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皋録卷中

译《送焕书记序》书记，古代是聘问、通好、往来的文辞，后世则成为掌管文书翰墨者的名称。唐代在藩镇府署中设置此职，韩子所说的，就是那种通达敏捷、宏大善辩、才能胜任数人事务的人。我们佛教一向认为文辞会妨害道，学者不推崇它；然而经论的丰富，从来没有不是借助文辞的。语言用来表达志意，文章用来承载大道；语言如果没有文采，它的流传就不会久远。因此，大方广众之中，一定设置一名掌书记，用来阐发道法的玄妙、文饰宗教。对内负责岁时伏腊的集会，对外同士大夫和邻近寺院交往，凡是文辞方面的事务都归他办理，实在很难。大道既然衰落，文章反而更加兴盛，人们尤其把这种职务当作美名而乐于趋就，能够做到无愧于这个职位的人，也许已经很少了。行中仁公住在虎丘，跟随他的人多是俊秀之士，最后任命焕为书记，焕是无文和尚。主人既然贤明，他所任用的人必定贤能，这也是自然的道理。焕早年跟随士瞻、标公两位大师，在灵岩任内记；这两位都是东南丛林中有声望的人。以焕的聪颖明敏，又能得到如此贤明的师友，他的造诣已经很深了，却还认为不够，又将游历四方以扩大见闻，来请求我写话作为赠言。唉，我在这方面也有惭愧。如今我老了，却独自为您的成就感到高兴，您还在迅速不断地进步，实在说明您非常好学。这样看来，那种通达敏捷、宏大善辩、才能胜任数人事务的才华，将要在您身上实现了。不过，这还不是我们道的最高境界；如果只凭借辞章来阐明道理，大道难道果真在辞章之外吗？您出发吧，把车子整理好上路，谨慎掌握方向，难道还会不能抵达目的地吗？” 《三吴渔唱集序》古代吟咏歌唱的歌谣，大多出自民间，用来抒写他们悲伤、忧愁、欢乐和安逸的感情，表现当地风俗的高尚或鄙陋，这就是《诗经》的国风。至于宗庙和朝廷，则有公卿大夫的著述，雅、颂就在其中。自从采诗之官废止，诗道似乎也就停止了。然而发自性情的作品，今天同古代一样。因此齐地的歌、楚地的歌、吴地的歌、越地的吟咏，因遇到不同事情而变化，纷纷兴起，大概多得无法尽数记录。诗道何曾停止过呢？《三吴渔唱集》，是郑君伯仁的诗。伯仁怀有杰出的才具，却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于是把胸中所蕴藏的感情全部写成诗，按理说应当有愤懑、怨恨和讽刺之作；但他的诗和平清适，甘愿退处于渔樵之间，这不是深得诗道的人做不到的。伯仁是越地人，却把诗歌系于吴地，并不是忘本，大概是触景生情而不能自已，何况吴越风俗本来相同呢？伯仁家世代是东南有名的儒者，他所接受的家庭教育有来历。将来如果他被任用于朝廷，歌颂国家的盛美，难道不是靠这个人吗？因此为《三吴渔唱集》作序。《三友图诗序》会稽的吴景贤善于选择朋友，他行走四方，遇到意气相投的人，就总要同他交游，不肯舍弃。曾经得到当时贤者所画的松、竹、兰三种植物，苍劲古雅而可爱，于是赏玩不厌，命名为“三友”，请能作诗的人吟咏它们。后来他把诗笺交给我，请我为诗集写篇序。君子选择朋友，难道只会取法于草木这样微小的事物吗？古代选择朋友的人，在一乡、一国、天下之中寻求，仍以为不够，又推重古人、以古人为友。古人相距遥远，在当世寻求又不能满足，于是又从万物中选择那些品德相似的来交友。因为交友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只要能够用来比拟德行，即使是草木这样微小的事物，也不能放弃。这三种植物正是因此获得君子的友爱。松这种植物，坚劲端正，独立挺立，善于建立根基而不可拔动，不因寒暑变化而稍有改变。竹则秉持德性而有恒常，以虚心接受益处，有坚贞不移如磐石的节操。兰花幽静洁净，自守其德，不等待外在助力，而芳香不能掩藏。因此君子没有不喜爱它们、认为它们贤美的，有的还跟随它们，把它们尊为君公。它们受到世人尊重，就是这样。坚劲端正而不可拔，不正是值得交往吗？秉持德性而有恒常，不正是诚信吗？幽静洁净而芳香，不正是博闻多识吗？这足以成为有益于人的道理了。景贤应当喜欢它而舍不得放下。景贤曾经主持长洲幕府，廉洁谨慎，办事敏捷，吴地人都怀念他。将来如果他的德行更加修养完善，交友之道日益广大，并得以实现自己的志向，这难道不是三友的帮助吗？各位先生的诗中所说的与人为善，大概无不出自圣贤之门，难道可以不为它作一篇记述吗？《思上人游方诗后序》圣人施行教化，内在的心意相同，但外在的行迹有时不同。因为人的本性本来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不相同；因为人的情感纷杂，所以不能不有所不同。善于学习的人，对圣人的内心不拘泥于外在行迹，对其共同之处不抬高其差异。大道的施行，哪里有彼此之间的界限呢？自从佛教东传，天下受到教化而趋于文明。古今士大夫、学者，多半懂得佛教的学说。不只是懂得，也确实践行；不只是践行，也能够阐说。如今看他们的著作，往往能够穷极玄理的奥妙，合乎一贯的宗旨。他们的言论足以改善民俗、辅助政教，所谓与儒家并行而不相冲突，是不可否认的。唯独韩氏、欧氏拘泥于外在行迹而喜好标新立异，丑化言辞，巧作辩说，肆意排斥诋毁佛教。这样既不能损伤日月的光明，又对佛教毫无益处，只是使后世好名的人偷取他们的说法作为借口，难道不是盛德的累赘吗？唉！怎么会不思考到这种地步呢？然而二人开始虽相违背，最终却有所会合，这确实说明人的内心未尝不同。吴郡的思古先上人，学习天台宗的学说。至正年间将要游历四方，于是遂昌郑先生首先为他作序，并率领当时的名士作诗送行，大多是和平之音，没有争论异同的言辞。文章雅正灿然，很值得观赏。然而古先最终没有出行，而是担任教职，留在长洲文殊寺主持寺务。几年之间，受到他教化而改变的人很多；如今他却弃去一切，逍遥于山水之间，虚心自处而游，与万物相处无所抵触，像不受系缚的船，像行于空中的云，怎么能够拘束他呢？古先跟随我游学很久，以道义相悦，以讲习为乐，却从未把文字方面的事托付给我。偶然拿着这卷诗来给我看，请我作序，于是我得以读到它。我既敬重古先的品行，又为群贤能够同心而高兴，所以写下这篇后序。

译《周玄初祷雨诗序》常熟致道观鹤林的周君玄初有道术，能够弹劾、治理鬼物，并主持祠祭、禳灾和祈福，吴地人多信任他。洪武二年夏天大旱，县中人士一起请周君举行禜祭祈雨，不到早朝结束，雨便连绵而下，大水成灾；这一年终于获得秋收，县中人更加尊敬和信任他的法术，于是请求我们这些能作文的人作诗赠给他，并请我作序，同时转述玄初的话说：“天与人的差别本来就非常悬殊，我以微小的身躯寄居其中，却能够感通而使天有所回应，召唤而使神有所听从，没有不能如愿的，只在于这颗心罢了。因为天就是理，能够使理神妙而光明，全在于人自身。如果用心契合理，理与天相合，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难道只是祈雨吗？凡是我做出的动作、挥斥来显示法术的地方，大概只是要使普通人的耳目惊异，以此使我的法术显得神奇罢了。然而真正使雨降下来的原因，不在那里，而在这里。”我听了他的话说：“唉！这正是我家所说的唯心之旨，玄初从哪里得到的呢？即使只得到其中的小部分也能如此，何况得到大道的整体呢？可见大道的根本确实没有两样。”我曾经过黄泥坂，进入丹霞馆，看见坛场殿宇寂静无声，梧桐和竹子森然相映，像是仙人居住的地方，心想其中一定有人。不久，一个修长的身影、头戴高冠、身穿白衣的人出来会见客人，那就是玄初。我听取他的言论，果然是有道之人，于是作《来鹤亭诗》赋后离去。如今已经十五年了，等到得到左辖周公所作的《鹤林先生传》并读过之后，才更加知道他的传授源流，师友渊源都有来历。而世人正用禁架之术来推重周君，哪里真正了解玄初呢？因此我们这些人乐于称道他的善行，颂扬他的诗歌也就产生了。由此可以知道，我国圣人所说的尽心知性、穷神极化的妙理，无处不在；推及它的余绪，所受到的恩惠也很多。所以题写在诗卷的开头，以申明我的意思。这些诗总共有若干篇。《送为上人序》西域各国都知道奉事佛教，只有高昌最为虔诚。从王公以下，大多剃发染衣出家为僧。在它最兴盛的时候，凭借道德、智慧和才能受到统治者尊敬信任，足以成为我佛教的重要人物的，比比皆是。为上人本是高昌人，世代都是显贵官宦。他的父亲任常熟监州，他因此出生在吴地。从小厌恶绮罗纨绔的习气，慨然有志于世俗之外。今年二十多岁，气质浑厚，仍有北方太平世家子弟的旧日风度，确实是能够接受佛道的人才。他在西山天池受业，只遗憾没有良师益友来相互激励。现在将游历四方，广泛寻求良师益友，于是来请我写话作为介绍。唉！凭上人的家世品行、资质之美和求学的勤勉，谁会不乐于把善道告诉他呢？又何必借助我这个耳聋眼瞎之人的话呢？出发吧，出发吧！不要因循拖延，不要苟且应付，不要懒惰怠惰，一定要探究清楚自己心中所希望获得的东西，然后才停止。这样将来成为受人尊敬信任、成为我佛教重要人物的人，我对上人是有所期待的。《送义上人序》洪武三年春天，皇帝下诏命吴郡西白禅师住持京师天界寺。当时议论的人认为佛教得到人才，四方英俊之士听到他的声望，都争相聚集在堂下。禅师认为佛道广大而能容纳众多，因此来者一概不拒。于是像义上人这样的人，也得以列入弟子之中。这年秋天，我被召到京师，住在天界寺，而义正负责掌管藏经事务。他在众多僧人中纵横交游，即使那些久于游历的人也没有谁能超过他。我又惊又喜，并且感叹古人说：‘士人分别三日，就应当另眼相待。’何况我同义分别已经超过一年呢？由此又知道禅师以道化人的速度快、感化人的程度深，竟然如此。义既将代替他人任职，四方游方僧人接踵来到门下，他多次请我写话。我同义有乡里的情谊，也有故旧的感情。如今他出行虽没有告诉我，我还将赠给他文字，何况他恳切请求呢？凡是学习我们这一学说的人，所务不过三件事：戒、定、慧。学虽有三门，道却只有一个。以戒为城墙，以定为房屋，以慧为门户。守住城墙，安居房屋，打开门户，道就在这里了。而且禅师的禅学造诣和地位声望，都是当今第一流的；又受到天子的知遇，早晚承受皇帝的顾问，慨然把弘扬我道视为自己的责任。他大概是求学者的龙门，也是佛教教门的木铎。大道没有比这更近的了，您却要到遥远之处去寻求，不也奇怪吗？您姑且安定下来，努力完成学业，使真如的法味日积月累地浸润自己，清净的智慧和微妙的光明豁然大通；那时我今天的欢喜和感叹，哪里能同它相比呢？我出行匆忙，不能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尽，也只能说到这里罢了。把这些话作为赠言。《小山序》从前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苏飞、李尚等八公一类的人，分别创作辞赋，有的称为《大山》，有的称为《小山》。议论的人认为，这就像《诗经》中有《大雅》《小雅》一样。我私下认为，《小山》大概是著书者的自号，或者是他们曾经游历的地方，人们便因此称呼它。比如梁朝何氏兄弟一同隐居会稽，人们称何胤为大山、何胐为小山罢了。其辞赋并没有音节、篇章方面的差别，也与《雅》不相类，或许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然而《招隐》篇章，文辞高古，文章家都推重它。具区湖的北岸有个地方叫木履浦，积水的北面有一座小土丘，高到可以隐居；它被弃置在荒烟和田野之间，从来没有人经过并询问它。我的友人丘国华回头看见它，便喜欢上了那里，春晨秋夕，常常在那一带钓鱼游玩，人们也称它为小山。国华喜欢作诗，大概是想借此在世上表现自己；他不也像这座小山一样，遭际相同吗？而具区湖旁难道没有高山大泽，足以放眼游览、舒展胸怀、形成游赏乐趣吗？他取舍竟然如此，难道是因为心意所适、兴致所寄，原本就不受大小、远近限制吗？比兴之作，文辞、旨趣、音调虽然有古今差异，但因外物而触发感受、由情感而发为文章，那么今天同古代一样，古代也同今天一样。国华才思敏捷而又好学，只要他的学业不停，他的文辞就应当越来越精美，将同《小山》一起流传后世，毫无疑问不会让淮南王独自占有前人的美名。因此为他作序，留给后世喜好此事的人。

