩头说：‘古人三次拜访，堂建成已经六次驾临，千年难得的荣耀遭遇。鸣銮堂固然低矮简陋，而且家中一向贫寒没有器具，希望停留片刻，使得能够伸展尊奉的心意。’皇上说：‘为了让你从容。’臣退到西廊观看厨房膳食。皇上为我举筷多次劝酒，欢笑如同家人，六次派遣使者拿着玛瑙大杯赐酒，于是驾临西阁，亲手调茶，分赐左右。妃子也斟酒。派遣使者经过臣的堂屋查看卧室，感叹其破旧恶劣。走到金芝生长的地方，皇上站在门屏旁边，对臣说：‘不穿袍带，不能相见，可以脱去冠服。’臣惶恐害怕说：‘人臣怎么敢？罪当万死！’皇上说：‘既然成为姻亲，放下君臣礼节，应当叙说亲情。’皇上亲手拿着橄榄赐给臣。当时屏风内御座旁有嫔妃在侧，近在咫尺不敢仰望。众人喧哗说‘是妃子。’妃子起身环顾，臣急忙站起。臣依附童贯致礼，于是上奏请求派遣童贯为妃子祝寿

译皇上于是斟酒递给蔡京，贵妃饮尽。皇上又斟酒为贵妃回敬。皇上调羹，贵妃剖开橙子、石榴，折下芭蕉，分发余甘子，派遣臣妾婢女全部赏赐，说：“主上每次得到四方美味新奇之物，必定赏赐师相，没有片刻遗忘，告诉师相，知道不要遗忘。”臣怀感感叹谢。皇上又赐酒，命蔡京斟酒，说：“可以和蔡京说话。”蔡京对臣说：“君臣相处，古今没有像这样的。”臣呜咽嗟叹惋惜，于是说：“自身危在旦夕，如果不是主上几乎无法保全，就像今天大理寺魏彦纯的事一样。”蔡京立刻上报，皇上惊骇说：“对待卿像这样，小人还敢这样？昨天聂山对答，请求彻底治魏彦纯的罪，已经觉得他在离间，所以罢免聂山尹的职务。朕岂能因为一句话治卿的罪？小人是借细微之事罗织罪名罢了！”急忙索要纸张，就在屏风上起草诏书释放魏彦纯，聂山出任安州知州。皇上又命酒，让蔡京陪饮，于是喝醉，众孙搀扶着出去。”蔡京叙述得如此详尽。不仅想要向世人夸耀，又想要恐吓进言的人。然而不知道这些都不足以依靠作为荣耀，反而足以成为国家的耻辱。当时因为他的居所尚且暴露，土木未修，赐给紫罗一万匹，让他制作帘幕。而蔡京的献纳馈赠，也有数十万缗。后来户部侍郎王蕃揭发追究，都是榷货务的钱。所谓的天波溪，从景龙门宝〇宫沿着城墙西南直到蔡京宅第，他的儿子蔡绦上书给父亲，说“今日的恩波，他年的祸水。”而小民谣言《十不羡》中“万乘官家渠底串”说的就是这个。

译自从中原遭遇祸难以来，百姓死于战争、水火、疾病、饥荒、坠落、挤压、寒暑以及劳役的，大概已经无法计算。而避难到两广地区的人，侥幸得以安居。但连年瘴气瘟疫，甚至导致灭门。比如平江府洞庭东西二山，在太湖中，没有船只无法到达。胡人骑兵和寇盗，都无法到达那里。然而地方总共几百里，多种植柑橘、桑麻，维持生计的物品，全都依赖商贩。绍兴二年冬天，忽然大寒，湖水于是结冰，运米的船只不能到达，山中的小民大多饿死。富家派人背负物资，踩冰可以行走，但冰突然破裂，陷入水中淹死的也很多。乘船前往，最终遇到大风激起巨浪，船只都因为冰冻沉重而翻覆沉没，也无法幸免。又是这一年八月十八日，钱塘观潮，前往的人特别多。岸高约两丈，上面堆积很多柴草，人们都站在柴草上。忽然狂风驾驭洪涛冲出河岸，冲击柴草使其崩塌，死去的有几百人。衢州开化县边界严州、徽州、信州之间，被万山环绕，道路不通驿站，朝廷使者几十年不到，居住的人流寓在此，依靠这里安然处身。三年春天，偶然县里有人因私怨告发众人作乱，有个白马洞的缪罗，杀害了保正，因为保正向他索取财物，他的弟弟四六，就穿着赭色衣服，传达诏令喧哗骚动。于是派遣官兵前往抓捕，一方百姓受害。七夕那天，兴化军忽然发大水，城内水深七尺，波及泉州边界，漂走一千多家。在此之前父老所不记得。大概九州之内，几乎没有地方能保全性命。难道一时的人，命运注定如此吗？杜甫说“丧乱死多门”，确实如此！

范文正公四个儿子，长子叫纯仁，才能高超善于识人，像狄青、郭逵，当时担任指使，他都以礼相待并优待他们，又教狄青《左传》，幕府得到人才，大多由他推荐提拔。又通晓兵书，学习道家能出神。一天正在静坐，被妹夫蔡交用杖击打门，精神受惊不能回归，从此就心神失常。然而居丧还如同礼仪，起草范文正公的行状，都没有错误。到他得病的那年，就写道：“从此天下大乱。”于是把笔扔在地上，大概是他心神的混乱。有个儿子早逝。只有一个孙女，丧夫，也患疯病。曾经被关在房间里，窗外有大桃树，花正好盛开，一夜之间打破窗棂爬上树吃桃花几乎吃尽。第二天早上，人们看见她裸身坐在树梢，用梯子把她放下来，从此就痊愈了。再嫁给洛阳人奉议郎任某，长寿终老。

