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卷下

译老子说：“凡人的处世之道，应当心思细密，志向宏大，智慧圆融，行为方正，才能多方面，所办事务少而精要。所谓心思细密，是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思虑它，戒备祸患并谨慎对待细微之处，不敢放纵欲望；志向宏大，是兼容包纳天下各国，使各种不同的风俗归于整齐，使是非如车辐汇聚于车毂，自己处在中心；智慧圆融，是始终没有边际，四方流布而至于遥远，像深渊泉源一样不会枯竭；行为方正，是树立正直而不屈挠，质朴纯白而不受污染，困穷时不改变操守，显达时不放纵志意；才能多方面，是文武才能都具备，行动和静止都合乎仪度，任用、废置都恰当得宜；所办事务少而精要，是掌握纲要来统摄众人，执守简约来治理广大事务，处于安静来控制躁动。因此，心思细密的人没有不在细微处禁戒的；志向宏大的人没有什么不包容的；智慧圆融的人没有什么不知道的；行为方正的人有些事情坚决不做；才能多方面的人没有什么不能治理的；所办事务少而精要的人，能够以简约原则加以持守。所以圣人对于善，没有细小到不去实行的；对于过错，没有微小到不去改正的。行动不借助巫觋，而鬼神也不敢抢先侵犯，可以说是最高贵了。然而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在无为中专一守持而成就事业。愚人的智慧本来就少，而所做的事情又多，所以一行动就必然困窘。” 所以，用正道施行政教来教化，形势容易而且必定成功；用邪道施行政教来教化，形势艰难而且必定失败。舍弃容易成功的道路，反而从事困难而必败的事情，是愚昧迷惑造成的。” 老子说：“福分的兴起绵延不断，祸患的产生纷繁杂乱。祸福的征兆微小而不可见，圣人能看见它的始末，所以不能不察考。明智君主的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对自己有利而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不施加赏赐；违逆自己而对国家有利的，不加以惩罚。所以把合乎适宜之义承担起来，叫作君子；抛弃合宜之义，叫作小人。通达智慧而有所获得却不劳累，是上等；劳累却不受伤病，是次等；既受伤病又劳累，是下等。古人品味事物而不舍弃它，今人舍弃事物而不去品味它。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就叹息；鲁国用偶人陪葬，孔子就感叹。看见事物的开始，就知道它的结局。” 老子说：“仁，是人们所仰慕的；义，是人们所尊崇的。受到人们仰慕、受到人们尊崇，却有的人自身死亡、国家灭亡，是因为不能适应时势。所以只知道仁义而不知道世事权变的人，不通达道。五帝以德为贵，三王运用义，五霸凭借力量。如今拿帝王之道施行在五霸的时代，不合乎时势。所以善与恶相同，赞誉与非难取决于世俗；行为趋向相同，逆与顺取决于时势。知道上天所作的事，知道人所进行的事，就有办法治理世事了。只知天而不知人，就无法与世俗交往；只知人而不知天，就无法与道相游。固守直志而只满足个人情感，就会被坚强的事物损害；役使自身去追逐外物，就会被阴阳消耗。得道的人，外在随物变化，内在却不改变。外在变化，是为了知人；内在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所以内心有一定的操守，外在却能屈伸变化，随物推移，做任何事情都不会陷入困境。道之所以可贵，贵在它像龙一样变化。固守一个节操、推行一种行为，即使已经成就圆满，仍不改变，便会拘泥于小的好处而堵塞于大道。道，是寂静空虚的，不是对外物有所作为，也不是对自身有所作为。因此，办事而顺从道的，不是违背道的人所能做到的，而是道自身的施行。” 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所照耀的，阴阳所温养的，雨露所滋润的，道德所扶助的，都同属于一种和谐。因此，能够头顶大圆的人才能脚踏大方，能够照见太清的人才能看见大明，能够建立太平的人才能处在大堂。能够在幽冥中遨游的人，能与日月同样发光。无形的东西由有形之物产生。因此，真人把期限寄托在灵台，最终归居于万物的本始。向幽冥观看，在无声中听取。在幽冥之中，独自有明晓；在寂寞之中，独自有照察。运用它，正是在不运用它；不运用它，然后才能运用它。认识它，正是不自以为认识；不自以为认识，然后才能认识它。道，是万物所遵循的道路；德，是生命所凭借的扶助；仁，是积累恩惠的证明；义，是与内心相合并且与众人相适合的行为。大道衰灭以后德兴起，德衰落以后仁义才产生。因此，上古时代崇尚道而不特别说德；中古时代守持德而不忧患；后世拘守绳墨，只怕失去仁义。所以君子若没有义就无法生存，失去义就失去生存的凭借；小人若没有利益就无法生活，失去利益就失去生活的凭借。因此君子害怕失去义，小人害怕失去利。观察他们各自害怕什么，祸福就不同了。” 老子说：“有些事情本想使它有利，结果恰好足以伤害它；有些事情本想伤害它，结果反而足以使它有利。患湿病却强行给他进食，热病口渴却强行让他喝寒冷之物，这是众人所谓的养护，却是良医认为会造成疾病的做法。使眼睛愉悦、使内心愉悦，是愚昧人认为有利的事，却是有道之人所躲避的。圣人先违逆而后会合，众人先会合而后违逆。所以祸福的门户、利害的反转，不能不察看。” 老子说：“有功劳却背离仁义的人，立即会受到怀疑；有罪过却合乎仁义的人，必定会得到信任。所以仁义，是事情通常顺利的条件，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即使谋划得当、计策正确，考虑祸患、解除谋略、保全国家，只要其中有背离仁义的地方，功业必定不能完成。言语虽然没有切中防备之道，计策虽然对国家没有益处，但内心周全地侍奉君主，合乎仁义，自身必定能够保全。所以说：说一百句话、出一百条计策却常常不恰当，不如舍弃追逐趋求而审察仁义。”老子说：“教化以君子为根本，小人蒙受它的恩泽；利益以小人为根本，君子享有它的功效。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宜，就能互通功劳、容易共同生活，道也就通达了。人的欲望太多就会损伤义，忧虑太多就会损害智慧。所以治理国家的人以保存国家为乐，虐待国家的人以使国家灭亡为乐。水向下流而变得广大，君主谦下对待臣下就会聪明。君主不与臣下争夺，所以治理之道通达。因此君主是根本，臣下是枝叶。根本不美好而枝叶却茂盛，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老子说：“慈父爱儿子，不是为了求取儿子的报答，这种爱不能从内心解除；圣明君主养育百姓，不是为了供自己使用，而是本性使他不能停止。等到依仗自己的力量、依赖自己的功勋，就一定会陷入困穷；一旦有所作为而求取回报，恩德就不能相互接续。所以采用众人所爱的东西，就能得到众人的力量；推举众人所喜悦的事情，就能得到众人的心。看见事情的开端，就能知道它的结局。” 老子说：“人凭义而相亲爱，群体凭聚合而强大。因此德施行得广博，威势所达到的地方就遥远；义施加得浅薄，武力所能制服的范围就狭小。”

译老子说：“用不义取得财物，又不肯布施，祸患临及自身，既不能给别人，也没有办法供自己使用，可以说是愚人，与猫头鹰爱护自己的孩子没有不同。所以拿着东西想使它盈满，不如适可而止；把东西锤炼得尖锐，不能长久保持。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它们的化育不可穷尽。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都是如此，不可一一说尽。福来到时祥瑞存在，祸来到时祥瑞先出现。看见祥瑞却不行善，福就不会到来；看见不祥却行善，祸就不会到来。利与害同出一门，祸与福相邻相伴，若不是神圣之人，没有谁能分辨。所以说：祸啊，福依傍着它；福啊，祸潜伏在它里面。谁知道它们的极限呢？人将要生病时，必定先贪恋甘美的鱼肉之味；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先厌恶忠臣的言语。因此，疾病将要致死的人，不能再成为良医救治的对象；国家将要灭亡时，也不能再接受忠臣的谋略。先修养自身，然后才能治理百姓；先在家中居处而整理治理，然后才能迁任官长。所以说：修养自身，德才真正；修养家庭，德才有余；修养国家，德才丰厚。百姓赖以生活的，是衣服和食物。事情如果周全地解决衣食问题就有功劳，不能周全解决衣食问题就没有功劳；事情没有功劳，德就不能增长。” 所以，顺应时势却没有成功，不要更改它的刑制；顺应时势却没有成功，不要更改它的治理原则。时势将要重新兴起，这叫作道的纲纪。帝王使百姓富裕，霸王使土地富裕，危险的国家只使官吏富裕；治理良好的国家好像财物不足，灭亡的国家粮仓空虚。所以说：在上者无事，百姓自然富裕；在上者无为，百姓自然得到教化。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战争之后，必定出现凶年。所以兵器是不祥之器，不是君子所珍爱的宝物。即使调和了大的怨恨，也必然还会留下余怨，为什么还要去做不善之事呢？古时候使亲近的人亲近，不靠言语；使远方的人归附，也不靠言语，而是使近处的人喜悦，使远方的人来归。与百姓有同样的欲望，就能和谐；与百姓共同守持，就能稳固；与百姓有同样的思虑，就是有智慧。得到百姓力量的人富足，得到百姓赞誉的人显达。行为会招来盗寇，言语会招来祸患。不要抢先说出别人的话，后来者已经说完了。贴近耳边的言语，也能传闻千里。言语是祸患，舌头是机括；话说得不恰当，即使四匹马也追不回来。从前中黄子说：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音有五音，万物有五味，颜色有五章，人的品类有五位，所以天地之间有二十五种人。上五类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其次五类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五类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其次五类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五类有众人、奴人、愚人、▯人、小人。上五类和下五类的关系，就像人与牛马的关系一样。圣人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口说，用脚行走；真人不看却明察，不听却聪敏，不行动却能使人顺从，不言说却公正。所以圣人用来行动天下的事情，真人从未越过它；贤人用来矫正世俗的事情，圣人从未关注它。