译《停云轩诗序》君子没有不依靠朋友来成就自己的；朋友间相互启发的快乐、相互切磋的益处，大概一天也不能离开。离别便会思念，思念便会表现为吟咏歌唱。歌咏一旦形成，凡是触动内心的事物，都足以寄托感情、抒发心意。这就是《诗经》作者借物寄情的旨趣，也是陶渊明写《停云》赋的原因。我曾说，这首诗寄托高远，感慨深厚，表现在言语之外，并不只是思念朋友而已。这只能同有见识的人谈。陇西的李伯高，是个重信守义的人。在侍奉父母之余，正急切地寻求朋友，于是把自己聚会宴饮的轩命名为“停云”，大概取自陶渊明的诗。陶渊明的诗，天下人都能诵读；但陶渊明的内心，认识它的人也许很少。伯高仰慕陶渊明，他是否也了解陶渊明的内心呢？还是只想借这个名字来文饰外表呢？我听说伯高谦逊敏捷而好学，诵诗读书，尊古人为友；他大概是了解陶渊明内心的人吧？能够得到古人内心的人，他的行为必定同古人相合。如果同古人相合，那么选择朋友的道理大概也就近于古道了。“停云”这个名称，一定会在世上有声誉。钱唐吴君已经为它作记，随后又有若干人作诗歌咏，写在诗篇中。伯高请我写文章置于卷首，我很高兴伯高能够顺从父母并获得众多朋友，所以为他作序。采诗之官将会从这些诗中有所采录。《缪氏族谱序》古代根据出生赐予姓氏，分封土地而命名氏族，因而形成宗族，用来彰显世代的德行，报答先人的功劳，使他们的子孙百代相传而不混乱。先王留下的恩泽深厚啊。后世风俗日益浅薄，宗法又被废弃，加上丧乱接连不断，疆域分裂，世系的次序、昭穆的排列混淆散失，再也无法考察。甚至有亲服尚未服尽，彼此却已经形同路人的，大概就是因为氏族之学无人讲习、族谱没有修订造成的，怎能不令人叹息！姓氏最初的承受，是由一个人分化出来的；形体最初的形成，是由一股元气转承延续而来。到了今天，却茫然恍惚，已经不明白自己的来源了。有些人妄自攀引名门望族，想借此在世上表明身份，这种诬蔑祖先的罪过太大了。唉！树木有根，流水有源；做人却不追究自己的来历，难道是君子的道理吗？所以姓氏不能不知道，族谱不能不修。缪氏得姓，在传记中没有见到，有人说是秦缪公的后代，以谥号为氏；“缪”与“穆”相同，读音也相同，大概就是这样吧。然而汉代《儒林传》中有申公的弟子缪生，注释家读作“谬”，难道原本是两个姓吗？还是注释家的错误呢？应当等待博古通今的人来辨析。缪氏的孙子名爟，字公阳，世代居住在淮州通州；宋朝末年为躲避兵乱来到吴地，事情平定后，有的回去，有的留下；留下的人在昆山登记户籍，于是他的宗族越来越富庶繁衍。到公阳已经是第四代，因为家谱尚未建立，他急切不安，只怕祖先的事迹失传，于是从自己能够知道的部分开始编成族谱并传给后人；那些无法知道的，当然不能勉强补写。唉！作为人的子孙而能够这样深切地不忘先世，不也是君子的道理吗？公阳早年跟随名师求学，重视根本而喜爱文章，能够说出从十二府君以下各代先人世代隐藏的德行。至于他的父亲仲理君，喜好崇尚儒雅，做官虽然没有显达，但德行更加深厚。我听说，百年大计没有什么比积德更重要；德行积累得越多，后代的发展就越大。这样看来，缪氏的兴盛，难道就在公阳这一代吗？我晚年得到公阳成为方外朋友，他命我作序，于是写下以上这些话，其余内容详见他自己的序文。《送喜上人序》日本国在大海之中，距离中州不知有几万里。自汉代以来，才开始见于传记。那里的人的衣服、饮食同中国不同，语言也不相通；然而曾听说那里风俗淳厚，有文化典章和礼乐制度，凡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大略同中原王朝的制度相似。难道就是所谓东方君子之国吗？虽然他们知道尊重中国，进贡、朝聘，有时到来、有时不来，但不过是保持羁縻关系罢了。只有对我们圣人的教法极其尊崇，穿黑衣的僧人来中国求学者络绎不绝；学成归国后，从国主、贵臣以下，都以礼延请并给予供养，待遇不同于其他人。他们这样尊重德行、喜爱大道，所以来的人如此众多。我认识的日本僧人虽然很多，有的见过一面就分散离去，只有笑云喜上人同我相处稍久，因此我更加得以询问日本的实情。他来中国时，正逢中国多事；东南的灵山名川、弘扬佛法的场所，大多已成为荒芜之地，前辈中曾为当世师表的人也往往已经去世。现在还在世的，只有笑云，也不时能够同我相互切磋。像四明梦堂噩公、楚石琦公，都厚待上人，为他作歌词赠行，大概都是警策勉励的话。上人天资聪颖，求学十分努力，禅悦之余，也颇读内外典籍；性情恬淡专静，卓然不群，同他一起游学的人，大概也很少有能够与他匹敌的。他已经完成出家弘法的事业，远远地怀念奉养双亲的生活，于是将要振锡远行，轻快地向东归国。他对我说：“以后再会未必有期，难道不能说一句话来安慰我在道路上思念佛道的心吗？”我同笑云虽然学习的门径不同，但道理是一致的。道理既然相同，那么我所要告诉您的，难道还会同您平日听到的不同吗？不过，对于您的出行，我私下有所感触。从前唐朝末年、五代之际，我们天台宗一家的著作几乎全部散失，玄妙的声音几乎断绝；吴越忠懿王派使者航海，用丰厚的财物购买这些书籍，它们才重新完备，因此四明尊者获得了专称“中兴”的名号。如今佛法微妙言论的传承大概又将断绝，听说您归国后那些书还都存在，请替我寻访它们。唉！中国失去的佛法，却要到四方异域去寻求，这也实在令人感慨啊！这也实在令人感慨啊！”

译《送顾秀才远游序》吴地是山水之国，土地肥沃宽广，人口和物产众多。自晋代以来，许多士大夫家族迁居于此。这里风流文献的美盛，直到今天仍然不缺。然而当地风俗安土重迁，出游的人很少。在孔子时代，能够向北到中原求学的，只有子游一人，大概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近世治理国家的人疏远猜忌南方士人，出游者更加少了。到了末世，各地战事兴起，土地疆域分裂，出游的道路于是阻塞。如今疆域日益扩大，舟车刚刚相通，于是怀才抱器、将要重新有志于四方的士人，应该出现了。顾君德常就是这样的人。德常居住在震泽以南，开门授徒，求学者众多。他慨然为世俗的狭隘而悲哀，不肯拘守自己听闻的学问，而要广泛观察、博采众长。于是整理书籍，准备游历的行装，向平日往来的人告别，将溯流而上渡过大江，经过京口，到国都观览风光，渡过淮水、泗水，越过洪河，直到齐鲁交界，放舟东海，然后漫游归来。他请求我写话作为赠言，我说：“这次游历壮阔啊，足以洗刷我们吴地风俗固陋的耻辱。不过，您这次出游，是要带着自己的才学去游说公卿，以成就名声吗？还是要凭借奇谋异术，迎合世俗、求得任用，以追求富贵显达呢？” “还是要用尧舜之道去要求君主，以使百姓安康、救济天下呢？还是要观览山川、结交贤能俊杰，以抒发自己的文章才华呢？您将选择什么呢？”德常说：“都不是为了这些。我听说河洛是天地的中心，是圣哲教化之地；鲁国则是我们圣人的父母之邦。我想洙水、泗水之间，流传的风气和先贤遗留下来的恩泽应当还存在。我要广泛寻求、博采众长，使耳朵受到熏陶、眼睛受到感染，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这是他出游的原因。我说：“说得好啊！您的游历，出发吧，出发吧！我将要向您道贺都来不及，哪里还有舍不得分别的意思呢？”于是拱手作别。《送臻上人西游序》会稽的山水闻名天下，自晋代以来，就是众多贤人游历聚集的地方。我们佛教一系，如支道林、竺法潜、帛道猷等人，他们交游的则有谢安石、王逸少、许玄度一类人物；他们高尚的风气、谈论名理的学问和高雅游赏的爱好，都是当时最杰出的一等。今天回望他们，仿佛神人一般。因此他们奇异的踪迹、隐逸的遗迹，往往还存在于各处，其他郡很少有可以相比的。此后有声望、有才华的人，代代都有人出现；如今虽然前辈已经沦亡，但后起的俊秀人才正接连不断，也由于受到古人风声气习的感发，并不只是山川本身优美的缘故。从前月屋梁公住在能仁寺时，有一位名叫天岸的臻上人，实际侍奉在他身边，后来成为入室高弟。如今月屋已经去世，臻上人仍然深切不忘，想要弘扬老师的道法，他这样的风义，也不是今人所常有的。如今他将要游历京师，于是来请求我写话作为路费和赠言。善于游览观赏的人，一定要到四通八达的大都市去，然后才足以尽览天下的奇景；何况神京秀丽壮美，巍峨严整，是四方归依的准则。现在善世禅师季潭公，以道德和文学成为我们佛教的宗主，众多高僧贤者纷纷聚集，成为渊薮。您前往那里，就像登上昆仑山玄圃的遗址，左右所见无不如玉，还有什么求取而不能获得的呢！”}],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天关于会稽人物的评论，也会有所成就了。我已经年老多病，不再有意于世间事务，只想缄默自守；但我很高兴你游历而能得到其中的正道，所以勉强写下这篇短文，作为送别。《衍道原送行诗后序》从前至正初年，石湖衍道原善于作诗，当时有名的士人没有不与他交游的，尤其受到今翰林危公太朴先辈、觉隐诚公的推重。有《碧山堂诗集》若干卷。吴郡山水中，靠近州治而可以游览的，只有石湖最为优美。群山从西面奔涌而来，遇到石湖便停住了。山川的气势如果扶舆磅礴、郁积而不泄露，那么秀润清淑之气一定会集中到人的身上。道原生长在这里，资质已经很美，又加上勤于问学，遍读内外典籍，凭此从事著述，而尤其长于诗歌。他广泛采撷汉魏以来的诗歌，以杜少陵为宗主，运用比喻、寄托和兴发，得到《诗经》作者讽谏的旨趣。因此他的诗清丽幽深而丰茂，都可以流传后世。他曾经因为僧人省堂选任嘉禾德藏寺的住持，才辩和声望在一时之间无人能比，可惜没有穷尽他的学业便去世了。去世时四十三岁。唉！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寿，他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难道只会像这样吗？我听说，地位不能完全配得上德行的人，他的后代一定会显达。如今他的孙子金西白，凭借杰出的才华和宏博的学问，能够继承他的家业，奉诏居住在京师天界寺，主持天下僧人的盟会，光彩显赫无人能比。流传下来的福泽，难道可以诬蔑吗？道原前往德藏寺时，诸位公卿都作诗为他送行，这些诗都在兵乱中散失了，只得到遂昌郑先生以下的几篇。西白害怕这些诗最终湮没失传，编纂整理之后，便把稿本交给我，请我为集子作序。我比道原年长一岁，和他有先世交往结下的情谊。他到外地求学时，我们曾经同拜一位老师；等到学习出世之道时，又一同教导、讲习、质疑辨析，彼此资助很深。在出仕和退居之间周旋往来，彼此了解得十分透彻，可以说有师友之道，而道原从中所得更多。所以虽然我比他晚死，最终却不能超过他。唉！自从道原去世以后，诗歌的法度更加变化，江山依旧，人事却全非了。如今我也将要老去，居住在偏僻之地，只能独自感慨追念往昔；想和道原共同评论诗歌上下高低，却相隔遥远，再也无法实现，只能徒然怀抱无边的思念罢了。我唯独欣喜道原还有孙子，而且这样深切地珍视先世遗留下来的作品，真有古人的风尚。因此不推辞，写下这篇序。