中书舍人四名，分管六房，事情无论大小，都与宰相共同签署，奏状书写官衔也都平写。只是押字，就在纸后印窠中心，与其他官府不同。

任忠厚是蜀人，有文采，在上庠享有盛誉。一只眼患翳，而身材很高，穿赐第时的绿袍，几乎不到脚踝。然而喜欢嘲弄戏谑，常戏弄一个朋友，那人愤怒地说：“您相貌如此，曾自己为眼睛做过什么吗？”任忠厚见他发怒，就说：“我也自有诗。”问他，说：“有个官人靡恃己，著领蓝袍罔谈彼，面上带些天地玄，眼中更有陈根委。”那人于是笑了。都是《千字文》的歇后语。

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是僧人从事，大多致富。又惯例有妻室，所以妇女多嫁给僧人，想落发就举行定亲，既度牒就成礼。市中也制作僧帽，只有一圈而没有顶，只是想在上面簪花。曾经有富家嫁女，大宴宾客，有一个北人在座。很久之后，迎婿才来，喧哗说“王郎来了！”看却是一个僧人。客人大惊骇，于是作诗说：“行尽人间四百州，只应此地最风流。夜来花烛开新燕，迎得王郎不裹头！”像贫下之家，女儿十四五岁，就让她自己经营嫁妆，办好后才嫁。他们所喜欢的，父母就顺从让她出嫁，起初没有一钱的费用。

全州兴安县石灰铺，有陶弼商公诗说：“马度严关口，生归喜复嗟。天文离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势一两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问路，云下是吾家。”鲁直题在后面说：“修水黄庭坚窜宜州，少休于此。观商公五言，叹赏久之。崇宁三年五月癸酉，南风小雨。”到绍兴年间，字迹墨迹还存在。

黄策在平江府出卖蔡京籍没的财物，得到蔡京亲笔写的《亲奉圣语札子》说：元符三年五月十日，召赴内东门小殿，皇上说：“废后久处瑶华，皇太后极所矜怜，今欲复其位号，召卿草制。”奏说：“臣曾草废后诏，今又草复后制，臣岂得无罪？”皇上说：“此岂干卿事？兼皇太后言，昨先帝既废后，亦有悔意，曾语与皇太后。今先帝上仙，追前意与复位号，于理无嫌。”臣蔡京回答说：“古无两后，今日因皇太后恩怜，理亦无妨。但臣闻有复必有废，未知圣意如何？存之何害？废之何益？”皇上说：“元符皇后先帝所立，位号已定，岂可更废之？适足以彰先帝之失。”臣蔡京说：“圣意如此，天下幸甚。元符皇后存之何害于朝廷？废之适足快报怨于先帝之人。存废

译对朝廷没有利害关系，恭敬地听闻陛下美好的言论，由此可以看出陛下竭尽兄弟的情义，皇太后厚笃母爱的仁德。天下人非常幸运。”按照蔡京的心意，当时详细记载当时的言语，大概是想彰显对昭怀太后的大功劳罢了，起初并没有在意昭慈圣献皇后被废黜的事。哲宗皇帝曾经有过后悔之意。绍兴初年，取出蔡京亲手写的文字，于是下诏说：“隆祐皇太后仙逝不归，安葬供奉已有日期。永远怀念她保全皇位的功劳，务必极尽褒奖尊崇的典礼。想到她在绍圣末年蒙受污辱，随即退居瑶华宫；在建中初年恢复位号，实在是钦圣皇太后的慈爱旨意。恰逢奸臣把持朝政，竟然隐瞒不说。无法洗清诽谤伤害，长久淹没了岁月。”到了绍兴三年八月，镇潼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信安郡王孟忠厚，因为“隐瞒不说”这件事天下人还不知道，请求将蔡京所进献的《录圣语札子》公开交给史馆，于是听从了他的请求。

译范忠宣公从随州太守被贬谪到永州安置，诏书中写有“诽谤诬蔑先帝”的话，范公读后流泪说：“神宗皇帝对我有保全家族的大恩，我恨没有机会报答，怎么敢更加诬蔑诋毁呢？”原来李逢是范公的外弟，曾经借贷不满，对范公怀恨在心。后来李逢与宗室赵世居狂妄谋反，事情败露被捕入狱，官吏询问他起意的缘由，李逢说因为从范公家看到了《推背图》，所以有了谋反的念头。当时王安石正恼怒范公排挤议论新法，立刻请求追查逮捕范公。神宗皇帝不允许，说：“这本书人人都有，不足以因此定罪。”保全家族的大恩，指的就是这件事。

建炎年间的俚语，有反映当时情况的。比如“仕途捷径无过贼，上将奇谋只是招。”又说“想要做官，杀人放火接受招安；想要致富，赶着到行在卖酒醋。”

韩愈《送僧澄观诗》中说：“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皆言澄观虽僧徒，公才吏用当今无。”凡是佛教徒营建大工程，虽然依靠功德行业，然而如果没有才智，也是不行的。平江府常熟县有个僧人文用，目不识丁，却有心计。起初想建寺，就宣扬说：“城西北有山，而东南却是湖水，客胜于主，在术数家看来是不利的。如果在湖滨建造梵宫，在上面建塔，那么百里之内，士农工商和佛道二教就会比以前更加兴盛了。”于是规划在低洼浅水之中，想要在这里设置寺基。县里的人欣然听从，老幼背负泥土，即使是闺房中的妇女，也用裙摆包裹瓦石填在上面，不到一个月，就变成了高岸陆地。于是建造砖塔，建了两层就停止了。又制作转轮藏，极其微小。其他寺庙每转三圈，通常花费钱三百六十文，而这里转一圈，也可以收取钱财，才十分之一。每天运转不绝，于是铸造大钟，用铜三千斤。当时慧日、东灵两座寺庙，已经为死人敲无常钟，如果再加一处，不仅不会多，而且有争夺的嫌疑。文用于是特别制作长生钟，为生者的生日而敲击。随着出生的时辰敲击，所以同一天生日的人也不互相妨碍，获得的布施不计其数。先前酒务官有漏瓶丢弃，文用乞讨得到数千枚，散给县里的编户，每次淘米做饭时，乞讨者放一把米在里面，十天扫一次，叫做旬头米。工匠上百人，依靠这个吃饱。慧日禅寺被屯兵残毁，县令想请长老住持，担心没有供给，文用首先资助钱五百千，因此上下都高兴，布施的利益日益扩大。自建炎戊申年到绍兴癸丑年，六年之间，化缘得钱超过十五万缗。又请求朱π坟寺的旧额，作为崇教兴福院，不到几年，就成为了大寺庙。这个人固然不能与澄观相比，但他所做的，都是使用权术，取悦人来获取利益，而人们却不察觉。

