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徳集卷九

译《应制举上诸公书》。我听说：圣人所说的道，以简易为根本，包罗天下的道理，以仁义为作用，用来成就天下的事务。它并不幽深遥远而难以明白，也不空疏宽泛而难以施行，更不是漫无边际而无法考察验证。自从微妙的言论消失以后，章句之学便随之流行起来。诸子百家各自奔逐，众说纷纷驰骋，各自学习自己的老师，却忘失了根本纲要。因此研究《易》的人，不穷究天地本始和变化的神妙，以此推求人事，却只务于说明上下没有两部经典的差异；他们说《系辞》不是仲尼所作。研究《诗》的人，不考察风俗的时代变迁和王道的始终，以此参验治理国家的体制，却喜欢议论《商颂》《鲁颂》的不同以及毛氏、郑氏两家解释的细小差异。研究《春秋》的人，不考察刑赏的大原则、权宜制度的是非，使一切归于皇极，却争论日月纪事的条例和五始、七等形成的文辞。研究《尚书》的人，不取法其中君臣上下之间赞叹、应答、告诫的意义，也不探究施政设置的纲要，却争论《武成》是否完全可信、秦费二篇誓文是否不应写作。有的人解释几个字的文章，写到数十万言，却不能判定是非正误；想要以此辅助世道、统率百姓，而关于天下国家的大略，却大都空缺。过去尧舜盛治，尊冠百王，而《尚书》称说他们的伟大，只说是顺从考察古道而施行。傅说在商宗面前进谏，也说要以古人为师才能长久保有天下。孟轲在战国时期奔走不息，向诸侯宣传自己的学说；如果不是二帝三王关于仁义的言论，他从来不轻易谈论。由此推论，君臣之间如果舍弃这些经典中的重要道理，还到哪里去考察法则，以完成治理天下的工具呢？所以西汉、东汉的博学大儒，如董仲舒、儿寛、公孙▯、夏侯胜、隽不疑、伏湛、侯霸、鲁恭、郑兴、桓荣这些人，都凭经术博大坚强，勇于使之适用。他们转而教导君主，推明治理的纲统，建立重大的议论，施行长远的事业，大都能够有所考据，不违背三纲五常的名分和义理。就像手持秤衡、按着绳墨，审察万物的轻重曲直，即使毫厘之差也不敢欺罔。永远思考圣人立教垂训的心意，既然如此，君臣之间以经书为师、以正道为法，也应当这样。然而学问不执守六经的作用，不能用来应对世务的变化，反而放纵纷乱，乐于制造繁衍枝蔓的学说，越来越造成支离破碎的弊害，实在令人深为惋惜。又听说哲人志士心中所存的志向，不以使世俗难以接受为高明，只求能够使天下得到完善罢了。大概因为他们以仁德为自己的责任，距离目标越远越发努力；大的方面希望恢宏兴盛先王的事业，使天下达到至治的极点；小的方面希望补救偏失、弥补弊病，使百姓一时得到安定，所以如此。然而三代盛世，都出自圣人经营创建的法度，足以维持百世。因此实行井田制来授予百姓土地，以什一之税确定赋税，天下百姓便富足；设置九种赋税以供国家使用，实行九成之法以均衡节制，天下的财用便丰足。制定乡遂制度组成六师，农闲时训练作战，天下的军队便强盛。从家族乡党以上直到国都，都设立学校加以教导，天下士人便得到平日的培养。六卿率领属官辅佐昌盛的君王治理天下，内外事务都必定得到办理，天下的官员便没有侥幸尸位者。凡是用于政事教化的制度，都可以遵循而守持。那些贤能、智慧、有才能的人，只需辨析事务，不再需要另行增减、废置制度。等到汉朝兴起，天下已经遭受极度的丧乱，三代宏大的制度和规范大概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那时君臣的计议，多半出于一时的苟且简便，各种制度没有一项足以供后世沿用。等到弊病产生、变乱兴起，贤人君子便斟酌权衡、裁定安排，制定相应策略。因此七国相互对峙，外部又有尾大不掉的祸患。祸乱将要兴起时，晁错提出削减诸侯封地的主张，以削弱诸侯而加强王室。百姓背弃农业根本而趋向末业的很多，淫靡奢侈的风气日益增长，财用大为困乏，于是贾谊提出务农的计策，想驱使游荡的百姓返回田亩，以扩大储蓄积累。兼并土地的道路没有被堵塞，富裕之家拥有数以万计的资产，贫弱百姓越来越困苦，于是董仲舒提出限制田产的主张，用来约束过度兼并、弥补不足。管理百姓的官吏屡屡被罢免更换，百姓不能得到安抚安定，于是朱浮重申不可过度苛细察访的劝戒，希望让官员任职长久，使百姓服从朝廷教化。选举任官失实，贤能与不肖混杂错乱，又没有办法协调推行风俗教化，于是左雄提出限制年资的请求，考察名实是否相符，务求得到真正的人才。任用刑罚繁多、禁令严密，君主以严厉政治显示威势，而百姓陷于残暴苛虐，于是陈宠上奏疏请减省法律，愿意除去超过《甫刑》的繁苛部分，以符合经书中的礼法并救济众生。凡是这样做，大体都是弥补缝合制度的缺漏，纠正各种倾斜邪弊，随着具体情形制定制度，不过是要把百姓安置在康宁安定的境域罢了。又听说圣人的政治，都切实以达到治理为目标，却不能保证毫无弊病。学者的言论，务求铺陈文辞，却未必能够适用。拿不能适用的言论，去陈说不可能没有弊病的政治，那么辞藻华美、崇尚浮夸，超过实际而不切合根本，哪里是所谓有补于世呢？从前汉文帝以恭敬俭朴治理天下，号称隆盛太平；朝廷没有大的过错，边疆没有大的忧患，天道地理没有大的变异，百姓没有大的失业。然而献书的人却认为当时有值得痛哭的、有值得流泪的、有值得长久叹息的事情，违背义理、伤害正道的地方还难以一一列举，难道当时的形势真是这样吗？这也是因为受到忠诚和愤懑的激发，竭力说出切直而令人警惧的话，希望借此使人主有所感悟，所以才这样。陶氏曾经阅读六经，探究其中的要旨，舍弃拘泥章句的习气，务求以简约、明白、切实为根本。统义曾遍览旧史，私下考察近事，研究古今治乱得失、众多治乱安危的变化，只有确实有所心得，才加以论说并记录下来，不沉溺于夸饰的辞藻和浮夸的议论，以求文章工巧，而希望其中多少能有助于治理。治平年间，有人认为这些话可以用来充实天子征求直言的诏令，采录后上闻朝廷；但拿今天来验证，时代不同、事情变化了，从前的议论大多已无可取之处。然而仍然勉强进言弹劾，想求合于科举所规定的格式，大概是知道它的旨趣所在。恭敬地想，阁下德业文章的美盛，充积于内而光辉显露于外，正把二帝三王的道理进献给我们的君主，讲求修明国家的制度，以造福万世；又搜罗天下人才，使他们在职位上显露才器，让各尽其用。怎么能因为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便不被阁下左右所录用呢？《诗经》说：‘青青的是莪草，生长在那山洼中。’这是说君子培养人才，天下人便会欢喜快乐，为之歌咏。《诗经》又说：‘古人有这样的话，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这是说古代贤者谋议时也询问普通人，从他们那里采纳正确的意见。《二雅》中深奥的训诫，都是明智之人亲身履行，以成就事业的。陶国没有足以承受君子培养的恩赐，也希望能够成为古人所询问的对象。只希望阁下稍稍予以提携，便是万分幸运，万分幸运。

译乂应制举上诸公书 陶氏曾阅读旧史，以探究治乱变化，并考察仁人志士的志趣所在，大概也略略有所见识了。过去汉文帝以恭敬节俭治理天下，号称安定太平，朝廷没有大的过失，边境没有大的忧患，天道地气没有大的灾变，百姓也没有大的失业失职。然而贾谊上书，认为当时的事弊中，可以痛哭的有一件，可以流泪的有两件，可以长叹的有三件，至于违背义理、伤害正道的事，更是难以一一列举。难道当时天下的形势果真如此吗？大概是贾谊的心出于忠诚和愤懑，务必要说出切直而令人警惧的话，想借此使人主有所感悟，所以才这样。后来汉文帝也深深听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养育臣下有节制，分封诸王有制度。到了唐文宗承接长庆年间的局面，政治都很怠惰，百官制度松弛废弛，威势号令困顿衰弱，国体不完整，但他仍有意于实现太平。有一天在燕见时，向朝臣询问，牛僧孺认为天下太平还没有明显迹象，并说：‘现在四方夷狄不相互侵犯，百姓不流离失散，君上没有荒淫虚妄的行为，臣下没有怨恨诽谤，民间没有强横之家，公正的议论没有受到阻塞；虽然还没有达到大治，也算是小康。’难道当时天下的形势果真如此吗？大概是牛僧孺的内心不能勉力有所作为，只是窥测皇上的意旨，说些顺从取悦的话，以求取容罢了。后来王室的政事委弃坠落，不能振作，实在令人深为惋惜。如今人的疾病，虽然由外部感受而来，还没有成为腹心之患，扁鹊、仓公一望便能察觉并警告他；这样被医治的人，一定会有忠惧、修身、谨慎的想法，也差不多可以痊愈。等到已经有了腹心之患，庸医却告诉他说‘没有什么伤害’，这就是促使他死亡的说法。太平时期的政事，也有像疾病从外部感受而来的弊病；如果认为还没有发展成沉重的病患，便不提出震动世俗的议论，来打开君主的视听，使他恐惧、修身、谨慎以求痊愈；等到形势几乎亡国了，却还告诉他说‘没有什么伤害’，这不是扁鹊、仓公的用心，而是庸医的做法。拿汉、唐的事迹来推验这两位的言论，是非就清楚了。君臣相处之间、治乱安危的道理，怎么可以在言论上苟且呢？国家设置科举来延揽天下方正之士，是想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只是想听意见，更是想采用他们的治道。士人存有志向而求用来充实诏令，并不是要用禄利诱取，把这当作求取美好仕途的阶梯。天灾地异是上天的谴告，人道物理中有危险和隐微，纲纪有所废缺，风俗教化有所流弊，德泽不能养育百姓而损伤忠厚的政事，根本要领不能辨明而败坏已经成就和正在成就的功业：这些都是世间的大患，不能顾望迟疑、隐避不言。陶氏对此牵挂忧虑已经很久了。只是才能低下、思虑浅薄，对所信之道又不够坚定，本来不足以承担这样的责任；若要为天下谋求君王的治理，惟愿明公明察我的话并非苟且之言，也能予以进用，那么天下大概就有希望得到治理了。早晨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君子又乐于培养人才，这就是培养人才的道理吧？上吴殿院书 我和阁下初次分别的第二年，听说您奉召从长沙回来担任御史，我私心十分欢喜，认为朝廷提拔真正忠诚的人，寻求补救、整顿各种政务，这是值得天下庆贺的事。只是我未曾写一封信与您通消息，叙州方面也是这样。没过几个月，又听说您间或纠察宰相的过失，所论切实正直，于是被贬到池阳。士大夫们都惋惜您不该离去。今年春天，皇上想到言官职责难以知悉，公议不可废弃，又召您回来任用，而朝廷中贵人的势力于是受到遏制。阁下所树立的操守是怎样的，竟能受到当世如此重视？真是令人敬畏！这样看来，天下的事情不足以作为最大的事情，功名也不足以计较得失；只有忠臣义士激昂抗争，把积蓄在心中的意见公开发露出来，以安定国家、爱护君主为首要事务，始终无愧而后已。陶氏私下考察古代，采纳言论的途径十分广泛：从三公、四辅，早晚接受规诲；卿大夫进献规谏；士人抗议；下至卑微的百工，也都拿自己的技艺来进谏。因此一有过失，众人便能加以议论，使君主因而觉悟。如今群臣享受俸禄、居于职位，虽然有志于百姓，却不负责进言；一旦谈到朝廷的善恶，便有人讥笑说这是僭越妄为，又笑他沽名求宠，更何况还能取得信任吗？唯独谏官、御史能够奋然不顾，避免退缩，以指摘过失、规正朝政为己任。然而我私下观察天下的事情，确实有违背大公大正的，有隐藏在大利大害之中的；幸而谏官、御史进言，便能挽救它；不幸而不进言，挽救它的途径便无从到来。这正是百姓休戚所系、国家治乱所关的地方。如今的形势，关系宗庙社稷、最为重要的谋划，我还没有听到。长久思考根本之策，实在令人寒心。陶氏疏远鄙陋，不明白事体要领；难道是因为事情涉及机密和防范，必须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发表吗？还是君臣之间把它搁置起来，尚未议论呢？或者庙堂之上权力和制度早已确定，不可改变，我却不得而知呢？愚拙而诚恳的心意实在牵挂此事，希望寄托于阁下。