译《危学士赠渭上人诗序》起初，石湖衍道原和临川危先生是佛门之外的朋友，大概是因文章而彼此知晓，却从来没有见过面。先生历任朝廷官职，做过有名的法从官和贤能的执政，而道原去世已经很久了。洪武改朝换代以后，先生回到江南，才得以为道原所著的《碧山堂集》作序。唉，人生能够相聚相逢的困难，大多就是如此。即使这样，士人中本来也有相隔千古却彼此亲近、同时在世却不能相遇的人。古今虽不同时，交往却出于同一颗心；他们的精神相互会通，反而有胜过亲眼相见、面对面交谈的地方，难道就是古人所说的神交吗？例如欧阳修和惠勤，苏轼和道潜等人，与今天的事情相比虽然相差悬殊，但那种风义上的感动仍如同同在一日。石湖的山水，是吴中壮伟的景观。从前范文穆公喜爱这里，便自号石湖居士，直到今天，他垂钓游览的遗迹仍大略可以考见。士大夫经过吴地，一定会到这里来一次。可是先生却只能凭借《碧山集》概略见到道原，好胜之人难道不会对此感到遗憾吗？太平时期，楞伽诸寺竞相夸耀奇异胜景，钟鼓声彼此相闻；其中出现的才俊，以道原为首，能够继承他高逸声誉的，是金白庵心觉原。如今又有了渭湜庵，这确实说明山川的气脉从来没有断绝。湜庵从秦淮回到吴地时，先生作近体诗为他送行。诗中所说的“高僧”，指的是道原；所说的“执政家”，指的是文穆；先生对佛门友谊，大概多次在诗中表达了心意。湜庵表彰这首诗，请我奉命作序。我被召到京师，得以同先生相聚十天，而道原又是我生死不渝的朋友，所以不推辞而作了这篇序，俯仰今昔，不禁为之感慨。《宦游序》《论语》说：“做官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有余力，就去做官。”没有学习便进入仕途，就会招来“伤锦”的讥刺；已经做官却放弃学习，就会受到尸位素餐的讥评。这样说来，宦游之乐又有什么可取呢？不过，张弛相间，是文武之道。士大夫离开亲属，远离祖坟，随着文书调遣到远方，在处理文书、办理期限事务的空闲时间，也可以放眼远望、舒展胸怀，以排解烦闷郁结；登高望远，来开阔视野、增长见闻；考察风俗、询问民情，以此防备并成就自己的政绩。这样以后，志趣由此得到舒展，政事也由此能够办成。于是有山水游览的适意，有宴饮游玩的乐趣，把这些寄托在赋诗咏歌中，流传到四方，使人有所欣羡并受到感发，这才差不多是宦游之乐吧！不然的话，能够谈论山川、登高作赋、可以做大夫的人，难道会没有吗？横金巡检张君秉彝，世代居住在平原，气度雄伟，具有远大的器识。侍奉父母、敬爱兄长，有孝悌的品行。兰州帅听说他的贤能，征召他置于幕府；又两次以人才荐举，召到京师，授予这个职务。他到任以后，对人说：“我离家数千里，承蒙恩遇才来到这里，害怕没有办法尽到职责。而本州向来号称文献之邦，流传下来的风俗和遗泽仍然存在，我能够向君子们接受教诲了。想把这些题写出来作为《宦游》，求诸位贤人作诗歌咏，怎么样？” 大家都说好，于是请我作序来说明这件事。我听说张君刚开始做官，就奉命出使四方，车辙马迹遍及西北，却还没有到过江南。如今苏州在天子京畿之内，实际上属于古代的甸服；百姓畏惧法令而容易治理。巡检一职专门任事而责任重大，以巡逻为职，那么境内山川险易的形势、百姓和物产的真实情况，就会逐家逐户都知晓，亲身全都经历。加上他天资高明，长于处理政务，竭尽忠诚和力量报答上级；有空时便从容地求教、辨析，以增益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将来无论在县、郡，还是在侍从之列，他治理政事的方法，都可以发挥平素积蓄的才力，全部施行出来，这将从现在开始。这就是宦游的效果。所谓“做官有余力便学习”，不就是这样吗？乐于称道别人的美德，是君子的志向，难道可以不说吗？《诗经》说：“他亲爱并喜欢我，把周遍的正道指示给我。”我请允许以此诗为张君吟诵。《送远复元东游序》淛水以东的七州中，四明号称是三佛之地。所谓三佛，是指鄮阴佛、真身设利罗，以及戒香寺哑女所代表的古维卫佛；再加上长汀的契此，即慈氏，共为三佛。它们的祥瑞感应显著，神光灵气赫赫，震动照耀天下，并不是偶然的。有人说，四明东面背靠大海，山川灵秀绵长，风气和顺融洽，百姓容易向善，差不多是东方君子之国，所以圣贤经过并教化过的地方、灵异遗迹特别多，难道真是这样吗？从今天看来，则没有比补怛洛迦更著名的了。但它为什么不和三佛并列呢？大概是因为这座山坐落在海岸，孤高绝远，气势磅礴，包罗万象；观音以如幻三摩钵提，普遍应现于一切众生，宣扬的声教遍及远近，本来就不能局限在一方来论说。何况南湖实在是法智尊者的祖庭，是佛教大教重新发扬光大的地方，也是天台一家教观的发源地，就像儒者官绅的阙里一样。学习这一宗教的人如果不止一个，却登上讲堂只顾取食其中一点，难道算得上知道根本吗？这就是我和远复法师东游的原因。远复继承法智的道统，内外典籍无不通晓，著书立说和操守都很高，又以不知疲倦来辅助。如今他结束了天竺的讲学，正要考察各家融会贯通之处，以成就自己的道业；广泛阅览、博采众长，以增益自己的学问。这难道是那些安于自己的浅陋、孤高自满的人所能相比的吗？从前泰定年间，我侍奉先师佛心居住在南湖，当时年纪还小，虽然亲眼见过一些事情，却没有从中获得观感，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如今远复出行，我只能徒然羡慕，却不能从中获益，不能前往，难道是命运如此吗？然而我对远复私下仍有所期待。离南城只有一牛鸣的近处，有我先师佛心的遗塔；面对霜露，感念之情不是一朝一夕才有的。希望你在寻访考察的空闲，替我去看看那里道路、檐阶和荒草是否还安好。如果当时的父老兄长还有人在，请替我向他们致谢。

译《送超藏主序》超上人辞去天竺中峰掌藏之职以后，将要到江海之间游览，前来请我作文章。我曾经感慨，喜爱游历的人，大多受到外物诱惑；那些能够尊崇道德、乐于正义而不为外物所扰的人，固然很好，却仍然要等待别人知晓。至于周游四方，观览山川，把天下宏伟壮丽的景观都看遍，以纵横驰骋来增长文辞，那就只是末节了。我们佛门中人的游历，则完全不同。无上菩提要靠自己修行，而能否作出选择取决于自己。世上本来有先于我觉悟的人，我将前去跟从他们。所以有时在短暂交谈之间、观感触发之际，便能得到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像这样，即使那个人在偏远异域、万里之外，也还将献身受教，何况是近处的人呢？如今前辈几乎都已离世，师友之道丧失，现存而足以作为凭证的，仅在吴越。吴地是上人的桑梓之邦，其中的人已经都能够侍奉求教了。如今将要前往越地，越地的大德高僧尤其不可轻易列举一二；借助他们的见闻而获得周全的了解，并彼此辨析，又何必担心德行不能建立、道理不能明白呢？不过，古人说过：“致力于向外游历，不如致力于向内观照。”向外游历有所凭借，喜爱内观则没有固定的方向。上人一定要谨慎啊！广泛阅览而有所取舍，接触万物来明白真实，不只是从事世俗的游历，这就差不多了。我年老而且多病，再也没有地方可去，正为独自居处而惭愧。上人将来回来，应当到我的东皋来一趟，把所得的东西拿出来，我们共同商量辨析，那么我也能有所收获，难道不是幸事吗？谨以此作为赠言。《玉林序》吴江的琪禅者拿着钱唐钱君思复所著的《玉林宇序》，将要请求众位贤人作诗歌咏，请我写文章作介绍。我说：“不必这样做。难道佛教内部没有足以令人喜悦的东西吗？如今龙藏金匮所秘藏的经典，像《贯华》《祗夜》之类，大小乘所摄的经籍动辄以万计。它们铺陈宏大的功业，阐发幽深的奥义，金石般的文辞相互发明，珠玉般的光彩彼此映照，没有不合乎比兴文辞的。然而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正真的乘法和真实的印证，华美的词藻、柔靡的声调并不在其中。如今您取名于玉，志趣接近正道，而不是世俗所崇尚的东西。玉之所以贵重于天下，在于它象征德行，而不在于它是物质。君子没有特殊原因不会让玉离开身体，并不是为了装饰华美，而是借玉来比拟德行。我听说仙人圣人所居的宫室、所穿的衣服、所玩的器物，全都用玉；至于生长的草木，草叫瑶草，树叫琪树，林叫玉林，并不只是把玉制成佩饰、璲饰、环玦、圭瓒而已。玉的用途如此广泛，那么善于作赋的人借物起兴、托物譬喻，把它形诸歌咏来勉励你的德行，一定自有道理。您从玉中得到的东西一定很多吧？它作为东方的美物，必定是医无闾山所产的。正如《诗经》所说：‘想到那位君子，他温润得像美玉。’ 我将对此寄予希望。” 《送法上人序》《传》说：“君子通过学习来达到自己的道；所谓达到，就是达到极致的意思。”那么学习的人，应当坚定志向，勤于求问辨析，穷尽知识并努力实践，以求达到极致；不是这样，就不能算学习。如今各种工匠和技术之人，听说哪里有高超技艺，尚且不怕路远前去求学，何况君子的学问，是用来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难道可以不知道应当致力于什么吗？佛教的学问以心为根本，要穷尽性命的奥秘，通达生死的变化，使一切心念生起，恢复清净妙明的本体，更应精心思考、广泛阅览，真正防范并切实叩问，以求达到极致；本来有时得到一句话，就足以满足终身的愿望。这正是有志之士所以终身实践而不停止的原因。宝寿法上人年少而才华秀异，气质凝重，有承受道法的器度。他的祖父信庵公，凭借久积的德行和崇高的声望，成为禅门宗师。上人早晚在视听言动之间都温和恭敬，从祖父那里得到的观感教益很多。洪武乙卯年，他开始向东游学，首先登临北山，拜访行中禅师；行中一见便认为他非同寻常，立即任命他掌管僧务。看行中赠言中对他的期望，既深远又宏大。但上人谦逊自守，并不因此满足，准备走遍四方来完成自己的志愿，登门请我作文章。他在内有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在外又得到宗师的知遇，所凭借的条件十分深厚。凭借这些条件继续前进，他进步得容易，谁能阻挡呢？如今即使道统散失、老师废弃，深山高林的幽僻之处，难道没有长期隐居而不回来的人吗？上人努力前进吧；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回来后把所得拿去向两位老师质证，完成学业。所谓达到自己的道，难道不就在这次行程中吗？我和信庵有同年之谊，把上人看作自己的侄子；因为他来请求，所以不推辞而写下这些话。《麋孝子刺血书经序》亲人没有比父母更亲的，爱护没有比自己的肌肤更深的，尊贵没有比至道更高的。如今有人舍弃自己所爱，追求自己所尊贵的东西，并且有益于亲人，即使愚人也会这样做，何况贤人呢？孝本来发自内心，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假如有办法能够实现孝道，就应当无所不用其极，又何必吝惜方寸的肌肤呢？古代圣人担心后世不遵循孝道，反而毁伤身体、灭绝性命而不顾，所以在经书中写道：“身体完整地出生，也要完整地归还。”把这看作孝；又说“毁伤身体却不能灭绝本性”，这也就是表示其中的防范。毁伤身体而不灭绝本性，难道不能称为孝吗？从前元德秀、李观丧亲，都曾刺破肌肤取血绘制佛像、书写佛经来资助冥福，史书都记载了这件事。元德秀、李观是唐代的儒者，文章品行都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如果这不合于道，他们肯这样做吗？作史的人，肯取录这件事吗？我佛的道理广大而完备，使人推究生命的开始和死亡的终结，知道为何出生；推寻因果，知道为何死亡。大概万物和人的变化之中，本来有虚灵而不昧的东西存在；如果不是佛道，谁能使亡者升脱济度而到达善道呢？做人子女的想让亲人进入善道，除了佛法又到哪里去求呢？这就是佛教作为教法的意义，也是史官有所采录的原因。有些人不能明察，逞用自己的私智，想要删削流传万世、用来劝勉世人的经典，这可以吗？吴人麋友信父亲去世，他悲痛思念，却没有办法自行尽孝；正在服丧期间便向佛发诚心，割破手指，以鲜血亲手书写近七万字的《妙法华经》，祈求凭此引导父亲的神识，超脱到清净国土，以报答父亲的辛劳。唉，这真是孝啊！大概末世孝道崩坏，甚至有人身穿丧服却照样放纵享乐，表面上假托不敢毁伤身体的戒条，实际上沉溺声色、耗损精神而不知警惕，这实在是迷惑得太厉害了。听到麋氏的行为，难道有人不会惊醒并受到感动吗？麋友信字敬章，坚定地追求道，大概是从佛法中有所领悟。因此记述此事，把它附在元德秀、李观之后，以等待后来编纂记录的人有所采择。