兴化军莆田县距离县城六十里有通应侯庙，江水在它的下面，也叫通应。地名迎仙，水极深缓，海潮到来也到庙所，所以那里的江水咸淡适中。在那里出生的子鱼，味道最珍美。上下十几里，鱼的滋味就不同了，很难多得。所以通应子鱼，名传天下。而四方的人不知道，却说子鱼大到能容纳印章的是好的。即使是博闻强识的苏轼，还把通印鳖鱼当作披绵黄雀的对句。至于说“鳖鱼背上通三印”，那么传播的人更加错误，正好可以与“一麾”相比了。用子命名的，是取子多宝贵的意思。

自建炎丁未年到绍兴癸丑年七年之间，在执政职位的有三十五人，总共换了十一位宰相。而吕颐浩、朱胜非都两次入相，大概没有一年不罢免更换的。当时因为地方狭小官员多，只有选人能够完成三次考核，京朝官以上，通常两年成资就替换。从官郎曹，通常依次升迁。一年多不升迁的，已经有淹滞的感叹。士子戏称“从周岁到三年”，大概有高下的顺序。

绍兴三年八月，浙右地震，地上生出白毛，坚韧不可断。当时平江童谣说：“地上白毛生，老小一齐行。”台臣议论这件事，于是下达求言的诏书。宰相吕颐浩因此获罪被罢免。查《晋书》成帝咸康初年、孝武帝太元二年、十四年，地上都生出毛，接近白色的祥瑞。孙盛认为是人劳累的异象。其后征伐征敛赋役没有安宁的年份，天下劳扰，百姓疲怨。当时军卒多掳掠妇女，人有三四个，每次随军而行，叫做老小。当时韩世忠、刘光世自建康、镇江更替戍守。不久，刘光世移屯池州，韩世忠又分军江宁，王〇燮往湖南，岳飞从江外来行在，即到九江，郭仲荀赴明州，老小的出行，已经数十万人了。

临沂县韩彦文作《二府除拜录》，记载本朝自建隆庚申年到绍兴癸丑年一百七十四年之间，担任二府执政的三百四十多人。宰相八十人，范宗尹建炎四年拜平章事，年龄三十二，是最年轻的。毕文简士安景德元年作相，年龄八十五，是最老的。执政一百三十四人，范宗尹先作相一年，毕文简与拜相同岁，二人也都是长幼之首。西枢一百三十四人，章质夫〇崇宁元年年龄七十六，

译担任同知院事。寇莱公（寇准）在淳化二年任副使，当时三十一岁。只有傅尧俞任中书侍郎，韩崇训、曹辅任枢密使，这三个人都不清楚自己的确切年龄。内部除授的七十七人在前文已互相提及，实际共有二百七十一人，周朝的旧宰相也在其中。

译周邦彦任待制时，曾为刘〇的祖父撰写墓志铭，刘〇以几十斤白金作为润笔费，周邦彦不接受。刘〇无以为报，后来周邦彦升任户部尚书，便推荐刘〇代替自己。后来刘〇因牵连王き讠夭上书言事获罪，周邦彦也被罢免官职，解除顺昌府知府职务，改任宫祠官。周邦彦笑着对人说：“世上有门生拖累举主的很多，唯独我周邦彦却被举主所拖累，这也是件奇异的事。”

顾临字子敦，任内翰，体态雄伟。年轻时尚未显达，人们用“顾屠”来嘲笑他。元〇年间，他从给事中升任河北都运使，苏东坡写诗送他，说：“我的朋友顾子敦，身躯胆识都雄伟。大腹便便十围粗，不只是装书史。能容纳数百人，一笑万事皆平息。十年卧居江海间，全然不见怒与喜。磨刀对着猪和羊，斟酒宴请邻里乡亲。归来宛如一场梦，丰润的脸颊更加美好。平生批阅诏令的手，浓墨书写在黄纸上。应当刻石燕然山，在朝廷中登上高位。忽然转向河朔之地，静坐思念东郡的水。河水奔流屹立不去，像尊酒一样勇敢罢了。”顾子敦得到这首诗并不高兴。出发后，众公卿在郊外为他饯行，苏东坡称病不去，和了原韵送他，借此自我解释：“你是江南的英才，面容却像河朔的伟岸。人间一个好汉，谁像张长史那样？上书苦苦挽留你，言语笨拙就罢了。放下不再说，出仕隐居都令人欣喜。攀着车舆共六尺，食肉飞腾万里。谁说远近不同？都是朝廷的美好。遥知分别送行的地方，醉墨争相淋洒在纸上。我因病闭门，《商颂》空自振动鞋子。后会不知何日？一欢如覆水难收。好好保重千金之躯，前言不过是戏言罢了！”