译上赵杂端书 我私下听说朝廷慎重选择掌管言责的官员，苦于难得其人，于是召还执事，任命为杂端。诏书刚一下达，士大夫便彼此相庆，认为朝廷政治昌明，辅相同心协力，乐于得到忠义之士，共同维持纲纪，以留给后世无穷的好处。因此执事两次出任而又两次召还，到如今这次回来，天下对您的期望更加深厚，所负的责任更加重大，您在始终进退之间也更加艰难。执事天性坚贞正直，信守正道而深厚，勇于坚持的气概从未在容色上暴露；道路无论险夷，都不能使您稍有改变。您总是趋向敦厚宏大的节操，以尊崇树立国家体统；发表确切的议论，切中当世事务；把它们施行于事业，光辉显著，这些已经可以看见了。您一定能处置此任而无愧，施行抱负而有所作为，足以满足天下的期望，也足以副合朝廷的任命。既然如此，在始终进退之际，又何必忧虑它困难呢？如今国家法度宏大深远，治理的工具得到扩充；寻求根本策略并不苟且，朝夕谋划不让奸邪谄佞涉入庙堂，百官中也听不到朋党的嫌疑。恩泽百姓的实际利益虽然还没有遍及四海，却时时有所流露；制御边疆的大略虽然还没有流传百世，却每天谨慎地防备。只要循此守护，防止出现未达到的地方，并加以讲求修明，也差不多是逐步达到治平的办法了。仁圣太后宽厚，容许言路不被堵塞，议论政事的臣子进献可否，往往都加以听取采纳。然而邪险之人，所任并非他们应负的职责，只会窥测可以获利的机会，忘失自己的名分和道义，以为一旦发出危言，便能惊动君主的意旨，借此取得美名和显贵的仕途。于是他们假托忠诚的行迹，伸张悖慢的志意，多作诡辩来揭发隐讳之事，巧作刚愎之辞来诋毁斥责安慰之言。一片话语上达天听，事情便传遍中外；邸报司传布消息，流传到夷夏各地。浅薄之人、狂妄之士借助他们的言辞，使朝廷蒙受有过失的名声，而自己却享有直言的声誉。近年广西的奏疏、泗州的议论，大都属于这一类。仲尼说：‘有德的人必定有言语，有言语的人却不一定有德。’又说：‘厌恶身处下流却讥讪上位的人，也厌恶以攻讦为直率的人。’大概君子能够先处置好自身，然后才能谋划他人，关键只在于反省自己内心究竟如何。鼎镬在面前而气概不受震慑，九命之尊来到门前而神色不喜，唯以社稷和百姓的安宁为务，难道是这些人所能做到的吗？推究他们的归宿，不过是希望侥幸在世上获利罢了。古人入朝向君主进言，有了过失便称说‘这是我的谋划，这是我的计策’，却又说‘只是君主的德行’，说自己是替君主进言而四方并不知道；他们的言论不作为自己的功劳，而天下却依赖他们的功劳。这是尽全臣子的重大本分、完成贤者长远事业、辅佐君主使其成就功业的方法，不应当如此吗？这些事情都是执事详细听闻并深思熟虑过的，我陶氏哪里值得在其中喋喋不休呢？士人本来只向知己倾诉；如果没有执事，我哪里曾谈及这些？只希望您宽恕我，便万分幸运了。与唐士宪书 前年冬天，执事因侍奉双亲来到晋地，我得以承受您的教益；我虽然不聪敏，但每次相见谈论，都总以道德为依据。后来执事进入御史府，挺立朝廷之上，行动中多有进言纳谏。您担心执掌法令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使朝廷内外失去可以瞻仰依靠的人，于是说朝廷纲纪所系极其重大，防微杜渐，非正直之臣、端方之士不可担任，并上疏说明此事。不久因避亲嫌而补任外地，这正是您处置进退时凛然有大节的表现，可以说是继承发扬了您的家风。天下有识之士因此听到风声而增加气概，也勤勉地仰望高山。陶氏今年秋天罢官回到台府，见到仲氏君益，才知道执事从前并不鄙弃不肖的我，曾举荐我代替自己。私下惭愧自己的才分疏拙，本来不足以承受您的厚爱；然而义理所激发、志向所相同，怎么能不说几句话来拜谢您的恩赐呢？《诗经》中的君子真诚地乐于与贤者共事，《易经》说藩篱上的瓜蔓相连，因为同类而一同前进。虞书所载九官彼此谦让，儒行所说爵位相互推先，以及举荐他人代替自己的事迹，都源自这个道理。仁人志士所以遵循古训并推及同类，并不只是喜爱贤者、尽朋友的情分而已，大概还因为以德业相互期许，希望使它们在行事和功名上始终相应。过去姚崇以宋璟代替自己，而宋璟应对变故、守持原则，各自尽展其才，成就天下大事，于是开元年间被称为太平。裴度以崔从代替自己，崔从在朝廷上神色正直，不回避权贵宠幸；台阁的事务交付内廷处理时，他抗议请求归还有关部门办理，于是台阁的清正舆论认为得到了合适的人。陶氏虽然愚钝，按说没有多少成就，却能够厚重地约束自身；平日远远浏览典籍，深深思虑世事变化。至于优秀史家的宏大正直、世间的危切议论，便意气激昂，真诚喜爱并努力推行。自己厚待自身，却薄待别人，这不是陶氏的本心。执事请明察。景陵风物清幽，道术意味一定令人喜爱，什么时候才能多多承蒙您相见呢？别范子功书 自从车驾跟随您回到家中，屡次烦劳您亲临赐顾；忽然又要变更行止，敬仰和向往之情实在难以胜言。死亡随时可能到来，我未能前往拜见，因将要分别而惶恐至极。您这次出行，朝廷眷顾倚重非常深厚，士林仰望也非常深切。所履行的正直，所陈说的厚重，都是您的平素志向。即使处在祸福穷通之际，也从未稍有忘怀。陶氏私下认为世间纷纷扰扰的事情，如果想把话全说尽，实在说不胜说；说了却不被采用，又未必能达到目的。事情有轻重，义理有先后，时机有幸与不幸，形势有难与易。只要期望意见被听取，就不必计较言辞是否激烈；总之只要有所成就，就不必计较行动是快是慢。王陵虽然当面折辱并在朝廷上争辩，但到了谋划安定刘氏天下时，便不如陈平。魏文帝忠直刚正，是唐室的鉴戒；但也愿意成为良臣。薛广德从桥上陈说安危的道理，合乎近情，却不夸说人们所爱听的话。阳道州在朝廷任职很久，有人讥笑他沉默；等到裴延龄不再为相，他终于发挥了力量。仲尼厌恶讥讪君上，孟子责备浅薄之人，实在是有道理的。我冒昧以这些话略略表达鄙意，从今以后还请您多加爱护。与十弟书 长久分别，思念非常深，想见你一面，却始终不能如愿。来人带来书信，才知道从祖父一辈以下直到婶母，大家都各自平安，十分欣慰，十分欣慰。兄长当初的谋划出于不忍心，便想用一个外郡的虚名，来挽救益州、利州两路数万户百姓的实际祸患，这件事果真做对了吗？如果对了，他们就可以免于受冻而得到安定；如果错了，也不过甘愿承受获罪、罢职的得失，事情在决定以前就已经如此了。后来果然如同预料，哪里还会有荣辱进退的念头呢？上对天、下对人、内对自己的心，都没有惭愧；凭借这三种无愧来面对小人，那么我本来就没有什么损失。年成丰熟，物价低廉，不觉得饮食贫乏；著作方面十分安稳。家中没有什么祸患，料理完人事，几天以后一定能得闲读书，其余没有什么值得说的。重阳以后相见，还没有问候你是否保重。《净德集》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净德集》卷十一 宋 吕陶 撰 申状 申报府帅及二司状 右：我自今年四月三日以来，屡次收到九江县茶户等人的陈状，申说茶场官员压低价格收买茶叶，却把剩余的高价钱让各人作为利息来请买；并且不分早茶、嫩茶、粗茶、细茶和色额，只按同一种规格收买，确实造成侵害，请求下令使他们能够保存产业、得到救济。我随即张贴文告给堋口茶场，命令依照市价收买，公平称量；如果有人仍把好的说成坏的、把贵的作贱价，或者不分等级而高称斤两，牙人专横阻拦，必定查根究底，依法断决。监官也按法弹劾上奏；这样下达命令，不能说不谆谆告诫。只是议论者制定茶法，是要除去三分利息，随卖随买；如果每场把茶全部按价收买以后，后来客商计算无利可得，便不愿来贩运，必定导致积压损坏，监官按例遭到责罚，相关人员也都要赔偿填补。因此只好顺从茶场司的意旨，减价收买，以使客商愿意来贩运，茶叶能够流通。原注说：假如茶一百斤，每斤一百文，如果便用一十贯收买，恐怕客人不肯来；于是用一十三贯请客人来买，再从中减去园户应得的假钱，只按七贯收买，以求有客人用十贯来请买。又或者由园户自行缴纳三分利息钱，请领引文运到外地。原注说：园户的茶货必须卖给官府，如果要运到别处变卖，就构成犯禁；没有引文不能通行。官府这样逼迫，所以必须由园户自行缴纳三分利息钱，请引运出。弊病就是这样，上下都知道；茶场司的僚臣恐怕收取的利息不多，难以沾得赏典，便徒然发文书催逼州县，实际上却任其如此。如今各茶场减价收买，监官畏惧茶场司的威势，害怕遭到责罚；相关人员又深深忧虑将来茶叶损坏后要赔偿填补，于是一直刻剥园户，低估价格收买。每斤除去牙税、头子钱和交子陌钱以外，只值原价的一半。州郡官吏眼看着百姓受苦，却无力救助；实行日久，危害越来越深。茶户叹息怨恨，多次有词状申诉。到了本月十九日，因为本场支取的钱已经全部用尽，有园户三百家以上，约三千人，只是勉强约束不住，各自把茶直接运来；监官防守堆垛，结团围拦。秘丞伊固、主簿薛翼言语不逊，要求称量茶叶的人各自回到官署，众人于是撕破薛翼的袍服，并打了随行的差役等人。他们的十二名牙人也都各自躲避。陶氏随即出榜，暂且命令园户任意四散，把茶户暂时引到蒲村、木头、导江等处的官场出售；又通告各县保正等，不得在路上妄加阻拦。并派九陇主簿勾龙骧前往晓谕园户，共同办理买卖；另派本县令薛高，或三日、或五日去一次照管。陶氏当时既不敢立即上报，也不敢急忙追究殴打差役的人。这大概是因为愚民聚众愤怒争闹，虽然实在难以宽恕；但茶价受到亏损，过错在于茶场方面，却反而更加厚颜地实施卖茶法。因此一方面出榜严加约束，另一方面在查究防范时，陶氏又详细考虑山户、茶户的处境：如果私下卖出一两茶，便成为犯法，送到官场通常又会被监官压低价格，所得不足以抵偿费用。大凡小人的情形，到了困窘闭塞的地步，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深恐此事对西南并非有利。伏望某官再加体察访查：如果减价之事确实造成喧闹，且合宜之处如陶氏所说并非虚妄，便请特意为此上奏，请求改定茶法，以便利远方。