所谓道，没有前后，没有左右，万物玄妙地同一，没有所谓是与非。” 顺其自然。老子说：“清虚，是上天的光明；无为，是治理的常道。去掉恩惠，舍弃圣智，排斥贤能，废除仁义，消灭人为事故，抛弃谄佞巧辩，禁止奸诈虚伪，那么贤与不肖就都归于同一道。静就能同一，虚就能通达；最高的德是无为，万物都能容纳。虚静之道使天地长久，神妙微密而周遍充盈，对万物不加主宰。十二个月循环运行，周而复始。金、木、水、火、土，它们的势相互伤害，它们的道却相互依待。所以极寒会伤害万物，但也不能没有寒；极热会伤害万物，但也不能没有热。因此，可与不可都各有其可。所以大道没有什么不可，关键在于合乎其理。看见可行的不要急于趋附，看见不可行的不要不离去。可与不可相互为左右，相互为表里。凡事的关键必定从一开始，时势是它的纲纪。自古至今，从未改变，这叫作天理。在上掌握大明，在下运用它的光辉。道产生万物，阴阳使它们各得其理，化育为四时，分成五行，各得其所，随时运行，法度有常。下至无能之人，上至大道都不倾覆，群臣同心。天地之道，无为却完备，无所求却能获得，因此可以知道无为是有益的。”老子说：“朴，是最广大而没有形状的；道，是最广大而没有度量的。所以天是圆的，却不能用圆规完全规画；地是方的，却不能用矩完全规画。过去和现在叫作宙，四方上下叫作宇，道存在其中，却没有人知道它所在的具体位置。因此，见识不远的人，不可与他谈论广大；知识不博的人，不可与他讨论至道。凡是禀受道而能与万物相通的人，没有什么可以互相非难的。所以三皇五帝，法令典籍和治理方式各不相同，但得到民心这一点相同。规、矩、曲尺、墨绳，是技巧的工具，却不是技巧本身。所以没有弦，即使师文也不能奏成曲调；只有弦，也不能独自产生悲声。因此弦是产生悲声的工具，却不是悲声本身。至于神妙和谐之气在心与手之间游动，放开意念而抒写精神，把变化表现在弦上，这种东西父亲不能教给儿子，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接受，这是不可传授的道。所以肃静，是形体的主宰；寂寞，是声音的主宰。”}], 老子说：“天地运行的规律，以德为根本，以道来发号施令，万物各自归正。它精微而深藏，不以事务来显示尊贵，所以不等待功业便能立足；不以地位为尊，不等待名声便能显明；不需要礼仪便自有庄严，不使用兵力便自然强大。因此，道确立了却不强行教导，光明照耀却不加以窥察。道确立而不教导，是因为不夺取人的才能；光明照耀而不加以窥察，是因为不妨害事物自身的运行。那些专门教导道的人，实际上违背德、伤害万物。所以阴阳、四时以及金木水火土，遵循同一道理，却各有不同的规律；万物同有情性，却各具不同形态。聪明的人不必彼此教导，有能力的人也不必彼此承受传授。因此圣人制定法则，是为了引导百姓的心，使各人都顺其自然。所以活着的人没有怨德，死去的人也没有怨恨。天地无所谓仁爱，把万物看作祭祀用的草狗；圣人无所谓仁爱，把百姓看作祭祀用的草狗。慈爱、仁义这些观念，是狭近的道。狭近的东西进入广大境界就会迷失，拘泥近处而行向远方就会迷惑。圣人的道，进入广大境界不迷失，行至远方不迷惑，常常守住虚静自持的状态，可以作为最高准则。这就叫作天德。”

译老子说：“圣人像天覆盖万物、地承载万物，像日月照临大地，使阴阳调和、四时运行变化，包容万物而不强求它们相同。不因故旧而偏爱，也不因新异而排斥；不疏远谁，也不特别亲近谁。因此，能够取法于天的人知道，天并不在同一时节施行同一种作用，地并不只出产一种材料，人也不只承担一种事务，所以事业有多种头绪，行动有多条道路。使用兵力时，有的适合轻捷，有的适合稳重；有的贪取，有的廉洁，这四种情况彼此相反，不能一概而论。轻捷的人想要发动进攻，稳重的人想要停止固守；贪取的人想要夺取，廉洁的人不肯谋取非分之物。因此，勇猛的人可以命令他前进作战，却不能命令他坚守不动；稳重的人可以命令他牢固防守，却不能命令他凌厉攻击敌人；贪取的人可以命令他攻取，却不能命令他分配财物；廉洁的人可以命令他守住本分，却不能命令他主动进取；守信的人可以命令他遵守约定，却不能命令他随机应变。这五种人，圣人都兼用，并按照各自的才能来任使。天地不偏爱某一种事物，阴阳不只生育同一类东西；江海不排斥小水流，所以能成就广大；山林不排斥弯曲的树木，所以能成就高大；圣人不拒绝背柴者的言论，所以能扩大自己的声名。如果只守着一个角落而丢弃天下各方，只取一种事物而抛弃其余，那么得到的就少，而所治理的也就浅薄了。” 老子说：“天所覆盖的、地所承载的、日月所照耀的万物，形态各不相同，性情各有差异，各自都有适宜和乐的处所。一个人所认为的快乐，往往正是后来悲伤的原因；把某种状态当作安定的，往往正是后来危险的原因。因此，圣人治理百姓，是让各人顺应自己的性情，使他们安居，处在适宜的位置，做自己能够做的事，周全地满足各自所适合的需要，施行各自适宜的措施。这样，万物便一律平等，没有理由彼此超过。天下的事物没有绝对的贵贱；依据它所适宜的价值来尊重它，那么万物没有不贵重的；依据它所不适宜的方面来轻视它，那么万物没有不卑贱的。所以说不崇尚所谓贤能，是说不能把鱼放到树上，也不能把鸟沉到深渊里。过去尧治理天下时，舜担任司徒，契担任司马，禹担任司空，后稷主管田地，奚仲担任工师。他们引导百姓：住在水边的捕鱼，住在树林中的采集，住在山谷中的放牧，住在丘陵地带的耕田；土地适宜什么，就做什么事务；事务需要什么，就使用什么器械；器械适合什么，就取用什么材料。沼泽地带的人织网，丘陵坡地的人耕田。这样，百姓就能用自己有的交换自己没有的，用自己擅长的交换自己不擅长的，因此背离反叛的人少，听从的人多。就像风吹过萧竹，忽然使它发生感应；各种事物各按自身的清浊来应对外物，无不趋向对自己有利的地方，避开对自己有害的地方。因此，邻国彼此可以望见，鸡犬之声彼此可以听到，但人的足迹不到诸侯国的边境，车辆的车辙也不交结于千里之外，这都是因为各自安居。” 所以，混乱的国家看起来像很兴盛，治理得好的国家看起来像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像总是不足，保存下来的国家好像总有余裕。所谓空虚，并不是没有人，而是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职分；所谓兴盛，并不是人口很多，而是人人都奔逐于末节；所谓有余，并不是财物很多，而是愿意节制，事务很少；所谓不足，并不是没有货物，而是百姓稀少而耗费很多。因此，先王的法则并不是凭空创作的，而是顺应已有的情势；他们的禁令和诛罚也不是任意制造的，而是守护应当守护的原则。这就是崇尚上德的道路。” 老子说：“用道治理天下，不是改变人的本性，而是顺应人已有的条件，使其条理通畅。因此，顺应就能广大，强作就会变小。古代疏导水道的人，是顺着水流来治理；种植庄稼的人，是依据土地的适宜条件；征伐的人，是顺应百姓的愿望。能够顺应，就能无敌于天下。万物必先各有其自然本性，然后人的事务才有可能得到治理。因此，先王制定法令，是顺应百姓的本性，为他们规定节制和文饰。没有这种本性，就不能使人顺从教化；虽有这种本性，却没有相应的资质，也不能使人遵循道。人的本性中虽然有实行仁义的资质，如果不是圣人为此制定法度，就不能使人趋向正确的方向。顺着人所厌恶的事来禁止奸邪，所以不必使用刑罚，威势便像神明一样推行。顺应人的本性，天下就会听从；违逆人的本性，即使法度张设起来，也无法真正施行。道德，是功名的根本，也是百姓心中所归依的。百姓心怀道德，功名就能建立。古代善于做君主的人取法江海。江海无为，却能成就广大；处在低下之处，却能成就广阔，所以能长久成为天下溪谷，它的德才算充足。无为，所以能够容纳百川；不求取，所以反而能够得到；不特意前行，所以反而能够到达。因此，取得天下却不以事务扰民。不自以为尊贵，所以能富足；不自我显露，所以能明察；不自我夸耀，所以能长久。” 处在不占有的境地，所以能成为天下之王。不争，所以没有谁能同他争；始终不自称强大，所以反而能成就其大。江海接近于道，所以能长久与天地相保。王公修行道，功业成就了却不据为己有。不据为己有，就能强固；强固而不凭此暴虐他人。道越深，德越深；德越深，功名就越能成就。这叫作玄德，深远啊，深远啊，它同万物的通常表现相反。天下有一个开端，却没有人知道它的道理，只有圣人能够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它不是雄，也不是雌；不是牝，也不是牡，却能生育而不死亡。天地因此成形，阴阳因此显现，万物因此产生。所以阴阳有圆有方，有短有长，有存在有消亡，都是由道来发号施令。它幽深沉静而无所作为，在心中极其微妙，在道理上极其恰当。生死遵循同一原理，万物的变化都归合于一道。简朴地生活而忘却死亡的忧虑，到哪里去不能长寿呢？去除事务和言语，谨慎地不要妄为。守道周密，对万物却不加主宰。最精微而无形，是天地的开始；万物同属于道，却各有不同形态。精微到没有具体事物，所以能够周遍救济；广大到没有外边，所以成为万物的覆盖；细微到没有内里，所以成为万物所尊贵的根本。道使生命得以存在，德使形体得以安定。最高的道所遵循的尺度，是去除偏好、去除厌恶，不存有成见。使心意平易和顺，不要因任何事情违逆道。” 天地先专一而成其一，分开而成为阴阳二者，再反转合一，于是上下运行而不失其序；专一而成其一，分化而成为五行，再反转合一，就一定合乎规矩。道最亲近，不可疏远；道最近，不可远离。向远处寻求道的人，走到远方后仍要返回来。” 老子说：“帝王有名号，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情状。帝王看重的是德，王者崇尚的是义，霸者通晓的是事理。圣人的道，对于万物不据为己有。道狭窄之后才依赖智谋，德薄弱之后才依赖刑罚，见识浅薄之后才依赖察察之明。依赖智谋，内心就会混乱；依赖刑罚，上下就会怨恨；依赖苛细的察察之明，臣下就会只求做出善行来侍奉上级，于是政事便败坏。因此，圣人顺应天地而变化，他的德就像天覆盖、地承载；按照时令来引导，道的养育就会深厚。养育深厚，国家就能治理；即使有神圣之人，又怎么能改变这种道理呢？除去私心智巧，减少刑罚，返回清静，万物将自行归正。道作为君主，像尸祭时端庄静默，天下却因此受到它的福泽。一个人受到这种福泽，不会因此增加；万人受到这种福泽，也不会因此减少。所以，过分施惠和过分施暴，同样都是违背道的。所谓施惠，就是任意布施。没有功劳却厚加赏赐，没有劳绩却授予高爵，就会使守职的人对官务懈怠，使游手闲居的人急于求进。所谓施暴，就是无故诛杀无罪之人，使行道的人遭受刑罚；这样，修养自身的人就不会受到劝勉而行善，行邪道的人反而会轻视上级、冒犯上级。因此，过分施惠就会滋生奸邪，过分施暴就会产生祸乱。奸邪和祸乱的风俗，是亡国的风气。所以国家施行诛罚时，君主不应带着个人愤怒；朝廷施行赏赐时，君主也不应把它当作自己的私恩。”