綦叔厚说，进士登第后赴琼林宴，结婚之家为办理开支费用，称为铺地钱；至于庶姓攀附华胄，则称为买门钱；现在通称为系捉钱。凡是有官职的人都是这样，不论其是否榜下。

白居易诗云：“岁盏后推蓝尾酒，辛盘先劝胶牙饧。”又说：“三杯蓝尾酒，一〇〇胶牙饧。”而苏东坡也说“蓝尾忽惊新火后（白居易《寒食》诗云‘三杯蓝尾酒’），遨头要及浣花前。”（成都太守自正月二日出游，至四月十九日浣花才停止）都用蓝字。我曾见唐代小说，记载有翁姥共食一饼，忽然有客至，说“让秀才婪尾”，于是二人所吃很少，最后才给客人，客人得到的独多，所以用贪婪的字。如岁盏屠苏酒，从小饮至大，老人最后，所余为多，也有贪婪之意。以饧胶牙，俗亦于岁旦嚼琥珀饧，以验齿之坚脱，故或用较字。然而二者又施于寒食，难道唐代与现在不同吗？

苏东坡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人多不晓玉楼银海事，只有王文正公说：“这见于道家，指肩与目。”又有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这是谚语。若无杯枕，则后世不知其为酒与睡矣。

元〇末年，已有“绍述”之论，时来之邵为御史，议事率多首鼠，世人目之为“两来子”。绍兴中，吕元直为相，骤引席益为参政，故席感恩，悉力为助。已而徐师川在西枢得君，与吕不协，席乃阴与徐结，于时又号为“二形人”。谓阳与吕合而阴与徐交也。吕既出，而欲为刺虎之术，竟不能就，而反被逐，士夫莫不快之。

有人自称能使碌轴相搏，于是先敛钱，以二瓢为试，置之相去一二尺，而跳跃相就，上下宛转不止。人皆竞出钱，欲看石轴相击。遂有告其造妖术惑众，收赴狱中，锢以铁锁，灌之猪血。其人诉云：“二瓢尚在怀中。乃捣磁石错铁末，以胶涂瓢中各半边，铁为石气所吸，遂致如此。其云使石者，特绐众以率钱耳。”破之信然，久乃释之。

绍兴中，在钱唐八座止两人，洪拟、黄叔敖也。每传呼尚书，则市人相戏问：“是何颜色者？”

世有自讳其名者。如田登在至和间为南宫留守，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例放火三日。”坐此为言者所攻而罢。又有典乐徐申，知常州，押纲使臣被盗，具状申乞收捕，不为施行。此人不知，至于再三，竟寝不报。始悟以犯名之故。遂往见之，云：“某累申被贼，而不依申行遣，当申提刑，申转运，申廉访，申帅司，申省部，申御史台，申朝廷，身死即休也！”坐客笑不能忍。许先之监左藏库，方请衣，人众，有武臣亲往恳之曰：“某无使令，故躬来请，乞先支给。”许允之，久之未到。再往叩之云：“适蒙许先支，今尚未得。”许谕曰：“公可少待。”遂至暮不及而去。汪伯彦作西枢，有副承旨当唤状，而

译陈牒姓张，官职为校尉，名字与汪伯彦相同，于是只称呼他为张校尉。那人不知道是谁，很久都不敢出来。再三劝告让他不要躲避，他始终不敢说话。后来又逼迫他，他突然大声喊道：“汪伯彦。”周围的人既嘲笑又害怕。汪伯彦骂他说：“畜生。”于是过了好几个月，他都不敢再出来。

译两浙地区的女子都讲究服饰和饮食，却以从事生计为耻。因此，平民百姓家中，无法供给她们花费的，都放任她们私通，称之为“贴夫”，公然出入也不觉得奇怪。比如靠近寺庙居住的人，她们所贴的丈夫都是僧人或行者，多的一人就有四五个。浙江人把“鸭儿”当作最大的忌讳，北方人只知道鸭羹即使很烫，也没有气味。后来到了南方，才知道鸭子如果只有一只雄鸭，那么即使交配也不会产卵，必须有两三只雄鸭才会有后代。他们之所以忌讳，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在于没有气味。

崇宁年间，朝廷严格禁止党人，凡是列入党籍的人的子孙，不允许做官以及本人到达京城。当时司马朴字文季，是司马光的侄孙，外祖父是范纯仁，又娶了张舜民的女儿。元祐年间受到外祖父的恩泽，世人说对着佛像杀了人也没有罪。还有晁补之字无咎，自己作为优伶说过这样的话：“只是我在元祐年间凭诗赋考中进士，在靖国年间凭宏词科入选，尚之唤我作哥哥，补之称我为弟弟。什么人上书呢？什么人晁咏之！”听到的人无不笑得前仰后合。

金人南下侵扰，宋徽宗退位，敌军将要到达都城，徽宗便与蔡攸等一两个近侍，穿着便服乘坐花石纲的小船向东逃去，人们都不知道。到了泗水，徒步走到市场买鱼，价格没有谈拢，卖鱼的人称他为“保仪”。徽宗回头看着蔡攸笑着说：“这汉真毒啊。”回来后还写诗，用了“就船鱼美”的典故，起初并不为此感到悲伤。

秦鲁国大长公主，是宋仁宗的女儿，下嫁给钱景臻太傅，对于当今皇上来说是曾祖姑。两个儿子钱忱、钱忱，都担任节度使，靖康年间，改任上将军，于是就没有俸禄了。小儿子遥郡防御使，到了绍兴年间，新的规定，没有经过参部的人不能支取俸禄，三个儿子于是都没有俸禄。只有大长公主所请求的钱粮，已经不能满足使用，又躲避战乱走遍两广，所到之处大多供给不足。当时她年纪七十多岁，上表请求前往行在，不被允许，再次上奏说：“我虽然迫于饥寒窘迫，不敢妄自有所求。只是年老多病，在瘴疠之后，能得见天颜，即使死也不遗憾。”这才允许她来朝见。徽宗将公主、郡君、县君改为帝宗族姬，当时认为语音不祥。到了这时，饥寒窘迫的话果然出现在文表中，这真是奇怪啊。

