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三 《咸平集》　别集类第二【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咸平集》三十卷，为宋代田锡所撰。田锡另有《奏议》，已经著录。考察可知，《奏议》是明代安磐所辑，其中文章已经全部收入这部集子。然而《宋史·艺文志》记载田锡《奏议》二卷，《文献通考》记载田锡《咸平集》五十卷。此本收《奏议》一卷、书三卷、赋五卷、论三卷、箴铭二卷、诗六卷、颂策笏记表状七卷、制考词三卷。把《奏议》和诗文合编为一书，只有三十卷，可见也是后人重新辑录的本子，并非旧本。田锡常常仰慕魏征、李绛的为人，把向君主进献意见视为自己的责任。《国老谈苑》记载：太宗到龙图阁阅览书籍，指着西北书架上一只漆画箱子——那是他亲自题署并加锁的——对学士陈尧叟说：“这是田锡的奏疏。”太宗悲伤了很久。由此可知，当时已经很重视田锡的言论。所以他去世后，范仲淹为他撰写墓志，司马光为他撰写神道碑，苏轼为他的《奏议》作序，也把他比作贾谊；为他执笔的，都是天下伟大的人物。这样，田锡一生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他的诗文只是余事，但也自有典范。文章气势明朗磊落，正如他的为人，当然不是那些卑污软弱的人所能仿佛的。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恭敬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咸平集》原序 已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的奏议十篇。唉！田公，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他把要说的话全部说出而毫不避讳，大概从敌对者以下，听到这些话的人都有不能承受的，更何况君主呢？因此我由此知道二宗是圣明的。自太平兴国以来直到咸平，可以说天下大治，是千年难遇的时代了。然而田公的言论，常常像是有不可预料的忧患近在朝夕，这是为什么呢？古代的君子，一定在天下太平时忧虑，在君主圣明时戒惧。圣明君主有超越常人的资质，而太平时代没有值得畏惧的防备。有超凡资质，君主就一定会轻视臣下；没有值得畏惧的防备，君主就一定会轻慢百姓。这正是君子最为恐惧的事。当汉文帝时，刑罚搁置不用，战争也没有发生，而贾谊却说：‘天下有值得长叹的事，有值得流泪的事，有值得痛哭的事。’后世并不因此贬低汉文帝，也不因此特别责怪贾谊。由此看来，君子在太平时代忧虑、在圣明君主面前戒惧，按理就应当如此。贾谊虽然没有得到任用，但他所说的事情大略已经施行；不幸早逝，功业没有在当时显现。然而贾谊曾建议，让诸侯王的子孙依次各自接受分封的土地，汉文帝来不及采用，历经汉景帝直到汉武帝，主父偃把它实行了，汉朝因此安定。如今田公的意见，十条中还没有采用五六条。怎么知道后世不会有像主父偃这样的人，把它们提出并实行呢？希望把这部书广泛流传于世，一定会有与田公意见相合的人。这也是忠臣孝子的心愿。苏轼撰

译田司徒墓志铭 公名锡，字表圣，世代是京兆人。唐朝德运衰微时，迁家到蜀地。从前周武王把舜的后代封在陈，春秋时公子完逃往齐国，子孙于是兴盛起来，因食邑在田地而以田为姓。后来有田穰苴任将军，有田千秋任丞相，这可以说是著名的了。高祖田易，曾祖田诚，都是隐居的君子，文章有才而不显耀。父亲田懿，因公显贵，屡次追赠为尚书左司郎中。郎中善于在家教子，曾告诫公说：“你读圣人的书，学习圣人的道，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二十年后可以出仕从政了。”公恭敬地接受教诲，勤勉不懈，广泛通晓群书。他向东游历长安，与昌黎韩丕又一同居住在骊山白鹿观，数年之间器识志业大有成就。经王府荐举，在京城有了声望。太宗皇帝亲自策试天下进士，提拔公为第二名。当时是太平兴国三年秋天。脱去布衣，授任将作监丞，通判宣城郡；召回后改任著作郎，不久授任右拾遗，直史馆，赐五品服。出任河北转运使，改任知相州，就地授任左补阙，调任桐庐郡，升任起居舍人，回朝后判登闻院。不久以本官身份任知制诰，升任兵部员外郎，充任职事；因直言进谏改任户部郎中。出任淮阳太守，因为扣留案件的诽谤，降为海州团练副使。