译受到诛罚的人不怨恨君主，是因为罪行本来就应当受到处罚；受到赏赐的人不把功劳归于上级，是因为赏赐是由自己的功劳招致的。百姓所受的诛罚和赏赐，都由自身行为产生，所以专心建立功业、修治事务，不接受别人私下给予的恩赐。因此，朝廷空旷而不留私迹，田野开辟而没有荒秽。所以最高层次的治理，是上下都知道万物有其自然状态而不强行占有。王道，就是处置无为之事，施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妄动，遵守一个准则而不动摇。顺着事势，任用下属，责成他们完成事务而不亲自劳苦。谋划没有错误，举动没有过失；言语不事文饰，行动不拘仪表；进退顺应时机，动静遵循事理；不因美丑而偏爱或憎恶，不因赏罚而喜怒。名分各自依其本性确定，类别各自依事务形成，都出于自然，不是由君主私自制造。若想强行控制它，反而会使它离散；若想加以粉饰，反而会损害它。天气形成魂，地气形成魄，返回玄妙的本原，各自安处于自己的居所。守住它们不要丧失，就能向上通达太一。太一的精气，与天相通相合。天道幽深无言，没有固定的容纳形式和法则，广大得无法穷尽，深邃得无法测量，常常随着人事变化，智慧无法把握，循环运转没有终端，变化完成时如同神明。以虚无顺应事物，常常居后而不居先。它听取和治理政事时，虚心弱志，清明而不昏暗。因此群臣像车轮的辐条汇聚并进，无论愚者、智者、贤者还是不肖者，没有谁不竭尽自己的才能。” 君主获得了用来制约臣下的办法，臣下获得了用来侍奉君主的办法，这样，治理国家的道理就清楚了。” 老子说：“聪明却喜欢询问的人是圣人，勇敢却喜欢询问的人能够取胜。凭借众人的智慧，就没有不能任用的人；使用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不能战胜的事。使用众人的力量，即使乌获也不值得单独依靠；凭借众人的势力，天下也没有什么不能使用的。不具备应对事势的权变，却不遵循道理的规律，即使是神圣之人也不能取得成功。因此圣人办事，从来没有不根据已有的条件来加以利用的。有一种功劳的人处在相应的一种职位，有一种才能的人承担相应的一项事务。力量能够胜任任务，举起东西就不觉得沉重；才能能够胜任事务，做起来就不觉得困难。圣人兼收并用，所以没有被抛弃的人，也没有被抛弃的材料。” 老子说：“所谓无为，不是说牵引它却不来，推动它却不去，逼迫它却不回应，感动它却不行动；也不是说坚硬停滞而不流动，卷握起来却不散开。所谓无为，是说个人的私志不进入公共的道，嗜好欲望不挂碍正当的方法；依循事理来举事，根据条件来建立功业，顺应自然的势势；不容许曲折的故意作为，事情成功而自身不夸耀，功业建立而名声不据为己有。比如水适合用来行船，沙适合用来筑堤，泥适合用来铺设輴【敕伦切】，山地适合用樏【音羸】通行；夏天疏导水道，冬天修筑陂塘；依高处形成山，依低处形成池，这些都不是我强行造成的。圣人不以自身地位卑贱为耻，只忧虑道不能施行；不忧虑自己的寿命短，只忧虑百姓困穷。因此始终保持虚静而无为，抱守朴素、显露质朴，不同外物混杂。” 老子说：“古代确立帝王，并不是为了供养他们的欲望；圣人登上君位，也不是为了让自身安逸享乐。因为天下百姓中有强者欺凌弱者、人数多的暴虐人数少的、奸诈者欺骗愚昧者、勇猛者侵犯怯弱者，又因为他们怀有智谋诈术却不互相教导，积聚财物却不互相分给对方，所以才设立天子来使天下齐一。因为一个人的明察不能普遍照见海内，所以设立三公九卿来辅助他。因为隔绝的国家和不同的风俗不能受到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教导他们。因此天地和四时没有不相应的，官府没有隐藏的事务，国家没有遗失的利益。凡是使寒者得到衣服、饥者得到食物、老人和弱者得到赡养、劳累困倦者得到休息的措施，都无不因此而施行。神农身体憔悴，尧消瘦，舜面色黧黑，禹手脚长满老茧；伊尹背着鼎去求见商汤，吕望击鼓操刀而进入周国，百里奚曾被转卖，管仲曾被捆绑，孔子没有能使烟囱变黑的居所，墨子没有温暖的坐席。他们并不是贪图俸禄、羡慕地位，而是想要为天下兴办有利之事，除去万民的祸害。从天子直到庶人，如果四肢不勤劳、思虑不因事务而困顿，却想求得足以供养自己的东西，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听说过。” 老子说：“所谓天子，是凭借天道来建立天下秩序的人。建立天下的道，守持一以作为保障，返回根本而无为，虚静而无所执有，恍恍惚惚而没有边际，深远得没有止境。看它看不见形，听它听不见声，这就叫作大道的常经。” 老子说：“道的体性圆融，却以方正为法；背负阴而怀抱阳，左边柔和而右边刚强；行于幽暗而顶戴光明；变化没有常态，得到一的本原，便能应对无方，这就叫作神明。天是圆的而没有端点，所以不能观察它的形状；地是方的而没有边际，所以没有人能窥见它的门户。天的变化最终没有固定形状，地的生长繁衍无法计算。万物都有所胜过，只有道没有可胜之处；它之所以无可胜，是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势。它循环运转没有穷尽，就像日月运行，像春夏秋冬交替，像日月昼夜循环，终了又开始，明亮之后又昏暗。能够制约形体而自身没有固定形体，所以功业可以成就；使万物各成其物而不被物所拘，所以能够取胜而不屈服。善于在庙堂上谋战的人可以成为帝，善于神妙变化的人可以成为王。在庙堂上谋战，是取法天道；施行神妙变化，是明察四时。在境内修治政事，远方就会感怀其德；在尚未交战时便取得胜势，诸侯就会宾服。古代得道的人，静止时取法天地，行动时顺应日月；喜怒合乎四时，号令如同雷霆；声音气息不违背八风，屈伸进退不违背五度。顺应百姓的愿望，凭借百姓的力量，为他们除去残害和祸害。利益相同的人可以彼此舍命，情意相同的人可以彼此成全，行动方向相同的人可以彼此帮助。若只顺着自己而行动，天下就会彼此争斗。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是利用众人自发的行动来成就事情；不善于用兵的人，是把众人变成供自己驱使的工具。利用众人自发的行动，天下没有不能使用的力量；把众人变成供自己驱使的工具，就没有一个人真正可以使用。” 下德。老子说：“治理自身，最高层次是养神，其次是养形。精神清明、意念平和，身体各关节都安宁，这是养生的根本；使肌肤肥美、腹肠充实、满足嗜欲，这是养生的末节。治理国家，最高层次是养成教化，其次是端正法令。百姓彼此谦让，争着处在卑下的位置；对财利彼此谦让，争着接受较少的；办理事务和出力时，争着承担劳苦；每天受到上面的教化而迁善，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治国的根本。用利益和赏赐来劝人为善，使人畏惧刑罚而不敢作恶；上面法令端正，下面百姓服从，这是治国的末节。上古之世重视培养根本，后世则专门从事末节。” 老子说：“想要治理好国家的君主，不是每一代都能出现；能够同他共同治理国家的臣子，万人之中也未必有一个。用并非每代都有的君主去寻求万人中未必有一个的贤臣，这就是天下大治之所以千年难遇一次的原因。大概霸王的功业并不是每一代都能建立的；顺应百姓的善意，防止他们产生邪心，和百姓共同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那么百姓就能向善，风俗就能美好。圣人之所以可贵，不是因为他能随着罪行出现而制定刑罚，而是因为他知道祸乱从哪里产生。如果开启邪恶的锐端而放任它发展，任凭邪僻、淫乱、放纵蔓延，却只想在事后用法令处置、用刑罚追惩，那么即使残害了天下，也不能禁止奸邪。”

译老子说：“身体处在江海之上，心却牵挂着朝廷，这就是重视生命；重视生命，就会轻视利禄。如果仍然不能战胜自己的欲望，那就顺从它，也不会伤害精神。如果不能战胜自己，却强行不顺从，这叫作重伤；受到重伤的人就不会有长寿之类的结果。”所以说：“懂得调和就叫作常，懂得常就叫作明；增益生命就叫作祥，心意役使气就叫作强。”这叫作玄同：运用它的光明，又返回到它的明。” 老子说：“天下没有比行善更容易的事，也没有比行不善更困难的事。所谓行善，就是保持安静而无为，顺合性情而舍弃多余，毫无诱惑牵引，顺循本性而保全真性，不改变自己的本来状态，所以说行善容易。所谓行不善困难，是因为弑杀、矫饰、欺诈，躁动而欲望过多，这些都不是人的本性，所以说行不善困难。现在之所以把某些事情当作最大的祸患，是由于没有恒常的满足和适度的尺度而产生的，因此处在利害交错之地、祸福转折之际，不可不加以察看。圣人没有贪欲，也没有刻意躲避。有些事情想要得到，往往恰好因此失去；有些事情想要躲避，往往恰好因此遇到。心志一旦有所欲求，就会忘记自己正在做什么。因此圣人审察动静的变化，适当把握接受和给予的尺度，调理好恶之情，调和喜怒的节制。动静得当，祸患就不会侵入；接受和给予适宜，罪责就不会累及自身；好恶得到调理，忧患就不会接近；喜怒得到调和，怨恨就不会冒犯。体察并实行道的人，不苟且求取，也不逃避祸患；有自己的东西不抛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强行占有；始终充盈却不外溢，常常虚静却容易得到供养。所以只要依照道术来衡量和节制，食物足以充实空虚，衣服足以御寒，便足以温饱。七尺之身若没有道术和尺度，却以求取尊贵来要求自己，即使拥有万乘之势也不足以感到快乐，即使拥有天下的财富也不足以感到享乐。”}], 所以圣人的心境平和，志意安易，精神守于内在，外物不能迷惑他。老子说：“战胜别人的人有力量，战胜自己的人才强大。能够使自己强大的，必定要借助人的力量；能够借助人的力量，必定已经取得人心；能够取得人心，必定是自己先获得了真正的安定。从来没有自己已经安定却失去众人的，也从来没有自己丧失本性却能取得众人的。所以治理的根本，在于务求使人民安定；使人民安定的根本，在于使他们衣食器用充足；使物用充足的根本，在于不夺取农时；不夺农时的根本，在于少扰民事；少扰民事的根本，在于节省用度；节省用度的根本，在于去掉骄奢；去掉骄奢的根本，在于虚静无为。因此，知道生命实情的人，不去追求生命本来无法得到的东西；知道命运实情的人，不为命运无法改变的事情忧虑。眼睛喜爱五色，口只贪图美味，耳朵沉溺于五声，七窍彼此争逐，从而伤害人的本性；每天引发邪僻欲望，耗尽先天的和气，连自身都不能治理，还怎么治理天下呢？所谓取得天下，不是说占据权势地位、称作尊贵名号，而是说能够运用天下人的心力，取得天下人的力量。只有面南而王的名号，却没有一个人称誉他，这就是失去天下。所以夏桀、商纣不能算作真正的王，商汤、周武也不能算作放逐者。天子得道，天下的守卫力量就在四方夷狄；天子失道，天下的守卫力量就在诸侯。” 诸侯得道，守卫力量就在四境；诸侯失道，守卫力量就在身边的臣属。所以说：不要依仗别人不会夺走我，而要依仗自己不可被夺走。若实行容易被夺走的道路，而不是实行能够制止弑杀的行为，那么对守住天下没有益处。” 老子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根本，不更易一贯的常道。