宋祁与哥哥宋庠，年轻时曾经拜访杨亿。在座赋《落花诗》，宋庠说：“金谷路尘埋国艳，武陵溪水泛天香。”宋祁说：“将飘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欧阳修认为哥哥的诗更好，说宋祁的诗小巧，将来富贵也比不上哥哥，而且不应该再用“落”字。

谚语有“巧媳妇做不得没面饼”和“远井不救近渴”的话，陈师道用来写诗说：“巧手莫为无面饼，谁能救渴需远井？”于是不知道这是俗语。世人说杜甫“鸡狗亦得将”，用了“嫁得鸡，逐鸡飞，嫁得狗，逐狗走”。或许差不多是这样。

绍兴年间，天下的州郡于是分成三部分：一部分被伪齐、金人占据；一部分交给张浚承制任命；朝廷所有的，只有两浙、江、湖、闽、广而已。官员多空缺少，比如各州的通判，好地方的现任和等待补缺的人，通常有四五个。当时洪拟尚书与梁弁是老朋友，梁弁等待平江府通判的缺额已经两年，而洪拟的儿子洪光祖又在梁弁之后，于是为他谋求枢密院计议官的职位，又应当等待补缺三年。梁弁写启信感谢洪拟说：“虽然说是出谷迁乔，几乎像进寸退尺。”有人说计议官相比通判，实际上是进不是退，不如用“远井近渴”来应对。后来台臣弹劾此事，梁弁恢复原职，而罢免了洪光祖。

徽宗起初喜爱灵壁石，后来嫌它只有一面，于是远取太湖石。然而湖石粗糙而且太大，后来又在衢州常山县南私村挖掘，那里的石头都是峰岩青润，可以放在几案上，称为巧石。于是用大的石头，堆叠成山岭，上面设置殿亭。使用的既多，取之不绝，船只首尾相接。钦宗即位，罢免花石纲，沿路的石头都丢弃在路边。金人包围都城，城中的机石，大多砸碎用来做炮石。敌军离去后，晁说之字以道舍人东下经过符离，有高况的人送给他两块石头，晁说之写诗感谢说：“泗滨浮石岂不好？怊怅上方承眷时。今日道傍谁著眼？女墙犹得掷胡儿！”

王襄从同知枢密院离职担任亳州知州，限定三天到任，仓促向东出发，夜晚到达涡阳镇，已经属于亳州境内，派人告诉镇官，借一个人去州里叫迎送的人。当时宣义郎王伟担任监官，起初没有听到报告，而且惊讶行李萧条，怀疑是假的，喝斥赶走不给。王襄害怕逾期，于是把敕书给他看。当时说“郡守向监镇出示敕书”，世上不曾有过。有人说堂札误写“赴”字为“到”。然而王襄是蔡京所厌恶的，当时蔡京担任宰相，于是故意这样，不是误写。

许昌到京师的道路上有高大的土丘，像骆驼的峰，所以名叫骆驼堰。都是积沙难以行走，俗人因此称为“骆驼嫣”。又有大沼泽，满眼都是草莽，名叫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泥泞沼泽，于是改称为“鏖糟陂”。像小姑山、彭郎矶之类，被世俗弄乱的，大概数不胜数。

蔡襄担任三

译司使，以喜〇七年明堂支费数为准，每遇大礼，依附封椿，仍乞遣朝臣诸路划发钱帛，至今行之。其支赐度钱九十六万二千余贯，银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绢一百二十万八百余匹，绸四十万一百余匹，金六千七百七十两。第二等生衣物计钱四十五万贯，锦、绫、罗、鹿胎、透背等计钱九万九千八百余贯，丝三十八万八千两，绵一百四十二万八千余两。

司使，以喜〇七年明堂支出的费用数额为标准，每逢举行重大典礼，便依托封椿库，仍然请求派遣朝廷大臣从各路调拨钱帛，这一做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其中支出赏赐用的度牒钱九十六万二千余贯，银三十五万四千六百三十余两，绢一百二十万八百余匹，绸四十万一百余匹，金六千七百七十两。第二等生活衣物共计折钱四十五万贯，锦、绫、罗、鹿胎、透背等织物共计折钱九万九千八百余贯，丝三十八万八千两，绵一百四十二万八千余两。

译绍兴年间，统领军队的神武五军以及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帅，总计兵力不到二十万人。其中刘光世的军队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每月耗费米粮三万石、钱二十八万贯。与行在（朝廷驻地）其他军队的开支相比，米粮节省了一万多石，而钱却多出了二三万缗。这是因为虽然士兵人数少，但官员俸禄标准高，而且没有人能查清其中的实际底细。当时天下州郡大多沦陷于金人，或被僭伪政权占据，四川地区自行供给军需，淮南、江西、湖南等地荒废残破且盗贼横行。朝廷所依赖的，只有两浙、福建、广东、江南地区，其财力仅相当于平时的五分之一，而军费开支反而超过了从前。这就是百姓之所以更加困苦，而许多官吏宁可不要俸禄，或者依附宦官，以致发出饥寒叹息的原因。

孔子的故居在今仙源故鲁城归德门内的阙里之中，背靠洙水，面朝泗水，也就是所说的矍相圃的东北方向。杏坛在鲁城内，灵光殿是汉景帝程姬之子恭王刘余所建。王延寿在赋序中说，这是因鲁僖公的基址而营建的。遭遇汉朝中衰，盗贼奔突，自从西京未央、建章等宫殿都被毁坏后，只有灵光殿巍然独存。如今它的遗址，已不可见。而先圣的旧宅，近日也遭受了战火兵燹的灾难。真是可叹啊！（这条记载是遵从阁本。而影元钞本与此不同，现在附录在左边。）