陶氏听说体恤此事可以得到办理，六月以后仍有一种晚茶，贵的每斤不过三十文；即使全部收买所得的利息，也并不很多。因为各处自开场以来，买到茶货便随即出售，颇有厚利。如果朝廷认为现行成法难以轻易改动，便请从六月一日以后暂且任其收买；法令虽然禁止私人交易，但希望允许园户留下晚茶的一二分，按足价卖给客商，稍稍帮助生计，也体现把遗下的禾秉和零散穗子留给百姓的仁义。谨具此状申报知府龙图、运使学士、运判大博、提刑郎中。启 谢荐举启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这件事却出于您的误解和知遇；若要在内心寻求实际凭据，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颜面呢？我听说，得到人才就像获得赏赐；君子以至诚为根本，以人才侍奉君主，是大臣所存的大节。就事情的理势而言，亲人和仇人也不应有所区别；按照名分道义考察，贵者和贱者相互需要。然而人的性情品类有所偏差，未尝没有蒙蔽；人的才能资质各有不同，又怎么能要求样样完备？必须宽恕自身而探究细微，务必选择有能力的人而使其适合任用。弓弦因缓急而发挥作用，规矩因方圆而各有适宜。宁可舍弃千金，也不要让众人的心志失望；不可轻视一个普通人，这样或许可以求得群体的智慧。因此甄别表扬人才的道路十分宽广，疏懒怯弱的人也有树立的机会。想我陶氏出生寒微，少有交游，只是朴实地学习，勉强坚守操行，努力合乎大道。若从平素所学来说，不过是修养自身、议论道理，是关起门来自处的常态；若从担任职务来说，没有丝毫值得褒奖的成效。平时常怀占据不相称职位的羞耻，哪里敢预料会得到当权者的知遇？幸逢某官广施爱心、推行仁政，以大公之心治理，把我置于公文事务之外，又纳入名教之中，特意采纳收取我，是想让我磨炼精进。这正是明公培养人才的心意；您若不责求眼前的切实成效，那么我这个卑贱之人报答恩德的诚意，也希望有朝一日自然显明。我岂敢凭义理而食言呢？谢荐举启 我没有什么善政的表现，这件事却出于您的误知；若要在内心寻求实际凭据，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寄托颜面呢？我私下认为，朝廷建立三铨的制度，考察群吏的才能，把责任交给荐举和评论，因而加以甄别提升；科条详细严密，纲要谨慎严格。郡县官员的差遣，按人数多少各有员额限制；在贤能和愚劣之间，也都以休戚相关的道理相待。然而若按一年计算，面对四海之大，能够被明显荐举的，何止千人；真正经过考核、引见、答对的，却不超过百人。历验前朝，推及今日，难道不是存在让人才得到进用的途径吗？这样多数士人才能有所凭借；有至公之义，名卿也才能承担褒贬。可以疏浚清洁水流，却不能堵塞源头；应当重视制度的体统，却不能改变它实际运用的原则。为什么世道人心日渐浅薄，人的谋划少有敦厚？如果只奔走攀援以求进身，谁还肯顾念守持操行？人人夸耀机巧行为，多方装饰虚伪的端正。有的人内心和行迹奸邪，却希望像蘧伯玉那样以正直著称；有的人贪得无厌，却口中诵说伯夷、叔齐的操守；有的人以抗拒乖戾来谋求知遇，有的人一味逢迎来求得进用。因此早晨还被朝廷称为良史，晚上便陷入非礼；年轻时稍享美名，年长后却违背一点操节。荐举若不谨慎，被玷污的人实在太多。从前我感叹纷杂繁缛的风气，朝廷又重视改革选求人才的弊病，特意颁下明诏，告谕众士，要求他们自行陈述。要求达到最恰当的标准，这件事也实在困难。

译您所采录的人超过寻常，直接得到了一位伟大的人才，足以使舆论快意。像我陶氏这样，天资并不聪慧，向来学习还算坚实；既然得到俸禄来代替耕作，便更加爱惜自身而有所等待。首先是修行自身的操守，尚且不能自我表明；其次是侍奉亲人，平常有所收获，幸而能够进身。恰好属地渐渐沐浴清明的恩泽，您的子弟居处亲近贤者，每每受到芝兰之益；我到宾馆请求拜见，多次听到有益的劝诫。我本来未曾轻率吐露一句话，仰望您的奖掖知遇，妄自写信，冒昧请您品题。实在因为若处身不吉，便没有人知道也不值得忧患；若冒着羞耻求进身，又很像市井交易。况且我明白自己寒微怯弱，理应让避给豪杰英才，内心有什么惭愧呢？只求安守本分。伏想某官深厚地蕴蓄忠义，持守权衡的公平，扩充美德以恩泽百姓，以均等的爱心待人接物；明察隐微，清楚得如同门户庭院。凡是您所留下的诚意，我都将传承它，如同获得羽翼。您认为冒险求取声誉的人，难以明白其往日；认为默默恳切有愿望的人，可以要求他坚持到底。因此不因我才能短浅，便立即发下提升的荐状。我私下认为，磨炼一件钝器，可以得到贵重的器物；提携一个卑贱之人，可以招来有智慧的人。高贤的胸怀因此有所激发；愚者的思虑，哪里敢忘记归宿？陶氏谨当依循大道，勉励修养自身的平素操守。炎凉之态忽然改变，是人的本性所不能承受的；名教却可以遵循，我将到哪里去呢？假如我努力实行而少犯过失，也算是议论报答您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我不敢再说什么。答诸官谢荐举启 近来听说您办理荐举之事，我便冒昧显露奏封；这是因为替公朝荐举人才，岂敢说是私室独自施恩。突然烦劳您给予深厚的眷顾，特意赐下珍贵的题字；仰承您的谦光，只是更加感激惭愧。谢登制科启 圣上的询问广博明晰，深刻探究当时的弊病；我的浅陋言论粗疏简略，惭愧自己没有三道策问所要求的才具；所受恩宠超过寻常，寄托颜面之处实在太厚。取用人才的方法，只在辨别名声和实际；不欺骗便可以了，关键在于始终实行修养自身的原则。辨别义和利的界限，不被迷惑，才能伸展自己的志向。我曾观察制举的开设，没有比本朝的选举更盛大的；公卿中人才间或出现，广泛建树了济时的功业；豪杰俊士接连兴起，屡屡听到安邦定国的议论。高尚的风气确实可观，前代的事情也摆在那里。若从科举考试说，这是名；但实际却是询问朝廷的缺失。以求取仕进来对待它，也可以说是利；但在义理方面却难以苟且顺从浅陋的意见。虽然隆盛或浅薄取决于人的作为，轻重也由自己造成。像我陶氏，出身寒微，少有交游，只是朴实地学习，勉强努力写作；但气格不高，喜好穷究事变，所论事情却几乎没有可取之处。只是认为前代贤良值得仰慕，又想到圣明君主难得遇到，便不自量力，希望多少有所树立；幸而承蒙德音召见，使我得以与国士交游，一同来到广延之地，仰承清明的声誉。正值朝廷大有作为的时代，万物更新，又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并不是天下人不敢进言的时候，所以即使一人进说，也能宽免他的罪过。何况自汉代以后、唐代以来，被举为贤良的有多少人？得失最为分明的，只有两个人：像谷永那样依附托庇，反过来攻讦当世君主的过失，这是今天的愚人所做不到的；像刘蕡那样，所陈说的切直有分量，最后却被有司的案牍遗弃，这是古代贤者中有时遭遇的不幸。我特别惭愧自己浅陋，也能参与甄选收录。这大概是因为某官讲求治理的根本，务求得到人才；崇尚倡导教化风气，乐于进用善人；权衡公平，不偏私地决定彼此高下，如同万物均由中轴运转，不因我的刚柔而改变。这才使我这个孤独的读书人偶然沾染高等选拔。从前谋求道义，素来听闻取舍的大方；如今正逢时辰，更加勉励自己，守持始终如一的常节。假如我努力实行而少犯过失，也算是议论报答您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不敢再说什么。贺宰执启 伏闻您在内廷论定功劳，外任的功绩已经完成，朝廷延请并申明任命，因而咨询旧日德高之臣，入朝端正地担任冢司；一纸宠命发布，善政便接连而来。我私下认为，明王凭借累积的成就，最急切的是任用人才；大儒怀有安民济世的才干，才能实现治理。圣贤彼此协助，天下都同享欢乐。恭惟某官，体察合乎大道根源，施政符合皇极，推行成为长远的功业，盛大地回应昌明的时代。以经纬天下的文章，发扬三代的风尚；以疏通变通的智慧，应对万事的变化。像君陈那样孝友，务使所居合宜；像仲山甫那样明哲，始终不改变操守，实在盛大。垂衣而治的善政，将继续显著；您身着衮绣归来，朝廷有贤良的股肱之臣，众事便会安康，确实是社稷的镇石。阴阳调和而四时顺行，这正可见天人相应的符验。凡属下群臣，都依凭洪大的教化；陶氏有幸分掌符竹，得以守护近邦。只是铃阁深严，阻隔了我在将命时听闻您的名声；台星光辉灿烂，我只能伸长脖颈，远望平阶。歌咏赞叹的诚意，怎么宣说也不能尽。贺成都赵大资启 伏听诞告，朝廷外廷再次烦劳旧德之臣，进升徽美的名位于秘殿，并把西方远地的重镇托付给您。凡是出外安抚怀柔之处，无不增加欢呼歌颂。我私下认为，天下的形势如同腹心和手足相互扶助；剑南的权势，实在是屏障和藩篱中最为重要的。富足强盛，是县官所仰赖供给的；险要坚固，是中原所防备忧虑的。过去国运衰弱、天险被夷平时，两个伪政权便乘时苟且据处；近来王恩有时壅塞，三个盗贼便窥伺机会而奔窜。考察圣朝驾驭远方的心意，尽在累世深思的要领：要用恩惠结纳其感情，所以文法制度大体归于简易；要有威势使其效用显著，所以牧伯的任命一概赋予权宜处理之权。这样的习惯延续百年，靖康之后三蜀安定，民情自得其便，百姓几乎不知道帝王的力量。幸逢熙宁、元丰的盛时，才开始更改宏大的教化。虽然朝廷正在大举改革制度以求安宁，但风俗尚未熟悉，有人侧耳注目而惊惧政令。五保是周代遗留下来的法制，实行它本来可以使盗贼止息、屋舍相连，却多有人害怕陷入法网；租庸是唐代确定的赋税制度，恢复它本来可以抑制兼并、使下户获益，却反而有人叹息受到剥削。担心浮费不能防止，便依据法度裁减，父老却说这是断绝他们的娱乐爱好；主张大法有其根本，告诫不可擅自裁断，奸邪之徒却暗中窥伺，鼓动放肆。这四种不同的议论，正是一方最切近的忧患。应当得到一位大公之臣来安定旧有的风俗。恭惟某官以至诚自我任持，不以大节欺人；具备魏相的方正严明，兼有萧何的清静治理。说到您的历任履历，是由台阁而到庙堂；考察您的谋划作为，能够总括根本而彻底改变弊病。因此，只要把方面之政视同家庭事务，因地制宜地施行事务，就会更加合乎中和；以风俗教化使百姓安定，则安定便来自仁义。譬如阳春的号令，一发动便使万物复苏；如同百种乐声，一经演奏便使淳厚之气遍及四方。您一定会恢复前些年的治理体制，再次发扬今日的欢声。陶氏早已因疏陋而受您多次厚重奖掖，能够预先参与乡里的共同庆贺，也和同郡官吏一同知道归依。谢转官启