起任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调任户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升任吏部郎中，判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赐金紫服。请求出任海陵郡长官，回朝后仍兼任侍御史知杂，授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咸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私第去世，享年六十四岁。公从平民时就有意于教化风俗，曾上书朝廷，请求恢复乡饮礼，又请求修行籍田礼。等到在朝廷任职，凡是知道的没有不说的。太宗初年，已经攻取太原，进攻范阳尚未攻下，皇帝发怒，没有奖赏平定晋地的功劳，朝廷内外喧然，而没有人敢说话，只有公上书论谏，理由深刻，情意恳切。皇帝受到感动而醒悟，发下玺书褒奖答复，赐内库钱五十万。僚友对公说：“今天的事情已经解决了，应当稍微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猜忌。”公说：“侍奉君主的诚心，只怕不能竭尽，何况这种性情是上天赋予我的，难道一项赏赐就能改变吗？”在河朔以及相州时，多次上章论述边防事务。到了桐庐郡，吴越之地归入朝廷不久，人们阻隔于礼教之外，距离礼教还很遥远。公到任后便修建孔子庙，教人学习诗书，天子赐给九经来帮助他。从此以后，睦州人中举为孝廉秀才、登上士绅之列的接连不断。在郡中听说宫禁发生火灾，便上章极力进言，皇上嘉奖他。等到回朝，皇帝对他的眷顾更加优厚。适逢干明节，馆阁中大多进献歌诗，皇帝唯独喜爱公的辞章，于是依照韵脚唱和赐诗，并命宰相宣示下发。公又上封禅书，说五代之乱时，人如豺虎，没想到还能重新看见太平，应当崇尚封禅刻玉的礼仪，以答谢上天的意旨。公在中书省，正遇京畿大旱，祈祷祭祀都没有应验，于是抗言直陈，切合时政，因此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年，出使秦陇回来，上三章说陕西数十州苦于灵夏战事，朝廷因此忧戚。出任海陵之初，以星象显示变异为由，上表请求下诏责躬，奉行上天的警诫。真宗皇帝嘉许他的心意，多次召他到便殿对答；等他出行，又派中使慰问安抚，并加以恩宠赏赐。于是翰林学士承旨宋白举荐公为贤良方正，以符合天下人的期望。有一天召见对答很久，公又说：‘陛下把帝王之道放在心上，臣请求采集经史中切合治国根本的内容，上呈供圣上阅览。’皇帝深以为然，于是整理后进呈。诏书答道：‘卿能够阐发清静的风气，叙述治乱兴亡的根本，准备好供朕观览借鉴警戒，朕心顿时豁然开朗。’ 他所撰写的三十编，都隐去篇目。公侍奉两朝，从右拾遗、补阙历任御史直到谏议大夫，前后奏章共有五十一篇。他曾对几个儿子说：‘我每次谈论国家大事，天子听取采纳，这是臣子的幸运；如果不采纳，灾祸将要到来，这也是我的本分。’临终时，他留下遗表陈述使国家安定而不忘危险的心意，家里人事先并不知道。天子悲痛，命中使前往赙赠，并下诏深切哀悼，追赠尚书工部侍郎。两个儿子改任大理评事，持节护送灵柩，同时发给月俸，哀荣的礼遇可以说达到极点了。后来因两个儿子入朝任职，多次追赠为兵部尚书。宝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与夫人合葬于泗州临淮县归化乡重岗原，这是合乎礼制的。公先娶杨氏，后娶奚氏，封江陵县君，能够遵循法度来配为君子的夫人。长子名庆远，如今任驾部员外郎；次子名庆余，如今任比部郎中，二人都能继承父亲的事业，在各地有善政。女儿三人，长女嫁王氏，次女嫁庞氏，小女嫁张氏，都以妇德著称。公行动一定依据礼，言语一定依据法，贤者和不肖者都敬畏服从他。离家出仕二十年，从未到权贵门下奔走；在被贬斥废弃时，乐于保持自己的本心，安然自若。他著成文章三十卷，题名为《咸平集》，流传于世。评论者说：‘在大禹时代，皋陶陈述他的谋略；在商汤、周武王时代，伊尹、周公为他们作训诰。因此，教化和纲纪没有比三代更盛的，而子孙拥有天下都达数百年。秦朝毁灭诗书，这种风气没有得到继承；到了西汉，有了贾谊、董仲舒，他们的言论可以追及先王的功业，却不能实行，使后世的君王不再产生恢复三代盛治的心愿，这是从汉代开始的。皇宋平定天下，太宗锐意追求太平。真宗初年，又亲自选拔俊杰，像田公这些人一起受到奖用。可惜没有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干，难道是上天的心意格外厚待古人吗？仲淹早已听闻田公的高尚风范，却始终没有机会到他门下交游。如今驾部郎为先君整理旧业，从江外向我索取文章，仲淹不敢推辞，约略整理而作。又采集旧日老人的话而作铭说：‘唉！田公是天下正直的人。他的言论极其危切，命运极其奇特。竭尽心力而不疑惑，终身坚持而不违背。唉！贤明啊！我却不能见到他。’范仲淹撰