自古以来发生兵乱，郡邑被焚毁的情况是有的。虽然盗贼残暴，但必定要依靠房屋来居住，所以必定会有留存下来的。靖康之变后，金人侵凌中国，他们露宿野外，习俗不同，凡是经过的地方，全都焚烧殆尽。比如曲阜先圣的旧宅，自鲁共王之后，只是加以增修。王莽、董卓、黄巢、朱温之流，还假意推崇儒学，未曾敢侵犯。到了金寇入侵，竟然化为灰烬，指着孔子像骂道：“你就是说夷狄也有君主的人！”中原的灾祸，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

岐国公王珪在元丰年间担任丞相，他的父亲王准、祖父王贽、曾祖父王景图，都考中了进士。他的儿子王仲修，也在元丰年间考中进士。王珪有诗说：“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注释说：自太平兴国以来，四代共有十榜登科。后来侄子王仲原的儿子王耆、王仲孜的儿子王昴相继考中进士，王昴又考中状元。本朝六代登第的，只有晁文元两家。而晁家有一代是赐出身（非科举正途）。崇宁四年，王耆初次及第，岐国公的长子王仲修作诗庆贺说：“锡宴便倾光禄酒，赐袍还照上林花。衣冠盛事堪书日，六世词科只一家！”又汉国公王准的儿子四房，孙女婿九人，余中、马涓、李格非、闾丘吁、郑居中、许光疑、张焘、高旦、邓洵仁都考中了进士。邓洵仁、郑居中、许光疑相继担任翰林学士。曾孙女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也可以说是显赫的宗族了。

东坡《石炭诗引》说：“彭城以前没有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才开始派人访求，在州西南白土镇以北发现，用来冶铁制造兵器，锋利胜过平常。”查《东汉地理志》豫章郡建城县注说：《豫章记》说：“县里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以燃烧做饭。”那么前世在东南地区已经见过了。从前汴京数百万人家，都依赖石炭，没有一家烧柴火的。如今皇帝驻跸吴、越之地，山林广阔，却不足以供应砍柴做饭。即使是佳花美竹，坟墓旁的松楸，在岁月之间，都变成了赤地。连草根微小的部分，砍伐殆尽，芽蘖再也无法生长。想到石炭的好处却得不到。东坡已经称它为遗宝，何况让它在今天出现呢？有人说信州玉山也有石炭，人们害怕穿凿开采的骚扰，所以不敢说。

参知政事孟庾的夫人徐氏患有怪病，每当因见闻触发，就全身战栗，几乎昏死过去。她见到母亲和弟弟都是这样，母亲直到死都没有见到她。又讨厌听到徐姓以及打银打铁的声音，买东西不能见到剩余的钱，也不愿意留下一文钱。曾经有一个婢女，使唤了她十多年，很得力，非常喜爱她。一天偶然问她的家做什么营生，婢女说“打银”，病也就发作了，再也无法相见，最终把她赶走了。至于其他方面，都没有差错失误，医生和巫师都无法施展医术。这是前世未曾听说过的。

甄撤字见独，本是中山人，后来居住在宛丘，大观年间考中进士。当时林摅任同知枢密院，在唱名时，把“甄”读作“坚”音，皇上认为应读“真”音，林摅争辩不逊，叫来甄撤询问，甄撤就按皇上所读的音，林摅于是因不识字被罢黜。后来看到甄氏旧谱，原来是撤的祖父屯田外郎甄履所记载说：“舜的儿子商均封在虞，周朝封在陈，被楚惠王所灭；到了烈王时，有陈通逃奔周，周王认为他忠诚，将要美化他的家族，因为舜担任陶甄的职务，命为甄氏，都是陈通的后代。而居住在中山的，离邯郸较近。查许慎《说文》：‘甄，也，从瓦，音居延反。’《吴书》孙坚进入洛阳，屯军城南，甄官井上早晨有五色气，让人入井，探得传国玺。孙坚认为甄与自己的名字相协，认为是受命的符瑞。那么三国以前，没有读作‘人切’音的。孙权即位，尊孙坚为武烈皇帝。江左诸儒为吴国避讳，所以把‘甄’的‘甄’，因其音相近而转读为‘真’。《说文》颠、真、滇、阗以真为声，烟、咽”

译用“甄”字作为声旁，用“驯”字以“川”为声旁，用“诜”字以“先”为声旁，这些都是先真韵中互相作为声旁的情况。况且吴地人也把“甄”读作“骗”音，那就与“真”音更加接近了。后来前秦的世祖叫苻坚，隋朝的高祖叫杨坚，都同吴地读音，暂时避讳。然而前秦拥有冀州土地，仅仅十五年；隋朝统治天下，才三十七年，避讳时间不长，不久就恢复原样。既然不同于汉代把“庆”改为“贺”，也不同于唐代把“丙”改为“景”。连字尚且没有改变，怎么能立刻更改读音呢？所以世代居住在真定的人，仍然坚守旧姓。无奈世俗很少懂得本来的读音，即使不叫“真”，却又反过来改成“坚”字。担心后代顺从俗音，导致混淆本真，因此推究校正其读音，参考世系，编写成家谱。”我按《千姓编》通作两个读音，而张孟押韵，“真”与“甄”都读作“之人切”。说舜在河滨烧制陶器，因此以“甄”为氏。又读作“稽延切”。而“稽延”的读音，解释为“察”与“免”，却不解释“陶”与“氏”。 “坚”字本来读作“经天切”，与“甄”的读音不同。《喜〇中》，王陶作《撤之曾祖说马济墓铭》说：“‘甄’以舜陶氏出于陈，避吴、苻、隋，时有为‘甄’。南北溷讹，姓音莫分，本之于古，乃识其真。”

译绍兴元年，皇帝驻跸越地，每月支给官吏钱二十六万九千一百三十贯，米七千八百六十五石，料一百六十六石，草一千四百五十六束。支给军兵钱二十五万八百二十三贯，米四万一千五百三十八石，大麦四千一百七十六石，谷六百七十一石，草二万七千二百三十九束。这是大概的数目，因为军兵调动无常，所以无法确定固定的数额。