译铨台考核功课，宸扆均分恩惠；我从选曹被提升，置于文省。抚念自身，实在超过本分，接受任命时如同受到惊吓。我私下认为，古代任用官员，举荐时都要求实际功效；过去接受职位，大概以徒有虚名为羞耻。史局的旧日官员，也是儒林中的清贵选任。魏晋以后、隋唐以来，伟大人物接连居此职位，雅正之士相互争胜。东观的图书官，承明殿的旧职，汇集众多见闻，补完残缺的典籍；撰写名臣传记，往往能得到当时人的信任；有良史的才华，后世也颇加称誉。如今古人的风范已远，职务也渐渐不同。虽然名列秘阁，文章著述的职责却被用来劳作于外事，外表即使像虎豹的皮革，内在体质仍有不足；又像柚、榛之木，只是外表华美。何况国家天纲清明安治，世路宽广通达。吟咏思念贤王的诗篇，实在会产生众多人才；调节经费、收入支出的费用，足以供养百官。然而政事因循失误，弊病仍由日积月累形成。杂流乘着溃败的形势而进，正途上已有纷杂繁缛的苗头。主持议论的人忧虑冗官还没有澄清，便务求使选取人才更加艰难；谋求俸禄的人庆幸太平时机难得，更加争相求进。他们求取职位时，自处日益轻薄；别人对待他们，也随之日益轻薄。以至于记录劳绩、改变秩级，往往设置许多格式来求得周全。既详细规定保任的科条，又严格制定资历考核的标准。还要从旁窥伺漏洞，暗中细较锱铢和年月，等待机会；只要稍稍不合，便被废弃，或者错误地轻率处理而罢免声誉。假如承蒙上天侥幸而有所成就，难道出身寒微就可以有所期望吗？像陶氏这样，天资不聪慧，向来学习还算坚实，只凭笔墨上的空言，私下取得斗筲般微薄的俸禄；又凭借冗杂的调任，稍稍希望得到升迁。逢到尧舜般昌明的时代，岂敢忘记希望进身；诵读周、秦以来贵贱升沉的事迹，也已经厚着脸皮了。若不是有力量成就此事，怎么会无故虚授职位？这实在是因为某官深厚地乐于培养人才，辅佐通达安泰的时世，扩充美德以恩泽百姓，平均爱心以成全万物。您使我飘然如同获得傅说的羽翼，指向秋天的银河而远飞；又使我沛然如同得到舟船，在长渊边获得渡济。借着云霄上升的形势，脱离尘土污秽的踪迹。即使使我头顶脚跟都大为显明，也哪里能补报如山丘一般的恩德？从前探求道理，已经知道修养自身的大道；如今正逢时辰，只有勉励自己终身守持平素的操守，希望将来不愧对您的隆厚知遇。答周考功贺转官启 近来凭借年资和劳绩，偶然升迁俸禄等级；我这点小才，长久以来反复考察，也没有什么声名。宠命来自上天，承受这样的恩遇实在惭愧。我这一点升进虽有朝廷制度和力量的作用，成就却全靠您的吹嘘借助。这都是因为某官诚心乐于善事，依据义理爱护他人，厚待乡里的交情，常常借题品评；又让我参与士绅的交游，暗中给予援助。您误以为我年资已满，使我可以借此升迁；我过后才来致谢，惭愧这微薄的礼数，反而劳烦您屈意赐教，使我听到您侃侃而谈的美好言语。仰承并认识您的恩泽光辉，更增铭记佩服。《净德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净德集》卷十二 宋 吕陶 撰 启 贺宰执正旦启 时值孟陬正月，这正是四时之始、岁序之正；推究正月为岁首，大概因为它是万物的根源。恭惟某官，器度容纳上天的精华，德行参合大地的承载，运行太平安宁的教化，调和万物如同陶钧熔铸。固然有累世盛大的谋划，寿命也如箕星、翼星般长久。正适合人事端正、秩序开始的时节，想来也同享邦国社稷的福庆。渐渐承受宏大的恩惠，人人都增加善意的颂祝。只是我身居官职有所牵系，庆贺台衮却无法前往。贺苏内翰启 伏听您光荣地承受制命，进而入直禁林。朝廷认为掌文章之事困难，必定要咨询杰出人才；天下知道共同议论有所归属，也都因此激发欢心。恭惟某官，道术通达本源，才能周遍而善于应变；您的言语和沉默都关系时代的祸福，出仕和退处都关系国家的轻重。秘密进告美善的谋略，务求引导君主走上正道；总管国家大计，希望节省费用以使百姓富足。长远功业渐渐施行，尊贵声名更加厚重；深受宫中的知遇，延请升任内相的崇高职位。只愿以仁义为经、道理为纬而成就文章，差不多可以同于三代；何况兄长和弟弟前后相继，盛事集中在一家。将要倚赖您完整的谋略，共同推行宏大的教化。我远在外地服官，恭敬听闻恩命，想趋身庆贺却没有机会，仰望您的风采，不胜欢欣。答知梓州杜学士启 近来承蒙寄任外地，总管运输财赋；正驱车赶赴边疆，愿迎着风向您致以问候。恭惟某官处身合乎道义，以文章修饰吏治，曾参与书殿的游从，又把藩镇重地的治理交付给您。一年任期结束，政绩已有显著成效；持守一个节操回朝，等待升入禁林直职。我在远方素来承受您的眷顾，您又赐下珍贵题字；拜受并承领之余，更增感激惭愧。答新知梓州周考功启 伏想您停车来到属部，颁布政令、晓谕百姓，治理体制焕然一新，万物人情交相欢悦。恭惟某官亲身处于道义，凭才能应对事务；内蕴如圭璧般纯美，发言如蓍草、灵龟占决般明断。逐渐涉足远大的功业，久已经历重要的仕途；入省任郎官，人们惋惜冯唐年老；还乡开府，又有歌谣传颂叔度到来。如今恭贺您得到众人的赞许，终于升入显贵而亲近的职位。我承蒙晚年跟随您任职，恰好遇到归心萌发；入境观察风俗，仰望仁声远播；打开您的书信承受爱护和教诲，惭愧您的礼意反而先于我表达。感铭之深，实在难以言尽。答知广安家朝请启 我有幸奉行使者之事，早已熟悉听闻您的治声；揭开贾琮的帷帐，足以成就政事；穿上老莱子的彩衣，切合奉养亲人的心愿。由于您爱惜时日、孝心纯厚，也抑制不住登上云路的高步。您眷顾寻求有才之人，褒奖征召应该可以期待。譬如上帝的玉圭，哪里需要借助人工然后才保持完美；清庙的瑟，也不需要众人和奏便能流出美妙声音。我深深惭愧自己说了浅薄的话，仰面烦扰您的纯厚德行；突然承蒙您赐下书札，过分保存深厚的礼意和交情。您的至诚使我佩服，想要尽情叙述赞扬，又哪里说得尽呢？谢两府启 我从梓州改任淮地，牵引车辆上路；又由楚地得到蜀地的任命，仓促放下缰绳来任官。免去万里奔波的劳苦，享有一旦之间回到乡里的便利。清明的朝廷信守正道，特别重视远方百姓；使者巡行观察风俗，准许我来到故国。因为知道我对于事情可否、利害的素来见解，所以把廉察按巡的职任交付给我而不怀疑。俸禄所能沾及的，仅足以周济贫困亲属；松树和楸树的坟墓近在眼前，更能安慰长久的思念。事情并非近来常见的惯例，实在是承蒙错误的知遇才达到这里。伏遇某官，像橐籥一样鼓动万物，像权衡一样裁量百工。因此曲从我个人愿望所安置的地方，正是为了责求我日后效力于公家。我谨当清楚承担职责，克制自己尽力效忠，不敢有一刻懈怠。希望稍稍施行平素所学，常怀力有未逮之感，或许不至于辜负这里的百姓。假如政绩能被听闻，也便是可以报答您调和陶铸之恩的一点。贺许右丞启 伏听您在法扆考定功劳，进入天台辅政。伏想您内心清明欣慰；我私下认为，分掌六卿的职责，大概是从大道根源推演出来的；提高二辖的权力，依赖总领事务纲要的人。远远保存周家的高尚遗风，进而显示唐室的宏大典范。考察古代建立官制，先朝的法度已经完善；任用人才共同治理，盛世的典章也何其伟大。恭惟某官怀抱道理以觉悟百姓，以诚信任事而使万物信服；认识前人的言论和往行，用来蓄养德性、发扬仁心；以经义为经、以文章为纬，形成文采；行走于朝廷的重要仕途，承担天下重大的事务。两次任京兆，两次入直禁林，考察您历任履践的深厚程度，实在只有先代旧德之臣可比；朝廷倚靠您来辅佐调和。似乎稍稍晚了一些，一旦发布宠命，欢庆歌颂便交相而来。从前魏征以平正直率称职，韦弘景以鲠直明亮著名。如今的伟大公卿，难道还不如前代贤哲吗？仰望圣贤彼此相助，相信宗庙社稷没有疆界之忧。我正掌管漕运符信，阻隔不能趋赴您的宾席，卑微的情意无法胜言，只有遥望吟咏、欢欣跳跃到极点。贺新知成都李宝文启 伏听您职近清贵的宫署，任掌全蜀重地，公朝精心选择，大家都认为这是难得的任用。旧有风俗彼此欢庆，前任知州也将受到恩惠。恭惟某官以至诚感化万物，以美德宜于百姓。凡是历任重要仕途，都把功业施行到远方；在西州奉使，深深培育治理的根本；北上到师台，确实尊崇国家体统。朝廷特别重视凭熊符镇守一方的寄任，再次烦劳您呵斥驾驭车马而出行。察看封域之内，亲密得如同庭院门户；恩泽黑发百姓，平等得如同对待子孙。将要报告丰厚功劳，延请升入亲近的职位。我早已承蒙您的知遇奖掖，又为这宠命而欢欣；只是官守奔波，难以追随儿童出迎。邻近之地光辉灿烂，乐于听闻父老的歌唱。欣喜吟咏的诚意实在殷切，想要叙说赞扬又哪里有穷尽呢？谢成都知府李宝文启 我误蒙诏命授官，随即调任漕运事务，却没有辜负朝廷的托付，反而只是成为乡里的便利安逸。私下反省，我大概是由于援引和致送而得到这一职位的。因此某官爱护他人出于义，乐于善事出于真诚，顾念我这末路之人，怜惜我这个拙劣的官吏，常常借助交游谈论之力，因而成为我仕进的阶梯。何况乡邦长久以来依赖您的德政，您巡行部内，常常推行明察宽恕之心，安居藩镇，已经施行了中和之政。幸而后辈仰望您的风范，不只是每日承受您的教诲，也时时遵循您的使者典范。感激欣喜之情，哪里能够全部叙述称扬呢？答知州李守启 恭敬地听说您奉诏授任，正逢远方政务更新。虽然使高才屈居外任，实在令舆论欢欣称颂。恭惟某官立身合乎义，以文才整饬吏治；论您的履历深厚，众人都推重您资历久、次序当先。考察您一向的谋略作为，历来都有美誉，尚且劳烦您驱车出行，姑且加重镇守一方的寄托。平坦道路尚未驾车驰骋，我每每怀有千里马被弃的叹息；祥瑞之鸟将要展翅高飞，哪里还会留恋鹑鸟的笼子？很快就会听到褒奖召还的诏命，归来排列在显贵之列。某谬承使者符信，得以亲近依托您的庇护。捧读天子的声音而欣喜，仰望您的德政而更加劳心。欣然歌咏的思念，至此更加深切。答庆帅贺右史启

译我叨蒙诏令，误被擢为柱史，名实并不相称，幸与惭愧一同而来。私下想到，我曾经学习诵读经书，做官是想施行自己的志向；但所涉大道极浅，勉强作文也不高明。岁月在忧患道路上飞逝，志气在尘俗境域中消耗凋零。青缃书卷，虽然平素的学业没有忘记；文石台阶、赤色宫阶，哪里是寒微乡人所能到达的地方？为什么竟然冒昧占据此位，大概全靠因缘请托。这都是由于某官宽恕而爱护他人，公正地提拔同类，认为我曾有一日相交的情分，常常借机品评推荐；知道我没有登临万乘之尊的才器，暗中替我辅助，乘此机会使我进用。我反省自己，实在看得很清楚；承蒙您的力量，如舟船航行一般，已经在您的德政下受到嘉许；您的音问如金玉，又从远方书信中承受了教诲。只是极力珍藏这份情意，哪里能穷尽叙述呢？贺太原帅启 以四方为藩屏，是国家用来显示强干弱枝形势的办法。持一麾出任州郡守臣，是为了使他承担承接流风、宣扬教化的劳绩。他振举政务，如同提起衣领则衣服随之而动；委任事务，则如臂指相应。何况您具有论道经邦的旧日德望，居于执掌旄节、杖钺出征的崇高地位，能够振兴谋略，使两山之间增添威严气象。所服从的人众多，特别提高了两地的威名。泰山的恩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黄河的润泽自然能够达到千里。只是我这鄙陋小邑，受您统辖封域，常常伸长脖子仰望您的门庭，哪里敢在书牍上自荐姓名。恭惟某官，道德光照群臣，恩德覆盖百姓。借助裴令论兵的才略，从枢密中枢暂时出任外职；仰慕郑公开设幕府的风范，很快将返回朝廷。介圭已经传闻入朝觐见的日期，绣衮已有欢迎归来的歌咏。愿您再凭借远大的功业，长久辅佐昌盛的国运。某叨蒙暂掌郡印，得以依附帅府节制；纲纪全面举张，愿意遵循常规条目，驾驭柔顺的马匹前行，希望竭尽疲弱驽马的力量。前望台阁席位，心中更加欣喜。