译《王居士阅藏经序》苏州人王居士本道来对我说：“我生年将近五十岁了，一向庸碌地混迹于流俗之中，如今才知道佛法的奥妙。虽然后悔已经晚了，但仍愿意学习。我曾认为，人在世时会死亡，书却能留下；佛虽然遥远，但佛经完整存在，也许可以沿着水流寻找源头，终于达到佛道吧？于是取来佛所说的大藏经，斋戒居住，翻阅诵读，希望脱离凡俗浊染，趋向清净境界。然而佛的旨意宏大深奥，章句细密，不容易窥见测度，希望您能够教导我。”于是我对他说：“佛本来没有言语，但之所以有言语，是要引导迷惑的人达到觉悟。觉悟不能凭空自觉，必定要通过言说，于是经论的文章由此产生。佛经从西方传到东方，到唐代开元年间编录为五千零四十八卷；此后历代翻译的经典还有很多，留在天竺而没有传来的，更是多得无法计数，这就是一大藏教。其中有权宜法和真实法，有顿悟法和渐修法，有大乘、小乘、偏教、圆教，有了义和不了义；精粗大小、宏细纤密，没有不全部记载的。得到其中小乘的，就能迁善远恶；得到其中大乘的，就能归复本源、恢复本性。这就像饮用大海，依自己的容量取饮，而大海本身并没有因此增加或减少。然而真如寂灭的道理，使心的道路也完全断绝，更何况是语言文字呢？所以说：佛经的教法就像指向月亮的手指；如果已经看见月亮，明白手指所指的是什么，终究不能把手指当成月亮，但也从来不能离开手指而去寻找月亮。关键在于不离开语言文字，却能通达自性本有的妙理；既不等同于语言文字，也不脱离语言文字，道就在其中，这就是佛教教化的方法。”本道，你要努力啊！至于如来一生所设置的教法、修行证悟的次第始终和防范之处，一时之间还不容易全部说完，以后还应当为你讲述。《招隐轩记》从前淮南小山作《招隐士》，论者认为是寄托心意来招请屈原。如今看这篇辞赋，似乎并不是为屈原而作，只是其中的旨意、音调和节奏都源自楚地，所以论者才这样说。以八公一类人的才华，本来应当被朝廷任用，却反而只是诸侯的陪臣。汉代的公卿都是武人崛起，而贤才没有被充分任用，所以只好自己抒发湮没郁结、无所作为的心情，好像希望上面有人听见。后来汉孝武帝兴起文学，贤能之才便相继出现。这就是《招隐》的赋意吗？我曾经喜爱它高古幽洁，自汉代以来成为文章的宗主，没有人不喜欢诵读、乐于称道。由此可以知道，古人的精美文辞和奇妙语言存在于天地之间，就像元气流行一样，自然不会消亡，所以能够流传久远。如今教上人在虞山北面居住，开轩面向东方，题名为“招隐”。四周种植桂树，又把这篇辞赋写在墙上。他真是太爱好古代了！教上人是佛门中人，本来应当对世俗淡泊无所牵累，为什么反而取用八公的辞赋呢？大概是为那些贪恋荣华的士人沉溺利禄、忘记回头而悲哀；他们即使前后相继遭受倾覆，也始终不能醒悟，不知道深山幽静、丛桂环绕的地方可以保全身体、保全真实本性，所以想招他们来此游览，尽情享受攀桂、歌咏的乐趣。这正是反过来运用“招隐”的意义。于是趁他请求作记，我写下这篇《招隐辞》，让他歌唱，希望能有翩然来到这里的人吗？山色苍苍啊，白云缭绕；石头高高低低啊，水波粼粼。我把房屋建在山下，桂树浓密的树荫覆盖着屋檐。姑且独居在这里自我娱乐，朋友寥落，有谁和我相伴？可悲啊，那些人多么放纵，沉溺于利欲而丧失了自己的本心。祸福相互依存，自古至今都是同一规律。前面的车已经翻倒，后面的车却仍不停下。为什么不归来，抛弃纷乱污浊的尘世？修养恬淡的心性，安歇在寂寞之中。攀折桂枝啊，长久地吟咏归来；以淳朴为伴，让道与我相邻。超越鸿蒙混沌，保全真实的居所；饮食至和之气，奉行而永不厌倦。《拈花室记》育王寺掌藏笑庵颜公归隐休息于松陵海云寺，为他的居室题名“拈华室”，并征求文章作记。从前我佛释迦牟尼将要停止化度众生时，在灵鹫山拈花示众，众人都没有领会，只有大弟子迦叶破颜微笑。论者认为这是传授禅法的开始。笑庵是禅者，将要追溯禅宗源流的出处，寻求单传见性的要旨，所以用这个名字命名居室。有人说：圣人的传授和接受，难道是小事吗？应当明白通达、深切告诫，尚且担心传授者有所差误；像尧、舜、禹所说“允执厥中”的话，直到今天还在诵读，如今却借助事物寄托心意，只微微开启端绪，让人自己揣摩来表现传道之意，难道要使迦叶稍有领会，最终却什么也没有传下吗？这是什么缘故呢？佛道本来以无言为根本，但也从未完全没有言语。因此，它浩大得像山海堆积，仍不能说多；寂静得像深渊沉默，也不能说少。佛法总是希望学习的人不离语言文字而通达无言的妙理，这就是它施教的原因。然而必定要有极其贤能、极其圣明的才质，才足以接受无言之道。迦叶已经具备佛的全部德性而只是稍有不同，何况在《法华经》中早已承受授记，所以在拈花之时微微一笑便明白领悟，显著而无疑，哪里还需要反复叮咛地吩咐呢？” 唉！如果不是以圣人继承圣人，谁能够做到这件事呢？由此可见，拈花示意，其中的旨趣已经极其微妙。佛道落实在身体上就是戒律，落实在口头上就是教法，落实在心中就是禅；运用时虽有三种，其实是一体的。既然说“因戒生定，因定生慧”，难道智慧单独不能成就戒和定吗？达摩来到中土，单独彰显禅学，称为教外别传。自从这种说法流行，戒、定、慧三学才开始被分别开来。后世学者没有深入思考佛祖本来一而三的旨意，反而把它们分成互相抵触的三种，又在其中设置争论，这是没有通达佛道的过错。笑庵居住在这间屋里，禅与律一同修习，定与慧相互滋养，淡泊无求，以穷尽其中的旨趣。何况这里正处在江湖汇合之处，洞庭湖像垂下的彩虹，仿佛就在案几之前。正值秋高气爽，焚香安坐，收敛视线、忘却听闻，于是心境融为一体，真实本性幽深寂静。在这时，花本来就不存在，又有谁来拈花呢？这应当是在拈花之外另有所得了；我将前去拜访，到时又应当和他相对一笑。

译《福寿院记》佛以本性为宗旨，凭借神妙之道设置教法，从而教化成就天下。正因为无所作为，后来才能有大作为。从国都、郡县，到名山大川，直到江湖岭海之外、幽深险阻的地方，没有不尊崇佛教祭祀、敬奉佛法的。它用来为天子祈寿、为国家祈福、保佑百姓，大概自有其道理。所以佛寺宫室、门墙院垣的规制，林园坛场、幢幡供奉的设置，只要力量能够做到，就没有人禁止，按道理本来就是如此。正因为有所作为，所以随着时代兴亡，废毁和兴建接连不断、没有穷尽；正因为无所作为，虽然废兴相继，却终究不能完全磨灭。因此，正好遇到毁坏、空虚、消散之后，反而又有人感慕而兴起重建。陈溪福寿院就是其中之一。寺院的建成，泉钱、粮食、布帛等施舍出自觉斋王君，而能够使它建成，则是楚冈禅师宗玉善于教导的结果。起初楚冈从闽地来游吴地，到昆山主持王氏家族的寺院，王君喜欢他的道法，于是请他居住在那里。后来嫌原处低洼狭小，不能容纳众人，便又拿出别业的土地来扩大地基，逐渐劝导众人施舍，改建厅堂房屋，设置门廊，还建造灶房、浴室、仓库等，各项设施依次完备。楚冈说：“我佛之法有所作为，凡是作为，都是为了大众。何况陈溪是四方学道之人往来必经的要道，披烟衣、戴雨笠的人都没有地方停留；如果再建成一座十方寺院，使他们有归宿，岂不是很好吗？”王君认为有道理，另建僧堂来接待来人，又施舍田地来增加僧众的粮食，设置佛、菩萨、天神的塑像，备置钟磬、幡盖等装饰，以及瓜果、花卉、橙子、香等供品，佛法所应有的全部具备。但一概去除奢侈而趋于俭朴，化去雕饰而归于质朴，务求简约，只做到足以符合事务需要。早晚诵经礼佛，禅与律同时修习，于是俨然成为一座禅林。工程始建于至正二十一年，到二十三年十月告成。于是商议刻石来记载成就，传示久远，并把文章之事托付给我。我听说楚冈精通禅学，操守清苦，有古人的风范，不屑于自居人师，但人们自然尊奉他。王君喜欢布施、乐于行善，出于天性；摒弃华丽奢靡，求道十分迫切，这些都是可以记载的。此院若没有王君便无法建立，若没有楚冈便无法教化；两者相互依赖而成功，所以建成得如此容易。作记难道只是记下年月和营造修缮而已吗？本来还要借此垂示警戒。那么凡是居住在这里、在这里受食的人，不要被外物诱惑，不要安于享乐；要寻求佛陀建立宗旨、设置教法的根本，精心思考，广泛观览，使内外都达到极致，希望通过无为来穷尽忘言自得的妙理，推究源头、敦厚根本，不忘王君的德行。这样，福寿院的流传即使想不长久，又怎么能够不长久呢？” 这就是这篇记。《北山堂记》苏州以山命名州名，但它的山大多在州城西边的各县，吴江却完全没有山。好事的人有时给自己的房屋取一个山名，寄托喜爱山的心意，实际上却从来没有见过山。妙智寺的中山正公，姑且选择一个高亢开阔的地方，在湖的北面建堂，面湖建屋；这样一来，登堂便可以尽览西山的胜景，于是题名“北山堂”，以记录自己所看到的景物。每当诵经结束的空闲时间，便和同伴、宾客一起登堂。打开门远望，只见高青断碧，景色惨淡隐约，却都可以指名称说；近处则是晴日烟霭和满空苍翠，飘摇浮动，仿佛俯身便可以拾取。平静的湖水浩荡，与山色相互吞吐；水气烟云浩瀚开合，忽而晴朗，忽而阴暗，或可喜可玩，或可悲可惊，竞相在一堂之上呈献奇景秀色。来游览的人，有的倚着栏杆歌唱，有的拿着文书作赋，有的安静久坐思考，各自得到自己的乐趣，安然沉醉而忘记返回。这大概是一方的奇观，也是我们最大的快乐。众人都说：“这里不能没有文章记述。”于是派人来催请我作序。我和中山友善，知道他的志向所在，便姑且就这座堂来说说。至于西山，我曾经游览过那里，长林曲坞，背靠山冈、沿着溪涧，到处有百姓聚居其中；渔人樵夫的房舍高低错落，云霞花竹相互遮映环绕，真是快乐啊，仿佛居住在阆风县圃一样。我曾经询问那里的人，大家却都不知道山为什么美，只是熙熙攘攘地为了利益来往罢了。我因此感叹，本性的奇妙一旦被利欲蒙蔽，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便毫无察觉；操持保存本心的功效一旦确立在万物之上，便没有什么看不见。这就像身在山中的人不知道山，只有置身山外的人才能知道山。中山大概就是能够知道山的人吧？中山贤能而且有才，又乐于教育。如今他的继承人名叫致远，文才品行清正美善，能够继承先人的事业。他建造这座堂，大概是要体察万物来表现志向，借眼前的事物来阐明道理。看山川流动或耸立，烟云舒卷，风雨霜露滋润覆盖，草木飞鸟游鱼活动生长，无论什么都不是道。难道只是为了装饰游观、专门追求山水之乐吗？” 《论语》说：“聪明的人喜爱水，仁厚的人喜爱山。” 中山兼具这两种品德。我将登上这座堂，作《小雅》中的诗篇，歌咏有莱，以庆幸得到贤人的盛事。谁说这个地方没有山呢？《溪云山居记》有一位学习全真之道的人，名叫陈仲孚，仿照那种衣冠、瓢笠的制度，仿佛自我放逐于尘世之外。他家在石湖，那里正是山水优美的地方；又在楞伽峰下另建房屋，开门面向东方，题名为“溪云山居”。四周环绕种植檆、桂、梧、槚之类的树木，幽静的花朵和美丽的竹子又彼此交错。以碧山作为屏风，以白云作为篱笆。篱笆外面近接人世，进入门中却清旷幽静，超然仿佛冲破尘埃而来到天外，又洒脱得像身上燥热的人用清泉沐浴。仲孚虽然遵从他的教法，却没有枯槁避世、与万物隔绝的偏执；每天和名士在这里交游，抚弄花竹，观看鱼鸟，以谈论吟咏为笑乐。难道这就是所谓借此托身以逃避世俗吗？他曾经欣赏溪水流动、山云舒卷，觉得其中气势磅礴而仿佛有所领悟，于是用它们作为自己的号，也用来表明他的山居。我常常赞叹他的情趣，多次前去拜访。仲孚说：“您为什么不替我写篇记呢？”心灵如果虚静明澈，不被外物役使，那么天地之间一切摩荡纠葛、往来连续的现象，没有一件不能与我心中的妙理相契合，并不只是溪水和云彩而已。您应当因已经得到的领悟而进一步充实其容量，勉力达到尚未达到的境界，精心探求根本；使心境深沉而宁静，旷达而适意，将要解除牵累、遗忘形体，和造物者一同遨游于无何有之乡之外；如此看待那些沉溺利欲而不肯回头的世人，又怎么样呢？” 这些确实值得记载。至于全真之道，应当有了解其学说的人替仲孚说明。山居建成五年，洪武乙卯年夏五月，佛者某记。