蒋仲本论述铸钱的事说，熙宁、元丰年间，设置十九座铸钱监，每年铸钱六百余万贯。元〇初年，暂时罢免了十座监。到了四年，又在江、池、饶三座监暂时停止增铸内藏库钱三十五万贯。现在十座监，每年铸钱二百八十一万贯，但每年都不足额定数额。自开宝以来铸造的宋通、咸平、太平钱，最为精良美好。现在的宋通钱，每枚重四斤九两。本朝铸钱的用料标准共有四次增减。自咸平五年以来，使用铜、铅、锡五斤八两，扣除火耗，收取净重五斤。景〇三年，依照开通钱的用料标准，每料使用五斤三两，收取净重四斤十三两。庆历四年，依照太平钱的用料标准，又减少五两半，收取净重四斤八两。庆历七年，因为建州的钱轻薄粗劣，于是又依照景〇三年的用料标准。到了五年，因为锡不足，减少锡而增加铅。喜〇三年，因为钱有铅气，才恢复旧制。喜〇四年，池州请求减少铅、锡各三两，增加铜六两。治平元年，江东转运司请求恢复旧制减少铜而增加铅、锡，提点官斟酌后请求暂且依照池州的规划，省部因为议论不一，于是恢复旧法，使用五斤八两收取净重五斤，沿用至今。他的说法认为钱轻有利，那么盗铸就难以禁止。却不知盗铸不是因为用料标准，而且开通钱自唐武德至今四百多年，难道可以说它轻薄容易损坏吗？是因为物料宽裕剩余，恰好足以资助盗窃。现在依照景〇三年的用料标准，根据十座监每年额定二百八十一万贯，应当减少用料八十七万八千余斤，可以铸钱一十六万九千余贯。

后汉王延寿作《王孙赋》说：“有王孙这种狡黠的野兽，形体丑陋仪态难看。面容像老公公，躯体像小孩子。在耳颊储存粮食，逐渐输送到胃脾。与人同甘共苦，喜欢咀嚼糟粕而喝薄酒。”柳子厚作《憎王孙》，它的名字大概就出于此。我认为从王公往下依次是侯，所以用王孙来寄托罢了。

浙东人用牲畜的名字互相称呼，于是笑着接受。如果涉及到父祖的名字，就是极大的怨恨侮辱，有殴打攻击因此致死的。而且他们的语音讹误，避讳尤其可笑。处州遂昌县有大姓潘二的人，人们称呼为“两翁”，问他，原来是他父亲的名叫义。

单州有单父县，有王莽村，衢州江山县有禄山院。禄山还有意义，而王莽则无从推究。胜母、朝歌尚且令人厌恶，何况这些呢？

西北春天大多风大少雨，有雨也是细雨蒙蒙。所以少陵说，“润物细无声”。而东坡诗说：“春雨如暗尘，东风吹倒人。”韩持国也有“轻云薄雾，散作催花雨”的诗句。到了秋天则霜湿苦雨，年年如此。两浙四季都没有大风。春天多雷雨，连绵不断。到了夏天成为“梅雨”，接着是“洗梅”。以五月二十日为“分龙”，从此雨水不再普遍，就像北方人说的“隔辙”一样。等到秋天，稻子即将抽穗成熟，田地需要水，反而干旱。我从南渡十数年间，未曾见过到了秋天不祈雨的。这是南北的差异。

有人从金国逃归说，经过燕山道路间的僧寺，有太上皇写的绝句说：“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五殿秋。”天下人听说后为之悲伤。如果还在位，难道只是祭祀曲江而已吗？申屠刚说“未到时就预言，固然应当是虚妄，等到已经发生，又来不及了”，是对的。杜牧说“后人哀之”，可以不引以为鉴吗！

冉闵诛杀各部族，总共死了二十多万人，当时高鼻多须的人甚至有被滥杀的。汉袁绍捕杀宦官，无论老少都杀，有的无须的人被误杀，直到自己揭露真相，然后得以免死的有两千多人。本朝王德用，进言的人说他的“相貌像太祖，宅第枕着乾岗”。于是说：“奉养父母所生，是朝廷的恩赐。”而高鼻无须，难道不是身体，是天赋予而这样的吗？只是有幸不幸罢了，不可以因此脱祸！

三代的时候，没有九年的积蓄为不足，而后世常常缺乏终年的储备。不仅仅是重视根本努力耕种的人少，而吃饭的人多，也是酒醴浪费罢了。大概能喝的人一顿饭不过二升，饮酒则有达到无数次的。前代因为水旱灾害储备不丰，都禁止卖酒，至于饴糖也是如此。现在略举以见：汉景帝三年夏旱，禁止卖酒，到后元年夏才允许卖，共五年。武帝天汉三年，实行酒榷。昭帝始元六年罢免酒榷，升四钱。后汉和帝永元十六年，兖、豫、徐、冀四州连年多雨，禁止卖酒（不见开禁之日）。顺帝汉安二年，禁止卖酒。

译蜀汉先主时期，因天旱而禁止酿酒。晋孝武帝太元八年，解除酒禁（未见开始禁酒的年份）。安帝隆安五年，因饥荒而禁止酿酒。石勒因百姓刚开始恢复生计，物资储备尚不充裕，于是严令禁止酿酒，郊祀和宗庙祭祀都用甜酒，实行数年，再也没有人酿酒。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六月禁止酿酒，二十一年正月再次禁酒，是为了救济饥荒；二十二年八月解除酒禁，因为年成丰收。唐高宗咸亨元年，因粮食昂贵而禁止酿酒。肃宗至德三载三月辛卯日，因饥荒禁止卖酒，等到麦子成熟后按常规执行。德宗大历十四年取消酒类专卖，建中三年恢复专卖。宋明帝时，遭遇旱灾百姓饥荒，颜峻上奏建议禁止卖饴糖一个月，节省下来的米将近万斛。绍兴初年粮食昂贵，酒价不足以抵偿米面的价值。我曾提出建议，想用粮食代替俸禄并禁止卖酒，当时人们对此感到惊讶。