答新知遂州冯朝请启 恭敬地听说您以亲自列入仕途而取得郡守之职为荣耀，士人舆论推重您，百姓歌谣共同庆贺。恭惟某官安然行义，暗中涵养才华，穿着毳冕而平断刑狱，使使者的职责有光；穿着防衣以奉养亲长，实在便利于镇守州郡。不只是承受无穷的欢乐，也使如膏油一般的恩泽广泛施及百姓。某叨蒙后来任职，恰好遇到您白日归来；握手登堂，将要承受芝兰般的清香；打开书信接受您的爱护教诲，远远听到金玉般的声音。只等见面承受教益，再一并表达感激欣喜。回新及第先辈启 恭敬地听说您从科场中脱颖而出，得到疏通恩典并唱名授第，符合士林广泛的议论，也使乡里社会充满喜悦和观望。私下认为，以经术取士，是在各条途径中重视根本；文章能够适用，是在一时之中遇到亨通。推及风俗，朝廷由道德使天下同化；君子安于义命而登进，所求不苟且，因此所得尤其艰难。恭惟新恩先辈，学问广博深厚，操守修养纯洁，登上英华之地而谨慎彰显自身，成为乡里的表率以规范当世；力量虽少而德行很多，不只是取得儒生中广博充实的成效，而且先有声名后有实际，正应当因此获得人爵的隆盛。从此走上显达道路，期待您在将来的成就。偶然因我后来任职，恰好遇到您白日归来，我愿背负弓弩前来迎接，遥想古代迎贤的风尚仿佛仍在。使者书信带来恩赐，忽然烦劳您施以过分隆重的礼意。回卬州知郡陈大夫启 近来奉命改换旌麾，深深惭愧蒙受异数。如今接替旧任，更惭愧自己继承前贤；空有父老的歌谣，却难以履行同您子孙相交的约定。您又加重礼意，曲意表示书札问候。拜受您的恩惠，实在承当不起；仰望您的风范，感念更加迫切。愿永远结为友好，这些话也无法尽情表达。谢梓州路提举常平薛寺丞启 我从贬谪放逐之中起身，蒙受宠光装饰，恢复了书殿的美名，领有潼川这一优厚的寄任，正合父老的愿望，却惭愧没有什么可以承受宣扬。侍奉大夫这样的贤者，将有所依赖于您的庇护。恭惟某官以文才整饬政务，施政必定培植根本，继承枢庭的训范，在使部振作谋略作为。源流深澄而清洁，余波也能使众人沾润；纲举纲张，众目随之而不紊乱。何况您还有云霄般清正的声誉，正是堂构般高大的才器。很快将进入禁中仕途，更加施展远大事业；我将退居故里，伸长脖子仰望您的风范。待到行动时再趋前参见，一并表达感激欣喜。答简州知郡杨朝请启 近来我从贬谪放逐中起身，蒙受宠光而取得郡守之职，荣归故里，难以承当邦人的期望。您却胜过一般书札，过分劳烦才德之士来抚慰我；看到您礼意的勤厚隆重，更感到世俗交往的浅薄。只是增添了感激佩服之情，哪里能穷尽畅叙呢？贺简州知郡杨朝请启 恭敬地听说您考核政绩而推居第一，颁布恩典以表示劝勉，升列郎曹之前，郡境内顿时充满沸腾的欢呼声。恭惟某官，宏大的器量承继家学，远大的才能适于治理，重要仕途一再历练而娴熟；循吏的风采步步超越，超迁之恩首先受到盛朝的宠遇，将来一定会有非凡成就，自然会升入近臣之列。谢诸公贺致仕启 年齿和头发都已衰残，按道理应当退避。名声功勋显赫，蒙恩获准归休。在君臣关系之间，幸而能够善终；在朋友相助方面，难道就没有帮助吗？这都是由于某官以至诚哀怜体恤，雅量能够包容一切，知道我勉强不能前进，从未深加责备，使我可以安然完整地离去，以享余生。您又郑重致送书札，曲意保存慰问之情；我姑且借年老之名辞去职事，希望免受贤者讥诮。按道理本应如此，于是闭门养病，姑且等待生命终结的时日。礼数本来没有值得庆贺的地方，蒙受褒美嘉奖，惭愧恐惧之情无以复加。此时我正被羸弱疾病缠绵，想来门庭相隔遥远；欣然听到您的教诲，书信也不能尽述心意。回成都监司启 朝廷以隆厚恩典派遣使者，委托您施行宪法法度；您清整车马戒备上路，郡邑都仰望您远大的光彩和典范。钦佩您的盛大功业，实在令我内心欣喜。早年曾见过您的风范，也曾亲自承受您的教诲。如今正庆幸退居乡里，尚未有机会趋前聚集在宾馆门庭。向来仰望之情实在勤切，哪里能全部叙述称扬呢？代贺范相公启 器量兼备文武，德道通达天人，起初列入朝班，显然具有栋梁之才；等到参与大政，蔚然成为社稷之才，果然振兴家声，终于担任宰相。昔日韦氏、平氏在西汉相继兴盛，袁氏、杨氏在东京相继崛起。张公获得锡延赏赐的名声，陆氏取得象先的意义。虽然称为华贵家族，却未必都赶上太平盛世；但仍被前代史书视为美谈，在当世被称为荣耀之事。只是从未有百年间遇到太平之运、四时都承受爰立贤相的要求。以今天说来，这是多么盛大啊！某早年登临您的门下，曾经歌颂您的威仪容貌，只是没有机会班次进谒，只能承受您的风采而暗自欣喜。贺新知成都胡资政启 恭敬地听说您在法扆之前考核功劳，按照制度颁下诏书，重新命您改任宛邱这一大镇，统领全蜀的重要权力；一纸宠命发出，欢欣称颂之声交相而起。恭惟某官以至诚自持，大节不欺，以道德文章作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以法度纲纪作为辅佐君主的首要事务。四方邻国以您为辅弼，独自高树治理天下的典范；九命出镇藩方，更加重视远方的形势。不久将听到温暖的诏书，再次执掌国家权柄。某早年在下风处候教，久已听闻您的余教；仰望朝廷所规划委任的职位，私下庆幸能够依附仁德；知道乡党都在预祝您的美好前程，因而冒昧先来致贺。愿意欣然歌咏，哪里能穷尽叙述称扬呢？答家朝请谢转官启

译恭敬地听说天官依照考核政绩的制度，在法扆前降下恩泽，按照常规升迁官职以表示宠遇。恭惟某官内在崇尚德行根本，旁通治政源流，贤能事业广泛施行，理当平步登上云霄；俸禄官阶按次序进升，以荣誉酬答日月般长久的辛劳，仰承君命的光华，姑且可以助添亲帏之下的喜乐。忽然烦劳您施以隆重礼意，特地赐下珍贵题辞，感激欣喜交相深切，哪里能尽情宣说？《净德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净德集》卷十三 宋代吕陶撰 序 《鹿鸣燕诗序》自从三代衰落以后，法制逐渐废亡，礼仪文辞残缺，后世只能在文牍之间考求，根据它仿效施行。那些幸而保存、仅仅相似的，大概没有多少。周代时，乡吏在所治理的地方教导百姓；到了三年一次的大考，乡老与士大夫推举贤能之士，设酒宴请他们，以宾客之礼相待。于是歌唱《小雅》，合奏《二南》，来表达尊崇宠爱和喜悦欢乐之意。井田制度废弃以后，学校教育不再讲求，只通过科举考试对待士人，凭文章选取士人。虽然是因时制宜、改变政治体制，但推究源流，已经与古代大不相同了。到了唐代开元年间，各项制度都得到修整，文化渐渐兴盛，于是诏令州郡贡士，每日举行乡饮，用少牢祭祀。当时称为合乎礼制，今天的鹿鸣宴又在此基础上加以繁饰。然而仍然选取讲明道理、修养德行的诗歌作为美名，说明嘉宾值得效法。因此饮食宴乐的同时，还将加厚礼意，希望能够尽心尽意。我私下详细体味它遗留下来的风尚和规范，也能从中看见古代礼俗的仿佛面貌。虽然增添了繁复修饰，总胜过礼制残缺而不再可见；这难道不是幸而保存、仅仅相似吗？成都向来号称士人众多，处处向学，亲逢光明盛世，大都以研治经书求取科举功名。今年秋天已经在有司处考试，又推荐到礼部。府帅蔡公约依用旧章，敦促勉励良好风俗，以礼设宴款待他们。当时翰林范公辞官归来，恰好居于右席，实在就是古代的乡老公。范公以及集贤俞公、中秘叚公各自作诗赞美此事。如同方圭与圆璧，光辉彼此照耀，无论知情与否，大家都把它们看作珍宝。儒林遇到这样的盛事，远远超过往昔，士大夫续作献诗的共有若干篇，确实盛大啊！我私下思量，朝廷深切顾念蜀地，慎重选拔才俊，交付他们政务，因此取士待人的原则都出于恳切真诚，务求完全合乎根本。即使古代君子培育人才，乐于与贤者共同劝驾，明德之士虚席以待，多半也不能超过今天。诸位正立志于经术，难道只是致力于议论文章、苟求名次吗？只有好学才能担当大道，只有谨慎行事才能形成良好风俗。这正是诸公对诸位所寄予的希望。我已经作诗，求列附在后面，又因此叙述其中的道理，希望诸位努力不要懈怠。熙宁乙卯九月朔日。《鹿鸣燕诗序》成都各位进士既然符合有司的法式标准，藩侯便为他们设宴，作诗以宠荣其行，并相互唱和，摹刻流传，沿袭久远，称作旧例。今年秋天，府帅刘公认为旧礼不可废止，设宴之后，便作诗赠给他们，又叙述前人题柱夺标的事情来劝勉他们。因为爱贤乐善之心从咏歌中发出，教化也就存在其中。自天章李公直到僚属宾客以及诸位学生，相继作诗，共有若干篇，士林争相夸赞推重，一时光辉灿烂。昔日王起三次主持贡籍，周墀作诗祝贺，王起也作诗答复。当时同榜进士从卢肇以下二十二人，都能相继唱和，后世好事者搜集其始末，记为美谈。由此可以知道朝廷文化的盛大、众多士人逢遇良辰的荣耀；想来体味这种遗风，实在值得喜爱仰慕。那么，鹿鸣唱和的流传，也可以由此看见西州学术风俗的美好，以及礼仪文教中值得观览之处。《陈传正退居类稿序》我曾经为中表陈公传正的墓志作记并撰写铭文。他的品行、学问和政事，大概都可以看见了。后来过了十二年，我贬居衡阳，经过陈公的儿子绶那里，才得到陈公《汉南退居类稿》二十卷。读过以后，确实相信墓志铭的记载没有虚妄。君子的学问，开始于治理性情、修养自身，最终落实于事业，难道只是拘泥于辞藻章句便称为文章吗？内心积累充实，才能发显于外；胸中蕴含真实，才能形之于言。内外相符，本末相济，然后才能达到这种境界。譬如山中发光的美玉，不依靠雕琢来显示功效，抚摸它便温润，敲击它便清越；从冶炼炉中跃出的金属，不凭借巧妙锻炼来显示品质，拿起它便坚实沉重，敲击它便铿锵作响。这些都是凭借本来所有的品质而显现出来的。陈公对君主忠诚，对双亲孝顺，对朋友守信，对万物仁爱。因此他的文章典雅厚重、详明端正，出于天性的自然，正是仲尼所说的“有德行的人必然有言论”。庆历二年，仁宗皇帝考试进士，把他置于乙等。皇上阅览试卷，赞美其文，说：“文辞和义理优美充足。”于是提升为甲科。他又受到士林宗仰、清正舆论敬服，难道可以欺骗吗？陈公起初名叫东琪，后来改名为习，字传正。