愤怒，是违背德的；兵器，是凶器；争斗，是使人陷入混乱的东西。暗中谋划而违背德，喜好使用凶器，借治理之名制造人的混乱，这是悖逆到了极点。若不是使人受祸，就不能造成祸患；不如挫折锋芒，解开纷乱，调和光芒而混同尘俗。人的性情，都希望自己比别人贤能，并憎恶自己不如别人；希望自己贤能，就会产生争胜之心；憎恶不如别人，就会产生怨恨和争斗；怨恨争斗一产生，心就混乱，气就悖逆。所以古代的圣王使争斗和怨恨退去；争怨不产生，心就得到治理，气就顺畅。因此说：不崇尚贤能，就使百姓不争。” 老子说：“治理外物，不靠外物，而靠和；治理和，不靠和，而靠人；治理人，不靠人，而靠君主；治理君主，不靠君主，而靠欲望；治理欲望，不靠欲望，而靠本性；治理本性，不靠本性，而靠德；治理德，不靠德，而靠道。用道作为人的本性根本，本性就没有邪秽；如果长久沉溺于外物，就会忘记根本，于是合于失真的本性。衣食、礼俗，不是人的本性，而是从外界接受来的。所以人的本性希望平和，嗜欲却会伤害它。只有有道的人能够遗弃外物、返归自身，以自身作为鉴照，因而不失去外物的实情；没有自身作为鉴照，就会一动便迷惑而营营逐物。放纵欲望会丧失本性，行动就从来不能端正；用它治理生命，就会损害自身，用它治理国家，就会使人民混乱。所以不闻知道的人，就没有办法返归本性。古代圣人从自身做起，因此命令能够施行，禁令能够禁止。凡是做事，都必须先平定心意、清静精神。精神清明，心意平和，外物才可以得到正确处理。耳朵被非誉之声扰乱，眼睛沉溺于彩色，却想把事情办好，就困难了。因此贵在虚静。水受到激荡就会起波，气一混乱智慧就昏暗。昏乱的智慧不能用来判定正道，起波的水不能保持平静。所以圣王守持唯一，用它来治理万物的情性。所谓一，是最为尊贵、在天下没有偏向的东西；圣王寄托于这种无偏，因而成为天下的主宰。” 老子说：“阴阳陶冶变化，万物都乘着一气而生。上下离心，气就向上蒸腾；君臣不和，五谷就不能成熟。春天肃杀、秋天繁荣，冬天打雷、夏天降霜，都是贼害之气产生的结果。天地之间，不过是一个人的身体；六合之内，不过是一个人的形体。所以明白本性的人，天地也不能胁迫他；审察符应的人，怪异之物也不能迷惑他。圣人由近及远地认识事物，把万里之内看作同一整体。气蒸腾于天地之间，礼义廉耻没有建立，万民无不互相侵害暴虐，就像仍处在混沌未分的状态中。廉耻逐渐衰落，等到世道衰败，用度增多而财物减少，事务和劳力增加而供养不足，百姓贫困痛苦，忿怒争斗便产生，所以才尊崇仁。人品鄙陋而不齐，结党营私，各自推举亲近自己的人，怀着机巧诈伪之心，所以才尊崇义。男女群居混杂而没有区别，所以才尊崇礼。人的性命之情放纵，彼此迫于不得已而不能和谐，所以才尊崇乐。因此仁义礼乐，是用来挽救败坏的，不是贯通治理的根本道路。如果真能使神明安定于天下，使心返归最初，那么人民的本性就会善良；人民本性善良，天地阴阳也会随之包容他们，财物就充足，人民就富足，贪鄙、忿争之心便不能产生。” 仁义不必施用，道德安定于天下，人民就不会沉溺于声色。德衰败之后，才修饰仁义；和失去之后，才调和声乐；礼过度之后，才修饰仪容。所以知道道德之后，才知道仁义不足以作为根本；知道仁义之后，才知道礼乐不足以作为真正的修养。

译老子说：“清静的治理，是以和顺处于寂静，以质朴真实为本，闲静而不躁动；内在合于道，对外合于义。说话简约而遵循事理，行为使人喜悦而顺合人情，内心和谐而不虚伪，做事质朴而不装饰。不谋划事情的开端，也不议论事情的终结；安定就停留，受到激发就行动。身心通达而合于天地，精气与阴阳同一，和合于四时，明朗如日月。与道同化的人治理人民，机巧、诈伪不会存于心中。因此上天以德覆盖，土地以乐承载，四时不失秩序，风雨不造成灾虐，日月清静而发光，五星不失运行轨道；这就是清静治理所显示的效果。”老子说：“治理世事的职分容易守持，所做的事情容易办理，礼制容易施行，责任容易偿还。因此一个人不兼任多种官职，一个官职不兼办多种事务，士、农、工、商各有区别，乡里不同、州域有异。所以农人同农人谈论收藏，士人同士人谈论行为，工匠同工匠谈论技巧，商人同商人谈论计算。因此士人没有遗失的品行，工匠没有困苦的事务，农人没有荒废的功劳，商人没有折损的货物。各自安于本性，形体不同、类别各异，办事容易而不相违背；失去职业的人便卑贱，得志的人便尊贵。那些先知先见的人，是才智旺盛的人，但治理天下不能用此来责求人人如此。” 博闻强记、口才敏捷的人，是知识过多的人，但明主不向臣下强求这种才能；傲视世俗、轻视外物、不随从流俗，是士人高亢的品行，但治理天下不能拿它来教化人民。所以高不可及的标准，不能作为衡量人的尺度；行为不可追赶的榜样，不能作为国家的风俗。因此人才不能只任用某一类，尺度、器量和道术却可以世代传承。所以国家治理得好，即使与愚人共同守持也可以；军队行事，也可以用法度统一。不必等待古代英才出现，人民自然就够用，因为应当根据各人已有的才能而一并任用。末世的法令，把标准定得过高而罪责又达不到，把责任定得过重而惩罚超过人的承受力，把困难说得危险而诛罚使人不敢行动。人民困于这三种责求，就会装饰智慧来欺骗上级，触犯邪恶而冒险行事；即使法令严峻、刑罚严酷，也不能禁止他们的奸诈。野兽困窘就会冲撞，鸟困窘就会啄击，人困窘就会诈伪，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老子说：“雷霆的声音，可以用钟鼓来模拟；风雨的变化，可以从音律中察知。凡是大到可以看见的，就可以测量；明亮到可以看见的，就可以遮蔽；声音可以听见的，就可以调和；色彩可以辨察的，就可以区别。最为广大者，天地也不能容纳；最为细微者，神明也不能看见。等到建立律历、区别五色、分辨清浊、辨别甘苦，质朴就分散而成为器物了。树立仁义、修治礼乐，德就迁移而成为虚伪了。人民装饰智慧来惊扰愚人，设置诈术来攻击上级，天下虽然有人能够控制这种局面，却没有人能够真正治理它。智慧技巧越多，德就越衰。所以至人保持淳朴而不使它分散。至人的治理，是虚无寂静，不显现可供欲望追逐的东西；心与神同处，形体与本性调和；静止时体现德，行动时事理通达；遵循自然之道，顺着不得已的情势。淡漠无为而天下和谐，淡泊无欲而人民自然淳朴，不发生忿怒争斗而财物充足。施予的人不以此自居有德，接受的人也不推辞，德反而归于施受双方，没人把它当作谁的恩惠。不用言语的辩说、不显露的道，仿佛有所贯通，称作天府。取用它却不会减少，斟酌它却不会穷竭；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取出，称作摇光。” 摇光，就是供养、资助万物的东西。老子说：“天珍爱它的精，地珍爱它的平，人珍爱他的情。天的精，是日月星辰、雷霆风雨；地的平，是水火金木土；人的情，是思虑聪明、喜怒之情。所以关闭四关，停止五道，就可以与道混同。神明藏于无形，精气返归真实。眼睛明亮却不去观看，耳朵聪敏却不去听取，口舌端正却不妄言，心意通达却不以思虑劳扰。任其自然却不妄为，知道却不自夸，直达性命之情而明知，所以不能受到伤害。精气存于眼，眼的视力就明；存于耳，听力就聪；留于口，言语就恰当；聚于心，思虑就通达。因此关闭四关，终身就没有忧患。四肢九窍，不陷于死也不陷于生，这叫真人。土地所生的财物，根本不过五行；圣人节制五行，治理就不会荒废。” 老子说：“秤衡量左右，没有偏私轻重，所以可以成为平；墨绳衡量内外，没有偏私曲直，所以可以成为正。君主对待法令，没有偏私好恶，所以可以成为政令。德没有特别树立的对象，怨没有藏匿的地方，这是任道而合乎人心。所以上位治理的人不掺杂个人智谋。水冲破船，木撞断车轴，不怨恨木石，而去责怪技巧的好坏，是因为没有把智谋承载在适当的位置。因此道一旦夹杂智谋就会混乱，德一旦夹杂私心就会危险，内心一旦有了偏见之眼就会昏眩。权衡规矩一旦确定就不改变，始终守一而不邪曲，方正运行而不停滞；一天形成，万世流传，这就是无为的作为。一，就是无为。百代君王都使用它，万世流传，作为而不改变。” 老子说：“人们有句话说：国家可以有亡国之君，世间却没有消亡的道；人可以困穷，而事理没有不能通达的。所以无为，是道的根本。得到道的根本，就能应对无穷变化。不依据道理的规律，却专恃自己的能力，困穷不会很远。君主不出门户就知道天下，是因为凭借万物来认识万物，凭借人来认识人。因此众人力量聚集起来所举的事情，没有不能胜任的；众人智慧共同做的事情，没有不能成功的。千人的队伍不会断粮，万人的群体不会废功。工匠不兼用其他技艺，士人不兼任多种官职，各自守住职分，不得互相干涉；人人得到适宜的位置，万物处在安定状态，所以器械不坏，职事不懈怠。债务少就容易偿还，职分少就容易守持，责任轻就容易勉励。上级掌握简约少量的分职，下级效法容易完成的功劳，因此君臣相处长久而不彼此厌弃。”

译老子说：“帝王能够体行太一，王者能够效法阴阳，霸者能够顺应四时，君主能够运用六律。体行太一的人，明白天地的实情，通达道德的条理；聪明如日月照耀，精神与万物相通；行动和静止调和于阴阳，喜怒与四时相和；覆盖施露都合于道，广博周遍而没有私心；飞虫爬虫，无不依靠德而生存；德流布于四方之外，名声传到后世。效法阴阳的人，承受天地的和气，德与天地相参，光明同日月并照，精神与鬼神齐灵；头顶圆天、脚踏方地，怀抱表率、安寝守绳；内能治理自身，外能取得人心；发布号令，天下随风而从。顺应四时的人，春天使万物生发，夏天使万物成长，秋天收取，冬天收藏；取用和给予都有节制，出入都有数量；喜怒刚柔不离开事理；柔和而不脆弱，刚强而不断折，宽大而不放纵，严肃而不违逆；从容顺遂，以养育各类生命；他的德能够包容愚昧和不肖，不偏爱任何一方。运用六律的人，掌握生与杀、赏与罚、给予与夺取；若不是这样，就没有治道。他讨伐混乱、禁止暴虐，兴举贤良，废黜不肖，使邪曲归正，使危险变为平安，使弯曲变直；明白施舍、开放与闭塞的道理，乘时因势，以此役使并服从人心。” 帝王不体行阴阳，就会受到侵害；王者不效法四时，就会削弱；霸者不运用六律，就会受辱；君主失去准绳，就会废亡。所以器量小却施行大事，就会困穷闭塞而不能亲近众人；器量大却只做小事，就会狭隘而不能容人。老子说：“土地广大、人口众多，不足以成为强大；铠甲坚固、兵器锋利，不可以依仗它取得胜利；城墙高、护城河深，不足以成为坚固；刑罚严酷，不足以形成威势。施行使国家保存的政道，即使国家很小也一定能保存；施行使国家灭亡的政道，即使国家很大也一定会灭亡。善于守卫的，不必与人抵御；善于作战的，不必与人争斗；顺应时势，因循人民的愿望，天下就会归服。所以善于治理政事的人积累德，善于用兵的人蓄积怒气。德积累起来，人民就可以使用；怒气蓄积起来，威势就可以建立。因此文德施加得深，权势所能服从的范围就大；德施加得广，威势所能制约的范围就广。范围广了，我方就强而敌方就弱。善于用兵的人先使敌人弱，然后才交战，所以费用不到一半而功效增加十倍。拥有千辆战车的国家施行文德，就能称王；拥有万辆战车的国家喜好用兵，就会灭亡。王者的军队先取得胜势然后作战，败军先作战然后寻求胜利，这是不明白道。” 上仁。老子说：“君子的道，靠安静来修养自身，靠节俭来养护生命。