译《定轩记》我的朋友费允常的住宅靠近集市，宾客来到时没有饮酒吟咏的地方，于是开辟前面的屋柱，建成轩来设置宴席。四方士友以及其他登门的宾客，前后相接，迎送作揖、谦让行礼，几乎没有一天空闲。门墙之外，商贩、掮客以及一切往来的人肩膀相摩、衣袖相连。缴纳井赋、征收箕敛时，强悍的胥吏和佣役喧闹冲撞，直到半夜才停止。这座轩就是这样，题名却叫“定轩”。有客人疑惑说：“奇怪啊，允常给轩命名，岂不是近于开玩笑吗？况且我听说，所谓定，就是安静不改变的意思。我认为允常应当闭门谢客，整日端坐，像枯树一样停在那里，像深渊一样沉静，对世事毫无作为，这才配得上这个名字。如今我看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却这样自题，难道不是欺骗我吗？”于是大家一同来向东皋子询问。东皋子说：“允常给轩题名，有什么不对呢？心中没有自由遨游的境界，六种感官受到纷扰还嫌不够；志向如果平素已经确定，面对万般变化便绰绰有余。如今事物每天交集在我面前，像乱丝纷结，像沸汤翻滚；我应对它们却不出差错，外物触及我也不能扰乱我，正是因为志向平素已经确定。从前孔文举在北海，被袁谭攻打，飞箭像雨一样集中而来，他却凭着几案读书，议论不停；诸葛孔明与强敌对阵，却手执羽扇、头戴纶巾，从容指挥，整暇自若；如果不是志向平素坚定，谁能做到这样呢？你只知道没有谋划、没有经营才叫安定，却不知道忙于交往应酬也不妨碍安定。允常给轩题名，有什么不对呢？”客人茫然不解地退下。后来有一天见到允常，便把这些话诵述给他；话还没有说完，允常大喜道：“如果没有您，谁能揭示我给轩命名的意思呢！”我恭敬地听从您的吩咐了，请您把这些话写成记，可以吗？”东皋子说：“好。”于是写下了这篇文章。《莲花室记》草木中可爱的很多，但莲花独独不同于群花。它亭亭挺立，不可轻慢玩弄；洁白明净，不可让污泥污染。因此喜爱它的人未必真正了解它，了解它的人也未必能够完全领会。只有佛，能够借它来施用，寄托意义和行为；把它用来行走，坐时用作床，把它结成云，散作雨，居住、行动、游览、休息，没有不与它相伴的。难道只是采来做衣裳、修葺成伞盖而已吗？佛讲说教法时，又取莲花来譬喻佛经。大概因为莲花处在水中却不沾着水，根本在泥土却不滞留于泥土，自身从污泥之中洗濯而出，超然远离尘埃之外；花开花合与本体同一，花和果实同时具备，这与所说佛法的妙理深有契合。那部经有数万字，而一朵花就足以概括它，其中一定有道理。那些只是承袭花香之乐、寄托吟咏之适意的人，不足以谈论这个道理。沙门异成，这是普润法师翻译经典的处所；他建室居住，每天诵读这部经，口中从不停止，反复连贯地研习，大概将以此终身。他为这间屋子建成而高兴，请我作文作记。佛以语言作为教法，却以无言为根本；以念想作为修行，最终达到无念。寂静而常有照察，照察而常归寂静，由此恢复明净寂静的本体，穷尽真实的境界。那么，居住在这间屋里、诵读这部经的人，应当在精神上领会、默契，自语言形象之外获得体悟，难道只是赏玩莲花、诵读经文而已吗？从前智者国师由此而得道，他诵经时，看见灵山上的盛会，庄严地仿佛还没有散去。他能够继承深奥的法统，成为佛门宗师，确实是诚实笃信、对其中的道理开通明朗；他不是只勉强知道，也确实亲自践行。所以把这些写下来告诫那些尚未通达的人。《普贤堂记》佛道不过是智慧和实践而已，由智慧开始，由实践完成。在《法华经》中，文殊出来问答发明，正是彰显智慧；普贤到来，正是表明实践。以智慧开始，以实践结束，于是佛道的事业在这里完成。普贤建立伟大的行愿，显示伟大的修行，显现伟大的证悟，使学习的人默然通达真实的根本，归于本源极致。他宏大赞助佛法的功德，可以说达到极点。经过一千五百年，得到天台智者大师，他精妙地契合佛法心要，继承并承当这项传统，于是建立止观来阐明大道，又撰写《法华三昧仪》，详细列出修行证悟的仪轨注释。理观周密微妙，用来垂示大的教训。凡是想洗涤污垢、排遣迷惑牵累、从容进入圣贤境域的人，除了此法便没有可以求得佛道的途径了；它完美而详尽，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这是普贤氏幽微教化的功德，他应当得到专门的祠堂，确实如此。沙门传教在虞山南面建造普贤堂，用来奉行这件事。但当时局势多艰，来不及大规模建造，只能草创简略，具备大体而规模微小。在此之前，同盟之士共四十人，常常在岁末春初，聚集到私人住宅，以此祈求丰年并居处修行。由于没有固定的品级形式和制度，难免违背旧有章法。于是大家相继劝募，测量土地，增加财物，终于建成这座堂。传教曾经来访我，请我托笔作记。道在于努力实践，以求达到极致；古人所建立的法门，难道只是空话吗？将来施舍的人更加踊跃，堂宇更加扩建，应当致力于达到完整圆满、究竟极致的境界，不要安于小小的成就而自我止步。这样，这些话也就足以得到验证了。此堂始建于至正二十三年，过了一年才建成；又过一年，天台宗的学者某记。

译《小隐轩记》隐居是为了保全自身，保全自身是为了保存自己的道。我的身体，是承载道的器具；身体尚且无暇防护，道又怎能保存呢？君子怀抱道义、积蓄德行，本来就希望把它施用于世人，并不只是独善其身罢了。若时势不允许、道义无法推行，就有隐姓埋名、削迹藏光、消灭踪迹，放任自己寄身山泽，长久离去而不再返回的。由此可知，隐居大概是出于不得已罢了。假如出仕或退隐、进取或退处都合于道、合于义，那么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可；身在山林就是身在朝市，身在朝市也就是身在山林。这样说来，隐者哪里还有大小之分呢？我们这些人的学问，尤其急切地以有利于万物为务，常常担心有些人不能受到我们的仁德，所以才有不选择地方而居、不等待时机便行动的人。道上人来到这里，向西方求学，能够自行摆脱流俗；他曾掌管灵隐寺的僧务，众人都喜欢他，争相愿意同他交往，士林中的英才也乐于同他游处。他居住在吴山寂照院，面向西南建了一座轩，亲自题写匾额，称为“小隐”。几席之外，只有图书、瓶锡而已，萧然没有别的东西。他在其中诵读学习，仿佛已经同世俗相忘。我喜爱这座轩简朴而幽静洁净，虽然缺少高敞明亮、干爽开阔的条件，却深沉安静、寂寥无声，听不见人的声音。旁边有一丛桂树，枝干很是偃蹇；我每次到这里总要流连，心情淡泊，忘了回去。道上人请我写文章作记。我看道上人的才华足以在世上显扬，何况如今佛法的运势正在暗中兴盛，各地的丛林讲席，几乎将要重新见到往昔的盛况。主持教化的人正寻求贤才来辅佐自己，高位和众多门徒，俯身就可以拾取，并不是能够长久居住在这里的人。这样看来，这座“小隐”难道不能成为他大显于世的资本吗？至于风和气清、树荫映入门户，宾朋满座，攀折桂枝，唱和吟咏，以享受一时的文雅之乐；我虽然不聪敏，也还应当为您作一篇赋。《野望轩记》凡是营造游览观赏之所，必定要搜求奇景、挑选胜境，除去蔽塞污浊，趋向清幽开阔，耗尽月日，然后才能完成。在这里得到的，必定会在别处失去，很少有能够兼得的。若有一种地方，不跨出门户，不移动座席，不登高也不临深，却能使万物景象全部陈列眼前，情态毕露，没有什么能够逃遁，那大概只有这座轩了吧？轩建在具区之上、洚溪之北，是仲谟谋上人的别墅。轩的南面，从东到西，都是平整肥沃的田野；人烟村落，远近若隐若现；水泉和田间小路交错贯通，青色浮动，白色荡漾，上下纷披交织。农夫渔人，腰带笭箵，身背蓑衣，在岸上耕作、在水中捕鱼，歌谣此起彼应。砍柴的儿童和放牧的小孩，长啸歌唱，来回徘徊，与他们互相应和。居民和过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轩的进深和宽度仅有一寻多，却三面都设窗，疏朗明亮，通透开阔。除去图书史籍之外，还能容纳几个人。每当卷起帘子坐下，清润的光辉和秀美的景色就溢满几案席位。近处可以俯身收取，远处则无边无际。阴晴、早晚，各有极尽的趣味。景物的变化，每天都是新的，永无穷尽。确实是游览观赏之所中美好的一处。上人阅读内外典籍，喜爱作赋吟诗，所以来访者大多是文雅之士。因为我曾经作过这座轩的客人，他请我写文来记述它。从前禆谌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到了城邑中谋划，却不能成功，难道是因为他的愚笨和聪明有了截然不同吗？大概是因为看得远，志向就明达；心气舒展，精神就和平，所以思虑由此而得到，谋划也因而妥善。那么，居住在这座轩中的人，将会胸怀万物，使内外相互涵养，难道不只是获得游览观赏的快乐而已。一座小轩本来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但它的功效如此，怎能不写下来留给后世喜好此事的人呢？我起初看见有吴兴魏文敏公题写的匾额，听说如今已经不再存在，轩也据说重新建造了。《友竹轩记》陈留人谢聘之，是一位儒者。他天性喜爱竹子，所以住宅中多种竹子，并把自己的轩命名为“友竹轩”，请我写文章作记。所谓朋友，是以朋友的德性为友。以它的德性为友，而不是以它的人为友，难道还有什么可解释的吗？从前卫武公活到九十五岁，仍然不断进德修业，诗人赞美他并为他作歌。诗中说：“看那淇水弯曲处，绿竹多么茂盛。”又说：“绿竹青翠，绿竹密得像竹席。”诗的起兴高远，用词有条理，是多么善于描写君子的德行啊！卫国本来盛产竹子，但没有武公这样的德性，就不值得与之为友；竹子虽美，没有诗人也不足以把它说出来。我想在那个时候，整个卫国所有的事物，都可以为我所役使；只有竹子，才可以同它交友。到了今天，看见那茂盛青翠的竹子，就会想起卫武公。想念卫武公而见不到他，如果能够见到像他那样的人，难道不会有如同空谷中听到脚步声一般的惊喜吗？谢君积累学问、成就文章，以明道行义为乐。他曾经出任安丘县令，随即自行辞职回到居所。这座轩中，每天都以求学自修、讲习学问为事；闲暇时便回头观竹、吟咏歌唱，如同身在淇水弯曲处。善于学习卫武公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谢君。假使他的年寿和卫武公相同，那么他的德业盛大显著，可以估量吗？如今他竟要我为此作记，我哪里足以了解他呢？何况我和您一天的交往也没有，只能向南遥望澄湖之上、云林之间，那里有像梳齿一样密集的竹子，也有如美玉般的人。我又怎么能够见到您呢？将来我应当借着拜访您的机会，登上这座轩，同您谈论以朋友之道相交的道理，进入有益于道德修养者的行列。我虽然老了，却还不算晚。至于这篇记，就留待有能力的人来作吧。《菊田隐居记》《诗经》说：“使我成为众民的君主。”《易》称道农具耒耜的功用。《尚书》说：“那里的田地有上、中、下三等。” 田地是百姓获得粮食、赖以生存的根本，这一点由来已久。却没有听说过种菊花也称作田的。所谓种菊为田，大概出自遗民和特立独行之士：他们放浪于山泽之间，离开群体而独自居处，取草木的芬芳洁净，使自己的口腹身体充满香气。所以才有餐食落花、以清酒泛杯之事，借物寄托意趣，仿佛将要逃离尘世而不再回来的人所作的一样。哪里还有田间耕作、垦治锄耨的事情呢？松陵黄伯庸以菊为田而隐居，大概也属于这一类。有人说：“伯庸善于侍奉父母，尽子女之道很深。”我曾听说南阳山谷之中多菊花，有泉水流过其中，汇聚成潭，那里饮用泉水的人大多长寿。伯庸这样做，大概是希望接近南阳人的长寿，用来使父母快乐，这或许就是他的用意吧。然而我听说伯庸侍奉父母之余，沉浸于经史，闭门授徒来维持生活，正要拿仁义作为耒耜，在六经的田地中耕耘，培土施肥，收获积聚，以丰富自己的所有，还要把这些施予众人，不只是用于修养家庭而已。这不正是伯庸以菊为田的本来志愿吗？伯庸请我为此作记，于是写下这些话。