译《送唐子方序》国家治乱的根源在于任用什么人，贤者和不肖者的进退，关系到天下的幸与不幸。世上的君主怎么能不慎重取舍呢？天下的事情有根本和枝末，有轻重之分。贤者志在长远，不肖者只顾眼前；这就是任用人的得失决定百姓治乱的原因。汉孝武帝承接文帝、景帝恭俭节约的余绪，内外富足充实，却奋然想要鞭挞四夷，耗尽数十年滋生积累的财富，又加上盐铁舟车的收入，调运到边地，仍然不能供给，于是到了桑弘羊主管大农之时，搜尽微小的利益。然而户口减少，国家根本动摇了。即使后来悔恨并哀痛，也来不及了。唐宪宗竭力平定盗寇叛乱，把军费作为首要事务；异镈聚敛财物以媚上，竟然执掌大政。即使裴度、崔群进谏，也总是不听不用，上下群情因此震惊，而元和年间的政治体制也渐渐衰败了。我国拥有广大的海域，利源货法都由皇帝统一控制，财富积累超过前代。然而军队超过百万，每天都有固定供养；二边归顺，每年都有固定赏赐；三年一次的禋祀赏赉，众多官员的冗余俸禄，以及尚方的用度，有时还会不足。平时量入为出，仅仅没有余裕。自康定年间用兵，以四海的力量供给一方，天下的财力不再处于全盛状态。近来数年间，大变乱接连发生，优厚赏赐的费用多向百姓借取，歉收和饥荒接连不断，十家中有九家空虚，而朝廷经费一天也不能减少。唉，用度竟然如此紧急，百姓竟然如此劳苦，那么天下的财利权柄可以交给谁来承担呢？皇上即位后的第九个月，亲自勤于听断，远大谋略和各种政务都深入考察、讲求施行，选拔信任元老大臣和有旧德之人。想到陈公贤能，不应长久在外，于是下诏召他回来，把天下的大计交给他。由此可知皇上有志于治理国家，而任用人才得到了正道。陈公忠诚纯正，贞固明亮，以仁义礼乐装饰于外，历来辅佐三位圣主，没有前后依靠游说之功，只凭正直之道取得地位，只守大节自处，内心澄澈，具有使天下百姓富足安宁的志向。他奉命前往，难道不是天下的幸运吗？荀卿的著作虽然杂论王道和霸道，但谈到使国家富足的方法，就说：“按照礼制节省费用，用政令使百姓宽裕。”又说：“儒术真正施行，天下就会富足。”皇上任用陈公，根本就在于节省费用、使百姓富裕的道理；陈公报答皇上，便是施行儒术，使百姓达到富足长寿。把这些推行开来，坐上宰相之位辅佐完成大化，优秀的史官一定会详细记载。这篇文字姑且叙述陈公的行迹罢了。《送并帅陈公还阙序》用兵，是天下最难的事情。使用军队很难，不如供养军队难；供养军队很难，又不如统御军队尤其难。用兵如果失去正道，威势就会在外面受挫，不能战胜敌人；养兵如果没有制度，百姓的内在祸害就会日益增长，久而不改革，祸败便会随之而来；统御军队如果不合正道，内外的祸衅就会乘机发生，迅速得像翻掌一样。因此使用军队的困难，还不如供养和统御军队的困难。如今的军队，平时习惯于太平而不使用，将来要使用它本来就难；只有供养有制度、统御有道，才差不多可以适用于作战，不至于过分忧虑它的困难。屯田置府的制度，不可不稍微仿效前代；但聚集豪强凶悍、无所作为的人，人数不下百万，让他们穿暖吃饱，仰赖县官供给；赋税征收超过十分之一，公家的利益丝毫不遗漏，而仓廪府库数年积蓄的财物，耗费在军队上的常常有十分之四五。农民耕作却饿死在沟渠道路，妇女纺织却寒冷得无法遮蔽身体，家家苦于转运，户户劳于馈送，百姓的力量也有耗尽的时候；这样的养兵制度合理吗？没有名目、没有功劳的赏赐，屡次下发仍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反而能够开启诱发他们贪婪的心；平时惶惶不安，只盼望恩赐。不幸发生非常之事，就聚集起来议论赏赐；嘉祐末年已经看见这种情形，实在令人长叹。军队中有苟且偷生的神色，没有敢于赴死的气概；只知道可以爱护的政令，不知道可以畏惧的法令；上下都安然自得，竟然没有人对此忧虑。有的人凭匹夫之勇，有的人不过多得了几级功劳，不追问他们的忠义智谋究竟如何，便贸然授予美官重职，安置在重要地位；更严重的让他们捍卫边疆，再严重的让他们辅佐一道的经制事务。小人的性情喜欢推举同类、归附其心，唐代方镇的变乱，很少有不是由此造成的。这样的统御军队之道，合适吗？恭惟朝廷所图任的元老大臣，总握枢密权柄，依赖他的深谋远略，来抵御遏制四海险恶暴乱的萌芽，迅速形成富强不可动摇的形势，伟大而盛美啊！只有陈公忠诚纯正、坚贞明亮，卓然为当世所重；出仕或退处、在内或在外，都以大节为根本，没有好名惧谤的心意，不采取苟且简便以求自安的策略，早晚勤勉不懈，为朝廷谋划宏大长远、无穷无尽的计策，难道不是深信正道并以天下重任自任的人吗？皇上即位第二年，想到陈公贤能，不应久居外任，于是下诏召他回来，将把重大职任交给他，用来满足天下的期望，仰赖成就有重德之人的事业。这样一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什么不能办成，功名也就不必计较有无了。只愿大君子尽到立身行己的道理，做到无所负欠，然后才罢休。先前所说的困难，很快就会变得容易；四夷可以安抚，百姓可以得到福祉，万世的利益可以享有。昔日汉宣帝振作精神求治，考核群臣，核实名实，由魏相总领各项职务，很合他的心意，上下相安，没有人敢苟且敷衍。魏相又曾陈述五兵的重要事项，劝谏不要攻打匈奴右地，意见得到实行，计谋得到听从，取得了三代称藩的成效。唐宪宗愤恨国势衰败动荡，奋发英武，削平祸乱的根基；裴度坚持志向，严守大防，以安定盘结的灾祸气象，奸臣凶将蓄积的锐气因此丧失，畏惧他的威势。二十年间，王室的安危轻重都系于此。以古代衡量今天，观察圣贤的事迹，陈公的功勋、义行、德业，难道只是可以和汉唐名臣并列而已吗？国家若有良史，一定能够详细记载。《送田密学元均还阙诗序》我这个穿儒服的人并非喜欢谄媚，只是耳闻目睹陈公的仁政已经很久了。如今听说陈公奉王命回朝主持宰府，乡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叹息流泪，眷恋思念您的德业。显著的异绩从歌谣中流露出来，沿途喧腾传扬。然而他们能歌唱却不能作文，这些赞颂凭什么传达到九重、播及四方、流传千万年呢？我冒昧依次整理他们的话，作成古诗一章，赠给您出行，希望中和之政能够流传无穷。

译《送曾子山序》薄待士人、轻视补任小吏，是今天天下共同的祸患。用章句之学来选取士人，用斗升之禄来安排秩次，把贤者和不肖者混在一起而一视同仁。以日月计算劳绩而授予官位；幸而小人能够苟且容身、偷合取容，就得到升进而可以施展；不幸即使君子有丝毫过失，也会被世人废弃。因此世上居于小官的人，大都把按期核对簿书、办理冗杂琐末而劳苦卑贱的差事当作职责。他们施展作为、思考谋划，一点也不敢超出规矩；严重的甚至连俯仰、行走、趋进，也养成柔弱困顿、寒微衰败的姿态。能办这些事便称为有才，安于这种状态便称为守分。若舍弃这些去追求高远、求取奇异，往往会因此招致祸患，来毁掉一生。君子处在这种环境中，顾念形势如此，即使有宏伟高远的心志，也必定要在内心培养、收纳蓄积，希望将来有所等待，并不是向时俗苟且迎合。临川曾子山，见识明达，气概刚劲，以名节磨砺自己。起初只任一命之尉，做铜梁县尉，却处处考虑事情之外的大局；虽然混杂在流俗之中，内心却清莹高洁。每当谈及当世利害，必定感慨引论，有爱护君主、援助百姓的心意。这难道不是所谓有所等待的人吗？品行在开始时树立，最终必然会充裕；真诚从言语中发出，最终必然会显现在事业上。我因此知道，子山将来一定能在当世有所建树。记 《利州修城记》皇祐四年冬天，蛮寇侵扰岭表，攻犯各郡，只有广州城坚固可以防守，攻打五十天也没有陷落。从此缙绅大夫向朝廷进言，说蜀地长久太平，武备渐渐废弛，城池应当修治，不应当任其废弃而不议论，于是诏令修治。这就是整修的大概情况。利州据守蜀地四通八达之处，古来号称控制要害；地势既像咽喉，又是藩屏，这样的形势谁能抵御？出任守臣的将领，掌握军队制度，统治边疆，朝廷设置此职的意义是长远的。城池毁坏却不顾，怎么能够履行职责？何况天子的明诏还在那里。郡守太原王侯，勤劳处理民政，总是遵循规矩；奉行诏令，恭敬整治，于是谋划修城。测量城墙周长，共一千五百余步，城内建筑总数一万三千余间。想要向百姓征赋，可是土地贫瘠、财力困窘，即使丰年也常常粮食艰难，再加重劳役，百姓肌肤将无以滋润。想要让士兵供役，但所能供给的役力很少，只会拖延岁月，不能彻底完成。于是向漕、刑二府请求，仰赖它们供给资财来完成工程。大家都认为天下的事情是一个整体，协商一致共同完成；谁能说这是损害权力、只顾自己处置呢？谁能说这是不懂得变通呢？何况修筑城池，并不是偏私一郡，难道应该坐视州郡的缺失而心安理得吗？于是集合其他州的剩余士卒一千人，运来廪粟数千斛，以周济这项工程。郡守王侯每天都到城上，以饮食慰劳众人，没有不受到勉励而奋起工作的。从甲午年仲冬到乙未年夏四月，新城建成了。看那城墙堡垒高高耸立，凭借山河作为辅助；用来控制要害则雄壮，居住防守则完固。这确实是扼守要地的便利。城池所产生的功效，可以叙述了。然而天下长久太平，即使是三王的政教，也必然会有弊端；如果不加救治、不加改革，百姓将依靠谁呢？那么，治理的利益固然有比修城更大的，放任不修的危害也固然有比不修城更大的。一定要等到警报出现以后才思考，并不是思考的根本。由此推及其他方面，功业哪里有尽头呢？《利州重建永安庙记》利州城东北角有一块空地，方圆几十步。庙宇的形貌和栋梁房屋已经倾圮，再也看不见了。每年春秋两季，郡里派官员祭祀那位神明。到了那里，只能在荆棘丛中摆设俎豆，行完献礼便结束事情，弃置而离开。考察图志，庙以“永安”为名。查求它创建的始末，不能完全得知；但仔细考察其名称，取自礼经中命令祭祀的说法，推究前世之所以奉为神明，难道不是因为其法足以救济时世、功劳足以保卫国家、能够抵御灾害祸患、给百姓留下利益吗？又难道不是因为丘陵川谷能够出云成风雨、显现怪异事物、资助万物生长吗？或者，是因为贤良官吏的美好政绩深入人心，死后仍使人不能忘怀吗？否则，谁能使庙宇祭祀流传千百年？即使血食祭祀几乎废止，美名仍然保存吗？嘉祐二年冬十月，郡守张侯遵循祭祀典礼，追念神明功烈，庄严塑像并修建庙屋。于是神灵得到安置，祭献有了位置；每年按时致祭，既不亵慢又很严肃。有客人经过后感叹说：“百姓承受神明的福佑而生存，神明对百姓有功。太守主管百姓的甘苦，务必使他们安宁地生活，所以追溯根本到神明，依礼奉祀，完备地保存百姓永久的福佑。太守对于百姓没有惭愧。神明享受太守的报答，又有什么惭愧呢！” 十二月五日。《重修成都西楼记》【原注：代吕公弼】嘉祐六年夏四月，我从延安前往成都任节制，到任后考察民风的弊病以及百姓所便利安适的事情，才知道蜀人性情柔顺、崇尚义理，容易用诚意感化；治理如果得到正确方法，他们都能乐于生活。于是我平心思考，约束自己再行动，事情无论大小，都务求合乎适宜，希望能够宣扬皇帝的恩泽，使百姓畅游其中，这样也就无愧了。不久，普遍获得大丰收，新粮旧粮相继充足，物价终于平稳；过去饥饿的人有的身体肥壮起来，从前寒冷的人有的身体暖和起来；田野农夫白天嬉游，市廛老人夜间娱乐，安乐和谐，不知从何而来，仿佛处在唐尧虞舜时代。这难道不是尧的仁慈、舜的圣明覆盖幽远之地，使众多百姓都得到福祉的结果吗？既然如此，奉行诏令，导引德惠，因百姓安居生活而与他们共同欢乐，也是牧守的职责。府署西楼创建已久，据藩镇高峻的形势，占据园林优美的地方；登临远望，可以尽览山川秀丽景色；燕居闲暇时登临高处，可以畅快享受清风明月。每年春天刚到，万物形态尤其奇异，红花鲜艳妍丽，水榭交相辉映，绿树茂密，亭台楼宇争相形成树荫；百姓来游，在楼下醉饮，实在是一方的壮观、四时的绝美景赏。可惜台基阶梯倾圮，梁柱斗拱腐朽弯曲，突然遇到一场风雨，恐怕就会剥落倾覆；如果对此不加修葺，大概不合于兴复旧物、修起废坏、使百姓喜悦而便利风俗的道理。然而议论的人认为兴建工程太过劳民，想要改建成防舍。我认为这座楼的修建也是西州的旧例，如果一天之间因毁坏便轻易改换，百姓会怎么说呢？于是筹办材料、聚集工役，依原址重新修建；不向百姓征赋，不耗费公家财物，不到一个月工程就完成了。看那高大的楼阁如山耸立，重重屋檐翚然飞起；上面空旷，下面宽广；内部明亮，外部雄壮；穹隆华丽，仿佛是上天设置的。落成后饮酒，我对同僚说：“从前齐宣王、梁惠王有园囿台沼的胜景，却不与百姓共同享有，孟子讥刺他们。如今承平日久，远方没有其他忧患，百姓安乐和悦，知道乐于生活的趣味；我幸而守土，如果不违背他们的愿望，那么这项工程大概不会受到孟子的讥刺了。”于是写成这篇记。