安静，下面就不受扰乱；下面不受扰乱，人民就没有怨恨；下面受到扰乱，政事就混乱；人民有怨恨，德就浅薄。政事混乱，贤者不会替他谋划；德浅薄，勇者不会替他作战。昏乱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一天占有天下的财富，处在君主的权势中，耗尽百姓力量，来供奉耳目之欲，心思专注于宫室台榭、沟池苑囿、猛兽珍怪。贫民饥饿，虎狼却饱食刍豢；百姓受冻，宫室中却穿用绮绣。因此君主蓄积这些无用的东西，天下人就不能安定地保全性命了。” 老子说：“不是淡泊就不能彰明德，不是宁静就不能达到长远，不是宽大就不能普遍覆盖，不是正直公平就不能作出裁断。用天下人的眼睛观察，用天下人的耳朵听取，用天下人的心思考，用天下人的力量争取。因此号令能够下达到最基层，臣下的实情能够上达君主。百官整治通达，群臣像车轮辐条一样会聚。高兴时不因之赏赐，发怒时不因之定罪。法令明察而不苛刻，耳目聪敏而不昏暗。善恶的实情每天陈列在面前，而君主不加拒斥。所以贤者竭尽智慧，不肖者尽力办事，亲近的人安于本性，远方的人感怀其德，这就是得到用人之道。乘车马的人，不劳自身而能到达千里；乘舟船的人，不用徒步涉水而能渡过江海。所说的话如果正确，即使是商贩、樵夫，也不能弃置不用；所说的话如果错误，即使出自君主、卿相，也不能采用。判断是非，不能依据贵贱尊卑；谋略可以采用，不因地位低而羞辱它；言语可以实行，不因辩才不高而轻视它。昏暗的君主却不是这样：群臣尽诚尽忠，往往少有不因此遭祸的；亲近熟习的却是邪曲之人，贤者不能被看见；疏远卑贱而竭力尽忠的人，意见不能上达。有进言的人，就用言辞穷究他；有劝谏的人，就用罪名诛罚他。” 像这样却想安定海内、保全万方，距离聪明之道也就太远了。老子说：“能够尊重生命，即使富贵，也不因奉养而伤害身体；即使贫贱，也不因利益而劳累形体。如今接受先祖遗留下来的爵位，必定把失去它看得很重。生命的来源已经很久远，却轻易丧失它，难道不是迷惑吗？以珍贵自身的态度治理天下，就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以爱护自身的态度治理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文子问治理国家的根本，老子说：“根本在于治理自身，从未听说自身得到治理而国家却混乱，也从未有自身混乱而国家能够治理好的。因此说：修养自身，德才真实。道之所以极其精妙，是父亲不能把它教给儿子，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直接接受，所以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文子问：“实行什么，人民才会亲近君上？”老子说：“按照时节役使人民，并且敬慎对待他们，如同面对深渊，如同踩踏薄冰。天地之间，善就是我的资粮，不善就是我的仇敌。从前夏、商的臣民反过来仇视桀、纣而臣服于汤、武；宿沙氏的人民亲自攻打自己的君主，归附神农氏。所以说：人民所畏惧的事情，不能不畏惧。”老子又说：“治理大的国家，道术不能狭小；土地广大，制度不能狭窄；地位高，事务不能烦琐；人民众多，教令不能苛刻。事务烦琐就难治理，法令苛刻就难实行，要求太多就难以供养。用寸来量，量到一丈必然出现误差；用铢来称，称到一石必然超过误差。用石称、用丈量，直截简约而少有差错。把事情从大处概括，容易运用智慧；纠缠细节争辩，难以称为聪慧。所以对治理没有益处、对混乱却有益处的事，圣人不做；对实际使用没有益处、对耗费却有益处的事，智者不行。功业不嫌简约，事务不嫌省少，需求不嫌减少。功业简约就容易成功，事务省少就容易治理，需求少就容易供给。把责任交给众人，就容易完成。因此小的辩说会损害大义，小的义会破坏大道。道术狭小必定不能通达，通达必定简约。河流因为曲折迂回，所以能够流得长远；山因为层层隆起，所以能够高大；道因为从容舒缓，所以能够化育万物。”

译通晓一种技艺、精审一件事务、明察一种才能，只能作局部的说明，不能广泛应对各种情况。调节声音的人，使小弦急促、大弦舒缓；主持事务的人，使卑贱者劳作，使尊贵者安逸。道的言论说：‘广大而昏昧，顺因上天的威势，与天同气。同气者为帝，同义者为王，同功者为霸，一个也不能达到的就会灭亡。’所以不说话却能取信，不施行仁政的形式却有仁爱，不发怒却有威势，这是天心发动而化育万物；施行仁政、说话守信、发怒有威势，这是靠精诚做到的；施行仁政却没有仁心，说话却不守信，发怒却没有威势，这是靠外在样貌装出来的。因此有道来治理，法令即使少也足以使国家安定；没有道来治理，法令即使多也足以造成混乱。”老子说：“鲸鱼失去水，就会受蝼蚁控制；君主舍弃自己应守的职责，而同臣下争办事务，就会受有司控制。君主用无为守持君位，守职的臣下以听从来取得容身之处，臣下隐藏自己的智慧而不使用，反过来把事务专断于君主之上。君主不任用能人而喜欢亲自作为，智慧就日益困窘，还会亲自承担责任。智谋在下位穷尽，就不能申明事理；行为在君位上堕落，就不能保持控制。智慧不足以治理，威势不足以施刑，就没有办法与天下交往了。” 喜怒显露在内心，嗜欲表现在外面，守职的人就会离开正道而逢迎君上，有司也会枉法而顺从风向。赏赐不符合功劳，诛罚不对应罪行，上下就离心，君臣互相怨恨，百官烦乱而智慧不能解决，非难和誉美滋生而明察不能照见。不是自己的过失却反过来自责，君主更加劳累，臣下更加安逸，这就像代替大工匠砍木。代替大工匠砍木的人，很少有不伤自己手的。和马赛跑，筋力断绝也赶不上它；登上车掌握缰绳，马就会服从车衡之下。伯乐为它相马，王良为它驾车，明主乘用它，不必亲自承担驾御和相马的劳苦，却能到达千里，这是善于利用人的资质。君主之道，在于无为而能成就事情，有所建立却不自我喜好。一旦有意作为，就会招致议论；一旦有所偏好，就会设置防范；有议论就可能被夺权，有防范就可能被诱导。靠建立功业而受制于人的人，不能持守国家。所以善于建立的人，所立之物不可拔除；这里说的建立，是指无形的建立。只有神妙化育的力量，万物不能胜过它。内在欲望不向外流露，叫作关闭；外在邪气不进入，叫作闭塞。内里关闭、外在闭塞，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节制？外在闭塞、内里关闭，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所以不亲自使用、不亲自作为，却能够使人使用它、使事情有所作为。不夸伐的言语，不争夺的事务，按照名分考核实际，使各自归于有司；以不妄知为道，以禁止苛扰为根本。” 这样，百官的事务各自都有考核依据。老子说：“食物是人民的根本，人民是国家的基础。”所以君主在上要顺应天时，在下要尽量利用地利，在中间要使用人力。因此各种生命得以生长，万物繁殖。春天砍伐枯木，夏天收取各种果实，秋天储藏蔬菜食物，冬天取用柴薪，作为人民的资用。活着时不缺少用度，死后不发生尸体相传的灾疫。先王的法令是：不围捕整群鸟兽而取尽，不把水泽抽干来捕鱼，不焚烧树林来打猎；獾狼还没有开始祭献猎物时，网罟不得通行于野外；獭还没有开始祭献鱼时，渔网不得进入水中；鹰隼还没有开始捕击时，罗网不得张设在水边高地；草木还没有凋落时，斧头不得进入山林；昆虫还没有蛰伏时，不得用火烧田；正在孕育的不得捕杀，幼鸟和鸟卵不得探取；鱼没有长到一尺不得捕取，狗和猪不到一年不得食用。因此万物发生，就像蒸气不断升出。先王所以顺应时令、修治储备，是富国利民的方法，并不是只靠眼睛看见之后才去实行。只要想使人民获利的心意不忘，人民自然就会自我准备。” 老子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向下征取有节制，供养自身有分寸；一定计算年成来征收，衡量人民的积聚，知道有余和不足的数目，然后才征取供奉。这样，就能够承受天地所给予的东西，远离饥寒之患。他对人民十分忧怜：国家有饥荒，自己吃饭就不重用多种滋味；人民有寒冷，冬天自己就不穿皮裘。与人民共同承担苦乐，天下就没有悲哀的人民。昏暗的君主却不是这样，征取人民而不衡量他们的力量，向下索求而不估量他们的积蓄，使男女都不能从事耕织来供应君上的需求；力量耗尽，财物用尽，朝不保夕，君臣彼此憎恨。况且人要维持生活，一个人踏着耒耜耕作，所耕不超过十亩；中等田地的收成不过四石，妻子、儿女、老人、弱者都仰赖它生活，有时还会遭遇灾害，无法供应君上的需求，这时君主更应怜悯他们。贪婪的君主、暴虐的君主把臣民如同干涸水泽般搜刮，以满足无穷的欲望，于是百姓不能承受上天的和气，也不能践履大地的德。” 老子说：“天地的气，没有比和更大的。和，就是阴阳调和，日夜平分。所以万物在春分时生长，在秋分时成熟。生长和成熟，都必须得到和的精气。阴气积聚就不能生长，阳气积聚就不能变化，阴阳交接，才能形成和。因此圣人的道，宽厚而严肃，严厉而温和，柔和而正直，勇猛而仁慈。过于刚硬就会折断，过于柔弱就会弯曲，道正在刚柔之间。绳子作为尺度，可以卷起来放在怀中；拉开伸展，就可以直直铺开；长却不横斜，短却不穷尽，直却不刚硬。所以圣人以此为准则。恩惠过度就会懦弱，懦弱就没有威势；严厉过度就会凶猛，凶猛就不和谐；爱护过度就会放纵，放纵就不能发号施令；刑罚过度就会造成祸患，祸患就使人不再亲附。因此可贵的是和。” 老子说：“国家能够保存，是因为得到道；国家灭亡，是因为治理的道理闭塞。所以圣人观察教化来考察征兆，德有兴盛和衰败，风气是最先出现的萌芽。得到生存之道的国家，即使小也一定会壮大；出现灭亡征兆的国家，即使已经成功也一定会失败。国家将要灭亡，大国也不足以依恃；道能够施行，小国也不可轻视。所以国家保存，在于得到道，不在于国小；国家灭亡，在于失去道，不在于国大。乱国的君主只致力于土地广大，却不致力于仁义；只致力于身居高位，却不致力于道德，这是舍弃国家所以保存的原因，反而制造国家灭亡的原因。如果上面扰乱日月星三光的明，下方又失去万民之心，谁不能承受它呢？所以审察自身的人，不把一切都责备于别人。古代做君主的人，深厚地实行它，称为道德；浅近地实行它，称为仁义；实行得更浅薄，称为礼智。这六者，是国家的纲维。深厚地实行它，就能厚厚地获得福；浅近地实行它，只能薄薄地获得福；全部实行它，天下就会归服。古代修养道德，就能端正天下；修养仁义，就能端正一国；修养礼智，就能端正一乡。德厚，事业就大；德薄，事业就小。因此地位不是靠雄武建立，不是靠坚强取胜，也不是靠贪求争夺取得。建立，在于天下推举自己；胜利，在于天下自然归服；取得，在于天下共同给予，而不在于自己强取。”