译《思本堂记》陇西人李尚德改建他的住宅，建得高敞明亮、干爽开阔，已经完工，便题写堂名为“思本”，请我写文章作记。我于是对他说：人的形体生命开始时，本来都源自一个人的身体；子孙延续的传承，本来都是同一元气的分化。本根深厚，枝末就会茂盛；德行厚重，流传就会久远。这是必然的道理。为什么不也看看水和树呢？树木苍郁，拔地而起，枝干叶子舒展通达，经受风雨，承受日光，时间越久就越高大；水势滔滔汨汨，昼夜不停，到了汇聚之处，深广得无法测量。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是因为有根本，所以如此。君子思念自己的根本，更加修养自身并扩展恩泽，难道会有不能兴盛的吗？然而这种思念，应当从亲近的人开始，所谓亲近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我的身体源自父母；从父母推及祖父母，远而至于高祖、曾祖的源头，再推而及于宗族。既然一个人的身体是同一元气的分支，那么孝悌仁爱之心，难道会有止境吗？这就是“思本”的深意。尚德喜爱贤人、乐于行义，正接受朝廷委任，负责漕运粮食；事情办成而百姓没有受到扰害，闲暇时便侍奉父母、教育子女，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的道义。这座堂建成，难道没有可以作为美名、用来增添荣耀的意义吗？然而他急切地用“思本”来标示它，由此可知他的志向了。每逢岁时伏腊，宗族宾客聚集在这座堂中，琴瑟歌咏一应陈设，笾豆排列整齐，长幼各有次序；祝寿的酒杯举起，慈祥的面容喜悦和乐，主人宾客互相敬酒，尽兴之后才离去。这是天下最快乐、却并不常有的事情。在这时候，如果能够不因此放纵享乐，而只是念及祖先的德行，就可以说是善于思念根本的人了。尚德又告诫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守护这种德行，不要忘记祖先的名声，那么这座堂的意义不也很伟大吗？《诗经》说：“永远念着孝道，孝道就是法则。”我将在李氏家族身上看到这句话的实现。《松雪窝记》我的朋友廉独清写信来，为儒林中的盛彦英请求我为他所谓的“松雪窝”作记。我听说古人的居室，中正、安静、深邃，是举行冠礼、婚礼、宾客宴会和祭祀的地方，称为“堂”；高敞、空旷、开阔，是朋友讲习、吟咏歌唱所寄托的地方，称为“轩”；藏书修业的地方称为“斋”，宴饮私会的地方称为“阁”，放眼游览的地方称为“观”，以及廊、寝、奥、窔之类，都是用来躲避寒暑、休息身体、调适性情的。没有听说过用“窝”来命名居室的。解释文字的人说：“窝，就是穴居。”我私下想，大概像《史记》《汉书》匈奴传所说的“区脱”一类，只是为侦候瞭望而设，并不是游息之所。只有从前邵子在洛阳时，富郑公、司马温公以下的人凑钱买宅来供他居住，他于是自号“安乐窝”。门生故旧希望请他到自己家来，也各自营造“行窝”来邀请他，共有十二家。考察有关的记咏，可以看出当时人们仰慕他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以“窝”命名居室，是从邵子开始的。邵子怀抱道义，学问充足，正逢清明安康的时代，不屈抑自己的志向，深居简出，涵养心神；直到今天，他的美好声誉和声望仍未衰减，是儒者的表率。古人的一言一行，尚且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何况他们所亲身履行的事业呢？这样看来，彦英的做法大概是有所承受和继承的。彦英是吴地的大家族，世代具有隐而不露的德行；到了彦英，清正的操守更加严厉。他沉浮于乡里的世俗之中，却不自我炫耀。曾经另自称“儒林耕叟”，当时的文人如番昜周公、遂昌郑公、铁厓杨公，都喜欢同他交游并乐于称道他。高大居室和华美景观，本来就是他固有的，但他全都斥弃不取，退居在方寻之室中，使用三尺的几案、六尺的床榻，颓然处于其中，诵诗读书，探求古人的志向，这是多么值得尊崇啊！我曾经观察他命名的用意，大概是有原因的。松，是群木之长，苍劲高寒，经历岁月而不改变；雪，是天下最为洁白的东西，使万物混杂的污浊也不能玷污它。事物的高洁，哪里还有超过这两者的呢？君子取法它的高，就能卓然挺立；鉴取它的洁，就能洁白无染。这大概是借助外物来涵养内在品德。彦英是否也从这里有所领会呢？我把这些话回复独清，并写下来作为盛氏《松雪窝记》。《于氏祠堂记》墓祭并非古代的礼制，但有些礼仪是依据义理而兴起的；既然礼制与人情相联系，那么坟墓是我们亲人身体和魂魄所在的地方，到那里去寻求亲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不过，这还是对行走于世俗范围之内的人说的。我们这些人奉行出世之学，应当使亲人明白佛道：亲人在世时用志向和奉养来对待，临终时用佛道来救济，使他们死后也不至于迷失，离开沉沦闭塞而升入高明之境，这是最大的孝了。吴江西部边境的于氏，有一位名安的人，是到如今的五世祖。他有六个儿子，其中最小的出家为僧，在妙智寺中，法名益光；他在乌程的矫字圩获得田地二十亩，已经在田上建庵，以修治祭祀之事，死后便把骨骸埋葬在那里。至正年间，兵乱兴起，田地被官府夺去，庵也毁坏了，只剩下坟穴。宗子德桂一房有个孙辈僧人名叫致远，和堂弟僧人思义，在族居附近重新建造祠堂，设置木主，祭祀五世府君以下的祖先，另行划分田地供给祭祀，希望能够长久流传。佛教以孝为最高的道理，其慈悲仁爱所及，从自己的亲人推及路人的亲人，从自己的这一世推及已经过去的世代，都应当平等看待；既然平等看待，就应当没有什么不爱，何况是同一元气传续下来的亲族呢？这是我们这些人应当尽心的事，二位法师可以说懂得根本了。作为人子的，谁没有这样的心呢？既然如此，祠堂能否长久存在，并不取决于有没有这篇记。致远字复元，学习天台宗的学问，有文章流传于世，曾经主持天竺永寿寺。

译《行春桥记》洪武戊午年春三月，重建行春桥完工，举行盛大集会来庆祝落成，州郡人士以及僧俗参加者有数千人。在此以前，宋淳祐年间，径山淮海禅师曾亲自主持行桥仪式，石碑上有文章记载。于是仍请今日径山的以中禅师主持行桥，以承续旧日故事。人们说相隔一百三十多年，却如同只隔一天。事情办完后，众人请我揭示其大概情形，给后来的人看。按照文书记录，洪武七年四月桥毁坏，公私都极为沮丧，一时想不出办法。因为这座桥正处在郡城西南的交通要道，又是山水回环汇合之处，为吴中奇观，扼据险要胜地，桥不能一天废弃。第二年，优婆塞正宗开始主持工程，担心自己不能完成，于是把这件事交给长洲僧人善成。善成竭尽诚意劝募，寒暑都不懈怠；因此人们信服他的教化，布帛、粮食等捐赠每天都有，于是大规模召集工匠、采办材料，把旧桥全部拆除重建。选取石材一定坚固，雇用工匠一定优秀，安装桥桩一定密实而深，因为石湖是具区水流汇聚之处，到这里水流收束成为深潭，湍流迅疾，喜欢冲击石块；若不是这样坚固，就不足以长久支撑。工程将近完成一半时，恰逢将作部门有大规模营造，把所有工匠都征调离去，工程几乎中止。秀州人钱玄济一向熟悉桥梁事务，机智灵巧，又擅长砍削石材，能够潜入深水、踏历险处，把困难看得如同平地一般。他到来还不到一个月，便宣布工程完成。桥的长度、宽度和规制全都沿用旧制，但坚固精致超过从前，看到的人又惊讶又喜悦，认为上天确实有帮助此事的安排。桥梁本来是官府主管的事务；如果把它交给官府办理，官府必定向百姓征税，百姓将会观望推拒，怎么能够不扰民而完成呢？即使能够不扰民而筹集起来，所取得的材料又粗劣，哪里还能希望它坚固长久呢？佛法以慈悲广泛救济，造桥修路又是八种福田之一，便鼓励人们行善劝募，人们也乐于趋赴，所以不必烦劳官府、困扰百姓，最终就完成了。然而这一年接连歉收，百货价格飞涨，大家辛劳尽瘁，仍然经历三年、换了三批主持者才完成，这事情是多么艰难啊！二三位主持者的勤劳也已经达到极点。后来的人想到工程完成得来不易，还希望不要忘记继续修缮，使它长久发挥利益，难道可以不把这些写下来吗？《青来轩记》扶风人马彦英居住在具区东岸，开了一座轩面向西，题名为“青来”，取自临川王文公的诗句。王文公过去罢相后居住在金陵，在白下门外筑室，和杨德逢为邻。闲暇日子经过德逢家，在墙上题诗，有“两山排闼送青来”的句子，至今仍为人们传诵而意味悠长。王文公因此选取唐诗，充分掌握各家的体制；他的绝句极力追踪唐人，评论者仍说同唐人相比还隔着一层。然而他身处朝廷，却始终不改变寄情丘壑的志向，写出的语言仿佛同寒门书生相角逐，完全没有富贵华丽的旧习，所以为世人所取法，是应该的。吴地以山水为国家的胜景，而松陵正处在湖水与江水交汇之处：垂虹桥截然横在左边，具区湖浩荡地注于右边，洞庭两山高耸地立在其中，万顷澄澈的水波与它们相互激荡，青色浮动，绿色淡雅，早晚之间千变万化。大体说来，民居官舍上下交错在山光水影之中，不只是有推门而来的青山、田野的绿色而已，实在是天下的壮观景象。如今这样一座小轩寄托在这片景色之上，如果不是喜爱幽静探寻、乐于选择胜景的人，谁能拥有这样的地方呢？彦英逃离世俗而以道为乐，喜爱同贤者交游，打算早晚居住在这座轩中，长啸歌唱、饮酒吟咏，尽情享受山水之乐，诵读临川的诗，寻求与古人交友，这也值得称许。然而我曾听说，善于游览的人重在向内观察，不要只疲惫地追逐外在景物啊！因此作此记。《偃松轩记》广信赵君率初任吴县县丞，在具区之上观察民情，对我说：“我读书的地方有一株松树，盘曲伸展而姿态偃蹇，苍劲寒峭，带有古朴的色泽，凛然呈现出远离众人、独自挺立而不可亲狎的样子，大概是先世所栽种的。我非常喜爱它，便在旁边建屋，因而题名为‘偃松轩’。请您为我作记。”我曾经说过，把意趣寄托在外物上，外物就不能成为我的负累。山川草木、风云月露，互相摩荡，或流动或耸立，过去的接续未来的，都足以使我的正当性情感到快乐。草木的生长、繁茂，尤其容易引起观感，所以君子取它们来亲近自己，但其中的趣味又各不相同。比如屈原对于兰蕙，淮南王对于桂树，王子猷对于竹子，陶渊明对于松菊，都喜爱而不厌，并把这种感情表现于吟咏歌唱之中。这几个人，难道只是留恋一草一木的细微之处，玩赏它们的花色吗？他们寄托的兴致深远，言语的精妙，不容易同俗人说清。何况松这种东西，贯穿四季，经受冰雪，有受命而不迁移的操守；经过深厚的培植、历经长久岁月，成为明堂、总章宫所需的栋梁之材，正是由此产生。君子的志向，拿来同这些形态相拟，难道不会相似吗？这就是以“偃松”命名轩的意义。我又曾听说广信的山水秀美，在江东首屈一指，世代都有文章典献流传。” 您家世代居于那里，自高祖、曾祖以来，常常在乡里称雄；读书而从政，想来必定有根本。您来到吴地时，兵乱刚刚平定，徭役赋税繁重，公文往来纷繁，您却从容谈笑，而各房事务总能办妥。被外物牵累的人，能够这样吗？何况如今您仕途顺利而又勤学，将来一定会德行周备、才能全面，为世所大用；日后恩泽遍及百姓，功成名就，退居这座轩中，来完全享受寄情外物、自得其乐的生活。我虽然老了，还希望登上您的轩，抚摸您的松树，谈谈旧事，彼此一笑。这可以作为《偃松轩记》吗？”赵君说：“可以。”于是我退下来写成了这篇文章。