译《集真观记》道教方术与我们儒家在中国并驾争驰，经历千百年，源流深长，传播广远，徒众日益增多，气势日益壮大。从国都、郡邑直到乡里、党巷的聚落，大都设置庙宇来举行祭祀。学习六经的人认为它背离并脱离我们的教化，主张扫荡它，说话和行动都能勇敢有力。至于他们信仰坚定虔诚、尊奉迫切深厚的一面，反而使我们感到惭愧。沿郡城向南走，靠近江流向东，田地平坦而土壤肥沃，园林争奇斗秀、彼此成荫；旧日遗址和荆棘之间，屹立着的就是集真老子祠。唐天宝年间，因金星、玉芝的祥瑞，开始下令创建，匾额题为“真符”。宋朝祥符六年，又赐予现在的额名。前任府尹宋公让青城山道士黄方中居住其中。府中百姓句希广拿出许多缗钱加以修缮，于是增高门屋，修建两翼廊庑和序列房屋，庄严神位，开辟坛场，厌弃俭陋和奢侈，获得了虚寂清净的胜境。天宝距治平已经超过三百年，治乱无常，兵戈时起，百姓房舍和官府屋宇多有如山谷变迁般的毁坏，唯独这座仙祠虽曾倾圮却没有毁坏。后来居住其中的人，自然能够将它修整完好。只有仲尼的德行覆盖四海，功义等同社稷，享受血食祭祀而无愧；从天子到百姓，都有面向北方尊敬奉事他的礼仪，载于祭祀典章，实在不可忽视。然而州县的庙宇，倾倒败坏而不修屋顶的，十处常有二三处。庆历年间，诏令天下兴办学校，众多士人纷纷向学，熟悉弦歌诵读的地方。没有多久，议论者意见分歧，学校又废弃了。难道我们儒家信仰、向慕、尊崇、奉行自己的道术，不如那些道徒坚定虔诚、迫切深厚吗？还是祸福的道理近在眼前，容易明白；仁义的功效长远，难以察知呢？记述集真观的事情，可以对此详细说明。治平元年二月二日。《净德集》卷十三 钦定《四库全书》《净德集》卷十四 宋代吕陶撰 记 《巡抚谢公画像记》真宗景德三年夏四月，西南方出现大星，占卜者说应验在蜀地分野。真宗忧惧动心，认为蜀地远离朝廷，百姓疾苦尤其难以知道；上天出现异常天象，可畏惧而不能忽视，应当选择熟悉世务的贤能朝臣前往安抚百姓。于是谢公以屯田员外郎巡抚利益，又诏令他与同九河张公咏商议鼓铸的利弊，于是考察铁价，制定轻重适中的钱币，物价估定公平，众人都很便利。当时正值寇乱之后，各种弊病纷纷产生，地方风俗凋敝困顿，只有九河公和谢公共同谋议，制定法令，使百姓安全、宽舒、休息，极尽统治的要领，使他们的世世代代子孙能够依靠这些制度生活。因此张公治理蜀地在天下最为突出，实在也是谢公有所辅助。后来谢公举荐部内官吏数十人，执政者因人数过多而怀疑；谢公请求与他们连坐，希望一定能够采用，于是从此奉使举荐官吏都实行连坐，谢公所举荐的人大半都在当时有所建树。成都旧日风俗，凡有使者来到，都把他的画像绘在天庆观仙游阁中。谢公去世后六十四年，他的孙子司封郎中景初师厚奉按察刑狱之命来到这里，所以也把谢公的画像绘在墙上，用来推崇先人的德行，使蜀人永远瞻仰。何况真宗皇帝承接天下极盛的太平，恩德深厚及于百姓骨髓，凡跂行喙息的生物没有不欣喜拥戴；然而一旦星变出现，仍然恐惧警戒，以蜀地为忧，分别命令贤能大臣审察研究时政弊病，这难道不是奉承天意、爱护百姓的心意吗？谢公纯正诚实而有远大谋略，深深体察皇上的心意，施政安排有根本，期望达到安定平静，难道不是推己及人、救济万物的义行吗？敬天爱民，是圣明君主的美德；推己济物，是贤能大臣的职责。王道兴起，没有比这更优先的；君臣双方都得到应有的成效，恩惠施及远方，确实可以昭示后世，作为永久的大范。谢公名涛，字济之，官至太子宾客，封陈留伯，去世后因儿子绛任知制诰，追赠礼部尚书。至于他出仕退处的始末、功勋功烈的前后，范文正公的碑、欧阳公的志、尹师鲁的行状都已详载，这篇只是他治理蜀地的一端。师厚是儒者，懂得治理的体要，风采气概洒落不凡，有救济世人的志向。当时正要改建工程以使百姓受福，但有人忘记了义利的区别，师厚多次上疏列举其不可，无愧于继承祖先事业。熙宁四年五月二十日。

译《府学经史阁落成记》蜀地学术足以冠绝天下、流传无穷的事物有三项：第一是文翁的石室，第二是周公的礼殿，第三是石壁上的九经。自从周道衰落，乡校毁废，经历秦代暴政，直到汉景帝、汉武帝年间，典章制度和风俗教化才逐渐恢复讲求。当时文翁任蜀郡守，在市中兴办学校，减少府中用度来供给博士，派遣诸生到京师求学，招募子弟免除徭役，后来又让他们补任小吏，有时带他们巡行各县，百姓因此受到劝勉，几乎可以和齐鲁相比。从此郡国都建立学校，实在是文翁倡导的；所谓石室便保存下来。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动荡，兵火接连，灾祸波及学校，弦歌诵读寂静断绝，儒学风俗不振。兴平年间，郡将陈留高眹修缮旧址、补救废坏，建造庙堂，规模宏伟，面貌焕然一新，所谓礼殿便出现了。到了五代乱世，疆土分裂，孟氏暂且拥有剑南，各项制度草创，却仍能把《易》《诗》《书》《春秋》《周礼》《礼记》刻在石上，以资助学者。我国皇祐年间，枢密直学士京兆田公重视文教，又附刻《仪礼》《公羊传》《谷梁传》，所谓九经于是齐备。从汉景帝末年到今天，共经历十六代、一千二百四十多年，社会崩离、制度变革，理势没有恒常不变；然而这三件盛事，没有改变原来的面貌。因此说它们冠绝天下而流传无穷，并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考察事实后作出的评议。至于经史阁落成，台基形势高大，栋宇雄伟深邃，从上面俯视众屋；其他房屋不是狭小就是简陋，只有这里聚藏万卷书籍，珍重保存其中。这也近似那三件盛事，可以流传千百年而不能轻易废弃吧？龙图阁直学士濮阳吴公因经史阁落成，邀请幕府僚佐、蜀地士大夫以及讲师弟子共若干人，饮酒为它落成庆祝。德风洋溢，颂声欢快，传播于一方，仿佛阙里弟子聚集在雩坛之下，歌咏先王的道德而归向圣门；又仿佛鲁侯来到泮水之上，国人看见他的车旗和鸾铃而欣喜，观察他的容色言语，产生感恩向化之意。唉，这是多么盛大啊！吴公纯诚好善，治理有根本和次序，所到之处都把劝学放在首位；见到一个士人可以谈论大道，便不断诱导提拔，唯恐来不及。这正是《诗经》所说能够长久培育人才、使天下喜乐的人。我因此推明吴公的义理而说这些话。治理性情、修养自身，直到治理国家天下，大概都以仁义为根本；其中道理最完整的在经书里，古人怎样注措施行，正邪纯驳，以及百姓生存的幸与不幸，其事迹最明显地记载在史书中。世上的学者不要以背诵数量为能，而应大体履行经书所说的话；不要竞相追求见闻广博，而应谨慎选择其中正确的内容。这样才算有所收获，也差不多可以称为善于学习吧？当初，经史阁的营建，都是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霁谋划的。王君修养清洁而有文才，曾经主持吴兴郡学，把那里的规章带来，传授给诸位学生，并不只是施行于经史阁。时为熙宁四年十二月一日。《成都新建备武堂记》安危、治乱的变化，难道不是很难说清吗？人的性情往往习惯于常规旧例，舍弃先机而招致后患，这种情况实在很多。如今朝廷所说的外部忧患，没有比西北更严重的了。因此，秦、晋、赵、魏都长期蓄养精锐部队以供使用，把整顿军队、加强武备放在政务首位，而天下的形势也因此把它看得最为重要。所谓轻重，是天下形势的不同状态，也是安危治乱由此产生的根源。形势一旦转易而没有防备，就是变乱发生的条件。汉朝衰败时，冀州的军队兴起；唐朝末年，桂林的戍军叛乱。祸患纠结而不能解开，最终导致灭亡。前人的旧路和往日的鉴戒，足以使人警醒。议论者知道三路的重要，却不知道蜀地也不可轻视，难道是善于谋划吗？蜀地四面，绵延数千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财货日益繁盛，财利、贡赋总计天下三分之一。官府把它看作外府，北面依靠剑阁，险峻绝伦，天下无比；东面连接獞獠，盘踞聚集，深险坚固。西南都是蛮诏，自古以来就强悍刚烈。唐天宝以后，蜀地曾与吐蕃合力，以二十万军队分三路入侵，又曾驻扎在成都西郊，大肆掠夺数万汉人。至于南方，如果其王政衰败，奸雄豪强便凭借险要自保，有的七八十年不向中原缴纳赋税。我朝统一天下以后，以恩德怀柔、以威势控制，都有深远的用意。淳化年间，官吏在上位者面前蒙蔽视听，恩泽壅塞而不能流通，整顿治理的制度已经毁坏。民心怀有危惧，盗贼乘机而起。从甲午年到庚子年七年之间，三次动乱都是狂徒一声呼喊，各地便如回声一般群起响应。今天攻取某州，明天陷落某县，所向披靡，哪里只是像卷起席子那样容易？戴白发的父老，往往还在讲述当时的情形，听到的人无不为之寒心。既然如此，戎备和军政怎么敢有一天废弃呢？龙图、濮阳吴公开设府署时，统率士兵如同治理百姓，条例教令详尽明白。凡是居处、饮食等供给，以及服役任事的劳逸，都先行妥善安排，使他们专心一意。于是他在府门右侧测量地势，修建备武堂，用来讲习军法、训练军队。每天操练，每月演习，全都有固定的法令；多次巡视、反复检阅，随后还举行犒劳。金声响起，鼓乐奏鸣，士兵的勇气倍增；万人在旁观看，声势震动耳目。这实在是镇守地方的重要事务，也是百姓风俗所深受其利的事情。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后，想撤除州郡军队以求长久安定；虽然山涛、卢钦竭力陈述治国根本，认为这样不对，也没有被采纳。到了永宁以后，盗寇祸乱相继而起，郡国没有防备，便不能制止。唐穆宗初年，两河已经平定，萧俛、段文昌认为武力不可滥用，于是议论销毁兵器、裁减军队。等到燕赵发生动乱，才开始招募市井之人作战，结果又丧失了河朔。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根本不懂得形势变化，撤除了根本，只图眼前的成效而忘记长远的谋划，怎么能够成就治理天下的大事呢？蜀地七十三年没有发生祸乱，议论者安然自得，并不觉得奇怪。百姓还沉溺于嬉游欢乐，厌恶听到战争的消息。吴公一旦作长远深思，考虑到这件事，不只是为蜀地谋划，也是为朝廷谋划。起初百姓厌恶军队，认为吴公这样做是懦夫行为，浅陋之士也跟着散布议论。时间久了，他们便说：‘我们将要依靠它来获得安定。’那些议论者也惭愧后悔，不敢再非议。《易经》说，君子因此修治兵器，以防备意外。兵法不是依靠敌人不来，而是依靠我们有办法等待并应对敌人。这大概就是吴公的用意吧？况且鲁国有整治军备的制度，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孔子编次记录下来，附在圣王的言论之后。《春秋》记载整治军队、大规模阅兵，虽然用义理来裁定文辞，其中还包含深奥的训诫，大概也是把它当作国家大事，谨慎地兴办工程。备武堂建成，我怎敢不依次叙述它的始末及建成的年月呢？熙宁五年三月一日。