译所以处于柔弱、如雌牝的一方，反而能够建立；柔弱反而能够取胜；实行仁义反而能够取得人心；不争，就没有人能同他争。所以道存在于天下，就像江海一样。天道是：妄自作为就会失败，执着把持就会失去。想使名声广大而去争夺追求，我看他终究得不到。即使强行执持而得到，也不能长久保有。名声不是靠追求争夺得到的，而在于天下给予；天下给予谁，谁就归属于天下；天下归附的对象，就是德。所以说：上等的德，天下都归附；上等的仁，海内都归附；上等的义，一国都归附；上等的礼，一乡都归附。没有这四种德行，人民就不会归附。不归附而只使用兵力，是危险的道路。所以说：兵器是不祥之器，不得已才使用它。杀伤了人，胜利了也不要以此为美。所以说：死地上会长出荆棘，应当为之悲哀哭泣，以丧礼对待它。因此君子致力于道德，不把用兵看得重要。” 文子问：“仁、义、礼为什么比道德浅薄呢？”老子说：“施行仁的人必定用哀乐来说明，施行义的人必定用取与来彰明。四海之内，哀乐不能遍及所有人；即使耗尽府库的财货，也不足以供养万民。所以应当知道，与其这样，不如修道而行德，顺应天地的本性，使万物自然端正、天下自然富足，仁义也会因此依附而来。因此大丈夫居于厚实之处，不居于浅薄之处。礼，是实际内容的文饰；仁，是恩惠的表现。所以礼依据人情制定，不过分超过实际；仁不超过恩惠，悲哀合于真实感情，送葬合于仁爱。养护生命，不强迫人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不使人断绝自己所不能做到的事；尺度不失其适宜，非难和誉美就无从产生。因此制作音乐足以使人和乐，不超出和谐；明白死生的区别，通达奢侈和俭约的适宜程度。末世却不是这样，言语和行为相违背，内情和外貌相反；礼制装饰得烦琐，音乐扰乱得淫靡，风俗沉溺于世俗，非难和誉美聚集在朝廷。因此至人废弃这些而不使用！人与骏马赛跑，必定胜不过骏马；依托车上，骏马反而胜不过人。所以善于使用道的人，凭借人的资质建立功业，使用其所能，寄托于其所不能。君主按时节役使人民，人民用财物报答君主；君主以礼遇人民，人民就以死相报。所以有危险的国家，却没有安乐的君主；有忧患的君主，却没有快乐的臣民。德行超过其职位的人应当尊贵，俸禄超过其德行的人会招致凶祸。德的尊贵不在于地位高，义的取得不在于数量多。不凭德行而取得尊贵，是窃取职位；不凭义而取得财物，是盗窃财富。圣人安于贫困而以道为乐，不因欲望伤害生命，不因利益劳累自身，所以不违背义而妄取。古代没有德行的人不受尊贵，没有才能的人不授官，没有功劳的人不受赏，没有罪过的人不受诛罚。进用人才以礼，退黜人才以义。小人的时代，进用人如同把人送上天，退黜人如同把人投入深渊。谈论古代，是因为痛恨今日。相马若错在嫌马瘦，选士若错在嫌人贫。猪肥了可以充入厨房，骨头枯瘦的人却不能授官。君子考察实际，不轻信防范性的言辞。君主有过错而不劝谏，不是忠臣；劝谏而君主不听，是君主不明；人民沉溺于困苦而不忧虑，不是贤君。所以守节而死于危难，是臣子的职责；自己穿寒衣、吃饥食，是慈父的恩惠。以大事奉小，叫作改变人的常道；以小犯大，叫作违逆天道。前面即使登上天，后面也必然坠入深渊。所以乡里按照年龄次序，老人和穷人不被遗弃；朝廷按照爵位，尊卑各有等级。崇尚贵人，是因为贵人接近君主；尊敬老人，是因为老人接近亲族；敬重长者，是因为长者接近兄长。生来尊贵的人容易骄傲，生来富有的人容易奢侈。所以富贵而不以明道自我鉴照，能够不做坏事的人就少了。学习而不厌倦，是用来治理自身；教导而不疲倦，是用来治理人民。有贤师良友，却舍弃他们而去做坏事的人就少了。知道谁是贤者，叫作智；爱护贤者，叫作仁；尊重贤者，叫作义；敬重贤者，叫作礼；以贤者为乐，叫作乐。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无为而没有什么不做成。因此替天下保有容纳万物的度量，能够得到天下的容纳，就无为而有功；得不到天下的容纳，行动就必然凶险。替天下保有容纳之量的人，预慎啊，好像冬天涉渡大河；迟疑啊，好像害怕四方邻国；庄严啊，好像容纳万物；涣散啊，好像冰融化；敦厚啊，好像未经雕琢的朴木；混同啊，好像浑浊之物；广大啊，好像深谷。这就是替天下保有容纳之量。像冬天涉渡大河那样预慎，是不敢轻易前行；像害怕四方邻国那样迟疑，是怕自己受到伤害；像容纳万物那样庄严，是谦恭敬慎；像冰融化那样涣散，是不敢积聚收藏；像朴木那样敦厚，是不敢自以为廉洁完美；像浑浊那样混同，是不敢自显清明；像深谷那样广大，是不敢自满充盈。前进时不敢冒进，退后时也不敢抢先；怕自己受伤，是守持柔弱而不敢自夸；谦恭敬慎，是使自己处于卑下而尊敬别人；不敢积聚收藏，是甘愿自我损耗而不敢固守；不敢自以为廉洁完美，是自守亏缺而不敢自认为完整；不敢自显清明，是处在浑浊和羞辱中而不敢自我标新；不敢自满充盈，是看见自身不足而不敢自以为贤。道退让，所以能够居先；守持柔弱，所以能够自强；处于卑下，所以能够高于别人；自我损耗，所以实际坚固；自守亏缺，所以能够充实完整；处在浑浊羞辱中，所以能够保持新鲜；看见不足，所以能够成为贤者。道是无为，却没有什么不能作为。” 上义。老子说：“凡是学习的人，能够明白天道与人事的分别，通达治理与混乱的根本，澄清内心、清净意念并保存这种认识，看见事物的始终，返归虚无，可以说是通达了。治理的根本是仁义，末端是法度。人的生命所由产生的是根本，不能产生生命的东西是末端。根本和末端是一体的，能够同样珍爱二者，是人的本性。先重根本后重末端，叫作君子；先重末端后重根本，叫作小人。法令产生，是为了辅助义；重视法令而舍弃义，就像珍贵帽子和鞋子却忘掉头和脚。仁义，是广阔崇高的基础；不增加厚度而只扩张宽度，基础就会毁坏；不扩大根基而只增加高度，建筑就会倾覆。因此不使栋梁壮大，就不能承受重负；承受重负没有比栋梁更合适的；承当国家没有比德更合适的。君主拥有人民，就像城池拥有地基、树木拥有根；根深则根本牢固，地基厚则君位安定。因此事情不以道德为根本，就不能作为常道；言论不合于先王，就不能作为道；只图方便地搜取一项行为、一种功劳的办法，不是天下共同的道路。”

译老子说：“治理人民的道理，就像造父驾驭四匹马。使缰绳和嚼铁协调，端正它们在胸前的位置；内在得到中心的配合，外在合乎马的心意，所以能够取道远行，气力有余，进退回旋，无不如意，这确实是掌握了驾驭的方法。现在的权势，是君主的车舆；大臣，是君主的四匹马。自身不能离开车舆的安稳，手也不能失去四匹马的心。所以四匹马不协调，造父就不能驾车远行；君臣不和，圣人就不能以此治理国家。把道握在手中用来驾驭，普通才能也可以充分发挥；明白各自的分际并显示给他们，奸邪就可以停止。事物到来，就观察它的变化；事情发生，就应对它的变化。近处不混乱，远处就得到治理。不采用刻意安排的教令，却能得到自然之道，万事都不会失误。” 老子说：“凡是行道的人，都要堵塞邪僻的通道，防止事情发生于未然；不以人自认为正确为可贵，而以使人不能做坏事为可贵。所以说：不要使事物成为可欲之物，否则没有一天不去追求；不要使事物成为可夺之物，否则没有一天不去争夺。这样，人的欲望就会消解，公道就会施行。有余的停留在限度之内，不足的也得到实际使用，所以天下可以统一于一人。抛开职分事务而听信非誉，舍弃功劳而任用朋党，就会使奇巧之技日益增长，使守职者不能进取，使民间风俗扰乱国家，使功臣在朝廷争斗。因此有道就能驾驭人民，无道就会受制于人民。” 老子说：“治理国家有常道，而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政教有道，而使政令实行是古来之要。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拘泥于古法；只要适合事务，就不必沿袭旧俗。所以圣人随时代改变法令，随风俗变化礼制。衣服器械，各自适合其用途；法度制度和政令，各自依据实际需要。因此改变古法未必可以非难，沿袭旧俗也未必值得赞美。诵读先王的书，不如听闻先王的话；听闻先王的话，不如得到他说话的本意。得到说话的本意，就是达到言语所不能表达的地方。所以道可以说出，但不是恒常不变的道；名可以命名，但不是恒常不变的名。因此圣人所遵循的称为道，就像金石一样，音调一经确定便不可更改；事务却像琴瑟一样，一曲终了就要改变调子。法制礼乐，是治理的工具，不是治理本身。所以浅陋的学者不能同他讨论至道，因为他被世俗惊醒而受教条束缚。” 老子说：“天下哪里有永恒不变的法呢？适合当时的世事，合乎人的情理，顺应天地，详察鬼神，就可以端正治理。过去三皇没有制定法令而人民服从，五帝有法令而没有刑罚；夏后氏的人不背弃言语，殷人使用誓约，周人使用盟约，这就是末世衰败的表现。到了衰世，人们忍受污垢而轻视羞辱，贪图所得而缺少羞耻。所以法度制度和政令，是根据民俗来调节缓急的；器械，则根据时势变化来制定，使其适合需要。受法令约束的人，不能同他讨论通达而全面的举措；拘守礼制的人，不能让他应对变化。必须有独到见解的明察、独到听闻的聪敏，然后才能专一地依道而行。知道法令由何而生，就能顺应时势变化；不知道治理之道的源头，即使始终沿袭旧法，也终究会混乱。现在学习的人，沿袭前人的事业，握持篇籍，守着文字法令，想用这些来治理，认为不用这些就不能治理，就像拿方形的榫头去插圆形的孔，想要得到适宜的配合，也很困难。要保存危局、治理乱世，不靠智慧就不能做到；若道理只知道尊古，即使愚人也会自以为有余。所以无益于实际的法令，圣人不实行；未经验证的言论，明主不听从。” 文子问：“法是从哪里产生的？”老子说：“法产生于义，义产生于众人的适宜；众人的适宜符合人心，这是治理的关键。法不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是从地下生出的，而是产生于人间，反过来要求自己端正。真正通达根本，就不会被末节扰乱；懂得要领，就不会被疑惑迷乱。自己有的，不要非难别人；自己没有的，不要责求别人建立。对下层所立的规定，不能废弃于上层；禁止百姓做的事，自己不能去做。所以君主制定法律，首先要把自己作为检验和示范的标准；因此，禁令若能先约束自身，就能使它在百姓中实行。法，是天下共同的准绳，是君主衡量事物的标准。悬示法律，就是以法来禁止违法。法确定以后，符合准绳的就奖赏，违背准绳的就诛罚。即使尊贵的人，也不应因此减轻奖赏；即使卑贱的人，也不应因此加重刑罚。犯法的人即使贤能也必须诛罚，符合法度的人即使不肖也不治罪。因此，公正之道得以实行，私欲就被堵塞了。古代设置官吏，是为了约束百姓，使他们不能放纵；设置君主，是为了制约官吏，使他们不能专断行事；制定法度和道术，是为了约束君主，使他不能任意决断。人人都不能放纵自己，治道就胜出，事理也就得到了。所以要返归质朴，实行无为。所谓无为，并不是说什么都不行动，而是说一切行动都从自己开始。” 老子说：“善于奖赏的人，花费很少却能多多劝善；善于惩罚的人，刑罚不多却能禁止奸邪；善于给予的人，付出简约却能成就德行；善于取用的人，所得很多却没有怨恨。所以圣人根据百姓所喜欢的来劝导他们行善，根据百姓所厌恶的来禁止奸邪。奖赏一个人，天下人都会趋向善行；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会畏惧违法。因此，最高明的奖赏不耗费财物，最高明的刑罚不滥用刑罚。圣人用简约的原则治理广大的天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老子说：“为臣之道，在于评判是非、处理得当，办事时先作倡导，恪守职守、明辨职责，以此建立功业。