译宗室子弟栎，字梦援，在宣和年间，因进献韩愈文集、杜甫诗集的两部谱录，成为本朝授予宗室子弟官职的开始。然而他一定要按年月先后次序编排文章，其中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他又喜欢吟诗，每当有客人在场，就让他外甥朗诵，滔滔不绝。他曾作《杜鹃诗》，向人夸耀，说即使是李白、杜甫也想不到这样的构思，其首句为“杜鹃不是蜀天子，前身定是陶渊明”。听到的人忍不住大笑。至于“夜棋三百子，晓发一千梳”，“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也是他写得工整的诗句。

临安府城中有宝积山，皇帝驻跸时，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监察御史魏缟、明缟、周纲都居住在山上的府邸，人们于是称它为“五台山”。

皇帝驻跸临安，将府衙作为行宫。绍兴四年，在明堂举行盛大祭祀，又修缮射殿作为祭祀场所。其地基就是钱氏吴越国时的握发殿，吴地人语音讹误，便说成“恶发殿”，认为钱王发怒时就登上这座殿。当时殿柱粗大的，每根价值二百四十千足，总共木材费用六万五千多贯，由此可见其壮丽。谏官屡次提及此事，却未能制止。

●卷下

蜀人司马先，在元〇年间担任荣州曹官。他自己说因为司马光的关系，每当监司到来，只有他最后离开却喝不到热汤。大概是因为众多宾客进退之间，监司必定特意留他询问家世。得知他不是丞相的兄弟，就不再延请就座，于是他便快步退出。

猛禽来自海东，只有青〇最为优良，所以号称“海东青”。兖州知州王仲仪以五只赠给威敏孙公，都是黑颊鸦，不能用于搏击。孙公作诗戏弄他说：“海东霜隼品仍多，万里秋天数刻过。狡兔积年安茂草，弋人终日望沧波。青〇独击归林麓，皂颊群飞入网罗。为谢文登贤太守，求方逐恶意如何？”后来辽国向女真索取这种鸟，以致引发大乱，就是由于这种鸟。

绍兴四年，温州瑞安县井水发出如钟声般的鸣响，接着州中也这样。这是前代史书灾异记录中所未有的。有人说去年福建地区也如此，于是发生了大水漂没的灾害。有人说只是像蚯蚓鸣叫，敲击栏杆就停止，并非井鸣。

唐代因为“邠”与“郑”、“豳”与“幽”字形相似，公文传递发生差错，所以“邠”去掉邑旁，“豳”改为〇。本朝景〇三年，知祥符县郭辅之上奏说：“西川维州与京东潍州相距仅六千里，而递送公文和逃兵转递发生差错，请求更改州名”。皇上查看地图，认为维州以威势服众西山八国，于是改为威州。

欧阳修担任河北都转运使，给宰相上书说：“自从河北州府军县一百八十七个，主客百姓七十万五千七百户，在职官吏一千二百多人，厢军、禁军、马军、义勇民兵共四十七万七千人，每年支出粮钱帛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非常规的开支还不包括在内。”尹洙《息戍篇》说：“国家割弃朔方，西征不出兵三十年。边境千里，环绕重兵戍守。部落屡次侵扰，随即平定。然而屯戍的费用，也已经非常巨大。西戎为寇，远从周代开始。使中国劳苦疲惫，东汉尤其严重，费用常以亿计。孝安年间羌人叛乱十四年，花费二百四十亿。永和末年，又经过七年，花费八十多亿。等到段纪明出征，花费才五十四亿，而敌人几乎被消灭殆尽。现在西北四帅（泾原、〇宁、秦、延）戍卒十余万，一个士兵每年供给，不少于二万（大致骑兵与冗兵，取中间数，总计廪给数额，恩赏不在其中）。以十万士兵计算，每年花费二十亿。自从灵武罢兵，累计花费六百多亿，是前代的好几倍了。”

皇〇年间，右司谏钱彦远请求设置劝农司说：“唐开元年间有户口八百九十余万，核定垦田二千四百三十余万顷。国家有户九百五十余万，核定垦田一千二百一十五万余顷。其中逃亡废弃的田地，不下三十余万顷，不及开元年间的三分之一，这是田地未开垦而游手好闲的人多了。”

宣和年间，余深担任太宰，王黼担任少宰。这时太上皇多次微服出行，而司谏曹辅上奏言及此事。一天太上皇单独留下王黼，问曹辅从哪里知道此事，回答说：“曹辅是南剑人，而余深的门客是曹辅的兄弟，恐怕余深与门客交谈，而传达到曹辅那里”。太上皇认为有理。随即下令开封府逮捕余深的门客，禁锢其身押回原籍。内外震惊骇异，不知缘由。而余深害怕获罪，怎敢与门客交谈？况且曹辅只是同姓同郡，实在并非亲属。不久，王黼独赐玉带，余深于是请求罢免，随即获得批准。王黼迅速篡夺了他的职位。

王琪字君玉，他的祖先本是蜀人，堂弟圭、〇、〇、〇充，都以文章闻名于世。世人说衣冠子弟能努力学习获取富贵，不依靠父兄的资荫，只有韩亿诸子及王氏而已。当时翰林学士彭乘不教导子弟，文学参军范宗韩上启责备他说：“王氏的琪、圭、〇、〇，器量尽善尽美；韩家的综、绛、缜、维，才能皆能经纬天地。不是依靠荫庇而得，而是通过学习才如此。”

王琪担任三司判官，景〇年间，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