译《薛文恭公尚书真像记》我曾经考察西汉兴起的情形：汉高祖勤勉于开创基业，谋臣猛将乘时而起，共同经营，终于达到靖康，功业成就、事业成功，都享有封爵。他们君臣之间恩义深厚，于是把功臣的职位显著地列在朝廷，把名籍收藏在宗庙，用山河带砺来表示永远不变，以盟誓来申明信用，希望延续千百年而不至断绝。起初难道不是盛大吗？到了二三代以后，有的逐渐衰败，甚至被削除封国、丧失姓氏，严重的竟然沦为佣工和保役。为什么事物盛衰无常，总是这样呢？还是因为他们的后代不能继承守护祖先的功业，因而毁坏湮没了呢？长久思考堂构、灾害与收获的道理，实在应当令人寒心。宋朝有一位德行厚重的君子，尚书薛文恭公，名讳某，字某，世代是华阳人。太平兴国年间考中进士，便居住在某郡。到景祐某年，死于任上，历事三位圣主，始终有大节操，出入朝廷内外，声望事迹盛美可观。事迹记载在国史中，确实足以显扬光耀。获得录用的诸孙共有若干人，西京左藏库使某就是其中之一。我任刑部总兵，在蜀地留居五年，想询问族祖的坟墓所在，前去展拜，却因陵谷变迁，最终不能辨认。想询问族属和街巷中的旧人，与他们亲自接触，却因彼此离散、音讯阻隔，也没有能够知道的。大概是因为在四方做官，年代久远，而彼此感情又没有相通的缘故。我平日常有感慨，常常怀念故乡。于是把薛公的真像绘在玉局观西室，希望用来荣耀乡里的观瞻，也安慰士林中的思念。他尊重先人、重视根本的心意，也真是勤勉了吧？蜀地距离朝廷最远，却有很多贤士大夫，有的凭忠义立身，有的以文章著称，有的以操行闻名。大概自汉代以来，世世代代常有这样的人。薛公生逢盛世，能够凭道德官至八座，而子孙又能够承受他的遗泽，把余下的美善保有下来，使爵位更加繁盛昌盛。他们不但没有使祖先的功业衰落，而且足以用来夸耀我蜀地的事迹；向前追视古人，也都没有什么惭愧的。对国家来说，他是著名大臣；对乡里来说，他是先贤先生；在世时留下长远事业，死后留下重大声名。这正是后辈仰望并奉为楷模的人。我听闻薛公的风范，便用来警戒激励自己；又接到左藏君的请求，所以依从他而写下这篇记。熙宁五年十一月五日。《蜀州新堰记》熙宁七年冬十二月初一，唐安新堰建成，用来扩大百姓的利益。岷山旁边，三条水流汇合向北流，到达郡城东角，与大江相遇，水势湍急冲激；水流又分成五股，霖雨洪涝间或发生，横冲山岭而漫溢，水势高时淹没丘陵坟墓，水势低时漂走田地房屋。停留的人担心被淹，行走的人苦于泥泞。江水的旧河道日渐渗漏、干涸，剩余的水利被弃置，不能灌溉远处，长久干裂的田地所种庄稼常常全部枯死，大概已有八九年了。渠江人黎希声担任郡守后，深入考察隐蔽的弊病，特别留意此事，思考如何加以防护。他想征用士兵来出力，却没有多余的士卒；想从粮仓支出粮食供给，却没有剩余粮食；想加重百姓负担来兴办大工程，又一向不忍心这样做。当时旱灾十分严重，谷价昂贵，流离迁徙的人充满道路，都依靠官府救济；而壮丁仅有三千人，早晚给他们吃饱，便可以让他们承担工程。新津的老人陈汝玉也把事情的始末写成状文献上，于是按地势测量水流冲击之处，布置巨大的水闸，修筑导流设施，使水流归入旧有的河道，顺着水源向下疏导，大患自然消除了。从初秋八月开始，到这时工程完成，共灌溉田地三万九千亩，附近百姓得以安居、获得粮食的约有五千家，所带来的利益也很广了。如果能够按时修治，长久保持完固，即使遇到旱灾水灾的年份，也希望不至于失去灌溉之利。我曾经考察过关于水利兴废利害的议论，因为百姓的幸福与不幸都系于此，君子一定要审慎考察以后才行动。大体说来，应当顺应事物的自然，依从百姓的愿望，不夸耀妄自揣度的聪明，不计较眼前的功效；这样，兴办事情就会简易而能使百姓受益，长远而且利益深厚。如果自以为是，挖空心思、粉饰技巧，违背天理、反逆事物本性，只求速成以便一时邀功取宠，却不考虑百姓的困苦忧患，那种人哪里值得同他谈论利害呢？西南虽然号称沃土，但各种赋税都从农民身上征收，农夫日夜辛劳，春夏秋三时仍常有饥色；有百亩田地的人家被登记在上等户籍中，歉收之年却有时也免不了饥饿。唯有沟渠堤堰的事务，对政务最为紧要；上面的人如果放置不管、不加议论，就不是抚恤恩惠百姓的办法。黎希声是儒者，通晓经术，以忠厚治理政务，首先关心百姓的水利，所以施政能够如此。从前汉代的循吏，都以和乐平易、仁德爱民为根本，救济时世、惠及万物，令人敬畏而足以称道。像召翁卿治理南阳、王仲通治理芍陂，前代史书赞美他们的风迹，著为后世的规范；那么唐安新堰，难道可以略过而不记述吗？八年四月五日。《文与可画墨竹枯木记》君子的智慧，如果思考能够超过常人，那么事情无论大小，都足以取得高明的成就；这就是众人不断尊敬、喜爱、钦佩、重视他的原因。绘画之中有一种摹拟形象、在笔墨之间表现出来的技艺，如果达到极致，就能近处表现群物的情态，远处参照自然造化的功力。自古以来的贤人俊士往往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正是因为能取得这种效果吧？文与可对于水墨竹子和枯木的绘画，世上那些爱好此道的人都知道并且珍重。子瞻曾说他完全掌握了其中的道理，确实不是妄言。近年以来，文与可在成都为嘉祐长老纪师的方丈画了这两种东西，纪师把它们当作珍宝来夸示，知晓此道的人便把它看作西州僧舍中的一件胜事。文与可在文馆任职二十年，他的才能本可得到重大任用；如今将要老了，却还恭谨谦下地处在小州，胸中的才能和积蓄从未稍稍显露，仕途通塞、人生荣枯，没有一丝一毫放在心上。在名教所给予的最大快乐之外，偶尔画一两幅墨竹枯木，来寄托幽深的情怀和高远的意趣，真可说是纯粹清静的君子。难道他只是在笔墨之间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吗？了解他的人说到的是他的大处，不了解他的人只说到他的小处；了解与不了解，对于文与可又有什么损益呢？这些话可以同高明通达的人说，却不能同鄙陋昏暗的人讲。熙宁八年六月十日记。

译《圣兴寺僧文爽寿塔记》僧人文爽来见我，对我说：‘文爽的祖先居住在济南，姓朱。我年轻时离开父母，来到成都学习佛道，在圣兴寺得到蕴中法师的教导并向他行礼。恰逢真宗皇帝的吴国长公主成为报慈正觉大师，以普遍恩典削发出家。到现在已经六十九年了。我从孩童时读佛经，到列入僧籍、登上讲座担任主持、任赞忏长、在戒坛中居副职，穿紫衣、着方袍，没有一样不是得到的。如今活到八十岁，又还有什么作为呢？只愿默默澄静，每天等待生命终结。有个人替我在西郊挖一处墓穴，将来把骨灰藏在那里，称作寿塔；谨请您写文来记述这件事。’我私下听先父说：‘师父字鉴之，同我相交最早，我知道他的为人有戒律操守，通晓佛教经典，终日讲演，足足有五十年。到戒坛受戒的，不下千人。他曾经捐出囊中钱财，修整净寺的门墙，寻求能够利益众人的事情。天章待制李公为此事作过记。虽然年老，意气却一点也没有衰退。’我先前遭遇母亲丧事，多次举行水陆大法会，希望借此享受佛法福报。师父夜里诵念真谛，连续不断直到天明，声音韵律悠远畅达，胜过壮年男子。大概是因为他曾把各部经典所记载的佛语汇总记录下来，所以内容很多而没有遗漏。可悲啊！世上的妄人，被利欲牵引，在堕落的道路上奔驰冲撞，厌恶储藏过错来使自己膨胀滋长，摧毁天赋的和气，投入污秽的罪境，却不知道自己的神魂早已丧失很久，仍然早晚忧惧不安，总担心浮在外表的身体容易毁坏。像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知道佛教所说的死生其实很近而且容易超越，竟有往来于彼此之间的道理呢？虽然如此，凭师父轻清愉悦的性情，不夸耀才能，不役使心智，也还不能以寿命长短来限定他。又说：‘仲倪、仲昻都是贤士，昙士一人，共五人，确实会继承他的事业。’元丰戊午年季秋初一日。《眉州醴泉寺善庆堂记》士君子年轻时从政，年老后辞去职务，离开仕途的劳苦，前往山林泉石之间享受闲适，能够健康安宁、长寿高龄，自在地享有一生一世来去进退的全过程，本来就已经高于常人了。至于子孙都能立身成才，继而光大他的事业，那就尤其值得称道了。我同乡的秘书监程公，历任官职、承担差遣共四十年，风范事迹令人敬畏，德惠留在百姓心中。等到他年老时，获准退休归乡，高堂广厦足以供奉起居安适，芳亭茂榭足以满足吟咏观赏的乐趣，安车轻盖足以便利游览交往的兴致，道衣野服足以增添萧散闲适的意味。凡是尘世的污秽和罗网，以及深可厌恶的事情，没有一丝一毫能够牵累他的心怀。宾客来到门前，他便置酒高会，畅快谈论、大声欢笑，就像年轻壮盛时一样，常常直到日暮夜深还不愿让宾客离去。他有五个儿子，其中四人做官；另一个又因才能受到任用，仕途也很显达。这种退休生活的美好、家业继承的兴盛，都值得称道，不仅如此，还有一件可以记述的事。程公曾想到二弟泳之去世，而他的俸禄官秩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于是把一个儿子的恩荫施及他的侄子；因此程公的小儿子还没有做官，泳之的儿子已经担任大理寺丞。这样，兄弟之间的义气和情谊深厚，古人也无可相比，难怪他受到乡亲们的爱戴并被推尊。郡城西面有一座醴泉寺，程公的祖先确实葬在它旁边；每逢岁时祭扫，他一定在那里停留休息。寺前荆棘杂草丛生，房屋破败简陋，程公出力把它修整完好。僧人绍良深知程公的德行，于是建造新堂，绘制程公以及六位做官的子孙的画像，尊敬供奉；又追溯到程公祖先以来积累深厚的原因，把这座堂称为善庆，并且空出西墙等待后来的贤者。程氏家族，实在兴盛啊！古人中有父子都官至公卿的，兄弟同时担任二千石官职的，前代史书都记录为美事，后世也借此作为美谈。考察古今，确实很值得崇尚。程公官至三品，年已八十，是古代所说的乡老。新堂落成时，必定要饮酒庆贺；子孙列侍在旁，爱戴程公而来祝贺的乡人，有的按爵位，有的按年龄，在前面排列座次，起身拿酒杯，罗列拜礼为他祝寿。宾主共同举起酒杯，彼此交错敬酒；庭院中奏起音乐，酒席上的进酒不再拘泥次序。老人得以尽情欢乐，年轻人不敢忘记恭敬。一席之间，只有喜悦和安乐，没有懈怠傲慢，从这里看，难道也是乡饮酒礼遗留下来的风气吗？我与程公是同郡人，因欣喜程公新堂落成，于是得以同众宾客一道，在末席举杯献酒。程公后来扶杖走了出去，我怎么能不感到心中遗憾呢？能够把这件事写下来，我不敢推辞。元丰元年十月初一日。《净德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净德集》卷十五 宋代吕陶撰 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