译田司徒神道碑碑阴 我从开始求学时起，尚未成年，就听说已故谏议大夫田公在真宗即位之初，皇帝正急切求治，他考察古道作为鉴戒，每日有进献，每月有纳谏，以辅佐成就咸平盛世的隆盛政治，内心私下仰慕，想象他的为人。熙宁年间，我才认识田公的曾孙偃师府衍，于是就向他求看田公的遗文。十多年后，我任武胜军节度推官、知沈丘县事，他把田公文集和墓志给我看，并命我为他撰写神道碑。那篇墓志是已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所作。范公是大贤，他的话当然没有丝毫苟且。如今他的铭文说：‘唉，田公是天下正直的人。即使别的人竭尽仰慕之心，歌颂田公的美德，写上千万句话，又有超过这篇铭文的吗？’我对于范公实在无法相比；范公遗憾不能见到田公，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我不仅愚昧浅陋、不学无术，而且已经很久不替人作碑铭，不敢接受您的命令。然而我常常感到奇怪，世人评论祖父、父亲的德业，墓穴中的铭文、道路旁的碑刻，一定要让两个人来写。既然他们所写的是同一人的德业，铭和碑有什么不同？哪里比得上刻下大贤的言论，既放入墓穴，又树立在道路旁，这样取信于永久，难道不是毫无疑问吗？希望您仔细考虑，如果或许可以接受我的冒昧请求，就把这段话附刻在碑阴末尾。司马光撰 钦定《四库全书》《咸平集》卷一　宋　田锡撰　奏议 上给太宗、应诏论火灾 雍熙元年六月，诏书说：‘朕因为才智不敏锐、不明达，托身于亿兆百姓之上，早晚恭敬戒惧，不敢懈怠荒废。依赖九庙积储的祥瑞，上天降下佑助，各项事务大致得到治理。到现在已经九年了，可是几天前，在迅雷之中，烈火突然发生，已经蔓延到正殿，大概是上天对朕自身表示谴责。朕恐惧震惊，没有时间安宁居处。上天发出警戒，一定有原因，难道不是刑罚和赏赐有所失当，处置安排有所不妥吗？或者是近臣蒙蔽隔绝，使民情壅塞不通；赋税征调还没有做到均平，贤能之人有很多被埋没阻滞。如果其中有一项存在，就是败坏政治纲常。朕心中警惕，想听到自己的过失。内外群臣等，应当各自竭尽忠诚恳切之意，共同陈述正直的意见，一定要做到毫不隐瞒。朕将亲自阅览。’ 臣伏想，臣的才智谋略赶不上古人，职位又忝居谏省，怎敢不常常思考如何补益报答，以回答陛下的美好政治。六年九月十三日，臣到阁门上书，冒死陈述政事。陛下于是下御札，命臣入直谏院，又下敕书奖励臣敢于进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臣再次上奏疏，递入后却不知道是否送达；至于已经送达还是没有送达，直言虽然求得采用，却不知道是否实行。今天陛下有所依据，正想听到至理之言；有所作为，正迫切等待直谏，能够归罪自身、警戒自己，修养德行而更加更新。臣认为责任在近臣，而不在圣上；过错在臣下，而不在陛下。近日陛下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事情，是因为制敕施行时有不恰当之处，却没有人封还驳正，这是给事中的过错。给事中如果任用得人，制敕又允许他们封还驳正，那么所下的敕令没有不恰当的，所施行的事情没有不精当的。事情没有不精当，就可以垂为典常；敕令没有不恰当，就可以编成格式。哪里会有早晨下令晚上更改的弊病？哪里会有不精当、不恰当的忧患？臣又看见陛下有舍近求远的事情，是因为言语行动所作所为不合最高的道理，却没有人敢于谏诤，这是左右拾遗、补阙的过错。如今拾遗、补阙是侍从之臣，却不能在陛下左右；职责本来应当对政事提出可否，却没有上呈封章。从此国家举办事情有不合时宜的，拾遗、补阙不敢进谏；朝廷法令有不合道理的，拾遗、补阙不敢进言。再加上太平日久，天下混同统一，陛下认为太平是自然获得的，近臣又借此使陛下以功业自矜，日月推移，渐渐成为圣上的习