译《善庆庵记》佛法的根本在于无为，但要建立救度众生的法门、施行教化，就必定需要相应的场所。因此丛林、幢刹的盛况遍布天下，没有什么能够阻遏它。然而我私下观察古今上下数千百年间，寺院所以兴盛、毁坏、废弃、复兴，从来没有不是由于人的。善庆庵在郡城北面六里、湖泾之上，始建于宋绍兴年间，古代碑刻、图籍、文牒都已散失，无法考察；现在能够见到的记载是，元泰定丙寅年，有位继承芳师事业的人，实际使它中兴。至正丁酉年毁于兵火，癸卯年主持僧处林和他的孙子善来同心协力，不怕劳苦，把恢复废墟当作自己的责任，不久便全部恢复旧貌。丙午年又毁于兵火，片瓦尺椽都没有留下，从此只能草草搭棚居住。国朝洪武十二年己未，才开始大规模营造：供奉佛像有佛堂，僧人居住有僧舍，宾客来访有接待之处，门墙、炊事、沐浴等设施都足以称为完备。灯火、香烟、幡盖，钟声、磬声、梵呗，大体都比从前有所增加。远远望去郁然成景，已经成为一方佛寺的完整规模。处林公别号茂苑，晚年坚定地修习佛道，像《法华经》《弥陀经》《金刚经》《般若经》等诸经，都诵读至一藏，八十多岁才去世。善来号仲行，办事勤敏，勇于任事，前后兴建修复的功劳大多属于他，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我看善庆庵在几十年间兴盛、衰败、毁灭、重建，最后成于祖孙二人之手，这不是偶然的。何况当时各地弘扬佛法的场所，有的毁坏后再也不能恢复；而善庆庵却在衰败陨落之后重新兴盛，这又可以说是很难得了。所谓兴盛、毁坏、废弃、复兴取决于人，难道是空话吗？如今仲行以下剃度出家的孙辈有三人，名叫普圆、正宗、绍隆，都谨慎厚道、喜好修行，是善于继承祖业的人。后来的住持如果都以这两人的心为自己的心，那么善庆庵的传承难道会有终止吗？《易传》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在这里已经得到验证。《海萍记》天地之间，物体没有比海更大的，也没有比浮萍更小的。以浮萍寄托在大海中，犹如泰山、华山间的一粒尘埃，太仓中的一粒米罢了。然而大的也是一种物，小的也是一种物，它们共同存在于天地之间，谁知道什么算大，谁知道什么算小？是应该先说海再说浮萍吗？还是先说浮萍再说海呢？大概是无法穷究的。等到上下相互摩荡、物我相互倾轧、强弱相互侵凌、是非相互乘凌时，小和大才显现出来。大小既然显现，品类就千差万别，即使是善于计算的人，也不能列举它们的数量。博物者说：“杨花落入水中，就化成浮萍。”由此可知，浮萍是由物质变化而成的。它尚未变化时，随风向东向西，飘摇浮游，没有根蒂；变化之后，随波上下，聚散开合，没有止境。人的生命存在于天地之间，也与此不同吗？是浮萍寄托在海上吗？死于这里而生于那里，忽然兴起又忽然消灭，千变万化，从来没有尽头。还是与此不同，浮萍被变化所拘束吗？善于观察万物的人，不被万物所役使，所以能够成就万物。把大小看作平等，把彼此看作一体，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到。我的朋友询无言以“海萍”自号，希望我为他作记。我和无言都是佛教徒，姑且把我的话告诉他。我曾听说，世间所谓极其广大而没有限量的，就是虚空。但我的心的容量，又把虚空包容在其中。虚空生于我的心，犹如水面上的一个水泡生于大海。水泡消灭，虚空也就消亡，那么一切万有都会丧失，何况海和浮萍呢？海和浮萍本来就不可凭空说它们真实存在，您想用它来标示自己，我又为此作记，恐怕是不可以的吧？虽然如此，这个道理也有落实到事物上的一面。无言深深契合道的根本，精妙地体会空与有，正要以幻法修治幻相，这样做就是合适的，又有什么妨碍呢？所以我为他作了这篇记。难道不会有人听到“海萍”这个名称而有所觉悟吗？《桃源小隐记》从前晋人记载桃源，说秦地人为了逃避战乱，带着妻子、儿女和同乡人来到这里居住，起初并没有说这里有神仙。如今武陵已经成为内地郡县，山川风物仍和从前一样，哪里还能看见所谓的桃源呢？大概在那个时候，秦朝政治虽然暴虐，但偏远荒僻的地方因为距离遥远而得到幸免；深山幽谷中还可以聚居生存，百姓乐于归附，在那里耕田凿井，养育子女、终老一生，衣食不依赖外界，于是完全不再同世俗相接触，这样的地方还很多。自晋代以来，山泽中的利益都被开发殆尽，一寸土地也没有遗漏，哪里还能够找到武陵的桃源呢？所以好事之人相互传说，把它说成仙境。此后不愿为世俗所用的人，往往借此表明自己。如今遗迹仍大致可以看见。海虞山在琴川上游，距离北城郭不到百步；在它左侧山腰有一处称为桃源洞的地方，大概也是古人留下的遗迹吧？徐君彦宏的先人坟墓就在这里。彦宏于是依傍它筑室，题名为“桃源小隐”，来拜访我，请我为它作记。徐氏世代是海虞的望族，自赠同知余姚州事、名岩起的府君以来，家族更加兴盛。在它最盛时，一门之中仕宦人物和文化典章齐备，住宅、园林、池塘的胜景超过其他家族。面对山建有一堂，名叫“致爽堂”；堂前花木山石繁茂，当时的名公卿士以及各地游士来往游赏、弹琴吟咏，几乎没有空闲的日子。家塾中有老师，琴瑟歌诵从未中断，前来求学的子弟大都文质彬彬，也可以说很兴盛了。到了彦宏这一代，正逢时代变迁，旧日的世家大族已经没有留存；但彦宏处在其中，仍然逍遥自得，保有往日太平时代的旧有风貌，正要把古人当作朋友来尊敬，追随他们的隐居生活。这是因为他的内心不被外物牵累，能够随世道变化而自处，也说明他的家教产生了作用。求学问道的功夫，难道可以欺骗吗？彦宏既然居住在桃源，每天都有吟诗读书、讲习学问的快乐，也有山水鱼鸟带来的适意，淡泊自足，对世俗没有要求，本来无愧于武陵人。然而哪里比得上让整个世间都成为桃源，并说“隐居在我而不在外物”呢？古人关于山林和朝市的议论，不也显得浅陋吗？这样说来，桃源之隐，彦宏所作的是小隐，又有谁能做大隐呢？我曾经做过“致爽堂”座上的客人，如今老了，能够看见他的子孙贤能，没有失去旧日的传统，所以很高兴谈论他的家世，并乐意写下此文。徐君名洪，彦宏是他的字。

译《浮玉轩记》《周官》说扬州的水泽有五湖，如今的太湖就是其中之一。评论者认为它上承咸池、五车的气象，所以一片水域有五个名称。道家认为太湖是仙家浮玉山的北堂，这种说法虽然不合经传，但名山大川能够兴云降雨、滋润百姓，必定有神灵主管它。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尊崇祭祀它们的，考察《诗经》《尚书》就可以知道。如今具区湖水浩瀚漫延数万顷，像衣襟腰带一样环绕三州，是众多水流汇聚的地方，是鼋、鼍、蛟、龙所居住的洞穴，也是秔稌和货财生长繁殖之处；再加上野鸭、大雁、鱼、鳖、蒲、荷、菰、苇、菱、芡的丰富物产，它给人的美好利益，实在数不胜数。吴地东南几郡的水流，都有支流别派，从这里脉络相连、延展浩荡，然后汇入大海，真是天下极其壮观的景象。包山的幽深处有林屋洞，松江的废墟中有甘泉祠。它作为列仙的馆舍，难道是虚妄的说法吗？像鸱夷子皮那样的人，本来曾经治理过别人的国家，功业大成、声名显达，却能够摆脱天命刑罚，乘一叶扁舟离去而不再回来；想来他的精魂怎么会甘心同草木一起腐朽呢？烟波浩渺，风帆雨桨之间，仍可想见他往来于此，那么浮玉之堂，难道不是这类人的寄托之所吗？然而环湖而居的人接连不断，没有不喜爱湖上的清光胜景的，只是没有时间完全探究它的根源，所以浮玉之名还没有在世上显扬。湖的北岸，徐生徐升居住在那里，开始把轩的东边正屋作为宾客到来的地方，向我询问名称，我于是给它题字为“浮玉”。徐升便请我写文章作记。具区湖的广大，本来不容易论说，姑且就现在这座轩来讲：东面是湖水与江水交汇之处，万千景象汇集于此，垂虹桥横跨其上；人烟村落，高低错落，时隐时现。北面则群山横列，倒影映在水中，天空和水面空明荡漾，水势浩瀚，映着碧蓝的天色，景象就是如此。称作“浮玉”，玉本来不会漂浮，只是借物来作比喻罢了。当水面平静、万顷一色时，仿佛登上昆仑山遗址，看见悬黎美玉和夜光宝珠，光彩充满眼睛；有时风起水涌，涛声澎湃，又仿佛在洞庭原野上演奏音乐，五音一齐奏响，宫音商音彼此应和；若不是“浮玉”，又用什么来命名呢？徐升很喜欢办雅事、乐于行善。每当宾朋聚集，打开窗户向外眺望，先前所说的景物全都无所隐藏；酒兴正浓时长啸歌唱，恍惚间仿佛鸱夷子、天随子一类人物聚集精神，相互在俎豆之间酬酢，不只是像同浮丘公交握衣袖、同洪厓先生拍肩而已。有人说浮玉是绝美的景色，不是一座轩所能完全表现的。过去贺知章归隐会稽，诏令赐给他鉴湖、剡川的一曲之地，那里的风物也很美，但领略其胜景的地方，也只不过是山阴的一间茅屋罢了。古今人物虽然相隔悬远、各不相同，但他们从山水中得到的快乐、游览适意的趣味却是相同的。登上这座轩，难道不会对此有所感慨吗？所以写下这篇记，来同后来的来访者共同分享。《玉峰书隐记》从前汉代东观的学者，把藏书之处称作道家的蓬莱山，是说那里经籍很多。所谓群玉之山、号称册府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如今昆山据守东海，世人称它为群玉峰。我的朋友吕君克明在这里读书，于是把所居题名为“玉峰书隐”。啊！这个名称用来命名居室，是多么恰当而美好啊！书，是圣贤承载道的器具。学者想求得圣贤之道，舍弃书籍还能凭借什么呢？但必须坚定志向，询问辨析，精心思考并反复推求，然后才差不多可以接近圣贤之道。至于说“隐”，是说高举远引、避开世俗而居。那种人的志向，是不愿参与世事，正从外物中取得寄托来显现自己，大概将借此逃避现实。书却是道所存在的地方，并不是借来逃避现实的东西，难道可以说它是“隐”吗？我私下曾思考，所谓隐，不只是逃遁隐藏，也含有潜心专注的意思。我听说克明居住在这里，沉潜于《诗》《书》《六艺》的学问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已经采集其中精纯的内容，咀嚼其中的芳香肥美，上下贯通古今，包罗万物情态，发而为文章，以回应后来求学者的需要，并且取得了当世的声名。他正要深入探究圣贤的内蕴，用来修养自己、使他人善良；即使不能在当今施行，也一定会在后世留下声誉。这就是克明的志向。这样说来，玉峰之隐难道不能成为彰显宏大事业的资本吗？克明让​​我为他作记，所以我写下这些话。