所以君臣各行其道，国家就能治理；君臣混同一道，国家就会混乱。各自得到适宜的位置，处理各自应当处理的事，上下才有条件彼此役使。因此，枝条不能大过树干，末梢不能强过根本，这说明轻重大小之间必须相互制约。获得威势的人，所凭借的东西很小，所能取得的利益却很大；所守持的范围很简约，所能控制的范围却很广。十围粗的树木可以支撑千钧重的房屋，这是取得了有利的形势；五寸宽的门闩能够控制开合，这是处在关键位置。下级必定执行上级的命令，顺从它的得到利益，违逆它的遭受凶祸；天下没有不听从的，是因为顺应了形势。发布号令、实行禁令，是凭借众人的力量形成威势。所谓义，并不是能够使天下百姓全都得到利益，而是使一个人得到利益，天下人便跟从他；所谓暴，并不是能够使天下人全都受害，而是使一个人受害，天下人便背叛他。因此，举措和废置都不可不慎重。” 老子说：“弯曲一寸而伸直一尺，接受小的弯曲而求得大的伸直，这是圣人所做的。如今君主评议臣下，不计算他的大功，只总括他大概的行为而寻求他的小善，这就是失去贤人的方法。所以一个人有深厚的德行，就不要追究他的小节；一个人有很大的声誉，就不要挑剔他细小的过错。人的性情没有不有所短缺的。若能成就他的大略，是正确的，即使有小过错，也不把它当作累赘；若不能成就他的大略，即使乡里的行为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也不足以夸赞。因此，只拘守小节的人不能成就功业，专门指责他人行为的人不能容纳众人。器量宏大的人细节可以疏略，度量广大的人声誉可以传得久远，这就是评议臣下的方法。”

译老子说：“从古至今，没有人能够使自己的行为样样完美。因此，君子不要求一个人事事完备：方正却不割伤别人，清廉却不刺伤别人，正直却不放纵自己，博大通达却不诋毁别人。道德、文治、武功都不要求别人样样具备，而是自己努力按照道来修养；因此不苛责别人，也容易得到相应的回报。自己按道修养，就没有过失。夏后氏的璜不能没有瑕疵，明月般的宝珠不能没有污点，但天下仍把它们当作宝物，是因为不以小的缺陷妨碍大的美好。如今只记住人的短处，忘记人的长处，却想从天下寻求贤人，就困难了。一般人的看法，往往只看见地位低、身份贱、所做的事污秽卑辱，却不知道他的远大才能。因此考察人的方法是：他尊贵时，看他荐举什么人；他富有时，看他怎样施舍；他困穷时，看他能接受什么；他卑贱时，看他做些什么；看他遭遇患难，以了解他的勇气；用喜乐之事试探他，以观察他的操守；把财货交给他，以观察他的仁爱；使他受到恐惧，以观察他的节操。这样，就可以了解人的真实情性了。” 老子说：“弯曲是为了求得伸展，受屈是为了求得正直。弯曲一寸而伸直一尺，接受小的弯曲而成就大的正直，君子会这样做。百川共同流动，不汇入大海的，不能称为河谷；奔走的道路方向各异，不归向善道的，不能称为君子。好的言论贵在能够实行，好的行为贵在合乎仁义。君子的过失，就像日月发生亏蚀，并不损害它们的光明。因此，明智的人不妄自作为，勇敢的人不妄自杀伐；选择正确的事情去做，考虑合乎礼的原则再行动。这样，事情成功后功业值得凭恃，身体死亡后声名仍值得称颂。即使具有智慧和才能，也必须以仁义为根本，然后智慧才能并行而立。圣人把仁义作为唯一的准绳，符合准绳的称为君子，不符合准绳的称为小人。君子即使死亡，名声也不会灭亡；小人即使取得权势，罪过也不能消除。左手拿着天下的地图，右手却割断自己的喉咙，即使愚人也不会这样做，因为自身比天下更为贵重。为君主、父亲或亲人赴死而遭遇祸难的人，把死亡看作归家，因为义比自身更重要。所以，天下最大的利益同自身相比也很小；自身所看重的东西同仁义相比也很轻。这就是以仁义作为准绳。” 老子说：“道德完备，就像日月一样。即使夷、狄、蛮、貊，也不能改变它的旨趣；取舍相同，毁誉就取决于世俗；意愿和行动相合，困穷或显达就取决于时势；事情能够周全地适应社会，功业就能成就；所从事的事情符合时势，名声就能建立。因此，建立功名的人，对世俗的取舍简约，而对时势非常谨慎。时机到来时，间隙甚至容不下一口气。古代用兵，并不是为了贪图土地、贪求财宝，而是要挽救危亡、平定乱世，为百姓除害。贪婪多欲的人残害天下，使万民骚动，谁也不能安守自己的所有。圣人勃然奋起，讨伐强暴，平定乱世，为天下除害，使混浊变为清明，使危险变为安宁，所以不得不在中途截断暴乱。赤帝造成火灾，所以黄帝擒获他；共工造成水害，所以颛顼诛杀他。用道教导人、用德引导人而人不听从，就用威武临制他；临制仍不服从，就用兵革制服他。杀害无罪的百姓，却供养不义的君主，祸害没有比这更大的；聚敛天下财物，满足一个人的欲望，灾祸没有比这更深的。放纵一个人的欲望，却使天下的祸患延续，这是天理所不取的。之所以设置君主，是为了禁止暴乱。如今反而凭借万民的力量来残害他们，这就像给老虎添上翅膀，怎么能不除掉它呢？” 养鱼的人一定要除去其中的蝙獭，饲养禽兽的人一定要除掉其中的豺狼，更何况治理百姓呢？所以，兵革就是因此而兴起的。老子说：“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上面没有苛刻的命令，官府没有烦琐的治理，士人没有虚伪的行为，工匠没有淫巧的器物。所办的事务能够任其自然而不加扰乱，器物完备而不加装饰。乱世就不是这样：从事德行的人互相夸耀崇高，从事礼仪的人互相以虚伪自矜；车舆极尽雕琢，器物极尽刻镂；求取财货的人争相把难得之物当作宝物，诋毁文饰的人追逐烦扰琐碎之事，把它当作急务；士人进行诡辩，长久拖延而不作决定，对治理没有益处，却有助于混乱；工匠制造奇异器物，经过多年才完成，却不适合实际使用。所以神农的法则说：‘男子到了壮年却不耕作，天下就有人因此挨饿；女子到了成年却不纺织，天下就有人因此受寒。’所以神农亲自耕作，妻子亲自纺织，作为天下的先导。他引导百姓，不以难得的货物为贵，不把无用的物品看重。因此，耕作的人不努力，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纺织的人不尽力，就没有办法使身体有衣服穿。多余或不足，都各自归于自身。衣食丰足，奸邪就不会产生；安乐而无事，天下就和平；智者无处施展他的防范，勇者无处施展他的威势。”老子说：“成就霸王之业的方法，是用谋略筹划，用防备规划。以义为依据而行动，并不是为了谋求自身保存，而是为了挽救危亡。所以听说敌国的君主暴虐他的百姓，就立即发兵逼近它的边境，责备他不义，指斥他的过错。” 军队到达敌国郊外时，命令军帅说：‘不要砍伐树木，不要挖掘坟墓，不要毁坏五谷，不要焚烧积聚的财物，不要捕捉百姓作为俘虏，不要聚敛六畜。’于是发布号令说：‘这个国家的君主违逆天地，侮慢▯神，审判案件不公平，杀戮无罪之人，是上天所要诛讨、百姓所要仇恨的人。军队到来，是为了废除不义而授予有德者以政权。有谁敢违逆天道、扰乱百姓，成为贼害百姓的人，就处死并灭族！以全家归顺的，便把官禄赏给他的全家；以里归顺的，便赏赐这一里；以乡归顺的，便把这一乡封给他；以县归顺的，便封他为该县的侯。’攻克他的国家，但不伤害他的百姓；废黜他的君主，改变他的政治；尊重其中的优秀士人，显扬其中的贤良；救济孤儿寡妇，体恤贫穷的人；释放囚禁在牢狱中的人，奖赏有功者。百姓打开门户迎接他们，浸染彩帛并储备起来，只怕他们不来。义兵到达边境，敌人不战就停止抵抗；不义之兵则要等到尸体横陈、血流成河，双方才会交战。为土地而作战的人，不能成就王业；只为自身谋求的人，不能建立功业。举事是为了百姓，众人就会帮助他；举事是为了自己，众人就会离弃他。众人所推动的，虽然弱小也必定强大；众人所抛弃的，虽然强大也必定灭亡。”

译老子说：“最高的义，用来治理国家、治理境内，实行仁义，施布德惠，建立正法，堵塞邪道。群臣亲近归附，百姓和睦，上下一心，群臣同力；诸侯服从它的威势，四方感怀它的恩德。在朝廷上修治正道，就能在千里之外挫败敌人的攻势。发布号令、施行政令，天下都响应，这是最高一等。土地广大，百姓众多，君主贤明，将领良善，国家富足，军队强大，约束可信，号令明确。两军势力相当，还没有交兵接刃，敌人便逃亡，这是第二等。了解土地适宜之处，熟悉险要关隘的利处，明白苛政的变化，察知行军布阵的事务；直到白刃交锋、飞箭相接，车载死者、扶助伤者，血流千里，尸骸遍野，这是义的下等。战争的胜败，全在于政治。政治胜过百姓，臣下归附君上，军队就强；百姓胜过政治，臣下背叛君上，军队就弱。仁义足以使天下百姓怀服，事业足以应对天下的急务，选拔任用足以取得贤士之心，谋划思虑足以决定轻重的权衡，这就是最高之义的道路。” 老子说：“国家之所以强大，在于将士抱有必死之心；将士之所以抱有必死之心，在于义；义之所以能够实行，在于威势。因此，用文德来号令，用武力来整齐军队，这叫作必定能够取胜；威势和义并行，这叫作必定强大。白刃交锋，箭石如雨，士卒却争先恐后，是因为奖赏可信、惩罚明确。上级把下级看作儿子，下级侍奉上级如同父亲；上级把下级看作弟弟，下级侍奉上级如同兄长。上级把下级看作儿子，必定能称王于四海；下级侍奉上级如同父亲，必定能治理天下；上级把下级看作弟弟，下级就必定难以不为他赴死；下级侍奉上级如同兄长，也必定难以不为他赴死。因此，父子兄弟般亲密的敌人，不能同他们争斗。义君在国内修治政治来积累德行，在国外堵塞邪道来彰明威势，考察将士的劳苦和安逸，以知道他们的饥饱。作战日期已经确定，士卒视死如归，这是恩德施加的结果。”},{ 上礼，指崇尚礼制。老子说：“上古的真人调和阴阳、吐纳呼吸，众生无不仰赖他的德行而和顺。在那个时候，治理的道理幽深隐秘，自然而然形成淳朴之风；淳朴尚未离散，万物都得到很大的安宁。到了世道衰败的时候，及至伏羲氏，众人昏昧勤勉，都想离开他们童蒙般的本心，去觉察、认识天地之间的事物，于是德行变得烦杂而不专一。到了神农、黄帝时期，考察并治理天下，制定四时的纲纪，调和阴阳，于是万民无不挺直身体思虑，仰头听察、睁眼观察，所以虽有治理，却不能和谐。下至夏、殷时代，嗜欲扩展到万物之上，聪明才智又被外物诱发，人的性命失去了本真。延续到周朝，醇厚之风浇薄，淳朴之性离散，背离道而制造虚伪，把俭约的德行当作外在行为；智巧开始滋长，像猕猴一样学习来模仿圣人，以浮华和欺诈威胁众人，雕琢修饰《诗》《书》来求取名誉。人人都想施展自己的智巧和虚伪，以便容身于世，却失去了大道根本。因此，世人丧失性命、逐渐衰败，原因由来已久了。所以，至人的学问，是想使本性返回于无，在虚静中遨游心神；世俗的学问，则拔高德行以自我显露，掠夺本性，使五脏内忧，以暴行超越知识，在世间争夺名声。这些都是至人所不做的事。“拔高德行”就是自我炫示，“掠夺本性”就是断绝生命。至于至人，能够安定地看待死生的意义，通达荣辱的道理；即使全天下都称誉他，也不会因此更加勉励自己，即使全天下都非难他，也不会因此更加沮丧。这就是得到了至道的要旨。” 老子说：“古时候有人披散头发而不束发戴冠，却能统治天下；他的德行只使生命生长而不加杀害，只给予而不夺取。天下人的服饰虽然各不相同，却共同怀有他的德行。