译《友桂轩记》友桂轩，是谢君彦明读书、学习文章的地方。彦明天资很高，喜爱古文和六艺之学，对佛、道以及诸子百家的书也没有不读的，善于广泛阅读、牢牢记忆。刚到弱冠之年，已经在士大夫之间有了声名，诸位公卿争相交结，异口同声地称誉他。但彦明并不因此自我满足，仍然极力搜求考察，竭力写作文章。恰逢科举已经废止，他得以专心于古学；每次下笔都以古人为老师，文章法度纵横驰骋，上下贯通，稍有不合就不肯写出。只是遗憾自己居住在偏僻乡邑，没有好的老师朋友，又有父母在堂，不忍远离他们身边。以古人为朋友还觉得不够，于是又从外物中寄托自己遥远的思绪。庭院里有一株古桂，特别不同于其他植物，他心中非常喜爱，每天在树下诵读吟咏，心有所领会，亲眼有所感触，精神彼此贯通，仿佛从中得到正直、诚信、博闻的益处，于是便用它命名这座轩。我曾和彦明在轩上逍遥游处，同他共同商讨考订高雅的道理，一同赞叹古人文章的精妙。彦明说：“您对于文章也有特别的见闻吗？”我说：“我是佛教徒，没有把文章当作事务。然而我生在盛世，得以见到前代文章大家，几位老先生也很接近他们的余论。他们说：‘从前唐子西说过，六经以后便有司马迁；六经无法学习，所以学习文章应当学习司马迁。又说：‘学习司马迁应当从班固开始。’后来我根据这些话，私下观察他们的文章。秦汉时代距离上古还不远，王道的恩泽还没有熄灭，所以那时的文章不是后世能够赶得上的。此后各代都有作者，但最兴盛的莫过于唐宋；然而同秦汉相比，已经有差距了。自从训诂之学盛行，古文便衰微了。近世文运中兴，著作创作尤其兴盛；其中卓然挺立、振兴古道的豪杰之才，并不逊于古人，但受到时代风尚牵制，不得不随之靡弱，这样看来，他们的文章最终还是有愧于古人吗？或者我又听说，古人评论建立言论、著述文章的人，说汉不如秦，秦不如周，时代越往下，道术便越低，这是时势造成的。如今评论文章的人，往往固守老师的学说，喜欢肯定今人而否定古人，吹毛求疵地挑剔古人的过失，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古语说：‘家中有一把破扫帚，也把它看作价值千金。’这正是不能看清自身偏好的弊病。我因诵述所听到的话，于是谈到这里，并不是专门评论文章。至于这座轩为什么这样命名，我又听说：‘古代乡里没有君子，就同云山交朋友；乡间没有君子，就同松柏交朋友；坐席之中没有君子，就同琴瑟交朋友。’如今仰观俯察于天地之间，山川、动植物、风云、月露，哪一样不是我们的朋友呢？难道只有桂树吗？桂树产于南方，实际禀受炎热之德，坚贞而不改变，文采在适当时节显发，具有文明的象征。彦明大概正是从这里有所取法吧？至于把它比拟为某种形态，以及攀援桂树、吟咏歌唱的适意，已有诸位君子的文章和诗歌在，我不敢抄袭他们的话来烦琐告诉您。《故庭法师行业记》古代先贤大法师，智慧足以了解诸佛建立教法的根本，言语足以通达群经旨意的奥妙，顺应众生和事物的不同情况而施行不同教化，起初并没有彼此宗派道路的分别。后世学者不能观察他们融会贯通之处来尊崇佛道，反而各自专守一门一派，务求彼此对立，甚至互相诋毁，这就是佛道衰落的原因。至于那些生在后世、卓然不被流俗迷惑、不拘泥于本师学说，吸取各家异同而融会贯通，获得古人大弘佛法之心的人，大概只有古庭法师了吧？法师名善学，古庭是他的号。他出生于吴郡马氏，十二岁在大觉寺出家，十七岁受度成为僧人。第二年，他跟随林屋清公在光福学习《华严经》，没有所得。又过一年，听说曹溪宝觉兰公很有声望，便前去依止他。兰公把法界观门和玄文要旨传授给他，法师接受学习后完全通晓其中义理。兰公谨慎地认可弟子，唯独对门人说：“这个学阇黎名实相副，我的道统大概就在他身上吧？”从此以后，法师求教叩问更加勤勉；凡是贤首宗一家的疏钞，以及《华严》《圆觉》《楞严》《起信》等经部的微妙言辞和深奥义理，他都极深地研究，昼夜不知疲倦。由此深入法界的门径，作《十玄门赋》，阐明圆教宗旨，众人争相传抄。当时有人讲说《华严》，把“应观法界性”解释为十界差别的事，把“惟心造”解释为真如之理。法师听到后说：“把真如和生灭颠倒错置，竟到了这种地步。”至正甲申年，他于是成为宝觉法师的副讲，后来继任报恩寺第一座。正逢宣政院请法师在昆山荐福寺开坛说法，当权者想让他出于自己门下，法师作《曹溪水》四章来拒绝他们。刚过两年，就离开了。庚寅年，众人又请法师主持阳山大慈寺，求学者更加众多。他常常对大众说：“我早年就通晓《法华经》，多次进入法华三昧。从前长水曾向琅邪求道，又跟随灵光学习；灵光是传授天台教法的人。古人为求法尚且如此，我们这些人专门固守一门，可以吗？”国朝洪武二年己酉，光福人集合僧俗，备办威仪，带着书信和礼物请法师住持光福。光福是铜像观音道场，法师到达后，施主纷纷前来。三年，寺中僧人因为输送赋税违背约定，应当迁往赣州；官府因为法师一向不参与此事，想替他剖白，连押送的官吏也敬重法师有道，彼此告诫不要侵犯他。但法师认为自己过去的业力不可逃避，漠然不作申辩。这年夏天，他和六名僧人一同前往，抵达池阳马当山时示现疾病，死在寄居之所。听到这件事的人没有不为他惋惜的。古庭法师容貌十分清瘦，仿佛连衣服都承受不起；但他持戒谨严、品行清白，善于克制身、口、意三业，从未有片刻放纵。闲居独处时，三衣从不离身，读诵经典也从不放下手中的书。他曾与同学原澄围绕大乘教中“同”“别”的义理互相诘难，撰成《法华问答》若干条。又曾主持修习《法华》期忏，撰写《法华随品赞》三十篇，辨明正教的关键。他有杂著、诗文的抄本，也有文集，都在学者中流传。法师生于前朝大德十一年丁未，卒于洪武三年庚戌。从出生到去世，享年六十四岁。门人处仁、法慧担心法师的德行事迹最终散失，于是请启宗佑公编撰他的事迹，想把它刻在石上。启宗与法师一向亲爱，是最了解法师的人，他的话可以传信。如今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启宗审定的，只是借我的笔写出，是为了表明事情的公允。唉！古庭法师本来就是奇伟卓绝、不可磨灭的人，他的事迹必定会流传，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说，法师遭遇灾难时，难道不能善于自行解脱纠纷吗？唉！真正的圣人以利益众生为己任，以身殉道，无论平安还是险难都一视同仁，难道肯趋利避害来保全自己吗？像法师所遭遇的事情，乃是佛法运势的厄难，与法师本人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把这些事详细列举出来。

译《兴福寺重修塔记》常熟设置为县，就是依靠虞山来治理。县治东面有崇教兴福寺，是宋代建炎年间文用禅师开山创建的。起初，禅师精通宫宅地形之术，闲暇时用这套说法观察地势，说：“这个县城的地势，右边高而左边低，失去了宾主相对的格局，应当在青龙左角修建一座佛塔来镇护它。”他把这件事告诉县令李闿公，李公认为他的说法很好，于是铲除低洼积水之地，大规模修筑塔基，在上面建塔，但工程只完成六成，禅师便去世了。咸淳年间，有一位名叫渊的塔主，全部拆除遗留下来的建筑，重新建造了现在这座塔。塔高九级。当时日观温公替它撰写募缘疏文，远近的人纷纷响应，布施的钱财像云一样聚集，于是终于建成。塔顶安置露盘，以金刹作标志，四周设置栏杆和盾板，金碧、朱红的色彩上下辉映，巍峨壮丽，成为一方的宏伟景观。人们都说渊公就是用禅师的后身。后来县升为州，风俗气象更加完备，百姓和物产日益富庶，大概确实有冥冥中辅助的道理。年代渐久，塔的棱角、屋檐和椽子日渐倾颓坠坏，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忧惧。国朝洪武八年，寺僧净慧广泛募集众人布施，重新兴修。十六年癸亥，工程才完成，旧日的景观已经恢复。前来瞻仰、依止的人都赞叹不已，于是请求我记载这件事，以示后世长久流传。从前晋代沙门昙彦与许询在越城共同建塔，塔尚未完工，许询便去世了。到了梁代岳阳王萧詧镇守越地时，昙彦还在世，于是告诉他说：“许玄度到哪里去了？当年建的佛塔如今还和原来一样。”萧詧恍然大悟，明白了昙彦就是许询的前身。这就是今天绍兴的应天塔。由此说来，渊公是用禅师的后身无疑了。又怎么知道今天的慧公不是渊公的后身呢？后来的人对此文大概也会有所感发吧。《东臯录》卷中 钦定《四库全书》《东臯录》卷下 明代释妙声撰 《海上人观音示梦述》梦由思虑产生，思虑根源于心；心是神明寄居的处所，梦是神明交感的表现。《周礼》所说的六种梦，其中一种叫“正梦”，是说没有外界感触而自然做梦，其余几种都与思虑有关。思虑有邪有正，所以梦也有吉凶，解梦占梦的方法由来已久。我们圣人的应验并不需要谋划，无论何处都可能显现；而那些思念诚切的人，常常希望能够见到圣人。精神与神明相交而在梦中显现，灵异的征兆大概必定先有其端倪。《礼记》说：“清明之气存在于自身，志意和气度如同神明；嗜好和欲望将要到来，必定先有启发。”说的就是这种情形。长山寺沙门法海一向恭谨奉事观音大士。到了至正十九年庚子八月十五日乙夜，他梦见一个妇人来拜见，仿佛有所请求；看见她的右臂没有了。第二天，他因事来到聚坞，沿湖边行走，看见水波中有一件东西浮沉而来，起初并未在意。后来那东西渐渐靠近，漂到沙滩边，他走近一看，原来是观音大士的旃檀像，只是右臂折断了。于是想起从前的梦，便拜了两拜，将佛像迎回。又请善于摹拟形貌的人把它修补完整，涂上金色，另行制作冠帽、缨带和杂佩。让佛像安坐在岩石山谷之间，仿造补怛洛迦山海水从岩下流出的景象，上方呈帝青色，频伽、军持、善财等像也都齐备。韦防、摩利支在左右护卫，金碧色彩鲜明，庄严得仿佛活着一样。凡是瞻仰礼拜的人，没有不踊跃欢喜的，同时又因哀慕感动而赞叹这件奇异之事。我听说观音菩萨是从听闻声音而入道的，所以能够无声而无所不闻。法海精通梵学，又以音声作为佛事，这与观音的道理相契合，实在是应该如此。有人说：“自从经历战乱，拆毁房屋、毁坏佛像的人很多，为什么大士偏偏这样眷顾法海呢？”我回答说：“你没有见过月亮吗？月亮映在水中，清水和浊水都能照见；清水能显出月影，浊水却不能，这难道是月亮本身的性质如此吗？是水有能不能映照它的差别罢了。所以至人的示现教化，随着众生的感应而应现，有时显露光彩来警醒迷惑者的耳目，难道是屡屡以显灵为事吗？”何况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