在那个时候，阴阳和谐，万物繁衍生息，飞鸟的巢俯身就可以探取，走兽也可以系住而跟随。到了世道衰败的时候，鸟兽虫蛇都成为民众的祸害，所以铸造铁器、锻造刀刃来抵御这些灾难。因此，民众受到灾难逼迫，就寻求便利；遭遇祸患，就准备防备；各自运用智慧除去对自己有害的事物，趋向对自己有利的事物。旧有的常规不能一成不变地遵循，器械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沿用，所以先王的法度有时会发生变更。因此说：‘可以用语言说出的名，不是永恒不变的名。’五帝所行之道各不相同，却都以德覆盖天下；三王所做的事情各不相同，却都名垂后世，这都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譬如师旷调和五音，所推移的高低并没有固定的尺寸，却都能依照尺度而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所以，通晓音乐实情的人能够创作乐音，是因为心中有根本、有主宰；懂得圆规、矩尺、曲钩和墨绳用途的人，能够治理人民。因此，先王制定的制度，不应立即废弃；末世所行的事情，若有善处就应当彰明。圣人制定礼乐，却不受礼乐拘制；制御万物，却不受万物拘制；制定法令，却不受法令拘制。所以说：‘可以用语言说出的道，不是永恒不变的道。’” 老子说：“从前的圣王，向上从天取得法象，向下从地取得尺度，从中从人事取得法则；调和阴阳之气，协调四时的节律，考察山陵、平陆、水泽以及肥沃、低洼、高下等地势的适宜情况，用来建立事业、产生财物，消除饥寒的祸患，避开疾病的灾害。从人事中取得依据来制定礼乐，实行仁义之道来治理人伦；分别金、木、水、火、土的性质，用来确立父子之间的亲爱而成就家庭；听察五音的清浊和六律相生的数理，用来确立君臣之间的义理而成就国家；考察四时孟、仲、季的次序，用来确立长幼之间的节制而成就官制。划分土地、设置州域，分封国家而加以治理，建立大学来教育民众；这些就是治理的纲纪。得道就兴盛，失道就废败。万物从来没有只张展而不弛缓、只盛大而不衰败的，只有圣人能够盛大而不衰败。圣人开始创作音乐时，是为了使神灵有所归依、使过度的情欲得到节制，恢复人的本心；到了音乐衰败的时候，流变而不能复归，放纵而喜好声色，不顾正当的法则，流弊延及后世，终于导致亡国。圣人创作书籍，是为了治理百事，使愚人有所不忘，使智者用来记录事情；到了书籍衰败的时候，却被用来制造奸伪，为有罪者寻找解脱的借口，反而杀害无辜。圣人设置苑囿，是为了成备宗庙所需的器物，简选士卒以防备意外。”

译到了苑囿衰败的时候，人们纵马驰骋、张弓射猎，夺去百姓从事生产的时节，使民众的力量疲敝。圣王尊崇贤能，是为了使教化平正、狱讼公正；贤者处在相应的职位，有才能的人担任相应的职务，恩泽施及下民，万民都感念其德。到了这种做法衰败的时候，朋党相结、互相偏袒，各自推举与自己亲近的人，废弃公义而趋向私利，内外相互推荐，奸人在位，贤者隐居。天地的规律是，发展到极点就会反转，增加到极点就会减少。所以圣人治理弊病而改革制度，事情发展到终点就重新制定。它的美处在于调和，它的失误在于权变。圣人的道理是：不修明礼义，廉耻就不能树立；民众没有廉耻，就不能治理。不懂得礼义，法令就不能端正。若不尊崇善行、废除丑恶，就不会趋向礼义；没有法令就不能治理，不懂礼义也不能施行法令。法令能够杀死不孝的人，却不能使人孝顺；能够惩罚盗贼，却不能使人廉洁。圣王在上，明确显示好恶来给人看，以经常评判是非来引导人，亲近贤者并提拔他们，鄙弃不肖者并使他们退下，刑罚搁置而不使用。礼义得到修明，就任用贤德之人。因此，天下最尊贵的人，任命为三公；一州最尊贵的人，任命为九卿；一国最尊贵的人，任命为二十七大夫；一乡最尊贵的人，任命为八十一元士。智慧超过万人者，称为‘英’。”}], 智慧超过千人，称为俊；智慧超过百人，称为杰；智慧超过十人，称为豪。明白天地之道，通达人情之理，器量足以容纳众人，恩惠足以使远方的人怀服，智慧足以懂得权变，这是英。德行足以教化人，行为足以暗合义理，诚信足以取得众人信任，明察足以照察下民，这是俊。行为可以作为仪表，智慧足以决断疑难，诚信可以守约，廉洁可以分配财物，做事可以成为法则，说话可以成为道理，这是杰。恪守职守而不废弛，处身于义而不结党，遇到危难不苟且逃避，见到利益不苟且取得，这是豪。英、俊、豪、杰，各按才能大小居于相应职位；由根本推及末节，以重制轻，上面倡导，下面应和；四海之内一心同归，背弃贪婪鄙陋，趋向仁义；他们教化百姓，就像风吹草倒一样。如今如果让不肖之人处在贤人之上，即使施行严刑也不能禁止他的奸邪。小的不能制约大的，弱的不能役使强的，这是天地的本性。因此圣人举用贤人来建立功业，不肖的君主则举用与自己同类的人。观察他所举用的人，国家的治乱就分明了；考察他的党羽，贤与不肖就可以判定了。老子说：‘制定礼的人，是雕琢人的本性，矫正违拗人的情性；眼睛虽然想要某物，却用尺度加以禁止；内心虽然以某物为乐，却用礼加以节制。趋走、飞翔、周旋，屈节低头行拜；▯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饮；外在束缚形体，内在忧愁德性，钳制阴阳的和气，压迫性命的情实，所以终身成为悲哀的人。为什么呢？不追究人之所以产生欲望的根由，却禁止他的欲望；不探究人之所以感到快乐的原因，却防止他的快乐。这就像圈养野兽却不堵塞围墙，只想禁止它的野性；截断江河的水流，却用手把它堵住。所以说：‘打开人的孔窍，助成他的事务，终身也无法挽救。’礼，是遏制情感、闭塞欲望，以义来自我防范；即使情感和内心受到防堵，形体和本性感到饥渴，也只能不得已地勉强自己，因此没有人能够终享天年。礼并不能使人没有欲望，只能阻止欲望；乐并不能使人不感到快乐，只能防止快乐过度。使天下人害怕刑罚而不敢盗窃，难道比不上使他们根本没有盗窃之心吗？所以知道某物无所用，即使贪婪的人也会推辞；不知道它的用途，即使廉洁的人也不能让给别人。人之所以使国家灭亡、自己死于他人之手、被天下人耻笑，从来没有不是因为欲望。就像冬天的扇子、夏天的皮衣，对自己没有用处，万物最终都会化为尘埃。因此，扬汤止沸，沸水反而更加厉害；知道根本原因的人，只要把火撤去就行了。老子说：“顺着本性行动，叫作道；获得人的天性，叫作德。本性丧失以后，才看重仁义；仁义建立起来以后，道德反而废弃；纯朴散失以后，礼乐便成为外在装饰；是非显露以后，百姓就被迷惑；珠玉贵重以后，天下人就争夺。礼，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义，是用来调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的，是人道交接的关键。末世的礼，只是表面恭敬而互相交结；末世的义，只是施舍以求取回报。君臣因此互相非难，骨肉因此产生怨恨。所以水积聚就会生出互相吞食的虫，土堆积就会生出自相残食的野兽；礼乐成为外饰，就会产生欺诈虚伪。末世的治理，不把养生的器具积聚起来，却使天下的醇厚浇薄，使天下的质朴离散，使万民混乱，把清明变成混浊，使性命飞扬不定，人人都混乱地奔走经营。贞信弥漫败坏，人失去本性；法律同义相背，行为同利益相反；贫富互相倾轧，君主同奴仆之间也没有什么可论说的了。有余就谦让，不足就争夺；谦让便产生礼义，争夺便兴起暴乱。所以欲望多，事务就不能简省；求取满足，争夺就不会停止。因此世道太平，小人也能守正，利益不能诱惑他；世道混乱，君子也会做奸邪之事，法律不能禁止他。” 老子说：“衰败时代的君主，凿取山石，搬取金玉，开采砥砺和蛤蜊，熔化铜铁，却使万物不能滋生；剖腹取胎，焚烧郊野，毁坏鸟巢、打碎鸟卵，凤凰不再飞翔，麒麟不再游走；架木筑台，焚林打猎，排干池泽捕鱼，堆积土壤筑丘而居，挖地凿井取饮，疏浚河流建成池塘，筑城以求坚固，拘捕野兽作为畜养，于是阴阳错乱，四时失序，雷霆摧毁，冰雹霜冻造成灾害，万物焦枯夭折，大半都处于这种状态，草木夏天就枯死，三条河流断绝而不再流动；分割山川溪谷，使它们各有疆界；计算人口多寡，使各有定额；设置机械和险阻作为防备；规定服饰颜色，区别贵贱等级，区分贤与不肖，实行赏罚，于是兵革兴起，忿争产生，虐杀无辜、诛罚无罪的事情也就兴起了。”

译老子说：“世道将要使人的性命丧失，就像阴气开始形成一样。君主昏暗不明，道废弃而不施行，德消灭而不显扬；所做的事情违逆上天，发布号令违背四时；春秋因此缩减其和气，天地因此收回其恩德。君主处在君位却不能安定，大夫隐退而不发言，群臣迎合君主的意图而破坏常道，疏远骨肉亲属而求得自身容身。邪人谄媚而暗中谋划，急忙乘奉骄纵的君主，仿效他的混乱，众人于是帮助他成就其事。因此君臣乖离而不亲近，骨肉疏远而不归附；田野没有立着的禾苗，道路上没有从容行走的人；金属堆积而折断棱角，墙壁相袭却没有盈余，龟甲没有腹部，蓍草占筮天天施行。天下不能联合成为一家，诸侯各自制定不同的法令、形成不同的习俗；悖逆地拔掉根本而抛弃根源，刻制定出严酷的五刑，在锥刀末节上争夺；斩杀百姓，杀尽了大半。发动军队制造灾难，攻城而滥杀，颠覆高处、危害安定，使用大型冲车，筑起高大的重垒，清除战阵中的队列，使军阵成为死路；冒犯强敌，出战百次也未必有一次返回。名声如果苟且强盛，兼并国家、占有土地，即使尸体横陈数十万，老弱因饥寒而死的也数不胜数。从此以后，天下未曾得到安定其性命、安享其习俗的时日。贤人圣人勃然奋起，以道德主持，以仁义辅助；近处的人进献智慧，远方的人感怀德行，天下混合而成为一体。” 子孙世代相继辅佐，废除防范和谄佞的端绪，止息末流的辩说，除去苛刻削割的法律，去掉烦琐苛细的事务，屏除流言的踪迹，堵塞朋党的门路，消解专逞智巧之心，遵循大的常道；毁弃肢体之偏执，黜退过度的聪明，使万物广泛通达、混然一体，各自重新归于根本。圣人并不能创造时代，只是在时机到来时不失去它，所以不能在中途截断。” 老子说：“酆水深达十仞，却不容受尘垢；金石沉在其中，形状还能显露于水面，并不是它不深不清，而是鱼、鳖、蛟、龙都不归附它。石头上不能生长五谷，秃山上不能有麋鹿游行，是因为没有可以防护和遮蔽的地方。所以治理政事如果把苛刻当作明察，把严厉当作聪明，把刻薄对待下属当作忠诚，把计谋繁多当成功劳，这样做就像宽广的皮革一样，是大败大裂的道路。它的政治昏昧宽缓，百姓就淳厚；它的政治明察苛细，百姓就狡黠不足。” 老子说：“用正道治理国家，用奇谋使用军队。先建立不可战胜的政治，然后再寻求战胜敌人。自己尚未治理好，却去进攻别人的混乱，就像用火应对火、用水应对水一样。同样的东西不足以相互治理，所以要用不同的方法作为奇谋。奇谋使安静变成躁动，使治理变成混乱，使饱足变成饥饿，使安逸变成劳苦。奇与正相互配合，就像水火、金木彼此相克一样，向哪里去会不能取胜呢？所以德行相等时，人数多的战胜人数少的；力量相当时，有智慧的制服愚昧的；智慧相同时，有谋略和方法的擒获没有谋略和方法的。” 《文子》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